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文化遺產地的旅游發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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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時代背景下，農業文化遺產地旅游發展模式的有效探索將直接關系到遺產類旅游發展的可持續性和經濟社會價值目標實現的可行性。一直以來，我國傳統的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模式是以政府主導為主，同時也存在資本壟斷型、農村居民自發型等旅游發展模式，但是這種單一化的主體參與模式無法正面回應與有效破解新時代遺產類旅游發展中缺乏發展活力、保護力度不足、市場意識不強等新問題。因此，通過強調以“官、商、民”為核心的主體群參與到旅游發展中的重要意義后，厘清該主體群參與到旅游發展中的邊界，并系統化構建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策略體系，從而為農業文化遺產地的旅游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多元主體；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

1引言

自我國于2012年開始啟動挖掘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以來，現已完成了五批次目錄的認定，第六批農業文化遺產評選也正式拉開帷幕。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挖掘與認定工作是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堅定文化自信，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1]的重要任務，同時也是對“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1]的積極響應，更是接軌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認定、傳播我國優秀農耕文化、彰顯我國文化自信的戰略性舉措。農業文化遺產作為我國農耕文明的物質載體，不僅具有豐富的農業生物資源與自然景觀資源，而且還蘊含著傳統的“天人合一”式哲學思想與“天、地、人”三才理論的內涵式精神旨趣。在我國不斷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將農業文化遺產的資源優勢高效轉化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動能是值得學界和業界深入研究的問題。我國各界對農業文化遺產的關注主要集中在黨的十八大以后，并且多以全面保護好農業文化遺產為根本遵循。如今，我國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文化消費需求不斷擴大，所以對于農業文化遺產的發展應該在保護農業文化遺產資源的基礎上探索資源的利用與轉化，辯證處理好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關系。由于我國農業文化遺產的系統性開發起步較晚，對于遺產類旅游開發模式的探索與建構仍處于初級階段，多地農業文化遺產依舊是政府主導型的旅游開發模式。正是因為長期的政府主導型開發模式導致了政府行政壓力過大、旅游發展內生性活力降低、旅游產業資本難以進入等發展的新難題。在這些問題引導下，“推進文化遺產旅游的創新發展”[2]成為黨和國家高度關注的重要內容。毋庸置疑，積極探索建構政府、民眾、社會資本等多元主體參與旅游開發將會激發農業文化遺產發展活力，進而為有效解決新時代農業文化遺產發展難題提供一條新途徑。

2單一化主體參與對新時代農業文化遺產地旅游發展的阻礙

新時代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應立足于規避單一化主體參與旅游發展的弊端而強調多元主體參與的優勢效能轉化，但從實然狀態分析，鑒于我國農業文化遺產的旅游發展體系尚未形成可復制的成熟模式，所以農業文化遺產的旅游發展仍然面臨著縱向維度的政府管理“失位、錯位、缺位”的困境以及橫向維度的農村居民參與性意愿低下、社會資本野蠻介入旅游產業等制約因素，嚴重阻礙了新時代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的持續性推進。

2.1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缺乏活力

長期以來，我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主體是政府職能部門，但由于遺產類的保護耗費財力與人力資源巨大，導致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常流于形式而未在根本上踐行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初衷。盡管在黨的十九大之后，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上升到國家意志層面，學界和業界開始聚焦于對農業文化遺產的旅游發展研究。然而，傳統的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模式弊端的負面影響長期存在，并且政府資源的有限性也束縛了農業文化遺產經濟與社會價值的充分展現。同時，在政府強勢介入農業文化遺產旅游市場的情況下，因缺少公平有序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而導致旅游產業資本難以平等參與到旅游發展之中的問題尤為突出，這也使農業文化遺產的旅游發展缺乏外生性活力，旅游產業資本所能發揮的“輸血功能”全面受挫。另一方面，在城市化進程加快和工業化全面升級的雙重拉力下，農村青壯年外流效應呈幾何級數增長，可培養的農業文化遺產傳承人存量驟減，同時政府一直秉持經濟優先發展思維而輕視了對農業文化遺產傳承人的培養，由此導致了農村空心化現象加重后的人才儲備稀缺問題，致使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的自身“造血功能”也大大削弱。

2.2資本參與型旅游發展的保護力度虛化

近年來，我國政府管理模式不斷革新，政府不再提倡全面“包干型”的管理方式，而是轉向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的新時代政府管理服務體系。自2020年初開始實施《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以來，國家更加重視激發經濟市場活力和鼓勵商業資本進入我國經濟發展各個領域，以此實現帶動我國經濟發展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愿景。在這樣的經濟發展大背景下，引入旅游產業資本參與到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的做法無可厚非，但這并不意味著旅游產業資本能夠戴著政策紅利的面紗而肆意將農業文化遺產的資源稟賦過度商業化利用。過度開發的后果必然會折射出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力度的虛化，而旅游企業的逐利性特點的放大后極易引發旅游企業與政府、農村居民的相關利益沖突，由此形成的“撂挑子式”旅游開發狀態會對生態環境的造成不可逆轉破壞，最后勢必也會影響農業文化遺產地旅游發展的可持續性。因此，為有效解決資本參與旅游發展存在的弊端還需要對旅游產業資本進行道德倫理規制與社會責任感培育。

2.3農村居民自發型旅游發展的市場意識不足

如前所述，外來資本之所以能夠順利參與到遺產類旅游開發中，這與其能較好地發揮自身優勢的“輸血功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相反，農業文化遺產的發展也需要進行自我“造血功能”的有益探索。換言之，充分鼓勵農業文化遺產地農村居民積極參與到旅游發展之中，以農村自治組織作為旅游發展的參與主體之一，緊緊依靠農村居民力量助力旅游發展才是保持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活力的權宜之計。盡管我國一直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農業文化遺產所在地的各個村莊均有基層黨組織和自治組織，但是由于我國鄉村綜合治理能力有限，村規民約等道德性規范逐年式微，村兩委的組織與管理工作處于渙散狀態，所以基層組織的管理能力與適應新時代農業文化遺產的旅游發展之間存在的脫節情況直接限制了農民主動參與到旅游發展之中的積極性。正囿于此，當地農村居民收入多來源于采摘和銷售農業文化遺產地所特有的稀缺農產品，還有一些農村居民則是將自家空置房屋進行簡單裝潢后出租，為慕名而來欣賞農業文化遺產自然風光的短途游客提供落腳休憩之地，逐漸形成了地方旅游民宿產業。由此可見，農村居民也具有一定的商業市場嗅覺，但是不成系統、不展特色的自發型旅游發展模式也直接誘發了各類旅游產業發展的同質化問題，農村居民對旅游市場發展的前景意識不強，最終導致農村居民效益收入長期處于低位水平，農業文化遺產地的旅游整體性發展也舉步維艱。

3突出多元主體參與是旅游發展的重要特性

農業文化遺產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珍稀性和脆弱易損性的不可再生資源，任何不適當的開發都極易造成資源的破壞，生態系統的退化，甚至可能會帶來無法恢復的生態災難，從而影響旅游業可持續性發展[3]。而傳統的單一主體的主導性參與旅游發展模式又無法現實地回應農業文化遺產地旅游發展的利益價值復雜性問題。在新時代強調文化旅游融合發展的語境下，農業文化遺產地因旅游場域的結構性差異使當地民眾對旅游收入持有悲觀情緒，旅游產業資本效益增長乏力，政府管理成本也越來越高。以上問題的產生并非單一要素所致，而是多方面的綜合性原因所致。有鑒于此，解構傳統農業文化遺產地的單一主體旅游發展模式，建構多元主體參與的旅游發展模式有助于弱化目前農業遺產地發展的風險和挑戰，從而實現可持續性循環發展。概言之，農業文化遺產地旅游發展的多元主體參與模式就是政府、資本、農村居民等在旅游發展事務中共同負責全局規劃、旅游管理、商業運營。三者是優勢互借、劣勢互補、互相監督的關系，彼此在旅游發展體系中發揮著不同的屬性功能作用。伴隨著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新時代，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的公共性事務管理與市場化帶來的現實問題治理已不再是單一主體的責任與義務，而是屬于參與到旅游發展之中的多元主體合力完善的社會責任。因此，在可持續性發展目標的價值追求下，為尋求政府、資本、農村居民三方利益的最大一致性，構建以平等、互利為核心的利益共享機制就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旅游發展中，政府以保持農業文化遺產的原真性和旅游產業的持續循環發展為目標取向，主要負責遺產地的公共服務建設，加強對基層黨組織的引導和自治組織管理事務的指導，促使基層組織在公共性管理事務中更好發揮自治功能，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價值目標。而旅游產業資本天生具有鮮明的逐利性特點，在為農業文化遺產地旅游發展帶來外生性活力的同時，企業自身也需要積極履行社會義務，優先滿足遺產地農村居民的就業需求，配合地方政府的管理，最大程度獲得政府、農村居民等主體的認同，從而降低潛在的外部社會管理成本，以期實現自身利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對于農村居民而言，自身經濟收入增加與擁有美好生活的憧憬是他們最為樸實的人生愿景，同時也是農村居民利益的根本追求，所以農村居民群體應加強內部團結，利用好農村自治組織優勢，以合法合理合情的方式來尋求自身利益的滿足。最后，三者協力參與到農業文化遺產地的旅游發展中所形成的利益共享機制，有助于為實現經濟與社會價值的統一而塑造出旅游發展的利益和諧生態。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的可持續性離不開完善的監督機制與各方主體的正向積極作為。若把多元主體利益的共享置于旅游發展的語境下，那么作為參與到旅游發展的每一主體都應秉持慎獨精神，明確把握好自身利益訴求的法律紅線與道德底線，不斷強化主體內部監督效用。農村居民作為農業文化遺產真正的主人，要把對于遺產保護與開發監督的社會使命感發揮到旅游發展之中，監督政府管理權力運用與防止企業破壞旅游開發的商業化邊界。外來資本的旅游開發企業也應強化對政府管理方式監督，預防政府管理過界和以權壓商行為的發生。政府職能部門也要發揮指導和監督作用，一方面幫助旅游開發企業加強對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社會責任感培育，另一方面也要對企業進行定期“體檢”，堅決杜絕旅游開發中產生的負外部性現象。最終，旅游發展的三方主體形成互相監督的合力趨勢，構建合理有效的行為監督機制，促進農業文化遺產地旅游事業的平穩發展。

4厘清多元主體在旅游發展中的參與邊界

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作為一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體系單元，其內在的每個元素單位之間應當互相制衡、協同并存。同樣，以“官、商、民”為核心的主體群所釋放的發展驅動力是突破新時代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困境的必然選擇。那么對于該主體群內部的權責與義務的劃分是否明晰則會直接關系到農業文化遺產旅游持續性發展效果。毋庸諱言，厘清多元主體在旅游發展中的行為參與邊界勢必影響農業文化遺產資源優勢轉換為發展動能的最大效率。

4.1合理限制政府在旅游市場的插手行為

在學界，許多學者長期致力于對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關系中的作用研究，并且對二者孰輕孰重的論戰也從未停止。在西方經濟學領域中主流觀點有兩種：一是亞當·斯密為代表的主張市場自由經濟理論派，認為政府在市場中不應干預經濟事務；與之相對，另一經濟學家凱恩斯則主張政府要發揮對市場的管理作用，積極干預市場經濟發展以解決市場失靈等問題。黨的十八大以前，我國政府在市場管理中一直扮演著主要角色，但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正式進入新時代，政府職能開始轉變，由公共性事務中的主導角色逐漸轉向服務型角色，強調要更加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正是基于這種新時代的發展變化，農業文化遺產的旅游發展中的政府主導管理模式也應當及時改變，主動減少插手旅游市場開發行為，科學合理制定相關政策以明確政府在旅游市場中的管理邊界，采取指導為主的宏觀引導模式，破解地方政府在農業文化遺產旅游開發中形成的“介入過度”與“介入不足”并存的二元對立困境。

4.2有效規制旅游資本在商業開發中的過界行為

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了我國一二三產業的融合升級，同時也推動我國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由單一經濟主導向多元化經濟的轉變，旅游經濟發展中可供挖掘的利潤效益空間不斷延展，而這一轉變也對企業的自我管理與道德底線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旅游企業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根本價值遵循，在參與農業文化遺產的旅游發展中對遺產資源的充分利用有著一套成熟的經驗體系，正是因為其擁有豐富的運營管理經驗，加之熟悉政府與當地農村居民的利益需求，所以旅游企業更容易出現逐利性驅動下的過界開發與“擦邊球”行為，甚至埋下了誘發“公地悲劇”的旅游發展隱患。因此，為了緩解企業與政府、農村居民之間的利益博弈關系，急需強硬的政策制度來合理規制旅游企業的不正當商業行為，嚴格劃定旅游企業在農業文化遺產地的旅游開發邊界。

4.3遏制農村居民在旅游發展中的短視行為

農村居民是農業文化遺產的擁有者，他們對遺產的價值認知水平關系到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的持續性發展目標的實現程度。由于農業文化遺產地處農村山區，交通閉塞，當地農村居民與外界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存在較大的差異，對于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認知僅限于是前人留下的瑰寶，甚至還存在并未認識到本地的傳統農業生產系統也是一種需要大力保護的農業文化遺產的窘境。盡管在政府鼓勵和支持旅游企業參與到農業文化遺產地旅游發展之后，農村居民群體觀念開始轉變并逐漸認識到遺產地的經濟價值與社會利益，但也隨之出現了不合理訴求的功利短視行為。具體說來，一是農村居民與旅游資本的利益對立，即農村居民隨著旅游業的不斷發展，村民的權利意識、民主參與意識、利益表達意識逐漸增強后進而開始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4]，開始尋求與旅游資本的摩擦，阻撓旅游企業的正常旅游開發行為，逐步走向旅游企業的對立面，致使旅游發展陷入停滯乃至虧損狀態。二是政府與農村居民的權利對立，即農村居民為尋求旅游發展中的個人利益最大化、話語權擴大與政治地位提升，出現了以政府怠于監管旅游企業、官商勾結而損害農村居民利益等牽強附會的理由，多次要求政府提高土地補償標準或解決生活困難問題的激進行為。因此，為遏制農村居民在旅游發展中的功利短視行為，應當加強法律知識普及，努力培育農村居民群體的契約精神，不斷擴展農村居民參與民主協商的渠道，保障農村居民群體的合法權益，在無理取鬧與合理訴求之間筑牢邊界底線。

5系統化構建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策略體系

在旅游產業的發展過程中，一個穩定的主體群參與模式和完整的旅游發展體系是對整個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產業繁榮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三者齊力并驅也是推進遺產地旅游產業實現可持續性循環發展的基礎性保證。

5.1強化政府在旅游發展中的引領作用

在傳統旅游發展模式中，政府幾乎涉及了旅游業中的各個領域，形成了統管一切的管理體系。然而，在這種以政府行政資源優勢來推動旅游發展的模式下，旅游產業被動式發展的弊端顯現，權力集中所引發的腐敗、地方財政債務壓力增大等問題層出不窮?！巴七M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直接反映黨和國家要求改革舊有的管理體制，不斷創新社會治理模式的決心，這也反映出政府更加強調角色轉變，切實有效引領新時代我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心。因此，一方面政府應加強旅游發展規劃的頂層設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創設遺產地旅游發展的長效監督機制，扮演好服務企業、服務民眾的人民公仆角色。另一方面，要充分調動農村居民參與旅游發展的積極性，注重對農村居民的主體性意識、市場意識、發展意識教育，激活農村居民在旅游發展中的內生活力，發揮傳道解惑、啟發民智的“人民教師”作用。

5.2發揮社會資本參與旅游發展的支柱作用

農業文化遺產地旅游產業的持續性發展一直面臨遺產地旅游發展的區位優勢短缺、政府財政支持力度有限、農村居民發展意識不足等諸多掣肘因素。需要強調的是，當旅游資本以其強大的財力資源、成熟的旅游發展經驗為絕對性優勢參與到農業文化遺產地旅游發展之中時，將會為遺產地的旅游產業發展走向常態化的穩定發展提供動能支持，發展的難題也會得到相應的破解，從而推進當地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由此看來，旅游企業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全面調研遺產地旅游資源特征之后，因地制宜規劃遺產地旅游發展藍圖，并立足當地特色資源稟賦打造旅游品牌以提升遺產地知名度，為當地產業發展和社會進步添磚加瓦。除此之外，旅游企業尤其要把握好與當地政府、農村居民的合作共贏關系，進而妥善解決好政府重視、農村居民關心的基本民生問題，從而為穩定遺產地旅游發展提供重要保證。

5.3激活農村居民參與旅游發展的能動作用

農業文化遺產具有多樣性、活態性等特點，而遺產原住地的農村居民就是旅游發展的核心吸引要素和農業文化的傳承主體，并且農村居民的積極能動性作用發揮將為遺產地旅游發展提供根本力量。引導農村居民深化認識自身的角色本位意識，突出農村居民在遺產地旅游發展的能動性作用，將為遺產地旅游的持續性發展奠定內在基礎。具體說來，農村居民首先要樹立生態資源保護意識，在農業專家的指導下科學地進行農業生產。其次，培育文化危機意識，面臨農村地區急劇減少的人才外流趨勢，農村居民要擺正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主動承擔起宣傳推廣當地農業文化的社會責任，重視新時代農業文化遺產的文化傳承人培養。再次，建立農村居民的志愿者服務機制，鼓勵民眾參與到旅游管理之中，主動維護遺產地旅游發展中的秩序、耐心解答游客旅游疑問，為遺產旅游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最后，農村基層黨組織和自治組織要以鄉村治理現代化為目標導向，提高公共性事務處理能力和加強農村居民的管理工作，在涉及到群眾切身利益的一切事務決策中，公共參與協商模式應充分統籌兼顧各方利益，求取各方最大共贏局面[5]，從而不斷擴展農村居民的民主參與渠道，合理有序引導農村居民參與農業文化遺產地旅游發展，并完善以農村居民集體名義入股農業文化遺產旅游發展的合作模式，真正實現共享發展成果。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N].人民日報，2020-11-04.

[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N].人民日報，2021-03-13.

[3]閔慶文，孫業紅，成升魁，等.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旅游資源特征與開發[J].經濟地理，2007，（05）：856-859.

[4]李樂京，陳志永.民族村鎮旅游地多元治理模式的制度創新研究[J].廣西社會科學，2014，（10）：68-74.

[5]潘坤.發展協商民主防止資本權力化[J].理論探索，2014，（05）：67-70.

作者:王鐘樺 馬小紅 單位:四川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