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保險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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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業保險論文范文

為了更好地了解新疆棉農購買農業保險的真實情況，筆者于2014年5月對新疆石河子134團和瑪納斯縣的棉農進行了農業保險購買意愿的問卷調查，調查對象均為從事棉花種植的農戶，調查涉及了134團4連、5連、8連、14連等四個連隊及瑪納斯縣樂土驛鎮、包家店鎮、六戶地鎮、蘭州灣鎮等四個鎮。共發放問卷200份，回收有效問卷184份，總有效率為92%。

（一）被調查農戶的基本情況由被調查農戶來看，新疆棉農的個體特征基本類似。被調查戶主80%以上為男性，對家庭情況有比較詳細的了解，這也有助于調查獲得較為準確的數據；兩地75%以上被調查農戶的年齡都集中在31-50歲，棉農以中青年為主；從受教育程度來看，70%以上被調查農戶為初中以下水平，高中及以上學歷的人數占比較少，農戶整體受教育程度不高。

（二）被調查農戶棉花種植基本情況被調查農戶家庭棉花種植規模相對較為分散，各種植規模占比基本相同，種植規模在30畝以下的占22.83%，30-50畝的占21.74%，50-70畝的占21.20%，70畝以上30.43%；家庭收入3萬元以下的占18.48%，3-5萬元的占38.58%，近43%的農戶家庭收入在5萬元以上，棉農家庭收入相對較高；從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來看，57%的被調查農戶的家庭90%以上的收入來源于棉花種植，農戶多為棉花種植的純農戶，農戶兼業化程度較低。

（三）被調查農戶對于棉花保險的認知情況從調查中發現，被調查農戶對于新疆棉花保險政策的了解不深入，對于棉花保險政策了解的僅占7.65%，54.95%的農戶雖然聽說過棉花保險，但是對棉花保險具體的政策缺乏充分的了解。盡管新疆農業保險推行30多年，大多數農戶對農業保險政策的功能、作用認識不清，有近20%的人完全不清楚，這種狀況對于棉花保險業務的開展和棉農分散風險極為不利。

二、棉農購買農業保險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模型及變量選取以往對于保險購買意愿的研究多采用二元選擇模型，由于新疆兵團與地方農村在農業保險制度上差異的存在，以是否購買農業保險作為二元選擇模型的因變量無法正確地反映棉農的真實購買意愿。因此，本文考察新疆棉農購買農業保險意愿，運用Binary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對新疆棉農是否愿意購買農業保險影響的因素。以棉農是否愿意購買保險作為因變量，將愿意購買定義為y=1，將不愿意購買定義為y=0。根據理論模型假設，影響新疆農戶購買農業保險意愿的解釋變量可能包括農戶個人特征，農戶家庭特征，保險認知及保險供給制度特征。具體包括：年齡（X1）、受教育程度（X2）、棉花種植面積（X3）、家庭收入（X4）、棉花收入比重（X5）、災害損失比重（X6）、保險供給制度（X7）等變量。

（二）回歸結果分析運用SPSS21.0軟件，對新疆棉農購買農業保險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Logistic回歸，得到回歸方程為。在上式中，由回歸系數判斷，對新疆棉農購買農業保險產生正向影響的因素有：家庭收入（X4）、棉花收入比重（X5）、災害損失比重（X6）；負向的影響因素有：年齡（X1）、受教育程度（X2）、棉花種植面積（X3）、保險供給制度（X7）。其中，X3、X4在1%的水平下顯著，X2、X7在5%的水平下顯著，X1在10%的水平下顯著。對棉農購買意愿的影響最大的是保險供給制度（X7），系數為-2.097，其次是棉花收入比重（X5）、家庭收入（X4）。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棉花種植面積（X3）對棉農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產生負向影響，與預期結果相反。這表明，規模越大的農戶遭受自然災害的損失越嚴重，隨著新疆棉花種植面積的增大，棉農進行農業生產的經驗可能相對比較豐富，抵御自然風險的能力和經濟實力也越強，即使遭受一定的災害對其整體經濟實力影響不會太大。因此，種植規模越大的棉農越不愿支付更多的成本用于購買農業保險，當然，X3的系數僅為-0.045，進一步說明，種植規模的大小并不是購買農業保險與否的較大影響因素。家庭收入(X4)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戶對農業保險的支付能力的高低。由于農業保險的價格（保險費率）相對較高，是一般財產保險費率的十幾倍，較低收入水平的農戶缺乏支付農業保險費用的意愿，但隨著家庭收入的不斷增加，對農業保險的支付意愿將越強。但X4的系數僅為0.62，這表明，家庭收入對農戶購買意愿的影響相對有限。一般而言，棉農對風險及保險的認知會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即受教育程度對棉農指保險的意愿為正向影響。然而調查結果恰恰相反，受教育程度（X2）越低的棉農，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反而會更強烈。這可能是隨著農戶受教育的提高，對政府相關政策的認知提高，盡管國家對新疆農業保險的補貼力度不斷加大，但近年來較低的貼付比例和不斷增加的棉花收入相比，會使受教育較高的棉農選擇放棄購買農業保險。相反，受教育較低的農戶更傾向于接受政府對農業保險的補貼政策，更容易選擇購買棉花保險，與預期方向相反。只是X2的系數僅為-0.569，影響作用相對較小，由此顯示，受教育程度并不能完全決定購買意愿的大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保險供給制度（X7）對棉農購買農業保險意愿的影響是負向的，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新疆兵團與地方農村不同的生產經營方式和不同的經營制度下，兵團主要的植棉團場實行統一的棉花保險，瑪納斯縣棉農則是自主選擇、決定是否購買棉花保險，因而，面對強制性的農業保險，兵團棉農可能會產生一定的抵觸情緒，尤其是近年來，兵團棉農的經營規模相對擴大，投入較高的保費與有限的保險賠償相比，兵團棉農更不愿購買農業保險。因此，一定的保險供給制度對于農戶參與農業保險意愿的強烈與否起著較為重要的作用。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隨著棉農年齡（X1）的增大，所積累的棉花生產經驗和掌握的田間管理技能越豐富，應對災害風險的能力相對越強，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可能相對減弱；相反，年輕的棉農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較強，風險意識也更強，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可能會更強烈，這與一般性研究結論基本一致，但X1系數僅為-0.052，所能產生的影響作用較小。盡管棉花收入比重（X5）并不顯著，但較大的回歸系數1.679也間接表明，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較高比重的棉農有較強的保費支付能力，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可能相對較強，這與預期方向是相同的。

三、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研究結果表明，從回歸方程回歸系數判斷，棉農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棉花種植規模以及棉花收入比重并不是影響新疆棉農購買農業保險意愿的主要原因，家庭收入才是影響作用較大的因素；而不同的保險供給制度對于一個地區的農戶是否購買農業保險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2篇：農業保險論文范文

1．相關理論

明確城鎮化將以何種方式影響農業保險需求的增長，對今后政策的制定實施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城鎮化將從以下3個方面來影響農業保險需求的增長。

（1）土地流轉。

土地流轉政策的實施會使得原先破碎分散的土地逐步集中，進而使未來的農業向規模化、現代化的方向發展。然而，農村的土地流轉會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在農村土地流轉制度下，要完善農業保險范圍和發展路徑，提高農業保險效率，必須進行發展模式和服務等創新。樊帆則認為，在農業發展新時期，土地流轉與農業生產結構調整關系密切。一方面，農業生產結構調整迫切需要通過土地流轉擴大規模經營；另一方面，土地流轉為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提供了前提條件和廣闊舞臺。湯鵬主則主張土地流轉與農業產業化協同發展。在當今制度下，土地流轉制度必然改變農業的發展方式。因此，土地流轉后形成的規模農業生產主體都將無一例外地迫切需要農業保險。

（2）農業產業化。

農業產業化即農業的現代化，農業產業化必然對農業保險提出新的要求。有學者的研究表明，農業產業化與農業保險存在相互作用機制，農業產業化會通過加強農民的風險管理意識和組織兩方面來提高農業需求、降低道德風險。唐瑾認為，農業產業化是推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重要途徑。農業產業化的順利發展，要求構建相應的農業保險體系。石曉軍和郭金龍認為，農業產業化表現為兩種形式：農產品生產與食品加工制造業的產業化和農業的本地產業化，因此，政府有動力推動特色農業的全面保險。農業的產業化是一種必然，對于農業保險的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

（3）人力資本意識的喚醒。

人力資本意識的逐步喚醒，就是人們對生活品質提出更多的要求。這里指的是“人力資本意識對保險需求的直接影響是認識到要對不確定的人力資本價值進行保障，而更深層次的影響是全面的風險保障意識的喚醒。”這種意識的喚醒進而對于農業保險有著更多的需求。綜上所述，筆者將城鎮化對農業保險需求的影響劃分為土地流轉、農業產業化、人力資本的喚醒三個方面的影響。為此，筆者搜集相關數據，利用統計分析的方法，以各省農業保險需求即各省農業保險保費收入為因變量，來衡量這3個方面在現階段對于農業保險需求的影響。

2．模型構建

根據上述理論分析可得到以下假說：假設1：土地的集中，農民的收入更多的從工資性收入轉向于經營性收入。土地流轉意愿越強，使得土地的集中趨勢越高，進而使土地用于大型的生產。土地流轉意愿越高，農業保險需求越高。假說2：生活環境的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鎮居民的生活方式轉變。第三產業的發展促使農村勞動力更多地由第一產業、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催生出多元化農業保險需求的增長。假設3：公共教育的普及，對于現有的生活，人們會提出更高的要求。人力資本意識的喚醒會促進農業保險需求的快速發展。

（1）土地流轉意愿。

參照曹建華等采用的近似方法，土地流轉采用土地流轉意愿來衡量。農戶土地的流轉意愿和行為選擇也有人探討過，可以通過構建一個農戶土地流轉意愿度的指標進行評價。

（2）第三產業值占GDP的比重。

農業的工業化、產業化使得第一產業的比重下降、第三產業的比重上升，第二產業保持基本不變。對于各省、市的農業產業化水平，筆者選用各省、市第三產業值占GDP的比重（以下簡稱為第三產業占比）來衡量。即：第三產業值占GDP的比重＝第三產業值／GDP

（3）高中以上文化的勞動力占勞動力比重。

教育規模的擴大可以提高人們的文化素養，而居民文化素養的提高則是城鎮化的目標和愿景之一。美國經濟學家米凱•吉瑟的研究證明：在農村地區，教育水平每提高10％，將多誘導6％～7％的農民遷出農業。對于人力資本意識的喚醒，則采用各省、市高中以上文化勞動力占勞動力的比重來衡量（以下簡稱為高中以上文化勞動力占比）。

（4）農業保險保費收入。

反映省份農業保險需求水平的指標是農業保險保費收入。由于先是考察各省的農業保險保費收入的時間序列，因此，研究中沒有采用保險密度和保險深度對農業保險保費收入進行量綱化。

二、統計分析

1．數據來源

本研究中各省的農業保險收入來自于2006～2013年《中國保險統計年鑒》。各省城鎮人口的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第三產業值、高中文化以上的勞動力均來自于2003～2013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2．統計分析

（1）省份的農業保險需求變化。摘自2013年的《中國保險年鑒》，因為數據較多，只選取了由北到南的5個省（市）在2005～2012年間其農業保險保費的收入數據。全國范圍內各省的農業保險保費收入都呈現出逐年增長的景況。不同省份的增長速度與增長水平有著較大差異。黑龍江、安徽、湖南省保費增長較快且水平較高，北京市與海南省農險保費收入增長平緩且水平不高。同時，不同省份的農業保險保費收入較早期水平出現了較大的“跳躍”，回歸分析很難去涵蓋不同省份的發展變化，因此，選用相關系數度量農業保險需求與三大因素的關系。（2）相關性分析。利用皮爾遜相關系數計算農業保險需求與流轉意愿、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和教育水平的相關系數，相關系數越接近于1，相關程度越高，其絕對值可以比較不同現象相關程度的高低。結果如表1所示。

三、結論與分析

全國各省市農業保險保費收入是逐年增長的。但增長的方式和增長的水平存在著顯著性地差異。從各省（市）的皮爾遜相關系數來看，大多數省（市）的土地流轉意愿與農業保險保費收入的相關性并不強，只有黑龍江省、浙江省、湖南省等幾個省份的系數達到了顯著相關的水平并不能很好地驗證假設2的猜想；對于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與農業保險需求的相關性有著較大差異，近似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特點，有些省、市的相關性較高，有些省、市的相關性較弱；除廣西、貴州外，其余省份的高中以上文化勞動力占勞動力的比重與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對于以上結論分析如下：

1．原有農業基礎和經濟發展方式

高農業保險保費收入水平的幾個省份，如內蒙古、黑龍江等都有著厚重的農牧業基礎，有著廣泛的種植或牧養面積，且這些省份的經濟發展對于第一產業的依賴較大。

2．土地流轉因素

土地流轉因素對于農業保險需求的影響并沒有假設中的那么大。可能受到以下原因的影響：一是逐漸消失的土地紅利。在土地紅利上，下降了太多。城市中心城區的土地被賣得差不多了。有數據表明，中國城市人均居住面積已達到33平方米，農村人均居住面積為37平方米，再過兩年，中國城市人均居住面積會超過農村人均居住面積，農村的土地資源優勢正在逐漸消失。再者，中國農村的土地紅利價值低微，因為現今農村實行的集體土地制，缺乏基礎設施的農村土地成本非常低廉。二是現今土地流轉的制度并不完善。土地流轉雖然帶來了很多積極的變化，但也存在土地用途改變、保障機制不健全、運作欠規范等問題。三是土地流轉的后續安排欠缺。如土地流轉必然使得土地集中化，大量勞動力被釋放出來。如何解決這部分勞動力亦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3．農業產業化因素

農業產業化表現為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的上升，許多省、市的農業保險需求增長與之存在較高的相關性。山西、江西、河南、福建、貴州、甘肅、新疆等地都表現出較低的系數，除福建省外，其余省、市的發展動力和所依托的產業模式相關，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省、市的第三產業的發展程度并不高，只有0．3％～0．5％。不同省份的工業化水平或者說發展階段不同，因此，第三產業對于經濟發展乃至農業保險的推動就有所差別，這個因素許多學者都有研究。

4．人力資本意識的喚醒

人力資本意識的喚醒與農業保險需求的水平有著高度相關性。人們教育水平的提高對于農業保險需求有著高度相關性，但同時我們也應意識到，教育也具有“遷出效應”。許多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們會對生活環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大多會在學成之際，去大城市尋求更多的工作薪水待遇與深造機會。由此造成大城市人才的聚集和小城市人才的流失，從而拉大地區間的經濟發展水平。

四、政策建議

由以上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1．因地制宜發展農業保險

黑龍江、新疆等農業基礎較好的省、區，土地流轉對農業保險的發展還存在一定的作用，應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引導土地流轉；現代化程度高的如北京市、上海市和海南省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對于農業保險的發展作用性較強。但教育是一個周期較長回報較慢的育才途徑，應盡早開展教育改革，特別是貧困地區的教育。

2．適應農業產業化需要，提升農業保險發展的層次和內容

第3篇：農業保險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業保險市場失靈政府支持

農業保險是通過集合具有同類風險的眾多農民，以合理計算保費的形式對種植業、養殖業在發展過程中可能遭受的自然災害或其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給予補償的一種保險，是農業生產規避風險、補償災害損失的一種有效工具。然而，農業的弱質性使農業保險難以滿足保險經營所依賴的大數法則理論，農業保險市場失靈，即純商業化運營——靠市場自發調節來維護的農業保險無法達到規模經濟效應。本文結合安徽省宿松縣匯口鎮曹湖村農業保險的實地調查情況，分析我國農業保險市場失靈的內生因素，以尋求解決農業保險市場失靈問題的對策。

一、問卷調查情況

安徽省宿松縣匯口鎮曹湖村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與湖北省黃梅縣及江西省九江市接壤，總人口約1500人，計400余戶。全村耕地面積約2000余畝，土地肥沃，屬亞熱帶濕潤氣候，雨量充沛，日照充足，無霜期250天，每年平均溫度16.6℃，適宜農作物生長，盛產棉花、油菜、芝麻、大豆、玉米、花生等多種經濟作物。村民經濟收入主要來源于棉花，年人均收入5000元左右，在中部幾省處于中等偏下水平。選取該村開展此次農業保險調查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此次調查在自愿的基礎上共發放300份調查問卷，收回有效問卷276份。關于農民對保險的了解和購買情況的調查結果如下。

被調查的農民90%知道或聽說過保險，了解保險的作用和意義的占30%，認為有必要購買保險的占40%，只有15%的農民能看懂保險條款。60%的農戶認為保險費負擔過重，真正購買了商業保險的農戶只占20%，加上民政部門購買的養老保險也只有30%，其中為農產品、農具投保的為0%。而在投保的30%人群中，有45%是被迫購買的（商業保險公司的學生平安保險和民政部門的養老保險），80%發生保險事故時能得到及時的賠償。這說明該村村民的保險意識很弱，而且保險負擔較重。在問及“您的莊稼或者家禽遭到損害時，你會”的問題時，有80%的人回答“自己承擔”或“聽天由命”，10%的農民回答“靠國家救濟或集體承擔”，靠親朋好友的為10%。

通過這次問卷調查可以發現，該村購買普通商業保險的人很少，購買農業保險的則為0%。這說明農業保險機制沒有深入到該村村民心中，農民的農業保險意識非常淡薄。

二、農業保險市場失靈的內生因素

1、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所謂道德風險，指被保險人由于參加了保險而放松對風險的預防或者在生產過程中做了手腳，而保險人卻難以了解。逆向選擇的產生是由于被保險人對于土地的產出能力和風險狀況等信息比保險人更了解，因此可以得到低于他們實際風險水平的費率，從而導致保險效率的降低。在具有一般程度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標的物中，市場失靈并不必然發生。然而由于農業保險所具有的特殊性，即其標的具有生命性且標的價值會隨著生長期的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并且農業經營績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后期的管理水平等。同時，農業風險具有一定的規律性，而農民對于農業風險以及土地特質等方面的認識和理解要比保險人多。由此而導致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使得實際保險損失率過高，在按照損失率確定保險費率的情況下，當保險費率高到超過農民自己分散風險的成本時，市場失靈就會發生。2006年我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僅為8.46億元，按9億農民計算人均不到1元，而養殖業保費賠付率竟達232.2%。保險費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而賠付率仍然穩定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這一現象的出現恰好與逆向選擇的結果相吻合，即農業保險有效供給不足，商業保險公司紛紛退出農險市場，導致農險市場萎縮。

2、農業保險具有極強的正外部性。商業化經營農業保險必然會出現“供給有限，需求不足”，導致市場失靈。農業是基礎產業，農業穩定則受益的不僅是農民，還包括整個社會；相反，受損的也不只是農民，而會波及整個社會。投保人（農民）購買農業保險的邊際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邊際私人成本大于邊際社會成本。私人成本、收益和社會成本、收益間的差異是農業保險的正外部性，這樣全社會就搭了農險投保人的“便車”。保險人供給農業保險，將有利于農業生產的穩定，使全社會受益。保險人供給農業保險的邊際私人收益也小于邊際社會收益，邊際私人成本大于邊際社會成本，全社會又搭了農業保險人的“便車”。但無論是保險人還是投保人都無法對其正外部性進行收費，農業保險的消費量就低于社會的理想消費量，有效需求不足；農業保險的供給量也小于社會理想的供給量，有效供給也不足。供需不足，農業保險市場必然失靈。

3、農業風險區域性強。我國幅員遼闊，自然環境復雜，而且呈明顯的地帶性與非地帶性地域差異，自北至南依次出現寒溫帶、溫帶、暖溫帶、亞熱帶、熱帶、赤道帶等6個氣候帶。這決定了農業風險區域性強，表現為不同區域間農業保險的險別、標的種類、風險事故的種類及周期、頻率、強度差異，這造成農業保險單位經營區劃、費率的厘定與區分復雜，投入資金與技術的成本很高。

三、解決農業保險市場失靈問題的對策

具有正外部性的產品須由政府來提供才能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要解決農業保險市場失靈問題，既應加強政府的扶持力度又要注重市場的靈活性，并發展農業保險的再保險體系。

1、加強政府的扶持力度。作為政府主導的農業保險制度供給，政府首先要出臺《農業保險法》，明確各級政府、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戶的相關責任和利益，避免各級主體在農業保險中的隨意性。其次，政府應加大財政扶持力度，給予保險機構不同程度的補貼和減免。對技術含量高的種植業和養殖業，保費補貼應為60%～100%，因為這類產業具有高附加值的特點且大部分是外向型，出口創匯能力強、投入成本高。對傳統種植業和養殖業，保費補貼為40%～60%，對此類經營農業保險的商業性保險公司，補貼少了農業保險機構無法正常開展業務，補貼過多則涉及保險公司的信譽度等問題。房屋、機械及個人醫療、責任、意外傷害和養老保險應發揮“以險養險”的功效，其補貼值為40%以下。此外，應設立國家農業巨災風險基金，也可與地方政府共同籌集設立地方性農業巨災風險基金。

2、實行政策性保險商業化經營。農業保險市場失靈，需要政府發揮職能進行調節，政策性保險商業化經營是國外調節農業保險市場的成功辦法。政府應利用利益誘導機制推動農業保險的發展，對農民直接進行保費補貼，對保險公司進行稅負減免和財政補貼。直接對農民進行保費補貼，把農民推向保險公司，將使需求曲線上移；對保險公司進行稅負減免和補貼，使其獲得必要利潤，將保險公司引向農業，供給曲線下移，供求曲線就會相交。“以險養險”特許農業保險人經營一定范圍的農村險，以其贏利彌補農業險的虧損。

3、發展農業保險的再保險體系。經營農業保險的商業性保險公司面對農業的非系統性風險需要獨自承受高額經營成本，遇到特大自然災害時更是回天無力，沒有農業再保險的支持難以發展。再保險的形式多樣，國家政策農業保險公司應為經營農業保險的商業性保險公司提供再保險，而互助制農業保險組織可以從縣、市及區域性的互助制農業保險組織之間分保。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之一，農業保險市場存在失靈恰恰反映我國農業保險市場有著很大的潛力，只要政府部門大力扶持和保險公司堅持制度創新、組織創新和產品創新，就可以解決農業保險市場失靈問題。

【參考文獻】

第4篇：農業保險論文范文

（一）覆蓋面穩步擴大，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農業保險市場之一

農業保險覆蓋地區從2007年試點的內蒙、吉林等6個省區穩步擴大至全國，保險品種覆蓋了農、林、牧、漁業的各個方面。2007-2013年，農業保險承保主要農作物從2.3億畝增加到11.1億畝，占播種面積的45%；承保主要糧食作物從1.7億畝增加到9.35億畝，占播種面積的56%；保費收入從51.8億元增長到306.7億元，年均增速34.5%，參保農戶達2.14億戶次。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亞洲第一的農業保險市場。

（二）財政補貼不斷增加，杠桿撬動作用

凸顯2007年以來，國家實施了中央財政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政策，將關系國計民生和糧食安全的農產品納入補貼目錄。到2013年，補貼品種已經擴大到3大類15個品種，覆蓋了水稻、小麥、玉米等主要糧食作物以及棉花、糖料作物、油料作物、畜產品等。各級財政對保費補貼達到75%以上，其中，中央財政承擔35%-50%，個別地方甚至由財政全額負擔。其中，2013年補貼126.88億元，為“三農”提供風險保障1.39萬億元，放大效應近100倍。

（三）農險供給形式多樣，產品與服務不斷創新

在國家政策支持下，各地積極探索農業保險的實現形式。目前，全國有23家保險公司經營農業保險，除上海外，每個省市都有多家保險公司經辦農業保險業務，適度競爭的農業保險市場逐步形成。例如，江蘇省實施了政府與商業保險公司聯辦共保模式；浙江以政府推動為主，實行共保體統一經營形式；中國漁業互保協會通過創新互助共濟的體制與機制，探索了互助農業保險模式。陜西、湖北也在局部開展了農機互助保險。與此同時，在全面推進農作物生產成本保險、滿足農民基本需求基礎上，各地還創新開展了蔬菜和生豬價格指數保險、天氣指數保險、小額信貸保證保險、制種保險以及淡水養殖保險等試點，取得一定成效。

（四）保障水平有限，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需求難滿足

目前大部分省農業保險的保額都是參照2007年的直接物化成本確定的，遠遠低于農民的實際成本支出。例如，黑龍江省大豆保險每畝保險金額120元，小麥125元，玉米145元，水稻200元，不足物化成本的1/3。很多省份農業保險設定了高達30%左右的免賠率，導致農業風險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補償。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種植面積大，生產成本中還要加上每畝幾百元的土地流轉費，資金投入量很大，他們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保險保障。在上海，水稻的保險金額雖然已提至每畝1000元，但是新型經營主體仍感覺保障力度不夠。

二、農村土地流轉與農業保險發展關系

農村土地流轉在促進農業規模化土地經營的同時，也帶來了比分散經營更為巨大的自然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風險等農業風險。農業規模經營對于農業保險有更高的要求，發展農業保險有利于促進土地流轉。

（一）農業保險促進土地穩步流轉風險補償和穩定生產是農業保險的基本功能

近年來，我國農業保險已經在基本功能上逐步拓展衍生出防災減損、信貸支持等多種功能。通過充分發揮農業保險的生產穩定功能可以有效轉移和分散風險，保障農業生產過程的持續穩定，促進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健康發展，有利于增強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進行規模生產的意愿和信心，促進土地流轉。

1.風險補償和穩定生產功能。農業保險在補償損失、幫助農民恢復生產、保障農民收入穩定等方面起到了“穩定器”的作用。2013年黑龍江省遭受歷史罕見的洪澇災害，陽光農業相互保險公司共為46.8萬受災農戶支付賠款21.04億元。2014年遼寧省發生特大旱災，農業保險賠付金額達9.7億元。2014年強臺風“威馬遜”登陸海南，全省農業保險估損2.2億元，已賠付3745.64萬元。農業保險為農業災后恢復再生產提供了有力支持。

2.防災減損功能。農業保險將政府臨時性的被動救災救濟行為，轉化為一種市場機制參與的制度化的主動災害應對，平滑年度間財政支出水平，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目前，農業保險經營機構采取了必要的防災防損措施，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同時，客觀上起到防災減損的效果。黑龍江農墾陽光農業相互保險公司構建了由357門高炮、135部火箭發射裝置、8部氣象雷達、36臺氣象衛星云圖接收機和1200多名作業指揮人員組成的獨具特色的防災減災體系，通過及時開展人工增雨防雹，已累計為農戶減少損失14億多元。安信農業保險股份公司在2012年“海葵”臺風來襲前夕，設立2500萬元獎勵資金，鼓勵投保大棚設施的農民主動割膜，既為農民保住了大棚設施，也為公司避免近2億元預期賠付損失。人保財險江蘇分公司針對2014年小麥赤霉病高發態勢，在農戶實施“一噴三防”基礎上，出資159萬元購置農藥對丹陽市48.5萬畝小麥進行統一防治，遏制了小麥赤霉病的大面積爆發，既減少了農民損失，也大大減輕了災后賠付壓力。

3.信貸擔保增信功能。與分散經營相比，土地流轉后的規模化經營需要金融業提供長期、穩定、可持續的服務，特別是信貸資金方面的需求。農業是高風險行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一般會減少對于農業的信貸額度并嚴格信貸流程。農業保險經營機構通過信用保證保險為農業經營主體增加信用，探索和創新農業保險與信貸結合的機制，能夠充分發揮金融業對于土地流轉的驅動作用，解決了困擾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貸款難”、“貸款貴”問題。在上海市“銀保聯合”項目支持下，安信農業保險股份公司從2008年開始開展支農貸款保證保險，農民專業合作社最高可獲得200萬元貸款，家庭農場可獲得不超過50萬元貸款。截至2014年10月底，已累計為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無抵押、無擔保、實行基準利率的貸款2247筆，貸款額達到14.4億元。中國人保江蘇省分公司也于2014年9月在徐州、鎮江、宿遷等三市開展小額貸款保證保險，幫助15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獲得無需擔保和抵押的貸款資金近400萬元。

（二）土地流轉促進農業保險發展

1.提升農業保險發展需求基礎。農業保險需求主體保險意識的增強，有利于提高農業保險保障水平，促進農業保險深入發展。在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下，農業生產主體為分散的農戶，生產規模小、投入總量小、受災損失小等特點，加上農戶本身缺乏農業風險分散的意識，導致其對農業風險保障的需求相對較小。農村土地的加速流轉、農業適度規模和專業化經營導致農業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風險更為集中。加上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大多采取市場化方式決策，固定資產投入多、生產規模大、市場風險被放大，承擔的風險水平更高，因而對農業保險的需求更高。而目前的“保成本”式的農業保險不能滿足農戶對于風險分散的需求，勢必尋求更高的保障水平，這有利于推進農業保險進一步發展。

2.改善農業保險發展的環境。一是農村土地流轉促進農業規模化土地經營，有效降低了農業保險的經營成本。隨著農村土地經營權的流轉，農村土地逐步向少數種糧大戶、農村合作社、家庭農場等集中，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數量減少，單位承保規模提升，保險機構在展業、查勘、理賠、承保宣傳等業務中的投入減少，降低了農業保險的經營成本。二是提升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主動風險管理意識，降低農業保險公司的經營風險。土地流轉集中后形成的規模化、集約化和專業化的產業經營模式，客觀需要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在提高投入的同時，積極采取防災防損措施，改善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采用先進的生產技術提高抗風險能力。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注重風險防范、高效收益的理，能夠有效降低農業保險的經營風險。三是農業保險需求主體的轉變，抑制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有效提高農業保險市場的效率。在傳統的農業保險市場上，存在交易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嚴重。隨著土地流轉的逐步展開以及土地規模化生產經營主體的增加，農業保險的需求主體由個體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轉變。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投保的意愿更加明確，風險管理的意識和交易的約束力更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有效提高了農業保險市場的交易效率。

三、新形勢下改革完善農業保險的建議

（一）提高產品多元化水平，滿足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多層次需求

針對農業保險需求主體的轉變，開發符合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多層次需求的保險產品。鼓勵保險機構根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市場需求開發產量保險、價格保險、信貸保證保險等新型保險產品，可按保物化成本、保完全成本、保基本收益等設計多檔次多樣化保險保單，各級財政應給予適當補貼。

（二）發揮農業保險的金融增信作用，建立銀保互動機制

一要大力推動農業保險和農村金融的深入合作，建立銀保互動機制。探討農業保險和農村金融的多種合作形式，鼓勵銀保互動機制和模式創新，促進農業保險和農村金融的深度融合。二要鼓勵開發銀保合作產品，推廣“生產保險+信貸保證保險+農村信貸”的合作模式。合理設計政府、銀行和保險公司在銀保合作中的權責分配和制約機制，政府對保證保險提供保費補貼，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提供貸款擔保，銀行對符合條件的新型農業主體提供低利率、無抵押、無擔保的貸款。

（三）加快農業風險區劃，合理厘定保險費率和保險金額

第5篇：農業保險論文范文

1.農業保險巨災風險分散措施不完善

商業性再保險在農業保險風險管理中作用有限。農業風險的特殊性和保險的客觀規律決定了單一市場區域和單一保險公司無法建立足夠多的農業保險巨災風險基金以保持其流動性，也無法實現年度保費收入和潛在巨災損失之間的科學匹配。目前大部分省市政府采取的農業保險“封頂賠付”政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風險管理工具。保險公司無法通過政府的“封頂賠付”政策豁免自身對被保險人的賠償責任。

2.農業保險的經營管理不規范

《農業保險條例》第八條的規定實際上對政府引導、財政支持和商業經營模式的肯定和支持。這種經營模式是最適合我國現階段農業保險的發展的。農業保險的市場化運作是農業保險發展的必經之路，這就要求建立合理合法的市場化準入和退出機制。農業保險的經營組織機構也不可能完全由市場決定，需要法律的規制，《農業保險條例》對其僅是定性的規定，而沒有量化標準，這就要求在農業保險的實踐中不斷地完善。

3.農業保險監督管理不嚴格

新頒布的《農業保險條例》中規定，國務院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對農業保險業務實施監督管理。農業保險本身的風險性較大、運營成本高、運行復雜，可能存在巨大的效率低的問題。農業保險運營越來越復雜，這就需要相應的監督管理部門。近些年，保監會也出臺了一系列農業保險管理規定和相關辦法，用以規范農業保險的運營。然而，我國農業保險起步晚、基礎弱、經驗少,當前的農業保險監督管理體系還需要進一步地完善。

二、我國農業保險法律機制優化建議

1.提高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水平

針對我國財政補貼方式單一的問題，可以將試點地區的探索成果運用到全國范圍內。如政府和農業保險經營公司的保險責任分攤、在遭遇巨災風險時政府的財政兜底以及政府對農業保險經營公司管理費用的補貼。將這些措施連續穩定的推廣，形成完善的運行機制。同時，為了激勵各級政府扶持農業保險的積極性和連續性，必須清楚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責，合理分工，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支持方式。因為農業保險所具有的準公共物品屬性，在制度和財政支持方面，中央政府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即以中央政府為主，地方政府為輔。應逐步擴大中央政府財政補貼的比例，相應降低地方財政補貼的比例，提高財政補貼層次，充分發揮地方政府靈活性和自主性，發展與本地區經濟結構相結合的農業保險。當然，中央政府也可以根據農業保險的參保率和覆蓋面情況對地方政府發展農業保險的積極性進行激勵和制約。

2.完善農業巨災風險分散措施

（1）建立和完善農業巨災風險分散管理措施，理順巨災風險的組織管理框架。建立政策性全國農業再保險公司，將一部分農業再保險業務分包給商業性的農業保險公司，充分調動商業性再保險公司的積極性。建立以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為基礎的農業巨災風險分散公司為基，商業性農業保險公司積極發展的農業巨災風險分散管理機制。

（2）建立和完善農業巨災保險保障基金。我國自然災害頻發，以及農業保險的高風險性，農業巨災損失很容易形成。如果一旦發生農業巨災風險，農業保險公司的所有資金和準備金必然會用來賠償農業保險巨災風險損失，造成農業保險公司的財務出現波動，更有甚者會危及到農業保險公司的存亡。所以，政府建立和完善農業巨災風險保障基金是十分有必要的。農業保險公司可以在農業巨災風險保障基金中得到一定的補償，增強其巨災風險抵御能力，也能使政府在巨災風險發生時得到緩解。農業巨災風險保障基金是農業保險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制度。

（3）發行農業保險巨災風險證券。農業保險的風險分散機制對整個保險體系而言十分重要，除了農業保險再保險制度和農業保險巨災風險分散保障基金外，一些農業保險的發達國家出現了農業保險巨災風險證券，同時出現了一系列農業保險衍生品，不斷增強農業保險公司抵御農業巨災風險的能力。

3.規范農業保險的經營管理

（1）農業保險需建立合理的市場準入機制。近年來，我國農業保險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很多商業保險公司紛紛涉足農業保險，參與農業保險的市場經營。我國現行的《農業保險條例》中規定，保險公司以及依法設立的農業互助保險等保險組織，將農業互助組織納入農業保險經營主體的范圍，是適應農業保險的市場化運作。《農業保險條例》中規定農業保險的經營主體不僅包括農業保險公司還包含農業互助保險等保險組織。但是該條例中并沒有對農業保險中介組織做出相關規定，如果一味的擴大農業保險的經營主體，實行無條件的市場化，就有可能影響農業保險市場的正常進行，市場化就有可能影響到農業保險保費，進而不利于農業保險的健康發展。

（2）農業保險需建立合理的市場退出機制。建立農業保險經營機構的評價標準、定期不定期的考核農業保險經營機構，進而肅清不合格的農業保險經營機構，提升農業保險經營機構的業務水平，完善自身內部管理，規范農業保險經營機構的行為，這樣才能使得農業保險在健康有序的環境中發展。充分發揮農業保險公司在農業保險經營中的作用，增強農業保險公司自身的專業化程度。

4.加強農業保險的監督管理制定

第6篇：農業保險論文范文

（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廣大農民的迫切需要。我國是世界上農業自然災害較嚴重的國家之一，災害種類多，受災面積廣，成災比例高。2004年全國農作物洪澇受災面積11590萬畝，成災面積6280萬畝，受災人口1.17億人，直接經濟損失600多億元。廣大農民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很脆弱，急需提供風險保障。隨著國家一系列惠農政策的貫徹落實，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業生產方式和經營組織形式不斷創新，農民收人水平和風險意識提高，保險有效需求明顯增加。

（二）當前我國農業保險停滯不前的局面亟待改善。近年來“三農”問題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及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了“探索建立和完善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的指示，對農業保險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隨著保險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和人保等保險公司的海外上市，極大地限制了保險公司內部用商業性業務利潤補貼農業保險虧損的做法，農業保險業務急劇萎縮，與當前我國農業基礎地位及保險業發展狀況極不適應，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農業保險制度。

（三）農業保險政策性特點的要求。農業保險的特點是保險經營成本高，風險高，費率高，有些農險產品的保險費率甚至超過10％，遠遠高于其它險種費率水平，而農民支付保費的能力十分有限，保險覆蓋面小，賠付率高，農業保險的這種準公共晶屬性，如果完全依靠市場機制來提供準公共產品，必然會出現供給不足，如果沒有政策和財政資金支持，商業保險公司很難承擔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發展的重任，因此必須建立與農業保險發展要求相適應的運行機制和經營模式。

二、農業保險經營模式的選擇

（一）構建我國農業保險新模式的基本思路。根據目前我國農業和農業保險政策性特點的要求，改變傳統商業性農業保險經營形式，構建農業保險新模式的總體思路應是建立多層次體系、多渠道支持的農業保險經營模式。農業保險不能等同于商業保險公司經營的其它險種，完全實行商業經營，也不可能完全依賴國家財政補貼或照抄照搬外國的任何。一種現成模式，應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和各地特點的多種模式并存，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性農業保險新模式。

（二）積極借鑒國外農業保險的發展模式。根據世界各國發展農業保險的歷史、特點、操作方式和法律制度的不同，農業保險大致可以分為五種不同的模式。一是政府主導模式，如美國、加拿大模式；二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會社模式，如日本模式；三是政府壟斷經營模式，如前蘇聯模式；四是民辦互助模式，如西歐模式；五是國家重點選擇性扶持模式，如亞洲發展中國家模式。在以上五種模式中，美國農業保險的經營模式最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美國的農業保險由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管理，負責對全國性農險險種的費率厘定，對經營農險的商業性保險公司進行指導和檢查，提供管理費補貼，國家對農險給予免稅和法律支持。2004年美國各家經營農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共收入保費41.9億美元，其中政府對農險的補貼為24.8億美元。美國這種在政府支持下商業保險公司辦理農業保險的模式，在許多國家得到推廣和使用。

各國農業保險在政府支持下，給予了一定的補貼，以此促進了農業保險的發展，但這種補貼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從公平角度上說，受益的只有少部分人，如美國有300萬農民，僅有約30多萬人參加了政府支持的農業保險計劃。政府不僅補貼保費，還要補貼管理費，業務規模越大，補貼費用越高。墨西哥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就因為政府補貼過高，而被迫停止。

（三）我國農業保險經營模式的選擇。借鑒國外農業保險的經驗，總結過去我國農業保險的經驗教訓，近期各地正在積極探索各種不同形式的農業保險模式，一是設立專業農業保險公司經營農險業務；二是由商業保險公司代辦政策性農業保險；三是在地方財力允許的情況下，設立由財政兜底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四是設立農業相互制保險公司；五是引進國際上經營農險較為成功的外資公司，如法國安盟保險公司。

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產業化、區域化、現代化發展很不平衡，農業保險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國外農業保險做法，完全套用一種模式，但也不宜過于分散。如果完全由各地分散決策，自行選擇農險模式，今后如何整合和統一，最大限度地減少和消除制度變遷的成本，合理利用和節約資源，都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在積極鼓勵各地探索農業保險新模式的同時，應建立全國相對統一的農險經營模式，以下兩種模式是比較好的選擇。

1.政府主導由商業性保險公司辦理政策性農業保險。該模式的特點是按照政策性業務商業化運作的原則，實行委托經營。國家對農業保險給予免稅和補貼，由國家或各地政府將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委托商業性保險公司管理，實行單獨立賬、單獨核算。該模式的優勢在于充分發揮現有資源，節約成本，易操作。如人保公司在20多年的發展中，在農業保險方面積累了技術、人才和許多有益的經驗，保險機構遍布鄉村，可以利用人保公司現有機構和人員，解決政府開辦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前期基礎性投入問題，提速農業保險發展進程。只要國家政策到位，人保公司是完全有能力辦好農業保險的。

該模式政府的主導作用應體現在多個方面。首先，政府應對農業保險給予優惠政策和財政資金的支持。一是對受委托保險公司經營的農險業務免征一切稅收，并按照經營規模給予相應的管理費補貼；二是對投保農民給予保費補貼，解決農民保費支付能力低的問題，調動農民投保積極性，擴大承保覆蓋面。其次，農業保險在承保理賠時也離不開當地政府的支持，農險標的面廣、分散，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熟悉農民情況，只有依靠縣、鄉、村政府的組織推動，相關部門的積極配合，才能更好地為農民提供優質保險服務。

為有效解決農民由于農業保險保費過高保不起；保險公司經營農險效益差，賠不起；國家為扶持農業保險發展而補貼過多，補不起的矛盾，該模式在具體操作中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堅持基本保障的原則。在產品的設計上，可選擇幾種與農民切身利益關系密切的風險責任，保險金額和費率不宜過高，以減輕農民繳費負擔，實行基本保障的原則。二是適當推行強制保險，在足夠大的領域內分攤風險，避免逆選擇，減少保險公司經營農業保險的經營性支出。三是為解決好國家補不起的問題，農業保險的保費籌集應堅持多渠道、廣籌集、因地制宜的原則。國家可從財政預算或支農資金、救濟資金中劃轉一部分，國家補一點、地方拿一點、企業出一點、個人交一點，共同籌集，以減輕完全由國家補貼或個人交納保險費的負擔。

2.建立全國性農業保險公司，對農業保險實行專業化管理。該模式的特點是國家對農業保險的扶持政策統一由政策性保險公司經營運作，實行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保險分設經營，建立由財政兜底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則，對農險業務實行專業化管理。該模式的優勢是可以整合資源，避免多家公司分散經營，使農業風險在全國范圍內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為農民提供專業、優質的服務。

為把農險公司做大做強，農險公司應在國家財政資金的支持下，積極開拓縣域保險發展空間，為農民提供多方位的保險服務。國家對農險公司經營的所有業務免征一切稅收，建立農業保險專項基金，扶持農業保險的發展。但現階段國家財力有限，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拿出很多的資金補貼農業保險，因此應允許農險公司經營種植、養殖保險以外其它財產保險業務，推動縣域保險的全面發展。

上述兩種模式，實質上都是在財政補貼下市場化經營農險的模式。在實施步驟上可優先考慮第一種模式，以減少開辦初期的資金投入，節約成本。待具有一定的業務規模、積累一定的經營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經驗和專項保險基金以后，再予考慮第二種模式，確保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運轉有序，不斷發展壯大。

三、構建農業保險新模式的必要保障

農業保險經營模式的正確選擇，是保障農險業務健康發展，建立農業保險制度的關鍵。實踐證明，政府、法律法規和再保險的支持是農業保險各種新模式運行的必要保障。

（一）政府的支持。國家和地方財政資金的有利支持，是加快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重要前提。世界許多國家都對農業保險實行了國家扶持政策，對農業保險實行減免稅收；對保費、管理費等給予財政補貼的辦法。在世界貿易組織《農產品協議》的附件2《國內支持：免除削減承諾的基礎》的第7條和第8條，就明確提出了政府可以在財政上參與農業保險，以支持本國農業的具體規定。按照WFO規則，各國必須逐步開放農產晶市場并減少對農業的補貼，但對與農業生產相關的自然災害保險作為“綠箱”政策，不予以限制。許多WTO成員國都利用了這一規則，通過政府參與農業保險的方式，轉移政府對農業的補貼，加強對本國農業的保護。2004年我國財政支持“三農”的各項投入已超過3000億元，農民從中央財政支持“三農”投人中直接受益比重為36％。如果能將一部分財政資金轉為對農業保險的直接投入和補貼，則我國農業保險將會得到快速發展。

第7篇：農業保險論文范文

關鍵詞：廣東；農業保險；外部性

一、問題的提出

農業保險是保險人組織農業生產經營者進行風險損失分攤，對被保險人在種植業、養殖業生產過程中，因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給予保險責任范圍內的經濟補償的方式。農業保險通過轉移和分散風險，由投保的農戶共同分擔風險，在遭受保險責任范圍內的災害后得到經濟補償，保障農業再生產的順利進行。根據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協議，保險經營的地域限制進一步對外資企業放開。隨著外資保險公司的展業深入，人們保險意識的普遍提升，保險公司也借此契機大力開展各類保險業務，廣東保險業呈現出欣欣向榮之勢。然而，這種繁榮卻無法掩蓋長期以來廣東農業保險發展滯后的現實，與其他險種開展得熱火朝天的狀況相比，農業保險發展的不平衡性就越發突顯出來，農業保險的萎縮與廣東經濟強省的現狀極不協調。

根據統計，廣東農業保險的保費收入從1997年的4225.3萬元，急劇萎縮到2005年的1402.7萬元，減少了2822.6萬元；在保費收入急速下降的帶動下，賠款支出也急速下降，由1997年的3952.2萬元，下降到2005年的1115.5萬元，減少了2836.7萬元；廣東農業保險賠付率一直處于較高水平徘徊，九年的平均賠付率高達70.8％（見表1）。

根據表1可以清晰的看到，從1997年開始到2005年，廣東農業保險的保費收入和理賠支出呈急劇下降趨勢。農業保險具有正的外部性和準公共產品的特征，隨著近年來廣東農業保險的萎縮，農業保險經營已處于“需求有限、供給不足”的市場失靈狀態。農業保險這一經濟補償機制難以適應新農村建設對金融的需求。

廣東農業保險近年來經營萎縮的原因表面上看起來是商業保險公司從事農業保險虧損嚴重，如農業風險大，農民交保費少，收不付賠；農村分散面廣、資金薄，保險成本高；農業保險標的復雜多樣，道德風險高；商業保險公司收費難、展業難、理賠難。但實質上是制度問題：政府對農業風險的補償少，機制不健全。政府傳統的救災保障制度，不僅顯露出資金量的嚴重不足，而且政府專業性保險機構缺乏，在縣一級，基本沒有專業性的農業保險公司。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甚至政府對商業保險公司還進行了負面影響，如出險時農民多報、政府多要、保險公司多賠。商業保險公司用商業保險的辦法經營農業保險只能是“大干大賠、小干小賠、不干不賠”。

二、農民和保險公司參與農業保險的經濟學分析

農業保險經營的高賠付率勢必造成高費率。但從實際的商業保險公司經營來看，即便保險公司厘定了5％-12％的較高的農業保險費率（根據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中華聯合財產保險公司在廣東的農業保險費率約為5％-12％，其中較高的是蔬菜，達到10％，玉米小麥為5％。一般家庭和企業財產保險的費率僅為0.2％-2％），農業保險經營仍將處于虧損狀態。

農業保險存在“搭便車”問題。一般保險的消費是具有排他性的，不繳納保險費就不會享受到保險公司的經濟補償。而某些農業保險功能具有非排他性，無法阻止沒有繳費的農民對農業保險的消費。如“防災防損”這類農業保險的輔助功能，能起到減少農業風險損失、降低經營成本的作用，但保險公司在實施防災防損工作時就會出現沒有繳費的農民“搭便車”行為。廣東梅州部分地區曾開展農業保險業務，保險公司為防干旱專門為投保地區的農民購置了人工降雨高射炮，一旦捕捉到可能降雨的烏云就轟擊，減少旱災發生的次數或強度。但是對于這些地區沒有投保的農民來說，沒有繳納保費卻同樣因為防災工作而減少了旱災的損失。

農業保險存在的“搭便車”問題還表現在保險公司方面。專業性農業保險公司既經營政策性農險業務，又經營商業性涉農保險業務。在遭遇農業特大災害時，政府將提供財力支持，專業性農業保險公司可能會將經營商業性涉農保險的虧損轉嫁給政府承擔。而要監督專業性農業保險公司的“搭便車”行為，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管成本會提高。由于“搭便車”問題的存在，商業性保險公司和農民都不愿意介入，便產生了典型的市場失靈的情形，即單靠市場的力量無法達到帕累托最優分配。因此農業保險的經營必須依靠政府的支持以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

三、政府參與農業保險的經濟學分析

只有農民愿意投保，保險公司全力經營，社會得益才能達到最大。農業保險的社會得益，需考慮政府的介入。政府參與農業保險，應主要發揮以下功能：

（一）規避農業自然風險和經濟風險

農業保險受自然風險和經濟風險的雙重制約。以廣東為例，廣東地處東亞季風區，氣候災害種類多、出現頻繁，主要災害有低溫霜凍、冰雹、龍卷風、暴雨洪澇、熱帶氣旋等。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90年代，廣東每年因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達120億元，占全省國內生產總值的3％-5％。此外，廣東農業保險還受經濟風險的制約，主要表現在農產品市場的風險和農業保險經營的風險。農民總體上來說是屬于低收入的群體，根據保險業的特點，保險需求與潛在客戶的收入水平正相關，農民的低收入和較高的恩格爾系數限制了其對農業保險的實際需求。因此，政府必須考慮到農業保險經營的特點和農業的特性，建立多層保險與風險分擔、政府與市場共同參與的農業保險的風險防范機制。在規避農業自然風險和經濟風險方面，我們應借鑒國內外經驗，選擇部分產品和部分地區率先試點，建立商業保險機構參與，合作保險起主要作用，政府保險補貼作為支持，自愿保險與強制保險相結合，農業保險與災害救濟相結合的一種風險分擔的保險與風險管理體制。

（二）糾正農業保險的外部性

農業保險具有正外部性。從短期來看，農業保險的利益外溢性，需要政府建立財政補貼制度，對外部效應進行內在化。政府補貼可以根據需求和效率選擇向經營農業保險的商業保險公司提供補貼或向投保農戶提供補貼，或者對兩者同時補貼。無論是以何種形式進行補貼，其補貼的幅度應該等于農業保險的外部成本，這樣就剛好抵消了正外部性帶來的影響，彌補了市場失靈。世界許多國家或地區都是通過實施農業保險計劃或政府以不同的出資方式和比例建立準備基金、對保險費給予補貼等方式，支持和發展農業保險。2003年，上海市明確將農業險補貼列入公共財政體系，市區兩級財政每年補貼達1000萬元，其中區縣補貼約25％-30％，每年的市區兩級財政補貼，約占上海農業保險總保費的25％。由于有財政補貼，上海的保險費率不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水稻的保費大約在1.2％左右，奶牛在1％至3％之間；而且，農業險投保面有了大幅提升。其中，水稻投保面已經達到85％，奶牛投保面達到了80％，出口的蔬菜投保面達到了25％。

（三）提供農業保險準公共物品

農業保險是準公共物品。純公共物品是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兩者缺一不可。私人物品則是數量會隨著任何人對它的消費增加而減少的物品，消費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間的產品，我們習慣于稱之為準公共物品。農業保險就是一種具有利益外溢特征即正外部性的產品。微觀行為上看，農民購買了農業保險，若遭受合同約定的風險損失，可以從保險公司獲得理賠作為補償，從這一角度看，農業保險屬于私人產品，它具有消費的排他性和競爭性，誰投保，誰受益。但是，考慮到農業風險主要是臺風、洪澇、干旱等自然風險，這類風險目前還不能由農民個體來控制，更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個人過錯造成的，農業保險客觀上保護了個體農民的收益，從而又保護了農業生產的再進行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宏觀角度上看，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其發展的狀況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雖然面對的是農業，但其帶來的利益卻遠非農業產量、農業產值等指標所能衡量的。農民繳納保費購買農業保險，不僅能保障自己收入穩定，而且還發揮著保證農業再生產順利進行和穩定國民經濟的作用。因此，對于農業保險這種準公共物品，應采取“政府財政補貼推動、商業化運作”的模式進行經營。

（四）解決農業保險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農戶與保險公司是交易雙方，農戶相對保險公司來說處于信息優勢地位，因為農戶是農業生產的真正經營者，他對生產過程中標的物的抗風險能力、經營狀況都較清楚，而保險公司難以直接了解農戶生產經營的詳細信息。當發生意外事故造成經濟損失時，保險公司也難以厘定準確的受災程度。因此，保險公司和個體農戶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非對稱信息的存在還會引發農民的道德風險行為。保險公司難以對作為具有信息優勢的農戶的生產經營進行密切監督。農戶在利益驅動下采取損害保險公司利益的行為，如有意造成標的物的非正常損害，或是夸大受災程度以騙取更多保費。由于農業保險中的信息不對稱，政府的職責就是建立再保險制度。再保險是保險人將自己承擔的風險和責任向其他保險人進行保險的行為，是一種有效的風險分散機制。國家可以考慮成立農業再保險公司，由政府分擔再保險責任，或是委托某家商業保險公司扮演這一角色，通過對不同險種制定不同的分保比例，引導經營重點，提高農業保險經營主體的積極性。同時，政府還要加強對農業保險經營的監管，現行《保險法》不完全適用。因此，政府應根據農業保險的性質，在相關法律中明確農業保險經營原則與組織形式、保險費率的形成機制、承保范圍、農業保險再保險機制等，為保障農業保險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參考文獻：

1、陳璐.我國農業保險業務萎縮的經濟學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研究,2004(11).

2、高培勇.公共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魏華林,林寶清.保險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第8篇：農業保險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業保險；近期模式；遠期模式

農業是基礎產業，又是弱勢產業。發展農業保險是市場經濟國家扶持農業發展、穩定農民收入的通行做法。但我國農業保險業務自1982年恢復以來，一直發展緩慢。2006年農業保險費收入8.5億元，僅占全國財產險保費收入的0.56%。導致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緩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選擇什么樣的經營模式卻是一個重要因素。

一、農業保險經營的客觀困境及其障礙

由于農業保險標的——農作物及家禽家畜在生長發育過程中面臨自然力和人力的作用，其風險遠遠高于其他產業。農業保險具有高風險損失率和高管理費用率的特點，由此導致農業保險市場的有效需求很難形成。世界各國對農業這一特殊領域如何更好地開展保險進行了長時期的探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

（一）商業性保險經營模式

這種是保險人選擇農業中不需要補貼或只需少量補貼的項目，按商業性原則經營農業保險。商業性農業保險多為私人公司經營，西歐國家是典型代表。他們按照真正意義上的保險經營要求，針對農業中經濟價值高的標的，選擇損失機會發生少但強度大的風險為承保對象。在西歐，由于地理和氣候的原因，農業的雹災損失十分嚴重，農作物雹災保險成為商業性農業保險的主要險種。另外還有火災、風災等，這些災害發生機會雖然不多，卻具有毀滅性。毛里求斯承保甘蔗等糖類作物、牙買加承保香蕉。這些都屬于高價值的經濟作物。對于高價值的農作物，選擇適當的風險承保，采用商業性經營原則，完全可以獲得經營的成功。經營模式下，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的權利與義務對等，農民要支付足額的保險費。因而該模式在農業中的可承保面較狹窄。

（二）政策性保險經營模式

這種模式完全是在政府的推動下，把農業保險作為一項保護農業和農民的政策來開展的。主要特點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對農業保險的經營管理費用及純保費給予大量補貼，投保農民只需交部分保險費用。一般講，農民從農業保險中所得到的賠款收入大于他們所交付的費用支出，即從農險中得到了政府的凈收入轉移。因此，這種經營模式實質上是災害救濟與保險機制的結合，又可稱為災害救濟性農業保險。該模式作為政府保護農民收入的一項重要政策，多為政府機構或政府指定的公司經營。

在該經營模式下，農民對保險的有效需求迅速擴張，農業保險得以在廣大地區普遍開展。北美國家和日本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他們承保了大多數主要作物的所有主要自然災害及病蟲害，即主要開展農作物一切險。美國政府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全額補貼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農險業務的活動管理費用，同時，為了彌補農險基金的不足，還提供了1億美元的資本捐助。日本既直接補貼管理費用又直接補貼凈保險費。在1947～1977年間日本農險業務總支出為4953.83億日元，而政府提供了其中的3265.59億日元，占65%。農業保險早已成為他們提高農業生產投資和穩定農民收入的重要政策。政策性農業保險模式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保險，但卻能使保險在農業領域廣泛推行。

對于我國，災害救濟性的政策性保險模式無疑是一種最佳選擇，但它是建立在政府大量補貼的基礎上的。選擇該模式的國家，大多是工業化發展比較成熟的國家。所謂工業化，實質是資源在農業和工業之間的動態再配置過程，是工業生產的資本化不斷擴張并在經濟總體和社會生活中不斷取得支配地位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生產資源不斷由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工業份額上升，農業份額下降。當工業自身的剩余除了可以支持工業化進一步完善外，還可以用于支持其他產業發展時，工業支援農業，農業受到保護，政府對農業保險進行大量補貼才有了可靠的物質基礎。也只有在此時，農業只是作為人類社會生存基礎的地位會顯得特別突出和光榮，農業將受到整個社會的關懷，農業成為關系到整個社會生存的大問題、小行業。大問題應當受到關懷，小行業能夠得到關懷。工業化的成長過程一般劃分為三個階段，即農業支援工業階段、農業與工業平等發展階段以及工業支援農業階段，不同階段的工農關系是不相同的。

據資料顯示，2005年我國農業與工業的凈產值比例為14：86，城市人口率為40%，人均GDP為1300美元左右。據此，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我國經濟發展開始進入工業化第二階段，但由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部分地區還處在工業化的第一階段。第一階段是農業補助工業，也就是說，目前我國部分地區的工業發展仍然需依靠農業提供的剩余積累推動。這一階段的政府政策取向是農業擠壓，通過不平等的稅收、價格、資金投入等手段擠壓農業以支持工業。第二階段是平等發展，這時農工貿易條件得到改善，農業與工業各自獨立發展，農業發展依靠自身積累。總體上看，我國經濟發展離以工補農即農業保護階段還存在一定距離，因而還不可能依靠工業收入來全面補貼農業。而且一些欠發達地區仍然需要通過擠壓農業來發展工業。

那種認為目前我國應全面推行農業保護政策的觀點，顯然是一種超前意識。它只認識到了農業發展和農民需要保護的必要性，卻沒有認識到工業化階段的可能性。美國、日本及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工業化階段早已完成。農業保險實際上是他們以工補農的大政策之中的一項具體政策。把我國的農業保險放在國民經濟的大背景下來考察，現階段農險要得到國家財政的大量普遍補貼，在當前是很不現實的。我國20世紀80、90年代的眾多農業保險經營模式沒有可持續性，就是由于受到了工業化發展階段以及相應的政府政策取向的客觀制約。

二、發展我國農業保險的現實選擇及構想

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國農業保險曾經一度繁榮，當時形成了四種重要的農業保險經營模式：一是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等商業保險公司自營，單獨核算模式；二是保險公司與地方政府共辦或代辦模式；三是保險公司組織農民之間的互助保險合作社的模式；四是民政部門辦農險的模式。這些改革，一方面通過險種間互補、政府財政資助或民政補貼等方式部分解決了農業保險基金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保險公司通過與政府合作、組織保險合作社等方式減少了自身所承擔的經營農業保險的風險，一度在90年代初使農險迅速發展。特別是1991年全國農險保費收入達到5.17億元，比1990年增長1.5倍。

然而，這些保險發展模式都只是權宜之計，其制度設計本身存在致命的弱點，因而后來大都沒能長久。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事實上是采用商業性保險模式來經營農險，卻沒有按商業性經營原則來選擇和設計險種，有些在主觀上是想按照政策性保險模式以擴大農業保險的經營面，事實上卻不可能得到財政補貼資金來源的有力保障。正視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制約，同時考慮到保險公司商業性質的經營體制，對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應分近期模式和遠期模式進行分階段設計：

（一）商業性保險為主、政策性保險為輔的近期模式

“商業性保險為主”，是指保險公司選擇一定的農業險種，完全按商業性原則進行經營。目前的財產保險公司大都是股份制企業，必須為股東利益考慮，不可能容忍農險的長期大量虧損。在保險企業得不到充足的外部補貼來源時，農險要作為一項獨立事業繼續存在和發展，就必須恢復保險的本性，按照商業性保險的原則來嚴格選擇和設計險種。選擇經濟價值高的標的、事故發生少但損失強度大的風險作為承保對象。如小麥在田間生長，價值分散，但收割后堆放曬場，價值集中，這時萬一發生火災，干萬斤小麥便毀于一旦。因此，眾多麥農必然對麥場火災損失風險的轉嫁產生強烈需求。有些經濟作物如烤煙、蔬菜、花卉、果類等，商品價值較高，對已形成規模經營的農戶來說，他們也存在對生長期風險的憂慮和損失轉嫁的需求，并且他們有足夠的保險費支付能力。隨著我國“三高”農業、外向型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商業性農業保險的發展前景是廣闊的。

“政策性保險為輔”，是指除了商業性農業保險項目外，允許少數經濟發達地區通過保險公司內部的其它險種盈余補貼、地方財政補貼等手段對主要農作物或牲畜實行統保。其目的是為將來實行遠期模式廣泛開展的農業保險探索規律和總結經驗。政策性保險的組織形式以商業保險公司承辦、地方政府支持模式為最好，也可采用合辦或代辦模式。補貼應是固定的和事先確定的，補貼金額與農民所交保險費之和應與預期賠付額與管理費用之和相平衡。政策性農業保險要作為獨立的地方經營險種單獨立賬、單獨核算，免繳營業稅、所得稅，并且結余留存，作為農業保險專項基金專戶存儲積累。政策性保險應由保監會統一規劃和安排，選擇有條件的發達地區試辦。

（二）政策性保險為主、商業性保險為輔的遠期模式

近期模式不能使農民普遍受惠。隨著經濟的加速發展，工業化進程進入農業保護階段，政策性保險即可廣泛發展，并在農業保險體系中占居主導地位。遠期模式要改變以商業保險公司為主體的農業保險經營體系，這時的商業性農險只是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補充，為農民承保那些政策性農險以外的險種，或者為農民提供更高的保障。政策性保險體系的設想是建立事業性質的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經營農險及其再保險；通過國家農業保險立法建立農業保險專項基金，并實行法定保險的經營方針；國家給予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再保險以必要的優惠政策。遠期模式的具體設計為：

1、中央設立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各省、地、縣設立其分支機構。由該公司經營全國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再保險。此外，允許農村合作組織經營某些政策性農業保險，但必須按一定比例向專業公司分保。

2、通過農業保險立法，建立農業政策性保險專項基金。由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負責籌集、分配和管理專項基金。政府和有關部門應提供該專項基金的一定份額。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再保險獨立核算，免征一切稅賦，經營結余全部留作總準備金積累，以備巨災風險。

3、確定政策性農業保險的險種。對有關國計民生的主要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和牲畜商品的生產全部實行法定保險，政府對法定保險項目給予保費補貼。法定保險由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及其指定的農村合作組織壟斷經營。除法定政策性農業保險外的商業性農險項目，全部實行自愿投保。各商業保險企業及農村合作組織對商業性農險項目可競爭經營，國家農業保險專業公司為之提供再保險。

遠期模式是發展農業保險的一種理想化目標。雖然現階段它不可能在全國同時實現，但是少數發達地區可以通過地方立法提前實行。另外，遠期模式必須在省范圍內統一實施，并要進行農業風險區劃和費率分區，承保范圍太小了，風險難以有效分散。

參考文獻：

1、李軍，FrancisTuan.農業風險管理和政府的作用——中美農業保險交流與考察[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

2、(英)P.K.Ray.AgriculturalInsurance-Theoryandpracticeandapplicationtodevelopingcountries.PergamonPress，1986.

第9篇：農業保險論文范文

關鍵詞：農業保險；近期模式；遠期模式

農業是基礎產業，又是弱勢產業。發展農業保險是市場經濟國家扶持農業發展、穩定農民收入的通行做法。但我國農業保險業務自1982年恢復以來，一直發展緩慢。2006年農業保險費收入8.5億元，僅占全國財產險保費收入的0.56%。導致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緩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選擇什么樣的經營模式卻是一個重要因素。

一、農業保險經營的客觀困境及其障礙

由于農業保險標的——農作物及家禽家畜在生長發育過程中面臨自然力和人力的作用，其風險遠遠高于其他產業。農業保險具有高風險損失率和高管理費用率的特點，由此導致農業保險市場的有效需求很難形成。世界各國對農業這一特殊領域如何更好地開展保險進行了長時期的探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

（一）商業性保險經營模式

這種是保險人選擇農業中不需要補貼或只需少量補貼的項目，按商業性原則經營農業保險。商業性農業保險多為私人公司經營，西歐國家是典型代表。他們按照真正意義上的保險經營要求，針對農業中經濟價值高的標的，選擇損失機會發生少但強度大的風險為承保對象。在西歐，由于地理和氣候的原因，農業的雹災損失十分嚴重，農作物雹災保險成為商業性農業保險的主要險種。另外還有火災、風災等，這些災害發生機會雖然不多，卻具有毀滅性。毛里求斯承保甘蔗等糖類作物、牙買加承保香蕉。這些都屬于高價值的經濟作物。對于高價值的農作物，選擇適當的風險承保，采用商業性經營原則，完全可以獲得經營的成功。經營模式下，保險人與被保險人的權利與義務對等，農民要支付足額的保險費。因而該模式在農業中的可承保面較狹窄。

（二）政策性保險經營模式

這種模式完全是在政府的推動下，把農業保險作為一項保護農業和農民的政策來開展的。主要特點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對農業保險的經營管理費用及純保費給予大量補貼，投保農民只需交部分保險費用。一般講，農民從農業保險中所得到的賠款收入大于他們所交付的費用支出，即從農險中得到了政府的凈收入轉移。因此，這種經營模式實質上是災害救濟與保險機制的結合，又可稱為災害救濟性農業保險。該模式作為政府保護農民收入的一項重要政策，多為政府機構或政府指定的公司經營。

在該經營模式下，農民對保險的有效需求迅速擴張，農業保險得以在廣大地區普遍開展。北美國家和日本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他們承保了大多數主要作物的所有主要自然災害及病蟲害，即主要開展農作物一切險。美國政府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全額補貼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農險業務的活動管理費用，同時，為了彌補農險基金的不足，還提供了1億美元的資本捐助。日本既直接補貼管理費用又直接補貼凈保險費。在1947～1977年間日本農險業務總支出為4953.83億日元，而政府提供了其中的3265.59億日元，占65%。農業保險早已成為他們提高農業生產投資和穩定農民收入的重要政策。政策性農業保險模式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保險，但卻能使保險在農業領域廣泛推行。

對于我國，災害救濟性的政策性保險模式無疑是一種最佳選擇，但它是建立在政府大量補貼的基礎上的。選擇該模式的國家，大多是工業化發展比較成熟的國家。所謂工業化，實質是資源在農業和工業之間的動態再配置過程，是工業生產的資本化不斷擴張并在經濟總體和社會生活中不斷取得支配地位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生產資源不斷由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工業份額上升，農業份額下降。當工業自身的剩余除了可以支持工業化進一步完善外，還可以用于支持其他產業發展時，工業支援農業，農業受到保護，政府對農業保險進行大量補貼才有了可靠的物質基礎。也只有在此時，農業只是作為人類社會生存基礎的地位會顯得特別突出和光榮，農業將受到整個社會的關懷，農業成為關系到整個社會生存的大問題、小行業。大問題應當受到關懷，小行業能夠得到關懷。工業化的成長過程一般劃分為三個階段，即農業支援工業階段、農業與工業平等發展階段以及工業支援農業階段，不同階段的工農關系是不相同的。

據資料顯示，2005年我國農業與工業的凈產值比例為14：86，城市人口率為40%，人均GDP為1300美元左右。據此，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我國經濟發展開始進入工業化第二階段，但由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部分地區還處在工業化的第一階段。第一階段是農業補助工業，也就是說，目前我國部分地區的工業發展仍然需依靠農業提供的剩余積累推動。這一階段的政府政策取向是農業擠壓，通過不平等的稅收、價格、資金投入等手段擠壓農業以支持工業。第二階段是平等發展，這時農工貿易條件得到改善，農業與工業各自獨立發展，農業發展依靠自身積累。總體上看，我國經濟發展離以工補農即農業保護階段還存在一定距離，因而還不可能依靠工業收入來全面補貼農業。而且一些欠發達地區仍然需要通過擠壓農業來發展工業。

那種認為目前我國應全面推行農業保護政策的觀點，顯然是一種超前意識。它只認識到了農業發展和農民需要保護的必要性，卻沒有認識到工業化階段的可能性。美國、日本及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工業化階段早已完成。農業保險實際上是他們以工補農的大政策之中的一項具體政策。把我國的農業保險放在國民經濟的大背景下來考察，現階段農險要得到國家財政的大量普遍補貼，在當前是很不現實的。我國20世紀80、90年代的眾多農業保險經營模式沒有可持續性，就是由于受到了工業化發展階段以及相應的政府政策取向的客觀制約。

二、發展我國農業保險的現實選擇及構想

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國農業保險曾經一度繁榮，當時形成了四種重要的農業保險經營模式：一是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等商業保險公司自營，單獨核算模式；二是保險公司與地方政府共辦或代辦模式；三是保險公司組織農民之間的互助保險合作社的模式；四是民政部門辦農險的模式。這些改革，一方面通過險種間互補、政府財政資助或民政補貼等方式部分解決了農業保險基金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保險公司通過與政府合作、組織保險合作社等方式減少了自身所承擔的經營農業保險的風險，一度在90年代初使農險迅速發展。特別是1991年全國農險保費收入達到5.17億元，比1990年增長1.5倍。

然而，這些保險發展模式都只是權宜之計，其制度設計本身存在致命的弱點，因而后來大都沒能長久。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些事實上是采用商業性保險模式來經營農險，卻沒有按商業性經營原則來選擇和設計險種，有些在主觀上是想按照政策性保險模式以擴大農業保險的經營面，事實上卻不可能得到財政補貼資金來源的有力保障。正視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制約，同時考慮到保險公司商業性質的經營體制，對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應分近期模式和遠期模式進行分階段設計：

（一）商業性保險為主、政策性保險為輔的近期模式

“商業性保險為主”，是指保險公司選擇一定的農業險種，完全按商業性原則進行經營。目前的財產保險公司大都是股份制企業，必須為股東利益考慮，不可能容忍農險的長期大量虧損。在保險企業得不到充足的外部補貼來源時，農險要作為一項獨立事業繼續存在和發展，就必須恢復保險的本性，按照商業性保險的原則來嚴格選擇和設計險種。選擇經濟價值高的標的、事故發生少但損失強度大的風險作為承保對象。如小麥在田間生長，價值分散，但收割后堆放曬場，價值集中，這時萬一發生火災，干萬斤小麥便毀于一旦。因此，眾多麥農必然對麥場火災損失風險的轉嫁產生強烈需求。有些經濟作物如烤煙、蔬菜、花卉、果類等，商品價值較高，對已形成規模經營的農戶來說，他們也存在對生長期風險的憂慮和損失轉嫁的需求，并且他們有足夠的保險費支付能力。隨著我國“三高”農業、外向型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商業性農業保險的發展前景是廣闊的。

“政策性保險為輔”，是指除了商業性農業保險項目外，允許少數經濟發達地區通過保險公司內部的其它險種盈余補貼、地方財政補貼等手段對主要農作物或牲畜實行統保。其目的是為將來實行遠期模式廣泛開展的農業保險探索規律和總結經驗。政策性保險的組織形式以商業保險公司承辦、地方政府支持模式為最好，也可采用合辦或代辦模式。補貼應是固定的和事先確定的，補貼金額與農民所交保險費之和應與預期賠付額與管理費用之和相平衡。政策性農業保險要作為獨立的地方經營險種單獨立賬、單獨核算，免繳營業稅、所得稅，并且結余留存，作為農業保險專項基金專戶存儲積累。政策性保險應由保監會統一規劃和安排，選擇有條件的發達地區試辦。

（二）政策性保險為主、商業性保險為輔的遠期模式

近期模式不能使農民普遍受惠。隨著經濟的加速發展，工業化進程進入農業保護階段，政策性保險即可廣泛發展，并在農業保險體系中占居主導地位。遠期模式要改變以商業保險公司為主體的農業保險經營體系，這時的商業性農險只是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補充，為農民承保那些政策性農險以外的險種，或者為農民提供更高的保障。政策性保險體系的設想是建立事業性質的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經營農險及其再保險；通過國家農業保險立法建立農業保險專項基金，并實行法定保險的經營方針；國家給予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再保險以必要的優惠政策。遠期模式的具體設計為：

1、中央設立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各省、地、縣設立其分支機構。由該公司經營全國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再保險。此外，允許農村合作組織經營某些政策性農業保險，但必須按一定比例向專業公司分保。

2、通過農業保險立法，建立農業政策性保險專項基金。由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負責籌集、分配和管理專項基金。政府和有關部門應提供該專項基金的一定份額。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再保險獨立核算，免征一切稅賦，經營結余全部留作總準備金積累，以備巨災風險。

3、確定政策性農業保險的險種。對有關國計民生的主要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和牲畜商品的生產全部實行法定保險，政府對法定保險項目給予保費補貼。法定保險由中國農業保險專業公司及其指定的農村合作組織壟斷經營。除法定政策性農業保險外的商業性農險項目，全部實行自愿投保。各商業保險企業及農村合作組織對商業性農險項目可競爭經營，國家農業保險專業公司為之提供再保險。

遠期模式是發展農業保險的一種理想化目標。雖然現階段它不可能在全國同時實現，但是少數發達地區可以通過地方立法提前實行。另外，遠期模式必須在省范圍內統一實施，并要進行農業風險區劃和費率分區，承保范圍太小了，風險難以有效分散。

參考文獻：

1、李軍,FrancisTuan.農業風險管理和政府的作用——中美農業保險交流與考察[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

2、(英)P.K.Ray.AgriculturalInsurance-Theoryandpracticeandapplicationtodevelopingcountries.Pergamon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