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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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管理哲學論文范文
性、文化要素的可分離性與可相容性出發，通過批判與會通、分析與綜合、解構與建構，實現文化的綜合創新。就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而言，貫徹“綜合創新”的方法論原則，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學史高度，體會“一本萬殊”之理，承認相反之論，從雜多中求統一，從矛盾中求會通，努力實現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和西方哲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化，在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解構與重構中，會通古今中西，以求達到綜合與創造、繼承與創新的統一。這正是通過“綜合創新”方法所要實現的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標。20世紀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說明了這一點。
對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的馮友蘭先生，在對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經開啟了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的綜合創新之路。這具體表現在：一是明確地將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和中國哲學的直覺主義相結合，建構了一套哲學方法論與哲學史方法論———“正的方法”與“負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學包括實用主義和新實在主義的觀念和方法、哲學的理論觀點和方法來改造中國傳統哲學的觀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層次上，使得的方法和科學主義的方法、人文主義的方法相結合；而這一結合是在他力圖把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和哲學打通并適當地結合起來的過程中實現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種綜合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
歷史地看，在跟馮友蘭先生同時或稍后的一些中國哲學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層面上、不同的范圍內，探索并嘗試融貫、綜合各種治中國哲學史的方法，以求建構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如三四十年代的張氏兩兄弟張申府先生、張岱年先生就嘗試“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辯證唯物論”，倡導和運用邏輯解析方法，并將解析法和的唯物辯證法結合，來研究中國哲學史。張岱年先生于30年成的《中國哲學大綱》，既運用了邏輯分析方法又運用了唯物辯證法，奠定了張岱年先生一生堅持以的理論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方法論基礎。張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寫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一書，從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出發，主張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來分析和研究中國哲學史；并認為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正確方法，就是根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礎原理來分析研究中國歷史上每個哲學家的哲學思想，闡明哲學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而應用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史要堅持四個基本原則：第一，堅持哲學基本問題的普遍意義，注意考察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斗爭與相互轉化；第二，重視唯物主義的理論價值及其在哲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對于階級社會中的哲學思想進行切合實際的階級分析；第四，堅持發揚實事求是的學風，對于哲學史的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在此基礎上，對于哲學思想的階級分析方法，哲學思想的理論分析方法，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精密的分析和論述，基本上確立了以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為主導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可以看出，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將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貫、整合，并在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的統帥下達到了“綜合創新”。
事實上，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已成為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確指出，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已呈現多元化趨勢。他主張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史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運用多種方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史，如中國舊有的漢學的方法和宋學的方法，西方現有的解釋學方法、發生認識方法、結構主義和后現代解構主義的方法，以及文化人類學、宗教社會學和認知心理學等，以便在各種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補中，揭示中國哲學史多方面的豐富內容。又如劉文英先生強調今天研究中國哲學史采用的各種方法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并主張將中國傳統哲學的漢學的方法和宋學的方法，哲學的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以及語義分析方法、結構分析方法、解釋學方法與比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綜合，以實現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價值。這可以說是一種理性、開放、公正、平實的態度，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顯然，他們所堅持的，已不是以往那種教條主義的，而是經過重新理解和詮釋并加以發展了的。這樣一種以為主導、綜合古今中外各種研究方法論的探索，體現的正是“綜合創新”的路向。
海外華人學者傅偉勛先生自70年代初因探討老子之“道”所蘊涵的哲理而觸發詮釋學構想，經過20多年的艱苦探索，基本上建構起了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創造的詮釋學”。從傅偉勛先生所建構的“創造的詮釋學”方法論看，它實際是中西哲學方法論的融會貫通。誠如傅先生自己所說，“創造的詮釋學”的“建構與形成有賴乎現象學、辯證法、實存分析、日常語言分析、新派詮釋學理路等等現代西方哲學中較為重要的特殊方法論之一般化過濾，以及其與我國傳統以來考據之學與義理之學，乃至大乘佛學涉及方法論的種種教理之間的‘融會貫通’”。所以，他的“創造的詮釋學”便具有一種辯證開放的性格。顯然，傅偉勛先生在建構中國哲學史方法論時，仍然走的是綜合古今中西以求創新的道路。
第2篇：管理哲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管理者心理企業管理
一、“盲目多元化”現象的具體表現及其危害。
近年來，新創的網絡企業如雨后春筍迅速誕生。新創的網絡企業在成長到一定階段，有的企業就會出現“盲目多元化”現象。具體表現是：企業同時開展了很多項業務，但沒有哪項業務能真正產生效益，就像撒胡椒面一樣，撒的東西很小很細，撒出去就看不到了；事情作了不少，時間花了不少，錢花了不少，但收益甚微。
例如：某網絡企業就出現了上述問題的教訓。該企業定位于近年來的熱點題材“網絡傳媒”。但該企業的產品線拉得非常長，其產品包括了四五大類，每個大類下又開展了多種具體業務，共計十多種各類產品。由于各個產品差異很大，可重復利用的資源比較少，所以在經營上每個產品基本都是“各自為站”，經過一段時間，幾乎所有的產品都處于停滯狀態。在老產品停滯不前但又不明確不再經營的情況下，又盲目推出新產品。使得企業經營重點不斷變化，企業組織結構變化頻繁，人力資源不能相對穩定，企業資金壓力越來越大。造成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不理想。
1.具體危害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資源分散，導致企業每個產品都缺乏競爭力。盲目多元化問題與恰當多元化運作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缺乏對市場的深入調查，迫于無奈使得產品越來越多，產品之間無相互促進、資源共享的關聯，即使企業總體的資源比較充裕，由于產品過多，具體到每個產品的資源非常有限；導致企業資金、人力資源的緊缺。同時由于盲目地運營多個產品，公司管理層對每個產品投入的精力也非常有限，在一些產品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很難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合理決策。而恰當多元化運作，是企業管理者把握好大目標的情況下，相輔相成地開展多項產品，達到充分合理利用資源，推出最具競爭力的產品，贏得最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當今市場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每個具體的產品都有數量眾多的競爭對手，盲目多元化的產品得不到企業資源的合理配置，其結果必然缺乏競爭力。(2)目標分散，導致組織整體沒有方向，沒有目標。對于一個企業來說，戰略的重要性毋庸質疑，而戰略傳遞的重要性也已經成為企業界的共識。很多現在很流行的管理工具諸如KPI（核心關鍵指標）；BSC平衡計分卡等等，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向企業員工傳遞戰略目標，讓所有員工很清楚自己的具體工作對企業的貢獻，并向著企業的戰略目標努力。而盲目的開展多項業務使得企業戰略變得模糊，負責不同產品的員工目標大不一樣，大家都在“各忙各的”，互相之間也缺乏溝通，企業整體戰略自然是難以統一。(3)產品更換過快，組織結構不穩定，組織內部人心渙散
為了在短時間內找到能夠贏利的產品，企業不斷尋找、嘗試新的贏利模式，經常會推出新的產品，但產品推出的越多，組織機構變化越頻繁，反而增加了新產品日常運營方面的開支，形成了惡性循環。產品推廣不力致使企業員工士氣低落，人心渙散。
二、從管理者心理學角度分析“盲目多元化”現象出現的原因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企業前期資源整合工作非常出色，同時企業管理層都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經營經驗，出現盲目多元化問題，應該不是管理知識和技能方面的問題，而應該考慮的是管理者心理層面的問題。下面簡要分析。1.從管理者的決策方式分析。眾所周知，決策是管理企業最重要的環節，對于決策而言有多種方式，其中最涉及管理心理策略的可分為：個人決策、參與決策和集體決策。個人決策毫無疑問是一種專制方式，直接依賴于管理者的本身素質；集體決策方式容易產生三種消極心理現象，即從眾思維、小集團意識和某種極端性傾向；參與決策方式比較符合管理心理規律，不僅能激發參與決策者的工作積極性，還能吸取決策參與者的智慧和增強領導者的群眾觀點。上例企業的管理者在進行產品的運作和管理過程中，沒有采取以上較好的決策方式。
2.從目標任務的角度分析。管理好一個企業，最中心的原則是目標任務。企業經營過程是一個長期努力奮斗的過程，立竿見影，迅速見效的事是極少的。每一個成功的贏利模式背后，都有數不清的失敗和挫折，需要管理者有面對困難的決心，百折不撓的毅力和堅持不懈的意志。在確定經營目標之后，就要朝著既定的目標一步步走下去，縱有千難萬險，也不輕易改變初哀，帶領員工戰勝逆境實現目標。如果沒有這份堅持我們就看不到今天的搜狐、新浪、騰訊、分眾傳媒等等大企業。例子中的企業管理者似乎缺乏這份堅持的心理，運作產品過程中沒有不斷推陳出新堅持到底，而是半途而廢節外生枝，造成盲目多元化。
3.從雙贏、互利的角度分析。20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的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明確的提出，為了實現企業目標，除了滿足明顯的企業所有者的利益之外，還有許多團體的利益必須得到滿足，其中很重要的幾個團體就是企業的顧客、企業的合作伙伴和企業的員工。某草根出身的浙江商人將自己的成功經驗總結成三句話：“對得起合作伙伴，對得起顧客，對得起員工。”對于企業管理者來說，保持與他人合作的心態，堅持互惠互利實現雙贏的心理尤為重要，是自身產品常勝不敗的保證。例子的企業管理者在作決策時恰恰忽略了上述幾個利益團體的利益，草率的終止產品是對合作伙伴和顧客的傷害，隨意的組織結構變動、頻繁辭退員工使得員工的利益得不到保證。
總而言之，企業管理者在應用管理心理學對企業進行管理的過程中，也要時刻注意調整自身的心理狀態，特別要注意克服急功近利和投機取巧的心理，避免盲目多元化現象的產生。
參考文獻：
第3篇：管理哲學論文范文
80例患者為2002年11月-2004年11月收治我科的住院患者，其中男性44例，女性36例，腦出血38例，腦梗塞42例，年齡均為48歲以上的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第2屆全國腦血管疾病學術會議第3次修訂后制定的診斷標準。
2心理分析
通過對起病至病后住院期間心理狀況調查及出院后的隨訪，并通過問卷的形式進行分析，發現在不同的階段心理變化有不同的特征。
2.1第1階段危急階段——不知所措。焦慮常在發病初期發生，本組病例中76例屬此類情況（發生率為95%）。以急性腦血管病發生后慌亂和嚴重的焦慮為特征。
2.2第2階段治療階段——充滿信心，渴求康復。本組病例中有79例屬此類情況（發生率為99%）。這一階段特點是患者對康復寄予高度希望，因為治療有效而認為身體功能的喪失是暫時的，能積極配合醫生治療。
2.3第3階段病殘現實階段——悲觀失望，抑郁情緒。本組病例中有35例屬此類情況（發生率為38%）。這一階段發生在出院或急性期治療結束之后，其特點是患者愛發脾氣，同時感到絕望，因為不能改變殘疾的現狀而感到抑郁。調查發現病后5~8個月，抑郁癥發生率是個高峰，有自殺傾向者3例（發生率為8.5%）。
2.4第4階段適應階段——主動面對現實生活。本組病例中有76例屬此類情況（發生率為95%）。這一階段特點是患者能夠接受現實，并在生活上與家庭互相彌補，不再處于依賴的地位，而是要主動對家庭作出一些貢獻。
3護理
3.1危急階段的護理此時患者出現偏癱甚至失語，對自己的病情不了解，不知道自己能否康復，而產生了焦慮、恐懼、心神不安[2]。此時護理人員要掌握溝通技巧，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主動熱情地向病人介紹醫院的情況，提供一個優美、舒適的環境，保持病房整潔、安靜，了解他們的心理需要，分散他們的注意力，專心傾聽患者的談話，做好心理疏導，想方設法穩定患者情緒，縮短與病人的距離，使他們對護士產生親切感、信任感。同時病人迫切想知道疾病的轉歸與預后，護理人員必須在掌握腦血管病的護理知識的同時，亦應掌握腦血管病人發病過程及轉歸情況，使患者對康復充滿信心，消除焦慮情緒，為下一步護理打下基礎，隨著治療的開始，大多數患者焦慮情緒會慢慢結束。
3.2治療階段的護理患者入院后即開始了治療，由于醫護人員對有關知識的介紹使患者又充滿希望，特別是經過最近幾周的有效治療，患者肢體及語言功能有較快的恢復，使患者對疾病康復的信心得到強化。但急性期過后，因腦細胞的死亡是不可逆的，患者不愿看到恢復速度的減慢，而到處尋醫訪藥，千方百計地尋找各種治療，但結果是有限的[3]。此階段醫護人員應將腦血管病知識反復向患者宣傳，一方面讓其積極安心治療，特別強調加強康復訓練，不要一切希望寄托在藥物上，更不要濫用藥物，使患者盡可能恢復功能，減輕病殘程度。另一方面將病殘的可能向患者交待，使患者能有較好的心理準備，以便能順利通過下一階段。
3.3病殘現實階段的護理由于病殘已經出現，功能恢復程度有限，心理方面由充滿希望而轉入絕望，情緒抑郁，沉默寡言，甚至悲觀絕望。這一階段醫護人員一方面更要關心體貼他們，經常與他們談心，了解產生抑郁的原因，通過一些殘疾人成功的人生故事等方法來幫助病人面對現實，正確對待周圍環境，樹立身殘志不殘的人生觀，同時還可以培養他們良好的興趣愛好，如聽音樂、看小說、看電視等，同時要求家人配合，使他們感受到社會與家庭的溫暖，調動其生活的積極性，擺脫抑郁、苦悶的情緒，使他們從心理上主動過渡到適應階段。
3.4適應階段的護理患者經過一段時間后，能面對現實，主動適應社會與家庭，此時患者熱愛生活、珍惜生命。這一階段醫護人員應指導患者用藥，囑其定時復查，清除危險因素，避免復發。對不能正確面對現實者予個案對癥護理，以達到能面對現實，珍惜生命的目的。
4討論
本調查是以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為基礎，通過與患者的溝通，使患者把壓抑在心里的痛苦挖掘和暴露出來。通過對80例腦血管病患者的心理分析，發現這一類患者心理變化的四個階段，并通過發現患者焦慮的根源，啟發并幫助患者認識疾病，從而改變原有的病理行為模式，重新建立自己的人格，使其擺脫病痛帶來的心理陰影，樹立熱愛生活、珍惜生命的良好情緒，達到治療的目的。從各階段的護理來看，護理人員的誠懇熱情，與患者建立密切的護患關系以及護理人員對疾病本身豐富的醫學知識，取得患者的信任是護理的關鍵，良好的治療條件與環境是必要的手段。
【參考文獻】
〔1〕孟家眉.
第4篇：管理哲學論文范文
建立全區統一的無償獻血志愿者信息管理系統，按照C/S開發模式，服務器放置在本中心機房，按照VPDN聯網模式，通過在公網上建立虛擬隧道，其他地市級血站作為客戶端通過ADSL撥號聯網方式訪問中心服務器對志愿者服務信息進行管理。通過這種管理模式可及時了解和掌握全區各血站志愿者服務情況，為科學合理的編制全區志愿者服務總體工作計劃，更好的安排和部署志愿者服務內容及量化考核指標，充分發揮志愿者主觀能動性和服務意識打下良好的基礎。全區各地市血站依據本轄區志愿者服務隊工作章程成立無償獻血志愿者管理總隊，總隊對所有志愿者進行統一管理。在進行信息化管理前，筆者多次與志愿者管理部門進行溝通探討，按照科研課題下達的研究項目對全區各血站進行了調研，并依據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和志愿者日常事物管理內容進行統一規劃，制定軟件開發標準,搭建計算機網絡運行環境，采用VPDN技術，通過pppoe協議使全區各地市血站聯入寧夏血液中心訪問數據庫服務器。
2管理系統各實施階段
（1）搭建開發平臺（安裝前端開發工具及后臺數據庫）。
①建立數據庫服務器，確定數據庫數據表字段名稱、類型、大小等屬性；
②建立各數據表間的映射關系；
③撰寫開發腳本；
④模塊劃分；
（2）代碼開發階段。
（3）各模塊進行測試、驗證并確認。
（4）通過第三方進行測評。
（5）修改完善。
（6）使用培訓。
（7）全區各地市血站安裝調試。
（8）正式開通使用。
3運行環境
網絡版：客戶端操作系統：Windows7/XP/2003/2000。服務器端操作系統：Windows2000/2003/2008Server，數據庫：SQlSERVER2000/2005/2008。前端開發工具：Borland公司的Delphi7.0作為主要的開發工具并配合第三方控件進行開發。
4系統模塊設計
系統主要功能模塊有：系統設置管理、基本資料管理、服務工時管理、培訓管理、服務獎勵管理、綜合評價體系管理、短信發送聯絡管理、退隊注銷管理、任務計劃管理共9個功能模塊。各功能模塊的具體作用簡述如下：在管理系統中為全區各地市血站分別分配一個注冊碼，注冊成功后，各血站的志愿者就可以登錄使用，并且以此注冊碼作為識別不同血站的依據。
（1）系統設置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設置系統的初始統一的管理標準，包括字典設置、系統參數設置、菜單權限管理、數據備份、參數設置等；
（2）基本資料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針對招募的無償獻血志愿者進行初級培訓，待培訓合格后進行注冊，并且分配一個服務工號作為識別志愿者的唯一標識，此后志愿者服務活動的內容就以此工號進行關聯。另外，該模塊還可以對志愿者的注冊資料進行統計和查詢，建立志愿者隊伍通訊錄以及志愿者歷史工時的登記和對已經注銷的志愿者重新進行注冊等內容。
（3）服務工時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對已注冊的志愿者服務項目及內容進行量化考核，主要是對志愿者的服務地點、服務內容、服務工時及服務表現進行登記，作為量化考核的依據。
（4）培訓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對志愿者經過初級培訓及崗前實習，并且能夠正確引導獻血者按流程進行登記、體檢、采樣和戶外負責招募等工作，當累計服務工時達到一定數量時，可對志愿者進行更高級別的培訓（中級培訓、高級培訓、指導培訓、外出培訓）及交流等方式。
（5）獎勵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對志愿者的晉升采取“星級晉升制”，共分5個級別，各級別以志愿者服務工時數和服務質量進行評定。按照國家級和區級制定的標準分別制定每個星級所對應的服務工時數，程序可選擇按照國家級或省級在某一時間段內進行檢索統計，并顯示志愿者所獲得的星級級別。按照規定每年對志愿者進行一次星級評定，并且對獲得五星級的志愿者進行表彰和發放榮譽證書。
（6）綜合評價體系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根據志愿者服務工時滿意度、服務質量滿意度、出勤天數滿意度計算得出綜合滿意度，并由此建立志愿者綜合滿意度評價體系，作為對志愿者進行綜合考量的依據。
（7）短信發送聯絡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對志愿者將要進行服務的時間、地點和內容進行提前告知，并且可在節假日對志愿者進行祝福問候。
（8）任務計劃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對志愿者進行的服務活動以及獻血宣傳活動、培訓活動等制定月度、季度或年度計劃，并對計劃進行管理。
（9）志愿者退隊注銷管理模塊。該模塊主要是對長期不來參加志愿者服務并經與志愿者多次溝通仍然無效的，可對該志愿者進行退隊注銷處理。
5結果
（1）建立起全區無償獻血志愿者統一、規范的服務以及星級評定和獎勵模式。減輕了手工管理的工作量，真正做到了無紙化操作。
（2）方便、快捷、高效的數據查詢和統計。隨著越來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其管理的信息數據量也隨之增大，因此對志愿者信息的管理也變得不易，期間要翻閱大量的手工臺帳，再者對重要指標數據的統計匯總也變得非常困難，而且容易出錯；
（3）自動判斷及分析。由于在數據字典中設置了規則和標準，軟件會根據這些規則和標準進行智能化的分析及判斷，譬如，獲得星級類別和級別、培訓級別、綜合評價系統等，計算機會自動進行分析判斷并顯示出來；
（4）可為全區各地市血站志愿者提供信息交流的平臺，通過這個平臺，可以使各地志愿者對本地區開展無償獻血志愿者服務的經驗進行廣泛的交流，大家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從而促進志愿者隊伍的健康發展。
6結束語
第5篇：管理哲學論文范文
對于血壓受到飲食的影響需要向患者講解，指導患者將不良的飲食習慣逐漸改變，清淡食物是平時的主要飲食，含有高動物脂肪和膽固醇的食物盡量少吃或不吃，鈉鹽攝入需要限制，＜5g/d，粗纖維食物的攝入需要增加，預防發生便秘，多給予其含鉀和鈣的食物，對總熱量、體重進行控制，戒煙、限酒、避免喝濃茶。
2運動干預
高血壓的非藥物療法的重要方法之一是運動。需要根據患者的年齡和需要水平給予其選擇適宜的運動方式，可選擇太極拳、氣功、步行、慢跑等，運動強度因人而異，每次運動時間為30～60min，需要注意勞逸結合。
3心理干預
高血壓具有病程長的特點，患者容易出現焦慮情緒，具有很強的藥物依賴性，社區護士需要對患者的傾訴耐心聽取，對患者提出的疑問要給予解答，指導患者進行有效的自我放松，如音樂、散步等方式，鼓勵患者與家屬溝通，并且常常參加社區活動，使焦慮、緊張心理得到消除。認知干預社區護士進行每周1次的上門隨診，建立健康檔案，為患者提供免費的健康咨詢、血壓檢查以及藥物使用指導等，給予患者個案式護理干預，將高血壓知識對患者及其家屬進行宣傳教育。
4統計學處理
數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檢驗及t檢驗，P＜0.05具有統計學意義。對兩組患者6個月護理后效果進行比較，發現觀察組患者高血壓病知識、不良生活方式改善情況、對降壓藥的依賴性、自服藥物控制、住院控制均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第6篇：管理哲學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游戲；言語行為理論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1889～l951)是“二十世紀六個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他的思想改變了哲學爭論的術語．在當代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中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維特根斯坦一生以1933年為界(44歲，開始向學生口述《藍色筆記本》，表明他的思想發生了轉變)．前后發展了兩種哲學．即所謂“前期維特根斯坦哲學”和“后期維特根斯坦哲學”。前期以《邏輯哲學論》(1922)為代表．討論了弗雷格和羅素提出的一些問題，但同時也追求他自己在邏輯、語言及其哲學意義方面的獨特目標．對邏輯實證主義產生影響了后期以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學研究》(1953)為代表，對日常語言學派產生了影響。同一個維特根斯坦，其前后思想迥然有別．而且義分別對語言哲學的兩個不同流派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情況在哲學史上是罕見的。
除卻其哲學思想。維特根斯坦的個人生活在人們心中也有著許多傳奇色彩——與藝術界的若即若離，性格孤僻和作風怪異．渴望人類本真情感和追求近乎原始生活。筆者研讀了關于他的傳記和著作，試圖走近這位“西方哲學工周的雖后牛仔”。本文是在此基礎上的一些述評．著重闡釋其后期的語言哲學主張，并試圖深入分析言語行為理論與維氏觀點的思想淵源關系。
1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觀
維氏后期的語言哲學思想散見于《藍色和棕色筆記本》《哲學語法》《哲學研究》《論確定性》及其他的一些相關論述中，其中，《哲學研究》最為主要，它是后期維氏思想的總匯和代表。其實。維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學思想源于他對自己前期思想的反恩與批判。自20年代起．維特根斯坦就擯棄了《邏輯哲學論》中的觀點．從重視邏輯語言的研究轉向日常語言的分析．逐步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語言哲學觀。
“語言游戲(sprachspie1)觀”是維氏后期語言哲學的基礎。這一觀點的提出是出于對以奧古斯丁為代表的傳統語言觀念的批判。在《哲學研究》的一開篇．奧古斯丁給我們描繪了“人類語言本質的一幅特定的圖畫，即：語言中的語詞是對象的名稱——句子是這樣一些名稱的聯系蚍。這就導致了這樣一種語言觀；“每個詞都有一個含義；含義與語詞一一對應；含義即語詞代表的對象。為了批判奧古斯丁的哲學圖廁，為了批判傳統的語言觀念．維特根斯坦提出了“語言游戲”觀。在《哲學研究》中。維氏像在后期的其他著作中一樣，并沒有給出“語言游戲”的一個明確定義。在他看來，“語言游戲”不可定義，只可描述。“我們會向他描述一些游戲，也許還會加上一句：“這個．以及諸如此類的，就叫‘游戲。”維氏正是這樣向我們描述的：“孩子們學習母語的諸種游戲”。“某種原始語言”．“跳皮筋時的唱詞‘小皮球，香蕉梨。馬蘭開花二十一”，“語言和活動所組成的整體”等相類似的事情就是語言游戲。
語言游戲具有復雜性．如同“迷宮蚍。]卸”，如同“老城”；語言游戲又是多種多樣的．例如：請求．感謝，問候．唱歌。報道一個事件，把一種語言翻成另一種語言等等。“這種多樣性決不是什么固定的東兩。一旦給定就一成不變i新的語言類型。新的語言游戲．我們可以說．會產生出來，而另一些則會變得陳舊。被人遺忘”。
在這些多種多樣的語言游戲之間并沒有什么共同的本質，“你睜著眼睛看．看不到所有這些活動有什么共同之處．但你會看到相似之處、親緣關系，看到一整系列這樣的東西。這種相似是“盤根錯節的復雜網絡——粗略精微的各種相似陽。維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來表達這些相似形的特征．因為家族成員之間的各式各樣的相似形就是這樣盤根錯節的；身材、面貌、眼睛的顏色、步態、脾性。等等．等等”．因此“各種‘游戲’構成了一個家族”。
在語言游戲觀的基礎上，維特根斯坦對于意義問題進行了重新理解。提出了“意義即用法”的口號。維特根斯坦問：“符號自身似乎都是死的。是什么給了它生命?”答日“它在使用中有了生命。”維特根斯坦呼吁：“請把句子視作上具，把句子的意義視作其使用!”一個詞的含義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字詞的用法相同，它們的意義也相同．用法相同的句子就是意義相同的句子。在此需要提醒的是．“維特根斯坦并不是給‘意義’一詞下定義。也不是要提出任何關于意義的理論“盡管后人常把他的觀點稱為是意義的用法理論”。在維特根斯坦看來．他僅僅描述了“意義”。
意義即用法的觀點實際上是反對人們討論字詞、語句時抽象地討論它們的意義問題，要求人們深入生活，從豐富的日常生活中探討它們的具體意義。例如，“這是紅的”這句話．要了解其意義．只有將其放到使用這個句子的語言游戲中。這句話用于不同的語言游戲．就有不同的意義．它可以是一句臺詞、教師講課時的例句、一句澤文、某種特殊的“黑話”或口令……在每一種用法中都有不同的意義。正如游戲沒有統一的本質。只有一種家族相似一樣，語言也不存在一種共同的本質(如語言的邏輯形式)，也沒有統一性意義．而只有意義的家族。總之．意義存在于語育游戲之中．由在語言游戲中的用法(使用、功能)決定。按照這種理解．語言有意義就是語言具有能在游戲中使用這種功能或性質．因此語言的意義不再是某種實體。也就避免了對應實體是否存在與意義之間的那些無法解決的困難。“無論是否具有承擔者，只要它仍能在交際中使用．就應該說是有意義的，而不必再去追問其意義是什么實體。
語言游戲說與“意義即用法”的理解離不開一個關鍵的概念。生活形式。生活形式的概念在《語言哲學》中先后僅僅出現過5次，但卻有著特別的意義。它是維特根斯坦語言游戲觀的基礎。從廣義上來說．人類的生活形式是“人類對待自己生存環境的特殊方式．“語言行為是人作為生物有機體的存在物對于環境的反應的自然延伸。維氏說：“命令、詢問、講述、聊天．這螳都和吃喝、走路、玩鬧一樣，屬于我們的自然歷史。”狹義的生活形式是指“一定的民族一定的社會群體等的生活形式釘”，在這樣意義上的生活形式是多樣的。“想象一種語言就叫做想象一種生活形式。語言游戲是生活形式的一個組成部分：“用語言來說話是某種行為舉止的一部分．或某種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由于語言游戲與生活形式的聯系．語言的意義也與生活形式緊密相連。因此理解意義。就要深人理解生活。用維特根斯坦的話說．如果一頭獅子會說話．我們也不能理解它。這是因為它的生活形式(不管是廣義還是狹義的)對于我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即使它所說的是我們的話語，我們也無法理解它。
最后．我們還要注意到．作為游戲的語言活動具有自己的游戲規則。沒有規則就沒有語言游戲．語言符號就失去了意義。語言游戲的規則具有實踐性，正如我們不是在岸邊學會了游泳規則再下水．而是在下水后才懂得如何遵守游戲的規則一樣，我們是從語言游戲活動中感受規則的存在，并在語言游戲中體現對規則的遵守的。語盲游戲的規則具有多樣性，不同的規則帶來不同的語言游戲。也會使語言符號具有不同的意義。語言游戲的規則也是易變的．在我們玩游戲時．“我們不是也有‘邊玩邊制訂規則’這樣的情況嗎?而且也有我們邊玩邊修改規則的情況。借助于語言與游戲的類比，維氏說明了語言使用規則的不確定性和可變性。給語言制訂新的規則實際上就是使語言在新的情況下具有新的用法，而新的用法則意味著字詞具有新的意義。
有規則，就有遵守的問題。人們如何遵守規則呢?維特根斯坦在此提出了一個悖論在他看來．人們往往“盲目的遵從規則：因為語言游戲是在我們不了解規則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我們又只能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下才能從事語言游戲遵守規則成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問題悖論如何消除呢?我們還需訴諸于上面提及的實踐。“遵守規則’是一種實踐”在生活形式的實踐中，在每個具體的語言游戲的活動中來顯示遵守或違反規則的情況。“規則悖論”只是脫離語言游戲，抽象的靜觀規則而產生的問題。總之．在其后期．維特根斯坦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語言哲學觀：語言游戲觀．否定了奧古斯丁關于語言與實在一一對應的精致的語言圖畫．擯棄了追問語占本質的企圖，而且在意義、規則等問題上提出了嶄新的觀點。與前期語哲觀相比，他從理想語言觀轉為后期的lt-常語言觀，從追求意義轉換為觀察用法．不求本質，但求相似．擯卉了《邏輯哲學論》中嚴格的埋輯形式而轉向流動的生活形式。
2后期維氏語言觀對言語行為理論的影響
言語行為理論由奧斯丁首創，他指出．“說話就是做事”，人們借助于語言表達式可以完成各種各樣的行為。其學生塞爾繼承了他的言語行為理論，并在分類等一系列問題上作了重大補充與修改，使理論進一步系統化、嚴褂化仔細分析這一理論，不免發現其與后期維氏語言哲學觀之問的相似之處。筆者擬在下文深入分析言語行為理論對后期維氏哲學的繼承與發展。
(1)日常語言分析。奧斯丁與塞爾屬于鼎盛一時的日常語言學派，他們的言語行為理論是關于日常語言的理論。奧斯丁說：“我們所擁有的日常詞匯體現了多少代人所發現的各種值得注意的區別與聯系。”。因此．他認為語言哲學的目的不是七制造“理想語言”。而應該從人們慣常使用的日常語言出發，研究現實語青現象．研究日常語言的功能。塞爾繼承了奧斯丁的日常語言分析法。
他們所持的這一日常語言觀是與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青觀一脈相承的。維特根斯坦說：“我們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沒有摩擦，因此往某種意義上條件是理想的．但我們也兇此無法前進。我們要前行；所以我們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呵上來吧!”從這里我們町以看出。后期的維特根斯坦茜定了“光滑”“沒有摩擦”的理想沿青．要求回到日常生活語言。他呼吁：“我們把語詞從形而上學的川法重新帶回到日常用法。”“他展示了對符合常識的日常語言的充分信任，認為日常語言不僅是合適的研究對象．而且是有效的表達手段：“我要對語言(詞、句等等)有所說．我就必須說日常語言。”維特根斯坦還認為，日常語言并非如羅素、邏輯經驗主義者、甚至他前期所言的那樣，全是混亂與迷障．阻礙了人們對世界對生活的正確認識#而是相反．由于它嵌進了我們各種各樣的“生活形式”中，因此更加接近，更加真實地反映了我們的生活。維氏的日常語言觀顛覆了索緒爾等人確立的“語言”的統治地位．將抽象的語言還原為各種不同形式的、具體的“言語”活動。奧斯丁與塞爾等人繼承了這些觀點．認為日常語言本身是完美的、正確的。奧斯丁相信：“對一種自然語言．比方說英語的某些表達式的日常使用方式進行艱苦的研究具有肯定的價值”正是在這種日常語言的分析上，奧斯丁才首創了后來卓有影響的言語行為理論。
不過．需要注意．維特根斯坦與奧斯丁、塞爾等人對日常語言分析在研究動機上是不同的。維特根斯坦“沒有而且也不希望對日常語言作出語言學或邏輯上的技術分析，他的日的只俏送ü吻寤蠣枋鋈粘s镅緣鬧谷酚梅ǎ瘟拼?a class=content_a href=lunwentianxia.com/class_free/21_1.shtml>哲學的語言疾病’，而言語行為理論則是描述某些語詞所能完成的各種不同的功能以及完成這些功能的條件。維氏也曾洞察到．日常語言學派的成員“與其說是哲學家，不如說是語言學家”。
(2)行為角度。言語行為理論的核心在于“說話就是做事”。“一段育語的發出正是一個動作的實施”。這一點從奧斯丁的著作名“howtodothingswithwords”即可見一斑。后人對這一“說話即做事”的角度評價極高。當代德國哲學家施太格纓勒在《當代哲學主流》一書中曾寫過：“說起來這正是荒唐。而且對于過去2500年問所有那些以任何一種方式研究語言的人來說這也是一件令他們感到麓恥的荒唐事，即他們竟然沒有遠在j．l．奧斯丁之前就作出這樣一種其本質可以用一句很簡單的話來表示的發現：我們借助與語言表達可以完成各種各樣的行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到有一位哲學家發現存在象言語行為這樣的東西時，已經是現代哲學中‘語言轉向’幾十年后的事了”。施太格繆勒充分肯定了奧斯丁在創立言語行為理論方面的功績，但對奧斯丁之前的哲學家和語言學家所做的批評卻不免偏頗其實。在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觀中就有與之相近且比較明確的“行為”論述。維特根斯坦說：“語言游戲’這個用語在這里是要強調．用語言來說話是某種行為舉止的一部分。“詞語就是行動”。他把語言與活動緊密相連．
將無主體的語言分析引向有語言主體的言語行為分析。把維氏與奧斯丁的思想對比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兩者莊主張方面的共同點．這充分說明了言語行為理論中的“維氏烙印”。當然，不可否認，奧斯丁、塞爾等人對言語行為的研究要比維特根斯坦在這方面的論述深入、全面和系統得多。．
(3)初步分類：述謂句與施事句。奧斯丁早期將日常語言的基本功能分為述謂式和施事式兩種。相應的，就有述渭句與施事句。述謂句的功用在于描述情況和報道事實．施事句則在交際過程中直接利來施行某種行為．例如：許諾、命令、命名、感謝等等。維特根斯坦雖來做明確的分類．其論述卻是與奧斯丁異曲同工。他要求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別認為語言始終以單一的方式起作用．始終服務于同樣的目的傳達思想。”這一決裂實際上是區分了語言的描述功能和其他功能。“我們稱之為‘符號’、‘語詞’、‘句子’的．所有這些都有無數種不同的用法”，略舉一些，各種各樣的語言游戲包括：下達命令以及服從命令、演戲、唱歌、講笑話、把一種語言翻澤成另一種誑言、請求、感謝、謾罵、問候、祈禱等等，這又是何其相似的論述。與奧斯丁不同的是。維特根斯坦以“多樣性”來指這各式各樣的功能，而“多樣性”是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對“語句描述事實”這個傳統觀念的沖擊不太明顯，而奧斯丁則明確提出了“施事”的概念，矛頭直指傳統。在此之后，他還作了更系統的分類：評判行為、施權行為、承諾行為、論理行為、表態行為；塞爾進一步修改，分為：指令行為、承諾行為、斷言行為、表情行為、宣告行為。言語行為由此得到廣泛關注與研究。
(4)言語行為三分法。奧斯丁在其言語行為理論后期提出了著名的言語行為三分法．分別為“說話行為”(1ocutionaryact)，。施事行為”(illoeutionaryact)和“取效行為”(perlocu-tionaryact)(也有學者把它們相應的譯為“言之行”、“言之的”、言之果”)。通俗的說，說話行為是指說出合乎語言習慣的、有意義的話語；施事行為指在特定的語境中賦：有意義的話語一種。言語行為力量”(illocutionaryforce)}墩效行為則指說話行為或施事行為在聽話者身上所產生的某種效果。例如：a說話行為——他對我說：“你不能做這件事。”；b施事行為一他抗議我做這件事；c墩效行為——他使我清醒過來，不讓我任性下去或他使我煩惱等等。如果我們把上述三分法與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對“板石!”的分析對比一下．便不難看出奧斯丁的三分法與后期維特根斯坦對具體交際中語言意義的分析的相通之處。維特根斯坦假設一個在建筑工地上建筑師和其助手的對話過程。a——建筑師對助手喊出；。板石!”“在喊‘板石!’時．我(建筑師)所要的卻是他(助手)拿給我(建筑師)一塊板石。阻助手把板石遞過來(“一方喊出語詞．另一方依照這些語詞來行動”可以說，相通之處。顯而易見。不過．維特根斯坦如此分析的目的是為了提出語言游戲說．以反駁奧古斯丁為代表的傳統語言觀，也因此并未沿著行為這條線深入下去，而奧斯丁則志在從行為角度對日常語言的分析，三分法的提出，使其言語行為理論進一步趨于系統化和精確化。
(5)間接言語行為。塞爾繼承了奧斯丁的理論并作了重大補充。其中間接言語行為理論是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塞爾區分了說話者話語中旬子的字面意義與他交際的話語意義。句子的字面意義與話語意義一致的是直接言語行為；字面意義與話語意義不一致，則為間接言語行為。“在間接言語行為中，通過完成一種以言行事而間接的完成另一種以言行事行為。”例如．你能把鹽遞給我嗎?”字面上只是一個詢問，實際上卻是一個命令。其實．維特根斯坦早就在二十年前就注意到，句子的結構和功能之間存在著問接的關系。維特根斯坦說；我們可以設想一種語青，其中所有的斷言都具有設問的形式和語調；或每個命令都具有‘你愿意這樣做嗎?’這樣的提問形式。這樣一來，人們也許會說；‘他說的句子具有問句的形式．實際上卻是個命令。’一一即在語言實踐中具有命令的功能。維特根斯坦在此揭示了語句的結構與功能間存在的非直接的多元關系。不過維氏旨在以此說明語言游戲的多樣性、復雜性，而塞爾在這方面比他走的更遠，明確區分了結構與功能問的直接對應和間接對應關系，使得言語行為理論更為完善．
第7篇：管理哲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SCI論文；醫院；價值定位；評價指標
[中圖分類號]R-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4721（2016）12（b）-0162-03
《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SCI）是享譽全球的文獻檢索工具[1]，其作用是幫助科技人員查閱最新科技文獻，跟蹤最新學術前沿，了解最新學術動態。然而，近年來相關文獻[2-3]紛紛報道我國科技領域逐漸把SCI泛化、異化，以SCI收錄論文數量來衡量單位或個人科研學術水平的高低，并作為職稱晉升的重要評價指標，出現了前所未有的“SCI熱潮”。就連國外Nature雜志也報道SCI在中國學術界存在不良現象和弊病[4]。本文就SCI在醫院的價值定位進行相關調查和討論。
1資料與方法
其一，選擇河南和山東14所醫院、2所療養院、2所衛生研究機構為單位調查對象，采用電話咨詢所在單位是否將SCI論文列為職稱晉升的重要指標，是否對SCI論文有重獎措施。其二，選擇上述兩省4所三甲醫院221名醫療技術人員為個人調查對象，采用匿名問卷調查，內容包括對SCI論文的看法、對SCI論文引入評價指標（職稱、學術、獎勵）的看法、對SCI論文收錄數量與醫療水平關系的認知、SCI論文能否實踐轉化的認知。
2結果
2.1單位調查結果與分析
18所醫療單位均將SCI論文定為職稱晉升的重要指標。在獎勵措施上，18所醫療單位在2013年前全部有經濟獎勵。之后，14所醫院取消了經濟獎勵，而是在職稱晉升上加大了分值，說明純潔學術風氣正在醫院興起，4所醫療單位仍有經濟獎勵。
2.2個體調查結果與分析
4所三甲醫院發放問卷240份，收回有效問卷221份，回收率92.1%。其中，本科42人，碩士141人，博士38人，分別占19.0%、63.8%、17.2%；醫類152人，藥類21人，技類48人，分別占68.8%、9.5%、21.7%。
2.2.1對SCI論文的看法從選項統計看，“為職稱晉升做準備”占50.7%，與單位調查中“SIC論文列入職稱晉升指標”相符，說明被調查人員在某種程度上背負著單位指標的壓力。其次是“為醫院科研做貢獻”占12.7%、“為臨床服務”占7.7%、“提升自己能力”占4.6%，其他為多選次數占24.3%。
2.2.2對SCI引入評價指標的看法從選項統計看，選擇“有合理性但不是唯一”占59.3%，說明多數被調查人員能理性看待SCI。其次是“不合理”占13.2%，“合理”占7.2%，“不做評判”占4.5%，其他為多選次數占15.8%。
2.2.3對SCI論文數量與醫療技術水平關系的認知從選項統計看，“SCI論文數量不能反映醫療技術高低”占45.2%，“SCI論文數量與技術無關”占39.3%，說明多數被調查人員明白SCI論文與臨床實踐的區別。其次是“SCI論文數量能反映醫療技術高低”占6.8%，“SCI論文數量多技術越好”占4.2%，其他為多選次數占4.5%。
2.2.4對SCI能否實踐轉化的認知從選擇統計看，“不知道”占49.7%，說明多數人對SCI的認知還停留在只是發文，沒有理解其實踐轉化的意義。“沒有轉化”占19.9%，說明SCI論文并沒有完全運用于臨床實踐。其次是“轉化”占17.3%，“個別轉化”占13.1%。
3討論
3.1SCI論文在醫院價值認知調查反映出的問題
其實，“SCI熱”之現象是全球性的，并逐漸蔓延和加劇[5]。但是，在SCI論文價值認知上，國外多數醫療機構沒有刻意將SCI論文設定為指標，而是更加注重通過SIC論文對某種疾病、某項研究的評估，注重其實踐轉化[6]。本次調查并結合相關文獻報道，發現以下問題。
3.1.1以SCI論文論英雄國內多數醫療機構把SCI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醫院之間的競爭、個人進步的評價，都與SCI緊緊捆綁，把SCI論文列為“剛性指標”[7]。在臨床上有相當一部分能看病、能解決疑難病癥的醫生，只是沒有SCI收錄的論文，在職稱晉升中被甩在后面，嚴重挫傷了積極性。這種以SCI論文論英雄，必然在醫院造成本末倒置的現象。
3.1.2對SCI基本概念的認識不足不少醫院盲目“崇拜”SCI，對其發展歷史、收錄特點、評價方法并不了解。本次調查中的某院對全院科主任進行考評，把SCI列為評價指標，結果管理、信息、情報、工程等科主任排在末尾。這就暴露醫院管理者對SCI基本概念認識不足。SCI是一種文獻檢索工具，收錄的重點是自然科學，也就是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而信息學、情報學、管理學屬于社會科學。這種“一刀切”式的評價不科學、不合理、不公平。
3.1.3SCI價值本質的扭曲2013年前多數醫院對SCI論文給予經濟獎勵，吳咸中院士報道有的醫院SCI論文可得到幾萬乃至十幾萬、二十幾萬的年終獎勵[8]。此外，也有根據影響因子系數進行獎勵，如影響因子系數0.3獎勵3000元，系數1獎勵1萬元，以此類推。這種誘惑式獎勵條件，扭曲了SCI的科學價值定位，把醫務人員引向金錢的誤區，最終導致醫院以救死扶傷為己任的價值觀的滑坡。
3.1.4優質論文相繼外流國家自然基金成果都是以論文形式呈現，各類基金成果對SCI收錄的論文給予優先，加之各醫院優厚的獎勵條件，導致優質論文大量外流，造成國家花錢資助的研究成果被外國人享受，受益的首先不是中國人[9]，導致國內核心期刊高質量論文組稿困難，影響力較低，最終使國家科技實力受到影響。
3.1.5由SCI論文引發的學術造假在國內把SCI論文過度化的影響下，帶來的是SCI產業鏈，出現了一批打著知識創新的網站，明碼標價提供從、翻譯、刊用“一條龍”服務。于是，造假、剽竊成風，學術腐敗、欺騙泛濫成災。有報道2009年國內銷售額達10億元[10]。試想，脫離了臨床實踐的論文，談何促進醫學創新的發展。
3.2SCI的價值定位
3.2.1充分肯定SCI在醫院的作用價值其一，我國科研成果產出形式之一是，所以，醫院SCI論文產生得越多，科研成果獲獎率相對就高，對醫院科研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其二，把論文投向被SCI收錄的國外醫學期刊，既可得到國際專家對論文的指導，也有助于英文寫作水平的提高[11]，對提升個人素質有一定的幫助。其三，在同等條件下選拔人才，必須有一套評價系統為依據，以體現公平公正，SCI作為評價指標之一具有合理性。
3.2.2SCI論文要有但不是唯一國家應積極推進科技政策導向的改制，SCI論文要有，但不是唯一。不能將SCI論文成為逐利的工具，作為衡量醫務人員的砝碼。提倡開展醫療績效評價方式，SCI要有，但臨床實踐、業務能力和醫療安全不能忽視，才能充分調動各層次醫務人員為臨床服務的積極性。
3.2.3科學了解和評價SCI2014年，韓啟德、吳孟超、吳咸中等33名國內著名醫學專家聯合倡議“正確對待SCI，盲目熱衷有弊病”[12]。其實，SCI自身也存在弱點和缺陷，如影響因子就是造成評價偏倚和失真的例子。影響因子是指該期刊被引用情況的相對均值，并不是某篇論文的影響因子。期刊影響因子為4，并不代表論文的影響因子為4。因此，在正確了解和認識SCI的同時，取其精華，融合本國特色制訂出更加科學、合理、公正的評價標準，使評價機制回歸本源。
3.2.4遏制由SCI引發的學術造假2014年某網站報道了《科學美國人》雜志對國際期刊進行抄襲調查，結果所調查的百人名單中，96篇來自中國[13]。當然，學術不端的行為并非我國特例，國外學者報道2047篇被撤銷論文中，抄襲和偽造占撤銷論文總量的67%[14]。上述現象應該引起我國科技領域的深思和注意。首先，醫院要加強科研的規范化管理，遵循科研倫理，注重醫務人員的學術道德教育，對學術不端行為進行有效預防。其次，政府要整頓網絡，取締論文中介組織，堅決遏制學術造假的不良風氣。
3.2.5明確SCI論文與醫療實踐的相互關系SCI論文的終極目標不是獎勵刺激，而是能否將研究成果轉化為醫療實踐，在臨床上得到推廣應用、解決疑難病例，為人類生命健康作出新的貢獻。如果只是為了SCI論文去科研、去提升職稱，就是混淆了SCI論文與醫療實踐的相互關系。因此，SCI論文在醫院的價值定位關鍵在于將研究成果進行醫療實踐轉化，提高臨床疑難病例的診治和預防水平。
“SCI之父”Garfield博士曾說，SCI是一個國際標準數據庫，用這個標準衡量科研人員，或以收錄論文數量評價科學研究不合適[15]。雖然SCI對促進我國科研學術、衡量醫務人員學術水平具有參照價值，但是國家科技領域應注重政策導向宣傳，醫院也要辯證看待SCI利弊，制訂出科研與臨床績效相結合、定量和定性相結合、成果與轉化相結合的具有科學性、合理性、多維性的評價體系。值得欣慰的是，隨著國家反腐倡廉的深入，醫療機構正在逐步整頓，通過調查筆者看到不少醫院取消了對SCI論文的重金獎勵，而是更加注重臨床實踐與成果轉化。“以SCI論英雄”的局面必將得到改善，醫院的學術風氣也將逐漸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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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管理哲學論文范文
問：石老師，您好！很高興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采訪，您出生在20世紀60年代，現在已經成為國內教育理論研究界最有影響力的教育學者之一。豐碩成果的取得必定有一個長期積累和探索的過程。您是什么時候開始關注教育問題并決定堅決走教育研究這條道路的？
答：謝謝你的褒獎，其實我對自己的評價沒有你的評價高。談到我對于教育問題的關注時間，大概是在1985年春天。在那個春天，作為師范生，我和我的同學們進入安徽省壽縣城北小學實習，每天有許多的工作，從聽課、備課、上課到組織學生活動、輔導學生學習、召開主題班會等。就是在這樣豐富而忙亂的實習活動中，我漸漸地對教育產生了興趣，發現一些有意思的問題，如有的學生學得快，有的學生學得慢；有的課學生喜歡，有的課學生則不喜歡。這些最初的也是最真實的教育問題引發了我濃厚的興趣，并促使我作為一個教育或學習的旁觀者開始最初的教育觀察與思考。也是這一年秋天，中國迎來第一個教師節，而我成為一名小學教師，走上講臺體味教書育人的艱辛與快樂、枯燥與精彩。實習階段碰到的那些困擾每時每刻都能碰到，并且作為一種緊迫的任務呈現在我的面前。我不得不思考，不得不解決，盡管很多時候思考得不深，解決起來也不那么容易。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教育研究”這個概念的，如果把“教育研究”簡單地看作是一種對于教育實踐中出現問題的自覺思考或理性反思的話，那么，我的教育研究生涯應該從1985年那個時候開始，至今已有近30年的歷史了吧！
不過，那個時候我在觀念上還不知道何謂“教育研究”，更談不上形成“堅決走教育研究這條道路”的志向。真正從內心里把從事教育研究作為自己畢生后的職業理想應該要從1990年開始算起。當時，我在安徽師范大學教育系讀本科三年級。這一年的春節期間，我讀了《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卷本，對我影響很大，可以說我的內心深受震動。陶先生對現代中國教育和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片癡情深深地、重重地觸動了我，沐浴著他高尚的人格光輝，當時我思想上的苦悶、浮躁、迷茫、自卑等不良現象一散而光。那個時候，我比較清晰地形成了一個觀念：教育在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民主化、文化建設以及科學發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無可替代的。也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真正有了從事教育研究的志向，決心把自己有限的一生奉獻給教育學事業，以一名教育學人的身份服務于國家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問：有人認為您的成名不在于對某個熱點問題進行研究，而在于引領甚至制造了很多學術熱點問題，從教育學文化屬性的分析到知識轉型背景下教育改革的反思，從中國教育學研究中本質主義的審視到中小學校價值教育的大力提倡，從對教育實踐邏輯的重新闡釋到對“狼來了”道德故事型價值邏輯的深度批判等，引發了許多的討論甚至爭論。您如何敏感地抓住這些問題并決定對它們進行研究的？
答：我很熱衷于研究熱點的教育問題嗎？不是，我不是那樣的人。我是能夠引領甚至制造學術熱點問題的人嗎？恐怕也很難說是，我甚至對“制造”學術熱點問題有些反感（當然，我對“制造”這個詞的理解可能與你的理解不一樣）。至于說我的一些研究引發一些同行的興趣、討論乃至爭論，這倒部分是事實。你提到的那幾項研究，其核心觀點幾乎都有人引用、討論、爭論，至今未絕。可能由于這些原因，它們被你或其他人稱為“熱點問題”。其實，在我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它們根本算不上什么熱點問題，一點兒也不熱，甚至冷清得很。
要說清楚我是如何“抓住”這些問題的，還真不容易。可細細想來，卻又不復雜。其實，我就是在平常的閱讀、思考、觀察、學習以及與朋友們的交流過程中遇到它們、抓住它們或被它們抓住的。比如，有關教育學文化性格的研究，是在我閱讀了很多教育學教材和論文之后才想到的。通過這些教材和論文的閱讀，我一方面知道了歷代教育學者在為教育學的“科學化”而努力，另一方面教育學又總是逃脫不了學科內外“不科學”的責難。基于這樣的閱讀，我在想：自赫爾巴特時代以來的教育學科學化運動是否是走錯了路？也許教育學的研究從其性質上說根本就不會是一種純粹經驗的或理性的科學？正是帶著這些閱讀時產生的困惑，我逐漸地將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定為《教育學的學科性質研究》，“教育學的文化性格”是對于這個研究結果的一個表述。再舉一個例子，知識轉型與教育改革關系的研究，竟然是肇始于1998年中國教育學會中青年教育理論工作者專業委員會（如今改稱為分會）一次會議期間與友人的交流。這個故事已經記錄在《知識轉型與教育改革》一書的后記中，詳細的情況你們可以去看。教育實踐領域中，教育問題很多，至于選擇哪些問題做研究，完全視研究者的個人興趣而定，沒有什么一般的規則。如果說有什么條件的話，那么我看就是對教育事業的熱愛、責任和擔當。具備了這樣的條件，一個人就能隨時隨地發現有價值的教育問題。
問：我們知道您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的《教育學的文化性格》是在您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該論文獲得了首屆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該書時隔十幾年后讀起來還是讓我們感到其中思考的深度，這一研究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答：是有一些讀者和我這么說過，我也認為這本書值得教育學領域的同學們一讀。這并不是因為它獲得了什么全國百優論文獎，而是因為它所研究的問題以及所進行的系統思考值得關注。它所要分析的主要問題就是上面所說的教育學的學科性質。教育學作為人類一個獨立的知識領域，既具有人們一般性知識的特點，也具有教育知識自身的特點。那么這種屬于教育學自身的特點究竟是什么呢？論文對此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今天看來，這些分析有些粗糙了，但是在十多年前，其材料的豐富性、分析的系統性、結構的嚴謹性以及觀點的新穎性都是很強的。我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比較獨特的學術觀點：教育學是一類文化科學或價值科學，因而具有文化性或價值性；教育學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孕育了不同的教育學傳統；教育理論是一種文化理論，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關系是內在的而非外在的；21世紀教育學的文化轉向，等等。這些觀點的提出，有助于解釋教育學界很早以前就有的“教育學不科學”“教育學不嚴謹”以及“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脫離”等問題，并意在提出新型的教育學文化和教育學者生活方式。十多年過去了，這個研究所針對的問題依然存在，它所提出的理論主張盡管已經引起不少的討論和批評，但是我覺得它并未得到教育學術界足夠認真的對待。無論別人如何看，老實說，它是奠定我自己教育學觀和教育學信念的一項工作。
問：長期以來，您對教育學的學科獨立性或教育學的學科立場有獨到的思考，想請您談談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答：是的，博士畢業以來，我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原因何在？你看，學界常說，沒有人隨便說自己懂數學，懂哲學，懂天文學，但是隨便一個人都可以說自己懂教育，都可以對教育事業評頭論足，發表高論。他們的這些意見甚至可以左右教育政策和實踐，比較起來，教育學者的聲音倒是變得無足輕重了。這真是中國教育學和中國教育的悲哀。發出這樣的感慨，不是主張教育學者壟斷教育的意見或知識，而是對整個社會輕視教育學研究的不滿。但是，反躬自問，相較于別的學科的人或大眾對于教育的意見來說，教育學者或教育學研究又能夠為教育實踐和決策提供什么樣獨到的、基于研究的見解呢？一個經年累月在某一領域開展教育研究的專家對某一問題的看法與一個社會學者、經濟學者對該問題的看法究竟有何不同呢？這就提出了教育學的學科獨立性或學科立場問題。比如，對于目前比較突出的大中小學并校、擴招、辦分校等問題，如果從政治學角度來說，可能擴大優質教育的資源，讓更多的人享受優質教育的機會，應該是個好事情；如果從經濟學角度來說，有利于提高規模效益，也不錯。但是，若從教育學角度來說，伴隨著學校規模的擴大、多校區辦學的出現、管理層級的增加，必然減少教師與學生之間、校長與教師之間、學校與社區之間交流和交往的機會，不利于建立良好的教育關系，對教育質量的保障和提升、對學生身心的健康發展以及對豐富的教育內在價值的實現都是不利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教育學科的立場就是教育的立場，教育學科的獨特性就是由教育活動的獨特性所賦予的。我目前正在寫作有關的論文，期望能夠早日完成，請大家批評。
問：當下中國社會問題，尤其是人們普遍的道德感的缺失和價值失序是您近年來一直深入思考的問題，并從教育學立場做出了很多具有見地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價值教育。價值教育在國內是一個新鮮事物，在國外也是教育研究的前沿領域，想聽聽您對價值教育的理解、主張。
答：是的，當前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容忽視的道德滑坡與價值混亂問題，波及各個社會領域，也侵入到個人的生活當中。這個問題應該引發學界高度的重視，并加以系統研究。作為一個教育學者，四五年前我就將自己的研究目光投向價值教育領域，力圖從理論上清理和解釋價值概念的內涵，分析價值與行為的關系，并探討價值的來源、價值秩序、價值理性、共同價值建設以及與此相關的價值教育問題。我的思考得到了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資助項目的支持，已經開展了近5年的時間。四五年來，盡管我有非常繁重的教學、管理和人才培養的任務，但是我依然拿出了許多的時間閱讀文獻、深入學校、觀察社會，在價值教育研究方面積累了一些素材、思考和經驗。我發起成立了一個中國價值教育聯盟學校，是由一些對價值教育感興趣的中小學校自愿組成的，類似于價值教育的共同體，開展校長價值領導力提升、教師價值品質建設以及中小學生價值教育等工作。這個項目每年召開一次工作總結會，交流經驗，探討問題，分享收獲，還是得到了大家的認可。這兩年，又有一些對價值教育感興趣的觀察校進來，大家懷著共同的使命和責任開展工作，我從中也很受鼓舞。有關價值教育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今后幾年會陸續出來，到時候也請大家批評指正，希望能對我國基礎教育的變革產生一些積極的影響，并成為一個國際中小學價值教育的窗口。
問：您的專著《教育哲學》（原為《教育哲學導論》）被認為是近年來對這一學科所做出的不同尋常的努力，從理論架構到觀點都體現出這種努力，想聽聽您對國內教育哲學研究現狀的看法，對未來教育哲學研究的愿景。
答：我的專業方向是教育哲學，畢業工作后一直在這個領域從事教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教育哲學導論》出版于2002年，2007年再版，增加“公正與教育”一章，改名為《教育哲學》。在我的寫作計劃中，該書還有幾章沒有完成，如“價值與教育”“幸福與教育”等，我希望剩下的工作能夠在最近兩三年內完成。這本書的體系和觀點確實比較新，更多地借鑒了國際上教育哲學的體例，當然在結構安排、主題闡述、學術觀點、分析材料等方面，也都有我基于中國社會和教育實踐的觀察與思考，希望能夠為讀者提供一個可讀性強的教育哲學入門讀物。
探討國內教育哲學研究的現狀，我總的評價還是不錯的。在老一輩教育哲學家如黃濟先生、陸有銓先生的指導下，中國教育哲學在改革開放30多年后，取得了比較豐富的成果，對于教育學術的繁榮和教育變革起到了應有的作用。教育哲學思考的領域非常寬廣，教育哲學的出版或發表也日益增多，國際教育哲學交流比較活躍，不斷深入，一些中青年教育哲學人才的成長也彌補了改革開放初期教育哲學隊伍規模偏小的問題。當然，教育哲學研究也存在許多問題，如哲學性和實踐性兩個方面都還亟須加強，國際化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教育哲學人才隊伍素質還不能很好地勝任研究的要求等。這些都是需要中國教育哲學界進一步努力的。我對未來中國教育哲學的前景充滿信心，我覺得基于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偉大實踐，沐浴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當中，借鑒國際上教育哲學豐富的思想資源，中國的教育哲學研究一定會越來越好，一定會與其他的教育學科一起，為教育科學的繁榮和教育實踐改革提供豐富的理論資源和思想啟迪。未來在于年輕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能夠不斷地加入到教育哲學的研究隊伍中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為中國和世界的教育哲學作出新的貢獻。
問：您治學非常嚴謹，思維的邏輯性和縝密性在學界是很有特色的，您能否談一下這種特色與所受的學術訓練有什么樣的關系？您知道，青年學生一般在為一個觀點作辯護或者回應一個觀點時，這一方面做得非常欠缺。
答：呵呵，我確實比較嚴謹，這導致我對學生特別是我自己的學生要求比較嚴格，可能給同學們帶來一些心理壓力，請大家理解或諒解。我比較重視思維的嚴謹性和表達的清晰性，我甚至說過，清晰的表達是學者的美德。這種思維品質和文字表述方式是如何形成的，我也不是很能說得清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與我的恩師黃濟先生的影響有直接關系。黃先生的文章和著作不知道你們讀過沒有，非常清晰、樸素、通暢，沒有或很少用一些生僻的概念，更沒有拗口的句子，不夸張，不矯情，不危言聳聽。黃先生著作的這個特點，我在本科階段學習他的《教育哲學》時，就有深刻的印象。我說不上什么刻意地追求什么文風，但是確實喜歡那種清晰、簡單、樸素但又深刻雋永的思想和文字。現代年輕人在為一個觀點辯護時，會出現不夠清晰的問題，有的還喜歡用一些生僻的名詞或概念，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文字功底不好，有的是沒有想明白，有的則可能是想顯示自己的博學，不一而足。當然，每個人的思想和文字都有自己的特點，不能強求一律。說到學術訓練，我覺得多讀經典、多提問題、多寫論文、多參加會議（向高人學習）、多反思自己的學術立場等，可能都是學術訓練的不同形式。
問：您作為學者所具有的魅力，一方面來自學術，另一方面來自做人。無論做什么，您對自己都嚴格要求，對工作認真負責。從學生的視角看，您作為教師的魅力還來自于課堂教學，每堂課都那么有啟發性，那么有吸引力，這一點是如何做到的？
答：評價有點高了，因為教育學部比我上課上得好的老師大有人在。如果說我的課還能夠被同學們接納的話，我想有幾點原因：第一，我在自己所教授的主題上都有些研究，因而可能有點深度；第二，我認真備課，每次上課前一天都要備課，不然上課心里沒有底；第三，我還比較注重與學生的交流，愿意傾聽學生對于教學的意見和建議；第四，在教學中努力將理論主題的學習與現實教育問題的分析結合起來，引導學生對現實問題進行理性的思考，可能他們會覺得有啟發。教學是教師的基本工作，我從做小學教師時起，就不敢懈怠。博士畢業留校工作后，導師又教導我要好好教學、鉆研教學，把講臺站穩。
問：聽說近幾年中國教育學界很多同行表示，您擔任行政職務對教育學研究來說是一種損失，您怎么看待“學術”和“為官”之間的關系？作為新任的教育學部部長，想請您談談您的“學術”和“為官”理想？
答：呵呵，有朋友當面表達過這種擔憂和惋惜。怎么說呢，一般地說，大學教師確實應該以教學為本、以學術為基，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教學和研究中去。但是，大學里總得有人去做教學和學術管理，為老師們、同學們服務，否則大學就不成其為大學。這種教學和學術管理工作不是什么行政工作，因此從事這種教學和學術管理的人也很難說是“為官”。大學里的管理職位從性質上說都是這樣的，具有很強的教育性、專業性或學術性。我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社會上或大學內部將這種管理工作的性質看成是行政性的，并且將從事這種管理工作的老師稱為“官”。這真是混淆了大學管理與行政管理的性質！我不知道大學里的教學和學術管理者有誰將自己看作是“官”，反正我不這么看待自己，從來沒有，將來也不會。管理崗位對我提出的要求是：我不僅要自己教學，還要研究如何整體地提高教育學部的教學質量；我不僅自己要搞研究，更要思考如何創造一種更加良好的科研環境，提高教育學科研究的水平和質量。這恐怕就是我與其他教師不同的地方吧！我在教育學系系主任的位置上工作了3年，在教育學院副院長的位置上工作了3年，在研究生院副院長的位置上工作上了5年，現在又回到學部工作，觀察了大學管理的不同層級，更深刻地理解了大學是如何運轉的。我的《論教育實踐的邏輯》一文就是對我所觀察到的教育實踐邏輯的理論表達。談到學術和管理的理想，學術理想就是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夠啟迪更多人的思考，管理的理想就是按照大學精神來建設教育學部，使得北師大教育學科能夠不斷地進步，為中國教育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問：謝謝石老師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采訪，對我們提出的問題耐心地作了回答。相信這些回答有助于年輕學子更進一步地了解您的學術思想、治學精神和管理理念，并激發他們奮勇向前，成為卓越的教育科學人才！
答：這正是我所希望的！也謝謝你的提問，給了我在忙碌之中反思自己的學術道路、管理實踐和人生道路的機會。希望我的回答不至于太讓讀者感到乏味，能夠引發大家的興趣和思考。
第9篇：管理哲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過程論;動態過程;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哲學
一、作為動態過程的技術
美國技術哲學家米切姆區別了四種類型的技術概念,即作為客體的技術,作為過程的技術,作為知識的技術以及作為意志的技術。關于作為過程的技術,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師注重制造的一面,社會科學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傳統的人類活動就劃分為制造和使用兩類。工程師認為技術的基礎內容是發明和設計[CD2]制造的原初意識,社會科學家則認為是生產和實用,技術的社會應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經把技術理解為包含發明、設計、生產、使用的不同階段的過程。
東北大學遠德玉教授是國內較早探討技術本質的學者之一,1981年11月,遠德玉教授參加在蘇州舉行的第二屆全國技術史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技術是一個過程[CD2]略論技術史與技術論研究》,首次提出了技術過程論的觀點。1982年,遠德玉教授在《技術是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把技術列為科學的一個層次是不妥當的,需要從技術的角度來研究技術與社會、生產、經濟、哲學的關系［2］。1983年,遠德玉教授又提出,技術是一個人類實踐的動態過程,技術在人類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才體現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遠德玉教授向第三屆全國技術史會議提交了題為《歷史中的技術》的論文,分析了原始時代、工匠時代和近代技術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點,提出技術概念是一個歷史性的范疇,它本身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人們對技術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術形態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時期人們側重于技術的某一形態,便產生了不同的技術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論技術》一書中,他進一步論證了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的思想,并把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術是從無形技術向有形技術轉化、從潛在技術向現實技術轉化的過程,是技術軟件與技術硬件在動態過程中的統一,是知識、能力、物質手段不斷更新的過程［4］。2003年,在《技術過程論的再思考》一文中,遠德玉教授對技術是一個過程又增加了一條概括,即技術是目的與手段在動態過程中的統一。目的性在技術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不斷變化,相應的手段也在變化,由此才有技術形態的變化［5］。
關于技術是一個過程的思想,是理解技術本質屬性的關鍵。在《過程論視野中的技術本質》一文中,筆者從技術目的實現的過程性與技術形態轉化的過程性兩個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個技術系統發展的動力,是支配技術各要素的靈魂,技術的目的性指的是人們有意識地把某種自然對象轉變為受人影響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對象,使技術成為變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術本身就是目的。在技術逐漸成為滿足人們需要的物品的過程中,技術目的性也逐漸地得到實現,即技術目的的實現也是一個過程。另一方面,技術目的在技術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是不斷變化的,技術目的的變化就會導致技術手段的變化,由此產生技術的不同形態。由潛在的知識形態的技術到現實的物化形態的技術的轉化過程,就是技術的目的性具體化的過程:從抽象的技術目的性轉化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進一步轉化為符合特定經濟性和社會性的目的性。
從過程論的角度看,技術本來就是表現為多種形態的,諸如知識形態的技術與物化形態的技術,有形的技術與無形的技術,潛在的技術與現實的技術,一品技術與多品技術,等等。技術形態的轉化就是它向生產力的轉化過程,也是技術本身的不斷完善化過程。由主觀技術構想、創意而產生的技術發明是技術的初始形態,必須經過設計、試制和試驗加以客觀化、物質化,才能納入到生產勞動過程中去,成為現實的生產技術。而單一的生產技術仍不能實現技術的最終目的,因為它只能完成產品生產的一部分或一個環節,必須有許多與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產技術才能形成產品和服務;只有多種生產技術的綜合,即完成生產技術的體系化或形成產業技術,才能實現技術的最終目的
［7］。
二、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
從技術動態過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術活動并不僅限于技術發明,它至少包括兩部分的內容,其一是技術發明活動,即技術知識的創造、積累,科學知識的拓展;其二是技術創新活動,即把技術發明活動的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現技術的目的性。這兩部分內容對于技術活動來說是互補的、缺一不可的。實際上,在技術創新過程中也會伴隨著技術發明的出現,這樣的技術發明仍可申請專利,而且其應用于技術創新過程的時滯也許更短,因為這種發明是更加接近和適合市場需要的。因此,只有兩者的結合,才能完整地理解歷史上和現實中的技術。正如英國牛津版《技術史》一書的主編T·I·威廉斯在該書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們不能把技術的發展與管理部門和工會的作用分割開來。在當代,曼哈頓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實現,代表了技術發展的頂峰。但是,公正地說,這些成就既是科學家和工程師們以精湛的技術能力工作的結果,同樣也是這些極為復雜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勝利［8］。
熊彼特最早對“發明”與“創新”進行了區別。他認為,企業家的職能是把新發明引入生產系統,創新則是發明的第一次商業化應用。只要發明還沒有得到實際的應用,那么它在經濟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實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創新,是同它的發明完全不同的一個任務,而且這個任務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發明創造同技術創新相區別,被認為是熊彼特的重大貢獻之一。日本學者森谷正規認為,創新與發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為從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的技術發展,包含創新與發明兩方面的內容。作為這個時期標志的創新是眾多發明的產物,一系列革命性的發明為技術創新提供了動力,掀起了滔滔不絕的技術創新的洪流［9］。我國理論界也探討了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的區別。陳昌曙教授與遠德玉教授合著的《技術選擇論》一書,較早地初步區分了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提出企業技術活動的中心環節,是如何把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并實現經濟增長,即做到技術創新。他們認為,技術發明是技術創新的一個環節,而不是技術創新的全部和實質。技術創新是研究、開發、工程設計、市場分析和管理決策等相互交錯的全過程,是把發明應用于生產并實現經濟增長的全過程,是過程創新［10］。陳文化教授則把技術發明比喻為“雞下蛋”,把技術創新比喻為“孵小雞”,認為技術創新是“孵化企業”的過程,只有不斷地孵化出企業,才能實現科技與經濟的一體化;相反,如果把創新等同于創造,就是了創新的本質和靈魂,其結果又會退回到科技與經濟相分離的老路上去［11］。對技術發明和技術創新進行的這種區分,其意義在于指出了技術(經濟)活動包括的豐富內容不僅僅局限于技術發明,事實上停留于技術發明的技術活動是不能為一國或一地區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的,技術活動還有其更為重要的一面,即技術創新。由此必然會合乎邏輯地過渡到技術創新的研究,因為技術創新實質上就是在技術原理基本不變的情況下的技術形態轉化過程。
就目前所見到的技術史方面的著作來看,重點是研究技術發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時候用什么方法發明了什么新技術,而且對做出過發明的人物生平進行較為詳細的敘述。這種研究是很必要的,因為只有從這些發明家身上總結并吸收更多有規律性的東西,才能有利于我們在今天和未來的實踐中做出更多的發明來。然而,僅有這種研究又是不夠的。從過程論的角度看,只有深入到技術創新的內部,揭示技術創新活動的規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術過程,因為在當代社會,發明家的創造性成果只有經過技術創新主體的創造性活動,形成技術商品而直接被最終消費者所使用和體驗,技術發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術發明物的價值才能得以展現,才能實現技術的現實過程。在這種意義上,技術創新成為唯一能夠揭示技術存在的方式,人們正是通過對技術創新的每一個階段或環節的具體把握,才能領會技術的真實含義。不弄清技術創新問題,就談不上真正理解技術的本質問題;脫離對技術創新過程的理解進行的有關技術本質和意義的探討,也是缺乏現實針對性和理論活力的［12］。
三、技術創新研究的新范式
從過程論的角度看,技術創新的內容可以理解為技術本身的、經濟的以及管理的創新的結合。技術創新首先是技術本身的過程創新,包括技術本身的不斷完善化過程,又包括該項技術同相關的一系列技術結合實現體系化的過程;其次是經濟的過程創新,包括一系列的經濟決策與經濟行為的創新;再次是管理的過程創新,它使得生產過程中技術的諸要素、生產力的諸要素得以完善地組織、協調、平衡和配置,實現生產經營系統在功能和結構上的整體優化。三種創新在技術創新的不同階段,所起的作用和側重點是不同的。技術的過程創新在創新的開始階段比較強,隨著創新過程的發展,技術的創新內容呈現弱化趨勢,而經濟的和管理的過程創新則呈現日益強化的趨勢。只有三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實現技術成果的商品化,使技術變為直接生產力［13］。由于技術創新是一種呈現為某些階段性的連續的漸進過程,因而研究不同階段的創新特征、內容和方法,對于人們弄清技術創新的規律和規則,并按照這些規律和規則進行創新,從而縮短從發明到商業應用的時間,都是極為有益的。正因如此,遠德玉教授積極倡導進行技術創新的工藝性研究,并提出了創新工藝研究的課題,包括如何對技術的、經濟的、管理的三類過程創新的結合及其階段性的研究,如何認識創新的內容隨著創新階段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特點、規律,如何探求創新過程中不同階段所采用的創新方法和手段。
沿著過程論的思路,技術創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這種新范式以技術創新的經濟學研究、管理學研究、技術學研究、政策學研究等為基礎,認為技術創新既不是純經濟學范疇,也不是純技術學范疇,更不是純管理學范疇,它是經濟與技術相互結合的,既具有經濟特征又具有技術特征的技術—經濟范疇。在實現技術與經濟的結合過程中,管理起著關鍵性作用。從企業來看,技術創新是把發明成果創造性地應用于生產經營活動,使之向產品化、商品化不斷逼近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生產函數的多次轉移,技術在形態上的多次改變,最終成功地把創新產品推向市場,并獲得顯著的經濟效益,才是完成了技術創新的一個周期。技術創新一開始就是技術實踐、生產經營實踐、管理實踐結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具有技術實踐、生產經營實踐與管理實踐的三重屬性。盡管在整個技術創新實踐活動中的不同階段,上述三者的表現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構成現實的技術創新活動;而只有三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創造出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使技術成果轉變為現實的生產力,為企業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因此,技術創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線性思維的誤區,需要充分把握技術創新過程的非線性作用機制,充分調動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各種途徑對已有的技術創新活動進行必要的認識和總結,從中發現不同創新活動在其實施過程中的具體表現以及遇到的具體問題,從而根據這些創新活動暴露出來的共性問題,預見現實技術創新過程可能遇到的不利情況,以便在創新實踐過程中加以特別注意,減少技術創新活動的盲目性。把技術創新看做是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社會化過程、產業化過程和商品化過程,是技術創新研究視角改變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確立的方法論基礎,也是技術創新的哲學研究同經濟學的和管理學的技術創新研究區別開來的標志。
劉則淵教授在《試論中國技術哲學的東北學派》一文中指出,以陳昌曙教授為代表的技術哲學專家在20多年的研究歷程中逐漸形成了中國技術哲學的東北學派,他們基于技術本質、特征、體系、結構以及相關范疇的哲學分析,并把這種哲學的分析應用于技術選擇的現實活動。其中,技術創新哲學理論是技術哲學東北學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論技術》中關于“技術是一個過程”的觀點,把技術創新看做是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社會化過程、產業化過程和商品化過程,率先提出“技術形態的過程創新”思路,在技術創新實踐中實現技術、經濟、管理三方面的過程創新［14］。這種評價從過程論的視角來看,是比較中肯的。
四、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新進展
技術創新哲學的興起和發展,本質上反映著技術創新對哲學發展的影響。在這里,技術創新哲學并不是從最普遍的哲學或“元哲學”中發展派生出來的,而是從技術創新研究和實踐提出的問題中引導出來的;同樣,也不是技術創新研究需要有哲學轉向,而是哲學研究需要有技術創新的轉向。從哲學的視角研究技術創新,就是要對各有差異的技術創新實踐中遇到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進行哲理性的思考,從中揭示技術創新的本質規定和基本特征,探討影響和制約技術創新活動的根本因素,研究促進技術創新的能力與動力機制,以便為技術創新實踐及其理論研究提供方法論指導。
就國內學術界對技術創新哲學的研究來看,陳其榮教授在對不同的技術創新觀點進行歸納、比較后,根據實踐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從哲學角度把技術創新界定為“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在創新環境條件下通過一定的中介而使創新客體轉換形態、實現市場價值的一種實踐活動”,并說明了技術創新的五個基本特征,即創新性、實踐性、社會性、歷史性、不確定性［15］。肖信華以范式思維方式為研究方法,從技術創新的特點、機制、方法、途徑等研究入手,對技術創新的哲學理性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討,并提出了技術創新的三對范疇,即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現實性,形式與內容［16］。夏保華教授則呼吁自然辯證法學者應特別著力于進行技術創新的哲學研究,并為發展一門技術創新哲學而努力。他還開列了關于技術創新的本質、客體、活動、主體、動機、知識、條件、方法等八組哲理性問題［17］,并探討了作為哲學范疇的技術創新,認為技術創新是一種在人與自然、
人與人、自然與自然之間展開的由新技術構思到新技術物品生產的創新性社會活動價值系統［18］。宋海龍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藥、火器理論及技術的發展為例,討論了哲學思想對技術創新的影響,認為哲學思想通過影響技術創新主體的創新意識、創新題目的選擇、創新方法的設計以及創新成果的理論解釋等渠道,滲入技術創新的全過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實驗為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對于技術創新具有積極意義,中國“經世致用”、“天人合一”等傳統哲學思想對于技術創新具有消極影響［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東北大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自1993年獲得科學技術哲學博士學位授予權以來,遠德玉教授和關士續教授就開始招收“技術論與企業技術創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先后指導完成有關“技術創新主體”、“技術創新的制度安排”、“產業技術生態化”、“技術創新的歷史階段性”、“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技術改造”、“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的整合”、“基于信息過程的技術創新研究”、“技術創新的契合模式”、“企業技術創新的多層次分析”、“產業技術范式的演化分析”、“產學研合作創新體系的歷史與實踐分析”、“技術創新與產業變革”、“IT企業的知識管理與技術創新”、“創新系統中的知識流動分析”等14篇博士論文,另外陳昌曙教授、陳凡教授和婁成武教授分別指導其博士生完成了技術創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學位論文,內容涉及企業持續技術創新的結構、技術創新組織及其演化、企業孵化器創新功能及其實現機制、企業形象及其創新、民營企業技術創新、創新系統中的多主體合作及其模式、技術創新過程中的創造性思維及其培養模式。這些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與完成,均以過程論作為方法論指導,從不同的層面深化了技術創新哲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今,東北大學科學技術哲學博士點仍然繼續招收“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和“技術創新哲學”方向的博士生,并就高新區自主創新、技術創新的價值取向、技術創新柔性激勵機制、技術創新過程的協同創造、技術創新文化等內容展開哲學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也是以過程論為方法論的,正如李宏偉博士在自己的學位論文的致謝辭中所說的,過程論思想已經上升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觀念和思想方法,成為貫穿論文始終的思想基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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