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變化對經濟波動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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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運用1999—2018年中國市際面板數據，構建合理的計量模型，選取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與產業結構變化值三個指標來衡量產業結構變化，并用HP濾波法測算經濟波動，研究產業結構變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在固定效應面板回歸后，又運用面板數據Granger因果檢驗驗證兩者間的因果關系。研究表明，產業結構與經濟波動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產業結構變化會導致經濟波動。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的提升都會抑制經濟波動，而它們與影響經濟波動的其他影響因素相互作用都會加強經濟波動，在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程度較低時，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比較小。

【關鍵詞】產業結構變化；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經濟波動

產業結構變化與經濟周期波動都是結構性變化，兩者總是同時發生，目前研究普遍認為，產業結構變化與經濟周期波動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產業結構變化主要由三次產業占GDP比重的變動所體現，而經濟波動主要指的是經濟狀況偏離長期趨勢的程度。產業結構變化會導致結構效果發生改變，而這種改變會對經濟增長速度產生影響，繼而產生經濟波動，所以產業結構變化是分析經濟波動時必須要考慮的一點[1]。改革開放后，中國產業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79年我國三次產業占比分別為30.7%、47.0%、20.3%，到2018年變為7.0%、39.7%、53.3%。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第一產業對國家經濟的貢獻逐步下降，第二產業占GDP比重變化較小，而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持續增加，我國三次產業的占比也逐漸趨于合理。而這段時期正是我國經濟騰飛的時期，也經歷了很多的經濟波動。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提出經濟發展在追求“量”的基礎上，更要追求“質”，從而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2]。中國要想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擺脫僅僅依賴資本、勞動力投入的經濟增長模式，促進資源配置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中國經濟目前已經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但仍然存在產業結構低級化、處于全球價值鏈底端等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普遍問題。產業結構低級化問題會導致資源生產效率低下，造成大量資源的浪費，進一步阻礙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需要注意的是，在注重產業結構升級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性[3]，經濟波動會對社會發展造成極大的危害，因此，研究產業結構變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是十分必要的。

一、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外已有很多學者就產業結構變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這一問題做了大量研究。SchumPeter在1928年指出某些產業出現技術創新后會向其他產業擴散，從而產生新的產業并淘汰舊的產業，導致產業結構改變，而這個過程會造成經濟的長期波動[4]。Lewis在1954年最早提出了“兩部門剩余勞動”模型，指出經濟社會中存在著農業與工業兩個部門，在經濟發展初期大量勞動力在農業部門，這導致農業部門邊際產量降低，而邊際產量較高的工業部門會吸引勞動力進入。這個兩部門的經濟結構會不斷調整，而兩部門結構上的變化會導致經濟增長的速度產生變化，從而造成經濟波動[5]。產業結構變化會促進經濟增長，但是產業結構變化在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同時也會引發問題，技術進步所導致的產業結構變化會影響經濟原本的均衡狀態，對某些生產部門造成沖擊，導致經濟波動[6]。EggersandIoannides將GDP分為10個產業，運用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美國10個大類產業的結構重化與GDP波動之間的關系，發現產業結構變化可以解釋一半以上的經濟波動，并且平穩性比較高的產業如金融業、服務業的比例提高，平穩性較低的產業如制造業的比例降低，可以很大程度上抑制經濟波動[7]。Kuznets在1971年指出產業結構的變化是經濟波動之中存在的重要事實[8]，而后在1989年又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變化是經濟周期波動的主要驅動力之一[9]。袁阡右在創新理論、長波理論的基礎上，從產業發展與經濟周期之間的聯系等方面出發研究產業發展對于經濟周期的作用。他認為產業發展就是國民經濟中各個產業重要性發生變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主導產業發生變化是導致經濟波動的重要原因[10]。在發達國家產業結構也會對經濟波動產生影響，1997年金融危機以后，新加坡的經濟發生了嚴重的波動，而造成波動的主要原因就是當時新加坡產業結構較為單一，產業結構不合理[11]。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經濟迅速崛起，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開始研究中國產業結構變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徐敬君等對中國1952—2003年之間三次產業的變化情況進行分析，認為三次產業對國民經濟波動的影響是有差異的。總的來說，1953年以后第二產業的變化是影響國民經濟波動的最重要因素；第一產業影響力較弱，但農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仍然不容忽視；第三產業的變化對國民經濟波動的作用正在加強[12]。趙旭杰等也同樣發現我國三次產業對經濟波動影響不同，第一產業對經濟波動的影響較為微弱，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在經濟過熱時對經濟波動影響較大，而在經濟蕭條時對經濟波動影響較小[13]。王宇等也通過對中國1992—2010年之間三次產業與GDP的結構突變造成中國經濟波動的研究，發現第一產業對中國經濟影響很小，主要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決定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性[14]。董餛等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構造了衡量產業結構變化和經濟波動的指標，對中國的產業結構變化與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Granger因果檢驗，得出的結論是產業結構變化會導致經濟波動，中國經濟波動的強弱主要是由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導致的[15]，并且經過研究發現，中國經濟波動的重要特征就是經濟增長和結構分化同時發生，當經濟波動增大時經濟結構分化就會加劇，當經濟波動減弱時經濟結構的不平衡也會減小[16]。李猛證實了短期內產業結構的變化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會造成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而從長期看，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或減慢就會造成經濟增長的波峰與波谷，從而導致經濟波動的發生[17]。徐舒等通過對1989—2008年之間的數據進行分析。得出技術擴散是中國相對技術波動的重要解釋變量的結論[18]。隨后的很多研究又將產業結構變化細分為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李強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級化都會對經濟波動有抑制作用，但是高級化的作用要大于合理化的作用[19]。中國省會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程度越高，經濟波動就會越小，但這些效應會因城市的不同而發生改變[20]。王筱欣等也證實了產業結構合理化會抑制經濟波動，并且其抑制作用在不同時間段內存在差異[21]。然而，張明等發現產業結構合理化并不總是抑制經濟波動，當經濟過熱時產業結構合理化就會促進經濟波動[22]。通過對現有文獻進行梳理發現，目前研究中使用的衡量產業結構變化以及經濟波動的指標差異較大，在做實證分析時選用的控制變量也各不相同，對于如何選取指標與控制變量還未達成共識。同時，產業結構一般都是年度數據，很多研究中的觀測值只有幾十個，會使結果有較大的誤差。并且現有文獻中對產業結構變化與經濟波動之間的因果關系研究較少，一些研究因果關系的文獻也因為觀測值較少而使得結果準確性較低。針對現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對產業結構變化用合理化、高級化以及結構變化值三個指標進行衡量，運用HP濾波法得出經濟波動，并使用一個簡潔的模型避免了因控制變量選取不當而造成的誤差。本文使用中國284個城市1999—2018年間的面板數據，有效地增加了觀測值，使得結論更為準確。還使用了面板數據的Granger因果檢驗，在大量觀測值的基礎上研究產業結構變化與經濟波動之間的因果關系，使結果可信度更高。

二、數據與指標說明

（一）數據來源

本文選用1999—2018年中國地級市及以上的城市面板數據進行研究，所用數據為GDP、各市三次產業產值分別占GDP的比重及三次產業勞動力數量分別占勞動力總量的比重。運用面板數據可以有效地增加樣本容量，使估計的結果更為準確，并且可以解決不同城市之間存在的無法觀測到的遺漏變量問題。本文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城市的統計年鑒。由于一些市（主要為新疆、西藏、青海、內蒙古四省區的市）的統計數據嚴重缺失，在數據處理前對這些市進行剔除，最終保留了284個城市。由于利用HP濾波分析經濟波動時需要保持數據的完整性，在分析時對個別缺失的數據，利用移動平均法補全。

（二）產業結構變化衡量指標

1.產業結構合理化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反映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的協調發展程度，同時也反映本國資源利用水平、生產要素組合優化程度。很多研究運用結構偏離度來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結構偏離度表示如下：其中，yi表示的是第i個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li表示的是第i個產業勞動力數量占勞動力總量的比重，n是產業數量，E是結構偏離度。E值越大，則各產業產值比重與各產業勞動力比重相差越大，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越低。對于目前的中國來說，產業結構不合理持續存在，所以E值不會取0。由于新疆、西藏、青海、內蒙古四省區絕大部分城市以及個別其他省區的城市統計數據缺失，所以在計算E值及以下各指標時對這些數據缺失的城市進行了剔除。選取2016年進行分析主要是因為2016年的數據較為完整。從全國范圍來看，京津冀、江浙滬、東南沿海、成渝經濟圈等我國目前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E值均比較高，這主要是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造成的。2016年，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排名靠前的省份都處在E值較高的區域[23]，并且這些區域的人才資本發展水平也高于其他區域[24]。所以，這些區域的很多高新技術產業只需要很少的勞動力就可以創造出較高的產值。比如一些發達地區采用高新技術進行農業生產，只需要非常少的勞動力就可以產出產值較高的農業產品，從而導致這些地區E值升高，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降低；經濟欠發達的地區人才資本較欠缺、高新技術產業較少，所以各產業單位勞動力的產值相差較小，E值較低。需要注意的是，E值沒有考慮到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程度，絕對值也會在研究中產生不便，所以干春暉等認為用泰爾指數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更為合理[25]。泰爾指數表示如下：其中，yi、li、n與E值公式中含義相同，TL表示泰爾指數。與E值相同，泰爾指數也不可能取0，并且泰爾指數越偏離0時，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越低。可以看到，泰爾指數將產業的重要程度也包含在內，避免了絕對值的計算。所以，泰爾指數可以更好地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從全國范圍來看，泰爾指數的分布情況基本與E值相同，只是取值范圍遠小于E值。2.產業結構高級化衡量產業結構高級化反映產業結構升級的程度。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技術進步引起的，在技術不發達的時候產業活動都是人與自然直接發生關系，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而產業高級化就是產業由勞動、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的過程[26]。近些年來，隨著信息技術、電子技術的發展，服務業的發展速度要遠高于其他兩個產業，同時服務業也是最依賴高新技術的。所以，干春暉等認為產業結構升級就是經濟向服務化的轉變，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比值反映產業結構高級化比較合理（指標為TU）[25]。當TU升高時，說明經濟正在向服務化轉變，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提升。本文也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比值作為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標。從全國范圍來看，東北地區、西北地區等中國最不發達的地區以及京津冀、江浙滬、東南沿海等中國最發達的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標均較高。這主要是因為，在發達地區，更依賴高新技術的第三產業占比較大，而在欠發達地區，旅游業、餐飲業等第三產業相對發達，第二產業產值很小，所以這兩部分區域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都較高。3.產業結構變化值衡量本文采用Moore結構變化值指標來衡量產業結構變化值。Moore結構變化值將向量空間夾角作為基礎，運用不同時期的夾角度數代表這個時期內產業結構變化的程度。用公式表示如下：（3）其中，Mt就是Moore結構變化值，Pi,t代表第i產業在第t時期所占GDP的比重，Pi,t+1則代表第i產業在t+1時期所占GDP的比重。令θt=arccosMt，則θt就代表各個時期產業結構變化的夾角。從式（3）中可以看到，當Pi,t與Pi,t+1相等時，θt的值為0。則當Pi,t與Pi,t+1相差越大時，θt的值越大，表示產業結構變化的程度越大。

（三）經濟波動衡量指標

目前較為常見的衡量經濟波動的方法是HP濾波法，該方法適用于各類數據，所以運用范圍較廣。HP濾波法主要將GDP分為周期部分和趨勢部分，趨勢部分是潛在GDP，周期部分就是實際GDP與潛在GDP的差。HP濾波是要從一個時間序列求出平滑的趨勢部分，也就是以下公式最小化的解：其中，lnYt是將每一期的實際GDP取對數，lnY*t是潛在GDP，也就是趨勢部分，（lnYt-lnY*t）則是周期部分。λ是平滑參數，決定了不同的平滑程度，λ越大表示越平滑。一般來說，年度數據都采用BackusandKehoe（1992）給出的λ=100，這也是一些統計軟件默認的λ值。表1為本文中用到的變量匯總。

三、模型選擇與實證分析

（一）計量模型的選擇

本文的目標是研究產業結構變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設定以下模型進行分析：gdpfit=αi+β1lnTLit+β2lnTUit+uit（5）其中，gdpf代表的是經濟波動，TL與TU是代表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的變量，α代表無法觀察的遺漏變量，u是隨機誤差項，下角標i、t分別表示各個城市與時期。考慮到還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在影響經濟波動，想要更好地研究產業結構與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需要引入一些控制變量。但是，影響經濟波動的因素非常多，只依據研究需要或數據可得與否來選取控制變量隨意性太強，為避免這一問題，本文放棄使用新的控制變量，將經濟波動與產業結構變化的交互項作為控制變量，并且對各變量進行差分來消除個體效應，差分會導致隨機擾動項具有相關性，因此模型應該運用穩健標準差[25]。因此模型進一步優化為：Δgdpfit=β1ΔlnTLit+β2ΔlnTUit+β3（ΔlnTLit*Δgdpfit）+β4（ΔlnTUit*Δgdpfit）+Δuit（6）

（二）實證分析

1.產業結構變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本文對所有回歸都做了Hausman檢驗后得出P值均接近0，拒絕了隨機效應與固定效應系數相等的原假設，所以回歸都應該選用固定效應。按照式（6）構造的模型，運用stata15軟件進行分析，得到回歸結果如表2。從表2中可以看到，將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經濟波動進行回歸時，系數為負值，與現有研究不符。產業結構高級化與經濟波動進行回歸時，系數不顯著且F值較小。加入交互項作為控制變量后，產業結構合理化的系數變為正值，并且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系數變得顯著，這說明控制變量的選取是合理的。從結果來看，產業結構變化對經濟波動的作用十分顯著，并且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的系數符號相反，說明這兩個變量對經濟波動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產業結構合理化系數為正且與經濟波動交互項系數也為正，說明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升高會導致經濟波動下降，產業結構合理化與其他影響經濟波動的變量相互作用會促進經濟波動。產業結構高級化系數為負，與經濟波動交互項系數為正，說明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升高會導致經濟波動下降，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其他影響經濟波動的變量相互作用同樣會促進經濟波動。并且，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系數與它們的交互項系數之比絕對值小于1，說明在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較低時，這二者的變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小。2.穩健性檢驗為了驗證前文中得出的關于產業結構變化對經濟波動影響結論的正確性，還需要對這些結論進行穩健性檢驗。本文的穩健性檢驗將主要從參數、變量與計量方法三個方面進行。首先，在進行HP濾波處理時，選用RavnandUhlig（2002）提出的年度數據應該采用λ=6.25進行測算。其次，讓λ仍然為100，將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指標換為前文中的E值。最后，由于引入交互項可能會導致內生性問題，對前文中的模型和數據進行差分GMM回歸。穩健性檢驗的結果見表3。將表3與表2進行對比可以看到，三種形式回歸系數的符號與表2中的完全相同，顯著性水基本相同，只是數字大小存在一定差異，但變化不是非常大。基本可以判定本文中關于產業結構變化對于經濟波動影響的結論穩健性較強。3.因果關系檢驗本文運用Luciano和Sylvain在2018年提出的面板數據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對產業結構變化與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進行因果檢驗[27]。Granger（1969）指出要想判斷x與y的因果關系，就要驗證過去的x值是否對現在的y值有顯著的作用。李子成等認為在研究產業結構變化與經濟波動的因果關系時，應該選用Moore結構變化值算出的θ角來衡量產業結構變化值[28]。最終得出的面板Granger檢驗結果見表4。Luciano和Sylvain指出當N和T都很大時，應選用Z-bar值，當T相對于N較小時，選用Z-bartilde值[27]。本文中T為20，而N為284，T相對于N較小，應觀察Z-bartilde值。從表4可以看到，在1%的顯著水平下，產業結構變化與經濟波動之間存在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證實了產業結構變化會導致經濟波動。

四、結論

本文旨在研究我國產業結構變化對于經濟波動的影響。通過研究發現，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的提升對經濟波動有抑制作用，二者與影響經濟波動的其他因素相互作用會促進經濟波動。當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程度較低時，對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小。產業結構變化與經濟波動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產業結構變化會導致經濟波動。目前我國經濟處在由調整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減少經濟波動來穩定經濟增長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減少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提升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程度。第一，由于目前我國各地區之間經濟水平差別較大，在一些相對落后的地區產業發展仍然很不均衡，產業結構不合理程度較高，國家以及地方政府應結合這些地區的特點，實施相應政策推動這些地區的產業優化，提升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第二，應該認識到第三產業對我國經濟波動的抑制作用。在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信息服務、智能服務、文化服務、健康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因此保持第三產業增長，提升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有著重要意義。第三，應該注重我國要素市場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而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升級緩慢的本質原因就是要素資源配置不合理，使很多生產要素都聚集在欠發達產業，而新興產業無法實現發展，造成產業結構停留在低端。因此，應當保證要素充分流動，促進要素資源流向發展迅速的產業，使產業因變量向高級化發展。綜上所述，產業結構變化對經濟穩定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應該通過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水平，抑制經濟波動，使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作者:董康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