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比較文學危機的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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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歐美比較文學出現危機之時，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卻方興未艾，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很多高校建立比較文學教研室，并經常召開比較文學學術討論會。雖然學者們對比較文學的興趣與日俱增，但比較文學的危機之爭依然存在，甚至在教學方面也出現了空殼的現象。中國的比較文學欲擺脫危機應從高校入手，致力于培養比較文學專業人才。

關鍵詞：比較文學；危機；策略；專業性

從美國學者韋勒克在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第二屆大會上提出比較文學的危機到現在，比較文學是否存在危機仍然是我國比較文學學者爭論的熱點，比較文學起源于法國，主要代表人是巴登斯貝格、梵•第根、伽列和基亞等。之后，美國將其發展壯大，從局限的淵源學研究、形象學研究擴散到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其代表人物有韋勒克、雷馬克和奧爾德里奇等。后來，我國學者提出了“雙向闡釋法”“異同比較法”“模子尋根法”等具有我國特色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但是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仍然存在著不足之處，我國比較文學學者不應該拾人牙慧，應致力于尋找解決比較文學危機的新方法，以發展壯大我國的比較文學。

一比較文學是真的存在危機還是如有的學者所說的是“危”與“機”并存？

艾金伯勒在其著名的帶有論戰性著作《比較不是理由》中，對比較文學的發展及其爭論做了一個回顧，提出“比較文學是人文主義的觀點，主張把各民族文學看作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看作相互依賴的整體，以世界文學的總體觀點看待各民族文學及其相互關系；把比較文學看作是能促進人們相互理解、有利于人類團結進步的事業”[1]。以一種開闊的研究胸懷，拓展和豐富了比較文學跨越性的范圍，設想了理想的比較文學前景。并指出了比較文學中存在著狹隘的地方主義、沙文主義、政治干擾等問題，進而提出“比較文學是人文主義”的觀點，批評了法國學派忽視文學作品的內在價值、文學的內在規律的傾向，進而對美國與法國學派兼收并蓄，取長補短，勾勒出更為廣闊和更注意文學性的比較文學的研究規劃。艾金伯勒在危機的呼喊中提出了理想比較文學的愿景，為比較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方向。此外，美國學者勃洛克的論文《比較文學的新動向》可看作美國學派對論戰所作的總結，一方面他肯定了法國學派對比較文學所做的貢獻，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局限性：機械的研究影響和淵源、事實關系及文學作品之間所謂有決定性的因果關系使得比較文學在方法和方法論見解方面變成了一潭死水，致使比較文學無法從當代充滿活力和富有創造性的沖動中得到裨益，從而使比較文學危機不斷。比較文學的研究應該同時應用分析方法和關系方法從文本出發。勃洛克認為，危機不等于災難，我們應該意識到危機，甚至自愿接受這一危機，從而產生一種創造的努力。在他看來“當前比較文學需要更多的是偉大的榜樣，而不是抽象的方法論公式。靈活性、努力的多樣性，甚至徹底的主觀性都是不可缺的條件”[2]。比較文學定義的紛爭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決，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比較文學很廣泛，不應該用一個明確的定義給它設限。當前比較文學應對危機的策略不應該在理論上兜圈子，而是應該付出行動，創作出優秀的實踐上而非僅僅是理論上的作品，從而給廣大的學生樹立榜樣，使他們可以更好地去研究比較文學。巴登斯貝格曾設想能通過發展比較文學來“為新的人文主義做準備”，比較文學對研究者的要求比較高，它需要研究者具備聰明的頭腦、機智的態度，并擁有博大的胸懷及博學的知識，它最終會將人們引向團結、同情與愛。不少學者提出：中國比較文學應加強學科基本理論建設，爭取成為比較文學繼法國學派、美國學派后的第三個階段的“代表”——中國學派。縱觀國內：中國比較文學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復興以來，一直處于蓬勃向上的發展時期，各大高校招收比較文學碩士、博士研究生的數量也在增長，而在本科開設比較文學課程的大學更是不斷增加，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隊伍在日益壯大，中國比較文學學會也成為國內一級學會之一。此外，比較文學研究的實績也日益豐富。目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經費日漸充實，建制不斷拓展，學生就業前景也很好。由此看來，“如果說比較文學發展的第一階段主要成就在法國，第二階段主要成就在美國，如果說比較文學發展的第三階段將以東西方比較文學的勃興和理論向文學實踐的復歸為主要特征，那么，它的主要成就會不會在中國呢？”[3]樂黛云教授關于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的代表”將是中國比較文學的說法，或許是可以實現的。目前很多學者已經宣稱自己就是中國學派，有學者的著述也闡明了中國學派的產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張隆溪先生曾指出，“學派往往只是一種歷史的總結，一般都是文學史家在后來追認的，哪一個學派都不能靠自我標榜就可以建立，也不會因為自己宣布成立了學派就能獲得應有的承認和尊重。”并強調：“一個學派的確立要有自己的特點，要有自己的代表性經典并因此形成了某種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傳統，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承認。”[4]要想獲得學術界認可，中國比較文學學者應該拿出高水平，寫出有學術價值的著作來，以實現所謂的中國學派。我們必須先發展完善比較文學，而后再建立一個學派。若想壯大中國比較文學，當務之急應從學校、教師、學生入手，以改善教學方式為主，青年是祖國的希望，同樣，培養比較文學的后繼者是壯大比較文學的重中之重。黎皓智教授說過，“比較文學本身是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學科，自我更新的周期很快。欲想改變我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滯后狀態，應該寄希望于青年學子。青年人的思維最活躍，如劉勰在30多歲寫成了《文心雕龍》，王國維30歲出頭完成了《人間詞話》，魯迅在26歲時寫成《摩羅詩力說》”[5]。王向遠教授認為：“中國比較文學以其開闊的胸襟與宏大的視野，超越了法國學派、美國學派那樣的學派局限，以東西方文化融合，文化視閾與文學研究融合，歷史深度與現實關懷融合的方式，形成了‘跨文化詩學’這一新的學術形態與特色，也使世界比較文學進入了第三個發展階段。”[6]比較文學應主張多中心、多視角來看待問題，提倡各種理論主張和視域的融合，以此來開拓思維空間。因此，各大高校應從自身的中國文化教養的實際出發，培養學生認真讀書，切實思考，腳踏實地來從事研究的精神，而不是去墮入空洞的“學派”概念之中，用死板的定義禁錮發散的思維。

二各高校在建立比較文學專業的同時，還應該加強課程的更新與改革，緊跟時代的步伐

王向遠教授曾在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第六屆年會上提出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充實與更新；李偉昉教授提出了比較文學教材內容的改革與更新；王鵬教授提出了國內比較文學教材中存在的邏輯問題。學術研究需要個性，在教學的過程中教材應不斷更新，以適應時代的變化，通過在學術研討會上的交流，老師們可以發現問題，更新授課內容與方式，學生可以更好地認識比較文學，進而促進比較文學更好地發展。若想壯大比較文學還應當從高校入手。“比較文學”在中國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作為一門學問學科出現。“在1929年到1931年之間，英國劍橋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新批評派的大師瑞恰慈（IvorArmstrongRichards）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開設了‘比較文學’課。假如不算魯迅1911年給許壽裳的信中提到的《比較文章史》，那么，這是‘比較文學’的名目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當時清華大學瞿孟生（P.D.Jomeron）老師還根據瑞恰慈的觀點和講稿寫成《比較文學》一書，主要是對英、法、德三國文學進行了比較研究。”[7]當時，“比較文學專題”是文學專題課中很重要的一門。除吳宓開設的“中西詩之比較”、溫德（R.Winter）開設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陳寅恪的“中國文學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外，還有“近代中國文學之西洋背景”、“翻譯術”等課程。清華大學培養了一批學貫中西的比較文學學者，如錢鐘書、季羨林、李健吾等都是那個時期的學生，錢鐘書的巨著《管錐篇》的出版標志著比較文學在中國的興盛，也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典范。由此可見，為了使學生能夠學貫中西，學校對學生知識積累和外語能力的培養是必不可少的。針對比較文學界對于學科界限、學科定義等理論上的持續爭論，不如暫時拋卻對于這些理論的探討，致力于教學方面的改進，多加積累學生的文學素養，錢鐘書曾強調指出：“要發展我們自己的比較文學研究，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系。”[8]而不是去爭論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孰優孰劣，比較文學是尋求對話，非區分孰優孰劣，非優勝劣汰。任何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問題在于是否能夠發揮其專長。韋勒克在《比較文學的危機》中指出，比較文學研究的處境是岌岌可危的，韋勒克的報告可能有些偏激。無論是注重外部實證影響的法國學派，還是注重內部美學鑒賞的美國學派，還有強調意識形態立場與“歷史詩學”的蘇聯學派，以及中國比較文學學者提出的跨文化詩學，所有這些都是從某一方面對比較文學學科的建設進行有益的補充，不斷豐富比較文學學科的內容，改進學科的方法。“比較文學的‘危’與‘機’并存。”[9]因此，中國比較文學應該致力于實踐創新而不是高談理論，老一代的學者在學科引入之初照搬外國理論無可厚非，但如果現在再繼續如此就顯得盲目而無創見了。對于比較文學究竟是什么以及該怎樣進行比較文學研究的論證始終都沒有停止過，學界的這種爭論給比較文學的學生帶來了困惑，曹順慶曾指出：“‘跨文化研究’（跨越中西異質文化）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優勢之所在；是中國學派區別于法、美學派的最基本的理論和學術特征。”[10]有的學者認為：“比較文學教學中就應該突出中國文學如何把西方的東西‘拿來’，為我所用，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表現出的自身的特質。”[11]有學者提出了第四種比較文學觀：“將比較方法與比較觀念分開，指出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只是一種基于民族本位情緒的比較文學觀念，并不一定要有自己獨特的方法，所以，我們不妨把方法問題懸置，只要是從中國當代文化出發思考問題、貼近事實，無論使用哪種方法，都可能會成為中國自己的東西。”[12]事實上，無所謂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方法，只要它符合中國的實際，處于中國的語境之中，可以恰切地表達中國的文學現實，就可以為中國的經驗所分享，能夠成為中國的方法。我們不應該圍繞著外來理論繞圈子，我們應當明白，我國的比較文學理論、詩學理論、批評理論，都是從西方整體移植過來的，那么，這樣的理論首先就缺少了我們自己文化傳統中的批評術語，面對這樣的理論，學生們自然會困惑難解。當前亟須開展的除了要溯本清源，理清民族文化遺產，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對中外文學關系史進行整理外，更要注重比較文學課程的建設，還學生一個明朗的比較文學。比較文學作為一門課，其存在的理由就是能讓學生從中受益，因此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進行研究的論文、教材至關重要。比較文學專業應該集中其教學資源，并改變高校比較文學教師相對缺乏的現狀。提高高校的教學質量，聘用具備一定專業基礎的比較文學教師，致力于培養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學生的專業性是中國應對危機的策略之一。

三如今，比較文學被各個學科利用，作為比較文學學者應當區分“知道分子”與“知識分子”，以免喪失了屬于自己的專業領域

有的比較文學的教授們讓學生閱讀哲學、歷史、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宗教等各種學科，比較文學界“最熱烈的討論是理論，而不是文學”，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們自然會很容易迷失方向，不知道“究竟該比什么，怎么比”[13]。比較思維的理念、跨民族、跨學科、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被人文社會學科不同專業的研究者所共同使用，其理念與方法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人文與社會學科中不同專業領域的共享資源。國內各高校紛紛成立比較文學專業，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學校卻是打著比較文學專業的旗號設立“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東方文學與文化”“西方文學與文化”等，如果是沿著這樣“文化化”的路子，那么，這個學科或許真的就像有的學者所認為的：比較文學可以休矣。更有甚者，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研究生課程中開設大量無關文學的專業，把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變成了形式主義、結構主義、心理分析理論、女性主義等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以及各種形式的文化研究，正如蘇源熙所言：“比較文學并非是自己歷史上的主人公。”[14]世界是普遍聯系的一個整體，沒有孤立存在的事物，并不是要我們否定文學與文化的密切關系，但是在教學的過程，是否應該強調文學的中心性，立足于文學；對于本科生是否更應該講授比較文學的實例專題，而不是在理論上不停地繞圈子，本科時基礎打得不牢，研究生階段又如何更好地掌握比較文學這個“高級研究”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沒有實踐上的檢驗，一直圍著理論兜圈子，又如何檢驗理論是否適合呢？比較文學的老師肩負重任，要想培養出優秀的比較文學學生，首先，老師應該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巴斯奈特很早就注意到，“大多數人一開始做的并不是比較文學，然而他們最終都從不同的起點，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旅行到比較文學”[15]中來，中國比較文學界的情況大致也是如此，文學理論、現當代文學、心理學，甚至基督教神學等領域的老師成為了比較文學專業的老師，這樣各有側重點的老師教出來的學生未必是真正的比較文學專業的學生，只是打著比較文學的旗號從事著別的領域，這樣肯定會使比較文學慢慢退出自己的領域，造成無所不包的泛文化現象。比較文學研究為不同領域工作的人文學者之間的交流和對話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比較文學的危機”確實是“危”和“機”并存，應該抓住“機”，揀選專業出身的教師來培養學生的比較文學精神，使學生成為比較文學專業的“知識分子”而不僅僅是“知道分子”，在具備一定的專業技能的基礎上還要發揮學生們的膽識與靈活性，在人文科學研究這種主觀性很強的“軟性”學科中，擁有徹底的主觀性，并敢于充分發揮個人的想象力，這將有益于創作出比較文學界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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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慧真 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