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概論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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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文化概論論文范文
傳統的西方文化教學注重教師“唱獨角戲”,忽視了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建構主義認為,“教學過程是教師和學生對世界的意義進行合作性構建的過程,而不是‘客觀知識’的傳遞過程”。[1]92-96建構主義還指出,“教師不再是知識的傳授者、灌輸者,而成為教學過程的組織者、指導者,意義建構的幫助者、促進者;學生不再是外界刺激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具有一定學習能力的、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2]因此在建構主義理論下,教師成了意義建構的促進者和知識的導航者,他只能作為指導者引導學生學習、討論和思考,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體和關鍵。在教學中,教師要弱化知識傳授者的權威性,學生應充分發揮認知主體作用,并結合自身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對新的信息進行認識和編碼,同時對原有經驗進行改造和重組來獲得自己的理解和知識的建構。
任務型建構教學
任務型教學是以任務為中心,基于建構主義理論的教學法。其強調的是教師是教學活動的組織者和引導者,而學生是教學活動的中心和主體,教師通過引導學生在課堂上完成任務來進行有目的的教學。任務型教學法還強調,學生的習得和知識建構過程,提倡交流參與的學習方式。因此,任務型建構教學要求教師應當圍繞特定的教學內容和目的,設計出具體可操作的任務,學生則通過探究、交流、合作等學習方式主動建構知識。當前的西方文化課仍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只能被動地聽,少量的問題設計也流于形式并沒引發學生真正地思考,從而難以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因此,在開學初就布置每組學生的課堂展示任務,每組按班級實際人數比例進行分組,負責完成對每小節教學內容的介紹與評價。學生圍繞這一任務精讀課本上的內容,通過各種手段查閱相關資料與信息,進行探究性學習。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學生通過合作進行深入學習,并對相關內容進行有選擇的拓展,在自身已有的知識體系和經驗的基礎上對新信息進行認知和編碼,建構自己的理解和新的知識結構。當然,為了避免除了每節內容展示小組成員外的其他同學抱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思想,提問、練習、討論、課后作業等檢測手段也不可或缺。另外,每次課堂展示任務完成后,教師應根據學生完成任務的情況做出積極的評價,激發學生學習的動力和熱情。同時,教師還應對重難點以及學生遺漏或介紹有誤的知識點進行講解、補充和更正,對所學知識做出總結和歸納,并對重要內容做有價值的知識拓展和延伸。對于西方文化課程來說,課堂教學的組織和設計應以學生為中心,以任務為驅動,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和興趣,讓學生真正成為知識建構的主體。
互動式多媒體輔助教學
多媒體教學是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將文字、圖片、動畫、視頻和音頻等媒體形式與計算機集成起來,并在這些媒體間建立邏輯鏈接,快捷、直觀地傳授生動、豐富的教學內容給學生。然而在實際的教學中,學生還是改變不了處于被動接受知識的境地,“一言堂”、“滿堂灌”的教學模式仍然貫穿整個教學。從本質上講,多媒體教學的使用并沒能擺脫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這樣的多媒體課堂不過是紙質課本的電子版演示而已。建構主義認為,知識是學習者在其原有認知結構的基礎上,在一定的情境即社會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同伴)的幫助即通過人際協作活動,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料,以意義建構的方式而獲得的。因此,建構主義指出“情境”、“協作”、“會話”和“意義建構”是學習環境的四大要素。“‘情境’是與學習內容相關的一切信息,其組織是有利于學生對所學內容進行意義建構;‘協作’貫穿于學習過程的始終,是教師及學習同伴為了建構所學知識相互幫助、相互合作的過程;‘會話’是學習者與教師、學習同伴之間的交流,‘意義建構’是整個學習過程的終極目標,通過一系列的活動,使學習者對事物的性質、規律以及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得到深刻的理解,從而完善其已有的認知結構,建立新的認知結構。”[3]37-40而Malamah-Thomas指出,“互動就是指人/物之間通過行為互動,互相影響的過程。根據互動對象的不同,互動可以分為人機互動、人人互動,學習者與學習內容之間的互動”。[4]87-89而多媒體應用的各種特征十分適合實現建構主義學習環境。自然,互動式多媒體教學打破了傳統的教師單一講授的教學模式,提高了教學效率,而且讓學生在準備展示任務時,展示任務中及展示任務后真正充分實現了在教學過程中生生、師生和學生、教師與學習內容、多媒體設備間的協作、會話和互動,激發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并且其還以良好的情境作為語境,以共享性、交互性和可理解性為保障,利用豐富的文本、圖片、視頻、音頻、影像等多媒體技術使課堂教學變得不再枯燥死板,這樣形象、生動和豐富多元的學習環境,多維度、多視角的教學活動可以幫助學生建立豐富的聯系,激活學生思維的各種邏輯鏈接,并且拓展了學生思維的廣度和深度,還增強了他們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從而加深了學習者的主體感受和主體意識,更好地建構了學習者自身的知識體系。
探索式啟發教學
第2篇：西方文化概論論文范文
論文摘 要：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傳統和風俗習慣，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習慣，價值觀念，語言習慣等都有很大差別，很多日常行為在日常的交際活動中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中西跨文化交際中，文化沖突的事屢見不鮮，這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和交往的順利進行，并使交往雙方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人們在這種跨文化環境中相互交際之前，必須對對方的文化習俗和歷史背景有所了解，才能避免在跨文化交際中產生尷尬的局面。因此，我們很有必要找出其深層次的原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來培養跨文化交際的能力，避免文化沖突現象的發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是勢不可擋，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及其文化沖突是進行跨文化交際和提高跨文化交際的基礎，有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有助于世界文化的發展。
由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各種交流活動越來越頻繁。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文化影響力的日益加強，與英語國家之間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更是日益頻繁與廣泛。文化交流、旅游業蓬勃發展，外國獨資、合資企業數量增多，與國際人員的經濟文化交往日益增多。同時，中國學生出國交流、深造的機會也日益增多。隨著國際間的文化交往越來越頻繁，英語，作為國際世界的通用語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逐漸深入，西方社會的人和事物越來越多的走進了我們的視野，在這種情況下，跨國界，跨民族，跨文化的經濟和社會交往與日俱增，這就為我們提供了許多與西方人接觸和交往的機會，這對于加深中國對西方的了解是一件好事，然而，這也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來自陌生的文化和國家，由于歷史、政治、地理位置、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導致了各國、各地區的文化的不同，這就是所謂的文化差異。文化差異會具體體現在各個方面，我們應意識到中西文化上的差異是不可忽視和改變的，應該接受這種差異，尊重和理解這種差異。在跨文化交流和處理實際問題過程中，避免出現文化上的沖突，從而順利地進行跨文化交流。西方國家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行為方式與我們迥然不同，在與之交往的過程中，會不可避免的會出現文化沖突的現象，在跨文化交際中，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則會引起各種各樣的文化沖突，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一）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不同的文化群體中的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風俗習慣以及道德標準都存在很大的差異。在英語的使用上，文化背景也起著相當大的影響作用，由于缺乏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很多中國人在與西方國家的人交流時運用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觀念，思維模式，因而常常使得中西方交流時陷入尷尬的境地。總之，忽視中西文化差異的相關知識，在跨文化交際中往往會走入陷阱，而導致交際失敗和尷尬。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在我國進入WTO時代以后，隨著中國的進一步開放，中國人有更多的機會去了解西方的文化，達到中西方之間的交流。因此，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對于與西方人進行跨文化交際是很有必要的，也可以避免盡量避免在跨文化交際中，由于文化的差異導致文化沖突的發生。
（二）
關注中西文化差異的意義，首先，有助于學生更深入地理解英語語言的內涵，更好地掌握英語這門廣泛運用的語言，更深入了解西方國家，更好地接受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為建設祖國服務。第二，關注中西文化差異有助于解決和避免文化差異所引起的沖突，從而更好地融入世界，讓外界更多地了解我們的國家，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更大地發揮我國在國際上的作用。第三，關注中西文化差異有利于本國語言的學習。在學習中，通過對中英文化差異的比較，有助于學生更精準地理解和掌握漢語語言，加深對漢語文化的理解，這反過來又會促進我們對英語文化的理解。
面對越來越開放的社會，我們當代大學生在加深自身文化理解的同時，還必須積極參與跨文化交流，盡可能多地主動理解對方的文化特性，努力把自己鍛煉成具有多重文化能力、善于跨文化交際的現代人，在保持自身優良傳統的同時，積極吸收外國文化中好的一面，使自己能夠順利進行雙向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1］ 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年.
［2］ 杜學增：《中英文化習俗比較》，北京：外語教學究出版社，1999年.
［3］ 閆傳海，張梅娟：《英漢詞匯文化對比研究》，陜西：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
［4］ 聶淼.英語教學與跨文化意識的培養［J］.考試周刊，2009.
第3篇：西方文化概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戲劇藝術；張庚；當代中國；文化建設；戲劇學；發展；貢獻
中圖分類號：J803 文獻標識碼：A
張庚(1911―2003)，湖南長沙人。1927年開始參加戲劇活動，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參加左翼戲劇運動，主要從事戲劇理論批評工作，于1936年出版了《戲劇概論》。1938年到延安，任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主任。1942年出版了在“魯藝”講課用的教材《戲劇藝術引論》(1981年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再版)，并發表了《話劇民族化與舊劇現代化》。抗戰勝利后，到東北任魯迅文藝學院副院長。1949年后任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中國戲曲研究院副院長，并任《戲劇報》主編。“”后任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等職。出版的理論著作有：《新歌劇論文集》(1951)、《擴大上演劇目的幾個問題》(1956年，通俗文藝出版社)、《的人民性》(同上)、《論新歌劇》(1958年，中國戲劇出版社)、《論戲曲表現現代生活》(同上)、《戲曲藝術論》(1980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張庚戲劇論文集(1949―1958)》(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張庚戲劇論文集(1959―1965)》(1984年，文化藝術出版社)。此外，他還主持了《中國戲曲通史》、《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卷》、《戲曲藝術概論》等書的編寫工作。
作為一個資深的戲劇理論家，張庚堅持真理，敢講真話，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就致力于反對戲曲領導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和戲曲研究中的庸俗社會學。他先后寫了《正確地理解傳統戲曲劇目的思想意義》、《反對用教條主義的態度來“改革”戲曲》0等文章，不贊成唯成分論，認為“衡量一個劇目中有無人民性，決不能單單抓住其中的肯定或否定人物的階級成分來予以強調”，反對“把階級斗爭的復雜圖景簡單化為一邊是壞人――統治階級。一邊是好人――勞動人民和一切被壓迫者。”在普遍認為傳統戲是傳播封建思想的渠道的年代里，要做到這點非常不容易。在忠孝、節義的評價問題上，也表現了張庚的卓識。他認為：“忠、孝、節、義這類的思想，固然有封建性的一面，但也不是沒有人民性的一面”。并舉《楊家將》等戲曲為例說，《楊家將》、《精忠記》的人民性，“正是表現在那與‘奸’尖銳對比起來的‘忠’”。“《三上轎》所以感人，也還是那有人民性的‘節’”。對鬼戲，他也不全盤否定。他認為以鬼魂形象宣揚恐怖、迷信，為封建統治服務，就是壞鬼戲；鬼魂形象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就是好鬼戲。在庸俗社會學流行的年代，講出這一真話要付出巨大的代價。20世紀60年代初的《戲劇報》為此發表了10多篇文章，整整批了他一年，同時挨批判的還有趙尋、岳野。不管別人如何厲聲質問，他就是不輕易妥協，還寫了為自己辯護的文章。他回到《戲劇報》后，仍堅持原來的觀點。
張庚常常站在歷史與現實的交接處思考。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他既反對全盤繼承及不贊成戲曲改革的錯誤主張，也極力反對拋棄傳統、用話劇的方法改造戲曲的做法。“”后不久，戲劇界刮起了一股徹底否定傳統、否定藝術規律、否定戲曲的冷風后，張庚沒有像某些人那樣模糊了自己的方向，而是一反戲曲衰亡論、戲曲夕陽論，提出戲曲尚處于自己發展的史前期的鮮明論斷。這自然不是故作驚人語，而是他經過長時間深思熟慮的結果。他認為：當前的世界文化，既不可能是西方文化單獨發展，也不可能是東方文化一花獨放，而必然是東西方文化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交融。在這個大背景下，各民族文化會進一步發掘自己的價值，做出超越本體的躍進。這個預測是有科學根據的。的確，對現代戲曲藝術來說，它在影視的沖擊下不但不會消亡，反而會在新舊交替的蛻變中獲得新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庚稱它尚處于自己發展的史前時期，并不言過其實。
張庚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寫的論戲曲改革的論文，雖然有許多地方對庸俗社會學作了認真的批判，但這種批判并不是簡單地摒棄了事，而是帶有鮮明的建設性。他在《反對用教條主義的態度來“改革”戲曲》一文中，寫了段小注：“戲曲改革”是在解放初期提出來的。那時提出“改戲、改人、改制”，完全必要，但“戲改”七年后，“三改”基本任務已完成，“戲改”就沒有了具體內容。如果把“戲改”這個名詞搬用到戲曲藝術的發展提高上來，必然導致什么都“改”，而藝術的發展是不能用“戲改”的方法去做的。“因此，我提議取消‘戲改’或‘戲曲改革’這個名詞而代之以戲曲工作、戲曲創作、戲曲整理、戲曲藝術等名詞。”他這段小注，提出了應注重學術建設，不要動輒提出“大破大立”的大問題。這對緩和緊張的文化氣氛，形成正常的戲曲理論批評的文化環境是非常有益的。正是從注重建設出發，張庚在1962年、1963年，接二連三地論述了關于“劇詩”――戲曲應稱為“戲劇體詩”或“詩化戲劇”的主張。
張庚學貫中西，有深厚的外國文藝理論功力。“劇詩”說便是以西方文藝理論為參照系提出的。在我國古代文論中，并無“劇詩”的概念，而據西方的傳統看法，“劇作也是一種詩，和抒情詩、敘事詩一樣，在詩的范圍內也是一種詩體”。這和我國古代美學家，把戲曲看作詩(非案頭閱讀的狹義的詩)的觀點是一致的。張庚的“劇詩”說，自然不是簡單地襲用前人的傳統觀念，而是在深入研究中國文學和戲曲的基礎上，發展了中外傳統美學思想，體現了整體性的觀點，與過去某些戲曲研究家機械地羅列藝術現象的做法明顯不同。它抓住了戲曲有別于其他戲劇藝術最本質的特點，是立足于我國戲劇實踐提出的一種嶄新的美學見解。從他對“劇詩”的內涵、“劇詩”的傳統、“劇詩”的言志、“劇詩”的構成、“劇詩”的意境等問題的論述可以看出，他把“劇詩”與抒情詩、敘事詩并列，不僅是把戲曲提高到詩的境界看，而且是為了改變戲曲與文學日益分離的局面。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去掉戲曲的綜合性，而是要求戲曲既要有文學性，又要有戲劇性，有行動，有嚴整的結構，即用詩的形式寫有戲劇性的、行動中的人物性格。
張庚對“劇詩”的理解，有一個發展過程。他在1943年寫的《魯藝工作團對于秧歌劇的一些經驗》和1948年寫的《秧歌劇與新歌劇》中講的“劇詩”，主要局限于秧歌劇、新歌劇和話劇，研究的范圍多半指劇本語言形象精煉、感情濃烈、節奏鮮明的詩化，后來才逐漸擴展到戲曲藝術，尤其是戲曲藝術整體詩化上。在《戲曲藝術論》中，他用了一整章的篇幅的來論述“劇詩”問題。他認為，戲曲與詩歌關系源遠流長，口頭的詩歌發展走了一條民歌――說唱――戲曲的道路。戲曲不論從編劇、表演的角度看，還是從整個舞臺藝術上看，它都是舞臺演出的詩，屬詩的藝術范疇。戲曲的審美特性可以舉出千條萬條，歸納成一條就是詩性，這便是張庚“劇詩”說的核心所在。由于張庚比較科學地把握了戲曲藝術的本質和特殊規律，因而它不僅對戲曲藝術的革新實踐有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完全有可能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為一個有特色的美學學派。
張庚在戲曲研究方面著述甚豐。他的專集、論文集和他主編的書籍，到80年代中期已有16種，論文約200多篇。其中《戲曲藝術論》既是他的代表作，也是現代戲曲學的奠基之作。他與郭漢城共同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托體宏富，立論精深，史料翔實，把中國戲曲發展的全部歷史囊括在結構通顯、風格獨具的框架之內，駕馭在前后久遠、上下廣袤的時空之中，是一部可以和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相媲美的杰作。在戲曲方志學方面，他是領導者和帶頭人。在聲腔劇種史方面，他同樣有開創性的貢獻。總觀他的戲曲研究，不論是寫“論”，寫“史”，寫“志”，他都把包括戲曲在內的戲劇藝術看作是一個高度的綜合整體，把戲曲文學與舞臺藝術、音樂藝術和表演藝術結合起來。在他看來，戲曲既是時空藝術的綜合體，也是語言藝術、音響藝術、造型藝術的綜合體，因而從事戲曲研究，不但不能像某些理論家那樣將其視為案頭作業，而且也不能孤立地將其拆零研究，而必須緊緊抓住戲曲作為一種獨特的綜合性的舞臺藝術進行探討。張庚自己研究戲曲，不但把綜合性看作戲曲的一種本質屬性，而且把它作為自己的研究出發點。為此，他較早較快地進入戲曲本體論的領域。如《中國戲曲通史》一書，注意加強藝術部分的論述，辟專章論析音樂、表演、舞臺美術。這種案頭文學與舞臺藝術緊密結合的結構方式，充分地體現了戲曲作為綜合性舞臺藝術的特征。在《戲曲藝術論》中談到中國戲曲的形成過程時，他也設了“戲曲藝術的統一性”專節，專門論述戲曲為什么叫綜合藝術，并對各種有個性的藝術，如何在綜合中發揮為故事本身服務，以及如何讓各種不同的藝術，在一個戲里發揮其所長的問題作了精彩的闡述。在《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卷》的前言中，他把自己的觀點歸納為：戲曲“與表演藝術緊密結合的綜合性，使中國戲曲富有特殊的魅力。它把詞曲、音樂、美術、表演的美熔鑄為一，用節奏統馭在一個戲里，達到和諧的統一。這樣就充分調動了各種藝術手段的感染力，形成中國獨有的節奏鮮明的表演藝術。”把戲曲看成是綜合藝術，前人早就有這種看法，但把綜合的概念用來研究戲曲藝術，則是張庚的獨到之處。這種研究方法可以更好地總結戲曲的經驗教訓，為指導當代戲曲的發展服務。
張庚不僅是戲曲理論家，而且在戲劇史領域也卓有建樹。他研究戲劇史，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還在1932年，他就從事現代文藝史的研究，在武漢的《煤坑》上發表了《與新文藝之開展》的論文。1938年，他在魯迅藝術學院講授《戲劇概論》的同時開設了中國話劇史課程。在史料奇缺的情況下，他親自整理油印了《中國話劇運動大事編年》，后來發表在1949年東北出版的《人民戲劇》上。1959年，他又在《戲劇報》上連續發表了《中國話劇運動史初稿》第一、二章，其筆墨始終集中在話劇本身，尤其努力突出話劇歷史演變的軌跡。由于他沒按當時的流行觀點著重分析早期話劇的政治思想內容，而更多地從藝術規律上分析總結，再加上評價歷史人物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派的戲劇理論和戲劇活動沒采取一筆抹煞的態度，這便招來抨擊，致使“初稿”無法再寫下去。
張庚的戲劇理論具有很強的實踐性。與那些從書齋里培養出來的理論家不同，張庚是從戲劇藝術實踐走向研究工作崗位的。他研究戲劇，時刻不忘總結舞臺實踐經驗，又反過來指導戲劇創作實踐。他總結的實踐經驗，除了半個世紀以來我國戲劇運動的實踐外，還有他本人30年代探索話劇、40年代探討秧歌劇、50年代后由歌劇轉到戲曲的一系列藝術實踐。
第4篇：西方文化概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素質教育 藝術生 英語電影 人文素質
高校藝術生，是大學生中較特殊的群體。由于專業特殊，藝術生高考時普遍文化成績低，進校后也只重視專業學習，在其它課程中的表現差強人意，學習上更自由散漫，所以高校藝術生人文素養偏低的現象更普遍更突出，具體表現為：人文知識匱乏，道德觀念模糊，審美情趣低下，哲學思維缺失。所以提高高校藝術生的人文素質更是一件緊迫而艱巨的任務。
一.高校藝術生人文素質偏低的原因分析
首先，學生們當初選擇藝術專業，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正酷愛藝術，有藝術天分，很早就立志要在藝術上有一番作為，于是在專業學習和練習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忽略了文化知識的學習。另外一種孩子，僅僅由于成績太差，估計上大學無望，走藝術之路便成了他們上大學的捷徑。于是從高二開始，在老師的組織下，浩浩蕩蕩開始了“曲線救國”的道路。近些年，第二類學生呈現增長趨勢，尤其在非優勢的藝術院校里，這樣的藝術生比例更重。這兩種學生，在專業上雖然有高下之分，但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學習意識淡薄，文化基礎弱，文化素質低。
另外，是社會，包括家長、學生，甚至高校自身對教育的一種誤解。家長學生普遍把大學等同為高等職業培訓機構，認為上大學的唯一目的就是學一門將來吃飯的手藝。尤其是在當今經濟高速發展，就業壓力日趨增大的今天，這種思想愈加突出。同時，高校教育體制自身也要承擔很大的責任。華中理工大書記，教育家朱九思一針見血指出了我國傳統教育有“三過”――過弱的文化基礎，過窄的專業訓練，過強的功利主義。在這種慣性思維下，高校招收藝術考生時，只重視專業成績的高低，不重視文化功底的考察。長期以來藝術生的高考文化錄取分一直很低，近幾年在高校擴招的背景下，文化分更是一降再降。進入大學后，大學的教學設置中，也不重視對藝術生的人文學科的教學，這樣造成了惡性循環。
二.提高藝術生人文素質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1.大學生的培養需要人文素質的提高。
胡顯章認為，人文素質指“由知識，能力，觀念，情感，意志等各種因素綜合而成的一個人的內在的品質，表現為一個人的人格，氣質，修養”。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質，正是大學培養大學生的終極目的。《四書》第一部《大學》開篇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高等教育學界的知名學者文輔相教授指出大學應該把學生培養成“一個具有與他們所受教育層次相稱的文化積淀與文化教養的人”，“一個在生理與心理，智力與非智力，情感與意向諸方向協調發展，具有較高綜合素質的人”。所以，必須要將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通過知識傳授，環境熏陶使其內化成人的相對穩定的品質。所以高等教育一旦異化成職業教育，必然忽視對人的心靈教化和人格的培養，人的創造性和想象力被嚴重壓抑，人的同情心，道德感，審美感得不到啟迪，這是教育的災難，更是民族的災難。
2.藝術生的藝術之路更需要良好的人文素質做基礎。
藝術家首先應是個獨立的思想者。“一個藝術家雖不是一個哲學家和思想家，但是，他對人生，對歷史，對宇宙的思考未必會比任何一個哲學家膚淺。”因為藝術創作不是單純的技巧勞動，沒有思想和靈魂的藝術作品永遠是蒼白空洞的。其次，藝術家必須具有豐富的知識，包括哲學，歷史，美學，倫理學，心理學，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等多方面廣博的知識。中國書法有三要領：讀書，閱世，臨池，為什么要讀書？是為了增加修養。廣博的知識是藝術的重要基礎，修養的高低，知識的廣博密切關系著藝術造詣的高低。另外藝術家還應有獨立的人格，淡泊功名。中國古人歷來重視人品與藝術的關系。清代王昱在畫論中說過，“學畫者，先貴立品。”因為沒有高尚的品行，就無法從事嚴肅的藝術實踐，要么淪為金錢的奴隸，要么自我膨脹，這些，都是藝術的大敵。
三.如何貫徹素質教育，提高藝術生人文素質
斯蒂芬克拉申的情感過濾假說指出，“二語習得的成功取決于學習者的情感因素”，所以要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必須在課程設置上體現特色。給藝術生開設英語電影賞析課，是一條積極有效的途徑。
1.英語電影賞析課可以提高藝術生學習英語動機。動機是直接推動學生學習英語的內在心理機制，是認識需要和學習興趣的綜合表現，是產生求知欲的內在動力。傳統英語課堂上老師對知識的梳理，很多藝術生聽不懂，太吃力，也喪失了興趣，但觀看電影就不一樣了。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影片的選取遵循了下列幾個要求：一，選取優秀經典的影片。這些影片都獲得過多項大獎，經受住了時間檢驗，具有真正的藝術價值和人文魅力，才能作為教學素材。二，要適合課堂教學。教學是一門獨特的藝術，它涉及到教學對象，教學目的，教學策略，所以不是所有優秀經典的影片都適合課堂教學。影片必須有趣味性和思想性的結合，內容要貼近生活，能引起學生的共鳴，能反映豐富的文化現象。三，選取的影片要求大部分人物發音標準，吐字清晰，語速適中，有較好的聽力享受，并有中英文對照字幕，幫助理解內容。
2.在英語電影賞析課上，可以充分發揮藝術生自身的優勢，開展多項活動。素質教育重視學生主體性，滿足學生個性發展的需要，更要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藝術生的突出優勢在于思維活躍，情感豐富，敢于表現自己，所以老師在視聽課上，要采取靈活多變的教學方式和考核手段，如配音，角色表演，電影改編，音樂，朗誦表演等，充分利用藝術生的優勢，發揮他們的潛能。比如，《阿甘正傳》中，珍妮在俱樂部演唱的那《Blowing in the Wind》，阿甘在珍妮墓前一大段催人淚下的獨白，都有學生在課堂上完美地演繹。再如《海上鋼琴師》，一大特色就是主人公靈巧的指尖流淌出的一首首優美的曲子，有學生在新年晚會上，彈奏了其中一首鋼琴曲，也記入了該門功課的平時成績。
3.通過課堂討論，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哲學思維。現在的大學生普遍缺乏哲學思維。有教育專家指出，“在談論大學文化素質教育的時候，有必要大大加強哲學在大學中的地位”。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馮友蘭也說過，哲學的功用在于提高人的境界。所以，老師要依據影片，提出有哲學深度或者有爭議的話題，引導同學們各抒己見。比如《海上鋼琴師》中主人公一輩子不踏上陸地，甚至寧死也不下船，怎樣看待他的選擇，怎樣理解這個人物的象征意蘊。再如《肖申克的救贖》，請同學們談談對“救贖”的理解。鑒于教學對象是藝術生，為了打消同學們用英語表達時的畏難情緒和自卑心理，允許中英文結合。總之，要幫助同學們打開思路，鼓勵他們思考，允許他們質疑，暢所欲言。
4.在電影教學中要著重西方文化的傳授。提高人文素養，文化知識的傳授是至關重要的。死板地照本宣科，講授西方文化，學生們難以提起興趣，但在精彩的影片中體味文化，感悟歷史，那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西方文化中，圣經文化起著奠基性的作用，無論是文學，音樂，繪畫，都和圣經密切相關，不懂圣經，就無法解密西方文化。很多西方電影，要么是主題和基督教直接關聯，如《冒牌天神》，要么暗含著宗教的主旨，如《阿甘正傳》，要么人物對話有圣經隱喻，如《一夜風流》。另外，影片當中還可能涉及到了很多文化現象。比如《蒙娜麗莎的微笑》中大量的美術作品，和女權主義，還有《阿甘正傳》中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許多美國真實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對于這些和影片相關文化現象，歷史事件和人物，老師在課堂先提示，再講解，更具體的信息交由同學們補充完成，要求同學們課后查資料，布置相關閱讀，作出課件。制作課件只是第一步，最后，請同學上講臺給全班同學展示并講解課件。實踐證明，通過密切參與教學活動，同學們在積極學習西方文化的同時，也為自己贏得了英語學習上的自信。
傳統教育的急功近利把高等教育異化成職業培訓機構，學生缺乏對知識的向往和對文化的尊重，藝術生尤其是這種觀念的犧牲品。藝術生若沒有良好的人文素養和人文底蘊，也不可能有良好的藝術修養，很難在今后的藝術道路上有上升空間，所以貫徹素質教育，提高藝術生的人文素養勢在必行。如何在藝術生頗感頭疼的英語教學中貫徹素質教育理念，提高學生的文化素質，以英語電影賞析為主的視聽課不失為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教學中，老師應摒棄傳統的教學理念，改變過去課堂上老師唱主角的教學模式，鼓勵學生成為課堂主體，發揮自身優勢，與老師積極配合，密切合作，積極探索電影中呈現出來或隱含的文化現象，大膽思考，延伸閱讀，在潛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的品味和素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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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西方文化概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文化誤讀；李
在朝鮮語境中，中國滿洲族形象往往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十八世紀下半葉之前，朝鮮人心中的滿族人形象是帶有明顯意識形態色彩的，而十八世紀下半葉以后便帶有“烏托邦”色彩。幾百年來，兩種不同的文化始K互識互證，相互碰撞著。
一、文化誤讀
（一）文化誤讀基本概念
曹順慶教授在《比較文學概論》中詳細地對比進行了研究，概括而言就是：文化交流活動中由于文化過濾的作用，而導致發送信息的減損和接受者文化的滲入，從而造成影響誤差。文化誤讀鮮明地反映了不同文化間的碰撞、扭曲與變形，導致了一些不良的文化影響，使得文化交流的質量大打折扣。它包括無意識的文化誤讀和有意識的文化誤讀。
（二）無意識的文化誤讀
無意識的文化誤讀往往是由于在文學翻譯中，譯者對源語文化缺乏足夠了解或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約產生的。早期紅樓夢的英譯本，把黛玉翻譯成black jade（黑色的玉），而這一詞語的引申義居然是“黑皮膚的”。李紈字宮裁，也被翻譯成皇宮里的女裁縫，這無疑是一種望文生義的行為。鴛鴦竟然被翻譯成忠誠的鵝，這樣的翻譯讓人哭笑不得。而人物形象的傾覆更是不勝枚舉。
（三）有意識的文化誤讀
有時讀者在閱讀作品時的主觀情感不可能和作者創作時的情感完全一致，因此造成讀者對作品的創造性理解和主觀評價。港臺學界關于中國古典詩詞中蠟燭意象的學術爭論故事充分證明了這種現象的普遍性。但有些誤讀，是主體文化和作者有意選擇的結果。近代以后，西方文明逐漸取代了東方文明而成為世界歷史發展的軸心，因此西方文化對于東方文化的誤讀是居高臨下的，同時也是涉及到意識形態方面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西方仍處于強勢話語地位。而朝鮮朝和中國之間，也存在這樣的微妙關系。
二、朝鮮使臣對明清兩朝的文化誤讀
（一）李對明清兩朝皇帝的形象誤讀
李，字用涵，號松溪，仁祖第三子，仁祖三年被封“麟坪大君”。朝鮮外交官，主張伐清。曾于“丙子之亂”爆發后被擄至沈陽，做了一年人質，于第二年春天被放回朝鮮。他的作品有《燕途紀行》等。作為朝鮮使臣，李的在華立場也是有些尷尬的。和其他使臣相同，李對于清朝的心態是矛盾的，也是復雜的。
李對清朝順治皇帝的看法，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他眼中的順治形象是氣象桀驁、氣狹性暴、荒恣意、慕效華制、專厭胡俗的，顯然這與我們認知里的順治帝形象略為不符。徐東日在論文《論朝鮮朝使臣李眼中的順治帝形象》中，闡述了朝鮮使臣的在華立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朝鮮民族集體記憶而非實際上的觀感”，通過分析順治的成長經歷，對于李所說的放縱給予了解釋與駁斥：“荒恣意的形象不過是朝鮮君臣關于滿族統治者形象的一種心理期待”。同時他充分論述了順治帝“力學中華文字，稍解文理，聽證之際，語多驚人”的原因和背景，而對于“專厭胡俗”他直接指出這是明顯背離歷史現實的。
但是對于明朝以及明朝皇帝，以李為代表的朝鮮使臣又是另一番看法。事實上明朝之前，中朝便已有使臣往來，而明朝時期，朝鮮使臣出使中國的次數就更為頻繁了。推動兩國政治進步、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使得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朝鮮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了朝鮮的主流文化。在朝鮮人眼中，中國作為禮儀之邦，其文化是優秀而值得學習的，是應該受到尊崇的。朝鮮使臣極度尊崇明朝的萬歷皇帝的勤政愛民，稱其“天威甚邇，龍顏壯大，語聲鏗鏘”。 甚至在李眼中，盡管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剛愎自用，疑神疑鬼，最終走投無路而自縊在煤山的清風明月下，還是比清朝的皇帝好得多。
（二）朝鮮使臣產生文化誤讀的原因
1.朝鮮朝的意識形態
明朝滅亡后，朝鮮的一些士大夫對中國的想象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中國已經淪落為被蠻夷統治的顛覆文明之邦，變成了應該討伐的對象。心理上的無法接受一方面造就了朝鮮朝的華夷分離意識，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朝鮮朝為中心的中華意識。由于對明朝的崇拜，朝鮮朝不斷加強華夷分離意識，并一步步走向了抵抗清朝統治的道路。這是朝鮮朝對清朝產生有意文化誤讀的原因之一。
2.李的思想內容
順治帝執政時期，正當朝鮮國內“北伐論”興盛之時，李受制于“尊王攘夷”的傳統思想，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認順治帝的正統地位。盡管順治皇帝 “聽政之際，語多驚人，勵精圖治，繼往開來”，但朝鮮君臣對清朝統治者仍然始終以“胡皇”、“夷虜”視之。因此在李的文學作品中，一方面，他驚嘆并盛贊清朝皇宮的富麗堂皇，另一方面，以其為代表的朝鮮君臣蔑視并且丑化著居住在皇宮之內的清朝皇帝。
三、總結
隨著時間的推移，朝鮮赴清的使臣越來越多，與清朝進行不斷的接觸，他們逐漸發現滿族上層人士并非與他們的想象一致。許多滿族人也都在認真地學習漢文、學講漢語，他們對清朝的偏見慢慢改變，也開始重新審視并吸納清朝文化。至此中朝文化開啟了新一輪的文化交流過程。
參考文獻：
[1]曹順慶.比較文學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第6篇：西方文化概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創新教育 人才培養 實驗班 探索
[中圖分類號] C9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5）07-0032-03
在社會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調整的今天，傳統的人才培養觀念和模式遇到了很大挑戰。高校畢業生在社會中的生存和發展更多地取決于其對社會的適應能力和對工作的創造能力。[1] [2] [3]本科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基礎階段，在確定人才培養目標時，應基于建設高水平大學的目標定位，樹立新型的高等教育人才觀，將人才培養目標提升到能夠全面適應經濟社會發展且富有特色個性與創造力的高度來認識。學校要為學生提供更加寬廣的教育教學平臺，使學生在學會學習與創造、學會做人與做事的基礎上，成為厚基礎、寬口徑、富有創新能力的創新型人才。
創新型人才的基本特質有：思想道德素養高，身心健康;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團隊精神;基礎理論扎實，具有良好的專業發展潛質;樂于探索未知，具有創新精神與創新能力;對生活和事業永葆激情，適應能力強。其中，創新精神與創新能力是高素質創新型人才基本特質中的核心內涵。[4] [5]河南大學始建于1912年，是河南省重點建設的綜合性大學和河南省與教育部共建高校。為了探索、實踐地方綜合性大學本科教育人才模式改革的有效途徑，推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實踐，河南大學于2005年開辦了文理本科實驗班。本研究以河南大學本科實驗班為依托，主要在管理體制、課程體系、教學模式、教學手段、平臺建設等方面進行探索。
一、改革創新管理體制，形成校院兩級聯動機制
河南大學本科實驗班培養方案系統研究了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關聯要件，對培養方案、教學計劃、課程設置、教學組織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改革創新，同時結合河南大學“國家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試驗區”的建設，積極探索通識教育基礎上的寬口徑專業創新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更加注重學生知識、素質、能力與創新的全面培養和學生人格結構的整體優化。開班范圍將在部分文、理學科基礎上，拓展到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醫更多的學科領域。實驗班的管理將實行校院兩級管理體制，由教務處、學生處負責教學與學生的宏觀管理，主要對實驗班的培養方案、教學計劃、教師聘任、學生選拔、經費投入等重要問題進行研討審定，監督、考核實驗班的教學和學生管理工作;遴選并依托教學科研水平較高的研究型學院負責本科實驗班的日常教學和學生管理。
二、優化課程體系，注重學生創新與實踐能力的培養
基于河南大學綜合性大學的學科優勢與特點，我們加強課程整合力度，加大實踐教學比重和創新學分，實驗實踐教學環節學分（學時）達到總學分的30%;倡導研究性教學方法，學術講座與學術交流環節進課堂;進一步做好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有機銜接，規劃設計培養計劃中各個教學環節的梯度、密度與進度，科學處理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課內教學與課外學習的關系，形成適應創新型人才培養要求的課程體系。根據人才培養目標，我們在目前基礎上進一步加大開放和交流力度，引進國外大學優質教育資源，聘請國外高校教師，使用國外原版教材，推薦部分優秀學生到國外大學交流學習，使之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優秀人才。
三、構建通識教育平臺，強化學生人文與科學素養
在通識課程體系中，我們重點建設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中西方文化和跨學科專業等四大課程模塊。對人文社會學科專業增設中國文化史、心理學基礎、管理學概論、邏輯學基礎西方文化概論大學基礎數學、大學物理學概論等課程;對理工學科專業增設中國傳統文化、大學語文、基礎心理學、邏輯學基礎等課程，旨在強化學生的科學與人文精神，培養學生獲取、加工和應用信息的素質與能力，引導學生養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學生審美能力和堅強的意志品質，拓展學生的學科視野，增強學生對未來學習和工作的適應性。以人文社會學科為例，課程結構與學分見表1，公共平臺課程教學計劃見表2。學科平臺課程及專業課程由各個實驗班依托單位根據承辦實驗班的學科專業情況，制定并執行相應教學計劃。實踐性教學環節包括國防教育、專項學分、科研訓練、專業實習和畢業論文等，不同學科專業可根據其特點及培養目標要求，合理設置科研訓練、專業實習和畢業論文實踐教學環節的學時與學分。
四、因材施教，尊重和支持學生個性發展
在培養方案制訂、教學計劃設計等方面，注重共性與個性、統一性與靈活性的結合，充分考慮學生基礎、興趣、特長、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和對教育教學過程的不同要求，重點在語言訓練、計算機技能、實驗實踐、學術研究與創新等方面為學生營造一個開放自由的學習環境。學生在低年級不分專業，按學科大類進行通識教育，學生完成通識教育課程后，可以根據自己的志趣和特長，在本院所辦學科專業范圍內提出專業選擇意向，經學校審定后可進入專業階段學習。
培養方案本著學生為本、德育為先、能力為重的教育理念，貫徹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注重創新的教學原則，實施低年級通識基礎教育、高年級寬口徑專業教育有機結合的培養模式，將人文與科學素養教育貫穿學生培養的全過程，注重學生知識、能力和素質的全面培養與提高，培養造就基礎好、能力強、素質高的創新復合型本科生，為使他們將來能夠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秀人才奠定堅實基礎，同時為研究生教育輸送高質量生源。在教學與學籍管理過程中實行導師制、學分制和淘汰制。學生完成本科階段學習后，擇優推薦本科實驗班畢業生進入本校相關專業碩士研究生階段學習，實行本碩貫通式培養。
五、創新實踐教學模式，營建創新型人才成長的良好環境
實施創新性實驗計劃，旨在探索以問題和課題為核心的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激發大學生的創新思維和科學研究興趣，充分調動大學生自主學習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強化大學生的創新意識、實踐能力和團隊協作精神，形成良好的校園創新文化氛圍，全面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的實施，對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促進學生知行統一、學以致用，增強學生可持續發展潛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6]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每年以項目形式予以立項實施，實行項目負責人負責制，項目所在學院為每個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配備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或博士學位的教師指導組，指導教師熱心大學生創新性實驗工作，并且責任心強、作風正派、治學嚴謹，具有較強的科研和組織協調能力，其職責是就實驗項目的技術理論、實驗方案設計、工作路線和安全教育等方面進行指導，并定期組織學生交流研討。學生完成并通過鑒定驗收的創新性實驗項目，可取得創新專項學分。
相對于理論教學而言，實驗實踐性教學更有利于突出學生的主體性，有助于學生自主建構知識體系和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更有利于突出學生知、情、意、能的高度融合。以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為導向，逐步建立以創新能力培養為核心的實驗教學模式，從而充分發揮學生的個性、特長和潛在的創造力，使實驗教學的定位由單純的實驗課程教學向開放式的學生課外科技創新活動基地轉變。借鑒“自助式”管理模式，使學生自由地研究和學習，逐步實現實驗教學模式由驗證、認知型實驗向以創新精神、創新意識和實踐動手能力培養為主的研究性、探索性、設計性、綜合性實驗轉變。同時，確立以學習為中心、以創新為重點、以學風建設為主線的學生工作指導思想，營造適應創新教育教學的良好環境。
根據跟蹤調查和統計，2011屆～2014屆實驗班畢業生思想活躍，知識面寬厚，專業基礎理論扎實，創新能力突出。畢業生就業率和研究生錄取率在全校畢業生中名列前茅，有51.6%的畢業生考取中國科學院、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國家重點科研院所高校的研究生;在校期間生均獲得“挑戰杯”、“數學建模”、“英語演講”、“電子設計”等省級以上獎勵1.3人次;31.2%的學生獲得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資助，44人次獲各級論文獎。
經過調查分析，在實驗班教學與管理的工作實踐中也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問題，如管理機制需要進一步調整和改革，通識教育平臺和學生個性發展空間需要進一步拓展，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的銜接需要調整理順，開放辦學與國際交流的力度需要進一步加大。為此，學校實驗班辦公室認真總結前期工作經驗，圍繞建設高水平大學建設目標，與時俱進，不斷加大改革創新力度，進一步完善地方綜合性大學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條件下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新模式，以示范帶動全校本科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
[ 參 考 文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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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西方文化概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文學教學 教學內容 教學方法 主體性教學
外國文學課擔負著傳播引介民族文化，拓展學生視野，提高學生人文素質的任務。由于它源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態，具有異質文化性質，在精神心理、價值建構、審美追求等方面均顯示出與中國文學不同的特點，學生在理解上往往產生距離感、陌生感。同時，外國文學涉及的范圍廣，作品多，從古至今傳承下來的文學思潮和現象紛繁復雜，同一思潮在不同的國家的表現形式有很大的差別，即使在同一國家里，不同的作品也同時存在相同點和獨特性。因此教學難度相對較大。
傳統的外國文學教學“一般依循文學史發展脈絡，做史選結合的綜合描述：內容上厚古薄今，詳遠略近”;方式上基本以教材教師為中心，進行課堂講授。這樣的教學內容和方式無疑難以實現培養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對文學作品進行深層次、多向度的研究，建立跨學科跨文化研究的大視野的教學任務。因此，對傳統的外國文學教學的改革勢在必行。
一.調整教學內容體系
目前，大多文學教材采用“時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節選”的三段式套路，因其“史”和“編”的特點，長期以來在學術理念上形成了誤區：教材定位的非學術化，文學史知識的純客觀化，操作方式上的集體化。于是，教材忽視了文學自身規律和特性，重點不夠突出，缺乏創新性和學術價值。實踐證明，教學內容的選擇應反映文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和時代特性：
第一，從縱向上，根據“厚今薄古”的原則調整課程內容體系。整個西方文學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時期文學，17-18世紀的古典主義和啟蒙文學，19世紀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20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以及20世紀中期出現的后現代主義文學。傳統的文學教材及教學內容往往側重于19世紀及以前的經典文學，對于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中期以后的現代主義文學則無暇顧及或只是匆匆帶過。于是便形成了這樣的弊端：知識陳舊，即時性差，信息獲取滯后于當代重要研究成果及前沿動態。因此，在教學中對課堂教學內容應做適當調整，“本著詳近略遠原則，把重點從古代移到現代”，尤其是20世紀后的現代主義文學，體現文明成果的發展和知識的更新轉換，使學生了解現當代重要的研究成果、文學思潮、批評方法。
第二，從橫向上，壓縮文學史教學，開展專題教學。在以往的文學教學中，我們多采用“古代、近代、現當代”的分段式教學模式。這種文學史教學內容涉及的范圍寬，作家作品多，文學現象紛繁復雜，面面俱到，給教學增加了不少困難，容易影響教學效果。此外，基礎課程占用的時間過長，既不利于教師的科研探索和學生的自學研討，也影響課程體系的建設。所以，在保留外國文學史教學中必要的基礎知識的同時可對其大力壓縮，并推出一系列專題選修課，比如：英美文學經典、西方文學思潮、現代主義文學、西方小說敘事研究、西方詩歌藝術研究、西方悲劇藝術研究、比較文學研究、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專題研究、西方文化概論等。這樣改革，極大豐富了本學科的教學內容，使課程體系趨于完善，尤其是為我們的研討式教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更有利于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鉆研和思考，完成文學的創造性閱讀和闡釋。
第三，重視文學理論在教材中的作用。文學理論是用于詮釋文本的普遍理論，原是對文學創作經驗的總結，但反過來又影響和指導創作。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文學理論學派包括有：新批評、形式主義、、心理分析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等。學生掌握了不同的文學理論，便有可能采用多種文學批評方法從新的角度和層面對作品進行分析和闡釋。現代文學教育正是要形成多元化的闡釋格局，培養學生的主體性和創造性閱讀。
總之，在編訂外國文學教材時，我們應堅持“以史為經，以論為緯，以作品研究為中心”的原則，編寫出有主有次，主次分明，具有大學特點的外國文學教材。
二.采用主體性研討式教學模式
大學的教學任務，不僅僅是為了替學生解惑答疑，更重要的是通過教學傳授給學生基本的學習和研究方法，培養學生獨立研究和實際工作的能力。為此，外國文學課堂應采用“以教師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的主體性教學模式，培養學生的創造性閱讀和闡釋能力。
第一，更新觀念，建立“以教師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的主體性教學模式。依據當代詩學闡釋學思想，“作品包括文本和讀者理解兩部分，那么學生的閱讀和理解才是文本自身意義得以實現的唯一途徑”。所以文學教學應當徹底改變以往以老師講解為主的課堂教學模式，采用以學生為主體的研討式教學方式。
在主體性教學模式中，教師由原來的知識的傳授者、灌輸者轉變為學生主動學習的組織者、指導者。教師在學生主動性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引導”主體的作用，使教學活動具有發展學生主體性的功能。為此，在教學中，我們應當堅持“精講、少講、不講”的原則，即重點、難點的地方精講;參考資料多的內容少講;簡單易解的部分不講，盡量把時間留給學生，最大限度地調動和激發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和創造性。這一教學模式使學生從單一的專業知識學習中解脫出來，達到“一課多能”的教學目標。學生既能掌握專業知識，提高文學鑒賞、文學批評的能力，又能在思維方法、學習態度、表達技巧等方面得到綜合訓練。
第二，提倡獨立思考、大膽創新的“沙龍式”研討。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教學多采用單一的社會學歷史學批評方法，以是否“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作為衡量作家成敗、作品優劣的重要標準。然而一部經典作品，無論在文化容量還是美學內涵上，都是博大精深的，因此我們應注重從文化、哲學、宗教、社會心理及科學等諸多方面進行探討，通過多角度、多層面、多方法的闡釋，構建多元化的闡釋格局。“在教學中將語言的輸入和文化的導入”，就可以使學生體會和接受不同民族文化間的生活方式、社會習俗、價值觀的空缺和不同，在沙龍式的研討中更好的實現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為此，我們應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大膽探索、勇于創造。對于一個問題的認識，不給標準答案;對于不同的觀點，也不作統一結論。學生依據不同的文學理論、批評方法和個人經驗可以讀出不同的意義。比如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短篇小說《邱園記事》，有人說它暗示了人與人之間的淡漠和隔膜;有人說它反映了一戰給人們帶來的悲觀和彷徨;也有人說它表現了人們對生死的不同看法;更有人分析了其中的生態主義思想。這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研討模式容易營造自由活潑的課堂氣氛，培養學生活躍敏捷的主動思維。于是，學生在各抒己見中得出了不同而又深刻的個人感受，甚至不放過作品中的一個詞一句話，文中出現的一些細節場景（花、蝸牛、機器轟鳴等），都作了細致而深入的探討和推敲。
第三，論文寫作是課堂討論的結果。經過閱讀準備、教師引導、全員參與和互動的課堂討論，每一位學生對作家作品的把握都達到了比較全面的程度，能夠確定一個自己最感興趣的話題。在這種情況下，教師應該提倡學生深入探索、大膽創新，啟發和引導學生查找資料，運用新的批評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層面對作家作品進行新的解讀。通過論文寫作，學生的綜合能力得到了鍛煉，成就感和滿足感自然而來，學習的積極性也就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當然，這種主體性教學模式對老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必須具備淵博的專業知識，及時了解最新科研成果和學術動態，深諳教材的同時還要熟悉學生，在討論時才能夠做到有的放矢，有備而來。
三.結語
雅斯貝爾斯曾在《什么是教育》一書中指出：“所謂教育，不過是人對人的主體間靈肉交流活動（尤其是老一代對年輕一代），包括知識的傳授，生命內涵的領悟，意志行為的規范，并通過文化傳遞功能，將文化遺產教給年輕一代，使他們自由地生成，并啟迪其自由天性。”我們教學改革的出發點和目的是為了培養和輸送社會所需要的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合格人才，而教育所擔當的重任不僅要求學生掌握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術，更為重要的是涵養豐富健全的人格，塑造完美高尚的靈魂，使人的潛能得到極大的挖掘和拓展，使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的發展和張揚。由此可見，教是為了不教，著力于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創造精神，才能使學生終生受益。這便是我們的文學教學內容和方法改革的任務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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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隆西.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評[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
第8篇：西方文化概論論文范文
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比較文學無論是在學科理論的創建、研究范式的確立和教學過程的實踐等方面，世界各國學者都還在進行著積極的嘗試與探索，力求建構出兼具民族特色與世界意識的比較文學理論形態。與此學科世界發展現狀相應的是，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科體系的整體框架中，存在著文化傳統、知識結構和培養目標各具特色的地方高校，甚至還有一些是具有鮮明特色的民族地區高校。因此，如何在民族地區高校的文學課程中凸顯比較文學學科教育與人才培養的優勢，是本文重點探討的問題。而要對這個問題取得深入有效的思考，必須立足于民族地區高校所據有的獨特的地緣優勢和文化資源。首先，從其文化屬性觀照，民族地區高校不僅地理空間上呈現出地區性與地域特色，在文化空間上也獨具其歷史傳統和民族氣質。就以筆者所在的百色學院為例，百色學院是一所位于民族地區的普通高校。現今百色在行政區劃上是隸屬于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一個地級市，其地理位置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接地帶，與越南接壤并勾連東南亞。根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粵地）今之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1］（P1329）其中“蒼梧”“郁林”“合浦”等地，均位于今廣西的地理范疇之內，“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則指與廣西交界的越南等地，在古代均屬百越之地。百越地域廣闊，面臨大海，接壤異邦，成為中原與周邊國家交往的文化走廊。自古至今族群的延綿遷徙以及文化交流，使得這一地區成為溝通中原華夏和東南亞各國的橋梁。在此地繁衍生息的邊疆民族因融合中原華夏文化與東南亞各國文化而獲得新的生長點，同時推進中原與東南亞各國文化的發展。進入21世紀，繼中國改革開放大潮而來的是東盟區域合作，廣西作為連接東南亞的中國南大門，從地理空間的邊緣成為了東盟文化與經貿交流的中心，國際間、地區間多邊多向的頻繁對話與交流在承襲傳統的基礎上獲得巨大擢升。因此，在此背景下開設比較文學課程不僅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也有利于與周邊國家的民族和睦與經濟發展。
其次，從其學術地位分析，中國與周邊亞洲鄰國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學比較是中國比較文學與東方文學研究的前沿領域，代表著世界學術研究的發展趨勢。作為的倡導者，魯迅先生在《今春的兩種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盲點：“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者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2］（P386～388）當代比較文學學者季羨林、樂黛云、饒芃子等人也提出要對中國與第三世界及東南亞國家的文化文學交流加以重視的呼吁。孟昭毅也在綜觀我國比較文學現狀后中肯指出：“在以往的東方文學交流研究中，中國與周邊各國的文學往來都有不少涉足者，……但不足之處在于中國在區域性的文學交流，如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地區的文學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敘述得太少。”［3］（P5）在2011年4月舉辦的中國首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導高層論壇會議上，樂黛云更是提倡中國學者應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她指出當下語境中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要在認知、理解和詮釋民族文化歷史的基礎上尊重并吸收他種民族文化的經驗與長處，形成一種文化自覺。［4］
西方學界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文學交流也極為關注。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院士在東南亞民間文學與民族文學的研究過程中，提醒中國學者要注意中國與周邊國家跨境民族文學研究。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論和女性主義理論的代表佳亞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國做學術講座時也提到東方之內的文學比較與東西方比較同樣重要。法籍華裔學者陳慶浩在1992年臺灣“中央研究院”舉辦的“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大會所提交的論文———《中國文學研究展望》中也呼吁應重視少數民族文學、民間文學、俗文學、方言文學，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寫出真正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其中也提及各民族文學比較研究的必要性。［5］中國地域廣闊民族眾多，加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往源遠流長，這些豐富深厚的地緣優勢與文化資源，使得中國與周邊國家民族文學比較研究成為當前比較文學研究的焦點問題。例如，在北京大學就把“東方民族民間文學研究”作為重點學科來建設，北京師范大學“211”課題“新世紀外國對中國文學的譯介與研究國情報告”中也把日韓越三國作為重點攻關項目，中國社科院邊疆研究中心立項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研究課題，陜西師范大學成立的“中外民族戲劇學研究中心”專治于中國與周邊國家民族戲劇文化關系的研究等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可見，在民族地區高校進行比較文學教研，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與民族文化資源，其文化多樣性以及多民族文學的互動共生能夠把地理范疇的邊緣轉化為學術研究的前沿。因此，民族地區高校在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習過程中貫徹區域特色與學科前沿相結合的思路，顯得尤為必要且十分重要。
二、從理論學習到實踐操作：民族地區高校比較文學的改革思路
普通本科院校比較文學課程的基本學時是54課時，而要想在一個學期有限的課時中對比較文學的起源發展、基本理論和研究范式進行全面梳理與深入介紹是遠遠不夠的。就以由陳惇等學者編寫、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比較文學概論》為例，里面涵括的內容包括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功能”“歷史與現狀”“基本類型與研究方法”“文學比較研究的領域”以及“跨學科的文學研究”等內容，可謂理論抽象、方法多元且信息駁雜。但這樣的教材是不是適合民族地區高校的實際操作呢？筆者在以往教學實踐中常面臨這樣的尷尬：往往一個學期課程結束，學生對于課本羅列的那些遙遠的歷史事件、抽象的理論論爭和沒有閱讀體驗的舉例分析，可謂卷帙浩繁又隔膜生疏，因此大家深有什么都沒學會，什么都沒掌握的遺憾。這也是比較文學教學過程中的一個普遍難題。對于本科生來說，這一理論知識顯得抽象又浩瀚，理解和掌握起來都有難度，也極易流于表面。按照本科生的學術積累和思維水準，也不宜匆忙展開比較文學的學術研究。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比較文學課程教學的宗旨與目的進行深入反思與積極探索。筆者嘗試從以下方面進行變革：
（一）教學基點立足于中國文學
20世紀80年代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心移到了中國，中國比較文學以自己的獨特聲音傳達出具有中國特征的理論話語與學術形態。陳惇和劉象愚兩位教授在《比較文學概論》一書中指出，中國比較文學應以中國文學為立足點和出發點。中國作為文化大國，從古代的文明古國的文化輻射、近現代的師法西學以及在當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與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互動，都體現出豐富深厚的文化內涵與曲折復雜的發展歷程。中國各時代的文學現象在比較文學中具有無可替代的獨特功能，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應該多以中外文學交流或中外文化關系為例子展開論述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時間和情感上拉近比較文學與中國學生知識視野的距離，從而引發學生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與前瞻。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立足學生熟悉的文化傳統與文學背景，通過與異質文化的對比參照來認識中國文學與文論的民族特色，進一步地尋求跨文化的對話和溝通，在中外文化與文學的互證、互補、互識的基礎上，達成對當代大學生的世界文學意識與包容文化觀念的建構，最終形成一種文化自覺。
（二）教學內容側重東方文學與民族文學的比較
比較文學是一門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的開放性學科。在教研過程中，要求研習者對古今中外文化與文學的歷史發展與精神內涵融會貫通。但實際上，本科教學階段很難有學生達到此種暢達古今學貫東西的理想境界。如果教師在課堂上生硬按照材進行宣講，常常顯得捉襟見肘，會面臨教學內容與對象錯位的尷尬，最終造成學科主旨與教學效果的明顯落差。因此，民族地區高校的比較文學課程應該對教學內容進行相應調整。比較文學的學科起源來自西方的定義，但作為一種文化觀念和學術理念而言，其在東方文化也有著深遠淵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東方文化，近現代兩三百年間的東方文學，也因西方入侵帶來的外來文化沖擊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而體現出復雜多元的文化內涵和社會變遷。因此，各個歷史時期的東方文學都具有深邃的精神內涵和獨特的審美趣味。如果能夠將中國文學發展置放在東方文化這一大語境中進行參照與反思，以此來觀照中國民族的歷史命運及其發展，這樣的比較文學課程會更具有現實意義與啟迪價值。比較文學濫觴于歐洲學者對民族文學和民間文學的關注，比較文學實踐研究是建構在不同民族間文化與文學交流互動的基礎之上。所以雙邊或者多邊的民族文學比較研究是比較文學的基石。比較文學學者嚴紹璗在紀念《中國比較文學》出版60期時撰文提出“把比較文學做到民族文學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學的研究中拓展比較文學的空間”這樣的學術構想。同時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樂黛云也在17屆國際比較文學年會上的發表文章《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中國視野》中強調“（中國比較文學）的產生是與中國人振興國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發展本民族文學的志向分不開的。”［6］2008年11月還在陜西師范大學召開了主題為“東西方民族文學與比較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所以在全球多元的文化語境中，在我國“多元一體”民族文化的和諧背景下，從比較視野對世界各國及國內各民族文學進行歷史和美學的深入研究，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體系建設頗具價值。我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其西南邊疆民族地區與東南亞山水相連，因而存在多種異質文化的變化。因此，在民族地區高校的比較文學課程中應側重對東方各國文學、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文學、中國南方民族與東南亞各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及其成果進行介紹與討論。
（三）教學重點轉向學科前沿領域
中國與周邊亞洲鄰國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學比較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前沿領域。民族地區高校應調整教學的重點，將比較文學的內容從文化中心、傳統經典轉向區域特性與民族特色。在教學與研習過程中，學科史的發展可以作為背景和鋪墊，在中外文學與文化比較的大框架下重點引領學生探討立足學科前沿與凸顯區域特色的問題，例如“東方民族民間文學研究”“新世紀外國對中國文學的譯介與研究國情報告”“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中外民族戲劇學研究”和民族文學經典的文化翻譯與傳播等這些新的研究問題。對實際問題的思考與解決，會使學生腳踏實地領悟到比較文學的學科宗旨，并在此基礎上深入理解與正確運用相關的理論與方法，而不是一開始就疲于應付各種理論思潮的狂轟濫炸。而且，這些學科前沿所探討的問題更具有時代氣息和現實意義，除了培養學生學術思維的邏輯性外，還能夠增強學生對社會思考的敏銳度與深刻度。
三、從空中樓閣到高屋建瓴：民族地區高校比較文學的實踐意義
（一）“宏觀比較文學”理念與應用型人才
民族地區高校的人文學科培養目標是應用型人才，其面對的教學對象是以本科生為主（包括中文系、外語系和綜合文科），兼及專科和高職等層次學生。這些學生除了極少數畢業后進入碩士階段繼續深造，極大部分還是在畢業后即走向社會，他們的職業多是地方中小學教師、基層農村干部、政府機關公務員以及一些發達城市的各類公司企業的初級管理人員等。那么，比較文學教學與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契合點是什么呢？比較文學學科在1998年重新被納入我國高等教育學科體系，成為文學專業本科生的專業基礎必修課。中國高校按性質可劃分為科研性、教學性與綜合性等類別，其中一些屬于綜合性院校的民族地區高校培養人才的模式是以應用型為主的。文學專業的應用型人才，不是僅僅針對技術的掌握與操作，而是要從所學的專業知識中汲取人文精神資源，來培養健全的人格、寬厚的文化素養以及成熟的思維能力。鑒于此，民族地區高校比較文學課程教授與研習的重點不應該落點在學科史的梳理、學科理論的掌握和研究方法的運用，而應該是以人文素質教育為導向，培養學生世界文學意識和大文化觀念，在熟悉本土文化的基礎上，樹立民族文化自信與世界文學意識，形成視野廣闊與胸懷包容的文化觀念。正如我國比較文學學者王向遠所倡導的，在本科階段比較文學教學中，“應該把中外文學知識的系統化、貫通化、整合化作為主要的宗旨和目的”［7］（前言）。也就是說，民族文化自信與世界文學意識是比較文學與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契合點。由此，我們在進行比較文學教學實踐中，應該倡導“宏觀比較文學”的新理念。“宏觀比較文學”具體是指“各民族文學、各區域文學乃至世界文學之間的差異性與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門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學、區域文學、世界文學形成、發展規律的科學”［7］（前言）。
正因為比較文學是一門集概括性、理論性、前沿性于一身的課程，其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向學生教授如何進行具體的比較文學研究，而是教會學生如何宏觀地認識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復雜關系，如何辯證地分析判斷有全球意義的重大文學現象。一言蔽之，中國比較文學汲取了土壤深處文化傳統的滋養，也接受異域文化的和風吹拂與世界文學的陽光普照，是一門高屋建瓴的文學與理論課程。而民族地區高校的比較文學也不是虛無縹緲不著邊際的空中樓閣，而是扎根在民族傳統與地方文化土壤上的一棵參天大樹。比較文學課程可以讓學生通過全面觀察和客觀比較來看待社會現實與文化發展，對古今中外文學的起源、發展、面貌、特征與趨勢有清晰把脈。這是在文化孤立和自我本位狀態下所無法擁有的視野和胸懷。也就是說，比較文學作為一種文化觀念和學術視閾，能夠讓我們的學生在全球化背景中，既樹立了對自我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克服了文化狹隘心理與井底之蛙的淺見，學生在思路豁然開朗的同時獲得思維創新。例如筆者在指導2012屆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過程中，就引導學生用比較文學的學術理念來思考和探究中西文學與文化交流互動的問題。其中《比較于連與高加林不同的命運走向及其文化內涵》《人文主義視野下的“國民性”探討———比較〈阿Q正傳〉與〈堂吉訶德〉》較具有典型意義。前者通過探究于連和高加林個人奮斗及其最終命運走向不同，指出高加林的命運歸宿是中國儒家道德觀念與西北農民土地情結的合力推動，體現出一種與西方反叛性和顛覆性不同的圓融的生命觀，這對我們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異與融合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后者通過比較阿Q的“奴性”與堂吉訶德的斗爭與自由，從堂吉訶德“立人”精神啟迪引發我們對魯迅創作精神及“國民性”的深入探討。這兩篇論文都避免了“X＋Y”的拉郎配式的生硬比較，而是在可比性基礎上選取一個切入點，在文學比較中探討深層文化的不同，從而獲得對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觀照以及對自我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以上事實證明，比較文學課程對“應用型”人才培養與人文素質和綜合能力提升有積極意義。學生在論文思考與寫作過程中，不僅思維邏輯和寫作水準得以提升，還獲得了一種高屋建瓴的理論切入點，使得古今中外的文學史的知識能夠煥發出新的時代氣息和現實意義，也開拓了學生的學術視野及其對民族文化的思考。
（二）民族文化資源與特色教研團隊建設
從教研層面來看，比較文學對教師的學術積累既提出高要求也有積極推進意義。作為有限的個體，要達到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和方法的全面了解與熟練運用是不切實際的。但我們可以立足于區域特色和學科前沿來指導自己的學術思考，在實際教學過程中重點強調可操作性。這就要求教授這門課程的教師通過引導學生對一些發生在自己身邊、自己熟悉的文化傳統中的文學與文化事件進行思考，凸顯出一些有現實意義又切合地方實際的問題意識。筆者現在致力的課題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學在文化研究和區域文學的視閾中，呈現為國別（中國與越南）文學、民族文學、文學人類學與民俗學的多學科的比較文學研究。比較視閾中的中越跨境民族文學獲得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宏闊視野，形成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學。此外還有很多具有區域特色又位居學術前沿的課題可供思考，例如民族文學的世界性因素、跨文化語境中多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用漢語寫作的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研究以及民族經典的跨文化翻譯與傳播等等。新思維、新方法的刺激必然會凸顯出新的學術思考和問題意識，唯有如此以教學帶動科研，教師才會敏銳準確地在科研上找到自己的根據地與發展空間。比較文學以其學術視野的寬度、歷史發展的深度和總體文學的高度，在世界人文科學中成為一門顯學。比較文學在當代中國中文學科體系中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它與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民間文學甚至語言學等學科有著密切聯系；甚至與民族學、人類學、哲學、美學、心理學、宗教、藝術等學科有著重疊與互動關系。不言而喻，比較文學所倡導的跨學科的研究思路，使我們在研究具體問題時能夠突破學科藩籬，擴大文化視野與深化學術思考，方法也體現出多樣化。因此，各相關學科之間的學者和教師也能夠加強彼此的交流與合作，對問題的探討更為深入多元和富有建設性。在實際教研中，比較文學的學術理念與思維方法，能把文學學科各個分支的學術資源進行重新的整合調配，形成多元并存、學科互動的特色研究團隊。例如，在百色學院就可以通過比較文學課程的開設來拓展文科教學的范疇，除了在中文系的漢語言文學、新聞采編與制作、對外漢語及涉外文秘等專業開設這門課，也可以在外語系的相關專業，如英語語言文學、應用越南語、泰語等專業也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嘗試。值得一提的是，百色學院外語系教師將壯族古代經典《平果壯族嘹歌》進行了英譯。這無疑是比較文學的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觀念的踐行，比較文學的相關觀念、理論與方法也能夠為民族文化的翻譯與傳播提供具有一定學術高度的文化觀念和理論思維。由此可見，在民族文化與地方資源的基礎上，借助民族地區高校為教研平臺，圍繞著“中國南方民族與東南亞各國的文學關系”“中國南方民族與東盟各國的文化關系”等具體問題進行課程設置和學術研究。這一研究思路在時間軸上縱貫古今，在空間軸上橫跨東西，其中還疊合著民族文化的遷徙與流變、衍化與創生等錯綜復雜的文化現象。通過在教研中對比較文學之理論思維與具體案例的研習，積極探討本土文化資源與民族傳統在新的文化語境和時代背景下的繼承與發展，在現實思考中凸顯鮮明的問題意識，能夠有效激發出教師的學術生命力。通過相關專業教師的身體力行和群策群力，“中國南方民族與東南亞文化與文學比較研究”就能夠成為一塊堅實陣地，團結和凝聚整個學校相關學科的教學師資和研究力量，成功打造出具有區域特色又立足學科前沿的教學課程與研究團隊。由此，民族地區高校既能夠在教學和科研上都獲得一定的突破與超越，也能夠為學校的辦學與治學開創出良好的發展空間。總而言之，比較文學在民族地區高校的文科教學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在教學體系和學科發展上都呈現出新思維和新風貌。
第9篇：西方文化概論論文范文
關鍵詞： 概念隱喻 大學英語 詞匯教學概念隱喻理論認為隱喻是從一個具體的概念域向一個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統映射；隱喻是思維問題，不是語言問題；隱喻是思維方式和認知手段。概念隱喻理論的革命性觀點促進認知語義學的整體發展。
一、概念隱喻理論
概念隱喻就是通過一個概念域理解另一個概念域。例如“LOVE IS JOURNEY”就是通過“旅程”的概念域理解“愛情”的概念域，一般用A IS B的形式表示概念隱喻。
隱喻無處不在，不但在我們的語言中，而且在思想和行為中，我們的概念系統建立在隱喻之上。隱喻概念大致可分為三類：（1）結構隱喻，指以一種概念的結構構造另一種概念，如“TIME IS MONEY”；（2）方位隱喻，指參照空間方位而建立的一系列隱喻概念，如“HAPPY IS UP”，“SAD IS DOWN”；（3）本體隱喻，指表示實體的詞匯表達另一無形的概念，代表是容器隱喻，如記在腦子里、放在心上等。因此，隱喻其實就是用一個領域的經驗理解和經歷另外一個領域的經驗。
二、概念隱喻在英語詞匯教學中的應用
通過概念隱喻的理論進行詞匯教學是非常有意義的，將給詞匯教學注入新的活力，激發學生的主觀能動性。隱喻理論對語言教學有積極的指導作用和應用價值。通過隱喻理論，教師可以解釋語言意義的發展過程，以及詞匯意義之間的聯系。擴大詞匯量和增強詞匯意義認知是詞匯教學的重要任務，而隱喻作為一種認知工具，促進詞匯意義的理解，也會促進語言水平的提高。
1.重視基本詞匯的隱喻意義
日常語言中有很多的隱喻，隱喻意義比較豐富的大部分是基本范疇詞。它們使用頻繁，并且常和其他詞語搭配，所以在日常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部分隱喻思維和語言都是在基本范疇等級上發展的，基本范疇詞比其他范疇詞有更多的隱喻用法，它們擴展隱喻意義的使用頻率高，對詞匯教學有重要的意義。例如，heart（心臟）經常被用來隱喻一些相關活動的詞語：heartbunrning（嫉妒），heartfelt（真誠的），the heart of a city（市中心），a change of heart（變心），with a heavy heart（心情沉重地）等。所以，教師在講解詞匯基本意義的同時，也要重點講解基本范疇的詞匯隱喻意義。
2.注意隱喻的文化內涵
隱喻是以我們的身體經驗和日常知識為基礎，所以隱喻映射不是任意的。詞匯的應用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人們的思維模式和價值觀。隱喻認知的共性可以從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人們都用隱喻理解隱喻語言這一事實中體現出來。
人類社會背景的相似及共同的認知結構使得英漢語言的詞匯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例如，漢語文化有“時間是金錢”、“人生是舞臺”等隱喻，英語中有“TIME IS MONEY”，“LIFE IS STAGE”等隱喻，但是隱喻體現著各民族文化差異。漢語中，“龍”喻義神圣、尊貴，漢語文化的詞匯中體現著“龍”的正面意義，例如，“龍飛鳳舞”、“龍鳳呈祥”、“乘龍快婿”等。但在英語中的“dragon”卻是吞云吐霧的怪物，象征著兇險和罪惡。又如在漢語文化中狗是聽別人使喚的象征，有“走狗”、“狗仗人勢”等表達，而西方文化中，狗是忠誠友好的象征，于是有“lucky dog”、“love me，love my dog”等。
3.利用隱喻思維理解一詞多義
多義詞是指一個詞具有多個意義，某些多義詞各意義之間的聯系是一種基于概念隱喻的關系。例如：
（1）He went up the stairs，so that we can see him.
（2）He spoke up，so that we can hear him.
兩句中，up分別是“upward”和“more intensity”的意思。語言學家認為這兩個意思是通過概念隱喻MORE IS UP聯系起來的。許多詞的概念都是利用他們的基本概念，然后通過隱喻的認知方式表達的。一詞多義現象的出現是隱喻化語言表達方式促成的。例如：the hand of a clock（表針），the foot of a mountain（山腳），talk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Moscow等。
4.利用概念隱喻聯系詞匯
人們經常用自己熟悉的概念域理解抽象的概念域，所以人們往往就會用一個概念域的詞語描述另一個概念，例如隱喻ARGUMENT IS WAR。人們用war這個概念理解argument這個概念，所以ARGUMENT可以和indefensible，attack，win等詞一起使用，通過這種思維的轉換揭示屬性“爭論是戰爭”，例如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
通過隱喻思維，兩個概念域就相互聯系起來，學生更容易記憶這些詞匯。所以，在英語詞匯教學中，教師應該引導學生聯系兩個概念域，也可以通過表格方式對詞匯進行總結對比，幫助他們在語言交際中更準確、更生動形象地表達自己的意思。
把隱喻理論引入英語詞匯教學中，可以引導學生更好地理解語言表層結構下的深層思維模式，促進詞匯的深度學習，彌補傳統詞匯教學的不足，提高學生學習詞匯的興趣及英語表達能力。教師可以結合教學實際，靈活地利用各種方法促進詞匯教學。
參考文獻：
[1]束定芳，湯本慶.隱喻研究中若干問題和研究課題.外語研究，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