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革命公民的文化啟蒙及大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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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聯網革命改變了人們的交流方式，但人們在網絡空間進行個體意見表達所產生的不良后果，深刻反映了當前我國公民文化的缺失。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合格的公民，尤其在互聯網的影響日益增強的今天，我們更需要守法、有序參與、節制、寬容的理性公民。大學生公民作為社會上具有較高素質的公民群體，在社會中發揮著示范和引領的作用。建立公民文化，重點應是通過大學教育實現公民文化啟蒙。

關鍵詞：互聯網革命；公民文化；理性；大學教育

一、互聯網革命的影響

互聯網的興起改變了信息傳播方式，進而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互聯網改變了以往信息傳播的時空局限性，此地和彼地的時空感在網絡上完全消失了。虛擬的網絡世界為人們提供了參與公共事務的低準入門檻，以往對于公共事件的精英參與逐漸向大眾參與轉變，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在網絡世界得到了直接的體現。這樣一來，互聯網革命為人們提供了對公共議題進行討論的廣闊空間，使人們的表達自由得到了空前釋放。一方面，人們可以及時獲取公共議題，另一方面，人們獲得了針對彼此感興趣的議題進行熱烈討論的領地，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每個人都可以提出批判建議。可以說，正是由于互聯網革命所帶來的網絡世界的無疆域性與公開性，以及網絡終端的開放性，使人人都可以成為事件的當事人。社會中所發生的真實事件一經在網絡世界披露，人們仿佛是在網絡上觀看一幕幕戲劇一樣，成為這一事件的觀眾，似乎涉及這一事件的所有人、所有事都被置于網民的直接注視之下。此時，事件本身及參與者就像置身于廣場中央一樣，所有的網民都是此一事件的觀眾，不僅直面事件的全過程，而且結合各自的立場和觀點發表各自的看法。這種“廣場化”的意見表達形式，一方面激發了人們對于公共事務的熱情，形成網絡“公共領域”，通過在網絡上的討論和意見表達形成公共輿論，對國家與社會的熱點事務進行廣泛的討論，擴大了人們的參與能力，擴大了人們的監督范圍。但另一方面，由于網絡空間的虛擬性和匿名特點，許多非理性的表達也甚囂塵上，隱瞞事實真相以煽動群眾、散步虛假信息、網絡上的“水軍”的推波助瀾、人肉搜索等等都在網絡世界中此起彼伏。此類種種易引起“群眾效應”的網絡行為，在吸引人們眼球的過程中，往往使正常的網絡討論、意見交流演化為以訛傳訛、人身攻擊、地域歧視等非正常情緒的宣泄。互聯網革命為我們的生活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媒介，在人們利用這一全新媒介的過程中，我們不但要關注人們利用媒介的方式以及憑借此媒介傳播的內容，更要關注在這一全新媒介面前，之所以會出現上述兩種截然對立的表達形式的原因。互聯網革命使事件的信息在網絡上公開且透明，公眾參與也確實起到了質疑和監督的作用，如在“郭美美事件”中，人們對整個事件的參與和討論，對涉事機構的質疑，最終促使制度層面的變革，這是公民意識主導下網絡世界力量的體現。但是，網絡表達的非理性色彩也產生了許多不良結果。人是互聯網技術的使用者，網絡上的內容其實集中表現了人們在意識上的變化。究其實質，問題在于我國的公民文化尚沒有形成，公民意識仍然“時有時無”，所謂的“網絡暴民”就是公民文化欠缺的集中體現。

二、公民文化的內涵：公民權利與公民義務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政府由管理型政府轉變成為服務型政府，市場力量的不斷壯大，“總體支配”的總體性社會體制逐漸瓦解，公民社會逐漸興起。從思想意識層面來看，這一變化表現為從“臣民意識”到“公民意識”的轉變。傳統的臣民意識將廣大民眾看做是對統治者被動服從的主體，人的意識中只有對權威的服從，不能有質疑和反對。而公民意識則意味著廣大民眾是社會的主體，公民意識中理應包含個體的權利意識、社會事務的參與意識、公民對社會的責任意識。當我們告別“臣民意識”，開始喚醒“公民意識”的時刻，互聯網成為公民意識的表達之所。這種公民意識的表達，實則為公民文化的總體呈現。一般來說，公民文化是指基于公民身份而形成的關于公民意識、公民行為等一系列觀念和制度的總稱。“在民主政治的社會秩序當中，它集中體現為一種以權利為本位的、開放的、民主參與的、多元統一的理性文化。”從根本來看，公民文化是以公民權利為核心的文化。公民權利表現為三個方面：公民在法律上的權利，意指公民在法律上的自由；公民在政治上的權利，表明公民是國家的主體，是國家權力合法性的來源；公民的社會權利，是公民獲得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權利。公民表達權利主張等活動都是公民文化的體現，是在公民意識支配下的公民行為。可以說，公民的權利意識是現代公民文化的主要特征。正是公民文化興起所帶來的公民權利意識，使公民能夠運用自己由法律和公民身份所賦予的權利，對國家和社會事務進行廣泛的參與和討論。互聯網的自由、開放、共享精神與現代公民意識有著天然的契合，并順理成章地成為公民文化彰顯的主要舞臺。但我們要看到，公民文化不僅主張公民的權利意識、參與意識，“公民”的涵義中還體現出公民的責任，因此，“公民文化”中還應包含公民的責任意識。這種責任意識其實是源于公民的義務，即法律上的義務、政治義務和社會義務。公民法律上的義務，是在自己享有自由的同時，尊重他人權利的義務；公民政治義務，是合理行使自己政治權利的義務；公民的社會義務是履行自己的對他人、對社會的公共義務，造福社會、不破壞社會秩序的義務。以往的“臣民意識”極力宣揚臣民的義務，無視人的權利，強調義務本位；但公民文化中的義務，是公民應為的責任，這種義務和責任，同公民的權利具有密切關系。權利表明主體的自由，而義務構成對自由的限制和約束。義務一方面依托于國家的強制力，另一方面主要依托于公民個體的自覺自為，其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實現公民的權利。從現代社會來說，行使公民權利，表明公民在社會中的主體性地位。履行公民義務，不侵犯他人權利、不破壞社會秩序，都是公民在社會中責無旁貸的責任。而且權利和義務的各自指向，使二者聯系在一起。過于偏重權利，會導致忽視義務，導致個性的無限膨脹，過于偏向義務，則會導致個體喪失表達自我的自由。因此，公民文化不僅是一種參與意識的文化，是權利意識的文化，同時也是一種自我約束的文化，是一種反思的理性文化。這種自我約束和反思，恰恰是保障自我權利和他人自由，保障社會秩序的根本要求。

三、大學教育與公民文化啟蒙

梁漱溟在概括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時指出，中國人只有家的觀念而缺乏集團生活，這就導致國人沒有維持團體生活所必備的紀律和法律觀念，也沒有理性精神。網絡世界中的非理性表達恰恰可以表明，直至今日，我們仍然沒有形成紀律、法律和團體的觀念。所以，只有通過對年輕人進行公民教育才能形成公民文化。自20世紀末以來，隨著高等學校資源整合，辦學層次提升，招生規模逐年擴大，我國的高等教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最顯著的一個特征就是由以往的“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雖然大學擴招使學生在畢業時面臨市場競爭的巨大壓力，但不可否認，大學階段的教育無論對個人的培養還是對社會的未來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從大學教育本身來看，通過大學教育使人具有相應的知識和能力，從而具備未來步入社會所應掌握的基本技能，并以此技能作為謀生工具，這是通過高質量的大學教育所達到的目標。在就業壓力面前，很多高等學校過于強調“專業教育”，對人的塑造完全以就業為目標，這一工具化傾向導致的結果就是突出專業技能而忽視對學生人格完善的教育。從教育的本質來說，廣大年輕人步入大學的時期，也恰恰是他們形成人生觀與價值觀的時期，是進行公民教育的最佳時期。如果忽視公民教育，只能培養出專業上的技術人才，這種人才對于自己、他人、社會和國家缺少足夠的認知，更談不上公民權利和公民責任了。而且在互聯網時代，大學生是網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海量的網絡信息面前，在無數的網友觀點面前，如何避免非理性的盲從，在對公共事務參與中能形成理性的看法，時刻牢記對自己、他人和社會的責任，這都有賴于理性的公民意識，有賴于理性的公民文化。通過大學教育實現公民文化啟蒙，是對年輕一代進行公民意識培養的重要階段，只有通過大學的啟蒙教育，才能使年輕人形成公民意識，即“民眾對自己在國家政治和法律生活中所處地位的認識，在認知上對其自身公民角色的了解；在情感上對國家和特定社群的認同，懂得自己所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在價值選擇上奉行有序參與、平等節制、妥協寬容的理性議事規則”。因此，大學階段的公民文化啟蒙，從總體上來看，應當是以守法教育為前提，同時使人具有團體社會性、具有權利意識同時又具有自我約束為要旨的理性文化教育。守法，意味著遵守國家的法律，公民的權利主張的自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只有遵守法律，社會秩序才能得到每個人的維護。在守法的前提下，提出自我權利主張才能是正當的。而這一切都有賴于公民的自我約束。因此，公民文化的啟蒙應當從自我約束開始，從責任意識開始。只有先養成自我約束、明確責任的理性反思習慣，才能切實地享有自己的權利。這是一種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負責任的思考方式。著名哲學人類學家蘭德曼指出：“我們是文化的創造者，但接著，由于文化的反作用，我們也為文化所創造。”在當前我國的社會轉型進程中，我們每個人首先是由文化所塑造成的，同時又成為文化的塑造者。我們不僅繼承了既往文化的特性，同時也塑造著適應現代社會的新的文化。因此，公民文化的形成既有賴于人的主動創造力，同時，公民文化也會反過來塑造現代社會中的人。大學，作為培養年輕人并使之現代化的搖籃，通過對年輕人的公民文化啟蒙，使大學生公民在現代社會的建設中發揮更好地引領和示范作用。

參考文獻：

[1]馮玉軍.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與法治秩序[J].社會科學研究，2008，（1）.

[2]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64-68.

作者:郭威 陳陽 單位:東北農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