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關于生態問題的理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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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生態問題，從來都是經濟學家研究和關注的重點。如果把經濟學家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進行分類，可分為兩類:一類可稱為憂郁的經濟學家;另一類則可稱為樂觀的經濟學家。雖然他們探索的是同一個問題，但他們所持的觀點卻是截然相反的。舒爾茨作為樂觀的經濟學家，對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生態憂患意識的某些過度否定和批判，又可以使我們看到人的后天能力的提高和知識的進步，使人在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確實有盲目樂觀的傾向。經濟學家不同理論觀點的論戰說明了每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對人類社會都有其卓越的貢獻，都在歷史的長河中立下了經典的思想豐碑。

關鍵詞:生態問題;憂郁經濟學家;樂觀經濟學家

一、對生態問題的不同預期是大師之爭的焦點

對人類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生態問題，從來都是經濟學家研究和關注的重點。如果把經濟學家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進行分類，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類可稱為憂郁的經濟學家;另一類可稱為樂觀的經濟學家。雖然他們探索的是同一個問題，但他們所持的觀點卻是截然相反的。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生態問題上，如果說古典經濟學大師馬爾薩斯和李嘉圖是憂郁經濟學派的代表，那么，諾貝爾獎的獲得者舒爾茨則是樂觀經濟學派的代表，如果把他們不同時期的不同觀點進行分析比較，則足以引發一場生態文明的大師之爭。對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生態問題，馬爾薩斯的態度可謂是憂心忡忡，馬爾薩斯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口會不斷增加，并且人口會按幾何級數增長;相對人口而言，土地會相對稀缺，而依附土地生長的糧食的供給卻只能按算術級數增加，所以，人口與自然環境的矛盾會愈加突出。此時馬爾薩斯實際上已經意識到并提出了人口與資源、環境相匹配的問題。強調人口數量要與資源、環境相適應，不能超出資源、環境的承受能力，否則就會破壞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平衡，馬爾薩斯對人口、資源、環境的這種憂患意識和預見能力，對人類生態文明建設應該說是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對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生態問題，憂心忡忡的還有另一位經濟學大師李嘉圖。關于經濟增長的前景的預見，李嘉圖認為，在工業化生產過程中，生產力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必然帶來勞動力報酬的遞增，但是，隨著可供利用的土地資源的銳減，對勞動的需求必然減少，資本積累率必然下降，因此，從農業生產中獲得報酬率遞減，其遞減速度將會超出從工業生產中獲取的報酬遞增的速度，經濟增長會由于資源的減少而放緩。這樣有著自然科學知識背景的李嘉圖又從土地這一基本資源的視角，敲響了人類生態文明的警鐘。馬爾薩斯和李嘉圖關于人類生態問題的這種驚人的預見能力，在生態問題尚不突出的當時，自然會引起不同的見解，并使得湯姆斯•卡拉爾似乎有理由把經濟學稱為“憂郁的科學”。對于這一譏諷意義上的冠名，馬爾薩斯既不否認也不回避，而是直言不諱地闡釋道:“我對人類生活的看法有憂郁的色調，但我認為，我繪出這種暗淡的色彩，完全是因為現實中就有這種色彩，而不是因為我的眼光有偏見，或我生來性情憂郁”［1］2。為了進一步闡明他的觀點，在《人口原理》中他又以驚人的預見明確指出:“僅僅廢除那些鼓勵人口增長的制度和機構是不夠的，我們同時還應該努力糾正那些在社會上起著甚至更大影響的種種有勢力的意見”［2］501。沒出馬爾薩斯的預料，一個世紀之后，一個在社會上起著更大影響的有勢力的意見果然出現了。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經濟學大師舒爾茨教授。當時大師馬爾薩斯雖早已作古，但正如人們所戲言的那樣，“馬爾薩斯早已死了，已經去見上帝去了;但是并不安分守己，他至今尚未長眠，他的幽靈仍在到處游蕩”［3］10。因此，他的遺著、思想和預見用來應對這場生態文明的跨世紀爭論仍然是游刃有余的。生態文明大師之爭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因為在這場爭論之前他們都早已經歷過與此有關的帶有熱身和預演性質的激烈爭論。如果說這場有關生態文明的大師之爭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大師之爭，那么在此之前他們都進行過近在咫尺短兵相接的“父子之爭”、“師生之爭”;如果說古典經濟學大師馬爾薩斯在影響生態文明的人口問題上是憂郁的經濟學家，他的父親丹尼葉爾•馬爾薩斯則是一位堪稱樂觀的經濟學家;如果說經濟學大師舒爾茨是樂觀的經濟學家，他的老師愛德華•羅斯則是傾向于憂郁的經濟學家。這一切完全可以由大師們自己出場來講清事情的原委。馬爾薩斯在他《人口論》的著者序中寫道:“有一次，同一個朋友，談到葛德文氏《一個研究者論教育、道德和文學》書中的貪欲和浪費論，這便是這篇論文的起源。”［4］8馬爾薩斯在這里所說的朋友不是別人，正是他的父親丹尼葉爾•馬爾薩斯，從馬爾薩斯對他父親的稱謂上也可以看出他的大師風范———學術上的爭論不講親情，觀點上的見仁見智仍不失為“朋友”。老馬爾薩斯是一位畢業于牛津大學，作為休謨、盧梭朋友，樂觀地深信人類能達到理想國的一位紳士，他深受感動地閱讀了葛德文的著作并高興地把這本思想激進的“好書”推薦給兒子去看。不料兒子看過之后，卻不以為然，并因不贊成書中的觀點，而雙眉緊鎖。從此，這對父子由于思想分歧，常常在共進早餐時，一邊吃飯一邊辯論。對人類未來的發展，父親是個樂觀派，他堅信人類生活會一天比一天好起來，社會上過剩人口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與之相反兒子卻是一個悲觀派，認為人類社會的人滿為患是難以消除的。觀點上的仁山智海使父子辯論的結果，總是由于誰也說服不了誰而不歡而散。馬爾薩斯出于禮貌上對父親的尊重，認為“與其談話，莫如寫在紙上更能把自己的思想向對方表達的明確些”，以免爭得面紅耳赤而互相都感到難堪。于是他以自己32歲的橫溢才華，幾乎是一氣呵成地完成了他的《人口論》，也正是這場父與子的爭論使馬爾薩斯為世界貢獻了一本傳世之作———先后出了7版的《人口論》。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在同一個問題上，舒爾茨在與李嘉圖馬爾薩斯的大師之爭之前，就同一個問題也曾進行過一場同他大學老師的“師生之爭”。關于這一問題舒爾茨在其《人力投資》一書第二章中作了較詳細的介紹:“研究生時代的一件事，差不多使我對人口問題失去興趣，那是愛德華•羅斯教授的著作《僅有立足之地》出版的那天，他和我們研究生班同學會面時遲到了。我和一位日本學生在黑板上演算著這樣的問題:如果全世界人口擠在一起站在地面上，將需要地球的多大面積。計算表明，威斯康星大學所在的丹尼縣的一小部分就足夠了。羅斯教授恰好在這時趕到了。看到我們的演算結果，他非常不高興。從此我便選擇了經濟學。”［5］15從舒爾茨的這段記述我們不難看到這是一場此時無聲勝有聲的爭論，正如馬爾薩斯和他父親的那場“父子之爭”為世界帶來了一部傳世之作即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而舒爾茨和羅斯教授的這場“師生之爭”，則為世界推出了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大師，不同觀點的爭論、碰撞所激起的思想火花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由此可見一斑。但無論是馬爾薩斯所進行“父子之爭”還是舒爾茨所進行的“師生之爭”，以及后來他們彼此之間進行的大師之爭，對生態問題的不同預期都是他們爭論的焦點。

二、敬畏還是征服自然是大師之爭的主要內容

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生態問題，歸根到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是敬畏自然還是征服自然，這是大師之爭的主要內容。舒爾茨和馬爾薩斯及李嘉圖關于生態問題的這場大師之爭，我們可以理解為是從舒爾茨《人力投資》一書的問世開始的，《人力投資》一書是舒爾茨人力資本理論的代表作，也是集中反映了樂觀派經濟學家在生態文明問題的一些基本觀點，它對于今天身處生態環境惡化的人類社會，痛定思痛地回顧在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關系方面所走過的彎路，應該說是一篇難得的經濟學方面的文獻。舒爾茨在《人力投資》一書中，針對李嘉圖和馬爾薩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生態問題所抱有的憂慮直言不諱地提出了批評，在該書中，舒爾茨把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等憂郁經濟學家的觀點概括為“自然地球觀”，把樂觀經濟學家的觀點概括為“社會經濟觀”，從而拉開了這場論戰的序幕。為了闡明其“社會經濟觀”的思想，舒爾茨認為，“知識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引擎;從而滿足人類的需求和愿望”［5］18。并且舒爾茨在該書的前言中開宗明義亮明觀點寫道:“人們對食物、能源、空間和地球上其它物質財富抱有很多憂慮。這種憂慮并不新鮮。對主要是根據地球物質生產力下降的評價而做出的預見，我是拒絕接受的。因為正確的評價必須考慮人類應付地球上物質財富變化的能力。全世界人民的后天能力的提高，實用知識的進步，是未來經濟生產率及其對人的福利貢獻的關鍵所在。”［5］10生態問題的實質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舒爾茨的文章從一開始就直奔主題，以他的人力資本理論為依據，提出了解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態經濟發展問題的具體構思，這對人類社會轉變發展方式和建設生態文明社會有著不可忽視的理論指導意義和實踐發展意義。但舒爾茨作為樂觀的經濟學家，對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生態憂患意識的某些過度否定和批判，又可以使我們看到人的后天能力的提高和知識的進步，使人在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確實有盲目樂觀的傾向。舒爾茨對馬爾薩斯和李嘉圖這些憂郁經濟學家進行論戰乃至批判的最重要的出發點和依據，就是通過人的后天能力的提高和知識的積累，從而使人類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無往不勝和一路凱歌。但應該看到，不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舒爾茨這一觀點的出發點和基本依據都帶有很大片面性。尚古時期，人類是崇敬和畏懼大自然的。我們的先哲們最早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天人合一”等哲學經濟學思想，這對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明顯地起到了一種指導和引路的作用。工業革命時代的到來，使人類的實踐能力空前增強了，征服自然的手段似乎無所不能，無頂可級，成為征服自然的強者，汲取大自然的營養滿足人類的生存。實現證明，科學技術具有兩面性，既可以造福于人類又可能會引發一些始料不及的負面后果。而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和認識的局限性往往使人只看到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即時福利的一面，而忽視甚至是不愿意揭示科學技術有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潛在危險的一面。實際上，科學技術也是一個不確定的變量，科學技術本身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實踐的滯后性，也包含著不確定的潛在風險。我們不應片面地過高估計科學技術對自然的改善能力，現代工業文明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所以把人類社會變成一種風險社會，原因之一有工業文明對科學技術過度的依賴與崇拜，在某些方面，科學技術恰恰就是人類風險社會的始作俑者。科學不是萬能的，有一利必有一弊，這就是科學技術的二重性，一方面，科學技術確實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利益，確實幫助人類解決了許多困難，另一方面，也確實給人類帶來了生態文明的危機，最大限度地破壞了人類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并且，人類現有的知識水平和認識能力還遠沒有達到使科學技術能完全興利除弊的效果。例如，《寂靜的春天》一書的作者卡遜，用鮮活的語言闡述了人類大量使用殺蟲劑對人類本身和生態環境的破壞。不難推斷，人類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創新技術來入侵生物圈，在獲得利益的同時，也從根本上摧毀了人類明天的生活基礎。雖然人類越來越重視生態問題。并且，完善了環保法律和問責機制。但是，距離人口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的終極目標，這只是邁出的一小步。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認識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問題，我們面臨的生態危機將不會消失。正是從這一點看，舒爾茨《人力投資》一書，無論是對李嘉圖和馬爾薩斯理論觀點的評價，還是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預期，都有其不足和片面性。《人力投資》第一章的“貧困經濟學”可以說是舒爾茨人力資本理論最為精華部分。他之所以要以“貧困經濟學”為題，是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是貧困的。”在這里我們可以欣慰地看到“貧困經濟學”所體現的經濟學“經邦濟民”的學科特點，但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不能為了“貧困經濟學”而使經濟學自身走向貧困，即在研究方法上，只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問題的另一個方面。為了“改善窮人的收入和福利”而不注意“空間、能源和耕地”等自然條件，特別是在“人口質量的提高和知識進步”的條件下，這種傾向就更危險。

三、推動人類生態文明建設是大師爭論的目的

1.李嘉圖的土地收益遞減規律對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具有一定的理論指導意義。通過李嘉圖的觀察，“地主為了在租約有效期內獲得盡可能多利益，對租約土地只耕不養，只作不息，以至于土地缺乏養分，日益貧瘠，單位土地面積的產能逐年下降”［6］52。由此，李嘉圖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即土地收益遞減規律。我們應如何正確評價李嘉圖土地收益遞減規律對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指導意義呢?保護資源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起點和前提條件，也是影響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而人類賴以生存和仰仗的最基本的自然資源是土地和水。因此，保護土地和水資源的生態是人類的使命，任何的減少和破壞都會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影響，都將使人類生存難以為繼。從可持續的角度審視發展，我們要的是生態的和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摒棄由于人類的急功近利而引發自然資源的逆持續。2.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科技進步的不可預見性并不能取代經濟資源有限性的事實。作為樂觀經濟學派的代表舒爾茨針對李嘉圖的土地收益遞減規律，提出具有預見性的論斷，他認為，人類智慧和科技的進步，足以彌補土地資源收益遞減而帶來的損失。如舒爾茨在《人力投資》一書中指出:“人類有能力和智慧減少其對耕地、傳統農業和日益減少的能源的依賴，降低為日益增長的世界人口生產的食物的實際成本。通過研究，我們發明了耕地的替代物，這是李嘉圖不能預期的”［5］3。但是，歷史的長河印證了李嘉圖的這一規律，也印證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的不可預見性并不能取代經濟資源有限性的事實:人類為了提高糧食產量，一方面，從20世紀70年代起，使用地膜覆蓋栽培技術，雖然促進了糧食增產，但卻破壞了生態環境，造成了土地的“白色污染”。另一方面，一切辦法想盡之后，為了生活所必須的糧食，人們的觸角伸向森林植被，燒林、開荒、放牧，以獲得人類的繁衍生息。3.資本主義生產對生態環境破壞的重要途徑恰恰是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程和技術的結合。實踐證明當今世界生態惡化的狀況比李嘉圖當年預想的要嚴重得多，而李嘉圖的一些預見和對后來生態環境惡化的估計不足，一個重要原因恰恰就在于由于時代的局限，他沒有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一些科技進步的因素完全考慮到其中。這一問題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才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批判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借助化學家李比希的研究成果，從生態文明角度分析了工業進步和農業發展的關系，指出:“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一個國家，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起點，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7］552－553馬克思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因此，必然造成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資本主義生產對生態環境破壞的重要途徑恰恰是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程和技術的結合。這樣馬克思就由淺入深鞭辟入里地揭示出，資本主義條件下科技進步給以土地為代表的生態環境所造成的嚴重影響。4.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我們評判大師們這場論爭的主要依據。我們如何評判大師們這場爭論呢?馬爾薩斯在其《人口原理》第二版中所提出的一條原則對我們是不無啟發意義的，這就是“哲學上一條公認的真理是，正確的理論要由實驗來加以證明”［1］5。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我們評判大師們這場論爭的主要依據。現實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已經驗證:馬爾薩斯的假設，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是經常發生、并且已經變成了殘酷的現實。即一旦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的速度超過食物產出增長速度，貧窮、饑荒和戰亂就會接踵而至。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2009年10月16日世界糧食日指出，糧食、營養安全和接受良好的教育是過上體面生活的基礎。由于糧食價格的動蕩、世界經濟危機、全球氣候變化和武裝沖突等因素導致越來越多的人無法獲得生活所需要的糧食。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救濟世界饑餓組織和關愛世界組織聯合的《2014年全球饑餓指數(GHI)》，顯示在很多發展中國家饑餓水平降低的同時，全球仍有20億人口受到隱性饑餓的危害。國際社會必須確保將消除所有形式的饑餓和營養不良問題的共同目標和明確的問責機制納入2015后發展議程。在我們這個星球人口達到70億人口的當天，全球都在產房外為“70億寶寶”誕生而舉行慶祝活動來紀念此日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卻表示不準備擁抱“70億寶寶”。因為，寶寶出生在一個矛盾的世界里，一個食物充足，卻有10億人每天餓肚子的世界。生態文明的大師之爭，集中反映在涉及到生態文明的經濟學文獻中，它客觀真實地記錄著經濟學大師對生態文明的認識程度和認識過程。憂郁的經濟學家和樂觀的經濟學家，“自然地球觀”和“社會經濟觀”，經濟學家不同理論觀點論戰說明了，每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對人類社會都有其卓越的貢獻，都在歷史的長河中立下了經典的思想風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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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郭桂萍 謝西慶 單位:中共天津市委黨校 中共廣東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