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行為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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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學生行為論文范文

1.1基本情況共調查600人，最終有問卷566份，問卷有效率94.33%。其中男生187人(33%);女生379人(67%);平均年齡為(19.49±1.52)歲(17～25歲);一至四年級的人數依次為122(22%)、269(48%)、93(16%)、82(14%)人;獨生子女147人(26%)，非獨生子女419人(74%)。大學生在攻擊與暴力行為、破壞紀律行為與違法行為、自殺與自殘行為、吸煙與過度飲酒行為、不健康飲食行為與缺乏體力活動和無保護的因子上的總體檢出率依次為44.5%、60.6%、19.4%、35.2%、95.6%和12.5%。

1.2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性別差異結果顯示，大學生的健康危險行為在攻擊與暴力行為、破壞紀律行為與違法行為、自殺與自殘行為、吸煙與過度飲酒行為、不健康飲食行為與缺乏體力活動、無保護的因子上男生檢出率均高于女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1.3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年級差異結果顯示，在攻擊與暴力行為、破壞紀律行為與違法行為2個因子上的檢出率，一年級和四年級大學生明顯高于三年級大學生(P＜0.05);在自殺與自殘行為因子上的檢出率，三年級大學生顯著低于其他3個年級大學生(P＜0.05);在吸煙與過度飲酒行為因子上的檢出率，四年級大學生顯著高于三年級大學生(P＜0.05);無保護的因子上的檢出率呈年級上升趨勢，四年級大學生顯著高于一年級大學生(P＜0.05)。各年級大學生在不健康飲食行為與缺乏體力活動因子上的檢出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檢出率均超過90%(表2)。

1.4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獨生與否差異除了不健康飲食行為與缺乏體力活動因子外，大學生的健康危險行為在攻擊與暴力行為、破壞紀律行為與違法行為、自殺與自殘行為、吸煙與過度飲酒行為、無保護的因子上獨生大學生的檢出率均高于非獨生大學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3)。

1.5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與家庭經濟狀況、社會地位、身高、體重關系分析大學生的身高與健康危險行為的6個因子存在顯著正相關(P＜0.01);除了自殺與自殘行為外，體重與健康危險行為的其余5個因子存在顯著正相關(P＜0.01)。年齡僅與不健康飲食行為與缺乏體力活動、無保護的存在顯著正相關(P＜0.05)。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與家庭經濟狀況、社會地位、身高、體重的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大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家庭社會地位、自己社會地位與其健康危險行為不存在顯著相關(P＞0.05)。

2討論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健康危險行為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男生健康危險行為的檢出率明顯高于女大學生。這種性別差異與國外內的一些研究結果是一致的。Lindegger和Durrheim認為，男性之所以比女性更易做出健康危險行為，基于男性性驅力的作用、征服觀念、男性的冒險者角色、男性氣概的擴張、理想化的男性軀體意象等原因，導致了男性特有的價值觀，如堅韌、好競爭、控制欲等，因而促使他們更多地從事物質濫用、危險駕駛、暴力行為、不安全等健康危險行為。本研究結果提示，在進行健康危險行為的干預與預防時，要充分考慮健康危險行為的性別特點。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健康危險行為具有顯著的年級差異，一年級和四年級是攻擊與暴力行為、違紀與違法行為、自殺與自殘行為的高發階段，而三年級則是低發階段，無保護的的發生率則逐年增高。不健康飲食行為與缺乏體力活動盡管不存在年級差異，但各年級的檢出率都在90%以上，說明飲食與運動健康普遍受到忽視。既往國內相關研究也發現大學生的健康危險行為具有年級差異的特點。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這種特點一部分原因應該歸因于年齡的增長，因為研究發現，無保護與年齡存在顯著正相關;另一部分原因應該歸因于不同年級的社會文化差異，至于究竟是哪些社會文化因素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也發現，獨生子女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發生可能性明顯高于非獨生子女大學生。與非獨生子女大學生比較，獨生子女大學生作為健康危險行為的易感群體，其主要原因在于獨生子女大學生具有“不成熟人格”，具體表現為自我中心、挫折耐受性低、情緒調節能力低、認知結構片面化、違反道德規范的傾向等人格特征，而這些人格特征正是健康危險行為的易感人格因素。本研究的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大學生的身高與健康危險行為存在密切聯系，身高越高，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發生概率越高。Magnusson等也研究了身高與自殺的關系，但研究結果與本研究不一致，他們發現，身高每增加5cm，自殺的危險性就會降低9%。至于身高與其他健康危險行為之間的關系，國內外尚未見相關研究。體重也與健康危險行為存在密切相關，大學生的體重越重，健康危險行為的發生概率越高，但自殺與自殘行為除外。這驗證了Farhat等的研究結果，他們發現，肥胖的年輕女性更易酗酒、吸煙和吸食大麻，而肥胖的男性更傾向于從事暴力行為。

第2篇：大學生行為論文范文

在本項研究中,筆者對北京林業大學2008年在校本科生進行了抽樣調查,所用方法為隨機抽樣,樣本從大一到大四各年級分布比較均勻,男女比例適中。在調查中,將大學生消費分為食物消費,學習用品消費,手機話費消費,上網消費,服裝和化妝品消費,數碼產品消費,娛樂消費和其他消費類。共發放調查問卷100份,回收98份,問卷回收率達到98%,通過篩選剔除一些不合格問卷,最終得到有效問卷88份。在問卷調查的同時,與部分同學進行訪談,最合結合統計分析方法對調查結果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因此,本項研究能較為真實地反映當代大學生消費現狀及行為特征,對引導大學生正確消費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消費依附性很高。大學生自身缺乏穩定的經濟來源,主要依靠父母供給。在消費收入調查中,90.9%的大學生選擇父母供給,3.4%選擇獎學金,3.4%選擇勤工助學,另外2.3%的同學選擇了其他途徑。由此可見大學生消費的依附性很高,這種依附性一方面表現在消費水平會受家庭條件制約,另一方面表現為消費行為受家庭消費觀念的影響。

(2)趨同性與兩級分化并存。在月消費額調查中,54.5%的月消費額在500元-1000元,28.5%在300元-500元,12.5%在1000元以上,4人的月消費額在300元以下,占總人數的4.5%。因此大學生消費水平比較接近,83%的大學生月消費額都集中在300元-1000元的中間水平,具有很高的趨同性。但也存在兩級分化現象,一些家庭條件較好的學生月消費可達1000元以上,而家庭條件較差的甚至低于300元。這些差距主要體現在娛樂、數碼產品及服裝和化妝品的消費上。

(3)傳統消費逐漸減少,時尚消費成為潮流。隨著電腦、電子詞典和其他電子產品的普及,大學生在傳統學習用品上的消費逐漸減少。55%的大學生月消費在50元以下,32%在50元——100元,13%在100元——200元。同時與上世紀相比,食物已經不再是大學生消費的主體,消費金額也不大。調查發現,17%的月食物消費在150元以下,36%在150元——350元,28%在350元——550元,另外17人的月消費額在550元以上,占總人數的19%。然而服裝和化妝品消費卻在上升,41%的月消費額在100元以上。另外數碼產品和消費娛樂消費在大學生消費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2大學生消費存在的問題分析

大學生有著廣博的學識和敏銳的洞察力,然而有些方面思想尚未成熟,消費過程中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問題。通過對調查問卷的統計分析,筆者總結出以下幾點。

(1)消費無計劃。多數家長按月給孩子匯生活費,但很多大學生并不是按計劃消費,花錢時也不考慮生活費能不能堅持到月底。當問及理財狀況時超過60%的大學生表示不能合理地規劃每月消費,因此大學生中出現了很多“月光族”,一到月底生活費就沒了,有的甚至沒到月底就將生活費花光,只好向周圍同學借錢。另外,大學生儲蓄率很低,只有23.9%的同學會在每個月存點錢,大部分學生的儲蓄意識十分淡薄。

(2)從眾消費。從眾性是指大學生的自主意識不足、缺乏判斷力,容易“隨大流”,形成“班級效應”和“宿舍效應”。他們在形成自己的消費特點的同時,在某些方面也不同程度地與班級、宿舍大多數人保持一致。就拿我們宿舍來說,大家日常飲食和服裝就有著高度的相似性,當其中一個同學吃什么或穿什么時,其他同學也會相應的跟著去做。(3)攀比和炫耀消費較為普遍。大學生有著強烈的自尊心,十分重視自己的形象,在消費上也比較注意商品的樣式與檔次。50%的大學生認為自己的月消費額應該在500元以上,16%則希望月消費額在1000元以上。多數大學生認為自己消費水平偏低,這主要是同學間相互攀比和炫耀所造成的心理不平衡。炫耀心理實際上是一種超越客觀價值的自我虛構,表現在生活消費領域,就是對物質生活的高欲望。尤其是一些家庭條件好而學習成績不甚理想的學生更想以此來塑造自己的形象,通過物質上的優越來填補自己學習上的不足。

(4)超前消費日漸明顯。大學生站在時代前沿,敏銳地把握時尚潮流,希望用新異的形象展示自己的青春活力與激情。他們是新商品、新的消費方式的追求者、嘗試者和推廣者,他們喜歡擁有獨特風格的商品,引領著青年消費潮流。受社會風氣和環境的影響,一些大學生不惜代價,利用借記卡進行超前消費,這個月就把后幾個月的生活費花完了。然而超前消費與大學生自身條件是極不相符的,不僅會帶來過重的經濟負擔,也會形成精神壓力,不利于大學生的健康成長。

3引導大學生正確消費的合理化建議

解決當代大學生消費過程中存在的攀比消費和無計劃消費等突出問題,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理性消費,不僅與大學生自身的認識和修養有關,與政府和社會的關注有關,更與家長和學校的教育引導密不可分。

(1)加強大學生理財教育。當代大學生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每月的消費金額逐漸增多。然而多數大學生的理財能力很低,不知道怎樣合理地規劃自己每月的消費,因此加強大學生的理財教育就顯得十分重要。學校要從思想上高度重視大學生的理財教育,開設專門課程如證券投資,財務管理等。一方面提倡大學生發揚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節儉消費;另一方面向大學生傳播現代的消費理念,增強大學生的理財能力。“家長是孩子最早的老師”,更要以身作則,加強對大學生消費的教育引導,使大學生對金錢有正確的認識,樹立節約、合理的消費觀念,養成有計劃消費的良好習慣。

(2)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大學生受社會上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影響,消費上追求時髦和高檔次商品,過分的注重享受生活。一些商家為了增加銷量,擴大市場份額,請當紅的影視明星進行廣告宣傳,誘導大學生不理性消費。而且大學生往往得到不公平待遇,一些銷售商人為地提高商品價格或者以次充好,特別是價格相對昂貴的數碼產品,如果大學生對產品沒有足夠的了解,很容易受商家蒙騙。因此要為大學生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和外部環境,商家和媒體要本著對大學生負責的態度,加強健康消費和合理消費宣傳,不能為了一時的經濟利益而誤導大學生。

(3)完善信用卡管理制度。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繁榮發展,信用卡在大學生中已經比較普遍,一些商業銀行紛紛前往各大高校進行宣傳推廣,派發各種各樣的信用卡,然而信用卡的相關管理制度卻不夠完善。一些大學生為了滿足一時的消費需求,利用信用卡借錢進行超前消費,養成不好的消費習慣。因此政府管理部門要完善信用卡管理制度,加強對商業銀行信用卡的監督管理。同時加強大學生信用卡管理,對大學生使用頻率和金額做出相應的規定,幫助大學生理性消費。

論文關鍵詞:大學生消費行為消費習慣

論文摘要:大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的消費群體,不僅消費能力逐步提高,消費結構和消費行為也呈現個性化、多元化和超前化的特點。大學生消費直接影響到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形成,進而影響其一生的發展。因此研究大學生消費行為,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對于大學生成長和高校的德育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馬永耀.淺談大學生消費觀念和消費行為[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98,(3):138-139.

[2]余展洪.關注大學生的健康消費[J].思想理論教育,2002,(11):42-45.

第3篇：大學生行為論文范文

【關鍵詞】藝術類大學生；就業心理；對策

0 引言

就業是民生之本。大學生就業一直是一個社會熱點和難點問題。“十二五”期間，應屆高校畢業生年均規模將達到近700萬人。藝術類大學生是大學生中的一個特殊群體，由于藝術類大學生畢業人數的增加、就業難度的加大，藝術類大學生的就業心理壓力更大，由此導致某些藝術類大學生出現了失落、偏執、自負等一系列的就業心理問題。

1 藝術類大學生就業中的主要心理問題

藝術類大學生就業中存在的心理問題與普通大學生就業中存在的心理問題有很多共同之處，如自卑心理、從眾心理等，但是由于藝術類大學生所學專業的特點決定了他們具有一般大學生所不具有的特質，因而藝術類大學生就業中存在著很多尤為明顯的心理問題，如失落心理、偏執心理、焦慮心理等。

1.1 失落心理

藝術類大學生學習過程中的高投入使得他們希望畢業后同樣有一個高回報，但受整個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這種希望往往是很難實現的。當他們因為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頻頻碰壁無法就業，或者找到的工作離預期目標相差過大時，支撐他們的精神理念就會轟然倒塌。這種因為自我價值無法在短期內實現的失落感在一定程度上對藝術類大學生的就業心理產生了不良的影響，最終導致部分藝術類大學生在擇業問題上難以自我認同。當他們因為難以就業而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時，他們的失落心理就會愈加強烈。

1.2 偏執心理

相較于普通大學生而言，藝術類學生個性較強，在考上大學前就開始了數年的專業基礎學習，加之大學時期的專業課程學習，他們非常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可以學以致用的專業職位。但理想與現實往往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大量的儲備人員接受小需求的市場挑選時，必然面對的是激烈的競爭。面對就業面的狹窄，有的學生不能及時調整就業期望值。不能干本專業就不簽約，長時間地執著于擇業的定向性問題會引起不良的情緒反應，進而引發一定程度的偏執心理，自我價值無法實現的抑郁心理，這樣的偏執心理在藝術類畢業生身上體現得更為突出。

1.3 焦慮心理

藝術類大學生具有較強的個性，自視很高，他們非常希望能夠找到一個適合自己專業且具有很大發展空間的職位。但理想與現實往往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當他們理想的職業在現實中無法實現時，焦慮之情就會占據他們的心頭。于是，他們憂心忡忡、煩躁不安，成天裝著各種不必要的擔心，無所適從，難以排解，甚至對未來的職業生活徹底失去信心。這種焦躁不安的心理，很容易導致他們行為表現反應遲鈍、手忙腳亂，影響用人單位對其做出正確評價，進而加重了他們就業的難度。

1.4 依賴心理

當代藝術類大學生是承載著家庭的希望走向校園的，他們的家庭經濟條件相對于普通大學生家庭來說較好，他們的父母為他們的成才付出了較多的財力、精力。而父母在為他們提供優越成長環境的同時，也使他們缺乏基本的自理自立能力的鍛煉，導致他們養成強烈的依賴心理。當藝術類大學生不得不走向社會，面對就業時，往往不知所措，處于一種被動的狀態，只是一味地依賴學校的聯系，聽從家長的安排。一旦希望落空，往往會產生極大的心理落差，甚至會出現很極端的行為。

2 藝術類大學生就業不健康心理存在的原因

藝術類大學生在就業中存在著多種心理問題，可以說這些心理問題的產生是多方因素共同促使的，主要包括社會、學校、家庭以及他們自身等方面的原因。

2.1 社會因素

由于高考對藝術類考生文化課要求較低，藝術類專業報考和招生持續升溫。報考藝術類的學生在逐年成倍地增加，一些高校也紛紛開設藝術專業，加之每年各個培訓機構培訓出來的社會人員，每年希望從事藝術類相關行業的人員數量規模相當可觀。而與此同時，但藝術類專業社會需求還是整體較小，即使一些大城市對藝術生需要也非常小，而一些中小城市的需求就更小了。這些就業機會對于畢業生的需求而言僅僅是杯水車薪，加之社會上還存在著不正之風，對藝術類大學生就業心理產生巨大沖擊，使一些學生心態失衡產生焦慮抑郁等心理。

2.2 高校因素

高校因素主要包括：專業課程設置不合理，實踐教學不充分，使藝術類大學生不符合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培養方式落后，培養出的大學生大多基本功扎實，但創新能力不足；教學內容和教學手段陳舊，影響了藝術類大學生的能力和水平，使藝術類大學生就業競爭力不強；心理健康指導教育滯后，造成了學生心理素質較低，不能有效進行自我心理調節；對就業指導工作不重視、就業指導方法單一、脫離實際，使有的大學生不知該如何擇業、不懂得擇業的方法和技巧。

2.3 家庭因素

藝術是一項需要高投入的教育，藝術類學生的家庭條件整體而言要優于普通文理類的學生。藝術類學生的父母從小就在他們身上傾注了大量的財力精力，事事都為子女安排妥當，對他們期望值過高往往會使部分藝術類大學生在就業時產生不良心理。

2.4 自身因素

由于藝術類專業對考生的文化課成績要求相對要低，很多學生只是為了上大學而在高中時期突擊，相當一部分學生并不是真正地喜歡藝術，對相關專業工作并不是很了解。考上學校后專業基礎較差，專業課程學習吃力，面臨畢業時更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人們常說搞藝術的人感性思維大于理性思維，很多藝術類學生不善于認識問題和分析問題，當他們所追求的理想不能實現時，他們就會產生不良心理。

3 解決藝術類大學生就業心理問題的對策

藝術類畢業生的就業歷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復雜的心理過程，因此，加強藝術類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的心理指導，應成為當下藝術類畢業生就業指導的一項重要內容。

3.1 完善社會的就業機制

各藝術類高校也應該加大改革力度，根據市場需求調整專業設置和培養方向，同時創新教學方式，使學生加強自身專業和職業能力的培養，積極應對市場挑戰。

3.2 重視家庭教育

就業是大學生家庭生活的大事，家長更要理解和關心孩子的就業。家長要切實估計子女的能力和素質，不對子女的就業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家長應尊重子女的主觀愿望，不要代替子女進行職業規劃，要給子女更多的自主選擇權，營造寬松的家庭氛圍。家長要主動加強與子女的交流，幫助他們正確處理就業過程中的各種矛盾，緩解他們的緊張心理，幫助他們以積極健康的心態去面對就業壓力。

3.3 藝術類大學生就業心理的自我調適

3.3.1 引導藝術類畢業生進行正確的自我認知

藝術類畢業生在就業過程中往往不能正確認識自我，對自己評價過高或過低，對未來的職業要求過高，藝術類畢業生要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就業觀念，給自己一個正確的社會定位。因此我們要積極開展就業心理輔導，糾正藝術類畢業生的認知偏差，改變其不良心態，幫助他們進行正確的自我認知和定位，使他們了解自己的個性心理，從而形成正確的自我評價。藝術類畢業生就業的心理問題更需要靠他們自己去不斷地調適，面對嚴峻的就業壓力，不要過于焦慮。要學會全面了解社會，客觀地分析、評價自我，使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統一起來，正確處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關系，根據社會需求正確解決自己就業定位問題，調整自己的擇業心態。

3.3.2 引導藝術類畢業生形成合理的就業觀念

藝術類畢業生的就業觀念不合理是其就業壓力增大的主要原因。很多藝術類畢業生對于就業形勢的嚴峻性沒有充分的認識，不能充分估計就業的難度，正確為自己定位，而是在擇業過程中一味攀比，盲目追求高收入、專業對口的就業崗位。還有部分藝術類畢業生將就業定位在大城市、大單位，對于一些基層工作不屑一顧。目前，藝術類專業畢業生已出現明顯的供過于求的趨勢，我們要引導藝術類畢業生擺正就業心態，將眼光放低、放長遠，就業可向基層、向西部、向私人企業轉移，要認清現實，適時擇業。同時要強化藝術類畢業生“先就業，再擇業，后創業”的就業觀，鼓勵藝術類畢業生自我創業。

【參考文獻】

[1]劉鑄.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體系建設研究[J].中國大學生就業，2011（01）：2.

第4篇：大學生行為論文范文

關鍵詞：環境行為；國內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C912.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4-0007-03

國內關于環境問題的社會學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比歐美及日本的研究至少落后20多年的時間，目前來看，國內的環境社會學研究依然處于起步階段。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內學者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變得日益強烈，發表的相關文章也逐年增多且呈加速發展的趨勢。在環境問題的研究中，環境行為方面的研究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之一。筆者在對相關文獻進行檢索后，對國內學術界開展的環境行為研究作如下梳理。

一、關于環境行為概念的探討

行為與意識相比，更具有可觀察性與可測量性。關于環境行為概念的界定，在學術界也一直是個爭論不斷的話題。從以往的期刊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環境行為有時會被等同為“環保行為”、“環境友好行為”、“負責任的環境行為”或者“生態行為”等概念，這些只是環境行為的一個方面，而環境破壞行為同樣是環境行為的一種，并且也是應當引起我們重點關注與考量的方面。

孫巖在其博士論文《居民環境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中，采用了HINES等對環境行為的界定，并根據中國的情況對其進行了修正，并定義為“環境行為是指個體實施的對環境具有正面影響和意義的行為”。她將環境行為區分為四類：說服行為、財務行為、生態管理行為、公民行為，同時提出影響環境行為的三類變量：環境態度、個性和情境因素。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孫巖此時傾向于對環境行為的正向界定，即強調環境行為是有意識的避免或者解決環境問題的行為，而沒有將人們的無意識方面以及環境破壞行為包括在內。這與她在《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及其關系研究的進展》一文中對環境行為的定義并不一致。在此文中，作者采用了廣義的定義，即指能夠影響生態環境質量或者環境保護的行為。它可以是正面的、有利于生態環境的行為，也可以是負面的行為。或許，這里我們可以理解為孫巖對其先前環境行為界定的進一步修正。

王芳（2007）認為，環境行為主要是指作用于環境并對環境造成影響的人類社會行為和各社會行為主體（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行為。它既包括行為主體自己的行為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也包括行為主體之間的直接或間接作用后產生行為的環境影響。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環境行為具有以下幾點含義：“（1）人是環境行為的主體或曰物質承擔者。這里的主體既包括個人，也包括法人，也即它既具有個體性又具有群體性；（2）社會客體，如社會情境、社會文化環境等對人產生的直接或間接作用構成了對人的環境行為的社會刺激；（3）環境行為是人對社會客體的作用所做出的反應，同時具有主動性、受動性和互動性；（4）環境行為具有適當和失當之分。”

崔鳳、唐國建（2010）則認為，到目前為止，雖然還很難給予“環境行為”一個明確的定義，但作為環境社會學研究對象的環境行為，應該具備以下四個基本特征：第一，環境行為應該是一種社會行為；第二，特定的環境行為與特定社會的各種因素相關，風俗習慣、道德規范、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甚至包括性別、年齡都對人的環境行為有影響；第三，環境行為是以一定的社會關系形式進行的，等等；第四，環境行為的結果不僅會對環境產生影響，而且會影響到其他的社會關系。結合這四類特征，作者又將環境行為分為3類：（1）從行為主體的多元化態勢來看，分為個體型環境行為、群體型環境行為和組織型環境行為；（2）從行為結果的差異來看，分為環境影響行為、環境破壞行為和環境保護行為；（3）從行為的實施方式來看，分為生產型環境行為和生活型環境行為。

由此可見，雖然學者們對于環境行為的理解與界定還不盡相同，但大家都開始逐漸認識到不能從單一的角度來界定環境行為，而應從人類行為的多面向、多角度來探討，從而將人類對于環境的一切影響和作用都界定為一種環境行為，這其中當然包括環境保護行為和環境破壞行為，也就是人們開始側重于對環境行為更為寬泛的理解。

綜合上述對于環境行為概念的學術探討，我們可以看到，學術界對于這一概念的理解與界定雖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與進步，但仍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現在普遍的傾向是學者們越來越認同對于這一概念的廣義探討。不足之處是學者們往往偏向于從自己的認識角度來理解和界定這一概念，往往是各說各話，缺乏彼此之間的理解與溝通，因此很有必要在學術界形成跨學科的探討與融通。

二、對于環境行為的研究

人類的環境行為對于周圍的環境質量會產生直接影響。對于環境行為論題的研究，近年來已成為我國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學者們分別從定量、定性兩個角度展開了對環境行為的分析。

（一）對于環境行為的定量分析

唐軍（2000）在《北京市居民環保態度和環保行為的社會學分析》一文中指出，城市居民能夠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著手保護環境，在環保行為的個體實踐方面自覺性比較強，但當面對涉及他人的環保行動時，其行為的主動性較弱，并沒有表現出與私人領域環境行為一致的積極性。沈立軍（2008）通過對山西省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環境價值觀對環境行為既有直接影響，也通過環境態度對環境行為產生間接影響，對環境行為的影響中，環境態度可能是一個“中介變量”。孫巖（2006）通過選取大連市企業職工作為城市居民代表進行問卷調查發現：不同環境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存在差異；環境知識和環境責任感與4類環境行為都顯著相關，環境知識對實施四類環境行為的預測力最強；隨著環境行為實施難度的增加，各種影響因素對環境行為的解釋力也在下降；環境知識和生活經驗變量對環境行為的預測力要高于心理類變量的預測力；環境價值觀與環境態度不相關、與多數環境行為相關；環境知識和生活經驗變量不僅直接影響環境行為，還通過環境態度的中介作用影響環境行為；情景因素既是環境行為的影響因素，又是環境態度對環境行為影響力的調節變量。

（二）對于環境行為的定性探討

陳阿江（2000）通過對太湖流域東村的田野調查發現，水域污染問題主要不是科學技術問題，而是經濟社會問題。利益主體力量的失衡、農村基層組織的行政化與村民自組織的消亡以及農村小區傳統倫理規范的喪失是造成水域污染的主要原因；與市場經濟體系相適應的法律制度建設是解決水污染的根本途徑所在。在《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關者分析》一文中，陳阿江以利益相關者為分析視角，通過分析污染事件中主要利益相關各方的態度與行為，來解釋水污染的發生機理，指出環境問題的產生是具有不同利益的主體間互動的結果。徐寅、耿言虎（2010）同樣基于水污染這一環境問題的研究，發現在影響人行為的眾多因素中，經濟因素發揮著最主要的作用。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文化邏輯在于科學的“無意識”和“私”的觀念，謀生手段轉變的文化邏輯在于“生態道德”與“池塘倫理”以及村莊人的“生活面向”，從而又一次指出環境價值觀對村民環境行為的影響。

洪大用、馬芳馨（2004）指出，中國特定的二元社會結構的存在是造成農村面源污染問題日益嚴重的深層原因，同時農村的面源污染對于這種二元社會結構進行著再生產。王曉毅（2010）在《淪為附庸的鄉村與環境惡化》一文中，鮮明地指出鄉村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地方知識的被邊緣化和自力的喪失，從而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二元社會結構對村民環境行為的影響。

譚千保、鐘毅平（2006）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借鑒凱利（Kelley，H.H.）的“三維歸因理論”探討了造成農民的非理性環境行為的原因，將其分為個人歸因、環境歸因和刺激歸因3個方面。王芳（2007）認為，環境的公共性是環境問題的要害。環境問題究其實質，正是由于社會行動者從個體利益出發引起的環境行為失當而造成的公共空間的環境破壞問題，是相關行動者一系列個體理的博弈構建出的一個集體非理性的結果。作者從傳統文化的慣性、價值觀的變化和制度的變遷3個方面對其加以分析。此外，田翠琴等（2011）從消費方式、日常生活習慣和消費文化3個方面分析了農民的生活型環境行為及其影響。

綜上所述，學術界在環境行為方面的研究近年來取得一些突破，已經開始注重對環境行為的形成機制進行學理上的分析和探討，并注意到從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兩個方面來展開。從定性角度來探討環境行為，使學者們逐漸克服了只對研究對象簡單描述的弊病，這樣就有可能走到現象的背后來揭示問題的本質。但不足之處目前依然體現在方法的應用上，在有關環境行為的研究方面，學者們抑或用定量的方法、抑或用定性的方法，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問題的較少。

三、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二者關系的探討

行為是意識的外在表現。學者們在對環境意識進行界定時通常會想到環境意識要包括人們的行為規范、行為策略和行為傾向性等方面。有人甚至會說意識是行為的決定因素，有什么樣的意識，就會表現出什么樣的行為。那么，是否果真如此？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在學者們的研究中到底呈現出怎樣的關系？結合以往的成果，筆者做出如下的梳理。

第一，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存在矛盾或不一致。

龔文娟、雷俊（2007）在《中國城市居民環境關心及環境友好行為的性別差異》一文中指出，中國城市居民的環境關心水平普遍偏低。其中，抽象環境關心水平男性高于女性，但實際的環境友好行為比例男性卻低于女性；在私人領域內的環境友好行為比例女性高于男性；相較私人領域環境友好行為而言，男女的公共環境友好行為比例都很低。錢淑娟，馬艷等（2008）對游客環保意識和環保行為進行了探討，認為不同年齡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職業的人群，其環保意識和環保行為都存在顯著差異；而對于環保意識和環保行為間的關系卻不能得到一致結果，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賀振燕（2011）通過對山西省城市居民環境意識調查的統計結果進行分析得出結論：山西省城市居民的環境參與意愿與實際的環保行為存在不一致的現象。

第二，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的相關關系并不穩定，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劉建國（2007）的研究資料表明，不同年齡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職業和不同家庭收入的人群，其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而且分別影響環境意識和環境行為的變量也不能一概而論。他認為，對于環境意識和環境行為的關系，不能像傳統的結論那樣籠統地認為是呈相關關系或不呈相關關系，而應更具體地來看不同類型的環境行為與不同類型的環境意識之間是否呈相關關系、如果呈相關關系則是呈什么樣的相關關系等。

第三，環境知識對環境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村民的環境行為與環境認知不同步。

譚麗榮和劉志剛（2008）對山東農村地區居民的環境意識調查表明，村民對化肥農藥的危害、個人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等有基本的認識，但環境態度依然模糊，尤其是當真正涉及到個人利益的時候，村民的行為決策往往出現一些偏差。宋言奇（2010）通過分析在蘇州市選取的714個樣本后發現，村民的環境知識掌握程度、環境態度的積極程度、環境行為的自覺程度三者之間并不總是一致的。環境知識掌握程度較差的是40歲以上的群體、女性群體和高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群體。環境態度積極程度以及環境行為自覺程度較差的是40歲以下的群體、男性群體、高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群體。各個群體獲取環境知識的管道以及關心環境的目的不同，是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之間的關系不顯著，呈現出多維態勢：矛盾或不一致、不穩定、不同步。對于出現這樣的結果，我們可以做兩方面的理解：第一，由于學術界對環境意識與環境行為的理解、界定及測量標準尚未取得一致意見，所以研究結論可能會存在較大的差異，有時相互間會出現矛盾或者很難比較驗證；第二，出現這樣的現象是由于人們的意識與行為的復雜性本身，人們可能出于這樣那樣的原因而做出與自己想法并不一致的行動，比如個人利益的權衡、情景的壓力等等。

四、小結

近年來，由于生態環境問題的進一步惡化，由環境污染引發的頻發，嚴重威脅到了社會的安定團結與和諧社會的構建。環境問題也正越來越受到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的關注。從研究者的構成來看，主要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來自相關學科的專家和學者，其中以環境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背景的學者居多；第二大部分是分管環境、司法等部門的政府官員以及負責維護社會穩定的基層政府的官員。由于研究者的背景不同，研究領域存在差異，因此看問題的視角和側重點也就不同。具有多學科背景的復合型人才缺乏，各領域的研究者彼此間又缺乏有效的溝通和對話，這就決定了有關環境問題研究存在某些片面性與不足之處。

從研究方法來看，以往的研究要么是在宏觀層次上探討，如對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宏觀分析與描述，要么是對具體的個案的微觀層面的分析，如對于某個環境事件的分析，缺乏中層研究，不能很好地將現有的中國經驗做理論上的提升。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不少定量研究多以以往的調查統計數據為分析資料。筆者并不是主張以往的數據不可用，而是考慮到當前的研究與以往的調查目的會存在差異，因此以往的問卷設計往往會偏離當前研究的初衷。在定性研究中，采用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的方法，對一個村落或者社區內人們的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深描，進而弄清人們的環境行為與內心意識之間關系的研究并不多見。田野工作的不扎實，會導致對被研究對象的誤讀，從而找不到問題的本質所在。社會學家布洛維倡導“拓展個案法”，主張對個案進行拓展性研究，以期做到更為透徹的理解。當前我國有人類學工作者倡導用“厚描”的方法，展現問題的本真。

2014年春節后持續肆虐中國中東部地區的嚴重霧霾天氣為我們再次拉響了警鐘。人們在惶恐之余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行為。對環境污染問題進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已成為學術界和政府決策部門必須要面臨的緊迫任務與時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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