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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校精準扶貧調研報告
一、調查村基本情況
(一)地理位置
毛埡村地處臨江鎮的中南部,距離鎮政府15公里。東鄰河口和黃山村、西接石泉和新壩村,南鄰南門鎮龍頭和雙白村,南靠河口和復楊村。境內基本上是高山區,地勢南高北低,最低海拔480米,最高海拔1208米。毛埡村國土面積14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891畝,其中水田799畝,旱地1092畝。地下水和礦產資源蘊藏較為豐富,水質好、無污染,有可開發潛力泉眼3處。林地面積10086畝,森林覆蓋率81%,生物多樣性突出,植物種類豐富。
(二)社會現狀
截至2014年,毛埡村現有建檔立卡戶82戶339人,其中:因學35戶148人;因病有21戶75人;因災2戶8人;因殘2戶8人;缺技術16戶73人;缺勞力3戶13人;缺資金3戶14人。為了鎖定精準目標進行了精準入戶調查,通過調查2900.00元以上59戶254人;2900.00元以下有23戶85人:其中,因學9戶35人;因病有9戶27人;因災1戶4人;缺技術4戶19人。
(三)經濟基礎
毛埡村是典型的農業村,主要糧食作物以水稻、玉米為主,2014年全村糧食總產量683噸,人均有糧269公斤;年出欄肉豬1000頭,家禽1.1萬羽,牛69頭,羊1600只。支柱產業西瓜、林竹木為主。2014年全村西瓜面積325畝,年產西瓜量455噸。農民人均純收入5800元。由于農村基礎設施薄弱,農民承受市場波動能力較低,群眾小農思想意識較濃,全村農業產業結構雖然經過多年的調整,農業規模、效益有了較大的提高,但目前產業結構仍然單一,不盡合理,總體效益低等現狀依然客觀存在。
二、貧困戶致貧原因分析
從走訪貧困戶掌握到的具體情況來看,主要致貧原因分析如下:
(一)缺技術、缺資金,勞動收入低
大多貧困家庭家中雖然有1-2個勞動力,但是由于缺技術、缺資金,只能從事一些簡單低收入的體力勞動,即使外出務工,也屬弱勢群體,在脫貧的道路上舉步維艱。由于教育發展落后,現在處于家庭中的支柱勞動力,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農產品科技含量低,導致產出少;打工只能下苦力,務工收入少。人才流失,有文化的都出去打工,不愿留在當地。
(二)長期患病、突患疾病或殘疾,醫療費用支出高
對貧困家庭來說,家中若有病患,既喪失了勞動力增收,還須支出高額的醫療費用,此類貧困戶很難通過自身的努力脫貧,想要脫貧難上加難。
對于一些已經脫了貧的,如果突患疾病或殘疾,也很容易返貧。例如,毛雅村今年的3戶返貧戶皆是因突患疾病或殘疾而導致的返貧,他們的生活現狀令人堪憂。
(三)供養子女讀書,就學費用支出高
現在供養子女讀書,尤其是上大學,一年花費高達2.5萬元,這筆高費用支出對于低收入的貧困家庭,無疑是雪上加霜難以為繼。
(四)、社會發展相對滯后
1、信息不暢。由于該村地勢偏僻,通訊網絡落后,電視覆蓋率較低,收視面狹窄,群眾獲取農業科技知識和市場信息少,對自身定位不夠準確通訊不便,網絡不通。雖然大部分地區,都能進行正常通訊,但在稍微偏遠的地方,出現移動手機信號盲區,信息溝通存在問題。
2、思想落后。由于現在國家政策好,有部分群眾產生等、靠、要的落后消極思想,不想靠自己艱苦奮斗,來改變現狀。
3,無特色產業。該村種植靠傳統農作物玉米、洋芋、紅苕、西瓜為主,養殖靠養零星的豬、雞為主,靠天吃飯,只能解決溫飽問題。
4,無規模產業。有部分群眾種植西瓜,獼猴桃等,未形成規模效應,無法取得較好的效果,有一定的特色但沒有打開局面。
5,無穩定增收渠道。除了務農以外,主要靠打散工來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
綜上,務工缺技術收入低、患大病費用高、子女就學支出高、發展落后成為了貧困戶主要致貧原因,這種一低兩高現象甚至在一個家庭中同時存在,從而導致一些家庭逐漸走向深度貧困。
三、對策建議
(一)對癥下藥解決貧困戶眼前困難
1,要解決貧困戶發展動力能力不足問題。積極開展宣傳引導,增強貧困戶脫貧愿望和動力;積極培育致富項目和帶頭人,引導貧困戶積極生產生活,破解增收難題。提高人口基本素質,要大力加強對農民的科技實用技術培訓,提高科技素質,大力推廣應用農業新良種、新技術,依靠科技手段和措施,提高群眾的科技致富能力;積極開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崗技能培訓,提高其外出務工技能,并幫助協調組織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
2,要加強患病建卡貧困戶的幫扶措施。由貧困村摸清患病建卡貧困戶所患具體疾病,近年來醫療支出等信息,向民政、衛生等部門申請對患大病、重病的扶貧戶進行醫療、資金等方面的救助,建好村衛生室,增添村衛生室醫療設備,并切實加強對村醫務人員的培訓管理,有效緩解農民就醫難。。
3,要強化鼓勵貧困戶子女就讀政策。應在現行政策基礎上,提高補助標準,加強社會輿論,鼓勵個人、集體對扶貧對象進行捐資助學,在鼓勵其子女繼續接受教育的同時,減輕貧困戶在教育方面支出成本。
(二)扶持產業促進貧困村長遠發展
按照一村一品,發展特色產業產業發展思路,從毛雅村高海拔地理優勢、交通條件、基層設施等考慮,建議積極引進業主,將發展蔬菜、獼猴桃、西瓜、高山高價值花卉、養殖業等作為整村脫貧主導產業,貧困戶可通過土地流轉和在當地打零工,開農家樂,發展鄉村旅游等拓寬增收渠道,在毛雅村山頂發展成集觀光、休閑、度假、商務會議于一體的鄉村旅游度假村。打牢長遠發展基礎,確保實現穩定脫貧。
1、統一思想。加大本次精準扶貧政策宣傳,正確引導,消除部分群眾等、靠、要的思想,加強村民的信心,使之投入本次脫貧攻堅的行動中來,借國家這次東風,走出自己脫貧致富路。
2、改善基礎設施。要把改善毛雅村村基本生產生活條件作為重點,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重點實施村級公路、生態家園富民工程、聯網的建設,解決群眾行路難、生存環境等問題,利用項目啟動資金,廣泛動員和組織干部群眾積極投工投勞,激發群眾建設熱情,捆綁各類資金,整合一切有效資源,大力加快項目建設進度,并有效研討工程管護措施,從根本上夯實扶貧致富的基礎,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
3、發揮主導產業。借助發展蔬菜、獼猴桃、西瓜、高山高價值花卉、養殖業等產業,在結構調整中,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充分發揮地方優勢,優化骨干產業布局,大力發展綠色蔬菜、獼猴桃、西瓜、高山高價值花卉、養殖業等主導產業,實施產業化扶貧戰略,積極培育產業生產基地,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以此帶動貧困人口增產增收、增值增效。
報告總體分為四個部分,分別從市場環境、產業格局、商業模式、機遇與挑戰等方面對中國醫療人工智能產業進行分析。
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世界來說,人口老齡化加劇、慢性病患者群體增長、優質醫療資源緊缺、公共醫療費用攀升等都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而隨著技術的發展,人們逐漸開始寄希望于通過人工智能來解決醫療行業的痛點。此前,美國咨詢公司弗羅斯特- 沙利文公司就曾提到,“人工智能可將醫療效果提高30% 到40%,減少多達50% 的醫療成本”。
在中國,醫療人工智能有著先天的發展優勢。一方面,中國人口數量龐大,有充足的醫療數據,為醫療人工智能的發展提供了基石。另一方面,中國足夠大的醫療市場也為人工智能企業創新提供了動力。
不負人們所期,近年來中國醫療人工智能市場正如火如荼地發展著。數據顯示,自2013年到2017 年,中國醫療人工智能行業共獲得241 筆融資。其中,2017 年國內醫療人工智能行業公布的融資事件近30 起,融資總額超過18 億元。
2018 年,醫療人工智能市場火熱依舊。一方面,資本熱情不減,大額融資頻發,醫療人工智能融資總額再創新高,僅2018 上半年就有18 家公司獲投,總金額超過31 億元。另一方面,已然成熟的互聯網巨頭,如BAT 等,以及傳統醫療相關企業,如飛利浦等也早已重金布局醫療人工智能,大手筆向產業鏈擴展業務。
作為一種提高效率的工具,目前,醫療人工智能已經覆蓋了醫療產業鏈條上的四大環節。其中,醫療環節以服務患者為主,針對患者提供一系列更精準、更高效的醫療服務。而醫藥、醫保、醫院環節則更多是為B 端的醫療機構、企業等服務。并且,醫療人工智能在經歷過火熱的發展后,迎來了商業化的關鍵期,目前絕大多數醫療人工智能的公司尚未實現盈利,且其產品多在醫院進行試用,但他們已經通過不同的業務模式實現了付費收入。
精準扶貧一頭連著需求端,一頭連著供給端。用好財政政策這個供給側改革的利器,創造有效供給,提高貧困生活底線,精算平衡,滿足貧困居民需求,既是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義,也是落實精準扶貧的有效措施。本文對我國精準扶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以及面臨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基于供給側的精準扶貧財政政策:構建以強化預算約束為抓手的資金供給端、以財政投融資為動力的資本供給端、以財政支出為重點的人才、科技供給端、以政府采購為趨勢的公共服務供給端、以轉移支付為基礎的政府供給端、以完善稅收體系為核心的市場供給端。
關鍵詞:
供給側;精準扶貧;財政政策
重農固本,是安民之基。“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指出,要通過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實施,幫助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逐漸脫貧,且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精準扶貧中的“扶”與“貧”,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即“供給”與“需求”的關系,貧困居民的“需求”,便是精準扶貧“供給側改革”最需優先考慮的,可見,“供給側改革”與“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脫貧攻堅工程”關系密切。而為適應新時期扶貧形勢變化以及扶貧戰略調整,僅僅依賴一個政策、一項舉措實現脫貧已然不實際,加之現行針對精準扶貧的財政政策不夠完善,財政精準扶貧邊際效應呈遞減態勢。為此,我們需掌握精準扶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特征,重新審視財政精準扶貧治理邏輯以及構建財政精準扶貧治理框架,發揮一系列“超常規”政策與“組合拳”的作用,予以貧困地區發展不可或缺的財力支持,使積極的財政政策為精準扶貧提供契機,促進精準扶貧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一、精準扶貧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
(一)精準扶貧的內涵精準扶貧,就是運用科學有效的標準與程序,因時因地對貧困區域、貧困村以及貧困戶精確識別,根據當地實際開展聯動幫扶與分類管理,且引入動態的準入與退出機制,開展精準考核的扶貧開發模式。精準扶貧既為一種利貧式減貧手段,也為注重多方參與、協同聯動的合作型扶貧模式。精準扶貧具有精確識別、聯動幫扶、分類管理以及動態考核這四個基本特點:一是精確識別。即按照各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貧困現狀確定瞄準識別辦法,按照規定的程序把貧困對象、致貧原因等精準識別出來,可謂精準扶貧的重要前提。就貧困對象而言,不僅包括連片特困區、貧困縣,還包括貧困村、貧困戶。2011年精確識別出14個連片特困區以及所包含的680個縣級行政區域,2012年精確識別出592個扶貧工作重點縣,兩者既有交叉也有不同,合計共有832個貧困縣,2014年精確識別出12.8萬個貧困村、8962.5萬貧困人口①,并錄入扶貧業務管理系統,建立起連片特困區、貧困縣、貧困村以及貧困人口的基本信息數據庫,實行動態化、信息化管理,為精準扶貧的實施打下堅實基礎。二是聯動幫扶。即按照識別出的扶持對象的貧困現狀以及致貧短板,逐村逐戶“量身訂做”幫扶計劃,動員社會力量予以針對性扶持,尤為突出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培育發展能力。三是分類管理。即擴大社會組織參與,定向或分類監測幫扶對象,通過政府與社會間的分工協作,提高精準扶貧實施效果。四是動態考核。即針對貧困對象的幫扶進展定期展開量化考核,推動構建扶貧對象動態化準入與退出機制。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以“供給側”為改革突破口,在制度、機制與技術三個層面推進結構性改革,這三個層面蘊含對應著“改革、轉型、創新”。于制度層面,建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的現代金融、財稅等制度體系,放松管制,打破行業壟斷,讓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釋放民間資本的活力,進而使制度易成本降低,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與效率以及投資有效性;于機制層面,通過交易制度,實現人力資本的跨越,提高社保水平與改革收入分配,實現共享發展;于技術層面,通過營造激勵創新的生態,實現創新驅動②。我國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眼于中國發展實際,側重提升經濟增長的效率,實現經濟長期發展的持續平衡,以解決“供需不匹配”問題。其中“供給側”為改革切入點,“結構性”為改革方式,“改革”才是核心命題,實質上體現出“轉型為目標、創新為手段、改革為保障”的邏輯關系。
(三)基于供給側的精準扶貧扶貧開發重在精準、貴在精準、致勝法寶也在精準,而精準扶貧的關鍵則在于突出脫貧攻堅重點。據統計,到2015年底,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上年的7017萬減少到5575萬人,減少1442萬人(比上年多減210萬人),貧困發生率從上年的7.2%下降到5.7%,年度減貧1000萬人以上的任務超額完成③,精準扶貧初見成效。但長期以來,由于扶貧“供需不匹配”,即使在實施精準扶貧戰略下的今天,“餐桌羊”、“馬山扶貧事件”的現象仍時常出現。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實施精準扶貧,重點在于繼續推進“七個精準、七個一批、四個施策、十項工程、多元主體”④,重視生計資本的轉換。“七個精準、七個一批”分別為從縱向上分層精準、從橫向上分類精準,縱橫交織,設計精準框架、編織精準網絡。尤其需著力增加有效供給,在“補短板”上下足功夫,即全力補齊補好貧困地區發展滯后、貧困居民生產生活條件落后這兩塊短板,著力克服傾向問題,調整精準扶貧投入的內在結構比例,將有限的扶貧投入投向最急需、最緊缺的地方,如加強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全面提高貧困地區教育發展水平,完善貧困地區科技服務體系,加快貧困地區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持續推進生態扶貧工程等,以滿足貧困對象的強烈訴求。總之,貧困是一種系統性弊病,精準扶貧的核心是扶貧對象及其貧困狀況更清晰、扶貧項目及幫扶措施更具針對性、扶貧資金的投向更精準,資金的使用效果以及脫貧成效自然會更顯著。其“精準”在于著重突出“真扶貧”、“扶真貧”,實現從“輸血式”的生活救濟型扶貧轉變成提升貧困地區內生動力的“造血式”開發型扶貧。
二、基于供給側的精準扶貧財政政策存在的問題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精準扶貧工作存在市場引領、要素融合、政策銜接與機制創新的特征,尤其需可操作性強的、高效的財政政策作為支撐。然而,我國財政扶貧仍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與政策不足,難以實現有效的供需對接,達成精準扶貧。
(一)現行預算約束體系不規范,精準扶貧資金效用低財政扶貧資金有限是制約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因素,對廣大貧困地區來講,地方財政困難,無法從自身財政收入中籌集資金用于扶貧支出,導致其基礎設施、人力資源、醫療衛生等方面投入不足。因此,上級撥付扶貧資金的額度以及如何讓扶貧資金發揮最大效用或解決貧困戶最迫切的需求,將直接影響精準扶貧的效果。而當前預算約束體系等還不完善,財政預算未實現績效型預算,仍處在投入型預算階段,僅為“分錢工具”,不能有效約束貧困群體。同時缺乏財政評審機制,不能充分發揮扶貧資金的效用性。此外,采取對財政扶貧資金“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法,未以競爭促進扶貧資金的績效,亟待改善。
(二)現行財政投融資不完善,扶貧資本籌集渠道單一精準扶貧僅僅靠財政扶貧資金是遠不夠的,需廣泛吸納社會力量的支持,使社會資源轉化為扶貧資源。然而,我國財政投融資體制改革滯后,盡管中央政府極力倡導并增加對貧困地區的投資,可由于國家預算內投資、國債投資、國債轉貸等項目仍較小,其撬動社會資金的效果不甚理想,制約了精準扶貧有效落實。此外,貧困地區的金融體系較薄弱,政策性、商業性金融機構都不愿承擔信貸違約的風險,即便像貸款、扶貧貼息這樣的扶貧資金,也通常青睞經濟基礎好、發展能力強的貧困對象。扶貧資金的籌集面臨極大困境,因此,對財政投融資有效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大大加強,以便利用好社會扶貧的發展空間。
(三)現行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精準扶貧人才、技術缺乏因致貧原因不同,貧困戶對精準幫扶存在不同的需求,但精準幫扶缺乏針對性、差異性、靈活性,導致需求無法滿足。近年來,雖地方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但主要增加在建設性支出和政府消費性支出,在實際幫扶工作中,對貧困對象更關注的學業、就業以及生產救助、農業實用技術、市場營銷、創收活動等的扶貧支出卻存在不足現象,沒能促進貧困地區人才的集聚、技術的提高以及投資環境的改善。精準扶貧資金在人才、技術支出的缺失,實質在于實施精準扶貧過程當中,存在突擊式短期行為,重“輸血”輕“造血”現象較為普遍①,因此,扶貧支出結構需完善。
(四)現行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不足,公共服務供給存在瓶頸當下貧困地區公共服務發展的根本瓶頸在于供給不足,而不是需求不足。部分地方貧困問題的“七寸”在于醫療方面,因病致貧、大病返貧的比例甚至超過40%②,以甘肅省為例,其全省417萬貧困人口當中,近3年有8萬多家庭因病負債高達26億多元,負債率高達90%左右,近9萬家庭、40萬人因病致貧③;貧困家庭難以承擔子女上學的負擔,難以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且供給側改革對職業教育提出新要求;“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婦女等無所依、無所靠等現象在貧困地區更是不罕見;貧苦地區更是公共文化服務、法律服務等的“盲區”等。公共服務水平低下導致脫貧難,而滿足需求的醫療衛生、教育、養老、公共文化、法律等公共服務領域的供給資源嚴重缺乏,此外,在市場準入方面存在“玻璃門”、“彈簧門”等障礙,無助于精準扶貧,亟待在這些領域的供給側改革,而我國當前“愛的分貝”、“天使媽媽”等多個成功的扶貧項目都是采用政府采購程序,因此,可加大采取政府購買服務方式來提供相關民生領域的公共服務。
(五)現行轉移支付制度不科學,制約政府供給端功能發揮“送人要送到家,幫人要幫到底”,扶貧攻堅路子各不相同,然而,精準扶貧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扶貧扶到點子上。2015年,中央財政繼續加大對貧困地區等地的轉移支付力度,全年對貧困地區等地的轉移支付總規模達1263億元①。但要加快貧困地區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民生工程、社會保障建設的推進,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區域發展與脫貧攻堅規劃的實施,還需繼續擴大轉移支付的力度。此外,目前貧困村往往都是“空殼村”,制約貧困地區特色產業的發展,無法促進長期脫貧以及避免脫貧后“返貧”。盡管從2011年至2015年,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幾乎翻了一倍,從272億元增加至467.45億元,可針對特色產業發展的專項扶貧資金還不足,有待增加對扶貧開發的轉移支付力度②。與此同時,用于扶貧重點項目的財政扶貧專項資金不能有效整合、省財政扶貧專項資金分配指標體系不完善。
(六)現行稅收優惠政策不完善,制約市場供給主體的功能發揮我國目前缺乏系統性的針對貧困地區的稅收優惠政策,尚未做到“對癥下藥”。現行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集中于環保節能、高新技術等前沿的、新興的產業,然而這些并不是貧困地區著重發展的產業領域。對于貧困地區來說,完善區位優勢、基礎設施與基礎產業等產業領域是其最為重要的發展環節,但針對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特點的稅收優惠政策往往處于乏力狀態,沒有起到振興貧困地區經濟的作用。加之企業所得稅的減免主要是涉及民間資本不愿涉足的高投入、周期長的產業,除非予以強有力、見效快的稅收優惠政策來引導,否則單憑見效緩慢的企業所得稅減免難以吸引民間資本投資到貧困地區。因此,我國需進一步完善利于精準扶貧的各項稅收優惠政策。
三、構建基于供給側的精準扶貧財政政策
基于供給側改革,以精準扶貧為核心,構建財政扶貧治理框架,給予貧困地區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支持,促進資本、勞動、科技、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以及高效利用,增大有效供給,滿足需求,都需要清晰脫貧攻堅思路,系統制定戰略發展規劃,做到“輸血”與“造血”相結合。
(一)構建以強化預算約束為抓手的資金供給端將財政預算從“分錢工具”轉為“約束工具”,約束貧困主體把“別人的錢”當作“自己的錢”來花,實現以預算績效目標為導向,建立預算編制——有目標、預算執行——有監控、預算完成——有評價、評價結果——有反饋、反饋結果——有應用的預算績效管理機制,即財政扶貧資金必須實行到戶幫扶,堅持特惠政策用于特定對象、資金直接幫扶到戶、農戶直接受益的要求,不可擴大使用范圍、改變方式,從根本上實現“滴灌”。堅持貧困地區“有政府投資、公共支出,就必須有財政評審”的原則,日益形成涵蓋預算編制、政府采購、國庫支付、資產移交以及績效評價等環節的財政評審機制。同時,將競爭機制引入財政資金分配,以競爭促績效,把有限的公共資源配置于推動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的“刀刃上”,做到精準分配。
(二)構建以財政投融資為動力的資本供給端實施精準扶貧,需以改革、創新財政投融資體制機制為動力,多渠道、多方式地加大扶貧投入。以財政性資金作為支撐點,將股權、資本、基金進入實體經濟,打造滿足貧困地區需求的合格的資本供給主體,帶動社會資本投向貧困地區新產業新業態。首先,整合扶持貧困地區發展的各項專項基金,轉“債權”主導為“股權”主導。其次,用基金引基金,即社會資本加碼扶持資金杠桿,著力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即PPP模式。如政府以一定的扶貧資金和財政支農資金等組建現代農業發展基金,創新“PPP+BOT”模式,投資一批具有競爭力的現代農業項目,建設土地承包權屬農民、經營權屬企業、農戶合作、企業服務的現代農業。發揮企業資金、管理的優勢,將農業與制造加工、經營管理、銷售服務整合為全產業鏈條,使貧困地區大量廉價資產轉化為高價值的生產資本,最大限度釋放貧困地區的資產潛能。除此,還可采取政府與民間共同投資經營、管理合同、租賃開發經營等模式。后續在貧困地區應進一步強化對私人產權的保護、共同管理制度的完善、PPP合同的產權管理,強化相應的收費管理,為私人部門在貧困地區的投資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推動更多的PPP項目在貧困地區的落戶。最后,構建符合貧困地區資金需求的融資平臺,創新金融扶貧信貸投入機制,完善扶貧小額貸款政策,增加金融資金投入扶貧開發,使貧困對象更低成本、更方便取得信貸資金,且完善農業保險制度,使農業保險覆蓋面擴大。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促進各類資本向貧困地區集聚、向貧困戶集中,完善、更新貧困地區產業鏈以促進貧困戶增收。
(三)構建以財政支出為重點的人才供給端精準扶貧要抓住“人”這個關鍵因素,加大對“人”的財政支出力度,促進貧困地區人力資源的積聚。首先,推進貧困地區教育同城化。公共教育支出要繼續增大向貧困地區的傾斜力度,改善貧困地區學校辦學條件與教學設備,推進遠程教育,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提高其基礎教育質量;財政支持普惠性幼兒園發展,做好學前教育;落實免除貧困家庭學生普通高中、中等職業教育的學雜費,擴大建設有專業特色且適應市場需求的中等職業學校;提高貧困地區教師待遇政策,緩解師資短缺情況。其次,我國需協調整合各方力量,全力開辟出一條人才培養、引進、積累與配置的“綠色通道”。對主動投身于貧困地區建設的應用技能型高素質人才、對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個人提供優厚的福利補貼或獎勵;將財政資金用于基地建設、技能培訓、新品種及新技術推廣,主動開展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研、科技合作,財政支持各類高校科研人員、技術人員參與到貧困地區發展中來,增強貧困戶創業能力與致富本領,促進貧困地區“一村一品”、“一縣一品”的建立。
(四)構建以財政支出為重點的科技供給端重視科技發展,補貧困地區科技發展短板,培育新動力,科技脫貧。扶貧開發工作可充分吸收并運用“互聯網+”概念,推動農業全產業鏈改造升級。可實施電商扶貧工程,予以相應的政策優惠與財政資金補助,加快建設貧困地區農產品信息網絡化以及物流配送體系,鼓勵有條件的電商企業拓展本土業務,建設農副產品、土特產網上銷售平臺,支持農副產品、土特產企業與專業合作社開設網店,于生產端、交換端實現與外部經濟的接軌與發展的一體化、智能化,形成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機制。此外,可采取藏糧于技戰略,實施工程設備采購、科研投入等政策,支持適應貧困地區現代農業發展需求的農業科技創新推廣體系的建設,重點突破農機重大成套裝備、智能農業、生物育種以及生態環保等領域關鍵技術。
(五)打造以政府采購為趨勢的公共服務供給端基于供給側,政府采購應當重點參與有關民生需求的公共服務領域,降低公共服務供給成本,擴大有效供給。在醫療衛生扶貧領域,在落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大病保險制度、重特大疾病救助向貧困人口傾斜的基礎上,對自負費用仍存在困難的貧困人口,可通過購買醫療救助、慈善救助、臨時救助等加大幫扶力度,以保障其大病得到有效醫治;推進城鄉醫療衛生建設分級診療,推行精準化服務,如大型手術只需購買專家型醫生進行的關鍵幾分鐘操作,其他程序可由普通醫師完成;為貧困村村衛生室購買配備健康保障一體機等。在教育扶貧領域,政府購買貧困地區代課老師服務、學前服務以及小學生課后托管服務、就業培訓服務等是重要方向;在社保扶貧領域,在因村因戶制定、實施不同的補助標準,采取低保、五保供養標準自然調整機制的基礎上,政府應當著重購買養老服務,擴大養老保險覆蓋范圍,扶持貧困地區老年群體參加保險,促進貧困地區養老服務、老年人需求間的無縫對接;并通過政府購買建立健全貧困地區老人、留守兒童、婦女等的關愛服務體系,提高扶貧質量。在文化方面,加強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購買文化惠民項目,如建立閱報欄、打字閱讀屏、公益廣告牌、“鄉村記憶”博物館等文化廣場,建立貧困地區體育健身中心、全民健身路徑等體育健身圈;政府購買法律服務等等。總之,應當擴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資金規模,以加快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兜住兜牢貧困地區居民的生活底線,打破公共服務水平低下導致脫貧難的鏈條。
(六)構建以轉移支付為基礎的政府供給端精準扶貧要精準投入,構建與精準扶貧需求以及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財政扶貧投入增長機制。中央財政需繼續加大對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進一步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穩定增長機制,較大幅度擴大專項扶貧資金規模,進一步向貧困地區傾斜各類涉及民生的專項轉移支付資金以及中央預算內投資,如農村低保資金、教育民政社保等,明確將一定比例的農村綜合改革、農業綜合開發轉移支付等涉農資金用于貧困地區,且協調整合各項扶貧資金,形成有效“聚焦”,增大資金使用合力。與此同時,政府要提高轉移支付的有效性與精確度,優化政府供給結構,發揮好政府的供給能力。專項轉移支付要統籌考慮貧困因素與脫貧努力程度,堅持普惠制與競爭擇優相結合的方式,尤其在縣區主導產業專項資金、市級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一村一品”專項資金、環境保護專項資金、縣區農技推廣專項資金等項目上采取“正向激勵、科學競爭”的模式,規范資金安排,推進扶貧資源優化整合。并且完善省財政扶貧專項資金分配指標體系,按照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農民人均純收入、資金管理使用績效等因素,以及財政分類分檔補助辦法分配。對與群眾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專項,則需日益建立起由政府積極指引、社會組織客觀準確評價、群眾熱情參與的分配機制①。一方面加大對基礎設施的轉移支付力度,因地因時制宜解決通路、通水、通電、通網絡、環境改善等問題,著力“補短板”。具體而言,在“路”方面,把改善貧困地區交通作為扶貧開發的基礎性工作,加大對其機場、鐵路以及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項目建設的投入力度,以加快推進其暢通工程建設,打通通戶路、產業路;在“水”方面,加大完善貧困地區灌溉、飲水安全,鞏固提升工程的投入力度;在“電”方面,繼續專項用于重點貧困地區動力電覆蓋項目建設;在“電網”方面,專項用于實現貧困地區寬帶全覆蓋,并加強建設與銜接貧困地區物流服務網絡與設施,推動“快遞下鄉”工程,使電子商務進貧困地區;在“氣”方面,財政投入發展貧困地區規模化沼氣。在“房”方面,加大對貧困地區危房改造投入力度,財政支持貧困地區保障性安居工程。在“生態環境”方面,重點完善生態補償橫向轉移支付與轉移支付補助,設置清潔生產專項資金、環保專項基金,予以資助存在一定的預期效益的清潔生產技術、項目、企業等;調優農業產業結構,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使化肥、農藥使用量減少,加快農業面源污染、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步伐。著力加強貧困地區“一村一品”發展環境建設,可把貧困地區環境的改善與扶貧開發以及旅游開發扶持結合起來,形成生態保護與扶貧之間的聯動機制,從而降低貧困地區生態保護成本,進而減少貧困發生率。通過有效改善貧困地區生產生活條件,為加快脫貧致富奠定堅實基礎。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有利于貧困地區“去產能、去庫存、降成本”的轉移支付制度。一是充分發揮專項轉移支付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著力消除無效供給,牽引貧困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通過統籌實施專項獎補、產業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等政策,穩妥推進貧困地區企業優勝劣汰,調查扶貧產業優勢,做好產品需求彈性測算,優化貧困地區特色布局,扶持特色產業發展,完善特色產業鏈和價值鏈,推動“去產能”,實現產業扶貧。二是有序消化過大庫存,壓縮貧困地區非優勢農作物生產,結合資源稟賦與市場環境,全力打造經濟林果、花卉苗木、蔬菜藥材、良種家禽、特種水產等經濟作物的生產基地,采取產業投資基金、財政貼息等方式重點扶持特色農業、加工業、傳統手工業發展,形成特色產業集群,化解庫存壓力,有效“去庫存”。三是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如發展土地流轉型、生產服務型的規模經營,大力投入推廣規模化高效節水灌溉等,推動化肥農藥零增長,種養業廢棄物無害化處理、資源化利用,有效“降成本”。
關鍵詞:項目制;精準扶貧;精準識別;三社聯動
中圖分類號:C9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17)02 ― 0012 ― 06
一、社會轉型背景下齊齊哈爾市的精準扶貧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轉型的特征越來越明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實際上帶來的是整個國家治理方式的變化,從原來的總體性治理到現在的技術治理〔1〕。而伴隨著稅費制度的改革,地方政府的使命也產生了重大的變化,從原來的“要錢”“要糧”到現在的“跑錢”“跑項目”〔2〕,由此而帶來的是項目制的管理和運作體制〔3〕。項目制下,地方的發展和建設等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以項目為依托〔4〕。項目制下,地方發展水平的差異而形成的貧富差距,實際上造成的是貧困地區的發展瓶頸,貧困地區在跑項目與拿項目的過程中面臨著重大的難題,貧困地區發展滯后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扶貧的任務仍然很艱巨,精準扶貧是我國新時期扶貧開發的重大戰略轉型,是中國政府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治理貧困的戰略重點〔5〕。
2013年11月,提出了“精準扶貧”, 2015年的各種講話和指示中詳細論述了其分批分類的扶貧理念,并概括為“四個一批”①。此時,探索有效實施精準扶貧的路徑辦法和工作機制就成為了當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開展扶貧工作的主要舉措。調研團隊主要以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老年貧困戶養老為核心,主要根據個案探尋特定群體特定需求情況下,地方政府在精準扶貧面臨的問題及其解決策略。選取了黑龍江省富裕縣和訥河市的6個村的36戶貧困戶進行了結構式訪談,其中老年貧困戶26戶,非老年貧困戶10戶。并對每個縣(市)的扶貧辦主任和低保局負責人、每個鄉鎮的書記和分管扶貧的副鄉長、每個村莊的相關負責人進行了結構式訪談。通過統計發現,因病致貧是老年貧困戶的主要類型,且多集中于國標貧困戶②。
黑龍江省提出在2020年全省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的目標〔6〕。在項目制治理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實現精準扶貧的重點又在于“項目進村,產業拉動”。齊齊哈爾市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加之80年代后期至今國企改革帶來的種種問題,農村老齡化情況嚴重,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并不容樂觀,老年群體的是精準扶貧的核心人群之一。而精準扶貧的要求是在貧困戶和貧困村基礎上的精準①,地方政府扶貧的重點集中于 “項目進村,產業拉動”②,老年貧困戶中有大部分是因病和因災致貧的,“項目進村,產業拉動”式的扶貧方式實際上面對特定群體的時候,無法整群推進。而地方政府要想實現扶貧又必須去跑項目、拿項目,這樣才能拿到更多的資源來推動精準扶貧。項目進村、產業拉動的大背景下,齊齊哈爾市政府針對老年貧困戶的精神扶貧也暴露出了很多問題,最為核心的在于識別與幫扶的錯位及管理的碎片化。
三、項目制扶貧的問題:識別、幫扶的錯位及管理的碎片化
齊齊哈爾市精準扶貧真正的針對老年貧困戶的措施主要集中在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障、貧困戶建檔立卡和低保、“產業扶貧,整村推動”三個方面。針對老年貧困戶的脫貧模式中,主要仍然集中在“產業脫貧”,且專門的針對措施缺乏。齊齊哈爾市針對老年貧困戶的精準扶貧有著幫扶內容的單一性及臨時化、幫扶對象的錯位、精準識別的形式化和精準管理的碎片化以及精準考核的問題。
(一)精準幫扶內容的單一性及臨時化――結對幫扶之間存在供給與需求不對接
齊齊哈爾市新農合基本上實現了全面覆蓋,但是基本養老保險覆蓋面卻不容樂觀③。醫療保障的需求基本上是所有老年貧困戶最重要的需求。根據訪談資料發現,老年貧困戶的日常購買理療藥品和治病支出較大④。
雖然新農合的覆蓋人口比例很高,但是在現實中老年貧困戶在醫療上的花銷除了報銷之外,自己負擔的部分仍然給老年貧困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導致其不敢看病,通常選擇自行購買便宜的藥品簡單治療而不去醫院的現象較為普遍⑤。訪談資料分析發現,老年貧困戶一般都在二級和三級定點醫療機構看病⑥。可見,參保費和報銷比例之外的花銷對老年貧困戶來說仍然負擔很大。這反映出齊齊哈爾市精準幫扶內容的單一性,社會保障的渠道和內容都較單一,且幫扶的過程沒有實現針對特定對象實現精準。
雖然在農村已經實施了結對幫扶,在結對幫扶的過程中,幫扶干部不了解幫扶路徑,致使多數結對幫扶存在形式化現象。結對幫扶手段相對單一和臨時化。結對幫扶有兩種:(1)直接給點錢或送糧食、食用油等帶有臨時救質的幫扶;(2)購買家畜幼崽,實施養殖項目幫扶,但需要老年人自己去購買飼料來養。至于老年貧困戶的需求,則多集中在讓政府“直接給點錢”和“進低保”這兩個方面,對于“扶貧開發項目”,老年貧困戶并不熱心。這反映出齊齊哈爾市精準幫扶內容的臨時化,無法在老年貧困戶的供給與需求之間建立有效的對接機制。
(二)精準識別的形式化――貧困戶建檔立卡及與低保標準的沖突
齊哈爾市主要根據“因病、因災、因婚、因學、因殘和其他”這六大塊來進行貧困戶識別,在貧困戶認定方面主要依據人均年收入,人均年純收入低于2736元的認定為國標貧困人口,人均年純收入高于2736低于3331元的認定為省標貧困人口。具體的認定辦法每縣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執行,也即是說,齊齊哈爾市扶貧辦只給了一個數字,現有政府扶貧系統中并沒有區分老年貧困戶與非老年貧困戶,目前的扶貧工作針對的是貧困現象而非特定的人群。
以富裕縣為例,介紹一下貧困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建檔立卡主要依據家庭年人均純收入。但是在建檔立卡的過程中還有明確的條件限制,富裕縣確定的標準為11種人①。而確定為貧困戶的過程仍然有著一整套流程,需要經過“自愿申請―民主評議―公示公告―結對幫扶―填冊―數據錄入”②。在檔案卡里的老年貧困戶每人每月可享受70元的貧困補助,另外部分因殘及重大疾病的老年困戶,看病時持證明可享受比普通戶更高的報銷比例,在項目整村推進的過程中,貧困戶可享受低息貸款,另外凡是貧困戶的也可享受危房改造補貼等③。老年貧困戶除了看病報銷兜底和危房改造補貼,其他的待遇其能夠享受到的可能性不大。由于年齡和勞動能力的限制,貸款進行項目和產業致富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危房改造補貼過程中也是困難重重,老年貧困戶更渴望政府統一施工進行危房改造。
如果再比較一下低保戶享受的待遇來說,貧困戶所享受的待遇是微不足道的。低保戶及五保供養戶可享受的待遇為:低保戶城市每人每月510元;農村每人每年3500元;五保供養補貼金額,集中供養的為6200元/年,分散供養為4300元/年人。而低保戶的認證標準數額高于國標貧困戶和省標貧困戶的認證標準數額,從邏輯上來說,凡是貧困戶的都是低保戶。但是在貧困戶當中,低保戶和五保供養戶占貧困戶總數的比例是很少的。農村低保和五保供養人員占縣區貧困人口的比例是很少的,可見低保在貧困戶中的覆蓋率是低的④。
另外據訪談資料獲悉,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在精準識別的過程中,低保的認證標準和貧困戶的認證標準不統一。低保的認證標準及認證方法有著嚴格的規定,低保的認證數額和補貼數額是一致的,但是在認證低保的過程中有17種條件限制,也即是說,低保認證過程中,人均年純收入只是參考的一部分⑤。而貧困戶的認證標準及方法相比之下顯得隨意,齊齊哈爾市政府只是給了一個具體的線(省標和國標),至于這個線如何算,有哪些限制條件,每個縣區都有不同的標準,因此出現了是貧困戶但是不是低保戶的情況。另外也反映出齊齊哈爾市精準識別過程中的識別標準不統一的問題。據訪談發現,齊齊哈爾市各個機構目前都在進行精準扶貧,但是具體的統一的標準和辦法并沒有,等于說各個機構各管一攤,且相互的獨立性較強。部門之間的配合及協調有待繼續加強。
(三)精準幫扶對象的錯位――項目進村,產業拉動
齊齊哈爾市精準扶貧的真正重點在于“項目進村”和“產業拉動”,以富裕縣為例,富裕縣重點在發展奶牛養殖、大雁特色養殖、糧食倉儲、鄉村旅游四大產業上下功夫,規劃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一鄉一業”主導產業10個、“一村一品”致富產業90個、“一戶一策”脫貧措施68個⑥。“項目進村”主要分為:基礎設施建設類、養殖類項目、種植類項目三種,且已養殖類和種植類項目為核心。養殖類項目和種植類項目對于老年貧困戶來說是不現實的,上文已經分析了老年貧困戶的現狀,“項目進村”和“產業拉動”不適合老年貧困戶,老年貧困戶更多的是希望政府直接的政策兜底。而在訪談中我們發現,真正的專門針對老年貧困戶的政策兜底是很少的⑦。
這反映出齊齊哈爾市精準幫扶對象的錯位,齊齊哈爾市精準扶貧的著眼點在于貧困現象,而不是針對特定的人群,雖然有“一鄉一業、一村一品和一戶一策”,但是其所要完成的是一種數字式的脫貧,著眼于摘掉貧困的帽子,而不是針對特定人群的精準。
(四)精準管理碎片化――機構之間各自為政
齊齊哈爾市精準幫扶過程中有著嚴格的責任制,上下級嚴格的責任關系及一票否決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精準管理過程中出現了碎片化的問題,具體體現為機構間標準的不統一、機構之間缺乏合作、機構人力資源的缺乏①。
訪談發現,精準扶貧標準的混亂,各個機構根據自己機構的性質制定標準,民政局、低保局、統計局、交通局、金融機構等都在進行扶貧,但是總的統一標準如何,每個部門之間如何協作等實際上是沒有專門的人員來負責的②。而扶貧辦則只是政策匯總,很難有所作為。低保局、扶貧辦、鄉鎮政府負責扶貧的人員數量和專業程度都不容樂觀。這種狀態導致的結果:(1)因各部門標準不一,會出現重復扶貧和錯漏扶貧的現象;(2)扶貧部門失去扶貧對象的信任,從而增加扶貧工作的成本,并且大大降低了貧困村民對扶貧工作的積極主動參與程度;(3)老年貧困戶有事就只找鄉長或鄉黨委書記。
(五)精準考核指標的單一化――數字脫貧與退出機制不完善
R齊哈爾市養老扶貧工作的考核以整體的扶貧工作考核為主,考核指標主要是數字,那就是縣鄉村要脫掉貧困的帽子,貧困戶的人均年收入要超過貧困線。這種狀況就導致了實際工作中追求“數字脫貧”的現象③。老年貧困戶的退出標準主要是根據省貧和國貧線來展開,即只要年人均純收入超過貧困線就得退出。但是,老年貧困戶在實際生活中遇到種種問題,如醫療、住房、養老等,其基本生活需求可能并沒有滿足。
四、聯動機制:項目制扶貧的出路
根據上文中所述齊齊哈爾老年貧困戶精準扶貧的問題,如圖1所示,主要根據“三社聯動”模式,提出以下建議對策。
(一)精準幫扶內容方面,依托扶貧項目,引入第三方的運作管理和監督
第一步:首先區分項目扶貧的對象,即只有“項目扶貧型”和“自我扶貧型”的老年貧困戶適合項目開發扶貧。
第二步:按老年貧困戶是否親自參與來開展項目運作:(1)老年貧困戶親自參與的項目,以提供具體有效的幫扶手段為主,如養殖項目的技術指導、項目產出的銷售渠道保障(確定的兜底政策及銷售渠道);(2)老年貧困戶不參與的項目即入股分紅類的項目,老年貧困戶代表要作為第三方對項目的運作管理及項目分紅進行全程監督。
(二)在精準識別方面:統一標準和引入第三方監督
第一步,如表1所示,以老年貧困戶自身資源和社會資源特征進行分類。
第二步,以國標線和省標線為基礎構建一個綜合性的老年貧困戶識別指標體系。
第三步,在整個識別過程中引入第三方監督。1.對有評議資格的村戶進行分類。一般可分兩類:(1)無爭議的村戶,即村屯中公認的、明顯的貧困戶。他們不應該進入民主表決,而是由第三方審核復查后直接認定。(2)有爭議的村戶。2.全體村民對有爭議的村戶進行評議表決。“村民代表”往往是利益群體中的成員,因此,要想得到真正的民主評議結果,就必須是全體村戶代表參與,尤其是被評議的老年貧困戶。3.村莊結對幫扶方或第三方力量(如縣鄉負責管理低保的人員,低保局,鄉民政所等工作人員)作為現場的監察員對評選進行監督,全程錄像,錄像及唱票都由結對幫扶方或第三方監督方來負責。
(三)在精準幫扶對象層面:結合圖1三社聯動模式,根據老年貧困戶需求及類型劃分扶貧機構和對象
結合“三社聯動”機制和志愿者服務平臺,按老年貧困戶的養老需求與幫扶供給方的資源特征進行分類結對。第一步,如表1那樣對要幫扶的老年貧困戶進行精準分類,用一個簡單的測量表格對各類老年貧困戶進行需求評估,進而按其需求進行分類。
第二步,對幫扶供給方的資源特征進行分析。提供幫扶的群體來自于不同的社會群體,擁有的資源也是不一樣的,應該按其能提供的主要幫扶資源進行分類。
第三步,進行供需相配的結對。根據不同機構的職能特征在評估基礎上進行幫扶,如醫療衛生部門負責醫療保障性老年貧困戶,經濟發展部分負責自我扶貧型的貧困戶等。
(四)在精準管理與考核方面: 構建管理和考核的“聯動機制”
第一步,構建以扶貧辦為中心,以低保、社保和醫保為核心內容的養老扶貧工作協調聯動機制。如圖1所示,以扶貧辦的識別類型為基礎,將不同類型的老年貧困戶歸為不同的職能部門。在這個聯動機制中:(1)扶貧辦要起到中心的作用;(2)扶貧辦要有一定的職能權限,能保證扶貧辦在協調其他各部門資源和考核各部門的扶貧效果上有相應的合法性和效力;(3)完善扶貧辦各個機構,在扶貧辦下要設立組織協調科、項目管理科、考核科這三個分支機構,每個機構配足相應人數;(4)由扶貧辦來承擔網上信息溝通交流平臺的建設和維護工作。
第二步,以評價養老需求滿足的指標體系來作為養老扶貧工作考核的依據。1. 依據老年貧困戶的養老需求是否得到滿足為實際效果來評價標準;2.構建一套包含客觀指標和主觀指標的綜合考核指標體系,如下表2。實現這一策略,既可以借用其他省份已有的考核量表,也可以邀請省市專家自行制定一套適合本地的考核指標體系。
第三步,根據識別的不同類型分門別類制定相應的退出標準。結合表1,制定不同類型的老年貧困戶的退出標準,如表3。
四、結論
本研究是基于國家項目制運作基礎上的精準扶貧實際問題路徑的研究。項目制下,地方政府和國家實際上由于擁有的資源和權責方面的不協調,造成了扶貧開發的困境,不過在項目制運作管理模式下,精準扶貧也可以實行與項目制運作相匹配的“扶貧聯動模式”。聯動模式的關鍵在于地方政府的放權,實際上聯動之所以成為可能,其關鍵點在于政府機構職能專業化,不同的部門機構根據自己部門機構的職能實現扶貧對象和幫扶內容的精準。項目制的困境在于地方政府有限的事權承擔無限的責任,必須唯項目是從〔7〕,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地方政府精準扶貧聯動機制的形成是項目制運作邏輯下的一種新的治理方式或者f一種新的治理模式。引入社會力量或者說市場力量來進行扶貧開發管理,這有效的規避了分稅制帶來的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8〕。
〔參 考 文 獻〕
〔1〕渠敬東,應星,周飛舟.從總體性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開放經驗的社會學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9,(09):10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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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扶貧工作調研報告范文(一)
201X年,XX縣被列為全省精準扶貧示范縣以來,因地制宜,精準施策,強化措施,扎實推進1236扶貧攻堅行動。以解決群眾突出問題為重點,加快貧困群眾脫貧致富步伐,堅決打好統籌扶貧、精準扶貧、開放扶貧、造血扶貧和生態扶貧整體戰。至201X年底,全縣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到 5050元,較上年增加651元,增長14.8%,比201X年增加 1851元,全縣新扶貧標準下的貧困人口由201X年的8.76萬人減少到4.1萬人,累計減少4.66萬人,年均減少1.55萬人,貧困發生率由50.8%下降到24.6%累計下降26.2個百分點,年均減少8.73個百分點。
一、201X年以來的扶貧成效
一是加大整合資源力度,不斷改善貧困群眾生產生活條件。近年來全縣以專項扶貧為著力點,積極構建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整合投入抓扶貧,加快推進貧困村基礎設施建設。201X年以來,襯砌渠道243.6公里,新增農田灌溉面積11100畝,發展牧草節灌面積2000畝,恢復和改善灌溉面積4.70萬畝,治理河道40.28公里(防洪堤),治理小流域1.6平方公里,建成梯田2.32萬畝,解決了5.79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安全問題,農村自來水普及率達到82.9%;實施農村公路建設項目119項715.25公里,其中新改建通鄉油路6條151.13公里,通村油路(水泥路)79條434.8公里,通村砂礫路34條129.34公里;100%的鄉鎮通了油路(水泥路),49.5%的建制村實現了通暢;先后投入電力建設資金3.9億元,先后建設主變11臺、容量756.6兆伏安,安裝配變93臺、容量12.22兆伏安;新建330千伏、110千伏輸電線路241公里,新建改造35千伏及以下輸配電線路180公里,全縣村組通電率達100%。貧困村基礎設施日臻完善,發展條件明顯改善。
二是積極培育發展富民產業,不斷拓寬貧困群眾增收渠道。201X年以來,縣上每年安排1億元以上財政資金扶持設施農業發展,同時累計注入擔保資金1.83億元,發放婦女小額貸款6.86億元、雙聯貸款8.54億元、雙業貸款10.66億元,積極引進甘肅銀行、鑫隆小額貸款公司和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和農信項目,為貧困群眾提供無擔保、無抵押、高效便捷的小額貸款服務,有效緩解了貧困群眾發展資金不足的問題。有效整合人社、扶貧、教育等部門培訓資源,組織開展各類實用技術技能培訓,使群眾自我發展能力進一步提升。扶持建成華藏寺鎮栗家莊高原設施林果效益試驗示范園、打柴溝鎮上河東日光溫室示范點等一批產業示范園區,初步形成了以人參果、紅提葡萄、高原夏菜、馬鈴薯、食用菌、XX白牦牛和XX肉用細毛羊為主的基地化生產格局。201X年,扎實推進設施農牧業+特色林果業主體生產模式,開工建設日光溫室4908.6畝,養殖暖棚38980.3畝;推廣以小黑麥、紫花苜蓿為主的優質牧草28萬畝,完成以馬鈴薯全膜壟作栽培技術為主的旱作農業5.1萬畝;大力推行公司+基地+農戶的產業化發展模式,全縣農村專業經濟合作組織達到577個,發展會員3062人,帶動非成員農戶5209戶。全縣特色種植面積達到38.35萬畝,建成高原夏菜生產基地9.1萬畝,旱作農業種植面積達到5.1萬畝,飼草料種植面積達到28.15萬畝。設施農業累計達到8.54萬畝,規模養殖小區達到780個,設施農業實現從無到有,從有到強的跨越式發展,已成為農牧民增收致富的支柱產業。特色種植業產值達9.66億元,畜牧業產值達5.02億元,特色農牧業收入占到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的60%以上。組建農村經濟合作組織462個,培育和引進縣級以上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8家,多個無公害蔬菜品種和白牦牛系列產品分別得到國家綠色食品質量認證、產地認證、有機食品認證。
三是全力實施下山入川,加快推進高深山區貧困群眾脫貧致富步伐。縣上多年來持之以恒地把移民搬遷作為解決貧困的有效途徑,積極整合各類項目資金,集中力量辦實事、辦大事,移民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201X年以來,縣上研究制定了生態移民規劃和安置方案,動員各方力量深入實施下山入川工程,全力打好生態移民攻堅戰。通過市內農林場安置、毛藏庫區移民新村安置、縣城安置、縣內易地搬遷安置、縣外安置、勞務移民和教育移民等多種方式搬遷安置移民,先后建成了華藏寺鎮紅大口、華藏寺鎮黃草川、松山鎮紅山根等生態移民安置點28個,搬遷移民5881戶27077人。同時,整合農牧、人社、教育、扶貧等部門培訓資源,不斷強化職業技能培訓,千方百計擴大勞務輸轉規模,201X年以來累計輸轉城鄉富余勞動力20.1萬人,實現勞務收入24.59億元。生態移民工程和勞務輸轉工程的深入實施,使全縣累計退出耕地10.7萬畝,建成草原圍欄面積510萬畝,禁牧160萬畝,草畜平衡427萬畝,從根本上解決了高深山區農牧民群眾生產生活困難問題。
四是持續加強智力扶貧,不斷增強貧困群眾自我發展能力。始終堅持把貧困人口的教育和培訓作為扶貧開發一項重要工作,逐步探索形成了項目+產業+科技三位一體科技扶貧模式。深入開展農業實用技術培訓,每年培訓農牧民10萬人次以上,骨干培訓5000人以上,累計培育科技示范戶1.45萬戶,培養了一大批懂科技、會管理、善經營的新型農牧民。不斷加強農牧業科技創新,先后完成各類農作物新品種新技術試驗328項(次),示范163項(次),示范面積達75萬多畝,旱作農業、測土配方施肥、大田高效節水等新技術得到廣泛應用,農作物良種覆蓋率達96%以上,良種良法的增產增收效果十分明顯。認真開展以兩后生為主的貧困勞動力技能培訓,先后組織輸送貧困家庭兩后生2180名,培訓雨露計劃2236人,基本實現了就業一人、脫貧一家的目標。
五是著力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統籌推進各項社會事業協調發展。201X年以來,新改建中小學校舍面積達16.7萬平方米,學前幼兒毛入園率、義務教育鞏固率、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分別達到63.8%、99.34%、89.64%,12075名農村中小學生全部吃上了營養餐,率先在全省實現了由小學到高中階段12年的免費教育,辦學條件明顯改善,學校布局日趨合理,教育教學質量進一步提高。建成衛生業務技術綜合服務樓、遷址建設了藏醫院、新建縣醫院門診醫技大樓和9所鄉鎮衛生院、73所村衛生室,今年開工建設婦保院和藏醫院住院部樓,醫療衛生條件明顯改善。社會保障標準和水平明顯提高,城市和農村低保對象分別達到7381人和51627人,五保供養人數達1525人,供養規模位居全省前列。新農合參合率、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分別達到98.62%、97.64%、99.7%。建成保障性住房14188套、游牧民定居工程2480套,改造農村危舊房10500套,城鄉居民人均住房面積達21.82平方米,廣播、電視綜合覆蓋率達90%以上。
六是不斷加大社會扶貧,努力形成扶貧開發合力。201X年以來,各對口幫扶單位高度重視,扎實開展幫扶工作。先后落實各類對口幫扶資金6862.16萬元,重點實施了黃草川生態移民示范園、紅山根生態移民示范園、打柴溝鎮設施農業示范園、工業園區給水工程、小城鎮建設、道路建設和人才培訓等幫扶項目,為貧困群眾幫辦了一大批看得見、摸得著的實事、好事,為全縣扶貧開發注入新的活力。在全省開展的聯村聯戶為民富民行動中,省市縣鄉245個單位、7334名干部聯系我縣176個貧困村和10289戶特困戶,各聯村單位和聯戶干部協調落實富民項目475項,落實資金2.61億元,受益群眾8.4萬余人;為貧困村、貧困戶興辦實事2500多件,捐款捐物折合資金2353.87萬元,201X年爭取財政專項扶貧資金4986萬元,組織實施扶貧項目8大類30余項,減少貧困人口1.53萬人,扶貧開發取得了顯著成效。
二、201X年奮斗目標
1、增加農牧民收入。全縣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到武威市平均水平,貧困鄉鎮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5%以上。社會事業、公共服務、生態建設全面推進,農牧民綜合素質和自我發展能力明顯提升。
2、減少貧困人口。到201X年底,力爭全縣基本實現穩定解決溫飽的目標,貧困人口大幅減少,減少貧困人口2.5萬人,年均減貧0.5萬人,返貧率控制在30%以內。
3、201X年內組織實施貧困村整村推進項目17個,貧困戶新建設施農牧業1900畝,實現全縣貧困戶戶均3畝棚的目標,力爭使祁連、東坪等7個鄉鎮和華藏寺鎮岔口驛村、松山鎮松山村、天堂鎮天堂村等35個貧困村實現整體脫貧。
4、力爭完成建制村道路通暢工程360公里,建成15個鄉村客運停靠點和河東公路、石門鎮至寬溝工業園區二級公路、石門鎮至火石溝公路,基本形成金強川四縱六橫路網架構;全面建成石門河調蓄引水和南陽山片下山入川生態移民小康供水兩大骨干水利工程,加快二道墩注入式水庫、抗旱應急引水工程、松山灌區改造、南陽山片2.3萬畝高效節水灌溉工程建設,解決6萬農村人口飲水不安全問題,新增節水灌溉面積1.3萬畝。
5、積極推進移民搬遷,解決惡劣環境人口生存問題。堅持把勞務移民作為扶貧開發的重要舉措,整合易地扶貧搬遷、游牧民定居、石羊河流域生態移民和教育移民等項目,以縣外移民和本縣、鄉鎮或村內實施易地搬遷、插花移民、區域內調整相結合,加大移民搬遷和勞力輸轉力度。到201X年底力爭完成生態移民2萬人。做好《居住在海拔2800米以上的10977戶44566人易地搬遷規劃》;為部分貧困人口有計劃地移居到公路沿線、中心城鎮和生產生活條件較好的縣內外川區,實現穩步脫貧,奠定基礎;四是力爭實現勞務輸轉20萬人(次)、兩后生培訓4000人、勞務技能培訓10000人的目標。
精準扶貧工作調研報告范文(二)
為切實抓好精準扶貧工作,按照XX扶貧搬遷辦發〔XXXX〕X號文件精神,我街道結合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深入開展精準扶貧調研。現將調研結果報告如下。
一、基本情況
青龍街道位于全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一個城鄉結合的街道,屬城市建設規劃區域。幅員面積X平方公里,常住人口X萬人(其中農村人口占X萬人,建卡貧困戶X戶X人)。
截止XXXX年,街道農村村級公路里程X公里,其中硬化公路里程X公里。耕地面積X畝,其中撂荒土地X畝。農村產業主要以種植玉米、水稻、蔬菜、柑橘,養殖牛羊兔魚等第一產業為主。
二、貧困戶貧困成因
通過開展貧困戶相關信息調查。我們發現貧困戶之所以難脫貧、易返貧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偏遠,地形復雜交通不便,生存條件差。
調查發現部分偏遠貧困戶往返一趟集鎮需要步行3個小時以上。居住環境惡劣、資源貧乏,生產生活資料嚴重匱乏,即使有資源也多因交通閉塞、信息不暢,難以得到有效開發。
二受教育程度低,脫貧意識低,缺乏發展技能。
農村貧困人口多數為初中以下文化。相當一部分貧困人口思想觀念陳舊,傳統小農意識根深蒂固,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落后。生活上往往靠幫靠救濟,脫貧意識極其薄弱。幾乎沒有懂現代農業專業技術的人員,缺乏自我發展的能力和動力。
三產業附加值不高,缺乏勞動力,收入水平低。
多數貧困戶是從事第一產業的農戶,家庭經濟收入主要依靠責任田,缺技術、缺資金、缺門路,日常生活比較艱難。加之第一產業要有產出,主要依靠人工勞力,且產業附加值不高、收入低,費力不討好,兩相對比之下青壯勞力大多選擇外出務工。在家的多為老弱病殘,即便想要發展產業也是有心無力。
四教育負擔重,抗風險能力低,因學因災因病返貧現象嚴重。
再窮不能窮教育。文化知識的培養是貧困戶最終改變貧困命運的關鍵。目前國家已免去了義務教育階段的主要費用。但就讀高中、大學階段的貧困學生家庭負擔仍然相當重。一個高中生每年需支出一萬元左右,有些貧困戶家庭往往為了孩子上學負債累累。二是在貧困戶收入來源中農業收入所占比重過大,缺乏抗風險能力。一旦遇到干旱洪澇等自然災害,收入便大幅下降,迅速返貧。三是家庭收入主要靠勞力。一遇到家庭中有住院或慢性病的,既要支出高額醫療費用,又減少了家庭收入,這一增一減,對于貧困戶家庭無異于雪上加霜。因學因災因病返貧現象嚴重。
三、思路和建議
一加大基礎設施投入,靈活運用搬遷政策。
一是針對貧困戶地理位置偏遠,地形復雜交通不便,生存條件差的問題。加強道路交通、人畜飲水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戶生產生活條件。二是對于確實過于偏遠的農戶,要靈活運用扶貧搬遷、生態移民等扶貧政策。將農戶調整集中安置到自然條件較好,交通便利的地區居住。三是遷入地要積極為搬遷戶協調解決宅基地,土地以及上學、衛生等必須的生產生活配套設施,并積極為搬遷戶規劃產業發展,確保搬遷戶搬得出、安得穩、能致富。
二加強教育培訓,提高產業技能。
一是認真組織各種短期技能培訓,培訓堅持就近就地原則,分散辦班,分類指導。為使學習勞動兩不誤,盡量安排農閑時間組織招生,要針對不同地區農村的特點,實行隨到隨學,只要達到要求和學習目的就行,在課程安排上以當地主要產業的管理為主,增強學習的針對性和實用性。二是同時對當地懂技術、有經驗、能力強的致富帶頭人,要鼓勵他們積極幫扶貧困農戶并給以適當的獎勵。
三優化產業模式,提高收入水平,吸引勞動力回巢。
一是引進產業附加值高,有市場競爭力的龍頭企業。鼓勵企業安排扶貧對象勞動力就業和輻射帶動周邊扶貧對象發展生產,吸引勞動力回鄉就業。二是通過土地流轉,統一規劃。以本地區特色優勢產業為依托,擴規模,提檔次,集中力量整合產業項目,打造地區產業品牌。改變農戶個人自產自銷、粗放經營的低競爭力模式,提升產業競爭力。從而提高農戶收入。
一、“互聯網+”為農村精準扶貧提供的機遇
“互聯網+”戰略在農村的落地能夠切實幫助農村解決問題,繼而為農村精準扶貧提供機遇。因為“互聯網+”具有創新驅動以及連接一切等特征,因此極易改善行業或地區的發展環境。也就是說,“互聯網+”戰略在農村的實施,能夠有效改善農村的發展環境,優化農村精準扶貧的基礎條件。
首先,憑借互聯網技術、實施“互聯網+”戰略,能夠促進農村發展信息的流通,進而打破束縛農村發展的時空限制和“信息鴻溝”,切實有效地推進農村的精準扶貧工作。對農民來說,更多、更暢通的信息,不僅能夠幫助農民選擇更加質優價廉的農業生產資料,而且能夠幫助農民打通、擴大銷售渠道,實現務農收益的增加。甚至,部分農民可以直接利用成熟的電商平臺來發展“互聯網+農業”,促進現代農業的發展和產業化經營,提升務農收益,進而實現脫貧。此外,通過互聯網技術,也能夠促動農村用工信息的流通,幫助農民在本地區尋找就業機會,提高農民的務工收入,同時也有助于減少農民的“離土離鄉”,便于其照顧家庭的老弱病殘成員,而這一點也是推動農村精準扶貧的重要內容。對于政府和社會組織來說,可以更加精準地了解貧困地區的發展需要,然后投入相應的發展資源,實現精準幫扶,繼而幫助農民精準脫貧。
其次,“互聯網+”的實施能夠幫助農民享有更多更優質的公共服務,同時幫助農村培育發展人才,進而改進農村開展精準扶貧的基礎條件。一方面,我國農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遠遠低于城市居民,因為眾多公共服務資源往往聚集在城市。這一現狀不僅影響了農民的正常生產生活,而且也導致農村脫貧事業進展緩慢。以每千人口擁有的衛生技術人員為例,就可以看出農民享有公共服務的稀缺。2005年,城市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為5.82人,農村僅為2.69人,比城市少3.13人;而到2014年時,城市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為9.7人,農村僅為3.77人,比城市少5.93人。由于我國農村幅員遼闊、農民數量眾多,單純依靠增加農村公共服務的投入總量來改善農民享有公共服務的情況是不現實的,不僅實施難度較大,而且也不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借助“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教育”等新型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能夠打破時空限制和總量需求困境,實現農村公共服務資源投入的精準化,進而相應地幫助農民享有更多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此外,伴隨打工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加速離開農村,農村各方面事業都陷入了空心化的狀態,農村發展環境不斷惡化,同時也陷入了人力資本空心化的局面。這嚴重阻礙了農村的持續發展和精準扶貧工作的開展。通過實施“互聯網+教育”、“互聯網+培訓”等發展戰略,能夠為農村新型職業農民和農村人才的培養創造良好條件,幫助農村儲備充足的持續發展動力。同時,也能為農村培育更多的脫貧發展主體和脫貧人才,而依賴這一群體,能夠卓有成效地推進精準扶貧工作在農村的承接、落實。
二、“互聯網+”下開展農村精準扶貧的路徑
如前所述,互聯網技術和“互聯網+”戰略在農村的實施,能夠為農村精準扶貧工作的開展提供良好機遇。具體說來,在“互聯網+”背景下開展農村精準扶貧的路徑主要有:一是依托互聯網,制定“互聯網+農村”的整體發展戰略;二是實施“互聯網+發展信息”戰略,幫助農村實現信息暢通和資源集聚;三是加速開展“互聯網+農業”工作,促進現代農業發展,提升農民的經濟收入;四是利用“互聯網+教育”等培養方式,幫助農村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和農村人才,提升農村人力資本水平,為開展農村精準扶貧提供智力支撐。
(一)以“互聯網+農村”促發展、謀脫貧
隨著農村網民數量的增加和農村互聯網硬件條件的改善,農村已經能夠較為順利地連入互聯網世界。在此背景下,農村已經面臨一個更加寬廣的發展環境,在此背景下,急需幫助農村完成“互聯網+農村”的頂層設計,進而有效促進農村發展和脫貧工作的開展。就當前現狀而言,在農村開展電子商務,不僅有利于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而且也能為農村發展提供更多的機遇。事實上,農村電子商務在我國發展迅速,已經出現了眾多的“淘寶村”、“電子商務村”,初步實現了某些產業或產品的地域集聚,不僅已經幫助很多農民實現了脫貧致富,而且還能夠充分實現規模經濟效應。
(二)以“互聯網+發展信息”實現信息暢通、資源集聚
信息不暢通和發展資源稀缺嚴重阻礙著農村發展和脫貧目標的實現。而當前,通過實施“互聯網+發展信息”戰略有助于解決這一問題。具體說來,一是依托互聯網技術和平臺,幫助農村建立信息集散平臺。通過專業技術手段,實現農業生產、勞動用工等信息的科學歸類和有效傳播。而農村發展信息的聚集傳播,不僅有助于農民掌握充足的農業生產信息,而且能夠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二是通過互聯網技術的支持,收集、農村發展的資源需求。政府和社會組織能夠根據農村的發展需求,實現扶貧資源的精準投放。而這一點往往關系到農村精準扶貧的成功與否。
(三)以“互聯網+農業”促進現代農業發展
推動現代農業和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是開展農村精準扶貧的基礎工作,而借助于“互聯網+農業”戰略的落實,能夠有效促進現代農業經濟發展。首先,建立“互聯網+農業技術”的推廣體系,幫助農民實現科學種植養殖,降低農業生產成本的同時,有效提高務農收益。具體說來,應該用互聯網技術來完善增強當前農村較為薄弱的農業生產技術推廣體系。其次,“互聯網+農業”的興起也為訂單式農業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通過互聯網,實現農民與客戶需求的精準對接,進而快速發展訂單式農業,有效改變農產品市場供應不足和供應過量的局面。
(四)以“互聯網+教育”培育農村發展人才
發展人才匱乏,是農村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的一大難題。結合農村實際,應該積極開展“互聯網+教育”來培育農村發展人才。依托互聯網技術和平臺,推動遠程教育以及在線課堂等教育形式在農村的使用和推V,有效促進農村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發展。一方面,通過農業生產技術專家和管理專家的遠程教學和示范演示,不僅能夠激發農民的學習熱情,而且有助于農民更加直觀形象地學習農業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知識。另一方面,借助“互聯網+教育”,農民不僅能夠接受在線講授,而且能夠與教師進行及時的溝通交流,便于更加有效地解決農民的疑難困惑。總之,發展“互聯網+教育”,能夠為農村培養充足的新型農民和發展人才,繼而為農村精準扶貧的開展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撐和人才保障。
關鍵詞:大數據產業;產業結構;轉型發展
一、 貴州大數據產業與產業結構現狀分析
(一) 貴州大數據產業發展現狀
2014年,貴州通過開展“大數據商業模式大賽”,并進行大規模的大數據招商引資活動,共簽約項目160多個,簽約投資總額已超過1700億元。電子信息企業共1721家,較2013年底增加400余家,新增大數據及關聯產業注冊企業263家。年底,以大數據為引領的電子信息產業規模達到1460億元,市場主體也有了較快發展,同比增長62%。與此同時,相應的就業機會增多,全省電子信息產業現有從業人員數約7萬人,2015年貴州省從業人員可實現同比翻番。
(二) 貴州產業結構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和相關政策的實施,貴州產業結構有了較大的調整,即第一產業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三產業比重逐年增加;2013年三次產業的貢獻率分別為5.3%、46.8%和47.9%,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逐漸由第一、二產業到第二、三產業轉變,產業結構日趨合理。但貴州的產業結構仍存在產業結構層次低,三次產業發展不平衡,與全國的平均產業發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
1、 第一產業發展現狀
在第一產業結構中,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農林牧漁服務業的比重為60s4s29s2s5,貴州第一產業仍以農業為主,林業、畜牧業、漁業和種植業的經濟產量逐年增加,但其發展優勢不明顯,所占比重仍小于農業。而在貴州大部分地區,其農業發展主要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農業生產方式落后,農業經濟較為閉塞。
2、第二產業發展現狀
在第二產業中主要以工業為主,工業不僅是第二產業,也是整個貴州省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2013年,重工業和輕工業占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加值比重為53s47。由于貴州礦產資源豐富,以采礦業、原材料加工業為主的重工業在工業中所占比重較大。近年來,隨著農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輕工業有了進一步發展,與重工業間的發展差距在逐漸縮小,但貴州仍處于工業化的初級階段,與全國的工業化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
3、 第三產業發展現狀
第三產業是除第一、二產業以外的其他產業,主要包括交通運輸業、金融業、旅游業、教育科技和文化產業等。近年來,隨著貴州旅游業、交通業的迅速發展,加之高新技術、新興產業的崛起,其第三產業占生產總值的比重以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第二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但自2010年開始,第三產業對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的拉動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有所下降,教育、科技和文化產業發展仍較為落后,第三產業整體與中、東地區仍存在較大的差異。
二、 大數據產業對產業結構轉型的推動作用
(一)大數據產業對農業轉型發展的作用
長期以來,貴州農業經濟一致采用粗放型的發展方式,生產效率低下,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投入產出不成正比,農業生態環境日益惡化。而大數據產業是一個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興產業,為農業轉型發展提供了契機。
大數據產業通過對農業數據的收集、運用和分析,幫助農民隨時掌握農作物的生產狀況、天氣的變動以及對農作物的影響,農民據此來決定農作物的種植,實現精準化作業,減少農民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經濟損失。同時根據市場對農產品的需求以及以往農產品的價格走勢等數據分析,開發不同類型的農產品,提高的農業生產的附加值,并進行精準化銷售,進而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實現農業的轉型發展。
(二)大數據產業對工業轉型發展的作用
目前,貴州仍處于工業化的初級階段,主導產業仍以礦產、化工、煙草行業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為主,其生產效率低下,科技含量低,長期依賴自然資源,經濟效益低,難以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
大數據產業通過對工業生產過程中相關數據的收集、分析,并從這些數據中獲取有價值的信息,為傳統工業設計、生產方式的選擇提供了數據支持。并通過回饋客戶的產品體驗,改變傳統的產品營銷模式等方式提高工業生產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促使工業生產的主導產業向科技、創新型轉變,進而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
(三)大數據產業對第三產業轉型發展的作用
近年來,貴州第三產業雖然發展速度很快,但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教育業、金融業、科技文化衛生事業發展較為滯后。大數據產業可以利用數據的收集和分析來幫助企業對客戶進行個性化服務,降低成本,提高運營效益。在教育方面,基于在線課程、電子教科書的數據、信息反饋,教育者可因材施教,并為不同的學習者提供個性化的學習方案,提供學習效率;在金融業方面,大數據通過分析客戶交易數據、行為為客戶提供個性化服務,提高服務質量;通過分析金融企業的歷史交易數據,為其發現企業的創新機會,同時提高企業運營的透明度。在醫療衛生業方面,大數據通過對居民以往的健康數據以及疾病治療的數據分析,可以為其提供個性化醫療,提升醫療價值,創新醫療模式。通過發展大數據產業,創新第三產業發展模式,優化內部結構,進而實現轉型發展。
三、 發展大數據產業,促進產業結構轉型的建議
(一)加強政策扶持,完善投融資體制
貴州省政府要打破原有的管理模式,要基于云計算創新服務模式,為大數據企業發展提供政策支持,同時健全相關投融資體制,加大對大數據產業的投資,逐漸把大數據產業打造成為全省經濟發展的增長點,不僅增加的就業機會,而且促使其他產業由資源、勞動力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提高產業的附加值。
(二)完善大數據產業鏈,推進產業結構轉型
發展大數據產業,構建多層次的生態產業體系,不僅要延長大數據產業鏈,而且要完善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在此過程中,大力引進關聯企業,也要鼓勵本地企業的創新發展。在大數據產業生態基礎層和分析層中要加強技術攻關、搶占技術前沿:在大數據產業生態應用方面,通過數據挖掘的應用,提高產業附加值、加強配套產品生產。推進以大數據為引領的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引領和推動全省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三) 加強大數據產業與其他產業的互動合作
在產業結構轉型中,其中最基本的是企業自身發展的轉型。大數據產業擁有海量的數據存儲,先進的數據挖掘、分析技術,較為安全的數據應用等特性,企業發展可以利用這些特點來進行轉型發展,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而企業發展的歷史數據以及生產過程中的實時數據也為大數據產業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數據,是大數據產業發展的基礎和核心。(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注明文章屬于“貴州財經大學2014年度在校學生科研資助項目”
參考文獻:
[1]趙國棟,大數據時代的歷史機遇:產業變革與數據科學[M],清華大學出社,2013.
[2]貴州省統計局,貴州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3.
[3]蔡書凱.大數據與農業:現實挑戰與對策[J],觀察,2014(01),4-5.
[4]李社.積極發展大數據產業[J].理論與當代,2014,8(10).
近年來,隨著測序技術與產品的迅速迭代更新,各國紛紛開啟精準醫學計劃,2015年更是被業內稱為基因測序臨床應用的元年。
會上, BIGIS-1測序系統及配套試劑、芯片引發了與會嘉賓的廣泛關注。BIGIS測序儀的出現對中國基因測序產業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其憑借高度集成的模塊化設計及完善的上下游配套服務,讓測序變得更加簡單。
同時,BIGIS-1測序系統的問世,還將打破基因測序儀器及試劑耗材嚴重依賴進口的局面,為國內測序成本的降低提供了可靠保障。
中科紫鑫研發工作負責人任魯風博士就BIGIS測序系統及配套試劑耗材進行了詳細介紹。其優勢體現在精致外形節省空間。其外形大小非常適合中小型實驗室,便捷的觸摸屏設計無需用戶配備鼠標鍵盤等附件。
同時完善的上下游配套系統,“傻瓜式”操作流程也使測序變的更加簡單。BIGIS測序儀高度集成了一系列機電控制、微流體、光學和軟件控制系統,并根據自身儀器的特點及反應原理,設計完成了一整套數據處理及分析系統,實現了測序及數據分析的閉環整合,解決了客戶對于新一代測序分析的后顧之憂。
最引人關注的是國產化的試劑和芯片打破了國際性壟斷,降低了測序成本。
會上,國內基因測序的領軍人物于軍博士也從精準醫學的角度剖析了基因測序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并指出了國產測序儀在國際上所產生的影響和重要意義。
牧區精準扶貧調研報告范文(一)
根據縣人大常委會20年工作要點的安排,月日上午,由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帶隊,組織部分常委會委員、基層代表和鄉鎮人大主席組成調研組,就縣人民政府2015年扶貧開發工作情況進行了調研。調研組一行深入到昂拉鄉措加村實地查看了文化旅游扶貧項目昂拉賽康寺維修和農家樂改造情況,并與部分項目實施戶進行了座談。聽取了縣扶貧局負責人有關情況匯報,并召開了座談會。現將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基本情況
20年縣政府認真貫徹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戰略決策和部署,積極轉變扶貧開發思路,創新扶貧開發模式,緊緊圍繞年初縣政府和州扶貧開發部門簽訂的目標責任,按照精準扶貧的要求,深入推進我縣扶貧開發各項工作落實,共投入扶貧資金2418萬元,實施了整村推進、藏區扶貧產業發展、旅游扶貧產業產業發展和易地扶貧搬遷配套設施等重點項目,全縣扶貧開發工作成效顯著。
(一)整村推進項目。該項目投資700萬元。其中包括:1.投資301.6萬元的4鄉(鎮)12村牛羊養殖及商鋪購置項目。2.投資200萬元的坎布拉鎮尖藏村旅游扶貧產業項目。3.投資198.4萬元的昂拉鄉尖巴昂村旅游扶貧產業項目。
(二)易地扶貧搬遷項目。投資662萬元,對7鄉2鎮淺腦山區生態及地質災害區263戶1192人實施易地扶貧搬遷,項目已完工,正在準備驗收。
(三)旅游扶貧項目。一是投資200萬元,實施了坎布拉旅游景區3村貧困群眾扶貧產業發展商鋪購置項目。二是投資180萬元,實施了昂拉鄉措加村老景點改造項目,項目已完成全部建設內容,正在準備驗收。
(四)尖扎灘鄉灘上四村產業扶貧農貿市場建設項目。項目投資500萬元,在尖扎灘鄉建設薩尕尼哈農貿市場一座。
(五)創業、資助項目。1.投資76萬元,開展以烹飪技術、民族歌舞演藝、泥瓦工等專業的勞動技能雨露計劃培訓項目。2.投入資金40萬元,實施了貧困大學生資助項目。3.投資60萬元,對貧困大中專畢業生給予貼息貸款,鼓勵創業。
(六)工作措施得力。一是深入開展調研。通過調研,了解村情民意,掌握市場行情,為項目的順利建設實施奠定了群眾基礎。二是科學編制方案。提高了項目實施工作的可操作性。三是加強項目管理。確保了項目資金的安全,提高了項目建設的質量,做到了項目建設的公開、公正、公平,使扶貧資金發揮了最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二、存在的問題
(一)部分貧困人口的脫貧難度較大。近些年,隨著省、州、縣農牧區扶貧工作力度的不斷加大,一些有脫貧條件的村莊已經基本實現了脫貧。目前需要扶貧的對象所處自然條件惡劣,生產生活條件差,加之個人無一技之長或等、靠、要思想嚴重,實現脫貧難度較大。
(二)扶貧工作的體制機制還不夠健全。調研中我們了解到,農牧區扶貧工作涉及農牧、民政、水利、財政等多個部門,雖然已經成立了相應的扶貧開發領導小組,但各部門之間沒有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工作上也沒有實現有效的聯動,與精準扶貧工作的高標準、嚴要求差距甚大,這就導致在具體扶貧工作中出現信息不暢和協調不力的問題。
(三)精準扶貧工作的宣傳力度尚需加強。由于精準扶貧的時間緊、任務重,如果我們仍然按照以往的扶貧工作方式方法,勢必難以按時完成脫貧任務,因此,要進一步加大相關政策的宣傳力度。
三、幾點建議
(一)要充分整合社會資源,健全精準扶貧機制。要認真研究吃透中央和省上關于實施精準扶貧的相關政策精神。一是政府及扶貧主管部門在加大扶貧投入的同時,要轉變職能、簡政放權,做好我縣精準扶貧頂層設計,整合各個部門的資源,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二是建議在安排產業扶貧項目時,加強各部門聯動,加大水電路等基礎配套設施、鄉村管理等基本公共服務等建設,為扶貧產業發展提供有力基礎支撐。三是要整合各職能部門的扶貧資源,改變目前資源分散、管理分治等多龍治水的扶貧工作現狀,搭建信息平臺,完善溝通協調機制,形成扶貧工作的整體合力。
(二)在精準扶貧中要做到因地制宜。在實施精準扶貧工作中,要把整體推進和精準到戶有機結合。既要實行精準扶貧,確保扶貧到村到戶,又要把精準扶貧規劃與城鎮化規劃、特色產業發展規劃等統籌起來,通過區域整體開發改善發展條件和環境,加快推進連片困難鄉、村的發展。
(三)要繼續加大對精準扶貧相關政策的宣傳。縣、鄉政府要進一步加大中央和省、州委關于實施精準扶貧相關政策的宣傳力度,在全社會營造關注扶貧,支持扶貧的濃厚氛圍,為確定四個一批精準扶貧項目,做到六個精準,打下堅實的基礎。
牧區精準扶貧調研報告范文(二)
一、概述
xx是一個以蒙古族為主體、漢族居多數的牧業旗。全旗共轄8個蘇木鎮;161個嘎查(村),其中以牧為主的嘎查90個、以農為主的村71個;568個村民組(獨貴龍);總人口17.85萬人,其中農牧業人口12.76萬人。20xx年6月末,全旗牲畜總頭數198萬頭(只),但貧困農牧民(未解決溫飽和低收入人口)人均飼養牲畜僅3個羊單位。
xx是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旗,經過多年的扶持與發展,全旗的貧困程度雖有所減輕,但受自然災害、地理環境、人口素質、農牧業基礎設施狀況等影響,貧困面還比較大,貧困程度還比較深,到20xx年底仍有42個貧困嘎查村,占全旗嘎查村總數的26%,未解決溫飽人口1.68萬人,低收入人口2.11萬人,分別占農牧業總人口的13.2%和16.5%,無灌溉飼料地或人均不足1畝水澆地2.7萬人,占農牧業總人口的21%,特別是牧區無畜少畜戶(人均不足5個羊單位)人口2.2萬人,占農牧業總人口的17.2%.。
二、致貧返貧的主要原因、影響因素及存在問題
(一)致貧返貧的主要原因:
目前,在牧區貧困戶中致貧返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六種情況:一是因病致貧,比如因家中一人或幾人患了一種需長期醫治的疾病,每年需花費不少醫藥費而貧困,約占貧困戶的50%;二是因災致貧返貧,主要是長期的自然災害使生產生活基礎條件得不到改善,收入低,加上底子薄,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生產性收入只能維持基本生活而致貧,約占貧困戶的25%;三是因學返貧,主要是學雜費逐年增高,一個學生從小學讀完大學就得需要幾萬甚至十幾萬元,不僅大學的學費居高不下,就中小學的雜費也讓一些農牧戶難以承受,特別是近年學校大量合并,多數自然村都沒有小學,許多小學生和學前班孩子都需要家長陪讀,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開支都很大,一個小學生一年也需要幾千元的費用。約占貧困戶的10%;四是因殘致貧,有些家庭的主要勞動力致殘或是殘疾人,因不能從事正常的勞動,更不能去謀取發家致富的非常復雜的事情而致貧,約占貧困戶的5%;五是懶惰致貧,一家人不好好種地養畜,更不會去勤勞致富,一年到頭等救濟而貧困。約占貧困戶的5%;六是其他原因致貧返貧,如孤寡、借貸等原因致貧返貧,約占貧困戶的5%。
(二)影響和制約貧困農牧民脫貧解困的主要因素及存在問題
1、自然條件惡劣,自然災害頻繁。
右旗自古以來就有旱巴林之稱,十年九旱,低山丘陵面積較大,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惡劣,自然災害十分頻繁。1995年秋,全旗遭受百年不遇旱霜凍,農作物受災面積達41.9萬畝,返貧人口達1.02萬人;1998年7月全旗遭受特大洪澇災害,直接造成經濟損失1.61億元,返貧人口達3.07萬人;20xx年8月16日遭受6.3級地震,持續時間30多秒,造成直接經濟損失5250萬元,返貧1.87萬人;20xx年春旱十分嚴重,6月20日以前降水量不足10毫米;20xx年更是多災之年,不僅遇到了30年不遇的夏秋連旱,而且在9月5日至9月8日,北部的4個蘇木鎮又遭受嚴重的雪災和霜凍,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148.5萬元,11月3日又發生了4.2級地震,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31.4萬元,預計總返貧人口2萬人左右。同時,全旗有近5萬多人生活在布病、地甲病、結核病、高氟水等地區,致病患者多達1.3萬人,因病致貧現象較多。
2、農牧業基礎建設薄弱、生產單一,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差。
右旗目前有耕地面積62.25萬畝,其中水澆地面積為15.55萬畝,人均1.21畝,主要集中在東南部西拉沐淪河北岸的沖擊平原,這一地區履蓋1個蘇木、2個鎮1萬多人。近年來,全旗的扶貧開發工作主要以農牧業基礎設施建設為主,但應對連年頻發的旱災、洪災、雹災、早霜等自然災害的能力仍然不強,這些不僅制約了農牧民增產增收,并易因此而致貧、返貧。截止20xx年底,全旗仍有三分之一的貧困獨貴龍仍是以養牧為主,其他收入基本沒有,生產生活都靠賣畜,至今尚有無畜戶或少畜戶(人均不足5個羊單位)5400多戶。
3、農牧民文化素質普遍偏低,科學技術的推廣和應用程度差。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場調節的比重日益增大,對于一家一戶以分散經營方式為主而文化素質偏低的農牧民來講很難對諸多的市場信息做出準確的判斷,如果同一品種的農畜產品在某一階段的供給大量增加,而國內需求增輻不大,產品不能大量出口時,農牧民收入就會大幅降低。
與此同時,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用于農牧業生產的新品種、新技術大量涌現,要求農牧民加強這方面技術的學習,并將其運用到生產經營中來,絕大部分農牧民則無所適從,很難把先進適用且市場需求空間較大的新品種和技術運用到生產經營中來。
另外,一些貧困地區農牧民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缺乏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勞致富的信心和干勁。
4、牲畜分配不均,牲畜占有量差距大。
牲畜是牧民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但多數地區牲畜分配不均,多的多少的少,據統計,全旗18.5%的養畜大戶飼養著全旗70%的牲畜,如崗根蘇木張勇一家4口人,飼養700多只羊,人均175個羊單位。而貧困農牧民(未解決溫飽和低收入人口)人均飼養牲畜僅3個羊單位,還有一部分無畜戶。
5、勞務經濟發展緩慢,富余勞動力比較多。
勞務經濟發展緩慢,隨著農牧業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使原來大量的手工勞作被機械代替,就使一大部分農牧民從以往的生產勞動中擺脫出來,形成大量勞動力資源閑置。目前,全旗有閑置勞動力達3.5萬人之多,但由于受傳統觀念和語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勞務輸出量不大,仍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力資源不能得到合理利用,加上近年禁牧舍飼又使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重新返回牧業生產中,勞務輸出難度大。每年組織輸出人數在1萬人左右。
6、牧區生產生活支出高,成本大,收入不穩定。
一是牲畜這種生產資料的生命性決定了牧區具有人畜雙重消費的特點,特別是一遇災年,需要購買大量飼草料,出現成本大于銷售的現象。同時,禁牧舍飼也加大了牲畜飼養的成本。二是由于牧區地廣人稀,居住分散,牧民在教育、醫療、交通、水電、食品等方面消費較高,年人均達1264元,占純收入的52%。三是與農區建設相比,國家對草原建設投入較少,畜牧業基礎建設欠帳較多,需要建設投入較大,牧民自己無力承擔。加強畜牧業基礎建設,轉變畜牧業經營方式,是提高農牧民收入的先決條件,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途徑。四是扶持牧戶所需投入較大,如每戶建一處草庫倫(6000元),扶持10個羊單位母畜(3000元),每戶需投入9000元。據統計,全旗1128元以下收入的牧戶有17285戶,約需投入1.5億元。五是右旗屬高寒低溫區,且持續時間長,取暖時間長達6個月,牧民維持基本生存狀態所需開支較大。
7、公共設施落后,社會事業發展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