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儲備管理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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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匯儲備管理范文
論文文摘要：近幾年，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快速增長，目前穩居世界第一位。巨額的外匯儲備應該怎樣管理呢?本文詳細介紹了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模式以及存在的問題。整理和分析了一些國家外匯儲備管理的成功經驗，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探討了國際外匯儲備管理對我國的啟示，提出相關建議。
一、我國外匯儲備現狀
自從1994年我國實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大量盈余，外匯儲備高速增長。如下圖所示，1994－1997年，外匯儲備增長較快，平均每年增長約297億美元。1998－2000年收到東南亞危機的影響，增長放緩。2001年至今，外匯儲備進入高速增長階段。直至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已達到8536.72億美元，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到2007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15282.49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一位。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中國外匯儲備增長如此迅速呢?國際收支的雙順差是中國外匯儲備增加的直接原因。自1994年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除了1998年資本和金融項目差額為負值以外，其它年份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連年順差，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另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促進了外匯儲備的增加，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各種投資資本流入中國。我國經濟發展的增長，外商投資的政策性優惠等很多原因也造成了我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
二、我國外匯儲備管理模式及存在的問題
面對巨額的外匯儲備，我國實行的是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主要是中國人民銀行獨立地進行戰略和操作層面的決策，財政部沒有起到主導作用，更沒有政府投資公司進行外匯儲備的專門管理。所以，絕大部分外匯資產集中于貨幣當局，其他經濟主體都只能在嚴格的限定條件下持有外匯儲備。這種外匯管理體制產生于外匯儲備短缺的情況，對于我國目前的高額外匯儲備不適應。2007年4月13日，經國務院批準，人民銀行公告調整六項外匯管理政策。三項經常項目外匯管理政策得以調整，允許符合條件的銀行、基金公司、保險機構采取方式按照國家規定集合境內資金或者購匯進行相關的境外理財投資。這充分顯示了中國政府正在向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模式轉變。
隨著外匯儲備的快速增加，外匯儲備管理的問題也隨之而來。
其一是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界定問題。有人認為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過多；也有人認為人均外匯儲備還相當低。在界定外匯儲備合理規模問題上仍然有較高的不確定性。
其二是儲備管理與經濟政策的協調問題。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外匯儲備大量增加，為穩定匯率，央行進行持續性、大規模的外匯沖銷，必然會受到財政政策的制約，人民幣的內生性加強，大大削弱了貨幣政策的作用。
其三是外匯儲備的合理運用問題。我們必須實現大量外匯儲備資產的保值增值，合理運用外匯儲備，不能造成資源的浪費。
其四是儲備管理中的法律保障問題。目前的《人民銀行法》僅僅規定了外匯儲備由人民銀行負責管理，對儲備資金的使用方向、管理程序、績效評價等方面的內容卻沒有做出具體規定，也沒有其他任何法律條文對此加以明確。缺少法律保障，外匯儲備的管理缺乏合理合法的依據，不利于規范管理，運營風險較大。
三、典型國家的外匯儲備管理管理模式
國際上有很多典型的成功的外匯儲備管理模式。本文主要介紹日本和美國采取的雙層次的外匯管理體系，新加坡和挪威采取的多層次的管理模式。
1日本
1993年末日本外匯儲備達956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此后至2006年2月底，日本長期位居世界外匯儲備第一。巨額外匯儲備不僅沒有給日本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反而帶來了較好的投資回報。日本的外匯儲備管理由財務省負責，財務省主要通過日本銀行的外匯資產特別賬戶進行儲備管理，日本銀行按照財務省制定的目標和決策對儲備進行日常管理。日本銀行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局的外匯平衡操作擔當，以及國際局的后援擔當兩個部門來實施外匯市場干預。其中外匯平衡擔當負責外匯市場分析及決策建議并得到財務省批準，而后援擔當則負責在財務省做出決定后，進行實際的外匯交易。日本銀行把大量買人美元改為大量賣出美元。為了避免大量美元被拋進外匯市場導致美元暴跌，日本采取既控制外匯儲備規模、減少過剩外匯儲備，又避免沖擊美國經濟引起美元暴跌的措施。另外，日本的外匯儲備并沒有大量集中在國家手中，而是“藏匯于民”。數額龐大的民間藏匯不僅分散了日本央行的風險，也讓日本國民的投資形式更加多元化。
2美國
美國的儲備管理體系由財政部和美聯儲共同進行，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金融政策制定的，美聯儲則負責國內貨幣政策的決策及執行。在外匯儲備管理方面他們共同協作，保持美國國際貨幣和金融政策的連續性。具體的外匯市場干預操作始于1962年，由紐約聯儲銀行實施，它既是美聯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國財政部的人。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各自擁有美國一半左右的外匯儲備，財政部主要通過外匯平準基金來管理外匯儲備，美聯儲主要通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來管理外匯儲備。
3新加坡
新加坡采取“三駕馬車”的外匯儲備積極管理方式，即財政部主導下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淡馬錫(Te-masek)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體制。所謂積極管理，就是在滿足儲備資產必要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多余儲備則單獨成立專門的投資機構拓展儲備投資渠道，延長儲備資產投資期限，以提高外匯儲備投資收益水平。MAS持有外匯儲備中的貨幣資產，主要用于干預外匯。GIC專門負責外匯儲備的長期管理，主要負責固定收入證券、房地產和私人股票投資。它的投資幾乎都在海外，投資領域是多元化的資產組合，主要追求所管理的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和長期回報。它目前管理的外匯儲備資金超過1000億美元，規模位居世界最大基金管理公司之列。淡馬錫控股是另外一家介入新加坡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企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淡馬錫利用外匯儲備大規模投資于國際金融和高科技產業。據統計，淡馬錫利用外匯儲備進行投資的回報相當可觀，年累積回報達到18％4挪威
與新加坡類似，挪威也實施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挪威外匯儲備的管理采取的是財政部和挪威央行(NB)聯合主導下的挪威銀行投資管理公司(NBlM)挪威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市場操作部體制。其中NBHM的主要任務是履行其作為投資管理者的職能，發揮其作為機構投資者的優勢，對外匯儲備進行積極管理。挪威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市場操作部主要負責外匯儲備的流動性管理。挪威銀行建立了貨幣市場組合、投資組合以及緩沖組合。貨幣市場組合以高流動性的國內貨幣市場工具投資，滿易性和預防性需求；投資組合以全球配置的權益工具和固定收益工具投資，滿足盈利性需求；緩沖組合，也就是政府養老基金，以油氣資源導致中央政府現金流人為資金來源，通過積極的海外投資滿足發展性需求。
四、國際外匯儲備管理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我們應該借鑒國外儲備管理的經驗，結合我國的外匯管理模式及其存在的問題，不斷完善我國的儲備管理體系，探索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積極的外匯管理模式。
1中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要多元化
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過于單一，主要還是以美元資產為主，超過一半的外匯儲備是美元。日本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美元最近幾年一直處于貶值的趨勢。美元的貶值將使我們以美元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外匯儲備遭受資本損失，所以我們應該在儲備增量中減持美元。另一方面，歐元區經濟復蘇進程依然脆弱，而日本經濟盡管消費疲弱，但仍然是經濟大國。在照顧國際貿易構成和盡量減少匯率風險之間進行權衡，我國必須逐步實現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多元化，逐步減少美元儲備比重，增持歐元、日元，以及韓元、澳元、新加坡元等，以實現外匯儲備的多幣種配置。
2中國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要多元化
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多為美國國債、住房抵押貸款擔保證券和高投資級別的公司債券等，這些債券資產雖然具有較高的安全性和良好的流動性，但其提供的收益率普遍偏低。從挪威的經驗可以知道，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基本目標是要獲取較高的投資回報，以保證儲備資產購買力的穩定。我們應該增加黃金儲備的份額，進一步擴大民間持匯，相對的多投資于非洲、拉美和中亞等的資源性項目，支持社?；?、商業銀行和工商企業等實體投資于國內外企業股權，進而實現資產的優化配置。
3建立多元化的儲備經營操作機構
關于中國儲備體系的操作機構，目前通過國家外匯管理局來進行操作，保持了一定的高流動性。這種單一的管理體系下央行貨幣政策日益嚴重地受到匯率政策的牽制，往往難以取舍。而且，我國巨額儲備在用于實現國家戰略目標方面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目前急需建立中國的GIC、NBIM和中國的淡馬錫，負責外匯儲備在國際金融、外匯、房地產市場的積極投資。國資委的職能局限于對存量資產的整合與轉制，無法在國際間進行戰略性商業投資。若果我國可以組建國有資產控股管理企業，那么國資委就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更多的注重國際間的戰略投資問題。
第2篇：外匯儲備管理范文
關鍵詞：外匯儲備 增長 外匯管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外匯儲備作為一個國家國力的象征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如此巨量的外匯儲備在充分顯示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現實問題與煩惱，進而引發業界激烈爭論。
一、我國外匯儲備現狀
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超過日本成為第一儲備大國。2007年年末外匯儲備較2006年末增加了4619億美元，達到15282億美元。截至2010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額達到28473億美元。2011年3月，我國外匯儲備正式突破3萬億美元大關，達30447萬億美元。6月新增外匯占款為490.85億元，較5月份的234.31億元繼續增長。2011年末我國外匯儲備較2011年三季度末凈減少206億美元，是近期我國外匯儲備首次出現季度凈減少現象。2012年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3.24萬億美元，相較3月末的3.305萬億美元下降650億。這是自2011年4季度之后，我國外匯儲備再次出現季度負增長。
二、高額外匯儲備的影響
（一）保持高額外匯儲備的有利之處
巨額的外匯儲備無疑是一筆豐盛財富。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保持充足的外匯儲備對于確保國際清償能力、提高風險應對能力、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較為充裕的外匯儲備有利于維護我國經濟金融安全。近年來，充裕的外匯儲備為國家干預外匯市場，穩定人民幣匯率，增強抵御國際金融風險的能力，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充足的外匯儲備便于企業對外開展經濟交往活動。在外匯儲備較為充裕的情況下，企業用匯、購匯需求得到充分滿足。如企業對外投資，只要在經濟上可行，就可以用人民幣購匯投資，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充足的資金保障；企業進口、外債等對外支付也同樣能得到保障和滿足。
再次，外匯儲備經營收益可增加民生支出。外匯管理部門的職責是在管理好風險的前提下，確保外匯儲備資產保值增值。外匯儲備經營收益并入人民銀行大賬，人民銀行依法將央行凈利潤全部上繳財政，增加了用于民生支出的財政資金的可使用量，實際上也對國民福利的改善做出了貢獻。
（二）過度的外匯儲備會給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消極影響
作為發行貨幣的儲備物，央行的外匯儲備并不是越多越好，因為外匯儲備越多，相應投放的貨幣就會越多，而過多投放貨幣，就容易引發通貨膨脹和嚴重的貨幣貶值，進而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控制貨幣供應量，央行不得不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的方式回籠資金。這樣就導致央行貨幣政策陷入困境：一方面，為抑制人民幣升值過快而不斷購匯，相應擴大貨幣投放；另一方面，為防止通貨膨脹又不得不采取措施予以對沖，大量回籠貨幣造成資金閑置。一方面，貨幣過多，面對通脹，理應較大幅度提高利率水平；另一方面，如果較大幅度提高利率，有可能吸引更多國際資金流入中國并帶來新問題。這就迫使中央銀行使用利率工具時慎之又慎。
此外，巨額外匯儲備也蘊涵著其它弊端。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導致大量“套利性”外匯資本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境內；基礎貨幣投放和外匯占款增大，制約了貨幣政策的運用和效應；高額外匯儲備并不經濟，降低了資金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外匯儲備成本，內債與外債大幅增加；增大了儲備風險；使國家儲備資產面臨巨大的匯率風險和利率風險；失去了國際貨幣基會組織的優惠貸款。
三、對我國高額外匯儲備進行有效管理的對策建議
安全、流動、增值——這三個詞可以說是外匯儲備經營管理的“金科玉律”。
外匯儲備的安全性處于重要地位。我國一直堅持多元化、長期性和戰略性來保障外匯儲備安全。多元化，就是通常說的“所有的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里”，既會投資不同的幣種，又會在同一幣種下投資不同的資產，是一種分散化的資產配置原則。長期性，是指確定外匯資產配置結構時，會綜合考慮各種資產的風險收益特性、市場發展趨勢等長期因素。戰略性，是指確定貨幣結構時，還會綜合考慮我國國際收支結構和對外支付需要，以及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的發展趨勢等宏觀性或戰略性因素，目的是維護大局穩定，也就有利于保障外匯儲備對外投資的安全。
外匯儲備資產還需要保持充分的流動性。因為國家外儲不僅要滿足一般對外支付需求，如進口國內需要的物資或技術、支持企業“走出去”等，還要在資本可能出現快速流出、貨幣面臨較大壓力的情況下，發揮保障國家經濟金融穩定安全的“定海神針”的作用。因此，任何國家的外匯儲備都不會大規模地投資波動性大、市場容量小、流動性差的資產。
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全球外匯儲備規模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的功能也在不斷拓展和豐富，世界各國對它的經營管理已逐漸由被動變為主動、由保守變為進取，增值的目標也應運而生。
為了實現國際儲備“安全、流動、增值”三原則，應注意以下幾方面：
（一）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要多元化
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過于單一，主要還是以美元資產為主。美元將以緩慢的速度溫和貶值。美元的貶值預期將使我們以美元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外匯儲備遭受資本損失，這構成了我們在儲備增量中減持美元的基本動機。我國必須逐步實現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多元化，逐步減少美元儲備比重，增持歐元、日元以及韓元、澳元、新加坡元等，藉以實現外匯儲備的多幣種配置。
（二）開拓多元化外匯經營渠道，分散投資風險
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多為美國國債、住房抵押貸款擔保證券和高投資級別的公司債券等，這些債券資產雖然具有較高的安全性和良好的流動性，但其提供的收益率普遍偏低。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應逐漸提高股權、企業債在資產組合中的比重，適度降低國債、機構債在資產組合中的比重，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進一步分散風險。
（三）積極建立能源、金屬與其他大宗商品市場的儲備
目前這類資源處于至少10年來的低位，投資價值明顯上升。例如，盡管美國在次貸危機中損失慘重，但美國仍在利用目前的原油市場低迷時期大舉囤油。相比之下，中國的原油和大宗商品進口量卻在下降，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以合理成本建立資源儲備的必要性，利用時機以較低成本建立能源與大宗商品儲備。
（四）采取多種措施，“藏匯于民”
適當加大“藏匯于民”的政策力度，這是化解外匯儲備過多的重要措施之一。國家可利用市場化手段降低過多的或是結構不合理的外匯儲備，讓企業、機構和個人更多地持有并進入外匯市場。把部分外匯儲備“轉化”為企業運營的資本和居民的儲蓄，這不但會增加企業、單位和個人的財富，而且還會促進他們積極、主動地采取措施經營持有的資產規避市場風險。
（五）審慎執行走出去戰略
在國際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支持社保基金、商業銀行和工商企業等實體投資于國內外企業股權。我國政府應該出臺相關政策，通過對一系列申報“走出去”的企業進行審核，為缺乏資金但具有良好發展前景、在可預見的未來能產生經濟效益的成長型企業，通過調撥一定外匯儲備，幫助這些企業在國際市場進行投資辦廠；通過兼并購買、控股國際產業鏈中的企業降低企業成本，擴大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同時加強對境內企業走出去進行風險教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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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外匯儲備管理范文
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加對貨幣供應的不利影響，對沖外匯儲備的壓力，央行從2002年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公開市場操作。起初，公開市場操作集中于以國債為主的現券買斷操作和回購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券存量相當有限，在經歷了一段不長時期的單向操作之后，央行發現自己陷入了無券可賣的尷尬境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將公開市場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購轉換為中央銀行票據，然后再用于回購操作。央行票據從此正式進入中國的債券市場。2003年初，鑒于外匯儲備又比上年驟增742億美元的現實，央行認識到，外匯儲備的增加可能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意味著，對沖由此引起的貨幣供應的過度增加，將成為中國貨幣政策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任務。由于可用來實施對沖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決定將央行票據作為今后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基礎。于是，從2003年4月22日開始，央行票據開始了大規模發行，并作為貨幣市場的一個重要券種被允許在銀行間市場上流通。在從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時間里，央行票據的發行規模迅速增長，品種也不斷增多。
從以上的簡短回顧不難看出，央行票據是在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歷史環境下，在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國內相關領域改革尚在進行之中，特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尚待完善的條件下，為了有效實施貨幣政策做出的現實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創新。
央行票據的產生及發展，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迄今為止的金融宏觀調控發揮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銀行由此獲得了一種主動、靈活且可大規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過對這種金融工具的買賣，央行實現了在其資產規模不斷擴大的條件下，通過對其自身負債結構的調整來調整商業銀行可貸資金量，從而實施反周期的貨幣政策調控的積極效果。其二，由于其連續滾動發行方式、競爭性招投標、大量的市場供需和活躍的二級市場交易（銀行間市場），央行票據的發行利率事實上已經成為了我國貨幣市場的基準利率，為金融機構的其他資產業務提供了利率定價的基準，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其三，作為一種無風險、規模巨大和交易活躍的基礎性金融債券，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我國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為各類金融機構實施流動性管理和風險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動了以開發各類金融衍生品為主要內容的金融創新。
但也應當看到，發展央行票據市場，是在我國國債市場發展不充分，其市場密度、深度和彈性均存在缺陷，從而很難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礎的條件下，央行為了弱化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之不利影響而作出的“次優”選擇，因此，其存在缺陷在所難免，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成本問題
由于央行票據構成央行負債，在其操作過程中，央行需要為其發行的票據支付利息，這便產生了調控成本問題。然而，如果徑直將央行票據的利息支出全部歸諸調控成本，那是不正確的。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衡量央行票據的成本。第一，由于發行央行票據的目的是為了對沖央行因過度買進其他資產（外匯）所造成的基礎貨幣之過度投放，而央行買進的這些資產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據的成本，必須將發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與其相應增加持有的外匯資產的收益進行比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庫中，還有一種“對沖”工具，這就是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因此，我們還可以將央行購買并持有外匯資產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所需支付的成本（對法定準備金支付的利息）進行比較。做了上述比較之后，對于對沖外匯儲備增長的成本問題，顯然應有不同的看法。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對發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與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成本（法定準備金利率）進行比較。很明顯，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對于近來央行不斷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操作，我們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較找到比較強有力的解釋。
（2）雙重角色的矛盾
無論其目的為何，發行央行票據總意味著央行增加了市場上對資金的需求；反之則相反。它的這一操作，必然會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市場利率產生影響。這樣，就在央行大量發行央票來收縮流動性的時候，它同時也就成為我國貨幣市場上最大的做市商。作為做市商與作為調控當局這兩種矛盾身份的一體化，無疑增加了央行宏觀調控的復雜性，并加重了其在貨幣政策操作的兩個主要對象－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之間進行協調的難度。在極端的情況下，倘若央行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對央行票據的利率有所追求，就會有操縱利率之嫌－這顯然與央行的市場中立地位和市場穩定功能相悖。
（3）開放經濟條件下內、外均衡的矛盾
發行央行票據為的是對沖外匯儲備的過度增加，其直接出發點在于追求內部均衡。而央行票據市場的供求態勢和由之決定的利率走勢，又將通過其對人民幣資金的供求對比和市場利率之走勢的影響，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動態產生沖擊，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問題。不難看出，單一運用發行央票這種手段來同時應付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經常不一致的目標，不免有顧此失彼之虞。舉例說，為對沖外匯儲備增加而發行央票，固然達到了收緊銀根的效果，滿足了對內均衡的要求；但銀根的收縮將導致人民幣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沒有進一步刺激投機性外匯的進一步流入，至少也沒有弱化其流入的動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國依然實行固定匯率制，從而無須顧及匯率水平的變動，這一缺陷并不明顯。但是，WTO過渡期的結束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加快改革，無疑加速了我國發展為開放性大型經濟體的步伐，致使這一缺陷日益凸顯。
在以上所舉的三個缺陷中，第一個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為，所謂成本問題，實在只是財務安排的一個假象－如果把外匯資產和央票負債納入同一個核算框架中同時考慮，這個問題事實上并不存在。我們在下文中將集中討論這一問題。真正成為間題的是后兩者。出現第二個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票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與調控者兩個相互對立的職能于一身，自然難免沖突。出現第三個缺陷的原因，在于中國日益成長為開放性大型經濟體，從而必須同時兼顧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相互聯系但經常沖突的目標－將這兩項任務擠壓在單一的對沖操作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經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細的窘境，并降低了國家總體的宏觀調控效力。
二、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國際經驗
在我們看來，從長遠計，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隔斷外匯儲備的動態同國內貨幣供應的僵硬聯系。在探討改革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對別國的經驗作些比較分析。通過分析美國、英國、日本、歐盟、韓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特區等國家（地區）的外匯管理體制安排，并分析這些國家（地區）實踐經驗背后的理論線索和邏輯關系，我們概括出如下兩點認識：
（1）外匯儲備持有者問題
關于外匯儲備的當局的安排，大國和小國有著截然不同的選擇。經濟開放的大國更傾向于由財政部門或貨幣當局之外的專設部門持有外匯儲備，并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和匯率穩定職能；而小國則更多地選擇由中央銀行直接持有外匯儲備，并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與匯率穩定職能。
對于任何開放型經濟體來說，宏觀調控的任務均可概括為同時追求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但是，因經濟規模的不同，從而對內部均衡重要性強調程度的不同，大國和小國處理內外均衡關系的模式存在著重大差異。
對于開放型大國經濟來說，由于客觀上本國經濟的獨立性較強，且經濟的獨立性始終受到強調，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便是要同時實現內外均衡。然而，經濟政策理論（例如“丁伯根法則”）和各國實踐均告訴我們：由于一種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項政策目標，要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兩個經常不相容的宏觀調控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同樣已經成為共識的是：在浮動匯率制下，財政政策優于實現對外均衡，而貨幣政策則優于實現對內均衡。因此我們看到，像美國、英國、日本、韓國之類的大國，均確定了由貨幣當局負責內部均衡、而由財政當局負責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匯儲備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問題，這些國家自然都選擇由財政當局來主導外匯管理體制，并負責制定匯率政策。
由財政部門或專設機構主導外匯管理體制的最大好處，在于可以切斷外匯儲備與基礎貨幣供給之間的直接聯動關系，阻隔匯率變動可能對貨幣政策產生的直接影響。同時，由于隔斷了不穩定的外部沖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得到加強，其調控國內經濟運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開放經濟體的情況則不同。由于它們幾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撐的國內經濟體系，其經濟運行是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這意味著，小型開放經濟的內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也就無所謂內外均衡的職能分工問題。同樣由于小型經濟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環境，保持匯率穩定，實現外部均衡，在多數情況下總會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新加坡以及我國香港地區便是實例。這兩個經濟體事實上都不擁有真正意義的中央銀行，也不存在真正意義的貨幣政策。如果一定要作比較，那么，他們的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就是保持匯率穩定。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由貨幣當局負責外匯儲備的管理，以確保本國基礎貨幣供給與外匯儲備的變動保持同步變動關系，是實現匯率穩定和整體經濟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
（2）外匯儲備資產的多樣化
在外匯儲備管理模式的選擇上，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傾向于對外匯儲備進行分檔管理。其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在常規的流動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從國際比較來看，外匯儲備較少（對匯率干預要求較低）的國家，由于持有外匯資產的機會成本較低，通常采取的是較為簡單的管理模式，其儲備管理的首要目標大都是維持較高的流動性，對外匯儲備的收益性沒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慮，往往對外匯儲備實行了分檔管理，在確保外匯儲備流動性的前提下，將多余部分進行收益率較高的各種投資，以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水平。
比如，從1997年開始，韓國貨幣當局便將儲備資產分為流動部分、投資部分和信托部分三個部分來管理，并對不同的部分設定不同的投資基準。流動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國國庫券組成，每季度根據儲備現金流來決定合適的規模，追求高度流動性的目標。投資部分投資于中長期、固定收入的資產，追求收益率目標。以上兩個部分的外匯儲備均由韓國銀行的內設機構進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樣追求收益率目標，不同的是，這部分外匯資產是委托給國際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的。根據韓國銀行的解釋，設置這一檔的目的，在于提高儲備收益的同時，提供一條向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學習先進投資知識的途徑。自2003年開始，韓國進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額出資的韓國投資公司（KIC）。從功能設置來看，該公司將作為一個資產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韓國銀行和財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
新加坡政府亦然。與韓國不同的是，它不僅將國家外匯儲備分出兩檔，而且該兩檔的儲備分別交由金融管理局和政府投資公司（GIC）來持有并管理，從而實現了機構分離。在這種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匯儲備主要用于干預外匯市場，及作為基礎貨幣發行的保證，目的是維持新元匯率的穩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作為一家由政府全額出資的資產管理公司，則接受政府管理外匯儲備的委托，通過其6個海外機構，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對股票、公司債券、貨幣市場證券、甚至金融衍生產品進行投資，來實現外匯儲備收益的長期增長。
我國香港特區也將外匯基金分為支持組合和投資組合兩檔來實現分檔管理。支持組合為貨幣基礎提供支持，進行外匯市場干預，以此確保港元匯率的穩定。投資組合則保障資產的價值及長期購買力，追求較為長期的投資收益。投資基準由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制定，其主要內容包括外匯基金對各國及各環節資產類別的投資比重及整體貨幣擺布。外匯基金雇傭全球外聘基金經理負責管理外匯基金約三分之一的總資產及所有股票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類如美國、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雖然憑借其本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居于“關鍵貨幣”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匯儲備，但是，其外匯儲備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動性和安全性前提下爭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
三、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可行方向
中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是由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因素造成的。就國際而論，全球經濟失衡當推首因；就國內而言，儲蓄過剩并造成國際收支順差，則屬根源。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大量研究顯示：無論是全球經濟失衡還是國內儲蓄過剩，都是由一系列實體經濟因素和體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內矯正它們絕非易事。這意味著，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將是我們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中必須面對的情勢。鑒于外匯儲備的增長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顯示出若干負面影響，鑒于我國現行的外匯儲備體制已經不足以應對這種新的復雜局面，改革傳統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創造一個靈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當務之急。
建立全球配置資源的戰略。面對國家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局面，人們直觀的反應是要將外匯儲備“用掉”。我們認為，這種看法過于簡單化。應當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當真能夠大量購買國外的資源、產品和勞務，亦即為外匯儲備找到規模巨大且穩定的非金融用途，外匯儲備就不會增長過快了。反過來說，外匯儲備所以增長過快，正是因為我們“用”不出去。在此情勢下，簡單地為了減少外匯儲備而不計成本、甚至浪費地“用掉”我們用國內資源和產品交換而來的外匯儲備，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鑒于此，面對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局面，應當提出的任務是促進外匯儲備多渠道使用。綜合別國經驗和我國的實踐，這既包括外匯資產持有機構的多元化，也包括外匯資產投資領域的多樣化。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在過去近30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果的基礎上，今后的中國經濟發展勢必更廣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的運行之中。因此，更加積極、主動地運用全球的資源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服務，或者說，著眼于全球經濟運行來規劃我國的資源配置戰略，應當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立足點。毫無疑問，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應當被有機地納入這一全球化發展戰略之中。具體而言，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更加有效和多樣化地使用外匯儲備，實現商品輸出向生產輸出和資本輸出的轉變，并借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我國產業結構優化。
（1）改革之一：國家外匯資產持有者的分散化
迄今為止，我國依然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在現行的框架下，絕大部分外匯資產都必須集中于貨幣當局，并形成官方外匯儲備；其他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門在內，都只能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持有外匯資產。這種外匯管理體制是與傳統體制下國家外匯儲備短缺的情況相適應的；而今的情況是，我們已經開始為外匯儲備積累過多及增長過快而苦惱。適應上述變化，放松外匯管理已經勢在必行。近來有關當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匯于民”戰略，正是適應了這種轉變的趨勢。
在我們看來，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就持有主體多元化而言，就是要將原先集中由人民銀行持有并形成官方外匯儲備的格局，轉變為由貨幣當局（形成“官方外匯儲備”）、其他政府機構（形成“其他官方外匯資產”）和企業與居民（形成“非官方外匯資產”）共同持有的格局。這樣做的目的有二：其一，通過限定貨幣當局購買并持有的外匯儲備規模，有效地隔斷外匯資產過快增長對我國貨幣供應的單方向壓力并據以減少流動性，保證貨幣當局及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其二，為外匯資產的多樣化創造適當的體制條件。
從某種意義上講，匯金公司的設立和有效運行，標志著外匯資產持有主體的多樣化進程已在我國展開。只不過，在目前的體制框架下，匯金公司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確，相應地，它與央行的資產負債關系也未界定清楚。因此，為了進一步推進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一方面，我們應盡快明確匯金公司的法律地位及其功能，另一方面，根據國家對外開放的需要，還可再設立若干預匯金類似的專業化投資型機構。
在這里需要特別強調專設外匯管理機構的重大意義。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設立專業性政府投資公司來管理部分外匯資產，具有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市場、學習先進金融知識、了解市場最新動態、提升國家金融競爭能力的戰略意義。在這方面，新加坡和韓國專設政府投資公司（新加坡的GIC，韓國的KIC）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2）改革之二：與持有主體多樣化相適應的外匯資產多元化
一些研究者指責我國的外匯儲備都用于購買美國的政府債券，從而造成外匯儲備收益的低下。以上分析表明這是不確實的。事實上，自從上個世紀末期以來，我國外匯儲備，無論就其幣種而言還是就其資產種類而言，就已經多元化了。因此，所謂外匯資產多樣化的任務，就是在原先有效操作的基礎上，對官方外匯資產做出明確的功能劃分，并確定相應的管理機構，同時規定適當的監管框架。
在總體上，我們應當將國家外匯資產劃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可稱流動性部分，其投資對象主要集中于發達國家的高流動性和高安全性的貨幣工具和政府債務上。這一部分外匯資產形成“官方外匯儲備”，主要功能是用于為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實施提供資產基礎。毫無疑問，官方外匯儲備應繼續由央行負責持有并管理。
第二部分可稱投資性部分，它主要被用于投資在收益性更高的金融資產上。從持有主體上看，其中一部分可交由其他政府經濟部門管理，形成“其他官方外匯資產”，主要用于貫徹國家對外發展戰略調整，在海外購買國家發展所需的戰略性資源、設備和技術，或者在海外進行直接投資，或者購買具有一定風險的高收益國外股票、債券、乃至金融衍生產品。應當指出的是，只要制度設計得當，央行也可以持有一部分非儲備的其他官方外匯資產。當然，在賬目上，這部分外匯資產應與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明確地劃分開來。其余的外匯資產（非官方外匯資產），應當按照“藏匯于民”的思路，配合外匯管制放松的步調，鼓勵由企業和居民購買并持有。
（3）改革之三：劃定貨幣當局持有的“官方外匯儲備”規模
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必然內容之一，就是將一部分外匯資產從貨幣當局的資產負債表中移出，形成其他官方外匯資產和非官方外匯資產。這種分割的關鍵，在于比較合理地確定應由央行持有并作為官方外匯儲備的外匯資產的規模。
關于由央行掌握的外匯資產（外匯儲備）規模究竟應當有多大，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測算。根據韓國和我國香港地區的實踐，央行掌握的外匯儲備規?？梢愿鶕缦滤捻椧蛩貋泶_定。其一，傳統的三項外匯儲備規模決定因素；其二，根據國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依據外資在國內金融市場中投資所占的比重，估計出在最壞的情況下，外資撤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其三，根據歷史經驗，計算出本國匯率的波動幅度，估計在最壞的情況下，匯率劇烈波動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其四，根據調控貨幣供應量的需要，估算出為了使貨幣當局能夠履行其正常功能，需要有多大規模的外匯資產作為其貨幣發行的準備資產。
綜合考慮以上四項因素，大致上可以估計出應當保留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外匯儲備規模。仔細分析這些決定因素，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些因素是相互覆蓋的。因此，最適合官方外匯儲備規模可以根據短邊原則予以確定。我們認為，在上述四項因素中，對外匯儲備需求最大的因素，應當是作為基礎貨幣的支持資產。鑒于當前我國基礎貨幣的規模約為65232.44億元人民幣的現狀，建議由央行持有的用于貨幣政策操作的外匯儲備規模保持在5000－6000億美元。
建立“其他官方外匯資產”的融資機制。由貨幣當局之外的任何機構購買和持有外匯資產，都有一個如何為購買外匯資產籌集資金的問題。這一問題，構成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爭論焦點之一。
對此，日本財務省多年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邏輯清晰且有價值的借鑒。在日本，官方外匯儲備的主要部分是由財務省持有并管理的。財務省通過“外匯基金特別賬戶”（FEFSA）來管理這筆外匯儲備。FEFSA由外幣（主要是美元）基金和日元基金兩部分構成。當需要購買美元時，則動用日元基金；當需要購買日元時，則動用美元基金。
迄今為止，FEFSA籌集日元資金的基本手段是在市場上發行短期融資票據（FinancialBill，FBs）。在法律上，FBs被定義為調節資金余缺的現金管理券，由于這筆負債對應的是等值外匯資產，在經濟上具有自我清償的特征，所以，它不被記為政府債務。換言之，發行FBs，無論其規模如何，均不會增加政府債務。在這里，籌集資金和運用資金的性質和特征，與證券投資基金的發起和運作頗為類似。
更具體地說，日本的FEFSA系統由兩部分構成：外匯交易基金和外匯交易基金特別賬戶。前者是政府交易外匯的基金。根據日本政府預算法，其余額和買賣均不記入政府預算；而后者則由交易產生的利潤與損失、在外匯干預過程中產生的利息的收付構成。根據日本政府預算法，后者要記入政府預算的收入與支出項中。
我們認為，日本的FEFSA通過發行FBs來為其持有的外匯儲備提供本幣資金的融資安排，特別是，日本法律對FBs性質的認定以及相應的制度和預算安排，對我國有著直接的借鑒意義。
第4篇：外匯儲備管理范文
【關鍵詞】外匯儲備；黃金儲備；人民幣國際化
一、我國外匯儲備的現狀
1.數據分析
由于雙順差的持續，我國外匯儲備近些年高速增長，1978年至2008年，我國的外匯儲備從1.67億美元發展到了19,460.3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136.63%。1996年我國的外匯儲備首次超過千億美元，成為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外匯儲備大國；2006年2月底．我國的外匯儲備達到8,536.72億美元，超越日本的8,501億美元，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見圖1）；同年十月，我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從2003年起，我國的外匯儲備每年增幅超過2000億美元，2007年突破1.5萬億美元；而截至2009年3月，我國外匯儲備已經接近2萬億美元，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網站，2010年為9月底數據
我國高額的外匯儲備受雙順差的影響很大，而其中經常項目的順差貢獻最大，而高額外匯儲備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利弊如何，最終應取決于我們對經常項目順差狀況的價值判斷[1]。經常項目順差即中國不僅沒有利用國外資源以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反而大量輸出了資源。在此過程中甚至還伴隨著環境的退化。對于一個資源本來就相對缺乏的發展中大國而言，過度外匯儲備實際上反映出了中國正承受著相當的經濟福利損失。由此可看出，我國的高額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弊大于利的。
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和結構相對較單一，美元資產占比過大，而資源物資占比較少。美國財政部統計顯示，我國的官方外匯儲備中大約有2/3是美元資產，而其中又以美國國債和以美元計價的機構債占絕大比重。下表對各國外匯儲備及黃金儲備進行比較。
數據來源：人大經濟論壇下載表格 各國黃金及外匯儲備-Jun 2010
與發達國家相比，特別是美國與德國比較，我國黃金儲備與外匯儲備相比數量過少，只有1%為黃金儲備。由此可推測，增持黃金儲備可作為外匯儲備運用的一個突破口。
2.基于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分析
在中司2000億美元的注冊資本金中，用于境外投資的部分略高于50%，其余部分則通過中央匯金公司投資境內金融機構。這兩類投資業務彼此完全獨立。
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中司在境外發達和新型經濟體的組合投資市值為811億美元。投資方式包括自營投資和委托國際知名投資管理公司、私募股權公司的投資。光看2009年的全球投資總額達到580億美元，投資組合在體現多樣化的同時，主要集中在全球公開市場股票和債券上。此外，還對一些資質優秀的公司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領域包括基礎設施和清潔、可再生能源等。2009年，中司的境外全球投資組合回報率達到11.7%。與中央匯金公司收益率合并后總資本回報率達12.9%。[2]
由圖1分析可得，外匯儲備的主要運用方向還是政府性債券，這是其追求安全性的必然選擇。而由圖2發現，FDI項目主要是一些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資源，這是很好的一個趨勢，對解決嚴重的經常項目順差有一定的幫助。
這兩個公司的成立，是對我國外匯儲備管理機構和制度上的一種支持。是一種值得發揚和借鑒的方式。
二、外匯儲備管理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對外匯儲備合理、有效的經營管理是各國外匯管理當局的重要職責之一。
良好的運作不僅起到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作用，還將有助于達到諸如維持貨幣匯率穩定，在遭受外部投機沖擊時維持外匯的流動性、保證政府對外清償力等一系列的政策目標[5]。
本文抽取日本和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的西德進行分析，基于其的狀況與當今中國的情況的可對比性。
1.日本外匯儲備管理
日本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屬于雙層次管理體系，即財務省處于體系的主導和戰略決策地位，日本銀行居于執行者的角色，日本政府在日本銀行開設了“外匯資金特別預算賬戶”實際的外匯干預操作由日本銀行直接進行，這使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得到提高。
而在運用方面，日本實行相對比較保守的原則，主要投資于流動性強的國債、國際金融機構債券、資產擔保債券等，其中又以美元債券為主，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由于本國資源相對比較匱乏，將很大一部分外匯儲備轉化成了戰略物資儲備。現今，日本是石油儲備最為充足的國家。
與中國的外匯儲備藏匯于國不同，日本的外匯儲備實施的是“藏匯于民”，數額龐大的民間藏匯不僅可以降低了官方儲備的增長速度，還可以分散儲備管理風險，提高外匯儲備收益[6]。
針對風險問題，日本不僅建立了全面的風險管理體系，而且在1949年道奇改革以后，制定了《外匯法》和《外匯資金特別預算法》，形成了以“外匯資金特別預算”為代表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
2.西德外匯儲備管理
1950年代以來，原聯邦德國經濟、貿易增長較快，經常項目順差，與當今中國的大體的經濟形勢相似，為放松資本管制奠定了基礎。隨著外債問題的解決，經常項目持續順差導致國際儲備增長，原聯邦德國有條件不斷推動馬克可兌換[7]。
為了提升馬克的國際地位，原聯邦德國根據國內經濟金融穩定發展的需要，漸進開放資本項目，拓寬資本流出渠道，限制短期資本流入，主動允許馬克升值，促進了資本的合理流動和國際收支基本平衡。70年代后，馬克的國際貨幣地位不斷增強。從1986年開始，原聯邦德國對外凈債權僅次于日本，加之國內金融市場深度、廣度提高，馬克國內幣值穩定，對外呈升值之勢，推動了馬克國際化的發展，這體現在國際儲備、對外貿易、外匯市場交易、民間和官方金融投資等多方面[8]。
三、外匯儲備管理的可行性方案選擇
結合上述提到的日本和西德外匯儲備管理經驗，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可行性方案供我國選擇：
1.繼續深化改革我國的外匯管理體系。借鑒日本的雙層次管理體系，我國也應為貨幣政策的獨立于外匯儲備作出努力。如上文提到的2009年9月29日成立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就是很好的嘗試，我國應在此方向下做更大的努力。形成多層次的管理模式。前期學者在此方面作出了假設，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劉崇獻提出：用外匯儲備設立政策性的“中國教育銀行”以扶助貧困地區支持教育。當然我國還可以利用部分外匯儲備設立類似于中司的以刺激國內經濟增長的有限公司，或者成立相關的來源于外匯儲備的基金以注資中國的社會保障事業等等。此類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外匯儲備不能直接投資于此類行業，必須成立一個類似于儲備運用辦公室的協調部門，由國務院直接負責，形成一個良性的儲備運用機制[8]。
2.切實完善我國的風險管理框架。建立相關的外匯儲備監督管理機構，制定投資項目的風險評估標準，完善外匯儲備管理法律法規，以正確的指導實際的儲備投資。建議中國應成立外匯儲備戰略決策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國務院牽頭，協同財政部、央行和發改委等職能部門。作為中國外匯儲備管理的最高決策機構，該委員會將協調參與各方的責任、利益的分配，有效提高外匯儲備的管理效率。在外匯儲備戰略決策委員會的領導下，構建央行、中投、匯金共同參與的多層次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9]。
3.將部分外匯儲備置換成戰略儲備，用外匯儲備購買戰略物資期貨。在此要注意，不能將大量的外匯儲備用于購買石油、稀有金屬等。原因是為了避免石油和稀有金屬價格的抬升，繞進中國買什么什么貴的怪圈。但是，將外匯儲備適量的轉向戰略儲備是必須要實行的，中國的經常項目長期順差已經使我國的資源瀕于匱乏，通過擴大資源進口、增加戰略性儲備等形式，換取石油、天然氣、木材等戰略資源，是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對戰略性物資的長遠需要。當然，防止價格上漲，可以選擇用外匯儲備購買戰略物資期貨，但是這樣做高流動性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4.將部分外匯儲備運用于能力儲備。能力儲備包括物資生產能力的儲備、所需人才的儲備、技術進步的儲備、市場控制能力的儲備等；內容包括：加大跨國并購力度，建設自己的跨國公司，掌握全球資源配置的能力等等。具體來說可用于對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加大關鍵設備和技術的引進力度；加大海外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力度等。當然，還有一種形式，即將部分外匯儲備設立為公派留學生基金，專門運用于投資人力資本。這也是一種能力儲備。
5.將部分外匯儲備轉換為黃金儲備。從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司網站數據得知：自2009年至2010年9月，我國外匯儲備增加了近3000億萬美元達到26483億萬美元，而黃金儲備仍然維持較低的水平，處于3389億萬美元。而由本文上面給出的數據可知，發達國家的黃金儲備量是大大的高于外匯儲備的，這是美國得以保持其國際地位的很重要的因素。在繼續通過金融性黃金領域增加我國黃金儲備的同時，應將增加黃金儲備的著力點放在礦產資源性黃金領域和商品性黃金領域，通過增持礦產資源性黃金和商品性黃金并轉換為金融性黃金，以實現增加黃金儲備的戰略性目標[10]。
6.將我國外匯儲備運用于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該思想基于西德馬克得國際化地位確立經驗?！吨袊鈪R儲備的最佳用途是支撐人民幣國際化》一文指出：由于中國現在處于雙順差境況，為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真正的確立中國經濟的國際化地位，我國應該向原聯邦德國學習，逐步開放資本賬戶，積極通過資本賬戶逆差向外輸出人民幣，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的供給，使人民幣逐步成為國際硬通貨。本文作者認為，我國外匯儲備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還處于襁褓時期，不宜魯莽行事，畢竟與原聯邦德國相比較，我國國內的金融市場還不夠健全，無論是金融體系的單一還是外匯儲備管理的被動性都不宜過早的全面開放我國的資本市場，而資本市場的過早開放很有可能會中了美國的圈套。當然，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不能停，我們可以先在中國鄰國進行實踐，如先開展幾個人民幣結匯的試點運行。另外，現階段，我國可取締強制性的結匯制，放寬企業和個人用匯的自由度，放寬其外匯賬戶的限額，逐步向自愿結售匯轉變。
四、綜述
針對外匯儲備運用和管理的問題研究，觀點很多，分歧也很多，本文雖沒有面面俱到，但囊括了大部分的主流觀點，并列出最新的數據，并在此基礎上對其作出比較，提出建議。本文作者認為，無論觀點是將外匯儲備運用于何處，首先我們必須要關注的是我國金融體系整個的完善和改革，金融機構的全面考慮以及在加快經濟增長和保障風險性可控的前提下提高金融的市場化進程。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外匯儲備利用而帶來的不可預測風險，以及加速資本賬戶開放和金融項目逆差的步伐，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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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外匯儲備管理范文
關鍵詞:外匯儲備管理體系借鑒
中圖分類號:F830.92文獻標識碼:C文章編號:1006-1770(2006)09-030-03
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7月14日統計顯示,到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9411.15億美元,同比增長32.37%。中國外匯儲備自2006年2月底就已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位。據日本財務省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6月底日本外匯儲備達8648.8億美元。因此我國9411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額仍為世界第一。我國外匯儲備自1996年末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以來,就一直處于迅速增長的趨勢(見表1)。外匯儲備充裕,有利于增強我國的國際清償能力,提高海內外對中國經濟和中國貨幣的信心,也有利于應對突發事件,防范金融風險,維護國家安全。然而,巨額的外匯儲備對資源的合理配置與資金的使用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構建更為市場化的儲備管理體制。本文通過對世界主要國家儲備體系的簡要介紹和比較,給出了中國應如何改善其外匯管理體系的政策建議。
一、新加坡、挪威: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新加坡和挪威的儲備管理體系,是由財政部主導或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主導,由政府所屬的投資管理公司進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的多層次儲備管理體系。
1.新加坡的儲備管理體系
新加坡的外匯儲備管理采用的是財政部主導下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淡馬錫控股(Temasek)+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體制。新加坡實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戰略,所謂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就是在滿足儲備資產必要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以多余儲備單獨成立專門的投資機構,拓展儲備投資渠道,延長儲備資產投資期限,以提高外匯儲備投資收益水平。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新加坡經濟增長強勁、儲蓄率高、以及鼓勵節儉的財政政策,新加坡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新加坡政府在對經濟前景進行評估之后,確認國際收支平衡將保持長期盈余。為了提高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政府決定改變投資政策,減少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投資的低回報的流動性資產,允許外匯儲備和財政儲備投資于長期、高回報的資產。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即新加坡的中央銀行,是根據1970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于1971年1月1日成立的。MAS持有外匯儲備中的貨幣資產,主要用于干預外匯市場和作為發行貨幣的保證。新加坡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部分,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淡馬錫控股負責。1981年5月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成立,GIC主要負責固定收入證券、房地產和私人股票投資。它的投資是多元化的資產組合,主要追求所管理的外匯儲備保值增值和長期回報。淡馬錫控股是另外一家介入新加坡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企業。淡馬錫原本負責對新加坡國有企業進行控股管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淡馬錫利用外匯儲備投資于國際金融和高科技產業,至今公司資產市值達到1003億新元。
就對外匯儲備積極管理而言,發揮主導作用的為新加坡財政部。GIC與淡馬錫所管理的不僅僅是新加坡的外匯儲備,也包括了新加坡歷年累積的財政儲備(主要由GIC管理)。GIC和淡馬錫都為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
2.挪威的儲備管理體系
挪威外匯儲備的管理采取的是財政部和挪威央行(NorgesBank,以下簡稱NB)聯合主導下的挪威銀行投資管理公司(NBIM)十挪威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市場操作部(NBMP/MOD)體制。挪威也實行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戰略,挪威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凈出口國,隨著石油收入的快速增長,挪威于1990年建立了政府石油基金。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財政部對石油基金的管理負責,但石油基金的管理運作被委托給挪威央行。就財政部而言,其責任主要在于制定長期投資策略,確定投資基準,風險控制,評估管理者以及向議會報告基金管理情況。而挪威央行則是按照投資要求具體進行石油基金的投資操作,以獲取盡可能高的回報。
成立于1998年的NBIM,是挪威央行下屬的資本管理公司,它的成立奠定了今天挪威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基本架構。它不介入一般的銀行業務,其主要任務是履行其作為投資管理者的職能,發揮其作為機構投資者的優勢,對外匯儲備進行積極管理。2000年NBIM進行了小規模的指數和加強指數投資。從2001年起,一些組合已經開始投資于股票,2003年開始,又投資于沒有政府擔保的債券,從而使基金資產組合更加多元化,投資的持有期限較以前也有所延長。挪威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市場操作部主要負責外匯儲備的流動性管理,其職能類似于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儲備管理司。
除上述國家外,韓國也建立了財政部+韓國銀行+韓國投資集團(KoreaInvestmentCorp.)這種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二、美國、日本:雙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美國和日本采取由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管理外匯儲備的管理體系。
1.美國的儲備管理體系
美國的儲備管理體系由財政部和美聯儲共同進行,美國的國際金融政策實際上是由美國財政部負責制定的,美聯儲則負責國內貨幣政策的決策及執行。在外匯儲備管理上,兩者共同協作,以保持美國國際貨幣和金融政策的連續性。事實上,從1962年開始,財政部和美聯儲就開始相互協調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具體的干預操作由紐約聯儲銀行實施,它既是美聯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國財政部的人。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財政部擁有美國一半左右的外匯儲備,而美聯儲掌握著另一半。
美國財政部主要通過外匯平準基金(theExchangeStabilizationFund)來管理外匯儲備。其管理過程是:1.早在1934年,美國《黃金儲備法》即規定財政部對ESF的資產有完全的支配權。目前ESF由三種資產構成,包括美元資產、外匯資產和特別提款權,其中外匯部分由紐約聯儲銀行,主要用于在紐約外匯市場上投資于外國中央銀行的存款和政府債券。2.ESF在特殊情況下還可以與美聯儲進行貨幣的互換操作從而獲得更多的可用的美元資產。此時,ESF在即期向美聯儲出售外匯,并在遠期按照市場價格買回外匯。3.ESF所有的操作都要經過美國財政部的許可,因為財政部負責制定和完善美國的國際貨幣和國際金融政策,包括外匯市場的干預政策。此外,美國《外匯穩定基金法》要求財政部每年向總統和國會就有關ESF的操作做報告,其中還包括財政部審計署對ESF的審計報告。
美聯儲主要通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OpenMarketCommittee)來管理外匯儲備,并與美國財政部保持密切的合作。其管理過程是:1.美聯儲通過紐約聯儲銀行的聯儲公開市場賬戶經理(theManageroftheSystemOpenMarketAccount)作為美國財政部和FOMC的人,主要在紐約外匯市場上進行外匯儲備的交易。2.美聯儲對外匯市場干預操作的范圍和方式隨著國際貨幣體系的變化而變化。這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聯儲更多的是關注黃金市場上美元能否維持平價,而不是外匯市場。第二階段是1971年之后,浮動匯率制度開始形成,美聯儲開始積極干預外匯市場,當時的主要手段是和其它國家央行的貨幣互換方式。第三階段是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美聯儲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很少使用貨幣互換,而是采取直接購買美元或外匯的方式進行。
2.日本的儲備管理體系
日本財務省在外匯管理體系中扮演戰略決策者的角色。日本的儲備管理體系由財務省負責,根據日本《外匯及對外貿易法》的規定,財務相為了維持日元匯率的穩定,可以對外匯市場采取各種必要的干預措施。而日本銀行根據《日本銀行法》的規定,作為政府的銀行,在財務相認為有必要采取行動干預外匯市場時,按照財務省的指示,進行實際的外匯干預操作。
日本銀行在外匯管理體系中居于執行者的角色。一旦開始進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所需資金都從外匯資產特別賬戶劃撥。當需要賣出外匯時,日本銀行主要通過在外匯市場上出售外匯資產特別賬戶中的外匯資產來實現;當需要買進外匯時,所需要的日元資金主要通過發行政府短期證券來籌集。通過大量賣出日元、買進外匯的操作所積累起來的外匯資產又構成了日本的外匯儲備。日本銀行的外匯市場介入操作通常在東京外匯市場上進行,如有必要,日本銀行也可向外國央行提出委托介入的請求,但介入所需金額、外匯對象、介入手段等都仍由財務大臣決定。日本銀行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局的外匯平衡操作擔當,以及國際局的后援擔當兩個部門來實施外匯市場干預。其中外匯平衡擔當負責外匯市場分析及決策建議,并經財務省批準,而后援擔當則負責在財務省做出決定后,進行實際的外匯交易。
除了美國和日本采取雙層次外匯儲備的管理體系以外,世界上還有許多其它國家和地區也采取同樣的管理體系,如英國、香港等。
三、中國:單一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我國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是由央行依據《中央銀行法》,通過國家外匯管理局進行儲備管理,實際上是由央行獨立進行戰略和操作層面的決策,在儲備管理體系中財政部沒有發揮主導作用,也沒有成立專門的政府投資公司進行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因此屬于單一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各主要經濟體的實踐表明,存在由財政部決策、央行執行的雙層儲備管理體系;和由財政部主導或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主導,并且建立政府所屬的投資管理公司進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這種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目前由央行獨立進行戰略和操作層面的決策當然會帶來靈活性,但也會帶來弊端。一是使得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沖突無法避免,央行從2002年開始發行票據對沖外匯占款,目前央行票據占外匯儲備的比重已從2003年的19%上升到2005年第一季度的近90%,央行貨幣政策日益嚴重地受到匯率政策的牽制,往往難以取舍。二是巨大的儲備規模決定了其運用必須實現國家戰略目標,而單純從央行角度進行相關決策,缺乏達到和實施上述戰略的基礎。因此,我們應該借鑒國外儲備管理的經驗,不斷完善我國的儲備管理體系。
四、各國外匯儲備管理體系對我國的借鑒
1.采取積極的儲備管理戰略
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基本目標是要獲取較高的投資回報,以保證儲備資產購買力的穩定,這與傳統外匯儲備管理的流動性、安全性目標存在本質的不同。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主要考慮資產的長期投資價值,對短期波動并不過分關注,但對投資組合的資產配置、貨幣構成、風險控制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尤其在中國外匯儲備數量不斷增加,外匯儲備相對過剩的情況下,更應該學習新加坡和挪威,采取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戰略,以減少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在世界發達國家,外匯儲備的一般金融資產性質越來越明顯,增值已成為了一項義務,我國目前經營的原則應當迅速由“零風險、低收益”向“低風險、中收益”轉移。拓寬投資領域,改革投資機制。外匯儲備具有同一般金融資產性質相同的一面,在增值投資方面,我國應當積極研究儲備資產的增值盈利方式,在投資領域中,不止局限于存款、債券,還可以選取一部分資產,運用國際通行的投資基準、資產組合管理、風險管理模式進入房地產、股票市場,增加儲備資產的盈利能力。
2.建立統一的儲備管理體制
中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是多目標多層次的。這種多層次、多目標的儲備管理,除了需要統一的戰略設計,也要處理好體制上的分權與集權的問題。國外的儲備資產雖然歸屬于多個部門,如新加坡的外匯儲備分散于GIC、淡馬錫和MAS,但是由于新加坡政府特殊的權力結構,可以有效保證外匯儲備管理分權基礎上的有效集中,特別是參與積極管理的GIC和淡馬錫,在新加坡政府首腦的直接掌控之下,既有明確的功能分工又有相互的密切合作,非常有利于貫徹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戰略意圖。中國政府的結構和權力配置與新加坡不同,特別是與未來外匯儲備積極管理有關的政府職能分散于若干不同的部門手中。各個部門都有不同的目標和政策,彼此之間目前的政策協調也并不順暢。甚至在同一部門內部,尚有事權劃分不清的問題。因此,要將這些部門統一在共同的使命之下,并使有關部門進行良好的合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對現有體制進行重新的規劃整合,則體制內部的矛盾,將極大阻礙管理目標的實現。
第6篇：外匯儲備管理范文
【關鍵詞】外匯儲備 安全
一、我國外匯儲備的現狀
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總量不斷攀升，2006年2月，中國外匯儲備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經濟形勢不景氣，但我國外匯儲備仍然保持高速增長，年增加量均超過4千億美元。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截至今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21316億美元。近來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與中國經濟基本面轉好有密切關系，說明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發展充滿信心。同時巨額的外匯儲備也帶了一系列的安全問題。
一是增大了外匯儲備安全的風險，匯率風險、利率風險是外匯儲備無法規避的兩種風險。由于金融危機對美國的沖擊最為嚴重，美元資產最容易遭受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美國央行為克服金融危機的影響連續10次降低利率。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也一路走低，自2008年10月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1年期國庫券利率持續走低，截至2008年12月22日，收益率降到0.39%。截至2008年10月，美元對人民幣已貶值高達9.5%，當時我國外匯儲備額大約是1.9萬億美元，僅此匯率風險一項損失就已高達1300億美元。我國的外匯儲備高度集中于美元資產，不論是美國國債價值下跌抑或是美元匯率大幅貶值，都會導致我國外匯儲備大幅縮水。
二是加大了外匯儲備成本。超額外匯儲備的存在增加了外匯儲備管理的成本，有研究表明，向國外進行國債投資比向國內發放貸款所獲得利息要少，向國外商業銀行借款的利率又比一般的存款利率要高，要多支付利息。超額外匯的巨額存在所造成的少收的利息和多付的利息也不是一個小數字。
二、推行“一控二調三轉變”以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安全管理
當前情況下，我國外匯儲備要加強安全管理，必須要積極推行“一控二調三轉變”的措施。具體說來一是要控制外匯儲備規模，二是要調整外匯儲備結構，三是要轉變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
1.要控制外匯儲備規模
哲學告訴我們想問題辦事情要“一切從實際出發”，那么關于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控制也不能有一個固定數量的額度，而要結合實際情況，靈活掌握外匯規模。一方面認清國際經濟形勢非常重要，從國際經濟形勢的走向來考慮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例如國際經濟形式對做為世界工廠的我國沒有太多影響，因此商品與服務項目仍將長久保持順差，那么從總體上分析就不需要增加外匯儲備。另一方面，也不能脫離我國國情。承前例從國際環境來看不需要增加外匯儲備，但考慮到我國進出口規模巨大，季節性影響和大宗商品升值的趨勢，需要一些流動性外匯儲備來滿足需求，那么就可以增加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的規模還要考慮外匯資產的成本與收益。開放經濟條件下，儲備作為一種干預資產可以平衡國際收支、稚定匯率，是一國實現外部均衡的重要手段，其收益主要體現在減輕解決內外經濟失衡政策的成本。判斷外匯儲備規模是否適度，主要的是看本國經濟是否在實現外部均衡的同時也實現了內部均衡，還要使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相對最小。
2.要調整外匯儲備結構
調整外匯儲備結構主要是指調整外匯貨幣儲備結構，因為貨幣儲備在我國外匯儲備中份額較大，且流通性強，應該是調整的重點。從策略上講可以逐漸減少美元在外匯資產中的比重，并逐漸提高增加歐元比重。根據推測，當前美元在我國外匯儲備中的比重約為60%。近年來，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正逐步下降，而歐洲經濟實力相對上升，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雖占主導地位，但己經不具有絕對優勢。另外，美國的外債及國際收支赤字，越來越引起人們對未來美元價值及穩定性的懷疑。歐洲經濟的發展速度在近年來石頭迅猛，歐元的穩定性大大加強，中歐之間政治關系穩定，經濟貿易合作更是日益密切，鑒于政治環境的穩定和經濟交往的密切，可以預見中歐貿易合作在今后勢必會加強。適時地對外匯儲備中的增加歐元儲備，既能達到分散外匯儲備風險，均衡實現外匯儲備的安全性的目標，又有利于今后中歐之間的經濟貿易合作。所以從長期來看，以歐元作為首選貨幣將是一個必然趨勢。
3.要轉變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
轉變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角色就是要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使人民幣在國際上得到認可，使其作為貨幣的職能(部分或全部)在國際上得到廣泛的認可，最終演化成國際化的貨幣。人民幣國際貨幣化既能順應國際貿易的要求，又可降低金融危機下我國高外匯儲備的風險。如果人民幣躋身成為國際貨幣，那么其自身既是一種計價貨幣又是一種儲備貨幣，我們就可以減少外匯儲備，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因外匯儲備過多而導致外匯占款過多造成的被動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有助于內外均衡;在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信貸緊縮，外匯儲備大量縮水的時期，還能有效地減少因外匯貶值造成的損失。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已具備一定的基礎。隨著中國經濟的穩步增長和人民幣匯率機制的不斷完善，人民幣正被周邊國家和地區所接受。目前中國已與越南、蒙古、朝鮮、俄羅斯、老撾、尼泊爾等國家簽訂了雙邊結算與合作協議，而人民幣在中國與東盟國家貿易中的結算量更是逐年穩步提高，成為與這些國家邊貿結算中的主要貨幣。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韓國等國家，人民幣同本地貨幣和美元一樣可以用于支付和結算。在菲律賓，2006年12月1日起已經將人民幣納入其官方儲備貨幣。2008年12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和韓國銀行宣布簽署一個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該協議提供的流動性支持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38萬億韓元。至此，中國人民銀行已與韓國、香港和馬來西亞等3個周邊貿易伙伴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總額高達4600億元人民幣。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目前還只能說是有了一定的基礎，但要實現國際化定會有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
參考文獻
[1]黃立紅.次貸危機后中國外匯儲備管理的出路[J].商務周刊，2008，(9).
第7篇：外匯儲備管理范文
關鍵詞:外匯儲備管理體系借鑒
中圖分類號:F830.92文獻標識碼:C文章編號:1006-1770(2006)09-030-03
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7月14日統計顯示,到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9411.15億美元,同比增長32.37%。中國外匯儲備自2006年2月底就已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位。據日本財務省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6月底日本外匯儲備達8648.8億美元。因此我國9411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額仍為世界第一。我國外匯儲備自1996年末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以來,就一直處于迅速增長的趨勢(見表1)。外匯儲備充裕,有利于增強我國的國際清償能力,提高海內外對中國經濟和中國貨幣的信心,也有利于應對突發事件,防范金融風險,維護國家安全。然而,巨額的外匯儲備對資源的合理配置與資金的使用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構建更為市場化的儲備管理體制。本文通過對世界主要國家儲備體系的簡要介紹和比較,給出了中國應如何改善其外匯管理體系的政策建議。
一、新加坡、挪威: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新加坡和挪威的儲備管理體系,是由財政部主導或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主導,由政府所屬的投資管理公司進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的多層次儲備管理體系。
1.新加坡的儲備管理體系
新加坡的外匯儲備管理采用的是財政部主導下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淡馬錫控股(Temasek)+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體制。新加坡實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戰略,所謂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就是在滿足儲備資產必要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以多余儲備單獨成立專門的投資機構,拓展儲備投資渠道,延長儲備資產投資期限,以提高外匯儲備投資收益水平。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新加坡經濟增長強勁、儲蓄率高、以及鼓勵節儉的財政政策,新加坡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新加坡政府在對經濟前景進行評估之后,確認國際收支平衡將保持長期盈余。為了提高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政府決定改變投資政策,減少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投資的低回報的流動性資產,允許外匯儲備和財政儲備投資于長期、高回報的資產。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即新加坡的中央銀行,是根據1970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于1971年1月1日成立的。MAS持有外匯儲備中的貨幣資產,主要用于干預外匯市場和作為發行貨幣的保證。新加坡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部分,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和淡馬錫控股負責。1981年5月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成立,GIC主要負責固定收入證券、房地產和私人股票投資。它的投資是多元化的資產組合,主要追求所管理的外匯儲備保值增值和長期回報。淡馬錫控股是另外一家介入新加坡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企業。淡馬錫原本負責對新加坡國有企業進行控股管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淡馬錫利用外匯儲備投資于國際金融和高科技產業,至今公司資產市值達到1003億新元。
就對外匯儲備積極管理而言,發揮主導作用的為新加坡財政部。GIC與淡馬錫所管理的不僅僅是新加坡的外匯儲備,也包括了新加坡歷年累積的財政儲備(主要由GIC管理)。GIC和淡馬錫都為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
2.挪威的儲備管理體系
挪威外匯儲備的管理采取的是財政部和挪威央行(NorgesBank,以下簡稱NB)聯合主導下的挪威銀行投資管理公司(NBIM)十挪威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市場操作部(NBMP/MOD)體制。挪威也實行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戰略,挪威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凈出口國,隨著石油收入的快速增長,挪威于1990年建立了政府石油基金。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財政部對石油基金的管理負責,但石油基金的管理運作被委托給挪威央行。就財政部而言,其責任主要在于制定長期投資策略,確定投資基準,風險控制,評估管理者以及向議會報告基金管理情況。而挪威央行則是按照投資要求具體進行石油基金的投資操作,以獲取盡可能高的回報。
成立于1998年的NBIM,是挪威央行下屬的資本管理公司,它的成立奠定了今天挪威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基本架構。它不介入一般的銀行業務,其主要任務是履行其作為投資管理者的職能,發揮其作為機構投資者的優勢,對外匯儲備進行積極管理。2000年NBIM進行了小規模的指數和加強指數投資。從2001年起,一些組合已經開始投資于股票,2003年開始,又投資于沒有政府擔保的債券,從而使基金資產組合更加多元化,投資的持有期限較以前也有所延長。挪威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市場操作部主要負責外匯儲備的流動性管理,其職能類似于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儲備管理司。
除上述國家外,韓國也建立了財政部+韓國銀行+韓國投資集團(KoreaInvestmentCorp.)這種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二、美國、日本:雙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美國和日本采取由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管理外匯儲備的管理體系。
1.美國的儲備管理體系
美國的儲備管理體系由財政部和美聯儲共同進行,美國的國際金融政策實際上是由美國財政部負責制定的,美聯儲則負責國內貨幣政策的決策及執行。在外匯儲備管理上,兩者共同協作,以保持美國國際貨幣和金融政策的連續性。事實上,從1962年開始,財政部和美聯儲就開始相互協調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具體的干預操作由紐約聯儲銀行實施,它既是美聯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國財政部的人。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財政部擁有美國一半左右的外匯儲備,而美聯儲掌握著另一半。
美國財政部主要通過外匯平準基金(theExchangeStabilizationFund)來管理外匯儲備。其管理過程是:1.早在1934年,美國《黃金儲備法》即規定財政部對ESF的資產有完全的支配權。目前ESF由三種資產構成,包括美元資產、外匯資產和特別提款權,其中外匯部分由紐約聯儲銀行,主要用于在紐約外匯市場上投資于外國中央銀行的存款和政府債券。2.ESF在特殊情況下還可以與美聯儲進行貨幣的互換操作從而獲得更多的可用的美元資產。此時,ESF在即期向美聯儲出售外匯,并在遠期按照市場價格買回外匯。3.ESF所有的操作都要經過美國財政部的許可,因為財政部負責制定和完善美國的國際貨幣和國際金融政策,包括外匯市場的干預政策。此外,美國《外匯穩定基金法》要求財政部每年向總統和國會就有關ESF的操作做報告,其中還包括財政部審計署對ESF的審計報告。
美聯儲主要通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OpenMarketCommittee)來管理外匯儲備,并與美國財政部保持密切的合作。其管理過程是:1.美聯儲通過紐約聯儲銀行的聯儲公開市場賬戶經理(theManageroftheSystemOpenMarketAccount)作為美國財政部和FOMC的人,主要在紐約外匯市場上進行外匯儲備的交易。2.美聯儲對外匯市場干預操作的范圍和方式隨著國際貨幣體系的變化而變化。這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聯儲更多的是關注黃金市場上美元能否維持平價,而不是外匯市場。第二階段是1971年之后,浮動匯率制度開始形成,美聯儲開始積極干預外匯市場,當時的主要手段是和其它國家央行的貨幣互換方式。第三階段是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美聯儲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很少使用貨幣互換,而是采取直接購買美元或外匯的方式進行。
2.日本的儲備管理體系
日本財務省在外匯管理體系中扮演戰略決策者的角色。日本的儲備管理體系由財務省負責,根據日本《外匯及對外貿易法》的規定,財務相為了維持日元匯率的穩定,可以對外匯市場采取各種必要的干預措施。而日本銀行根據《日本銀行法》的規定,作為政府的銀行,在財務相認為有必要采取行動干預外匯市場時,按照財務省的指示,進行實際的外匯干預操作。
日本銀行在外匯管理體系中居于執行者的角色。一旦開始進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所需資金都從外匯資產特別賬戶劃撥。當需要賣出外匯時,日本銀行主要通過在外匯市場上出售外匯資產特別賬戶中的外匯資產來實現;當需要買進外匯時,所需要的日元資金主要通過發行政府短期證券來籌集。通過大量賣出日元、買進外匯的操作所積累起來的外匯資產又構成了日本的外匯儲備。日本銀行的外匯市場介入操作通常在東京外匯市場上進行,如有必要,日本銀行也可向外國央行提出委托介入的請求,但介入所需金額、外匯對象、介入手段等都仍由財務大臣決定。日本銀行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局的外匯平衡操作擔當,以及國際局的后援擔當兩個部門來實施外匯市場干預。其中外匯平衡擔當負責外匯市場分析及決策建議,并經財務省批準,而后援擔當則負責在財務省做出決定后,進行實際的外匯交易。
除了美國和日本采取雙層次外匯儲備的管理體系以外,世界上還有許多其它國家和地區也采取同樣的管理體系,如英國、香港等。
三、中國:單一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我國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是由央行依據《中央銀行法》,通過國家外匯管理局進行儲備管理,實際上是由央行獨立進行戰略和操作層面的決策,在儲備管理體系中財政部沒有發揮主導作用,也沒有成立專門的政府投資公司進行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因此屬于單一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各主要經濟體的實踐表明,存在由財政部決策、央行執行的雙層儲備管理體系;和由財政部主導或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主導,并且建立政府所屬的投資管理公司進行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這種多層次的儲備管理體系。
目前由央行獨立進行戰略和操作層面的決策當然會帶來靈活性,但也會帶來弊端。一是使得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的沖突無法避免,央行從2002年開始發行票據對沖外匯占款,目前央行票據占外匯儲備的比重已從2003年的19%上升到2005年第一季度的近90%,央行貨幣政策日益嚴重地受到匯率政策的牽制,往往難以取舍。二是巨大的儲備規模決定了其運用必須實現國家戰略目標,而單純從央行角度進行相關決策,缺乏達到和實施上述戰略的基礎。因此,我們應該借鑒國外儲備管理的經驗,不斷完善我國的儲備管理體系。
四、各國外匯儲備管理體系對我國的借鑒
1.采取積極的儲備管理戰略
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的基本目標是要獲取較高的投資回報,以保證儲備資產購買力的穩定,這與傳統外匯儲備管理的流動性、安全性目標存在本質的不同。外匯儲備的積極管理主要考慮資產的長期投資價值,對短期波動并不過分關注,但對投資組合的資產配置、貨幣構成、風險控制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尤其在中國外匯儲備數量不斷增加,外匯儲備相對過剩的情況下,更應該學習新加坡和挪威,采取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戰略,以減少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在世界發達國家,外匯儲備的一般金融資產性質越來越明顯,增值已成為了一項義務,我國目前經營的原則應當迅速由“零風險、低收益”向“低風險、中收益”轉移。拓寬投資領域,改革投資機制。外匯儲備具有同一般金融資產性質相同的一面,在增值投資方面,我國應當積極研究儲備資產的增值盈利方式,在投資領域中,不止局限于存款、債券,還可以選取一部分資產,運用國際通行的投資基準、資產組合管理、風險管理模式進入房地產、股票市場,增加儲備資產的盈利能力。
2.建立統一的儲備管理體制
中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是多目標多層次的。這種多層次、多目標的儲備管理,除了需要統一的戰略設計,也要處理好體制上的分權與集權的問題。國外的儲備資產雖然歸屬于多個部門,如新加坡的外匯儲備分散于GIC、淡馬錫和MAS,但是由于新加坡政府特殊的權力結構,可以有效保證外匯儲備管理分權基礎上的有效集中,特別是參與積極管理的GIC和淡馬錫,在新加坡政府首腦的直接掌控之下,既有明確的功能分工又有相互的密切合作,非常有利于貫徹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戰略意圖。中國政府的結構和權力配置與新加坡不同,特別是與未來外匯儲備積極管理有關的政府職能分散于若干不同的部門手中。各個部門都有不同的目標和政策,彼此之間目前的政策協調也并不順暢。甚至在同一部門內部,尚有事權劃分不清的問題。因此,要將這些部門統一在共同的使命之下,并使有關部門進行良好的合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對現有體制進行重新的規劃整合,則體制內部的矛盾,將極大阻礙管理目標的實現。
3.建立多元化的儲備經營操作機構
關于中國儲備體系的操作機構,目前通過國家外匯管理局來進行操作,保持了一定的高流動性。但我們仍然建議,應該通過多種渠道促成儲備經營操作機構的多元化。目前急需建立中國的GIC、NBIM和中國的淡馬錫。儲備資產積極管理和流動性管理在操作策略和技巧上完全不同,將外匯儲備積極管理和流動性管理置于一家機構之下,會使兩部分管理彼此相互影響。因此,建議在外管局之外獨立成立中國的GIC、NBIM,負責外匯儲備在國際金融、外匯、房地產市場的積極投資。另外,到目前為止,國資委的職能還只局限于對存量資產的整合與轉制,無法在國際間進行戰略性商業投資。中國有必要著手組建類似淡馬錫的國有資產控股管理企業,將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從對國有控股企業的商業管理中解脫出來。
參與文獻:
1.者貴昌:中國國際儲備的分析與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05(5)
2.蘇平貴:國際儲備管理的國際比較[J],當代財經,1997(6)
3.胡慶:完善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建議[J],西南金融,2004(4)
4.IMF,GuidelinesforForeignExchangeReservesManagement:AccompanyingDocumentandCaseStudies,2003.
5.MAS,SecureSingapore:BuildourFutureThoughFinance,mof.gov.sg
6.Temasek,ReshapeourPortfolio:TemasekReview2005.
第8篇：外匯儲備管理范文
對于外匯儲備的管理體制
投資方向、資產結構等，也進行了大量的研討，但對于一些基本問題，仍廣泛存有疑慮。
傳統思想：應對支付危機
首先，外匯儲備的目的是什么?
傳統上，它的主要作用是為了滿足經常性支付需要、應對支付危機。但問題在于，當外匯儲備規模大到占GDP的一半左右時，其規模的適當性就會引起普遍的擔憂和不安，因為這已遠超出了前者的需要。
一般意義上，外匯儲備用于滿足三個月的經常性支付，而2011年我國
季度進出口總額僅2950億美元。充其量，用于這方面需要的外匯儲備萬億美元已經足夠。
至于外匯儲備能否應對支付危機，則需要重新對外匯儲備資產的功能加以分析和評估。
所謂的支付危機是在宏觀經濟和金融出現系統的不穩定，債務負擔過重時，才會顯現。如在目前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實際上就表現為債務發生國的支付危機。無論是美國次級貸款引發的信用危機，還是歐元區的債務危機，莫不如此。
美國支付危機的表現是，龐大的私人部門債務最終通過聯邦債券轉移到公共部門，其中，美聯儲扮演了關鍵角色，通過它購買聯邦債券，將債券貨幣化，然后，由財政部門將資金注入需要救助的私人部門。
而在歐洲，債務本身就是因為歐洲五國(DIGS)政府無法有效約束其財政預算，造成龐大的赤字，從而導致償債危機。美國作為國際貨幣的發行國，當然無須通過外匯儲備來償還債務，只需再度啟用印鈔機印制美元，即實行所謂“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即可。歐洲五國也不可能采用有限的外匯儲備應對。
同樣的問題也曾經發生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具有儲蓄傳統，且存在普遍美元化的東亞國家即使擁有充沛的外匯儲備，也同樣無法應對宏觀經濟體系和金融的系統不穩定帶來的沖擊。
預防債務風險
這不得不迫使人們反思外匯儲備的根本用途，反思它在預防系統不穩定和危機發生方面的作用，促使人們將外匯儲備用于應對支付需要的傳統思想轉變為消除宏觀經濟和金融系統中的不穩定因素，預防債務風險發生上面來。這種思想的根本轉變將徹底影響和改變外匯儲備資產在管理體制
資產結構、投資方向和策略等。
對于全球最大規模的中國外匯儲備，目前環境下，不太可能如一些經濟學家建議的，將其分給百姓。因為從根本上來看，外匯儲備是央行發行的人民幣購買的外匯，本質上是央行的負債，如今后賣出外匯的方需要購買外匯，用于對外支付，央行就需要賣出手頭持有的外匯資產。
同樣，外匯儲備也不可能全都用來購買美國國債歐元或日元債券，因為金融資產雖然具有較好的流動性，但它無助于消除國內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增強系統的穩定性。
至于采取設定專業外匯儲備投資基金或外匯平準基金的措施，目前來看，不太容易實現。因為前者的功能無異于中國投資公司，不過是新增些投資領域，而后者則有效仿香港等地經驗之嫌。
對于外匯儲備的管理，關鍵是要解釋好為什么要增加此類交易成本、準備建立何種投資策略，會形成什么樣的管理目標的問題。
這也就是說，設定專業外匯儲備投資基金是進行直接投資還是繼續參與金融資產的交易?而建立外匯平準基金在平抑外匯市場波動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及外匯交易市場建設之間又將形成何種關系?二者是采用市場化的管理體制和方式，還是新設官僚化的管理機構?
坦率地說，在一些國家對于中國基金嚴格限制，市場對于此類基金高度敏感的情形下，采用什么貴金屬或礦業投資基金的形式開展投資管理并非最佳的選擇，因為無非是增加一些交易成本而已。
而事實上，所謂的外匯平準基金可能發揮的作用也大可通過外管局儲備中心現有的外匯交易直接展開。改革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關鍵階段
那么，外匯儲備的管理體制是否就不需要做大的改革和調整呢?當然不是。恰恰相反，現在正是徹底改革這一體制的關鍵階段。
自2005年對其進行了初步的改革探索，近六年的改革實踐雖然并未證明中司模式的有效性。然而，對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及其資源、環境和技術的約束卻已成共識。
經濟模式轉型將成為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戰略。經濟轉型面臨的要素約束可以通過外部市場得以化解，真正實行資源配置的全球化。而如何運用外匯儲備，擴大資源的來源和技術的儲備、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化解上述要素的約束、消除資源品價格波動的負面影響，以及增強宏觀經濟的整體穩定性，均已成為當務之急。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需要對現有的外匯儲備管理的思想觀念、體制和模式進行根本改革。
首先，基于超量且日益膨脹的外匯儲備規模，應將增強外匯儲備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作為首要目標。
外匯儲備的規模不能僅僅滿足經常性的貿易，投資等方面的支付需要，更非無節制地購買各國債券，而應將提高資源儲備和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作為主要策略。
其次，應建立某種轉化機制，通過多種渠道，將外匯儲備轉移給私人部門，尤其是通過市場化的操作主體進入資源和知識產權市場。
一個可行的選擇是將外匯儲備劃撥給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等，由其對開展海外投資和并購的各類企業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項目規劃與政策指導，從而改進投資的成效。
再次，既然外匯投資管理的目標得以調整，著眼于獲取更多的資源來源和技術創新能力，因而評估其投資收益的方式、方法也應隨之調整，而不應局限于短期的帳面收益。
第9篇：外匯儲備管理范文
關鍵詞：外匯儲備 沖銷政策 儲備管理策略
文章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06)11－027－04
一、引言：外匯儲備激增現實及解釋
全球外匯儲備由1995年1月的1．2萬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9月的4萬億美元，表現出了史無前例的特征：規模急劇增加、國家集中度提高、地區分布特征明顯等。尤其是自2002年以來，短短4年間全球外匯儲備增長了91％(約2萬億美元)，其增速是1999－2001年增速的3倍多。2005年前5大外匯儲備國或地區占全球儲備存量的68％，排前兩位的中國和日本占2002－2005年全球儲備增加額的50％，全球儲備存量的40％。排名前101的儲備國或地區中有8個來自亞洲，亞洲貨幣當局(包括日本)儲備增加額占全球儲備增加的絕大部分。另外，由于油價的上漲，石油輸出國組織獲得了大量經常項目盈余，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之一(見表1)。
全球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引起了理論界和政策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其中討論熱點之一就是外匯儲備激增背后的動因及適度外匯儲備規模的度量。外匯儲備激增背后的動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受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影響，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出于自我保險的需要；二是受目前的市場環境影響，新興國家為了維持出口部門國際競爭力、避免本幣升值而采取外匯干預的結果，三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國內金融體系的特征決定的，包括欠發達的金融體系無法將國內居民的儲蓄轉化為有效的投資、國內儲蓄投資的缺口等；其中一和三側重講發展中國家儲備的增加與金融全球化有一定關系。四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近年來石油價格居高不下，使一些石油輸出國獲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儲備。如果從一國國際收支表組成結構來看(見表2)，2000－2005年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儲備的增加主要是因為經常項目盈余和凈資本流入盈余的“雙順差”所致，而俄羅斯和中東產油國雖然為資本凈輸出國，但是由油價上漲所帶來的巨額貿易順差仍然使這些國家獲得了較多的石油美元儲備。
外匯儲備的增加雖然代表一國的財富規模和抵御風險能力的增強，但也帶來一定的成本和風險，所以二者利益的權衡就存在一個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問題。衡量一國適度外匯儲備規模應結合該國經濟結構特征，還要考慮政治、外交因素和動態調整需要。國外衡量外匯儲備水平常用的三個指標是，外匯儲備／每月進口額(國際經驗是一國外匯儲備應足以維持3個月的進口需要，被稱為拇指規則)、外匯儲備／1年內到期的外債總額(代表一國對外短期償債能力，合適的指標值為1，被稱為Guidotti-Greenspan－IMF規則)及外匯儲備／GDP指標(該指標的橫向比較可比性較差)。按照單一的指標衡量或者加權的指標衡量均顯示全球外匯儲備(主要是指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過量。國內也有不少文獻討論我國外匯儲備的最優規模，如武劍(1998)認為外匯儲備合理規模的界定模型應為：FR=DF＝DF1+DF2+DF3+DF4=a1．Imp+a2 Deb+a3．FDI+A，其中Imp表示一國全年貿易進口額，Deb表示一國累計負債余額，FDI表示一國FDI累計凈流入，A表示國家干預外匯市場的用匯需求，夏斌(2006)在武劍模型的基礎上估計我國外匯儲備最優規模約為7000億美元，結論顯示我國外匯儲備過量；劉海虹、袁鷹(2005)的研究也顯示我國外匯儲備過量。當然以上定量估計我國最優儲備規模使用的都是可以量化的經濟指標，且沒有考慮到我國的經濟結構特征，如國際資本流動形式組成(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外國股權投資、外國債權投資、銀行貸款等)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也沒有考慮我國的政治、外交因素和動態調整的需要。精確的最優儲備規模難以確定，但根據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狀況和國際經驗、外匯儲備的歷史趨勢可以看出 我國外匯儲備確實過多。
二、外匯儲備增加對國內經濟影響分析
外匯儲備激增和外匯儲備的過量會給國內宏觀經濟帶來一系列的風險和成本，給外匯儲備管理和國內貨幣政策帶來挑戰?？紤]外匯儲備對國內宏觀經濟的影響，需要理清外匯儲備增加的機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實行外匯管制的結果，如我國的強制結算制度，在允許范圍外的外匯必須強制出售給央行，如果企業或個人的售匯大干用匯就會造成外匯儲備的增加；另一類是央行按照匯率目標在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的結果，經常項目的盈余、國際長短期資本的凈流入(包括FDI、股權資本、債權資本和銀行貸款等，尤其是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入)會相應造成匯率升值的壓力，為了避免匯率的升值、維持國內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央行就需要在外匯市場進行干預。
這兩種機制導致的儲備增加對國內宏觀經濟的影響取決于央行國內外資產負債或權益是怎樣進行調整的。從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來看，央行的資產由凈國內資產和凈國外資產(構成外匯儲備的內容)組成，負債由國內貨幣、銀行儲備、央行自己發行的債券(或票據)等組成，權益由政府注入到央行的資本加上央行自身的收益或損失組成。如果外匯儲備的增加，相應的是股權資本的增加(假設股權資本的來源不是來自于政府存款的減少)，就不會引起國內貨幣的擴張；如果儲備增加引起國內負債的增加(央行的這種干預手段被稱為非沖銷干預)，將會引起國內短期利率的下降，銀行信貸的擴張，國內通脹壓力將會上升。如果儲備增加引起的是國內資產的減少，央行的這種干預手段被稱為沖銷干預。過去的經驗表明，一國央行有能力沖銷外匯儲備增加對國內基礎貨幣的影響。最近幾年，在新興國家，央行的這種沖銷干預手段用的越來越多?？紤]到一些新興國家金融系統的不夠發達等情況，在央行實行沖銷政策(部分沖銷)的過程中也會帶來一些風險和成本，包括：通脹壓力、過度投資、資產泡沫、貨幣政策管理的復雜性、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上潛在的資本損失、沖銷成本、債券市場的分割、國內銀行借貸的資源配置失效等。
從實踐結果來看，從2000年1月到2006年5月，印度、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臺灣央行凈國內信貸和央行非貨幣性債務的變動抵消了外匯儲備變動的85％，俄羅斯該比例是60％，而我國該比例為70％。這說明在國內低通脹環境下，外匯儲備增加的同時，新興國家央行有意放松國內貨幣政策，采取部分沖銷的干預政策。具體各國沖銷政策實施及效果(見表3)。
三、外匯儲備管理國際經驗比較
外匯儲備激增和外匯儲備的過量不僅會給國內宏觀經濟帶
來一系列的風險和成本，而且增加了外匯儲備資產管理的難度。儲備管理者管理儲備的三原則是流動性、安全性和收益性，其中安全性是基礎和核心，儲備管理的目標就是要在安全性的基礎上，兼顧流動性，降低成本增加收益。
對于持有外匯儲備資產的成本，目前國內流行觀點認為持有儲備的成本就是投資國內的投資收益率與投資外國證券(主要是美國國債)的利率之差，本幣升值將會帶來儲備資產的損失。這種分析不夠細致。衡量持有外匯儲備的成本，可從官方角度和整個社會角度進行分析。從官方(央行)角度分析，前面分析沖銷政策時已涉及，主要是央行發行債券或者票據時支付的國內利率成本與外匯儲備投資國外資產所獲得收益率之差。從整個社會(國家)角度分析．可分為機會成本觀點與實際成本觀點，機會成本觀點認為持有外匯儲備的成本等于國內普通投資回報率與投資美國國債收益率之差，如果說考慮機會成本，那么就要考慮風險收益，這種風險收益是指減少了金融危機發生的次數以及降低了危機發生時對經濟的危害程度，Rodrik andVelasco(2000)估計遵守Guidotti－Greenspan－IMF規則將使資本流動發生逆轉的概率減少10％，假設金融危機的成本為GDP的10％(該假定比率不高，見Hutchison and Noy(2002))，那么遵守Guidotti－Greenspan－IMF規則的風險收益將等于GDP的1％；如果不考慮這種風險收益，單純從機會成本的角度就無法解釋為什么新興國家會愿意增持這么多的外匯儲備。從實際成本的角度看，根據央行外匯儲備的增加來自于結售匯，分析成本需要分析外匯的來源，如果是從國外借貸的，那么整個社會的外匯實際成本就是借貸利率與持有外國國債短期資產收益之差；如果是外國資本(包括證券或者直接投資等)主動流入東道國國內的，整個社會的儲備成本幾乎沒有(外資投入到國內的分紅是否應該算作整個社會的儲備成本？否。因為如果計算外資的成本，那么還要計算外資所帶來的收益，如外資投入到國內促進國內就業、對金融市場的好處等創造的價值)，收益就是持有外國國債短期資產的收益。
本幣升值是否會帶來儲備資產的損失，取決于購買力發生作用的地區，如果是國際上，則只是一種折算成本幣的賬面損失。從儲備的國際購買力角度來看，無論是否升值，存量儲備資產代表的國外貨物購買力仍然是一樣的，買10萬噸鐵礦石的外匯儲備升值后還是能夠買10萬噸的鐵礦石，即使考慮通貨膨脹因素也還要考慮就算持有本幣的國內通脹因素。
近年來外匯儲備的急劇增加也帶來了外匯儲備管理的一些新變化，這些變化包括：增持能帶來更高收益的金融工具、資產幣種分散化和將外匯資產用于選擇性的用途。本文將對國際上外匯儲備管理的經驗和趨勢作一個總結：
(1)根據近年來各國官方儲備的結構變動(主要涉及金融工具結構以及貨幣結構)事實，這種結構變動反映了各國儲備管理策略的改變。雖然出于流動性和安全性考慮，金融工具仍主要集中于政府或準政府債券，但新的趨向是部分儲備轉向較高風險較高收益金融工具，甚至如貨幣期權、黃金及通脹相關的外國債券等。
舉例來說，日本的儲備管理理念仍屬于被動管理的政策觀點，對儲備資產風險一回報敏感性較差。而在其他一些亞洲國家，尤其是韓國和新加坡，紛紛擴大了儲備資產的金融工具范圍。如韓國和新加坡成立了外匯基金及專門的投資公司來追求更長期、更高回報的目標。幾年以前，亞洲的新興經濟國家的外匯儲備主要投資于短期存款和短期外國證券(主要是美國國債)，現在投資的產品擴大到利率衍生品和股權資產等。
金融工具結構的轉變可以考慮構成儲備增加來源的項目期限和風險匹配、比例限制等。期限匹配是指對造成外匯儲備增加的因素進行結構性分析的結果，如由經常項目盈余和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增加的外匯儲備較為穩定，可以考慮投資一些中長期限、具有更高收益的國外資產；由短期證券資本流動所形成的外匯儲備可以考慮投資一些短期的國外資產。如香港貨幣當局根據不同的目標、儲備資產不同的風險特征、不同期限等來構造不同的資產組合，比例限制是指可以將外匯儲備的一定比例投資于具有更高收益的國外資產，其余投資于流動性強的短期國外資產，對于投資于高收益的那部分國外資產央行可以自己管理，也可以由央行成立一家獨立的公司或者基金來運作管理，甚至也可以委托給另一家信譽很好的公司來管理。如2005年7月1日，韓國將外匯儲備資產價值的10％劃撥到一家獨立的實體――韓國投資公司(KIC)來進行管理，以追求更好的收益率，緊急情況下韓國央行有權收回委托給KIC公司管理的資產。為了應付日益增長的外匯儲備，新加坡上世紀90年代就成立了新加坡投資公司(GIC)，GIC公司現在管理著超過1000億美元的不用于外匯干預目的的外匯資產，以取得更高的收益(也為將來的后代著想，所以又被叫做遺產基金)。
(2)儲備幣種比例的變化。來自IMF的數據顯示，近年來美元儲備占總儲備的比例穩定在64％左右，歐元的比例由1999年的18％上升到2004年的24．3％(部分原因來自于歐元升值效應)。尤其在亞洲，美元儲備占了絕對主導地位，這是因為美國固定收益市場的深度、廣度和流動性相比日本和歐元區具有明顯的優勢，各國外貿的主要對象和資本流入的主要來源都跟美國更密切等有關。2004年，美國財政部發行的債券中70％被外國官方機構所持有。雖然美元近年來表現疲軟，但可以預見，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美元仍將是各國官方(尤其是東南亞)外匯儲備資產的主要儲備幣種。
(3)近年來外匯儲備資產管理策略一個重要的實踐就是被用于一些選擇性的用途，如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石油基金、俄羅斯償還外債、臺灣向銀行分配資金150億美元用于資助對內投資、我國為國有銀行注入600億美元資本等。設立石油基金的背景是近年來油價的波動幅度大和不可預測，帶來了石油出口收入的不穩定性，為了穩定石油出口收入，俄羅斯、挪威、委內瑞拉和阿曼等石油出口國已經設立了自己的石油基金，其他的石油輸出國也在考慮建立該類基金。
這些外匯儲備資產創新性的用途依賴外匯資產的來源和追求的目標，將貨幣匯率政策同財政政策、宏觀經濟同微觀主體、央行儲備管理市場風險同其他實體所持外匯儲備的資產組合管理聯系了起來，將短期貨幣、金融資產轉變為長期的財富持有(可能包括非金融資產)，為分散美元價值波動所帶來的資產風險的一條途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臺灣將其外匯儲備約7％的資產共150億美元用于對內重大項目投資，這對于外匯儲備的保值、促進國內經濟增長目標來說是一個重大的儲備管理策略創新。
四、對我國外匯儲備管理的啟示
外匯儲備是一種風險與收益并存的財富，一國外匯儲備存在適度規模的衡量。我國的外匯儲備管理的主要內容是控制其增長節奏和科學合理的使用存量外匯儲備。我國是國際儲備大
國，我們在摸索創造國際經驗的同時也要學習其他國家或地區值得借鑒的經驗。
(1)要控制外匯儲備的增長節奏就需要了解外匯儲備增長的來源。我國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是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結果，而持續15年左右的雙順差又是中國經濟存在內外失衡和市場扭曲現象的結果。要縮小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可以通過減少出口、抑制資本流入的辦法來實現，如改變對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優惠政策等。但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和增長格局下，積極的措施應該是：增加可以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的商品技術進口，以及實現藏匯于民、擴大資本輸出來實現。
長期以來，我國外匯政策以管制為主，并不鼓勵居民持有外匯，即使持有也只能買些理財產品或者外匯存款，海外投資渠道過于狹窄?，F在，為了降低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風險，我們需要認識到必須調整外匯儲備政策，通過放松居民個人購匯進行外匯投資、推出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等政策，以拓寬資本流入流出的“雙車道”，事前緩解外匯儲備的增長。更重要的一點是，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增強匯率浮動彈性，擴大其浮動區間，從而加大投機進出資金的風險成本，抑制其投機操作，起到釋放升值壓力、減少外匯儲備快增的作用。
(2)科學、合理地使用存量外匯儲備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要按照“安全、流動、增值”的原則經營管理好外匯儲備，二是要拓寬儲備運用渠道。
第一，經營管理好外匯儲備可以借鑒外匯儲備管理的國際趨勢(經驗)，包括對資產進行結構分析(目標、期限、風險等)，增持能帶來更高收益的金融工具、資產幣種分散化等，可以借鑒香港的經驗，根據不同的目、儲備資產不同的風險特征、不同期限等來構造不同的資產組合；也可以借鑒韓國和新加坡的經驗，專門成立一家獨立的公司來運作某個目的、一定比例的外匯儲備資產(如韓國10％)。
第二，科學、合理地使用存量外匯儲備，將儲備運用同國家整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客觀需要結合起來開發儲備資產的可選擇用途。近年來，我國已經在這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如：用外匯儲備注資，支持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與周邊國家簽訂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加強區域貨幣合作；與國內商業銀行進行貨幣掉期交易，增強央行對沖操作能力等等。這方面，我們還可以借鑒臺灣的經驗，將外匯儲備的一定比例用于國內重大項目或者機構的建設等等。
比如我們除運用部分外匯儲備支持金融改革和企業改組改造外，還可增加重要戰略資源進口儲備(如可將外匯儲備購進實物資產，建立符合本國經濟體量的石油和金屬儲備資產。國家應該把外匯儲備作為流動資金注入到大型公司，讓它們到海外購買鐵礦和油田，為我國盡快建立戰略油、戰略金屬、戰略物資的儲備基地做準備)、用外匯儲備來彌補我國社?；鹑笨?，政府用外匯儲備在海外大量購買用于改善國內教育、醫療設備、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節能、安全生產、排污環保事業發展所急需的各種設備、技術與其他物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