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改增后增值稅面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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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自1979年下半年試行增值稅，2011年底國家在上海試點營業稅改增值稅工作。2016年5月1日全國進行“營改增”。在營業稅改增值稅前后，我國一直對此有很大的爭議。雖然“營改增”完成以后，減少了重復征稅，降低企業稅負，但同樣給我國帶來了四檔增值稅稅率，稅負轉嫁問題日益嚴重。本文將對“營改增”以后增值稅改革面臨的困境進行分析，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營改增；增值稅；稅負轉嫁

一、“營改增”對我國稅負的影響

對于服務業的企業而言，過去的營業稅征稅不僅稅負過重，還存在著重復征稅的弊端，而通過營改增的稅制改革，加大了對第二三產業的扶持力度，促進其融合發展。同時，這種稅制的改革降低出口企業的成本，提高了我國服務和貨物的比較優勢。國家稅務總局稅收顯示：“營改增”改革前三年累計減稅額達到6412億元。減稅額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企業，使企業良好發展，這種良性循環又帶來了稅收的增加。但是，營改增后，多檔次增值稅帶來的稅負轉嫁問題日益嚴重，造成稅負繳納失去公平原則。

二、我國增值稅現狀和面臨的困境

（一）增值稅稅率高、檔次多

自從我國推行《增值稅暫行條例（草案）》起，增值稅標準稅率一直都是17%。2018年5月1日，增值稅稅率首次下調至16%。與我國相比，周邊國家的增值稅稅率平均值為11.9%，遠遠低于中國目前的16%。由此可見，我國增值稅稅率水平居高不下。營改增后，增值稅稅率發生了改變。我國一般納稅人以16%的稅率進行征稅；在其他方面，如自來水、暖氣等方面按照10%的稅率進行征收；金融服務等的征收稅率都是6%。現今我國增值稅稅率被劃分為16%、10%、6%、0%四個檔次，增值稅稅率檔次多。

（二）企業稅負轉嫁問題嚴重

稅負在雙方企業之間轉嫁對一般納稅人企業和小規模納稅人企業之間的交易來說是極其不利的。稅負轉嫁是納稅人把繳納的稅款由他人負擔的過程，不論稅負轉嫁采取前轉、后轉還是混轉，雖方法不同、實際稅收沒有減少或損失，但都表現為納稅人和負稅人的不一致。據國家規定不同行業的增值稅稅率有很大的區別，當交易上游稅率高于下游稅率時，企業會盡可能地選與高稅率的企業進行交易以達到規避納稅的目的；或當交易上游稅率低于交易下游稅率，如果購買小規模納稅人企業的原材料進項稅額就不能進行抵扣，站在購買方立場上，一般納稅人企業或其他食購買方的首要選擇。

（三）增值稅的歷史局限性

在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主要企業經營低端制造業。較高的原材料成本，較低的工資標準和產品附加值，帶來了大量的進項稅額可供抵扣，因此，增值稅稅額較低，增值稅負對企業的影響相對小。而且早期由于征稅手段不完善，此方案下的增值稅不失為一種效率高、便于管理的征收途徑。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的R&D、人員培訓費工資福利等成本顯著上升，并且投入研發資金多少、研發時間長短與企業面臨的研發失敗的概率成正比。可是按照中國現行的增值稅方式，無法抵扣這些數額較高的成本，此外還要納16%的稅，顯而易見，原先適用的方式現在已經不再合理。

三、對策

（一）深化增值稅改革，擴大增值稅優惠政策范圍

增值稅改革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但大幅度降低增值稅難以推動。有相當一部分人擔心取消或者降低增值稅會降低國家的財政收入，中國龐大的財政支出會因此得不到保障。可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從短期來看，增值稅改革可以增強企業活力，企業能夠自由支配的資金數量增加，有了足夠的現金流用于周轉和創新，產品的附加值也會相應地提高，稅基將大幅增加。從長期看，增值稅改革使得企業自身的財富增加，員工收入增加，從宏觀經濟角度擴大就業，刺激消費，良性循環得以形成。而且降低增值稅后，稅收的合理化程度增強，會有更多企業愿意合法合規交稅。同時，現代技術不斷發展，政府可以更有效的遏制偷稅漏稅，使商業環境更為公平，由此提高國家財政收入，保障財政支出。此外，國家在對軟件、生物制藥及芯片產業實施增值稅改革試驗成功的基礎上，應該對高科技企業（依靠技術創新為社會創造價值）一律實施實際稅負超過3%的部分實行即征即退政策。

（二）企業需要關注稅負轉嫁能力對企業自身產生的影響

企業的稅負轉嫁能力是影響企業最大化“營改增”政策紅利的根本點。企業應該努力提高自身議價能力，提高自身在談判中的地位，獲得市場定價的主導權，積極將稅負轉嫁給相關廠商，這樣才能避免“營改增”給企業帶來的政策紅利流失。另外，政府應注意到稅負轉嫁帶來的影響，采取相應的措施，防止稅制改革的結果與其初衷相背離。

四、結語

增值稅改革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總開關，我國增值稅面臨稅率高、檔次多、稅負轉嫁等一系列問題。2018年，政府提出全年為企業和個人減稅8000多億元，目前增值稅為我國第一大稅種，2017年我國增值稅占總稅收收入的39.1%，因此要實現減稅目標，增值稅改革首當其沖，刻不容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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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路瑤 單位：蘇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