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正義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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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態正義論文范文
中圖分類號:DF4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5-0093-02
一、現狀與困境分析
人類對大自然的總體需求與污染物排放量,早在1980年前后就已超過了地球的可承受能力,于是西方國家把經濟發展建立在盡情開發自然、大量排放廢物、盲目奢侈消費的基礎之上,他們通過技術優勢和軍事力量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占用了全球資源,他們將企業總部和研發中心留在自己環境良好的城市,而將高耗能重污染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更是透過一系列國際組織以及衍生出來的法律、條約和協議,控制了全球化市場,而占九成人口的貧弱國家在無知和無奈中變成了被富國操縱的市場和廉價勞力原料的供應地。當世界糧食大量投放于發達國家喂養畜禽的同時,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人為了生存與吃飯,使更多的森林、草原淪為耕地,更多的江河被截流灌溉,更多的土地被荒漠化,據統計,有17億以上的人沒有適當安全飲用水供應,30多億人沒有適當的衛生設備,目前地球上的動植物物種消失的速率較過去6 500萬年之中的任何時期都要快上1 000倍,100多年前地球每4年滅絕一種動物,現在每年滅絕生物四萬種[1]。發展中國家雖然可借鑒發達國家環境保護的經驗,但卻沒有足夠的技術資金去治理污染,而且新能源技術也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下限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即使依靠資源和廉價勞力優勢,使GDP得以驟增,但很快卻因為能源環境制約而不能持續,并且由于沿襲了傳統西方工業文明的發展模式,其結果是帶來了內部社會更大的不公平。
二、傳統價值觀和人性內在矛盾的局限性
(一)價值角度
基于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傳統法對價值的定位一直來源于對人類自身利益(而且主要是眼前利益)的判斷,沒有清楚而深刻地認識到與人類的長久存在密切相關的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和整體價值。他所強調的是人類利益優先,而將人類以外的其他物質只作為人類利益的客體來看待。于是傳統法律在其基本理念上就缺乏對環境利益保護的思想,以致傳統法的任何手段和方法都只能以保護人類的權益和利益為主,環境的利益在此只能作為人類利益的“反射利益”而間接的受到保護,即使在某些稱之為“環境法”或“環境保護規范”的立法中,由于在立法的指導思想上不知不覺地受到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影響,從而導致了這種類型的環境立法的形式與實質意義上的環境法的目的不相符合的問題。有學者指出,傳統部門法不合環境保護目的性的根源在于傳統的倫理觀對自然和環境之固有價值認識的缺陷,它們是現代環境法得以興起的法律缺陷的根源[2]。可見,傳統價值觀導致危及人類生存之自然基礎的嚴重后果,比如,到20世紀后期,生態的嚴重失衡,自然資源的日趨缺乏以及世界范圍內的糧食、水、能源等的危機,已經越來越顯示出它們制約發展的端倪。
(二)人性角度
人性存在著由安全到舒適、由物質到精神、由低到高的生存發展需求,這就決定了環境不僅要滿足人類的生理生存需要,還要滿足其更高級的舒適環境的精神需要。為滿足這些需求,人類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能力大大增強,規模大大擴展,追求對自然的征服,追求利益最大化。這種 “急功近利”的人性又影響到發展觀,人類把發展單純看做一種經濟現象,把財富的增長甚至財富的增長速度看做衡量發展的基本尺度,忽視了經濟增長與自然、社會、人的協調一致,從而導致經濟發展中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分裂,比如,發達國家利用政治經濟優勢掠奪環境資源,造成富國愈富、窮國愈窮;當代人不計成本,實施“生態赤字”政策,導致了環境惡化和資源枯竭的危險后果,使未來人類的環境權益受到了嚴重侵害,使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生存發生了危機。
總之,潛在的急功近利是當今價值主流,人們重視眼前和局部利益,重視自然的物質屬性,而輕視生態和精神屬性。這種人性的弱點造成了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生態正義觀的確立有利于人類克服偏重于環境的經濟屬性而忽視精神尤其是生態屬性的弱點。
三、美國環境正義運動的思考
20世紀80年代,以美國黑人為主力軍發動了一場新的民權運動,反對把黑人和少數民族社區用作污染嚴重的危險化學品工廠廠址和有毒廢物填埋廠。1987年小冊子:《必由之路:為環境正義而戰》,首次使用了“環境正義”來呼喚這場運動。1988年紐約大學出版社《環境正義》一書,從環境法的角度闡釋了約翰?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提出環境領域的公平、安全、效率等問題。1990年美國國家環保局又設立了“環境公平工作組”,促使環境公平概念為公眾接受。此后,圍繞環境正義和環境公平出現了一系列的概念,如環境非正義、環境不公平、環境民主、環境種族主義和歧視等,它們喚醒了黑人和少數民族的環境公平要求,有力地把這場運動向縱深發展,導致一系列相關的準立法和立法活動。例如,阿肯色州《在強影響固體廢物處理設施選址中實現環境公平法》、《1993年平等環境權利法》、克林頓總統的《第12898號行政命令――在執行聯邦行動時為少數民族居民和低收入居民實現環境正義》、《環境正義模范法典》[3]等。尤其是1991年10月在華盛頓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有色人種環境領導高峰會”,會上通過的重要文件就是《環境正義原則》,將美國環境正義運動推到了。另外,在全球的環境保護實踐中實際存在著“富裕的環保主義與生存的環保主義”、“提高生活質量的環保主義與生活的環保主義”的對立。當第三世界、第四世界的環境保護運動被納入“環境正義”的視野,“環境正義運動”就不僅涉及更廣泛的地理范圍,而且他的議題也僅僅從關注對有毒廢棄物的不平等處理,發展為關注對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掠奪、對全球土著人的迫害、跨國企業對全球資源的擷取以及性別不平等等種種現象。
美國的這場運動引發了弱勢群體(有色人種、窮人、后來擴展到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政治運動,得到大眾與學者的聲援。然而這一切又強烈地促使了人們對生態正義的呼喚,不斷向縱深發展的環境正義運動由人們從不自覺的行為發展到有意識運動,其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與不斷發展完善都在孕育與呼喚著生態正義,并為其誕生創造著理論與實踐條件,同時為生態正義的確立提供著豐富的實踐經驗與強有力的理論驗證。生態正義理論來源于環境正義運動的實踐,是從實踐升華為完善的理論成果。
四、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新境界
可持續發展是由人推動的運動,只能建立在社會公平即社會正義和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基礎上,這樣才能調動和維持可持續發展主體即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失去公平性也就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環境公平問題居于可持續發展的中心地位。換言之,只有解決了“可持續”這一環境公平問題,才可以解決“發展”這一環境效率和其他(如安全)等問題。公平既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也是決定全局成敗的關鍵因素,而作為生態正義的應有之義的公平問題與可持續性發展觀不謀而合。可以說,生態正義作為環境法律制度的首選價值目標,將對自然資源的公平分配列入可持續發展法律價值取向的清單,并將自然資源利益的代內公平分配向代際公平分配延伸,使之能永續為人類利用。另一方面,可持續發展觀也使人們從更廣闊的思維平臺理解正義,以前對正義的討論一直局限于當代社會內部,可持續發展觀使人們從更加廣闊的思維平臺理解正義:從當代人的權利和利益過渡到現代與未來各世代的權利和利益,從國內社會擴展到國際社會。
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新境界將生態正義的確立提上日程,這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可持續發展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當代人誤解甚至有意曲解了,有些發展美其名曰可持續發展,可實際上并沒有做到以確保后代人的基本生存條件、以確保生態的可持續性和生存環境的逐漸改善為前提,而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為壓倒一切的原則,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資本的最大化,是迅速地消耗即將告罄的不可再生資源,是嚴重污染環境并使環境狀況在總體上日趨惡化,而在治理環境、開發替代資源等方面的投入卻少得可憐。這樣一種發展由于有了“可持續”的美名做掩飾而更具有危害性,因為它能夠輕易地使人們喪失憂患意識、危機意識、理性判斷以及對生態系統和子孫后代的責任感,而建立在生態整體主義基礎上的生態正義觀能夠克服可持續發展的以上弱點。湯因比在概括人類的歷史時曾指出人類歷史有兩個主要過渡時期,第一個時期始于10萬年前,從無意識到自我意識的過渡。第二個同樣重要的過渡時期發生在現在,我們的繼續生存要求向新意識過渡[4]。生態正義觀就屬于這種新意識,將正義行為的概念擴大到包括對自然本身的關心,關注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而不是單純地從人類自身的利益去考慮社會經濟的發展。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態正義借鑒與參考了可持續發展觀中的合理成分,同時獲得其他價值理念的支持而超越了可持續發展觀并建構了自己的領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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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生態正義論文范文
關鍵詞：環境正義；美國環境正義運動；正義論
Abstract:TheresearchofenvironmentaljusticebeganinUSAwhentheAmericanblackstruggledagainstthewastedumpissuesinthe1980s.Later,supportedbytheAmericanpublicandtheacademiccircle,thestruggleledtotheemergenceofanewethicalconcept,namelyenvironmentaljustice.Thispaperevaluatestheacademicandpracticalvaluesoftheenvironmentaljusticetheorybyanalyzingthisnewconceptand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Intheestablishmentofthetheoryframework,manyconceptsneedclarifying.Thetheoryhasbroughtchangestoparticipantsofenvironmentalpolicysystem.Moreattentionhasbeenpaidtotherightsoftheweakgroupratherthanthestronggroupinenvironmentalbenefitallocation.Environmentaljusticefocusesontheenvironmentalcrisisofsocialgroupswithdiversifiedeconomicandculturalbackground,andbesides,solutionsarestudiedbasedontheequalityprincipleinenvironmentalrightsandduties.Thetheoryof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presents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inthedevelopmentofenvironmentalethicsandtheestablishmentofenvironmentalfriendlysocietyinChina.
Keywords:environmentaljustice;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justicetheory
正義問題是當今社會一個普遍性問題，當代社會的每個具體領域均涉及正義問題，如經濟、政治、法律、國際關系、教育和文化等。對“環境正義”給予特殊的關注，不外乎以下兩點：第一，環境問題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凸現了公平和正義的分量。[1]因為環境問題主要由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構成。地球的有限性無法改變就有必要對人口及經濟發展進行控制。而限制誰的自由和發展則關乎正義問題。環境資源的有限性凸現了分配的正義。第二，環境問題具有公共性，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人類共同的行動，而公平又是統一行動的前提。環境正義問題不僅進一步拓展了人與自然關系發展變化的新格局，也標志著對生態危機成因及其解決之道的認識或反思的深化。
一、“環境主義”概念
最初，“環境正義”一詞被認為包含“種際正義”的內涵。例如，溫茲（PeterWenz）在以“環境正義”為名的著作中，就將“人與自然之間的正義原則”也納入到環境正義研究的范圍。在我國環境正義研究中，也有研究者將環境正義稱之為“人的公正”，意指“人類在實現和滿足自己的利益過程中，公正地對待自然。”直到美國的“環境正義運動”爆發之后，“環境正義”一詞才越來越多地被用來指“由環境因素引起的社會不公正”。
目前，學界對環境正義的界定是指為實現社會中各種群體的環境公平所做的努力。羅伯特•D•布拉德（RobertD.Bullard）將環境正義分為三種：程序正義、地理正義和社會正義。[2]程序正義指的是公平問題，即社會管理的法律、法規、評價標準和執法活動以不歧視的方式實施的程度。地理正義指的是在有色人種和窮人社區選擇危險廢物處置場所的問題。社會正義，是關于社會因素，例如種族、民族、階級、政治權力怎樣影響和反映到環境決策上的問題。
作為當今美國一項公共政策熱點，環境正義致力于解決所有社區的需要和環境問題。美國環保局（EPA）這樣定義環境正義：“環境正義”是指在環境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制定、適用和執行等方面，全體國民，不論種族、膚色、國籍和財產狀況差異，都應得到公平對待和有效參與環境決策。“公平對待”意味著對于任何群體，不論種族、倫理觀念和社會經濟地位差異，都不應不合理的承擔由工業、市政、商業等活動以及聯邦、州和地方環境項目與政策實施所帶來的消極環境后果。“有效參與”則意味著：①可能受到影響的社區居民都有適當機會參與將影響其環境或健康的議案的決策；②公眾的意見能夠影響立法部門的決策；③決策過程中應當考慮所有參與者的意見；④決策者為潛在受影響者的參與提供便利。EPA特別擔憂的是環境對某些社區居民健康的有害影響。與美國其他地方相比，這些社區環境負荷過重，人們暴露在不適宜的環境危害和風險之中。由于公開歧視、消極的種族中立許可及管制行動等歷史原因的持續影響，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這些社區大多是少數族裔和低收入者的聚居區，同時也是環境不公正的發生地。
學界和官方所下定義非常接近，這表明美國社會對環境正義這一概念的認識趨于一致了。
許多環境正義活動者同時賦予環境正義非常廣泛的內涵，認為環境正義是指所有人，不分世代、種族、文化、性別或經濟、社會地位，都享有一個安全、健康、富有活力、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的權利，它包括生物性、物理性、社會性、政治性、美學性及經濟性環境。環境正義要求上述權利能夠通過自我實踐和增強個人和社區的能力的方式，被自由地行使，藉此個體和群體的特性、需要和尊嚴得到維護、實現和尊重。
二、環境正義運動
環境正義運動發端于1982年的沃倫抗議（WarrenCountyProtest）①。沃倫抗議首次把種族、貧困和工業廢物的環境后果聯系到了一起，從而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許多關注少數民族社區問題的專業或非專業機構人士開始進行進一步深入的調查，并披露了許多過去鮮為人知的有關資料和事實。此事件拉開了環境正義運動的序幕。
1991年10月，第一次全國有色人種環境領導峰會在華盛頓召開。②經過激烈的辯論，代表們達成了協議，一致同意用17條“環境正義原則”作為他們行動的宗旨，并正式宣告了“環境正義”者們與主流環境保護主義者們不同的立場。著名的環境正義者黛安娜•阿爾斯頓說：“對我們來說，環境問題，……不能狹隘地予以解釋。我們眼中的環境是與整個社會的、種族的和經濟的正義交織在一起的。在我們看來，環境就是我們生活、我們工作和我們玩耍的地方。環境為我們提供了發表評論我們時代各種問題的講壇：軍事和防御政策的問題、宗教自由、文化生存、能源的可持續開發、我們城市的未來、運輸、住房、土地和、自決權、就業……，我們可以一直列舉下去。”顯然，這是一個全然不同于主流環境保護主義的環境觀。它不僅把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聯系起來，而且使它與社會政治交織在一起。
“環境正義”運動反映了美國社會下層，尤其是有色人種社區的切身要求，但同時也反映了處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族群對環境的不同概念。從某種角度看，環境正義運動可以說是民權運動的延伸，它所要求解決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個社會正義的問題。但是從另一角度看，當環境正義者們把這樣一個社會問題置入了環境保護的視野，就使得它有了更深層的內涵：一方面，它說明環境問題已經不是一個特有的階級和族裔問題，它已經得到了全社會和所有族群的關注；另一方面，環境危機是一個與社會危機有著密切關聯的危機，從根本上說，它們是一個危機。
20世紀90年代晚期，環境正義成為環境政策討論中一個新興的主題；21世紀這個問題成為環境政策中最重要的內容，甚至已經制定或開始實施專門的補償措施。社會學家，特別是政治社會學家，建議使用一系列理論來解釋正義政策的形成。
三、環境正義何以可能？
很多人會認為，“正義何以可能”的問題是一個學究式的問題而不是現實的問題。任何環境正義的實質性概念都必須回答：究竟誰是環境正義的“接受者”？到底分配什么？如何分配？[3]
國內有研究者認為，環境正義的實質就是分配正義的問題，而分配正義中最為關鍵的就是如何對資源進行分配。但是，總體而言，這些觀點缺乏有關分配正義理論的有力支持。與此不同的是，國外研究者已經開始從分配正義理論的視角切入環境正義的研究并取得了新的進展。當代西方，羅爾斯以正義原則為基礎，重申自由主義基本理論，他所提出的“作為公平的正義”由于包含了強烈的平等主義意蘊，對于解決環境問題上的受益和責任分擔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4]
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主要是由兩個正義原則組成：“第一個原則: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①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第一個原則是自由平等原則,第二個原則包括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這一“差異原則”以及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的“機會均等原則”。羅爾斯還排列這些原則的優先順序,即第一原則優先于第二原則,同時“機會均等原則”優先于“差異原則”。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羅爾斯正義論的兩個基本觀點:第一,每個人所具有的自由權利都是平等的,都必須給予公平的對待,所有機會都應該向每一個社會成員開放；第二,正義必須是“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換句話說,一切政策必須對那些處于社會最不利地位的人有利,使社會中的最弱勢群體在社會分配過程中獲利最大。從第二點來看,羅爾斯把一般正義觀的“合乎每一個人的正義”轉變為“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把弱勢群體的利益能否滿足視為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公正的標準,這在以往的自由主義理論中是不多見的。
按照羅爾斯的理論,國際環境問題上的一切決策應該惠顧作為弱者的發展中國家,資源應該按符合窮人利益的原則來分配。借鑒羅爾斯“正義論”的理論精神,則可以這樣確立代內正義的倫理原則:第一,生存優先原則。由于國際上存在著嚴重的貧富不均以及利益、受害分配上的不平等,那么在貫徹環境政策時,應該生存優先,給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空間和資源。具體到國際關系上,環境利益應該向發展中國家傾斜,發達國家應該幫助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和提供相應的資金和技術,而不應該以保護環境為由,實施“環境沙文主義”,扼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第二,公平原則(含差別原則)。就是要求世界各國公平地承擔環境責任。但是這一公平并不是要求每一個國家和個人都承當相同的責任,盡管環境保護是人類共同的責任,但是在責任分擔上要區別對待,發達國家應該更多地承擔責任。羅爾斯正義論為環境正義理論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基礎。
四、環境正義的原則
1991年美國“第一次全國有色人種環境領導高峰會”(PeopleofColorEnvironmentalLeadershipSummit)在華盛頓召開，正式提出環境正義問題。其基本綱領有17條原則（轉引自Harvey,1996）。其主要內容有以下6點：①環境正義保證地球母親的神圣、生態系統的統一、所有物種的相互依賴性和免受生態破壞的權利；②環境正義要求公共政策必須以給予所有人民尊重和正義為基礎，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歧視和偏見；③環境正義要求保護人民，使之免遭核試驗、有毒或危險廢物及毒藥的危害,不使核試驗威脅其享受清潔空氣、土地、水和食物的基本權利；④環境正義確保全體人民政治、經濟、文化和環境自決的基本權利；⑤環境正義要求停止生產各種有毒物品、危險廢物和放射性物質,所有過去和當前的生產者,必須對人民極其負責，在生產現場消除毒性、抑制危害；⑥環境正義要求全體人民享有作為平等的伙伴參與各個級別的決策的權利，這些決策包括需求和評估。[5]
事實上，環境正義原則進一步揭示環境正義問題是社會正義問題，其具體內容涉及權利、需要、分配、國家制度和政策制定等諸多領域。歸納總結以上多項環境正義原則，我認為以下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涵：
（1）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原則。社會的發展應當是“以人為本”的發展。在現代社會，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含義是指每一社會成員都應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每一社會成員的基本需求應當持續不斷地得到滿足，其生活水平得到相應的提高。把生產發展控制在能夠滿足所有人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狀況。所有人共同享有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融合，使社會成員得到全面發展。
（2）尊重原則。人在脫離動物界具備自我意識之后具有了尊嚴，人的尊嚴隨著社會的逐漸進化而逐漸強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這種尊嚴更應當為每個人所具有，尤其是當某個社會群體（弱勢群體）的尊嚴受到踐踏，導致人的基本尊嚴的喪失的時候。可見，維護每一社會成員的尊嚴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正的基本功能。顯然，尊重、平等和自由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公正的最基本理念，也是公正的重要內容。
（3）機會平等原則。機會是指社會成員生存和發展的可能性空間。機會平等指社會成員在解決如何擁有作為一種資源的機會問題時應遵循這樣的原則：平等的應予以平等的對待，不平等的應予以不平等的對待。機會平等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生存與發展機會起點的平等；二是機會實現過程本身的平等。作為一種重要的價值取向，機會平等原則為社會成員提供了廣闊的選擇余地和有效的發展空間，從而激發了現代社會的活力，提升了社會進步的質量。
（4）效率優先公平兼顧原則。對現有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最直接體現公正原則。社會財富等資源的形成過程中，每一社會成員投入的勞動數量、質量和生產要素不同，對社會的具體貢獻是有差別的。根據每一社會成員的具體貢獻進行差別分配，既體現平等的理念，也體現自由的理念，充分尊重并承認個體對于社會的不同貢獻。
（5）補償原則。在中國現階段，弱勢群體以及因此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已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依據羅爾斯的“差別原則”，在允許的范圍內，使社會利益的分配做到最少受惠者得到最大利益，即補償原則。
五、美國環境正義評價
回顧美國“環境正義運動”的產生、發展和推進的歷程，不難看出環境正義的中心原則在于對資源、環境利益和社會福利的公平分配。其前提條件是實現社會公正和社會民主。恰當的環境正義理論有著極大的實踐和指導意義，為有效解決生態危機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方法。
（一）美國環境正義理論的啟示
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環境正義運動”環境正義不可避免地會帶來許多影響：①我們對于環境正義諸多方面的了解還遠遠不夠；②環境正義會給環境政策博弈中的每個參與主體帶來變化；③環境正義是環境政策日程上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理念已經深深融入到州環境保護部門和地方環境保護部門的政策框架中；④信息公開和公民參與，為了讓平民百姓也能做出知情選擇，必須建立新的信息體系；⑤政策分析的科學性與藝術性相互融合的程度與方式，好的決策過程能夠處理根本問題，并且讓自己和公眾都認識到未知因素的存在。
同時，美國環境正義理論給我們帶來如許啟示：①對當代的環境問題——環境是誰之環境？正義是誰之正義？——給予一定意義上的回答；②“環境正義”更關注和強調同時代在環境利益分配時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行為不正義現象及矯正；③“環境正義”揭示了環境利益通常表現為強勢群體的利益；④“環境正義”關心不同經濟和文化背景下的群體所面臨的環境脅迫及其解決之道；⑤“環境正義”運用了平等原則解決環境權利和義務。利益雙方在過去的歷史中，一方未經對方同意就將某些成本強加給對方，從不公平中受益。為恢復正義和平等，被置于不利地位的一方有資格要求在未來時間內獲益一方承擔至少與他們以往獲得的好處相當的責任。在一個由不同集團組成的社會中，擁有資源多的一方應多出力。
（二）美國環境正義理論的局限
美國環境正義的概念提出至今，畢竟只短短十幾年的歷史，其理論和應用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
首先，環境正義未成為國家法律法規，只具備法律的雛形。環境正義問題雖已提到環境政策制定的議事日程之上，并成為影響政策制定的一個理念，但只有行政部門把環境正義納入到決策過程中，立法部門尚未行動。
第二，環境正義的概念還不清晰。環境正義指所有群體都具有公平地分攤環境成本與環境效益的基本權利，這是一個新興的理念。環境正義作為一種新興的正義觀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傳統正義觀念的范疇，它更多關注由于環境問題而導致的環境不公現象，特別是國家和民族間的不公平。可以說環境正義是指在所有與環境有關的行為和實踐中不同國家、民族、階層的人都享有合理的權利，承擔合理的義務，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環境正義有十分廣泛的內涵，處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種群和族群對環境正義有不同的定義。目前，西方對于環境正義尚無清晰的限定的概念。
第三，環境正義的解決方法和評估體系尚很缺乏。雖然美國環境正義根據環境不公正產生的經濟因素、健康因素、地理因素、種族和社會因素探尋環境不正義產生的原因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和指導原則，因為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以及產生環境不公正原因的多樣性，使得環境正義的解決方法和評價體系呈現許多的不確定性。
第四，環境正義的理論體系尚未建立。當代西方各學派爭執不一，環境正義的理論體系尚未建立。但通過環境正義這一視角，我們至少澄清了環境是地球人共同的環境，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和種族對環境資源享有權利和義務，同時回答了環境正義是誰之正義的問題，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貧困地區和不發達國家的環境分配問題指引了方向。當然，環境正義理論支點（如權利、自然價值、對自然的義務、社會正義理論）、基本理念（如人類共同利益、發展與環境的關系、可持續發展理論）和操作原則（如國家政策、綠色政治、控制人口、遏制經濟增長）等，則為構建中國的環境正義理論提供了理論基礎。[6]
最后，環境正義的影響力微弱，環境正義目前在國際層面上尚未形成影響。國際層面則更多地關注于運用環境技術、環境政策和法規及經濟手段來應對和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環境正義在國際環境事務中的作用尚未凸現。
面對環境與發展問題，我們最基本的選擇是：要么維護地球環境，要么對環境進行開發利用。這個道德選擇又會進一步引出其他一些問題，例如這里的“我們”是誰？“我們”的生活彼此之間是否存在矛盾？人類的人類性和自然的自然性之間是否又存在矛盾？以及不同的“我”和“彼”之間的矛盾又應當如何解決？回答這些問題都離不開對倫理標準的參考，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即是正義問題。
盡管環境正義理論尚未有一個完善的體系，西方各學派也爭執不一，但通過環境正義這一視角，我們至少澄清了環境是地球人共同的環境，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和種族對環境資源享有權利和義務，同時回答了環境正義是誰之正義的問題，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貧困地區和不發達國家的環境分配問題指引了方向。環境正義嶄新的生命力決定了其遠大的前途。作為地球上唯一的道德主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顯然不同于人與自然的關系，但兩者又交織在一起。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存在人與人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背后又存在人與自然的關系。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懷，實現環境權利和義務的公正和正義，正是環境正義理論的現實和實踐價值。
借鑒美國環境正義的價值理念和指導原則，若要為中國的環境保護提供完善的道德基礎和理論支持，就必須擴大環境倫理的理論視野，構建具有指導意義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環境正義理論，切實把握好這個能夠促進環境倫理學發展的良好契機[7]，“要在人的生命活動中實現環境與發展的和諧，自然與人文的和解”[8]。分析美國環境正義理論的產生、發展和實踐與應用，對于構建中國環境正義理論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具有直接的指導和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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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生態正義論文范文
1.研究發軔
關注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或者說從哲學倫理學角度研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在中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它首先是對屬于自然科學的生物科學研宄的生態學之間的辨證關系加以研宄的，而且主要是針對地植物和草原生態平衡的問題中國生態學會于1981年底召開了關于生態平衡的學術討論會，提出“生態系統在人為有益影響下，可以建立新的平衡”的觀點，并主張“生態學方法不僅應用于生物科學、地球科學，而且應用于人類生態學和倫理學。”
這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生態倫理學的萌芽觀點。很顯然，這樣的研宄還沒有提高到維護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高度。1984年，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理論專業委員會在新疆召開了以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為主題的環境戰略學術討論會，對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即環境問題開始引起重視，著手進行研究這次會議是一大進步，因為在此之前，中國總是認為環境保護問題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特有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存在的。會議認識到，環境問題不是社會制度問題，而是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必然代價;減少這種負面影響，不僅需要經濟的、科學的技術的、制度的進步，也需要人文的、倫理的參與。
2研究進程
作為一門學科，中國的環境倫理學研宄大致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飢90年代以前，中國尚沒有自己的環境倫理學方面的專論，直到1992年中國才出版第一本《生態倫理學》(劉湘溶:《生態倫理學》，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此后幾乎每年均有這方面的論著問世(如，李春秋、陳春花的《生態倫理學》，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葉平的《生態倫理學》，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余謀昌的《懲罰中的覺醒一走向生態倫理學》，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90年代中期以前，對環境倫理問題的研宄主要限于比較狹窄的專業領域，90年代后期，特別是1998年的特大洪災以后，環境倫理才引起了人們的較大關注經過20余年的發展，中國的環境倫理學研宄在探索環境倫理學的基礎理論、梳理西方環境倫理學的主要理念、挖掘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環境倫理資源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推動了環境倫理觀念在中國的普及現在，每年都有環境倫理學方面的譯著、專著問世，發表的論文不下百篇，相關的會議幾乎每年至少一次。但總的來看，對于一門新興學科的發展和成熟來說，20余年的時間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的環境倫理學研宄仍處于試驗和探索階段，成熟的有中國特色的環境倫理學的出現仍需假以時日。
3.研究隊伍
起初，對環境問題進行研宄的主要有兩部分人：一部分人從自然辯證法角度研宄，主要對自然科學尤其是生態學生物學等探宄其中的哲學問題，這可以稱為環境哲學研宄，這部分人主要長期從事自然科學的哲學研宄;另一部分人直接從環境保護操作方面開展應用研宄，這部分人主要是環境保護工作者，他們有的從人文角度對環境、生態進行探i寸。隨后，環境倫理學的研宄隊伍不斷擴大，大專院校、研宄機構的人員大量參與他們既有早先從事自然科學研宄的從事自然辯證法研宄的從事環境保護一線事業的，也有從事哲學研宄的、從事倫理學研宄的與此相應，中國環境倫理學的研宄呈現兩種格局，一是以自然科學為依據，專注于數據的分析、狀況的描述和實證的研宄;二是以哲學思辨為色彩，偏重于學理的解剖、歷史的追宄和價值的闡發中國的環境倫理學學術團體的出現似乎印證了這一態勢1994年，中國環境倫理學研宄會成立并召開首屆年會，這象征著中國環境倫理學的研宄正式、全面啟動;自此之后，有關環境倫理方面的論著、論文、會議如雨后春齊。但學術界并未以此
為滿足2003年11月8日，自然辯證法研宄會環境哲學專業委員會于在清華大學成立這個專業委員會的成立也是一個象征，它標志著中國環境倫理學研宄的另一種范式在強化中國現具備招收倫理學博士生資格的大學研宄院上十個，明確設定環境倫理學研宄方向的至少有3個。中國第一個以環境倫理學為研宄方向而獲得博士學位的是楊通進博士，此后至少有5個人以此為博士論文而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
二中國環境倫理學的研究主題1.環境倫理學的研究對象
關于環境倫理學的研宄對象問題主要有四種觀點:①生態的倫理價值和人類對待生態的行為規范的研宄，②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道德關系，而非人類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的研宄，③人和自然關系的機制和功能，生態道德的本質及其建構的規律的研宄;④人們對待環境的道德態度和行為規范的研究。
概括起來，主要有兩大說法：一種是“關系說”，一種是“規范說”。關系說認為，環境倫理學是研宄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的學科。由中國學者撰寫且書名相同的三部《生態倫理學》都是從關系說的角度來定義生態倫理學的劉湘溶的《生態倫理學》認為，“生態倫理學研宄的是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道德關系而非人類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它實現了倫理學由人際道德向自然道德的拓展”李春秋、陳春花的《生態倫理學》認為，“生態倫理學是一門從道德的角度研宄人與自然關系的交叉學科■它根據生態學揭示的自然和人相互作用的規律性，以道德為手段從整體上協調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生態倫理學以生態學領域中人們的道德關系和道德現象作為自己的研宄對象，即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和道德現象生態倫理學中的道德現象是指生態領域中人們的道德關系的具體表現，它包括生態道德活動現象生態道德意識現象和生態道德規范現象”葉平的《生態倫理學》認為，“生態倫理學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生態道德方面的學說，是人與自然道德生活的理論升華和理論論證”它“以人與自然的生態道德關系作為研宄對象”;其研宄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人對其他人應盡的生態道德義務和責任;人對其他生物應盡的生態道德責任和義務;人對地球生態系統的職責和義務義務說認為，環境倫理學是研宄人對自然的道德態度和行為規范的學科。
規范說的代表人物是余謀昌先生。他認為，“生態化理學是關于人們對待地球上的動物、植物、微生物生態系統和自然界的其它事物的行為的道德態度和行為規范的研究這一定義表明，生態倫理學是以生態道德為研宄對象，首先，這是倫理學知識領域的擴大，它把人對自然的道德作為倫理知識的一部分;其次，它提出人們對待生物和自然界的道德態度問題……第三，它制定人類行為中的生態道德的基本原則和規范”
(5)—種把道德關懷擴展到人之外的各種非人存在物對象上的倫理學說，是一種全新的革命性的倫理思潮二，它是傳統倫理學在環境問題上的應用，它沒有任何根本性的變化，只是把環境生態、自然當作人對人履行道德義務的中介;如果說它有什么新的特征，那就是它看到了倫理學還必須關注基于環境上的人的義務、基于自然可持續利用上的當代人對后代人的義務，而這恰是傳統倫理學所忽略的地方。
3.環境倫理學的哲學基礎
一是西方哲學基^^西方思想史表明，自古至今的有機論自然觀，其許多原則或者是通向生態倫理的一個主要橋梁或者是通過現代性的轉換成為生態倫理的構成因子。易言之，有機論自然觀具有與生態倫理思想相契合的某些資質，此其一;其二，也要注意到有機論并不等于生態倫理，持有機論自然觀的思想家也會持機械論的或控制自然的人類中心論思想。
二是東方哲學基礎^現代生態倫理學的創始人非常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和印度文化對生態倫理學的意義法國思想家施韋茲在他創立尊重生命的倫理學著作中，多次提及中國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墨子等人，說在他們的思想中，人和動物的問題早就具有重要地位，在倫理學原則上確定了人對動物的義務和責任，說他們是深刻而富有活力的倫理思想的創立者和宣傳者中國古代哲學關于“天人合一”“天道生生”和“仁愛萬物”的思想，“道法自然”和“尊道貴德”的思想，“圣人之慮天下莫貴于生”和“與天地相參”的思想，等等，它們對倫理學的理論突破有重要意義。
4.自然價值
人類為什么要尊重和保護人之外的自然?西方環境倫理學家認為，這是因為自然具有內在價值;不講內在價值，就沒有環境倫理學。在中國學術界，內在價值至今仍是一個極有爭議的概念，爭論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①是否只有人才具有內在價值?②有無內在價值能否成為接受道德關懷的唯一標準?③具有內在價值是否意味著道德地位一律平等?余謀昌等人較早對內在價值進行了探討，認為自然界除了具有作為人的手段(工具)的價值外還存在內在價值。所以人類不應該只從人的尺度進行評價，而應該承認自然界自身具有內在價值。潘家華認為內在價值是人們賦予自然界景觀或生物物種的一種不在于直接消耗，而在于品嘗或意念滿足的一種價值既然自然界擁有內在價值，它也就值得在道義上得到關心和考慮，這就是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從承認自然界的價值出發，積極把倫理道德的概念擴大到生物和自然界的其他實體的研宄架起了直接通往中國環境倫理學的橋粱而其他學者則認為，沒有必要把屬人的價值概念賦予非人的自然，只有承認自然是人與人交往的必然中介，就可合理地歸結出環境倫理的基本主張
5.自然權利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多數學者的觀點是：第一，不能依據動物和其他生命沒有道德自律而否認它們的生存權利;第二，不能一刀切或無差別地看待人的權利和生物的權利;第三，人類權利與自然界權利不僅是有差別的，而且是有矛盾的與西方，尤其是動物權利論者辛格不同的是，我們雖然強調自然權利的平等性，但同時也強調自然界權利的差異性，即人類權利與自然權利的差異性。
有學者認為自然界的權利是指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權，是自然界的利益與自然界的權力的統一。論者吸收羅爾斯頓的觀點，認為自然界的權利就是指生物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有權按生態規律持續生存這一定義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容：(1)權利所有者要求它的自下而上利益要受到尊重;(2)這種權利要求是合理的，權利所有者對侵犯它們利益的行為提出挑戰。也就是說，它是由自然界的利益(福利)和自然界的權力定義的。
有學者認為非人類的生態權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生物生存的權利。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的愿望，都珍惜自己的生命。(2)生物自主的權利。任何生物都有按其種群的生態活動方式追求自由的權利但這種權利的實現應該適應生態系統整體支配并決定部分的自然選擇機制，否則，就談不上生物的自主權利。(3)生物生態安全的權利堅持不干擾和破壞那些生態極限在自然荒野中人應順應自然的發展和演變;在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領域中，人應承擔起謹慎地改造自然管理自然的責任和義務，既促進生物生態安全，也促進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
6.人類中心主義
中國環境倫理學研宄者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內涵眾說紛紜，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理解，一是從世界觀、自然觀的角度出發，認為人類中心主義確認了人類在物理空間方位上處于宇宙的中心，在地球生物共同體中，人類由于居于生物進化序列的最高層次而當然居于自然物種的中心。二是從人類利益和自然界內在價值的角度出發，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并不是只強調人類當代和未來的利益，而是既充分強調人類利益的整體性、共同性長期性，又重點突出人與自然的休戚相關性;既堅持以人類的根本利益為環境倫理的中心，又主張以尊重自然規律及其內在價值為環境倫理的基礎三是從動態的角度出發，認為人類中心主義的內涵是隨著時代的變迀而變化，古代自然觀的本體論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將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近現代價值觀的倫理學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
中國環境倫理學研宄者考察了西方環境倫理學的研宄成果后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有四種歷史形態:①宇宙人類中心主義(也叫古代人類中心主義)是根據古羅馬的“地心說”，由地球處于宇宙的中心邏輯地推及人類及萬物也處于宇宙的中心，是地理上的“人類中心論”，沒有或很少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②神學人類中心主義這是歐洲中世紀基督教世界觀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它認為人類不僅在空間方位的意義上位于宇宙中心，而且也在“目的”的意義上處于宇宙中心。人為神而存在，萬物為人而存在，這就在神的旨意下達到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一致③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它是在近代科技有了巨大發展，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力量有了巨大提高，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地位有了極大改變的情況下，從笛卡兒開始，經啟蒙運動伴隨理性主義而產生④生態人類中心主義它是伴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生態危機的出現而產生的其核心思想是為了解決人類所面臨的環境生態危機，人類必須保護自然資源環境，與大自然和諧相處除此之外，中國還有的環境倫理學研宄者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應該有三個層次：一是本體論的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在本體論層次上存在于宇宙的中心;二是認識論的人類中心主義，主張人類的認識總是以人類固有的內在尺度進行的;三是倫理學的人類中心主義，主張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以人的利益為出發點，為人的利益服務，滿足人的目的與需要。
對待人類中心主義就有三種態度:①人類中心主義者的走入論。認為自然觀的人類中心主義己被日心學說等自然科學所拋棄，同時由于認識對象的生成認識過程和方法以及認識的結果都受人的內在尺度的制約，所以認識論的人類中心主義是無法超越的，況且，物種自我中心法則是一切生命的本性，也是人類社會實踐的本性，是社會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它作為人類生存的永恒支點是永遠無法超越的因此，人類中心主義不但不能超越走出，反而應當走入人類中心主義的領域②非人類中心主義者的走出論(或超越論)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只單向地承認自然對人類的價值及人類利用自然界的利益和權利，而不承認自然界的內在價值，把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歸結為只涉及人類自身利益的自我保護而無視生物圈穩定的客觀需要。因此，人類中心主義是生態環境惡化的直接原因，所以應當拋棄、走出或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誤區。③有條件的走入論認為主張征服自然和片面張揚人的主體性的人類中心主義應當拋棄，要“走出”人類中心主義，而現代生態人類中心主義的核心是“人與自然和諧”，目的在于建立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關系，所以應當走進現代生態人類中心主義。
7.可持續發展的倫理基礎
可持續發展研宄的興起，以一種跨時空的恢弘視角，深刻揭示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利益關系與道德評價，特別是其中所藴涵的可持續發展倫理意藴和生態倫理思想，確認人與自然的道德關系，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和挑戰“性可持續發展理論與環境倫理學的研宄不僅從研宄對象研宄內容等方面有許多共性，而且很有可能相互融合最終成為一門學科。可持續發展理論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的出現尤其從思想上有力地支持了環境倫理學研宄。徐嵩齡還認為，中國己將可持續發展作為自己的國策、因而她的環境倫理模式無疑是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倫理機。“因此，對中國環境倫理(學)界而言，最有實踐重要性的研宄，應當是關于制度轉型期間的可持續發展倫理模式的研宄”根據對環境倫理學的研宄重點及優先問題的這一認識，許多學者開始關注與環境保護有關的代際倫理問題、代內倫理問題(特別是國際環境正義問題)和可持續發展倫理問題。
8.環境倫理與國際公正
當代西方環境倫理學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即人類中心主義倫理觀和環境中心主義倫理觀這兩種倫理觀都試圖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事務施加影響。有些學者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倫理觀，作為西方環境意識形態的主流，在促進發達國家系統地實施環境保護，改善國內的生態環境質量方面產生了積極作用。但在國際層面，尤其在針對第三世界上，這種主流意識形態，嚴格地說，是以西方國家自己的利益為中心，而不是以全人類的利益為中心的由此造成的負面影響是：發達國家對自己繼續惡化全球環境質量的行為沒有有效的約束，并在所謂“全球化”的名義下繼續半公開地或隱蔽地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環境污染，因而，這種倫理思想和行動被第三世界視為生態帝國主義和生態殖民主義而遭拒斥。
環境中心主義倫理學對人類中心主義倫理學持嚴厲的批判態度，其中也包含著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同情，諸如強調權利的平等基本需要的優先權等等但它在運用其理論解決現實的環境問題時卻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做法。從理論的一致性原則出發，并不區分富裕社會與貧困社會、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而采取“一刀切”。如生態中心主義勸誡第三世界國家不要采取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主張“減少污染優先于經濟增長”，等等。
由此看來，無論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觀，還是生態中心主義的倫理觀，都難以成為一種普遍的環境倫理觀而被第三世界接受，根本原因在于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不公正性。
有的學者認為，在國際環境問題上，協調不同國家、地區、民族之間利益關系的首要倫理原則是正義環境正義，要求世界各國無論大小貧富，在符合國際公約的基礎上，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獲取本國應有的環境利益以滿足社會需要方面享有平等的權利。當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南北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地球自然資源消費、使用嚴重不合理的情況下，努力發展自己的經濟技術之際，少數發達國家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以保護全球環境為名，干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發展權和環境主權，要求發展中國家放棄自己的正當環境利益，承擔起超越自己能力的環境義務，這顯然是不公平、不正義的。
中國多數學者認為，由于發達國家對全球環境惡化負有的責任和對發展中國家解決環境的侵害理應為解決環境問題承擔更多的義務，一方面，作為“補償的正義”，它們應該以自己擁有的較雄厚的資金和技術，率先采取行動保護全球環境，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足夠的、新的額外的資金，以優惠的或非商業性條件向發展中國家轉讓環境無害技術，切實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環境與發展面臨的實際問題發達國家履行這樣的道德義務，不是“恩賜”，而是對以往不平等的環境權利的“補償”。另一方面，作為“分配的正義”，發達國家應當回到環境正義的立場上，承認和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平等的環境權利，支持發展中國家努力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技術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環境問題不是孤立的，需要把環境保護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要求結合起來，在發展進程中加以解決發展中國家有權根據自己經濟、社會和文化條件的適應能力，決定改善環境的進程，有權根據其發展與環境的目標和優先順序利用其自然資源。
發展中國家要追求的國際層面的環境倫理觀所涉及的問題主要有：(1)發展一一尤其是反貧困一一對發展中國家的優先性;(2)—切資源管理的主權問題;(3)全球環境惡化的責任問題;(4)國際環境法規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平等和公正問題;(5)解決國際環境問題的經濟與技術保障等等。
9.的自然觀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對自然的理解宄竟會導致征服自然的觀念還是會引向倫理地對待的自然的道路?研宄者認為，馬恩的自然觀是有益于我們保護環境的。馬克思把人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來把握，認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這是人的自然本質，并把以勞動為中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理解為自然與自然的關系。青年馬克思的這一觀點與當代生態倫理學中將人視為自然界的普通公民生態系統普通一員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這種驚人的一致性，為當代生態倫理學接受馬克思自然理論的指導與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倫理共識基礎。
馬克思對人與自然辯證關系的論述，既指出了人有別于自然的主觀能動性，又肯定了自然的客觀制約個性這為克服當今生態倫理學中人類中心主義(即只承認人的目的價值，認為其他物種若有價值，也僅只是工具價值)與生態中心主義(即認為任何物種、生物個體都有其內在價值)這兩種價值觀各執一詞的偏見提供了一個較為合理的理論切入點。以此為理論基點，完全有可能建構起一種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之爭，立足于對人與自然關系正確理解與全面把握的新的生態倫理學。
馬克思是把勞動作為引起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東西來理解和把握的而對近代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生態危機，我們有必要追根溯源反省一下這種建立于“對自然可無限索取”信念之上的傳統勞動(發展)模式為了“在最無愧于和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我們必須把這種物質變換置于“合理地調節”、“共同控制”的基礎上亦即需要建構一種具有可持續性的發展模式這種建立于地球資源有限性觀念之上，并以“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為基本原則的可持續性的發展觀，為當代生態倫理學進一步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價值基礎和正確的理論導向。
1.理論與實踐
環境倫理學缺乏對環境道德實際的研宄，未能避免理論與實際的脫節中國學者注重對環境倫理的理論研宄，但很少關注具體的、現實的問題，很少把理論原則規范，影響和作用于具體的政策法規，具體的工程、項目。這種脫節所產生的嚴重后果是，一方面，理論研宄難免閉門造車，束之高閣，曲高和寡，使環境倫理成為象牙塔成為少數人的話語游戲，沒有成為大眾的意識和習慣;另一方面，涉及環境生態的大型工程沒有經過環境倫理的審查就可以以經濟效益的名義堂而皇之地順利上馬，以至遺禍自然，悔不當初
2.引進與創造
中國學者積極普及并大力介紹了西方環境倫理學的最新研宄成果，對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學術前沿進行了跟蹤和了解西方學者的環境倫理學著作能較快地在中國得到譯介。由于中國環境倫理學研宄者的積極努力，從而使西方環境倫理學在中國的研宄成為一種學術潮流，大大推動了中國環境倫理學的發展。但是，在譯介和創造方面，譯介的積極性和創造的疲軟性形成鮮明的對比換句話說，中國注意了“引進”、“介紹”，但卻缺少了“自產”、“創造”，即沒有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文化傳統、價值觀念、社會心理等來形成自己的環境倫理理論。
3.研究與教育
中國的環境倫理學研宄方興未艾，但這只是在理論的學宄方面;在環境倫理的教育上，中國環境倫理學的研宄雖然有近20年的歷史，但目前國家環保部門和教育部門不但未攜起手來落實強化環境倫理道德的研宄和教育的任務，而且環境倫理研宄者和教育研宄者也沒有充分重視道德教育理論與實踐研宄，沒有為不同層次與類型的教育提供環境道德科學內容和有效的方法設計。大多數學者既沒有興趣于環境道德教育的理論研宄，更缺少將環境倫理推廣到教育上的熱情。當然，這一局面正在改變，一些學者己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正在一方面積極編寫自幼兒、小學中學至大學、成人的環境倫理教育書籍，另一方面呼吁教育部門落實環境教育，一些師范大學己經成立環境教育研宄和推廣中心。
4.支持與自立
第4篇：生態正義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針對甘肅省的具體情況，結合近年來開展的水資源綜合規劃實踐，在對甘肅省不同水平年生態環境需水量進行計算、預測的基礎上，對甘肅省生態需水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進行了分析評價。對甘肅省水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及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現實參考意義。
l甘肅省生態現狀
甘肅地處中國內陸腹地，遠離海洋，背靠世界屋脊，地形復雜多樣，氣候干燥，雨量稀少，水資源匱乏，是全國最干旱的省份之。全省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系統脆弱，已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本文就甘肅省生態需水量進行研究，為水資源開發利用及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2甘肅省生態需水量計算
本文采用《中國西北地區生態需水研究》中生態需水概念，即為維護生態系統穩定、天然生態保護與人工生態建設所消耗的水量。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①保護和恢復內陸河流下游的天然植被及生態環境耗水量；②水土保持及水保范圍之外的林草植被建設耗水量；③維持河流水沙平衡及濕地、水域等生態環境的基流需水量；④回補超采地下水的需水量。在實際的生態需水計算中，又有河道內和河道外生態需水之分。
2．1河道內生態需水量計算
對黃河、長江流域所選河流河道內生態需水量計算，以河流水文測站為控制節點，采用1956～2000年徑流系列，用Tennant法[31計算維持河道一定功能的需水量。對內陸河流河道內生態需水應以維護河流下游湖泊、沼澤、濕地、天然植被不再萎縮或逐步恢復的需水量下泄為目標，分析計算得黨河尾閭敦煌西湖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需水量為1．56億m，，疏勒河安西西湖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需水量為0．56億m，，黑河應向內蒙有調水下泄9．50億m到正義峽的任務，已考慮尾閭生態需水。故內陸河生態需水僅考慮黨河和疏勒河。全省主要河流控制把口站斷面處的河道內生態環境需水分析成果如表1
2．2河道外生態需水量計算
河道外生態需水分天然植被生態需水和生態環境建設需水。內陸河流域生態需水須依靠除本地降水之外的徑流輸入才能得到滿足，而長江、黃河流域屬濕潤半濕潤區，生態環境需水量依靠降水即可滿足，故文中只計算內陸河流域天然植被生態需水。
2．21天然植被生態需水量
①內陸河流域天然植被生態需水量
GE：植被的徑流性生態需水量；GEi：某一類型植被i的生態需水量；P2：有效降水；Ai：某一類型植被i的面積；E：天然植被蒸騰量。
②天然植被蒸騰量E計算
E的合理選擇關系到計算成果的精度，是進行生態需水分析的依據之一。本文收集和分析了迄今為止數量有限的觀測實驗，并分析了相關研究成果和經驗公式，參考相關的研究成果，對河西內陸河流域提出了一套符合地區變化規律的E參考值。通過計算得到河道外內陸河流域天然植被生態需水量為100317萬m。
2．2．2生態環境建設需水。本文采用“面積定額法”來計算生態環境建設需水，即以某一區域某一類型生態環境的面積乘以其生態耗水定額。
A：某一類型的面積；q：某一類型植被的需水定額。通過計算，全省水平年2000年的生態環境建設需水量見表2。
3現狀年生態需水量分析評價
3．1全省狀況
由表3可知，2000年全省生態需水總量61．78億m 就其分布而言，河西內陸河流域占24．38％，黃河流域占35．59％，長江流域占40．03％。從需水類型來看，河道內生態需水約48．74億m，占總生態需水量的78．91％；河道外生態需水13．03億m，，其中，以天然植被需水最大，湖泊濕地生態補水次之，城鎮環境需水和人工林草建設需水較少。
不同流域河道內外需水量差別很大。河西內陸河流域，河道外生態需水占86％，主要用于天然植被生態需水；在黃河及長江流域區的生態環境需水中河道外用水量很少，其生態環境需水量主要用于河道內維持基流、河道沖沙等。
3．2內陸河地區狀況分析
內陸河徑流性生態需水量直接關系著生態結構的穩定和綠洲的生存安全。2004年內陸河流域生態需水結構中天然植被生態需水量占河道外生態需水量的70％以上。在水資源合理配置中應協調水與生態的關系，提供必要的生態需水是恢復植被的重要舉措之一。
3．3規劃水平年生態需水量分析評價
3．3．1河道內生態需水量在各規劃水平年沒有變化。河道外生態需水以天然植被的生態耗水量最大，現狀年僅此一項占到內陸河總生態耗水量的50％；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鎮生態需水和林草建設需水呈上升趨勢，但其所占比例較少。隨著時間的推移，天然植被需水量總體變化呈下降趨勢，主要是由于各類植被處于脅迫條件下。由于干旱平原地區對綠洲發展和生存意義重大的植被群大多是隱域性植被，其大多為中生、旱中生植被，生態耗水量變化幅度很大，給予充分供水，其耗水量將很大，但當供水不充分時，其仍能存活。在干旱區。由于水資源有限，加之生產、生活用水量日益擴大，給予天然植被以充分供水，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因此，天然植被類群在不降低其生態保護意義的前提下，應取最小生態需水量。但就大的生態需水類型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綠洲系統的生態需水量將逐漸增加，而天然系統的生態需水量將呈不斷下降的趨勢。
第5篇：生態正義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傳統法律文化在清末變法之際，制度層面的成果消失了，但精神實質卻仍在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對傳統法律文化形成和特征的把握，可以解釋法律實施的實然和應然的沖突，有利于深刻把握當今法治社會建設實踐。文章從禮法關系變化、法與和諧、息訟、德禮、人情的關系等角度考察、探析傳統法律文化。
文化的概念有廣狹義之分，最廣義指人類的一切活動及其結果，包括物態的、制度層面的、行為層次以及心態思想層面，而狹義的則僅指心態思想層面。物態層次的文化主要指中國古代文化典籍，是“加工，創造的各種器物，物化的知識力量”。制度層面的文化是“各種規范體系”，隨著清末變法、西學東進的熱潮而消逝。但行為文化方面，“約定俗成的風俗習慣”卻隨處可見，如農村結婚仍遵循的婚姻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家產繼承中的出嫁女幾無份額，拒訟，被譽為東方司法獨創的調解制度，以及刑法中主刑為什么是五種而不是更多，甚至 “和諧社會”的提倡，這些都能在古代法律中找到原型（當然古今對和諧的理解有質的區別）。
但清末至今，眾人對古代法律文化卻大多持批駁的態度，似乎只有符合西方標準的社會才是至善完美的。近十余年法學家熱衷于探討中國法學何去何從，選擇本土化還是西方化，所以深入研究古代法律文化既可知古又可鑒今。
一、中國法律文化概述
文化是在比較中產生的，如果沒有西方法律文化的存在，也就不會有東方文化，中國法律文化的對稱。“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一種特定的法律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1]”，法律文化作為文化整體下的子系統，從最狹義的定義看，是指一系列行為、風俗中所含的穩定的觀念、心態。法律文化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學界主流觀點主要有以下三種：法律文化是由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以及與法律相關的行為方式組成的復合體[2]；作為人類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法律文化，主要指內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設施以及人們的行為模式中，并在精神和原則上引導或制約它們發展的一般觀念及價值系統[3]；法律文化既是一種用文化的眼光認識法律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種具有實體內容和對象化的文化結構，并且這兩個方面是互相聯系著的[4]。
以上幾種觀點各具獨特的視角，但都體現了以下幾點：一是學科視角的轉變，從文化學到法學。二是研究對象的具體變化。三是研究活動性質的變化，由純對象之爭到方法之爭。
二、禮與法的關系考察
法律文化的特征在于與“禮”這一概念的復雜關系，理解法律文化不能孤立地考察法本身，而應從法與禮關系的發展來研究法律文化。
（一）禮的起源及含義
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在于禮，提及古代法律文化最直接的觀念就是“德主刑輔”、“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但這并不是古代法律文化的全部。確切地說，由漢武帝尊儒術為始，成熟于唐代的《唐律疏議》，發展固化于元明清的高度概括和總結。源頭在周公制禮，周公歷經多次制周禮，形成一套完善的治理系統。
禮一開始就有義和制的區分，前者指精神層面的親親、尊尊（后來發展為忠孝節義），后者指“五禮（吉、嘉、賓、軍、兇）”或“六禮”。此時的“禮”就是現在的“法”，因為其滿足“法”的三大特征：規范性、國家意志性和國家強制性。法的產生和壯大是歷史的必然。儒家重視禮義，法家重制度建設，各有側重，而儒法在漢代的合流，根源在于兩者起源的同一，是歷史發展的螺旋上升而不是簡單的反復。
（二）禮與法關系
傳統意義上的法不等同于現今意義上的法，僅指制度規范層面，而不當然包含法的學理學說，這一觀點嚴復有明確的表述。中國有禮刑之分，以謂禮防未然，刑懲已失。而西人則謂凡著在方策，而以一國必從者通謂法典”，并進而指出西方法對應古代中國的不僅是刑律，更有理、禮、法、制之意，簡言之，西方法既有制度規范又有學理學說之意，現代法理學對法的研究就是這樣，而律在古代多指制度規范，法（確切說是律）的價值剝離為“禮（義）”，禮是中國古代法律追求的目標。
三、中國法律文化的特征
（一）對和諧的不懈追求
古代的和諧指的是一種樸素的自然主義精神,既包括對自然也包括對人。“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自然，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就是打亂了整個宇宙的秩序、自然的秩序。這種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觀念在法律上表現為：一是對生態的保護，如秦律中對違天時狩獵的處罰；二是始于漢代的秋冬行刑制度。《唐律·斷獄》“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決死刑者，徒一年”，違時行刑，被視為逆天之道，會受到刑事處罰，因為刑殺是剝奪生命的屠戮，“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所以刑殺當在秋冬以與時令相符。三是無訟觀念，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雖說在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下，多訟都不是社會的追求，訟作為對和諧、秩序的破壞從來不是古代法律的目的，但中國似乎更有特點，無訟成為一種形式化的標準。
（二）對道德和禮的追求
這里的禮既有禮制也有禮義。從歷史的發展看，法（刑）的產生即是維護禮治，西周的“明德慎刑”思想就有了偏“德”（這里的德不是指道德）之意。而張中秋在《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中表述，漢武帝至東漢末年，“引經決獄”和研究律學，從解釋法律這種側面迂回實現維護禮治。但此時引經決獄本身即表明禮和法還是分立的。西漢宣帝“親親首匿”入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引經入法”，借立法之機把“八議”（曹魏新律）、“準五服以治罪”（晉律）、“官當”（北魏律）、“重罪十條”（北齊律）入法，禮的內涵、制度得到法律的確認。隋唐承舊制，把禮奉為最高的價值評價標準，凡禮之所認可的就是法所贊同，反之，禮之所去亦法之所禁，即“禮之所去，刑之所禁，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也”（后漢書·陳寵傳），達到了“唐律一準乎禮”。
（三）法的工具性價值的突顯
中國法在產生時也有自己的核心，也有公平正義的因素，《說文解字》中“??，刑也，平之如水，?D，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就有公平判斷之意。但這種核心又有一套自己完整的體系，即人倫道德，經統治者整理后的禮（周公制禮），法的價值就在于禮的實現，法本身沒有產生自己的完整內核，雖然也有公平正義的追求，但公正的標準在于禮，而不是法。簡言之，法在維護“禮”的實現的工具性價值得以充分體現的同時，不自覺地喪失了自身的價值。這在晚清政府修律中的“禮法之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和民國時“立憲與共和之爭”都有體現，禮的過分強大拘束了法律的自我進化。
（四）重人情輕“法律”
“人情即法，重于法”，第一個法指的是法的價值，是判斷法的標準，第二個法指的是具體的條文，即法條是維護人情的工具，必要時可以破法容人情。最重要的是當法與情沖突時，不能輕易破法容情，而須等到法律的修、改、廢的原則維護了法律的權威。西方也有宗教規范等與法的權威對抗，猶如禮義與法的對抗，但法的公平正義理念占據了上風。而在中國爭取權威的斗爭中，源遠流長的“人情文化”占據了上風，人情的強大壓滅了法的權威，即使有嚴格執法的個例，但卻不能得到民眾和統治者的認同，因為法本身的價值不是最終的評價標準。
【參考文獻】
[1]李其瑞.法學研究和方法論[M].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第6篇：生態正義論文范文
關鍵詞：生態批評；生態非正義性；三重壓迫
一．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傳統主題
生態批評研究認為人類的文化和文學中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所以，生態批評對人類中心主義，征服與控制自然觀，欲望動力論，科學至上觀，唯發展主義，消費文化展開了嚴厲的批判。人與自然的關系從古至今歷來就是文學家們筆下一個永恒的主題，當然，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表述并不是一層不變的。早在古希臘的時候，詩人們就提倡親近自然，模仿自然。那時候，大自然是人類生存的威脅，人們由畏而生敬。而人踏入文明的狀態之后，社會的分工，經濟的發展，物質的追求，欲望的放大,道德的淪喪等等原因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逐漸分離對立，人類的發展不是更加合乎自然，而是背離自然。人們不能從精神世界得到愉悅和安慰，只能在物質世界中尋求物質欲望和肉體欲望的滿足，這又加劇了人與自然的矛盾而讓二者越走越遠。但盡管如此，人類渴望與自然再度融合，就如同成人感嘆童年的消逝，希望回歸純真快樂的童年一樣。文藝復興時期，為了擺脫基督教神學對人們思想的控制，人們高舉人文主義的旗幟，呼吁解放人性，強調人類的偉大，不可否認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對人的崇高形象的贊美，對人的理性的推崇都是有利于啟蒙人們受基督教經院神學束縛的心智的，有其積極進步的意義。 然而人性的解放帶來的也不全然是甜美的果實，對理性的無限放大與強調，工業文明與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很多人變得狂妄自大，對自然的敬畏崇拜之心變成了野心勃勃的控制欲望，認為人是不違背上帝意愿的萬物主宰，自然是可被利用的，自然是可被掌握的，自然是可控的，自然應匍匐在人類的腳下，為人類服務。培根豪邁地宣稱“世界為人創造，而人被創造不是為了世界”，“因為整個世界一起為人服務，•••各種動物和植物創造出來是為了給他提供住所，衣服，食物或藥品的”。[1]科技的發展使得人與自然日漸疏遠。于是就像席勒作為一個詩人所感受到的那樣，人內心的感性與理性不再和諧統一，而是相互沖突，人與自然的相互對立使得人的天性的和諧不再存在于現實當中，而是成為一個理想而已。“在文明的狀態中，人的全部天性的和諧僅僅是一個理念而已，所以就必然要把現實提到理想，也就是說，表現理想。” [2]于是，在浪漫主義詩人那里，我們可以看到對重新回歸自然的渴望和物我和諧的理想。
二．三重壓迫的美國南方文藝復興文學
也許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南方獨特的地理環境氣候決定了南方的經濟以種植業為主，而南方大量的土地又是掌握在少數的種植園家族手中，如彼爾德，蘭道夫，佩奇，李，梅森等等。“這些家族的姓氏反復出現在南方歷史上，支配者整個南方的想象力，成為南方生活方式，社會榮譽和個人成功的象征”。[3]掌握著南方的經濟命脈，占據著南方社會的至高點，這些種植園主們極力打造屬于自己這個集體的風俗文化和思想價值體系。他們原本大都是來自英國中產階級，富商或鄉紳的后代，根據他們對英國貴族和鄉紳生活方式的記憶和理解，將其移植到這片他們安身立命，繁衍生息的地方。南方的整個上層社會由這些掌握了大片土地的家族構成，他們控制了南方整個的話語權，他們的思想文化價值體系成為了南方的主流思想文化。少數的白人精英高貴的站在云端，貧窮的白人和黑人如卑微的泥土。
從一開始，南方的社會結構和思想文化價值體系就打上了深深的階級烙印。內戰過后，戰敗的陰影長期籠罩著南方，視榮譽高于一切的，以南方的思想文化價值為驕傲的優越感被嚴重傷害，本就落后與北方的經濟遭到致命打擊。當北方在飛速發展之時，南方卻在貧窮落后，種族關系緊張的漩渦中苦苦掙扎。現實是如此的痛苦，不堪入目，只能在過去的輝煌歲月中找到一絲安慰。20世紀30年代，面對北方工業文明的步步緊逼，對南方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體制向工業化轉型的憂慮，南方的一片文人志士對過去進行反思，對田園的生活模式和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受到的沖擊做出回應，用筆來對他們的先輩維護和奮斗的價值觀念進行辯護。12位被稱為“納什維爾農業主義者”的著名社會學家和作家在1930年出版了論文集《我要選擇我的立場》，標志著南方文藝復興的開始。除了這12位“納什維爾農業主義者”之外，還有一大片杰出的作家對南方文藝復興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除了最為有名的福克納，還包括奧康納，斯泰隆，韋爾蒂等。他們的作品主要表現了熱愛田園風光，對過去那“失去的伊甸園”的戀戀不舍，對傳統道德價值觀念的維護。他們“站在舊南方上流社會的立場將當時如火如荼的工業化進程視為洪水猛獸，認為它嚴重地破壞甚至摧毀了南方以農為本的傳統”。[4]他們不同的作品中總是以形象各異的人物重現了一個共性：“種植園神話”那唯美的畫面：茂盛的木蘭樹下屹立著神話的中心，彬彬有禮卻又英勇無畏的紳士，美麗溫順而又貞潔的淑女，忠心耿耿，親如一家的黑人奴仆侍奉在一旁，背后是寬廣無垠的棉花種植園。這樣的畫面中卻被北方工業的進軍所破壞，引發文中人物的悲催命運。他們筆下的白人“下三濫”是卑鄙的，黑人是愚笨需要他們教化的，女性是軟弱的。
不可否認，南方文學復興作家的聲音是巨大的，但恐怕難以引起南方下層階級的共鳴，長期生活在貧困中的南方白人和黑人無法認同他們所描繪的充滿了詩情畫意的田園生活，因為現實中的生活對他們而言是艱難的。南方貴族的思想道德觀念，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與這些人是無關的。正如12位“納什維爾農業主義者”中的斯塔克•揚在《我要選擇我的立場》中闡釋了南方上層階級對南方主流文化構建的核心作用的同時，也坦然承認他們對其他階級缺乏了解，他所談論的南方生活并不屬于這些群體：
首先我們必須說明，談到南方的特點，我們主要談論的是以土地和奴隸制為基礎的這種生活。至于那個時代生活在南方的其他人，我們所知不多，包括那些自己動手經營農場的可敬而且堅強的人們，那些優秀的自耕農，不那么自重的所謂的“白人下三爛”。為這一文明打下其特殊烙印的不是這部分人……即使時至今日，南方的生活方式和習俗完全不是自下而上來自處于社會底層的大眾，而是自上而下。我們傳統的南方特征產生于南方的地主階級，這一點千真萬確。[5]
理查德•金在他的《南方文藝復興》一書中指出南方白人作家所刻畫的家庭羅曼司中，處于中心地位的是父權家長制的父親，而女性盡管事實上也很強大，也必須服從與英雄似的父親。[6]至于在美國南北戰爭中已獲得自由之身的黑人奴隸，白人仍然希望他們溫順的居于從屬地位。[7]當然，這只是他們一廂情愿的想法，從20世紀下半期開始，越來越多的黑人作家為他們自己的民族發出自己的聲音。綜上所述，南方文藝復興文學作品是帶有階級，性別和種族三重壓迫的文化產物。
三．生態和諧觀視角下的南方文藝復興文學
進入公元第三個千年以來，短短的13年以內，全球爆發了多次巨大的自然災害，海嘯，地震，雪災，洪水，森林大火，給人類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財產的損失，更有生離死別和骨肉分離。找出生態危機的根源已是刻不容緩。經過探索研究，生態批評家們意識到“人類的文學要為生態危機負責，它本身就是生態危機的深層文化原因之一。反生態文學的延續就意味著生態災難的延續。文學家和批評家必須通過改造文學，改造文學觀來結束對自然的犯罪并且贖罪。文學應當成為一種救贖性行動”。[8]也就是說，生態危機的解決要依靠對文化和文學中反生態的思想，觀念，語言等等進行批評，從而構建新的生活方式，發展模式，價值觀念，建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明。
生態和諧觀有兩個核心思想，一是人與人的和諧，一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二者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生態批評家赫勒指出：“如果我們想真正建立一個生態社會，那么，它不僅應該是一個免除了有毒物質和生態災難的威脅的社會，它還應該是一個免除了壓迫的毒害的社會，一個免除了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毒害的社會。它將是一個免除了統治和等級的毒害的，偉大而美麗的綠色世界”。[9]
種植園神話體現出的南方重農傳統，愜意的田園生活和對自然的崇尚向往有著積極的生態意義，但它本質是建立在森嚴的社會等級結構之上的。種植園主們高雅悠閑的田園神話的基礎在對南方窮人和黑人的壓迫剝削。這樣的生態意識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非正義的，因為他的實現必然要犧牲他人的正當權益為代價。南方文藝復興作家家庭羅曼史雖然表面上不再描寫種植園神話，但其核心仍然是一樣的，為一去不返的種植園神話哀嘆。所以，南方文藝復興作家們為抵制北方工業化文明的入侵所歌頌的種植園神話無法獲得廣大白人和黑人的認同，因為對于這些人來說，生存是第一位的。南方工業化的進程給他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需求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崗位，大批的農村人口涌進城市，不愿依靠務農為生，艱難度日。對于這些人來說，北方工業化文明的到來并不是洪水猛獸，反而是帶來幸福生活的福音。
四.結語
綜上所述，南方文藝復興作家們全力打造的夢幻莊園無力阻止工業文明的步步逼近，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時，可以看到南方文學中的歷史意識，地方情結，和家庭羅曼司等特色已被解構。早在18世紀，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就指出“一小撮人擁有許多剩余的東西，而大多數的饑民則缺乏生活必需品，這顯然是違反自然法的，無論人們給不平等下什么樣的定義”。不言而喻，不公正的生態意識無益于生態危機的解決，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的問題，只有一條道路―徹底改變人類的思想意識，不再把人類凌駕于萬物之上，自然之鏈是環環相扣的，任何一環的損壞，缺失都會引起和諧的崩潰。
參考文獻：
[1]王諾：《歐美生態批評》，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146頁
[2] 章安祺編訂：《靈珠美學譯文集》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246頁
[3] 美國南方文化，陳永國，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第4頁
[4] 美國南方文藝復興，李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238頁
[5] 同上，89頁
[6]King, Richard H. A Southern Renaissance: The Cultural Awakening of American Sou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35
[7] King,32
[8]王諾，《歐美生態批評》，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第5頁
第7篇：生態正義論文范文
一、大學生心理健康與心理健康教育觀
大學生心理健康，是指大學生的心理特征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年齡，心理能力能滿足自己學習、生活與工作的需要，個性心理能適應自己所處的環境并處于積極發展的態勢。
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就是教育者有計劃有組織地幫助大學生了解心理健康的知識理論，掌握實現心理健康的途徑與方法，學會對不健康心理進行調適與矯治，從而促進大學生的身體、理智、情感、意志、個性、行為等發展到更佳狀態所進行的全部理論教育和實踐教育活動。
心理健康教育觀，是人們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問題的根本看法，包括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實質、構成、標準的認識。這些認識的不同，形成了人們不同的心理健康教育觀。
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特征與大學生心理健康有著內在的聯系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這六條基本特征，既給我們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具體要求，也給加強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標和內容提供了六個重要的參考維度。
（一）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與大學生心理健康。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
大學生是社會公民群體里的重要分子，也是最具發展潛力和可塑性的一代新人。他們接受了系統、規范的高等教育，理應成為現代民主法治精神的擁護者和社會公平正義的捍衛者。但是，“馬加爵現象”卻使我們警覺：要使“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種子在當代大學生心中萌發，必須與加強和改進心理健康教育結合起來；否則，心理的嚴重失衡可能導致行動上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原則的踐踏。
（二）誠信友愛與大學生心理健康。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如果說誠信是社會發展的靈魂，那么友愛是人際交往的準則。從心理健康的外部特征看，心理健康的個體其行為能夠符合社會道德規范和主流價值觀，人際關系和諧，社會適應良好。當代大學生總體上是誠信友愛的，但考試作弊、論文抄襲、拖欠歸還助學貸款、宿舍內盜、同學間人身傷害等不誠信、不友愛的現象，也在各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里大部分應該歸結到學生個體的思想品德修養問題，也不排除心理問題。心理學研究表明，個體的內心需求無法實現，或者雖然實現卻得不到社會的贊許和他人的認同，就容易產生心理障礙，形成人際不和諧。個體的心理健康程度與他的個人價值選擇受尊重的程度成正比。因此，積極發掘心理健康的社會交往和社會適應意義，倡導誠實守信、平等友愛、互相幫助的社會交往準則，尊重多樣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有利于調節社會情感和社會認知，形成積極健康的良好社會氛圍，促進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利互惠、和諧共贏。
（三）充滿活力、安定有序與大學生心理健康。當代大學生風華正茂，富有青春的激情和創造的活力。心理學研究發現，人是追求不斷成長與自我實現的，需要是一切動力的源泉。心理健康的個體對自我、對社會的正確認知，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百折不撓的人生態度，勤于學習、勇于實踐、敢于創新，志存高遠和腳踏實地的精神都有助于創造潛能的開發和自我價值的實現。和諧社會強調充滿活力有利于激發創造力和競爭力，但無序競爭將極大地破壞社會和諧。心理健康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社會適應良好，個體在特定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中形成與社會、文化相適應的人格，掌握或遵循社會公認的行為規范。可見，心理健康能夠促進社會的活力迸發和安定有序。
（四）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與大學生心理健康。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可持續發展最核心的問題，涉及人類的命運和未來。生態心理學認為，人類保護自然不僅僅是為了獲得持續的、更好的外在生存環境，也是內心本能的需求。心理健康的個體具有積極的自我觀念，能夠體驗到自我存在的價值和尊嚴，同時，能夠尊重和認同其他生物乃至環境的價值，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發展，從而走向真正的和諧社會。但是，當前部分大學生的環保意識、生命意識還相當薄弱，發生在大學生中的“硫酸潑熊”事件，作為一個反例證明加強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真正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任重道遠。
三、基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觀內涵
（一）全面教育觀。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終極目標，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共榮共生，這些勾畫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美好圖景。隨著社會的轉型，心理健康對大學生成長成才的作用和對社會進步的意義得以凸顯。心理健康是大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與提高的基礎。高校實施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就是促進大學生知、情、意、行的協調統一，促進大學生的全面發展，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寶貴的人才資源。
（二）發展教育觀。和而不同，張揚個性，尊重差異，是社會和諧的題中應有之義。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以提高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促進大學生的個性發展和社會化為旨歸，許多心理學家對發展性心理健康教育進行過較為詳細的論述，布洛克爾認為：“發展性心理輔導關心的是正常個體在不同發展階段的任務和應對策略，尤其重視智力、潛能的開發和各種經驗的運用，以及各種心理沖突和危機的早期預防和干預以便幫助個體順利完成不同發展階段的任務。”發展性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建構，是以大學生發展需要為基礎，是順應大學生心理發展水平的模式。
（三）大眾教育觀。心理健康教育不是特殊化教育，而是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因為和諧社會的構建有賴于每個個體的身心和諧，盡管這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態，但應該成為我們孜孜以求的目標。現實生活中，一些教師認為心理健康教育的對象是帶有心理問題的少數學生，某些學生也認為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就是患有心理疾病而產生恐懼和害羞心理，其實都是出自對心理健康教育的誤解。心理健康教育的重點是普及心理健康知識，提高心理健康水平，預防心理疾病，而不是以解決大學生心理問題、排除心理障礙或實行危機干預為主要出發點。實施心理健康教育，首先要更新觀念，樹立心理健康大眾教育觀，正確引導廣大學生接受心理健康教育，消除不良心態，提高認識水平，同時應以提高全體學生的心理素質為出發點，熱忱關心每一位同學的成長，為所有學生提供心理支持，幫助全體學生了解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識，優化個性心理品質，增強心理調適能力和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確保全體學生受到系統的心理健康教育。
（四）全員教育觀。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取得良好的成效，需要學校、家庭、社會齊抓共管，良性互動，形成合力。從學校層面看，心理健康教育的含義，不只是開設幾門心理學選修課，設立一個心理咨詢室，搞幾次團體輔導那么簡單，它也不單是心理輔導老師的責任，而是貫穿于教育教學全過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需要學校各級各類人員的共同參與和支持。學校要努力構建心理健康教育體系，形成學校――院（系）――學生三級心理教育網絡，營造人人重視心理健康教育，人人關心心理健康教育，人人參與心理健康教育，人人為心理健康教育做貢獻的良好氛圍和格局。
（五）終身教育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使命光榮，任務艱巨，歷時久遠，不可能一蹴而就。與之相適應的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能局限在大學階段。教育者應樹立心理健康終身教育觀，不斷進行自我心理健康教育，在提高自身心理健康水平的同時，把科學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傳播給學生，促進學生心理的不斷發展和人格的不斷完善，為學生逐步構建自我終身心理健康教育體系奠定良好的基礎，從而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堅實的心理保障。
第8篇：生態正義論文范文
“城中村”中的鄰校村是近年隨著高校校區擴建而衍生出的一個特殊村落，高校的發展（具體表現為大學城的建設）極大地帶動了此類城中村第三產業的興起和租房市場的需求。
一、 武漢市洪山區黃家大灣湖光村二組的現狀調查
本文將以武漢市洪山區黃家大灣湖光村二組為例，對其空間形態進行描述、分析，考察村內的學生、租戶的日常生活及其與外部環境的關系，探究各人群對居住空間生產和分配的需求。在此基礎上，提出基于居住空間正義的鄰校城中村更新發展建議。
（一） 物質形態調查
湖光村東臨先鋒村、武漢科技大學城市學院，南臨磨山團湖，西臨溏淋湖、五家湖，北臨五家湖與中學。轄區總面積4000畝，陸地2445.78畝，水面800畝，耕地454.22畝，其他面積300畝。共分4個組，總戶數466戶，總人數1200余人。
其中的湖光村二組東北部緊鄰武漢科技大學城市學院，落雁中路自東向西將其一分為二（見圖1）。2000年以前以農業為主，人口100余戶，多為1層樓房，耕地大致位置在宅基地的南側與東北側；村民主要從事種、養殖業，人均年收入1萬元。2000年城市學院在其東北部落戶，隨著校區范圍擴大，在隨后近5年的時間內，將村民耕地收購近2/3，村內近3/5人口失去土地，失地者基本由城市學院出面安置。
目前，湖光村二組現有宅基地區域占地面積17590平方米，建筑基底面積12860平方米，建筑總面積24780平方米，多為磚混結構，層數多為2-3層；經濟技術指標極不合理（綠化率＜10%；建筑密度73.12%）。村內南部的綠地，已有村民正在蓋房，準備用作出租之用。可以想見，以后的建筑密度會更大。
村內主要道路縱貫東西（現為城市干道落雁中路東西向分割），其它附屬通路大約有3條（南部2條，北部1條）。北部為斷頭路（居民占用道路擴建住宅或者堆放雜物導致道路不通）。道路最寬處為2米，最窄處為0.9米（除落雁中路外），勉強容納2人并排行走。
民房體量較小，體現出典型的小村鎮住宅空間形態。靠近落雁中路南北兩側的建筑基本以下部餐飲、超市加上部住宅（即下店上宅）為主要平面形式。以此區域為中心，兩旁漸次為網吧、旅館（出租給學生或附近的年輕上班族）以及村民自住房。這是符合住區的功能分區邏輯的，即公共區域或外來人口靠進主要出入口，私密區域（原住民）則遠離主要交通流線，相對安靜，降低干擾（見圖2）。
典型建筑一：該建筑于1995年建成，平面為矩形，底層出租給外來個體經營戶，上層為自住。屋頂本是平屋頂，后來由于排水不暢而加蓋坡屋頂，基本無專業設計的痕跡，西側有搭建的房間（見圖3）。上宅下店式建筑，多緊鄰主要道路，樓梯窄小曲折，內部空間大小不一，多在原有房屋基礎上進行了加建改建，某些房間無法自然采光。
總體來說，村內建筑都未經過專業設計，形成狹長的封閉空間。部分朝向較差（偏東西向），互相遮擋造成死角，通風和采光不利。
（二）使用人群形態調查
村內大部分年輕男性村民都外出打工。留在村內的人口中，年輕女性村民基本在城市學院從事保潔、執勤等工作，老人和孩童全天在村內活動。有超過2/3的村民將自有住宅出租給外來個體經營戶，賺取租金，他們當中的又有超過一半因各種原因，本身并不居住在村內。因建筑密度較大，常住人口日常生活相對簡單，對公共交往空間要求較低。閑暇時只能在小巷子（寬大約1米）或寬度只有1-1.5米的院子里聊天，或是在城市學院入口廣場處休憩。村內有一麻將館為平日娛樂之用。學生作為一個穩定地消費群體，加上外來的租房商人以及仍在原地居住的村民，共同構成了戶外空間使用人群。
由于學校每年有寒假和暑假，學生租戶的總數量因此一直在不停的變化之中，在假期會離開租房回家，假期結束，即每年的2、3月和8、9月份是租房高峰期，大量的假期退租空房則會被一搶而空。
村里的小型超市和開水房是具有極強公共性的空間，這些場所能創造碰面和近距離接觸機會。學生租戶、年青上班族、學校后勤集團的員工等均在這些地方打開水或者購物。從個人和社會的角度看城市的話，城市（地域）就是一個高密度的社會交往空間――正是高密度的社會交往，使城市（地域）空間具有了情境性質以及人文色彩。這些空間把租住在村里的人們聯系在了一起，使得其擁有共同的生活體驗，形成了交往的基礎。
二、更新建議
上文所述這種村落式的居住空間是一個整體，這里的老人不會被幽閉在家，這里的孩子想找個玩伴不會需要特別約定……這里到處是共同生活與人際交往，這就是一種社區，具有統一認知的凝聚力。滿懷熱情的專家學者們埋首于構思精巧的設計圖紙，似乎居住區的美好形態就等同于高層電梯住宅的挺拔身姿，大氣的綠地、廣場……但是，這種大一統的美化工程也造成了空間與社會的碎片化，城市多樣性的消失。從單體建筑設計來說，這類村落毫無歷史“文脈”的痕跡可循，又不能體現居住建筑的時代感。然而，從城市多元化的角度來看，保留這些村落并使其成為夾縫區的“原創”性風景線，城市的特征才是完整的，由此衍生出來的發展也才是可持續的。
從利益方面看，資本從不關心個性與歸屬感，它需要的只是空間生產與再生產的便利。當整個城市舊貌換新顏之時，我們真的能夠忘記，這些閃亮的城市更新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有多少人“被強拆”、“被失業”，這其中又有過多少反抗、失敗與無奈？社會需要一種公正的、符合時代潮流的價值觀――居住空間正義。在制定居住空間生產和分配的基本制度的時候，必須兼顧這兩個領域中所有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基于此，我們認為，鄰校城中村應借助高校的發展實現自身更新，而不是簡單地被清除，在改造更新的過程中，應充分認識到當地原住民（以及租房個體業者）參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們知村懂校，某種程度上比城市決策者（或某些專業人士）更為熟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更有生存之道。
從技術角度看，高校的鄰校村能夠為高校的后勤服務提供必要的補充：滿足某些學校之外的居住要求和消費需求。鄰校城中村處在城、村、校三者的交匯點上，成為聯系高校（大學城）和城市空間的緩沖區，為大學生們提供了一個過渡空間。以湖光村二組為例，在更新過程中，可以考慮保持村落自組織肌理（即目前商業區、出租區、自住區的分區模式）。在拆除必要建筑，提升居住環境質量的同時，為相鄰高校在校生提供有益零售、餐飲或租房服務，以保留村落的傳統人脈關系與場所記憶。此外，應注重公共交往空間的整體塑造，使其成為大學生們人際交往的重要補充。
立足于自建機制和政府指導相結合的主動更新模式，才能協調好多方面的利益關系，減少乃至消除不必要的流血事件，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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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生態正義論文范文
關鍵詞：網絡道德問題；校園網絡文化；應對方式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7503（2013）13/15-0055-03
網絡技術不斷改變著我們的學習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也改變著人與人的交往方式。作為學生，他們充分享受著信息時代的輝煌成果，網絡龐大浩瀚的知識信息源、高度的開放性和交互性、逼真的環境、色彩絢麗的圖片、悅耳的音響以及各種多媒體仿真畫面等，為學生展示了廣闊的學習天地，引領著他們不斷去接受新知識。但是，網絡在造就新時代的同時，也把學生帶入了一個全新的生存與發展的技術與人文環境中，網絡空間隨處傳播的各種觀念、思潮對他們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黃色風暴”、“行為失范”等幾乎與新技術相伴而生，使傳統的校園文化受到沖擊，學生網絡道德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學生網絡道德問題
1.責任感的弱化
簡單、便捷、自由的網絡交往容易造成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弱化。網絡的快捷性、開放性、豐富性、交互性給學校教育拓展了一個虛擬的教育空間，它不但可以開拓學生視野、豐富知識，也滿足了他們個性化的需要，可正是這個無邊無際的、五光十色的自由虛擬空間，較少有對個體行為的規范和約束，使他們滋生了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和義務的思想。在學生看來，獲得滿足感、實現自身價值是第一位的，哪怕這種滿足和實現是虛擬的也無妨。就此，在網絡技術的幫助下，他們終于可以毫無顧忌地進入聊天室交友和聊天，隨意地改變自己的身份和觀點，迎合對方的興趣和愛好。這種缺乏社會輿論監督和制約的交往，使一些自我控制能力差的學生，整天沉溺于網絡世界，不思進取，對集體活動不感興趣，在網絡上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不但影響學習，也削弱了對自己、對社會的義務和責任，有的甚至引發人格障礙。
2.是非判斷模糊
高中學生，其思維模式、道德觀念、行為準則容易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尤其在一些學生喜愛的網絡游戲中，道德認知與判斷更有問題。有些學生熱衷于在閃爍的屏幕前進行著假想的毀滅，正義感、道德感早已置之度外，大規模的“殺戮”被視為是一種威懾，幾千萬人的“死亡”被當作一次勝利，戰爭的連續升級被看作是和平，他們的正義感和道德規范的作用更是無從談起。在這個虛擬的空間里，他們基本的是非判斷意識模糊，人所具有的情感底蘊喪失殆盡。
3.失范現象嚴重
網絡超乎想象的發展速度似乎使現實社會的道德規范難以適應變化多端的新環境。即使制定了網絡規范，也往往跟不上網絡升級換代的速度，即使是接受良好道德教育的學生，久而久之，也難免由于放任自流而拋棄現實社會中具有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責任感，甚至將網絡社會中那種肆無忌憚的行為延用于現實社會，其內心的道德沖突和外在的失范現象愈演愈烈。諸如某些學生花費過多的時間沉湎于一些低級趣味的游戲，或傾心網上所謂纏綿的“愛情”，網絡設置的文明陷阱某種程度加劇了學生道德行為的沖突和失范。
4.道德約束力減弱
社會輿論、傳統習慣與內心信念是維系道德力量的基本因素，三者的有機統一才能確保道德他律與自律的共同作用和道德的有效約束力。然而，網絡社會的輿論由于不能直面道德問題的當事人，因而難以發揮應有的效用，而傳統習慣正經受著新科學技術、生活方式和思維多視角的挑戰，網上的多元道德認同使學生經常處于矛盾沖突的道德選擇中，給其內心道德信念的形成和發展造成了很大的擠壓和誤導。表現在人際情感方面，一些學生更熱衷于投入網絡交往，獲得宣泄與安慰，他們淡漠傳統倫理重視的人倫關系及社會正常的人際交流，對傳統的親情、友情與平等互助、和諧一致的道德關系以及傳統交往中遵循的真誠、信義、責任等價值標準的認同感大大降低，最終使自己的心靈更加孤僻、冷漠和封閉。
網絡信息內容產生的地域性和不良信息傳播的超地域性加大了網絡信息監管的難度。盡管網絡監管部門及網絡運營商可以通過網絡技術手段對有害信息進行必要的過濾和監控，然而，漫無邊際的網絡世界決定了這種監管能力十分有限，且具有明顯的滯后性和局限性。據統計，我們目前能夠檢索的網頁不足全部網頁的30%。因此，網絡生態環境治理任重而道遠。職業責任感呼喚教師必須超越傳道授業解惑者的單一角色，積極參與網絡生態環境的治理。教師首先要積極參與校園網絡文化的建構與批判，應憑借特有的政治責任感、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團結社會各界的力量共同凈化網絡環境，營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圍，其次要積極參與校園網絡文化建設。
二、校園網絡文化建設方式
1.加強學校紅色網站建設，為學生交流搭建平臺
網絡具有開放、交互及終端用戶獨立自由等特點，受眾常因興趣、愛好和某種需求而選擇使用網上資源。沒有吸引力就是沒有生命力的表現，在校園網上開展思想政治工作，不僅要通過網絡傳播主流價值文化、各種信息，以精彩的動感畫面和豐富的內容來吸引學生的參與，而且要利用網絡為學生提供便捷的服務，以獲得他們的信任。學校應集中力量，重點規劃一批有基礎、有特點、有吸引力、有影響的內容。應該有針對性地設立不同年級不同階段的心理咨詢、科技活動（如科技小論文、小制作、小發明，我校科技活動很有特色，被評為江蘇省科技特色四星級學校）、學生社團（如我校江南文學社、北眼、北原地學社等）、優秀學生風采（展示身邊各類典范，樹立榜樣）、校長信箱（收集有關學校的意見和建議）、校園論壇（就學校關心的問題組織討論）等欄目和板塊，加大對學生的指導和服務力度。同時，還應抓住國內外重大事件和國內重要節日、紀念日等教育資源，加強紅色網站建設，及時推出相關背景材料，以先進的文化占領校園網絡空間，使網絡成為學生的網上精神家園。
2.利用校園網絡優勢，弘揚傳統文化，培育民族精神
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以勤勞、勇敢和智慧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文化，并在發展中孕育了自己特有的精神風格和道德風貌，其內容博大精深，不僅包含了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成就，而且蘊涵著崇高的民族氣節和優良道德，留下了豐富的文物史跡、經典著作。充分利用網絡優勢，大力加強優秀民族文化欄目的建設，引導學生學習傳統文學經典、高雅藝術作品和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進一步了解中華民族的光輝歷史和優秀傳統文化，從中汲取營養，激發不斷前進和探索的勇氣和動力。
3.適應網絡化時代的特色，重視道德實踐，堅定理想信念
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是一個人一生進取的航標，只有理想遠大，信念堅定，才能不斷追求更高的發展目標，增強社會責任感。積極開展一些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的道德實踐活動，選擇各種節日、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紀念日，開展基本國情和形勢政策教育；開展豐富多彩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和網上交流活動，開辦網上民族英雄紀念館，從民族英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高尚品格和感人事跡中汲取力量，陶冶情操，堅定信念，振奮精神，增強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4.利用現有教育資源，繁榮校園網絡文化生活，培育人文精神
人文素質是指一個人成其為人和發展為人才的內在品質，一個人人文素質的低劣和缺乏，最終會影響人的發展。加強學生思想道德建設，就要充分重視和運用信息網絡技術，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主題網站，發揮網絡文化的作用，開展豐富多彩的網絡文化生活，實現虛擬和現實的統一，在潛移默化和寓教于樂中影響和教育學生，不斷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要利用現代技術來提煉、豐富和完善校園文化的內容和形式，廣泛組織以思想、文化、娛樂、科技為基本內容的新型校園網絡文化，使之吸引學生來參與；要通過建設健康和諧的人文環境和數字環境，凈化學生的心靈，鼓舞學生的精神，提高學生的文化功底和文化品位，不斷培育學生的人文精神。
5.以文明修身為載體，倡導健康上網，培養誠信品質
誠信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的美德和品質，而且是一切道德的根基和本源。一個人如果沒有誠信的品質，不僅難以形成內在統一的自我，而且很難在事業上取得成功。因此，要通過組織學生參與文明修身承諾、文明上網、健康上網等一系列教育活動，不斷提高網上自律能力，強化網絡責任感，無論在網絡外還是網絡上都應具有較高的政治素質和道德情操。在網絡上學會尊重別人，理解別人，自覺塑造網絡健康人格，將誠信教育與文明修身的美德融入到學習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切實樹立“說誠信話，辦誠信事，做誠信人”的觀念，養成“誠信待人，誠信處事，誠信學習，誠信立身”的良好習慣。著力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和文明行為。
總之，網絡技術給教育帶來無限生機的同時，由其帶來的諸多負面作用也不容忽視。在學校德育教育工作中，正視網絡技術發展帶來的倫理、道德的問題，在網絡技術的應用中加強人文關懷，構建良性校園網絡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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