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信的含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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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 武德 倫理
儒家思想背景下的武德內涵
中華武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形成于中華民族獨有的社會歷史環境和文化背景中，并從傳統民族文化精神的土壤中汲取營養。作為中國傳統文明和道德主流的儒家倫理思想，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武術倫理道德思想的各個層面，并從一定程度上規定其發展方向。武德，顧名思義，就是武術道德。這一概念最早始見于三千多年前春秋戰國時期左丘明所著的《左傳》一書，他提出：“武德：禁暴、戟兵、保土、公定、和眾、豐財者也”。①在儒家思想背景下的武德概念，可以說是身體武術與思想道德的結合，是武術在長期的實踐和發展中逐步形成的傳統道德標準。武德隸屬于中華傳統道德體系的精神范疇，其本質可以理解為“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的倫理價值凝聚與武術范疇的獨特表現形式和結構格局”②。盡管不同的社會歷史文化時代會以多方向、多角度和多層次的態勢發生著各種嬗變，從而推動武德的內涵不斷地補充和豐富，但其本質仍表現為七大方面，即“仁、義、禮、智、信、忠、勇”。本研究認為，“‘仁’、‘義’、‘信’是構成武德最堅強內核的三大支撐性要素”。③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所在，因此也是武德的終極價值依托。一個“仁”字幾乎囊括了儒家思想對于人的道德修為的全部倫理責任的投射，自然也是習武之人所應具備和追求的最高層次的道德境界。“仁”的本質含義即用一顆廣博寬容的愛心去愛一切事物和人。從價值倫理上講，“仁”的核心是孝悌，這種孝道拓展到武術領域就是要求武林中人具有師慈徒孝、兄賢弟恭、朋親友愛的道德倫理規范。而踐行“仁”具有兩種路徑方法，那就是忠與恕。忠誠就是“要求習武者忠于師門，繼而拓展為要忠于民族、社稷、正義與事業”④。寬恕，就是要與人為善，寬以待人，以愛人之心寬恕他人，求得人際關系的祥和寧靜。
“義”在儒家思想視野中是“仁”的一個“執行性”概念，是行善之本。而在武德概念框架下，“義”可以理解為是“仁”具體化為人的表層道德行為所依賴的環節。也可以說，“義”是“仁”的實現路徑、方法和策略。在武德這個特定概念所構筑的語境下，“‘義’還能夠衍生出等級與秩序的含義，對于習武之人而言，也就是要求他們的言行舉止、行事準則與自己的內在身份要統一”⑤。
“信”這一概念則更具有實踐傾向，是對“仁”、“義”的進一步的執行和功能性表達。“信，誠也”，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做人要誠實守信，一諾千金。武林中也將誠守諾言作為最源遠流長的傳統，所謂“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誠實守信，不顧自身安危乃至犧牲個體生命奔赴險境，是中國古代俠客武者屢見不鮮的先進事跡，足見“‘信’是構成武德體系價值的一種重要概念”⑥。
之所以將“仁”、“義”、“信”作為儒家倫理思想框架中武德的主體內容，就在于這三點從一個系統的角度闡釋了武德是習武之人所應具有的連續性和層次性的約束規范。“仁”體現了武德賦予習武之人最終極的價值境界，可以說是武德之魂。“義”在武術范疇內可以理解為“仁”的化現，是武德體系的中樞，是對“仁”的一種實踐層面的體驗。如果說“仁”是每一位習武之人所追求的那種“仁者無敵”的境界，那么“義”就是每個武者為了達到這一境界的必經之路。可以說，一次次行俠仗義都可以理解為是對“義”的執行并疊加積累，從而實現對“仁”的集蓄和靠近。而“信”是武德體系的動態組織，是對“仁”、“義”的一種更加可視化、具體化和常態化的履行，是反饋“仁”的神經信號和“義”的血液的肢體行為。因此，“仁”、“義、“信”彰顯了武德體系中的神、氣、骨三個層次，與武術精神所謂的“內外兼修”的意蘊不謀而合。
“仁”： 儒家倫理賦予武德之魂
武術中的倫理觀念，武德的形成與發展，均以儒家“仁”為中心。“仁”最根本的含義是“仁者愛人”，它一方面指的是對人要寬、惠、恕，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指的是對人要忠，即待人誠厚，盡心竭力。“武”字從“止”從“戈”，即“止戈為武”。也就是說，武學的本質是阻止戰爭，彰顯和平的精神。從這個角度來講，尚武精神就絕不是簡單的指身體上的殺戮和對抗，而是包涵著中國人獨有的“以武收服人心”的倫理觀念。武德之“仁”體現了習武之人的一種終極關懷和追求，它為習武之人的自身練武修習、以武會友、闖蕩江湖、開門受徒等一系列武林行為鋪上了一層底色，讓每一個行為環節都充滿著強烈的至善情結，使得武術這一原本具有暴力色彩的行為蛻變成為一種中國人獨有的行為美學和價值美學。“仁”賦予武德以中國人獨有的辯證法思想，即斗爭性與同一性的對立與統一，身體行動與意識思考、武力對抗與理解共識、身體制服與心理征服等等。而這種對立與統一不是簡單的互為因果，而是一種具有傾向性、循環性和發展性的陳述，即只有心存“仁”才能“無敵于天下”，心念不殺之心，才能真正俘獲人心。
武術作為一種技擊技術，特別要求練武之人必須具有仁愛之心，強調不仁者不教，不義者不傳。張孔昭《拳經備要》云：“賢良秘授紆危困，邪佞休傳害眾生，大道等閑若輕授，須防九族盡遭刑。”“仁愛”理念投射到武術領域，還體現為尊師重道，恪守道義禮教，并在武林社交場合以謙遜謹慎的禮儀作風構筑交往規則。習武之人雖然“不打不相識”，但是在比武切磋、較量招法甚至進行實戰對抗的過程中，往往強調“點到為止”，即主要體驗武術套路的發揮和技術的進步，體會武術方法，而嚴格反對搏命廝殺。這一倫理發展至現代社會，體現在散打等競技賽事之中，往往要求競賽選手手帶拳套，身穿防護器具；很多競賽規則中也都一直規定要害部位為禁打區域，如襠下、脖頸、耳后等位置，并且不允許有傷害對方的動作出現，其目的是確保運動員的身體安全。這些都是“仁愛”思想在武術中的體現。
“義”：儒家倫理賦予武德之血
“義”是傳統武德中的重要信條。在儒家思想中，“義”的內涵即事之適宜，是主持正義，思想行為符合標準的道德觀念。孔子說：“義者宜也”。韓愈說：“行而宜之之謂義”。《論語》中有24處提到義，《孟子》有108處提到義。其中《孟子》有云：“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者也”。這些來自儒家的千古名言所展現出來的“舍生取義”的氣節，業已成為千百年來武林人士“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的武德境界及追求目標，從而將這一道義發揮到極致，鼓舞了無數愛國武術家發揚其民族精神。血性是習武之人的價值標準，所謂血性男兒，就是要將天地之間的那股浩然正氣灌注全身，讓武術成為一種弘揚正氣、懲惡揚善的正義力量，去對抗世間的一切邪惡和不平。而“義”也成就了武德的價值個性，即行為的正當性，武德的框架內容也整體上發端于這種正當性和正義性。
從現代倫理的語境來說，“義”是武德的價值標準，是判斷武德與殺戮的根本區別，是區分武林之中善惡榮辱的最高標準。通俗的講，區分武林正宗與邪魔歪道的根本標準，就在于是否踐行“義”，即是否踐行對社會正義的信守和護佑。更深一步講，武林中所尊奉的“義”還是對儒家所推崇的“大義”的一種踐行。孔子曰：“君子以義為上，君子有勇無義為亂，小人有勇無義為盜。”自古以來，行俠仗義且保家衛國歷來就是武林中人畢生追求的夢想和信仰。之所以成為“大義”，就是因為這種“義”不再是個體對個體的救濟和關注，而是上升到為國家民族榮譽及關乎其生死存亡的至高利益的挺身而出，萬死不辭。因此在大義面前，中國傳統倫理中的“舍生取義”也自然轉移至習武者對自身道德修養的基本構筑和培養上來。習武之人的言行舉止按照傳統武德的原則要求，就必須與自己的身份符合。“學拳以德為先，凡事恭敬謙遜，不與人爭，方是正人君子，學拳宜作正大之事，不可恃藝為非，以致損行敗德，辱身喪命”，這恰恰是傳統武德對傳統文化的倫理價值體系的一種承襲和集中體現。
“信”： 儒家倫理賦予武德之骨
“信”在武德體系中則更為具體，是在武林系統中最為直接的人際關系的體現，是習武之人對承諾、約定的信守。“信”是儒家倫理“五常”之一，強調的是做人誠實守信，不虛偽，不失信。在儒家倫理思想及其行為規范的框架之中，“信”既是儒家實現其道德修養的重要內容，又是實現“仁”這個道德原則的重要條件之一。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他強調做人要“信以誠之”，“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荀子亦云：“恥不信，不恥不見信。”荀子認為在交友上不守信、不講誠是非常可恥的。在傳統武德規范體系下，“信”與“仁”、“義”等一樣，都是構成習武之人尊奉的終極倫理信條與道德規范。它通過一些傳統習武者的歷代拳譜、家訓和訓誡體現并且不約而同貫徹并執行，逐步滲透到武德修養中，從而成為他們追求武學乃至人生哲學的最高境界。“信”作為一種價值理想和行為規范，往往是在傳統武德的有機體之中形成的，而教習武之人如何做人正是“信”的中心任務和整體精神，所謂“言必信，行必果”，這也恰恰體現了習武之人一直以來所堅信和堅持的最為根本的立身處世的原則和人生觀念。可以說，傳統江湖概念下的習武之人對“信”這一倫理價值的踐行，就體現在對其自身倫理修養和道德水平的全面提高上，從而實現對理想人格的全面塑造和構筑這一目的。之所以稱“信”為武德之骨，原因就在于武德正是通過習武之人互相之間對承諾的信守體現出來，是習武之人在行走江湖過程中通過武術對抗、武學交流、武術哲學探討等一系列的碰撞產生的。也就是說，“信”往往發生于武林之中最為直接的層面，是標榜武德的最外層表現形式。
構筑儒家思想下現代武德的思考
現代社會文化發展有兩大趨勢：其一是文化軟實力建設日益成為一種國家綜合實力的象征；其二，民族文化的振興成為國家和民族崛起的一種精神動力。可以確定的是，首先，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極富道德感的民族，恰恰是靠其深厚的德育底蘊來構筑起悠久燦爛的傳統文化的。而儒家思想作為曾經的中國主流文化，其倫理價值必然會與時俱進，發揮構筑現代文化思想價值的作用。而當代習武之人，無論是武術運動員還是單純的愛好者，都應該視自己為中華傳統文化和武德的天然傳承者和自覺弘揚者，不僅要勤于實修武術技能，同時還要通過對自我覺醒的思考和激發，使個體修為、宏大的民族文化和武學精神實現某種神性契合。其次，要從武術作為一種傳統文化的獨特性體現和杰出代表的角度來確立武術德育的地位。究其原因，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種亞文化形式，武文化與中華大文化具有天然的共通效應，這就決定了武術作為一種文化業態所必然具有的封閉專業性和長期穩定性，因此可以說，武術這一文化生態系統即便是在高速增長的經濟社會也始終沒有被社會世俗和文化大眾化效應所侵染和解構，至少可以說，這種侵染和解構并非武文化所獨有，而是整個大文化生態的現狀。正如《黃帝內經》所言：“其次有圣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于世俗之間，無恚嗔之心，行不欲離于世，被服章，舉不欲觀于俗，外不勞形于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形體不弊，精神不散。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以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于道”。武術自成為一種文化并彰顯出來至今，在武術界和武林江湖中，任何一個覺悟到這一點的武林人士，往往都能夠成功達到精神和軀體和諧統一的境界。在“我法不足法，唯古人是法”前提下，人們往往會不由自主地將這種武德的精髓向下、向外生發，將之日常化、世俗化、時代化，呈現于世間和現實社會，調和自然文化和世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的關系。當然，在現代武德的構筑背景下，要深刻認識到作為武術修煉基礎的武德既然是以儒家思想為理論背景，也就具有因其封建文化的兩面性而呈現出精華與糟粕共存之狀，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其中的一些內容已經不能適應當今社會的需要，甚至已成為武術發展的枷鎖。我們要辯證分析傳統武德學說中蘊涵的傳統倫理，重構新時期的武德模式。
總之，武德來自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倫理范疇，但它橫貫古今，至今仍然在為構筑當代的文明和價值倫理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中華文化概念下，武術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實用主義概念，它天然的與中國人固有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交融在一起，因此更接近于一種藝術和哲學，即中國人特有的行為藝術和身體哲學，是用身體來達到大徹大悟的集中體現。因此，對武德的思考絕對不能脫離中華傳統文化這個大的環境背景，而對武德的各個層面的思考和挖掘也就成為對中華傳統文化及其現代性開發的某種積極的動力示范。
（作者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
注釋
①朱紅燕：“21世紀重構中華武德的必要性”，《武術科學》，2006年第7期，第27～28頁。
②喬鳳杰：“本然與超然論傳統武術技擊的詭道與圣道”，《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05年第9期，第56～57頁。
③程大力：“‘武德’是一個歷史范疇兼淪‘武德’在現代武術界提倡之不合時宜”，《體育文史》，2000年第3期，第39～40頁。
④杜舒書：“武術人文精神論釋中國當代武德的失范與構建研究”，《西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第34～35頁。
第2篇：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
高職學生由于入學文化課基礎弱，大部分高職院校重視技能操作培養，忽視人文精神熏陶，普遍存在學生動手能力強、人文素養弱的現象。我國傳統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人文精神內涵深厚。日常教學過程中增強對高職學生儒家思想教育，提升他們的人文內涵和素養是高職教育中人文精神培養的當務之急。
關鍵詞:
人文精神;儒家思想;高職教育
隨著我國制造業的發展，社會對有一技之長的高職學生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為了適應社會的需求，許多高職院校加足馬力擴大招生，因此高考分數較低、文化基礎較弱的學生大多被高職院校錄取。后續高職教育中多數老師、家長和學生認為只要掌握好技術就不怕找不到工作，因此偏重專業技術的學習而忽視人文精神的培養，形成高職學生人文精神匱乏的普遍現象。
一、高職院校學生人文精神匱乏的主要表現
(一)自卑心理比較嚴重高職學生屬于大專層次，錄取分數比較低，基本上200分左右即可被錄取。由于高考分數比較低，與本科同學相比有差距，導致大多數高職學生有自卑的心理。根據目前我國高招程序，高職錄取在本科院校錄取結束后，有的地方甚至在中專錄取后，這使得社會上很多人對高招政策有誤解，認為高職學生比本科甚至中專學生低一等，這些誤解和偏見進一步加深了高職學生的自卑心理。
(二)自理能力弱，自控能力差高職院校的學生大部分來自獨生子女家庭，且家庭條件比較好。據我校不完全統計，約85﹪的學生是獨生子女，約44﹪的家庭在當地屬于中等以上收入，貧困學生只有不到2﹪。由于是獨生子女、家庭條件比較優越，學生在家里備受溺愛，相當一部分學生自主能力弱，缺乏自我生活能力。進入高校以后，得不到家長的照顧和呵護，一部分學生甚至基本生活不能自理，自控能力差，經常遲到、曠課，違反學校紀律，對于遵守學校規范管理意識薄弱。
(三)集體觀念淡薄，組織紀律性差由于高職院校的很多學生家庭條件比較優越，在家備受家長的寵愛，有很大一部分學生從小就養成了任性、占有欲強、自私自利的壞習慣。同時大多數獨生子女由于缺乏和兄弟姐妹共同生活的環境，造成部分學生喜歡獨來獨往，集體觀念淡薄，組織紀律性差，缺乏集體榮譽感、不愿意接受集體的束縛，常常以自我為中心，強調自我價值，奉獻意識薄弱。
(四)重智育，輕德育智育是具體的，有具體的考核標準衡量，而德育是抽象的，難于用一個規范的標準來量化。因此，目前大部分高職院校中普遍重視智育中技能教育，忽視德育人文素養的培養。社會上許多用人單位，在招收員工時往往只考慮招收對象是否掌握一定的技能技巧，而不考慮是否具有一定的人文素養。在這種教育環境下，大部分高職學生產生了只注重技能的學習而忽視了人文素養培養的“短、平、快”的思想。從人才培養的長遠角度考慮，人文素質教育的匱乏不利于學生今后進一步向“高、精、尖”專業技工方向發展。薄弱的文化底蘊使學生人文素質和人文精神不足，過窄的專業教育使學生的學科視野受到限制，過重的功利導向使學生的綜合素質訓練受到影響。［1］因此，真正提高職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應該在日常教學活動中加強對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構建人文精神，這不僅僅是學生今后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由制造大國轉向制造強國的需要。中國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影響深遠。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從某種意義講中國傳統思想即儒家思想，提倡積極入世，主張個人修養。在高職院校德育教學過程中應加強對高職學生的儒家思想教育，不僅可以培養他們人文思想，提升他們的人文內涵，也能夠在專業技能提高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學生的整體綜合素質。
二、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
(一)人際關系方面強調人本意識，注重對人的尊重人本意識是指尊重他人，推崇他人，弘揚人存在的價值和獨立自覺的意義。孔子提出“仁”，倡導人應該有德性，對統治者要求立足于“富民”、“教民”、取信于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認為人有了德性和理性，人才有靈性，有了靈性以后人才比萬物高貴，人才是萬物的主宰。因此，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論語•微子》)。戰國時期，孟子提出人性善來高揚人的價值，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區別于其他事物而獨有的。儒家思想認為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德性的修養確立起人的尊嚴和價值，每個人的命運都可以由自己主宰。
(二)社會文化方面強調有責任心和憂民意識儒家思想在充分肯定人的自由意志的同時，又注重激勵人的擔當精神和培育人的憂患意識。儒家思想的憂患意識是偉大的憂國憂民意識，不是個人的一己之憂。如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及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都集中體現了儒家憂國憂民的思想。這種憂患意識使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向著認同現實的方向發展，并促進入世品格的形成。反過來這種認同和入世的品格又不斷提升和鞏固這種憂患意識。［2］
(三)自然關系方面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儒家思想認為宇宙是由“天”“地”和“人”三個元素共同組成的和諧美好的宇宙。天人合一是人和自然關系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社會表現，就是個人與社會的統一，要做到個人服從于群體，即要從自己本心上體悟到個體與群體的統一性，人只是天地之間的一個組成部分。“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莊子•達生》)，儒家認為人在自然界應該尊重自然規律，這樣才能達到人和自然和諧相處。人的修行方面，儒家也提倡和諧“順其自然”的理念。由于人會受到各種名利、欲望的誘惑，不能堅守做人的道德準則，因此人要排除外界欲望的蒙蔽，自覺履行道德原則，達到“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為政第二》)的目的，即要求做到克己復禮，戰勝自己的欲求，使自己的心性及行為符合社會要求。
(四)自我修養方面主張力行意識與道德實踐如果說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儒家著重突出“天人合一”，那么在人格境界方面，儒家特別強調個人道德品質的自我修煉。孔子主張君子力行，提升道德素養，要面向社會，服務于人民。儒家強調通過修身或自我改造來達到道德修養或道德實踐的目標。“仁”是儒家所強調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是獨立人格的體現。郭沫若在分析《論語》中關于“仁”的各種表述后總結:仁的含義是克己而為人的一種利他行為。簡單一句話就是“仁者愛人”。［3］儒家的這種思想主張人應該推己及人，先人后己，尊重他人;強調個體的道德修養，追求理想人格。
三、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價值分析
高職學生因文化層次、個人素質、人生階段、社會風氣等因素造成了他們人文素質不同程度的缺失，而這種缺失會對其個人發展、社會進步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國傳統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實質是對人的思考，其內涵是對人自身價值、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思考與探索。學習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能夠幫助學生樹立科學的價值觀，有助于正確地處理人與自身、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在這種價值觀基礎上進一步培養出優良的行為規范意識。儒家思想的人本意識、生命意識能夠有效幫助高職學生正視自身的價值，挖掘自己的潛能，培養自己的能力，克服自卑心理，在實際行動中體現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使學生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儒家思想中的“憂患”意識，強調作為人應該肩負起的責任，人應該與人類和社會共憂患。“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能夠激起人們改造社會、變革現實的無窮熱情，也有利于高職學生明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奮斗目標，培養前進的動力，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提高自主學習能力和社會責任感。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明確了個人與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有助于高職學生認清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明確集體、社會的重要性，擯棄個人主義思想，鼓勵學生融入集體，與同學和睦相處，增強集體主義榮譽感。儒家思想中對于自我修養的要求，強調個人道德品質的重要性，通過“修身”、“內省”完善自我人格，有助于高職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塑造健全人格，端正態度，具備良好的品格，從而成為合格的人才與和諧的個體。以儒家核心思想為指導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不僅是學生今后進一步發展的需要，更是社會進步的需要。
四、高職學生人文精神的構建
人文精神是以人為主體的精神，它是以人為對象的，一種對人的關注，維護人的尊嚴、價值和命運，對人類文化遺產高度重視，是對理想人格的全面發展的肯定和塑造。［4］構建人文精神，形成良好的人文環境，對于高職學生人文素質的提升和學生群體素質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高職學生人文精神的構建不能操之過急、一蹴而就，應該以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為導向，以學生為主體，按照高職院校學生的心理特點，循序漸進地開展。
(一)轉變觀念，樹立人文精神教育理念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轉變觀念是構建學生人文精神的前提基礎。很多學校負責教學工作的領導和教師認為高職教育就是教會學生一技之長，把高職教育誤認為是“技術教育”。這種錯誤的理念導致了很多高職院校重視技能教育，忽視對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高職教育應該是培養人全面發展的教育，我們不能把高職學校當作培養“工具”性人才的工廠，要樹立全面發展，人文見長的教育理念。［5］在強調科學教育的同時，加強人文教育，促進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學校應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審美情趣和創新實踐能力。
(二)完善課程設置體系，加強人文知識教育開設人文課程是增加學生人文知識，培養學生人文精神的前提。人文課程廣義上包括所有容納人類思想，一切關注人類真、善、美，以人教育為教育主題，注重人類精神道德傳授和強調處世原則的課程都可稱之為人文課程。［6］狹義上的人文課程就是指文、史、哲等人文學科。學校教學領導可根據各高職院校教學特點和高職學生的情況，在以實用性、市場性為開課特點的基礎上增加人文類、藝術類課程的比例，打破專業課“一統天下”的局面，可以多開設一些中國傳統文化課程，加強儒家思想精髓的教育，如國學課的學習，重讀中國儒家的傳統經典《老子》、《論語》、《孟子》等，使學生在專業學習的同時，通過對這些儒家典籍的學習陶冶情操、注重道德修養的提升，明確人生目標，促進學生全面和諧發展。
(三)改進人文課程教育方法，給學生人文關懷要充分運用教師的人格力量，在人文課程教學中融入授課者的人文情感，以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節、恕、勇、讓”感染學生，讓學生感受到教師的人文關懷。這種教育方法不僅是教師內心情感的自然外泄，還應該是有計劃、有目的對學生施加影響，在潛移默化中讓學生感受到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精髓。人文情感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教師在講授人文課程時不僅要給學生傳遞文化知識，更要以身作則給學生關懷，幫助學生構建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的人文精神。
(四)加強校園文化建設，營造人文文化氛圍人文環境對一個人的成長至關重要，“孟母三遷”的典故說明了文化熏陶對一個人成長的作用。校園文化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以文化為載體，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作為學生，一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校園中度過，因此營造一個良好的校園人文環境，對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非常重要。營造濃厚的校園人文文化氛圍，可以通過三種途徑:第一、創造形式多樣的校園文化。例如開設第二課堂、舉辦人文講座和讀書活動，引導學生積極參加，讓學生學到在課堂中學不到的知識，擴展知識面，形成濃厚的文化氛圍。第二、開展具有特色的校園活動。如各類體育活動、各種社團活動、舞會等，通過這些活動使學生增進友誼、學會共處、增強自信、完善自我。第三、建設良好的校園環境。一個干凈、整潔、有序的校園環境會促進學生自覺地規范自己的行為，陶冶自己的情操，培養良好的公共道德。優美的環境也可以凈化學生的心靈，提高審美情趣。在這種獨特的校園文化熏陶下，學生在潛移默化之中形成具有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價值觀。然而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的、開放的工程，它包含了高職院校建設中的多個方面，不僅包括基礎硬件設施建設，還包括教師的文化素養、思想素質的培養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關系的建立等等。因此，打造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校園文化需要全體教職工共同努力。
綜上所述，作為新時代的高職學生，不僅是產品的制造者，更是文化的承接者和傳播者。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升級，我們不僅僅需要一般的產業工人，更需要創造能力強、綜合素質高的技術工人。新時期的高職院校肩負培養高素質技術工人的任務，因此將人文素質教育作為學校德育的核心，在教學過程和教學環節中給予學生正確的人文素質教育，注重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是當前高職教育的目標。以儒家核心思想為指導，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喚醒學生的個人自覺，促進學生全面發展，推進社會的進步，提高全民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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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藝術設計；影響
中圖分類號：J505；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0-0186-03
一、當代儒家思想的變化和意義
“儒道同源”是我們對儒家思想比較廣泛的認識，然而，儒家思想的影響力和傳播范圍比道家思想要深刻和廣泛得多。在中國，儒家思想長期占據社會統治思想的主導地位，而在新加坡、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儒家思想在其社會思想體系中也有不可磨滅的地位。我國在追求變革的途中，也曾經打出“打倒孔家店”的旗號，但隨后，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程度有所增加，進而使儒家思想得以再度興起。而目前，受到西方文化等的沖擊，我國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也面臨著適應當代社會的境況，而經過一定階段的探索和發展，現在的儒家思想已經具有較高的社會意義，取得了廣泛的認可。
（一）儒家思想的要義
無論時代如何改變，一種思想的主流要義是應該保持其獨立性的。而儒家思想的要義中，貫徹始終的是“仁”，其次是“義”、“禮”、“智”、“信”。這“五常”始終貫穿于中華民族的主流思想之中。而儒家思想的道德制高點則在于“中庸”。盡管隨著時代的變化，其內涵和解釋方式呈現出多樣化、階梯性的發展，但是其核心內容仍然在社會的文化和價值體系中占據重要的地位。
（二）當代儒家思想的意義
1.當代儒家思想仍是人們道德體系的基石。盡管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程度的沖擊，當代的儒家思想仍然在大多數人的思想中占據基礎而又重要的地位，進而形成人們的思想道德體系和價值體系。而“仁”、“義”始終處于大眾道德體系的頂端，經過其自身的理解和演變，形成獨特的行為和思維模式，對其精神建設具有重要的影響意義。
2.當代儒家思想仍具有較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儒家思想所設立的行為標準并非遙不可及，根據當前社會的實際情況，其在保持核心思想的基礎上，已經產生多重衍生意義，并且在保持其現實性的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親和力。因此，即使是普通的百姓，也能夠在實際生活中應用或者遵循。例如，“誠實守信”的到的觀念已深入人心，成為大多數人的行為準則。
3.當代儒家思想具有更強的包容性。儒家思想一直保持著“兼容并包”的特征，面對異質文化的沖擊，其更加能夠“獨善其身”。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拒絕承認個文化主體之間的矛盾，而是使其能夠并行，進而和諧相處。站在較高格局而言，這對解決民族文化的沖突，構建和諧中國以及和諧社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中原地區主要的傳統藝術形態及其特征
從五帝時代開始，中原地區的文明就一直帶動著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并且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筆筆濃墨重彩，期間發展起來的廣泛藝術形式，至今仍舊受到全國乃至世界各地人民的追捧和探索，并且已經成為了中原地區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中原地區主要的傳統藝術種類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在我們的祖先努力與自然環境做斗爭的同時，將自身樸素的審美觀念與實際的生活需要相結合，并且就地取材，創造出具有一定審美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產物，甚至有的藝術種類直到如今，仍舊讓人嘆為觀止。
1.中原地區的工藝美術資源。審美情趣的發展使依靠人民的實際生活體驗為基礎，并且使之與相應的技術結合，進一步產生精美的成果，繼而陶冶人們的情操。中原地區資源豐富，文化發展繁榮，自然風光秀麗，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的祖先制造了許多的工藝美術產品。例如在瓷器方面，有洛陽的唐三彩、宇宙的鈞瓷；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四大名鎮之一朱仙鎮的版畫，將傳統的工藝設計與中國的豐富文化結合在一起，不僅具有很高的審美和欣賞價值，更具有較高的文化研究價值。此外，南陽的玉雕也是一門精美的藝術，并繁榮發展至今，據多方考證，開國玉璽“和氏璧”即出于南陽。中原地區也是青銅器的故鄉，青銅器的歷史比唐三彩更悠久，價值也更高，因而也越來越受到矚目。作為四大名硯之一的澄泥硯，其精品也出于中原，加之其上所雕刻的精美圖案，具有極高的藝術欣賞價值。除此之外，仍舊值得一提的還有淮陽的泥泥狗以及中原某些地區發展成熟的剪紙藝術、以及洛陽宮燈即彩燈藝術等。
2.中原地區的其它藝術形態。除了傳統的手工藝品等藝術資源之外，中原地區還有較多的其它藝術形態。例如從夏朝開始即形成一門藝術的舞蹈形態，從僅具祭祀性的舞蹈逐漸發展成為兼具娛樂欣賞功能的舞蹈，不僅受到了宮廷的重視和支持，也引發了出儒家之外的道家、法家等各個學派對樂舞的關注和評價，促進了中原乃至全國舞蹈藝術的發展，如今已經自成體系。另外，中原的音樂發展也時刻與文化和政治歷史等深刻結合在一起，具有是跟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中原地區在服裝的裝飾方面，也發展了良好的藝術審美形態，例如中國傳統刺繡工藝中的洛繡和汴繡等技術，其款式和圖案都被賦予了美好的寓意，另外，服裝的飾品諸如“荷包”等，不僅體現了古代女紅的高超水平，更變大了當時社會的審美情趣以及人們之間美好的祝福。
（二）中原地區傳統藝術的主要特征
1.傳遞情感、折射民俗。無論是荷包還是剪紙，都傳遞了廣大勞動人民的樸素情感，至今看來，仍舊充滿了弄弄的“人情味”。同時，這些傳統的民間藝術，也承載著傳播民俗的重要使命。其中的內同與神話傳說、時令節氣等都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其表達出來的形式則涵蓋了飛禽走獸、花鳥魚蟲、人物山水等方方面面。無論是傳遞人與人之間美好而純粹的情感，還是表達對自然和信仰的敬畏和折服之情，這些傳統的工藝品無不向我們展示著曾在這篇土地上生活的祖先以及他們的勤勞品性、智慧以及樸素的審美。
2.結合了各個時期的文化特征。中原民間藝術的形式種類繁雜，內容豐富多樣，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主流文化都在傳統藝術的表現形式上得以深刻的體現。僅僅以一個小荷包而言，就能體現出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的重要縮影。例如，荷包的形制千姿百態，顏色千差萬別，皆因使用者的性別、等級不同而嚴格分類，這是傳統儒家文化“禮”制中的尊卑、等級等的直觀體現。再者，以中原地區的傳統民間服飾而言，其中的裝飾圖案和款式設計都極力依照對稱和均衡的形式美法則進行相應的設計，體現了傳統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而具有美好寓意的各種裝飾圖案，則體現了中華文化中以善唯美的純粹思想。
三、儒家思想對中原地區藝術設計發展的新影響
即使是在傳統的中原藝術表達形式中，其所在時代對其藝術表達的方式、效果等都具有重要的影響，甚至其文化特征、情感、民俗等都直接作用于藝術表達的過程和結果之中，繼而展現出獨特而又別致的審美情趣，為后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范本和線索。而在當代，隨著對傳統文化的推崇，儒家思想再次成為影響著大多數人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對于中原地區而言，這里自古以來就是儒家思想發展和傳播的重要地區。新時代賦予傳統儒家思想的新意義勢必會對中原地區當代藝術設計的發展產生新的影響。
（一）對藝術設計理念的影響
設計理念是設計師對產品的概念等進行的構思，它直接體現在產品的設計成果中，并直接作用于產品的風格形成等。而設計理念的形成與設計師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文化都具有重要的聯系。設計師靈感的來源需要豐富的文化熏陶作為沃土，而儒學思想中的美學觀念運用到如今的社會當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中庸”對設計理念的影響。“中庸”亦稱“中和”，是儒家道德體系中的重要標準，運用在藝術設計中，它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要求產品的設計效果與其周圍環境等具有較高的切合度，盡管設計需要一定程度的創新，但是其產品不至于太過標新立異，從而導致與其應用環境格格不入。同時，產品的設計理念應當貫穿于整個設計過程當中，每個細節的考量都應該收到足夠的重視，不偏不倚，從而達到完美的效果。另一方面，則是針對外來的先進理念保持平和的態度。在面對外來的優秀技術時，既不盲目追求其新意而導致忘本，又不過分拘泥于中國傳統設計理念的限制進而使產品設計理念落伍，而是取兩者之精華，并經過自身的感受進行一定的融合，使二者之間形成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有利狀態，進而呈現出極致、完美的效果。
2.儒家“仁”學思想對設計理念的影響。“仁”的思想，其本意是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但是運用在藝術設計中，它主要體現于對設計理念的考量過程中人文思想方面的運用。一方面是“愛人”。無論是傳統藝術還是現代藝術，都是為人類服務的，其設計目的在于增加人類生活的方便程度，或者提高大眾的審美情趣。因此，在有關的藝術設計中，理應以人為本，充分考慮各個因素所能影響到的人文情懷，與細枝末節中展現“愛人”的良好品德，使其更好地為廣大群眾服務。另一方面，是愛自然萬物，以現代的理論而言，即為藝術設計中的環保理念，這是對自然界中生命的珍視和愛護，也是對其保持憐憫情懷。
（二）對藝術設計效果的影響
設計效果直接體現在產品的運用過程當中，這不僅包括對產品的實用效果的影響，也包括對產品的審美效果的影響，體現在實際的經濟活動中，其直接衡量標準就是大眾的購買度和認可度。
1.“中庸”對設計效果的影響。大多數藝術設計面對的消費者人群是具有一定經濟能力的中層消費階級，其對產品的接受度和認可度直接展示了設計效果。中原的消費者深受“中庸”思想的影響，并且，由于自身購買力的限制，大多數群眾會選擇價格適中、質量適中的產品，既不愿承受更大的經濟壓力購買價格高昂的產品，又不愿降低自身的需求選擇質量較差的產品，這就是儒家“中庸思想”的間接體現。
2.儒家美學對設計效果的影響。儒家美學包含的方面極廣，傳統的儒家美學，以“仁”為本，將文化的智慧與藝術的審美充分結合，大氣而不標新立異，并于微小細節之處體現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高度和諧。而中原地區的群眾深受這一影響，對產品的審美需求既不停留在較為陳舊的審美觀念中，又不盲目追求標新立異的方式，而是將智慧之美與產品的設計效果相結合，進而選擇既適于自身又落落大方的產品。
（三）對現代設計師的影響
對中原地區的藝術設計師而言，他們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植根的這篇土地，其藝術設計的發展歷程經歷了幾千年的時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和歷史可以借鑒和引用，同時其藝術發展過程中，中華民族的主導思想在這里興盛和傳播，每一件傳統藝術品都充分體現著濃厚的文化氣息，但是，也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壓力也是十分重大的，資源的利用似乎已近極致，這對他們的創新性要求更高。
1.儒學思想幫助設計師保持平和心境。面對不同地區甚至不同國家層出不窮的藝術設計產品及其飛快的更迭和淘汰速度，如何抵抗這樣紛亂的干擾，而是關注于產品設計的本身，同時，保持自身特有的審美觀念，對設計師而言是一種重要的考驗。在這樣的大環境中，面對壓力和誘惑，設計師保持自身的平和心境，專注于對設計的精確考量，不斷積淀自身的專業知識和修養，繼而拿出優秀的藝術產品，才能取得最深層次的廣泛認可，這也是儒學思想的積極作用真實的體現。
2.儒學思想幫助設計師形成自身的獨特風格。一個成熟的藝術設計師，必然有自己引以為傲，同時廣受他人認可的設計風格，這也是將自己及自己的成果與他人進行區分的重要途徑。而自身風格的形成，必然需要不斷的積累和創新。在保持自身風格穩定性的同時，追求其細節等方面的動態變化，并吸收相應時代和地域的特點，加以借鑒，進而使自己的成果得到更廣泛的認可和更久遠的流傳。
綜上所述，儒家思想在當今社會中經歷了一定的發展變化，而中原地區的多種傳統藝術形式深受其影響，二者的結合對現代藝術設計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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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儒家思想；高中語文教材；人格養成
【中圖分類號】G633.3
儒家文化自其創立以來，在其發展的兩千多年歷史長河中，歷代儒家通過多種形式的努力與繼承，使其不僅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正統文化，更加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和《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中都有明確表述：“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儒家思想代表的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精髓，是對高中學生進行人文性教育的重要來源之一。
現行蘇教版高中語文必修教材將大量的儒家文化經典編選其中，對于傳承儒家文化傳統，培養學生人文素養具有重要意義。其中收錄了大量古詩文，整套必修教材中編排的古詩文約占課文總數的38%，必修一4篇；必修二4篇；必修三
8篇；必修四12篇；必修五8篇；課文總數為95篇。
一、作品分析
“我們閱讀傳統經典，不僅是為了獲取知識，也是為了一個悠久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這或許是尋求一個完善、獨立的自我與品格的最好途徑。” 依照當今的社會現實，儒家思想文化中所蘊含的豐富的人文精神對于培養學生人文素養，彌補社會道德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愛國主義
春秋戰國乃為亂世，儒家文化誕生于亂世，那么自其出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憂患的色彩。孔子主張的“入世”并不僅僅在于在社會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更加強調的是“救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孔孟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為思想基調，強調君子要憂國、憂民、憂禮樂之失傳、憂文明之失散” ，他們的憂患意識對古代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古往今來的有志之士創作了一批又一批愛國作品。
蘇教版高中語文必修教材中體現愛國主義精神的課文有：《燭之武退秦師》、《離騷》、《永遇樂?京口北故亭懷古》、《五人墓碑記》、《指南錄后序》等。以《五人墓碑記》為例，課文講述了明末時期東林黨人和蘇州人民不畏不怕犧牲敢于同魏忠賢這類奸佞之流進行斗爭的英勇事跡，歌頌了其中五人“慷慨大義，蹈死不顧”的英雄氣概，高度評價了他們“激于義而死”的崇高精神，肯定了其斗爭的重大意義和不朽功績，揭示出“明生死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題。
愛國主義并不是近現代的產物，古已有之，屬于我國傳統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內容。這是一種對祖國和民族的深深眷戀，是日積月累在普通老百姓心中種下的掛念國家、濟世救民的果實。儒家文化教會我們，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義務為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付出。
（二）美好品德
《論語?雍也》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孔子此言有三層涵義：第一層是說“中庸”是一種道德；第二層是說“中庸”是最高的道德；第三層是說老百姓中很少有能做到“中庸”的。中庸之道之所以是“德”，并且是“至德”，因為它是“以人為本”的，是以平衡人際關系為手段，置社會于安定和平的。
“仁”，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各種道德規范的總綱。具體來說，“仁”包括忠、恕、孝、悌、信、恭、敬、智、儉、良、恥等所有道德范疇，是對各種善品質的總概括。而“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也”，意思是說，“孝悌”是“仁”最基本的內容。孟子也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了孝悌，才有后來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長幼有序”。親情是一種十分偉大的感情，一個人只有先愛自己的父母親人，才能將這種愛作用于他人和社會，實現“博愛”。所謂國家，有“家”才有“國”，在這一層面上看，“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對“孝”的發展。《孝經》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移于君”，家庭和睦在先，之后才能君臣和睦，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如果說孝悌觀念是規范家庭成員行為的基本理念，原則是“長幼有序，尊卑有等”，那么這又體現了“禮”，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蘇教版高中語文必修教材中許多篇目都是關于道德文化的，如：《項脊軒志》、《陳情表》、《廉頗藺相如傳》等。以《陳情表》為例，這是西晉李密寫給晉武帝的奏章。文章敘述了祖母在艱難環境下對自己的養育之恩和自己應當竭盡全力報養祖母的大孝之義。在感謝朝廷知遇之恩同時，又真情傾訴了難以從命的苦衷。真情流露，委婉暢達，感動了千千萬萬的讀者，更有“讀李密《陳情表》不流淚者不孝”的說法。
（三）仁政與民本思想
治國以禮，為政以德是儒家思想對君王提出的要求，民本思想是對仁政思想的補充。早在兩千多年前，孟子就主張君王須以仁愛之心治理天下，他提出：“民為本，社稷次之，君為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貴君輕”等思想，將“愛民”看成是政治的最高準則。
教材中體現仁政與民本思想的課文有《季氏將罰顓臾》、《寡人之于國也》等。以《寡人之于國也》為例，這是表現孟子“仁政”思想的文章，論述了如何通過實行“仁政”以“王道”來統一天下的問題。只有實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得天下。本文氣勢宏達，說理切剩闡明了孟子的治國之策，大力宣揚了他的仁政思想。
（四）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在儒家思想中的內涵并不能簡簡單單用我們今天所說的人與自然和宇宙的合一來詮釋，它是儒家思想在生命哲學領域的中心思想。儒家認為，生命來源于天，即天命。在孔子奠定的生命哲學中，最根本的就是天命，天道。人需要對天對自然懷有敬畏之心，這是生命的根本。生命生生不息，不斷傳承與輪回，我們需要對天保持敬畏，與大自然和諧相處。
教材中就有不少關于生命、人生的經典文章與詩歌，如：《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滕王閣序》、《琵琶行》、《錦瑟》等。以《錦瑟》為例，辭藻華麗，情思纏綿，意象迷離，含義深邈，但對于詩歌主題歷來存在爭論。一般認為這是作者李商隱追憶似水流年，感嘆悲歡離合，相思夢想都幻滅，所得只是眼淚和迷惘的悵然之作。
（五）“學思”并重
孔子認為人的認識能力先天就有差別，所受的教育也必須不同，體現出其因材施教的思想。孔子重視學知，認為“生而知之”僅是一種虛設，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需要通過學習才能獲得知識。在學習上，他強調四個方面：
一要實事求是。《論語?子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不要自己不懂卻憑空造作，不要武斷專橫，不要頑固不化，不要自以為是。二要多方面學習。《論語?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將“多聞”、“多見”和“擇善而從之”作為獲得知識的重要途徑，他自己也“入太廟，每事問”。三要思考功夫。《論語?為政》：“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認為學習和思考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學思須并重。四要觸類旁通。孔子提出“聞一知十”，“上學而下達”等學習方法，在積累豐富的感性知識基礎上發揮理性的能動作用。此外，在言與行的關系上，孔子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說話要慎重，但做事要敏捷，言行一致。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蘇教版必修一《勸學》篇就典型體現出儒家對學習的重視。文章圍繞“學不可以已”這一中心論點，先后闡述了學習的重要性，學習的作用，學習的方法和態度。
二、結語
隨著時代的飛速發展，西方的快餐文化日益沖擊著我國的傳統文化。高中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如果引導不當，就容易滋生出崇洋、摒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情緒，譬如圣誕節熱熱鬧鬧，重陽節卻無人問津的現象屢見不鮮。因此，蘇教版高中語文教材中對儒家經典文本的收錄十分必要。一方面，能夠潛移默化地塑造學生的心靈，提高其文化品位，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學生在日常學習生活和社會中自覺規范自己的言行，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思想作為我國優秀傳統思想文化的精髓，將被世代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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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仁愛；和諧；尚義；誠信
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中華民族文化進步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儒家倫理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批判繼承儒家倫理思想的精華及合理成分，如仁愛、和諧、尚義、誠信等精神，對于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加強新時期企業職業道德建設，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儒家倫理思想貴“仁”
儒家倫理道德的基本核心是“仁愛”。儒家把“仁”概括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則，認為其他的具體道德準則都是由“仁”衍生出來的，這種“仁”的根本含義就是愛人。孔子要求人與人之間要充滿愛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強調對人要溫、良、恭、儉、讓。孟子繼承孔子的“仁愛”思想，認為人都應有“惻隱之心”，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對待別人，要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推人及于萬物，并認為仁是成人之道，不仁無以為人。仁者愛人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這在當時是進步的。用“仁”這個基本范疇把其他的道德規范統帥起來，愛人的道德意識也就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體現在具體的道德規范和禮儀之中了。
企業道德建設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和睦融洽的關系，在企業內營造一個充滿關愛的環境。在企業職業道德建設中，將儒家的仁愛思想與現代的人道主義相結合，有利于在企業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愛護人的氛圍，有利于創立一個以愛換取被愛、以奉獻換取感恩的良好人際關系環境。從而使全體員工不斷增強無私奉獻精神、知恩報德精神、熱心服務，真誠奉獻。仁愛思想要求管理者堅持仁愛、仁義、善待下屬。要求企業員工之間精誠合作、相互愛護、樂行善事。只有在企業內部形成一種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環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人的潛能和組織的活力。
二、儒家倫理思想貴“和”
“和為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論語》有言：“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按現代話說，即禮的作用，以和諧為重；先王準則，以和諧為美。言下之意，一切典章制度和行為規范的制定，目的都是為了求得社會的和諧，先代堯、舜、禹、湯、文、武諸王，均以此作為自己安邦治國的宗旨，因此才有了中國遠古時代的泱泱盛世。孟子曾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力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主張人際之間和諧、安定，團結，協作，即“人和”。幾千年過去了，“和為貴”始終是東方民族特別是中華民族信奉的治國方針和道德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即將“和為貴”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進行了講解和闡述。??
和諧是一種對真善美追求的動態平衡，是企業倫理道德的理想境界。儒家思想祟尚親密的人際關系，人際親密強調個人以徹底和信任的方式把自己投入于群體之中。管理者與其下屬之間，企業內部各成員之間親密無間，情同手足，保持著相互感應的關系。當今企業道德追求的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相敬如賓，友愛互助的人際關系，與儒家的“人和”思想一脈相承。發揚儒家仁愛精神，就要以仁愛向善作為基本的職業道德規范，引導企業員工向善，使企業內團結和睦，親如一家。
在商業交往中，儒商注重“和氣生財”，“和”則“旺”。要堅持以正當手段競爭，不能搞小動作或詆毀競爭對手，擯棄不道德的競爭行為。對于同行業伙伴既競爭又合作，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即樹立合作競爭的“雙贏”競爭理念。“雙贏”模式正是儒家和諧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實踐證明,和諧與競爭的統一才是企業經營的最高境界。
儒家提倡尊重一切生命價值，把尊重自然規律、維護人與自然的和諧友善協調發展作為最高的道德旨意。在今天提倡生態道德，保護自然環境，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過程中，儒家思想的“和諧論”、“天人合一”于平淡樸素中有著奇跡般的深刻。
企業加強職業道德建設，要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尋求祟高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歸宿。首先，企業要樹立正確的發展觀，走可持續發展之路，不能剝奪子孫后代生存發展的機會和權利。其次，企業要為國分憂，勇于承擔社會重任和歷史使命，堅持集體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再者，企業應該積極參與各種公益活動，慈善活動。將仁慈愛心獻給最需要關愛的人，博施濟眾，兼善天下。
三、儒家倫理思想貴“義”
儒家創始人孔子關于義與利的名言是：“君于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君子講究的是義，小人講究的是利。義指高尚的品格，利指物質利益。他說：“見利思義，義然后取”。（《論語·憲問》）就是說要用道德原則來統率自己的行為，財富該取的才取。把孔子的全部言論聯系起來看，他并不完全否定物質利益，但認為一個人取得物質利益一定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則，這里就包含了把義和利統一起來的思想。并且認為“義”重于“利”。認為在義和利發生相互沖突，不可兼得時，強調義重于利，精神價值高于物質價值，重視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視人格尊嚴和氣節。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謹尊仁義之德，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先利顧客，后自己獲利。“不義之財不可得”，更不能見利忘義；唯利是圖。
企業職業道德具有主觀上的“利他”性和客觀上的“利己”性，二者是辯證的統一。“利他”是“利已”的前提基礎，“利己”是“利他”必然結果。只有依據仁義道德和正確的道理而去致富，其富才能持續下去。“義”是“利”的手段和途徑。企業員工在職業實踐中視顧客為上帝，對用戶負責，必須會贏得客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以儒家思想塑造“企業魂”，就要把企業成員過分注重功利的道德心態引導到祟德尚義、見利思義的道德價值軌道上來，把主體性意識引導到自覺的道德精神上來，把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引導到以企業集體利益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上來。
四、儒家倫理思想貴“信”
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中國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中國傳統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誠”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誠”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誠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張做人要誠信無欺，把“信”作為人的立身之本，將其看成社會關系中一種最起碼的道德原則。儒家認為，人無信不立。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這就是說，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用，在世上就會寸步難行，講究誠信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做人道理。此外，儒家還認為，誠信是立國之本，是治國的重要政治原則；誠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誠信是溝通人際關系，促進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紐帶；等等。
企業商德的核心是誠信，誠實不欺、重約守信。誠實守信是做人之本，是企業立身之本。誠實守信是企業的良心之所在，是企業對顧客、合作者忠實守約的責任感和正義感。日本企業奉行的”終身雇傭制“就蘊含著管理者與雇員之間內在的、深厚的信任和忠誠關系。
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信用經濟。重約守信、言而有信，誠信為本，是現代企業必須具備的職業道德，也是公平有序競爭的基本條件。企業要盈利，首先應該弄清楚為什么獲利，怎樣獲利的問題。企業賺錢要講良心，獲取的應該是“陽光下的利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牢固地樹立契約意識和忠實履約的道德精神，信譽至上，注重商業道德。反對隨意毀約、商業欺詐和言而無信。
企業成員要誠實、忠實、老實、要坦誠相待，信守承諾。要誠心待客，貨真價實。要恪守信用，嚴格履約。企業成員要通過自律、自省、自覺，從思想上消除“機會主義動機”，減少“道德風險”。不弄虛作假，不瞞上欺下，不歪曲事實，不偏聽偏信。只有誠信不欺、重約守信，自覺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才能維護企業的信譽和形象。欺詐、哄騙，言而無信，昧著良心賺錢，就會使企業失去信用，最終也會失去市場，失去自下而上的根本依托。
還必須指出的是，對待儒家思想文化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弘揚儒家倫理思想精華的同時，也必須擯棄儒家倫理思想中消極因素和道德弱點。如散漫、因循、事故，平均主義，封閉保守。尤其是宗法等級觀念，官本位特權意識等。競爭觀念、效率觀念、創新意識、民主意識等，則是儒家倫理思想中欠缺的。汲取儒家倫理思想之精華，兼容現代文明道德意識，就能不斷豐富和完善企業職業道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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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 仁 禮 以仁釋禮 和諧社會
儒學以仁釋禮，鑄就精神信仰
孔子提出“仁”的概念, 以仁釋禮, 將禮的強制規定與仁的自我要求融為一體。在孔子那里,“仁” 是道德的核心, 是理想人格, 是解決人際關系問題的最高準則。按照孔子的解釋,“仁”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孝悌。孔子說“孝慈則忠”。孝親與忠君的關系是同體異用, 君臣如父子, 對父能孝, 對君就能忠；對君主的忠是對父孝的自然延伸, 國家君臣關系是家庭父子關系的放大。從“仁”的內容可以看出, 孔子突出了“仁”作為個體生命的主體性特征, 強調“仁”是完全內在于生命, 與生命同在的。由于人不是孤立的個體, 而是彼此互動成長的, 需要禮來規范和調整, 而這種規范又是以個體生命的道德修養為基礎的。孔子認為, 仁和禮的關系是統一的, 仁是禮的基礎,禮是仁的體現, 仁以禮為客觀的社會標準, 禮以仁為實際內涵。孔子用仁來解釋禮, 從而給禮以新的思想內涵, 同時也奠定了儒家以禮教為中心的傳統思想的基礎。
孔子通過以仁釋禮,把禮的血緣實質規定為孝悌, 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親子之愛上, 這就把禮從外在的規范約束轉化成人的內在要求,從而使倫理規范與心理欲求融為一體。自我修養的目的是為了立身治國, 而立身治國的基礎或前提則是修己, 通過“修己以敬”, 達到“安人”、進而“以安百姓”的目的, 這就是孔子的德治模式。這一思想后來又被儒家經典《大學》進一步概括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圣外王之道”。
傳統禮治蘊涵著促進社會內在和諧的思想
“和諧” 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國語·鄭語》說：“和實生物, 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 故能豐長而物歸之。”“和”, 來源于作物生長所需要的陰陽調和, 和諧就能生長萬物, 相同就難以持久。孔子說：“禮之用, 和為貴。”(《論語·學而》)“和為貴”是孔子德治思想的重要內容, 蘊涵著深刻的理性價值。“和”由原來陰陽調和之意, 引申為人際關系及不同事物之間的和睦。在孔子那里,“和”即“中和”, 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個基本準則。孔子解決社會問題的著眼點旨在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各方面的關系, 營造和諧的人際關系, 維護社會穩定。這種思維模式與中國“家國同構”的政治模式和整體主義的倫理價值模式是相配的。這種力求人際和諧社會穩定的思想, 是傳統儒家思想的核心,影響深遠。禮治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論的起點是個體修養, 終點(最后的目標和歸宿)是個體與社會群體的和諧。在個體修養問題上, 強調的是自我對道德規范和社會準則的遵從。孔子以君子的道德人格為典范, 以“智”、“勇”、“信”、“義”、“忠”等作為君子的基本人格要求。個人要恪守禮法, 自我控制,與社會的發展形成有機協調。在個體與社會群體的關系上, 孔子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準則。
以禮為治是中國古代社會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 作為方法論意義上的禮治觀對當代中國“以德治國”的治國方略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施具有重大價值, 要予以高度重視。
儒家禮治思想的現代啟示和當代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性
1.當代社會中存在的不和諧因素及原因
在社會逐漸工業化、商品化之時，由于人們未能全面把握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征服自然與保護自然等等關系，造成了人與社會關系在不同程度上的扭曲和異化，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現象。在人的身心方面：商品化社會中，由于人們片面追求物質享受與感官刺激，加之競爭激烈，使許多人身心失調。這些不僅毀滅了個人，也嚴重影響了社會安寧；在人與人的關系方面：現代社會使很多東西都商品化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漸漸變成了裸的金錢關系，由此導致了很多問題層出不窮；在人與自然關系方面：人們把自我欲望的無限性擴張為向自然索取的無限性，造成了很多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人類自身的生存。
2.儒學禮治思想對促進社會內部和諧的指導意義
社會是由人組成的，社會內部的和諧首先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儒學思想一向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和”,注重培育人們良好的操守和行為規范，這對和諧人際關系是很有幫助的。
儒學思想中包含著豐富而深刻的人際交往思想，仁、義、禮、智、信都是人與人之間和諧交往和相處的道德準則。結合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來看，當前積極倡導儒家思想中德治思想對和諧社會人際關系是很有幫助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儒家認為“和”為貴。這是解決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矛盾的有效方式。所謂“禮之用，和為貴”、“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些言論都表現了以“和”來解決矛盾的思想。這一思想對于我們現在的社會、生活來說是有很大積極意義的。
（2）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論仁，主要從人己關系立論。子曰：“己欲立而立仁，己欲達而達人。”“仁”含義是：從自己出發，推己及人。儒學思想的又一代表人物孟子，在論述人與人應和諧相處時說：“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他認為人與人只有相互愛敬，才可以達到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仁”作為行為規范，是要求人們用愛心去維系，這些都是和諧社會里每個人應具有的道德水準。
（3）“信”是儒學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 “信”即真實無欺,誠實無詐，信守承諾。孔子說“自古皆有死，名無信不立”，“信則人任焉”。《中庸》中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孟子》中說：“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人應該具有真實、誠信的品德。誠信是人與人之間和諧交往的重要紐帶，也是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因而，對我國建設和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誠信的社會環境來說，這些思想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3.科學借鑒和繼承儒家思想的社會必要性
我們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要積極探索和借鑒儒家思想中所蘊涵的促進社會和諧的寶貴思想，但也絕不能良莠不分，要用批判的方法對其進行揚棄。所以，我們在繼承儒學思想時應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儒學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我們對其進行闡釋時不可望文生義，使其絕對化。只有不斷吸取人類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儒學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其次，儒學的本質是生活，我們不應該用政治手段使其成為維護政權或為統治服務的工具。儒學的作用是為中華民族的發展提供深層的精神動力，絕不可將其政治化，否則就會使其窒息。
儒學研究是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今天，我們中華兒女更需要重新認識自己的文明傳統，積極回應和參與全球的文明對話與交流，為新的全球倫理的構建貢獻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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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喜福會》；儒家思想；美國精神；文化沖突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flicts and compromises between four mothers and their respective daughters in Amy Tan's novel The Joy Luck Club. The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American spirit represented by the two generations of mother and daughter are revealed， which ar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ecking order of family members in Chinese family and the equality idea in American family，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modesty and American frankness， the conflict between family awareness in Confucianism and inpidualism in American spirit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hineseAmerican daughter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Key words: The Joy Luck Club; Confucianism; American spirit; cultural conflict
美國華裔女作家譚恩美（Amy Tan）的小說《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一發表，便好評如潮，雄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達九個月之久，獲得多項文學大獎，令她一舉成名。作品主要描繪了分別代表東方和西方文化的母女兩代人之間相互沖突、相互融合的心靈歷程，展現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進程。
小說中的四位母親均來自戰火紛飛的舊中國，她們出生并成長于舊中國，在大陸的娘家都曾有著不錯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長大的。她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早在她們赴美國之前就已經形成了，因此她們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倫理思想。她們的四個女兒均生于美國長于美國，在美國文化與教育熏陶下成長，與生俱來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國文化中鼓吹的個體與獨立，兩代人之間的沖突也就在所難免了。基于這樣的背景，四對母女間的代溝和隔閡沖突就與普通美國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兩種文化的沖突。
本文主要從倫理學的角度討論由于中美價值觀的不同而導致的小說中人物間的性格沖突，從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之間的文化沖突，以便更好地理解這兩種文化之間的異同，促進不同文化圈的人們的和諧共處。
一、儒家思想與美國精神的差異
中國文化是東方文化的典型，美國文化是西方現代文化的代表。由于兩國歷史發展、文化傳統的形成和地域環境的差異，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倫理思想。一個文化體系的核心就是價值觀和人生觀，而不同的價值觀源于不同的倫理思想。
儒家倫理思想在中國兩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會的歷史中，一直占主導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國的傳統倫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倫理思想，提倡長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輩必須服從長輩，子女必須絕對服從父母，不得有半點違背。《弟子規》曰：“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否則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沒有像中國那樣一統數千年的傳統核心倫理思想，但我們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淵源。在早期的歐洲社會中，封建貴族的等級觀念很重。14世紀至16世紀在歐洲興起的文藝復興運動，其核心是人文主義，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運的主人，這極大地推動了個人進取精神。另外，在歐美文化中，人們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響，崇尚個性。基督教教義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個人信念通過持之以恒的個人靈魂深處追求與奮斗而獲得新生”［1］。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國的倫理思想雖然起步較晚，但它繼承了以英國為主的歐洲倫理學傳統，形成了獨特的美國文化和美國精神，其核心是個人主義，“強調個人的特立獨行，而不是百般服從”［2］431。美國倫理思想雖然沒有悠久的歷史，卻富有“美國特色”。美國“遼闊的土地、獨立流動的氣氛、積極樂觀進取的精神等，為美國倫理思想注入了鮮明的美國特征”［2］427，培育了獨特的美國精神。
無論是中國儒家倫理思想，還是獨特的美國精神，都有極其豐富的內涵。
二、《喜福會》體現出的儒家思想與美國精神的沖突
小說中，隨著對這四位女兒成長的描寫，作者展示了四對母女間的代溝與文化隔閡。這些沖突集中表現了兩種文化價值觀的沖突。四位母親要按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塑造自己女兒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兒，而在美國生長接受了美國文化的四個女兒要按美國的價值觀生活，無法接受中國傳統價值觀，兩代人無法溝通思想因而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四個女兒畢竟在華人家庭中長大，因此她們在無意識中接受的某些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又與正宗美國人發生矛盾。在女兒方面，她們幾乎都不能理解她們各自母親的過去，而且常常為中國的習俗、規矩大傷腦筋。在母親方面，因英文的貧乏以及對美國社會的不甚了解，她們無法接受各自女兒疏遠自己這一事實。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鳳之心的膨脹，幾位母親都企圖控制她們女兒的命運，這無疑激化了母女之間的矛盾。
小說中人物之間的沖突其實就是儒家倫理思想與美國精神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家庭中的長幼尊卑和美國家庭中的平等觀念之間的沖突
小說中的母親龔林達一直試圖教會女兒韋弗利有關中國的氣質：如何服從父母，聽媽媽的話，凡事不露聲色，不要鋒芒畢露……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順從父母，做事中庸，“出頭的椽子先爛”。中國人認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給的，從小到大，每一個成長階段無不浸透父母的養育之恩。因此兒女必須對父母盡孝。“孝”的第一層含義是不僅要尊敬父母長輩，物質上精神上還要無微不至地關懷父母，而且要養老送終、傳宗接代。“孝”的另一含義是順從。“順”就是在行動上必須尊重服從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思想，子女必須服從父母。但是，韋弗利從小受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影響熏陶，強調獨立能力，自我意識和反叛心理強烈，所以她抱怨媽媽對她“管頭管腳”。當吳晶妹不愿按媽媽的要求彈琴時，媽媽說：“女兒只有兩種，聽大人話的和不聽大人話的。只有一種女兒可以住在這個家里，那就是聽話的女兒。”［3］145晶妹頂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兒，你也不是我的母親。” ［3］146她認為“我不是她的奴隸，這不是在中國”［3］145，表達了她強烈的獨立意識和無處不在的獨立自主觀念。媽媽的話一語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關系的區別。在中國，人們常用“女兒是媽媽的貼心襖”來形容媽媽和女兒的親密無間的關系。母女關系是諸多家庭關系中最和諧、最容易理順的。美國倫理則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家庭成員之間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間是平等關系，是朋友關系。美國人在家庭中的權利與平等地位意識極強。家庭中的每個成員不論長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利，其他成員無權干涉。美國人的個人權利意識使得美國父母把孩子作為平等的個體來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見。小說中的四對母女之所以沖突不斷，就因為女兒已經美國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國媽媽仍按華人的傳統解釋母女關系
例如，在韋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間，母親常常不打招呼，隨便來訪，這在中國人看來再平常不過了，可卻遭到了女兒的抗議。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倫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許晚輩直呼長輩的姓名，這也是長幼有序的要求，否則會被視為沒有教養，不懂規矩。《弟子規》中寫道：“稱尊長，勿呼名。”而在美國，人與人之間不論長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親密越如此，體現了對平等的追求。小說中，瑞奇初次拜見未來的丈母娘，臨別時，他緊握兩位老人的手，說：“林達，庭姆，我相信我們不久以后還會見面的。” ［3］189 林達和庭姆是韋弗利的母親和父親的名字，除了幾個同輩的至親好友外，無人這樣直呼他們的大名。這個舉動在華人眼里就是“沒大沒小”！可瑞奇渾然不知，還覺得自己與未來的丈母娘挺談得來呢。但是吳晶妹和韋弗利等人由于從小受母親的影響，她們總是以“叔叔、阿姨”等稱呼長輩。簡單的稱呼，體現的卻是價值觀的差異。
（二）中國式的謙虛與美國式的直爽之間的沖突
為了得到母親的支持，經過精心策劃，韋弗利帶瑞奇來家里吃飯。因為她知道“烹飪是我母親表現她的愛意、驕傲和能力的一種方式” ［3］ 186。誰夸頌她的烹飪，誰就會取得她的歡心。赴宴前，韋弗利反復叮囑瑞奇：“飯后一定要告訴她，她燒的菜是你吃過的最好的。” ［3］186果然她媽媽燒了一桌豐盛的中國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國的習慣，老太太對自己的拿手菜總是先謙虛一番，說自己的菜做得如何不好，其實意在獲得大家的表揚。那晚，她滿心歡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驕傲地放在未來女婿的面前，自己嘗了一口后故意謙虛地說：“唉，這菜太淡了，沒味，真讓人難以下咽。” ［3］ 188那句話實際上是提醒大家快來嘗一口，然后稱贊她燒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還沒來得及這樣做，瑞奇就接著老太太的話說：“你知道，只要放點醬油就可以了。” ［3］188說著就在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層烏黑的醬油，頓時老太太變了臉色，氣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場的其他人尷尬得不知說什么好。
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以謙虛為美德，對別人的贊揚、夸獎常禮儀性地予以否認，更不喜歡炫耀自己的成績；美國人崇尚自我奮斗，常會對別人的贊揚樂于接受并表示感謝，對自己的成績也樂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攪混了，可他自己還蒙在鼓里，因為他根本就無法理解中國人這種自貶式的謙虛。
（三）儒家倫理中的家族觀念與美國精神中的個人主義之間的沖突
韋弗利獲得全國象棋冠軍后，她媽媽喜歡到處炫耀，自己也跟著出名。女兒看不慣這一套，抗議道：“為什么您總是用我來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學下棋好了。” ［3］ 97儒家倫理重視家族的力量，一家人應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母親們望女成鳳，把自己年輕時的遺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兒們身上，無形中給女兒們施加了更大的壓力。女兒成名了，母憑女貴，當媽的當然高興。可是小說中女兒們崇尚的是美國精神中的“個人奮斗”。她們認為自己的成功純粹是自己努力的結果，與父母無關。韋弗利對母親行為的反感使她最終放棄了下棋。
（四）作為華裔的女兒與美國白人之間的沖突
小說中的四個女兒雖然沒有受過正式的中國傳統教育，但畢竟在華人家庭中長大，由于母親們的言傳身教、長期的耳濡目染，這些傳統還是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她們的成長、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們在無意識中接受的某些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又與正宗的美國人發生了矛盾。韋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結婚。可瑞奇比韋弗利小幾歲，她擔心這樁美國式的婚姻會遭到母親的反對。盡管對母親心存怨恨，她還是想方設法試圖先得到母親的認可而沒有如瑞奇所說的“說一句‘媽媽、爸爸，我準備結婚了’” ［3］ 189。母親總是對瑞奇挖苦諷刺。韋弗利向朋友瑪琳娜訴苦，瑪琳娜建議：“告訴她住手，別破壞你的生活，告訴她閉嘴！”［3］182女兒讓母親閉嘴，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聞所未聞。韋弗利雖然對中國傳統倫理——孝道一知半解，卻深知作為女兒，是不能對一個中國母親說“閉嘴”的，“你會被指控為殺人幫兇” ［3］182。韋弗利一方面討厭母親干涉自己的婚姻，堅決要獨立，另一方面又要顧及中國的孝道，這讓她處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小說主人公之一羅絲是位性格溫順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請出席他父母的招待會。這是一個典型的白人中產階級家庭，泰德的母親婉轉地表示不同意羅絲和泰德結婚。羅絲聽后心里雖然不高興，但沒有公開表示反抗。當泰德得知此事時，他大為惱火。首先他對羅絲不為自己的權利斗爭感到吃驚和不解，然后他又當著眾人的面大聲斥責他的母親不尊重他的權利。婚后羅絲對泰德百依百順，因為她相信這是她愛他的表現。這是中國儒家思想中“夫為妻綱”、“夫唱妻隨”的倫理要求。然而事與愿違，泰德反而對她產生了厭倦提出離婚。這下震動了羅絲，經過痛苦的反思后，她終于明白了，在美國，作為一個人，她應該有自己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任何時候對任何人都不能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利，夫妻之間也是如此。因此，她決心為自己在婚姻中的權利和平等地位而斗爭。泰德發現妻子原來并不是一個唯唯諾諾、毫無權利意識的弱女子，兩人竟破鏡重圓，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滿。在這里，先是泰德違背父母之愿選擇了亞裔妻子，而后一向沒有主見的羅絲學會了對丈夫說“不”。這兩件事都表現了美國家庭中的獨立意識。
女兒們在與母親們的不斷沖突中長大，經歷了各自的快樂、煩惱與痛苦，也希望能緩和一下母女之間的矛盾，試圖去理解母親。小說行將結束時，女兒們已意識到她們需要了解中國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點，并使其變為優勢。吳晶妹的中國行從中國傳統倫理角度看，實際上是在盡“孝”，完成母親未了的心愿。母親們在遭到長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親的權威將自己的意愿強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兒們了，注意到在她們生活的基礎上女兒們正在譜寫更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間的這種和解，不只是兩代人之間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華裔的后代能在兩種文化間取長補短、和諧地融合。
三、結語
中國儒家思想和美國精神相比，無所謂孰優孰劣，各有所長。處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們應該互相寬容、互相理解，取長補短。只有這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才能減少沖突，和諧共處，最終實現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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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
摘要：中國作為外源型法的國家，在中國法的現代化進程中參照了大量西方法律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價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了從模仿民法法系到建立有中國特設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變革，這其中必定包涵著對儒家法律文化的探究，“仁學”作為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理念，其核心價值應當為我們所珍視、利用和發揚。
關鍵詞：法律思想；仁；禮；孝悌
荀子云：“故可以有奇人國，不可以有奇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1]通過對這段論述的探討，許多學者提出儒家法律思想是“國家本位”或者說是“天下本位。”實則不然，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2]由此可見，荀子心目中的“圣”是對孔子“依于仁”之圣的最好輝映。孟子又有言曰：“仁者，人也。”[3]據此可推斷儒家思想是以民為本的。《荀子·正論》中言：“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4]這句話反映了荀子的“天下”理論中，除了有“德行”、“民心”之外，“百姓”、“民本”思想也蘊育其中。這句話與我們熟知的孟子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大意相同，孟子的高深之處在于將“百姓”、“民眾”放在了首位，更加彰顯了儒家思想“重民”思想，體現了以人為中心、重視人的地位、價值和尊嚴。儒家立足現世，以積極務實的態度關注人身并促進了民本主義思潮的發展，成為儒家法律思想的一個閃光點。
儒家法律思想的民本法律觀在歷朝歷代的立法、司法、執法中均有體現。歷代開明的統治者都以“王政本于仁恩，所以愛民厚欲”[5]相標榜。以下僅舉幾例，予以說明。如漢文帝時期廢除肉刑，北魏孝文帝時期廢除“門房之誅”，其出發點都是為了強調“民命尤重”，借以昭示寬仁慎行。隋文帝時規定了嚴格的死刑三復奏制度，同時規定了嚴格的復奏程序，以示對生命的尊重。唐太宗也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得出結論：“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于一時，敗亡亦促。”[6]貞觀元年，唐太宗還首創：“九卿義刑”制，這些都是在儒家仁義治天下思想的具體體現，比較注意恤刑慎殺。宋初為了消除五代十國以來武人主持獄訟，肆意亂法的弊端，規定了“法史寢用儒臣，務存仁恕”，[7]同時頒布了“折杖法”。歷史表明，這種寬仁的治國策略，不僅緩解了社會矛盾，而且促進了國家統治的穩固。
由上述簡要分析，我們不難得出，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是孔子整個思想體系的本源和邏輯起點，是隱藏于人的生命本質的大本大源，是人的善性的發端，是一切美德和道德范疇的集中體現，其結構宏大而又細微，其內容博大而又精深。[8]具體而言，儒家的仁學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仁者愛人
論語中有關仁的論述就達109此之多。“仁”的基本精神就是“愛人”。《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學而》：“泛愛眾而親仁”，“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具體來說，“仁”是出于人與人之間相愛的感情，是內心的一種自我修養，也是人情世故的相處之道。“愛人”是指一切人去愛一切人，特別是統治者對民眾的愛。故孟子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9]“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0]《論語·述而》篇中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儒學家錢穆對仁的經典論述道：“仁道出于人心，故反諸己而即得。仁心仁道皆不遠人，故我欲仁，斯仁至。惟求在己成德，在世成道，則難。”錢穆所論述的孔子之仁表明，仁心仁道是發自于內心的道德和美德，存在于每個人的心中。這是孔子仁存于心觀點的表現。《孟子·離婁下》中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由此可見，孟子認為是否明于人倫，施仁義之舉；是區別人與禽獸，君子與小人的重要標準。
如何去實踐“仁”呢？這就關系到儒家思想所講求的忠恕之道。據《論語·里仁》記載：“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漢代許慎所著《說文解字》中說：“忠，敬也，盡心曰忠。”“恕，仁也，推己及人。”朱熹所著《四書集注》有訓：“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意思就是說，“忠” 就是盡心盡力，用自己的心去愛人，而”恕”則是推己及人，我不欲別人強加于我，我也不要強加于別人，同時強調將心比心以愛人。忠恕之道是“仁”的具體運用，也是實現“仁”的前提和基礎。“忠”在《論語》中多次出現，如《論語·學而》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述而》篇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八佾》篇中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強調的都是盡心盡力。“恕”字在《論語》中出現了兩次。《論語·衛靈公》篇記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儒對家忠恕之道精神的最佳表述。
法治應當擁有一種博愛的精神，去愛護民眾。儒家“仁者愛人”的精神，正是當代法治建設所急需的“最高的理性”、“善良與公正的藝術”，英國法學家萊茲指出，“法治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人們應該受法律的統治并服從法律；二是法律應該讓人們能夠受其引導。”法治建設必須以“仁”為目的和歸宿，才能讓人們自覺接受法律的引導、構成人們守法的理由。
第9篇：儒家思想信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論語》；視域融合；英譯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2-0121-02
《論語》是儒家經典著作，流傳至今經久不衰，可以說《論語》就是中國的圣經。16世紀末以來，《論語》開始被譯為西方語言。《論語》的英譯始于西方傳教士，之后也有西方漢學家、中國學者參與《論語》英譯。從《論語》第一個譯本出現至今，已確認《論語》原創譯本共有57個。本文主要選擇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雅各譯本、龐德譯本、辜鴻銘譯本和安樂哲譯本對核心詞“仁”和“天”的不同英譯進行比較。
一、“視域融合”的提出及基本觀點
在傳統翻譯觀中，翻譯活動只有“文本”一個中心，譯者的職責是將原文本意義用目的語準確表達出來。時至今日，“忠實標準”仍然有強大生命力。隨著翻譯研究的不斷進步，人們逐漸認識到，文本是開放的，對其意義的闡發是一個永無止盡的動態過程。“翻譯不可能有定本”，因此翻譯活動也就由“文本為中心”轉變成“譯者與原文本之間的對話”。在譯者與原文本的對話中，譯者不再隱身，而是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者。翻譯學者開始用伽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為理論支撐研究翻譯過程，提出了翻譯過程中的“視域融合”。
視域融合是由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提出的闡釋學三大原則之一。依照闡釋學觀點，譯者處于特殊歷史背景下，對任何文本的理解和翻譯都建立在“前理解”的基礎上，這就是譯者的視域。譯者的視域是在目的語文本最終形成之前譯者在特殊的生活經歷、教育背景和時代背景下所具有的一切知識、觀點、認識和態度的總和，它不僅包括譯者在閱讀原文本之前所擁有的全部“前見”，而且還包括譯者在進行翻譯的過程中采取各種途徑（如查閱文獻資料或者向他人咨詢）所獲取的全部信息。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努力做到兩次視域融合：與原文本的視域融合和與譯文讀者的視域融合。在與原文本的視域融合過程中，譯者要考慮原作者身份和原作創作年代、目的、文字和句式結構特點，原作所處的歷史背景、主流思想、意識形態；與譯文讀者的視域融合，則要考慮到其語言水平和需要，選擇恰當翻譯策略和方法，從而創作出優秀的譯作。譯者作為視域融合直接參與者和實現者，要經歷不同視域的沖突、排斥、達成一致最終融合的過程，最后產生新的視域。所以譯者要想辦法優化自己的視域，這樣才能更好的與原文本和讀者進行視域融合。
二、《論語》核心詞的英譯
《論語》核心詞包括“仁”、“君子”、“禮”、“道”、“天”、“德”等，這些核心詞在原文不同字句中有著相通但并不相同的意義，即使用現代漢語詞匯通譯都非常困難，更不說用同一個英語詞匯來翻譯。本文選取其中“仁”和“天”的英譯進行討論。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寓意極其豐富，在《論語》中一共出現了109次。“仁”包括了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禮、悌等內容。在英文中找不到一個與之完全對應的單詞，所以英g十分困難。理雅各根據“仁”在《論語》中出現的位置不同、語境含義不同，分別把“仁”翻譯成了不同的英語單詞，如“virtue， true virtue， the good， benevolent actions， perfect virtues， the excellence等。總體來講，理雅各還是把“仁”譯為“virtue”。這樣將“仁”譯為“virtue”，使得“仁”和“德”的區別在英譯本中變得不那么明顯，可能會使讀者產生困惑，并且也沒有忠實地反映出“仁”是要靠后天努力形成的儒家思想。龐德在翻譯《論語》核心詞時使用的是他獨創的“意象析字法”，即通過分析漢字構造，找出所指向事物之間的關系，從而發掘漢字的“真實”意義。故龐德把“仁”理解為“Humanitas， humanity， in the full sense of the world， real people， the real man， manhood， the man and his full contents等，這樣的英譯更多的是西方人道主義解讀。事實上，儒家思想中的“仁”遠遠比西方人道主義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更加深刻，龐德的譯法沒有展現“仁”的豐富含義。辜鴻銘則把“仁”統一翻譯為“moral life”和“moral character”，這樣就保留了中國文化特色，提高了中國文化影響力，較統一的翻譯又讓譯本讀者容易理解，接觸原汁原味中國文化，達到了“中西和諧”。安樂哲把“仁”翻譯為“authoritative person”，他認為“仁”是人在社會給予他的人際關系中體現出來的，是通過禮儀活動體現在他身上的文化傳統價值和習俗，強調“仁”的過程性。
在《論語》中，“天”的含義也十分寬泛，共出現了26次，包括了“自然的天”、“主宰之天”和“義理之天”。其中“自然之天”含義較為簡單，即浩瀚宇宙；“主宰之天”有獨立人格和意志，主宰天地萬物之命運，宗教色彩較強烈；“義理之天”即道德之天，其宗教色彩相對較弱，更多是一種道義與綱常。理雅各將“天”翻譯為“Heaven”，為了與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有所區別，他以Heaven”首字母大寫來表示中國的神。但是當西方讀者讀到“Heaven”時，浮現在腦海里的一定是超越現世的造物主形象，以及罪孽、靈魂和來世這些基督教概念，很難體會到中國文化中的“天”。辜鴻銘采取“歸化”翻譯策略直接將“天”翻譯為“God”，讓人聯想到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有著深深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印記，但是容易被西方讀者接受。安樂哲將“天”創造性地翻譯為“T’ien”，并用漢字和注釋加以解釋。這種譯法給讀者一種陌生感，屬異化翻譯策略，目的在于構建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挑戰西方文化霸權，傳播中華文化。
三、“仁”“天”英譯中的視域融合
理雅各《論語》英譯本是第一本英語全譯本，1861年首版于香港，問世100多年來，一直被奉為經典譯本。理雅各是英國倫敦教會傳教士，翻譯《論語》的目的就是為基督教傳教服務，幫助傳教士了解中國文化，找到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間的相似之處，化解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敵意，達到“調和耶儒、以耶補儒”的傳教目的，這是理雅各的視域。理雅各在翻譯《論語》時查閱了眾多注疏，參考數個前人譯作，努力忠實傳達原作內容，達到與原文的視域融合。但由于受傳教士的身份和翻譯目的影響，使其“仁”和“天”的翻譯中帶有較大局限性。同時，理雅各更多考慮的是譯本讀者視域，更多地采用他們較為熟悉的英語語言。龐德作為漢學家，對中國文化十分推崇。龐德所經歷的時代，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龐德渴望從中國儒家文化中找到救贖西方世界的良藥，儒家的智慧正是西方社會所需要的。此外，龐德是詩人，在翻譯《論語》時更加重視翻譯的創造性，常常直接把自己的理解和領悟加入翻譯之中，在他的《論語》英譯本中可以看到許多類似于意象派詩歌的意象和行文風格，這是他與原文本獨特的視域融合。龐德的“意象析字法”使得他翻譯的《論語》充滿了文學和文化的想象，給予中國文化詩意的詮釋，為孔子思想的傳播注入了新的活力，讓讀者有了全新的認識和體會，是與讀者視域獨特的融合。辜鴻銘所處年代，西方文化占中心地位，中國文化處劣勢地位，他翻譯《論語》主要目的是反擊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為中國文化爭得一席之地，讓西方讀者了解真正的中國和儒家文化。他批判理雅各的譯本，“所展現的中國人的智慧和道德品質，對西方人來說顯得力氣怪異。他要“使英國人改變他們頭腦中以往形成的對中國人的先入之見，并由此改變他們對中國人和中國民族的態度”，這是他的視域。辜鴻銘在翻譯《論語》時總結前人翻譯得失，首創“以西釋中”翻譯策略，借用大量英語讀者熟悉的文學和文化內容，用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如歌德、愛默生、莎士比亞、華茲華斯等的話語來對原文進行解釋，這是他與原文文本的視域融合。辜鴻銘的歸化翻譯策略使得他的譯本接受度很高，流傳度很廣，可以說辜鴻銘在與讀者視域融合方面做的非常成功。安樂哲是著名中國學學者，當代西方漢學界和哲學界的領軍人物，所處時代以及跨中西文化的教育和生活背景賦予他跨文化視野和“去中心主義”文化觀。安樂哲英譯《論語》的主要目的是想要融匯中西文化，改變西方人認為“中國沒有哲學”的錯誤觀念，構建中國哲學體系，讓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國哲學，這是安樂哲的視域。安樂哲為了傳播中國文化，十分重視譯本注釋，旁征博引，直接引用了《莊子》、《孟子》、《荀子》、《禮記》、《左氏春秋》、《詩經》、《說文》等經典，最長的注釋長達大半頁，這是他努力與原文本域融合的證據。同時譯者不斷提醒讀者中西文化和哲學的差異，幫助西方讀者重視儒家思想的獨特意義，努力與讀者視域進行融合。其《論語》英譯本更加凸顯了儒家思想的社會性和修養的過程性。安樂哲創造性地將“天”譯為“T’ien”正是體現了經典的意義不是封閉的，而是等待著不同讀者來解讀和詮釋，體現了譯者對讀者視域的重視。
綜上所述，不同譯者因為生活經歷和教育背景不同，有著不同翻譯目的和目標讀者，因此不同譯者有著不同的譯者視域。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既要考慮原文本視域，又要考慮譯文讀者的視域，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翻譯的目的，產生合格的譯本。《論語》核心詞“仁”和“天”在不同英譯本中的不同譯法，正是譯者視域與原文本和讀者視域兩度融合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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