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程度加深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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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

【關鍵詞】延遲退休；勞動力市場；儲蓄消費；經濟增長；優勢

一、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其分析

人口老齡化是21世紀人類社會共同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是一個將深刻影響人類發展的長期性問題。人口老齡化的效應是改變勞動力與非勞動力之間的數量比例關系，即作為非勞動力的老齡人口比重將不斷上升，勞動力比重將不斷下降。這是勞動力資源結構的一次重大改變，而這種改變必然對應著經濟資源配置的改變，即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變。而正處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完善中的中國，必將面臨一次重大挑戰。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究竟會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哪些影響，如何引導積極影響、減緩消極影響，已經成為當前嚴峻的問題。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現狀及其特點

人口老齡化是指一定的社會中的老齡人口比重相對較高的一種人口結構狀況。目前國際社會廣泛公認的一種定量標準是，如果一個社會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該社會總人口的比重超過7%，或60歲及以上的人口占該社會總人口的比重超過10%，那么該社會就可稱為是老齡化社會。按此標準，目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均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已步入這個行列。

截止2013年末全國0-14歲人口為22329萬人，占總人口的16.4%；15-64歲人口為10058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73.9%，較2012年0-14歲人口增加了42萬人，但比重減少了0.1個百分點；15-64歲人口增加179萬人，老年人口不斷攀升，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

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呈現出老年人口基數大、增速快，高齡化、失能化、空巢化趨勢明顯的態勢，再加上我國未富先老的國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結構疊加在一起，養老問題異常嚴峻。少兒人口比重的下降與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同時影響總人口撫養比。2014年末，我國總人口撫養比為36.2%，比2013年增加了0.9個百分點；少兒撫養比為22.5%，比2013年增加了0.3個百分點；老年人口撫養比為13.7%，比2013年增加了0.6個百分點。

這些數據體現出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象十分嚴重，勞動力與非勞動力之間的結構比例失調，對勞動力的供給、投資、分配、生產、經濟發展的速度、消費結構等方面產生影響。因此，如何科學的估計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對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的影響，如何制定科學的社會發展戰略對策，使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目前已成為最嚴峻的問題。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分析

目前我國人口發展的特點呈現為總人口繼續增長，自然增長率繼續下降；少兒人口比例繼續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繼續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人口撫養比呈下降趨勢；人口老齡化速度快，地區間發展不均衡。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末，全國總人口136782萬人，出生率為12.37‰，死亡率7.16‰，自然增長率為5.21‰。2014年與2005年相比，9年中出生率降低了0.03個人千分點，但近兩年有所反彈；死亡率由下降轉為增加趨勢，5年共增長了0.65個千分點；自然增長率降低了0.68個千分點。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人口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轉變為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長率，中國人口已進入平穩低水平發展階段。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僅次于日本的老齡化速度。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有效實施，我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得到有效控制，但進入21世紀以來，出生率的降低明顯慢于死亡率的增長，同時60歲及其以上人口逐年增加，可以說計劃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國將來人口老齡化的趨勢發展。其次，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深影響了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生產要素低成本目前是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一大優勢，如果人口老齡化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勢必會對我國的經濟造成很大的損失。而日本通過修訂老年人就業法案和改革養老金制度，不斷調整與退休年齡有關的退休金支付年齡和水平，穩步地實現了延遲退休制度，對于我國延遲退休政策的推行具有一定的啟示。

二、延遲退休政策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面

（一）延遲退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延遲退休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本質上是對勞動力供給的沖擊。從短期來看，延遲退休年齡會擠占待業者的就業崗位，尤其是造成對年輕勞動力的“擠占效應”。但有的研究認為延遲退休不會擠占年輕人的工作崗位，是因為老年人騰出的崗位未必適合年輕勞動力，即使延遲退休對待業者不會有直接的擠占作用，然而會產生間接擠占待業者的崗位，比如當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老年工作者退出工作崗位后，雖然沒有合適的年輕勞動力來接替，但可以由一定工作經驗的人來彌補，而有一定工作經驗的人空出的崗位可以由年輕勞動力來替補；延遲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使老年勞動這處于不利位置，因為老年勞動者較青年人而言在技能、教育、健康等方面處于劣勢地位，一旦延遲退休年齡，可能會使老年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陷入更加不利的競爭地位。從長期來來看，由于我國老齡化程度不對加深，人口紅利不斷消失，加之實行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新生人口數量減少，勞動力得不到補充，延遲退休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緩解勞動力不足的狀況，并且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充分利用，延遲退休可以使更多的老年勞動力繼續發揮余熱，節省對新員工的培訓成本。

（二）延遲退休對儲蓄消費的影響

中國近年來的儲蓄率是不斷增加的，這與中西方對于儲蓄方面的觀念不同有很大的關系，但同時與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是分不開的。我國的養老保障體制的不成熟也是導致高儲蓄的一個原因，老年人的保障金太低，無法在這個物價持續上升的社會中得到應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那么他們寧愿將錢存起來獲得保障，也不愿拿來消費，從而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緩慢進行。在高儲蓄的中國，人均GDP卻遠低于那些發達國家。因此，從理論上我們看可以分析出，在未來中國老年人口急劇攀升的情況以及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緩慢的情況下，老年人更傾向于將錢存起來，這必將導致市場中的消費情況日益減少，國民需求量降低，經濟發展低迷。因此，在一個人口老齡化加深，老齡人口較多的社會里，其總人口的購買力以及儲蓄額都會下降，對貿易、投資均會產生相應的影響。如果采取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老年人的收入，從而刺激消費，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三）延遲退休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根據宏觀經濟中對于有關經濟增長的理論，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例如：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E.F.Denison）把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歸結為勞動、資本存量的規模、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知識進展、其他影響單位投入產量。丹尼森根據美國國民收入的歷史統計數字，對上述各個增長因素進行了考察和分析，得出美國在1929-1982中綜國民收入增長率為1.90%，而其中勞動對于國民收入增長的影響為1.34%。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勞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推動因素，人口老齡化必然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很大的影響程度。延遲退休年齡可以緩解老年人口對經濟增長的沖擊，老年人繼續在原有崗位發揮余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勞動力，形成有效的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增長。

三、我國實施延遲退休政策的優勢

（一）合理配置和規劃勞動力資源

由于我國地區間的老齡化程度的不同，因盡快建立合適的勞動力市場體系，老年型地區可以為年輕型和成年型地區提供老年智力人才和解決老齡問題的經驗，年輕型和成年型地區可以為老年型地區輸送勞動力以填補其“年輕人赤字”，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重視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趨勢，為不同年齡層次的人口提供針對性的教育機會，特別是加強對年長勞動力的培訓，加快其知識更新，提高就業競爭力，充分開發老年勞動力資源，為老年人口提供公平的就業機會和就業環境。同時，老年人所擁有的嫻熟技術以及豐富的閱歷和經驗，是不可多得的社會財富，盡管精力上可能不如年輕人，但相對年輕人來講，老年人才工作經驗豐富，工作時可以立馬解決實際問題，而且穩定性更高。讓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重返職場，不僅有利于緩解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所面臨的壓力，還有利于解決老年人“空巢綜合癥”等心理問題。

（二）建立和完善我國養老保障體系

在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步伐晚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設。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到來，農村老年人人口的養老問題正在迅速地由傳統的家庭問題演變成社會問題，農村老年人口對社會化養老保險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如何保障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是政府應該重視的一個大問題。其次，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有效化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風險，也是一個國家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因此，采取逐步延長職工退休年齡可以增強基本養老保險的基金積累，有助于構建一個多元化、多層次的綜合型養老保障體系。

（三）加快發展第三產業

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逐年加深，需要調整產業結構來應對未來老年人口逐年增加的態勢。老齡化產業收益低、與政府在老齡化產業發展的缺位是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為此，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在促進老齡產業發展方面，可以促進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通過專項撥款、補貼等財政優惠，激發企業涉足老齡產業的積極性，通過稅收優惠或減免，減少老齡產業的成本支出，提高市場競爭力。通過做實養老金帳戶以保障養老金的可持續供給，努力使老年人的“腰包’’也鼓起來，進而切實將老年人的各類潛在需求轉化為針對老齡產業的有效需求，進而形成養老需求有效拉動老齡產業發展的局面。中國作為發展大國更要努力做好產業結構的完善與發展，通過投資、補貼和稅收等方面的安排，加快第三產業的興起與轉換，保證國民經濟穩定與高速的最優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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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

以上理論闡述了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基金支出以及醫療衛生費用支出的關系，但是他們都沒有考慮當前經濟形勢的變化。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基金支出以及醫療衛生費用支出的關系也必然在發生改變，因此以上理論的現實意義不是很強。同時選取的指標也比較單一，主要是單獨研究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的影響，以及人口老齡化對醫療衛生費用的影響。因此本文在借鑒文獻的基礎上，對指標的選取以及研究的方法做了改進。選取人口老齡化為解釋變量，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分別為被解釋變量，采取計量經濟的分析方法，從定量的角度，清楚直觀地顯示出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支出以及醫療保險支出的關系，從而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提出一些現實意義較強的建議。

數據來源與指標選擇

本文采用時間序列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由于城鎮居民醫療保險以及養老保險實施較晚，因此本文選取了1993年到2011年這19年的數據作為樣本范圍。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根據數據的收集的難易程度，本文將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作為衡量老齡化程度的標準。因此，選取1993年到2011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為解釋變量。由于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仍然是社會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6]因而對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與醫療保險支出的研究則從城鎮企業職工入手，選取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分別為被解釋變量，主要研究的是人口老齡化對城鎮職工的影響。

計量模型與分析

根據以上數據的來源與指標的選取，建立老年人口的比重與養老保險基金支出以及老年人口與醫療保險支出的計量模型。具體如下:第一步，由于老年人口的比重、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的指標口徑不一致，因此需要對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取對數，而三者大體呈現為線性關系，因此建立半對數的線性回歸模型。第二步，用最小二乘法(OLS)對樣本期間的老年人口的比重、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時間序列進行回歸，估計出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相對于老年人口比重的影響系數。

結論分析

通過對計量經濟的模型估計結果分析，從（7）、（10）式可以看出，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每增長1%，平均來說可導致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增加0.87%，導致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支出增加3.06%。由此可知，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與醫療保險支出影響均較顯著，尤其對醫療保險基金支出而言，老齡化的貢獻率很大。當今世界，隨著老齡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國城鎮職工的醫療保險支出與養老保險支出必然增加，這勢必然會對我國的養老以及醫療造成嚴重的負擔，可能面臨一系列的支付問題，甚至是支付危機問題。這是未來控制醫療費用增長與養老的重點與難點之所在，也是政策制定者所需考慮的一大因素。但是本文只是研究了老齡化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支出與醫療保險基金支出的影響，并沒有研究老齡化對新型農村以及城鎮居民的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的影響，這是本文的一個較大的缺點。

政策建議

由于老齡化程度的加深，依據計量經濟學的分析，為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提出以下對策和建議：

第一，面對老齡化的日趨嚴重，政府應承擔起自己身上的責任，建立多支柱養老保障計劃，把社會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個人儲蓄三種制度相結合，即所謂的“三支柱”制度[6]。適當增加對老年人口的養老支出，加大政府對養老保險基金入不敷出的地區進行財政補貼。同時不斷完善我國的養老設施建設，比如建設社區醫療保健站為慢性病高發的老年人提供日常的檢查服務；加強社區養老的方式，改變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真正貫徹“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教、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政策。

第二，通過資本市場來緩解我國的社會保障支付危機[7]。我國目前養老保險基金實行的是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相結合的半基金積累制，個人賬戶中積累了大量的資金，因此必然面臨著養老保險資金的保值增值問題，為了降低個人賬戶基金貶值的風險,應該制定專門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辦法,擴大基金投資渠道,不斷提高基金收益率。而資本市場則是資金保值增值的主要渠道。

第三，建立合理的醫療保險費用籌措機制，拓寬醫療費用的籌資渠道[8]，比如政府制定一些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慈善捐款，用于大病醫療等方面，使老年人的養老與醫療費用有一個穩定資金來源。同時對養老保險基金以及醫療表顯基金建立社會化管理、統籌調劑使用好著兩部分資金，使老年人的生活真正得到保障，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第四，大力發展醫療服務體系，重點發展社區服務，建立以社區為中心的老年人養老與醫療保障體系。國際經驗表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可以診治80%以上的常見病和多發病。而社區就診又十分方便，為老年人的衛生保健需要提供可能，同時可以避免去大醫院成本高、就診人多的問題。

第3篇：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aging problem is more serious. Because of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becom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n China， aging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y drawing on the family endowment mode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by taking Hefei city as a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tatus of family endowment in Hefei city and the first family endowment item： the Taiyangwan apartment for the elderly，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innovative proposal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family endowment mode.

關鍵詞： 老齡化；居家養老；合肥市

Key words： aging；family endowment；Hefei

中圖分類號：F84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06-0327-03

0 引言

全球人口快速老齡化是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目前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許多發展中國家正在或即將進入老齡化社會。根據《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1]中指出，中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占全球老年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不僅是中國自身的問題，而且關系到全球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備受世界關注。隨著老齡化的不斷加深，如何使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學、老有所樂”已經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問題。

1 我國老齡化進程及居家養老模式現狀

1.1 我國老齡化進程 國際上通用的老齡化，是以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7%或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10%作為進入老齡社會的標準。[2]

通過查閱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中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匯總的《1982-2010年人口年齡結構和老齡撫養比表》，結果表明，1999年中國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是較早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發展中國家之一。2010年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達已到8.9%，老年撫養比更是達到11.9%，老齡化程度嚴重加深。從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初步匯總的《各地區年齡結構表》的結果來看，65歲以上人口比例，發達地區只有廣東省略低于7%，其他地區只有、青海、新疆、寧夏等四個偏遠地區低于7%。因此，我國的養老問題迫在眉睫。

1.2 我國居家養老模式現狀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養老模式大多數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即是由家庭成員提供養老所需的物質條件和生活照料。然而當前及未來中國都會普遍出現“421”甚至是“4421”家庭結構，出現了高齡化、小型化趨勢，逐漸削弱了家庭養老功能，“空巢老人”的家庭問題普遍出現。居家養老服務是加快建立養老服務體系的基礎性工程，是政府和社會力量依托于社區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務、康復護理、精神慰籍、文化娛樂等方面服務的一種服務形式，它是對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補充和更新，是我國發展社區服務、建立養老服務體系的一項重要內容。國內學者對居家養老的概念給出各種觀點，其中，趙曉征認為居家養老是指老人在自己或子女的住宅中居住，但并不意味著由家庭成員來全部或主要承擔養老責任，“家庭養老”必然對應著“居家養老”，但是“居家養老”則不一定是“家庭養老”。[3]

自從我國開始提出居家養老模式后，很多地區都開始探索和建立居家養老服務體系，但是都處于起步階段，并沒有形成一個可推廣的示范模式。下面就介紹幾種典型的國外居家養老模式。

2 國外居家養老模式介紹

早在20世紀，歐洲國家最先進入老齡化社會，但是進展速度平穩而緩慢，是社會、經濟、文化等發展到一定階段所產生的一種社會問題。

2.1 西方國家居家養老模式 在西方價值觀的背景下，大部分父母在子女成年后都是與子女分居，在這種觀念下，大部分養老問題都是要靠社會保障以及老年社區服務等來進行解決的。

2.1.1 美國的居家養老服務是依托于社區由政府為老年人提供一系列服務，以老年人醫療保險的全面醫療照顧項目為基礎，形成一個面面俱到的照顧計劃，為老年人提供了包括急性照顧服務、看護服務、初級醫療照顧、住院治療、護理院照顧，以及預防性的、恢復性的、治愈性的和護理性的服務等在內的所有相關醫療服務。[4]

第4篇：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

21世紀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要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的情況下探求自我發展的道路。自2000年起，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達到了總人口數量的7%，年齡中位數超過35歲，正式步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造成了整個國家處于“未富先老”的狀況下，即人口年齡的老化程度快于經濟發展水平。一方面，醫療條件的改善、“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經濟的轉型以及社會觀念的改變使得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短短的半個世紀經歷了從相對年輕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轉變。另一方面，雖然我國經濟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費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國的居民消費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鄉消費差距也還十分明顯。

如圖1所示，2000年來，我國居民消費率逐年下滑，雖然這一趨勢在2010年之后有所緩解，但是居民消費率一直處在50%以下的水平，這與錢納里等人提出的標準結構中工業化中期階段65%的居民消費率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從圖1中還可以看出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到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為16674元，而農村居民僅為5908元。在影響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個重要原因。同時，城鄉居民在消費觀念、家庭年齡結構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隨著城市化的進行，農村人口的大量遷移，使得落后的農村地區反而出現的更高的老齡化水平，并且我國城鎮和農村的老齡化水平倒置情況還很嚴重，這對于居民的養老與城鄉社會發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那么，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城鄉老齡化水平的不同是否會對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產生影響呢？本文對此進行了研究。

文獻綜述

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論依據就是莫迪利亞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根據這一假說，消費者會將一生的預期總收入在不同年齡階段進行最優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該理論為基礎，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多方探討，力求得出老齡化與消費或儲蓄之間的關系。Leff（1969）對1964年74個國家的截面數據作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表明人口撫養比和儲蓄率存在負相關的關系。然而，隨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則對leff的結論提出了質疑，他們通過實證研究認為撫養比和儲蓄率之間不存在顯著的關系。Modigliani and Cao（2004）采用我國1953-2000年時間序列數據，對人口老齡化與儲蓄率的關系進行計量估計，研究結果認為老齡化是我國出現高儲蓄的一個重要原因。舒爾茨（2005）使用16個亞洲國家和地區1952-1992年間的數據，利用動態面板回歸的方法檢驗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認為老齡化會對儲蓄率產生影響，但其影響是很微弱的。國內學者方面，王金營、付秀彬（2006）對我國自1978年以來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引入標準消費人概念和變量，并證明了人口老齡化對消費水平、消費規模和消費結構均有一定影響，并且老齡化水平的提高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比率。李文星、徐長生、艾春榮（2008）利用動態面板GMM估計方法，對1989-2004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估計，考察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發現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存在負相關的關系，但是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于瀟、孫猛（2012）通過對邊際消費傾向的測算，認為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路徑主要是通過改變社會總體消費傾向來實現的，但在人口老齡化發展進程中的不同階段，會對總消費需求產生不同的影響。毛中根、孫武福、洪濤（2013）通過對1996-2010 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測算，認為老年撫養比的提高是導致居民消費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齡化的提高顯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費支出，而對農村居民的影響則不顯著。

總之，國內外學者對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水平關系的研究至今并無定論，而在進行城鄉老齡化與消費水平關系分析時，以住的文獻也是假設同一省份或地區的城鄉老齡化水平相同。但事實上，城鄉老齡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現象。因此，本文分別對2000年至2012年的城鎮和農村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重點考察城鄉二元結構下，老齡化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有著怎樣的影響，并從城鄉不同年齡階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結構、消費行為以及老齡化對社會的影響等角度分析上述結論。

城鄉二元經濟下老齡化與消費水平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數據說明

為了研究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老齡化對消費水平的影響，本文采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建立面板數據模型。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由于西藏自治區人口較少，且抽樣數據的波動性很大，個別年份還存在數據缺失的情況，這嚴重影響整體數據的穩定性，因此筆者剔除了該地區的數據。

在這里，模型的建立相對簡單，只考慮消費與人口年齡結構和收入的關系，沒有考慮財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費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該模型的重點在于研究老齡化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因此選取的數據包括城鄉的老年及少年撫養比以及城鄉居民的人均消費和支出。數據處理上，為了同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費這兩個變量相匹配，筆者將各地區城市及鎮兩個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撫養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鎮老年撫養比和城鎮少年撫養比。該模型的居民收入與消費已扣除價格因素。

（二）計量模型設定

為體現城鄉之間的差異，本文分別建立兩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基于面板數據的特點，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可以表述為：

（1）

（2）

這里，式（1）表示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方程，式（2）表示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經濟區域，t表示時間，cons表示實際人均消費，old表示老年撫養比，young 表示少年撫養比，ln（income） 表示實際收入的對數值，對實際收入取對數的意義在于表示實際收入對實際消費支出的彈性，即衡量實際收入變化百分之一的情況下，實際消費量將會變化百分之幾，從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對城鄉消費影響的差異。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滯后一期和兩期的消費水平，用來衡量棘輪效應的大小，ε表示隨機誤差項。城鎮和農村的方程構造和經濟學意義相同。

對于面板數據模型參數的估計選擇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階段GMM估計方法。在文獻中，一般將他們二人提出的二階段GMM估計方法稱為標準一階差分GMM估計。本文利用STATA12進行具體估計。

（三）實證結果

2000-2012年城鎮與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水平與居民消費關系的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老齡化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影響并不相同，老齡化與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負相關，并通過了10%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同時，老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收入會減少21.49元。而老齡化與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關系不顯著。少年撫養比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存在正向的影響，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中城鎮少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會促進城鎮居民消費提高22.09元，農村少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會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增加15.11元。城鄉收入對消費的影響也很顯著，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費水平會增加27.78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費水平會增長10.49元。此外，城鎮和農村居民都會受到上一期和上兩期消費水平的影響，其中上一期的影響更為顯著，存在明顯的棘輪效應。

城鄉老齡化與居民消費關系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城鎮居民的老年撫養比與消費水平負相關，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城鎮居民退休之后，收入減少，老人們需要動用之前的儲蓄來養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較節儉，這會減少他們對自身的消費支出。第二，城鎮地區生活相對富足的老人們有很強的贈送動機。在我國，老人們的代際消費傾向較高，他們往往對自己的消費比較克制，但是對后代則比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購買住房、汽車等耐用消費品上，老一輩的財富積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也使得老年人們會自覺減少自己的消費，而主動將儲蓄贈予后代。第三，我國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少子化成為我國家庭目前面臨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1.18，其中城市為0.88，鎮為1.15，農村為1.44，這與發達國家1.7的總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對于城鎮地區的老年來說，少子化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確定性增加。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為老年時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種投資。但子女數量的減少使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人們不得不為預防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而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另一方面，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老齡化與城鎮居民消費的負相關關系僅通過了10%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這是由于一方面受傳統的養老觀念的影響，子女對父母的贍養會一部分地補償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來到生命的最后階段，補償消費心理比較強，一些年輕時沒有體驗和享受到的事物，他們希望可以在夕陽階段得到補償。因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老年消費水平的提高。

其次，與城鎮不同，農村居民的老年撫養比與消費水平之間的關系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農村地區居民收入來源與城鎮不同，他們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收入。并且一些身體強健的老年還可以繼續勞動。表2顯示了2012年城鎮和農村老年人主要收入來源。其中，農村地區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獲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體機能下降，不再勞動，收入減少，消費也會隨之減少。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農村地區超過半數的老年人還要依靠家庭成員的供養，這也會增加其他家庭成員的支出。且家庭成員對老年人不同的贍養方式也會影響家庭的消費水平。同時，由于農村家庭規模相對更大，子女相對較多，這對老人的贍養也更為有利。根據最新統計數據，2012年我國城市平均家庭規模為2.73人/戶，這一指標，鎮為3.09人/戶，而農村則為3.19人/戶。另外，由于農村地區的消費物資相對城市較為匱乏，尤其在醫療保健、老年文化娛樂等方面，這不利于農村老年人消費水平的提高。總之，這些方面綜合起來使得農村地區老齡化與居民消費的正負關系不明顯。

再次，實證結果中還可以看出，城鄉的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都呈正相關關系。這與之前多位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會帶來家庭消費支出的增長。但是，隨著家庭規模的縮小，孩子數量的減少，加上預防性動機的增強，這些都會減少居民消費水平。結論中還可以看出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對人均消費影響的絕數值并不相同，城鎮是農村的近三倍，并且從實證結果也可以看出，城鄉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鄉消費水平的差異。另外，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還會受到過去消費習慣的影響，棘輪效應比較明顯。因此，消費水平的提高還需要一個過程。

另外，老齡化不僅影響了老年人的消費水平，還會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的消費，以及全社會的消費預期。在我國，家庭養老仍然是最主要的養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養老支出。而目前，我國老齡化還表現為老齡人口數量大，老齡化速度快以及高齡人口比重不斷上升三大特點。預計到2020年，我國80歲以上高齡老人將達到2200萬，這將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體機能以及行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顧，這更會增加年輕子女的家庭負擔。子女對老人的贍養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老人的消費水平，但是會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的消費支出。同時，由于老齡化、高齡化已成為一種趨勢，我國城鄉居民的預期壽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4.83歲，10年間增加了3.43歲。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增長，人們對自己未來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長遠的打算。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養，老有所依，居民也會自覺增加儲蓄，從而減少當期消費。

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我國城鄉居民老齡化與消費水平的計量檢驗以及對實證結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老齡化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不同，城鎮地區老齡化水平與居民消費水平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老撫養比的提高會顯著降低居民的消費水平；但農村地區老齡化與居民消費水平無顯著關聯性。

第二，城鄉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的關系。

第三，收入是影響城鄉居民消費的重要原因，并且城鄉居民都會受到過去消費習慣的影響。

針對以上分析結果，筆者認為要在老齡化加深的條件下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應當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農村地區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繼續擴大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城鄉養老金的并軌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做法。

第二，應該促進城鄉在基礎公共服務上的均等化，這包括基礎醫療保健、社區養老設施、老年文娛活動等方面，從而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第5篇：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

[關鍵詞]延遲退休；勞動力市場；“彈性”退休政策

[DOI]10.13939/ki.zgsc.2015.34.196

1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及其引發的問題

1.1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分析

國際學界對“老齡化社會”通用的界定標準是：當一個國家含有超過其人口總數10%的60歲及以上人口或者超過其人口總數7%的65歲及以上人口時，就標志著這個國家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在2000年年底我國進行了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普查結果顯示：在我國總人口中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已達到8827萬人，這一人口數量占到全國總人口數量的7.09%，同時，在我國大約有1.30億60歲及以上人口，這一人口數量大約占到人口總數的10.45%。從普查結果看，我國在2000年年底已經基本進入老齡化社會階段。[ZW（]數據來源：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EB/OL].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ZW）]在2010年我國進行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普查結果顯示：在我國60歲及以上以及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都有所增加，其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數量的13.31%，這一比例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上升了2.86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數量的8.91%，比第五次普查結果上升了1.82個百分點。[ZW（]數據來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EB/OL].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ZW）]由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可見，在近10年的時間里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有逐步加深的趨勢。據有關專家的預測，到2020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將占到總人口數量的10.85%，屆時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將達到1.61億人，我國老齡化社會程度將進一步加深。同時，專家預測我國在2020年后人口老齡化程度將急劇提高，到2050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總數將達到3.07億，這一數量將占到整個人口比重的20.43%，這表明2050年在我國每5個人中就有1個老年人，我國社會將進入高度老齡化社會階段。[1]

1.2 我國人口老齡化基本特點

人口轉變過程作為一個社會學重要概念，是指社會中的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由十分高向比較低的情況轉變的過程，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自然增長率的變化特點呈現出由低到高再到低的變化過程。由此可見，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當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的具體發展階段時必然會出現老齡化社會的現象。老齡化社會是一個逐漸發展并形成的過程，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需要經濟社會發展為其提供充足的物質保證。在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呈現出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特點，人口老齡化在我國工業化初期就逐步顯現出來，這主要是源于我國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在工業化初期，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社會保障能力都存在一定的不足，這便導致了我們通常所說的“未富先老”現象的發生，這是我國老齡化社會的主要特征之一。[2]相比于西方發達國家來說，我國人口轉變過程不是一個自然發展轉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在我國經歷了很短的時間就迅速完成了。因此，中國人口老齡化還具有老年人口數量大、老齡化速度快的特點，而與此同時賴以存在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卻較低，這些都是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基本特點。

1.3 我國人口老齡化引發的問題

隨著我國社會逐步進入老齡化階段，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也逐步顯現出來。首先，人口老齡化將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在職人員的負擔，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就目前來看我國的老年撫養比已達到19.02%。據相關專家的研究表明，到2050年我國的老年撫養比將達到40.83%，與此同時，少兒撫養比將達到33.38%，2050年我國的總撫養比將達到74.21%；這一驚人數字的背后是隱藏的巨大社會問題，這將給在職人員帶來巨大的生活負擔。其次，人口老齡化將激化我國養老保障體制中存在的潛在危機，這主要表現在籌資模式轉變形成的巨大隱性負債和高達萬億元的個人賬戶“空賬”兩個方面，人口老齡化將使得我國養老保險制度資金產生供不應求的問題。這可從“出口”和“入口”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從出口方面看，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以及我國人口預期壽命的不斷增加會促使我國養老金替代率逐步上升；從入口方面看，在我國現階段的養老金覆蓋率與遵繳率都不是很高的情況下，加之當前我國實行的退休制度所規定的退休年齡過低，這些因素都將使得我國養老基金面臨籌集不足的問題。[3]以上諸種因素都將加重社會養老問題的負擔，最終形成綜合性的社會問題。

2 當前我國退休政策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2.1 退休年齡缺乏彈性

當前我國退休政策中存在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退休年齡缺乏彈性。在我國，當在職人員的年齡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后，單位或組織便會對其進行強制勸退，這種“一刀切”的退休模式對勞動者人力資本隨時間變化的規律沒有進行充分地考慮，很大程度上浪費了人力資本可發揮的實際價值。人們在勞動者人力資本觀念上往往存在一定的誤區，通常認為青年人具有更高的人力資本，但這種觀點忽視了老年人通過長期從事實踐活動獲得的從業經驗的價值。在現代社會的各行各業中，老年在職人員較青年在職人員相比其專業技術知識和能力更為扎實可靠，這是青年從業人員必須經過一定時間的訓練和積累才可以達到的。同時，相關研究表明，當一個人適應了張弛有度的工作節奏后，讓其突然從原有的工作狀態下停頓下來將會在一定程度對這類人員的身心健康造成損害，進而縮短其壽命。此外，在我國，勞動者從業年齡后移的趨勢已逐步顯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退休年齡依舊不變，這將縮短勞動者的平均工作年限，造成人力資本的巨大浪費。從這些層面看，傳統的強制退休模式因其對于退休年齡的規定缺乏彈性，將使得人力資本投入與產出出現嚴重失衡的問題，這也將在導致人力資本巨大浪費的同時波及社會的其他領域，進而產生連帶性社會問題。[4]

2.2 男女退休年齡差距較大

我國實行的退休政策中女職工的退休年齡要比男職工的退休年齡早十年（即：女性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為50歲，而男性職工為60歲）。不可否認這一政策的制定是出于對女性勞動者的保護，有利于將婦女從繁重的社會勞動中解放出來。但現階段我國社會出現了許多轉變，女職工從事的工作的勞動強度不斷降低、其從事工作的工作環境也在不斷得到優化，并且，我國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這從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女性撫養后代的壓力，從這些轉變來看，現階段我國女性可以從事更長年限的工作。此外，在當今社會，女性在學習能力及工作能力方面都不亞于男性，由此可以推斷，消除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齡差距可以產生可觀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反面看，在目前的社會形勢下，如果仍然堅持女性提前退休的政策，一方面使其獲得比男性相對要少的養老金，進而影響其正常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另一方面也是對女性勞動者的職業歧視，對其在社會中的生存和發展帶來潛在的壓力。因此有必要縮短男女退休年齡之間的差距，使其接等。

2.3 養老金繳費年限偏短

按我國目前退休制度的規定，職工只要保證在在職時繳納養老保險費用滿 15 年，且符合法定退休年齡，便可以在退休后享受國家規定給付的養老金。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最低的繳費年限一般為40年，即：假設勞動者在20歲時參加工作，那么，他在年滿 60 歲時就能順利退休；而假設勞動者在25歲或者更高年齡的時候參加工作的話，那么，他就得等到65歲或者以后才能退休了。可見，這和我國目前政策規定的15年的繳費年限相比，兩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此外，隨著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勞動者在退休后將領取養老金的時間也變得更長了，但其繳費年限基本是固定的，這便進一步加重了養老金給付壓力，伴隨我國勞動力供給日趨減少的情況，這一問題將導致社會養老基金缺口越來越大，進一步加重老齡化社會的問題。因此，有必要適當修改或延長我國勞動者的養老金繳費年限。[5]

3 延遲退休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3.1 延遲退休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短期影響分析

3.1.1 延遲退休會減少待業者的就業崗位

我國實行延遲退休政策后將使得原本已經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在職工作人員繼續留在原有的工作崗位上工作，這樣將對年輕人就業產生“擠出效應”，減少待業勞動者的崗位。但也有學者認為延遲退休政策不會減少待業人員的工作崗位，他們認為老年人的工作崗位不一定適合于青年勞動者。但是，筆者認為這后一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樂觀主義色彩，雖然延遲退休沒有對待就業人員產生直接的“擠出效應”，但是從間接層面講“擠出效應”是的確存在的。因為雖然從直觀上講，年輕勞動力和老年勞動力可能并不存在直接的替代關系，但從間接層面看兩者之間仍然存在一定的間接替代關系。當老員工退休后即使沒有適合其崗位的年輕勞動力來對其進行替補，也仍然會有其他適合的從業人員對其崗位進行補缺，于是這一人員便實現了就業，而該人員原有的崗位便會空缺，進而這一崗位可能會由年輕勞動力來進行替代，以此實現年輕勞動力的就業。可見，延遲退休在短期會減少待業者的就業崗位，對年輕勞動者產生“擠出效應”。

3.1.2 延遲退休會弱化老年勞動者的競爭地位

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現代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和升級，在各行各業中，勞動崗位對于勞動者掌握先進技術的水平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這使得在某些行業中，老年勞動力所擁有的專業技能水平將無法滿足該行業的特殊要求。同時，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老年勞動者所具有的稟賦、創新能力、對新技能的掌握能力等都已不能緊隨時代的發展，這使得老年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地位逐漸下降。在我國，某些行業的高齡從業人員的受教育水平通常較低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其受教育水平與年輕從業人員相比具有很大差距，這也導致了老年勞動者與年輕勞動者相比在接近于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處于劣勢競爭地位。結合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發展現狀，在我國現有勞動力市場中，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占有很大比重，這類從業人員往往從事重體力勞動，其工作性質對身體體能狀況的要求較高，當他們進入老年階段，身體狀況勢必大不如從前，這將使得他們很難繼續從事原有的工作。延遲退休將使他們陷入無法從業的不利地位。[6]

3.2 延遲退休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長期影響分析

3.2.1 延遲退休有利于緩解勞動力不足問題

如上文分析所示，從長期來看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將逐步加深，特別是因為我國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一直在控制人口生長，使得新生人口數量減少，勞動力得不到必要和及時的補充，這將進一步使得我國第一次人口紅利作用在接下來的時間里將逐步降低，在不久的將來我國將面臨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問題。而延遲退休年齡會增加從業人員的工作年限，并且減少退休人員的數量，這兩個方面會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我國社會出現的總體勞動力不足問題，可從另一個方面增加勞動力的供給數量。筆者通過分析國際上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的有關措施可以發現，許多國家通常也會采用延遲退休的政策來解決其面臨的勞動力短缺問題，這些國家實行延遲退休的經驗表明，延遲退休政策對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3.2.2 延遲退休有利于積累和充分利用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通常是指：勞動者受到教育、培訓、實踐經驗、遷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資而獲得的知識和技能的積累。延遲退休有利于延長勞動者教育投資的收益期，從而使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創造更大的價值，促使勞動者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同時，可以增加勞動者有關專業技能、實踐經驗的培訓，這些方面對人力資本的積累都是十分有利的。延遲退休也會使人力資本得到更為充分地利用。在我國，居民的人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同時，我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在不斷增加，這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勞動者的基本素質和工作技能，教育年限的提升也進一步要求人力資本的利用年限應該與之對應的相應后移。如果不對我國的勞動力情況進行充分考慮，仍然按照原有的退休制度予以實施，在保持法定退休年齡不變的情況下，必然會給人力資本帶來極大的浪費。同時，有些行業中老年勞動者的工作經驗是不可多得的財富，延長退休年齡將為這些行業的勞動者及單位組織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并減少新員工培訓的高額成本，從而在實現人力資本有效利用的同時，使得老年勞動者及其雇主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

4 在我國實行延遲退休政策的相關建議

4.1 不同群體采取不同措施

筆者認為，延遲退休制度實行過程中應充分考慮不同勞動群體所從事的工作性質的不同，應堅持公平原則。具體實行過程中應逐步延遲我國女性勞動力的退休年齡，這樣做有利于提高女性勞動者在職場上的競爭力，促進男女平等的實現，消除勞動力市場對女性勞動者的歧視。同時，不同從業個體的人力資本投資和參與工作的時間起點也不盡相同，因此，針對這一問題應對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措施，應設置不同的延遲退休力度，避免“一刀切”退休政策帶來的不公平現象。實行延遲退休時應不僅要仔細考慮歷史投資給人力資本存量造成的不同影響，還要充分考慮延遲退休的時機、采取的方式以及實行中的力度，同時，對于不同個體的就業差異以及人力資本產權參與利潤分配的情況作為實行延遲退休的重要依據。在我國，個體人力資本存量較低的從業人員往往其從業的時間較早，這類人員所從事的工作性質對體力有一定要求，隨著年齡的不斷增大，體力逐漸減弱，使得他們應較早地離開勞動力市場；而人力資本存量較高的從業人員的受教育時間往往也較長，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通常較晚，這使得他們的人力資本存量的釋放期相對后移。采用“一刀切”的延長退休政策，會對經濟社會產生一定的不公平，會很大程度地降低人力資本使用效率，減少人力資本所能創造出的實際價值。針對這一問題，實際施行過程中可以考慮采用最低工作年限取代目前現行的以生理年齡界定法定退休年齡的方法。

4.2 有效推進“彈性退休”政策

在某些層面上講，強制退休對部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不利的，并且，有些老年勞動者完全可以勝任其所在的崗位，因此，現階段對不同類型勞動者法定退休年齡的劃定也應采取不同的措施，充分發揮勞動者對自身退休年齡的合理規劃，實施“彈性退休”政策有利于提高養老保險制度的靈活性。筆者認為，應該尊重老年勞動者結合自己的收入狀況以及自己的養老金規劃，選擇合理的退休時間，這也有利于老年人從原有的工作角色向新的生活角色的順利轉變。同時，彈性退休制度做到了兼顧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兼顧了性別差異以及行業差異等決定退休年限的因素，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從業人員的人力資本，從而優化社會價值的配置效率，并且，這樣做也是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一種過渡性措施，有利于解決實行延遲退休中出現的各類矛盾。“彈性退休”政策不僅在退休年齡上應給予勞動者一定的選擇權，同時，在養老保險繳費年限上也應堅持“彈性”與“自愿”相結合的原則，針對不同類型的勞動力群體制定不同的法定繳費年限，例如：針對腦力勞動者而言可適當延長其繳費年限，而針對體力勞動者而言，可適當減低其繳費年限，通過對勞動者養老保險繳費年限的調控，既可以促進社會公平，也可以合理調節養老保險金儲備，緩解當前養老金供不應求的狀況。

4.3 完善現有養老保險制度并逐步提高其覆蓋率

養老保險制度是決定老年人是否愿意支持延遲退休政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若沒有其支撐而單一地強調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則未必會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會產生新的社會問題。實行延遲退休政策的同時應提高養老金的覆蓋率，這樣做不但可以為更多的勞動力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可以將其作為延遲退休政策的輔助措施，減少在實行延遲退休中遇到的各種阻礙，同時，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養老金的充分供給，進而緩解養老金的支付壓力。為了對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和完善，應加快解決養老保險收入和支出等方面的問題。在我國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這使得非正規就業人員的數量不斷增大，行業之間的勞動力流動也在不斷增大，因此應結合現狀改革養老保險制度，使其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勞動力就業方式，把握勞動力市場運行的規律，并且處理好有關養老保險權益的法律問題。在法律框架內充分保障勞動者就業及退休的合法權利，同時以立法的方式進一步擴大養老保險繳費及支付的覆蓋率。

5 結 論

本文對于中國現階段老齡化社會的基本情況和特點進行了分析，并且討論了老齡化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與此同時，進一步分析研究了當前中國退休政策中急需解決的一系列問題。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之上從短期和長期兩個方面闡述了延遲退休將會給中國勞動力市場帶來的巨大影響。最后，基于上述分析對在中國施行延遲退休政策提出了三點建議。本文認為延遲退休政策的推行應采取“漸進性”的策略，盡量做到適當的推延，在這個逐漸推行的過程中一定要堅持公平公正，為了保證這一工作的順利進行，建立更加完善的養老保險政策就顯得尤為重要，只有在強有力的政策支持之下，人們才能更好地接受這一現實。要想減小推行延遲退休政策對我國勞動力市場帶來的沖擊，就要在一定程度上使退休政策富有“彈性”，對于將要面臨延遲退休的工作人員要采用一定的幫扶政策，這樣才能促進政府推行延遲退休政策的工作順利開展。

參考文獻：

[1]劉楠楠.中國延遲退休制度改革研究[D].保定：河北大學，2014.

[2]厲彥青.我國延遲退休的勞動力市場效應分析[D].濟南：山東大學，2014.

[3]李付俊，孟續鐸，張超.延遲退休的影響效果分析[J].西北人口，2014（2）：17-25.

[4]金剛.中國退休年齡的現狀、問題及實施延遲退休的必要性分析[J].社會保障研究，2010（2）：32-38.

第6篇：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

【關鍵字】人口老齡化，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精算模型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描述

2011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3.39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在我國老齡化的過程中，其主要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老年人口規模巨大；發展速度快，東西部地區差異大；城鄉倒置；老年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高齡化嚴重等。考慮到本文的研究重點是我國人口老齡化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養老金缺口的影響，所以我將重點闡述以下三個特征：高齡化現象嚴重和老年人口的性別比。首先是高齡化現象嚴重。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其次是老年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通過2010年我國城鄉老年人口狀況追蹤調查的相關數據，老年人人口中男性占49.0%，女性占51.0%，可以看出我國老年人口中女性老年人口數量明顯高于男性老年人口數量。隨年齡增高，女性比例呈加大的趨勢，80周歲及以上人口中，男性與女性比例為41.8：58.2。并且據2010年時官方公布的全國各地區平均預期壽命為74.83，男性平均預期壽命為72.38，女性平均預期壽命為77.37，高于男性的將近5歲。

二、養老金缺口的界定

自從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在1997年由原來的現收現付制改成了現在的由統籌部分和個人賬戶兩部分構成的半基金積累制以后，人們對養老金缺口問題的關注愈演愈烈，眾多專家學者由于統計口徑的不同對養老金缺口的界定也莫衷一是，但基本的出發點都是基于政府的養老保險制度在運行過程中所擁有的基金是否能夠足以兌現政府對參保人所承諾的權益。如果政府無法用制度所籌集的資金兌現承諾就會產生缺口，這其中可能就包括養老保險制度在轉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轉軌成本導致的缺口；各個省份每年的養老保險收入和支出是否平衡等。從參保人的角度來說可能還包括是否他們所繳納的養老保險足夠保證自己晚年的生活。本文所要探究的缺口，主要是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構成為切入點，以收支是否平衡來測算缺口，通過對精算模型的構成因素分析來探討老齡化對缺口造成的影響。

三、人口老齡化對養老金缺口的影響

我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由單位繳納職工工資的20%的統籌部分即基礎養老金的來源和職工個人繳納工資的8%的個人賬戶兩部分構成，尋求養老金缺口也就從這兩個方面的收支平衡入手。

（一）繳費人數和退休人數的預測模型

設ls，x（t）為第t年分年齡性別的勞動參與率；UPs，x（t）為第t年分年齡性別的城鎮人口數；？茁（t）為第t年養老保險覆蓋率；Es，x（t）為第t年歲x性別為s的繳費人數。則

（二）基礎養老金收支的精算模型

設社會統籌養老保險的繳費占工資的比例為C1，Ws，x（t）為第t年x歲、性別為s的職工的年平均工資，g為平均工資年增長率。設基礎養老金按照平均工資增長率的？漬倍增長，？贅為生命表中最大生存年限，職工退休時基礎養老金年給付額為？茁r，養老金替代率為？籽，設利率為i，折現率為v，（PVFNV）tu表示當年基金收入在u歲的現值，（APV）tu為當年基金支出在u歲的現值，u為職工初始就業年齡，r為職工退休年齡。則

（三）個人賬戶收支的精算模型

根據目前個人賬戶計發辦法，記計發月數為N，退休年齡為x，個人賬戶退休之年的積累額為Gx，那么根據精算理論，x歲的人退休時，未來個人賬戶所能領取的養老金在退休之年的精算現值為：

其中n為在規定的計發月數下，所能領取的最大年數（不一定為整數）。

（四）基于精算模型分析老齡化對養老金缺口的影響

由以上精算模型我們發現在人口方面影響養老金缺口的變量主要是t年x歲的繳費人數Es，x（t）、t年x歲的離退休人口數Rs，x（t）、生命表中最大生存年限？贅、規定的計發月數N以及規定的計發月數下所能領取的最大年數n。那么人口老齡化是如何通過這幾個變量來影響我國養老金缺口的呢？一方面，在我國老年人口規模不斷加大的情況下，還伴隨著我國青少年人口比例的下降，這就使得繳費人數減少，我國繳納基礎養老金的主體減少，基礎養老金的收入減少。同時，離退休人口數卻在逐漸增大，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增加，支出增加，這就使得我國實行現收現付制的基礎養老金部分缺口增加。除此之外，隨著我國老年人口高齡化現象嚴重，生命表中的最大生存年限可能有被逐漸突破的可能，領取基礎養老金的年限也就會越長，從而支出可能也會受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個人賬戶這部分，人口老齡化主要會影響到計發月數和所能領取的最大年數。隨著老齡化的加深，高齡化現象嚴重并且老年人口中女性占比較多而她們的預期壽命又較長，我國現行制度的計發月數會相對有點低，這就使得政府為提供老年人口超過計發月數的養老金的概率增加，從而使得個人賬戶部分的缺口逐漸增加。所以，本文通過分析人口老齡化對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精算模型的作用從而探究老齡化是如何影響養老金缺口的。

參考文獻：

第7篇：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商業銀行;影響;對策

1四川省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根據國際標準，社會中65歲及其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或者60歲及其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0%，則該社會步入老齡化。根據此標準，2000年，我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四川省老年人口數量達到880．8萬人，比十年前增長了41．4%。與山東省相比，四川省老年人口數量僅少62．2萬人，位居全國第二［1］。老年撫養比指老年人口占勞動人口的比重，是衡量老齡化的重要指標之一。2000年，四川的老年人口撫養比為10．6%，而到2009則達到了17．28%，近十年來四川老年人口撫養比在不斷增加。此外，四川城鄉老年人口撫養比差距明顯。2005年前，四川鄉村撫養比略低于城鎮，但2005年后，鄉村老年人口撫養比明顯高于城鎮。這一現象可能是由于城鎮化的影響，農村大量青壯年向城鎮轉移。

2人口老齡化對四川商業銀行的影響

2．1人口老齡化對四川商業銀行儲蓄率的影響

根據生命周期假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消費或者儲蓄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人口結構分布。在青年時期，消費大于收入，進入中年后，家庭收入增加，消費在收入所占比例下降，而步入老年階段后，其消費傾向又會大于儲蓄傾向，因為其沒有了穩定收入，生活來源主要依靠退休金和儲蓄，并且這一時期對醫療、保健等具有較多的消費要求，若一國或地區的老年人口比重越高，則儲蓄率就會越低［2］。但是，四川的人口老齡化和居民人均儲蓄率并沒有明顯相關關系，這可能主要因為人們認為撫育孩子可以養老，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儲蓄的作用，當家庭撫育孩子數量較少時，就不得不在年輕時期增加儲蓄。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人口出生率由2000年的12．1%下降到2010年的8．93%，少兒撫養比由2000年的32．34%降低到2009年的27．39%，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逐漸被青年時期增加儲蓄養老的觀念替代，四川青年人儲蓄養老的增長率大于老年人儲蓄下降率，從而導致四川雖然老年人口數量增加，但是儲蓄率卻沒有下降。

2．2人口老齡化對四川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的影響

人口年齡結構分布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商業銀行的信貸結構。當老年人口占比增大時，其對日常生活的消費比較穩定，會減少對耐用品的消費、住房消費等的需求，增加對醫療、保健、健康服務等的需求。目前，國內商業銀行信貸以住房貸款為主，人口老齡化會降低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從而使其盈利水平降低。

2．3人口老齡化對四川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影響

雖然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但相應的養老保障制度卻不盡完善，在社會養老保險滿足不了需求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應從客戶需求出發，將理財、保險等結合起來，按照各類客戶的個人特征、風險偏好等，來開發理財產品，這將加速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發展。

3商業銀行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措施

3．1創新適合老年人的服務模式

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銀行在提供服務的同時，應考慮到老年人的特點，做到“以客戶為中心”，雖然銀行電子化水平逐漸提高，但很多老年人對新事物不太容易學習和接受，他們仍偏好于傳統銀行服務業，銀行應以人為本，將人工服務與電子服務相結合，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個性化服務，使銀行價值最大化［3］。

3．2創新適合老年人的理財產品

由于我國保險市場不太發達，養老保險制度不盡完善，加之我國老齡化“未富先老”的特點，老年人對醫療、保健等健康業務方面的消費增加，商業銀行應將理財產品與保險產品、醫療服務等掛鉤，使其在享受便利的同時，保證資產的增值服務。另外，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國老年人大部分擁有自己的房產，但作為不動產卻很難給老人帶來實際的益處，商業銀行開發適合的金融產品，將房屋資產盤活，大力開發住房反抵押貸款業務。

3．3創新金融綜合業務

隨著老齡人口不斷增加，老年人口也是商業銀行不可忽視的群體，單純的銀行服務已無法單純的滿足其多樣化的需求，所以，商業銀行在做好平時服務的同時應加強與其他行業的服務，增加客戶來源。商業銀行可以和養老機構、旅游服務業、老年人用品等專門為老年人服務的機構合作，共同研發適合老人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3．4提高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

隨著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對銀行產品需求減少，還貸能力下降，銀行在開發新的理財產品的同時，在對勞動密集型行業做好信貸業務的同時，也要加強對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行業的信貸支持，降低信貸的行業風險。另外，銀行在開發理財產品，應注重市場調研，探索真正的市場需求，將市場需求真正融入銀行的理財產品中。招攬專業人才，設計出穩健的金融產品，并且做好理財風險的提示，及消費者理財觀念的糾正及推廣，在增加產品種類的同時也拓寬銷售渠道。

作者:王貝貝 單位: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中心

參考文獻:

［1］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R］．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2011(4)．

第8篇：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挑戰；對策；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26-0252-02

21世紀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目前，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已經進入老齡社會，許多發展中國家正在或即將進入老齡社會。1999年，中國也進入了老齡社會，是較早進入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中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占全球老年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不僅是中國自身的問題，而且關系到全球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備受世界關注。人口老齡化給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帶來了深刻影響，龐大老年群體的養老、醫療、社會服務等方面需求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全國老齡辦，2006）

一、人口老齡化面臨的挑戰

（一）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面臨的挑戰

老年人口的首要問題是養老保障，而經濟保障是養老保障的基礎。城市地區老年人的照料和精神慰藉內容主要倚重家庭，農村養老則主要是依靠家庭。因此，城鄉老年人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問題；而農村老年人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養老經濟或物質保障問題。

農村家庭養老面臨的挑戰：一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及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子女數量減少，家庭規模趨于變小，是家庭資源供給減少和不確定。二是農村家庭養老的經濟基礎已經開始動搖，農村土地的收入和保障功能被不斷減弱，使家庭資源供給具有不確定性。

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將嚴重挑戰原有的養老保障體制。主要表現：一是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導致養老金支出的快速膨脹。二是養老保險的隱性債務巨大。三是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導致養老金空帳風險加大。（姜向群，2006）

（二）健康與醫療保障的困境

根據2004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資料，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絕大部分老年人身體健康，有91.19%的老年人生活能自理，其中男性生活自理能力高于女性，占92.58%,女性為89.86%，比男性低2.72個百分點，說明男性老年人生活自理的比重高于女性。

從總體上說，中國的食品、住房、教育和保健服務以及影響健康狀況的許多其他因素均達不到經合組織（OECD）的水平，結果，中國老年人壽命比經合組織國家的老年人短，而且他們的晚年往往是體弱多病，存在嚴重的健康問題。

人口老齡化使城鎮醫療保險面臨風險。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長，老年人口醫療需求的普遍提高，再加上老年人口護理性醫療需求的快速增長，這些都將給醫療保障帶來巨大的壓力，主要表現：一是人口老齡化速度與醫療保險基金增長速度不相適應。二是老年人口醫療服務需求與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的承受能力不相適應。（陳佳貴，2001）三是老年人口醫療費和占醫療保險基金的比重逐年上升。（穆懷中，2005）四是勞動年齡人口醫療保險繳費負擔加重。

（三）社區服務與生活照料的阻礙

養老服務的重要載體是社區服務。隨著人口老齡化壓力的增大，傳統的大家庭，正在或者已經被核心家庭取代，老年人和子女分開居住已經相當普遍，“空巢”家庭增多，這給老人的生活照料、醫療保健及精神照料方面都帶來諸多不便。因此，老年人特別是高齡老人對社會福利和社區照料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這對眾多獨生子女來說，將來對老人的贍養、照料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四）社會福利設施不足

社會養老設施供給水平低，老年床位數嚴重不足，利用率不高。中國目前共有各類老年社會福利機構3.8萬個，養老床位120.5萬張，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僅有8.6張，與發達國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養老床位數50-70張的水平相差甚遠。（中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2006）另一方面，現有各類社會福利收養單位的床位數利用率不高。社會養老設施的區域分布不平衡，導致服務能力的差異。

（五）迅速的老齡化對計劃生育提出的新挑戰

由于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又提前步入了老齡社會，而且生育率迅速而持續的小將導致21世紀上半葉人口老齡化空前的加速。據預測2000年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7%，將在2025年左右達到14%，如果是低方案，達到14%的時間將是2020年，人口老化速度之快可以與發達國家日本的人口老化比肩，而且成為21世紀世界上人口老化最快的國家。（李建新，2005）

二、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對策

面對日趨嚴峻的老齡化問題，我們必須從人口老齡化的共同成因與特殊誘因出發，在分析老年人口面臨的主要問題和基本需求的基礎上，從多方面著手，有針對性的逐步解決。

（一）經濟方面的對策

要大力發展經濟，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強大的經濟實力作后盾，來解決因人口老齡化所帶啦的社會問題。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集中到一點，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沉重的負擔。因此，沒有經濟的發展，老齡化所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難以解決。

第9篇：老齡化程度加深范文

2013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分析了少子老齡化背景下中國人口結構變化與房價變化的動態關系。研究表明：少子老齡化現象所導致的房價波動滯后于少子老齡化進程；少兒撫養比的下降、老年撫養比的上升和家庭結構微型化是推動我國房價持續上漲的重要人口結構因子；但從人口結構層面看，未來我國房價并不具備快速上漲的基礎，恐面臨較強持續性的下行壓力。

【關鍵詞】 房價波動 VAR模型 少子老齡化 家庭規模微型化

一、引言

目前，中國已處于“少子老齡化”加速發展階段。“少子老齡化”，即少子化與老齡化的統稱。截至2013年末，中國0―14歲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7%，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9.7%。伴隨著少子老齡化現象，我國平均家庭戶規模日益微型化，而這三者的發展態勢竟與我國房價的波動呈現高關聯度。據世界官方統計經驗，我國并不具備少子化的社會基礎。因此，在少子化與老齡化并存的社會背景下，以發展中國家的我國房價與人口子結構變化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課題，極具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然而國內外關于人口“少子老齡化”與房價關系的研究甚少，大多僅從老齡化單一角度考察與房價關系。大體來說，國外研究綜述可概括為老齡化“悲觀論”和“樂觀論”。“悲觀論”認為老齡化可能會造成房價下跌，導致房市奔潰。代表者有Modiglianni和Bergantino。而“樂觀論”認為經濟體制自身的調節可以熨平老齡化對房價的沖擊。代表者有BrooksWalker和Lefort。

由于我國少子老齡化等人口結構的轉變現象出現較晚等原因，國內學者對其研究起步遲。費方域等基于代際交疊局部均衡模型，論證房地產投資到期收益率與人口增長率無關。鄒瑾深入剖析了人口老齡化對房價的影響，但未考慮少子化對房價的影響。陳國進等分析了中國人口撫養比與房價的關聯性，但其研究未基于我國人口少子老齡化的現狀、所構建模型未設置控制變量，稍顯欠缺。

因此，本文基于VAR動態模型，采用Grange因果檢驗、面板協整檢驗等實證方法深入探究少子化、老齡化及家庭結構微型化對房價的動態影響，從而深化少子老齡化背景下對我國房價變動趨勢的認識。

二、模型構建

考慮到本文所選人口結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動態聯系等不利因子。筆者特選取向量自回歸（VAR）模型。令模型不含外生變量，構建非限制性向量自回歸模型如下：

yt=A1yt-1+…+Awyt-w+？著t，t=1，2，…，T

式中yt是n維列向量，T是樣本數，w是滯后階數，At為n×n維待估系數矩陣，？著t是白噪聲向量。綜合分析全國住宅銷售均價及人口結構變化規律及動態聯系，令yt=（LnPt，LnCDRt，LnODRt，LnHJt，LnYt，LnCNt）。其中P為全國商品房銷售均價，CDR為少兒撫養比，ODR為老年撫養比，HJ為平均家庭戶規模，Y為人均可支配收入，CN為非農業人口比。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非農業人口變量為控制變量。

三、實證檢驗

為消除異方差，對數化各組數據，分別記為LnP，LnCDR，LnODR，LnHJ，LnCN，LnY。

1、面板單位根檢驗與協整檢驗

通常經濟時間序列為非平穩，須對變量時間序列做平穩性檢驗。LLC檢驗和IPS檢驗結果顯示：一階差分后少兒撫養比等六個序列均平穩。而本文重點關注我國少子老齡化背景下人口年齡結構分布與家庭結構微型化對房價的影響，故以下將對其著重進行分析。

因LnP，LnCDR，LnODR，LnHJ序列是同階單整序列，故采用基于回歸系數的Johansen協整檢驗（表1）。結果表明：LnP、LnCDR、LnODR、LnHJ序列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即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和平均家庭戶規模對房價具有長期穩定的影響。

2、Granger因果檢驗

根據信息化最小原則，計算最佳滯后階數為1。以下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商品房均價與人口子結構之間的因果關系。如下表2。

由檢驗結果可知，少兒撫養比（LnCDR）與老年撫養比（LnODR）相互引導；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單方面引導平均家庭戶規模（LnHJ），且人口結構變量對房價的具有單向影響。

3、VAR模型估計

通過對VAR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發現VAR模型系統穩定。然后對其殘差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其服從正態分布、無異方差性、無自相關性。

4、脈沖響應分析

因格蘭杰檢驗無法顯示三變量對于房價的動態影響及相關程度。以下將引入脈沖響應方程進行動態分析。如圖1。

在給少兒撫養比（LnCDR）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正向沖擊后，對房價產生了負效應，且長期來看這種效應具有較好的持續性。當給老年撫養比（LnODR）一個正的沖擊后，房價呈上升趨勢，雖于第3期有所下降但之后迅速反彈并達到最高點，之后長期趨于穩定；從第4期到第8期，正效應最大。說明老年撫養比的上升有助于提升房價。平均家庭戶規模（LnHJ）給予房價沖擊后，房價迅速下降，在第2期達到最低點，且從長期來看房價呈現下降態勢，說明房價與平均家庭戶規模存在反向變動關系。對此，可分別從以下三點進行解釋：第一，曾經的“嬰兒潮”轉變為“嬰兒荒”。第二，“三重動機”施壓。首先，老年人改善自身住房的需求隨社會進步不斷強化；其次，福利分房制度和計劃生育的實行強化了老年人幫助下一代購房的動機；最后，老年人群投資渠道匱乏，而房產投資熱吸引了大量資本。第三，家庭規模微型化下持續增加的住房需求，推動房價上漲。

由脈沖響應圖進一步分析，可得出少兒撫養比等三變量對房價的影響伴隨期數的推進而逐漸減弱。筆者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如下：首先，國家生育政策不斷調整與完善。如2013年末國務院出臺“單獨兩孩”政策，將通過減少家庭購房需求給予房價下行壓力。其次，伴隨老齡化程度的深化，由于高額的醫療保健費、老年人投資問題得到解決等因素，老齡化對房價的推動將減弱。

5、方差分解

為進一步完善VAR模型分析，以下將運用方差分解方法，探討人口結構各變量的沖擊對房價變動的貢獻程度。如表3。

由表3可知，人口結構變量對于房價的影響均滯后一期，而來自房價自身的影響當期就能實現，但前四期內房價自身貢獻率從100%迅速降至53.54%，之后有小幅上漲；少兒撫養比對房價沖擊的貢獻度不斷增加，長期來看，一直在8.5%以上徘徊；老年撫養比對房價的沖擊較之少兒撫養比大，且于第3期達到最高值18.92%；平均家庭戶規模在三者中對房價的沖擊最大，在第三期達到19.58%，從長期來看穩定在17.50%左右。故可綜合得出，短期內影響我國房價波動主要源自房價自身，但影響力度漸弱；其他三項人口結構變量對房價均具有長期影響，其中老齡化和家庭結構微型化影響較大。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Johansen協整和Grange因果檢驗表明：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和平均家

庭戶規模是房價的格蘭杰因，且對房價具有長期穩定的影響。同時，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也是家庭戶規模的格蘭杰因。一方面，少兒數量減少、老年人追求高質量的晚年生活是導致家庭結構微型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和家庭結構微型化通過對住房需求的改變進而直接影響房價。

第二，借助VAR模型估計和脈沖響應函數，動態地分析少兒撫養比等三個人口子結構變量對房價的動態影響。綜合以上結果可得：一方面，受到福利分房制度、計劃生育政策、金融發展程度及住房多樣化需求等多因素的影響，少兒撫養比及平均家庭戶規模的下降、老年撫養比的上升是推動房價持續的重要動力；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少子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未來我國房價快速上漲的趨勢可能發生逆轉。

第三，少兒撫養比等三人口子結構變量與房價的方差分解表明：首先，短期內房價波動受自身變化的影響很大，但大體呈遞減趨勢。這是由于房地產市場化初期的不成熟性和市場的內在弊端所致，但該現象會伴隨政府調控的加強及房產市場的不斷完善而逐漸消失。其次，少兒撫養比對房價的沖擊程度較小，老年撫養比、平均家庭戶規模對房價的沖擊程度較大。最后，人口子結構三指標對于房價的影響均滯后一期，而來自房價自身的影響當期就能實現。

針對以上分析，政府在調控房價時，不能僅從房產自身因素出發，而應統籌考慮少子化與老齡化、家庭規模微型化等人口子結構因子。同時，為弱化房產政策的滯后效應，應主動構建應對少子老齡化現象造成房價波動的決策機制和前瞻性預警機制。提高把握房產市場脈搏的敏銳性，不斷調整政策思路，避免房產市場的蕭條對國民經濟的可能沖擊。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耦合發展研究”（編號：13CJY008）；湖南省大學生創新性實驗項目“城市房價高企的因素分析”（編號：SCX1402）。）

【參考文獻】

[1] BERGANTINO，S.M：Life Cycle Investment Behavior，Demographics and Asset Prices[D].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8.

[2] Brooks R：Asset-market effects of the baby boom and social-security reform[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2（2）.

[3] Walker E：Lefort F. Pension reform and capital markets Are there any（hard）links[J].Abante，2002（2）.

[4] 費方域、史青青、朱微亮：人口紅利與房地產收益率的無關性[J].經濟學（季刊），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