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行政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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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環境行政論文范文

關鍵詞：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可行性

對于環境公共利益的保護，傳統法律制度采取的是單軌制保護模式，即由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來維護環境公益。然而，對于沒有監督與制約機制的公共權力，其權力本身的擴張性和腐蝕性，是每一個掌握公共權力的人僅僅依靠道德力量所無法改變的。環境利益是一種公共利益，其利益的保護同樣受到制約。盡快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充分發掘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和監督的巨大潛力，是促進我國環境保護公益事業健康發展的趨勢。

一、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概念的界定

環境公益訴訟指致使環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時，法律允許公民、環保組織或特定國家機關為維護環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訟的制度。環境公益訴訟并不是獨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訴訟之外的一種獨立的訴訟類型，它只是一種與訴訟目的及原告資格有關的訴訟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含義：

1.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一方為特定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及個人。此處所指的特定國家機關為人民檢察院，它最有權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社會組織及個人可作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提訟。

2.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被告為管理環境的政府部門及法律法規授權的環境行政主管部門，也包括按照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

3.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對象是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或抽象行政行為。

4.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在于維護公共利益，而非提訟當事人自己的私利。

二、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理論依據

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將成為鼓勵公民參與環境管理，加強對破壞環境的行政行為進行監督，減少因環境糾紛導致社會問題的重要手段。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建立，主要理論依據體現在以下兩點：

1.環境法中的環境權理論認為，環境法律關系的主體擁有享有適宜環境的權利，也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具體而言，就是有在良好，健康的環境中生活的權利，有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權利，有在環境保護方面監督、檢舉、控告和訴訟的權利等。因此，公民的環境權利遭到行政行為侵犯的時候，不管是否為直接利害關系人，均有權提訟，要求相關部門追究法律責任。環境權理論的興起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

2.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環境資源就其自然屬性和作為人類生活所必需的要素來說，乃全體公民的共享資源和公共財產，任何人不能對其任意支配、占有和損害；國家是基于全體共有人的委托而行使管理權的，因而政府作為委托人有責任管理好這些財產。

當行政機關只注重本地的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的增加，而對日益惡化的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現象漠然視之，行政機關在防治污染方面不依法履行職責時，任何公民、組織或國家特定機關均可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監督政府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依法履行其職責或管理環境的義務。

環境作為一種社會公共利益，與每個人的利益都息息相關，環境法是一種社會法，從社會法理的觀點而言，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以社會法思想為底蘊，具有社會法理基礎。

三、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在我國，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且可行的。

(一)必要性

在我國，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已達到觸目驚心的地步，環境問題的危機不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會生活遭受到嚴重侵害，而且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針對環境公益問題，我國實行的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單軌制保護體制。這種體制下，不可避免的存在行政體制紊亂和軟弱、行政監督缺位與低效、環境行政執法中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因素。另外，政府環境管理行政部門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可能存在政策的片面性，甚至行政權利本身對環境公益構成侵害，不能實施保護環境的行政行為。可見，這種單軌制體制已經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尋求解決這種弊端的方法就是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積極吸納社會團體和公眾參與環境管理，以期改變環境保護不力的狀況。

環境保護的一個重要方式是預防為主，在立法上，法律有必要在環境侵害尚未發生或尚未完全時就容許公民采用訴訟等司法手段加以解決，阻止環境公益遭受無法彌補的侵害。由于政府的力量不足以保護環境，民眾必須參與環境行政行為和環境司法過程。建立環境公益訴訟是公眾參與保護公民環境權和環境公共利益的需求。

因此，基于我國單軌保護體制下，政府對環境保護的不力以及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需求，我國有必要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在政府行政行為上，進行監督制約，在立法上，肯定公民參與保護和監督環境公益的程序，在渠道上，暢通環境公益訴訟，以便更好地保護我國的環境。

(二)可行性

我國已經存在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基礎，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是可行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法律基礎

《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時規定國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這些在法律上給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

《環境保護法》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這就體現了公民有參與環境管理的權利。《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起民事訴訟。這些規定體現了為維護公共利益的公益訴訟的精神，為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精神依據。由此可見，人民可以通過訴訟等法律程序對政府機構行為和權力形成強制性約束，參與環境保護和監督管理。

2.民眾法律和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

隨著我國公眾法律意識的提高，公眾環境保護意識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熱情空前提高。另外，社會的各種民間環保組織和非政府環保組織將一定范圍內個人的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對政府決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對政府環境行政權力具有一定的監督性。民眾法律和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民眾基礎。

3.國外經驗可以借鑒

國外環境公益訴訟的實踐，為我國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例如，在美國，環境法中將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稱作公民訴訟，即公民可以依法對違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義務的聯邦環保局提出訴訟。接侵害。在英國，檢察長是唯一在法庭上代表公眾的人，是公共利益的保護人。私人不能直接提起組織公共性不正當行為的訴訟，只能請求檢察長的同意，以檢察長的名義提起。德國、法國的“越權之訴”“客觀之訴”實際上也是類似于美國集團訴訟的模式。

實踐證明，國外的公共訴訟對于維護公民的環境權、提高環境質量、實行法治發揮了極大作用，而且在具體的操作實踐中也積累了經驗，我們可以吸收其中的精華，并與我國的本土資源相結合，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法。

另外，我國已有公益訴訟的案例，這些案例從程序上、實體上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建立提供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建立奠定案例基礎。

我國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和政府單軌保護環境不力的狀況以及民眾要求參與環境管理與監督的社會現實，有必要盡快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而我國已經具備了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軟環境，具有可行性。從保護公民環境權和環境公共利益出發，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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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明華.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芻議[J].法學論壇，2002；(6)

[3]趙慧.國外公益訴訟制度比較與啟示[J].政法論叢，2002；(5)

第2篇：環境行政論文范文

摘要：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是我國環境管理體制的基礎，科學有效的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對于促進我國現有的環境管理體制的發展，改善環境狀態，推行可持續發展等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對我國現有的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具體論述造成我國目前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不科學、不完善的主要原因，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努力探尋實現我國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科學發展的途徑。

關鍵詞：環境管理體制；問題；對策。

環境管理體制是指國家有關環境管理機構設置、行政隸屬關系和管理權限劃分等方面的組織體系和制度。它具體規定了中央、地方、部門、企業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管理范圍、權限職責、利益以及相互關系，核心部分是關于管理機構的設置、各管理機構的職權分配以及各機構之間的相互協調等問題。一些西方學者在對環境管理體制問題進行討論時，往往會把公眾參與的問題考慮進去。他們認為，在環境管理體制的結構關系中，除政府的行為之外，還有社會利益團體和管理行為人，它們都是較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環境保護事業在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具有較高的社會化程度，企業和公眾在環境管理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這方面，我國與西方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較長時間以來，我們所說的環境管理體制僅指政府內部機構的設置，而公眾的監督和參與則被視為是外部作用機制，一般不納入進來。

一、我國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

我國長期以來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對轄區內環境質量負責的環境管理體制，這種體制，由地方政府通過計劃、組織、調節和監督，來協調社會中的各種關系。這一體制的優點在于能夠很好地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已經形成了“由國務院統一領導、環境保護部門統一監管、各部門分工負責、地方政府分級負責”的管理體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級管理”、“四級機構”的組織體系。這種管理體制對于推動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自然資源相對較少，環境保護工作起步也比較晚，正處在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管理手段較為薄弱、環境意識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的轉軌時期，因此該體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它還存在著不少的弊端，部門分散、地方分割、條塊分離的現象比較嚴重，管理手段相對滯后，很難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對于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國政府對于環境管理機構的設置，大體上是一個倒“金字塔”的結構，即中央設置的環境管理機構數量較多、規模較大、人員充足、技術設備好，對環境監管的執法能力比較強；相對中央管理機構來說，各地方設置的環境管理機構，越往下數量越少、規模越小、人員越缺乏、技術設備越差，環境監管的執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國的縣級環境保護部門來說，它的技術人員編制較少，但實際工作人員的數量卻嚴重超編，大多數人員沒有環境保護方面的相關專業知識，其中還有一部分是在機構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環境保護部門，同時又沒有較好的方法對人員進行培訓。同時，環境保護部門的技術設備配置也比較落后，缺乏基本的監測手段，不能有效地對排污總量和違法排污現象進行監測，有些甚至還需要將監測項目送到市一級部門進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監管人員在現場進行執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認識和已有的工作經驗，這樣及時取證就有一定的困難。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與通信工具，一旦發生違法排污現象很難及時到達現場，從而做出快速應急反應[1]。我國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地域管理為主的環境管理體制，導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為差異。

中央政府對于環境保護的態度非常重視，制定了一系列關于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把保護環境上升到了基本國策的戰略高度。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由地區間的環境質量得到改善所帶來的外溢效應是不存在的，因為任何一個地區的環境質量得到改善都意味著整個國家的環境質量在不斷提高。但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對于環境保護的態度就比較復雜，因為環境本身具有外溢性和跨區域性等特點，該地區對環境問題加大投入進行治理，可能得到收益的并不是該地區而是鄰近的其他地區，這樣就使得一些地區忽視環境保護而片面地只追求經濟效益。在發展與環境的目標選擇上，地方的目標函數與中央存在差異。中央政府強調全局的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可持續性，而地方政府的目標則明顯偏重于局部、眼前的經濟發展。在環境保護政策的決策與實施上，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存在著“討價還價”和“對抗”的傾向。地方政府在落實環境管理的具體政策時，會與中央政府的要求產生一些矛盾與沖突，而地方政府則會憑借自身所擁有的經濟資源和信息優勢，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盡可能地減少或避免自身利益的損失[2]。所以，在環境管理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存在一定的行為差異。有學者認為，從環境保護的縱向管理上來看，我國是以地域管理為主的管理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只對本級政府負責，在環境保護機構內部上級與下級之間只是一種業務指導關系，上級對下級缺乏應有的制約力，執法過程中容易受到人為因素的干擾[3]。由于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區對于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性和保護環境的重要性認識也不相同，因此，在資金投入上也存在著較大差異，有些地區投入了較多的資金用于環境保護，而有些地區則投入較少。這種現象必然造成地區之間環境管理力度上的不均衡，時間一長可能就會導致一些原來重視環境保護的地方政府向不重視環境保護的地方政府看齊，減少資金投入。即使某些地方政府一些有遠見的官員真的下大力氣治理本地區的環境，但由于環境的特殊性，我們也很難全面衡量其治理環境的業績，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環境保護流于形式。

（二）地方環境管理機構在設置上不能滿足實際需要。

目前全國有不少環境保護部門，特別是縣級環境保護部門仍掛靠在城市建設系統上，僅屬于城市建設系統的一個部門，這種現象給環境保護的執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礙。城市建設往往引發一定的環境問題，而作為城市建設系統內的機構自然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的環境監督管理，環境監管難免會流于形式。因為沒有獨立的機構，人員編制、工作經費等問題也都難以保障。有些地區環境保護部門內的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不健全或者根本沒有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而環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護是環境保護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兩個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機構的設置上，污染防治和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都應該進行強化，不能側重于任何一方。有些自然保護任務非常繁重的資源或農業大省，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有的省有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但力量薄弱。在一些縣和農村，環境和自然保護工作仍然很繁重，但機構的設置和人員的編制則遠遠不能適應實際需要，甚至還有些地方出現了沒有人管理這方面的工作的情況。

（三）行政區劃的地方環境管理體制，不利于跨區域環境問題的協調。

環境問題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和區域性，一個地區的環境污染可能會影響到周邊其他地區，往往會超越行政區劃的邊界，不受行政轄區界限的限制，如酸雨污染、流域水污染、海洋環境污染、生物多樣性等問題，都具有跨行政區域的特點。針對這一現象，設置相應的強有力的流域環境管理機構，同時制定與之相適應的流域環境保護立法就顯得尤為重要。然而我國在這方面的建設還很不夠。雖然在幾個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資源保護委員會，但從隸屬關系、職責、權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來看，該類機構并非強有力的流域環境管理機構。而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以行政區劃為單位的環境管理體制，地方環境保護局隸屬于地方政府，這就使得一個有機的整體被這種體制分層切塊，個別地區為謀求經濟的發展而不惜損害其他地區的利益以及阻礙環境管理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時有發生。同時，由于部門之間的協調不暢，跨區域執法難度比較大[4]。

（四）中央政府監督乏力，難以落實地方政府責任制。

依照《環境保護法》的規定，地方人民政府對本轄區內的環境質量負責。也就是說，環境質量的好壞，地方人民政府是責任主體，但相關法律既沒有明確規定政府部門如何履行其責任，如何保證其履行責任，也沒有明確規定如不履行職責應承擔何種責任[5]。在經濟增長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級政府和領導政績的主要標準的情況下，考核干部實行的是自上而下、以GDP增長為依據的體系。在對地方政府官員進行政績考核時，各種經濟指標的完成情況仍然是重要的內容，尤其是GDP的增長，把本地區的經濟生產總值、財政收入、企業規模、招商引資情況等作為衡量政績的硬性指標，而對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和諧社會與黨的建設等方面則沒有硬性要求。這種考核體制某種程度上鼓勵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熱情，挫傷了地方提供環境保護等公共服務的積極性。“這就促使一些地方將完成經濟指標作為本地區發展的首要任務，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片面地理解為以GDP為中心，把發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為GDP增長才是硬道理，不顧資源、環境的可承載能力，盲目上項目，搞投資，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復建設，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現象十分嚴重”[6]。地方政府中的部分領導從個人和本地區的短期經濟利益出發，環境保護意識不強，缺乏緊迫感，甚至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錯誤認為要大力治理污染、保護環境，就會阻礙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影響政績目標的實現，甚至出現干擾環境執法行為，明目張膽地保護污染和破壞環境的行為。在地方政府的默許甚至支持下，一些企業采取暴力手段阻止環境執法，甚至抗法。中央政府對于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對本轄區環境保護質量負責的義務，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環境質量，仍然缺乏有效的機制和手段進行監督和制約。

二、實現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科學發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開的原則，轉變部門職能。

國家應將環境保護的執法監督作為各項工作的重點，由微觀管理轉為通過宏觀調控進行指導和服務，轉變工作理念，由單純的管理轉為真正的為基層和企業服務。不斷加強環境保護總局在宏觀決策管理方面的職能，積極推進環境保護事業單位的改革，理順中央與地方、環境保護部門與經濟發展部門的關系，初步建立起科學的行政運行規范。同時要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在充分發揮中央與地方主動性、積極性的同時，運用必要集中和適當分散相結合的工作方法，把環境保護方面的法規、政策、標準等的制定權集中到中央，同時又要按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根據各個地區發展存在的差異，環境標準可以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對于跨區域的環境問題，如大氣污染、水污染等問題的處理權限都應該集中到中央，將局部性的環境問題，如噪聲、固體廢棄物處理等問題的處理權限放到地方，環境保護方面的國際合作問題其處理權限應該放到中央，而環境保護合作項目則可以放到地方，環境主管部門在工作中所起到的只是引導或指導的作用。

（二）加強人員和機構方面的建設。

精簡機構主要針對的是非政府部門職能的部分，而政府部門職能的部分不但不能精簡，反而要不斷加強。從整個國家的發展趨勢上來看，在對其他國家機構進行精簡的情況下，對于環境保護方面的國家機構應該不斷加強。因為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只注重發展經濟，對于環境問題重視不夠，導致環境污染欠賬較多。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仍然需要投入較多的資金對環境問題進行治理，但環境的改善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現有的生態環境可能還會進一步不斷惡化，在將來的20年甚至30年里，我國的環境污染問題可能仍然不會有明顯好轉，所以，從整個國家的長遠發展來看，要實現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不斷加強環境保護。

（三）健全環境保護跨部門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協調機制。

環境保護政策離不開部門發展政策和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保護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責任，而不單單是某個部門的職能。要把環境容量、環境質量狀況和經濟發展對環境的影響、對資源的消耗、對生態系統的影響納入統計指標，使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也作為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要建立國民經濟綠色發展統計指標體系，不僅要有經濟指標，而且也要有環境指標、人文指標，用這些指標來衡量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水平，全面、科學、合理地評價地區、單位和干部的業績。要改變不平衡的管理體制，形成綜合權力機構，就需要順應政府機構改革的潮流，通過計劃、預測，綜合考慮潛在影響因素，協調各部門間綜合處理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問題，加強跨部門的統一規劃與管理。在環境保護政策的落實上，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健全環境保護的中央與地方的協調制度就顯得尤為緊迫。

參考文獻：

[1]胡雙發，王國平。政府環境管理模式與農村環境保護的不兼容性分析[J].貴州社會科學，2008,（5）:91-96.

[2]鄧志強，羅新星。環境管理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J].管理探索，2007,（5）:19-21.

[3]游霞。環境管理體制若干問題探討[J].科技管理研究，2007,（10）:58-59.

[4]孫志燕，高世楫。環境政策存在的若干問題與調整思路[N].學習時報，2007,（11）.

第3篇：環境行政論文范文

關鍵詞：環境管理體制；問題；對策。

環境管理體制是指國家有關環境管理機構設置、行政隸屬關系和管理權限劃分等方面的組織體系和制度。它具體規定了中央、地方、部門、企業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管理范圍、權限職責、利益以及相互關系，核心部分是關于管理機構的設置、各管理機構的職權分配以及各機構之間的相互協調等問題。一些西方學者在對環境管理體制問題進行討論時，往往會把公眾參與的問題考慮進去。他們認為，在環境管理體制的結構關系中，除政府的行為之外，還有社會利益團體和管理行為人，它們都是較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環境保護事業在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具有較高的社會化程度，企業和公眾在環境管理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這方面，我國與西方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較長時間以來，我們所說的環境管理體制僅指政府內部機構的設置，而公眾的監督和參與則被視為是外部作用機制，一般不納入進來。

一、我國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

我國長期以來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對轄區內環境質量負責的環境管理體制，這種體制，由地方政府通過計劃、組織、調節和監督，來協調社會中的各種關系。這一體制的優點在于能夠很好地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已經形成了“由國務院統一領導、環境保護部門統一監管、各部門分工負責、地方政府分級負責”的管理體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級管理”、“四級機構”的組織體系。這種管理體制對于推動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自然資源相對較少，環境保護工作起步也比較晚，正處在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管理手段較為薄弱、環境意識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的轉軌時期，因此該體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它還存在著不少的弊端，部門分散、地方分割、條塊分離的現象比較嚴重，管理手段相對滯后，很難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對于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國政府對于環境管理機構的設置，大體上是一個倒“金字塔”的結構，即中央設置的環境管理機構數量較多、規模較大、人員充足、技術設備好，對環境監管的執法能力比較強；相對中央管理機構來說，各地方設置的環境管理機構，越往下數量越少、規模越小、人員越缺乏、技術設備越差，環境監管的執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國的縣級環境保護部門來說，它的技術人員編制較少，但實際工作人員的數量卻嚴重超編，大多數人員沒有環境保護方面的相關專業知識，其中還有一部分是在機構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環境保護部門，同時又沒有較好的方法對人員進行培訓。同時，環境保護部門的技術設備配置也比較落后，缺乏基本的監測手段，不能有效地對排污總量和違法排污現象進行監測，有些甚至還需要將監測項目送到市一級部門進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監管人員在現場進行執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認識和已有的工作經驗，這樣及時取證就有一定的困難。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與通信工具，一旦發生違法排污現象很難及時到達現場，從而做出快速應急反應[1]。我國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地域管理為主的環境管理體制，導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為差異。

中央政府對于環境保護的態度非常重視，制定了一系列關于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把保護環境上升到了基本國策的戰略高度。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由地區間的環境質量得到改善所帶來的外溢效應是不存在的，因為任何一個地區的環境質量得到改善都意味著整個國家的環境質量在不斷提高。但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對于環境保護的態度就比較復雜，因為環境本身具有外溢性和跨區域性等特點，該地區對環境問題加大投入進行治理，可能得到收益的并不是該地區而是鄰近的其他地區，這樣就使得一些地區忽視環境保護而片面地只追求經濟效益。在發展與環境的目標選擇上，地方的目標函數與中央存在差異。中央政府強調全局的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可持續性，而地方政府的目標則明顯偏重于局部、眼前的經濟發展。在環境保護政策的決策與實施上，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存在著“討價還價”和“對抗”的傾向。地方政府在落實環境管理的具體政策時，會與中央政府的要求產生一些矛盾與沖突，而地方政府則會憑借自身所擁有的經濟資源和信息優勢，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盡可能地減少或避免自身利益的損失[2]。所以，在環境管理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存在一定的行為差異。有學者認為，從環境保護的縱向管理上來看，我國是以地域管理為主的管理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只對本級政府負責，在環境保護機構內部上級與下級之間只是一種業務指導關系，上級對下級缺乏應有的制約力，執法過程中容易受到人為因素的干擾[3]。由于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區對于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性和保護環境的重要性認識也不相同，因此，在資金投入上也存在著較大差異，有些地區投入了較多的資金用于環境保護，而有些地區則投入較少。這種現象必然造成地區之間環境管理力度上的不均衡，時間一長可能就會導致一些原來重視環境保護的地方政府向不重視環境保護的地方政府看齊，減少資金投入。即使某些地方政府一些有遠見的官員真的下大力氣治理本地區的環境，但由于環境的特殊性，我們也很難全面衡量其治理環境的業績，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環境保護流于形式。

（二）地方環境管理機構在設置上不能滿足實際需要。

目前全國有不少環境保護部門，特別是縣級環境保護部門仍掛靠在城市建設系統上，僅屬于城市建設系統的一個部門，這種現象給環境保護的執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礙。城市建設往往引發一定的環境問題，而作為城市建設系統內的機構自然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的環境監督管理，環境監管難免會流于形式。因為沒有獨立的機構，人員編制、工作經費等問題也都難以保障。有些地區環境保護部門內的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不健全或者根本沒有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而環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護是環境保護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兩個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機構的設置上，污染防治和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都應該進行強化，不能側重于任何一方。有些自然保護任務非常繁重的資源或農業大省，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有的省有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但力量薄弱。在一些縣和農村，環境和自然保護工作仍然很繁重，但機構的設置和人員的編制則遠遠不能適應實際需要，甚至還有些地方出現了沒有人管理這方面的工作的情況。

（三）行政區劃的地方環境管理體制，不利于跨區域環境問題的協調。

環境問題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和區域性，一個地區的環境污染可能會影響到周邊其他地區，往往會超越行政區劃的邊界，不受行政轄區界限的限制，如酸雨污染、流域水污染、海洋環境污染、生物多樣性等問題，都具有跨行政區域的特點。針對這一現象，設置相應的強有力的流域環境管理機構，同時制定與之相適應的流域環境保護立法就顯得尤為重要。

然而我國在這方面的建設還很不夠。雖然在幾個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資源保護委員會，但從隸屬關系、職責、權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來看，該類機構并非強有力的流域環境管理機構。而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以行政區劃為單位的環境管理體制，地方環境保護局隸屬于地方政府，這就使得一個有機的整體被這種體制分層切塊，個別地區為謀求經濟的發展而不惜損害其他地區的利益以及阻礙環境管理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時有發生。同時，由于部門之間的協調不暢，跨區域執法難度比較大[4]。

（四）中央政府監督乏力，難以落實地方政府責任制。

依照《環境保護法》的規定，地方人民政府對本轄區內的環境質量負責。也就是說，環境質量的好壞，地方人民政府是責任主體，但相關法律既沒有明確規定政府部門如何履行其責任，如何保證其履行責任，也沒有明確規定如不履行職責應承擔何種責任[5]。在經濟增長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級政府和領導政績的主要標準的情況下，考核干部實行的是自上而下、以GDP增長為依據的體系。在對地方政府官員進行政績考核時，各種經濟指標的完成情況仍然是重要的內容，尤其是GDP的增長，把本地區的經濟生產總值、財政收入、企業規模、招商引資情況等作為衡量政績的硬性指標，而對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和諧社會與黨的建設等方面則沒有硬性要求。這種考核體制某種程度上鼓勵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熱情，挫傷了地方提供環境保護等公共服務的積極性。“這就促使一些地方將完成經濟指標作為本地區發展的首要任務，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片面地理解為以GDP為中心，把發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為GDP增長才是硬道理，不顧資源、環境的可承載能力，盲目上項目，搞投資，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復建設，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現象十分嚴重”[6]。地方政府中的部分領導從個人和本地區的短期經濟利益出發，環境保護意識不強，缺乏緊迫感，甚至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錯誤認為要大力治理污染、保護環境，就會阻礙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影響政績目標的實現，甚至出現干擾環境執法行為，明目張膽地保護污染和破壞環境的行為。在地方政府的默許甚至支持下，一些企業采取暴力手段阻止環境執法，甚至抗法。中央政府對于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對本轄區環境保護質量負責的義務，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環境質量，仍然缺乏有效的機制和手段進行監督和制約。

二、實現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科學發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開的原則，轉變部門職能。

國家應將環境保護的執法監督作為各項工作的重點，由微觀管理轉為通過宏觀調控進行指導和服務，轉變工作理念，由單純的管理轉為真正的為基層和企業服務。不斷加強環境保護總局在宏觀決策管理方面的職能，積極推進環境保護事業單位的改革，理順中央與地方、環境保護部門與經濟發展部門的關系，初步建立起科學的行政運行規范。同時要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在充分發揮中央與地方主動性、積極性的同時，運用必要集中和適當分散相結合的工作方法，把環境保護方面的法規、政策、標準等的制定權集中到中央，同時又要按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根據各個地區發展存在的差異，環境標準可以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對于跨區域的環境問題，如大氣污染、水污染等問題的處理權限都應該集中到中央，將局部性的環境問題，如噪聲、固體廢棄物處理等問題的處理權限放到地方，環境保護方面的國際合作問題其處理權限應該放到中央，而環境保護合作項目則可以放到地方，環境主管部門在工作中所起到的只是引導或指導的作用。

（二）加強人員和機構方面的建設。

精簡機構主要針對的是非政府部門職能的部分，而政府部門職能的部分不但不能精簡，反而要不斷加強。從整個國家的發展趨勢上來看，在對其他國家機構進行精簡的情況下，對于環境保護方面的國家機構應該不斷加強。因為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只注重發展經濟，對于環境問題重視不夠，導致環境污染欠賬較多。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仍然需要投入較多的資金對環境問題進行治理，但環境的改善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現有的生態環境可能還會進一步不斷惡化，在將來的20年甚至30年里，我國的環境污染問題可能仍然不會有明顯好轉，所以，從整個國家的長遠發展來看，要實現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不斷加強環境保護。

（三）健全環境保護跨部門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協調機制。

環境保護政策離不開部門發展政策和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保護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責任，而不單單是某個部門的職能。要把環境容量、環境質量狀況和經濟發展對環境的影響、對資源的消耗、對生態系統的影響納入統計指標，使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也作為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要建立國民經濟綠色發展統計指標體系，不僅要有經濟指標，而且也要有環境指標、人文指標，用這些指標來衡量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水平，全面、科學、合理地評價地區、單位和干部的業績。要改變不平衡的管理體制，形成綜合權力機構，就需要順應政府機構改革的潮流，通過計劃、預測，綜合考慮潛在影響因素，協調各部門間綜合處理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問題，加強跨部門的統一規劃與管理。在環境保護政策的落實上，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健全環境保護的中央與地方的協調制度就顯得尤為緊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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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孫志燕，高世楫。環境政策存在的若干問題與調整思路[N].學習時報，2007,（11）.

第4篇：環境行政論文范文

關鍵詞：教育行政學：思辨研究：行動研究

中圖分類號：G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038(2011)10－0021－05

我國教育行政學研究始于上世紀20年代，后受蘇聯影響研究終止，直到80年代初才醞釀教育行政學的恢復與重建。經過30年的建設與發展，教育行政學研究已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在其建設與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反思歷史并探尋未來發展趨向，有利于學科的發展與深化。

一、教育行政學研究的歷史軌跡

清末民初。我國師范學校就設有教育行政這一學科。政府教育部在其頒布的高等師范學校課程標準中也有教育行政學科目。在解放區根據地的各級師范學校教育中均開設小學校行政科目：高等師范學校開設教育行政科目。全國解放后，我們照搬蘇聯的做法，蘇聯的師范學校不設置教育行政或學校管理課程，僅在教育學這門學科的最后一部分概要性地簡單介紹。隨之，我們也取消了這門學科，認為教育行政人員不必學習理論，憑經驗辦事也就行了。已有近半世紀的教育行政學科歷史至此中斷。斷裂30余年之后，教育行政學研究從恢復重建到發展基本成熟又走過30年，這一發展歷程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教育行政學研究恢復與重建階段

之后，教育行政學開始恢復、重建。但是教育行政學研究起步較晚進展緩慢，研究成果寥寥無幾。何宗傳于1981年10月發表《外國教育行政學簡介》一文，對國外教育行政學有關概念、理論等進行介紹，為我國教育行政學學科構建提供借鑒。北京教育行政學院的劉問岫于1984年4月發表《教育行政學科的由來》，介紹教育行政學科的發展歷史等相關知識；又于1987年發表《我國教育行政學科的教材建設問題》，探討教育行政學教材編寫的原則與方法以及應注意的事項等。教材與專著方面的成果更少，八十年代初，高等師范院校教育系和教育學院干訓部以及教育行政學院，專門開設這門課的學校為數不多。當時面世的教材僅有四部(含內部印刷)：北京教育行政學院學校管理教研室編的《我國現代地方教育行政》(1983年內部印刷)、黑龍江省教育科學研究所編的《地方教育行政》(1983年內部印刷)、鄧品珊、康爾圭主編的《現代普通教育管理學》(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直到1989年由孫綿濤編著的《教育行政學概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該書作為高校教材，填補了我國教育行政學研究領域及教材建設的空白。該書緊扣我國教育行政的實際情況，提出了行政的原則和方法。在此基礎上還大量引用了日本、美國等國家或地區教育行政方面的原始材料，豐富了該書內容，同時也增強了可讀性。這本書的出版標志著我國教育行政學研究已走向正軌。

(二)教育行政學研究發展與繁榮階段

九十年代，我國教育行政學研究逐漸繁榮起來，研究成果漸漸增多。李進才于1992年發表《略論教育行政與教育行政學范疇的界定》，認為教育行政不僅指國家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對教育事業的管理，也包括學校行政的管理，對教育行政學研究范疇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杜偉于1992年發表《關于教育行政學知識體系的思考》，提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行政學知識體系。張新平于1994年發表《關于教育行政研究對象的探討》，對以往教育行政學的研究對象進行了分類和分析。認為教育行政學的核心內容是教育行政職能，教育行政學是一門研究教育行政職能以及為實現教育行政職能而進行的一系列教育行政活動的規律的科學。蕭宗六和賀樂凡于1995年發表《構建中國教育行政學的思路》，對他們合作出版的《中國教育行政學》進行了解釋和說明，一是解釋為什么在教育行政學前面冠上“中國”二字，二是詳細闡明這本書的五大特點：體系完整科學、全面闡述了我國的教育方針政策和教育法規、體現了教育行政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附有反應教育實際的案例、文風語言體現中國特色。

(三)教育行政學研究走向成熟階段

進入二十一世紀，教育行政學研究出現多樣化、具體化，多數學者已將研究興趣轉到教育行政管理的具體領域，如對教育行政法規、溝通、監督和評估等問題的探討，關于教育行政學學科本身問題涉及的很少，如華中師大紀皓月的《構建我國科學的教育行政學體系之初探》，華南師大葛新斌的《高師教育行政學教材建設與教學策略探析》。教育行政學著作方面，出版的書籍雖不多，但是這一時期的教育行政學比以往有所創新，在教育行政學學科體系中加入了教育行政理論部分，使教育行政學體系日趨規范和完整。標志性著作為吳志宏于2000年7月出版的《教育行政學》，該著作將管理思想的演變與教育行政管理單做一章對教育行政理論進行梳理。不僅如此。在其他章節也增加了相關的行政學理論研究成果。該書的理論化是有別于其他著作的亮點。若按日本教育行政學者久下榮志郎對完整的教育行政學學科體系的三大依據：理論化、體系化、現代化來估評的話，該書已基本達到這一要求。

我國教育行政學自恢復重建以來，通過教育行政學者們的不懈努力，教育行政學從無到有，從借鑒到自我創新，從單一到多元，完成了教育行政學學科由創建到多樣化發展的過度和轉變。在創建和發展的30年中，據統計，發表教育行政論文1156篇，出版教育行政學專著100余部，已取得可喜成就。

二、教育行政學研究三十年的主要問題

教育行政學研究在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也呈現出一些問題。筆者認為這些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政策詮釋輕理論創新

教育行政學研究過多關注教育方針政策的詮釋與解讀，很少涉及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教育目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規是各級教育行政機關處理教育事務的重要依據和準繩，對其進行全面解讀和貫徹有助于提高教育行政部門辦事的合理合法性和行政效率，這是不言而喻的。在報刊上對方針政策進行及時解讀，做些普及性的說明工作是可以理解的，無可厚非，但是要把它作為《教育行政學》的重點研究內容，而且多章節對其進行介紹，這樣做顯然有些不妥。因為一個國家的方針政策具有極強的時效性。國家的方針政策是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針對其面臨的具體實際情況與問題，根據所處時期的社會需求和時代任務制定出來的，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和針對性。而《教育行政學》

作為一門學科則要求其內容具有相對穩定性和普適性，不能剛印刷裝訂成冊，印墨香氣還未散盡，書就過時陳舊了，這樣做既造成大量社會資源浪費，又無法解決教育行政學學科自身的問題研究，同時也給以此為教材的高校師生帶來極大的煩惱與不便。

(二)重條塊功能說明輕組織理論研究

教育行政學研究過多關注教育行政機構設置、崗位職責以及人員編制等問題，過多介紹教育行政機構之間縱向和橫向的關系，即常說的“條條”、“塊塊”的職能劃分與功能介紹。教育行政機構的設置是受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制約的，教育行政機構的職能隨著不同時代、不同時期的任務變化而變化。教育機構的職權范圍是根據國家有關教育規劃和具體要求而制定的。這些都屬于教育行政操作層面的具體實務，但是在我們的《教育行政學》專著中往往采用寫實的方法，精描細寫，全面而翔實地對其進行羅列說明，并設多篇章分別介紹，如：“教育行政體制”、“教育行政機構”、“教育財政”、“教學內容行政”、“教育行政機關人事制度”、“學校教育制度”等。我們的《教育行政學》顯然成了教育行政機構設置和功能說明書，或者是教育行政工作知識大全，一冊在手，萬事無憂。倘若你要細翻我們近百部教育行政學著作，你會驚詫于紛繁成果之“雷同”。“雷同”也者，“英雄所見略同”也。這些現象似乎已經證明我們教育行政學研究存在的問題，我們過多關注特殊組織的知識性描述而忽略了用一般組織理論對教育行政組織進行應用性研究。

(三)重思辨研究輕實證研究

教育行政學在學科初創階段，前輩們通過資料收集整理，翻譯借鑒，研史考據，為學科體系的建構做出了開拓性和奠基性工作。這一階段的研究多屬于思辨性研究，這是研究本身所處階段使然，無可厚非，毋庸置疑的。但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式并沒有隨之變化，思辨性研究依然重于實證性研究與實地研究。究其原因這與思辨研究自身所具有的特點分不開的。思辨研究多采用描述概括的方式進行的。一是從資料來源看，大部分資料都是通過對他人研究成果、政策法規、管理準則、新聞宣傳等進行收集整理間接獲得的；二是從研究者活動空間看，絕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坐在書房或在圖書館里，通過書海尋覓或在網絡中暢游展開的；三是從研究成果性質看，思辨研究大多是感想式的、思考性的、追問式的、主張型的或指示性的，其觀點和論證有失嚴謹、科學，甚至有些武斷之嫌；四是從研究成果實效性看，思辨研究成果不具有操作性，對實際工作很難產生直接的指導作用。鑒于以上特點，思辨研究是一種低成本易操作的研究方式，在沒有嚴格標準驗證研究成果的當下，這種研究方式依然廣泛采用。縱觀三十年的教育行政學研究，大多屬于這種單一思辨性研究，相對而言，缺乏科學嚴密、邏輯實證的程序性研究和實地研究。

三、教育行政學研究未來展望

教育行政學研究從學科恢復重建到走向成熟已經取得較大成就，在此基礎上，我們根據教育行政學學科的內在特點結合當今時代的要求展望教育行政學研究未來發展走向。

(一)在研究目的上。教育行政學研究將注重理論和實踐探索

我們的教育行政學研究雖說已走過30年，由于起步較晚，研究的理論水平還不高，與發達國家的教育行政學研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甚至落后于臺灣香港地區，理論研究滯后于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實際需求，在眾多學科之林中還沒有取得其應有的地位。擺在教育行政學研究者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提升教育行政學研究的理論品位，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行政學理論體系。

首先，要依托行政學理論提高教育行政學理論品位。教育行政學是行政學的一門應用分支學科，上世紀初，隨著教育日受各國重視，教育行政學才從行政學中分化出來。行政學與教育行政學雖說有從屬關系，但必定存有差別。那么行政學的理論是否適用于教育行政學呢?對于這個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答案尚存爭議，但是筆者認為從組織學角度來看，教育組織與其他組織彼此大同小異，不存在質的差別，所以行政學理論可以運用到教育行政實踐中去，并可以根據教育行政活動本身特點將其發展為教育行政學理論。

其次，要善于及時吸收當今企業界先進管理理念與經驗完善教育行政理論體系。各大中小企業是管理理論應用的試驗場，更是新的管理理論生成與創新的沃土，許多優秀的經典管理理論都來自于企業管理實踐。譬如開啟行為科學理論時期序幕的霍桑試驗，該實驗得出的結論了科學管理所認定的事實：只有金錢的鼓勵、物質條件的改善才是提高效率的不二法門。提出社會與心理因素才是影響組織工作績效的最重要因素。77年后的今天，發生在全球生產規模最大、生產技術最先進、物質生活待遇尚好的富士康企業的連續12起跳樓自殺事件，不僅再次驗證了這一結論，還引發行政學者對組織成員心理及其社會關系的關注與研究，并對其在新的社會環境條件下再反思，同時對教育行政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完善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再次，要深入教育行政各級各類部門和單位進行調查研究和實踐探索，針對教育行政組織運行中的實際問題提出符合教育行政自身特點的管理理念和操作規程。教育行政是有別于其他行政的特殊行政，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的服務對象是處在發展中的人和為他們健康成長提供服務的教師和教輔人員。俗話說教育事關百年育人大計、事關學生的身心健康成長、事關國家民族之未來。教育投入與產出周期長、投入大見效慢，不是一種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事業，教育事業本身的這些特點就決定了教育行政與其他行政之間存有差別。教育行政學研究需要根據教育自身特點進行實踐探索與理論探索，為理性化、人性化行政提供學術支持，教育行政學研究在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上需要做的更多的將是理論創新和教育行政方式創新。

(二)在研究方法上，教育行政學研究將更關注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的討論與運用

教育行政學在恢復與重建時期，大多數學者對教育行政學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論探討時。只是在論著中對文獻法、調查法、訪談法和問卷法、比較研究法和實驗法等具體的研究方法進行一般性的說明和介紹，對其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論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而教育管理學的研究者們發現，將具體的研究方法分門別類地整理后即可抽象出其背后更高層次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論。

從研究范式來看，研究范式是對研究方法的進一步抽象，它對具體的研究方法的選擇與運用有著直接的影響。有學者提出，我國的教育管理學有兩種研究范式：思辨研究與實證研究。實證范式是西方教育管理學研究的主導范式，而思辨范式是我國教育管理學研究的主導范式。還有學者認為，教育管理學的研究范式有三種基本類型：思辨研究、實證研究和實地研究。其他學者對西方的范式方法論進行研究后認為，教育管理學的研究范式包括現象學范式、解釋學范式、批判主義范式、建構主義范

式和符號互動范式。

從方法論體系來看，有學者認為，教育管理研究的方法論體系應分為方法論、研究方式和方法技術三個層次；也有學者在對西方元范式方法論、一般范式方法論和方法范式方法論評析的基礎上重構了新范式方法論，把這種新范式方法論分為研究方法的哲學基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三個層次，分析了這種方法論三個層次之間的關系，并對這種方法論的運用進行了研究。

綜上，教育管理學研究者們對研究范式和方法論已經關注并取得初步成就，隨著這方面研究不斷深入，教育行政學研究也會將其關注點轉向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研究，并以此指導教育行政學研究領域的研究范式與方法的選擇與運用。

(三)在研究內容上，教育行政學研究將更關注教育行政活動過程本身

在研究內容上，教育行政學研究在前期階段過多關注以中央和地方行政為主軸的宏觀政策、法律法規、教育規劃、教育財政、教育體制、教育督導、教育評價、教育人事以及教育設施等內容，很少關注教育行政過程本身的規律與現象。實質上，教育行政學要研究的對象與問題均在教育行政活動過程之中，它們相互作用、交互出現。為了便于討論，我們給教育行政活動過程作如下界定：教育行政活動過程是指教育行政機關依法對其管轄的教育事務，通過計劃、決定、溝通、協調、激勵、領導、組織、監督、評價等管理手段，用經濟有效的方法，促進教育事業健康發展的活動歷程。通過這個定義我們不難看出，教育行政活動過程可以細化為九個具體環節，每個環節的順利進行都為整個教育行政活動的最終完成奠定基礎。作為教育行政活動主體的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行政就是通過這些具體的九個環節進行教育事務管理的。教育行政事務一般包括人、財、物、事、空間和時間等的管理。教育行政研究應該把主要精力與研究方向放在對教育行政活動過程本身的研究上。以上我們所談及的教育行政活動的九個環節、教育行政活動主體以及活動對象等都是教育行政學所研究的核心領域。概言之。教育行政學研究關注教育行政活動過程本身，實質上是教育行政學研究的本義回歸。

(四)在學科體系上，教育行政學研究將注重建構富有特色的學科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