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多語境比較文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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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界的國家文學:歐洲從文學比較到比較文學
國內比較文學界傾向于將1886年波斯奈特《比較文學》的出版作為比較文學誕生的標志性事件。在此之前，歐洲各國已經出現了比較文學講座(維爾曼)、各國比較文學史(安貝格)、比較文學批評實踐(圣勃夫)等具有“世界文學”視野的文學講座和理論著述，這些可以視為比較文學學科誕生前的“黎明曙光”。這樣確切的學科歷史敘事，當然有利于教材講述比較文學的學科建制過程，以至于當我們把比較文學作為19世紀文學史研究的新范式時，我們對19世紀之前更為悠久的文學比較歷史做了堅決的劃界。問題就在于，作為文學比較方法的“比較”如何轉化為作為整體詞組的“比較文學”學科?法國學者在回應克羅齊的質疑時以“比較文學不是比較”為出發點，重新定義比較文學為“國際文學關系史”，從而確定了比較文學與文學比較的區分標準。我們認為，法國學派“國際文學關系史”的定義包含兩個前提:一方面是現代民族國家已經確立。歐洲法、英、德、意等國有了獨立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文化意識，這一過程與歐洲文藝復興后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同步發展;另一方面是歐洲諸國打破國家界限，進入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這得力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歐洲原來就有文化交流傳統，這種交流在19世紀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達到了高峰。國內比較文學界對歐洲各國文化的聯系多有論述，相對忽視了法國學派學科理論建構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步發展的特點。法國“國際文學關系史”的定義與資本主義推動下的歐洲諸國市場經濟發展欲望剛好同步，二者有著密切的聯系。
歐洲諸國原本有著密切的文化交流傳統，這種文化交流在文藝復興以后隨著民族國家的建立開始發生了質的變化。國內學者關注到了歐洲諸國文化的同源性與文化交流之間的密切聯系，卻忽視了隨著歷史的發展歐洲諸國文化交流的民族性與國家意識。法國比較文學巨擘梵•第根在論述比較文學的歷史時倒是注意到了這種區別。他認為文學比較歷史早已有之，但是比較文學的誕生卻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他說:“在古代，只有希臘和拉丁作者的那些對比，以及后者對于前者的從屬關系。……在文藝復興時代和古典時期的初期，各國文學都對于希臘人和羅馬人負著種種的債;可是當時的學者、批評家，卻大都只限于指出一些假借之處。那‘比較’只及于指出抄襲，或建立價值之批判。”［3］5梵•第根的這段論述表明，歐洲諸國在“文藝復興時代和古典時期的初期”有共同的文化源頭，各國作家通過模仿、借鑒古希臘羅馬文學開始自己的創作，此時的歐洲文化之間的交流屬于一“洲”之內的文學來往，尚不具備比較文學的“跨”文化視野。這種情形在文藝復興后期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而發生了變化，“一系列封建統一國家如法國、英國、西班牙、葡萄牙、波蘭、俄國等先后建立，為近代資產階級國家打下了基礎”。［4］136某種意義上，但丁的《論俗語》是這一時期民族意識覺醒和國別文學形成的理論先聲。新興的歐洲國家提倡運用民族語言和本土語言進行創作，有針對性地吸取古希臘羅馬文學精華形成具有國家特色的文學傳統，從而使歐洲文學發生了深刻的結構性變化。民族國家的形成，緊接著國別文學的民族意識和本土意識的強化都在不斷沖擊著歐洲傳統的文化交流，使歐洲的文化交流從共同模仿、借鑒古希臘羅馬文學走向了有各自特色的國別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這種跨越國家界限的文學交流在18、19世紀的歐洲又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步發展，比較文學中的“文藝的共和國”與市場經濟一體化的內在需要相互輝映。應該注意到法國學派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構時期的時代氛圍，每一代學者在建構自身理論時總會受制于時代精神的相關歷史意識。
19世紀歐洲比較文學興起之時，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萌芽時期。①“‘地理大發現’和隨之而來的殖民化過程在歐洲誘發了商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封建社會的母體中孕育成熟，并于17、18世紀導致了歐洲工業革命的爆發和世界貿易的發展，進而在18、19世紀歐洲國家相繼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最終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并推進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此一時期資本主義的自由貿易和殖民地掠奪已經充分顯示出資本的擴張本性和能力。”［5］83針對這一時期時代精神，馬克思有兩段經典的論述，這兩段論述也被比較文學界作為世界文學形成的理論依據而不斷引述。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6］255這段論述已經講得很清楚，“世界的文學”形成的前提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物質生產和消費的世界性。馬克思還說過:“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借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空間流通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7］33資本有全球擴張的內在需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刺激了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從而將獨立的國家卷入了相互影響的境遇，因此，19世紀歐洲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文學交流是市場經濟發展基礎上的文化交流。
通過這些論述，我們可以為19世紀興起的比較文學思潮理出這樣的發展線索:歐洲民族國家成立民族文學興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物質生產的全球化萌芽———精神產品的跨國別交流———跨國界文學的互相影響———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法國學派比較文學的形成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跨國界擴張是同步發展的，歌德、法國學者的世界文學、總體文學的構想體現的是資產階級市場經濟發展的時代精神。盡管韋勒克等美國學者強烈批評影響研究的“外貿”傾向，我們仍然要肯定影響研究是法國學者對全球化進程中國別文學之間的影響關系的精確把握，只要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持續存在，影響研究就是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的一種經典范式。當然，我們也要警惕影響研究中的國家中心主義和文化擴張傾向。美國學者韋勒克警醒地說:“法、德、意等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有許多基本上出于愛國主義的動機，結果成了一種記文化賬的奇怪做法，極力想盡可能多地證明本國對別國的影響，或者更為巧妙地證明本國比任何別國更全面地吸取并理解一位外國作家的著作。”［8］56影響研究蘊含著先進文化“影響”后進文化的進化論思維，具有通過輸出文化影響外國文化的文化“外貿”傾向，這是全球化萌芽時期商品經濟模式和殖民霸權意識的具體體現，不利于全球化時代文化的進一步交流。
二、全球化:從影響研究到平行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逐漸加強，于是，世界經濟、政治、文化格局發生了改變，政治格局的多極化和文化形態的多元化取代了歐洲中心主義的霸權意識和經濟、文化的壟斷思維。這一階段全球化的特點是:“這個階段顯然是以非殖民化為基本特征。第三世界國家在世界范圍內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交往中必然要強化主權意識，強調經濟發展的自主性、政治過程的獨立性和文化形態的特殊性，從而導致政治格局的多極化和文化形態的多樣化。”［5］83美國學者在這一階段適時提出了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設想，順應了全球化發展的趨勢，彌補了法國學派的不足。我們認為，這一階段世界文學交流的新特征是獨立的殖民國家意識到了國別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平行發展的特性，同時，東、西方文化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文化之間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張力越來越凸顯。基于這兩個特點，跨國別的平行研究是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的又一經典范式。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的經典論述來自雷馬克的定義:“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9］1這一定義的特點正如曹順慶所說:“平行研究是對沒有事實聯系的不同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進行比較研究，論述其異同，總結出文學發展帶有規律性的東西。
它對文學與其他學科，包括藝術、哲學、歷史、宗教、自然科學等之間進行比較研究，從而揭示出人類知識體系的共通性及文學的獨特性。”［10］157從世紀末全球化的發展狀況反觀美國學派，我們可以更清楚地體會到美國學派“不管他們之間是否有影響或有多大影響，都是卓然可比的”對于全球化進程中各國文學交流所具有的指導意義。一方面，市場經濟、科學技術、網絡應用的全面發展將越來越多的國家卷入了相互交流的境遇，另一方面隨著民族國家的成熟，越來越多的殖民地國家擺脫了對西方的依附關系，文化傳統的獨立性和民族性不斷加強。在此情況下，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已經無法適應東、西方傳統文學的發展現實，比較文學走向平行研究是全球化進程的必然要求。當平行研究成為比較文學學科范式后，新的問題隨之出現。兩種平行發展的文學是否可以比較?這種比較的目的是什么呢?前一個問題，即使是美國學者也有不同意見。①相對于美國學者的謹慎，中國學者的態度更為積極，異質文化的比較已經成為中國學派的理論基礎;對于比較的目的是什么，中西學者的設想倒是近乎一致:平行研究的目的就是發現文學的規律。問題就在于，中西學者所熱衷的文學的“規律”已經被后現代主義解構得體無完膚了。規律這一概念來自近代自然科學，其方法論基礎是歸納法。但是，即使是在美國，規律和歸納法也遭受了致命的打擊。美國科學哲學家波普爾質疑了歸納法的合理性。
他認為，歸納原理的合理性是不可能得到確證的，科學的理論或命題不可能被經驗證實，只能被經驗所證偽，波普爾明確指出:“歸納法是無效的，因為它或者導致無窮后退，或者導致先驗論。”［11］92因此，中國學者設想通過“X1:X2:X3:X4:X5……→Y在這里，X1、X2、X3、X4、X5……表示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同類材料。……Y則表示研究者的新的見解”［12］87，這種平行研究的歸納設想只是近代科學方法的移用，西方眾多學者對此方法已經有諸多批判。美國另一科學哲學家庫恩則走得更遠，他直接攻擊的是“科學”的確定性。在庫恩看來，科學“規律”只是科學研究中科學共同體所接受的范式，范式是可以通過科學革命而發生改變的，“范式一改變，這世界本身也隨之改變了。……在革命之后，科學家們所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世界”。［13］101庫恩對科學的認識更為開放，這種開放的態度應該借鑒到文學研究領域中來。文學規律主宰了中西比較文學研究近百年的歷史，但是文學是否有自然科學一般的“規律”呢?這個問題還沒有經受理性的批判。我們認為，“規律”具有同一性的霸道，能夠被權力所組織，構成壓制其他聲音的權力話語。在文學的領域，應該提倡的是想象與創造的獨立性與個體性，文學經驗的提法可能更適合比較文學的平行研究。文學經驗存在于每一個進入文學的“人”與外在于自己東西的“相互和解”，并使自己進入文學生活世界，具備文學的思維與文學的視域。伽達默爾認為這種經驗才是精神生命的本質，“精神的生命其實正在于:在他在中認識自身。
旨在達到自我認識的精神知道自身與陌生的‘實證東西’相分裂，并且必須學會使自身與這種實證東西相和解，因為它把這種實證東西認作為自己的和家鄉的東西。由于精神消除了實證東西的堅固性，所以它與自身達到了和解。就這種和解乃是精神的歷史性工作而言，精神的歷史態度就既不是自我反映，也不是對它所經歷的自我異化單純形式的辯證取消，而是一種經驗實在的并且本身也是實在的經驗”。［14］449－450經驗的概念由于近代歸納法和自然科學的發展而被狹窄化為認識的低級形式。規律是物與物之間的必然聯系，具有客觀性、恒定性與可重復性，人面對規律只有服從而不能對抗。規律進入文學世界，容易演變為對人的支配和限制。文學作為人的精神產品，人與文學經驗是一種天設地構的緣構關系。面對以往的文學經驗，每一代新進入文學游戲場的游戲者可以服從，可以對舉，可以替換，可以倒卷，文學經驗也可以湮滅，可以死而復生，可以沉淀。經驗期待人的來臨，人開發了以往的經驗，因此，文學經驗與人之間是自由而靈動的開放關系。
三、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學派比較文學
中國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有自身的特點，這是國內比較文學界論證中國學派比較文學的前提。問題在于，如何確定這個“特點”?我們認為，應該把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實踐和學科理論放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加以考察，中國比較文學的學科發展和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剛好同步。近代海禁之前，中國是與西方平行發展的“天朝上國”，海禁之后，中國是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卷入全球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是主動參與全球化的主權國家。在這個過程中，中西文學比較的目的、方法和學科理論都有所不同，應該詳加分析。中國比較文學的萌芽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剛好同步，比較文學進入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首先就在于其政治改良功能。楊周翰教授曾經比較了中西方比較文學起源之不同說:“西方比較文學發源于學院，而中國比較文學(或萌芽狀態的比較文學)則與政治和社會上的改良運動有關，是這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中國比較文學則首先結合政治社會改良，而后進入校園的。”［15］5結合政治改良的比較文學，其實也就是成為中國擺脫傳統文化惰性，積極吸取西方文化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工具”。
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打破了中西文化平行發展的模式，將中華民族卷入到了“文明中來了”［16］255期間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要不滅亡，要不推行所謂的文明制度。中國知識分子積極學習西方文明，努力推動中國從傳統形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化，因此，這個階段的比較文學并非純粹的中西文學比較，大家關注的是比較之外的東西:即吸取西方文明推動中華民族融入現代世界之林。西方文化成為中國學者反思傳統文化、批判傳統文化和促進傳統文化現代化的“他者”視角。楊周翰認為，這個階段的中西文學研究即使是純學者的王國維也沒有脫離社會實際，中國文化必須學習西方文化從而促進中國文化現代化是這個階段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胡適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中說:“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與暮氣。”［17］435胡適以西學促進中國傳統變革的思想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典型認識。陳獨秀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中對舉中西文化異同，并以西方文化對接中國文化的弊端，是這一時期比較文化研究的經典形態，［18］通過這樣的比較研究，可以喚醒國民對傳統文化的清醒認識，從而為接受西方文化奠定心理基礎。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比較文學研究凝聚了現代知識分子濃厚的民族感情，是現代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文化以促進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有力武器。這一時期的比較文學研究經驗值得我們總結，也值得我們敬佩。
楊周翰先生說:“我們的先輩學者如魯迅等，他們的血液中都充滿了中國的文學與文化，中國文化是其人格的一部分。這樣他們一接觸到外國文學就必然產生比較，并與中國的社會現實息息相關。”［19］22這是對這一時期比較文學研究的客觀表述。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民族擺脫了被殖民的民族危機，成為與西方現代國家平等發展的主權國家，這時的知識分子更多的關注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傳統文化的平行發展關系，民族文化的獨特性與創造性成為中華民族立國的文化依據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在全球化中民族認同的基礎，因此，擺脫西方文化的影響確立民族文化的獨立性成為新時期比較文學界的文化“戰略”。季羨林先生的“送去主義”集中體現了新時期知識分子對民族文化的自信以及在文化比較中確定文化本土性的焦慮心理。季羨林先生說:“當年魯迅主張‘拿來主義’，我們現在要在拿來的同時，大力張揚‘送去主義’。你不來拿，我偏要送給你，但送之必有術。”［20］從“拿來”到“送去”，從學習西方文化到中西文化平等再到中西文化互補，當代知識分子運作中西文化交流的邏輯已經改變。近現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邏輯是:你很強大，我轉變自己以求融入你主導的世界。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邏輯則是:你很強大，我也很強大，我們必須平等的對話，在此邏輯下，我們才能理解曹順慶提出“失語癥”的焦慮，也就能理解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變異學的理論訴求。曹順慶說:“就中國與西方文論而言，它們代表著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機制、知識體系和文學話語上是從根本上就相異的(而西方各國文學則是生長于同根的文明)。這種異質文論話語相互遭遇時，會產生相互激蕩的態勢，并相互對話，形成互識、互證、互補的多元視角下的雜語共生態，并進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論話語。”［21］14曹順慶對中西文化的認識體現了新時期知識分子的民族文化情結，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成為中國學者難以割舍的“焦慮”心理。
四、從分判到通化: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
21世紀是全球化的時代，這已經成為東西方學者的共識。全球化帶給人類最大的沖擊就在于，它突破了氏族———部落———部落聯盟———民族國家———國家聯盟的封閉性與敵我對抗的二元關系，營造了以地球群體或者整個人類為主體的生活世界。當然，這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首先面臨著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比較文學作為跨國別文學研究的學科，在這一方面面臨的挑戰更為突出。近些年來，中西方文化的異質問題引起了比較文學界、哲學界的重視，不斷有學者提出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方略。我們認為，承認東西方文化異質性只是文化交融的第一個階段，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應該突破異質性的分判，走向以地球為載體的文化通化，從這個角度看，比較文學又是需要“揚棄”的在路上的學科。分判是哲學家牟宗三提出來的概念，它突出的是中西哲學的特殊性。牟宗三說:“普遍性自是有的，但不是只有普遍性，特殊性亦是有的，也不是只有特殊性……此特殊性是由于真理要通過生命來表現的，特殊性是由生命這里來講的。同樣一個觀念，通過個別的個人來表現就有所不同。”［21］3中西哲學有普遍性，這就是會通，這種普遍性經由不同的民族表現出來，構成了中西哲學不同的形態，這是分判。牟宗三這里講的會通有些簡單化，大有觀念在先的嫌疑。他所說的中西哲學的分判，是國內學者的共識，也是比較文學異質文化研究的立論基礎。鄧曉芒認為中西文化比較的第三階段就是同中之異:“所以到了第三個階段呢，人們就致力于去發現同中之異。前一階段是發現異中之同，本來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然后我們從中發現相同的、相通的方面。
而更高的階段呢，就是要在相同、相通的里面再去發現不同的地方。”［22］334分判概念突出了中西文化的差異性，甚至可以說，認識到中西文化的差異，并期望在這種差異中互證互通互補共存，是人類突破冷戰思維后的最大進展，也是中國比較文學界對比較文學發展做出的最大貢獻。承認分判只是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的第一階段。人類文化需要在這種特殊性中進展到以地球文明為載體的普遍性，普遍性的文學研究就是通化。關于異質文化的會通問題，雖然已經有了許多探討，但總是難以象“分判”一樣得到大家的認同。原因正如潘一禾教授引用人類學家的發現:“一個部落敵視另一個部落是人類最本能的反應之一，除非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將他們凝聚在一起。否則，部落的敵視會使他們分道揚鑣。”［23］2在全球化進程中，如果我們糾纏于意識形態、領土邊界、本土文化等“部落”意識，異質文化之間的會通即使可能也會演變成文化之間的“十字軍東征”。異質文化之間的會通，需要現實的共同目標，這種目標隨著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逐漸浮出水面。美國當代學者科布認為:“我們始終生活在一個世界，一個地球之上。對于實際的目的而言，這個地球已經變得很小，地理的距離已不在話下。技術與我們息息相關，我們的許多問題不可避免都是全球性的。”［24］54科學技術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模糊了國家之間的空間距離，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隨著人類科技與經濟的發展，氣候變暖、核武器的毀滅性威脅等人類發展的困境也關聯著全球人類的命運，需要以全球的智慧加以應對。可以預見，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人類會不斷發展出全球性視野的思維方式，以此代替“部落”意識的封閉性與排外性。對此發展趨勢，欒棟評論道:“這是一次以全球為村落的走向宇宙的序曲。此后展開的境域至少是以全球為當下基點、以宇宙為未來舞臺、以文明存亡為終極關懷的學術旨歸。”［25］11漢代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通化已經具備囊括多元民族文化，融通歷史的魄力，當代的會通必須以開放的心態對待異質文明。從地球文明整體性出發思考人類未來的命運，這將是全球化進程帶給我們的挑戰與機遇。強調地球村文明并不是文明的一體化，從比較文學的發展來看，文化的通化面對的是人類的共同命題，需要調動諸多智慧加以考量，文化的分判為文化通化提供源源不絕的智慧來源。牟宗三講到會通時說:“普遍性與特殊性均要承認，這樣就可解消二律背反。以其有普遍性，通過中華民族或希臘、羅馬民族來表現也可以溝通。
可相溝通就有其普遍性，由此可言會通，若無普遍性就不能會通。雖……可以會通，但可各保持其本來的特性，中國的保持其本有的特色，西方也同樣保持其本有的特色，而不是互相變成一樣。”［21］5因此，會通并不會取消分判的特殊性。在地球文明中，異質文化其實就是國家文化中的地方文化或民族文化，漢語、英語、法語、德語……都是地球村的方言。人類在全球化時代需要培養的就是異質文化之間互識互補和互動。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樂黛云認為:“事實上，在全球資訊時代，人類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是歷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問題:如生死愛欲問題，即個人身心內外的和諧生存問題;權力關系與身份認同問題，即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問題;人和外在環境的關系問題，即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存問題。追求這些方面的‘和諧’是古今中外人類文化的共同目標，也是不同文化體系中的文學所共同追求的目的。”［26］172正因為有共同的問題，我們才能構造文明的普遍性。在文學這一人類最具有創造性和人文關懷的領域中，最是需要多元文化的滋潤，最是能夠兼容異質文化之間的差異性，文學通化是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的弄潮兒，其會通中西文化的心胸與魄力必將是新世紀文學研究的經典范式。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已經有30多年的發展歷史，30多年來我們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涌入，感到了西方文化對傳統文化的壓力，從而強調“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自有合理之處。
然而，當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到中西文化之差異時，我們也忽略了比較文學在全球化語境中帶給我們的機遇。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文化已經浸染著西方的文化色彩，文化之間的融合勾兌越來越明顯，樂黛云認為:“我們今天用以和世界交流的中國文化也不是所謂‘固有的’、原封不動、只待發掘出來的‘寶貝’，而首先是我們用當代意識對這些既成之物———包括哲學典籍、文學藝術作品、既成的經濟法律制度等加以詮釋和利用。……當代中國人也很難完全排除百余年來的西方影響，復歸為一個純粹傳統的中國人。”［27］6當我們擺脫了意識形態的局限、民族國家的界線后，西方文化對于我們來說無疑又是促進傳統文化創新的他者維度。在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單一的中國文化或者西方文化都不能承擔創造“地球村”文化的重任，未來的文化創造需要融鑄中西，需要跨越學科邊界，從而對文化守望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西文化已經走向相互交融的境域，我們應該更為開放的參與文化的融通，以兼他而在、他化而去的胸懷會通中西文化，創造出指向宇宙的文化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