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科技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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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學科技論文范文

【正文】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第2篇：哲學科技論文范文

【關 鍵 詞】比較哲學/比較視角/比較視域/視域融合

在中國，自西學東漸以來，比較哲學的問題就存在了。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通常被看做是中國比較哲學的第一部著作，至今仍然是比較哲學領域的代表作。雖然此后比較哲學有了一定程度的進展，相關的論文論著有了一些，但更多的是“哲學比較”而不是“比較哲學”。由于比較哲學之所以可能的理論基礎尚未得到充分的說明，中西比較哲學的研究很難有積極、有效、深入的進展。有鑒于此，本文試著提出一個康德式的問題：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如何可能？這一問題的實質是：使這種對話成為可能的理論基礎是什么？意義何在？目的何在？是否有效？所以，本文的出發點是：比較哲學不是哲學比較。對兩個或多個哲學文本(廣義的)進行比較分析并非沒有意義，不過還不是“比較哲學”。比較哲學不僅關注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學形態之間的同一與差異，更關注哲學本身，由此才能開拓哲學的深厚土壤和豐富資源。本文意在拋磚引玉，與其說是在解決問題不如說是在提出問題，希望借此引起人們對于比較哲學之理論基礎的重視和研究。

一、哲學比較與比較哲學

由于存在著不同的哲學形態，哲學的“比較研究”是一項事實，但是，不一定有“比較哲學”，而且不一定能夠令人信服地說明比較哲學的可能性。比較哲學的存在至少需要這樣一些條件：存在著一種以上不同的哲學形態；不同的哲學形態之間發生了有意義的相互影響的交往；這種相互影響足以影響和改變某一哲學形態的發展；而且這種影響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比較普遍的意義。以上這些條件并非不存在，但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問題。

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世界上存在著一種哲學還是許多種哲學？如果只有一種哲學，它的存在是特例還是普遍的？如果只有一種哲學，那么不論它是特例還是普遍的，可以有哲學比較但不會有比較哲學，或者說，比較哲學沒有意義。這意味著，除非我們承認有不止一種哲學存在，否則比較哲學從理論上就不能成立。

迄今為止，比較研究主要在人文學科中存在，而在自然科學中較少。我們很難見到比較數學的研究，如研究英國數學和法國數學的差異，因為人們以為只有一種數學。人文學科因為文化的差異，所以才有比較研究。就此而論，比較哲學從一開始就是以“文化多樣性”為前提的。當然，在自然科學中并非就不能進行比較研究，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出現表明，科學研究實際上受到了研究者的文化背景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而并非一向標榜的客觀研究。但是，畢竟自然科學具有相對的普遍性與必然性，其前提是普遍必然性而且以普遍必然性為追求目的。而比較哲學的前提則是多樣性或差異。從這個前提條件出發，如果比較哲學試圖追求普遍必然性，那么它肯定會陷入困境，至少有自相矛盾之嫌——過分強調同一將使比較哲學失去意義，過分強調差異則使比較哲學失去可能性。

比較成熟的學科一般都具有相對穩定和統一的概念、方法、學科體系和敘述方式。數學家或物理學家在討論數學或物理學問題時，一般不會出現相互之間的理解問題，不過這在哲學家之間卻是常事。不錯，哲學也有一套專門的術語(哲學概念)，然而對于學習哲學的人來說，如果不了解哲學概念的歷史肯定會面臨困境，因為哲學家們在使用哲學概念時都有自己的方式，許多哲學家都在使用“存在”、“實體”、“主體”、“客體”、“思想”等概念，但是他們在使用這些概念時往往賦予了其不同的含義。希臘哲學中的“存在”不同于中世紀哲學的“存在”，也不同于近代哲學的“存在”，更不同于現代哲學的“存在”。如果把他們所說的“存在”當作同一個概念，肯定會造成誤解。所以對于研究者來說，面對這些哲學概念時首先需要弄清楚它們的歷史。

如果存在著不同的哲學形態，而且相對于不同的文化或世界，這些不同的文化或世界相互之間沒有什么實質性的聯系，那么比較哲學的意義就不大，更多的可能是獵奇。在某種意義上說，比較哲學的興起和發展以我們越來越共同擁有同一個世界為前提。民族文化日益超越了地域性，相互之間發生了越來越多的聯系，由此，不同文化和哲學之間發生沖突和融合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有人可能會說，既然我們擁有一個世界，我們就應該有一個世界觀，或者可以有一個世界觀作為衡量不同世界觀的標準。這種科學主義的態度不適用于比較哲學(當然也不適用于哲學)：自然科學具有相對的普遍必然性，科學家們研究的是一個自然而不是許多不同的自然，哲學卻有所不同。在某種意義上，科學家的工作是描述這個世界，哲學家的工作則是解釋這個世界的“意義”。古典哲學往往試圖通過描述世界而獲得世界的意義，而現代哲學的思路則發生了轉變。科學家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界(雖然也是人化的自然)，而哲學家研究的對象則是融入了價值因素的“生活世界”，這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根據對象來檢驗某種哲學理論的真假對錯。任何一種哲學理論自身都可以是“自洽的”，然而在不同的哲學理論之間卻可能存在著矛盾和沖突。因此，我們不可能僅僅根據一種哲學理論來判斷哲學的意義，而必須考慮到哲學家們面對同一個哲學問題所提出的不同的理論。另一方面，在哲學這個學科中，雖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哲學家的思想時遵循學術上的規范，但是哲學家們的著作似乎總是各行其是，這表現在哲學家們采取了許多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思想。掌握了數學“語言”基本上可以讀懂所有的數學著作，但是讀懂了柏拉圖并不意味著可以讀懂亞里士多德。不恰當地說，哲學家們試圖通過“說”去說“不可說”的東西。既然“不可說”，“說”與“說”之間往往方式不同而且很難判斷誰更有效。

在某種意義上，哲學自身就具有比較的性質。西方哲學是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哲學形態融合的結果，至少可以概況性地歸結為“希臘——拉丁——日耳曼”文明融匯的產物。同一時代的哲學也是如此：英美哲學與大陸哲學相互之間同樣存在著相互理解的難題。其實，中國哲學也存在著這方面的問題。佛教在東漢初傳入中國，使得先秦與漢唐之后的中國哲學亦具有比較的性質。所以，比較哲學不僅發生在中西哲學比較研究領域，同樣也發生在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自身之中。然而，不同的哲學如果沒有任何共同性和可比性，比較哲學就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論，我們或許可以引入維特根斯坦的反本質主義立場，視不同的哲學形態為“家族相似”的關系，將哲學看作是一個“家族”，以其“相似性”建立一種“元哲學”的觀念，即以哲學的問題、對象、基本概念、方法等形成“元哲學”的方法論。這并不是說有“一種”哲學，而是對所有的哲學形態作“元”的分析，或者說，以比較哲學充當“元哲學”的地位。在此，我只是把“元哲學”的問題提出來，尚須深入討論。簡言之，所謂“元哲學”并不是要在不同的哲學形態之上再建立一個“普遍哲學”、在不同的語言之上建立一套普遍語言，也不是致力于在不同的哲學形態之間尋求“同一性”，當然更不是企圖消解各自的文化背景而謀求所謂準確的理解，而是建立一種“寬容”的態度，營造一種可供比較的環境。

在某種意義上，“哲學比較”是一種方法，而“比較哲學”則是一種“哲學”。“哲學比較”通常是描述性的：我們可以在不同的東西之間作比較，明確同一與差別是任何一門學科甚至任何一種敘述方式的基本前提。相對于當代中國的哲學，比較研究已經融匯在哲學研究之中了。因為就這一學科而論，中國的哲學從一開始就是在以西方哲學為主要參照系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就此而論，如果局限于哲學比較，只是簡單地指出中西哲學的同一與差別，不過是經驗性的歸納和描述。

比較哲學與哲學比較不同，其出發點在于，我們共同擁有一個世界——地球村。哲學根源于我們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一個意義的世界。“生活世界”的意義是多元的，不存在唯一標準化的世界意義。雖然由于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地域性，相對而言比較封閉，看起來西方世界有西方的意義，東方世界有東方的意義，但是實際上，“西方世界”并沒有統一的意義，正如“東方世界”沒有統一的意義一樣。在全球化時代，多元的意義是共存和重疊的。為此，我們提倡一種“視角主義”或“透視主義”。不存在超越于不同的生活世界之上的“共同的世界”，所謂“共同的世界”不過是不同的生活世界“重疊”而形成的。套用后現代的說法，沒有“所指”，只存在不同的“能指”。

因此，比較哲學不能僅僅停留在比較研究的層面，需要“還原”到“源始境域”——生活世界。因為使不同的哲學形態之所以不同的東西隱藏在不同意義的生活世界之中。這是一個文化的、歷史的、語言的、社會的、個人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不同意義決定了哲學形態的區別，反過來，不同的哲學形態又賦予生活世界不同的意義。所以，比較哲學不承認有一種標準化的哲學(例如西方哲學或東方哲學)，如果有一種哲學那只能是“元哲學”，即對所有不同的哲學所進行的比較哲學研究。

為了說明這一點，這里引入“比較視角”(comparative perspective)與“比較視域”(comparative horizon)這兩個概念。

二、“比較視角”與“比較視域”

“比較視角”這個概念借助于比較文學，在比較文學中一般譯作“比較視域”。①為了與“comparative horizon”中的“horizon”區別，我把“perspective”譯作“視角”。其區別在于，“perspective”突出的是某個觀察者或者主體的角度，而“horizon”突出的則是多角度多層次的“視野”、“視域”或“境域”。“比較視角”當然不局限于比較文學，在西方許多研究中都使用了“比較視角”的方法。“perspective”的基本含義是“透視”。這里主要借用“透視”或“視角”的概念來說明比較哲學的問題。

在比較文學中，“比較視角”是比較文學研究主體在兩種文學關系之間或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關系之間的內在透視。這種透視是跨越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化知識的內在匯通，也是跨越文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知識的內在匯通。②比較文學所說的“比較視角”強調的是比較文學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為基點③。顯然，比較哲學也具有這方面的特點。本文在比較哲學中引入“比較視角”概念，是為了說明：首先，任何一種哲學都是從一個視角出發看待哲學對象、研究哲學問題和看待其他哲學的，比較哲學則不局限于某一個角度或視角，或者說，它的視角是“比較視角”。其次，由于不同的哲學有不同的視角，因而比較哲學的“透視”是在不同的視角之間發生的。最后，比較哲學應該具有一種“視角主義”或“透視主義”的自覺意識。

“視角主義”或“透視主義”(Perspectivism)由尼采開始形成影響，為后現代主義所充分發揮。西洋繪畫自文藝復興以來把幾何透視法運用到繪畫藝術之中，被稱為“焦點透視法”。人們曾經認為中國繪畫沒有透視法，這種看法后來得到了糾正。中國繪畫也有透視法，不過是一種“散點透視法”。在某種意義上，傳統哲學類似“焦點透視法”，自以為是在客觀地描述事實，實際上只是從個人視角所看到的東西。如果從“散點透視法”看待事物，獲得的是一個馬賽克式的圖景，即拼裝起來的世界；我們似乎可以通過散點而彌補焦點的局限，所有的散點拼裝起來，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世界。以西方現代派繪畫中的立體主義為例，畢加索和勃拉克打散原有形體，然后主觀地重新組織那些成分，并不遵守透視規律，從而，這種所謂的立體主義并不創造視覺的立體感，而是創造了一種理念化的立體感。視角主義則認為，所有的知識都不過是認識主體從自己的視角出發所看到的結果，不是也不可能是事物的全部。即使把“盲人摸象”所摸到的部分拼裝起來，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事物自身。“視角主義”不承認有事物本身，因為對象的意義僅存在于不同的視角之中。

在某種意義上，比較哲學應以“視角主義”為基礎。比較哲學有其研究對象，其研究對象亦有其“背景”。以“哲學”為“背景”，以不同的哲學及其關系作為研究的對象，這是傳統觀念。在我看來，不存在“哲學”，只有不同的哲學形態。那么，比較哲學是在什么基礎(平臺)上研究不同哲學及其關系呢？這個基礎就是“視角主義”意義上的“比較視角”。比較哲學具有“跨”的特點，這個“跨”不是超越，而是“元哲學”意義上的哲學。它可以從三個方面體現“比較視角”：

第一，比較哲學研究不同哲學之間的關系，每一種哲學的角度都不是全部，他者也不是全部，從而比較哲學具有“之間”的特點。“視角主義”應該是比較哲學的出發點。認識論中有“主體間性”的問題，在比較哲學中則有“哲學間性”的問題。

第二，比較哲學的基礎是“生活世界”，這是一個生成著的多重意義的世界。不同的哲學所解釋的世界已經是意義重合的世界了。哲學從生活出發，而當今的生活世界是“混合的文化”。④中國哲學面對的生活世界不是純粹中國的，美國哲學面對的生活世界也不是純粹美國的，其實都具有“混合文化”的特點。因而，在不同哲學之間進行比較研究，必須考慮到或者自覺到這一點，這意味著哲學本身就是比較哲學。

第三，“比較視角”突出的是觀察者的角度，而就比較哲學的研究對象而言，還須引入“比較視域”的概念。“視域”所說的是觀察者從這一角度所“看”到的東西。“比較視角”是多視角的，“比較視域”則是多視角所面對的境域，亦即不同文化和意義重疊的生活世界。

“比較視域”(comparative horizon)是一個自造的概念。比較哲學通過研究不同哲學之間的關系而面向“生活世界”，解釋“生活世界”的意義，而“生活世界”乃是一個意義生成并且相互重疊的世界，類似海德格爾所說的“源始境域”。之所以把這個“源始境域”稱為“比較視域”，是為了強調這個“源始境域”具有“視角主義”的特點，尤其是為了強調比較哲學的研究對象的特點。

“比較視角”意在強調比較哲學不是站在某一種哲學的“角度”，而是研究所有不同哲學的“角度”；“比較視域”強調的則是比較哲學的研究對象是由不同哲學構成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哲學家族”，在它們的“背后”是多重意義重疊的“生活世界”。簡言之，當我們比較不同的哲學思想的時候，并非站在某一種“視角”，而是站在不同視角“之間”對所有不同的哲學思想做“全景概觀”式的比較研究，并由此“看到”不同的哲學思想所“看到”的東西，以及不同的哲學思想因為“視域融合”而形成的東西。當然，“比較視角”與“比較視域”之間的區別主要是為了說明的方便，前者強調的是比較哲學的方法論，后者突出的則是比較哲學之研究對象的性質。實際上，比較哲學的“看”(比較視角)之“所看”(比較視域)自有其同—性，而其真正的目的則在于凸顯不同哲學形態之間由于“視域融合”而形成的新東西。

三、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如何可能

許多人懷疑比較哲學的可能性，在不同文化之間究竟是否有可比性、是否可以通約的問題上心存疑慮。然而，在不同的文化之間發生了廣泛深入的相互影響之后，比較哲學的可能性問題變成了一個理論問題而不是事實問題。事實上是可能的，但是理論上如何說明？這就是康德式的問題：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如何可能？

說到“不可通約性”的概念，人們往往以為庫恩所說的“不可通約”相當于“不可比較”。庫恩討論的是同一背景下科學理論的變革問題。科學理論之間不可通約，但由于它們的語匯結構在大多數方式上是重疊的，因而存在著使一種語匯的成員獲得另一種語匯的“橋梁”。1988年，庫恩在一封信中指出：“當我談到兩個理論或兩個范式是不可通約時，我絕不意味著提議說，它們之間是不可比較的。……‘不可通約性’應用于科學理論，意欲提示出，需要陳述一個科學理論的語言很像詩的語言。某些陳述(但只是那些)，使得用一種理論的語言不可能以確定真值所需要的精確性翻譯為另一種理論的語言。但兩者仍然是可以比較的。”⑤我們在此借題發揮，就比較哲學而探討不可通約的問題。

庫恩面對的是一個領域的問題(科學)，而且眾所周知，科學的語匯在一定程度上是沒有國界的。雖然科學在西方的發展歷經不同的歷史時期和面臨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自近代以來，科學畢竟有了一套通行的自己的話語系統，如數學公式。而比較哲學的問題面對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學形態之間的關系，它們之間沒有通行的話語系統(除非僅以西方哲學為“哲學”)，以至于庫恩所說的不可通約＝不可翻譯的問題在這里更成為問題。庫恩面對的是科學理論之間的翻譯問題，而我們面對的是不同文化之間、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問題。然而，如果我們可以將比較哲學看作“哲學”，那么是否可以說比較哲學應該為不同哲學形態之間的“翻譯”提供理論上的可能性呢？當然這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問題了。科學家相互之間可以通過科學語言相互理解，而比較哲學能否構成哲學交流的“平臺”尚屬疑問，更何況即使可以成立，不同哲學之間的相互理解仍然是成問題的。簡言之，按照庫恩的理論，不同的科學理論之間不可通約，但卻是可以理解的，如亞里士多德與牛頓的“運動”概念。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不同的哲學形態之間如果不可通約，是否可以相互理解？顯然，這是回答“比較哲學如何可能”所不能回避的關鍵問題。

不同哲學家的著作在不同的背景下形成，使用不同的語言寫作。從傳統的觀念出發，“哲學比較”是可能的，因為有不同當然可以比較；然而“比較哲學”卻是不可能的，存在著“不可通約”的難題。首先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學理論能否通約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不同文化之間是否可以相互理解的問題，即不同哲學之間的文化“間距”問題。其次是我們對于哲學文本能否理解的問題，這至少有兩個方面的難題，一是我們與所閱讀的文本之間的“間距”，二是不同的文本之間的“間距”。

不同哲學之間的文化“間距”問題，顯然不能以各種哲學都屬于哲學來回答。然而，盡管各大文明最初的形成和發展是相對獨立的，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或許是大航海時代之后的事，但是文明、文化之間的交流溝通古已有之，這是事實。例如，佛教東傳，希臘文明受到周邊文明如巴比倫、埃及等文明的影響，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乃有希臘化時期，基督教誕生后有希臘文化與基督教文化之間的互相影響，羅馬建立了地跨亞、非、歐的大帝國，匈奴西進造成了世界性的民族大遷徙，13世紀蒙古大軍建立了地跨歐、亞的大帝國……所有這些歷史事件都意味著文明、文化之間的碰撞與融合。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實際上都是在不同文化融合的基礎上形成的。所以，事實上不存在“純粹的”文明或文化，文明或文化都是混合性的，哲學也是一樣。當然就哲學而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學都存在著“翻譯”的問題。佛經從梵文到漢語的翻譯，從希臘到羅馬，希臘語翻譯為拉丁語，毫無疑問都存在著“本土化”的問題。經典的翻譯從來不是原樣照搬，哲學思想的傳播亦存在著文化“翻譯”的問題。中國人畢竟要通過漢語了解佛經，羅馬人畢竟要通過拉丁語了解希臘經典。因而，在翻譯或傳播的過程中，必然發生了某種文化上的“變異”。那么，這從理論上如何解釋？在不同的哲學形態之間溝通的“橋梁”是什么？

或許哲學解釋學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關于閱讀的傳統觀念是“我注六經”式的。閱讀的目的是完全按照本文的意義解讀(客觀主義)：我們要避免主觀上的偏見或成見，按照哲學著作本來的面目把其中的思想“再現”出來。這聽起來有道理，而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也沒有意義。我們與文本之間存在著歷史、文化、社會、個人等的間距，而哲學著作都是在它的時代形成的。除非我們能夠像復印機一樣，把哲學著作及其形成的所有背景因素統統復制過來，否則我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家的思想。而我們與哲學著作一樣，有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社會、個人等諸多背景因素，不可能把這些因素統統清除掉，把自己變成一張白紙。其實，即便是同時代的文本與我們同樣存在著“間距”。

按照傳統的閱讀理論，文本的意義存在于文本之中，閱讀者的工作就是從文本的字里行間解讀其意義，而閱讀的準確性就在于以文本為標準來衡量不同的閱讀者閱讀的結果。顯然，如果我們不可能整體復制文本及其背景，我們就不可能消除我們與文本之間的間距，而這的確是不可能的。而從解釋學的角度看，文本及其意義并不是客觀的存在或現成的所與，其意義乃生成于我們對文本的解讀之中。這并不是說“六經注我”，我就可以從自己的角度(視角)任意解釋它的意義。文本不是一經形成便一成不變的，而是“活”的有生命的存在。文本也是對話的產物，它是哲學家與哲學對象、哲學家與哲學家之間“對話”的結果。我們閱讀文本也是“對話”，亦即我們與哲學家(文本)圍繞共同關心的問題相互討論的結果，我們參與到哲學家的對話之中。因而，對話是一種“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伽達默爾在回答貝蒂的批評時說：“我的探究的意義，無論如何不在于提供一種關于解釋的一般理論，以及一種關于解釋方法的獨特學說，就像貝蒂卓越地做過的那樣，而是要尋求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之處，并要表明理解從來不是一種對于給定的‘對象’的主觀行為，而是從屬于效果歷史，這就是說，理解是從屬于被理解的存在。”⑥在某種意義上，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之處”就是“視域融合”。伽達默爾主要探討的是同一種文化或語言范圍內的“視域融合”(例如我們與傳統之間的關系)，而我們遭遇的是不同文化或語言之間的視域融合。換言之，比較哲學需要討論的是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問題。

在某種意義上，比較哲學乃是跨文化的哲學對話，而“對話，特別是宗教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對話，并不單只是一系列的會談，而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一種領會和反映世界及其意義的方法”⑦。對話既不是持不同見解的人相互之間的爭吵，也不是持相同見解的人互相強化自己的觀點——這兩個極端其實都是在自說自話，唱獨角戲，對話是平等的交流。進入20世紀以來，人們逐漸意識到絕對真理是不存在的，世界開始“祛除絕對化”，“走出對世界及其他對我們的意義的絕對化理解，走出絕對的思維方式，我們已經開始發現一個遠為豐富、遠為‘真實’得多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這就是對話的思維方式”⑧。“對話是在一個主題上持有重大分歧的見解的人們之間的一種以從對方學習關于這個主題的更多真理為目的的雙向交流”，“對話是兩個或更多的持有不同見解的人之間，以通過各自的參與向其他人學習以使自己能夠有所改變和提高為目的的交談”。⑨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文化與文化之間、人與人之間不發生關系是不可能的，而這種關系如果表現為堅持自己的立場或是放棄自己的立場，都是無意義的或者無效的，這不是對話或者交流的目的。對話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可能擁有絕對真理，我們必須了解關于同一個主題的各種不同的見解，才有可能選擇對我們最合適恰當的可能性。因此，“對話”不僅僅是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種“態度”。

跨文化的哲學對話亦涉及翻譯問題。

因為存在著不同的哲學形態，在不同的哲學之間存在著翻譯的問題，因而翻譯問題是比較哲學的重要問題。就中國哲學而言，我們通常需要通過翻譯研讀西方哲學家的著作，即使對于可以使用原文原著進行研究的學者來說，同樣涉及通過漢語思考、理解和敘述西方哲學思想的問題。當然，即使同一個文化背景下的哲學理論也存在著哲學概念的“翻譯”問題，因為哲學家們在使用同—個哲學概念時，其含義往往是不同的。不過我們在此更關注的是中西之間的比較哲學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在此所說的“翻譯”仍然是“廣義的”，因為它還涉及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問題。

翻譯可以分為“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⑩一般說來，“語內翻譯”相當于“解釋”，“語際翻譯”則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而實際上“語際翻譯”亦需要解釋。“語內翻譯”涉及“文本流傳”，“語際翻譯”則涉及“文本流通”。(11)“文本流傳”說的是傳統的傳承，“文本流通”說的則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

其實在西方也存在著翻譯問題。“西方”是一個籠統的概念，至少包括希臘語、拉丁語和日耳曼諸民族語言。希臘語和拉丁語都需要翻譯成日耳曼各民族的語言，而且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間的語言也存在著翻譯問題。只不過作為諸多文明融合而成的西方文明，具有相對而言比較統一的文化背景，雖然這個文化背景亦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不過就現代哲學而論，在某種意義上，西方哲學面臨的往往是“語內翻譯”或者“文本流傳”的問題，而中國哲學面臨的主要是“語際翻譯”或“文本流通”的問題。中國的“文本流傳”居于“弱勢”，“文本流通”則是“主流”，傳統文化“斷裂”，而西方文化對中國則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中國的學術研究如果離開了翻譯將所剩無幾，這就造成了非常不平衡的現狀。

1985年，美國語言學家恩格爾說：

隨著這個世界像一個干癟的橙子一樣日益縮小，各文化中的所有民族日益接近(無論是勉強地還是心存疑慮地)，我們在這個地球上剩余的歲月或許可以干脆用這樣一個重要論斷來表達：“翻譯或者死亡(translation or die)。”或許某一天，世界上每一個生物的生存與否也許會取決于對一個關鍵詞的緊迫的和準確的翻譯。(12)

此話雖然有些夸張，但也說明了當今時代翻譯的重要意義。

比較哲學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因而理想狀態的比較哲學應該是內外兼顧、有進有出的，全球化時代尤其如此，這才稱得上“學術交流”。然而對于當代中國而言，卻是有進而無出，呈現出不平衡的狀態。所以我們把比較哲學看做是“元哲學”還只是理想而已。就此而論，中國的學術界還不成熟，還沒有進入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總是說要“與國際接軌”，但基本上還是單向的。

無論如何，翻譯對中國的學術界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翻譯”自身就具有比較哲學的意義。與此同時，“翻譯”的目的不僅僅在于了解西方、“與國際接軌”，亦在于為比較哲學作出應有的貢獻。就“理解”是某種“視域融合”而言，西方的經典并非原封不動、現成所與的“原本”，其意義存在于后人的解讀之中。這意味著中國人的解讀應參與到西方經典的意義構成之中，而且肯定不同于西方人的解讀，因為它不可避免地出自現代中國人的“視域融合”。這也意味著西方人對自己經典的解讀并非就是“正宗”，反過來也是一樣：中國人對自己的經典的解讀也并非就是“正宗”。

因此，中國哲學概念在不同歷史時期以及各種文化影響下的嬗變、西方哲學概念在漢語翻譯以及傳入中國后所發生的嬗變，應該成為比較哲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結語

哲學與宗教一樣，起源于人類精神的終極關懷，不同的哲學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它們對終極關懷問題的不同的回答方式，而這些回答方式的不同當然有文化、歷史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從“根”上追溯，需要“還原”到不同哲學賴以形成的“土壤”——不同文化的“生活世界”。因而，不同哲學之間的影響既可能源于不同的生活世界相互之間的影響，也可能是因為不同哲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而影響了生活世界。如前所述，我們正處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樣性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混合文化”的時代，而所謂“混合文化”乃是不同文化之間“視域融合”的結果。僅就哲學而論，其發展不僅根源于不同文化“視域融合”因而意義重疊交匯的“生活世界”，同時也是不同哲學之間“視域融合”的產物。正因為如此，比較哲學理應有其廣闊的發展空間。

因此，開展關于比較哲學的深入研究，對于當代中國哲學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就現狀而言，由于學科的劃分，哲學下屬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等八個二級學科各行其是，壁壘森嚴，即便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也是各說各話，即使使用的是同一個哲學概念卻也往往各有各的含義。而實際上，中國哲學的研究已經不可能離開西方哲學的參照系及其概念和方法，而在中國研究西方哲學的目的亦主要不是為西方哲學作貢獻，而是為了中國哲學的發展。簡言之，當代中國哲學具有比較哲學的性質，然而由于缺乏自覺性，學者們往往畫地為牢，自我限制，雖然因其細致入微有可能提高“技術含量”，但卻也掩蓋了哲學的作用與功能。在我看來，比較哲學有助于破除學科壁壘，跨越學科界限，使哲學面對當代社會重大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本文以“跨文化的哲學對話如何可能”為題，但是尚未獲得充分圓滿的答案。我在此只是提出以“視域融合”作為解決問題的原則，以回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學理論能否通約、不同文化之間是否可以相互理解，以及如何化解我們與所閱讀的文本之間的“間距”、不同的文本之間的“間距”尤其是不同哲學之間的文化“間距”等問題。簡言之，對話不是放棄自己的立場或者強化自己的立場，而是謀求相互之間的溝通。文化雖然不同，哲學形態盡管相異，但是對話無論如何是可能的，因為我們的時代是“混合文化的時代”。比較哲學所要做的，正是不同哲學之間的“視域融合”。

注釋：

①②③參見楊乃喬主編：《比較文學概論》，第109、113、10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④參見羅蒂：《混合文化中的哲學》，載《求是學刊》，2006(3)。

⑤轉引自江怡主編：《走向新世紀的西方哲學》，第386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⑥轉引自江怡主編：《走向新世紀的西方哲學》，第296頁。

⑦⑧⑨L·斯維德勒：《全球對話的時代》，第1、3、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第3篇：哲學科技論文范文

關鍵詞：文獻計量學 引文分析 研究人員 信息獲取能力 信息吸收能力 科學評價

中圖分類號： G250.2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獻計量學和引文分析法告訴我們：科學發展具有連續性和繼承性。科學研究人員總是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對研究現狀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現其創新性和創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現狀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現有文獻和信息，對現有文獻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學科發展的前沿上進行創新。所以牛頓說：“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遠一點，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對文獻和信息的查尋與獲取能力也自然成為衡量和評價研究人員研究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依據和指標。創新是相對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為了體現其研究成果的創新性，研究人員在從事研究過程中會盡量查尋現有文獻和信息，在學術論文寫作過程中會盡量列出相關文獻。據此，我們可以認為：一般來說，信息獲取能力越強，參考文獻列舉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認為無須列舉或有意省略，而這往往會帶來學術風險，如違反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

按照文獻引用規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獻應當是全部相關文獻中質量最好和相關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須列舉。這就意味著，文獻引用必須建立在對相關文獻實現充分獲取的基礎上。在信息查尋中存在一個“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獻引用與相關文獻和信息的可獲得性密切相關。用戶在利用信息時總是傾向于選擇距離較近、容易獲取的信息源。這一方面說明，用戶在信息獲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準則，另一方面也說明，用戶信息獲取量與其能力大小有關。這種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戶平常注意信息源獲取和積累的基礎上的，這也是一種信息獲取意識和能力。由此可以認為，利用引文數量特征及分布規律來初步判斷研究者的信息獲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論依據

從根本上講，科學文獻之間的相互引證由科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和科學研究活動的規律所決定。文獻計量學、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認為：［3］［4］研究人員的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受一定規律的支配。科學文獻的引證與被引證，是科學發展規律的表現，體現了科學知識和情報內容的積累性、連續性和繼承性，也體現了科學發展的統一性原則以及學科之間廣泛的交叉、滲透和綜合現象。科學文獻作者在創作科學論文時，不可避免地要引證他人的文獻，汲取別人的經驗和成果。因此，科學工作者的引證行為是科學活動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科學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學文獻的作者一般不會在論文中無緣無故地引證與其論述主題完全無關的文章。文獻的相互引證有多方面的原因。溫斯托克（M?Weinstock）在進行系統歸納后指出，文獻被引證大概有15種原因。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為我們從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

1.2 標注引文的重要意義

標注引文（參考文獻）在學術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是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動科學技術進步和科研活動健康發展等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在學術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標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體現科學文化的繼承性和發展歷史；

（2）尊重和保護他人的著作權；

（3）精練文字，縮短篇幅，避免重復；

（4）便于編輯和審稿人準確評價論著的學術價值和技術水平；

（5）提供情報信息線索，與讀者共享信息資源；

（6）通過引文分析對論文、作者、期刊、機構等的學術影響力（應用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他引率等指標）做出客觀的評價；

（7）有助于建立科學公正的國家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評價平臺；

（8）促進科技信息、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研究，推動學科發展。

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實事求是地標注參考文獻，而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也會根據所獲取的信息和實際需要來列舉參考文獻。

1.3 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訴我們：“引證行為為何會發生”、“引證行為的測度指標、工具與方法”、“引證原理的主要應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以及“引文量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

一般來說，科學文獻中引文量的大小取決于如下因素：

（1）與信息獲取能力有關，信息獲取能力強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2）與學術規范和引用規范有關，學術研究越規范和引用要求越規范的領域和地區，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3）與科學論文的類型有關，綜述性和述評性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一般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

（4）與學科領域有關，不同學科領域的論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與研究主題有關，原創性和前沿性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熱點和焦點研究主題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普通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更大。

據美國科學基金會統計，一個科研人員花費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資料上的時間自占全部科研時間的51％，計劃思考占8％，實驗研究占32％，書面總結占9％。［8］［9］由此可見，科研機構、企業或者科研人員花費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時間為全部科研時間的60％左右。如果能夠提高信息獲取能力，就能縮短文獻查閱時間，提高科研效率，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創造性的研究中。可見，一個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獲取和吸收能力不強，要想提高科研效率，開展創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假設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們可以建立以下假設：

假設一：所有的學術論文都是在遵守學術規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盡可能多的列出相關參考文獻，以體現其論文的創新性。

假設二：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一般都會盡量把其能夠搜集到的相關文獻列在參考文獻中，以表明當前研究現狀、論證其學術觀點。

假設三：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在列舉參考文獻時，一般都會優先列舉容易獲得的文獻、權威人士的文獻、高質量的文獻、高級別的文獻來論證其觀點。

假設四：學術論文中沒有列舉參考文獻，一般可以認為，要么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有限，無法獲取所需信息；要么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觀點為完全創新，不需要列舉參考文獻；要么學術論文中所述觀點為常識性知識，無須列舉參考文獻。

假設五：基于以上假設，可以認為，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獲取相關文獻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說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與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相關。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推論

如果以上假設成立的話，那么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推論：

推論一：不同學科的學術論文中參考文獻的平均數能反映各自學科領域研究人員信息獲取能力。一般來說，不同學科對研究者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需要列舉的參考文獻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學術研究越規范，列舉的參考文獻就越多，對研究人員的信息獲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論二：不同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按影響因子區分的期刊類別），一般來看，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創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論文，為了體現其創新性，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應包含更多的參考文獻。

推論三：不同學科、不同級別學術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中文和外文參考文獻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學科和不同學術期刊對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獲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論四：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不同類型載體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圖書、期刊、報紙、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專利等），反映了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載體文獻信息的能力。

推論五：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被引期刊的影響因子之和和平均影響因子，反映了該領域研究者獲取高質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學科期刊引文的數據調查

2.1 樣本選擇

為了證明以上假設和推論的合理性，本文選擇了圖書情報、經濟管理、法學、數學、物理、化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領域中11種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權威學術期刊來進行數據調查，基本覆蓋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重要學科領域。由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及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體相當，變化不大，相對穩定，因此本文僅以每種中文學術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為調查統計樣本。實際調查表明，這種隨機樣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樣本盡管數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夠有效反映樣本整體情況，具有穩定性和可檢驗性。進行嘗試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夠推廣。這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及所屬學科如表1所示。

2.2 指標選擇

根據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點選取了5個關鍵指標來重點統計分析中文學術期刊中引文數量及分布特征，據此來考察引文量及分布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5個關鍵指標如下：

（1）載文量：即每種中文學術期刊每期發表的論文數。

（2）引文量：即參考文獻總量，包括每篇論文的引文量和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種學術期刊中每篇論文的平均參考文獻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種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個學科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的信息吸納能力。

（4）中英文參考文獻的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廣至期刊和學科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類型參考文獻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圖書、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專利文獻、研究報告、學位論文、網絡引文等文獻類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不同類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數據調查

通過調查統計，2011年第1期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況如表2所示。

3 數據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統一，有待規范

在文獻計量學中，引用一般分為兩類：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觀點、數據、結論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號標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標注，如括注、腳注和尾注，通常也稱為注釋）；一是“用”，即間接引用（觀點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識成果，作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號標出，以尾注的方式標注，通常稱為參考文獻或引文）。

在我國，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的標注要求和格式不統一，即使是在同一學科內的不同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標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統一，學科和期刊差異較大，不利于有效開展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規范。借鑒國際標準或建立我國統一的參考文獻標注格式和標準都是有效的舉措，需要學術界呼吁和有關部門重視。如國際通用1979年創建溫哥華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國文后參考文獻標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學術期刊并未規范使用這些標準。

從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覆蓋經濟學、法學、管理科學、哲學、歷史、文學、社會學、數學、化學、物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等11個學科）的調查數據整體上來看，我國學術期刊引文標注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引”（注釋）、“用”（參考文獻）不分或不完全區分。大多數學科領域的期刊都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或者是將兩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數學學報》、《化學學報》、《物理學報》和《計算機學報》就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而《法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則將兩者混在一起腳注。二是格式不統一。自然科學各學科領域的期刊在標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基本上是一個學科、一種期刊一種標注格式。三是標注不完整。在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除《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和《計算機學報》有文獻類型標識外，其它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都沒有。《經濟研究》期刊論文中還沒有標注引文序號。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獲取能力有待加強

論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學術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學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等的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與情報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密切相關的，雖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說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則能表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強。在從事科學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應盡量對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或主題進行全面的了解，這必須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領域或主題相關信息的基礎上，沒有一定信息獲取能力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篇均引文量來看，盡管每種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國各種學術期刊的平均水平，但與國外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據2008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國內1 765種科技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10.01條/篇；另據2008年版《中國期刊引證報告（擴刊版）》，國內6082種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7.92條/篇。而國外期刊的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超過30條/篇。［10］這一方面說明國外研究者注重相關研究領域信息的獲取，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外研究者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注重信息獲取能力的培養。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來看，高于30條/篇的只有《法學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分別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釋的話，則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雖然仍高于國外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與國外高質量、高水平的學術期刊相比，則又存在較大的差距。［11］據統計，每篇外文論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論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國內外研究者在文獻利用上的差距。［12］綜述性論文的引文量則尤其如此，我國綜述性學術論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間，個別論文引文量較小。而國外綜述性論文一般較長，參考文獻量也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則達幾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的國際化，世界各國的研究人員之間的相互借鑒和交流十分頻繁。研究者在從事創造性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會盡力了解國內外某研究領域的發展狀況，站在學科研究和發展的前沿上，才能生產出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學論文中引文語種的分布，正是測度作者獲取和利用國外文獻和信息能力及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查尋和獲取外文資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意義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語種的文獻構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獲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種語種的引文量越大，說明該語種比較重要和常用。對我國《大氣科學》、《金屬熱處理》等10種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期刊1979年的引文統計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總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這說明在當時的情況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閱所需文獻和信息的85%。而對《數學學報》的引文統計分析表明：［15］［16］引文語種只有四種，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約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數量極少，只占2.14%。在數學領域，我國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獲得97.86%的信息量。兩種調查的結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別高，這一方面說明國際上以英文發表可供查閱的相關學科文獻和信息數量多，另一方面說明我國研究人員多數是以英語為工具檢索國外資料的。

從本次調查的結果來看，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別為：《中國圖書館學報》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報學報》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經濟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學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國管理科學》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國社會科學》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數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計算機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語種的引文極少，幾乎沒有。調查結果表明，除《中國圖書館學報》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種學術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學中文學術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在社會科學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如哲學、歷史、法學、文學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經濟學、管理科學和情報學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數學學報》和《計算機學報》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別是《數學學報》，較之前的引文統計調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從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個百分點。調查中還發現，一些學術期刊在投稿須知中還明確規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經濟學和管理學學術期刊。如此看來，我國部分學術期刊在引文語種的分布上具有傾向性和導向性。總體來看，英語已成為我國科研工作者獲取國外資料和信息的主要語種。

3.4 引文類型來源狹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獻類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學科論著的文獻信息來源及其構成比例，從而確定各類文獻載體的情報價值以及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文獻信息的能力。引文統計調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獻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圖書，特種文獻中的專利說明書、科技報告、會議文獻、技術標準、產品樣本、學位論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趨勢。

從這次調查的結果來看，9種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國社會科學》圖書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學術期刊引文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都遠遠高于其它文獻類型。可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傾向于引用圖書，尤其是經典著作，如哲學、歷史、文學。本次調查還有一些新的發現：一是期刊論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漸上升；二是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們更多的引用會議論文；三是網絡引文開始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來源逐漸增加，圖書情報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關注最多，而經濟、管理和哲學、歷史、文學等領域則極少使用網絡引文，法學領域使用網絡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報紙和各類報告受到經濟、管理和法學領域研究者們的青睞；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報價值的信息源被我國科研工作忽略，如學會論文、專利等。這一方面可以說明我國研究者獲取信息的渠道狹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證明我國科研工作者在獲取和利用不同類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參考文獻：

［1］文庭孝等.信息咨詢與決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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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哲學科技論文范文

建所五十余年來，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共編輯、撰寫和出版學術專著及相關文集300余部，發表學術論文7000余篇，曾獲得近20余項國家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多項部委科技成果獎以及中國圖書獎。研究所在中國數學史、天文學史方面的研究有數十年的歷史，在國際科技史界享有巨大聲譽。近年來，研究所積極組織力量和資源，推動在西方科學技術史、中外科學技術交流與比較以及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在科學技術史（理科一級學科）和科學技術哲學（哲學二級學科）設有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授予點，所內外共有近20余位博士生導師參與招生，每年招收博士研究生十名左右。在科學技術史方面，現設有科學史、技術史兩個二級學科；各二級學科下還設有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西方科技史、醫學史、生命科學史、科技戰略和科技考古等研究方向。在科學技術哲學方面，設有科學哲學、科學文化現象研究、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體制化研究等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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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2013年博士學位研究生招生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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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導師可能重復出現，但這只表示可能的招生范圍，其年度招生人數仍受備注限制。

2、綜合試卷涉及世界通史、中國通史、科學社會學以及科學哲學中的基本知識。

第5篇：哲學科技論文范文

國家級期刊、省級期刊、核心期刊、中心核心期刊

2.學術期刊科目分類

社會科學、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自然科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等。

3.中國期刊方陣

“中國期刊方陣”的基本框架分為4個層面，形成寶塔形結構。第一個層面為“雙效”期刊。以全國現有8135種期刊為基數，按10%—15%的比例選取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好的1000余種期刊，作為“中國期刊方陣”的基礎。通過各省（區、市）和中央部委評比推薦產生。第二個層面為“雙百”期刊。即通過每兩年一屆評比產生的百種重點社科期刊、百種重點科技期刊。每屆進入全國“雙百”重點期刊數量控制在200種左右。第三個層面為“雙獎”期刊。是全國“雙百”重點期刊基礎上評選出的國家期刊獎、國家期刊獎提名獎的期刊。此類期刊約100種左右。第四個層面為“雙高”期刊，即高知名度、高學術水平的期刊。此類期刊約50種左右。建設“中國期刊方陣”的運作步驟采取分級負責的形式，各省的“雙效”期刊由省級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按照規定比例推薦，入選期刊必須是省、部級以上優秀期刊，或有希望成為優秀期刊者。“雙獎”和“雙百”期刊通過評選產生。“雙高”期刊由新聞出版總署、科技部確定，入選期刊均為國內知名品牌期刊。根據新聞出版總署“建設‘中國期刊方陣’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由科技部負責組織的科技期刊的推薦評選工作已經結束。科技部于日前公布了評選結果，共評出716種科技期刊進入“中國期刊方陣”，高校期刊入選113種。其中，高知名度、高學術水平期刊（雙高期刊）40種，高校占7種；國家期刊獎、國家期刊提名獎期刊（雙獎期刊）58種，高校占3種；百種重點社科期刊、百種重點科技期刊（雙百期刊）122種，高校占18種；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好的期刊（雙效期刊）496種，高校占85種。《河海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入選“雙效期刊”。

4.學術期刊基本知識（SCI、SSCI）

目前，在國際科學界，如何正確評價基礎科學研究成果已引起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而被SCI、SSCI收錄的科技論文的多寡則被看作衡量一個國家的基礎科學研究水平、科技實力和科技論文水平高低的重要評價指標。那么，究竟什么是SCI和SSCI呢？我們根據所掌握的資料，簡介如下：

5.SCI簡介

《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簡稱SCI）是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SI）出版的一種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獻檢索工具，也是當前世界自然科學領域基礎理論學科方面的重要期刊文摘索引數據庫。SCI是目前國際上三大檢索系統中最著名的一種，其中以生命科學及醫學、化學、物理所占比例最大，收錄范圍是當年國際上的重要期刊，尤其是它的引文索引表現出獨特的科學參考價值，能反映自然科學研究的學術水平，在學術界占有重要地位。SCI創建于1961年，其創始人為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所長EugeneGarfield（1925-09-15）。它主要收錄文獻的作者、題目、源期刊、摘要、關鍵詞，不僅可以從文獻引證的角度評估文章的學術價值，還可以迅速方便地組建研究課題的參考文獻網絡。利用它，可以檢索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生物學、醫學、農業科學以及計算機科學、材料科學等學科方面自1945年以來重要的學術成果信息。SCI還被國內外學術界當做制定學科發展規劃和進行學術排名的重要依據。目前，SCI的出版形式包括印刷版期刊和光盤版及聯機數據庫，現在還發行了互聯網上Web版數據庫。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完善，已從開始時單一的印刷型發展成為功能強大的電子化、集成化、網絡化的大型多學科、綜合性檢索系統。目前，SCI涵蓋學科超過100個，主要涉及農業、生物及環境科學；工程技術及應用科學；醫學與生命科學；物理及化學；行為科學。SCI將來源期刊數量劃分為SCI和SCI-E。SCI指來源刊為3500多種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盤版（SCICompactDiscEdition，簡稱SCICDE），SCI-E（SCIExpanded）是SCI的擴展庫，收錄了6650余種來源期刊，可通過國際聯機或因特網進行檢索。ISI通過它嚴格的選刊標準和評估程序挑選刊源，而且每年略有增減，從而做到其收錄的文獻能全面覆蓋全世界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所謂最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是指報道這些成果的文獻大量地被其它文獻引用。即通過先期的文獻被當前文獻的引用，來說明文獻之間的相關性及先前文獻對當前文獻的影響力。SCI以《期刊目次》(CurrentContent，簡稱CC)作為數據源，目前，自然科學數據庫有五千多種期刊，其中生命科學輯收錄1350種；工程與計算機技術輯收錄1030種；臨床醫學輯收990種；農業、生物環境科學輯收錄950種；物理、化學和地球科學輯收錄900種期刊。各種版本收錄范圍不盡相同。這其中，含有全世界出版的數、理、化、農、林、醫、生命科學、天文、地理、環境、材料、工程技術等自然科學各學科的核心期刊約4500種；擴展版收錄期刊6650余種。SCI每年收集論文數達六七十萬條。

6.SCI索引形式

SCI主要摘錄科技期刊和專利。被選用的期刊上所刊載的每篇文獻，包括論文（無代號）、摘要（A）、評論（B）、編輯部文章（E）、通訊（L）、會議資料（M）、專利（P）、評論和書目（R）都逐一加以摘錄。尤其把每篇文獻后所附的參考文獻一一認真著錄，并按照一定格式編排起來。在論文索引方面，它是以來源索引為基礎，另配有四種引證索引（即作者引證索引、專利引證索引、主副事物引證索引及機構引證索引）。SCI的索引方式有4種。引文索引（CitationIndex）按第一作者的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用于檢索作者發表的論文;期刊源索引（SourceIndex）按每篇論文的完整文題排列，用于檢索論文主要內容;主題詞索引（PermutermSubjectIndex）通過標題詞匯或主題詞查找某學科、某專業方向涉及文獻，光盤版已通過SCI'sKeyWordsPlus追溯出現在論文所引參考文獻中的單詞、詞組與短句，擴充了印刷版的容量;機構索引（CorporateIndex）按地域、字母順序排列，檢索每篇論文的所屬機構，或某機構用于統計所發表的論文，也可用光盤版與在線版方便地查找此索引。

7.SSCI簡介

SSCI即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創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來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科學論文的數量進行統計分析的大型檢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錄1809種世界最重要的社會科學期刊，內容覆蓋包括人類學、法律、經濟、歷史、地理、心理學等55個領域。收錄文獻類型包括：研究論文，書評，專題討論，社論，人物自傳，書信等。選擇收錄(SelectivelyCovered)期刊為1300多種。

第6篇：哲學科技論文范文

關鍵詞：英國；研究生；培養模式

作者簡介：左（1963-），男，河北石家莊人，軍械工程學院電氣工程系，教授；王長龍（1965-），男，河北南皮人，軍械工程學院電氣工程系，教授。（河北石家莊050003）

中圖分類號：G64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2）07-0010-02

受中國留學基金委員會資助，筆者于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在英國紐卡斯爾大學進行了一年的訪問學者工作。期間全程旁聽了本科生的電子學（Electronics）和研究生的數字信號處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課程，對英國高等教育的模式及其理念有了一定的認識和體會。英國的教育、學術以及科學研究的水平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舉世聞名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都位于英國，它是除美國以外全球最重要的教育樞紐。英國每年吸引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慕名前來留學，不僅帶來豐厚的外匯，也為這個屬于知識型經濟體系的國家吸納不少人才。本文以紐卡斯爾大學為例，研究英國大學研究生培養體制對我國研究生教育和教學改革的借鑒意義。

一、研究生培養模式

在英國，由于研究生的教育培養目的和模式不同，其研究生培養模式主要分為授課型（taught）碩士和研究型（research）碩士兩類。

授課型碩士的培養模式主要是為學生畢業以后的工作和就業服務，因此主要側重于修讀專業課程，對科學研究和論文的撰寫要求不高，注重培養學生的專業素質，尤其是專業實踐能力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授課型碩士學制一般為一年，要求學生在一年時間內至少學習4門必修課程和3門選修課程，此外還鼓勵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在必學課程的基礎上進行多門選修，但在進行成績評定時只計算成績最好的三門選修課。由于授課型碩士學制一般為一年，時間比較短，所以學生通常一入學就開始對論文進行選題，題目敲定之后，在秋季和春季學期一邊學習專業課程一邊進行論文研究，進入夏季學期完成所有課程考試之后就完全進入論文階段。想要獲得授課型碩士學位必須達到如下條件：一年期間必學的 7門課程平均分達到50%（指所占課程滿分的百分比分數水平，下同）；每門單科成績不能低于30%；7門課程中必須有6門課程成績至少達到40%；參加與論文研究相關的項目達到50%。如果7門課程平均成績和論文項目成績均達到70%，則可以獲得學校特別榮譽獎勵。如果學生想繼續申請攻讀博士學位，則碩士成績一般要達到70%以上。

研究型碩士主要側重于科學研究，但碩士期間也要修讀一定數量的課程，注重培養學生研究、創新的能力，對學生撰寫論文和報告要求比較高。研究型碩士學制一般為兩年，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以及導師的建議確定研究方向，參加相關的科研項目，調查研究并撰寫論文，通過答辯后即可獲得學位。研究型碩士通常可分為：傳統的文科碩士、新興的科學碩士、工商管理碩士、法律碩士、哲學碩士等。其中哲學碩士介于碩士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之間。學士學位獲得者攻讀哲學碩士一般要2年，有碩士學位的人攻讀哲學碩士一般要1年時間。英國的博士研究生學制通常為3年，和大多數國家培養模式類似。

總之，英國研究生的每種培養模式各有所長，所培養的人才類型各不相同，每種模式及相應學位采用的都是應社會發展和研究生教育發展的要求而實施的。而我國研究生的培養模式就顯得偏于固定、單一、不夠靈活。

二、研究生導師素質養成

在英國，教師職稱分教授（professor）、高級講師（senior lecturer）、講師（lecturer）三類，所有教師都具有招收指導博士生的資格。其主要職責是指導研究生確定研究方向、對研究生在課題研究過程中遇到的關鍵性問題和困惑問題進行指導、保證研究生應有的工作條件、關心研究生的研究進程、審定研究生研究成果并對其水平做出評價等。要使研究生能創造性地開展研究工作，必須由富有創造精神的導師來指導。所以，英國在選擇導師時特別注重導師的科研創造能力，以能否培養出具有高科技能力的研究生作為評判導師教育工作的重要指標。目前英國大學都具備了國際化大學的特點，它的教師隊伍吸引了全世界的各路精英，因此其學術研究更具生氣和創新性，其特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英國大學教師素質高，創新合作團隊理念強，工作節奏快

（1）英國大學教師素質表現在知識面廣泛，瞄準前沿發展，重視基礎研究、交叉學科研究；合作科研多，注重團隊研究，橫向交流、國際合作多；工作量大，工作計劃性好，節奏快。

（2）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這個道理雖然中國的研究人員也懂，但在實際工作中和思維方式上，卻時常習慣于跟著外國的研究方向，缺少跨越式發展的勇氣和意識。如紐卡斯爾大學電氣電子與計算機學院（Newcastle University school of EECE）下分微電子、信號處理、電力、電氣等4個研究學科。信號處理學科有4個教授、6個講師，均可以指導博士研究生。每個教授的研究方向基本不大相同，所以橫向交流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英國大學之間幾個教師聯合申報課題、定期討論、共同研究的機會非常多。而且，由于歐盟也有大量的科研經費資助科研，所以歐洲國家之間的教師合作科研和學術討論也是非常頻繁的。

（3）每名博士生導師一般每年招收2至3名博士生，而每名博士生一般要4年畢業，所以每名博士生導師的在讀博士就要有10個以上。學生每周要在固定時間和導師匯報研究進展、探討學術問題，如果臨時有事，可以隨時匯報，然后主要就是自己按部就班的研究。除博士生外，每個教師每年還要承擔十幾個碩士學生的學位畢業論文指導工作（大約在每年6～8月期間），而且所有教師都要承擔本科生、研究生的授課任務，因此教師的工作量很大，導致他們的工作節奏快。比如，英國大學工作時間為早九晚五，沒有午休，因此教師的午餐大多在辦公室里解決，兩片干面包加幾片綠葉子、黃油、西紅柿，20分鐘解決午餐后繼續工作。

2.重視基礎研究，重視學術活動，重檢查

（1）教師重視基礎研究，善于發現實驗中存在的問題并進行深入研究，因此得出的結論具有說服力，創新性也非常明顯，很容易在高水平的雜志上。

（2）導師非常重視和同事、學生間的學術活動，學術研討活動多，每月至少組織一次組內研討，每個成員匯報研究進度、討論學術問題，而且形式靈活，地點在教室或咖啡屋等。大型學術活動少，十幾個人的情況居多，都是針對自己的研究領域討論、講座。每年一次的博士生學術年會以學院為單位，開闊了與會者的視野。

（3）對于博士論文的審查仔細、嚴格。論文提交給導師要審查修改一個月的時間，然后才能提交學校送出審查。論文評審專家只有兩人，校內、校外各一人，最終答辯時也是這兩個教授擔當答辯專家。論文評審一般需兩個月的時間，然后組織答辯。答辯時不需要學生先介紹自己的研究課題，而是兩個教授和學生采取討論的方式，開門見山提出疑問，學生針對提問進行回答，一般需要討論交流3小時左右。當然，做得好，時間會短一些。最后教授給出答辯意見，大部分論文都需要修改，修改期為6個月以內，否則就視為不能通過答辯。筆者感覺國外的博士答辯雖然就兩個專家參加，但審查非常仔細、嚴格，答辯時探討的問題很深入，而且不容許學生的導師和其他博士生旁聽。而國內的博士生答辯，雖然委員會由7人左右組成，但答辯時間短，問題較為淺顯，大多流于形式。

三、研究生管理規范

1.資源的使用――高效

（1）英國學校對于授課型碩士生的管理是和本科生一樣對待的，只能上課時進入教學大樓，因為授課型碩士學位論文只有三個月的時間，所以學院不會安排專門的教室和實驗室。學院沒有自習教室，學生要看書，就是圖書館、計算機房或者宿舍。每間教室一天基本排滿了課程，沒有空閑的時間。

（2）對于博士生的管理都按照職員對待，因為這里的博士就是完成一個真正的科研項目，他們憑校園智能卡在業余時間可以進入教學樓加班。場地的利用率很高，比如紐卡斯爾大學的電氣電子與計算機學院雖然40個博士在一個屋子里學習，但學習秩序很好，沒人喧嘩，沒人隨便動他人的東西。

（3）教學科研資源利用高效。所有課程不發教材，教師只給出一些參考書目，學生自己去圖書館借閱。而且同一城市的兩個大學憑學生卡可以共享圖書資源。教師在課堂上會復印講義，發給學生。

2.設備的使用――節儉

整個學院只有行政辦公室有復印機、掃描儀，為職員和博士生無償服務，其他辦公室不給配備，所有文具自己到學院行政辦公室領取。

40個博士在一個屋子里，兩臺黑白打印機，一臺彩打。打印需要虛擬計費，每人的計算機由導師給充值，博士生都是一次充值10鎊。打印一張4p，可以打印250張，用完再去找導師充值。這主要是培養學生的管理、環保和節約意識。

3.計算機及其網絡使用――規范

學校所有的計算機不能夠自己安裝軟件，如果需要科研專用軟件，需要專門安裝。每個學院配備專職電工和計算機維護技師，負責用電和計算機的維護，免去了科研人員的后顧之憂。

四、研究生教育戰略

雖然英國的碩士研究生學習年限較短，授課型的學習年限只有一年，研究型的學習年限為兩年，但其教育戰略重點在于對學生的科研能力、創新能力以及實際動手能力的培養。一般研究生一入學就要加入課題組，參加實際科研項目，表現突出的學生被當做科研主力來使用。英國的研究生教育還十分重視相關學科和新興學科的設置，學生所做的課題也會涉及多種學科領域，綜合性的課題研究可以使學生擴大視野，鍛煉創新能力和實際工作能力，為就業奠定扎實的基礎。

為了培養研究生的實際工作能力，英國經常采取高校與工商企業聯合的“ 協作式”培養模式。如紐卡斯爾大學在培養工程碩士過程中，學生由學校導師和企業的高級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共同指導，學生既要學習專業課程，也要針對企業的具體技術問題以及管理問題進行研究。大學與工商企業雙方采用協作式的培養方式受到了各界的熱烈歡迎，協作式教育不僅可以為大學提供更多的科研經費，改善大學的科研條件，還有助于鍛煉研究生的實際工作能力，同時還可以解決企業的實際問題，為企業培養高端專業人才。

英國的研究生教育歷來非常重視國際交流，每年都會吸引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留學生，這種舉措不僅有利于交流各國的文化教育，使教育國際化，還有利于擴大英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影響。

五、啟示與思考

研究生教育是我國培養高級專業人才的重要教育培養模式，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對推動社會先進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重要而深遠的意義。筆者通過一年的訪問學習，全面了解了英國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情況、經驗及其發展動向，對于我國的研究生教育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我們要虛心學習，努力提高，積極開展研究生培養模式，以增強創新能力為核心，完善研究生管理機制，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國務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至立強調研究生教育作為教育的最高層次，在培養創新人才中具有決定意義。因此在研究生培養模式上應該打破以往培養單一學術型人才的固定模式，根據不同的培養目標制訂不同的培養方案，培養出具有全局觀念、能夠適應高層次環境需要的研究型、應用型、管理型等多樣化的專業人才。通過“研究式”培養科學研究人才，這種模式可以主要集中在研究型大學中；用“教學式”培養應用型高級專業人才，這種模式可以主要集中在教學型大學中；用“合作式”培養應用型和管理型人才，為企業工廠培養復合型人才。同時在研究生教育的課程設置與論文方面，制訂好人才培養學科專業目錄，建立多樣式的研究生課程體系，融合相關學科和新興學科課程。對不同培養模式的研究生提出不同的論文要求，加強科研和實踐環節，落實以科學研究為導向的導師負責制和資助制，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不斷完善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制度。還要引入質量評估體系，加強對研究生培養質量保障體系的監控，建立健全內部考核衡量機制和社會評價體系，促進我國研究生教育更快更好地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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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哲學科技論文范文

英文名稱：Journal of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主管單位：南京市教育局

主辦單位：金陵科技學院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江蘇省南京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673-131X

國內刊號：32-174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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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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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哲學科技論文范文

不僅頻繁出現在日常用語中，亦存在于專業領域語言中。從普通用途英語（EGP）和特殊用途英語（ESP）的角度，我們認為涉及的隱喻還可分為普通隱喻和專業領域隱喻。例如，針對英漢體育報道、英漢財經報道、英漢學術書評、英漢科技語言等領域內隱喻的對比研究，大大拓展了隱喻研究的范疇。綜上分析，近年對英漢隱喻類型的對比研究仍相對缺乏。未來研究應進一步修正和完善已有的隱喻分類和標準，同時應更多關注英漢隱喻類型的對應和不對應關系。

二、研究層面為實現特定的研究目標

跨層面多維的隱喻研究已成為必要。早期的隱喻研究主要限于詞匯層面，近年越來越多的國外研究擴展到了語法、語用、語篇、非語言等不同層面[4]。國內英漢隱喻對比研究主要涉及認知層面、文化層面、詞匯層面、語法層面、語篇層面，基本跟上了國外隱喻研究的步伐。客觀來說，不同的研究層面本質上并無優劣之分，均有其價值所在。隱喻研究層面的選擇主要取決于具體的研究目標、研究條件、研究方法、理論框架等因素。

三、隱喻理論與英漢隱喻異同的闡釋

英漢隱喻對比研究的核心任務是揭示英漢隱喻異同的規律，并對造成異同的相關因素進行科學合理的分析和解釋。隱喻類型研究和跨層面研究為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英漢隱喻對比研究也離不開相關理論的支撐。因此，有必要理順近年研究中隱喻理論的應用，探討其對英漢隱喻“異”和“同”的闡釋力。

（一）隱喻理論的應用和探索

近年研究對英漢隱喻異同的闡釋，主要涉及現代隱喻理論、語法隱喻理論及國內學者的理論探索。1.現代隱喻學理論。具體主要有Lakoff與Johnson（1980）的概念域映射理論，Lakoff（1987）的理想化認知模型[5]，Johnson（1987）的意象圖式理論[6]，Fauconnier（1994）的心理空間理論[7]，Fauconnier與Turner（1998[8]；2002[9]）的概念合成理論。概念域映射和意象圖式理論是用來闡釋隱喻語言的常規模式。由于始源域向目標域的映射是單一的，概念域映射和意象圖式理論對隱喻的解釋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概念合成理論則從兩個心理空間開始，建立跨空間映射，并借助背景框架知識、認知和文化模式、建立層創結構以實現認知運演，彌補了意象圖式理論映射單一性的不足。此外，Talmy（2000）的運動事件詞匯化模式理論[10]在英漢隱喻運動表達的對比研究中得到了有效的應用。2.語法隱喻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Halliday首次提出該理論，極大地擴展了隱喻研究的范圍。他認為隱喻不僅出現在詞匯層面，也發生在語法層面；當語法形式或語法范疇發生轉換時，就產生了語法隱喻。1999年，Halliday和Mathiessen提出新的語法隱喻體系[11]，詳細地論述了語法隱喻的本質、種類、意義等。從本研究選取的論文看，語法隱喻理論在英漢隱喻對比研究中的應用還不多。因此，從語法隱喻角度進行英漢隱喻（類型）對比研究仍有極大的拓展空間。3.英漢隱喻對比研究的理論探索——語言世界觀。很多學者對英漢兩種語言中的隱喻認知作了對比研究，但對英漢語隱喻認知對比的哲學基礎則很少被論及。陳家旭（2006）[12]認為語言世界觀是英漢語隱喻認知對比的主要哲學基礎：語言世界觀揭示了語言的本質，反映了語言和思維的辯證關系，能從哲學的高度解釋語言研究和語言學習的許多根本性問題。語言世界觀的問題是由德國語言學家、哲學家、普通語言學的創始人威廉•洪堡特提出來的。概括地講，語言世界觀的主要觀點是：思維影響并決定語言；語言影響思維和思維方式，不同語言認識世界的圖像和方式不同；語言世界觀與語言的民族性是一致的。語言世界觀的指導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第一，語言是各個民族的世界觀，語言間的對比就意味著世界觀的對比。因此，應更加注重從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角度對英漢兩種語言中的隱喻認知進行對比研究。第二，語言世界觀不僅承認語言的共性，更強調語言的個性和民族性。由此可見，英漢語隱喻認知對比研究不僅要注重共性的對比，更要注重個性差異的對比。本研究選取的論文中，約79%采用了現代隱喻學理論，從詞匯、語法、語篇、認知，文化等層面探討了英漢隱喻的構建與作用機制，并闡釋了造成異同的動因；約15%的論文采用了語法隱喻理論，主要對英漢情態隱喻、英漢語氣隱喻、英漢科技語篇中的名詞化隱喻，以及英漢科技語篇中的語法隱喻類型進行了對比研究；理論探索方面的論文則僅占6%，可見英漢隱喻對比研究的理論構建方面略顯薄弱。

（二）英漢隱喻異同的闡釋

綜合上述英漢隱喻對比研究的相關理論，近年研究對英漢隱喻異同的闡釋可歸納為以下幾點：1.語言方面的共性和差異，導致英漢隱喻存在“同”和“異”。例如，漢語中能夠被隱喻為名詞的動詞總數明顯低于英語，英語具有“名詞優勢”，而漢語有“動詞中心”的特征，因而英漢學術書評中的語法隱喻存在差異。2.在文化方面，不同民族生存的自然環境和文化大環境不同。社會生活、風俗習慣、思維方式、心理狀態、歷史傳統、、文化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方面存在差異，故英漢兩族人民在進行隱喻認知時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例如，漢語中對情感的概念隱喻化認知深受中國古典哲學、傳統文化及中醫理論的影響，從而形成了漢語中獨特的人類基本情感的隱喻化認知。3.人類的生理構造、客觀事物的屬性和功能具有相似性，使人類在認識世界中獲得類似的身體體驗及物質經驗。因此，不同民族會有一些相同的文化積累，從而產生共識文化，基于共識文化就產生了語言和認知上相似的隱喻。例如，許多與身體部位相關的隱喻在英漢兩種語言中體現出相同的認知策略。4.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趨同傾向，勢必造成更多的共識文化語義[13]。人類語言不是自我封閉的系統，而是處于開放的狀態。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地域各民族間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的交往日益頻繁。跨文化交際得以迅速發展，某種語言特有的隱喻映射會進入另一種語言，為他國人民所接受[14]。比如，中國人常說的“風水”已經融入英語詞匯（fengshui）；英語中的“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軟著陸”（softlanding）、“牛市”（abullmarket）、“熊市”（abearmarket）、“峰會”（summitmeeting）等隱喻已經在多種語言中體現。

四、跨學科視角及研究方法

在當今跨學科研究的大趨勢下，英漢隱喻對比研究還應在跨學科視角和研究方法上尋求突破。雖然隱喻研究早已成為一門跨學科的學問[15]，但是近年英漢隱喻對比研究基本屬于語言學角度的研究，主要涉及認知語言學、功能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等分支。由此可見，跨學科視角的隱喻研究仍有提升的空間，有助于擴充和完善隱喻理論，可為英漢隱喻對比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例如，對隱喻的語用特性及其翻譯的研究等。

五、結語

第9篇：哲學科技論文范文

緊接著，就有記者調查，也有專家解釋，這個“鹵雞味”并非簡單地琢磨一道菜，它確實是食品科學與工程專業的研究對象。一位教授干脆對論文題做了“學術翻譯”，說此題實質上相當于《甲基黑椒酚、反式茴腦、大茴香醛、雪松烯、2-甲基丁酸異丁香酚酯等對高溫下動物軟組織烴脂揮發的影響》。這么一“翻譯”，是不是立馬顯得“高大上”了？

從這番辯論看來，“鹵雞味”博士論文并非不務正業，不是一些人指責的“職業學院的水平”，也不是調侃中的“新東方烹飪學校歡迎你”。當然，如果僅僅到此為止，此事不過一場網絡玩笑，給大家普及了一點科學常識，讓人們知道了一些別的專業的奧秘，供網友們自嘲一下“做個吃貨也不簡單”。但是，若站在博士論文創新的角度去思考此事，不妨讓“鹵雞味”散得慢一點。

這些年，博士論文甚至教授們的學術論文惹出的風波可不少。輕則充斥著“八股文”的味道，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滿紙假大空，從頭到尾套話官話，讀來哪里是論文，儼然就是黨政會議的公文;重則不乏“文抄公”的身影。2014年8月，一名中國社科院的女博士后，就被知名學術期刊披露其論文全部翻譯、照抄外文原著。這兩種行為都違反了起碼的學術道德，人們往往對其持“零容忍”的態度。人們也會追問，博士們又不是傻子，明知網絡時代風險無限大，一不小心就會身敗名裂，為什么還要鋌而走險大抄小抄呢？

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創新太難。很多領域，比如那位女博士后研究的東西，已經被無數前輩翻來覆去研究得差不多了，似乎出新成果很難。故紙堆就那么幾頁，畢業的壓力、考核的時限，很容易讓人抓狂，臨時抱佛腳也就只好“一抄了之”。恰恰是在這一點上，“鹵雞味”帶來了有益的啟發――科研創新沒有想象中的那么費勁，很多時候是學者自縛手腳、閉門造車，忘卻了科研的規律與樂趣。

“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長青。”這是德國思想家歌德的名句。搞科研、做學問，無非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之一。為了研究的方便，人們劃分出食品、生物、物理或者經濟、法律、哲學等學科的邊界。但實際上，各種問題并不是以單一學科的面貌呈現的，比如“鹵雞味”的生產就覆蓋了農學、化學、生命科學不同的領域，研究好了，能解決食品生產中“工藝質量穩定性差”的問題。這其實可以激勵理工科的學子們，沿著實踐線路，抓著學科邊界，鼓起勇氣做出哪怕一丁點的小創意，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對于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而言，抓住超越學科邊界的現實問題，往往也能實現理論創新。有一位博士朋友，在籌備論文時發現，宏觀調控是應用經濟學的“舊愛”，經濟法是法學界的“新寵”，兩者似乎不搭界。但是，經過文獻梳理發現，總在講“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唯獨宏觀調控這一最高端的行政行為，居然處于無法可依的尷尬境地。于是，他的博士論文瞄準了“宏觀調控法”這一跨學科研究方向，提出了新的理論觀點，收獲了大家的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