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道德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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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場經濟與倫理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倫理道德的參與，倫理道德可以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理論支撐，甚至可以說是倫理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道德靈魂。道德和倫理影響著市場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因此倫理和道德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關鍵詞］市場經濟;經濟倫理;倫理道德

一、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和不同利益決定的經濟形式。這種規定性是不同社會和經濟制度下市場經濟的共性或普遍性;不同的社會制度條件使得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不同的特征，這體現為市場經濟在不同社會條件下的特殊性。我國目前的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除了具有市場經濟的普遍特征外，它還有自己的特點:公有制是占主導地位，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是國家實施強有力的宏觀調控。道德作為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行為的總和，直接反映了社會生產中人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它與社會結構、尤其是經濟結構密切相關。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人們的社會生活在各個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二、倫理道德

特定的倫理道德只是某個時代基于特定民族精神的一種有關人與人關系的一種規定，不同時代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倫理道德。不同民族倫理道德可能某種程度上不盡相同，并且沒有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特定的倫理道德只能對應于特定的民族來解釋，這有一種內在的民族的獨特的個體性的自在價值。柏拉圖主義傾向者認為:倫理道德是一種絕對理念，是一種存在于宇宙中的客觀的一種絕對的善，一種人類行為，無論哪個時代哪個民族必須遵守的唯一的善的標準，方式是比較唯一的。倫理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與哲學和政治思想相結合，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儒家倫理在中國的影響是最深刻的，重視探討道德的本源。孔子一方面強調“天命”是道德的本源，另一方面也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命題，也承認后天學習對個人道德品質形成的作用。雖然孟子也談到“天命”，但他認為道德的起源主要是人性本善，試圖從人與人的心理和生理方面找到道德的本質和起源。荀子拒絕“天命”的作用，并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并將道德視為人性邪惡的結果。人們認為，禮義道德是“養人之欲，給人以求”，并將道德與人們的物質需求聯系起來。后來，中庸將命運理論與孟和荀的抽象人性進行了融合，并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漢代以后，儒家繼承人對道德本質和起源的討論基本圍繞著這些命題。重義輕利。儒家思想一直把“利益”視為個人的自身利益，與義相對立，強調道德原則和規范對人的行為的指導作用。孔子主張“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孟子更是只談仁義，不談利益。即使認為義與利是“人之兩有”的荀子，也是強調義，認為“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在他們看來，只有通過強調正義才能使雙方都受益，如果他們有利可圖，他們就會失去雙方。儒家主張“孔曰成仁”和“孟曰取義”，倡導奮斗精神和道德奉獻精神。孔子仁愛的倫理體系包括孝道，忠誠和信仰等道德。強調道德的社會作用。孔子認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可以使人們理解羞恥，自覺遵守社會秩序和道德標準。孟軻提出由“不忍人之心”，發而為“不忍人之政”，“認為把人心中的仁、義、禮、智四端，“擴而充之”，就能實行仁政”。［1］在他看來，道德是政治和法律的基礎和基礎。

三、倫理道德在市場經濟中的運行

(一)倫理道德在中西方市場經濟中的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基石，儒家倫理經過時代的演化為中國社會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中國經濟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不乏以儒學為范例的古代經濟人的形象，其中以徽商為代表，以“賈而好儒”為主張，以“業儒入仕”為最終理想，以儒學的處世之道為其經營從商之道，體現出不為世俗、蠅頭小利所困擾的價值追求。荀子提出“先義后利”為儒家經濟活動的核心精神價值，在經濟活動中，儒家對道德的基本要求都得以體現。“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其中“道”為精髓之所在，其道也就是“義”，“義”在精神層次比“誠”更具有道德要求，要想經濟活動有效運轉，對“義”的追求就是商業經濟活動中運轉的關鍵所在。義與誠相輔相成，使平等互利充分體現在經濟商業活動中，經濟人在進行經濟活動中，都互相承擔起對社會所應承擔的責任。儒家倫理在推動經濟文明進步發展中發揮了核心的作用，體現出了儒家倫理在現實時代經濟演變中不可或缺的位置。“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2］比較抽象地說，經濟學是產生于人類對欲望的無限追求以及對稀缺性物品的選擇所產生的學說，是以稀缺性和資產概念為基礎的研究范式，倫理學是以善、正義、義務等人性道德概念為基礎的研究，其實這兩大學科是同源相通的。在現代經濟《國富論》創立之前，經濟中的倫理道德思考在一些西方哲學家以及神學家的著作中已經開始萌芽了。亞當•斯密作為一名倫理學集大成者，他率先從哲學領域和經濟學領域兩個方向開始探究經濟學中產生的倫理問題。在他看來，六種自然動機產生的自愛、對自由的追求、正義感、勞動習慣以及交換傾向所推動的。［3］社會機制各方面的調試使利益相關系的雙方在面對利益沖突時不至于出現明顯的對立，從而在產生追求自身利益行為的同時，也能兼顧到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利益。

(二)倫理道德對市場經濟的作用

從關系來看，倫理道德可以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倫理道德即使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又使得使公眾在心態上得以平衡。當政府將市場經濟發展定為快速發展目標時，就必須得到民眾的支持，以及社會團體的理解，使參與市場經濟的每一個人都能以平和的心態參與到市場經濟中，以保持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從而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無論任何一個社會集體選擇的經濟制度，都需要倫理道德對其進行支撐，以理論作為基礎，對當時的市場經濟情況進行調試以及說明。如果缺乏倫理道德理論基礎對其市場經濟的支撐，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建設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紊亂。［4］這其實也就告訴我們提供理論支撐是市場經濟穩定發展的內部要求，也就是說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倫理為其提供合法性和正當性證明，這是以理性道德引導市場經濟的哲學基礎。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選擇，也就意味著對傳統經濟體制的放棄，同時我們也就要以科學的倫理道德思想理論作為基礎，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基本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任何時期都需要與其相符的機制進行調節，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從實際內容來看基本依靠市場調節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以“一只看不見的手”也就是政府進行輔助調節。在這種調節機制之外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機制也能起到調節作用，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習慣或道義調節，從本質上來說這就是倫理調節。這種調節方式是以倫理道德作為發力點來給予市場經濟良性運轉的支撐，即習慣來自于群體行為，這種群體行為的基礎是群體道義，而這種道義又為習慣的存在提供合理性。諾斯就這一問題進行研究之后指出，即使是在最成熟的經濟體中我們也能看到經濟個體在其體系中運動時，多數情況是按照體系內部的不成文的習慣在走，而不是已經規定好的文字章程。就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還有許多地方和層面是市場和政府調節覆蓋不到的。比如說目前處于國民經濟發展邊緣地帶的廣大鄉村地區，這些地區由于經濟發展仍處于半自然經濟狀態，商品經濟仍然未有充足長效的發展，因此政府的控制力不是那么強健，這些地方的經濟狀況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原本就已經存在且極為根深蒂固的倫理關系來進行調節。不僅如此，即便是城市里面的經濟活動也存在著大量倫理調節的空間，比如親屬關系、師生關系、朋友關系等等，這些個體之間不存在明顯的經濟交易關系，自然也就不受市場和政府調節的影響。再者純粹的市場經濟會導致貧富差距極化，這不利于社會的長遠發展，為了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也可以借助道德的力量對人們的收入進行調節。

四、市場經濟需要倫理道德的引導是自然趨勢

市場經濟呼喚道德規則的參與。一方面信用和契約是根植于市場經濟深層運行的“基礎性材料”，缺乏這些倫理規范的約束市場經濟將會野蠻生長，各種病態的競爭方式會極大增加市場經濟運行的成本、降低市場經濟運行的效率。正如諾斯所說:“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制度，除了需要一個有效的產權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還需要在誠實、正直、合作、公平、正義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5］另一方面，過度的資本逐利性會引發極端個人主義和危險的拜金主義等不良現象，從而危及社會良性發展的道德根基。綜合這兩方面來看，我們在進一步補充現代市場經濟得以順暢運行的缺因時，必須輔之以與之相匹配的道德約束框架。這實際上是要求我們在注重物質生產生活方式的更新提升的同時，也要培養形成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思想理念和思維方式，這是滿足我們精神需要的重要途徑選擇。市場經濟如果處于絕對的自由狀態，那將導致叢林法則盛行，強者將攫取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使弱者無立錐之地，這樣的馬太效應不僅讓市場經濟所倡導的自由原則最終走向自身的對立面———壟斷，阻礙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而且巨大的貧富裂痕也會撕裂社會的整體性，造成深層次的群體沖突從而危及社會穩定，損害市場經濟長遠發展的社會環境。市場經濟應該包含道德內涵，這種道德內涵應該是帶有社會的整體屬性，它是從整個社會的利益出發去考慮經濟效果。這就要求我們的經濟成果應該是創造性的，是有益于社會整體發展的，而不僅僅是單純的為了追求短期的經濟指標。市場經濟和道德建設不是二元的而是一體兩面的，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市場經濟規則能夠影響道德規范的形成，而道德規范可以引導經濟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對于社會主義新道德的形成是具有多方面作用的，它的運行規則可以有效引導人們的經濟行為。新的行為規范必然產生新的道德內涵，也需要新的道德依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社會主義道德規范與之相匹配。“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是中國傳統“義利觀”的鮮明闡釋，也能從中看出與傳統經濟形式相匹配的道德取向。我們在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繁榮大發展的過程中不僅要注重從經濟層面去解決那些制約發展的機制性問題，更應當注重從智力基礎方面給予經濟發展以更充足的創新動力。創新離不開提高全民族科學技術和思想道德方面的素質。只有實現精神和物質雙重層面的聯合互動，才能從最根本上實現市場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市場經濟參與主體經常為了實現參與主體本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正常的經濟規則，甚至在局部引發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現象。因此合乎競爭規則的競爭行為使得商家要有經濟道德上的底線意識，而不能僅僅只追尋自身物質利益的最大化，必須根據市場的需要不斷地挑戰自身商品的實用性，提高自身商業道德水平，主動抵制市場中原生性的虛假行為和道德欺騙，共同打造一個風清氣正的經濟道德環境，從而推動經濟建設和道德建設的有機統一。

五、我國如何更好地發展與倫理道德相結合的市場經濟

從根本上來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型發展應該是厚植正義的發展，是在更廣層面和更深維度實現經濟公平、倫理公平和生態公平內質上的有效整合和目標上的高度同一。正義觀是一種有跨度的公平，它既包括上層建筑層面的國家經濟制度，也包括作為經濟單體的企業經營管理制度和個人的自發經濟行為活動。正義實際上是有兩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道德意義上行為主體的自律;另一方面是道德對于行為主體的他律，即通過道德約束的制度化來實現行為主體對道德規則的服從。這一邏輯在處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效率與公平問題上是尤為重要的，能夠推動效率與公平在經濟發展上的和諧。這樣既能增加社會物質財富又能有效改善人類生存環境壓力過重的問題。我們必須重視道德在調節人們經濟活動和保護生態環境方面所能發揮的重要作用。這就要求在經濟格局中處于出超地位的階層要對自身經濟活動中的一些過度行為進行必要的限制，以將節省下來的社會資源提供給處于經濟被動地位的弱勢群體，為他們的生存發展留下一定的經濟空間。從縱向來看，經濟正義觀還包括有代際之間的公平正義，上一代人的發展權益需要實現，但是下一代人的發展權益也不能損害，不能以犧牲下一代人的發展為代價來實現上一代人短期的經濟目標，這就要求上一代人的發展要為下一代人的發展預留空間。用倫理道德去約束經濟行為最終還是得落到實際操作層面，一方面得用道德規范去引導人們的經濟行為，使人們自覺遵守良好的社會道德規范的要求，推動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為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也是可以通過道德評價和道德引導的方式對經濟運行目標中的一些消極因素做出預判，為修正過程中的問題提供前期預警。

作者：趙曉宇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