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碩士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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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學碩士論文范文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單位：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

近代廣東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研究以華南理工大學唐孝祥教授及其碩士生發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學位論文為代表，在研究對象上集中在廣東的三大僑鄉，主要包括唐孝祥《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2003）、賴瑛《興梅僑鄉近代建筑美學研究》（2005）、吳妙嫻《近代潮汕僑鄉建筑美學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廣府僑鄉建筑美學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這幾部著作和論文進行詳細的評析。唐孝祥的《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是一部從建筑美學視角對近代嶺南建筑文化進行剖析的理論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鑒了現代美學和建筑美學的理論成果，在生存價值論的哲學基礎上提出了有關建筑審美文化機制的四層次說和建筑適應性理論，以此為理論工具，作者對近代嶺南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進行了框架式的探討。在論證嶺南三大僑鄉建筑審美文化機制和建筑適應性的基礎上，《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進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這一頗有啟發意義的概念，用來概括廣東僑鄉的建筑審美文化精神，作者總結道：“從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僑鄉建筑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強烈的時代性和獨特的文化性”①、表現出“鮮明的開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創新性特征②”；興梅僑鄉“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對傳統儒家文化的認同和持守……形式多樣的客家僑鄉建筑充分顯示了對自然、社會和人文的高度適應性……建筑選址的風水觀念反映了客家僑鄉對建筑環境的審美選擇”；而潮汕僑鄉建筑則表現出“博采眾長的開放品格”、“經世致用的商業意識”、“精雕細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較于現有的僑鄉建筑研究文獻，《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表現出了相對宏觀和系統的視野，它不局限于對某種單一的僑鄉建筑風格進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聯系的方法，論述了不同區域、不同建筑現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驅動力，以及受不同歷史地理條件與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影響，不同地域僑鄉建筑的發展所表現出的不平衡性。總的來說，《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對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點式的，它為建筑美學在僑鄉建筑領域的研究確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堅持主客體相互契合的辯證思路原則，而方法則可以概括為反映建筑審美標準辯證性的審美文化機制四層次說和建筑適應性理論。在唐孝祥教授指導的三篇碩士論文中，這些原則和方法被遵循和應用，使得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賴瑛的碩士論文《興梅僑鄉近代建筑美學研究》（2005）主要從審美文化背景、審美屬性、建筑美的表現形態、審美文化個性幾個方面來論證興梅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特征。在審美文化背景的相關章節中，作者將興梅僑鄉的文化精神概括為：“耕讀傳家、崇文重教的價值取向，慎終追遠、重本溯源的宗親觀念，自強不息、無私回報的文化心理”④，這是該文對主體審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體方面，除了對自然適應性和社會適應性的一般性探討外，該文主要概括了興梅僑鄉建筑人文適應性特征，即“重貴輕富的價值取向，趨吉避兇的藝術追求，進退兩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現形態，即“千姿百態的建筑樣式，禮樂相濟的文化意境，獨具一格的環境模式”⑥，最后。根據主客體相契合的原則，作者概括了近代興梅僑鄉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嘗試性的文化開放特征，恪守傳統的美學特征，基于堂橫屋的建筑性質特征”⑦。朱岸林的碩士論文《近代廣府僑鄉建筑美學研究》（2006）在論文結構上和賴瑛的論文基本相同。主體方面，該文將近代廣府僑鄉的文化精神概括為“重商崇利、開拓創新的價值取向，開放融通、博采眾長的文化心理，戀祖愛鄉、實業興國的民系觀念”①。客體上，廣府僑鄉建筑的人文適應性特征被概括為“積極主動的開放品格，匯通中西的融合思維，勇于創作的創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現形態上，該文主要從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環境三個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吳妙嫻的碩士論文《近代潮汕僑鄉建筑美學研究》（2006）比起前面兩篇論文有了一些新的視角，主要體現于該文對僑資與僑鄉建筑發展關系較為系統的探討，該文總結了近代潮汕華僑投資的一些特點，包括投資房地產業比其他行業利潤更有保障；地區城市人口增加，有發展房地產業的需要；以及傳統心理和市政建設對房地產業的推動等。此外，該文也同樣從主客體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僑鄉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體上，潮汕僑鄉的民系精神表現出：“尊儒重商、開拓創新的價值取向，團結自強、博采眾長的民系心理，微觀技巧、經驗直觀的思維方式，精美細致、雅俗共賞的審美理想”③，在客體上，潮汕僑鄉建筑的審美屬性表現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與時俱進的時代性，內涵深厚的人文適應性特征”④。總結來說，近代潮汕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特征表現為：“（城鄉）建筑形制發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術的務實性及建筑裝飾的炫耀性”⑤。前者來源于“潮汕民系保守與開放的二重性心態”⑥，而后者則“體現了潮汕民系務實與虛榮的矛盾心理”⑦，“這種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體文化與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時體現了經驗性文化及商業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響”⑧。以上三篇碩士論文以《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所建立的建筑美學理論為指導，深化和拓展了廣東三大僑鄉的建筑審美文化研究。由此我們得以更加全面的認識廣東各地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特征，如廣府僑鄉建筑的崇商重利、積極主動的開拓創新；興梅僑鄉建筑的重貴輕富、恪守傳統與嘗試性的文化開放；潮汕僑鄉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觀技巧等。若對三者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其各自的審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鄉土文化、儒家主體文化、西方外來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結果，由于華僑群體的建造行為正是他們在中西文化抉擇中自覺與不自覺的一種心理反映。是拋棄傳統的建筑觀念，對西方建筑文化全盤接收，還是兼容并包，擇善而從，這并不是一個單項選擇，不同地域的華僑群體生存方式不同，價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產生多樣的僑鄉建筑風貌。

盡管現有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總體來說該領域的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作為審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主體研究仍較為薄弱。主體審美心理沒有客觀的測量標準，華僑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對其界定只能依靠對主體行為和建筑現象的解釋。但現有研究往往從建筑現象做宏觀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對主體的社會構成，以及主體行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對于僑鄉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學的特征。諸如“開拓創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實上是建筑反映出來的主體精神，這些精神特征不僅見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飾、家具等等其他物質資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審美文化特征應當更加類型化。這方面研究的缺失實際上反映了對主客體聯系認識的斷裂。第三，關于近代廣東僑鄉建筑文化地域性格與經濟、政治、思想等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關系，現有研究還較為表面化。社會經濟政治對于建筑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這種影響如何參與到具體建筑形態的塑形過程中去，這是研究的難點之一，也是現有研究往往回避的問題。第四，現有研究較為忽視僑鄉建筑審美文化與僑鄉社會變遷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就是說，雖然他們認識到僑鄉建筑文化是文化沖突和融合的結果，但仍然使用相對靜態和孤立的視角來考察建筑現象，而忽視其動態和過渡性的審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個建筑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的現實意義還有待深入挖掘。僑鄉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體系沖突、分化、整合與調適過程在民間演進的生動實例，與當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鮮有研究討論近代廣東僑鄉所發生的建筑文化適應現象對當代建筑創作的借鑒意義。

解決以上學術缺憾的關鍵在于，尋求某種視角，或是某個概念，或是某種方法，來統合主體與客體，以及各種學科視野。正如唐孝祥認為，“美學的學科邊緣性和建筑美學的邊緣交叉性質，決定了嶺南近代建筑文化與美學研究在對象上的復雜性，在目標上的多樣性和在方法上的綜合性”①。這一觀點對于廣東僑鄉建筑的審美文化研究也同樣適用。但是難點也出現在這種綜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將傳統的建筑學重客體的研究傾向與主體研究結合起來，以及如何將傳統的建筑學重現象的研究傾向與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視角結合起來。從而解決現有研究中各種視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聯系的問題，這里，我們試圖引入“空間”概念作為建筑審美文化研究中聯系主體與客體，建筑學與其他學科視角的一條橋梁。這里的“空間”不是單純的建筑學意義上的空間，而是表現為多學科交叉視野的重合點。在社會學中體現為空間社會學，在經濟學中體現為空間經濟學，在心理學中體現為環境心理學等，空間概念的不同層面為各學科視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廣東僑鄉社會處于空間轉型的歷史階段，傳統空間模式被逐漸消解，新的空間模式開始擴張，這是其建筑空間、經濟空間、政治空間、思想空間、藝術空間等各層面空間內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間與其它人工環境共同構成抽象空間的物質基礎，通過這種方式，各學科視角的僑鄉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統化，同時我們也可以初步得出一個結論，即近代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體現出過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動了社會的空間變革，同時也是社會空間變遷的結果。見表1。通過考察近代廣東僑鄉建筑所推動和反映的社會空間變遷特征，可以得出另一個推論，即近代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眾性，它表現為一種“建筑風尚”。由于社會空間不會因為孤立的、偶然出現的新空間形式而發生變遷，只有當一種新的空間形式為大眾予以認可時，我們才能說整體的社會空間發生了變化，也就是社會空間變遷，因此這里涉及到空間轉型的動因、發展機制和結果。首先，從動因來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長階段都存在著空間的擴張現象，即通過對空間的占有，來實現文化原型的自我復制和繁衍。然而，客觀空間的有限性則預示著增長的極限，導致了不同空間模式的沖突，近代廣東社會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間沖突的表現；其次，從發展機制來看，空間文化模式轉型是一種質變過程，與常態下的線性擴張不同，這一過程的空間擴張呈現指數化暴漲的特征，在物質實踐上表現為某類建筑形式的流行熱潮，流行既可以從原有空間模式的母體中產生，也可以通過跨文化方式產生，“當一種習俗經歷了跨文化傳播，就可能演變為另一文化圈內的時尚并被再次流行。當然，此時尚已非彼習俗，它是一種經過了異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時尚”1，近代廣東僑鄉西式風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這一規律，國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異于西方本國人的審美經驗，在模仿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現文化誤讀和自由發揮的情況，因此僑鄉建筑普遍呈現出中西合璧的特點；最后，從結果來看，在流行階段以后，空間的擴張或衰落消失、或衰趨于穩定、前者僅表現為一時的建筑風尚，后者則成為穩定的建筑風格，然而還有第三種結果，即介于二者之間，這也是近代廣東僑鄉建筑文化的演化結果，它們沒有成為主流的空間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組成部分。

縱觀近代廣東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的相關研究，可以看出，基礎研究已取得了較為堅實的成果，但仍存在廣闊的學術空間有待后繼者深入發掘。筆者認為，主客體研究的聯系性，以及建筑學視角與其他學科的聯系性是深化僑鄉建筑審美文化研究的關鍵所在。而加強聯系性的途徑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廣泛意義上的“空間”概念，從這一概念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建筑審美文化與近代僑鄉社會空間變遷之間的互動關系。從審美文化的性質和地位上來說，僑鄉建筑是近代民間建筑本土自主演進的一種途徑，具有大眾性、流行性和開放性的特征，它們參與到對傳統地方建筑體系進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間文化模式的歷史潮流中，在民間建筑從近代到現代的轉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僑鄉建筑審美文化成為廣東兩省僑鄉空間文化模式創新和發展的動力源泉之一，在推動廣東地區的城鄉建筑和社會發展，延續文化傳統，促進僑務工作開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第2篇：社會學碩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城市；房屋拆遷；政府行為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城市化水平不斷地提高。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市房屋拆遷成為城市化加速發展突出的社會現象。自90年代以來，我國進入了大規模的城市擴張和舊城市改造時期，由于城市房屋拆遷的相關制度的缺失，城市房屋拆遷中暴力強拆和拆遷上訪的事件不斷地出現，在拆遷的過程中，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官員角色錯位、僭越公職等一系列深層的問題，這種行為不僅損害群眾的利益，而且影響政府的形象。城市房屋的拆遷與拆遷中政府行為受社會各界高度關注，也是學術界研究的一個重要的領域。城市房屋拆遷涉及公權對私權進行干預的本質決定了它始終是一個多方主體之利益博弈的過程(鄭瑋煒,2007)。它實質是對城市國有土地使用權的爭奪（劉祖賦，2006）。房屋拆遷主體處于不平等的地位，相互之間不能就各自利益進行協商，形成許多拆遷矛盾，甚至引發強烈的沖突。對于多數拆遷戶來說,利益集團是爭利的合適方式（邱雯雯，2009）。本文以“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為例”，結合具體的案例，用社會學的視角分析政府在城市拆遷中表現的行為，總結政府在城市房屋拆遷中存在的不足，同時嘗試性地提出一些較為具體、可行的對策與意見，以期對政府的城市房屋拆遷工作有所幫助。

二、剖析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中政府行為

（一）簡要概述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

2010年9月，江西省撫州市宜黃縣鳳崗鎮因強拆而引發的9.10自焚事件震驚全國。在自焚事件中，3人重傷，其中1人不治身亡。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99年，“鐘家”向政府買下了宜黃縣橋頭村福泉崗一塊荒地，建起了3層小樓,小樓擁有合法手續。2002年12月，宜黃縣與浙江恒昌集團簽訂合同，前者提供國有土地使用權，后者投資8億元，整體開發河東新區。大規模的征地拆遷，從宜黃河東岸，逐漸逼向鐘家所在的福泉崗。2007年，宜黃縣政府興建河東新區客運站，按照城市建設的整體設計方案，鐘家的這個地塊被劃進了新城區最核心地帶，將成為進入客運站廣場的通道。鐘家人坦言，如果補償合理他們愿意搬遷，但政府提出的補償條件與鐘家的預期相差甚遠且補償方式根本不合理，鐘家拒絕了政府的補償安置方案。9月10日，警察、城管大概40多人來到鐘家，借有人舉報鐘家有汽油為由，要進屋檢查汽油，與鐘家發生沖突而引發自焚事件。事后，包括書記縣長在內8名官員受到處分，但是宜黃強拆自焚問責處分沒有警醒當地官員去尊重人的生命和權力，就在撫州的問責決定公布以后，依然發生了搶奪自焚者尸體、限制家屬人身自由等情況。

（二）宜黃城市房屋拆遷事件中政府的行為

首先，政府的職能越位，過度干預城市房屋拆遷。宜黃縣城市房屋拆遷中，政府既充當城市的經營者，又充當城市房屋拆遷的推動者、調解者、裁決者、監督者與參與者。宜黃縣政府以土地的使用權引商投資，從而解決城市建設的資金問題，推動城市建設的進程。在鐘家房屋拆遷的過程中，它既充當拆遷的協商者，又充當拆遷的調解者與裁決者，協調多次，雙方無法就拆遷補償未達成一致，最終宜黃縣政府主管城建的副縣，率領宜黃縣房管局、拆遷辦、公安局、城管大隊等部門來到鐘家住宅點，準備強拆。

其次，政府贏利行為。在宜黃縣拆遷的過程中，當地政府直接介入城市的拆遷進程中。為了推動拆遷的工作順利進行，政府部門配合開發商，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動拆遷的工作，進而引發強拆事件。政府的這種行為旨在謀求自己短期的政績，以求晉升的機會。同時在拆遷的過程中可以賺取一些“灰色”的收入。

最后，政府的決策的隨意性。宜黃政府在房屋拆遷的過程中，不遵循拆遷的程序，給被拆遷人的補償具有很大的隨意性，政府部門提出的補償條件并沒有成文的文件，而且補償數量由政府決定。對鐘家房屋實施拆遷的過程中，政府并沒有依照拆遷的程序進行。當地政府部門充當拆遷人直接參與鐘家協商，當與鐘家就房屋補償問題協商不成后，直接實施強拆。

（三）宜黃城市拆遷事件中政府行為錯位的原因

1、宜黃縣政府城市房屋拆遷的理念錯誤

宜黃縣政府以土地的使用權換取解決城市發展的資金，在城市房屋拆遷的過程中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配合開發商的拆遷。這實質是政府經營城市的一種理念，這種理念本身是錯誤的。“經營”屬于市場的行為，經營的主體應該是市場而不是政府，政府應該是市場的管理者，行使市場管理的權利，而不應該濫用行政權經營城市。宜黃縣政府經營城市的這種行為不僅違背宜黃縣的城市發展的規律，也不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2、宜黃縣城市房屋強拆自焚事件是理性化趨勢下政府角色的扭曲

理性化是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在現代社會中，個體的行動越來越具有目的性。在宜黃縣城市建設的過程中，由于政府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投資城市的開發與建設，土地成為政府招商引資的一種手段，也成為城市化推進的資金的重要來源渠道。開發商用大量的資金來交換政府土地的使用權。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擁有各自不同的資源和利益。政府以土地的使用權獲得資金來推進城市化的進程，進而獲得各種利益與晉升的機會。開發商是理性化的經濟人，他們運用手中的資金換取土地開發的機會，其目的在于追求城市開發過程中的利益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地方政府欠考慮被拆遷人的利益，因而在城市房屋拆遷的過程中，必然會引發矛盾和沖突。宜黃強拆自焚事件也是地方政府官員追求政績和利益的結果。

3、拆遷制度的失范與監督機制的不完善

社會失范理論是由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最早提出的，他認為，由于分工的增長而引起社會結構劇烈改組，同時道德規范的發展又沒有及時跟上，致使社會調節發生故障，無法維持人們之間的聯系，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們的欲望和行為的狀態。宜黃縣城市房屋拆遷的過程中，由于沒有一套成文而合理的補償制度，政府提出的補償條件并沒有文件可依，補償的標準是政府擬定的。在拆遷的過程中，也沒有相關的制度約束政府的拆遷中的行為。究其原因，目前我國處于社會的轉型時期，隨著我國社會急劇轉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先前制定的城市房屋拆遷標準和與其相關的補償制度更不上市場的變化。加上現行的城市房屋拆遷制度與相關的法律之間有許多沖突之處，因此在城市房屋拆遷的過程中，現行的城市拆遷制度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政府和拆遷人的行為。

宜黃城市拆遷的過程中，缺乏相應的社會監督機制，加上與城市房屋拆遷相關的制度的失范，宜黃縣政府官員利用制度缺失的空隙權力尋租。在宜黃縣城市建設中，當地政府利用政府權威把城市土地的使用權轉讓給開發商，從而解決城市建設中的資金問題；在與被拆遷人的協調中，政府利用公權和老百姓對《城市拆遷管理條例》的不知情，私自提出房屋拆遷不成文的補償條件；在拆遷中，當地政府既充當拆遷工作的組織部門，又充當拆遷工作的實踐操作者；在自焚事件后，宜黃縣政府組織鐘家上訪、政府“搶尸”、鐘家五兄妹“被軟禁”等一系列的事情。

三、規范政府在城市房屋拆遷中越職行為的對策

為了確保城市房屋拆遷在政府的監督與指導下順利地進行，筆者認為從以下三個層次規范政府在城市拆遷中的行為：

（一）政府自身的層面

政府應該明確城市拆遷的目的，堅持正確的拆遷指導原則。首先明確拆遷目的、規范拆遷行為。城市房屋拆遷大多屬于商業性拆遷，它屬于市場行為，政府應該把它讓渡與市場，支持城市房屋拆遷走市場化的道路，堅決杜絕以公益性拆遷的名義進行商業性拆遷，堅持政府在城市拆遷過程中去商業化原則。政府作為城市建設的管理者，在城市房屋拆遷的過程中制定并維護城市規劃的政策，對違反城市房屋拆遷制度的行為給予懲罰，協調拆遷人和被拆遷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維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監督拆遷人合法、合理地拆遷，保障城市房屋拆遷的順利進行；其次堅持正確的城市房屋拆遷指導原則。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政府應該站在被拆遷人的立場上，考慮被拆遷戶的利益，從而減少拆遷中的沖突。

（二）制度層面

一項合理城市房屋拆遷制度是一種不斷完善的制度。在城市拆遷制度制定的過程中，政府應該了解群眾的真正的需求，使政府制定的政策具有一定的針對性，能夠反映民間的所求和滿足民間的需求，通過溝通來協調和平衡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在此基礎上制定新的城市拆遷制度。政府在制定城市房屋拆遷之時，借鑒國外有關拆遷成功的經驗，國外土地征收的過程中，政府對土地征收的程序、公共利益、補償制度有嚴格的規定，并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因此政府在制定房屋拆遷制度時，結合當地的實踐情況，同時吸收和借鑒國外的經驗，使得城市房屋拆遷制度更加公平、合理與可行。

（三）社會層面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大眾傳媒在社會輿論導向和監督方面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同時也成為政府和民間溝通的一種有效的工具。在城市拆遷制度實施過程中發揮大眾傳媒的作用。利用大眾傳媒宣傳城市拆遷制度，使得民間對城市拆遷制度有系統的了解，了解自己在城市拆遷過程中的權利和義務。通過對新的城市拆遷制度的宣傳來增加政策實施的透明度，使得地方政府和開發商能夠自覺地執行新的拆遷政策，同時發揮道德調節的作用，有效地規范政府行為。

參考文獻：

[1]李懷 城市拆遷的利益沖突:一個社會學解析[J] 西北民族研究 2005年第3期.

[2]徐志遠 論房屋拆遷中政府的角色[J] 蘇州大學碩士論文 2007.10.

第3篇：社會學碩士論文范文

在廿一世紀的中非營利部門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其中，尤以龐大的政府組織最受到實務與上之矚目。本文采與人民生活之安危息息相關的警政部門做為研究對象，探討其預算及警力布署是否能響應人民報案及破案之需求，以進一步了解非營利事業對社會資源的使用及對社會需求的滿足。主要之研究結果為，我國首都各分局無論在編列各分局刑事預算，或布署員警人力時，整體而言，均有參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與一般刑事案件報案的社會需求加以擬定。此一實證證據亦支持我國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納稅錢時，并非全無不適合之處，至少在臺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關鍵詞：非營利部門，社會需求，預算響應，臺北市警局

非營利部門對社會需求與預算響應之關聯性研究

－以臺北市警局為例

壹、前言

非營利部門在廿一世紀中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在現代社會中，非營利部門包括、大學學院、各種基金會、宗教組織、與龐大的政府組織等均是。其中，尤以政府部門的運作與人民之生活息息相關，人民納稅給政府，并由政府替人民做事，這其間有關政府部門的無效率或官員貪污舞弊之報導更是時有所聞，造成人民對政府行政之不良印象。而且，近年來由于政府財政愈來愈困難，相反地，人民對政府的要求卻愈來愈多，尤其是各項社會福利措施或建設等，在人民的需求、政府預算編列、及政府實行績效間是否有個平衡點，便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政府為人民服務，其中，與民眾安危直接攸關者即為警政單位，而警政單位在保護人民之余，由于與犯罪案件站在第一線上，故所出的亦不少，故本研究即以警政單位為例，特別是選取最具指針意義的我國首都各警察分局，對社會之報案與破案需求時，在預算編列上是否有適當地加以響應，或者兩者間并無顯著的關聯性，凡此皆是政府部門在積極為民服務之同時，人民所愿意知道的事實，而本研究即擬由實證的角度來了解此一議題。

本文系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主管單位預算書、臺北市警務統計年報及臺北市政府所提供之相關文件，采民國八十七年至八十九年間之資料，對臺北市政府所屬十四個分局之樣本進行探討，以澄清警察機關警力及預算之配置，是否及時因應社會需求之變化，以作為相關主管機構之。主要之研究結果為，我國首都各分局無論在編列各分局刑事預算，或布署員警人力時，整體而言，均有參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與一般刑事案件報案的社會需求加以擬定。此一實證證據亦支持我國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納稅錢時，并非全無不適合之處，至少在臺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貳、回顧

一、非營利事業之研究文獻

美國學會(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對非營利組織之定義認為區別營利與非營利的基礎，乃在于有無營利的動機，非營利組織從其行動上的含義來說，有以下幾項特點：(1)無營利的動機；(2)無個人或個別擁有組織的權益股份或所有權；(3)組織的權益或所有權不得任意出售或交換；(4)通常都不可或被要求、直接或按比例給予資金捐助者或贊助人財務上的受益。

非營利組織存在之主要目的在于彌補政府功能與功能之不足。故非營利組織在社會上扮演一個重要之角色。由于民主的，人民智識的逐漸提高，地方政府管理的問題更日益受到重視，進而要求地方政府努力改善施政品質的同時，常常對政府的產出與服務感到不滿。胡美琳(2001)即以南部七個縣市政府為研究范圍，來探討縣市政府在組織文化、轉換型領導與員工工作態度等研究變量間之關系。此外，李衍儒(2000)亦針對非營利組織采購行為，探討政府采購法對非營利組織的研究主要是以非營利組織及政府采購制度為研究之對象，探討非營利組織的各種型態與其采購行為所受采購法之羈束，并從非營利組織在法制應有何種建構之角度，以及政府采購法立法之本旨，來非營利組織采購行為之適當規制。

韓意勤(2001)認為信息之非營利組織其信息化成熟度普遍不足，而為了適應型態的未來社會，同時還能夠增強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連結，非營利組織需要進行信息化改革，其目的則在于透過信息技術和工具來達成公益和利他的本質，亦即使其能夠更加精確的掌握本身的使命、服務和資源，以有效克服高度復雜和變遷快速的外在環境。

非營利組織在營運管理上的重點，即是針對目標市場的需求，將組織資源做有效的整合，以發揮最大的效益。一個完善的非營利組織應具備的基本運作程序，便是要能夠充分結合組織內外人力、財力與物力等各方面的資源，透過一些有組織、有規劃性的活動，來提供具有價值的服務給特定或不特定的社會群體。但Todd and Ramanathan (1994)指出非營利組織的研究多限于財務面，而忽略非財務結果的衡量，故本文亦將探討非財務變量的影響。

二、警察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管理的成功，必能提升組織經營績效。而人力資源要長期保持一定工作水準，對組織而言，無異是一個挑戰，尤其警察工作是一種特殊職業，工作對象為不同背景，需求為不定的社會大眾；工作環境又是錯綜復雜，深具高度危險性；尤其工作本身更是具有多元化的特性；故要有效管理及完善運用人力資源，是有效執法唯一最重要的考慮，使之成為組織提高工作績效的指針。

投入警力的增加是否能提升警察的工作績效，而有效遏阻犯罪的發生或提高破案率，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蔡俊章（1984）透過對臺北市歷年人口的剖析，及犯罪量成長的情形，預估未來犯罪量之發展趨勢，并分析警力密度對犯罪遏制的效果。結論并指出警察人力資源需針對未來的社會犯罪情事作調整，否則未來刑事案件破獲量與發生數之差距會逐漸增大，因此建議建構警力的擴增模式，以增加警力的方式來提高破案率。

警力是警察機構賴以推行作為，發展業務的原動力。高政升（1985）認為警力投入的目的主要在于要求降低犯罪量，提高犯罪破案率，以維持社會治安的良好，當警察機關須擴增警力而發現無適當人員可用或為數不足時，對犯罪遏制的效果將受到嚴重影響，因此，擬訂警力擴增準則，以遏制犯罪是有其必要。該研究并針對臺北市歷年人口，犯罪量成長情形，作為推估未來犯罪量發展趨勢的基礎，并分析警力密度對犯罪遏制的效果，同時與世界各重要國家、大都市作一比較。其次，根據警力與犯罪遏制因果結構關系構建警力密度模式，對于模式參數值的推估也加以說明。最后，借著警力密度模式的運用提出一套能夠因應人口成長、犯罪量逐增，且能有效遏制犯罪的警力擴增準則。結論則指出考慮政府的財力負擔及現實環境因素，未來的警力擴增準則，宜采取漸進，逐年調整擴增警力的方式進行。

對于影響警察人力的需求因素，劉世林、陳禮中（1980）則指出共有六大因素，分別為防治重大犯罪、處理游行示威、警察工作量、社會變遷、正常輪休與執法因素等，而其中影響警察人力需求的程度以防治重大犯罪因素為最高，占17.38%；其次為處理游行示威因素，占12.66%。而此六大因素對于整體的警察人力需求有71.2%的影響程度，因此在規畫警力時應對這些因素加以考量。

但僅僅警力數量的增加是否能夠提高警察效率，當然除了警察預算經費的投入之外，朱孝良（1998）研究發現警察人力雖逐年增加，但素質卻并無相對提升（如警察專科班就占83.9%），故無法真正提高警察工作效率，此外，鄭安盛（2000）亦認為單純的警力增加，并不能提高全國警察機關之整體效能，亦不能強化對抗犯罪之組織。因此，應以「質為著眼點，重「質而輕「量，如何將適合、適量、適當的警察人員，在最適當的時間，配置在最適當的地方，使警力得到最經濟最有效的運用，以發揮其最大的力量，此乃警察人事管理最重要的課題，也是警察機關永續發展，長保績效的關鍵所在。故研究我國警力問題，不能僅單純地增加警力「數量，而不顧「質精。蓋警察人力問題，實有「質與「量兩面，必須雙面兼顧，雙管齊下，方不失之偏倚，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綜合各研究的看法，警察人力資源應質與量并重才得以發揮最大之效果，但警力的增加仍對于警察工作的績效有一定的幫助，故不可輕視警察資源的投入，而必須作一合理的配置，以使警察機關的工作績效符合社會的需求。

三、政府預算與績效評估

近年來我國財政困難常有入不敷出的現象，因此，政府對于預算經費的資源配置是否適當，及其預算執行之效益如何，皆為社會大眾所應重視之問題，以避免資源過度的浪費或使用無效率，而造成國家財政日益困難。

Barrett and Greene (1993)認為社會大眾在評估政府的績效時，通常著重于效果方面而忽略了效率的衡量，尤其是在人事費用占預算高達60%時，效率評估的重要性更是提高。預算經費的適當配置可提高、醫療方面的比例，而提升效率可采用公營事業民營化、提高生產力等方法。

Jones and Thompson (1986)研究指出若要使預算的資源配置更有效率，則政府預算的執行必須進行實質的改革，因為在現行法令規定之下，行政主管傾向將該年度的預算全數支出，以達到預算達標率的要求并顯示出其執行成效，即決算數和預算數相符時會受到獎勵，反之則遭受處罰。故常有消化預算的情事發生，以免當年度的預算未使用完畢而下年度遭到刪減的命運，進行下年度可能政策執行困難，造成預定目標無法達成。若當年度實質支出可能大于原始預算數時，則可以提出預算追加案，以避免發生決算數超過預算數的情況發生。

Williams， Macintosh and Moore (1990)認為大部分與預算和績效方面相關的實證研究，多著重于營利事業方面，而忽略了公共服務部門。但只要該組織需要達到既定的效率與效果之目標，則不論何種組織皆可適用管理會計的方法。公共服務部門的主管如同營利事業之經理人一般，必須將資源做有效的運用，故要有客觀的基礎來評估。因此，政府預算的編列和執行都應該要符合社會的需求。

楊煜泰（1999）評估廿三個縣市地方政府警察局的行政資源運用之績效，認為各地方政府在編列及分配所擁有的行政資源時，并沒有依據前一期施政的結果和社會人民的需求進行考量，來編列下一年度的行政資源。顯示各縣市政府盲目地運用國家人民所繳納出來的資源，任意且非理性地分配所導致的結果。因此，地方政府應針對社會需求的反應，適時地調整行政資源－預算經費的投入，使行政績效能夠真正的顯現。

四、警政機關之績效評估

如何有效地掌握員工的工作表現，逐漸也成為一個管理上的重要問題，而對于部屬管理才能的發展、工作態度的調整、工作滿足的提升等，皆逐漸成為管理者的首要工作之一。為達成組織的目標，以及協助部屬個人的成長與發展，因此績效評估已變成當前甚受重視的管理工具。

王怡心（1995），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為研究對象，來建立八個回歸模式作相關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臺北市警察局的經費預算和員警編制與社會治安需求之相關性是存在的。因此，可推論為經費預算與員警編制的增加，使破案數增加，有助于社會治安的維護。但在警察機關資源有限與人事精簡的情況下，增加警力已經不是解決治安問題的最好方法，唯有提高警察素質和工作生產力，才是解決之道。

游金昌（1986）探討刑事警察偵查行為至破獲這一過程，評核其績效、可能遭遇的問題及其癥結。刑事警察的偵查行為可以由其起點、過程及結果三個層面來考量。民主政府行政的要求為響應民眾的需求，代表民眾的利益，負責完成政府所應執行的任務等。刑事警察因其層級及責任，在偵查執行中要與政策相符合，遵守規范、偵查規范等；在偵查結果方面，要盡其最佳之能力，以完成其刑案偵防的任務。刑事警察的偵查結果－「破案而言，一為工作量，破獲刑案的多寡；一為績效水準，破獲率的高低。這兩者的意義不盡相同，在評核時其比重的高低，為值得考量的問題。至于如何評價其相對量要性，如何賦予其合理的權責，可由實際評核實施中，不斷藉回饋資料，根據實際情況而修正，以得到較令人滿意的結果。

Todd and Ramanathan (1994) 發展出一個實證研究的模式，以美國紐約市警察局為研究對象，探討預算分配和績效結果的相關性，分析模式涵蓋了財務和非財務面的資料，運用數種回歸模式來探討經費預算和警力編制是否與社會治安需求相配合，以及評估所投入的經費和警力所產生的績效。該研究顯示，紐約市警察局的經費預算和警力編制能符合紐約市民對治安的需求；而針對較復雜的案件，所需投入的經費和警力也相對增加，偵破案件所需的時間也較長。其研究是將管理會計的方法運用到非營利事業上，雖然研究對象為紐約市警察局，但他們認為這種分析模式可以推展到其它政府單位或非營利事業團體。

呂忠勛（2000）認為警察派出所具有最接近民眾、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之特性，因此派出所能否落實且妥善地完成其工作目標，是影響民眾對警察機關的信任與支持的主因，作者采資料包絡分析法（DEA）來衡量工作績效，評估無法以成本及收入衡量績效的非營利事業機構，且其具有以多重評估指針來衡量績效的特性，可補強現有派出所績效評估模式單一指針的不足，并提供全面性考量派出所績效的新思維。該研究主要是建立派出所多指針效率衡量模式，并結合嘉義縣警察局六十三個分駐派出所民國八十八年上半年度之各項資料進行實證研究，首先分析各派出所之整體效率、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再針對無效率單位提供各投入項及產出項潛在改善值及改善幅度，并以之分析現行派出所在資源分配及工作執行上之問題癥結，最后運用敏感度分析解釋現行評比制度所存在之不合理狀況；經由前述之分析，提供警政管理階層對派出所評比制度重新考量之方向及未來研究之建議。

邢臺平（2001）以資料包絡分析法（DEA）評估組織分支相關機構績效及成員績效，該方法主要利用實際可觀察到的投入產出資料，依據實際之需要選取適當之DEA模式，并以數學線性規劃模式求解以運算出一組最佳的投入產出權數。將多項產出加權總值除以多項投入加權值之比率出DMU效率值，以強化警察機關刑事偵防績效評估的公正性，及提供各機關提升績效的良好建議。該研究樣本為臺灣地區二十三縣市警察局，于民國84、85、86三個年度進行刑案偵防績效評估DEA模式實證分析。

黃富村（2001）認為警察組織文化較不重視犯罪的預防，整個警察機關的績效指針都太強調偵破面及量化面的指針，而忽略預防面及品質面的指針，造成警政機關所標榜的治安改善績效成果與民眾所期待的治安改善觀感產生嚴重的落差。正確的績效評估制度需要反應出警政的組織目標，且不應該用一個全國一致的績效評比標準，應該是彈性、因地制宜的不同衡量標準。

鐘升(2001) 藉由美國企業界已廣泛利用的復源績效評估制度（multi-source evaluation system）的概念，就目前現行的警察績效管理制度，作一分析探討，從中找尋可能的問題與可改進的空間。即評估者不再單單只是受評者的上司，在評核績效的過程中同時運用多元角度的評估者，包括自己、上司、部屬、同僚甚至是顧客。此種多元角度的評量方式，恰能反映出今日管理工作的多樣化與復雜性，因警察工作亦有其復雜性與多元性。

參、設計

一、 樣本說明

本研究是以臺北市警察局所屬十四個分局（中正、文山區各有二個分局，其它十個行政區各有一個分局）為研究對象，主要是基于臺北市乃國內最具代表性之都市之一，如果以其作為樣本，則研究結論便可提供臺北市及其它地區警政機關作為日后決策上的，具有指針之意義。另外，各警察分局皆以犯罪預防及控制做為終極目標，而各警察分局雖然所轄地區之人口及地區特性不盡相同，但其對于刑事偵防工作之資源投入及產出項目上均相當一致。

在樣本期間的選擇上，由于民國86年以前并未公布各分局警力之數字，故采有正式公布各分局警力資料的86至89年為樣本期間。研究之數據系來自86至89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主管分預算機關別歲出計劃匯計表，及臺北市警務統計年報等兩個來源。

重大刑案與一般刑案的定義是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函頒「刑案等級偵防權責區分表規定，重大刑案包括暴力犯罪案件、重大竊盜案件和汽車失竊案件；一般案件即普通刑案，也就是指重大刑案以外的案件。

二、 研究變量

由于本研究系探討警政機關為響應列報給警政機關之各種刑案需求中，為能偵破人民所列報之案件以符合人民之期望，警政機關所編列辦案之預算（其中當然包括了員警之人力需求），并經由市議會審議通過者是否能與人民之期望相符。當然，市議會系同時考慮多項相關因素所決定，其相關因素如前期之重大或一般刑案之報案數、前期之破案績效、政府之財政情況等。

歸納而言，本文之應變量有兩個，其一為每年市議會所核定各分局之刑事預算數，選擇刑事預算數之主要理由為此預算與各刑事案件之破案努力間具較明確之因果關系，此一變量亦是Todd and Ramanathan (1994)與王怡心(1995)所建議者。其二為員警人數，警力數量之大小，尤其是刑警人員之數量應與破案間之關聯性較強，然限于資料之可取得性，故此處僅以各分局之員警總人數代表之。

在人民對警局破案需求的因素中，本文亦沿用Todd and Ramanathan (1994)與王怡心(1995)之建議，采取重大刑案與一般刑案之前期報案數，做為人民破案需求的變量。此外，無論是警局在編列概算或議會在核定警局預算時，警局之破案績效亦通常被列為重要之參考因素，為排除此一因素之干擾，故此處將前期之辦案績效納為模式之控制變量，以吸收其對預算編列之效果，前期之辦案績效則以整體刑案之破案率為變量。

三、 估計模型

由于對臺北市各分局之研究期間長達四年，且有14個分局，具有多期間及多部門的列聯資料屬性(panel data)，故在分析模式的選擇上，系使用混合(pooling)數據處理模式進行計量分析。列聯資料雖可提供較多之樣本數、增加自由度和有關個別分局特征之資料，以及區別出屬于相同時間個別分局間之差異與不同時間分局內之差異，但卻經常存在未觀察到的各分局異質之特性，且這些無法觀察的特性將會到各分局預算編列之形成。在列聯資料分析的計量中，一般都是以固定(fixed)及隨機(random)效果模型來處理各部門未觀察到之特性效果(關于panel data 模型之討論，參見Hsiao et al.(1996)及楊志海等(1999)。因此研究中將并同測試共同(common)、固定(fixed)、及隨機(random)效果等三種不同之模式截距項假設，以了解各分局資料之特性。

在回歸系數符號之預期上，首先，由于各分局之刑事預算與員警人數之編列，主要系響應人民對破案之需求，故人民對一般及重大刑案之報案數愈多，其所擬編之刑事預算數愈多，警力之需求亦愈多，故預期前期一般及重大刑案之報案數與刑事預算之大小及員警數均為正向關系。影響各分局刑事預算之回歸估計模式如下所示：

(1)

(2)

其中：

Budget t：各分局每年之刑事預算數，

Felonyt-1：各分局前一年接獲重大刑事之報案數，

Misdem t-1：各分局前一年接獲一般刑事之報案數，

Fmct-1：各分局前一年整體刑案之破案率，

Police t：各分局每年之實際員警數(人)。

肆、實證結果

一、敘述統計量

如表1所示，臺北市各警察分局平均之每年刑事預算為$52，686，024，但其最大值及最小值的差距約達五倍之多，顯示出各分局間之規模差異不小。另由各分局之員警人數大小亦可獲得規模差異較大之現象，其最大值為509人，而最小值為167人，其差距亦達三倍之多。

相對而言，在刑案之報案數方面，一般刑案之報案數(2，398件)遠高于重大刑案之報案數(380件)，此亦相當符合一般之直覺。最后，在刑案的破獲率方面約有八成。

表1　敘述統計量（1997-2000）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udget 52，686，024 18，572，269 24，297，031 106，600，572

Police 315.63 92.29 167 509

Felony 380.160 197.6022 101 906

Misdem 2，398.625 1，578.817 498 6，724

FMC 0.79 0.30 0.49 1.71

Budget：各分局每年刑事警察業務預算(元)

Police：各分局每年之實際員警數(人)

Felony：重大刑案報案數(件)

Misdem：一般刑案報案數(件)

Fmc：刑案破獲率

為進一步了解各研究變量在年度間之變動情形，本研究將表1之匯總數據依不同年度之數值分別其年度別的敘述統計量列于表2之中。由表2可知，人民所列報之案件有逐年增加之趨勢，尤其一般刑事案件之增加率最高，如2000年約為重大刑事案件10倍之多，且各年之變異性亦相當大。為響應人民列報案件之增加，相對而言，無論是刑事預算或各分局員警之人數，在各年間均呈現相對穩定之情況，只有刑事預算數有較多之增加量，但2000比1999年增加許多預算，系因為編列一年半預算之故，并非響應人民報案數的急遽增加。由表2大概可略知，警政部門在響應人民之破案需求時，可能有潛在的力不從心之現象，尤其是針對一般的刑事案件而言更是如此。

表2　敘述統計量（1997-2000）：分年別

1997 1998 1999 2000

Budget 45，271，450(14，488，690) 47，266，071(14，800，883) 48，738，071(14，003，805) 69，468，505(20，573，724)

Police 314.14(93.31) 313.07(95.68) 317.43(96.29) 317.86(94.27)

Felony 362.571(186.5384) 436.2857(230.7598) 362(198.989) 359.7857(181.7311)

Misdem 1，591(909.0565) 1，437.429(800.5988) 3，125.143(1，609.976) 3，440.929(1，746.631)

Fmc 0.77(0.24) 0.77(0.25) 0.84(0.36) 0.77(0.36)

注：各變量之意義同于表1。

二、各刑案之報案數與預算響應關系之實證結果

本文之研究目的系為探討人民列報給各警政機關之刑事案件的破案需求，與各警政機關是否編列適當預算響應之關系，有關前期一般與重大刑案之報案數與當期刑事預算、實際員警人數間之回歸估計結果分別列示于表3及表4之中。由于樣本資料為12個分局，各分局均有4年之資料，故回歸系數的估計系采混合資料估計法進行。由表3可知，以北市各分局之刑事預算對代表人民期望警局破案需求之前一年接獲重大刑案之報案數(Felonyt-1)與一般刑案之報案數(Misdem t-1)進行回歸，并在各分局前一年整體刑案破案率之控制下，模式之解釋力除了共同效果模型外，其余固定效果及隨機效果模型均有91%以上之解釋能力，其中又以隨機效果的模型對資料的配適程度最高(91.6%)。再進一步觀察各估計模式之系數時，發現除了固定效果的前一年接獲重大刑案之報案數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外，其余各估計模型中的各自變量均為5%下顯著為正的解釋因素。綜合前二項之估計結果，可推論出臺北市所屬各分局在民國86至89年間，在籌編及核定各分局之刑事預算時，確有依據前一年接獲重大刑事之報案數與一般刑事之報案數加以研判，而且可預測性極高。換言之，警政機關有依人民之破案需求而以預算編列適切地加以響應。

表3　臺北市各警察分局刑事預算影響因素實證結果（1997-2000）

應變量：Budget n=42

共同效果 固定效果 隨機效果

截距 16.89874(0.0000) － 16.98149(0.0000)

Felonyt-1 0.000551(0.0006) 0.000240(0.4336) 0.000448(0.0159)

Misdem t-1 0.000185(0.0000) 0.000183(0.0000) 0.000189(0.0000)

Fmc t-1 0.349013(0.0003) 0.246377(0.0232) 0.284544(0.0117)

F value 57.8708(0.0000) 219.2056(0.0000)

0.8063 0.9115 0.9160

注：各變量之意義同于表1。Budget變量系取對數后之數值。

其次，進一步了解與各分局編制預算資源以響應社會破案需求中緊密相關另一重要被解釋變量－即各分局之員警總人數。此處系以各分局預算資源的重要組成項目，即各年度員警總人數，來探討其是否亦能響應人民的破案需求，其估計結果列于表4之中。由表4可知，其估計結果約類似于表3，但仍有若干相異之處，在模式之解釋能力上，共同效果模式之解釋能力較低， =67.62%，但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估計模型之解釋能力卻均高達99%以上。另外，所有自變量均為1%顯著水準下顯著為正的解釋變量，因此依此估計結果，亦可推論出臺北市所屬各分局在民國86至89年間，在編列各分局之實際員警總人數時，亦確有依據前一年接獲重大刑事之報案數與一般刑事之報案數加以研判，而且可預測性極高。換言之，警政機關有依人民之破案需求而以適當地實際員警總人數加以響應。

綜合前述之實證結果，我國首都各分局無論在編列各分局刑事預算，或布署員警人力時，整體而言，均有參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與一般刑事案件報案的社會需求加以共同擬定。此一實證證據亦支持我國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納稅錢時，并非全無不適合之處，至少在臺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表4　臺北市各警察分局警力影響因素實證結果（1997-2000）

應變量：Police n=42

共同效果 固定效果 隨機效果

截距 166.8969(0.0000) － 292.4093 (0.0000)

Felony t-1 0.264739(0.0000) 0.035755(0.0006) 0.049960(0.0045)

Misdem t-1 0.022807(0.0017) 0.001576(0.0103) 0.002134(0.0305)

F value 43.8160(0.0000) 28493.26(0.0000)

0.6762 0.9986 0.9975

注：各變量之意義同于表1。

伍、結論

在廿一世紀的社會中非營利部門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其中，尤以龐大的政府組織最受到實務與研究上之矚目。本文采與人民生活之安危息息相關的警政部門做為研究對象，探討其預算及警力布署是否能響應人民報案及破案之需求，以進一步了解非營利事業對社會資源的使用及對社會需求的滿足。

主要之研究結果為，我國首都各分局無論在編列各分局刑事預算，或布署員警人力時，整體而言，均有參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與一般刑事案件報案的社會需求加以擬定。此一實證證據亦支持我國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納稅錢時，并非全無不適合之處，至少在臺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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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社會學碩士論文范文

[關鍵字] 產業集聚 產業生命周期 產業衰退 產業升級

一、產業集聚理論綜述

1.國外產業集聚理論綜述

經濟學家、管理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都對產業集群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代表理論有: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波特的鉆石理論、經濟社會學的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理論。

2.國內學者對產業集群、企業群、產業區等概念的紛爭

目前圍繞著集群內企業間是否形成網絡，企業在地域上是否集中，集聚形成是自發的還是政策性的，有學者認為產業集群、企業群與產業區等概念應區別對待；也有學者認為這些概念指的是同一事物。

筆者認為在中國特色的環境下，產生產業集聚的原因和形式多種多樣，但當我們對微觀主體企業進行研究時，則這些概念都可以作為外部環境，并且可以不予區分。

二、關于產業聚集劃分階段和產業衰退理論的研究

Tichy G借鑒佛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將集群生命周期劃分成誕生階段、成長階段、成熟階段、衰退階段(Tichy G，1998)。

在集群從產生、成長、成熟到衰亡的過程中，面臨著結構風險和周期風險，對集群競爭力和區域經濟的穩定和發展產生巨大影響，針對不同階段集群特征進行相關政策引導，可以使集群更加健康、持續的發展，并在集群衰退期實現產業升級，并進而避免對地方經濟產生沖擊，產生正的外部效應。

結合產業升級理論與集群生命周期理論，本文認為集群的良性發展應該如下圖所示:

三、由已有研究得到的啟示

1.集群建模中對企業的戰略選擇分析較少

傳統的對企業集群形成機制的研究強調了地區環境的力量，忽視了經濟個體戰略在區域經濟中的重要角色。企業在企業集群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與地區的經濟環境，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政府政策相互作用后作出的戰略選擇，不僅促進集群形成也決定了集群的質量和發展。因此有必要分析企業在不同集聚環境下所做出的戰略選擇。

2.對產業集群階段劃分應增加定量分析

產業聚集已經有了豐富的理論研究成果和實證研究成果,但是對于產業聚集階段的劃分，只有產業聚集生命周期理論有所提及,并且只有定性分析,所以產業聚集的四個階段如何從量變積累成質變進而形成一個階段的轉折,仍沒有清晰的指標可供參考。

清華大學的黃濤博士采用調查問卷的方式，從企業微觀主體主觀的角度對四個階段進行了聚類分析，但其由于衰退階段樣本數量不足沒有涉及產業衰退階段，樣本不足可能是由于以下兩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樣本涵蓋范圍有限,二是企業對產業衰退的主觀辨別力有限,企業雖然處于衰退階段,但由于有限理性，還不清楚客觀情況,所以仍留在集群中。因為任何一個企業都不愿意進入一個衰退階段的集群，或者去留下拼爭一個衰退階段的集群所擁有的資源。所以這種根據主觀問卷判斷集群階段的方法顯然不夠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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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 怡:中國信息產業集群發展研究[D].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

第5篇：社會學碩士論文范文

不難看出，男權中心文化直接作用于男女兩性之間，規定男性必須作為強者去支配資源(包括女性)，而女性只能是被動的接受。它不僅是女性遭受歧視的文化根基，更使男性背負著“女性被歧視的罪魁禍首”的罪名，它讓男性再商場上強悍卻在消費權力面前時沉默。因此，男性也同樣是男權中心文化的受害者。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是孩子.

男人在一起談女人，女人在一起談衣飾.

男人掙錢給女人花，女人掙錢給自己花.

男人看女人愛回頭，女人看男人愛低頭.

男人把錢花在嘴上，女人把錢花在臉上。

男人有淚不輕彈，女人無淚也嗦響。

男人身上煙味大，女人身上香味濃。

男人不愿談收入，女人討厭問年齡.

男人關心自己的身高，女人關心自己的體重。

男人靠拳頭征服女人，女人靠眼淚征服男人。

男人在戀愛時最勤快，女人在戀愛時最溫柔。

男人圈里的女孩是公主，女人圈里的男孩是奴仆。

男人把面子看得最重要，女人把名氣看得最重要。

男人有四怕:一怕個人的表現有悖于別人的期望與要求;二怕遭受異性

的拒絕;三怕失去鎮定沉著的自制力;四怕失去自我.

女人有四憂:一憂貧寒;二憂衰老;三憂生病;四憂喪失社會認可。

這篇發表在網易udy頻道上的網文《男女有別》以詼諧的調侃闡釋了男女兩性之間存在的差異，更隱含了社會對男女兩性不同的角色期待，男性注定要是強者，“當你一來到這世界時，甚至你還不知道自己是誰，但是這個世界卻已經給了你一個位置與期望。因此你就必須終此一生按照這個被給予的期望來扮演你的角色。你究竟是誰?這世界到底有些什么?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符合社會文化對你的期望。”

“社會性別”這一概念，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被普遍使用，最初是指“社會對兩性及兩性關系的期待、要求和評價”。’”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概念的外延有了很大發展，己經從碩士論文起先的兩性擴展到包括同性戀等多種“性別”類型，并且逐漸地普及開來，于是在影視、雜志等大眾媒體上屢見不鮮。然而仔細研讀，卻發現冠之以“社會性別”的圖書或學刊大多是在談論女性，男性成為被人們忽視的群體，究其原日’萬是與傳統的性別期待有關聯。

性別角色期待，是指社會文化將人群以性別為劃分標準進行劃分，對不同人群給予不同的角色扮演預期。這樣的預期在個人成長接受文化濡化的過程種被內化到個人的心理層面，個人努力通過自身塑造以符合社會的預期，社會也依照這一預期對個人作出評判。“”由于性別角色期待已經深入到心理的層面，因此，通過對性別角色期待的分析，可以發現社會文化對性別規范的實質。兩性之間的性別期待無非是希望男性更強悍，大丈夫應該“齊家、治國、平天下”，女性更柔弱，最好可以“三從四德”，是個賢內助。雖然近年來，關于兩性之間的性別期待有所轉變，但是傳統的因素仍然存在并制約著男女兩性之間的平衡發展。性別期待反映在廣告里，于是出現了性別刻板印象，無論是賢惠溫柔的女主婦還是事業蒸蒸日上的成功男士都成了性別期待的載體;廣告中大量女性形象地使用無非是加大力度展示了中國傳統女性的道德美，同時也順應了人們心中先入為主的性別期待，下面一組調查數據更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2004年首屆亞洲女性論壇在新浪網上發出了《當代中國性別期待調查》，并由北京大學中外婦女問題研究中心對問卷協助分析并作出調查報告。問卷設計了性別形象期待、性別氣質期待、性別角色期待、性別職業期待四類問題。”

第6篇：社會學碩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高級英語 融洽 深廣

一、建立和諧師生關系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親其師，信其道”。當教師收到學生的短信：“老師：真的非常感謝您，感謝您幾年來對我的關懷和照顧。您是我在大學里面遇到的最好的、最有學識、最具師德的老師。”作為教師的喜悅是可想而知的。教師應有的優良品質“仁愛、禮貌、合作、維護雙方面子、愉快、跨文化意識、容忍并尊重文化差異（汪，碩士論文，2008）”可有效促進師生間和諧關系，奠定良好感情基礎。高級英語的教學是心靈的教育，其“教書育人”的雙重性更加明顯；若不啟發學生心靈，則難掌握課程真諦。

二、教師精心鉆研教材

教師要徹底掌握教材的神髓：弄清每個考點；每個詞都能用英語解釋并舉例（注：舉例要有依據，不可隨便自己編寫句子，讓學生記）；對每個句子都能用英語從語法、修辭、文體等、以及語境等多方面進行細致的斟酌；教師輕松駕馭課堂，高屋建瓴，授人以漁，語言知識運用自如，與學生良性互動，使教學效果事半功倍。

三、公平對待學生

教師對學生多提問，學生的被提問次數差距不超過10%；不歧視差生，而是給予更過關照；利用“鼓勵”法寶，發現學生閃光點及時表揚，學生在一種“感覺良好”的氛圍中輕松愉快地學習，減輕學習壓力；必要時還需巧妙“鞭策”，降低學生“自負”“懶散”情緒。

四、加重教師，減輕學生

一般情況下，教師不把作業放在課下。作業全部在課堂上完成；課堂上10分鐘的測試題，教師課下可能用兩節課批改完。教師這種“勇挑重擔”甚至“忍辱負重”的精神會在一定程度上打動學生；學生對教師的敬意油然而生，其學習決心也會倍增。

五、融多種學養于一科

1.學科之間的關系：讓學生知道所有學科都重要，比如第二外語、英美文學等； 使所有學科形成良性互補，互相促進，從不同角度提高學生專業知識、培養專業能力；提高學生專業素養。

2.若有可能，可雙外語教學。筆者在教高級英語時，能用日語強調的知識，都可以用日語強化一遍，因為學生也在學習日語；既調節講解的單調性又激發學生多方位思考，從而更好地掌握所教語言知識，達到語言間的融會貫通。

3.處理好所教課本知識與相關背景知識及西方人思維方式的關系，加深對專業知識的鞏固與提高。高級英語課程關系到語言學的知識，心理學的，社會學的，文學的等等都適度地進行深化和擴展。關注“全人”教育，增強教育性。下面僅舉二例：

例一：課文中涉及到《圣經》典故等，比如，比如上冊第九課提到了“摩西十誡”；教師有必要講解“摩西十誡”的具體內容（英文原版）；《圣經》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淵源之一，更是英語專業重要的文化背景知識，而“摩西十誡”正是《圣經》的精髓。另外，教師在系統細致講解課文基礎上，可啟發學生進入深度思維：引申題目“The Trouble with Computer”讓學生開展討論，既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又具有現實意義。

例二：上冊第十五課有一句“We do not need a Freudian to tell us that this disharmony is often of sexual nature.”，教師若不把“Freudian”基本觀點講清楚，學生即使能夠準確翻譯，對該句的實際思想內涵的理解還是一頭霧水。這種情況下，教師就有必要補充一句：“In a Freudian view， libido （sexual desire）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all human behaviors”。

六、結論

高級階段的語言教學是通過語言掌握各方面文化知識并培養語言能力；而文化就像冰浩瀚海洋中的冰山，大部分藏在水下。高級英語之“高”與“精”重在課文的“細致”（對語言的探討分析至“小而無內”；比如，對單詞必要的詞素與詞源分析等）和“博”（對某語言現象的探究之高度達到“大而無外”）。對課文的講解從多角度去闡釋：從課文文本中挖掘“語義學、語用、修辭、語法、句法、文體、詞匯、美學、心理等不同領域的“黃金”。

參考文獻：

[1]王家湘.《高級英語》上冊[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第7篇：社會學碩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 蔗糖產業；發展歷史；背景；影響；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 S56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4）05-0317-04

Research Summary of Sucrose Industry Development

LI Zi-wei 1 LI Yong-qin 2 YANG Xin-kai 3

（1 Dehong Prefectur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in Yunnan Province，Mangshi Yunnan 678400； 2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3 Dehong Prefecture Forestry Bureau）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ucrose industry related literature，research contents of scholars were summarized.The history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sucrose industry and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irection were summarized，the influence of weather on sucrose indust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were analyzed，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ucrose industry were also put forward.

Key words sucrose industry；development history；background；influence；problems；countermeasures

據李楊瑞主編的《現代甘蔗學》[1]一書中可知，我國甘蔗栽培在漢代以前就已經推廣至今湖南、湖北地區，說明我國蔗糖產業的發展歷史悠久。國內各行各業的學者通過不同的研究方法、內容對蔗糖產業進行了不同研究。通過閱讀有關蔗糖產業的文獻，依據學者們的研究內容，對蔗糖產業發展的歷史、蔗糖產業發展的理論背景、新技術發展方向、天氣對蔗糖產業的影響、發展產業鏈的問題和蔗糖產業發展中的問題及對策進行綜述。

1 蔗糖產業發展的歷史

厲益在其碩士論文《1602―174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蔗糖貿易研究》[2]一文中探討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蔗糖貿易興起的原因、經營的蔗糖種類、蔗糖貿易的方式和利潤及蔗糖貿易對荷蘭、荷蘭東印度公司、臺灣、巴達維亞和歐洲及亞洲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周正慶在其發表的文章《明清時期我國蔗糖外銷的流向》[3]中，研究明末開始我國蔗糖產業對世界糖業市場的作用，分析表明我國從明末開始蔗糖業已經成為世界糖業市場上的一個重要支柱；同時周正慶又在其發表的文章《16世紀中至17世紀初我國蔗糖業生產技術的發展及其影響》[4]中表明：明嘉靖年間白糖的發明給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民眾的社會生活帶來了較為深遠的影響；林詩維在《近代西爪哇華人蔗糖業探源――兼論福建蔗糖業對巴達維亞蔗糖業的影響》[5]一文中，研究表明在17―18世紀，大量具有蔗糖業經驗的福建人移居西爪哇地區為當地帶來了甘蔗的種植技術和優良品種，而且帶來了傳統的制糖方法；李啟斌、李啟明在《云南蔗糖產業組織變遷的經濟學分析》[6]中回顧變遷的路徑、歸納變遷的特點與影響因素之后，運用產業組織理論、SCP范式與博弈分析的方法對云南蔗糖產業組織變遷進行了深入的解釋、檢驗與分析；唐咸明在其文章《近代兩廣蔗糖業和城鎮經濟網絡互動探析》[7]中表明由于歷史和地域的關系，廣東的蔗糖業和城鎮經濟網絡都比廣西發達，并且形成了對廣西的強力輻射作用；美國科學家EGGLESTON G，LEGENDRE B，TEW T [8]研究不同品種在同樣的凍害處理下，對其加工指標的變化研究。

2 蔗糖產業發展的理論背景

鄧軍、蔡曉琳、付思明等在《中國蔗糖產業布局及發展對策》[9]一文中系統的介紹了我國蔗糖產業通過調整結構，優化布局，形成了桂中南、滇西南、粵西瓊北的優勢區域，促進了蔗糖產業快速發展；郭祀遠、蔡妙顏在其發表的文章《蔗糖的地位不可取代――論食糖與化學合成甜味劑的消費特性》[10]中分析我國甜味劑的消費現狀，并指出蔗糖在我國甜味劑中的地位不可取代；盧慶南、梁賢、陸宇明等共同發表的文章《論廣西蔗糖產業經濟及其發展戰略》[11]一文從經濟學角度提出了蔗糖產業經濟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張華在其博士論文《我國蔗糖業競爭力分析和可持續發展研究》[12]中認為中國加入WTO以后對中國的蔗糖產業發展帶來了機遇同時也帶來了挑戰，是一把雙刃劍，同時認為國內主張“國際糖價低迷時，可以用進口蔗糖來代替國內蔗糖生產”的觀點是錯誤的。分析表明糖精的存在對我國蔗糖產業的發展存在很大的障礙，提出了需要通過宏觀控制糖精的生產，促進我國蔗糖產業持續健康的發展；朱鑫榕、王亞星發表的《蔗糖國際貿易價格對中國甘蔗產業的影響研究》[13]一文中，通過分析國內與國際蔗糖價格的變化，進一步探討了蔗糖價格扭曲的現狀與原因；任春峰在《廣西蔗糖產業組織化發展模式分析》[14]一文中對現存的幾種蔗糖產業組織模式進行了探討研究；朱朝枝、陳如凱、張 華等共同發表的文章《中國蔗糖產業政策構建的基本內容》[15]中利用我國蔗糖產業的相關背景進行分析，提出了中國蔗糖產業政策構建的總體思路和基本內容；梁戈夫、劉炫、楊 亢等發表的文章《蔗糖產業價值鏈分析及創新價值導向研究》[16]中引入了價值鏈的分析方法，并對蔗糖產業進行了分析；韋異、粟暉、張英等在《蔗糖的衍生化加工》[17]一文中綜合論述了蔗糖的衍生化加工的歷史和今后的發展方向，同時重點指出以蔗糖為原料的工業產品以及高甜度、低熱量的甜味劑是今后的研究開發方向；凌伶在其發表的文章《崇左市蔗糖生產存在的問題和解決對策》[18]中對崇左市蔗糖產業發展現狀進行研究分析；蔣健行在其發表的《蔗糖業對廣西經濟促進作用及發展對策研究》[19]一文中運用經濟學原理分析廣西蔗糖業的現狀，探討蔗糖業對廣西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李必慶在《廣西蔗糖產業發展的哲學思考》[20]一文中，運用哲學觀點依據廣西蔗糖產業的發展具體情況，論述蔗糖業在推動廣西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及蔗糖產業發展的辨證思考，提出加快廣西蔗糖產業科學發展的一些建議；郭祀遠、李琳、蔡妙顏等在《蔗糖的使用特性與糖業的發展》[21]中重點分析了世界蔗糖的產銷現狀和我國制糖工業的發展前景；南非學者ZHOU M對傳統的甘蔗育種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并對新的育種方法進行了設想[22]。

3 新技術發展方向

賈冰在其碩士論文《廣西蔗糖業技術創新中專利戰略研究》[23]認為廣西開展蔗糖業技術創新中的專利戰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樣邱永健在他的碩士論文《廣西支柱產業技術創新問題與對策――廣西蔗糖業技術創新分析》[24]中，從技術創新的角度出發側重研究廣西蔗糖業振興之路；秦菊霞在其碩士論文《蔗糖及甘蔗糖蜜發酵生產L-乳酸的研究》[25]中對現有菌株進行紫外誘變，選育出適合蔗糖和甘蔗糖蜜發酵生產L-乳酸的菌株；保國裕、藍艷華共同發表的文章《甘蔗的生物煉制―蔗糖業生物工程的新技術和新產品》[26]中從提高甘蔗資源生產高附加值產品和治理糖廠廢液、廢氣資源化利用、減少污染出發，介紹生物工程的新技術可生產的產品如蔗多酚、活性蛋白肽、β-葡聚糖、右旋糖苷等并介紹酒精蒸餾廢液培養固氮菌及低壓回收CO2的利用；藍艷華、保國裕又共同在發表的文章《蔗糖產品多樣化探討》[27]中介紹近幾年國內外蔗糖品種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探討適合我國開發生產的蔗糖新品種，實現蔗糖產品多樣化，以滿足國內食糖消費需求；保國裕在其《蔗糖生產甘露醇等若干水解氫化產品》[28]一文中介紹如何利用蔗糖生產甘露醇等若干水解氫化產品；李恬、周星、徐 進等在共同發表的文章《以蔗糖為底物雙酶法合成直鏈糊精》[29]中介紹了如何選用蔗糖磷酸化酶和葡聚糖磷酸化酶合成直鏈糊精，并對工藝條件進行優化；倪軍明、李軍平發表的文章《蔗糖深加工技術研究進展與發展前景》[30]重點闡述了目前蔗糖工業存在的問題，介紹了近幾年來蔗糖深加工的新技術、新方法，闡明了蔗糖深加工技術的發展方向與前景；米慧芝、楊登峰、關 妮等在發表的文章《高濃度蔗糖酒精發酵的初步研究》[31]中，重點介紹了我國對于研究高濃度蔗糖酒精發酵的歷程；許樹寧、方鋒學、唐仕云在文章《同施肥量對甘蔗產量和蔗糖分的影響》[32]中介紹了不同施肥量對蔗糖分的影響；邱華、齊暑、華勁在文章《蔗糖酯的合成研究進展》[33]中綜述了蔗糖酯的合成方法及工藝的研究進展，還對蔗糖酯粗品的純化工藝進行了介紹；齊兵建在《蔗糖酯的生產與應用進展》[34]一文中對蔗糖酯國內外的生產現狀及其在工業上的應用進行了綜述；范家恒、吳文劍、周文英在《蔗糖制果糖及葡萄糖的工藝探索》[35]一文中介紹了蔗糖酶水解蔗糖制造果糖及葡萄糖的方法；覃家法、黃寶中在《金融危機下的廣西蔗糖業發展狀況及對策探討》[36]一文中提出面對當前經濟形勢，建議促進產品和產業結構升級、擴大產業鏈、加快資金鏈建設、發展現代物流供應鏈和加強人才隊伍建設等對策以加速廣西蔗糖業的發展；意大利科學家ARATO E，BOSIO B，PAOLO C，et al[37]通過多年研究電化學器，開發了蔗渣反應裝置MCFC用于發電；我國臺灣學者利用低溫轉化技術（LTC）[38]可用濾泥等副產品生產油、活氣碳和不凝氣。

4 天氣對蔗糖產業的影響

譚宗琨、歐釗榮、何燕在《廣西蔗糖發展主要氣象災害分析及蔗糖產業優化布局的研究》[39]中分析制約廣西蔗糖發展的主要氣象災害的時空分布規律；譚宗琨、何燕、黃中艷共同在《云南氣候對甘蔗產量和蔗糖分的影響分析》[40]中分析云南各地甘蔗產量、榨季糖分含量與溫度、降雨、日照等氣侯要素的關系。何燕、譚宗琨、丁美花在《制約廣西甘蔗產量及蔗糖分含量的關鍵氣象條件研究》[41]一文中研究廣西各地甘蔗產量、榨季糖分含量與溫度、降雨、日照、相對濕度等氣象要素的關系；何鵬、吳初梅、符永興等在《欽州市蔗糖生產與氣象條件關系的初步分析》[42]中對廣西欽州市多年原料蔗產量、榨季糖分含量與氣象條件關系進行相關分析；何燕、譚宗琨、丁美花等在《2008年罕見低溫凍害對廣西甘蔗及蔗糖業的影響》[43]一文中分析2008年廣西出現罕見低溫凍害天氣的特征、成因及其對廣西甘蔗及蔗糖生產造成的具體影響；譚宗琨、歐釗榮、何燕在《全球蔗糖主產國甘蔗產量與氣象條件關系的初步研究》[44]的研究為國內開展全球蔗糖產量監測預測服務奠定理論基礎；符合、吳全衍、譚宗琨在《蔗糖生產最佳榨期和高糖期的預報》[45]中比較系統地研究了蔗糖生產最佳榨期和高糖期預報的理論依據和預報方法；澳大利亞學者INMAN-BAMBER N G，LAKSHMANAN P，PARK S[46]研究了不同的水環境下甘蔗的性狀。

5 產業鏈的發展情況

林濤、梁賢、劉德源等在《廣西節約循環型蔗糖業產業發展研究》[47]中析了廣西發展節約循環型蔗糖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楊懷珍、董歡歡、熊煒在《蔗糖業供應鏈風險因素的識別與評價》[48]中根據蔗糖業供應鏈的特點，提出了影響蔗糖業供應鏈的風險因素；任廷凱在其碩士論文《蔗糖工廠的發展現狀與設計研究》[49]中研究如何創造適應我國南方新時期新形勢下的現代蔗糖工廠；秀英在文章《泛北部灣蔗糖產業產銷聯盟建構探析：廣西視角》[50]中提到可實現廣西與泛北國家甘蔗產業可持續健康發展和良性循環，融入世界蔗糖業市場，提高區域蔗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陳耀豐在《湛江地區蔗糖產業發展現狀與趨勢》[51]一文中提出湛江蔗糖產業需要整合聚集甘蔗資源，延長甘蔗產業鏈，釋放農業金融特別是農業貸款的作用；屈志光、陳光炬、王秋躍在《綠色產業鏈視角下的蔗糖產業發展探析》[52]中提出構建甘蔗制糖綠色產業鏈的建議；黃可人、王華在《基于產業鏈整合的廣西蔗糖產業發展研究》[53]一文中提出通過產業鏈中的主導企業引領產業鏈條有效整合來提升蔗糖產業的綜合實力和產業競爭力，推動蔗糖產業的持續快速發展；倪軍明、李軍平在《蔗糖深加工技術研究進展與發展前景》[54]中介紹了近幾年來蔗糖深加工的新技術、新方法，闡明蔗糖深加工技術的發展方向與前景；劉極健在《蔗糖的深加工》[55]中介紹了幾種蔗糖深加工產品的生產方法及用途；倪軍明、李軍平在《蔗糖深加工技術研究進展與發展前景》[56]中介紹了近年來蔗糖深加工的新技術、新方法，闡明了蔗糖深加工技術的發展方向與前景。

6 蔗糖產業發展中的問題及對策

魯強在《臨滄市蔗糖業發展研究》[57]中寫到臨滄市蔗糖業的內外部環境日趨嚴峻；李楊瑞、毛昌祥、唐其展在《“2008―2009亞洲國家蔗糖產量降低的原因及應對措施”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58]中探討了全球、特別是亞洲蔗糖產量降低的原因；薛亮、聶新鵬、王晉臣在《規模化發展―廣西蔗糖業生產的必由之路》[59]中提到廣西蔗糖業要發展規模化存在的問題；萬崇興、韋日成、萬語在《崇左市蔗糖產業“4331”發展戰略研究》[60]中系統研究了廣西崇左市糖業的現狀和問題，提出了發展思路和對策；粟增富、楊樺、梁海珍在《廣西蔗糖產業集群效應分析》[61]一文中審視廣西蔗糖產業大而不強的原因；李海明、吳松海、林一心在《淺析甘蔗蔗糖分下降的原因》[62]中簡述了蔗糖分下降的原因；江永、沈力、胡朝暉等在《廣東原料甘蔗質量管理的問題及對策》[63]指出了廣東原料甘蔗質量管理存在的問題；任春峰在《制約廣西蔗糖產業發展的瓶頸分析》[64]中從技術、市場和政策3個層面分析了制約廣西蔗糖產業發展的瓶頸；非洲學者RCRONJ？ C P，MTYMON A，JONES P，et al一直對導致甘蔗大面積黃葉的病原體進行分析[65]。張躍彬在《中國蔗糖產業化發展現狀與分析》[66]一文中，提出我國蔗糖產業化發展要重點建立健全5個機制；李楊瑞在《對加入WTO后廣西蔗糖業發展的幾點意見》[67]中討論了要對優勢蔗糖產區給予重點扶持；鄧軍、張躍彬在文章《云南省蔗糖產業布局現狀與分析》[68]中提出了云南省蔗糖產業布局的保障措施；賀貴柏在《廣西蔗糖產業循環經濟發展的現狀》[69]中系統地提出了廣西蔗糖產業循環經濟發展的6項對策措施；陸耀邦、梁自力在文章《對發展廣西蔗糖業的一點思考》[70]中提出要建立蔗糖業風險預測機制、調減甘蔗面積、延長制糖企業產業鏈等6點建議；農日東、林素娟在《做強做優廣西蔗糖業的主要思路及保障措施》[71]對如何做大做強廣西蔗糖業提出了對策；張逸庭、楊逢樂、楊 馗等在《蔗糖廠“三廢”資源化治理工程實踐》[72]中建議將污染物全部轉化為可就地使用的微生物肥。

7 結語

在了解以上學者對國內外蔗糖產業研究的基礎上，綜合運用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理論分析研究蔗糖產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一步分析這些問題所發生的原因，同時可以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議。

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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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社會學碩士論文范文

摘 要 本文通過對河南省高校高水平籃球隊教練員的現狀進行調查與研究，得出以下結論：球隊教練員的職業運動員經歷的人數偏少，學歷和職稱比較高，職稱和薪酬沒有同籃球比賽的成績掛鉤，影響了教練員的指揮積極性。通過對河南省高校籃球隊教練員的工作現狀，希望對國內高校的籃球隊的教練員工作提供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 高校 籃球隊 教練員 工作現狀

目前，關于我國高校教練員工作現狀的研究相對少見，主要是從更加廣泛的視角去論述職業球隊教練員的現狀。通過分析對當前河南省高校教練員的一些問卷調查，指出其中所存在的問題，為河南省高校的籃球教練員以后的工作指導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文主要依據河南省四所高水平籃球運動隊的情況，進行調研。共對8名教練員和24名運動員進行問卷調查。

（二）研究方法

1.文獻資料法。通過中國知網、中國龍源期刊網、河南大學圖書館等途徑進行對目前河南省高校籃球教練員工作現狀的文獻資料進行搜集。

2.問卷調查法。通過對河南省四所高水平籃球運動隊的高校8名教練員和24名運動員進行問卷調查。發放了問卷調查共32份，其中回收的問卷一共32份，有效問卷31份，回收率達到97%，有效率為100%

3.數理統計法。對搜集到文獻資料和問卷調查的相關數據，進行整理和分析，按照有關統計學的相關原理進行處理，通過社會學統計軟件和計算機多媒體技術進行數據的統計整理。

二、結果與分析

教練員對高校籃球運動員進行指導，在平時的工作中和運動員亦師亦友。因此，對隊員的基本情況了如指掌，也承擔著球隊的組織、人才的引進、比賽的成績、球隊的規劃、球員的心理調節等方面的責任。因此，高校籃球運動隊的教練員作為高校籃球隊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在隊中的作用意義重大。

（一）教練員的運動及執教經歷

通過對河南省四所高校教練員的運動生涯和執教經歷的研究和分析，發現只有鄭州大學西亞斯國際學院和河南大學曾經聘請了職業運動員作為球隊的教練員。除此之外，其他兩所高校鄭州大學和河南理工大學的高校籃球隊的教練員是由本校的體育老師擔任。一般而言，職業運動員往往有著豐富的比賽經驗，敏銳的洞察力，非凡的觀察力，對籃球運動的競技比賽過程的理解更為深刻，在激烈的籃球比賽過程中出現的任何狀況都會被他們觀察到。作為職業籃球運動員經歷的他們，對籃球比賽的有著本能的反應，因此訓練的效果也比較好。現在，河南省高校籃球教練員隊伍缺乏高水準的職業籃球運動經歷，執教經歷也相對匱乏，對于河南省高校教練員的執教水平的提高是不利的（見表1）。

（二）高校教練員學歷以及職稱結構

具有高學歷和高職稱的高校教練員，其在平常的訓練和比賽以及球隊的建設上所起到的作用往往就會越大。根據對河南省四所高校籃球隊的調查結果（見表2），從中不難發現，河南省高校目前籃球隊的教練員學歷水平較高，碩士學位達到了5人，其次是學士學位，有2人，博士學位有1人；從教練員的職稱來看，有5位獲得副教授以上職稱，中職2名，助教1名。通過統計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到當前高校籃球隊的教練員的學歷和職稱比較高，具備較強的專業能力。

（三）教練員的薪酬狀況

現在河南省高校籃球隊的管理體制不完善，績效考核不合理，沒有根據成績的好壞去對教練員的薪酬和獎勵進行發放。這樣的結果就造成了目前高校教練員的工作積極性不高。現在教練員的薪酬主要是通過日常的訓練課時去獲得的，因此成績的好壞、訓練質量的優劣并不影響教練員的薪酬待遇。

三、小結

我國現階段高校籃球教練員學歷和職稱比較高，碩士居多。沒有專業運動員經歷，與有過專業運動員經歷的教練相比，執教理念、訓練方法等的表現也不盡相同。教練員的薪酬待遇和職稱評定不隨著比賽成績而變化，只是單一的套用教師標準，因此在以后的管理體制改革中需要進一步的進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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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社會學碩士論文范文

關鍵詞：圖書分編 CPI數據 利弊

分類編目是一項技術性十分強的工作，隨著教育及市場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新書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當中，圖書分編工作人員的壓力越來越大。CPI數據的出現及應用，有效地提高了圖書分編工作人員的工作效率，解決了傳統分編工作中的一些難題。CPI數據，也就是在版編目是指在圖書的編輯過程中，由圖書館或其他部門根據相應出版機構的出版物校樣進行編目，然后出版社將編目信息印刷在相應的圖書上，進而使其可以同時為圖書館、出版機構、文獻發行部門等利用。

一、CPI數據在分類標引中的問題及相應的解決措施

（一）對于完整和正確的CPI數據完全利用

在進行分類標引的工作的時候常常會遇到一些疑難圖書，所以很不容易確定分類號。這個時候就可以參考CPI數據中的分類號，然后與《中圖法》相對照，如果和圖書的學科內容符合，工作人員就可以確定CPI數據中的分類號是正確的，完全可以采用。這樣就可以有效節約時間，避免重復勞動，提供工作效率。例如：《因素分析法》，（日）芝佑順著；曹亦薇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工作人員在對這類書籍進行分編的時候，如果光看書名，就很容易將其歸入到數學類的圖書0類中，可是CPI數據的分類號卻是B841.7（心理測驗），這時候就要翻看一下該書的內容，通過翻閱可以知道這是一本心理學書籍，所以工作人員就可以認定CPI數據中的分類號是準確的。

（二）拋棄完全錯誤的類號，重新確定書籍的類目和類號

有時候CPI數據會將書籍的大類分錯，例如《MBA畢業論文精選》。袁鴻鳴等著，北京對外貿易大學出版社。CPI中的分類號是G642.477(畢業論文與畢業設計)，可是分類法對這個分類號的解釋卻是“單篇論文及單科論文匯編入有關各類”。分析書的內容，這是一本工商管理碩士論文集，內容涉及到工商管理的各個方面，而且是有關經濟管理方面的，所以正確的分類號應該是F2-533（經濟計劃與管理，再復分論文集）。

（三）糾正類目有誤的CPI并歸入正確的類目中去

這種CPI數據的錯誤主要是指那些大類正確，但細分時出現了失誤的數據。例如：《學林碎影：當代著名學者自述》，CPI中的分類號是K825.81（歷史人物傳）。可是該書中收錄的學者自述有周作人、馮友蘭、等人，包括教育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文學家等等，不光是歷史學家，所以這個分類號是錯誤的，正確的分類號是K825.1（哲學、社會科學任務傳）；《新興市場》，李元旭著.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該書的CPI中的分類號是F12（中國經濟），但是這本書是對韓國、印度、中國、巴西等國家的經濟，按照國別進行了歷史、現狀、發展軌跡和反戰前景的論述，是一本研究世界經濟的書籍，所以它的分類號應該是F11（世界經濟）。

（四）充分確定圖書的上下位類

對圖書的分類必須恰當、準確，如果一本書在《中圖法》中有相應的類目，那么不光要分到上位類，因為只有準確的分類才能充分揭示一本書的內容，從而有利于讀者進行檢索。如：《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一書，CPI中給出的分類號是X43。可是《中圖法》中的相關規定表示，可以按照世界地區表進行復分，所以可以把這本書分到中國，準確的類號應該是X432。《西方藝術史》，CPI只分到了J11（世界藝術），但是從書名我們可以知道它是研究世界藝術歷史的，因而可以將其分入到下位類，也就是分類號可以是J110.9（世界藝術史）。

（五）如果《中圖法》中沒有相應的類號，要認真確定相應圖書的類號

《紅樓夢：愛的寓言》，CPI數據中的分類號是I207.11，可是準確的分類號應為I207.411。《境外心理學》，俞國良編。CPI數據中的分類號是B845.8，但正確的分類號卻是B845.6.以上例子可以說明，CPI數據提供的分類號，可能《中圖法》中根本沒有，產生這種狀況的因素有很多，如分類人員的筆誤、印刷錯誤、出版社的疏忽等等，所以相關的人員一定要認真仔細的確定分類號，在最大范圍內保證分類號的準確無誤。

二、CPI數據在相關的著錄項目中的問題和解決措施

（一）CPI數據不能提供準確的題名和責任者

讀者在進行圖書檢索的時候，主要錄入的就是題名和責任者，如果著錄出現錯誤，那么讀者就不可能找到相應的圖書，從而影響相應圖書的利用率。CPI數據經常會出現一些題名、責任者著錄的錯寫、顛倒順序和遺漏的問題。例如漏著書名頁上的副題名：《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后的政治情感抉擇》，在CPI數據中的著錄就是：中國可以說不/寧強等編，遺漏了副書名。著錄責任人的時候，可能出現只著錄兩個責任人中的一個；將第二責任人著錄為第一責任人，遺漏第一責任者，例如《WTO與中國法律的沖突與規避》，CPI著錄的是：WTO與中國法律的沖突與規避/馬特等著，但是書名頁上的信息卻是馬文華主編，馬特等編著，所以準確的著錄應為：WTO與中國法律的沖突與規避/馬文華主編；馬特等編著。我國的著錄規則為：題名和責任者著錄要以書名頁為準，如果有兩個責任者就要照錄，如果是三個以上，就要在第一個責任者的后面加等。所以相關人員一定要準確地把握圖書的相關信息，從而進行規范的著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