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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合作社成員的要求和合作社長遠的戰略利益考慮,組建合作社自己的銷售隊伍,能夠掌握市場價格的主動權,減少物流環節,同時也能使合作社成員得到一定的經濟利益,對合作社的長遠發展是十分有利的。根據合作社章程,經董事會討論,全體成員選舉產生銷售部領導,銷售領導組建銷售部,銷售部在全體成員的監督下獨立運作。然后根據全國市場價格,首先確定每天的銷售價格,之后按銷售人員跑好的銷售市場,合作社委派社員代表和銷售人員一起到市場銷售談價,并和董事會及時聯系。雙方認可后,方能銷售。每次銷售后及時總結報告銷售部管理領導。合作社社員每天按銷售部的臨時定價,結算自己的產品;銷售部按市場價格銷售后要做到日清月結。銷售部每月的盈虧扣除銷售人員的工資和費用外,按每戶的銷售產量平均分配或分攤(即多退少補)。合作社還專門配置了檢測儀器,設立了檢測室,對社員的產品實行抽樣檢測,通過檢測基地產品合格率達到100%。然后由合作社全面負責組織運輸、銷售,并及時結算貨款。并且成立了蔬菜市場物流配送中心,通過及時配送,把質優價廉的新鮮蔬菜送到千家萬戶,提高了合作社的知名度,豐富了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通過“專業合作社+基地+農戶”聯合發展,降低經營成本,極大方便了消費者需求,壯大了合作社的經營實力和市場競爭力。日可新增加工配送蔬菜200t,日交易額80萬元;年可配送蔬菜6萬t,年交易額2.4億元,其中新增銷售額2億元;年可實現利潤2400萬元。新增配送網點160個,新增直采基地30個,新增蔬菜種植戶6000戶,發展綠色絲瓜種植1萬畝;新增從業人數1萬人。輻射帶動周邊鄉、村6000戶農民發展蔬菜種植,擴大反季節蔬菜種植規模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戶均年可增收6萬元,實現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目標。同時“專業合作社+基地+農戶”的產業化經營模式,也可促進合作社的健康、快速發展,把一家一戶的小規模農戶有效地組織起來建立穩定產銷關系,改變農民盲目種植、分散經營的狀況,帶動千家萬戶按照市場需求進行專業化、集約化生產。通過合作社配送中心擴大農產品流通范圍,實現了農產品流通的產業化和規模化,有效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將加快濮陽縣乃至濮陽市設施蔬菜產業的發展。
2成立蔬菜深加工基地,擴大產業鏈條
蔬菜深加工實現營業收入3600萬元,年利潤總額950萬元。每年需蔬菜原材料10000t,主要通過訂單形式建設優質蔬菜基地50000畝,年畝產蔬菜約0.6萬kg,年可實現銷售收入6億元。由于設施農業可連續生產,利潤較高,畝均純收入可達5000多元,戶均年收入5萬多元,人均年增收8000余元,可使農民增收2500萬元。合作社以高于市場價2%的價格回收基地農戶蔬菜,僅此一項,50000畝基地又能使農戶多增收1330萬元。同時20000t保鮮庫的建設可帶動3000畝蔬菜種植,可為農戶在市場價格低迷時提供蔬菜儲藏,降低市場風險,可使農戶蔬菜多收入0.3元/kg,僅此一項可使農民多增收72萬元。通過開展技術、信息、銷售等服務可輻射帶動周邊5000畝蔬菜種植,畝均節本增效200元,可使農民多增收100萬元。另外可直接轉移當地農村剩余勞動力40人,每人增加收入18000元,可增加收入720萬元。
3發展休閑農業,建設農業觀光休閑生態園
流域經濟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區域經濟。流域經濟合作是以江河為紐帶和軸心,通過區域內水資源、資金、技術、信息等要素的優化與整合,形成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具有開放性的經濟區域。[1]雖然流域經濟不同于以行政區為劃分標準的區域經濟,但是,以流域作為經濟活動空間,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流域經濟不僅是客觀存在的,同時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許多國家的經濟社會文明史,就是一部流域文明史,流域是區域經濟的主要生長點,河流兩岸是各行政區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例如,我國歷史上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美國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歐洲的多瑙河流域,等等。因此,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或地區,河流都是流域經濟的紐帶,主要的產業都集中在流域區,流域經濟在區域經濟中占有主導地位。
珠江流域不但在天然河系、生物區系上有密切的聯系;而且在交通運輸、物質交流、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珠江是我國三大河流之一,珠江流域地處滇、黔、桂、湘、贛、粵六個省區,流域面積44萬km[2],河長2000km,水量豐富,年徑流量為3000億m[3],占全國河川徑流量的12.3%,僅次于長江,是黃河的5.7倍。經過“八五”、“九五”的建設,珠江已經成為帶動流域經濟發展的大動脈。從香港始發的萬噸海輪可逆江而上,直達廣東港,千噸級船舶可直達梧州、桂林、貴港和南寧,120噸級的機動船可進入紅水河和南盤江。[2]同時,南昆鐵路和成都至廣西北海的高速公路全線貫通,使廣州尤其是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區對中上游地區的輻射能力增強,便利的水陸交通,加強了流域內的人員交流和物資流通。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地區。一些國家和地區利用世界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良好機遇,一舉跨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行列。雖然1997年遭受金融危機的沖擊,但近年來,經濟迅速恢復。珠江流域具有優越的區位,整個流域地處我國南方,瀕臨太平洋,面向東南亞,具有沿海、沿江、沿邊的地理優勢,又具有亞太地區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成為我國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同時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已經躋身于世界新興工業化地區之列,香港是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和世界貿易中心,擁有資金、技術、信息、國際市場營銷網絡等優勢。中上游的廣西和云南與東南亞國家“山脈同緣,江河同源”,擁有我國通往東南亞的最重要的戰略通道,區位優勢不言而喻。因此,充分利用這一區位優勢,加強流域的經濟合作,實現流域內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形成一個強大的經濟集團參與國際競爭,已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珠江流域攬括我國東部、中部、西部三個不同的區域經濟特征,它以其獨特的區位和資源優勢在我國流域開發中,特別在西部開發中將發揮積極的作用。在目前情況下,通過區域經濟帶的建立和發展,并依靠其聯動作用和輻射作用來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是一條較為有效的途徑。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就一直作為全國率先實行開放的前沿陣地,發展速度遙遙領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抓住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創造了非凡的業績。三角洲地區的深圳、珠海、廣州、東莞、中山、佛山、江門等都步入全國50強的行列。據統計,1996年珠江三角洲總人口2166萬人,占廣東的31%,占全國的1.77%;國內生產總值4474億元,占全國的6.6%,占廣東的70%;出口總額537億美元,占廣東600億美元的89.5%;占全國出口總額的36.6%。但是,近年來,三角洲地區受到基礎工業的瓶頸制約,一次能源和礦產資源缺乏,發展原材料和能源工業先天不足,因此目前三角洲地區某些產業和產品已經失去或者正在失去比較優勢。其次是生產力諸要素發生了變化,勞動力價值低廉的優勢正在喪失,導致企業成本迅速上升。因此,向中西部投資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產業階梯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上游的廣西、云南、貴州等省區礦能資源極為豐富,如珠江上游的云南省礦藏資源豐富,并且種類比較齊全,有“有色金屬王國”、“植物王國”、“動物王國”之稱。中游的貴州煤炭資源居全國第五位,居長江以南各省區之首。廣西錳、銻、錫等10種礦藏的保有儲量居全國第一;水能資源豐富,如云南可開發的水能資源達7116萬千瓦,居全國第二位,貴州、廣西也有豐富的水能資源,紅水河水力發電梯級開發是國家三大水電建設基地之一,它將是華南最大的能源基地;[3]珠江流域具有從低海拔向高海拔過渡的特征,緯度低,氣候類型復雜,特有的地理環境,孕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豐富的生物資源;同時,中上游地區還有極為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豐富的自然資源不僅奠定了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決定了其重要的戰略地位。
但是由于流域地域遼闊,各地區的經濟地理、自然條件不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弱點。中上游地區雖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劣勢也非常明顯。主要表現為地形復雜、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基礎設施落后、人口素質差、技術落后、資金缺乏等。通過開展流域經濟合作,可以做到揚長避短、優勢互補,實現全流域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二、積極開展珠江流域多行業多形式的經濟合作
珠江流域的經濟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實現生產要素的流動和優化組合,使下游地區的資金、先進技術、人才、經濟信息和企業經營管理知識經驗等向中上游地區流動,與中上游地區的自然資源、能源、原材料、廉價勞動力等相結合,以實現中上游地區經濟的大發展和下游地區更高層次的發展。因此,就目前來看,合作應當突出以下幾個方面:
1.積極開展資源性合作,為下游地區建立穩定的能源、原材料供應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區雖然資源豐富,但是多年來豐富的資源優勢并沒有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和產業、產品優勢。相反,一些地區隨著資源的開采,不是越來越富,而是越來越窮。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資源開采企業屬于鄉鎮企業,企業規模小,生產技術落后,產品大都屬于基礎性的上游產品,產業鏈短,加工程度低。同時,近年來,以依托資源優勢形成的產業體系,在全國結構調整力度不斷加大、市場約束增強的情況下,出現了能源、原材料工業品滯銷的現象。因此,當前一方面應當充分利用廣東及三角洲地區的先進技術和資金聯手開發當地的優勢資源,提高產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長產業鏈,這樣,既有助于將上游地區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又可以為下游地區建立原材料的綜合加工、銷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應當依據市場需求和比較優勢原則,調整投資方向,重點開發那些有市場、發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業。
2.積極開展資產型合作,充分利用雙方優勢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包括企業托管、產權轉讓、收購兼并等,形成新的生產組合和新的競爭力。在20世紀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區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我國的沿海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在當時廉價的勞動力、廉價土地、稅收減免等要素的優化組合下,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但是,隨著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發展,目前面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迫切需要進行經濟轉型與產業轉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區經過40多年的建設,經濟實力有了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電力、鋼
鐵、有色金屬、建材工業為基礎和軍工企業相結合的工業體系;而且中上游地區腹地遼闊,已經得到了初步開發,土地、勞動力、能源和礦藏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大,在相應的產業和產品生產上具備或者正在獲得比較優勢。通過這些產業和產品的轉移,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上下流域的產業結構都可以升級,實現結構的高度化,從而雙方都將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同時,通過產業的轉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帶來更大的市場空間,創造出更多的產品需求。
產業的轉移,必須通過企業來實現,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企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體,而且也應當成為流域經濟合作的主體。因此,應當鼓勵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大公司、企業集團和民營企業到中上游地區充分利用雙方優勢進行資源型合作。如鼓勵三角洲地區的名牌企業與中上游地區的同類企業進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區的土地、部分設備和資金建立生產基地;采用技術轉讓、產權置換、產品調整、市場轉移興辦合作開發項目等等。
3.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與合作。加強中上游地區的基地設施建設,是國家西部大開發的重點,也是構成產業群落經濟基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前,國家和中上游地區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因此,鼓勵下游企業到中上游地區投資不僅會有好的回報率,對于開拓市場、轉移投資風險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中上游地區的農業、環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都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而且投資環境正在不斷改善。當前尤其應當加強在區際交通、通訊信息、江河整治、生態環境保護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與協調,尤其是強化在流域整治規劃上的相互銜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礎設施的利用率和規模經濟效益。
4.積極開展科學技術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區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學技術不發達是根本原因。要改變科學技術落后的狀況,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斷努力,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技術,真正做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積極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人才。引進技術包括引進國外的和國內發達地區的兩個方面。相比較而言,引進國內發達地區的先進技術,成本更低,更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因此,應當積極開展流域地區的科學技術合作,充分發揮下游地區科技優勢,通過科技成果轉讓,技術、專利入股,聯手進行科技攻關,走產、學、研相結合的發展路子,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區傳統產業升級優化。同時根據“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有重點、有選擇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使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相結合。
5.積極開展生物資源、旅游資源方面的開發與合作。珠江流域具有豐富的生物資源和旅游資源。近年來,流域各省區都把綠色產業、旅游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來加以發展。如云南提出建設“綠色經濟強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戰略目標;貴州、廣西也提出加快旅游業和生物資源開發目標;廣東憑借區位優勢,旅游業發展迅速。但是,從生物資源開發看,中上游地區由于科學技術落后,開發程度比較低;旅游資源由于跨省區,條塊分割,各自為政,整體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因此,在生物資源的開發中,應加強流域各省區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發揮下游地區的科技、人才優勢;在旅游業的發展上,流域各省區應盡量做到統一規劃,搞好跨省區的流域旅游線的共同開發,加強流域內外的聯合促銷,實行旅游網絡資源、旅游信息資源的共享。
三、珠江流域經濟合作中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1.目前,珠江流域經濟合作與建設還處于自發階段或者萌芽階段,目前的合作還是零散和小規模的,流域經濟合作的作用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間的政府,應當加強溝通與聯系,達成共識,加強合作的規劃與建設,積極引導下游沿江城市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產業向中上游地區轉移,通過流域經濟專業化協作與綜合發展,最終實現整個流域經濟的統一、聯動和協調發展,為縮小東西部經濟差距創造良好的條件,真正發揮東部地區的主力軍作用。
2.與行政性區域經濟相比,流域經濟活動是經濟協作式的,而非行政行為。流域經濟組織是以經濟關系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隸屬關系的政權組織或者部門,因而組織形式具有多樣性、松散性。流域經濟合作的上述特點,要求在開展流域經濟合作中必須遵循市場規律,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協調作用,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要求堅持互惠互利,力爭實現雙贏。[4]但是,單純的市場調節也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機制上應當是在充分發揮市場基礎性調節作用的同時,政府部門予以積極的推動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經濟合作中必須發揮主導作用,通過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手段,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同時又必須樹立新型的市場觀念,避免不正當的干預。
3.中上游地區必須不斷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體制機制環境,對外開放程度,企業家創業精神,都是吸引外資的重要條件。珠江中上游地區傳統的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觀念根深蒂固。要改變落后面貌,必須硬件軟件都要抓,不僅要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設備,還要消除舊的傳統觀念的束縛,克服那種不思進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錢被別人賺走、得過且過的自然經濟意識。樹立“以開放求發展,以市場換技術,以產權換資金,以存量換增量,以政策換效益”[5]的新的發展觀。應進一步把擴大開放與本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結合起來,切實加強軟環境建設,把稅收、土地使用、企業開辦、項目審批等方面優惠政策真正落到實處,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環境,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還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強對勞動者的技術培訓,提高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增強競爭意識和創新意識。通過軟環境建設吸引下游地區資金、技術、人才和先進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優勢的產業,以帶動經濟的發展。
4.正確處理產業轉移與接受的關系,保護生態環境。下游地區一些產業向中上游地區轉移是必然趨勢,那些高耗能產業、勞動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產業和產品將向中上游地區轉移。這些產業和產品的轉移,不僅有利于下游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而且對中上游地區也是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但是,產業的轉移不應當是簡單的搬遷,必須根據科學技術發展的大趨勢,以科技為先導,盡可能科學、合理地利用和開發自然資源,使環境的破壞嚴格控制在極小的范圍;在決策過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選擇環境與發展政策,避免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破壞、可持續發展受損。中上游地區雖然具有豐富的資源,但是生態脆弱,必須盡量避免那種“邊開發、邊破壞、邊治理,邊污染”的現象。
收稿日期:2002-06-05
【參考文獻】
[1]張敦富.區域經濟開發研究[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1998.
[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體開發的戰略思考[J].熱帶地理,1996,(1):27.
[3]王文長等.西部特色經濟開發[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從農村合作社運行特點而言,缺乏長期性行之有效的運行機制是制約其發展的重要因素。雖然在社會主義經濟繁榮發展前景下,農村合作社經濟實力也在不斷提升,但是,就全國范圍內來講,多數農村合作社并未建立起一套切實可行的運行機制,理由有以下幾點。第一,農民成員并不是合作社產權的所有者,而產權所有者主體則大多是政府、供銷社、企業等。第二,由于產權主體的區別,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方式也不是以農民為主,而是由農村合作社的創辦人決定利益分配方式,并制定相關的決策。例如創辦者常常是董事兼經理,一切發展項目計劃皆由其做主,普通的農民不具有決策參與權,農民的真正利益訴求被置之度外。第三,農村合作社受到政府的過度干預,同時也導致了合作社的發展不能獨立于政府之外,而是要受到其政策和管理的影響,依賴性較強。第四,合作社的財政管理水平低,沒有健全的財政制度,成員大會或者董事會也會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延后或者取消召開,這些都對合作社的發展有著消極影響。農村合作社之間并未形成一個完善的網絡體系,相互之間的溝通程度較低,這也是其可持續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以國際發展的經驗分析,當某種組織的數量和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后,就會為了進一步提高市場的占有率而進行合作,合作社之間進行合作能夠擴大規模效益,對于各自的功能也是互為補充的,更能維護好既有利益。國內的農村合作社發展過程中,尚未出現規模較大的合作體系,這與其區域發展不均衡有關,在全國范圍內農村合作社的覆蓋率還是比較低的,自下而上實行農村合作社的聯合較為困難,大多數農民成員的意識也未達到這一層次,已經出現的聯合社也是由政府干預的,具有政治化傾向的社團組織,而不是自發性的。我國已經出臺了相關法律來支持農村合作社的發展,并強調了農民的主體地位,在財政支出上也做出了相應的調整,鼓勵農村合作社尤其是示范社項目的壯大,未來的發展前景不容小覷。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推動農村合作社發展的對策
我國現在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這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也是農村合作社發展的時代背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時至今日,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改變了我國經濟面貌和人民精神面貌,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斷推進其穩步狀態下的優化升級也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在這樣的視域下,要進一步推動農村合作社的發展,須得從理論建設、制度制定、組織管理三個方面入手。
首先,不斷完善相關理論的建設,是提高農村合作社發展水平的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為指導,結合我國的國情又將該理論用于經濟建設中,這是我黨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最為典型的方式,農村合作社的發展也不例外。堅持將理論作為彰顯農村合作社實現現代化完善的基礎,結合各個區域的實際問題,對這一形式進行徹底改造,讓農村合作社從較為封閉、狹小的天地里走出來,逐漸向著社會化大農業的發展方向前進。因此要在農業生產上深化改革,采取聯合勞動方式,實現合作社之間的互利共贏。確立農民主人翁的地位是堅持理論的重要內容,從而在利益分配上就可以實現按勞分配,勞動者可以對其經營的領域實行自主管理,并按照其實際要求為提高生產力水平進行必要的投入。當然在理論建設中,還要突破關于國有土地利用的理論,必須和我國的農業實際相結合,將落后的農業散戶生產方式改造為小規模聯合經營形式,進行農民股份制分成也符合我國農村合作社發展不均衡的國情,這樣還能提高農民的積極性。
其次,制度創新是農村合作社在市場經濟視域下發展的外在保障。理論創新一定要體現到具體制度上,具體執行起來才有章可循。實現制度創新首先就要變革農地產權制度,將剩余的土地資源和閑置的耕地充分利用起來。例如將農村土地股份化,形成集體產權制度。隨著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增多,大面積耕地被閑置,土地的利用效率大打折扣,但也應該看到這些土地恰恰能成為擴展農村合作社的基礎性資源,而資源也只有在流動的過程中才能產生更大的效益。所以完善土地集體所有制度一方面是合理配置資源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下推動農村合作社建設的必要途徑。自然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建立,表明自然村集體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在此基礎上進行的農村合作社就能更加充分地保護農民的切實利益。同時,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就等于將土地資源按照人均分配,量化到了每位村民那里,這時土地雖是集體所有,但農民具有承包經營權,當合作社采用盈利方式使用土地時,就要與入股的農民一起分紅。農村合作社實行股份制也是對其進行科學、高效管理的方式。采用股東大會形式來實現民主合作原則,歸屬明確清晰、權責落實到位的現代產權管理制度更有助于推動合作社的發展。
此外,對農村經濟制度的改革也是推動合作社發展的基礎。在廣大農村地區,農村經濟組織具有一定的行政職能,為村民供給生產或生活產品,和村民委員會之間也有交集,但是職能未經統一明確劃分,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故要重新明確農村行政機構的具體職能,突出其社會管理職責,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和管理力度,而將發展經濟的重任向農村合作社傾斜,為其提供必要的政治指導,實現政經分離管理。同時也要明確劃分財務管理與決策程序執行的界限,提倡農民自主經營和資本所有相一致,在以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為基礎之上,突出農村合作社經濟職能。綜合以上管理方式,在分配方式上就要切實貫徹以按勞分配方式為主、聯合按股分配的形式。除去投入生產、組織管理、繳稅和公積金以后,農村合作社的收入要在入社全員之間進行分配,不僅堅持了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同時也兼顧資產、管理、技術等要素,是對以往農村經濟分配方式的突破和創新。最后,實現農村合作社的組織創新是確保農民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形勢下,合作社的發展不能僅僅依靠外在制度的建設和國家經濟政策的支持,關鍵是要增強自身的實力,提高組織本身的建設能力,以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市場要求。針對內部結構的科學管理,首要任務是保證入社農民成員的主置不動搖,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要達到國家規定的要求。例如《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中明確指出,入社成員中農民社員要占到80%,少于80%的農村合作社不具有登記資格。并且在執行過程中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同時明確相應的責任和權利。對于農村合作社的內部組織結構也要不斷地升級優化,在《農民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規定了基本的組織形式,包括社員大會、理事會、監理會,實行內在監管機制,與農民社員之間利益直接相關問題要通過社員大會方可定奪。降低政府對農村合作社內部事宜的干涉,完善利益分配制度,確保農民的積極性至關重要。
三、結語
(一)二元經濟結構及其轉換的標志
最早將“二元結構”作為一個專門術語用于分析社會經濟現象的是荷蘭經濟學家J•H•伯克(Boeke),他在對19世紀荷蘭屬地———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的社會經濟狀況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在《二元社會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1953)一書中首次提出“二元結構社會(DualSocieties)”的概念。繼伯克之后,1954年,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rthur.Lewis)在《無限勞動力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模型,提出發展中國家一般存在著性質不同、成熟度不一的傳統和現代兩個經濟部門,系統地分析了伴隨著勞動力的轉移二元經濟結構的消長和變動過程。從理論上講,工農業兩大部門勞動生產率相對差距的縮小和勞動力的轉移是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重要標志。最初,劉易斯構建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認為,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關鍵在于發展城市經濟,然而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假設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此后,西方眾多學者對二元經濟結構進行了深入和廣泛的研究,二元經濟理論模型也出現了從古典向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的轉變。1961年,費景漢(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在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補充和修正,建立了費景漢-拉尼斯模型(Ranis-FeiModel),從發展的角度提出:當自然經濟由于過剩勞動力的存在和流動進入二元經濟時代之后,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況會逐漸消失,這一階段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移會引起農業產品的減少,可以通過農業生產率相應地提高,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商業化,從二元經濟階段進入現代一元經濟階段。隨后,美國發展經濟學家喬根森和托達羅表達了相似的觀點,認為實現城鄉一體化,破解二元經濟結構的過程中,發展農村經濟也非常重要。
(二)中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我國是在原有傳統落后的經濟基礎上實施趕超型發展戰略建立起現代經濟部門的。歷史上形成的城市和鄉村隔離的發展模式,再加上20世紀50年代后推行重工業優先和計劃經濟時代“抽農補工”、“以鄉養城”等城市偏向政策,在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這種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直接誘因是落后的農業與發達的非農產業之間的生產率差異,這一差異必然表現為二元對比系數偏小,即農業產值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比重太小,而吸納的勞動力人數占就業總人數的比重又過高。據統計,發展中國家的二元對比系數通常為0.31~0.45,發達國家一般為0.52~0.86,1978~2011年中國的二元對比系數平均為0.21,一直徘徊在0.15-0.25之間(除1984年達到0.266),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還呈現出下降的趨勢,1980~1990年間我國二元對比系數基本保持在0.20以上,1993年下降至0.1898,1996年回升至0.20以上,達到0.2403,然而此后連續7年快速下降,2003年降至谷底,僅為0.1521。2003~2011年間逐漸回升,但基本上維持在0.15~0.20之間。這說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仍是我國的根本國情,二元經濟結構特征明顯,且結構轉換速度緩慢。
二、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發展和轉換面臨的困境
從理論上說,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出現是后起工業化國家無法跨越的階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形成一定規模的現代經濟部門,引領傳統部門的創新和現代化,這一點從中國的發展歷程可以得到印證。然而,長期存在并不斷強化的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中國傳統農業部門的長期落后,使農業勞動者在利益的驅動下過度流向城市,造成農業的萎縮和城市的加速膨脹。對于當前的中國來講,伴隨著產業結構、人口結構變動引發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優勢逐漸消失,繼續保持二元經濟結構發展已經不現實。而長期發展滯后的農業經濟部門,也為中國城鄉經濟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轉換設置了必須跨越的障礙。
(一)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繼續發展的困境
從理論研究和各國的工業化實踐來看,幾乎所有的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國家和地區,農村勞動力剩余都是一個基本特征。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龐大總量和高比例也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但是,經過30多年的人口出生規模控制和自由流動,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已經悄然改變。據聯合國對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測算,1950-2010年間,我國0-14歲人口比率呈現明顯下降趨勢,累計下降了16.15個百分點,其中0~4歲下降7.5677個百分點,5~9歲下降4.6976個百分點,10~14歲下降3.8865個百分點;而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在1960年后逐步上升,這種上升趨勢在1980年后愈加明顯,2010年我國65歲人口比例與1950年相比累計上升了3.87個百分點。這反映出建國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出與人口老齡化相伴的少子化趨勢,這種趨勢也將直接改變未來勞動力供給的總量和結構。1950~2010年間15~64歲的勞動人口比重總的來看呈現上升趨勢,累計上升了12.28個百分點,但上升趨勢非常明顯的人口集中在40~64歲年齡段。與1950年相比,2010年40~44歲、45~49歲、50~54歲、55~69歲和60~64歲人口比重分別累計上升了3.05、2.23、1.62、2.04和1.06個百分點。相對而言,15-39歲年輕勞動力人口比重上升態勢則相對緩慢,2010年相比1950年,累計上升了2.28個百分點。特別是1990年之后,只有30~39歲人口比重略有上升(增加1.22個百分點)。由此可見,雖然勞動人口比重在過去的60年間呈現增長趨勢,但是年輕勞動力的比重增長緩慢。郭熙保等(2013)指出,我國15~24歲人口在2010年達到峰值,2015年將減少到不足2億,占總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16.9%下降到2015年的14.3%。而55歲以上的老年人力資源由2005年的1.02億增加到2010年的1.34億,2025年達到2.05億。高齡勞動人口的迅速增長將會導致勞動參與率下降,對勞動力供給量的不利影響可能大于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的變化。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總規模將會在2030年之后逐漸減少,并且15~24歲的低齡勞動人口迅速萎縮,而高齡勞動人口增加迅速。這種狀況表明,即使在勞動力總量不減少的情況下,未來年輕勞動力的供給仍將萎縮。在勞動力總體規模變動的同時,二元經濟體系所依賴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也由于城鄉人口遷移和流動逐漸減少。改革開放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城鄉市場化改革加速的條件下,我國城市經濟發展迅速,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和流動現象。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估計,1983年我國跨鄉鎮勞動力流動人數只有200萬,1989年增加到3000萬。按照農業部的估計,1993年已經高達6200萬,2000年為7550萬。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1年外出農民工數目就達到了8399萬,2002年超過1億,達到10470萬人;2003年超過1.1億,達到11390萬人,2005年超過1.2億,達到12578萬人;2006年超過1.3億,達到13212萬人;2008年超過1.4億,達到14041萬人;2010年超過1.5億,達到15335萬人。幾乎每兩年外出打工的農民數量就會增加一千萬,2012年更是超過了1.6億人,全國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6336萬人。若包含本地農民工數量的話,2008年就超過了2億人,達到22542萬人,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更是高達26261萬人。這其中不少農村家庭是舉家外出打工,如2008年,外出農民工中舉家外出農民工達到2859萬人,2009年增長至2966萬人,2010年繼續增加到3071萬人,2011年達到3279萬人,2012年達到3375萬人,均占當年外出農民工總量的20%以上。在二元經濟結構下,農業剩余勞動力從生產效率較低的傳統農業部門流入生產效率較高的現代工業和服務業部門,能夠加速城市的工業化進程,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但是這種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鄉非農產業的流動,無疑將導致農業務農勞動力和剩余勞動力規模的急速減小和過度流失,再加上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所引致的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必然產生了一個根本改變二元經濟條件下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的后果,即傳統農業部門勞動力出現短缺。顯然,當前的中國已經不能繼續依靠勞動力數量優勢保持二元經濟結構下的繼續發展。
(二)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障礙
中國雖然仍然處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模式下,但是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優勢逐漸喪失,逐步開始向一元經濟模式進行轉換。但是,這種轉換的過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突破現有的農業經濟發展困境。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確立為“以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使農村生產關系得到了調整,農村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農村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至于農戶小規模經營無法解決的外部規模經濟問題則由集體統一經營層次來承擔。改革初期,由于農業發展的滯后性,多數集體經濟無法充分發揮統一經營的作用。加之我國人多地少的特殊國情,導致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戶農地規模偏小且碎片化程度較高,致使以為基礎的小規模農業生產經營效益不高。據統計,當前我國戶均僅0.55公頃耕地,且平均每個農戶擁有9塊土地。雖然從歷史上看土地零碎化是適應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生產特點的,但是這種零碎化如果超過了一定的臨界值,將不利于技術擴散和生產機械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農業勞動生產力,強化了農戶在市場交易中的弱勢地位。根據世界銀行(2013)公布的中國農業工人人均增加值(Agriculturalvalueaddedperworker)計算出的增長率,可以發現,雖然1980-2012年中國農業工人人均增加值的增長速度一直在上升,但是這種上升的勢頭在2000年和2010年前后都進入一個趨緩的階段。特別是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到非農產業的情況下,會進一步造成農業投資收益的下降和土地資源的浪費,不利于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這是由于,這種舉家外出農民工完全脫離農業生產,在農業生產機械化水平和組織化程度仍然較低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農業的空心化和內卷化。城鎮化進程加速,農村精壯勞動力大批外遷,老弱婦孺成為種糧主力將直接導致我國傳統農業受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聯合的《2013-2022年農業展望》報告預測,未來十年中國糧食產量增速將有所放緩,主要是受農村勞動力投入質量下降、人力成本漸高以及耕地質量下降等因素影響。將嚴重阻礙中國農業經濟的現代化進程和農業部門生產力水平的提升,進而成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向一元經濟結構面臨的困境。由此可見,中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關鍵在于農業部門生產效率的提高。而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變革是農業部門生產效率提高的重要方面。
三、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理性選擇: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
從當前中國城鄉經濟發展現實看,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在基礎上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的有效途徑,是中國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轉化的理性選擇。
(一)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有利于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促進農村穩定發展
農業生產的生物性特征決定了家庭一直是作為首選的生產經營單位而存在,這是由于家庭成員之間的特殊聯系能夠使得家庭作為農業生產經營單位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勵兼容的特征。因此,相比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建立在家庭經營基礎上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模式,能夠在穩定農戶經營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實現規模經營,這樣能夠充分發揮家庭作為農業生產經營單位的優勢,同時也能利用合作經濟的形式彌補小規模農戶生產經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的局限性。即使農民脫離土地(將承包土地入股農業合作社),進入城市非農產業短暫打工,仍然能夠有效保障農民在鄉村的財產所有權,解除外出務工勞動力顧慮,最大限度地激發務工者的勞動積極性,促進農村的穩定發展。
(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有利于農業的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率
農業是一種外部性很強的產業,特別是農業的基礎設施建設、要素供給、生產技術創新和產品的銷售等,具有顯著的外部規模經濟。在堅持家庭經營的前提下,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重要方面。與家庭農場和農業企業相似,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能夠消除小農生產的弊端,以市場為導向,在技術、資金、信息、購銷、加工、儲運等環節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有效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實現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按照自愿參加、共同經營、民主管理、收益返還的合作制原則運行,能夠有效解決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和績效考核困難,結合各地農業發展階段、資源稟賦和農民意愿,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創新農業雙層經營體制,提高農業部門生產效率。
(三)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有利于進一步解放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推動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
雖然我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體規模正在不斷下降,然而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將會進一步解放農村勞動力,并推動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為二元經濟轉換提供條件。一方面,農民合作經濟的發展能夠將土地、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集中,實現農業的規模生產和經營,突破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方式受資金、技術等限制,推動農業生產機械化水平提升,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將一部分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徹底轉移到非農產業之中。另一方面,農民合作經濟的發展能夠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形成“公司+合作組織+農戶”等產業化運作模式,有效地銜接農戶和市場。這種產銷一體化的組織形式減少了市場交易成本,從生產原料采購、資金籌集、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等環節實現一體化,為農民提供非農產業部門的就業崗位,實現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其三,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組織成員生產經營的同時還會鼓勵成員之間分工協作、智慧共享,為農戶提供各個方面的技能培訓,組織農戶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不斷推動勞動者綜合素質的提高,為解決勞動力轉移時面臨的供求結構性矛盾創造條件。綜上所述,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是我國當前國民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在我國“以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農業基本經營制度的框架下,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能夠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同時兼顧中國農業的生產經營特點,有利于新時期農業生產經營經濟制度的完善和創新,是轉換城鄉二元經濟的有效途徑和理性選擇。
四、進一步推進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政策建議
近年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快速發展,市場主體數量規模不斷擴大。然而,要充分發揮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我國二元經濟轉換中的作用,還需要通過不斷的制度創新和政策完善解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快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
1.應通過立法和出臺政策規范,促進各類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
中國目前只有一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現實中不斷涌現的各類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因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作為發展的依據而受到各方面的制約。因此,要充分發揮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功能,就應當加快立法和出臺相關指導條例,以規范和促進各種類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
2.加大資金和人力資本支持,鼓勵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實現規模經營。
國內外的實踐表明,沒有外部的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很難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發展。從資本投入角度來看,在不斷加大財政支持的同時,還應當鼓勵農村金融機構采取實用的信貸產品和服務方式,拓寬金融支持途徑,積極穩妥發展農民資金互助組織,為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提供全面的資金服務,推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實現規模經營。除此之外,從人力資本投入角度來看,應當通過各種形式的培訓加強農民企業家人才隊伍建設,鼓勵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股份化,實現人力資本的有效激勵,解決合作社人力資本相對缺乏的問題。
3.加強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全面跟蹤監督和動態管理,引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健康發展。
論文摘要:通過對中西部部分省區投資環境、法律環境、監督機制等問題的分析,認識東西合作關鍵在機制建設,“優勢互補、互利雙贏”原則是東西合作長久不衰的保證,廣泛的合作平臺是推動東西合作交流的基礎。
1東部與中西部合作存在的問題
1.1對中西部地區政策傾斜的力度不夠
在我國,由于目前東部的投資環境相對較好,經濟要素向東流的趨勢在短期內不可逆轉。要使經濟要素逆流中西部,就需要國家采用宏觀調控手段,對中西部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盡管中西部大開發以來,國家對中西部給予政策的傾斜,但目前并沒有形成中西部的政策洼地,從而使中西部大開發的進展緩慢,使東中西部合作和聯動發展步履艱難。
1.2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亟待改善
東西部經濟合作中,東部人特別關心中西部的軟環境,特別是法制環境、人文環境以及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可操作性,工作的隨意性和效率低下問題。這些問題盡管已經引起了中西部的高度重視,但是投資的軟環境還是不盡如人意。一是觀念落后;二是存在官僚作風、辦事效率低;三是個別地方政府輕信寡言,給投資者的優惠政策難以兌現;四是急于求成、殺雞取卵。
1.3地區保護主義嚴重
客觀地講,地區保護主義在東西部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已經成為東西部合作的攔路虎。
1.4法律環境亟待完善
改革開放以來,制定了不少經濟法規,但是有關地區的立法仍然滯后。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長官意志還到處可見。
1.5監督機制不健全
過去東部發達省份對中西部欠發達省份的合作模式主要是:捐贈,幫建,無償或部分有償開發項目等幫扶模式。但是這種幫扶模式由于長期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在一些東西對口幫扶的受援地區,幫扶資金不能做到專款專用,資金被違規挪用或被個別利欲熏心的人貪污、私吞的現象時有發生。由發達地區捐贈的物資,到了受援地區,其分配使用也缺乏監督機制。
2東西部合作的機制
2.1東西合作關鍵在機制建設
東西合作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必須充分調動和發揮政府、市場、企業、社會等方方面面主動參與的積極性。關鍵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以資產為紐帶,發展區域間各種資本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建立“政府引導、市場運作、企業主體、社會參與”的合作機制。從長遠來看,按照市場機制運作的“優勢互補、互利雙贏”方針才是保證東西合作長久不衰的保證。
2.2東西合作要堅持科學發展觀
以“五個統籌”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應該是今后東西合作的指導思想。東西合作要做到“三個符合”要把中西部地區豐富的資源和東部地區資金、技術、人才、管理優勢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結合起來,實現東中西部地區共同發展、共同繁榮。要在中央精神指導下,“立足大局、統籌兼顧、突出重點,分類指導、注重實效”。在東西合作項目選擇上,要注重實效、突出重點、精心挑選,根據東西合作雙方的領域和具體情況,區別對待,保證項目建設和運行的質量,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要注重項目的功能建設,保證項目的長期長效運行。
2.3東西合作的平臺
實踐證明,促進合作與聯動發展,關鍵在于機制建設。“優勢互補、合作雙贏”和“政府引導、市場運作、企業主體、社會參與”是建立東西合作的長效機制的基本原則。東部與中西部合作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2.4正確處理東部與中西部合作的利益關系
東部與中西部的協同發展,集中在“合作”這一焦點上。東部與中西部并不缺乏協同發展的經濟的互補性。如果通過有效磋商,最終能達成共同認可的有約束力的協議,則會出現合作各方利益雙贏的局面。但是目前我國東西合作中這種利益分配和補償機制遠遠沒有建立起來,導致東部只看到企業參與中西部大開發的政治意義,而對其經濟意義的認識不到位。這些認識的背后實質上還是缺乏利益協調機制,所以要把現在的被動合作變為主動合作,利益協調機制的建立迫在眉睫。
設想一個典型的特效鏡頭:導演想要得到一個CG怪物從一幢樓中破窗而出,穿越街道后進入一條小巷的場面。因為CG怪物會和大樓的窗戶有一個相互影響,所以特效總監會要求用三維模擬真實的窗戶破碎效果。在拍攝當天,導演會以藝術的角度來考慮這個特效鏡頭中的場景以及攝像機位置,例如如何考慮被怪物破窗而出的大樓在畫面中的位置,盡管現場拍攝的時候沒有窗戶。導演和攝影師會在正式開拍前多次練習攝像機的運動,假想怪物橫穿街道的場面。當導演對鏡頭滿意之后,便會將其數字化然后交給后期制作去增加特技。當后期制作組收到影片后,他們需要動畫師來調試怪物的動作以及一個技術導演處理窗戶破碎的特效。在這之前,必須由鏡頭跟蹤工程師來事前進行匹配運動畫面。工程師必須確保真實的攝像機的運動軌跡與三維場景的虛擬攝像機運動軌跡完全一致。考慮到窗戶需要被怪物撞碎,如果它在影片中的透視位置與三維場景并不匹配,例如當攝像機往左運動時窗戶依舊停留在原位,很明顯就能看出這個鏡頭穿幫了。
將計算機生成的素材與真人實拍鏡頭合成對于電影及虛擬現實等相關產業來說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術。用鏡頭跟蹤工程師的眼光來看,當一架攝像機在拍攝一個場景時,它基本上在做一件事:將所拍攝的三維空間轉化為二維平面。而鏡頭跟蹤的目的則是完全相反的,工程師需要通過軟件的精確計算還原當時攝像機所拍攝的三維場景,并在計算機中模擬出來,而連接兩者的關鍵就是攝像機。
鏡頭跟蹤的方式有許多,首先評估需要跟蹤的影片片段以便選擇最佳的跟蹤方案,很多時候這個過程被遺漏,這很有可能在之后的進程中花費更多的時間。然后,在攝像機跟蹤軟件(或運動匹配軟件)中加入前期拍攝的參數進行匹配運算,其中主要包括鏡頭焦距、記錄幀率、運動模式,以便更精確地還原真實拍攝時的場景,就如同邏輯推理,更多的信息能讓過程變得容易一些。在五、六年之前,鏡頭跟蹤工程師需要考慮所有攝像機運動的內在外在因素,對于不同的場合選擇不同的跟蹤方法。現在,科技的發展使得跟蹤軟件運用了一個叫做“照相測量法”的技術,大大提高了軟件的智能跟蹤水平。通過軟件的運算能夠得到一個運動的虛擬攝像機和三維場景數據。之后,工程師們依據這些數據在二維的平面內重新構建三維空間,例如將影片中的二維平面大樓和馬路以三維空間的方式構建,這樣跟蹤就算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