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困境及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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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鄉村振興是黨的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需要全社會各種力量和主體參與，在我國社會組織快速發展背景下，它作為實施鄉村戰略多元化架構中的重要一極，既具有自身獨特優勢，又面臨現實困境，探析參與可行性路徑，有利于深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關鍵詞：社會組織；鄉村振興；農村；農民

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報告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它需要社會多元力量的共同參與。《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指出：強化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主體責任；搭建社會參與平臺，加強組織動員，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推進的鄉村振興參與機制。根據民政部2019年民政事業發展公報，截至2019年年底，全國社會組織總量為86.63萬個，其中社會團體371638個、基金會7585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487112個，與2018年相比增長了4.89萬個，增速為5.98%。處于政府、市場之外的“社會”重要構成的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既具有彌補性優勢，也面臨現實性困難，探尋其參與實施鄉村振興現實路徑，有利于促進鄉村振興和美麗中國建設。

一、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優勢

在黨的報告中指出：“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社會組織以提供社會服務為宗旨,有別于政府組織與營利組織的非政府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正式或準組織性的組織。通常包括各種會員制組織的社會團體，如學會、商會、研究會、協會、聯合會、促進會等；還有非會員制組織的不同類型的民辦社會福利機構、醫院、學校等公益性服務實體及其所謂的草根（社區）組織。社會組織的基礎功能是依據自身理念和條件，廣泛吸引、集聚各種社會資源為一定對象提供服務，它既不同于政府服務“法定性”，也不同于企業服務“交易性”，而具有選擇性、非營利和民間性，使它在服務弱勢群體、發動鄉民參與、探索模式項目和參與協商治理上，具有政府和企業難以發揮的作用和特性。

（一）彌補政府調節的局限性政府在鄉村振興進程當中統籌全局，扮演“總指揮”角色，也是鄉村振興戰略最主要實施者，但也要規避其全能運行傾向所形成的負面影響。“政府自上而下主導、單方供給公共服務”的模式，致使公共服務出現總量不足、結構失衡，而這與受信息不對稱、監督機制不健全、致貧因素復雜等密切相關，單一供給模式無法適應鄉村振興和農村治理多元化需要。社會組織基于中立性和公益性，能夠動員整合各種社會資源,補充財政緊張和公權供給不足，同時吸納社會精英和專業人員，豐富鄉村振興需要和最稀缺社會資源，避免煩瑣中間環節，為“三農”發展和鄉村振興直接提供具體或針對性支持和服務。

（二）彌補市場的機制缺陷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往往通過非人格化的價格信號，引導不同主體在謀取個人利益的過程中，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會導致經濟發展落后、市場體系不健全、市場信息透明度低的廣大農村地區吸引助農扶貧資源困難，在助力鄉村振興實施上存在短板。社會組織是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補充，基于自身的價值追求和鮮明特色，更加注重社會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公平性，能夠引導、吸納、匯集社會資源向鄉村流動轉移，彌補市場供給服務的不足，不斷滿足鄉村振興的多樣化需求。

（三）具有自身獨特價值和特殊優勢黨的報告把社會組織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是全方位參與新時代國家建設和發展的重要力量。黨的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強調：“推動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協調行動，增強合力，全面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社會組織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在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具有獨特價值和特殊優勢，能夠廣泛吸納資源、提供專業服務、輔助弱勢群體、動員鄉民參與、實施項目支持和參與鄉村治理，彌補“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全面助力鄉村振興戰略實施。

二、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困境

社會組織已遍布并活躍在社會各個領域中，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主客觀因素的制約，致使其在參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面臨困境，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法律地位和保障依然缺位當前我國社會組織的管理依據，主要是《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和《基金會管理條例》，還有一些部門規章和地方性法規，這些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社會組織運行及發展的合法性問題。但由于沒有制定專門的“社會組織法”，其地位缺乏法律規定和保障，參與公共服務的權利、義務及其責任缺少具體規定。在缺乏相關法律供給背景下，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戰略的角色與地位、權利與義務依然含糊，導致其在實踐中站不穩腳、找不到座、定不好位，主動性、創新性薄弱。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已經進入新時代，在立法層面，明晰社會組織的法律地位、主體資格、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并明確其參與公共服務、鄉村振興形式路徑，具有客觀性和迫切性。

（二）公信力及其能力有待加強社會組織的公信力，既包括自身的信用水平，即獲得政府、公眾信任和支持的能力，也包括政府和公眾的信任程度。由于缺乏獨立的法律地位、自身運行不規范和監督機制不健全等，從而影響了社會組織的公信力。我國社會組織起步晚、進程慢，參與鄉村建設的本土化經驗實踐有限，自身運行的經費資金不足、資源動員不夠、管理運行不暢和監督制約機制不完善，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實施的范圍和深度。新時代的我國社會組織進入發展快車道，政府應當針對社會組織普遍存在的組織規模小、經費來源少、物力資源缺和人力資本匱乏等問題，積極給予政策、資金、人力、項目和管理等方面的引導和支持，助力和規范社會組織的發展，全面提升其公共服務供給和參與鄉村振興能力。

（三）資源與專業人才相對薄弱參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從吸納社會資源、補充公共服務、推動農村治理和搭建溝通橋梁，都離不開資源資金的保障與專業人員的指導。當前，眾多社會組織動員資源缺乏、籌資能力薄弱、專業人才不足和管理水平不強。如不少社會組織的活動經費，就多源于政府財政撥款、補貼以及項目經費，會費占比也不高，內部無法實現自給自足，外部也無法掌控資源，致使其參與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和服務能力不足。社會組織基于非營利性和自主性，借助項目平臺，實施資金無償投入，由于投入產出機制的缺失，也影響后續資金的積聚。同時，社會組織助力鄉村振興，離不開專業人才和社會精英的組織實施。基于公共性和服務性，社會組織吸引吸納專業人才與社會精英，多基于個體的公益意識和道德水平，同時經費資金短缺，影響了自身人力資源建設，也必然制約其參與鄉村振興實踐能力。

三、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路徑

社會組織應當從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大目標著手，針對當下的現實困境，積極探尋參與的可行性路徑，以助力鄉村社會全面振興和可持續發展。

（一）推進社會組織的立法工作良好制度環境是社會組織健康發展和參與鄉村振興的基礎保障。要根據黨的關于“創新社會治理”要求，修正管控型立法理念，盡快啟動“社會組織法”及其參與公共服務的立法工作，明確社會組織的性質、地位、責任、義務及其治理結構、登記監管和準入制度等，為社會組織自身發展和參與公共服務提供法律依據。同時，加快修訂《社團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以適應社團、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發展的現實需要；梳理社會組織相關的規范性文件，調整沖突條款，完善制度機制，逐步構建協調統一、內容完備的法治體系。當下，發揮地方立法優勢，結合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根據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戰略需要，制定地方性的法規。

（二）強化社會組織的能力建設良好服務能力是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重要支柱。首先要加強社會組織機構建設。以組織章程為核心，健全權責明晰、運轉協調、有效制衡的治理結構，明晰內部管理制度規范，強化運行和監督機制，確保社會組織的有效運轉和發揮功能。其次要注重專業人才的吸納。通過多種形式，采用優惠待遇，加大專業人才、學者教授和社會精英的引入力度，最大限度發揮其主動性和創造性；加強現有專兼人員培訓教育，提高思想、業務和服務素質，全方位優化自身組織人力資源架構。最后要完善內部考核與激勵機制。績效考核與激勵機制是保證有效管理的關鍵，堅持評價取向與發展取向相結合，構建與全體成員需求契合的激勵政策，增強公益理念和服務意識。

（三）提升社會組織的服務水平高效公共服務水平是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環節。只有豐富資源來源，才能確保高效服務。社會組織提升參與鄉村振興的質量水平，要積極尋求政府的資源支持，如專項資金、購買服務、減免稅收、財政補貼、提供活動場所和服務設施等；要加強與企業合作，利用企業捐贈、資金輔助、物質幫助等各種形式，獲取資源資金支持；要注重吸納社會精英參與，如私人捐助、提供服務和名人效應等，吸引社會各界的人力物力；要精心打造品牌項目，這有利于自身知名度、公信力提高，有助于獲得社會社會各界捐助和籌措資金；要不斷增強自身造血功能，可通過添置增值性資產、基金保值增值、規范非營利性服務收費等各種途徑和形式，持續提高創造資金能力，不斷拓寬經濟資源，壯大參與鄉村振興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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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偉 單位：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