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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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關鍵詞：民間借貸危機 國有經濟 民營經濟

我國經濟健康發展需要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并驅齊驅，在主導性產業和關系國民經濟命脈重要產業領域民營經濟尚不具備替代國有企業主體地位的實力；在一般競爭性領域民營經濟應加快推進轉型升級更好地發揮主體地位；在基礎性行業和國計民生行業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應發揮各自優勢，有機互補，良性競爭。

2010年下半年，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爆發，以浙江信泰集團公司和溫州立人集團案件為代表，本次危機表現出“層次高”、“情勢急”、“涉及廣”等特點。據不完全統計，危機涉及未償民間貸款總量高達近萬億元，金融糾紛案件超過萬起，近150名企業主因無法償還銀行信貸或民間借貸而“跑路”、“蒸發”，80多家規模以上企業破產倒閉,溫州民營經濟步履維堅。與此同時，溫州國有企業改革如火如荼。自2010年10月67戶國有企業整合重組為十大國資集團公司開始，到目前已有16家國有企業集團掛牌成立，重組后的國資集團資產總額大幅上升，企業整體實力和融資能力明顯提升。

于是，關于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關系的論題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一些學者認為，在宏觀調控政策缺乏靈活性、針對性的前提下，一邊是國有經濟吃穿不愁，一邊是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此次民間借貸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宏觀調控”和“國進民退”。這些觀點認為國有經濟的改革發展是以犧牲民營經濟為前提，從根本上將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放在了完成對立的兩面，認為兩者完全是“對立競爭”關系。筆者認為以上觀點于理論、于實踐都有失偏頗，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并非是“對立競爭”，更多的應該是“互補合作關系”。

1.民間借貸危機主因是其系統內部法律規則意識缺失，不能盲目歸因于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對立競爭”

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原因錯綜復雜，筆者認為其關鍵原因在于民間金融體系本身缺乏法律意識和規則意識，其次是資本盲目逐利和宏觀調控銀根緊縮等問題。

1.1民間金融風險防控體系缺失

民間金融是推動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在溫州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功不可沒，但這并不能掩蓋民間金融體系的自身問題。信用和交易安全金融的核心要素，而信用和交易安全必須以相對健全的法律體系和風險防控體系為基礎，純粹建立在血緣、親緣和地緣信用之上的金融體系風險不可避免。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抬會”為主要形式的民間融資在溫州樂清等地盛行，規模已達數十億之多，最終由于利率不斷抬高導致泡沫產生，爆發于1986年的“倒會”危機與本次借貸危機一樣，其根本原因就是這種游離于法律之外的、人格化的信用和交易體系。

1.2民間資本的逐利性使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國際市場不景氣導致企業訂單銳減，原材料、企業用工等成本急速上漲的雙重壓力下，民營傳統制造行業企業利潤極其微薄。在此背景下，傳統的甌越“義利”文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逐利性”形成“推力-拉力”效應，溫州民間資本逐漸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不銹鋼、泵閥、鞋革、醫藥、眼鏡、太陽能、醫療器材、五金家電等多個行業出現“空心化”現象，游資象無頭蒼蠅瘋狂沉迷于“快錢游戲”，從“炒棉花”、“炒房產”、“炒煤礦”、“炒有色金屬”直到“炒錢”。按投資人風險喜好及產品類別分類，回報率在10-18%之間里就明顯具有風險，回報率超過20%時就屬于高風險投資。當民間借貸平均年利率從2003年的8-15%上漲到2011年的25-35%，民間資本的盲目逐利性使其脫離經濟實體流入借貸領域。2011年央行溫州支行調查顯示，在第二季度，民間借貸首次超越房地產投資成為儲戶投資首選，到7月份在溫州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高回報與高風險并存，當金融泡沫最終破滅，不僅直接導致溫州民資的直接損失，也導致溫州實體經濟空心化問題嚴重。

1.3宏觀調控引起資金緊張，擔保公司趁火打劫

在艱難維持的前提下，中小企業對宏觀貨幣政策變化的敏感性增強。為了遏制寬松貨幣政策引發的流動性過剩，2010年上半年以來，央行連續多次上調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鐘擺式”式的宏觀調控讓民營企業措手不及。與此同時，銀行金融系統提高貸款門檻，并通過擔保公司的介入變相提高貸款利率。據統計，截止2011年11月，溫州涉及民間融資的各類融資機構多達1800多家，這些以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為代表的融資機構，凌駕于銀行與民營企業之間，直接導致民營企業與銀行金融無法實現通暢對接，“麥克米倫缺口”凸顯①。為了應對資金緊缺，中小企業不得不向擔保公司等融資機構進行資金求助，民間借貸利率順勢拉高，民營經濟和民間金融陷入惡性循環。加上“調地產、控通脹”靠宏觀政策導致房地產業資金凍結，資金無法及時回收，民間資本鏈條斷裂。宏觀調控成為引發民間借貸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以看出，民間借貸危機成因錯綜復雜，但主因在于其內容系統缺乏法律意識和規則意識，由此而推論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是“對立競爭”關系的觀點站不住腳。

2.宏觀調控與國有經濟改革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出發點不是“與民爭利”

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2006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國有經濟應對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控制力，對基礎性和技術產業領域保持較強控制力。因此我國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方向是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需要以及發揮國有經濟控制力的需要為依據的。

2.1宏觀調整政策目的是用“有形之手”調節經濟運行，不是“與民爭利”

在國有經濟是否“與民爭利”的辯論中，“四萬億”救市計劃成為討論焦點。2008年11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規定了救市的十項措施，內容分別涉及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生態環境建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稅制改革以及金融改革。可以看出，四萬億資金投資有兩個最主要的方向：一個是基礎設施建設，一個是民生經濟投資。

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告訴我們市場是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基礎，政府不能弱化市場，更不能干擾和取代市場的作用，但市場也不是萬能的，它存在著局限與缺限，即市場失靈。放任市場失靈和經濟失衡，會引起國民經濟的不穩定，影響其健康發展。因此當市場失靈，就需要通過政府“有形之手”來適度調控市場，實現經濟的穩定和增長，這也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性質所決定的。盡管宏觀調控也存在失靈的可能，也確實給我國經濟后期發展帶來一定后遺癥，但這并不能否認宏觀調控在我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危機后美國等西方國家被迫采取“非自由”市場經濟的國有化手段避免了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擴大化，也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從本質上講，四萬億救市計劃就是運用政府“有形之手”調控經濟，應對危機，目的是保證我們經濟可以穩定健康發展軟著陸，不存在“與民爭利”的問題。

2.2國有經濟改革是其自身發展和轉型的必然要求，方向是“有進有退，進退有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國有經濟要發揮其主導和主體地位，必須增強綜合實力和競爭力，適應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目前，講我國國有經濟發展仍存在許多不足：一是國有經濟布局分散、結構不合理，二是國有經濟管理不規范，存在權力缺乏約束、壟斷企業收入過高等問題，三是國有經濟監管體制不夠完善等。以上問題的解決，需要不斷深化國有經濟改革，進一步完善國有經濟的產業結構和管理體制，以促進國有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溫州國有企業的整合重組改革論證了這一點。2008年，溫州全市國有企業617戶，資產總額為715.91億元，戶均為1.16億元，實現利潤總額僅為8.03億元，負債率平均為69.1%，而且管理體制混亂，除市本級的174戶劃歸國資委監管，其余的400多戶企業均沒有統一的監管單位。為了改變國有企業低、小、散，企業布局不合理、企業資產良莠不齊、管理體制落后的局面，2010年10月溫州市市委、市政府《溫州市市級國有企業整合重組實施方案》通知，決定全面啟動新一輪國企改革，實現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明確提出要通過整合重組，加快國資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步伐，加速向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集中，同時有效盤活存量資產，合理用于改制企業職工安置和困難企業幫扶，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2010年10月第一輪整合重組啟動,將61家國有企業整合重組為10戶國有集團公司。經過一年運作，改革呈現出三個明顯特點：第一，行業結構向國計民生產業和基礎性產業高度集中，主要涉及城市建設、交通運輸、交通建設、機場、港口和鐵路與軌道交通等行業。第二，企業實力明顯增強, 截至2011年底企業平均資產達到76億元,固定資產投資資達118億元,投資著重偏向惠及民生，包括城市交通、城市環境、保障性住房以及基礎設施領域。第三，這10家國資企業所涉及到的競爭性行業，如工業、商貿業、服務業等，由于體制創新尚未理順，盈利能力尚未顯現。

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國有經濟自身轉型和發展的客觀要求。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色的國有經濟改革應該如何改、怎么改，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但是改革的根本方向不會變，那就是堅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

3.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互為補充，缺一不可

近年來，我國國有經濟的主導性地位和基礎性作用日益突出，而民營經濟比重持續上升，據統計2011年民營經濟總量超過GDP 的50%以上，在民營經濟發祥地溫州的民營經濟GDP總量已經超過80%。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都是我國國有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共同推進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3.1對于關系國民經濟命脈行業，民營經濟尚不具備替代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的實力

在關于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關系的爭論中，有部分觀點認為應該提高民營經濟整體地位，因為其比國有企業更具有活力和適應力。我們不能否認民營企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擴大就業、創造稅收等領域發揮的巨大作用，但目前階段，民營企業擔任國民經濟主導地位的條件尚不成熟。據《2009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計算，在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國有及控股企業的整體實力與技術實力遠遠超過民營企業。例如，在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數和擁有發明專利數的構成中，國有及控股企業分別占30.8%、35.6%、32.9%，私營企業占18.4%、9.5%、13.8%；在新產品項目數、開發經費、新產品產值、新產品銷售收入及出口銷售收入構成中，國有及控股企業分別占44.4%、41.2%、42.8%、43.4%、21.2%，私營企業占10.9%、10.3%、8.6%、8.4%、7.1%。因此說，《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2006）規定，主要包括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這一領域國有經濟要發揮自身優勢和整體實力，逐步發展成為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這是由目前我國經濟的總體特點所決定的，也是為了保證國民經濟安全穩定運行。

以溫州模式為代表的中小型企業雖然為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在推動作用，但整體來說尚處于發展的初步階段，往往難以擺脫以下特點：第一，數量大、比重大、規模小、壽命短。2007年“溫州民營企業生命周期專項調研課題”研究認為溫州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為10.99年，2011年上半年溫州共有民營企業7.7萬戶，占企業總數90%以上，注冊資本金2200多億元，戶均不到300萬元。第二，技術裝備率低、創新動力不足、競爭力不強。民建中央的《2011年千戶民營企業跟蹤調查報告》指出，民營企業認為當前企業經營發最主要的困難是“人工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成本上長”,這反映出民營企業發展長期依賴于低價格的要素成本、追求低成本擴張，技術創新動力不足的的問題。第三，管理模式帶有“家族”色彩，缺乏現代管理制度，人才流失嚴重。

綜合來看，在目前階段，盡管民營經濟總量超過GDP的50%，但企業規模小、產業組織結構分散、國際競爭力低下的問題使其在關鍵領域還不具備與西方先進企業相抗衡的實力，無法替代以央企為代表的國有經濟成為主導和引領國民經濟的力量。

3.2對于基礎性行業和國計民生行業，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并駕齊驅

一些學者認為，從2005年的“非公經濟36條”到2010年的“新36條”都存在玻璃門現象，把民資不能通暢進入能源、金融、電信、鐵路、市政、教育、衛生等領域的原因一味歸結于央企壟斷，這種觀點很片面。某些行業中的某些企業由于在技術創造、資源占有或權力的分配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優勢，從而在生產、交換和價格的形成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從而形成某種形式的壟斷，這種情況無論在國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都可能存在。我國國有經濟確實存在壟斷或寡頭壟斷現象，但僅限于國家電網、南方電網、中鹽總公司、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這幾家企業，其中電網在世界各國都屬自然壟斷，石油開采屬于國家宏觀戰略不可能隨意放開，而電信基礎業務則是由于需要巨額基礎投資。其余120多家央企及地方國有企業都不具有“市場禁入”、“主宰定價”等壟斷性質。

民資進入基礎性行業和國計民生行業有幾個影響因素：第一，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大型國企都建立了比較完整的上下游產業鏈，民資要打破這種利益格局存在一定困難，可先采取參股的方式進入其產業體系。第二，許多基礎性行業，回報率低、周期長。例如2010年溫州整合重組的十家國有集團公司有七家開展了基礎性和國計民生產業，比例提升為70%，且主要以鐵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建設和城市建設改造為主，屬于投資大、周期長、回報率小的項目。溫州有6000億的民間資本，但這些國有項目資金短缺問題嚴重，融資來源仍主要是銀行貸款，其融資項目并不十分受民資青睬，主要原因就是項目前期投入大，加上勞動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對利潤空間的再壓縮，民資進入意愿不強。

國家發改委明確表示，將于2012年上半年，出臺“新36條”實施細則，破解民資“玻璃門”，鼓勵民資進入能源、金融、電信、鐵路、市政、教育、衛生等領域。溫州正在積極申報全國金融改革示范區，著力整合規范民間資本，打造“民間資本集散中心”。對民間資本科學規范管理，將有助于減緩中小企業信貸壓力，科學引導民資進入國有企業的重組改革，并進入預期有收益或者通過收費補償可以獲取收益的基礎性公共項目領域，實現國資與民資的互利共贏。

3.3加快轉型升級，提升民營實體經濟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比重和優勢

國有經濟要按規定逐步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這里所指的一般競爭性領域是相對于“特殊競爭性領域”而言的，主要指除涉及國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企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一些重要骨干企業之外的行業領域。

改革開放30年，以溫州為代表的民營經濟發揮著驚人的生命力和活力，在傳統制造業、服務業等競爭性領域取得了飛速發展，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本次民間借貸危機暴露出中小企業發展的問題。2011年8月，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一份報告指出，溫州民企 “產業空心化”現象嚴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企業外遷。溫州經濟一直是“走出去”經濟，目前溫州在外商會達184個，企業5.4萬家，工業企業約為2.8萬家，涉及民資約為2400多億。包括正泰、德力西等在內的本地龍頭企業也已經擴大在外投資比重，且均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第二，資金未進入實體。溫州人行調查表明，近年來銀行對工業的信貸規模增長明顯，但工業增長卻沒有顯現大幅增長。據對“2010溫州市百強企業”的抽樣調查中，除2家房地產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業企業均涉足房地產開發。在借貸危機發生后，2011年第四季度溫州民企類計向銀行借貸近170億，本地銀行存款凈流出約134億，但企業整體用電量、產值、物流運輸量等指標均沒有明顯增強，資本陷入借貸與償貸的惡性循環。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每一次金融危機既會帶來危險也會產生機遇。溫州是改革開放的先沿地帶，溫州民企的生存現狀也反映出目前乃至將來中國中小企業可能面臨的困境。溫州經驗表明，長期依賴于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等要素資源價格扭曲，產業結構低下、自主創新能力低下、核心競爭力低下的經營模式已經不適應新時期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的需要。民營企業要加快轉型升級，發展高新技術，開發和生產技術密集型產品，提升企業市場拓展能力和打造企業品牌；發揮龍頭企業帶頭作用，發展產業集群優勢，形成產業規模；發揮企業協作機制，在橫向上實現管理、技術、品牌和營銷優勢互補，在縱向上形成產業縱深鏈，往產業鏈兩端轉移，最終實現由資源驅動轉向投入、創新和品牌驅動，提升民企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既有賴于民營經濟逐利的驅動機制，也有賴國有經濟公共利益的實現機制。沒有民營經濟，市場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難以活躍和繁榮；沒有國有經濟，就可能無法實現資源公平合理配置，陷入過度自由市場經濟，導致宏觀經濟不穩定。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合理分工，并駕齊驅，既可以通過功能分工相互制約，又可以通過良性競爭相互促進，兩者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互為補充，缺一不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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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張大龍：我國民間借貸的現狀、成因、影響及對策，法幫網

[10]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百度文庫

第2篇：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幾年來，管區堅持把加快非國有經濟發展，作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強力實施打開管區經濟大門吸收區外法人加盟管區經濟建設，打開國有經濟大門吸收民營經濟加盟國有經濟的“兩個打開”舉措，發揮區位優勢，通過落實各項優惠政策，切實解決非國有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推進非國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深入實施城鎮化戰略，依托小城鎮市場建設，為各類商貿流通企業創造寬松、完善的政策和設施環境，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重點在協調土地、工商、銀行等部門，為民營業戶辦理抵押貸款、購置經營場所，加強個體工商業主的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

在具體工作中，重點從規范、引導、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強化管理，加強協調與監管。成立了“個體私營經濟領導小組”，配備了人員，規定了職責。建立和完善統計報表制度、例會制度、信息反饋制，并定期召開全區個體私營企業調度會，加大協調與監督力度。二是深入企業調查研究，強化對民營企業的指導。從xxxx年x月開始，“發展辦”對全區私營企業進行摸底調查，摸清了底數，為指導企業發展、制定相關政策與措施奠定了基礎。三是積極謀劃發展民營企業的重大舉措，在審批機制、企業保護、投資環境、資金支持等xx個方面支持鼓勵民營經濟加快發展。四是積極引導民營企業調整結構、提升檔次、加大投入、壯大規模，使我區民營經濟的發展日趨活躍。

xxxx年管區民營經濟，特別是重點骨干企業實現了超常發展。全區民營經濟業戶達到xxxx家，其中民營企業達到xx家，年銷售收入百萬元以上達到xx家。全區民營經濟完成固定資產投資x.xx億元，占全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xx%，其中僅**有限公司固定資產投入就占全區民營經濟固定資產投入的xx.x%。全區民營經濟完成增加值x.xx億元，占全區gdp的xx%，其中**五家企業完成增加值占全區gdp比重達到xx.x%。全區民營經濟上繳稅金xxxx萬元，占全區稅收總額的xx%。其中*公司上繳稅金xxxx.x萬元，占全區財政收入的xx.x%。民營經濟的全面提速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增添了強大活力。

二、xxxx年管區重點經濟指標完成情況

xxxx年全區完成國內生產總值x.xx億元，同比增長xx%，其中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分別增長x%、xx.x%和x%；實現財政收入xxxx萬元，增長xx%；引入外資實現零的突破,達到xxx萬美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x.xx億元，增長xxx%。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xxxx元，增長x%。以上指標均大幅超出年初計劃，其他各項指標也創近年最好水平。

第3篇：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從品牌本質來說，品牌是指企業及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的綜合標識。品牌包含著商標、屬性、名稱、包裝、價格、歷史、聲譽、廣告方式等多種因素，蘊涵企業及其商品或服務的品質和聲譽。品牌價值取決于消費者對它的感性認識(印象及經驗)。所以當廣藥奪回王老吉商標后，雖然廣藥能夠快速重建工廠和迅速進入一些市場和渠道，但是并不能迅速達到失去品牌的加多寶企業。而加多寶依托自己在市場中多年的經驗和渠道的掌控能力，也迅速地完成了品牌切換。因此，品牌不僅僅是工廠生產或商標，它還包含著包裝、產品屬性、廣告和聲譽等市場因素，它存在于消費者感知品牌過程中的每個環節中。因此，王老吉的品牌之爭從品牌角度來說，它的本質是品牌價值體系之爭，而不簡單的是王老吉商標之爭。

另外經濟角度來說，王老吉之爭是一次典型的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較量的過程，結果民營經濟在國有經濟的各種攻勢下被迫改弦易張，采用自己的品牌。表面上看來，廣藥贏了商標案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王老吉商標本身就是廣藥租賃給加多寶的，另外加多寶利用卑劣的手段，以賄賂的形式低價租賃王老吉商標，所以商標理應歸廣藥所有。殊不知前面已經說過，商標不等于品牌，廣藥把一個商標給加多寶用，加多寶用好了，廣藥想從中獲得更多的利益，因此才有了商標爭議并且贏得了商標。至于賄賂這點事情，在中國現在所有的企業中，都可能存在這樣的原罪，這本身雖然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但也絕對不是致命的問題。其實關鍵在于，雙方在利益上沒有達成一致，所以最后決裂成這樣。

可以說，廣藥能夠贏得商標案，這是在國進民退潮流下的一種產物，2008年以來有很多企業都被國有化了，比如說蒙牛被中糧收購，還有很多區域性的企業，同樣也在危機中被國有企業并購，從過國家的角度這是在保護民營經濟，為民營經濟度過難關，但是從市場角度來說，這是種調控最后成為一些人謀取利益的手段，而王老吉商標之爭就是這樣的產物，這是典型的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爭利的一種表現。其結果是代表民營經濟的加多寶慘敗，最終商標權使用權被收回，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中國民營經濟的積極性。在這樣惡劣的經濟環境下國家不應該鼓勵國資企業與民營經濟爭利，否則對于脆弱的民營經濟將會是更大的打擊。

第4篇：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關鍵詞：民營經濟；產業結構；結構失衡

投資結構是投資整體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數量比例，代表著資源配置的格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民營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民營經濟投資不斷增加。國家統計局將我國現有的經濟類型分為九種：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聯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和其他經濟。

一、民營經濟投資結構的現狀（見表1）

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構成來看，民營經濟投資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13.1%上升到2001年的38.5%，民營經濟成為固定資產投資的重點。然而，在民營經濟內部，民營資本投資并非處于均衡狀態，民營資本投資仍有所側重，失衡現象較為嚴重。具體地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從整體上看，民營經濟投資增長快，增長潛力很大，但涉足領域不多

僅從表1可以看出，民營經濟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量中所占比重上升很快，已達1/3強；增幅很大，1997～2001年，平均每年增長14.8%，2000、2001年增速更是達到20%以上。但在總量增長較快的同時，民營經濟投資領域并不多，大多數投資集中在房地產、建筑業等領域，而農業、服務業領域的投資仍顯不足。例如，在2002年中國內地100首富排行榜中，就有47位民營企業家投資于房地產業。

（二）按照三次產業的劃分，民營經濟對農業的投資偏少

目前民營經濟投資主要集中于工業和服務業部門，民營企業家很少涉足農業領域。從表2的數據可以看出，近年來民營經濟對農業的投資逐年下降，1996～2001年間，平均每年下降2.4%。農業領域投資增速緩慢，個別年份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增長速度逐年下降。由于民營資本趨利性強，而農業產業投資大、見效慢、收益低，很少有民營企業家投資于該領域。民營資本的缺少使全社會對農業投資增長緩慢，動力不足，造成農業發展長期過分依賴國家投資的局面。

（三）在工業投資內部，民營經濟對各行業投資不均衡

從國內諸多統計數據來看，內地民營經濟投資的重點是房地產、制造業、建筑業等投資量小、周期短、見效快的領域，而在基礎設施、高科技產業、教科文衛等領域卻很少見到民營經濟的蹤影。據統計，民營資本在制造業投資總量中占25.8%，高出國有投資14個百分點；而其在電力、水和蒸汽的生產和供應中的比重比國有經濟少8.3個百分點，交通信息業少24.2個百分點，社會服務業少7.4個百分點。再加上農業投資的落后，我國民營經濟投資形成了部分見效快的工業行業單兵突進，農業和其他工業行業兩翼落后的格局。

二、民營經濟投資產業結構失衡的原因分析

（一）過多的進入壁壘是民營經濟投資產業結構失衡的首要原因

時至今日，國有經營和投資仍遍布各行各業，涉及經營領域多達80多個，國家允許外資進入的領域也多達60多個，而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的領域卻只有40多個。民營經濟的進入壁壘主要體現在行業和地區進入限制等方面。對于某些所謂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和部門利益較為突出的地區，民營資本依然受到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進入限制。據統計，截止到2003年，民營經濟在近30個領域存在不同程度的“限進”情況。諸如大型基礎設施、機械制造業、金融保險、教科文衛等領域都是民營資本“限進”領域，而只有一些傳統產業如家電、紡織、服裝、飲食和房地產等行業允許民營資本進入。民營資本呈現嚴重的行業和部門投資結構不均衡。而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的行業內部由于利潤率的不同，亦有冷熱之分。例如，近年來，隨著房地產業的逐漸升溫，大量民營資本涌入房地產領域，由此帶來了新的不均衡。

（二）民營資本的短期趨利性是民營經濟投資產業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企業共同的目標。但短期趨利性卻不是所有企業的共同特征，它對企業來說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行為。當企業完全處于短期趨利狀態時，企業有可能喪失追求長期利潤的動力和信心，僅有的短期利潤也可能因此而消失，這種“短淺的目光”將直接威脅到企業的生存。民營經濟在長遠規劃方面要欠缺很多，民營經濟往往是“哪里賺錢朝哪兒跑”，很少全面考慮行業的長遠發展前景。

（三）外部投資環境限制了民營經濟的發展

良好的外部環境是企業健康成長的重要條件，對剛剛起步的民營經濟來講，投資環境在企業的成長中更是起到關鍵作用。近年來，為鼓勵民營資本投資，政府一直在努力為其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如消除政策歧視、鼓勵區域投資、疏通民營企業融資渠道、廢除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為民營經濟制定了新的“游戲規則”。然而，這些措施依然不夠，特別是一些硬性環境建設不夠，如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法規還很不健全，這就大大限制了民營企業家向投入大、周期長、見效慢的高科技產業、基礎設施等領域投資的動力和信心。而在投資軟環境方面，民營企業依然不能與國有企業享有同樣的稅收優惠和融資優惠，對民營企業家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也是限制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放寬行業、地域的準入限制，為民營經濟“松綁”

政府要引導民營資本進入一些新的領域，堅持民營資本能辦的事，盡量讓民營資本辦，同時做到“國民平等”、“內外平等”，讓民營資本真正享受“國民待遇”。除了極少數需要國家獨資控制的部門和關系國家安全的領域外，全部競爭性領域和其他所有適于民營資本參與的領域都應向民營資本開放。具體地講，政府在下列領域可以鼓勵民營資本的大量進入：一是一些傳統的壟斷行業，如鐵路、電信、民航等；二是基礎設施領域，如城市交通、供水、供電、供氣、地鐵、自來水等；三是高科技領域，如信息產業、網絡技術等；四是金融領域，民營資本對金融領域，特別是保險、證券等領域有著極大的興趣，政府應積極加以引導；五是一些公共項目，如高等教育、公共衛生等領域可吸引民營資本進入，減少政府壓力。

（二）政府要積極為民營經濟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政府應為民營經濟創造良好的投資外部環境，改善民營經濟投資的硬性和軟性環境。為此，政府應著力做到以下幾點：

1、減少壟斷，促進市場公平競爭。國有經濟要首先從競爭性領域中完全退出，把競爭性行業讓給民營經濟，充分發揮其經營優勢。

2、制定和頒布保護私人財產權利的法律、法規。合理、有效地界定民營企業的產權，積極保護其產權和經營成果，以有效的保障推動民營經濟長期投資。

3、完善信息傳遞體系。完善各種宏觀、微觀經濟指標體系，該由政府提供的信息要及時提供，為民營企業家創造暢通的信息渠道，減少其交易成本。

4、完善對民營資本投入較少的行業的優惠政策。通過稅收優惠、租金減免、政府擔保等方式，鼓勵民營資本投向高科技、基礎設施等領域。

（三）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拓寬民營企業融資渠道

金融支持對民營企業投資至關重要。目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在運行上存在的問題是：無法滿足那些貸款量小、筆數多，但要錢急、時間短、周期快的民營企業的需要，無形中增加了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因此，解決融資難問題對民營資本投資產業結構調整至關重要。為此，一要大力發展非國有融資機構，非國有融資機構為個體、民營經濟提供服務既便利，又可以降低其融資成本；二是由政府組織建立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民間信托機構，吸收散戶資金，專為民營企業服務，民營企業直接獲得資金；三是按照國家產業政策的要求，對一些特定產業提供金融支持，如對國家鼓勵民營資本進入的行業實行貸款政府擔保，可以借鑒美國的政策，一般性商業貸款擔保和注冊發展公司貸款擔保相結合。政府出面擔保，使銀行貸款風險降低，同時也極大調動了銀行貸款的積極性。

（四）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鼓勵民營經濟提高技術裝備水平

投入的增長是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物質基礎。我國加入WTO幾年來，國內企業競爭不斷加劇，尤其是面臨著與技術水平優越的國外企業的競爭，民營經濟應該及時考慮設備更新、技術改造等問題。政府要從宏觀上加大結構調整力度，疏通落后企業退出渠道，政府投資要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通過財政貼息、參股、擔保等方式，擴大財政資金的作用，以此帶動民營企業家按國家產業政策的方向進行投資。

參考文獻：

1、邱華炳,劉曄.投資結構變遷的體制轉軌背景分析[J].財經問題研究,2001(8).

2、邱華炳,龐任平.投資經濟學[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3、戴玉林.投資結構論[M].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

第5篇：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關鍵詞：中國經濟；民營經濟；發展

一、正確認識民營經濟

民營經濟是指除了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以外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統稱，包括國有民營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商經濟和港澳臺經濟、混合所有民營經濟和民營科技企業等類型。民營經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經濟概念和經濟形式。民營經濟曾一度在中國消失，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漸進發展中，民營經濟得以復興，成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生力軍。

對待民營經濟的態度根源于對民營經濟性質的認識。提起民營經濟的性質問題，也許被認為是空話和老話。其實民營經濟的性質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對民營經濟性質的不同認識支配著對待民營經濟的態度。，民營經濟的資本是私人的，盈利歸私人所有，因此民營經濟中存在著資方剝削工人的事實。某些民營企業內部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勞資矛盾，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如果只看這一方面就得出民營經濟姓資的結論，那是不準確的。

認識民營經濟的性質必須區分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民營經濟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私營經濟。第一，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民營企業把盈利的一部分以稅的形式上繳給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第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一樣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這表示民營經濟中的勞資關系是社會主義的勞資關系，因為《勞動法》是社會主義勞資關系的法律表現。與國有企業一樣執行《勞動法》的民營經濟的勞動關系，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勞動關系，而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勞動關系。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作貢獻，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勞動關系的民營經濟就具有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性質。可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民營經濟具有二重性，而社會主義性質是民營經濟的主要方面，保留著非社會主義的某些性質是民營經濟的次要方面。所以要敢于肯定民營經濟具有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性質。

二、中國經濟內需的增加也必須靠民營經濟的擴大。

一方面，民營企業收入的增長會直接轉換成民間收入的增加，轉換成家庭收入的增加，成為消費增長的動力，而這些年，國有企業的確靠壟斷地位使收入猛增，但這些收入并沒變成民間的收入，也沒幫助老百姓減輕稅負、沒有改變老百姓的養老壓力、沒有減少人們的醫療和教育費用壓力，國有經濟收入的猛增沒有直接推動內需的增長。另一方面，民營企業的資產增值也會立即轉換成民間的財富效應，推動內需增長，而國有企業、國有資源以及國有土地的增值，都對個人的財富和消費沒有影響。

三、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民營經濟

據介紹，目前中國私營企業已達750多萬家，占全國法人企業總數的70%以上，成為全國最大的企業群體；民營經濟已占全國GDP的50%以上，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吸納的就業已占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的80%以上，成為社會就業的主渠道；民營企業提供了大約70%的技術創新、65%的發明專利和80%以上的新產品，成為自主創新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見，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沿海的民營經濟在向內地轉移，這確實是一個現象，在轉移過程中民營經濟具有抱團效應，只要經過我們的政策得力，沿海地區的民營經濟會在內地落戶。各地方的政府財力是有限的，因此必須依靠民營企業。

四、民營經濟能夠走出中國經濟低水平循環現象

由于民營企業不發達，導致就業不充分，就業不充分，城市人口轉移不出去，城市化程度低，必然導致第三產業不發達，因為第三產業主要靠城市，第三產業不發達，又影響到老百姓收入，老百姓的整個收入上不去，使得國內的市場需求不振，收入少，啟動不了，所以只有依賴出口，依賴出口有時候順差過大，人民幣升值，現在我們大概有兩萬多億美金外匯金融資產，兩萬多億美金拿到自己的手里，人家逼你人民幣升值，美元連續貶值，自己手里的錢越來越不值錢，這是中國經濟低水平循環的現象。因此，要大量發展民營經濟。

五、民營經濟是改革開放中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有生力量

民營企業是順應市場的需求而誕生。在改革開放二十年期間誕生了許多新的企業——民營企業，這些都是由于市場的需求而產生的，民營企業生長的必要條件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環境，民營企業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前很容易的做到進退自如，主要是因為民營企業具有靈活有效的市場退出或者轉化機制。

民營經濟的發展是我國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的充分條件。我國大中型企業若想實現企業改革，他必須依賴民營企業吸收社會的剩余勞動力以及民營企業對社會越來越多的產品需求和服務需求進行滿足。

六、民營經濟的發展給中國經濟帶來全新的活力

    在中國，每個成功的民營企業的背后都有著獨特的創業歷史，而這些故事以及他們的家庭背景都是那么的普通，他們沒有靠山，只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拼搏、創業和創新來實現自己，這是那些沒有什么靠山的人們的一些得到的楷模。這些民營企業通過上市所實現的財富對那些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的一些啟示，推動了中國的這個創業文化的發展。而國有企業上市成功后，等到平靜下來，只能看到政府權力、行政特權以及行業壟斷，根本就沒有什么創業精神可給年輕的人們做參考的。它們不管有多么的輝煌，對于年輕人來說沒有任何的啟發作用，反而只能讓那些有能力的人千方百計地去走仕途之路。

參考文獻：

[1] 徐輝. 我國民營經濟發展問題綜述[J]. 零陵學院學報, 2003, (01) .

[2] 沈漢溪. 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歷程、現狀及問題[J]. 中國市場, 2006, (Z2) .

第6篇：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信貸配給是信貸市場存在的一種典型現象,信貸配給理論是新凱恩斯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被認為“或許可與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論”(傅殷才,1993)。現代信貸配給理論評述信貸配給是指貸款人基于風險與利潤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機制而往往附加各種貸款條件,通過配給的方式來實現信貸交易的達成。它表現為兩種情況:（1）在對借款人信用評級基礎上,一部分申請人可以得到貸款而另一部分則被拒絕,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貸款；（2）借款申請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滿足。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信貸市場僅僅是利率機制在起作用,利率靈活的變動能夠自動地調節信貸市場的供求關系,使信貸市場趨于均衡,而信貸配給僅是由于外部振動所引起的一種暫時的非均衡現象。下面我們介紹兩種對信貸配給有不同看法的理論，用來說明我國信貸配給的雙重特點。

20世紀70年代初期，麥金農和肖通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壓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簡稱M-S模型），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嚴重金融抑制是制約儲蓄積累和經濟發展主要障礙，概括地說，M-S模型明確了凱恩斯主義低利率刺激投資的政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不適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會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貸市場上進行信貸配給（CreditRationing）,而信貸配給將使低效率的投資獲得廉價的貸款，從而阻礙了經濟增長。

麥金農和肖的理論認為，金融體系在國家控制下以配給的方式供應信貸，能獲得信貸的多為享有特權的國營企業以及與官方金融機構有特殊關系的私營企業，而大多數的中小企業得不到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金融機構出現大量存貸差。但這些借款者的投資并不總是獲得較好的效益。因此，信貸配給政策可能擠掉一些高效益投資項目，從而導致資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對信貸配給現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韋茲。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為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從不完全信息市場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約束論”。他們認為金融深化論的假定前提為瓦爾拉均衡的市場條件，這在現實中難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論（以下簡稱S-W模型）中，論證了由于信貸市場上借款人在項目的風險收益水平及資金實際使用方面掌握著比銀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貸市場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對稱的,由此而產生的“人為”的風險——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也就使得銀行業無法完成對自身信貸資產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貸風險由此產生。信貸配給的出現,與利率的刺激效應和逆向效應有關。從信息不完全發生時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貸交易發生前銀行缺乏辨別顧客風險狀況的充分信息,這時,如果銀行在基礎利率上增添“風險補償費”使利率上浮,風險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貸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棄借款申請,這就是“逆向效應”；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監督成本高昂使得銀行難以獲得信貸資金實際使用情況的充分信息,接受較高利率的顧客在獲得貸款后,必然追逐高風險項目,這就是“刺激效應”(即道德風險效應)。由于利率雙重效應的存在,貸款利率的上升將促使信貸資產風險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惡化。因此,銀行應采用非價格手段來配給資金:當信貸市場上出現信貸需求大于信貸供給時,銀行會把利率定在市場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勵那些資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顧客借款,限制那些資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實現銀行利潤最大化,改善信貸資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存在，借貸市場上均衡信貸配給可以實現。S-W模型強調了由于市場微觀主體的逆向選擇作用，存在著比瓦爾拉均衡更穩定的信貸配給均衡，它使得銀行在信貸市場上可以通過利率的甄別機制（ScreeningDevices）來選擇貸款對象（避免高風險），實現利潤最大化。

二、我國的信貸配給及其兩重性

筆者對近幾年中國商業銀行利率變化和存貸差額數據進行統計并觀察，發現有以下兩個變化：從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從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貸款利率從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國金融機構信貸收支持續7年出現存差，而且存貸差額呈遞增趨勢，從1996年的7439億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億元。這兩種變化完全符合麥金農和肖M-S模型中的信貸配給特征，說明在我國信貸配給現象確實存在。但筆者認為我國信貸配給的形成原因有兩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貸配給的成因，下面我們對此進行詳細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貸配給雙重性的第一層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動員金融資源向有特權階層的企業配給資金的麥金農和肖式的“政府主導型”信貸配給，很顯然，第一層信貸配給是一種計劃經濟體制行為。

這一點可以從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構成上看出，筆者首先把全國的企業類型分為兩大類：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其中包括集體經濟、個體經濟、聯營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股份制經濟和其他經濟），然后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金額中的信貸又細分為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信貸額，這樣計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間的數據，我們發現從1996年到2002年國內貸款總額增長了將近2倍，但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從中獲得貸款額比例很不均衡，雖然非國有經濟獲得貸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國有經濟從國內貸款中還獲得了56.26%的份額，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國有經濟貸款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政府通過銀行轉貸給對國企的預算內資金。

我國信貸配給第一個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國的金融體制依附并服務于經濟體制，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條件下，政府必須要優先考慮對國有經濟的扶持與發展，在國有經濟尤其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出現困難時，政府通過金融和財政加大對其的投資力度也就不足為奇了。（2）計劃經濟體制下國企不光擔負經濟任務還有許多社會功能：國企必須對地方經濟增長，雇員和退伍軍人安置等問題負責，同時履行許多“政治任務”。經濟轉型時期的國企改革就是要企業甩掉這些“包袱”，輕裝上陣，其中包括：下崗分流冗員，醫療、住房等福利費用的削減等等。那么這部分改革成本在國家出于安定團結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擔。另一方面，現代化企業的建立要求他們隨時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和技術改造的投入，但在國企效益好轉有盈余資金支付這些開支前，政府作為他們的所有者，肯定要從資金上加以支持。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在財政無力負擔或“赤字”財政亦無成效的情況下，國家必然轉而求助于金融體系，即對國有經濟進行信貸扶持。

我國信貸配給雙重性的第二層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場主體型”信貸配給，它體現的是發展中國家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上微觀主體行為的增強。這一點可從我國近年來金融機構存差日益擴大，銀行“惜貸”看出，說明我國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在選擇授信對象過程中的主體性在加強。但是從數據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國金融機構主體行為增強主要表現在：對非國有經濟信貸不足，中小企業融資困難。

第二個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國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紛紛大幅削減人員，精簡機構，消化不良債權，為早日上市融資創造條件。這樣，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場行為的相對獨立的主體，它們需要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在決定貸款時必須考慮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營經濟融資信息渠道不暢。這種狀況主要表現在銀行對申請授信的中小企業既沒有充分的時間又沒有合適的渠道進行了解，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因為民營經濟數量大，情況千差萬別，難以達到“完全信息”。中國私營企業共有150萬個，占注冊登記的工業企業的99%，且分布的行業、地區，自身規模、產品狀況等情況十分復雜，這就限制了銀行對民營經濟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無從獲得。例如：競爭力、成長性等決定銀行授信行為的有關民營經濟發展前景的信息，當前對民營經濟的評估不僅缺乏，而且信息的確難以獲取；三是很多民營經濟成立的時間短，其信息的真實性難以甄別，尤其是民營經濟的信用度和信用史無法給銀行以可靠的保證，使銀行對民營經濟授信“望而卻步”。

三、結論及建議

1．中國國內的金融體制仍然是一種典型的政府主導型體制，正如麥金農等描述的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那樣，這種體制一開始產生就表明它是為了高度集中金融資源，保證政府有效地動員全國金融資源來支持“享有特權”的國有企業而實行的一種“計劃分配式”信貸配給制度。直到目前，以國有銀行為主體的國內金融體系替國有企業融資的格局不但沒有削弱，反而不斷加強。這樣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夠保證國有企業高效益，且實際上能夠體現出“集中資源干大事”的效率——對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和整個國家都是有益的，但實際情況不令人樂觀。

2．目前在我國盡管仍然存在存、貸利率的國家嚴格管理，但商業銀行改革繼續推進的結果是：信貸主體開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現代部門的國有企業及非國有企業，其技術和效益處于領先地位，它們在間接融資過程會得到銀行優先考慮；而那些缺乏市場和技術，更缺乏企業家和效率的國有企業，除了政府的強迫干預外，它們從金融機構融資的比例將日益減少。

參考文獻：

1．楊咸月，何光輝．金融自由化、金融抑制與信貸配給．上海經濟研究，2000，（1）．

2．Joseph．E．StiglitzandAndrewWeiss，（1981），CreditRationinginMarketswithImperfectInform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June，393-410．

第7篇：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關鍵詞】 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機遇;挑戰

一、抓住機遇,發揮優勢

(一)國內外環境為中國政府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提供了有利條件

連續幾年來的糧食大豐收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由于中國物價指數中33%的權重由食品糧食構成,糧食充足的供應可以使物價上漲收到一定抑制。目前中國政府如何盡量減少西南旱情給糧食總供應量帶來的影響是今年的一個具有挑戰性的任務。多數發達國家在2009年為零增長或負增長,由此帶來的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低有助于緩解國內物價上漲趨勢。

(二)保持增長的財政收入、充裕的金融流動性以及多年來積累的外匯儲備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支持

2008年財政收入保證了20%左右的增速,并且現在的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經過逐年遞增已達到20%,證明了中國政府財力的雄厚以及在財政調控方面的日益成熟。中國歷年沒有赤字,今年年初中國政府也表態將通過適當的赤字拉動經濟增長。政府在資本方面的管制不僅使金融危機對中國資本、貨幣市場的影響有限,并且引導中國銀行系統保持了65%的存貸比。加之近年來積累的2萬億外匯儲備,可以說中國經濟具有有力的推動器。

(三)中西部市場廣闊

中國廣闊的中西部存在著一個約7億人的巨大潛在消費市場,這是很多處于發展飽和狀態的發達國家所羨慕。提高中西部人民的生活水平,挖掘中西部市場的消費潛力,不僅符合改革開放以來“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標,又能給經濟帶來新的亮麗的增長點。

二、迎接挑戰,看清不足

(一)我國經濟中突出的劣勢是經濟結構不合理以及產能過剩

消費水平是一國經濟水平的試金石,我國過度依賴外部需求,產能過剩的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經濟的高效發展。以鋼鐵行業為例,2008年全國生產能力為6.6億噸,2009年對鋼鐵的需求大約為4.7噸,過剩已接近2億噸,但一些地方仍然盲目生產鋼鐵,是信息不對稱還是體制缺陷造成了資源浪費和行業困境?

(二)新增貸款流向不盡合理也帶來諸多問題

從M2增速與名義GDP增速差額在2009年第二季度達到20.6%來看,新增貸款流向了虛擬經濟而不是實體經濟。原因在于新增貸款流向資金缺口不大甚至沒有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在項目資源有限以及邊際投資效應遞減的情況下,它們將資金投向樓市和股市。另外,新增貸款分布在政府投資相關的項目,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基礎設施建設、能源、交通等領域,造成了信貸長期化趨勢,加之部分貸款流向樓市股市、產能過剩格局沒有根本上改變,使資本的系統性風險發生的幾率大大提升。

(三)中小企業信貸支持弱,生存堪憂

新增貸款投向基礎設施建設,不僅給地方政府帶來了償債壓力,也產生了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民營企業的繁榮能提高居民可支配人均收入,而競爭帶來的商品、服務多樣化能促進消費行為,作用不容小覷。目前民營企業由于融資困難生存堪憂,有可能導致我國經濟的“二次觸底”。

三、綜合分析,抓住重點

積極的財政政策中,重點是引導結構調整和促進消費。在結構調整中應發展高新技術、自主創新企業,抑制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擠出效應,對發展良好的中小企業給予財稅方面的支持。促進消費可以從刺激中西部農村消費和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兩方面著手。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中,應該追求信貸增長的可持續性和分配的合理性,同時,信貸政策可以與政府投資政策更好融合,起到間接調節經濟結構的作用。尋求如何拓展中小企業融資的渠道則是一個任重道遠的目標,解決信貸均衡問題也可以降低金融系統的風險。

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各種國內國外因素綜合作用的合力對本國有積極影響,而各個因素作用的過程就是不同主體(政府,企業,居民等)的博弈過程。可以說沒有一個經濟理論是完全正確不容質疑的,也沒有一個經濟政策是完全沒有負面影響的。但現實要求我們全面分析,然后果斷開始在實踐中不斷改進不斷進步。時間管理理論中有一個20/80原則,闡述最重要的20%事務會產生總體80%的效益。同樣,經濟發展中各種因素之間互相促進、制約,也應該找到具有最大影響力的一些因素進行分析突破。接下來將探討的是對國民經濟影響很大而且必須在發展進程中得到解決的問題:

(一)國有銀行何去何從

國有銀行的誕生是源于我國政府低儲蓄與高投資的不平衡狀態。2000年政府儲蓄加上可施加影響的企業部門儲蓄占總體的比例僅在10%左右,居民部門則占了84%。與此不相稱的是,1998年國有部門投資增長了28%,居民部門只增長了4%。在改革初期的階段,政府必須通過投資國有企業來拉動經濟增長,于是它通過國有銀行體系將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存款與貸款之間的正差異轉化為“金融剩余”,又按照自己設定的規則將這種剩余分配到國有部門。這一體系在改革開放初期國有企業經濟產出占比很大時對經濟增長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這種角色設定就形成了國有銀行在低資本金率情況下卻能夠吸引大量存款的特殊現狀。國有企業的信貸通常期限長、盈利率有限,不可避免會使國有銀行產生壞賬。1998年國家發行2700億特殊國債補充銀行資本金,1999年設立資產管理公司剝掉14000億不良資產,這一列動作都表明國有銀行的角色設定所帶來的問題,中小企業必然在取得貸款方面處于劣勢。貸款資金從國有企業流向虛擬經濟造成通貨膨脹、產能過剩、居民儲蓄被國有企業占用而民營企業難以融資等現象也都源于現有的國有銀行體制,擺在議程表上的是國有銀行商業化的問題。國家希望通過國有銀行商業化遏制不良貸款以降低金融風險,國有銀行本身也希望通過商業化取得貸款自。我們有理由相信國有銀行商業化真正完成以后信貸結構將更加平衡,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和提高整體經濟效率。

國有銀行商業化的難度就是,國有銀行運營所依賴的就是國有信譽,可以說國有銀行的穩定與資本金多少無關,只需有國家信譽的擔保。研究證明:國有銀行的資本組合中國家聲譽具有不可分性,也就是國有銀行一旦與國家信譽分離,企業以及個人就不愿意將資金存在國有銀行,這將帶來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國有銀行改革的推進取決于國家、國有銀行、居民三方的博弈,但可以預見這一過程很容易陷入僵局。國有銀行的商業化不能從資本角度出發,應該從資產角度著手,這就意味著國有銀行向民營企業提供信貸支持以及重建民營金融制度。國有銀行商業化的過程將是漫長和困難的,但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民營企業的發展動力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政策保證了國有經濟產出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下降。同時,集體經濟憑借“模糊產權”和地方政府的支持迅速興起,彌補了國有經濟產出下降的份額。但自九十年代以來,集體經濟又由于“模糊產權”的局限性和過渡性展現出了停滯趨勢。毫無疑問,民營經濟已經是經濟發展中的主力軍,這也體現了我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民營企業要謀得發展進而推動經濟,就需要足夠的資金支持。研究顯示當前民營經濟內部融資動力不足,又由于金融方面的約束得不到外界的有力支持,發展處于瓶頸狀態。如果把國有銀行向國有企業貸款相當于國家向國有企業注資的行為稱為縱向融資方式,那么民營企業在民間的借貸方式即通過金融中介融資可以稱為橫向融資方式。

首先,民營企業融入縱向融資方式的難度很大,同時將產生負面效應。以上所說的國有銀行的角色設定以及國有企業對國有銀行資金支持的剛性需要決定了民營企業在國有銀行體系里的弱勢地位。上面同樣提到國有銀行應該逐步向商業化邁進,在這個過程中,民營企業是可以逐步參與到商業化的國有銀行的借貸體系中,并且民營企業的參與會促進國有銀行的轉型。在這個目標實現之前,民營企業加入到縱向融資方式的行為可能會加重國有銀行現有的壞賬負擔,并且對民營企業本身會造成產權的模糊化。經驗證明,產權模糊了的民營企業盈利下降,發展潛力不大。民營企業的融資應該在向國有銀行借款之外另辟蹊徑。

其次,通過橫向融資方式的渠道融資不失為一個辦法,但必須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因為改革初期,國有經濟產出占總產出的70%～80%,發展國有經濟關系到漸進改革的前途。當時國家通過嚴格限制內生性金融機構(既適合民營經濟的金融中介機構)的市場準入來保證居民儲蓄被更多用到國有經濟的運營和發展中。但90年代以來國有經濟產出占總產出的比例迅速下降,關注點應該更多放在非國有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上,放開內生性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條件是符合社會發展趨勢。民營企業融資需求首先應該由內部融資滿足,國家可以通過逐漸開放內生性金融機構市場來緩解民營企業籌資的壓力。而按照企業融資的次序,讓民營企業進入股票市場籌資應該是在促進企業內部融資以及完善橫向籌資市場之后要做的事情。

四、結論

在危機中,政府財力雄厚、國內外環境使物價上漲壓力較小以及中西部有很大消費潛力等條件,都使得政府的宏觀調控可以大有作為。中國也面臨著實體經濟結構不夠合理、產能過剩以及新增貸款結構不合理的深刻經濟問題,這是由于我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體制的本質引起。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黃金搭檔在改革初期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但時過境遷,國有企業產出占總體的比例下降,同時國有銀行承擔大量不良資產,可以帶來經濟發展新亮點的民營經濟由于在金融上的約束很難大施拳腳。

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目標對我們的啟示是:可以通過國有銀行商業化和開放民間融資市場來取得新的經濟增長點。當然這個過程是曲折的,政府退出國有銀行和開放民間融資都將面臨很大的阻力。中國每十年的巨大變化和發展使我們相信這種符合市場化趨勢的目標終將實現,也要保持謹慎務實的態度,歷史要求我們有勇氣在實踐中不斷總結完善。

參考文獻

[1]夏斌.《全球經濟衰退下的中國機遇》.新金融.2009(1)總239期

[2]蔡金榮.《經濟復蘇處于關鍵時期,宏觀調控更應著眼長遠》.新金融.2009(9)總247期

第8篇：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民營經濟，三大特征彰顯重要

當前，民營經濟從總體上走出了原始積累階段，經濟總規模已經相當可觀；企業平均資本規模擴大，實力增強，一批民營企業開始沿著規模經濟的軌道發展。隨著以公有制為主體混合經濟格局的形成，民營經濟在培育市場主體、促進市場發育等方面將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我國目前的民營經濟總體呈現以下特征：

一是經濟效益普遍好于國有經濟。如表所示，從1998年至2010年，私有工業資產占全社會總資產的比重明顯小于國有工業，但它所提供的利稅比例在2010年已基本接近國有工業部門。

二是民營企業中第二產業居主導地位。統計數據表明，民營企業的主要集中領域是第二產業，民營企業占第二產業總產出的50%以上，占第二產業就業量的60%以上。當前，民營經濟的產業結構變化的總體趨勢是，第二產業的比重在逐步下降，第三產業的比重在穩步上升，但第三產業還沒有達到占據主導地位的程度。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民營企業將繼續在第二產業中起著主導作用。

三是民營企業基本上是中小型企業，并以小型為主。2008年，調查的民營企業共計93579個，大型企業數量少，僅507個，占民營企業的比重為0.54%；中型企業為9916個，占民營企業的比重為10.60%；小型企業數量為83156個，占民營企業的比重為88.86%。小型企業從業人員共為10360498人，占民營企業的比重為51.25%，中小型民營企業仍是解決就業的主要渠道。民營企業的規模偏小，不利于企業發展和技術進步，在許多領域的競爭中相對于國有企業有很大的劣勢。隨著我國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學技術進步，由生產力技術構成所決定的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是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從而使資本的集中化和社會化不斷強化，特別是在資本和資源密集型行業，要求實現規模經濟。

穩步發展，機遇與挑戰并存

為了鼓勵我國民營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國家在近幾年不斷出臺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最典型的有新舊36條，這些政策有力地促進了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支撐了我國的高增長。但在我國民營經濟特定發展水平的制約下，國家的許多政策還沒有發揮最大的效益，民營經濟總體上還處在粗放發展期，面臨結構轉型的壓力，該進的進不去，該退的退不出來。

一是民營經濟的進入領域還受到一定限制。盡管政府盡量在政策層面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拓寬渠道，但目前民營企業發展遇到的最大外部環境問題仍是市場準入。雖然國家頒布的新舊36條重點是解決民營經濟的進入問題，但從實際情況看并沒有完全得到解決。在實際操作中，對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仍存在一些限制。由于現實經濟中許多行業被壟斷，民營企業投資很難進去。我國壟斷行業大體有五類：一是自然壟斷產業，如電信、電力、郵政、鐵路；二是區域性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行業，如供水、熱力、燃氣、公共交通、有線電視；三是本應屬于企業化經營的事業單位，如醫療、教育；四是本應屬于競爭性的行業，如金融、民航、石油等；五是特種行業，如造幣、煙草、食鹽、能源、資源等。有學者統計，目前壟斷行業約占我國GDP的40%。壟斷的特點是：壟斷涉及的行業多，行政壟斷占較大比重，自然壟斷與行政壟斷交織，處于市場支配地位的基本上是國有企業。在此格局下，上述壟斷行業雖有少量民營企業進入，行業平等準入難，“玻璃門”現象有待打破。

事實上，對于民營經濟和民間投資而言，鼓勵和支持其發展，是制度性命題。我國要真正建立市場經濟，就必須在各個領域消除歧視性的法律，給所有的主體以平等的待遇。因此，鼓勵民間投資，是我國建立市場經濟的重要命題，而不是僅僅作為“穩增長”的一些臨時性舉措。只有解決民間投資的戰略地位，民間投資的國民待遇問題才能解決，我國經濟才具有持續發展的動力。

二是融資渠道窄，影響了民間投資者的投資能力。長期以來，資金短缺是困擾民間投資發展的瓶頸。除了民間投資者自身存在著規模小、管理不規范、信用意識差等問題以外，金融部門貸款審批環節多，服務效率低，不適應民營投資者貸款時間急、次數多、金額小、風險大這一特點的要求。

三是民營企業股權結構不盡合理，經營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目前，我國大多數民營企業規模都不大，管理相對粗放。在股權結構上過度集中，社會化水平低。這與民營企業目前發展的階段有關系，但也與民營企業固有的弱點有關。有人做過統計，在歐美、日本以及世界大多數國家，并不存在華人資本市場準入的所謂的“天花板”和“玻璃門”。但是華人企業仍然做不大，其經營領域主要集中在餐飲、服裝生產等勞動密集型行業，股權以家族私人獨資企業和個體工商業為主體。研究的結果是華人家族企業對家族以外的成員缺乏信任機制，產權結構局限于以血緣和裙帶關系為依托，缺乏社會資本向企業集中的機制，因此限制了家族私人企業向資本有機構成高、資本社會化的大型制造企業的轉變。

發展出路，扶持和自救雙管齊下

第9篇：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范文

【關鍵詞】國進民退； 經濟改革。

一、關于“國進民退”的真偽問題。

“國進民退”，嚴格地講，定義的是一個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具體指的是在所有制結構上，國有經濟比重上升，民營經濟比重下降。從全國工業企業自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關于“國進民退”的爭辯驟然升溫。就是否存在“國進民退”現象，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市場派的大部分學者認為“國進民退”現象是存在的。吳敬璉認為，“10 萬億元貸款一下去，主要是貸給了各級政府和國有大企業，大量民營小企業貸款日益艱難。這樣就出現一個‘擠出效應’，發生了‘國進民退’。”

還有諸多學者列舉了種種“國進民退”現象。如近些年來，國有經濟在一些重要的基礎性行業中的主導地位不斷增強，行業集中度也隨之提高，如石油石化、鋼鐵、金融、電信、鐵路等，這些行業大都是利潤豐厚的壟斷行業，國企巨頭們甚至在金融危機期間也總是“旱澇保收”，與慘淡經營的民營企業形成鮮明對照。

而與此同時，也有很多論者認為，我國經濟總體上并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有論者認為，把個別地區少數私營企業因受金融風暴影響辦不下去接近破產的事渲染成“國進民退”，是把個別說成一般。改革開放以來，私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其規模和比重都在大幅度地“進”，談不到什么“退”。

本文認為，“國進民退”現象在近年來還是客觀存在的。“市場派”學者和評論家們關于“國進民退”的批評并不是沒有一點根據的，這至少說明這些年來民營經濟發展得并不如預期中的好。

二、對“國進民退”現象的原因分析。

鄧偉等人指出，“國進民退”并非市場公平競爭的結果，而是受國有企業過多的留存利潤、歧視性的產業政策、國有銀行的信貸支持以及地方政府對中央國企的支持等體制性因素扭曲所致。

保育鈞認為，“中國現在的重組并不是以市場為導向，體現的并非優勝劣汰，而是國企拿著國家注資和銀行優惠貸款來并購。

這樣的資源分配對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都是不合理的，意味著市場化進程的倒退。”

筆者認為，“國進民退”是個復雜的現象。其出現的原因，既有近期金融危機的影響，也是 30 年來漸進式改革的必然產物，更是現階段政治體制現狀的一個反映。

1、金融危機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蓬勃發展的民營經濟主要集中在競爭激烈的出口市場和下游產業。而歷次經濟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主要還是在這些行業。所以，客觀地講，金融危機之下，市場優勝劣汰必然導致部分民營企業經營困難或倒閉。此時，民營企業最需要的是獲得國家扶持以應對危機。但是，國家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非但沒有對民營經濟以公平的支持，而是把支持力度大多投向了國企。

這對于民營企業無異于雪上加霜，導致出現“國進民退”的現象。

2、漸進式改革的必然反復。

1978 年來的漸進式改革是在承認計劃經濟體制有相當優越性的前提下進行的。實際上當時的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迫于經濟困難的壓力而不得不暫時放開市場。這也隱含著一旦情況好轉就有可能放棄市場化改革，重走回頭路的邏輯認識。這從國家政策對民營經濟的認識就可以看出來。先是有益“補充”，再說是組成部分。正是因為漸進式的改革，長期以來我們沒有徹底清算計劃體制的弊端，仍然把他看成社會主義的基礎與標志，所以長期以來在制度上對國有經濟的偏好與對民營經濟的歧視并存。

正是如此，國有企業一直享受著國家的寵愛與政策扶持。首先是資金優勢。國有企業的資金優勢是一種先天優勢，其背后都一定程度上隱含著政府的支持和擔保。其次是市場準入政策。我國在民航、鐵路、電力、石油、電信、郵政、煙草、市政公用事業等領域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政策。

3、現階段政治體制的反映。

從政治層面來講，目前我們的政治制度遠未達到現代化的程度。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過分迷信政府能力的思想還很有市場。

在某些領域還在重復這樣的故事，政府至今還頻頻越權管了一些市場本身能夠做好的事情。國家權力的蔓延在經濟領域的反映就是國家主導社會經濟發展的欲望與力量越來越強。在崇尚“國家萬能”的政治邏輯下，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央企被認為是國家主導經濟的支柱。央企也就在國家的呵護培育下越來越強。曾幾何時，以前待遇低下、幾乎無人問津的大型國企職位，如今已成為求職者的“香餑餑”，反映的就是國企地位的上升。當國家控制經濟的欲望越來越強烈的時候，與央企們追逐利潤的需求結合，自然國有經濟就在幾乎所有經濟領域蔓延，從上游到下游，從制造業到服務業，國企的身影無處不在。

政府干預經濟是市場經濟應有之義。但是，政府干預的著力點不能放在那些市場無能和無效的地方，在市場有效的領域，政府不應當越權干預。政府的干預是為保障市場競爭能夠順利地、公平地進行，保證市場主體能夠正常經營； 那些阻礙市場競爭、影響企業自主經營的政府干預是有害的。其實，現在美國政府的干預是為了拯救企業，絕不是搞國有化； 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絕不是搞社會主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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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寒。 評“國進民退不是個好情況”［J］。 中華魂，2010（ 1）。

［4］馬建堂。 中國經濟不存在“國進民退”［EB/OL］。 中國廣播網，2009－ 11 －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