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產業務模式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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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資產業務模式范文

一、我國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范疇的界定

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相比西方發達國家起步較晚，不僅組織結構發展緩慢，相關理論研究也相對滯后。由于資產管理涉及領域眾多，且內容復雜具有多樣性和包容性，因此目前我國資產管理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法律概念。理論界認為資產管理指一切對資產實施管理，以實現資產保值或增值的活動。這則定義中不僅包括了資產持有者直接對資產進行管理的行為，還包括了資金持有者借助資金管理機構對其進行委托或授權代為進行資金管理，而實現的資產保值或增值的金融活動。當前資產管理手段主要方式為間接管理，即委托或授權金融機構管理。金融股機構提供的資產管理服務即為資產管理業務。金融機構在代為管理的過程中，便可發揮自身人力優勢、資源優勢、投資技能，來幫助委托人將所管理的資產投入到適合的金融工具中，來獲取利潤實現資產增值或保值。但在資產管理過程中委托人要自己承擔將資產委托出去的風險和投資風險。通常在資產管理業務中參與方有資產托管人、資產受托人、資產委托人三方。資產托管人的職能是負責對資產受托人委的資產運行情況進行監督管理，保障資產運行的合法性和安全性，避免資產委托人造成經濟損失。資產受托人指負責資產管理和運行方，其職能是實現資產增值和保值。資產委托人是資金委托者。金融機構在利用受托資產進行投資時資金來自外部，因此不占用自有資本，風險也主要由委托人承擔，這是資產管理業務的主要特征。但不同類型資產管理方式和運行模式及業務開展模式有著較大差異，所以承受的風險程度也不同。

二、我國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模式的比較

雖然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起步較晚，發展也比較緩慢，但依然保持著穩定增長趨勢，從我國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規模來看，基本保持了年均增長百分之二十速度。由于不同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市場定位不同、營銷模式不同、投資領域不同、資產運營方式不同，所以增長比存在較大差異。從金融機構對投資者資產準入標準就可以看出不同金融機構對資產管理業務的市場定位。準入標準由低到高分別是：基金、保險、銀行、證券、信托。不同資金準入標準影響著資金來源和流向，以及業務運行方式。運行方式的不同決定著收益模式和收益的大小。在準入標準中基金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最低一千元，無客戶數量限制，特定業務單筆金額三百萬，委托人個數不得超過二百人，三百萬以上的業務則無人數限制。證券機構的限定性資產管理業務標準是單個客戶凈資產不得低于五萬，非限定則不得低于十萬，定向資產管理業務則不得低于一百萬。信托機構資產管理業務中單一信托投資金額要求一百萬，且最近三年個人收入超過二十萬，金融資產總計超過一百萬，并能夠提供相關證明。銀行資產管理中的個人理財業務標準，三萬到五萬不等。準入標準的不同，資金來源也就不同，總體渠道可分為：機構和個人兩大類。一般情況下信托和證券機構的業務來源多為其他組織機構。而銀行和基金以及保險機構則多來自個人。不同資金來源業務目的也有所不同，信托和證券資產管理業務定位明確，追求高端市場以及高凈資產回報。保險和基金則以低收入階層為主要客戶，以小投資為主，投資收益相對較小，但風險小，市場靈活性較高。不同模式的資產管理業務，有著不同優勢，在資產管理中必須合理運用。

第2篇：金融資產業務模式范文

一、房地產開發業務

雅戈爾于1992年開始涉及房地產行業，相繼在寧波、蘇州等地累計開發各類物產300萬平方米，房地產行業在其經營業績中發揮著主要作用。雅戈爾2014年來源于地產開發板塊的收入完全超越了作為主業的品牌服裝的收入，達到72.14%。但隨著政府對房地產的調控，房地產市場量價齊跌，雅戈爾房地產收入大幅下滑。2014年雅戈爾公司實現房產項目預售收入 84.2億元，較上年同期降低 32.81%。雅戈爾地產開發業務2014年毛利率較上年下降13.59%。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大型房企憑借融資成本、高周轉的規模優勢攤薄風險，而雅戈爾只是將房地產作為多元化發展一個板塊就面臨著巨大的風險。

二、金融投資業務

公司于1993年開始涉足金融投資業務領域，出資3.2億元投入中信證券，后因中信證券上市，股價大幅度提升，雅戈爾通過減持中信證券股份套利80億元，獲得巨額收益。2014年公司投資業務實現凈利潤 24.2億元，占整體凈利潤的 76.68%。雅戈爾金融投資業務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幾點：

（一）在金融資產分類方面，雅戈爾將多數金融資產歸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根據2006-2014年財務報表得知，雅戈爾將金融資產投資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占據絕對比重。2006-2011年，雅戈爾交易性金融資產占全部金融資產的比重分別為0.02%、0.01%、0.01%、7.36%、8.53%、0.01%，2012年之后，公司金融資產均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在持有期間的除減值損失和外幣貨幣性金融資產形成的匯兌損益外的公允價值變動計入資本公積，只對企業當期凈資產產生影響，不影響當期凈利潤，可以將當期利潤隱藏至該金融資產處置后才轉入當期損益，所以管理層可能通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進行盈余管理。從數量及金額方面看，雅戈爾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買入和賣出相對頻繁，金額變動大，對當期利潤有較大影響。

（二）在投資品種方面，雅戈爾熱衷于股票投資，包括上市公司股票投資、非上市公司股權投資。截止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6家上市公司股票投資，市值合計55.7億元；投資15.5億元持有PE等項目9個。雅戈爾公司金融資產投資取得了很好效果，對公司業績的貢獻遠遠大于其品牌服裝業務。這樣的結果主要歸功于股權分置改革以來的金融市場的迅猛發展。同時，雅戈爾聘請專業投資團隊和參與增發及 PE 投資等策略也發揮重要作用。

三、雅戈爾多元化戰略存在的問題

多元化經營戰略已經成為企業應對市場競爭的一種手段。但企業實行在多元化戰略的同時也可能會對企業經營帶來不利影響。本文將從以下三個方面分析雅戈爾的多元化戰略帶來的財務風險。

（一）償債能力角度

2012-2014年雅戈爾的流動資產均小于流動負債，營運資本為負，這表明雅戈爾有部分長期資產是由流動負債提供其資金來源。由于企業長期資產在一年內不能變現，企業短期償債所需資金不足，企業需要從其他途徑籌資，這可能會造成企業財務風險加大。同時在多元化經營發展模式下，雅戈爾庫存大幅上升，這使得企業速動比率較低，在0.22～0.3之間波動，加大了企業的經營風險。通過流動負債/負債指標可以發現，雅戈爾接近90%的負債是流動負債，短期償債能力壓力較大。在企業長期償債能力方面，雅戈爾近三年的資產負債率高達70%，呈現出房地產企業長期負債率高的特點，這與其將房地產作為其主營業務的戰略密不可分，說明雅戈爾存在較大的流動性風險。

（二）現金流量角度

第3篇：金融資產業務模式范文

企業對資產進行配置的最終落腳點仍在企業業績上，國內外對企業業績研究的文獻并不缺乏。

Czyzewski等( 1992)研究了企業資產結構和現金持有量對資產回報率（ROA）的作用，他們的結論顯示成功企業的現金資產集中度較高, 也即充足的現金流量實際上將產生較高的資產回報率, 現金充足率可以成為同行業企業之間業績比較的替代變量，但他們的結論并不符合一貫的財務管理理論，財務管理理論認為企業所持的現金是收益最低的資產類型，因此企業在保證企業正常運營的前提下應盡可能少的持有現金。與Czyzewski研究結論不同的是，Kamath(1989),Soenen(1993),Shin and Soenen(1998)認為：上市公司的流動性與其凈資產報酬率、資本報酬率都顯著負相關，而且企業的財務流動性對產業因素非常敏感，也即在不同產業之間存在顯著區別。他們的結論與財務理論對企業現金一貫的認識相似，現金持有量較低時反而對應較高的運營績效，流動資產運營效率越高績效越好。其文獻的貢獻還在于提高了企業對流動資產重要性的認識，撇開企業流動資產與運營績效的相關性方向，兩者之間確實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所以企業應提高流動資產的運營效率。

King等( 1998) 研究了資產組合變動頻率與企業收益率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相對于資產組合高頻率和低頻率變動的公司，中頻度變動公司的資產收益率要高, 資產組合中等頻率變動對公司的總價值影響更大。雖然資產組合理論強調了資產組合對企業的有效運營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對資產組合變動頻度的研究尚屬較陌生的研究領域。資產要對企業業績起到正向推動作用，并不是由企業對某項資產的投資規模決定，關鍵在于對某項資產的運營效率，自20 世紀 80 年代，研究營運資本管理效率的學者漸多，近期Debasish Sur（2011）、Sonia（2011）采用各個國家公司的數據實證檢驗了營運資金管理效率與企業經營績效的相關性，他們的結論是營運資本效率與企業績效顯著正相關。Enria(2004)認為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具有明顯的順周期性，即在市場上升期，股票價格上漲帶來的收益計入資產負債表，上市公司利潤提高，投資信心增強，進而推高資產價格，容易造成金融資產價格高估；而在金融危機引起的市場下滑期，按照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企業股票價格下跌所致的損失會惡化上市公司資產負債表，公司預期盈利率下降，投資萎縮進一步壓低資產價格，從而加劇金融危機。

我國學者對該領域也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不同類型的資產在企業財務活動各個環節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資產配置的最終目的就是通過不同類型資產的有效組合使企業實現最大化增值，依據不同資產跟企業績效的關系可將資產分為三類: ①直接形成企業收入的資產類別,包括產品、商品等存貨資產、應收賬款等結算資產、有價證券等投資資產；②對企業一定時期內的收益不產生影響的資產, 如貨幣資產；③抵扣企業一定時期收益的資產, 包括非產品資產、非商品資產、固定資產、支出性無形資產等（余堅，1998；曲遠洋、劉巖，2004)。 所以企業的總資產中應盡可能增加直接形成企業收益的資產,資產結構中直接形成企業收益的資產比重越大，一定時期內不產生收益的和抵扣企業收益的資產比重相對變小，將有利于企業收益最大化。如果固定資產或長期投資比率過高, 資產結構流動性差、彈性小, 轉換現金困難, 勢必加大經營風險；反之, 如果流動資產比率過大, 雖然經營風險降低了, 但盈利能力卻受到影響（倪紅霞、許拯聲，2003)。

企業資產配置的結果不僅形成了資產結構，同時也從另一方面刻畫出企業的成本結構，成本直接減損企業利潤空間，企業固定成本的高低直接決定著經營杠桿的大小，所以在常態經濟環境下，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的比例直接影響企業經營風險的大小（馬永強，2009），經營風險越大的企業，在遭遇外部負面沖擊時，每股盈利就會下降的越快，利潤波動就越大。王詠梅( 2001) 的實證結果顯示上市公司投資資產收益率與經營業績顯著正相關，和投資資產與主營業務資產的比值也呈顯著正相關。該文獻將企業的投資資產與主營業務資產分立討論，同時肯定了金融資產的高收益性，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成熟，企業對金融資產投資關注最多的是其高風險性，所以對其敬而遠之，無疑過于保守的資產配置策略不利于企業業績的提高，然而劉巳洋（2008）則將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資視為一種“危險的游戲”，他對一些過度投資金融市場的公司進行了剖析，認為這些公司所持金融資產的目的有三種：短期逐利；戰略性投資；同行業投資，牽制競爭對手。他的研究告誡上市公司，如果過大比例的資金投入主營業務之外的渠道，勢必影響其主營業務的主導地位，而且他認為任何上市公司都不可能依靠資本市場上的操作來支撐企業的發展，必須堅守主營業務的發展。

2007年會計準則改革和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引入使學術界和實務界開始關注金融資產投資對企業業績的影響，王義中、何 帆（2011）認為公允價值下會計信息能準確反映金融資產和負債的市場價值,因而能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然而,鑒于金融市場固有的不完全性,公允價值將當前利潤與未實現的資本利得及損失混在一起,增加了公司和銀行資產負債表的不確定性,公司價值更容易波動,加大了股票價格與基本面價值間的差距,使得長期經濟價值與當前金融資產價格出現持久差異。

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企業資產中各個部分對業績的實現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以前文獻對企業金融資產與流動資產對業績影響的研究相對欠缺：企業的流動資產多被定性為盈利能力不高的資產類別，并沒有挖掘其在非常態環境下的正面價值；同時不管是學術界還是實務界對金融資產的態度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也就是對金融資產處于相當陌生的認知狀態，學術界多是將金融資產當做研究公允價值時的載體，并未對金融資產屬性以及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作出正面研究。

參考文獻

第4篇：金融資產業務模式范文

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轉型的有關問題，本刊對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濟南辦事處總經理胡建忠博士進行了專訪。胡建忠總經理在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先后任經營部總經理、濟南辦事處總經理，親自操作不良資產處置經典案例幾十起，在這一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的研究成果《不良資產分類管理辦法》在國內具有一定影響。

《》：胡建忠總經理，您在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工作了近十年，在不良資產處置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請介紹一下作為專門處置國有商業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的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自成立以來主要成績。

胡建忠：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以來，消化了四大國有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對我國金融事業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我覺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為國有商業銀行的成功股改與上市奠定了基礎。1999年，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從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剝離收購了約1.4萬億元不良資產后，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平均下降了9.7個百分點，資產質量得到明顯改善。起始于2003年的國有商業銀行股改，不良貸款二次剝離是其財務重組的核心之一。為配合工行、中行、建行股改，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又于2003年、2004年、2005年采用競標方式先后受讓和委托處置不良貸款1.2萬億元，為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引進戰略投資者和發行上市奠定了基礎。

為國企改制、改革奠定了基礎。資產管理公司先后對500多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實施了債轉股，累計對轉股企業停息約800億元，使企業負債率下降了20～30個百分點，經營狀況得到明顯好轉，促使一批企業實現了扭虧為盈。資產公司實施債轉股還推動了國有企業改制，實現了股權結構的多元化，改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為國有企業下一步改革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促進了不良資產市場的形成與發展。成立七年來，資產管理公司按照國家賦予的職能，全面運用了債權追嘗、債務重組、債轉股、拍賣、分包、訴訟、上市推薦、證券承銷等手段，加快不良資產處置，積累了豐富的處置經驗。積極拓展了金融新領域，培養和凝聚了一批熟悉投資銀行業務、精通財會法律評估等業務的高級專業人才。同時，資產管理公司積極引進具有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優勢的國內外戰略投資者盤活國有企業，并進一步推動了評估咨詢中介市場、拍賣市場、產權市場的大力發展，豐富了金融市場品種，培育了我國的金融不良資產市場。

對國家政策性破產等政策推進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七年來，資產公司通過執行政策性破產和國家對軍工、森工、監獄、礦山等行業及三峽庫區的傾斜政策，顧大局、識大體，為國家完成對特困國有企業的職工安置、特定行業的企業結構調整及國家特大工程建設的順利推進做出了積極貢獻。

資產公司七年來的處置效率明顯。根據中國銀監會的統計，截至2006年底，四家資產公司累計回收現金2110億元，現金回收率為18%。由于我國資產公司前期處置的主要是1995年以前的“一逾兩呆”的最差貸款，80%缺乏有效擔保或抵押，能從這些“硬骨頭”中啃出這樣成績，應該說已相當不容易了。至2006年底，四家資產管理公司都順利完成了國家核定的資產處置和現金回收任務，圓滿完成了國家賦予的化解金融風險、實現國有企業脫困和最大限度降低資產處置損失的目標任務。而且從處置成本上看，美國RTC當時的平均年度成本為20億美元，占其所收購資產總額的0.43％。我國四家資產公司的費用總額平均每年約20億元人民幣，僅占所收購不良資產總額的0.14%。

從監管部門及社會各方反應看，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處置速度較快，資產回收率不算低，成本和處置損失得到有效控制，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對經濟和金融建設的貢獻是巨大的。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完成主要的不良資產處置任務情況下面臨轉型的問題，您能概括地介紹一下資產管理公司在這方面的進展，以及為今后的轉型所做的準備。

胡建忠：經過近10年的不良資產領域的工作，我認為四家資產管理公司自成立以來，在經營運作不良資產的過程中，在借鑒國際通行經驗的基礎上，通過不斷創新摸索形成了一套具有我國特色的經營處置模式典范，開拓了新業務領域，更重要的是培養、積累了大量的人才，為轉型做好儲備。

為創新處置方式，資產公司大量探索和使用了債轉股、資產證券化、企業重組、推薦上市等投資銀行手段。按照有關標準，對符合條件的企業開展了推薦IPO以及上市公司增發、被特別處理上市公司的重組與恢復上市等證券業務，不僅促進了資本市場發展，也為資產公司自身積累了較豐富的證券業務經驗，還培養了一支熟悉投資銀行運作的專業化隊伍。

開展了財務顧問、投資咨詢等業務。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均利用自身在資產處置與經營過程形成了專業技術和經驗，為政府、大型企業、外企等提供債務重組方案設計、投資項目咨詢服務、招商引資指導等專業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國內金融市場的空白。

資產管理公司通過托管“問題”金融機構和大型企業形成了有特色的核心技術，既為有效化解金融風險做出了貢獻，也為資產公司全面介入證券、信托、保險、金融租賃、基金等行業提供了良好契機。通過投資收購或發起設立等方式，擁有了商業銀行、基金管理、金融租賃等金融企業股權，拓展資產公司的金融業務品種，鍛煉培養了熟悉多種金融業務的復合型人才。對金融各行業的逐步滲入，為資產管理公司的全面轉型奠定了扎實基礎。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資產管理公司轉型的問題，監管部門也在積極的討論制定方案，您認為資產管理公司轉型的方向和可能的模式是什么？

胡建忠：資產管理公司目前到了一個轉型關鍵時期，轉型總體方向是金融控股公司，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資產管理公司進行金融控股公司的改革，成本最低，可行性最大。按照加入

WTO

協議的要求，我國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領域已全面對外資開放，實行金融業綜合經營是大勢所趨。從我國國情和金融體系的特點，混業經營應該采用以金融控股公司對商業銀行、證券、保險機構進行控股的模式，為客戶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形成有中國特色的金融控股公司，有幾種途經：發起設立、外資進入形成或由已有金融機構轉型。發起設立可保證新公司從開始就規范運作，但在成立前就要完成法規制度的配套，所需成本高、周期長；單純由外資進入來形成，不利于我國的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和國家經濟金融安全，顯然也不可行；有效的辦法是對現有金融機構放寬業務準入。這種模式在起初階段也以國有控股較好。國有銀行資產業務量大，監管難度及試驗風險大。而從資產管理公司業務發展看，一直都事實上涉及了多種金融業務，具備了構建金融控股公司的雛形，無需大的投入，只需在有條件進行股份制改革基礎上引入投資者，再放寬其業務準入條件即可操作。國家對資產管理公司可以采取“先行先試”的政策。

可以說，以資產管理公司作為金融控股公司進行混業經營試驗，是成本最低、風險最小、經濟可行的方案。

根據各家公司特點，分別選擇適合的發展方向。雖然同為資產管理公司，但四家公司在先天資源和業務拓展情況等方面仍各不相同。國家有關部門為四家公司制定改革方案的總體原則也是一司一策。四家公司應根據自身特點，在轉型過程中選擇適合的發展方向，分別成為以商業銀行、證券、金融租賃、產業投資或保險類為主體的控股集團，逐步成長為具有中國特色金融控股公司。

“3+1”模式也是一種可行的選擇。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均有周期性，金融不良資產的形成是經濟發展所內生決定的。我國處于經濟轉型和發展時期，其特有的國情決定了金融不良資產會在一定規模內長期存在。同時，我國目前金融改革仍未全部到位，政策性銀行、農村信用社體系的改革仍需要解決政策性不良資產的處置問題。同時，進一步的金融救助等也需要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參與，因此，中國的國情需要一家政策性的金融資產公司。按“3+1”模式，即對三家資產管理公司實施商業化轉型，同時還須保留一家政策性資產管理公司，用于收購消化國有金融體系和非國有金融企業中的政策性不良資產，承擔存款保險職能，是目前一種可行的選擇。

第5篇：金融資產業務模式范文

【關鍵詞】 地方版AMC； 融資模式； 不良資產

【中圖分類號】 F83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7）03-0075-04

一、地方版AMC由來

（一）當前我國不良資產現狀

20世紀90年代末，為剝離中行、農行、工商、建行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我國成立了東方、華融、信達、長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均擁有金融牌照。截至2008年末，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從國有商業銀行共收購政策性債務超過2.56萬億元，主要資金來源于中央財政、央行貸款、發債等[ 1 ]。2008年，我國經濟隨著世界經濟的低位運行開始進入長期的結構性轉型和升級階段，為此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快速攀升，特別是股份制銀行和地方性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的快速攀升，已經嚴重影響到當地的金融環境[ 2 ]（圖1）。

（二）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由來

為化解地方不良資產，優化當地金融環境，2012年2月，財政部、銀監會聯合下發《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規定各省級人民政府原則上可“設立”或“授權”一家資產管理或經營公司，參與本省范圍內不良資產處置轉讓工作。隨后，銀監會先后分三次批準設立江蘇、浙江、安徽、廣東、上海、北京、天津、重慶、福建、遼寧、山東、湖北、寧夏、吉林、廣西15家地方資產管理公司[ 3 ]（具體如表1）。

總體上新設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成立時間較短，第一批成立至今也僅兩年時間，業務模式和體系大多處于發展和完善階段。

二、當前地方版AMC主要融資模式及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對比

（一）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融資模式

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因政策使命而成立，籌資渠道也非常暢通，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原始資金

1999年，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成立時，財政部為四家公司各提供了100億元資本金，央行發放了5 700億元的再貸款，四大資產獲準向對口國有商業銀行發行了固定利率為2.25%的8 200億元金融債券，這些資金主要向中、農、工、建四大行收購1.4萬億元不良資產[ 4 ]。

2.銀行借款

銀行借款一直是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主要籌資渠道，但隨著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集團化發展，銀行融資占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對外融資量的比例呈下降趨勢，由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AAA信用級別，銀行借款的利率一般都在基準利率以下。

3.金融債

隨著業務市場化的拓展，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規模逐漸壯大，資質提高，開始尋求市場化籌資渠道。2013年華融資產獲批發行120億元金融債，期限分別為3年和5年期，票面利率分別為5.55%和5.66%；2014年9月10日，長城資產首次在香港成功發行5億美元金融債券，債券票面利率2.5%。金融債的l行優化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資產負債結構，推動了其市場化業務的發展和金融創新。

4.信貸資產支持證券

隨著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信貸資產保有量的不斷增加，信貸資產支持證券成為其籌資的重要創新手段，如2014年初東方資產發行了8.074億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華融資產發行了12.38億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長城資產發行了12.12億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它們的票面利率均為4.5%左右。

5.戰略融資

戰略融資是目前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主要工作，信達和華融已經完成了戰略投資者的引進，獲得了充足的長期發展資本，長城和東方資產的“引戰”工作也已經接近尾聲。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引戰”目標主要集中在國內大型保險資本、全國性金融控股集團以及國際大型投行機構。

6.體系內籌資

隨著內部金融主體的日益多元化，特別是銀行、信托、保險、證券等子體系的構建，為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內部融資創造了便利條件。目前，內部融資逐漸成為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籌資的重要渠道。

7.IPO融資

信達資產管理公司2013年在香港主板上市，籌集資金約156億港元（如表2）。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于2015年在香港主板上市，其他兩家資產管理公司也制定了近期上市融資的計劃，以期通過資本市場的低成本融資為其業務的發展提供支持。

得益于通暢的籌資渠道和多樣化的籌資模式，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可以靈活安排融資結構，隨時為其業務發展提供低成本的融資支持，并且做到按需融資，最大限度地提高資金使用率[ 5 ]。

（二）地方版AMC現行主要融資模式

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大多成立時間較短，信用級別較低，因此基本都采用“銀行借款為主、股東短期資金支持為輔”的籌資模式。部分轉制設立的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正在探索債券等融資渠道。現行主要融資模式如下：

1.銀行借款

對于成立不久的資產管理公司，由于業務體系尚未形成，自身信用級別不高，主要采用股東保證擔保的方式或股權質押擔保的方式向銀行融資開展業務。此類融資方式成本較低，但受制于股東的各項規定，有天花板效應。

對于成立時間較長，與銀行等金融機構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的資產管理公司，則逐漸開始采用信用借款的方式為業務開展提供融資支持。此類方式一是融資成本相對較高，一般為同期貸款利率上浮一定額度；二是融資規模依然有限，不能滿足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業務快速發展的需求。

2.其他融資方式

一是股東增資，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股東大多為省市級政府投融資主體，資金實力雄厚，一般會根據需要適時向資產管理公司增資，以便提高資產管理公司的實力，擴大業務規模。二是發債融資，發債融資需要發債主體有一定的實力，包括業務規模、盈利能力、信用評級（一般AA及以上）等指標都需符合要求。截至目前，只有浙江浙商資產管理公司于2015年7月成功發行了20億元非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公司債，此舉是地方版探索融資模式的一大創舉。

總體上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由于規模較小，業務發展體系尚不完善，籌資模式相對單一，籌資成本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高。短期看資金規模可以支撐其業務的發展，但隨著業務不斷發展，資金不足與業務發展的矛盾將逐漸體現，且短期融資與不良資產處置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契合度低，即業務發展與籌資發展的協同性要遠低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

三、地方版AMC融資的劣勢與優勢

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相比，地方版AMC融資的劣勢和優勢均相對明顯。

（一）劣勢

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相比，地方版AMC融資的劣勢主要為以下方面：

一是地方版AMC沒有金融牌照，不能發行低成本的金融債，不能與金融機構開展同業借款，只能以銀行信貸為主的常規融資模式融資。

二是地方版AMC成立時間較短，業務模式不完善，資信等級不高，不利于其獲得低成本的融資。

三是管理資產有限，創新融資缺乏基礎資產支撐。在不良信貸資產證券化日益盛行的情況下，地方版AMC因管理資產不夠，無法形成充足有效的基礎資產池，因此發行證券化產品融資存在障礙。

四是體系不夠完善，無法充分利用內部合力。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目前已經形成包括銀行、證券、信托、保險、資管等在內的完整體系，內部資金的調配與利用效率高。在這方面，地方版AMC尚未起步。

（二）優勢

盡管地方版AMC融資存在諸多劣勢，但其優勢也相對明顯：

一是股東資質雄厚，擔保融資能力強。地方版AMC的出資人絕大部分為省級投融資平臺，還有部分為央企或大型民營企業，實力雄厚，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地方版AMC的資信等級，還可以為其銀行融資提供擔保支持。

二是業務形式靈活，便于開展項目融資。地方版AMC因業務模式靈活，在收購銀行不良資產時，方便與銀行開展“互助”模式，即銀行向AMC發放低成本貸款，AMC用該筆貸款收購銀行的不良資產。這種模式可以把銀行與AMC的利益較好地捆綁在一起。

三是根植地方，政策支持力度大。地方版AMC以本省的金融機構為服務對象，一般都會得到省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如在司法、財政補貼、稅務等方面的支持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要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版AMC的融資能力[ 6 ]。

四、地方版AMC融資模式探索

資本或資金是企業發展的血脈，對于資本密集型的資產管理公司而言，資金的充足是其發揮“化解地方金融不良資產，優化本省金融生態環境”使命的重要保障[ 7 ]。因此，探索并擴大融資渠道，獲得充足資金，緩解業務發展的資金瓶頸，是地方版AMC發展的重中之重。結合目前資本和金融市場發展體系、資產管理公司業務發展模式，本文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向著手探索符合地方版AMC的獨特融資模式[ 8 ]。

（一）業務融資

對于成立時間相對較長的資產管理公司，由于業務模式和盈利模式相對成熟，與銀行關系穩定，可考慮在開展不良資產收購的同時，獲得目標銀行與收購價款等額的優惠借款，為特定資產的處置提供資金支持。這種方式稱為業務融資或項目融資，此種模式不僅可有效解決項目資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可以將項目的風險與銀行的利益有效地捆綁，迫使銀行在資產處置過程中更加積極和務實。

（二）發債融資

盡管目前僅有一家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成功進行了發債融資，但發債融資是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進入資本市場融資的一個較好渠道。發債融資有如下好處：一是融資期限靈活，可以更好地與資產處置的期限相吻合，優化公司資產負債結構；二是發債融資有利于提高資產管理公司在資本市場中的信譽，提升公信力，便于業務的拓展。但發債融資需要一定的條件，成立滿兩個完整財務年度的資產管理公司可以嘗試。

（三）利用地方政府資金

銀行不良資產的持續攀升會嚴重影響地方政府的金融等級和政府平臺的融資能力，因此地級市政府對于省級資產管理公司的合作擁有較強的迫切性和積極性。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可加強與地級市政府合作，通過少量出資，發揮自有資金的杠桿效應，發起設立不良資產處置基金或公司的形式，專門開展當地的不良資產經營業務。通過與地方政府合作，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資源和資金優勢開展不良資產業務，必將成為地方版AMC籌資與業務協同發展的重要模式。

（四）公眾籌資

隨著不良資產市場的逐步擴大，同期金融和資本市場投資渠道短期內卻無法暢通，大量社會資本（包括企業和自然人）逐漸將目光轉移到不良資產處置行業。為此，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可充分利用社資本的力量，參與到不良資產處置的過程中。由于不良資產行業屬于高風險行業，單一的社會資本直接參與的可能性較小，因此可以通過一種合理的通道參與其中，如通過信托、資管、基金等，這種通道模式大體結構如圖2所示。

公眾籌資的好處：一是模式靈活，可以有效區分和設置投資對象；二是受眾廣，可以獲取任何投資對象的資金；三是風險可控，資金與項目緊密結合。該種模式主要的弊端為：一是社會投資人對不良資產行業的認識不充分，投資信心不足；二是籌資的成本較銀行信貸融資的成本略高。

（五）資產證券化

資產證券化是目前異常火爆的融資方式，自人民銀行放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后，信貸資產證券化已經成為當前流行的融資模式。但是對于資產管理公司而言，由于持有的都是不良資產，通過資產證券化融資尚需解決如下障礙：一是資產證券化的流動性問題，資產證券化必須滿足穩定現金流要求，由于不良資產處置的現金流極不穩定，因此需配置一些經過特殊處理的擁有穩定現金流的資產放入資產池；二是時間搭配問題，不良資產處置的正常期限一般為2―3年，因此資產證券化的存續期也應保持在這個時間區間，時間越長，融資成本越高；三是基礎資產的問題，因地方版資產管理公司目前存量資產較少，而資產證券化要求擁有一定規模的基礎資產，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上述障礙解決之后，不良資產的證券化可成為地方版AMC融資的重要渠道之一。

五、結語

地方版AMC作為各省資產管理的“巨鷲”，資產管理業務的開展必須以強大的融資能力作為支撐，如此才能提高資產管理與處置的能力，才能有效地配合各省金融環境的優化與經濟轉型的升級。

地方版AMC的融資需要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有效的融資計劃和融資模式。對于第一批已經運作成熟的資產管理公司，可考慮在銀行借款基礎上增加公司債、社會融資、項目融資、資產證券化等方式進行籌資，優化公司的資產結構，放大資本的杠桿。對于運作初期的地方版AMC，則主要考慮股東擔保融資、股東增資、項目融資等方式融資。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債和資產證券化是地方版AMC未來融資的主要創新模式，需要盡快突破障礙，積極嘗試。特別是在資產證券化方面，地方版AMC可探索聯合開展資產證券化的模式進行融資和業務創新，即幾家AMC共同提供基礎資產和流動性支持來進行資產證券化融資，可以有效避免基礎資產不充分、評級不高的問題。總之，多元化融資是地方版AMC融資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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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董紅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管理會計應用問題探討[J].會計之友，2016（16）：30-32.

第6篇：金融資產業務模式范文

關鍵詞：交易性金融資產；新會計準則；思考

伴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新的金融現象也不斷的涌現，在這樣的情況下，用原有的舊會計準則難以對復雜的金融商品進行規范，為適應新的要求，財政部制定了新的金融資產會計準則，新的金融資產會計準則的頒布和實施充分考慮了我國的具體國情并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為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基礎。但我國的交易性金融資產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相比，還有值得完善的地方。

一、“交易性金融資產”與“短期投資”的比較

（一）基本概念不同

2003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投資》規定，“短期投資”是指能夠隨時變現且持有時間不準備超過一年的投資，包括股票、債券、基金等。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規定，“交易性金融資產”是指企業為了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資產，如企業利用閑置資金以賺取差價為目的從二級市場上購買的股票、債券、基金等。

通過概念對比，可以看出新準則中對交易性金融資產定義的概念更注重描述該類資產流動性和變現能力，并力求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分類保持一致，而短期投資則是根據企業的自身，即從管理當局的持有意圖和準備持有的期限上進行劃分并對其進行定義的，這樣舊準則并不能真實反映短期投資公允價值的變動對企業當期損益的影響，而新準則則加強了對公允價值的考核，因而顯得更加謹慎。

（二）對取得時發生的交易費用的處理不同

新準則計量企業取得交易性金融資產時，按取得時的公允價值作為初始成本入賬，相關的交易稅費，如稅金、手續費，傭金等，在發生時借記“投資收益”科目。原投資中短期投資取得時的初始投資成本，為企業取得短期投資時所實際支付的全部價款，包括證券的買價、稅金、手續費和經紀人的傭金等相關費用。可以看出新準則把相關交易費用直接計入了當期損益，舊準則則將交易成本計入短期投資的初始成本。

（三）對購買后持有期間獲得現金股利和利息的處理不同

新準則把交易性金融資產購買后持有期間，被投資單位宣告發放的現金股利或在資產負債表日按分期息、一次還本債券投資的票面利率計算的利息確認為投資收益，而原投資準則把短期投資持有期間獲得的現金股利或利息，在實際收到時作為初始投資成本的收回，沖減短期投資賬面價值，當然，對于新舊準則而言，原已計入應收項目的都要除外。

（四）資產負債表日的計價方法不同

新準則規定，在資產負債表日，交易性金融資產期末按照公允價值重新計量，因公允價值金額變動引起的公允價與賬面余額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同時調整資產的賬面價值。而在舊準則中規定了，企業所持有的短期投資在期末按成本與市價孰低法來計量，市價低于成本的應提取短期投資跌價準備，計入當期損益，但是如果短期投資增值則不作會計處理。

（五）出售時的處理不同

新準則規定，交易性金融資產出售時，其公允價值與其初始入賬金額之間的差額應確認為投資損益，同時調整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處置短期投資時，如果同時結轉已計提的跌價準備，應將獲得的處置收入與短期投資賬面價值的差額確認為當期投資收益或損失，如果不同時結轉計提的跌價準備，應將獲得的處置收入與短期投資賬面余額的差額確認為投資損益，處置差額均作為投資收益處理。不同的是，對原先已計入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的還應當同時予以結轉，計入“投資收益”賬戶。

二、交易性金融資產準則的特點

交易性金融資產準則引入了公允價值的計價模式。針對交易性金融資產的自身特點，采用這種計價模式就很合適，因為在活躍的二級市場上，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價格時刻都在變化之中，如果企業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資產在資產負債表日尚未出售，為了客觀反映公允價值變動造成的差價給企業損益造成的影響，新準則就設置了“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用來核算這種其實尚未真正實現卻在公允價值變動情況下形成需要計入當期損益的利得和損失。公允價值的引入，是一個進步，一方面是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結果，另一方面也為推動資本市場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方法和保障。也是國內會計準則和國際接軌的重要標志。

三、交易性金融資產準則實施的難點及解決對策

（一）公允價值確定的困難及對策

在交易性金融資產會計準則的實施中存在的問題表現如下：一是由于部分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在某些情況下不能直接取得，需要會計人員的估算和驗證，同時，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也增加了企業會計成本。在這種情況下，會計從業人員的職業判斷力及水平就顯得尤為重要，而目前我國公司治理還存在許多缺陷，一些高層管理人員的道德觀和誠信意識缺失，會計人員的理論水平和業務能力參差不齊。二是公允價值很容易受市場變化的影響，由此可能會導致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計量。由于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不易確定且在同一報告期內公允價值波動較大，直接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而新會計準則卻要求企業的交易性金融資產必須以公允價值計量，資產負債表日須按市價作為公允價值進行重新確認和計量，且將公允價值變動的金額列為當期損益，交易性金融資產的不斷波動會導致企業當期損益或所有者權益大幅度波動，惡化企業的財務狀況。三是全面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可能會增加財務報表相關項目的波動性，公允價值在交易性金融資產中的運用范圍較大，不僅反映在初始計量中，而且在后續計量中也有所要求，因此公允價值的任何變化都將在損益表中反映，這直接導致金融企業財務報告的波動性，它既可能創造高額的利潤，也會在大盤震蕩中大幅縮水，這將極可能的引起市場對企業價值的錯誤判斷。

針對以上問題，必須采取一系列的對策，首先企業應避免使用公允價值不易獲取和衡量的交易性金融資產，以及避免選擇公允價值變動過于頻繁的交易性金融資產進行投資，以減輕由于公允價值的頻繁變動給企業帶來的資金成本增加、損益波動以及對財務報表中相關財務比率的影響。其次要加強對財會人員職業判斷能力的培養，使其掌握公允價值的計算方法，提高財會人員的職業判斷水平，及時掌握市場行情，避免出現計量的價值嚴重偏離公允價值的情況，計量交易性金融資產時盡量使用公允價值，還要增加使用客觀的證據，防止個人的操控。針對因公允價值變動造成的利潤大幅波動的問題，有研究人士指出，上市公司之間的投資，無論是納入交易性金融資產，還是算作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其可能給公司帶來的損益都是非主營的。所以上市公司在謀求投資收益的同時，不應該忽視對主營業務的發展。上市公司應該有長遠的發展目光，注意保持業績增長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就是要推行謹慎性原則，在會計計量上體現對交易性金融資產風險的控制與披露，根據交易性金融資產不確定性的程度，提取相應的風險準備。

（二）對交易性金融資產新舊準則銜接的問題及對策

根據新會計準則的要求，在交易性金融資產會計準則的首次執行日要對交易性金融資產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并進行追溯調整。但是準則并未對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的差額應計入哪一明細科目做出規定。雖然這個問題看來微不足道，但是對擁有大量交易性金融資產的企業而言，不同的處理方式將帶來的影響就很大。新會計準則的詳細的規定為，在首次執行日，被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的資產，應當在首次執行日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并將賬面價值與公允價值的差額調整留存收益。交易性金融資產這一科目下，可以設置“成本”、“公允價值變動”兩個明細科目進行核算。企業在新舊準則銜接時，應將對被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的資產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并追溯調整。那么，對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之間的差額，到底是應該計入“成本”明細還是“公允價值變動”明細，這個問題沒有被重視，但是實踐中，這個決策對于交易性金融資產很多的企業，特別是對于證券公司、投資公司等金融機構而言，卻是非常重要。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的差額在首次執行新準則時是計入“交易性金融資產”科目下的“成本”明細科目還是“公允價值變動”明細科目，將會影響到出售業務時處理的繁簡程度。

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之間差額分別計入不同明細科目下的區別：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明細科目下時，在出售交易性金融資產時，按照新準則規定，應該將原計入該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轉出，借記或貸記“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貸記或借記“投資收益”科目。通常我們都會理解，計入“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這一明細科目的金額就應該是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金額，因此在出售金融資產時的第二筆分錄處理時，直接將“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這一明細科目的金額作為“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的金額，轉入“投資收益”。這種方法，概念清楚，符合準則的界定。但是，會計處理比較復雜，需要在“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下再增設三級科目，才能夠正確結轉出變動金額，每次處理出售業務時均進行兩次加權平均（一次計算“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的金額，一次計算“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金額）。對于業務量非常大的證券公司、投資公司而言，數據處理量增加一倍，為業務處理帶來很多不便。而且，在首次執行新準則時，進行如此處理會重復計算了損益，因為公允價值變動值已在首次執行日進行了追溯調整，計入了未分配利潤。

如果把差額計入“成本”明細科目，此時，就可以將原計入“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科目的金額直接作為“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金額，直接轉入“投資收益”科目，這樣處理起來就簡單多了，工作量也將大大減少。但是，這種方式仍有缺陷，計入“成本”明細科目下，會計處理會變得相對簡單，出售時“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科目金額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金額也會相對應，關系十分明了。但“成本”就是“成本”，“變動”就是“變動”，不能相互結轉。而且除首次執行日追溯調整外，在每年結轉時都需要將上年末的“公允價值變動”轉入“成本”，從而也導致了概念的模糊不清。

如果完全依照新準則的字面規定，公司在這兩種方案中也很難做出決策，在實踐中，到底應該如何處理呢?現在有一種比較合適的方法。即在首次執行新準則時將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的差額計入“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科目。這時候，貸方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就等于期末公允價值變動金額減去期初公允價值變動金額。這個算式計算出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額即為本期公允價值變動金額，這一金額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是因為價格變動而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額，二是因為出售而結轉的公允價值變動額。因此，在這種做法中這兩種方法下企業的損益情況相同，只是“投資收益”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明細科目下金額有所不同。不過，這點差別并不會導致企業會計信息對投資者決策的偏差，因此，交易性金融資產業務較多的企業，可以采取上述方法進行處理，既能夠確保信息有效的披露又能減少工作量，是一個一舉兩得的好方法。

總之，交易性金融資產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的接軌，順應了國際會計準則的發展趨勢，同時符合我國的國情，具有中國特色。但從會計準則的趨同來看，《交易性金融資產準則》在實施過程中還將遇到某些問題和困難，需引起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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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金融資產業務模式范文

隨著互聯網金融監管政策的逐步收緊，資產端的競爭越來越白熱化，優質資產的獲取成為平臺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長期以來，供應鏈金融因為交易背景真實、風險可控、市場前景廣闊的優勢而被看好。因此，這類平臺成為互聯網金融機構中的“別人家的孩子”。

但是，“別人家的孩子”同大多數一樣，也遭遇了成長的煩惱。《投資者報》記者了解到，《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下稱“暫行辦法”）中關于限額的規定，對供應鏈金融平臺產生了不小的壓力。

金融行業的壓力往往成為某些創新的契機。記者注意到，多家涉及到供應鏈金融業務的互聯網金融機構，正在積極探索平臺“合規”下的出路。其中，與金融資產交易所（下稱“金交所”）合作成為一種趨勢，也有從業者提出聯合放貸的模式來化解這一難題。

對此，記者采訪多位互聯網金融從業者以及第三方人士，綜合觀點認為，平臺通過金交所進行債權轉讓或代銷，需要受到金交所的政策限制。聯合放貸確實值得嘗試，然而，這種模式下多家平臺如何落實反擔保措施的問題需要首先得到解決。

限額成“繞不過去的門檻”

用業內人士的話說，供應鏈金融就是“從產業鏈條中發現信用”。簡單來說，供應鏈金融業務圍繞具有高等級的信用優勢的核心企業展開，通過核心企業注入大型制造企業或商品流通企業的供應鏈管理信息系統，依托信息化整合供應鏈上的信息流及資金流，為鏈上企業提供全方位的供應鏈融資服務。

從資產的角度來看，供應鏈金融平臺就是互聯網金融行業中的“實力派”。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創新與風險治理中心負責人楊東表示，“互聯網+”供應鏈金融的創新模式，由于供應鏈體系和上下游體系的存在，能夠有效降低成本，符合互聯網金融合規化發展的邏輯。

然而，暫行辦法出臺以后，限額問題成為平臺繞不過去的門檻。具體而言，“同一法人或其他組織在同一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平臺的借款余額上限不超過人民幣100萬元，在不同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平臺借款總余額不超過人民幣500萬元。”楊東如是說。

“像傳統制造業、建筑業等行業，這類的業務訂單融資金額較大。”一位業內人士稱，例如，新聯在線的P2G（平臺對政府）供應鏈金融業務主要服務的對象為政府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如高速公路、發電站等。“這些融資業務單項金融一般為上千萬元，因此受限額的影響很大。”

“由于供應鏈金融本身行業屬性限制，相對融資金額大的訂單較多，對這類平臺的訂單拆分能力、資產端業務開拓能力是一種較大的考驗。”一位第三方機構人士如是表示。

金交所及聯合放貸尚在探索

暫行辦法正式出臺以后，大部分互聯網金融平臺開始轉型之路，有的供應鏈金融平臺則謀求與金交所合作，有的平臺則提出“聯合放貸”的模式。對于尚在探索中的“合規”之路，業內的觀點稱要謹慎嘗試。

《投資者報》記者注意到，今年10月供應鏈金融平臺金投手與南京金融資產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下稱“南金所”）達成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南金所將其備案的掛牌產品信息推送至金投手平臺，投資者則可通過金投手平臺購買。此外，開鑫貸、團貸網等平臺計劃通過互聯網金融資產交易所掛牌資產發行產品。

對于互聯網金融平臺與金交所的“牽手”，上述第三方機構人士表示，通過金交所進行債權轉讓或代銷，需要受到金交所的政策限制，同時這種合作亦不在此次針對網貸平臺出臺的政策監管范圍內，因為監管政策強調網貸平臺要堅持“小額分散”。

借款額度的嚴苛限制，一度讓大標業務的平臺一籌莫展。隨后，有的互聯網金融平臺提出聯合放貸的模式。作為應對限額的方法之一，聯合放貸被業內人士認為是一種值得嘗試的模式，但其中還有諸多風險需要防范。而對供應鏈金融平臺來說，則更應該謹慎。

“聯合放貸模式部分可行。”業內人士指出，部分可行在于未來或將出現一些專門的“貸款中介”公司，通過對接融資企業、落實抵押等反擔保措施后，對接給多個平臺。這有點類似以前的擔保公司的性質，能一定程度上解決多個平臺如何落實抵押措施的問題，但同時帶來了新的風險――貸款中介跑路。？也就是說，制約之處在于超額資產一般都是有抵質押物等其他反擔保措施的。在聯合放貸的合作下，多家平臺如何落實反擔保措施，這個問題尚未解決。此外，法律規定不可對抵押物進行多次抵押。“聯合認貸項目萬一出現風險，抵押物的處理和受償順序也是一個很大的爭議點，故操作難度較大。”

第三方機構人士認為，針對暫行辦法規定的同一平臺100萬元、不同平臺500萬元的限額標準，如果平臺間實行“聯合放貸”模式，也只能解決小于500萬元的借款需求，針對數量更大的借款需求，網貸平臺還是無法滿足。同時，平臺間相互放貸，一定程度上造成風險積壓。

業內看好其市場前景

接受采訪的多位市場人士認為，供應鏈金融的核心在于對核心企業的資質審核和還款能力評估，平臺圍繞核心企業，參與其上下游中小企業的資金流和物料，讓平臺將某個企業的風險，轉化為整個產業鏈上的可控風險，從而達到供應鏈金融體系上的風控平衡。

第8篇：金融資產業務模式范文

關鍵詞：基層金融部門；經營；問題；措施；信貸業務；金融秩序

中圖分類號：F3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4-00-01

一、引言

隨著我國對商業銀行的改革，很多銀行在內地和香港地區也不斷地上市，這標志著商業銀行以全新的姿態進入了現代金融企業的建設中，朝著新的發展方向不斷前進。雖然在我國現存的銀行經營模式同現代的銀行金融模式還存在較大差距，但是股份制公司的運營和管理模式給商業銀行的發展帶來了較大的考驗。然而，對于基層金融部門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和金融機構本身存在的不足等各個方面的原因，基層銀行在經營過程中面臨較大的挑戰，面臨在商業銀行不斷上市的情況下，如何處理新的業務和新的要求。目前，基層金融部門怎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得發展，是一個重要的難題。基層金融部門需要采取各種有效的措施來加強自身金融體系的建設，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基層銀行的可持續發展。

二、基層金融部門存在問題及原因

1.基層金融部門經營管理存在問題

在基層金融部門的經營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業務增長緩慢、貸款規模偏小、資產負債的結構較單一，并且收入較低、成本較高，由于各種問題的存在使得基層金融部門的職工人員士氣低下。主要以某基層銀行的經營狀況為例來說明在經營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信貸資產結構單一。在基層銀行中主要的信貸形式有糧食貸款和糧食掛賬貸款，(糧食掛賬貸款是由農發行提供相應的資金給糧食企業解決企業所需的資金問題，糧食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利用銷售收入和補貼來歸還銀行貸款。)在該行2008年的信貸業務中除了該主要的信貸方式以外，只有兩筆商業性的信貸業務，其中一筆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余額大約在6000萬元，另一筆是農村的小型企業貸款，余額大約在500萬元左右。

(2)業務經營存在較多難點。在該行的金融管理中存在有三大難點：一是因為缺乏比較成熟的信貸載體，使得2009年8000萬元的貸款凈增計劃難以完成。二是存款計劃的完成難度較大。三是中間業務的收入計劃完成難度較大。在基層銀行中業務發展比較緩慢，這樣導致保貸聯動(由擔保公司來搭建借款人和銀行之間的橋梁，貸款公司提供小額的貸款給相應的中小型企業。聯動即實現擔保公司和貸款公司之間的合作)難以取得良好的效應。

(3)基層金融職工素質。在基層銀行的員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很難突破傳統的思維定勢，對于發展新的信貸業務較謹慎，缺乏相應的創新意識，不愿意冒信貸風險。

2.基層金融部門問題原因分析

在基層金融部門中存在多種問題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基層金融部門其資產結構與負債不匹配，并且負債結構比較單一。二是業務的發展缺乏相應成熟的信貸載體。在基層的信貸項目中一部分所占的土地是集體所擁有的，只能是租賃的形式；對于一些工業園地區的項目，因分公司缺乏一定的資產投入，使得投入的資金容易被固定所擠占。在基層中的很多產業，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有品牌的沒有產業，而有產業的又沒有品牌。很多產業都處于一種粗放式的經濟局面。

三、完善基層金融部門經營管理的措施

1.優化自身信貸結構

我國銀行業隨著國有銀行的改革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形成了一種以四大銀行為主體，多家股份銀行和地方商業銀行為補充的商業銀行體系。但是該種體系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沒有實現金融功能的優化和金融結構的優化，而只是在原有的金融框架下的數量擴大，現有的銀行體系同現代銀行體系之間還存在這較大的差距。對于基層銀行來講，將存款放在經營的首位，把精力大部分都幾集中在對負債業務的擴大上。在各個商業銀行之間存在較大的競爭，這樣導致了各類違規行為屢禁不止，使得金融的穩定秩序難以維持。基層金融部門在存款急劇增加的情況下，在發放貸款時，盲目投放、無所顧忌，導致信貸結構失衡、信貸決策事務，最終導致較高比例的不良貸款。

基層金融部門應該首先樹立信貸資產商業化的理念，將信貸作為一種商品來經營。在該經營模式下，經營的最終目的就是實現利益的最大化，這樣為實現該目的在經營過程中會采取各種有效的措施來抵制各類干預性的貸款、克服盲目的放貸現象，從而實現信貸產品的增值和回籠，將信貸放在業務經營的首要位置。

基層金融部門在經營管理中雖然存在一些劣勢，但是也應該充分發掘并發揮基層金融部門的優勢，從而有效實現與經營戰略目標相結合的風險管理目標。只要確立正確的風險管理目標才能保證信貸業務的健康穩定發展。風險目標的制定，要首先對貸款的風險以及地區、行業、業務品種、客戶等的風險狀況進行認真的分析，然后再根據當地的產業結構、經濟以及風險承受能力來制定。爭取從人力財力的投入、責權利的結合、功能與作用的發揮等各個方面作出努力。對于信貸組合結構的調整要從信貸經營的激勵機制和監督約束等方面入手，時刻關注客戶的關聯度、行業的關聯度，盡可能的將貸款數量化、將貸款分散在各類客戶群中。

2.維護完整的金融資產

第9篇：金融資產業務模式范文

［關鍵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

一、引言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是美國等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結構失衡導致資產泡沫擴大，風險蔓延和經濟失控。經濟能否健康發展，風險能否可控，其關鍵之一是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定價機制[1]。

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計量機制是關于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計量的原理、結構、關系和功能構成的系統。研究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計量機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綜述

金融資產是持有方擁有的一切可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上進行交易、具有現實價格和未來估價的，證明債權債務關系的合法憑證。

公允價值是在計量當天，市場參與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收到的價格或轉移資產付出的價格(fas157par.5)。公允價值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定價，不是由特定主體確定的定價;公允價值是由假想交易(現行交易價格的非實際價格)形成的估計價格[2]。

自1952年馬科維茨（markowitz）提出資產組合理論（mpt），資產計量研究便拉開序幕。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1970年,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提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capm。1973年, robertmerton建立了資產期權定價公式。1976年，ross得出：資產的預期收益可表示為多個宏觀經濟因素的“線性組合”。1979年，布理登（breeden）建立了基于消費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capm）。1994年，shefrin提出行為資產定價模型（bapm）。2007年，peter提出了動態異質模型[3]。2008年，hull給出確定金融衍生產品價格的方法[4]。

在國內，陸靜，唐小我( 2006) 構造了基于流動性風險的多因素定價模型( la- capm) [5]；孫有發(2007)提出了隨機波動定價模型[6]；易榮華, 李必靜 (2010)從四類定價因素入手分析股票定價模式[7]。

在上述研究中，人們囿于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模型與方法，而對其定價原理、結構和影響因素研究不夠，迄今未發現有一個完整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體系，即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

三、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

（一）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定價原理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定價原理不可能憑空產生，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發展的演變過程昭示了：金融產品“源自”實體產品，因此，金融資產定價與實體產品定價同源，所以，同理。根據公允價值的定義，公允價值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定價，市場由“看不見的手”左右，所以，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定價應遵循“供求定價”原理。

從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定價的現實基礎角度看，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純粹的計劃經濟，即使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純粹的市場經濟，事實上，都是一個市場多一點還是計劃多一點的問題。從現實上看，目前“市場多一點”成為不爭的現實。基于這一認識，金融資產定價應以市場為基礎，遵循“供求定價”原理。公允價值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同類資產的脫手 “市場價格”。如果市場上的同一項資產在第一對交易主體之間達成一個價格（最高價），在第二對交易主體之間達成另一個價格（最低價），那么，在第三對交易雙方信息對稱的情況下，經過雙方討價還價，成交價格不會是最高價，也不會是最低價，應該是中位價，而中位表示的是平均的理念。因此，參照同類資產定價可以理解為以同類金融資產的平均價作為這類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我們來論證一下上述“平均理念”，第一，在經典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先生的capm模型中，資產期望收益率實際上也是一個平均數，因為在概率論中，期望本身就是均值。第二，既然公允價值作為由假想交易形成的估計價格，當然是需要點估計的，而最一般的點估計就是認為總體平均數約等于樣本平均數，這樣，這個估計價格同樣是平均數。

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投資者的情緒波動大、行為顯著地從眾，經濟主體的有限理性變得更加有限。此時，“救市”成為政府“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必然選擇，政府通過干預供應和需求對公允價值計量進行“制度安排”。

但是，根據公允價值的定義，公允價值不是由特定主體確定的價格，當然也不是由政府確定的價格，由政府的“制度安排”得出的“干預價格”同樣不能作為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而只能是對市場價格的“調整”，這仍然離不開以市場這一基礎。總之，金融資產定價遵循“供求定價”原理。

（二）結構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應該是個什么樣的結構？眾所周知，價格是價值的表現，通過研究金融資產價格的結構就能夠了解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結構。亞當·斯密 認為“利己心和競爭的作用使產品的價格和成本不會相差太大”[8]，這意味著價格與成本之差存在，這個差數實際上是毛利潤。雖然在亞當·斯密時代，還沒有出現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問題。但是，我們根據上述商品價格和成本的關系，可以推理出：商品價格的基本結構是：成本+毛利，從而，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基本結構也是“成本+利潤”。

（三）影響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主要因素

“看不見的手”決定金融資產公允價值，這在上面已述。除此之外，影響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主要因素有：

1.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準則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準則雖然已有三個層次定價法，但在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的定價，其定價方法有待經過實踐檢驗并進一步修訂；在第三個定價層次上，企業有了較大的定價“自由空間”，由此容易產生金融資產“泡沫”，從而影響到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具體來說，由于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有待完善等原因，當企業有定價權時，管理層通常會選擇有利于完成公司受托責任的定價策略，以達到既定的目標；當管理者面臨政治影響時，出于降低政治成本的需要，通常會選擇低政治成本的定價方案；企業為了自身利益，在有機會時，通常會充分利用外部性，盡可能地選擇利潤最大的定價方案。在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企業有可能面臨管理層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等，這些無不影響到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2.投資者行為

投資者信心波動、投資者心理上的贏利期望、投資者的從眾行為，這些都會使交易中的金融資產價格隨之發生波動，投資者的情緒波動越大，金融資產價格波動越大。當數量巨大的投資者普遍具有從眾行為時，金融資產交易價格會表現出相應的“集中趨勢”，導致金融資產價格的大起大落，金融資產公允價值也會非理性地“船隨漿動”。

3.估價模型與計量方法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選擇什么樣的估價模型就得到什么樣的估價，采取什么樣的計量方法就會得到什么樣的金融資產價格。由于估價模型確定欠妥或計量方法選擇不當，會使得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和公允相去甚遠。

4.利率和匯率變動

利率和匯率調整是金融管理的弒手锏之一。由于公允價值是一個折現值，根據未來收益折現來計算，現值直接受到資本市場上的利率大小和外匯市場上的匯率高低影響，通過直接影響現值，間接影響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5.社會與人心穩定

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執政理念下，政府為了保障社會與人心穩定，會采取一些非市場的辦法，對金融資產定價格進行間接或直接的干預，比如，直接提供某些金融產品，此時的金融資產價格是政府的“維穩價格”而不是公允價值。

6.金融、經濟與法律制度

市場價格機制在國家的金融經濟法律制度框架內，按照其自身的規律來運行，但是，市場價格機制并非萬能。因此，政府有時必須對金融資產實行“價格規制”。在政府對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進行調控的過程中，應把政府及其官員的活動納入法制的軌道。如果法制不健全，尋租活動屢禁不止，就會破壞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機制運行的環境，從而影響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

（四）功能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的功能就是保障金融資產價值的公允。通過“刨掉”金融資產的泡沫，促進金融資產交易的有序和公平，為利益相關者提供可靠并且相關的公允價值會計信息，有助于管理與決策，提高經濟主體抗風險能力，促進金融資產的優化配置。

第一，依據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定價原理和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使會計人員處理公允價值會計業務時有理有據，從而提高會計信息的可靠性，保障公允價值會計的“信息質量”。

第二，通過為投資者、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提供金融資產公允價值會計信息，為利益相關者決策提供支撐，有助于發揮公允價值會計的“決策支持”功能。

第三，依靠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特別是對虛擬資產計量的規制，可以“刨掉”虛擬資產的“泡沫”，保障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有利于平衡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結構關系，提高經濟主體應對金融風險的能力。

第四，通過發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的市場價格功能，實現資本市場中金融資產的優化配置，提高金融資產效率。

四、完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的對策與建議

（一）緊緊抓住“刨掉金融資產泡沫”這個“牛鼻子”

金融危機的問題出在哪里？實際上出在“泡沫”上，“泡沫”又來自何方？主要來源于“虛擬資產”上面。“虛擬資產”是企業已經實際發生的費用或損失，在企業持續經營的條件下，將企業已經實際發生的費用或損失列作待攤、遞延等“虛擬資產”項目，之后在持續經營期間按一定方法分期攤銷轉作費用時，抵減該期間的利潤，并相應抵減應交的所得稅，有的企業利用虛擬資產賬戶作為“蓄水池”，不及時確認、少攤或不攤銷已經發生的費用和損失，粉飾會計報表，虛盈實虧、假盈真虧的現象屢見不鮮。比如，某上市公司，三年以上賬齡的應收賬款凈額巨大，債務人被清盤，公司存貨凈額、其他長期應收款、待攤費用、長期待攤費用、待處理流動資產凈損失巨大，公司凈資產為負值。

“刨掉”金融資產泡沫是拉牛出泥潭的“牛鼻子”，抓住了這個“牛鼻子”，牛出泥潭就沒問題了。因此，一方面要完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修訂公允價值計量方法；另一方面，要加強會計人員的公允價值會計業務技能培訓，提高會計人員處理公允價值會計業務的能力，強制進行“虛擬資產”的內外部審計，嚴查應收賬款凈額，存貨凈額、其他長期應收款、待攤費用、長期待攤費用、待處理流動資產凈損失等項目，擠掉水分。

（二）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

提高中小股東進入監事會的比例，通過協調，發揮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的功能。推行合理的信息公開制度，以消除信息不對稱現象，從源頭上治理管理層可能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完善管理層受托責任績效評價體系，專門制定針對虛擬資產審計的責任目標，建立健全對管理層的約束與激勵機制，對不正當利用虛擬資產或增加資產泡沫的行為進行約束，對在抗風險方面取得成效的管理層進行獎勵。

（三）著力對治負的外部性

對治負的外部性的辦法是“堵和導”兩種辦法。“堵”是使企業打消利用負外部性獲利的成本遠遠大于收益，使企業知損而后退，具體可通過在金融監管條例中增加對虛擬資產運用的一些限制性條件和產生虛擬資產泡沫時經濟處罰條款。“導”是采取金融政策，將企業負外部性導向正的外部性，具體來說就是對具有正的外部性的企業給予政策上的優惠。

為了對治企業負的外部性，可以適度引入金融業競爭機制，打破壟斷局面，形成有利消減負的外部性的局面，從而消解負外部性對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影響。

（四）善用利率杠桿

“給一個杠桿，可以撬動整個地球。” 利率調節是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機制控制中的關鍵環節，直接影響到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大小。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本質上是一個未來現金凈流量的現值，決定這個現值大小的主要就是折現率，通過調整利率可以直接影響折現率，通過折現率影響計算結果，從而實現對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調控。從宏觀層面上說，如果市場上資產泡沫膨脹，那么可以通過調高利率、緊縮銀根對流通中貨幣規模實施控制，比如說“次貸”量的總量控制，總量控制住了，起一點泡沫也成不了金融危機。

（五）形成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的協調機制

以“刨掉”金融資產泡沫為主線，把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金融證券監管委員、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委員會、會計學會、物價局和企業行業委員會聯系起來，由金融證券監管委員牽頭，開展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協作調研，通過職責分工明確的分項治理和有序協作綜合治理，最終形成較為完善的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計量協調管理機制，發揮其去泡沫、控風險、保經濟和惠民生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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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家澍.公允價值的定義問題——基于美國財務會計準則157號公允價值計量［j］ .財會學習,2009,(1).

［3］peter, b. h . , hommesa, c. h . , m anzan, s. . ehavior al heterog eneity in stock pr ices［j］ .jo urnal of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 l, 2007, 31 : 1938-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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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陸靜,唐小我.基于流動性風險的多因素定價模型及其實證研究［j］ .中國管理科學,2006,(14).

［6］孫有發,張成科,高京廣,鄧飛其.現代證券定價模型研究［j］ .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