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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我院2011年6月至2014年6月兒科上報的用藥錯誤護理不良事件和院科兩級護理質量檢查中發現的用藥安全隱患共32例,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對策。
2結果
32例兒科護理用藥錯誤引起的不良事件或安全隱患的原因為:執行醫囑錯誤11例(34.4%),未嚴格執行查對制度8例(25.0%),操作不規范6例(18.8%),護士職業素質因素4例(12.5%),實習帶教不嚴格2例(6.3%),藥品過期1例(3.1%)。
3討論
3.1原因分析3.1.1執行醫囑錯誤(1)主班護士處理醫囑時注意力不集中,常被其他事情干擾(如接待來訪者、接聽電話、處理呼叫器等),將醫囑轉抄到執行單和輸液卡時,易誤抄漏抄;(2)兒科醫囑復雜、變化多,特別是臨時醫囑多時醫護疏于溝通,導致醫囑處理不及時或護士執行錯誤;(3)責任護士正忙時,有臨時醫囑需其執行的,主班護士未交待清楚;(4)個別護士違規執行口頭醫囑。此外,兒科護士工作強度大也是醫囑執行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4]。
3.1.2未嚴格執行查對制度(1)護士未能做到每班認真查對醫囑,或查對時未做到醫囑單、電腦、執行單、輸液卡或口服藥卡的四核對,導致不能及時發現醫囑執行錯誤;(2)配制藥物時未認真查對,導致藥品拿錯、配錯;(3)在給藥前、中、后未認真查對藥品和患兒身份,導致發錯藥、打錯針、換錯液體等。
3.1.3操作不規范(1)兒科輸液分組多,有的護士常簡化操作程序,一次配制多組液體,導致配制好的藥物放置時間長,增加輸液反應風險;(2)兒科用藥劑量計算復雜,容易計算錯誤而致劑量不準確;(3)溶媒選用不當;(4)使用雙頭輸液器時,同時開放兩組液體,導致藥物相互作用,如酚妥拉明與地塞米松、果糖二磷酸鈉與10%葡萄糖酸鈣同時輸入會出現混濁、變色現象;(5)靜脈滴注速度控制不合理,如脫水患兒需快速補液,而新生兒、心肺疾病患兒則需嚴格控制滴速,過快會發生肺水腫等嚴重后果;(6)藥物用法不適宜[5];(7)在未詢問清楚藥物過敏史的情況下,未行藥物過敏試驗。
3.1.4護士職業素質因素(1)責任護士對分管患兒病情、用藥不完全了解,未向患兒進行用藥指導,使患兒用藥依從性下降;(2)口服藥未做到監督用藥,患兒易漏服;(3)護士交接班不詳細,對特殊時間用藥、特殊用藥或未及時用藥的患兒未認真交接,導致換班后患兒藥品漏用或錯用;(4)兒科護士藥學知識欠缺,對藥品注意事項、不良反應、配伍禁忌等了解不夠,不能科學地指導患兒用藥,不能合理地安排靜脈輸液順序,不能及時、全面地觀察藥物治療效果及不良反應。
3.1.5實習帶教不嚴格有的實習生帶教老師不嚴格,常讓實習生單獨操作,增加了用藥安全風險。
3.1.6病房藥品管理因素(1)科室藥品未按要求進行管理,備用藥品未進行不定期清點、檢查,導致藥品過期;(2)應該冷藏的藥品未放入冰箱保存,需避光的未避光保存,使藥品失效;(3)急救藥品未按“四定”管理,班班交接,影響急救用藥;(4)高濃度藥品未單獨分類保管,藥物未入原裝盒或多種藥混放一起,容易出錯;(5)毒性、品未專柜、專鎖管理,存在隱患。
3.1.7其他如工作環境因素等。兒科護士在操作中常伴隨著患兒的哭鬧和躁動,除要付出較大的體力外,還要承擔沉重的心理壓力,影響其判斷力和操作準確性[6,7]。
3.2管理對策
3.2.1加強規章制度的落實力度貫徹落實規章制度是保障用藥安全的前提,具體措施:(1)重新優化醫囑核對及處理流程,各班護士認真落實執行醫囑制度和查對制度;(2)進一步明確主班護士工作職責,對重整醫囑、新醫囑、特殊用藥及在轉抄執行單和輸液卡時實行雙人核對;(3)加強醫護溝通,在執行醫囑時遇到疑問必須詢問清楚,一般不執行口頭醫囑,必需執行口頭醫囑時,要求復述兩遍雙方確認無誤后方能執行;(4)加強責任護士責任意識,盡量讓患兒不出病房就能解決問題,減少呼叫器響鈴和患兒家長到護士站詢問的次數,減少主班護士處理醫囑時的干擾因素;(5)每天做到對全病區所有醫囑認真查對,同時核對第二天輸液卡后再行擺藥,擺藥時要雙人查對,尤其注意查對早、中、夜班產生的新醫囑,及時發現、補救用藥問題;(6)用藥前、中、后要嚴格落實“三查七對”,杜絕錯、少、漏用藥發生;(7)在護士站,全院統一制作了安全信息提示板,把需在下一班使用的特殊用藥、特殊時間用藥在上面作好登記,每班交班前要認真查對所有藥物治療落實情況,同時做好床邊交接班,嚴防遺漏。
3.2.2嚴格遵守用藥操作規范(1)認真執行無菌操作規范,液體現配現用,預防藥物污染、變質;(2)配制液體時注意配伍禁忌,使用雙頭輸液器輸液時嚴禁一個通道兩組液體同時開放;(3)準確計算藥物劑量,特殊用藥(如地西泮、氨茶堿等)需雙人核算,<1mL的藥量,須用1mL注射器抽吸;(4)根據患兒年齡、藥物性質、病情合理安排輸液順序及調整輸液速度,對需要嚴格控制滴速的藥物使用微量泵或輸液泵;(5)勤巡視病房,嚴密觀察用藥過程中患兒病情變化,注意有無液體滲漏,輸注完畢及時更換;(6)做藥物過敏試驗前要認真評估患兒有無過敏史,如有過敏史者嚴禁做皮試。
3.2.3加強護士職業素質管理(1)護士正確認識安全護理的重要性和樹立較強的法制觀念是安全用藥的重要保障,故應經常組織護士學習相關法律知識,利用典型案例進行教育,加強護士責任感和自我約束力,提高其慎獨精神與風險意識;(3)責任護士要充分了解分管患兒的病情、藥物治療方案,做好患兒家長用藥健康指導,讓患兒或其家長知曉所用藥品名稱及藥理作用,提高用藥依從性;(4)加強口服藥品管理,制定口服藥品發放流程,做到“看服到口”;(5)科室要加強護士藥學知識的培訓和學習,兒科用藥復雜,護士應拓寬自己的藥學知識,掌握兒科常用藥物的治療作用、不良反應及注意事項,在使用新藥、特殊藥品前應詳細閱讀藥品說明書。
3.2.4加強病區日常管理(1)護士長要加強病區管理,盡量保持環境安靜,倡導使用靜脈留置針,減輕護士工作強度和焦躁情緒;(2)每天做好“五查”,隨時檢查全病區護理質量,重點關注新進護士的工作情況;(3)中班、夜班、節假日要合理搭配值班人員,新老互補,實時監管各班次用藥治療情況,及時發現安全隱患;(4)加強實習護士管理,要求帶教老師“放手不放眼”。
3.2.5加強藥品安全管理(1)科室設專人管理藥品,定期檢查藥品質量,避免藥品積壓、過期,病房藥品每周清點一次,3個月內要過期的藥品使用紅色筆記錄失效日期以示提醒;(2)藥品定位存放,入原裝盒、統一標簽,合理制定藥品基數,嚴格按說明書要求存放;(3)遵循“先進先出、近期先用”的原則,急救藥品使用完畢及時補充;(4)高危、毒、麻藥品專柜專鎖管理,應有警示標識。章飛雪等[8]建議使用合理用藥監測系統(PASS),對高危藥品醫囑進行重點監測和管理,確保用藥安全。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我院兒科急診包括搶救室床位4張,普通留觀床位36張,重癥留觀床位9張,床位使用率達120%,患者最多達98人次/d。共配置護理人員37名,其中副主任護師1名、主管護師6名、護師15名、護士14名、培訓班學員1名;工作年限:≥20年2名、10~20年6名、6~10年17名、1~6年8名、<1年4名;學歷:本科15名、大專21名、中專1名。
1.2方法
護士分級及能級對應依據比例關系、層次結構、工作年限、知識技能等方面對護士進行分配。①護理人員分層情況及準入標準37名護理人員共分為主任及副主任護師(N4含專科護士)、主管護師(N3)、護師(N2)、4~5年護士(N1-2)、1~3年的護士(N1-1)、培訓護士(N0)6個等級。②各級護士對應工作能力要求:N4級具有護理專業豐富的理論知識和臨床經驗,具有護理科研思維,了解國內、外護理發展趨勢,具有組織指導危重患兒搶救的能力,指導臨床代教和講座的能力;N3級具有病房管理意識,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和技術操作熟練、規范,具有護理新技術革新的意識,并掌握國內本專業先進技術,能在臨床實踐中應用,指導護師、護士總結經驗,具有撰寫論文的能力;N2級護理技術操作標準、規范,逐步掌握專科新知識、新技術,參與疑難,危重患兒搶救的能力,指導護士、臨床實習生業務學習;N1-2級主要能獨立完成臨床護理工作,包括健康教育、心理護理以及高難度的護理技術操作,并能獨立承擔危重患兒的搶救,指導護生工作的能力;N1-1級主要從事一般治療和健康教育,并能參加和配合危重患兒的搶救工作;N0級主要在老師帶領下,參加臨床實踐,協助老師完成患者的基礎護理及生活護理。工作質量和工作能力每月考核1次,與當月的績效獎金掛鉤。比較實施能級對應管理前后,患者滿意度和護理質量的各項指標進行比較。
1.3觀察指標
基礎護理:床單位整潔、舒適;患者臥位舒適符合要求;患者衛生(口腔、皮膚、指趾、頭發、臀部);分級護理標記明確;無護理并發癥。標準分為10分,不符合其中一項扣2分。護理安全:危重患者交接,“腕帶”的使用,查對制度的落實,用藥安全,患者發生跌倒、墜床、燙傷等不良事件,導道脫落。標準分為20分,不符合其中一項扣3分。護理文件書寫:客觀、真實、及時簽全名;無涂改、粘貼、偽造護理文書。標準分為20分,不符合其中一項扣2分。病房管理:病房環境清潔、安靜、舒適。溫濕度適宜,無噪音、無煙、各工作有序;床單清潔整齊;陪護、探視人員管理有序,無閑雜人員逗留。各種護理標識統一,與醫囑相符。呼叫系統齊全,患者床頭設備帶功能完好。標準分為10分,不符合其中一項扣1分。急救技術:具有敏銳地觀察能力和靈活地應變能力,能及時識別常見急危重癥,并對病情做出判斷。具有急救護理工作所需的常用救護技術操作能力,具備對急癥患者進行護理評估、瞬間判斷、初步應急處理以及配合醫生搶救的能力。標準分為40分,不符合其中一項扣4分。患兒滿意度:使用我院護理部根據我科特點制定的百分制患兒滿意度調查表。由護士長每月帶領本科室護理質控小組不定期檢查各項護理質量的完成情況,每月底對護士進行綜合考核,綜合考核的分數作為績效系數評定標準。
1.4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12.0統計軟件包建立數據庫。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實施能級管理前后護理質量各項指標比較見表1。
2.2實施能級管理前后患兒滿意度比較
實施能級管理前患兒滿意度評分為(90.02±4.29)分;實施能級管理后患兒滿意度評分為(97.10±2.76)分。實施前后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3.42,P<0.01)。
3、討論
3.1提高護理質量
護理質量是指護理人員為患者提供護理技術服務和基礎護理服務的效果及滿足患者對護理服務一切合理需要的綜合體現,是在護理過程中形成的客觀表現,它是衡量護理領導管理水平、護理技術水平和工作效果的重要標志。本研究結果顯示,經過能級管理后,護理質量明顯提高(P<0.01)。實踐證明,對護士實行分層次使用,從根本上保證了這一目標的實現。此外,將不同職稱、年資的護士按職上崗后,能明確自己的責任,盡心盡力地完成各項治療和護理操作,同時也鍛煉了護理的品質,質控評估的護理質量評分均有明顯提高。
3.2提高患者滿意度
患者滿意度是患者對所經歷的醫療服務的綜合評價,也是衛生管理部門考核評價醫院服務質量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標。我科在實施護士能級管理的過程中,由于能級對應,責任到人,護士的質量管理意識由過去叫患兒到治療室注射、輸液,被動到病房換藥、拔針,轉變為護士每天主動到病房作自我介紹,詢問病情,了解患兒治療檢查項目以及向患兒家屬宣傳有關疾病的健康教育,根據醫囑在病房完成各項治療和護理。護士的責任心增加,提高主動服務意識,經常與患者進行交談詢問,直接了解患者的真實感受以及期望被滿足的方式,從而使患兒得到滿意的服務。
3.3增強護士積極性及創新性
能級管理是指為了實施有效管理,必須在組織中建立一個合理的能級結構,并按照一定的標準,將管理的對象置于相應的等級中[3]。能級管理制度是近年來倡導的一種新型管理制度,具有科學性和靈活性,它使護士在最能挖掘其潛力的崗位上,各盡所能、各得其所。根據能級管理原則,護士長采取了分層管理,按崗績效分配,與當月獎金掛鉤的方法,大大調動了護士的工作積極性,增加了護士的成就感,同時也增強了競爭性和危機感,使得各層護士主動利用業余時間,提高自身學歷,加強專業知識的培訓,學習國內外先進的技術,希望自己能勝任更高一級的崗位。
4、小結
1.1明確兒科護理安全管理職責,成立護理安全管理小組小組定期召開護理安全管理會議,及時查找安全隱患并提出針對性地防范措施。對已發生的護理安全問題及時上報護理部,對潛在性問題要做到預見、預查、預防。不斷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保證護理安全,提高護理質量。護理安全管理小組的另一個職責是提高護理人員的風險意識,對其進行護理風險意識培訓,學習相關法律知識,學會用法律武器進行自我保護。
1.2制訂護理風險應急預案根據兒科情況,總結影響護理安全的相關因素,制訂可能發生的各項護理風險應急預案,并裝訂成冊,人手一冊,熟練掌握。
1.3提高兒科護理質量,加強業務學習護士的素質和能力與護理安全有直接聯系,是確保護理安全的重要基礎。因此,要通過護理業務查房、護理知識講座、晨會接班提問、技術技能比賽等多種形式,豐富護理人員的理論知識,增強其急癥、重癥搶救護理技能,使其在緊急情況下可對患兒及時準確地實施救治,以避免護理風險發生。
1.4嚴格落實各項規章制度嚴格落實查對制度、分級護理制度、消毒隔離制度、交接班制度、危重患者搶救制度、藥品安全管理制度等。護士若不嚴格執行這些規章制度,極有可能導致嚴重差錯事故的發生,對患兒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加強用藥安全方面的管理,兒科用藥應根據患兒年齡、體重及病情嚴格計算藥量,若護士責任心不強、計算錯誤、給藥時間不準確,就會延誤病情,出現嚴重后果。
1.5加強護患溝通,建立和諧的護患關系兒科護患關系比較復雜,是護理人員、患兒與家屬之間的三方關系。所以,護理人員要充分處理三方關系,尊重患兒的12項合法權利,在各種操作、用藥前均需告知清楚。護理人員要學會換位思考,熱情服務,取得患兒充分信任,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從根本上杜絕糾紛發生[3]。
1.6做好病區管理工作定期檢查病房設施,保證病房設施正常使用。患兒睡眠時要拉起床擋,避免其墜床。病室地面要保持清潔干燥,避免患兒滑倒、跌傷。還要做好病室的防火、防盜工作,防止發生火災、財物甚至是患兒丟失。
2小結
——立足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的考察本文系2013年度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GD13YZX01)、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2CZX047)、“中山大學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1409115)的階段性成果。
郁欣
【摘要】
現象學以探究意識本質為特征,則以社會歷史批判為己任;一方以先驗唯心主義為哲學旨歸,另一方則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因此,情況似乎是:二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對立。然而,問題的另一面卻表明,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上,試圖在二者之間進行綜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馬克思那里,也存在于胡塞爾的現象學中,而且為一種富有成效的對話提供了可能。
關鍵詞
胡塞爾;馬克思;理論;實踐
中圖分類號:B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660(2015)04-0030-07
作者簡介:郁欣,江蘇南京人,哲學博士,(廣州510275)中山大學學院講師。
①[德]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98頁。
②[德]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李幼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59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頁。
④《現象學方法與文選》,張慶熊主編,牟春、錢立卿、李楊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第130頁。
⑤有關馬克思認識論的思考及其與現象學相互關系的討論,可參閱[美]T.洛克莫爾:《論馬克思的認識論與現象學》,郁欣譯,《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
現象學是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對現代西方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至于海德格爾曾稱道說,現象學在各種不同的領域中主要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決定著這個時代的精神。
①
則是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實踐綱領,它不僅塑造了現代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且持續保持著對當代政治的巨大效應。然而,現象學以探究意識本質為特征,則以社會歷史批判為己任;一方以先驗唯心主義為哲學旨歸,另一方則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雙方看起來形同水火、勢不兩立。對胡塞爾來說,現象學似乎唯有理論的關切,而對現實世界的實存和可能的實踐性改造實行先驗的懸擱,“它的唯一任務和功能在于闡明這個世界的意義”。
②
與其相反,馬克思則注重社會歷史批判和對世界的實踐性改造。對此,他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中作了明確強調:“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③
因此,令人矚目的是,在胡塞爾的先驗唯心主義的純理論態度與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哲學態度之間的尖銳對立。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事實上,在胡塞爾那里,嚴格的理論思考一直就包含有現象學明察的最大程度的實踐“應用”,而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時期則展示出“一種新的認識論姿態”、“一種整體實踐的深廣轉型”。對于胡塞爾來說,認識批判本質上與理論和實踐的綜合密切關聯,而理論與實踐的綜合本身是一種“新式實踐”、一種“普遍的批判”。
④
對于馬克思來說,從其博士論文直至《資本論》,他的主要目標是通過“革命的實踐”揚棄哲學理論,而揚棄本身恰恰是哲學理論在社會-政治的生活中的實現。
⑤
因此,就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而言,試圖在二者之間進行綜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馬克思那里,也存在于胡塞爾的現象學中,而且為一種富有成效的對話提供了可能。
一、胡塞爾論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的理想支配著胡塞爾一生的哲學思考。在他看來,作為嚴格的科學,哲學是這樣一門學問:“它可以滿足最高的理論要求,并且在倫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種受純粹理性規范支配的生活成為可能。”
[德]胡塞爾:《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倪梁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頁。
顯然,當胡塞爾開始將其哲學建立為一門嚴格的科學時,他堅持哲學只能在一種理論性的認識批判的意義上促進人類的生活。這種態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其現象學的主導觀念。對他而言,現象學“標志著一門科學”,但它“同時并且首先標志著一種方法和思維態度”。[德]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倪梁康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頁。借助這種方法,普遍的科學性的理念得以嚴格的方式實現。按照他的觀點,這種普遍的科學性的理念是希臘哲學誕生時就天生于歐洲人性中的目的,它是“擺脫了一切其他目的的理論興趣的,即純粹為了真理而對真理感興趣的系統結果”。[德]胡塞爾:《第一哲學》上卷,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265頁。為了能夠成為真正嚴格的科學,亦即實現了最終奠基或最終有效性證明的科學,胡塞爾主張必須克服摻雜有任何實踐目在內的素樸的理論態度,而“必須在科學理論的自身沉思中研究能最終證明自身正當的科學之規范”,并且最終達到“由科學理論的指引和從科學理論上證明為正當而來的科學形態”。同上,第266頁。因此,對于胡塞爾來說,作為一種意向活動,生活指向真理,即使不是明確地指向真理,因為生活對要求的正當性感興趣。真正的理論意味著通過先驗的自身反思所實現的理論上的最終奠基或最終的正當性證明。
胡塞爾與馬克思的思想交匯
《現代哲學》2015年第4期
然而,嚴格的理論要求實際上并不排斥先驗現象學的某種實踐蘊涵,盡管胡塞爾一開始曾有意識與現象學的實踐應用保持距離。這種實踐蘊涵從20年代起得到了愈益明確的展示,它與胡塞爾對哲學職責的理解密切相關。按照他的理解,哲學生活旨在達到一種“真正的人性”,即“在任何時候都致力于清醒地對自身負責,在任何時候都想遵循‘理性’”。同上,第267頁。而遵循理性意味著,將那些獲得最終正當性證明的科學規范的理念“以其牢固和絕對的有效性從原則上規定人在每一個領域中的行為”,旨在“從最終有效性這個最后源泉出發為它的行為之絕對合規范性進行辯護”,以便“幫助盲目求索的人類達到最深刻之自身意識,達到對它的真實的和真正的生活意義之自身意識”。同上,第267頁。胡塞爾認為,哲學的最重要的職責是“首先賦予這種生活意義以最終合理的形態,即全面地被澄清并被理解了的,在每一個方面都最終證明為正當的理論之形態”。同上,第267頁。他堅信,“這種系統地在諸原理科學中展開的理論,一定會通過論證而突出那種完整的規范體系,即人類為了能夠成為真實的和真正的人類,由純粹實踐理性而來的人類,必須滿足的那種體系”。同上,第267頁。在他看來,這是“自希臘哲學誕生起歐洲人就固有的目標,即想成為由哲學理性而造就的人,而且只能作為這樣的人而存在——從潛在理性向明顯理性的無窮運動,并且通過以它的這種人類的真理和純真性而自我規范的無窮努力而造就成這樣的人——的這種目標”。[德]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6頁。盡管這是其后期對哲學目的的表述,但胡塞爾很早就已將對理論真理的探求與“責任”或“批判的責任”聯系起來。對他來說,正義的行為,亦即負責任的行為,意味著認識到倫理價值和理論真理之意義的行為。因此,責任只不過是對理論上的有效性要求的主觀的相關表達。對于后期胡塞爾來說,這種理念是主導性的。在他那里,主體的責任本質上是關于理論真理本身的現象學問題。
在其生命最后的多災多難的十年,胡塞爾開始強烈地擔憂那種通過納粹主義及其哲學家的政治神話的產生和第三帝國的極權主義的實踐所明顯表現出來的反理性主義的狂潮,他將歐洲文明的這種不斷增長的非理性主義看作現代科學理念的“危機”的必然結果。鑒于這種令人痛苦的危險境遇,他充分強調現象學對人類的功效,即它既能在理論領域又能在實踐領域重建理性的統治地位。
作為一種真正的理論,先驗現象學如何與實踐活動相聯系呢?
在胡塞爾那里,這首先在于對一切缺乏對其先驗錨地的認識的實踐批判,也同樣對一般的科學理論進行批判,因為一般的科學理論的目的恰恰是實踐性的,它們沒注意到其理論行為和態度的先驗根基。胡塞爾對現代科學態度的批判是其后期著作中最令人矚目的特征。在他看來,科學和傳統上以建構為特征的哲學理論為實踐的興趣所引導,并且執持于實存的現實以便改造它,因而從根本上說實踐性的。相反,現象學則以一種無涉于實存的現實的理論為目標,是關切一切認識的真正基礎。它的興趣領域超越于現實存在之上。現象學還原懸擱一切實存,而只保留現象,亦即當一切實存被意識構造和呈現于意識時的意義。科學和建構性的哲學由實踐的需要和問題產生,而現象學的構造理論則擺脫了一切自然生活的興趣,因為它尋求的是處于完全的自身明見性之中的認識的確然性。因此,構造是由意向的方法——通過這種方法,現實的存在者作為有效的意義呈現給意識——對世界的塑形和重塑形。
胡塞爾指出,這正是任何科學理論與其現象學之間的區別。一切科學理論都源于人的實踐需要,而現象學理論——盡管沒有喪失對自然的世界生活的任何興趣——旨在澄清功能性的實踐的構造和科學理論的構造。在此基礎上,它探究現代科學對人的實存的意義,探究實證科學規定現代生活的智性趨向和社會政治趨向。在胡塞爾看來,“單純注重事實的科學,造就單純注重事實的人”,而從原則上排除了關于整個人類生存的意義問題。同上,第16頁。這導致人們屈服于非理性主義的潮流。按照這種非理性主義觀點,“人們所依賴的一切生活條件,理想,規范,就如同流逝的波浪一樣形成又消失,理性總是變成胡說,善行總是變成災禍”。同上,第16頁。對此,胡塞爾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中發出如此的詰問:如果是這樣,這個是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生存還能有意義嗎?歷史的事件不就變成了由虛幻的繁榮和痛苦的失望構成的無盡的鏈條嗎?他認為,現代科學和技術已經遺忘和抑制了對人的生活世界的意識。生活世界的物質性歷史事件被那些作為客觀的自在存在的事件的抽象結構所抑制。胡塞爾將異化問題看作現代西方文化的一種不斷增強的核心問題,因為科學開始是無意識、后來則是有意識地遺忘和抑制了人的實存的倫理維度。凌駕于自然態度和先驗態度之上的科學-技術的態度的歷史將哲學和科學帶入混亂。
因此,胡塞爾基于“危機”意識的歷史目的論批判,就在于揭示和重新發現西方文化中人的目的的統一性,以便將人和社會從由科學的世界圖像所導致的破裂狀態中拯救出來,這種科學的世界圖像與人對自身和世界的直接理解不協調。西方文化的目的,亦即自我與世界、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科學與哲學的統一必須被恢復。在胡塞爾看來,現象學理論不僅是一種更嚴格的科學,而且是唯一能將人類從業已遭受的危機中拯救出來的哲學。這危機本質上是迷失于關于人和世界的科學圖像,在這種科學的世界圖像中,每一個科學家都只是一個匿名的過程的可替代的人,而每一個人都作為一個對象被分析和操縱。現象學旨在為人的自身理解提供地基,將人從科學的他律和技術的操縱中拯救出來。
正是在此“危機”意識的背景下,胡塞爾在1935年的《維也納講演》中明確而具體地談論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談論“一種新型實踐”。在他看來,與一般的科學理論的實踐性本質相對,真正的理論態度雖然也是一種職業態度,卻完全是非實踐性的,它是“建立在對于它自己的職業生活領域中的一切自然的實踐,也包括較高層次的服務于這種自然領域的實踐的蓄意的懸擱之上的”。同上,第383頁。胡塞爾指出,這種懸擱的實行并不意味著“理論生活從實踐生活的最后‘分離’”,也不是“理論家的具體生活劃分為兩個互不關聯地實現的生活連續體”,因為“普遍態度的第三種形式仍然是可能的”,即“在從理論的態度向實踐態度的過渡中完成的兩方面興趣的綜合”。同上,第383頁。他認為,這樣地綜合,即使得在封閉的統一體中,并且在將一切實踐都懸擱起來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理論(普遍的科學)也能夠“以一種新的方式服務于人類,服務于在具體的存在中暫時是并且永遠是自然生活的人類”。同上,第383—384頁。胡塞爾強調,這是以“一種新型實踐”的形式實現的,即“以對一切生活和生活目的,一切由人類生活已經產生的文化構成物和文化系統進行普遍批判的形式實現的,因此也是在對人類本身以及對明確地或不明確地指導人類的諸價值的批判的形式中實現的”。同上,第384頁。他認為,這種“新型實踐”的目的在于“通過普遍的科學的理性,按照各種形式的真理規范,提高人類,將人類轉變成全新的人類”,亦即“能夠依據絕對的理論的洞察而絕對自我負責的人類”。同上,第384頁。顯然,胡塞爾所謂的“新型實踐”本質上指的是普遍的理論與普遍的實踐的最高形態的綜合。
在《現象學:不列顛大百科全書條目》中,我們可以讀到胡塞爾關于這種最高形態的綜合的實踐蘊涵的論述。他認為,作為理論與實踐的最高形態的綜合,現象學反思認識到實踐所應遵循的規范,這些規范揭示了一種真正的人類生活(也被稱為“先驗的人類生活”)——它是一種理性不斷進行自身反省的生活——的理念。胡塞爾指出,通過其先驗的明察,現象學認識到它自身在可能的先驗人類生活中的作用,認識到“自己是一種(先驗)人類在普遍的理性實踐的工作中普遍自身反省的作用”。[德]胡塞爾:《胡塞爾選集》上,倪梁康主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第362頁。這種“普遍的理性實踐”“通過揭示而得以自由地向處于無限之中的、絕對完善的普遍理念所進行的追求,或者,換言之,向一個——處于無限之中的——完全存在于和生活于真理和本真之中的人類的理念所進行的那種追求”。同上,第362頁。因此,它本質上執行的是一種理性自身反省的功能,亦即對本真的人類生活的實踐理念或規范的相對實現進行理性的反省。這種實踐理念是普遍的和無限的,因為它始終是調節性的理念,而絕不會完全實現。在胡塞爾那里,現象學就是無限追求這種實踐理念的歷史運動,通過這種歷史運動,那種“天生于”人性中的普遍理性得以揭示。作為西方文化的原初目的,這種實踐理念既是理智的真理,同時也是人類的道德責任。
二、馬克思的“革命的實踐”觀
在馬克思那里,理論為實踐決定,因而依賴于實踐。然而,實踐對理論的這種優先性并不意味著,實踐活動可以沒有理論的指導。相反,馬克思本人及其后來的者都始終強調,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實踐”。這種“革命的實踐”當然不是指在功利主義和庸俗的實用主義的意義上的實踐。在其早期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教導說,“不在現實中實現哲學,就不可能消滅哲學”,而哲學的實現“只有否定現存的哲學、否定作為哲學的哲學,才能得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9頁。因為在他看來,哲學旨在批判地改造世界,而“現存的哲學”本身就屬于這個世界,是這個世界的觀念的補充。它對世界采取批判的態度,卻對自己本身采取非批判的態度。因此,他強調,如果不消滅哲學,就不可能有哲學的實現。這表明了馬克思對待理論與實踐關系的鮮明態度,正如他在《提綱》中所宣稱的那樣:“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頁。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稱許馬克思這一命題是哲學上最偉大的勝利。ErnstBloch,MarxunddieMenschlichkeit,Rowohlt,1969,S.107.
布洛赫所謂的“哲學上最偉大的勝利”究竟意味著什么?澄清這一問題對于我們深刻理解馬克思在解決理論與實踐關系問題上所具有的革命意義至關重要。為了澄清這一問題,首先必須考察的是“理論”和“實踐”這兩個術語在馬克思那里的確切含義。
對于馬克思來說,意識盡管能對存在的過程進行反思,但最終卻為人的勞動或人的生產所決定,而勞動或者人的生產則又稱為“實踐”。在他看來,當理論因勞動分工過程中人的活動的分裂而不知道其起源于實踐時,它就變得自高自大起來,而淪為一種思辨的抽象,一個幽靈,偽稱自己是實踐的制片人。因此,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追隨康德,采取了否定理論理性的鮮明立場,但卻不同意康德反過來提升實踐理性的地位的做法。
在《提綱》中,馬克思將黑格爾后期哲學的兩種主要意圖對立起來。第一種意圖是檢審人類活動的恢宏場景的不同景觀,并且以一種系統的方式做出解釋;第二種意圖是使彼此沖突的力量和解,而且一般說來,是在作為絕對精神的各種表現的對抗之間進行調解。在對黑格爾哲學的解釋中,馬克思顯然使用了與黑格爾一樣的概念手段,即作為黑格爾的核心方法的辯證法,但卻采取一種鮮明的批判立場。在《資本論》的序言中,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所謂的“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因此,他批評說“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頁。這種主張和要求清楚地表明,黑格爾的自身意識的辯證法的全部成就在馬克思看來只是一種異化的形式。而正是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祛魅,成就了一種關于“革命的實踐”的新哲學,它聚焦于“異化”概念,將其作為主要的批判對象。
借用黑格爾的異化概念,馬克思描述了人的理智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活動的客體化和物化。當這一系列活動與人分離而成為獨立的法、制度或商品時,它們就不僅獲得了獨立的實存,而且對作為它們的真正制造者的人構成一種有害的控制。于是,人的思想投射和人的勞動產品就被剝奪了其社會關系的特征,從而脫出人的掌控,而且它們使人服從于非人屬的客觀規律。產品的異化同時也是人自身的異化,因為人的活動被外化為物了,他自身也只變成了他人和自己的一個物、一件商品。追隨費爾巴哈對基督教和黑格爾主義的批判,馬克思認為,宗教和形而上學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并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生產執行相同的功能。它們使人異化,經濟的、宗教的、哲學的和政治的活動卻掩蓋了這種存在于勞動本性中的異化,它們都遮蔽和歪曲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藉此,國家被看作擺脫現實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一種虛幻的公共生活。意識也以同樣的方式“被生產出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像法、藝術、宗教、形而上學等觀念,這類意識形式只有通過對物質生產的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哲學的任務就是去解釋所有不同理論產品和意識形式,追蹤它們在物質生產這個基礎中的起源。通過執行其批判的任務,哲學揭穿了宗教和形而上學的虛假的超越要求,使人們返回那種產生“唯心主義的詭計”的直接的自然實存。而對于馬克思來說,對宗教和形而上學的批判最終演變為對任何形式的唯心主義的總批判。最終,人的異化只能通過生產力的現實運動才能克服。馬克思的異化批判表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所代表的經濟基礎決定著法、國家、哲學、宗教和制度這類上層建筑,經濟的、社會的過程生產和塑造一切形式的社會生活和理智生活。可以說,正是通過對異化現象的批判,馬克思才確立了其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頁。
因此,馬克思在《提綱》中的那個著名命題,就不止于哲學家從思辨的沉思轉向革命的實踐的一種情緒性表達,而是想通過哲學的自身理解來發動一場革命。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哲學既要求去改變世界,同時也是一種在改變世界的過程中的理論活動。它必須致力于主要社會弊端的改善,必須有助于消除人的異化。在馬克思看來,沒有任何其他的哲學方式能夠勝任這一使命。改變世界的過程恰恰是哲學自身的關鍵點。因此,哲學的任務正在于將自身與革命的實踐相同一。在這里,革命不應被理解為改變某些生活條件的活動,而應被理解為一種改造整個人類實存的徹底行動,這只有通過改變構成整個人類實存的基礎的條件才能得以實現。這種改變被稱為“革命的實踐”。對于馬克思來說,認識活動、哲學的理論理性——由于脫離了社會的和倫理的實踐——只是這種“革命的實踐”本身的一種功能。哲學的范疇最終只有在其與社會的和政治的活動的關系中才能得到解釋,因此,一切真正的認識本質上都是實踐-政治的認識。在他看來,實踐理論是最高的哲學范疇,在其實現中既有哲學的使命,也有“革命的實踐”的使命。而只有對現存事物及其現存形式進行徹底的革命化,才能建立哲學與現實的絕對同一性。對此,馬克思在《提綱》中曾有明確的表述:“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頁。
三、胡塞爾與馬克思之間對話的可能維度
上述就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對胡塞爾和馬克思這兩位思想家的立場和觀點所作的描述表明,雙方都試圖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作一種綜合的努力。在這種綜合的理論進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具有類似的“危機”意識,以及“危機”意識所引發出來的強烈的現實關切,盡管這種“危機”意識在二者那里是以不同的面貌表現出來;還可以看到他們由“危機”意識所促發的“異化”理論批判,當然,異化在雙方同樣是具有不同的理論維度和思想內涵。因此,可以預期在二者之間進行一種理論上有意義的對話的可能性。
然而,現象學以探索意識本質為特征,則以社會歷史批判為己任;一方以先驗唯心主義為哲學旨歸,另一方則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雙方畢竟在哲學立場存在著根本的對立。細致深入的文獻對比研究也許會輕易表明,兩種哲學分殊不同的思想世界。胡塞爾以對客觀主義、自然主義的批判著稱,其中就蘊含有對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的批判性元素。客觀主義或自然主義探究的是一個不言而喻地被給予意識的世界,它相信關于現實的結構的真理是自在的真理。而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則從科學所揭示的“真實的”世界回返主體性。盡管現象學在哲學史上刻下了“回到事實本身”的座右銘,并且在胡塞爾思想后期更是具有回返前科學的生活世界的理論訴求,但它距離任何形式的唯物主義都很遠。也許我們可能會說,在胡塞爾看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素樸的和盲目的;而對馬克思來說,胡塞爾的現象學則是唯心主義的和內容空乏的。
但是,這種哲學立場上的對立并不妨礙這一事實,即兩位哲學家所具有的共通性可能比我們看到的更多。首先,在與社會-政治的現實的沖突方面,雙方無疑具有共同特征。盡管他們建議不同的實踐方式,胡塞爾專注于理智上對主體性的重新發現,而沒有明確指明實踐的議題,馬克思則聚焦于階級斗爭的政治行動,但他們對異化世界中本真的人性則具有共同的關切。其次,現象學與無疑都能從彼此對理論和實踐領域的明察中受益。雖然每一方各自都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但這些局限性也許能借助他方的思想元素而得以克服。
就本文的問題關切而言,我們試圖檢審胡塞爾的現象學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上的主要相似點和區別。
已然確認的是,胡塞爾后期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深度關切著人類社的真正目的的確立,這種確立了真正目的的人類社會處于一種主體間以理性方式相互依存狀態的人格的自治共同體,這些人格擁有其自身理解和自身責任。胡塞爾晚年關于主體間性的主張實際上是對自由和自律的確認,亦即對自我決定和處于利益相關性中的人格的確認。他把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態度中存在的內在危險歸于自然主義的顛覆性,因為這種自然主義傾向于將人的主體還原到客體化的自然。像實證科學和和技術一樣,非先驗的哲學——譬如,客觀主義、自然主義等——旨在用精確的算計來控制和改變世界,而不是以純粹的理論行為去解釋它。從先驗現象學的立場看,現代科學根本意義是一種人類心靈源于實踐目的的精神成就,而不是一個由獨立自足的必然性所構成的精神體系。
就胡塞爾晚年所關切的論題而言,很難將西方文化中的科學危機看作資本主義危機的一種特殊情況,如果那樣的話,現象學就可被作為其中的一個元素而被歸入的辯證法體系了。但兩位思想家的確獨立地在不同的層面上描述了相同的異化方式,由于這種方式的異化,主體通過科學和技術使自身客體化了。這種客體化了的主體作為一個異己的存在物與他相對,并將他規定為一件單純的商品。以此方式,勞動控制了勞動者,不僅是工人,也包括科學家。可以說,這種異化思想是胡塞爾與馬克思之間的核心交匯點。
然而,問題是,胡塞爾思想經驗中對科學和技術的價值重估,究竟是否能與的“革命的實踐”觀點相協調呢?胡塞爾在批判科學的他律和人的異化方面的論證是基于一種理論性的語境的構想,它離社會-經濟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維度還太遙遠。但這不意味著,他的那些論證不可能為不同流派的思想家提供有益的啟示。由于在當今科學和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背景下,人的異化問題對大眾來說已變得愈益尖銳,因此,胡塞爾對科學危機的批判性反思就凸顯出更加豐厚的理論內涵和普遍的哲學意義。在今天,這種危機可以被看作最普遍的異化形式之一,而這恰恰是在分析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時所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