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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逆差;產生原因;理性看待;共同發展
中圖分類號:F75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07)02-0064-06
2005年引起世界廣泛關注的中美紡織品貿易硝煙剛剛散盡,經歷了短暫的平靜之后,由于美國商務部于2006年2月10日對外貿易統計報告的出爐,一石激起千重浪,又使剛剛平靜的中美貿易關系,泛起新的波瀾。按美方統計,2005年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總額為7 258億美元,其中,對華貿易赤字達到了創紀錄的2016億美元。僅就一個中國與其構成的貿易赤字就達到了逆差總額度的將近1/3。這一結果的推出,使得雙方剛剛舒展的神經重新緊繃了起來。美國貿易代表波特曼甚至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表示:“盡管美國對華出口連續3年保持了增長,但就目前來看,雙邊貿易關系為兩國提供的機會仍然‘不公平’,造成這種差異的部分原因是:中國未能信守某些承諾,包括知識產權執法不力,對國內某些產業政府提供了一定的保護和扶持,以及不履行某些開放市場的承諾等”。并進一步聲稱:“中國在與世界的接觸中獲得了收益,但是,為了保持經濟和政治上的可持續健康發展,中國必須為解決過去4年來,全球迅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全球不平衡承擔自己的責任”。
雖然波特曼的這一番話未必完全正確,但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美國高層對美中貿易逆差過大的極度焦慮。面對中美經貿快速發展,貿易摩擦有可能再度升溫的緊張局勢,進入2006年2月以來,兩國高層互訪頻繁,并就一些影響中美經貿關系的重大貿易問題基本上達成了共識:中美同意在商貿聯委會框架下成立中美高科技與戰略貿易工作組;啟動并加強了知識產權合作機制;簽署了《食品安全和動植物衛生諒解備忘錄》……。2006年4月11日隨訪的中國企業代表團就美國13個州、14個城市開展了多種形式的貿易投資促進活動,簽署采購合同或協議108項,總金額超過了162億美元。這一切都能顯示出中國政府為扭轉中美貿易失衡所表示的誠意。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在自然資源、市場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各方面都有著很強的互補性,致使20多年來中美貿易持續增長。目前,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地。中國是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2006年以來,中美貿易繼續保持了快速增長-的勢頭。據我海關資料顯示,僅1-5月份,中美貿易額已達到了973.7億美元,同比增長25.4%。其中中國對美出口738.2億美元,同比增長26.6%,進口235.5億美元,同比增長21.8%。中美順差達到了502億美元,同比增長29.O%。截至2006年5月底,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到了50 289個,合同內資金額共計l 163.2億美元。同時,中國在美國興辦的貿易型和非貿易型公司也呈增長趨勢,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在美直接投資達7.92億美元。隨著兩國經貿合作的不斷深入,雙邊經貿關系中出現一些暫時的不和諧和摩擦也是難免的,甚至可以說是正常的。為開創中美經貿合作的新局面,雙方首先應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就當前雙方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客觀、公正地進行分析,以求共同推動中美經貿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造成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兩國統計方法上的差異,也有雙方貿易方式、貿易結構、貿易政策等方面的差異,此外還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導致新的國際分工出現等多種原因。
一、雙方統計標準不一致造成統計結果不一致
1.進出口產品統計數字對美貿易逆差的影響 自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華貿易出現逆差以來,中美就雙邊對外貿易不平衡問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且爭論至今。按中國海關統計數字顯示,2005年中美貿易總額達到了2116億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國的出口1629億美元,從美國進口487億美元。但是按照美方的統計數字卻顯示,2005年中美貿易總額為2853億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為2434億美元,自美國的進口為418億美元。再如中國海關統計,美國于1993年首次出現對華貿易逆差,金額為62.76億美元,到2005年達到了1142億美元,是1993年首次出現貿易逆差的18倍。而美方統計,美國從1983年就開始出現了3億美元的逆差,到2004年猛增至1620億美元,到2005年又突破了2000億美元,達到了創紀錄的2016億美元。并且認為是首次出現貿易逆差的1983年的672倍。
以上兩組數據我們不難看出,中美雙方統計數字時所采用的標準不一致,其呈現的特點是:(1)美方統計的貿易總額大于中方統計的貿易總額;(2)美方統計的逆差數字大于中國海關統計的逆差數字;(3)美方統計的中方出口數字大于中方統計的出口數字,而美方統計的中方進口數字卻小于中方統計的進口數字。由于美方采用的統計標準與我方采用的統計標準不一致,從而使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真實性、科學性和可比性(當然也不能排除其中有意被夸大的可能性)。
據我方了解的情況是:中國產品在出口時一般使用的是離岸價格(包括貨物的成本、路途運輸費和裝船費),而美國的產品在出口時使用的卻是船邊交貨價格(只包括貨物的生產成本和路途運輸費,不包括裝船費)。按世界銀行的估計,同一批貨物,采用離岸價計算的出口價格要比采用船邊交貨價至少高出1個百分點。因此說,同一批貨物的出口用不同標準進行統計,肯定會得出不同的結果,有時得出的結果相差還會很大。這也就是說,在美國的統計結果中,應該將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所有產品的價格,減少相應的百分點;而從美國出口到中國的所有產品的價格,加大相應的百分點。只有進行了這樣的較為科學的修正之后,對于來自(美中)兩個不同國家統計的結果才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2.經中國香港的轉口貿易對美貿易逆差的影響 每年經香港轉口至中美兩國的貨物很多,通常稱這類貿易為轉口貿易。經香港轉口的這類貿易,同樣也會由于兩國統計方法的不一致,導致統計結果不一致。
中國每年對外公布的進、出口商品的額度僅僅限于直接貿易:即中國生產并直接銷往美國國內的產品,對于由中國生產、但是經香港進出口商購買后再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并不統計在中國的出口產品額度中。這一點美國倒同我們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即由美國生產并直接銷往中國的產品計入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統計。美國生產,經香港進出口商購買后銷往中國大陸的產品也同樣不計入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但是,美國的進口數據則既包括直接貿易,同時也包括間接貿易:既包括由美國直接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同時也要包括經香港進出口商手中
進口的中國產品。這種統計結果顯然使美國從中國的進口數額無形中被增大了許多,最終導致美國統計的貿易逆差不合理地被放大。
3.經中國香港轉口產品的加價對美貿易逆差的影響 香港的進出口商對于產自美國和產自中國的產品增值加價的幅度也不一致。由于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因此來自中國的產品價格普遍偏低。對于這些來自中國的產品當進入美國時,考慮到美國消費者的生活水平普遍較高,他們對于消費品的價格具有較高的承受力。因此,香港進出口商對于來自中國,并且即將進入美國消費市場的中國產品增值加價的幅度一般較高。相反,對于產自美國的產品,由于美國勞動力成本高,因此美國產品價格普遍偏高。對于這些來自美國的產品當進入中國大陸時,由于考慮到中國消費者的承受力較低,因此香港進出口商對于這些即將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產品增值加價的幅度一般不是很高。
有資料顯示,經香港出口到中國的美國產品,增值加價的平均幅度為9.6%;而經香港出口到美國的中國產品增值加價的平均幅度一般為27%。這種增值加價幅度的差異,也就不同程度地產生了對于美國貿易逆差的影響。無論是單純對于出口的產品,還是通過轉口貿易的產品,還是轉口貿易產品的不同增值加價的幅度差異,都對增大美中貿易逆差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我們認為,中美采用的兩種不同的統計標準,不能科學地、嚴格地反映中美雙邊經貿關系的真實情況。大量的事實也說明,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如果沒有一種共同遵守的統計準則,雙邊貿易的平衡與不平衡,不能真實地反映兩國貿易的全貌。中美貿易有可能會隨著中美之間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由于統計方法的不一致,所造成的貿易不平衡也一定會越來越大。
二、中美兩國由于產業結構不同導致的貿易不平衡很難消除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和全球化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美國已經將支持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轉向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逐步淘汰和轉移勞動密集型的一般制造業。從美國整體產業狀況來看,美國經濟現處于國際產業鏈的高端,可以說美國現在是世界上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美國跨國公司已經滲透到各國和地區的幾乎所有產業領域和部門,他們正在以全球市場為舞臺進行資源、資本、人才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由此判斷,美國是當前經濟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國家。中國在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依據自身的優勢和能力,承接了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來的一些中低端產品的制造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相對美國來講,中國經濟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
中國從美國進口的產品主要是高附加值產品,而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主要是物美價廉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據摩根士丹利公司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物美價廉的日常生活品,一年將能為美國消費者節省1000億美元的支出。 每年大批量日用生活必需品的進口,也是引起美國貿易逆差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縮小貿易逆差,首先應減少該類產品的大批量進口。但事實上,美國生活必需品的90%美國本土早已不再生產,這意味著美國即使不從中國進口,也勢必會從其他國家進口。然而,中國產品的物美價廉早已深受美國廣大消費者的歡迎,這是消費者的選擇,而不能算作生產者的過錯。
三、中美貿易不平衡不能忽略服務貿易的存在
當談到中美貿易不平衡時,美國反復強調的是貨物貿易,而對于屬于美國出口強項而屬于中國出口弱項的服務貿易則往往不予提及。
隨著中國服務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具有極強實力和競爭優勢的美國服務貿易定會大舉進入中國市場。據美國有關資料顯示,2004年美國服務貿易總出口增速在11%的情況下,對中國的增速竟達到了20%。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十大服務貿易出口市場。2004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達到了16億美元,隨著中國入世承諾的逐漸兌現,我國服務市場將會在更大范圍內對外開放,如果能把美國服務貿易的貢獻一并加以考慮,美中貿易逆差應該減少。
四、貿易方式不同使得貿易不平衡現象加劇
美國是擁有世界級知名品牌、知識產權和高新技術產業量最多的國家。據美國《商業周刊》和國際品牌公司聯合公布的2004年“世界百強品牌價值排名”中,美國有58家公司榜上有名。而中國企業則無一家入選。在全球75個世界級名牌產品中,美國占據了42個。此外美國擁有著世界發明專利的50%以上。而中國的發明專利中,外國企業和外資企業占據了絕大多數。目前中國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僅有約不足萬分之三,也就是說99%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專利。
中國經濟要發展、要前進,需要大量的先進技術和專利,但是,在短時期內僅憑中國自己的力量確實還不夠。還需要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大力支持與援助。美國的很多高技術專利產品都是中國經濟發展所必需的,但是美國長期實行的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對華限制政策迫使中國只能從其他國家進口,這也是導致美國對中國出口總值不能大幅度提高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中國每年的出口量雖然很大,但從整體上來看,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方式仍屬于粗放型增長模式,這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一是中國出口總額中55%以上的產品來自于加工貿易。而在加工貿易中,85%屬于外商投資企業所有;二是在中國出口的商品中,90%的出口產品屬于貼牌生產;三是在高新技術出口中外商投資企業占到了85%以上。相比之下,中國企業由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因此每年不得不將出口產品價格中的很大一部分繳于專利所有者或核心技術所有者。如中國是DVD生產大國,由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因此對于每臺售價32美元的DVD,其中專利費18美元,生產成本13美元,中國所能得到的利潤僅僅為1美元。正如美國《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指出:“看上去中國好像從貿易中獲得了很大的回報,但實際上最大的贏家是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
五、全球化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與美國的貿易逆差
中國改革開放27年來,亞洲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一直占中國引進外商投資的60%左右,中國已經成為亞洲的“加工中心”。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和地區將大量零部件運到中國加工,組裝后再對美歐出口。所以中國對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貿易都是逆差,而對于歐美國家的大量貿易則構成了順差。中美之間貿易順差的很大一部分是亞洲經濟體共同作用的結果。
與此同時,在中國大量引進外資的政策感召下,美國的世界五百強的絕大部分企業也已登陸中國,他們同樣看好的是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擁有13億人口的廣大市場以及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中美兩國經濟結構的不同,也使得兩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了極強的互補性。美國通過跨國公司把部分產業(夕陽產業)轉移到了中國,對美國國內的產業結構升級換代。通過這種方式中國承接了美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為美國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騰出了空間。這也就使得過去美國通過貨物貿易直接向中國出口產品,現在則越來越多
地轉變為利用在華的投資企業生產并在中國本土上直接銷售,這種貿易方式的轉變不僅提高了美國公司產品在中國市場上的所占份額,相對也大大減少了美國對華的直接出口。但遺憾的是,這一貿易方式的變化,并未在雙方的對外貿易統計數字上得以體現,既無法增加美國統計數字中的出口總值,也未增加中國統計數字中的進口總值,從貿易收支平衡上考慮,得益的顯然不是中國,而是美國。
30多年來,美中貿易逆差是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的國際產業調整的結果,也是大規模、廣泛地進行新的國際分工合作的必然產物,美中貿易逆差不會損害美國的經濟。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大量的物美價廉的日用消費品是美國市場的需求所致,有利于美國廣大的消費者,也是美國經濟發展和其產業結構調整的必要補充。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費里德曼對美國的這種貿易逆差具有切實的了解,他認為,美國貿易的逆差從根本上來講,并不是赤字,而是盈余。法國經濟學家雅克呂夫也說,美國可以任憑貿易赤字居高不下而安然無恙,美國的貿易赤字可稱之為“無淚的赤字”。
六、加強相互理解共同推動中美經貿合作健康發展
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由于外資企業是出口的主體,這種出口是外國資本、技術、標準、品牌、銷售網絡等與中國勞動力相結合的產物。除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出口更多地體現的是廣義外國生產要素的競爭力,而不是中國的競爭力。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基本上是外國生產要素與中國廉價勞動力的結合而采用了“中國出口”的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中國出口的絕對數值。產品優勢與銷售渠道作為國家國際競爭力的兩大核心因素都屬于外資企業所有。在這種貿易方式下的“中國出口”僅僅是只有中國國家的地理意義。
關于美中貿易逆差問題,必須承認跨國公司的作用和國際產業轉移的影響,要具體分析貿易總額和貿易不平衡背后的實際財富和利益分配問題。雖然從表面上來看,中美之間的貿易中,美國的貿易逆差較大,但美國受益始終大于中國卻是鐵定的事實。由于中美經貿關系中兩國之間的互補性大于競爭性,雙邊擴大經貿交往是互惠互利的。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這種貿易方式的改變,是美國通過他們的腦力勞動,而中國依靠自己的體力勞動的新的國際分工的具體體現。直接投資的貿易方式,使得美國比中國獲得了更多的財富積累,雖然中國通過這種引進外資的方式,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這種發展是在與美國差距日益拉大的前提下實現的。
客觀地來講,作為一個生產能力龐大的國家,中國也不能過分地依賴國際市場,畢竟國際市場的容量也是有限的,中國巨大的生產力對任何一個國家造成的沖擊都可能是巨大的,極易引發不滿和摩擦。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中國需要在投資和消費方面尋找新的出路。當前我國迫切需要采取制度創新,自主技術創新培育國際化品牌,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要及時調整我國對外貿易政策,適度加大進口和重視內需的作用。同時,也要鼓勵企業走出去,這樣不僅可以緩解貿易不平衡,同時還可以利用國外的資源和市場,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友好經貿往來。一旦在經濟交往中出現摩擦,雙方一定要冷靜、理智地從貿易大局出發,通過有理、有利、有節的友好磋商談判以達到解決。我國對外開放發展到今天,不能僅僅滿足于擺脫貧困和造就一個經濟大國,要以盡早步入發達國家行列、建設經濟強國為最終目標。
當前中美經貿交往迅速發展的一種相互依存、互利共贏的基本格局已經初步形成,妥善處理貿易摩擦,深化互利合作。在合作中,雙方都要用發展的眼光、動態的思維,本著負責任的態度來客觀看待和處理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中美經貿關系將隨著中國入世過渡期的結束,往來的深度與廣度進一步擴大,中美相互間的依存度也將進一步提高,這種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的經濟結構關系也將預示著中美雙邊經貿關系中彼此都有著巨大的實際利益,美國把部分產業轉移到中國,這也構成了中國產品能夠長期成功打入美國市場的基本保證。這種經濟關系也就構成了兩國長期合作和繁榮的基礎。中美雙方應加強相互理解,共同為推動中美經貿合作健康發展而努力。
如何看待眾多國家對中國外貿出口圍堵這一問題。我們特別邀請歐盟、美國、瑞典、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業內人士共同進行探討。讓我們在如火如荼的貿易戰中,聽一聽多元的觀點,以保持一顆冷靜的心。
貿易戰規模有限
記者:中美經貿近來摩擦頻頻,尤以“輪胎特保案”最受關注。傅絲德女士,作為上海美國商會的主席,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傅絲德(上海美國商會主席):美中經貿合作和投資將有助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上海美國商會一向致力于拓展美中兩國市場,并且希望這種市場是公平開放的。奧巴馬政府對進口中國輪胎一事中做出了自己的裁決。但我們會繼續代表在華美國企業界與中美兩國政府溝通協作,推動美中商貿的平衡發展。
我們呼吁美中兩國不要讓這一摩擦影響兩國經貿關系;經貿合作對兩國就業和經濟增長都是至關重要的。
記者:有許多人擔心“輪胎特保案”會對中美經貿關系造成負面影響。甚至有人擔心,中美兩國之間會因此爆發貿易大戰。
陳永嵐(瑞典政府投資促進署駐華首席代表):從進口輪胎的領域下手,對中國展開反傾銷的行動,一方面可能是考慮到中國輪胎的價格競爭因素,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每年進口數量確實較大。提出這么一個方案,有從貿易角度出發的考慮。但更多地體現了一個時機的問題一當前,美國本土經濟處于衰退,全球仍然處于經濟危機中。這樣看來,美國的做法其實并不奇怪。
反過來看,中國政府迅速作出了回應。從各個方面來看,其做法都是符合國際貿易過程中的游戲規則的。所以從目前看來,我個人認為這個事件還處于技術階段。不至于進一步激化,上升至所謂的貿易戰階段。
周茂榮(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我同意。美國經濟衰退雖然已經見底。但其國的失業問題并未得到緩解。加上奧巴馬政府在國內推行醫療改革、新能源等政策。難免遇到種種壓力,因此有可能使他屈服于美國國內某些壓力而采取一定的貿易保護措施,為中美經濟貿易關系蒙上陰影。但是,也許在某些領域、某些產品上會有一些摩擦,但總體上看,中美兩國之間的經貿關系是相互依存的,不會爆發大的貿易戰。
歐、美絕非利益一體
記者:安博先生,作為歐盟駐華大使,您對目前中國與歐盟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有何評價?
賽日?安博(歐盟駐華大使):在過去的20年間,歐盟與中國迅速發展成為日趨緊密的合作伙伴關系。自1975年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以來。尤其是從1985年與中國簽署經濟貿易合作協議以來,歐盟與中國的合作關系逐步向著更廣泛、更深層次的領域發展。
同時,我們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歐盟和中國必須積極地協調和處理雙方之間的關系。在任何政治和經濟的轉捩點,保護主義依然是一個危險的誘惑。但直到今天,盡管對中國的赤字不斷增長。并在眾多領域喪失工作機會。歐盟依然旗幟鮮明地反對保護主義。
記者:據報道,今年上半年,全球75%的新增貿易調查都是針對中國的,其中部分也來自歐盟。10月6日,歐盟部長理事會表決通過了歐盟委員會(下稱歐委會)于9月24日提出的對中國無縫鋼管征收為期五年反傾銷稅的建議,其他國家也紛紛效仿,對中國出口商品采取反傾銷手段。為何中國會成為“眾矢之的”?
賽日?安博:事實上,此案并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是一個純政治性的決定。整個程序經過了歐盟的兩個機構:歐委會和歐盟部長理事會。歐委會裁決的部分是法律性和技術性地判斷是否為傾銷行為,是完全不涉及政治的;而隨后理事會的投票部分則裁定是否展開措施,這一部分可能是政治性的,會受到各國利益因素的影響。但是,歐盟兩個權力機構的裁定不會彼此影響。歐盟理事會并非就是否存在傾銷進行投票,而僅僅投票表決是否對傾銷采取行動。
周茂榮:中國遭遇外貿圍堵的情況并不奇怪。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依靠大量勞動力,生產許多廉價產品。這些產品如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地,必然會對其他國家的相關行業造成一定的沖擊。當這種沖擊過快過大,超出某些行業的承受能力時,他們就向其政府尋求幫助。采取一定的保護措施,例如此次的“輪胎特保案”。
陳永嵐:中國經濟發展良好,國力強大。世界影響力也得到逐步擴大,這使中國得到前所未有的聚焦與關注。然而,這種關注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去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對西方發達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打擊,而中國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國家之間利用經濟杠桿、貿易的作用,進行反傾銷、貿易調查、貿易保護等措施。都是游戲規則的一部分。
中國須減少外需依賴
記者:我們注意到,歐盟與美國之間也屢屢發生貿易糾紛,其中美國波音公司和法國空客之間的補貼爭端案還成為眾多高校商學院教材中的經典案例。在處理國際貿易糾紛時,歐盟有哪些經驗可供中國參考?
陳永嵐:從歐盟和美國之間貿易糾紛的處理情況來看,有些處理得比較好。有些處理得也不夠好。比如歐盟拒絕進口美國的家禽肉,多年來也未得到合理解決。但是總體來看,歐盟的一個合理經驗是。始終把貿易糾紛放在經濟技術的層面上來看,通過不斷的協商以找到解決之道。也就是說,要在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時,有堅持,也有一定的讓步。
此外,歐盟和美國都針對貿易設有專業機構主動關注、協調貿易方面產生的糾紛,比如美國有貿易代表辦公室,歐盟也有貿易委員會。這些專業機構中。有許多非常有經驗的專業人士專門解決本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爭端,對于國際貿易的游戲規則爛熟于心。這種做法是非常有前瞻性的、有系統性的,是機制成熟的表現,值得借鑒。
記者:中國正式加入WTO已有八年時間。八年間,中國政府在處理貿易爭端方面的方式和態度有哪些變化?
陳永嵐:我認為,加入WTO的這八年來,中國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中國政府從一開始采取較為妥協的讓步姿態,到現在主動參與訴訟,說明中國在對相關事務的處理中逐漸成熟起來。國際貿易從來就是有來有往、有進有退的。WTO提供了一個讓世界各國進行經濟交往的平臺,中國在其中漸漸由被動變為主動,現在已能夠利用國際的游戲規則來“為我所用”,進行有效的應對。中國現在已經積極參與到WTO的各項“游戲”中,并認識到游戲規則的影響力,下一步,中國也許會爭取成為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和修訂者。我相信再過幾年,中國的企業能更成熟地利用好這些游戲規則來保護自己、幫助自己。
周茂榮:最近美國發表的一份報告也對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情況予以肯定。但是,要求中國完全按照國外的要求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這顯然是不現實的,我們需要在維護和遵守國際游戲規則的前提下。根據自身國情,看清形勢,有理、有利、有節地處理面臨的各種經貿摩擦問題。
記者:如何理解您所說的“自身國情”?
2月9日上午,中國國家商務部外資司副司長鄧湛在“中美經貿座談會”上透露說,中國有望于2004年年內制定并出臺直銷業的相關法律。正在中國訪問的安利全球公共事務副總裁侯力威先生對此評價說,“自2002年中國加入世貿以來,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就直銷立法問題公開表態,這顯示出中國政府在清理法律法規、履行入世承諾方面的公開與透明。”
在2001年11月11日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中,中國向談判方作出的承諾是:對“無固定地點的批發或零售服務”,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三年內,取消“市場準入限制”和“國民待遇限制”;中國將與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進行磋商并制定符合中國具體承諾以及中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項下義務的、關于無固定地點銷售的法規。
但據記者獲悉,目前這部法規尚在立法前的調研階段,法規進入起草階段最早也會在今年6月份之后。
據侯力威透露,中國商務部已經定于本月內組團赴美進行美國直銷立法方面的考察,為中國的直銷立法進行準備。鄧湛表示,會把設想中的法規的一些具體內容告訴美國公司,希望聽取他們對于中國直銷立法的一些意見。
而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第一副會長薛榮久先生2月11日在電話里告訴記者,他在幾天前剛剛接受商務部交給他的關于直銷業立法的課題項目,要他就直銷業在國外的發展狀況、外商直銷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發展狀況、中國本土直銷業的發展狀況,以及在中國發展直銷業的意義等幾大部分內容做一份報告,最晚于今年6月提交商務部。
據記者了解,這部法規將以中國政府部門規章的形式。鄧透露,根據初步的考慮,法規將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外商投資直銷公司的審批程序和審批標準,雇傭推銷員的情況,外商投資直銷公司應履行的義務和被禁止的行為,推銷員的資質,業務檢查等方面。
薛榮久表示,雖然明確了原則和目標,“但要真正從法律條文上嚴格地區分和規范這個行業的發展,還需要做深入的調研。我國直銷、傳銷行業的發展狀況非常復雜、非常難辦,怎么起草這部法,現在還沒有大體框架。”
鄧湛副司長在有雅芳、安利、玫琳凱等公司的高層人士參加的中美經貿座談會上表示,在頒布相關法規時,會與現在已經頒布的外商投資直銷業的規定相適應,政策上注重于已有規章的延續。
目前關于直銷行業的法規包括1998年的455號文,以及2002年的31號文等。1998年以前,中國政府鼓勵一些外商投資直銷企業的發展,審批了一些外商投資的直銷企業。但1998年4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全面禁止了傳銷。鄧說,這主要是由于當時中國的市場發育程度比較低,群眾的消費心理不是很成熟,制約了直銷企業在中國的發展,而直銷企業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亦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從事大規模、集團性質的詐騙等等危害社會穩定的違法活動。
但隨后,原國家外經貿委、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與國內貿易局聯合的《關于外商投資傳銷企業轉變銷售方式有關問題的通知》第455號文,批準投資總額在1000萬美元以上的10家外資企業以店鋪加推銷員的方式開展直銷業務。
鄧湛解釋說,這些外資企業轉型的特點是:一,其雇傭的推銷員只能將產品推銷給產品最終的消費者;二,推銷員只能按其推銷給最終消費者的產品金額提取報酬;三,必須在公司所在地和轄區內設店鋪才可雇傭推銷員;四,每個推銷員只能在店鋪所在地從事推銷活動;五,推銷人員不得從事培訓活動。
鄧湛同時表示,中國的直銷立法會引進國際上通行的管理直銷公司的做法,比如保證金制度、退貨和退出制度等等,把國內已有的做法與國際經驗相結合。
但在出臺這部法規之前,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仍然面對幾個無法回避又非常棘手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區分合法的直銷模式與“金字塔型銷售、老鼠會”等等的欺詐行為。
鄧湛說,直銷作為無店鋪銷售的方式被承認,但是金字塔型的詐騙行為,雖然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稱呼,但都是被禁止的。在我國,這種方式很多是以傳銷和變相傳銷方式存在的。在直銷行業治理機制沒有形成和完善的情況下,一定要嚴格區分合法的直銷和金字塔、老鼠會的詐騙性質的傳銷,這些將在法律中有明確的體現,對此也將規定相應的處罰條款。
薛榮久先生解釋說,中國的這種傳銷活動與西方社會合法的直銷模式其實是有明顯區別與嚴格界限的,主要看其有否認購高額產品或者交納高額資金作為“入會費”的要求,以及薪酬的獲取方式是怎樣的。“這種不以產品的銷售數量為憑據,而主要甚至單純以其發展的‘傳銷商’的數量為薪酬來源的銷售模式,就是國外所謂的‘金字塔銷售’和‘老鼠會’,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直銷,而是借多層次營銷為名、行暴斂錢財之實的騙局。”
一位外資直銷公司的高級經理告訴記者,在1998年455號文的10家企業獲批轉型之后,當時“沒有被批準轉型的外商和國內傳銷企業,有的結束經營,有的則轉入地下非法經營了。”
這位經理說,目前沒有人知道有多少家公司在中國從事這類活動,中國的工商部門可能也并未掌握全部的情況。工商總局一位官員曾說,“盡管外資目前行為大部分是合乎規范的,但也還存在違規行為。”2002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原外經貿委與經貿委共同出臺的31號文,就是對10家轉型企業的銷售行為進行更為詳盡的規范。比如,集會的規模模式、銷售員的培訓方式、身份限制等等。據媒體報道,當時某些企業極具煽動性的銷售培訓集會,被國家公平貿易局嚴厲批評。據安利中國一位高層領導說,“2003年安利處罰銷售隊伍中違規銷售的人員有2000余名。”
所以外資直銷業者對這部法規的關注不言而喻。上周,安利、雅芳、如新、玫琳凱等外資直銷公司密集來華。而侯力威因受中國商務部邀請提供一份關于中國直銷業立法的意見書而“非常高興”,他說自己會非常認真地準備這份意見書。
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是中美第五次戰略經濟對話的主要關注點之一。
長期以來,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一直在低位徘徊,直到2007年還只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1%。(本文在未作特別說明的情況下,均采用美國經濟數據局的數據)在中國承接的海外直接投資中,根據中國商務部披露的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數據,2008年1-9月,美資也僅占2.98%。按照美方的觀點,中國的投資審核程序、潛在的投資壁壘和對美國投資者不完全的法律保護阻礙了中美投資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同樣的問題也困擾著中國。
由于中美貿易不平衡持續存在、人民幣升值壓力巨大、中美經貿摩擦不斷顯現、財富基金引發種種爭論以及總額已經高達1.91萬億美元并且數量還在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問題,中國顯然更具有締結兩國間BIT(雙邊投資協定)的現實動力。然而,這些理想中的收益是可實現的嗎?
根據對美國經濟分析局中關于“美國在華資產交易情況”、“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以及“中國在美資產交易情況”的近一年的數據分析,可以看出,一年來中美兩國間的資本流動基本呈現以下格局:美國資本流入中國的主要方式是美國銀行增加的權益和直接投資,流出的主要方式是出售在華持有的證券;中國資本流入美國的主要方式是美國銀行增加的負債、中國增持的美國財政部證券、以及美國非銀行部門報告的在美非分支機構持有的美國負債,流出的主要方式是私人部門減持財政部證券以外的美國證券。
由于從各個渠道披露的信息來看,金融部門很可能成為中美BIT中的例外領域,因此我們將主要考察BIT對中美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影響。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BIT應該是通過影響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市場內部化優勢、市場規模、勞動力、技術、自然資源等FDI(國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進而影響FDI流量。對上述FDI決定因素,BIT只能起到輔的作用。
考察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趨勢可以看出,其他遠比BIT更為重要而廣泛的制度變革并沒有刺激美資的大幅增長。
這些變革包括:2001年中國入世和改革開放以來國內自主進行的單邊投資自由化,后者主要體現在《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最早的1994版和最新修訂的2007版之間的巨大差異上。趨勢顯示,直到2006年和2007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在量上才出現突增,但同時這種突增從中國所吸收的美國直接投資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總流量的比例看并不明顯。
另外,從直接投資的收益來看,2004-2007年間,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收益率(收益/FDI存量)一直保持在19%-22%的范圍內,顯著高于中國同期對美直接投資僅2%-3%的收益率。這意味著當中國在技術、管理等諸多方面與美國市場上企業存在較大差距且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升值的大趨勢下,BIT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促進作用將是有限的。
關鍵詞:匯率 升值 貿易逆差 貿易失衡 負面影響
一、美國匯率法案的形成背景
(一)政治背景
就業問題一直是奧巴馬政府面臨的難題。在美國的一些國會議員和經濟學家看來,人民幣被人為低估,使得中國出口商品獲得了不公平的比較優勢,從而擴大了美中貿易逆差,并最終搶走了美國人的就業崗位。隨著“占領華爾街”的示威游行活動蔓延到華盛頓等城市,美國掀起了貿易保護主義浪潮。為了籠絡選民,保住席位,兩會議員紛紛發難人民幣,《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的通過成為了奧巴馬政府轉移選民質疑其經濟政策無能的工具。
(二)經濟背景
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美國對中國一直保持貿易逆差,而且逆差一直在逐年攀升。2001-2010年美中貿易額及逆差發展趨勢詳見下圖1。美國因此感到貿易失衡,于是希望通過政府干預調節來實現經濟再平衡。《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的通過為美國修改貿易法,對中國產品征收反補貼稅提供法律保障。
數據來源:中國海關統計資料。
二、美國匯率法案對中美經貿關系的影響
(一)《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的主要內容
2011年10月11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該法案的主要內容是:要求美國政府對所謂“匯率被低估”的主要貿易伙伴征收懲罰性關稅。就該法案所確立的匯率失調的衡量標準來看,專家學者們認為,此舉主要針對中國,旨在逼迫人民幣加速升值。中國政府在第一時間表示堅決反對,明確表示這是貿易保護主義的鮮明表現。
(二)《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對中美經貿關系的負面影響
1.改變中美貿易規則
《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僅僅是美國實現突破的一個方面,在此路徑之外,美國在立法技術上也有了更多的對國際規則的更新和改變。根據IMF第4條,認定貨幣失衡需要有一個主觀故意的考量,而這事實上是很難認定的。但參議院的這一法案則使用了‘mis alignment’(失調)的說法,完全是從客觀上去認定,這就導致貨幣失衡的認定會比以前容易得多,結果是導致了認定標準被大大降低。
此外,《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還改變了WTO反傾銷反補貼的認定標準。美國不再依賴WTO的規則,而是利用自己認定的標準來判定。舉例說明,比如說我們的貨幣原本定為6,而現在要被美國定為7,多出來的1就會被認定為補貼和傾銷。這樣,傾銷幅度和補貼幅度都不用詳細計算了,每家產品都可以很容易地被認定存在補貼或傾銷。這就是該法案最不合理的地方。
另外,舉證責任也發生了轉移。根據IMF等規定,認定中國是否屬于貨幣失衡國家,需要美國來舉證;而根據美國參議院的這一法案,舉證責任被轉移到了中國。中國需要證明自己沒有操縱匯率,人民幣匯率未被低估。
2.可能引發中美貿易戰
《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的通過是中美貿易戰的開端。美國想通過《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來改變中美貿易規則,中國是不會袖手旁觀的。如果真的爆發中美貿易戰,無論對中國還是美國,甚至是對世界經濟發展都是極其不利的。
首先,對于中國而言,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將被打亂。同時,在短期內,中國的失業率會突然迅速上升,失業現象可能比美國要更嚴重。目前,中國出口企業的平均利潤只有1.77%左右。北京大學前不久的針對珠三角小企業生存報告也稱,今年以來小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同比下滑30%-40%,而平均開工率也降至七成。這種情況下,一旦貿易戰爆發,中國出口企業將會因開工嚴重不足而大量倒閉,大量工人失去工作。除此之外,與進出口貿易相關的數百個產業鏈條亦難逃厄運,碼頭沉寂、貨輪停航、卡車趴窩、結算停擺、壞賬累積,這些行業的工人也要打背包回家。整個消費市場也將會因此受到巨大影響,從而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挑戰。
其次,對于美國而言,《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并不能幫助其降低失業率及改變現有的貿易收支狀況,因為事實上,美國的失業率及貿易收支狀況與人民幣匯率并沒有明顯關聯。2005年中國開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了30%,而同期美國的失業率則從7%升至9%。另外,從2007-2009年,美國國際貿易收縮了12%,美中貿易逆差從2007年的1633億美元增長到2009年的2268億美元。因為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并不在于人民幣匯率,而是源于中美投資和貿易結構不同、儲蓄率和消費率不同、產業鏈分工不同等因素。
最后,對于世界經濟而言,如果爆發中美貿易戰,無疑會給全球經濟復蘇帶來致命打擊。歷史也表明,貿易戰不僅導致兩敗俱傷,而且會讓脆弱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美國總統胡佛不顧政經各界的強烈反對,于1930年6月簽署了大幅提高關稅的“斯姆特-霍利法案”。該法案被經濟學家認為是扣響1929-1933年全球大蕭條的“扳機”。該法案簽署后,全球范圍的貿易戰隨即展開,在1929年股市狂跌之后,美國及世界貿易都嚴重衰退,大蕭條相繼伴隨而來。
三、我國維持中美貿易發展的應對之策
(一)實現出口更加多元化
為了規避美國匯率法給我國對外貿易造成的不利影響,我們必須要把出口更加多元化,不再盲目地依靠出口并且把出口過度集中在一個市場上,而是更多地發展內需,減少美國步步緊逼措施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力。一方面,我們要關注人民幣匯率;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制定適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穩定國內宏觀經濟。
日本曾經的經歷給予我們教訓。在《廣場協議》簽訂之后,日本擔心日元升值給國內經濟造成影響,隨即采取了擴張性貨幣政策,擴張性貨幣政策又帶來資產價格的泡沫,日本又貿然提高利率,結果很快戳破資產價格的泡沫,使日本失去了所謂十年。可見,利率政策比匯率政策更重要。
(二)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
我們應該排除外界干擾,從現階段本國國情出發,按照原定計劃來逐步推動實現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中國一直保持外貿順差,2011年9月份外貿順差維持在145億美元左右;今年三季度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又有微幅上升,9月末達到32017億美元,比2010年末的28473億美元又增長了12.45%。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像美國等世界主要國家目前還是缺乏需求和信心的。
其實,對于中國而言,對外貿易無論是順差還是逆差,國外資金都會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甚至有可能出現人民幣升值越快,國外資金流入越快的現象。因此,我們不能人為干預人民幣升值與否,而是應該由市場來決定人民幣匯率波動。
(三)加快人民幣區域化及國際化進程
盡管一國貨幣的區域化與國際化是一種市場選擇,但是,政府積極態度與措施將會起到加快與推進作用。為加快人民幣區域化與國際化進程,我國政府應該采取積極態度給予支持,可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1.積極推進亞洲經濟金融合作。人民幣的國際化離不開區域合作環境,區域貨幣合作的深入也會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條件。我們可以和一些國家簽訂央行之間的協議,拓寬人民幣流通渠道,加強監督機制的協調與合作,使人民幣境外存量分布趨于平緩。
2.配套合適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要想穩定人民幣匯率,首先,要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及外部經濟環境穩定。其次,各種政策要搭配協調,匯率及利率機制要靈活。具體而言,我們要調整央行利率結構,理順利率形成與傳導機制,防范利率市場化風險。第三,適當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減少央行對市場干預,使匯率能真實地反映市場供需變化。
3.加快金融市場和國際化金融中心建設。首先,要加快人民幣國債市場的國際化,解決人民幣突然回流帶來的問題。其次,發揮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的作用,把香港培育成人民幣離岸中心。第三,積極主動地創造條件來推動上海、深圳等開放性程度較高的區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的發展,大力發展離岸金融市場。
四、結論
人為操縱人民幣匯率,促使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中美貿易失衡問題。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解決之道在于解除出口限制,《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的通過是不利于中美貿易長期健康發展的。中國和美國在貿易上具有極強的互補性,只有實行真正的自由貿易,才能讓中美在貿易中取得共贏。
參考文獻:
[1]秦加瑤.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研究[J].中國城市經濟,2011(7).
【關鍵詞】金融危機 中小外經貿企業 貿易融資研究
一、國際金融危機下湖南中小外經貿企業貿易融資現狀分析
(一)湖南貿易融資基本情況分析
1.從總量看,湖南貿易融資發生萎縮
從湖南省人民銀行長沙支行貿易融資額的變化來看,貿易融資額從2008年11月份開始持續下降,到2009年4月降到最低點,貿易融資余額為40多個億。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進出口貿易總量下降和客戶貿易結算量減少是造成貿易融資規模萎縮的主要原因。4月之后隨著國家及湖南扶持外貿,穩定外需政策發揮效用,以及商業銀行等各方面的重視,貿易融資額緩慢上升,至2009年底貿易融資余額為60多個億,仍低于2008年底的80多個億。
2.從結構看,信用證項下的貿易融資和長期貿易融資方式增加
以中國銀行湖南分行為例,國際金融危機前采用出口TT匯款融資和出口托收融資的比較多,而國際金融危機后采用信用證方式的比較多。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沖擊,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加大,促使企業加強風險管理,重新審視收匯風險,將信用證作為降低交易風險的首選。另外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國外企業的支付能力下降,資金比較緊張,長期貿易融資方式如福費廷、出口信貸增多了。
3.從投向看,貿易融資更加集中于大型企業,中小企業貿易融資額占比很小
目前,大部分進出口商尤其是紡織、服裝等輕工業產品出口企業多為中小企業,往往因為信用評級、抵押擔保等條件限制而與銀行貸款無緣。大企業抗風險能力較高,是銀行的重點客戶,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銀行的貿易融資資源更加向大企業集中。
(二)湖南中小外經貿企業貿易融資面臨的主要問題分析
從湖南外經貿企業及中國銀行或工商銀行貿易融資情況的調查來看,有80%的中小外經貿企業由于規模小、信用評級不高等原因,貿易融資受到很大的影響,普遍希望獲得擔保及貼息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以降低融資成本,得到快捷方便的貿易融資。目前湖南中小外經貿企業在貿易融資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有:
1.中小外經貿企業貿易融資需求大卻難以得到滿足
中小外經貿企業自身資金實力較弱,信用評級較低,缺少銀行認可的抵押或擔保,加之銀行在經營業務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安全性,在授信審批的過程中,除了要嚴格審查企業資產情況、經營情況、盈利能力和企業的上下游客戶情況以及業務真實貿易背景外,往往還要求企業提供第二還款來源,因此中小外經貿企業要想從銀行獲得貿易融資相當困難,就算是能夠獲得一點微薄的融資,也都需要經過多個部門審查,往往在時效性上很難滿足企業的需要。
2.適合中小外經貿企業貿易融資產品較少
我國的商業銀行在長期“抓大放小”指導思想下,都把大型外經貿企業作為其核心客戶,認為大型外經貿企業經營穩定,貢獻度高,其貿易融資產品主要是為大型外經貿企業設計和服務,為中小外經貿企業進行貿易融資的產品很少。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小外經貿企業收匯風險普遍提高,收匯逾期和信用證被外國銀行無理拒付的現象明顯增多,各銀行對中小外經貿企業的貿易融資更是嚴格,使得中小外經貿企業的貿易融資更加困難重重。
(三)湖南中小外經貿企業貿易融資的需求分析
通過對湖南近30多家中小外經貿企業的調查,我們選定其中有代表性17家企業對其貿易融資需求分析如下:
1.中小外經貿企業貿易融資需求額度分析
從所調查企業貿易融資年需求額度來看,最低為50萬元,最高為4 000萬元,17家企業所需貿易融資額具體區間分布如下表:
從企業貿易融資額區間分布表可知,30%左右的企業所需融資額在100萬元以下(包括100萬元),77%左右的企業貿易融資額在1 000萬元以下(包括1 000萬元)。需求額達2 000萬元以上(不包括2 000萬元)的企業僅1家,占企業總數的6%左右。由此可見中小外經貿企業貿易融資所需額度并不算高,主要集中在幾十萬元到幾百萬元,但卻很難滿足。
2.中小外經貿企業對貿易融資的主要建議意見分析
從所調查的17家中小外經貿企業對貿易融資的主要建議意見來看,都提出希望獲得貿易融資,而且融資的需求相當迫切。這些建議意見歸納起來主要集中在5個方面,一是能獲得貿易融資擔保,二是能享受到貿易融資擔保費率補貼及貼息方面的優惠政策,三是簡化貿易融資手續,四是降低貿易融資門檻,五是減少貿易融資費用。
17多家企業對這5方面建議意見提出的頻次如下:絕大部分企業都期望獲得貿易融資擔保資金,提出的頻次最高,有12家企業;這主要是因為中小外經企業可用于抵押融資的資產有限,很難獲得銀行的授信,迫切需要得到第三者的擔保獲得融資。其次是簡化貿易融資手續,提出的頻次有8家企業;這主要是因為交易機會不等人,融資速度太慢將失去交易機會。然后是要求享受貿易融資擔保費率補貼及貼息方面的優惠政策,提出的頻次有7家企業;金融危機發生后,面對嚴峻的國際貿易形式,上至國家,下至地方政府都出臺了一些扶持外貿企業的臨時性政策,如提供出口信保保費補貼,對保單融資進行貼息等,這些在特殊情況下采取的優惠政策,短期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企業的資金困局。最后是減少貿易融資費用和降低貿易融資門檻,提出的頻次有6家企業;因為中小外經貿企業每筆業務的利潤是有限的,如貿易融資費用太高,則外經貿企業難以承受。
二、國際金融危機下湖南為中小外經貿企業貿易融資新舉措
針對當前湖南貿易融資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政府采取了一些新的舉措,對穩定湖南外經貿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
(一)推動銀企合作,改善中小外經貿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湖南制定了《湖南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支持中小企業融資的意見》(湘政發[2009]10號),提出加快調整中小企業結匯管理標準。要求省內人民銀行分支機構要在國家外匯管理政策允許范圍內,適當提高湖南中小企業預收貨款結匯比例。從2009年開始,一般企業預收貨款結匯比例由10%提高到25%,對單筆金額較小的出口預收貨款,不納入結匯額度管理范圍。調整企業延期付款年度發生額規模,將原來不得超過企業上年度進口付匯額的10%提高到25%,船舶、大型成套設備等企業貨款預收匯比例和延期付匯比例可在此基礎上按現行規定調整;來料加工收匯比例,由原來的20%提高到30%,為中小外經貿企業的貿易融資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積極為中小外貿企業安排融資擔保專項資金,緩解中小外經貿企業融資難問題
2009年,根據國家財政部、商務部出臺的《中小外貿企業融資擔保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湖南商務部門和財政部門積極為中小外貿企業爭取并安排融資擔保專項資金,一是對擔保機構開展的中小外貿企業融資擔保業務,按照不超過擔保額的2%給予資助;二是在不提高其他費用標準的前提下,對擔保費率低于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50%的中小外貿企業融資擔保業務給予獎勵,獎勵比例不超過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50%與實際擔保費率之差;三是支持信用擔保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出資設立擔保機構,開展中小外貿企業融資擔保業務,按照不超過地方政府出資額的30%給予資助,對用于注資支持設立擔保機構的資助額按最高不超過中央下達當地專項資金的30%。這些融資擔保專項資金,使一些中小外經貿企業在資金周轉最困難的時刻獲得了融資,為穩定湖南外經貿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加強“信貿協作”,加大對出口信用保險扶持力度
配合國家“抓緊健全出口信用風險保障機制”的措施,省商務廳與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長沙營業管理部簽署了“協作備忘錄”,建立了部門間聯席會議制度,促進外貿企業、銀行、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三者之間的合作,幫助外貿辦理了出口信用保險,規避外貿風險,較容易地獲得銀行的貿易融資支持。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市場,保份額,穩定外需,解決企業風險大,不敢接單;成本高,不愿接單;融資難,無力接單的問題,在國家要求提高出口信用保險覆蓋面,降低保費率的前提下,省商務廳、省財政廳聯合出臺了《關于加大對出口信貸扶持力度》的通知,制定了具體措施:一是提高出口信保保費補貼,一般產品的保費補貼由25%提高到50%,農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保費補貼由50%提高到75%,新興國際市場的保費補貼為75%,全年單個企業的保費補貼不超過100萬元。二是保單融資貼息,2008年出口額在1 500萬美元以下有出口業績的中小企業,對其出口信保項下的融資,按國家一年期貸款利率貼息50%,2009年按貼息2.8%執行,全年單個企業的貼息補貼不超過50萬元。三是加快資金撥付速度,項目資金申報撥付由一年兩次改為分季度申報撥付。目前,這三項措施剛剛實施,已經對推動企業辦理出口信用保險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四)舉辦“湖南省中小外經貿企業、融資擔保公司、銀行三方對接會”
2010年3月,湖南省商務廳、財政廳聯合成功舉辦了“湖南省中小外經貿企業、融資擔保公司、銀行三方對接會”。接待會包括融資擔保政策解讀,網上融資對接平臺介紹,銀行、融資擔保公司和中小外經貿企業三方對接洽談等內容。
通過以上新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湖南部分中小外經貿企業融資難和融資成本高的問題。目前,湖南外貿額已基本恢復至2008年同期水平,出口額缺口逐漸回補,進口延續了去年下半年來的強勁增長勢頭。加工貿易表現搶眼,發展持續好于一般貿易。2010年1至2月,湖南省加工貿易進出口2.2億美元,占同期全省貿易總額的比重提升至12.7%。機電產品出口繼續強勁回升,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加速。1~2月,湖南機電產品出口3.1億美元,增長38.7%;高新技術產品出口5 572萬美元,增長65%。據長沙海關專家分析,湖南外貿已開始走出低迷。
三、后危機時代促進湖南中小外經貿企業貿易融資的對策
(一)后危機時代湖南貿易融資的資金投向
湖南省政府、各商業銀行可以利用貿易融資優惠待遇的供給,來引導貿易融資的資金投向有利于湖南經濟發展的方向,加強湖南與國家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合作,深化合作方式,重點對出口高新技術商品、具有加工貿易優勢、服務外包業務拓展能力較強的中小外經貿企業提供融資或擔保,力爭用60~80億元貸款融資數額,全面緩解湖南中小外經貿企業融資難的狀況。
1.在貿易融資方面對高新技術產業實施傾斜性政策。重點支持高新技術產品貿易、機電產品貿易和勞動密集型產品貿易,優先解決這些產業的融資困難,如采取優先為中小外經貿高新技術企業提供貿易貸款和擔保等措施,以全面促進外經貿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產品結構的優化,從而促進湖南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和促進湖南整體產業結構的升級。
2.適度向中小外經貿企業傾斜。金融危機下湖南受影響最大的是中小外經貿企業,其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資金短缺,且融資難,企業迫切希望得到政策性的融資支持,因此政府應在貿易融資上進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幫助企業解決資金融通困難。
(二)湖南貿易融資方式的發展方向
為適應湖南對外貿易的發展,滿足中小外經貿企業的融資需求,貿易融資方式應在有效落實風險防范措施的基礎上,盡快同國際接軌,向多元化方向發展。
1.大力發展出口信用保險。湖南的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由于出口信用保險基金不足,客觀上制約了其信用保險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湖南的外貿發展。因此,政府應大力宣傳出口信用保險對企業的利處,進一步加大承保力度,并且盡量降低中小外經貿企業的投保費用,簡化投保手續,提高效率,以提高湖南中小外經貿企業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從而吸引更多的中小外經貿企業投保出口信用保險。
2.大力推廣國際保理。國際保理是一種集融資、結算、賬務管理和風險擔保于一體的綜合,國際保理作為一種新型的貿易融資結算方式,以其獨特的應用優勢順應了當今貿易發展的趨勢;大力發展國際保理業務是國內商業銀行所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廣闊的市場前景。但目前在湖南的保理業務發展得不是很順利,銀行的保理業務規模很小。隨著湖南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各商業銀行要大力推廣國際保理業務,使其成為湖南中小外經貿企業在貿易融資中優先考慮的方式。
3.積極開展結構性貿易融資。各種融資方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單一的融資方式僅僅能滿足外貿企業在某一特定時期資金不足而產生的融資需求,它無法解決中小外經貿企業整體資金缺口問題。結構性貿易融資能夠根據中小外經貿企業具體情況,安排最佳融資方式,具有靈活、方便的特點。湖南中小外經貿企業單筆出口金額偏小、且企業結算很大比例為匯付的情況,銀行可以著重開發T/T項下的貿易融資方式組合,如:出口信用保險項下的融資業務;或出口信用保險、擔保與其他信貸方式相結合,通過保險手段解除出口企業的后顧之憂,這種做法越來越為國際上所接受和廣泛采用,也是今后貿易融資的一個發展趨勢。
(三)后危機時代湖南貿易融資政府層面的對策
1.加大對中小外經貿企業出口信用保險政策扶持力度
為滿足湖南中小外經貿企業融資需要,建議政府(1)要加大對出口信用保險的財政補貼力度,進一步降低保險費率,簡化投保手續,以幫助更多中小外經貿企業利用出口信用保險獲得擔保和貿易融資。(2)要加強銀行與融資擔保機構的合作,進一步擴大保單融資規模。(3)要鼓勵社會資本參與融資擔保經營,主導或推動建設一批為中小外經貿企業提供融資擔保服務的中介機構,以解決中小外經貿企業的融資之憂。
2.加強對中小外經貿企業的融資支持力度
政府要從宏觀上充分發揮其紐帶、橋梁作用,進一步完善由中小外經貿企業、融資擔保公司和銀行三方參加的對接會,加強三方的溝通,以暢通中小外經貿企業融資渠道,同時在現有的政策融資支持體系的基礎上,逐步完善政府促進中小外經貿企業貿易融資的多樣化手段,并進一步細化支持目標和支持領域,鼓勵銀行專門為中小外經貿企業設計貿易融資產品,再由政府制定配套的政策進行財政補貼,以方便中小外經貿企業進行融資和降低融資成本。
(四)后危機時代湖南貿易融資商業銀行層面的對策
1.建立科學的信用等級制度,確保融資產品的安全性和及時性
國際金融危機下跨境資金流動具有較強的復雜性,貿易融資產品尤其是組合類融資產品蘊含的風險不可避免,銀行應加強對產品風險的評價與估測,做好業務轉型和客戶結構優化,并建立適應中小外經貿企業經營特點的信用評級制度,科學合理地反映中小外經貿企業的經營狀況和償債能力,創建有別于其他企業的授信管理新模式,重點對中小外經貿企業的外銷渠道、經營者素質、結算方式、產品科技含量、市場潛力等進行全方位的評級定等,及時解決那些有訂單、有市場但財務暫時有困難的外經貿企業的融資需求,將有限的資源用到刀刃上,提高重點區域、重點產品、重點客戶的貢獻度,同時審慎穩步退出淘汰類客戶,提升信貸資金的安全水平。
2.順應宏觀調控政策導向,著力開發適合中小外經貿企業的貿易融資產品
抵押物缺失或不足一直是中小外經貿企業融資的“軟肋”,許多中小外經貿企業因為缺少抵押物、貸款風險較大被商業銀行拒之門外,銀行要創新融資模式、著力開發適合中小外經貿企業的貿易融資產品,為中小外經貿企業解決融資難問題。目前一些融資產品值得各銀行借鑒,如交通銀行對連續3年按時、足額納稅,信用優良但缺少抵押物的小企業推出了“稅融通”業務,最高貸款額度達500萬元。貸款金額方面,如果申請無抵押、無擔保的信用貸款,可獲得年納稅金額3倍的貸款,如果采取第三方擔保形式,則可獲得年納稅金額5倍貸款。總之,銀行應配合國家的貨幣政策,把握好規避風險和滿足客戶融資需求的關系,更新觀念,調整方向,通過整體營銷策略、優勢產品和資源傾斜,適時拓展貿易融資業務市場,多開發適合中小外經貿企業融資產品,通過理順產品體系、業務創新,為中小外經貿企業的貿易融資提供便利。
3.商業銀行要介入商品交易的全部環節,形成供應鏈融資的新理念
現在從事國際貿易的企業,比過去愈發關注商業銀行或其他機構提供的服務是否便利。企業對貿易結算和貿易融資的要求,已經從最初的交易支付和現金流量控制的需求,發展到對資金利用率及財務管理增值功能的需求。這種變化意味著對現金流、貿易流、物流、信息流的趨同管理要求,因此在國際貿易中,銀行要從僅僅提供商品交易中傳統的交易服務,發展到介入交易的全部環節、形成供應鏈融資的新理念,將供應環節中商品、信息、資金三方面的循環進行一體整合管理,將國際貿易周期各個環節上的所有服務綜合為一個產品包。
(五)后危機時代湖南中小外經貿企業層面貿易融資對策
1.中小外經貿企業要進一步充分利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來融資和規避風險
中小外經貿企業要充分利用出口信用保險來化解風險,要認真仔細地研究國家出口信貸政策及相關機構的運作情況,通過改變結算方式、投保出口信用保險來融資和化解風險。通過投保出口信用保險,出口企業可以在成本不變甚至降低的情況下,一方面可獲得類似于信用證的風險保障和融資便利,另一方面還能簡化手續、降低管理費用、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實現企業做大、做強的目標。
2.中小外經貿企業要進一步強化信用意識,樹立良好的商業信譽
由于國內目前社會信用機制還不完善,很多銀行只愿意向大型優質企業提供貿易融資,其實這也是銀行的一種無奈的選擇,因此中小外經貿企業必須努力增強信用意識,要以實際行動取信于銀行,同時規范自身的開戶行為,使存款、貸款、結算以及經營活動都置于銀行的監督、了解之下,以獲得銀行的信任,從而獲得貿易融資服務。
3.中小外經貿企業要進一步加強與資金供給方尤其是銀行之間的溝通
中小外經貿企業應密切關注銀行依據新形勢推出的貿易融資產品,了解銀行貿易融資業務及其審批條件、過程和重點。積極主動配合銀行了解自己經營狀況及未來發展前景等,并按時付息還款,有效利用銀行貿易融資,緩解企業營運資金。
4.中小外經貿企業要進一步提高貿易融資業務人員素質
貿易融資業務是一項知識面較廣、技術性強,操作復雜的業務,對相關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要求很高,要求既懂國際慣例、懂操作技術又精通信貸業務的復合型專業人才。中小外經貿企業要引進高水平、高素質人才,抓好崗位培訓,不斷提高貿易融資業務人員的專業水平和道德修養。企業貿易融資業務人員要全面掌握國家出口信貸、對外貿易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及政策,熟悉各種貿易融資產品,了解各種業務操作程序和相關機構的運作情況,充分利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和其他途徑規避風險,為企業及時爭取貿易融資。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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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貿易政策;反傾銷會計;會計理論;財務實務
1 引言
當前,全球性金融危機已沖擊實體經濟,影響日益加深,由于各國內部需求疲軟,國際市場萎縮,各國企業都面臨爭奪國際、國內市場的雙重壓力。為扶持和保護國內產業、防范國際市場萎縮導致的貿易轉移,許多國家出臺了形形的貿易保護措施。這些貿易保護措施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濫用世貿規則允許的貿易救濟措施,主要是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二是使用傳統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如有的國家提高進口關稅,采取禁止或者限制進口的措施,實施技術性貿易壁壘等,還有的國家在刺激本國經濟方案中提出了優先購買本國產品的條款。
2 國際貿易政策的變化趨勢
在世界范圍內看來,世界經濟普遍繁榮時,國際貿易自由度較高;但當經濟衰退,時常萎靡時,各國為保護國內經濟而增加貿易障礙,使貿易自由度降低,貿易保護便成為了主流。根據世貿組織的統計,09 上半年全世界貿易額萎縮了4%,歐盟和美國的進口減少了6%,日本和拉美國家的進口額下降率甚至達到了兩個百分點。面對金融危機下國際貿易的萎縮,商務部日前向國內出口企業發出警告稱,全球范圍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威脅正在加大,明年將是我國貿易摩擦的高發期,可能是近幾年來形勢最為嚴峻的一年,訴案將超過以往數年總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發展趨勢:
2.1 保護商品的范圍日益擴大。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對象一方面是本國正在衰弱的傳統產業如紡織業,另一方面是本國已經高度發達的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如金融業等,因此保護范圍不僅擴大到貨物貿易的一切領域,而且擴大到服務、技術、投資、知識產權等領域。近年來在商品的保護上出現了兩個明顯的特點:一個是對于服務行業的保護日益趨于嚴厲。當前,服務行業的世界貿易額增長迅速,國際服務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不斷上升,目前已接近30%,其中美國的金融和快餐等行業對世界的擴張最為突出,這也促使世界各國加強對本國服務行業的保護。另一個是高技術產品領域的保護不斷加強。由于技術的特殊性及重要性,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往往受到出口國的限制及其要求的進口國的保護。
2.2 從國家貿易保護演變為區域性貿易保護。隨著國際經濟競爭的日益加劇,貿易區域化和集團化趨勢加強。新貿易保護主義不再以國家貿易壁壘為基礎,而趨向區域性貿易壁壘,即由一國貿易保護演變為區域性貿易保護。區域化和集團組織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貿易保護性,組建區域性經貿集團一方面可以實行內部自由貿易以促進內部經貿的發展,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外構筑貿易壁壘,抵制貿易對手的入侵,保護成員國的市場。同時,可以憑借組建經貿集團力量抗衡和抵制外部國家的報復性競爭。在當今世界上,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安第斯條約組織、東盟、西非共同體等經貿集團遍布全球。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在內部實行自由貿易而對外實行嚴格的保護,從而嚴重削弱了世界范圍內的貿易自由化。
2.3 由單一的經濟問題擴展到社會問題。以往的貿易保護理論,無淪是發展中國家使用的幼稚產業保護理論,還是流行于發達國家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其關注的焦點主要是經濟問題,重點是產業的發展。所不同的是,前者保護的是幼稚產業,而后者保護的是戰略性產業。但近年來流行的新貿易保護理論如保護就業論、保護環境論等,其關注的焦點已由經濟問題擴展到社會問題,由產業發展轉向了人本身。保護就業論關注的是人的勞動權利,保護環境論關注的是人的生存環境,綠色壁壘關注的是人的健康和安全。關注焦點的變化導致勞工標準、社會責任國際標準認證、產品質量認證標準、動植物檢疫標準等成為發達國家實行貿易保護的重要工具。
2.4 發達國家保護的對象主要集中于陷入結構性危機的產業部門。農業、紡織、服裝、鋼鐵、汽車、造船、家電等傳統行業在發達國家均陷入結構性危機,發達國家加強了對這些行業的保護,一旦某些國家為保護這些部門而筑起貿易壁壘,其他國家就會因害怕損害自己的利益而紛紛仿效。同時保護的另一個重點是尖端技術行業。當前,發達國家的產業正由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化,像電子計算機、光纖通訊、宇航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的開發應用能力已被世界各國看成能否在未來的世界市場上取得主動地位和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鑒于其重要性,各國競相對它采取保護。
2.5 國際貿易保護的技術化和綠色化特征日益突出。技術性貿易壁壘在當代國際經濟貿易中正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已成為發達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手段和高級形式。如美國、日本和歐盟等不斷調整和提升技術門檻,技術要求趨嚴、趨新、趨多。目前,綠色壁壘以其外表的合理性及內在的隱蔽性,成為發達國家廣泛采用的一種貿易壁壘。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相對落后,環境意識和治理能力還有待于提高,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應對綠色壁壘而導致出口成本的大幅提高,出口市場嚴重萎縮,被迫長期處于一種自然資源和初級產品的廉價提供者的地位。由于綠色壁壘具有顯著的貿易保護效應,因而在國際上存在著快速擴張的趨勢。 [ hi138\Com]
3 我國遭遇的反傾銷現狀及對反傾銷會計產生的影響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自1995 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至2006 年,我國已連續12 年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據商務部統計,2007 年,全球共有19 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調查近80 起,遭遇美國“337 知識產權調查”17 起。在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實體和第二大出口國,成為國際貿易摩擦的主要對象。2008 年1 月至2009 年1 月底,我國共遭受來自22 個國家和地區的103 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金額約65 億美元,其中反傾銷75 起、反補貼12 起、保障措施12 起、特保4 起。按全球各大洲計算,美洲41 起,涉案金額約13 億美元;亞洲42 起,涉案金額約20.4 億美元;歐洲12 起,涉案金額約29.8 億美元;大洋洲5 起,涉案金額約1.4 億美元;非洲3 起,涉案金額1051 萬美元。此外,2008 年以來,美國對我發起12 起337 調查,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都有大幅度的增長。從涉案產品看,主要集中于輕工、紡織、機電等我國具有出口競爭力的產品,其中尤以紡織品貿易摩擦更為突出。如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中歐鞋業爭端,中美鋼鐵業爭端,中美知識產權保護爭端,中日紡織品爭端等。數據還顯示,2009 年1 月,共有5 個國家對華出口產品發起10 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印度5 起、阿根廷2 起、巴西、土耳其、南非各1 起,涉案總金額約為3.7 億美元。
如上所述,反傾銷無疑仍舊是國外對華貿易救濟的主要手段,也成為了我國企業平等參與國際貿易舞臺所面臨的主要障礙。面對著這樣嚴峻的形勢,為了更好的應對反傾銷訴訟,對其中從事會計工作的反傾銷會計在會計理論和財務實務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3.1 加快了我國會計準則的國際化進程。
3.1.1 保持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有關產品成本確認、計量的一致性。進一步完善會計準則,在產品成本的范圍、確認、計量的規定方面盡可能保持,國際會計準則的一致性。特別是有關成本方面的規定更要以國際會計準則和反傾銷協定、反傾銷法等相關準則為依據進行修改。
3.1.2 進一步加大我國與國際會計準則的趨同性,盡管我國已經頒布了項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在大部分內容上趨于一致,但應該進一步加強在國際貿易中涉及的會計業務的差異協調,以增強會計信息的可比性,減小國外傾銷認定的風險。
3.1.3 增強會計準則的適用性。由于我國出企業中大部分都屬于中小企業,會計人員素質普遍偏低,會計制度設計時應充分考慮到操作上的簡便易行。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中小企業都只要求提供簡化型的財務報告,與現有的財務報告不同的是,簡化型財務報告只提供更容易理解的財務信息,只反映企業扼要的經營成本與財務狀況、國外的這種做法值得借鑒。制定中小企業的相關規定時,既要與會計法和新會計準則相一致,又要兼顧中小企業的特點,同時與國際慣例趨同。
3.2 完善財務會計制度。
3.2.1 加強對原始憑證等會計資料的保存,以備核查。會計資料是反傾銷應訴中重要的舉證證據,真實完整的會計資料是勝訴的必備條件,原始憑證是產品成本核算的依據,是產品價格合理性的最佳證明。反傾銷應訴會計舉證涉及有關生產企業及出口企業的賬本、生產記錄、購銷合同、發票、運翰、保險等資料。出口企業應加強日常憑證管理和保存,平時要特別重視收集和保留證據資料,如原材料采購發票、保單、運費、銷售發票、工資發放單、電費支付單、格式合同、商務信函和往來傳真等,以證明和供貨商之間的關系。一旦涉訴,就有充足的時間和充分的證據從容應訴。
3.2.2 賬務處理方法要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的規定。由于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存在差異,要求我國出口企業必須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的要求記賬、編制報表,需要損耗大盆的時間和資金,成本較高一、對我國大部分出口企業來說是很難做到的。我國出口企業應重點針對反傾銷應訴中的關鍵問題如核算成本,按國際會計準則的有關會計處理方法核算有針對性地作兩手準備,這樣既節約成本,又可以在涉案時免去重新計算的麻煩,以節省時間。
3.2.3 嚴格會計核算。在反傾銷中,核心問題就是產品的正常價值、出口價格、產品成本無論是對傾銷的認定、傾銷幅度的計算還是實地核查都是圍繞這幾個要素展開的。所以要嚴格地對產品成本進行會計核算。企業最好在成本核算的數據管理上做到數據的完備和統一。從原料進廠到制造成本再到費用分攤,要做到賬賬相符、賬實相符、賬單相符,嚴格按照有關法規進行會計核算保證成本核算的合法性。
3.2.4 建立反傾銷會計信息平臺。有條件的企業還應設置反傾銷會計部門,配備專職的會計人員,由該部門的工作人員執行反傾銷的會計規避、應訴、起訴等業務。同時,該部門有負責對國外競爭對手的情況進行追蹤、監測,對出口產品涉嫌傾銷、國外產品在我國傾銷提出預警。建立反傾銷會計信息平臺,是應對反傾銷訴訟的基礎保證,有條件的企業應積極創建,并實現企業之間的交流和互動。
3.2.5 提高會計人員的綜合素質。出口企業的會計人員要具有較高的綜合素質,一旦企業涉及反傾銷案件,本企業的會計人員要具有快速的反應能力和應變能力,以最快的速度投人到反傾銷應訴當中不僅要對本企業的財務狀況和有關成本的計算的各個數據非常熟悉,而且還要求會計人員熟悉反傾銷程序。為此,應加強反傾銷會計人才的培養從單一專業型人才向綜合型人才培養的轉變,提高反傾銷會計人員的綜合素質。出口企業會計人員不僅要熟練掌握會計等專業性知識,包括國內外的會計準則,還要通曉反傾銷知識、國際貿易知識、法律知識,會計人員除了熟悉一般的法律知識外,還應該具有相關反傾銷的專業法律知識既要了解國際反傾銷法律制度又要熟悉進口國的反傾銷法津制度。同時會計人員還須具備較高的外語水平,特別要提高專業外語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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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摩擦;反傾銷;反補貼;順差;貿易走勢
隨著經濟全球化、市場國際化趨勢的不斷發展,對外貿易在一國的經濟發展中占有愈來愈重要的地位。而我國在入世后,隨著中國與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對外貿易得到了迅猛發展,在世界貿易中的排名逐步上升。與此同時,貿易摩擦也更嚴峻地突現在我們的面前。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傾銷與反傾銷己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間的一種常見的貿易爭端形式,己經對世界經濟貿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隨著我國貿易規模的擴大,貿易實力的提高,這種貿易摩擦必然對我國經濟與貿易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1.傾銷以及反傾銷
國際貿易中“傾銷”主要是指出口國在控制國內市場的條件下,以低于國內市場的價格,甚至低于商品生產成本的價格,在國外市場拋售商品,打擊競爭者以占領市場。傾銷一般具有以下若干特征:(1)是一種人為的低價銷售措施。(2)動機和目的是多種多樣的。根據傾銷的具體目的和時間的不同,又分為偶然性傾銷、間歇性傾銷以及長期性傾銷。它們體現的經濟破壞程度是逐漸遞增的。
傾銷往往會對進口國的經濟或生產者的利益造成損害。相形之下,反傾銷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所認定和許可的貿易保護措施,卻越來越頻繁地被各國所采用,成為國際貿易新的主要障礙。近年來,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屢造反傾銷投訴。歐盟等一些發達國家以及阿根廷、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對我國的反傾銷立案越來越多。然而美國已經成為對華反傾銷最多、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美國自1994年開始對華曲別針征收反傾銷稅以來,截至目前已達17年。像2009年美國又對我國的進口輪胎加征關稅,2010年美國裁定對中國的輸美金屬絲網托盤征收最高達289%的反傾銷稅,這些都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產生了嚴重影響。
2.中國經歷的美國反傾銷特點
進入20世紀以來,美國作為世界經濟強國,一直積極發展對外經濟關系。其中,從自身利益出發也開始了對中國的反傾銷限制措施。從美國對華傾銷案件中可以看出,我國出口產品遭受美國反傾銷調查主要呈現以下一些特點:
2.1提起反傾銷調查案件的數量多,金額大,范圍廣
20世紀80年代10年間,中國有18種商品先后遭到美國廠商的反傾銷投訴;90年代10年間,美對華反傾銷案件高達54起,年均5.4起;2000—2006年,美國已對中國發起47起反傾銷調查,年均6.7起;自2009年前三個季度,美國又對中國發起了10多起反傾銷和反補貼合并調差。進入2010年繼續有對華的反傾銷提案,雖然比以前略有下降但是涉案金額仍然很大。其中,2009年的兩起反傾銷調差涉及金額同比增長639%,涉案金額達到一億美元的大案共有10起,金額最高的為木質臥室家具案,達9.58億美元。案件不僅涉及傳統的勞動與資金密集型產品外,一些高新技術的彩電、微波爐、軟件等行業也卷入調查范疇,影響了我國幾百億美元的出口。
2.2市場導向地位(market-orientedin-dustry,簡稱MOI)在反傾銷中的作用顯著
“市場導向產業”又稱為“MOI測試”。是美國在對華反傾銷調查中所使用的一種特殊方式。通過確定出口商的商品銷售行為是否具有市場導向來確定出口商品的正常價值。按照美國法律規定,確定“市場導向產業”要具備三個要素:
①對于被調查的產品,在決定價格或產量方面基本上不該有政府的過多干預。
②被調查產品的生產企業應該是以私有或者集體所有為主體特征。
③生產產品的所有投入必須是按市場決定的價格來支付。
一般來說,傾銷的商品價值是低于正常價格或者自身價值的。如果美國單方認定中國一些出口企業沒有“市場導向”因素,那么要按照替代的某個市場經濟國家(美國至今還未明確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同類產品的市場價格來計算,最終綜合確定產品的正常價值。基于這個因素,中國出口企業可能會受到美國進口企業的巨大牽制。像2004年中國的輕工業協會代表中國家具行業向美國商務部遞交報告申請MOI。在對華反傾銷中,MOI發揮了越來越廣泛的影響。
2.3美國對華反傾銷出現新動向
自從中國入世后到2010年,美國對華反傾銷呈現出強烈的嚴酷性和歧視性。美國國內的相關行業在競爭力日漸衰落的形勢下,要借助反傾銷等工具來打擊外國產品。美國企業希望得到一切可能的武器以對抗“中國制造”。人民幣匯率問題,中美知識產權糾紛等都是美國業界施壓政府以期望得到新援手的表現。而從新頁公司訴國外銅版紙案開始,美國政府就賦予了本國廠商一個新工具—反補貼,以此來打擊我國等NME國家輸美產品的競爭力。反補貼是指一個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產品和市場,針對享受政府直接或間接補貼的他國產品進行的限制行為,一般表示就是征收反補貼稅。中國商務部發言人稱這是違背WTO的相關規定的。“雙反”政策實施后的進口稅率大大提高。例如:熱敏紙案中,美對中傾銷稅率為19.77%~115.29%,補貼稅率為0.57%~137.25%,合并稅率可以征收到7.98%~192.45%。而在焊接碳鋼管案中,傾銷稅率為69.20%~85.55%,補貼稅率為29.57%~615.92%,合并稅率竟然可以高達98.77%~701.47%。
另外,美國對華的出口產品越來越挑剔,不斷挑起中美貿易爭端,遏制中國經濟的順利發展,這里的反傾銷行為有點濫用的意味。這點,從反傾銷中涉及的產品等級與范圍中可以看出。
2.4國際上示范作用明顯,易引起連鎖反應
美國作為世界經濟大國,其外貿行為對他國有一定的影響力和示范作用。美國對中國產品進行反傾銷,易導致其他國家也對中國的這一產品有反傾銷意圖。若美國反傾銷力度和深度加大,那么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容易陷入到全面的被動壓制困境。其他國家紛紛開始對中國產品掀起反傾銷調查,非常不利于中國產品的出口,影響中國出口市場的多元化和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更不利于中國出口企業的深化改革與發展。
3.反傾銷案中分析美國最新貿易政策
大量研究顯示,一國宏觀經濟指標的劇烈波動如經濟增產率、失業率、匯率的變動都會影響反傾銷政策實施。而美國最近國內GDP增長率下降,失業率不斷上升。這種經濟情況迫使美國從本國利益角度出發,不斷地對中國出口商品發起反傾銷調查,致使兩國貿易關系緊張。那么也可以看出美國最新的對華貿易政策:美國可能會投入大量精力放在解決國內的債務危機和失業危機等國內問題上。雖然美國副總統拜登也鼓勵中國企業到美投資。但是美國對華貿易政策會更加強硬,至少不會放軟,還會對影響到其經濟就業穩定的進口將繼續執行嚴格的限制。
通過對華反傾銷的案例可以看出中國處于貿易順差,而美國處于貿易逆差的地位。基于這個弱勢外貿情況,美國政府會投入重要的資源來擴大對中國的出口。據計劃,美國政府將組織數量眾多的貿易訪問團,并制訂新興出口市場計劃。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加強對中小企業提供出口協助,為新的或已經出口的企業改進信息與技術服務。中國企業面對外國產品的出口還應努力深化企業改革,增強本國產品競爭力,熟悉國際慣例,培養國際化的人才,學會用世貿組織的具體制度相關規則和爭端解決機制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捍衛自己的權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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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時代的終結,對紡織服裝企業無疑是一個利好消息,但“品牌、品質、新品、人權”又將成為考驗中國企業的四個關鍵詞。
紡織品配額的取消,也就是品牌劃分市場時代的來臨,品牌將成為劃分最終消費品市場的重要法碼。一個企業若沒有品牌就無法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相反,一個企業的品牌知名度越高,那么其所占領的市場份額也就越大,得到的收益也越多。中國企業面對紡織貿易一體化的潮流,必須勵精圖治,打造自身強勢品牌。
品牌需要豐富的內涵作支撐。
打造品牌就要注重對品牌內涵的期提升。品牌的內涵包括技術含量與文化含量。技術含量包括管理、產品設計、先進的裝備等等。因為品牌的背后是創新能力和質量,只有擁有強大的技術含量,自己實力過硬了,才使得品牌的支撐在市場上有力度,才具有與競爭對手對話的資本。文化含量則是更高層次的品牌內涵,是品牌的靈魂。一個品牌擁有了獨特個性的文化積淀,才會具有穿越時空的延續性。紅豆的“情”文化就是最好的說明。對品牌而言,文化的力量往往要大于技術含量的力量。
注重品質。在配額取消后,中國企業都在盡力擴大出口,但國外市場的消費總量是一定的,因此靠量來提升銷量是有限的。同時,中國企業如果只追求眼前利益,一味擴大出口,還會招致國外反傾銷、貿易壁壘等在內的多種抵制措施,我們反而會失掉許多機會,得不償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紡織服裝企業只有提升產品檔次、品位,靠產品質的提升來走高附加值之路,才是明智之舉。
開發新品。在配額取消后的發展趨勢是,科技含量高、知識密集型產品暢銷,市場的比重會日漸加大,而初級產品、低附加值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則將逐步被淘汰。我國企業目前的現狀是:總體技術薄弱,以量取勝,靠低價競爭市場,而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少。要實現產品走高附加值之路,重要的一點就是注重創新,不斷出新品。新品對消費者的誘惑力是巨大的。中國企業若開發出人無我有、人有我新的產品就可以在價格上勝人一籌,從而帶來豐厚的利潤。企業創新的內容很廣,包括管理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營銷創新等方方面面。這就需要中國企業積極行動起來,不斷加大對創新的投入與支持,加強開發能力。
關注人權。在配額取消后,雖然主要的障礙已經消除,但非主要障礙還大量存在。人權就是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人權強調的是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注重生產過程中人的健康、安全和應該享有的權益,強調企業對消費者、對環境的人文關懷,注重企業對社會的貢獻。目前人權這一要素已經對我國企業產品的出口形成了很大的限制。面對這一趨勢,企業應有長遠的發展觀點,要充分認識到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已是一種必然趨勢,企業只有積極行動起來,主動規范企業自身行為,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才能把握先機,不斷鞏固擴大對外貿易成果,不斷提升企業在國際上的綜合競爭能力。
企業需要怎樣的后配額戰略?
我國紡織業在后配額時代的出口貿易一定要考慮相應的策略。一是要低成本競爭;二是要“走出去”。單純依靠數量的增長很容易招致貿易保護。所以目前我國紡織業面臨的迫切任務是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增加其附加值和科技含量。
“后配額時代”的競爭將不再是出口國的競爭,更是公司個體的競爭。因此,公司不但要考慮在國內的市場競爭,而且還要考慮國際市場競爭。
廉價的勞動力和潛力巨大的市場,是中國紡織業的兩大優勢。長期以來,由于配額的限制,中國紡織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優勢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釋放。隨著2005年全球紡織品配額的取消,阻礙中國紡織品出口的最大障礙清除,中國的紡織企業可以大舉進軍國際市場。
隨著全球紡織貿易后配額時代的到來,一個新的紡織品貿易競爭格局也將形成。中國紡織行業在參與新一輪的競爭中,在原有的優勢并不穩固的情況下,要取得與其他國家共贏的局面,必須進一步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物美價廉的中國紡織品雖然早已受到了各國大眾的喜愛,但同時,在高性能、高功能、高文化品位的紡織品服裝市場中,中國產品并沒有占據主導地位,而且還有很大差距。所以,中國紡織品要想抬高身價,登上“大雅之堂”與發達國家的商品試比高,就必須在創國際名牌和高附加值上狠下功夫,通過提高產品的檔次、質量,樹立越來越多的在國際市場上叫得響的品牌,最終在全球化的經濟中立于不敗之地。
另外,企業要抓住機遇“走出去”,到紡織業發展潛力比較大的國家和地區去投資,使企業獲得東道國合法身份,以此來規避貿易摩擦的風險。
中國企業面臨的五道坎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擺在中國紡織業目前的,尚有五道或大或小、或虛或實的坎。只有越過這五道坎,中國紡織業才能在國際經貿交流中獲得真正的公平待遇。這條路要一直走到2016年年底才能走完。
第一道坎:意圖延長紡織品配額
3月初,美國相關協會牽頭發起了《伊斯坦布爾聲明》行動,要求世貿組織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將紡織品配額延長至2007年年底的建議。簽署這一聲明的有土耳其、墨西哥、意大利、比利時、奧地利等10多個國家的相關協會,非洲10多個國家的行業協會也表示支持。
很顯然,如果這個聲明所要求的事項被世貿組織所通過,其對中國紡織業的打擊是非常沉重的。但目前看來,配額取消已成定局,連美國有關貿易官員也認為,提出這個議程太遲了。
目前,基本上可以說中國已經跨過了這道坎。
第二道坎:美國大選
中美貿易受政治影響、受美國大選影響至深。今年年底,美國將進行大選,中美貿易問題,尤其是中美紡織品問題,不可避免地將會被競選者當成拉攏選票的議題,甚至有可能動用具體的貿易救濟手段。
在這方面,美國候選人克里表現尤為激進。克里一方面支持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同時又認為,美國的紡織廠及紡織工人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的沖擊,美國應該使用中國入世時與美國達成的特別保障條款限制中國紡織品對美國的出口。2月份,克里在接受美國《商業周刊》采訪時再度批評布什政府在貿易問題上沒有向中國施加足夠的壓力。克里表示,如果他能夠擔任總統,將在貿易、知識產權及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上向中國施加更大壓力。
有專家認為,美國俄亥俄、密歇根等幾個州失業人數很多,這幾個州很有可能成為美國大選的勝負關鍵。在這樣的情況下,克里作為挑戰者,只要說出針對中國的重話就能贏得選民的認同,而作為執政者的布什則不同,他必須進一步,采取具體措施,才有可能得到選民的擁護。
基于上述原因,大選前,美國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將會趨緊,并且有可能在3種紡織品設限之后,擴大對華紡織品的限制范圍。
第三道坎:2008年12月31日
這一道坎體現在中國入世《工作組報告書》中。
該報告書的第4節D段11條是專門為紡織品設定的。在該條中,中國承諾:(1)一旦相關成員向中國提出磋商請求,中國同意在收到請求后對相關產品的出口增長速度控制在7.5%(羊毛類產品為6%)的幅度以內。(2)如果在90天的磋商期內雙方未能達成解決問題的辦法,則在磋商繼續進行的同時,相關成員可以對中國涉案紡織品進行限制。(3)上述限制措施的有效期為當年的12月31日,但是,如果相關成員提出磋商時距離年底已經不足3個月(或者剛好3個月),則限制措施的有效期是12個月。(4)該條款的有效期至2008年12月31日。
由于這項規定既清晰又嚴厲,而且操作簡便,因此筆者預測,在2009年1月1日該規定失效之前,包括美國在內的W TO成員,一旦與中國在紡織品與服裝領域發生糾紛,首先會采取上述方式對中國進行制裁。
事實上,稍早美國對華三種紡織品的設限,援引的就是這樣的一個規定。
第四道坎:2013年12月10日
這一道坎體現在中國《入世議定書》中。
在該議定書第16條“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中規定,如果WTO成員認為原產于中國的產品對該成員的同行業造成威脅或者造成市場擾亂,則該成員可以向中國提出磋商。中國承諾:(1)如果雙方的磋商未能在60天內達成協議,則受影響的世貿組織成員有權在必需的限度內,對中國相關產品撤銷減讓或者限制進口。(2)中國產品對相關成員的損害分為兩類,即出口的相對增長和絕對增長,相關成員據此對中國的限制措施也分為2年內和3年內兩種。(3)相關成員可以對中國產品采取臨時保障措施,期限200天。(4)相關成員作出的限制措施一旦超越期限,中方的反擊權利為暫停實施減讓或者義務。(5)該條款的適用期為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后12年(也即2013年12月10日,筆者注)。
由于以上規定和《工作組報告書》4節d段11條的內容有重復的可能,因此,《工作組報告書》4節D段11條中規定,“不得根據本規定(即《工作組報告書》4節D段11條,筆者注)和議定書(草案)第16條的規定對同一產品同時適用措施”。這一條款的通俗解釋為:兩個大棒子,只能一個一個用,不能兩個同時掄。
筆者猜測,只有在2008年12月31日之后,這個規定才有可能被W TO成員利用。因為《工作組報告書》中的規定更為嚴厲。
第五道坎:2016年12月10日
這一道坎體現在中國《入世議定書》中,是關于反傾銷的規定。
在該議定書第15條中規定,“如受調查的生產者不能明確證明生產該同類產品的產業在制造、生產和銷售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該WTO進口成員可使用不依據與中國國內價格或成本進行嚴格比較的方法。”“(d)一旦中國根據該W TO進口成員的國內法證實其是一個市場經濟體,則(a)項的規定即應終止,但截至加入之日,該W TO進口成員的國內法中須包含有關市場經濟的標準。無論如何,(a)項(2)目的規定應在加入之日后15年終止。”
以上規定,通俗一點解釋即為,中國企業在入世之后15年之內(截止到2016年12月10日),將不會被看作具備市場經濟地位,除非其能夠自身證明。
非市場經濟待遇一直是中國企業應對國外反傾銷調查時遭遇的最大的障礙,但是這個障礙要在入世15年之后才能撤銷。
具體到紡織品,至少在2008年年底之前,中國的紡織品一般不會遭到國外的反傾銷調查,因為WTO成員有另外的簡單易行得多的保障措施手法。但是,在2008年年底之后,甚至2016年之后,反傾銷可能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