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的含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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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區治理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社區；社區民間組織；社區建設

中圖分類號：D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6-0219-02

社區和社區民間組織，是社會學和公共管理學等研究領域重要的概念。社區，英語里叫“Community”，是個含義非常豐富的用語，既可指帶有行政管理屬性的一定的地理區域，也可有文化含義和表述?，F在國際通用的社區概念，一般既包含地理上實際存在的人群集中居住的街區，也常用來指具有某種同類文化社會屬性的人群的聚集地或共同體，如獨身者社區、藝術家社區等，有時還可以用作虛擬的空間，如網絡社區、游戲社區等等。在中國，社區一詞一般強調行政管理屬性，多用于地理概念，指的是現實生活中人群居住生活的街區或居民住宅區。

社區，最早是作為社會學概念提出使用的。在西方最早使用社區概念的是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1887年滕尼斯在《社區與社會》一書中認為，“社區”是指那些具有共同價值取向的同質人口組成的關系親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撫、富有人情味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共同體。滕尼斯最初是把“社區”作為一個同“（現代）社會”相對的概念提出來的，對其內涵做了實際的限定，他所指的“社區”主要是傳統的農村村莊，強調的是傳統社會里民眾間那種密切休戚與共的社會關系。正是由于滕尼斯“社區”概念最初的局限性，使“社區”概念的界定在學術界一百多年來一直存在著歧義和紛爭，滕尼斯后不斷有學者對社區概念進行發展詮釋，有的從社會互動、有的從文化理論、有的從空間理論等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研究場域來界定社區，形成了形形的社區概念。1955年，美國社會學家喬治?希勒里統計總結了95種社區定義；到1981年時，美籍社會學家楊慶統計發現，有關社區的定義已經增加到140多種 [1]。不同人對社區概念有不同的強調和使用，如滕尼斯最初主要是從人際關系角度來強調“社區”社會的特征和使用這一概念的，韋伯強調“共同體”（即社區）中參與者社會行為取向具有共同的主觀感情基礎 [2]，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則認為“社區”作為居民劃定地理界限的居住區，應當以一個固定的位置和居民之間的相互社會作用為主要特征[3]?？梢哉f，后來不斷發展的社區概念含義已與滕尼斯最初的社區用語相去甚遠。

社區作為有一定地理范疇的居民居住區，其目的是使居民形成一種與居住其間的小區相關的共同認同，大家擁有某些共同利益和需求，通過發展一種團結互助、彼此合作的關系，在自愿的基礎上力爭實現和滿足大家一些共同的利益和需求。所以從功能定位上講，社區主要是社會自治單位。中國負責基層社區建設工作的民政部門曾明確中國基層社區主要的職能目標定位為以服務居民為目的的自我管理的組織。2000年《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文件把社區定義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但有西方學者認為，嚴格真正自治意義上的社區在目前中國還不存在[4]。從社會學上來講，社區一般包含三個方面內容：（1）一定的空間，這個空間擁有一定數量的居民；（2）一定的社會關系，即行為者在有限空間內的各種社會關系；（3）一種功能機制，即相互鄰里、有共同利益的居民如何進行決策和行動?，F實生活中的社區通常由五個要素構成：（1）一定數量的人口。一定數量的人口是構成社區的主體。（2）特定地理區域。特定的區域是社區得以存在的依托。（3）相對完備的生活設施。相對完備的生活設施是人群得以聚居的物質基礎。（4）居民對社區感情上的認同。社區居民對自己生活居住的社區感情和心理上的認同，是社區存續的情感基礎。（5）有特色的社區文化 [5]。當前中國城市社區主要有以下類型：（1）老住宅區。這類住宅區以前往往從屬于“單位”，如一些破產改制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等。（2）開發商興建的商品房住宅小區。（3）其他混合組成的小區。

民間組織，國際通行的稱呼是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NGO），即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是中國的叫法。民間組織一般具有志愿性、非營利性、民間性、自治性等特點，非營利性是其本質屬性，所以也叫非營利組織。中國政府最初使用社團、社會中介組織等稱謂，后來發展到使用民間組織這一正式概念。在中國當前，官方規定的民間組織形態有三類：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基金會。在中國，民間組織的行政主管部門是民政部及縣以上各級民政部門，目前中國對民間組織官方實行的統一管理方式是雙重管理體制。

社區民間組織是民間組織中的一部分，其含義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分。廣義的社區間組織泛指在社區地域范圍內開展活動的各種民間組織，包括社區內民間組織和在社區活動或活動涉及到社區領域的民間組織；狹義的社區民間組織則是指在限定的街道、社區內成立的，以滿足社區居民不同需求為目的的，從事經濟、科技、教育、文化、體育、環保、慈善等活動的民間組織。廣義的社區民間組織概念幾乎可以泛指各種城市民間組織，因為幾乎所有城市民間組織的活動都會直接或間接涉及到社區（或社區居民）。

社區民間組織作為民間組織的組成部分，除具有非營利性、民間性、自治性、志愿性等民間組織的共同屬性外，還具有以下一些特點：一是鮮明的社區性，即社區民間組織產生于社區，服務于社區，活動于社區，具有鮮明的社區性。二是一般規模較小。社區民間組織一般是由本社區的居民或單位組成，其本身往往對成員人數、組織機構沒有特定要求，對活動資金要求不多。三是影響相對小。基于社區民間組織的上述兩個特點，其影響相對于全國性或其他地方性較大的民間組織來說較小，一般只及于本社區。四是整體數量龐大。關于社區民間組織的準確數量，中國目前還沒有進行過全國范圍的調查，沒有正式的統計數字。根據民政部《2009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的統計數據，截至2009年底，全國登記注冊的民間組織數量約43.1萬個，其中社團23.9萬，民辦非企業單位19萬，基金會1 843家 [6]。但據有關專家估計，在中國未正式登記注冊的“非法”民間組織數量驚人，遠遠大于官方統計數字。從社區民間組織的自身屬性和其現實狀況來看，可判斷未經登記注冊的社區民間組織數量會更大。根據上述分析，可以說中國整個社區民間組織數量會非常龐大[7]。

社區民間組織一般可按照服務性、群眾性和專業性來劃分，目前中國城市社區民間組織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社區民間社團。這是由社區居民自愿組成并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的社團組織。按其功能又可分為利益維護類、情趣文體類和公益類等不同的形式。比如權益類社區民間社團有業主委員會、社區法律援助中心、社區婦女兒童保護協會等組織，這類組織的目的主要在于表達和維護社區內某一類成員的合法權益；情趣文體類社區社團如文體協會、書畫協會、攝影協會、社區票友隊、健身武術隊、老年文藝表演隊等；公益類社區社團主要包括社區志愿者協會等。二是社區民辦非營利服務組織和機構。社區民辦非營利服務機構是由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力量以及公民個人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的滿足社區居民特定需要的非營利機構。目前中國的社區民辦非營利組織主要有社區托老所、社區敬老院、社區公共活動場館、社區公益服務中心、社區公益服務站等組織形式；其他還有為社區一些特殊群體如殘疾人、優撫對象、“低?！奔彝サ忍峁┓盏拿耖g組織等。隨著中國城市社區建設和居民需要日益多元化的發展，社區民辦非營利組織將進一步向專業化方向發展，并根據社區居民的服務需求自主開展服務和運營 [8]。

社區是當代城市的基本結構，社區和諧是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礎。近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帶來中國社會深刻轉型和經濟社會形勢快速發展，社區逐漸成為城市生活和城市管理的主要載體，成為城市居民安身立命的大本營；人們對社區的要求越來越高，對社區越來越依賴。伴隨中國城市社區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社區民間組織也迅速發展壯大，整體數量快速增加，日益成為中國城市居民社會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為和諧社區建設和發展中不可忽視的力量。社區要和諧，首先要考慮居民的需求是否得到滿足，生活是否方便。社區民間組織因為具有社區性、民間性、公益性、非營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等特點，可以承擔社區某些公共管理和服務職能，提供良好服務，滿足居民需要。西方發達工業國家社區建設和民間組織發展經驗表明，社區民間組織在滿足社區居民的多樣需求、緩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區自治等方面具有一些獨特的優勢。這些優勢使社區民間組織在滿足居民日益個性化的需求、提供公共服務、參與社區治理、促進社區建設等方面可發揮重要的作用，成為政府社會管理的重要幫手，是和諧社區建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當前，中國正努力構建“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管理體制格局，在政府職能轉變、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服務功能社區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口老齡化趨勢越來越重等大背景下，社區民間組織應當積極參與社區公共治理，提供服務，滿足社區居民需要，促進和諧社區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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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9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EB/OL].http:mca.省略/article/zwgk/mzyw/201006/20100600080798.shtml.

第2篇：社區治理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準公共產品;公共池塘資源;治理;農村社區公共產品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9-0284-04

傳統上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及治理①的研究,基本上是沿著界定(私有)產權基礎上市場化供給方向發展。近年來,雖然逐漸注意到了多元化供給的重要性,但是囿于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局限,在把握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產權屬性和結合我國農村社會因素研究上仍顯不足,沒有能真正解決農民偏好顯示的問題。另外,由于對治理問題研究的缺乏,在實踐中出現了大量公共產品的浪費及閑置的現象,農村公共事業沒有得到可持續發展。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完善了準公共產品理論,結合社會資本因素的集體行動及制度供給理論給我們提供了研究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及治理新的視角。

本文首先介紹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及其對準公共產品的完善,其次簡要回顧目前國內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研究的不足之處,最后借鑒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提出我國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中需要進一步加強研究的內容及方向。

一、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與準公共產品理論的完善

公共產品(Public Goods)是指具有消費或使用上的非競爭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產品。公共產品可分為純公共產品(Pure Public Goods)和準公共產品(Quasi Public Goods)。純公共品是嚴格具備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此外,純公共產品還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費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眾多的消費者共同享用的,如國防就是典型的純公共產品。大多數公共產品為準公共產品,這類產品通常只具備上述兩個特性的一個,而另一個則表現為不充分。一般認為,準公共產品包括“俱樂部產品(Club Goods)”和“公共資源(產品)”②兩大類。前者如教育、衛生等,后者如公共礦山、漁場等。布坎南(1965)提出了擁擠成本的概念來區分“純公共產品”與“非純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他認為,不存在純公共物品到純私人物品的涇渭分明的界限,俱樂部產品是可以適應從純公共物品和純私人產品之間的連續體上的任意一點,只要排他機制的成本低于獲取的收益,通過某些技術設計或制度設置就能夠實現公共物品消費的排他性,從而能夠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純公共產品與純私人物品之間架起了橋梁”[1]。后來的學者對俱樂部產品的供給、定價及成員的數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但在集體行動形成及公共產品治理方面沒能展開研究。

哈丁(1968)提出“公地悲劇”,使得公共資源問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公地悲劇”指“在一個有限的世界里,每一個人都被鎖進一個強迫他無限增加其牲畜量的系統里。在一個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會里,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所有人都爭先恐后地涌入追求的結果是注定毀滅。公地自由使用帶來了所有人的毀滅?！盵2]“公地悲劇”反映了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和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危害,再加上傳統的集體行動理論沒能解決“集體行動困境”,因此,對解決“公地悲劇”問題,要么建立私人產權,要么交與政府管理。由于人們對政府管理公共資源似乎注定會出現嚴重的問題與近乎瘋狂的尋租行為深信不疑,因此,經濟學家們(尤其產權經濟學家)異口同聲的政策建議是“建立私人產權”。但是,后來有學者對此提出了批評。如Quiggin(1988)[3]和Swaney(1990)[4]等人認為,哈丁以后的許多人雖然把公共產權(Common Property)看作由一群所有者擁有、每個人可以自由使用,但這與開放性資源(Open-Access)含義幾乎相同,而現實經濟中的公共產權卻并非如此。開放性資源(或自由準入)指任何人都可以不被限制地開發使用的資源;而公共產權指一群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分享資源的各項(使用)權利,它限制誰使用、何時和怎樣使用,通過一定的社會控制機制賦予權利和實施義務。容易引起“公地悲劇”的僅僅是“開放性資源”。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中譯本,2000)的公共池塘資源①自主治理理論使得公共資源問題研究得到迅猛發展,完善了準公共產品理論。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自主治理理論的中心內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賴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從而能夠在所有人都面對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形態的情況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盵5]其內容包括:(1)集體行動理論。奧斯特羅姆認為傳統的集體行動理論只是一些使用假設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論。當特定環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設時,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預測人們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結果,但是,當現實環境超出了假設范圍,它們就無法預測結果了。傳統模型的前提假設主要有兩個:一是個體之間溝通困難或者無溝通;二是個人無改變規則的能力。這適用于一些大規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因為個體在這樣的環境中經常是彼此獨立行動、缺乏溝通以及個體改變現有結構需要高成本,但是對于彼此十分了解、經常溝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賴感的小規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并不適用。(2)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給、可信承諾、互相監督。奧斯特羅姆在多中心理論的基礎之上,提出理性個人策略選擇的4個內部變量: 預期收益、預期成本、內部規范和貼現率。她認為,在一個自主治理的群體當中,解決制度供給、可信承諾、互相監督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綜合使用政府、市場以及社區自主治理等多種類型的制度安排,這有利于增加信息、改變激勵、加強監督和規則的服從。(3)社會資本理論。她把社會資本定義為“互動模式的共享知識,理解,規范,規則和期望,個人組成的群體利用這種模式來完成經常性活動。” [6]她認為,能否解決集體行動困境,不僅在于個人和制度本身,還取決于雙方聯系的媒介――社會資本。在奧斯特羅姆看來,當成員面對集體行動困境時,僅有意識形態和習俗是不夠的,還必須有規則體系、制度這些形式的社會資本的有效運作,否則搭便車或機會主義行為難以避免。

二、國內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簡述

我國學界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概念并沒有統一的界定。林萬龍(2002)把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定義為:“在鄉或村的范圍內提供為鄉村社區農民(或其中一部分)所消費的帶有公共產品性質(消費和收益難以完全排他)的產品或服務,包括農村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技術信息服務和農村基礎教育等[7]。李建(2007)認為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就是指在一定的農村區域內具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的產品和服務[8]。王書軍(2008)把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界定為在鄉村范圍內消費和收益難以完全排他的并和農民生產和生活直接利益攸關的,并為農民集體參與分享的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9]。盡管表述不盡相同,一般認為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屬準公共產品范疇,但除具有一般準公共產品的特征外,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國農村地區范圍廣大,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小聚居為主,因此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在供給上具有分散性;不同地區的農業生產生活存在很大的差異,同時各地農村發展水平也不盡相同,因此在相應的公共產品需求偏好上呈現多樣性與層次性。另外,在農村社區范圍內,人數相對有限、成員相對穩定,是個”熟人社會“,同一社區的居民在公共產品的需求和受益方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同質性。

國內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研究,一般是借鑒主流西方公共產品理論,在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在供給(包括主體、籌資方式、規模、結構、機制和效應)、需求(需求層次、偏好顯示、參與意愿、影響因素以及考慮到需求的供給效率)和供給與體制關系(財政體制與供給、地方治理體制與供給)等方面都展開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其總體思路是除少量具備純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村公共產品可以完全由政府提供外,大量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村社區公共產品都可以通過市場化(或私有化)的方式來解決。但是仍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一是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產權問題,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產權模糊不清不能為多元化供給或治理提供理論基礎;二是農民對社區公共產品需求偏好顯示問題仍然沒能有效解決;三是沒能結合我國農村社會特殊性進行研究。

從供給(尤其是籌資)角度來研究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固然重要,但是這種靜態的視角也會對管理、維護、監督和制度供給等問題有所忽略,難以促進農村公共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隨著公共資源治理理論的引進,以及對西方企業治理理論的借鑒,近年來有學者逐漸從治理角度來研究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問題,也注意到了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多元化治理特別是由農民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政府(集權)治理、市場治理、公私合營(PPP)②和自主治理都有相應的研究,在促進農民自主治理的基礎上多元化治理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意見。但是也還存在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一是農民組成自治組織進行自主治理的”集體行動困境“問題;二是我國農村社會特殊性問題仍然沒能有效地納入理論分析的范圍。

三、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與我國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的研究

農村社區公共產品與公共池塘資源同屬準公共產品范疇。為彌補當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的不足,我們需要借鑒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探討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包括自主治理在內的多元化治理,以促進我國農村公共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研究。

1.理性農民假設與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產權屬性。這是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的理論前提。(1)關于農民是否理性仍然存在爭議,但是如果從方法論意義上來看,理性農民的假設是恰當的,它是保證理論邏輯推理上的“內在一致性”的基礎。如果一個理論假設過于符合現實,就難以保證理論邏輯推理上的“內在一致性”,甚至難以建立相應的理論。至于理論在經驗檢驗上“外在在一致性”問題,可以引入更多的限制性條件(比如把量化的社會資本因素作為理論模型的變量),從而使理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2)關于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產權屬性。絕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公共產權難以排他而無法解決外部性及“搭便車”問題,因而需要界定公共產品的(私有)產權以實現公共產品的市場化供給(或治理)。正如前文所述,有學者對此提出批評,公共產權不見得就是那么沒有效率。更為重要的是,要在明確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公共產權屬性的基礎上,探討農村公共產品公共產權與其他形式產權混合并存的可行性及實現方式。這是農民自主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論基礎。

2.社會資本與農民集體行動的形成。社會資本原本是社會學和公共政策學的理論,經阿羅(Arrow)、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等人引入到經濟學中來。中國各地農村的社會情況千差萬別,我們可以用社會資本作為反映各地農村實際的變量引入理論分析中來。在操作上,可以對某個農村社區按照與組織聯系(與參與社團比較接近) 、集體行動、參與公共事務、社會支持、社會凝聚力、歸屬感、信任和互惠等維度[10]設計調查問卷,選擇典型地區進行調查,分析調查數據,測量評估社會資本狀況。在取得社會資本數據的基礎上,內化為博弈或計量模型的變量進行模型分析,使得對農民集體行動形成的模型分析與實際更加符合。

3.農民對社區公共產品自主治理的經驗研究。大量的經驗研究是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是否具備較強解釋力的關鍵。我們可以對國內外成功及失敗的治理案例分析,歸納有效治理的若干原則、條件與方式。目前國內學者主要的案例研究是在農村小型水利設施治理方面,可以對相關案例用奧斯特羅姆的8項原則進行檢驗。①另外,可以對我國目前通過“一事一議”方式進行的村級公共產品供給制度進行分析。針對存在的問題(事難議、議難決、決難行),分析產生問題的原因(運用不同理論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是本質上是強制性制度本身的問題)。根本是要變強制性的制度安排為農民的自主治理。

4.農民組成自治組織對社區公共產品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農民自主治理包含農民如何組成自治組織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制度變遷問題。借鑒諾思及奧斯特羅姆等人的理論,我們可以從這幾方面展開研究:第一,農民自主治理的誘因:政府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市場方式和社會方式供給的缺失和剩余索取權的獲得。第二,推動農民自主治理的主體:理性農民及鄉村精英的作用;政府與社會組織的作用。第三,社會資本在農民自主治理形成中的作用:減少”搭便車“現象及對農民組成自治組織的激勵作用。第四,農民自治組織的形式:探討法人型或掛靠在具有法人性質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民自治組織的可能性。第五,農民自主治理的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其一,預期收益。包括:(1)影響因素:占用者人數、公共產品規模、市場條件、體制環境、所使用的現行規則、所提出的規則等;(2)收益范圍:對獲得剩余索取權、規模效應、風險的降低及對公共產品的管理與維護效果等方面進行量化評估。其二,預期成本。包括(1)學習、規劃、設計成本及量化評估;(2)實施成本及量化評估;(3)監督成本及量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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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桂勇,黃榮貴.社區社會資本測量:一項基于經驗數據的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8,(3):56-60.

Research on the public pond resource self-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HUANG Yong-xin,LI Juan

(Economy college,Capital national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00,China)

第3篇：社區治理的含義范文

1、在熟悉這個梗的網友眼里，含義有點類似于“分享你剛編的故事”。這個梗的起因是由于網易云的評論區經常出現一些抑郁的矯情文學，其中許多被懷疑是編造的，讓旁觀群眾深感不適，于是一個高度概括其含義的諧音應運而生。

2、針對“網抑云”現象，8月3日，網易云音樂稱已推出“云村評論治愈計劃”，邀請心理專家、萬名心理專業志愿者加入“云村治愈所”，萬名樂評達人組成云村樂評團發起樂評征集大賽；同時升級《云村公約》治理虛假編造內容，規范樂評禮儀，為真正有需要的用戶提供專業幫助。

3、對此，網易云音樂推出三大舉措，共建溫暖向上的社區文化。舉措一，“云村治愈所”招募萬名心理專業村民、上線“抱抱”彩蛋，鼓勵和尊重真實情緒表達；舉措二，對惡意行為說“不”，升級《云村公約》，加大虛假編造、謾罵攻擊內容清理力度；舉措三，招募萬人樂評團，發起評論征集大賽，鼓勵有愛、有趣、有料的樂評。

4、網易云音樂表示，“網抑云”式內容雖然只占了平臺內容生態中很小的一個比例，卻也精準地反映了今年以來大眾心理的情緒。接下來，網易云音樂將聯合管理部門、專業機構、專業心理專家等，發起“云村治愈所”守護者計劃，加強主流價值引領，守護年輕人身心健康，為真正有需要群體提供更加專業的幫助。

（來源：文章屋網 ）

第4篇：社區治理的含義范文

一、村級治理的困境:社區社會資本缺失

集體行動困境日益成為村級治理的普遍困境。由于干群之間、村民之間缺乏基于相互認同而形成的基本的信任、團結與合作,在村級治理活動中,更多的是猜測、質疑甚至暴力。集體的規模越大,信念、價值理念更為多元化,就難以達成合作,促成共同利益。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村級治理的困境中所體現出來的是社區社會資本缺失。本文中所討論的社區社會資本可以這樣界定:嵌入于社區治理網絡并能提升社區治理績效的資源,是社區治理主體在社區治理過程中開展經常性活動的互動中所形成的共享知識、理解、規范、規則、信任和期望。我們調查小組在T村作深入訪談時,S書記講起的有關T村村級治理遭遇困境的兩個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例1:村級企業轉制與干群矛盾。1996年,村里的聯營企業由于受宏觀經濟影響面臨的形勢也非常嚴峻。有一些行業不景氣聯營企業面臨一年虧損50萬元的可能。在這樣的背景下,村委會經過反復討論后作出決定,將原有的一些低利虧損企業置換出去,盤活資產,以贏得日后的發展。企業轉制使得當時有200多名(占全村勞動力的近三分之一)村民失去了工作。村民不理解企業為啥要賣給私人?企業為什么要轉制?村民罵村干部是在“賣家當”,肥了干部,便宜了老板,而村民卻丟掉了飯碗。因此對村干部意見很大,一度干群矛盾尖銳,群眾上訪不斷。一些人天天到村里要求解決工作問題,情緒激動,和村干部發生了激烈的沖突。甚至出現了扯破衣服、掀翻桌子等過激行為。村干部的情緒也很激動,認為辛辛苦苦為村里企業找出路,村民不理解,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也受到了很大的挫傷。

案例2:“箱子田”引發的筑路風波?！耙赂?先修路”。這正是T村遭遇的難題。T村的土地是“箱子田”,隨著經濟的發展,“箱子田”制約T村經濟發展。T村想引進外資,但好幾個外商看了都搖頭走了。村級經濟發展的瓶頸如何突破?村兩委考慮設法利用312國道交通便捷的優勢,加大招商引資力度,促進村級經濟發展。要利用312國道交通便捷的優勢,就必須筑一條連接312國道和村工業園區的道路。而“箱子田”的T村從哪里獲得這條路?通過村黨總支的不懈努力,幾經周折后終于同鄰村達成協議,置換了20畝土地,規劃了村里連接312國道的對外通道。由于當時村里財力有限,新路的建設只能分期實施,最初筑的是石子路。改道和筑石子路影響了村民的生活,村民意見很大。有的村民甚至認為村干部熱衷筑路的目的是為自己撈好處。因此,曾連續三次把新建的圍墻。村干部感到委屈和苦悶,自己在辛辛苦苦為村里想辦法謀利益,但為什么不能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二、溝通與信任:走出村級治理的困境

哈丁的“公用地的悲劇”講述了公共草地上牧民過度放牧摧毀大家都賴以生存的整個草場的困境。最終大家都受罪。這種悲劇形成的核心是缺乏信任和溝通。在村級治理過程中,信任和溝通也是培育社區社會資本的重要路徑。

1.公民參與:促成溝通與信任。安斯坦(ArnstEin)認為參與式治理是決策機會的再分配,使那些無資產者可以加入現行的政治及經濟運作過程,從而爭取有機會決定資源的分配、資訊的分配、政策的制訂、服務的運行和利益的分布。聯合國的普及參與研究計劃(PopularResearchProject)認為參與式治理使那些沒有控制力的人走在一起去增強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力。就村民參與的內涵而言,有廣義與狹義的理解。狹義的村民參與主要指村民參與投票選舉的活動,這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指標。廣義上村民參與還包括對于村民公共利益、村莊公共事務管理等方面的參與。本文所討論的村民參與是基于廣義的理解與運用,指村莊社區村民參與村莊社區事務,從而推動村莊社區發展和治理績效的提高。主要包括村莊社區層面上的政治參與、村莊社區公共管理中的參與、村莊社區村規民約性制度的制定與執行。村民參與是村莊社區建設的內源性動力,其參與的規模、程序和制度化水平與村莊社區的整體發展具有直接的關聯性。

村民參與對于矯正政府、村委會與村民之間的矛盾,促進相互溝通與信任具有重要意義。通過村民參與進行有效溝通信息,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不但有利于村級治理充分體現民意,沿著正確的方向進行,還起到“安全閥”的功能,保證村莊共同體的穩定。反之,當村委會違背民意,村民對村委會懷有明顯的不信任感與離異感時,村委會與村民之間的關系將日趨緊張。如果村委會沒有足夠的能力消解,很容易選擇強烈壓制村民參與的策略,這種做法在短時期內可能有效,但這只不過是假象。村民參與一旦壓抑超過一定的限度,村委會與村民之間關系的緊張程度將達到新的水平。

村民參與對于促進共同信念和價值理念的認同也具有重要作用。它促使村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村級治理,降低村級治理,減少村級治理失誤。日益多元化、碎片化的社會,分歧和沖突的特征日漸明顯,各種意見和觀點不斷碰撞也是正常的。如果矛盾涉及的是群體性的,當這種不滿和怨恨缺乏適當而有效的途徑而以非常態方式釋放時,就會以強烈的社會沖突、暴力等形式表現出來。研究表明:村民參與能加強村民對政府、村委會、政策的信心和信任,村民會予以執行上的方便和合作。村民參與有助于激發村民對村級治理行為的認同感和接受性。還有助于政府、村委會等改變過去自上而下的單一視角,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雙重視角,從而真正保護村民的公共權利。

2.公民參與的治理網絡。社會資本的研究始于社會網絡分析,社會網絡分析的中心概念與社會資本研究所關心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的。社會網絡分析強調社會實體之間的關系以及這些關系之間的模式和含義。帕特南在他的社會資本概念中也強調網絡,但他稱之為公民參與網絡,公民參與網絡在帕特南的社會資本概念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帕特南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網絡形式:水平網絡(將平等地位和權力的主體聯系在一起)和垂直網絡(將在等級和依賴不對稱關系中的不平等主體聯系起來)。帕特南認為,公民參與網絡代表的是稠密的和水平社會聯系而且對整個社會有極其有益的附帶效益。而垂直網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決集體行動問題。帕特南認為:公民參與網絡增加了人們在任何單獨交易中進行欺騙的潛在成本;公民參與網絡培育了強大的互惠規范;公民參與網絡促進了交往,促進了有關個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公民參與網絡體現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為一種具有文化內涵的模板,未來的合作在此之上進行。我們調研組對于T村的調研發現,T村在村級治理過程中構建了一張村級治理網絡,即村民參與的網絡。T村的村民委員會以及村民管理小組、老齡協會、群眾自治性管理部門、聯合工會、婦女代表會等覆蓋全村的治理網絡中遍布了“帕特南式的社會資本”。

(1)村民小組:最小的村務管理單位。村民小組具有熟人社會的特點。30戶~50戶的范圍也使村民具備共同交往和熟識的能力。村民管理小組作為最小的村務管理單位,成為T村村民參與村級治理的最基層的一條途徑。村民管理小組在組織村民活動、關心群眾生活、解決內部矛盾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村民小組類似熟人社會,它的成員在規范和文化方面具有同質性。成員之間聯系越密切,對外聯絡越廣泛,彼此的信任度會越高,社會資本的存量會越大。

(2)村民代表:村兩委到村民的橋梁。T村建立的由村兩委到村民代表再到村民的聯系渠道,使村民代表成為黨總支、村委會聯系村民的橋梁。村民代表由村民選舉產生,每個村民代表聯系3名~7名村民。村民代表會議原則上每季度召開一次,會前7天~10天發議題預告,由村民代表向被代表的村民征詢意見和建議,并整理匯總,帶到代表會上陳述和表決。會議的決定再由代表反饋給村民。這樣一種模式一改過去往往由幾個村干部決定村里事情的局面。這一治理溝通網的建立,促進了決策透明公開。并且,村民代表是村民自己選出來的,具有較高的認同度和信任度。

(3)群眾自治性管理部門和崗位:長效管理機制的基礎。為了使基層自治組織運行更加規范,T村設立了許多群眾自治性管理部門,同時相應地設置了自治管理的崗位。對于這些崗位,T村都明確了崗位職責,并在年末對相關人員進行考核,考核結果向廣大村民公開。“創建衛生村長效管理制度”是T村的一項特色制度。這項制度涉及的管理人員眾多,如村級保潔員、村民管理小組組長、環衛清潔員、河道保潔員、綠化管理員等,多方面管理者共同協作,且每一個環節都責罰明確。

此外,老齡協會、聯合工會、婦女代表會以及活躍在T村的各支志愿者服務隊,也是實現村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的重要渠道。

3.參與網絡:培育社會資本的重要路徑。首先,村民參與網絡強化了村民共同體意識。共同體意識是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直接動力來源。由于地理條件的特殊性,村民仍具有強烈的本地感以及村莊共同體中地域性的村組認同。村民(包括新村民)追求村莊的身份認同。鄉村社會網絡仍然維持著家鄉觀念下的反哺意識,地域性的村組認同,退休人員的人格魅力,村莊中互惠與懲罰機制,這些都是村級治理所依賴的社會資本。

其次,村民參與網絡培養了生機勃勃的普遍化互惠慣例,即我現在這樣誠懇地對你,希望你或者其他人能夠相應地回報我。一個依賴普遍性互惠的社會比一個沒有信任的社會更有效率。村民參與網絡增加了交易中背信棄義的成本,有利于克服機會主義,從而使互利互惠的規范更加牢固。

第三,讓村民在網絡參與中直接受益。網絡參與也需要投資,如時間、財力、知識、信息等的投入,但它也能形成如就業、收入、保障、信息、知識、能力提升、心理滿足等利益。村民在網絡參與中直接受益,成為村民進一步參與的直接動力。

第四,通過村民參與活動實現村民意識的社會化。社區角色社會化使每個社區成員都獲得適合自己身份、地位的社會角色,每一角色都有其權利義務及行為規范。關于社會化這一概念有不同的說法,本文這里所談及的社會化主要是指個體形成某一特定村莊社區所要求的參與村級治理的態度和行為的過程。

第五,村民參與網絡在體現過去合作成功的同時,也為將來的合作樹立了摹本。社會資本存量有自我強化和積累的傾向,基于一次成功合作所建立起的聯系和信任會促進未來其他不相關的任務時的合作。廣泛的村民參與網絡為成功的合作以及社會資本的積累構建了基礎。

第六,村民參與的網絡具有促進協調和溝通的作用,并且通過村民參與網絡放大了其他個人值得信任的信息。密集的互動聯系容易產生公共輿論和其他有助于形成培養聲譽的方式。

三、參與式治理與社會資本的培育

傳統的鄉土社會中“信任”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以宗法家族為核心的社會關系網絡中。這個人文生態圈是傳統社會人們得以正常生活之必要前提,地域性和血緣宗族性是它的兩個顯著特點。這種信任是一種特殊信任,以交往關系為基礎的的信任,屬于典型的關系性社會資本。憑借的是交往主體間的特殊關系而認定交往對方身上價值的至上性,具有著較強的同質性。20世紀50年代,在其《鄉土中國》一書中討論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時提出“差序格局”理論?！拔覀兊纳鐣Y構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改革開放之后二十多年的市場化邏輯以及城郊村民的大量流動,對于城郊村民價值觀念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當代的中國城郊村莊正在日益原子化,“流動的村莊”取代了傳統意義上封閉的城郊村莊共同體。城郊村莊由原來的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轉變的過程之中,原有理想類型意義上的傳統中國村莊正在經歷一個歷史未有之大變局。在現代鄉土社會中,信任關系、社會資本是如何獲得與維持的呢?

1.重建信任:基于相互認同而積累的信任。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政治學教授保羅?懷特利提出的“社會資本創造的可供選擇的模型”對我們分析這個問題頗有啟示。他考察了三種解釋模型:一是社會資本由個體的人格特征所創造。這些人格特征主要是由家庭內部的社會化過程形成的,盡管它受到志愿性組織內部個體之間互動的影響;二是社會資本由個體關于規范的信仰和道德密碼創造。這些信仰和道德密碼盡管也許會受到志愿性組織的影響,但從根本上說,它們是從早年生活中習得的一組內化了的價值觀;三是社會資本是由“想象的”社群的成員身份創造的。

所謂“想象的”社群,指那種個體認同的、但從未在面對面的基礎上實際互動過的社群。

第5篇：社區治理的含義范文

一、管理與服務的概念

(一)管理的定義

管理最直接的含義就是管轄與治理，管理加身于物業，仿佛物業服務企業的性質是管轄小區、治理業務的。在管理學中，管理是指通過信息獲取、決策、計劃、住址、領導、控制和創新等職能的發揮來分配、協調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一切可以調用的資源，以實現單獨個人無法實現的目標，而在物業服務行業中，管理更多的詩體現物業企業與房屋、設施、場地等“人與物的關系”。當然，在不同的領域，人民對管理的認識、理解不同，將管理引入物業服務行業時，就變成了物業管理，其含義是指業主通過選聘物業服務企業，由業主和物業服務公司按照物業服務合同簽約，對房屋及配套實施設備和相關場地進行維修、養護、管理，維護物業管理區域內的環境衛生和相關秩序的活動。

(二)服務的定義

服務可以理解為一種“商品”，是為了滿足他人的需要而提供的一種有形或無形活動。服務加身于物業，表明了物業企業存在的價值是為了滿足業主的需求，其性質是為業主提供服務。在服務學中，服務是指現代專業勞動分工的背景下提供信息和勞動的產業。從這個意義上看，物業服務行業無疑是屬于服務行業的，而它又不同于一般商業行業，其主要產品是小區內的公共物品(如：電、水、交通等)。服務又被賦予了新的職能，物業服務是指物業企業為了保持物業和公共設施完好，環境整潔優美、和諧的公共秩序，物業使用安全，向業主或使用人提供一種服務的活動。

二、服務與管理的關系

一套樓房從開始施工到最后的竣工，直至交付業主手中，最后物業公司進行管理，這一條龍的工程中都穿插著服務。對于物業公司來講，不是他們服務什么，業主就要接受什么，而是業主要求得到什么樣的服務，物業公司就要提供什么樣的服務。可以假想一下，如果擁有一套質量和布局都很滿意的住房，但是管理跟服務卻讓人感覺很不舒服那還能住下去嗎?很多物業公司都向客戶承諾過“要讓每位住戶很滿意”，其實這里面包含著物業公司服務的全部內容。這就要求物業公司不僅要在服務人員的文化素養、素質及道德情操和服務觀念能積極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服務就很難做到位。因此，“要讓每位住戶很滿意”不僅要喊在口號里而且還要把其融人到管理中，做到言行舉止間都能感覺到。這樣，服務效應在物業管理中才會變得日益明顯。

三、物業管理服務的本質是“以人為本”

物業管理的對象不僅僅是小區內的住房及配套設施，更重要的服務對象是人。據統計，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在家里度過，尤其是小區。因此，房屋的建設部門不但要為住戶提供設計設立、質量優良的室內空間，而且還要為住戶提供優美的環境、自然、親和的外部空間。在小區的整體規劃中不僅要設計體現人格建筑的品味、人性與自然建筑的和諧一致，而且還要不斷地設計出建筑文化與人們精神內涵的和諧統一。這就是物業管理中提到的“以人為本”的硬件基礎。最重要的是這些硬件的建筑要從住房的設計到施工的過程中，物業管理就應該提前介入、同步跟進，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使用時所造成的遺憾。具體涉及到“如何實施以人為本的管理”時，關鍵取決于對物業管理服務的定位及對“以人為本”的內涵所挖掘的廣度和深度的了解，還有對物業服務人員的綜合素質還有較高的要求。這就需要物業管理服務的內容不斷更新與深化，服務水平與服務質量的不斷提高。為此，物業管理公司應成立專門部門，研究不同住戶的服務需求和心理訴求，這樣才能使我們的物業管理的服務內容更加貼近住戶。

除此之外，物業管理公司還需要對社區文化有詳細、精心的策劃，使用戶主動參加這些社區活動，通過參加活動讓他們社區責任感不斷地增強，并融洽了住宅區內的鄰里關系。其實能達到這種效果的方式有很多種，比如：可以通過開展多種形式的社區文化活動，能夠把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素質、不同愛好的住戶組織起來，再通過物業管理公司員工自編自導自演將住戶融人進去，組織成健康、積極向上、催人奮進、豐富多彩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住戶。這樣做不僅拉近了物業管理人員和住戶的距離，而且還形成了一種互相理解、融洽、和睦的社區氣氛；再者，能夠營造出一種現代精神文明的環境，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給每位住戶愉悅的享受；最后，住戶也為有這樣的居住環境而自豪。為此，這種“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不僅要根植于物業管理人員的服務意識中，而且還要通過物業服務人員的潛移默化和在言談舉止中的影響，帶動住戶愛護社區的一草一木為己任。

四、物業管理的本質應體現為高質量的服務

客戶花錢將住房買到，想得到舒適的環境也不足為過，除了要在物質上享受外還要在精神上得到滿足，要住的安全、舒適和如意。很多客戶買房不只是要漂亮的樓房建筑、住房面積的大小、內室空間是否合理，更注重的是環境、管理和服務。一般住房的擁有期限是5O年到7O年，這樣日復一日的長期服務，需要物業服務是多層次、全方位的。比如：以深圳為例，在深圳的住宅小區里，大區一般達到一萬戶，居住人口達到三萬多人；中等的也有兩千到三千戶，居住人口達到一萬多；另外小區內還有銀行、菜市場、郵局、學校、派出所等相關的配套設施；這樣來看，一個小區就相當于一個小社會，包含著人們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如果哪個小細節沒有服務到位都會出問題。因此，物業管理是一項長期而且富有挑戰性的工作。面對不同用戶的不同生活習慣、不同的文化層次等，要求物業服務不能是單一的遵循同一種固定的管理服務模式，而必須是動態的，可變動的，并且可塑性很強的模式。物業管理人員就應該有較高的服務意識和文化素質來適應住戶。因此，從業人員應不斷研究與提高物業管理的服務質量和標準，研究住戶所需的高層次、高品味、高需求服務，以及住戶的心理需求，才能達到完善物業管理服務的目的。

第6篇：社區治理的含義范文

曝露出來的問題是：董事會長期由“門外漢”把持，董事經由合作集團的會員選舉產生，但缺乏專業技能，整個組織由外行領導內行，決策效率低下；僅有唯一一名獨立董事；董事會的選舉存在著政治干預，由于合作社的背景，合作集團的一些政客性會員將不合格的牧師選舉出來擔任董事會主席；董事會缺乏危機情景意識，集團旗下的合作銀行由于之前的過度收購，近年來巨額虧損。

讓人失望的Co-op小店

2009年8月我作為國家留學基金訪問學者初到英倫，租住在諾丁漢大學Jubilee校區附近的P&J 旅館。P&J是英國經典的家庭式旅館，每天提供豐盛的英式早餐，但每天的中餐和晚餐就得自己解決。于是我就到學校附近的一家便利店購買面包、罐頭、牛奶等充饑。Jubilee校區附近的便利店是一家標志為英國合作集團（Co-op）的小店，雖店面狹小，但商品琳瑯滿目。

異國超市的面包、牛奶等豐富商品，以及那些標明 Co-op的專有品牌肉制品、魚制品等產品，特別是buyone get one free（買一贈一）、special offer（特別優惠）等優惠營銷策略，讓初來乍到的我十分欣喜。因為它離學校非常近，而且附近有郵局、理發店等，儼然是一個小商業中心了。要知道，在英國一般中等城市中的小鎮，有幾個小店集中在一起，就足以構成商業中心。我以為，自己會是Co-op的?？土?，今后會經常光顧這家小店。

但當我2010年1月末結束訪問學者生活時才發現，對于這家Co-operative小店的光顧主要就停留在了最初的一兩周內。在英國的整個大半年時間里，我主要都去城里的Tesco（國內翻譯為“樂購”）、城郊的Sainsbury（未進入中國）等兩家大型超市購買飲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為什么我會舍近求遠呢？比較了Co-op與Sainsbury、Tesco等大型超市，我發現在競爭中Co-op處于下方。

首先，Co-op大都店面小，定位于便利店，就產品的豐富程度而言根本無法與大型超市競爭。其次，Co-op的商品僅部分擁有自己品牌（大概一半左右，這些商品來自會員），而Sainsbury、Tesco也都發展有自己的品牌。Co-op搞的一些買一贈一活動的商品，基本是臨近到期而被迫給予優惠的快速消費品，說明它的商品流轉不暢、庫存周期長。

再者，由于Co-op是合作經濟，擁有大量的農村社員，如果結合地利（離居民社區近），提供一些生鮮產品（如蔬菜等農副產品，要知道，英國城市和城鎮都是沒有菜市場的，這一點和中國不同），它是否能有優勢呢？Jubilee校區附近的這家Co-op便利店，它確實有一些青椒、土豆、西蘭花等蔬菜?？墒蔷驮谶@個小商業中心，在Co-op便利店的邊上，存在著一個家庭式經營的農副產品小店，專賣各類蔬菜、雞蛋、水果等。一位老父親帶著兩個女兒，每天笑容滿面地進貨、賣貨、收銀，并和顧客寒暄。從產品的豐富和新鮮度來看，這個小店遠超過隔壁的Co-op。這樣，在生鮮農副產品的競爭中，Co-op與家庭小店相比又落后了。

當然，必須說明特別重要的一點是，Co-op在價格上與Tesco、Sainsbury相比沒有競爭力，它大部分商品比大型超市貴。對于存在消費預算約束的人（比如我，還有留學生們），是寧愿坐車去城里或城郊的大超市，也不愿享受Co-op“地利”的。當然，我們也并非Co-op的會員，不會享有它的積點或者銀行貸款、保險等其他服務，也不持有它的信用卡，這樣就更不會考慮在Co-op店里消費了。

合作社經濟的先天病

在對英國合作集團治理失敗的討論中，長期研究合作經濟的英國Stirling大學教授Johnston Birchall認為：合作社經濟天然就被人們認為是難以治理的，以至于若普通公司發生虧損，人們會詢問企業虧損的原因是什么？而若合作經濟發生了虧損，人們就會對合作經濟本身的合理性和生存的可能性提出質疑。

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合作經濟的基本特征，它們是：由會員選舉產生董事會；一人一票制；會員對企業經營決策有影響力。

Birchall教授認為，合作經濟存在優點：考慮客戶和消費者、生產者的利益，有立足長遠的價值取向，但是董事會缺乏資源，并且企業效率低下。而普通公司制私有經濟的優點是：決策和執行效率高，利潤動機明確，董事會擁有豐富的資源，但是缺乏對社會和消費者需求的了解。二者各俱千秋。

混合所有制的新含義

英國合作集團治理危機的爆發和討論，使得我回想起留學英國的Co-op小店，使得我對英國合作集團失敗的根源有一個切身的體會。今天的反思，并非出于對異國往昔逝水年華的流連，而是為了今天國內企業改革道路的思考。

我想起國內對企業改革道路的探索。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在股份制剛剛確立、地位尚未穩定的初期，當時我國城鎮和農村曾經出現過股份合作制經濟，主要在農村企業和鄉鎮企業發生過。它的特征是：實行一人一票，出售股份；按股分紅，但決策機制是一人一票。這種過渡性質的股份合作制經濟，存在不久就讓位于一般的股份制，被稱為現代企業制度。今天來看，歷史上的股份合作制經濟和英國合作集團的治理模式是相似的。

當前，在十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中，均提出國有企業要建立混合所有制經濟，要提倡搞員工持股，中國證監會也在上市公司層面鼓勵實施員工持股。但是員工持股中存在的問題不可忽視：員工股東比較短視，比如注重分紅、缺乏戰略眼光；崗位辭退困難；大量員工股東導致決策效率下降；員工股東選舉的董事缺乏外部資源等。這些問題和英國合作集團由會員主導的企業治理，出現的根源是一致的。

因此，當前在探索我國國有企業新公司治理模式的時候，我們必須考慮合作所有制在對社區、社會責任的承擔，對消費者利益的長遠重視等方面的優點，同時不能忽視廣泛的員工持股、員工決策可能產生的弊端。

第7篇：社區治理的含義范文

關鍵詞：西方社區報；中國社區報；地域細分；鄉鎮區縣報

中圖分類號：g21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2)03?0195?05

一、西方社區報的產生演變與性質

(一) 西方社區報的產生與緣起

社區報起源于西方，其英文表述為“community newspaper”，可以說它就是專門針對“community”而誕生發行的一種報紙形態。詞源構成上，“community”的拉丁語母詞“communis”表示“共享”“共同性”及“親密伙伴”等意思，因此 “community”的基本含義是指共同性的群體。例如韋氏新國際英語辭典中關于“community”的主要釋義為——“a body of individuals organized into a unit or manifesting usually with awareness some unifying trait”，翻譯成中文大意為：因共同特征形成的個體統一體。韋氏詞典對這種“個體統一體”(a body of individuals)的描述很廣泛，既包括“united nations(國家聯盟)”等大范圍共同體，也包括“the people living in particular place(特定地區生活人群)”等小范圍共同體，既包括因“given location”(特定地域)形成的有形共同體，也包括因“common interests”(共同興趣)而形成的無形共同體，①總之剝離具體形態，“community”的基本義項就是“共同體”，日常交際中其所具有的“社團”“社會”“公社”“群落”“界”等其他含義，正是該基本意義的多維表現。那么

“community newspaper”針對怎樣的“共同體”呢？

社區報在西方的產生發展當以美國為代表。一般認為，哈里斯17世紀末(1690年)于波士頓創辦的《國內外公共事件》是美國最早的印刷報紙，而它同時也是美國的第一份社區報。17世紀初期到18世紀中后期，美國正處于殖民地開發時期，彼時以農村經濟為主，英國人創設的鄉鎮自治成為主要社會生活形態，日常生活圈中人們迫切需要對周邊信息有密切的了解與傳達，《國內外公共事件》因而主要針對小鎮波士頓及附近地區而發行，西方早期的社區報大抵便是諸如此類在各個鄉鎮流行的小規模印刷品，因此最早被稱為“鄉村報紙”或“家鄉報紙”(country newspaper)；18世紀末，取得獨立后的美國進入初步工業化時期，大量鄉鎮開始轉型為近代城鎮，自治制度下這些城鎮成為美國聯邦行政體系及廣袤地域生活的基本單元，它們規模不大但相對獨立，由于需要本地報紙來維系日常生活，原有的小型報紙繼續發展，因此又被稱為“小鎮報紙”(small town newspaper)或“草根報紙”(grassroots newspaper)，由于多為每周出版一次，故還常被稱為“周報”(weekly newspaper)。但19世紀80年代之前，這些只服務于當地的報紙并沒有社區報的叫法。

(二) 西方社區報的提出與發展

1887年，德國社會學家f?滕尼斯(tonnes)首次提出“社區”概念(德文為“gemeinschaft”，意即“共

收稿日期：2012?03?12；修回日期：2012?05?02

基金項目：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一般項目(11bxw011)；2011年度湖南省社科規劃基金立項項目(11ybb387)

作者簡介：鐘虎妹(1972?)，女，湖南長沙人，中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報業經營管理、文化產業經營管理.

同體”)，其“社區”特指與近代工業文明的冷漠形成鮮明對照的傳統鄉鎮生活共同體，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等等，在滕尼斯看來，該鄉村生活親切而富有人情味，人們憑借共享的東西一起生活休戚與共，若離開它走進工業城市則如同走進冰冷的異國他鄉。②歐美社會學家引進該概念時其英文翻譯正是“community”，之后“社區”的含義雖開始復雜化，但就“親密共同體”而言分歧并不大。此后半個多世紀內，隨著公民社會的演進與睦鄰運動的推行，滕尼

的“社區”理念得到推廣，其地域性與歸屬感等特征也日益分明。而該時期正好也是歐美國家城市化擴張時期，由于大都市人口日趨分散于郊區及周邊市鎮，中小城鎮逐漸成為歐美國家社會生活的主體，這些中小城鎮規模不大但數量眾多，因其民主自治氣氛及民眾歸屬感濃厚，這些城鎮生活中心無疑體現出親密共同體的特征，上述各種小報正為這種典型的地方小社會服務，因此人們便開始采用“community newspaper”來作為這些報紙的通稱，③而其涵蓋的種類也從最初的鄉村小報擴展成各種地方性的城鎮區域報。

需要說明的是，西方社會學中的“社區”概念可包括國家、城市、鄉鎮乃至街區等不同規模的共同體，但現實管理中它側重指基層行政區劃管理單元。簡言之，社區就是“一些人占有一個地理區域”并“共同從事經濟和政治等活動”以致“大體形成一個具有某些共同價值標準和相互從屬的感情的自治性單位”。[1]由于歐美國家以市鎮為基層自治(洲的范圍大于縣，縣的范圍大于市鎮)，因此社區以郊區和小城鎮為主兼顧都市中心區或大片區。這一地方性限定使社區報與面向整個城市、區域或國家的大眾化報紙截然分開。 社區報的基本性質

綜上所述，西方社區報的名稱雖幾經曲折，但其發展演變并不復雜，其內在規定一直非常清晰。透過“社區”的具體含義不難界定：西方社區報代表了一切地方性的小眾報紙，這種小報的生存全維系于特定的地方生活。在美國，它們伴隨小城鎮一起成長并成為城鎮生活的一部分，城鎮眾多它們也種類繁多，進而構成美國社會演進中“無報不成鎮”的獨特景觀。換言之，“處所性”是社區報最鮮明的本質規定，獨特常新的本地資訊需求與廣告需求，使社區報擁有其他報紙難以媲美的生機與活力，社區報因而成為西方國家報業生產經營的普遍方式，其發行量雖至今不過幾千幾萬份且不少是免費的，卻始終占據著歐美報紙種類與數量的絕大多數。正因為鮮明的“處所性”特征，西方關于社區報的界定總表現出大同小異，譬如美國全國報業協會定義它是“旨在通過提供新聞和資訊的方式服務并建設本地社區、提高社區居民生活質量、打造社區紐帶的報紙”，[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它為“由社區創辦并主要在該社區發行的定期出版物”，[3]學者們則認為它是“任何針對特定都市地區的居民”的報紙。[2]總之，社區報不能等同于大眾報紙或主流大報，它只服務于特定或局部區域以滿足特定或局部區域日常生活的新聞與資訊需求，為特定區域的目標受眾服務并融進當地的生活，是經由西方社區報提煉出來的關于社區報的一般規定，這也正是中國社區報界定自身并有所借鑒發展的主要標尺。

二、我國社區報的興起及性質

(一) 我國社區報探索概況

社區報在我國于2001年初現端倪，該年《南山日報》聲明要成為國內第一份社區媒體，但產生的影響與聯動并不大。國內社區報正式出現應從2004年算起。該年《巷報》在長春創刊高調倡議辦“社區報”，此后各種定性為社區報的報紙紛紛涌現，諸如《華夏時報》(2004)、《東方新報》(2004)、《寶安日報》(2007)、《新民晚報社區版》(2007)、《廣州社區通》(2007)、《南湖晚報社區報》(2010)、《北京社區報》(2010)等，“社區報”開始以一種集體的姿態為國人所矚目。

筆者將我國社區報的探索分為兩大類型：一類以《巷報》、《東方新報》及《華夏時報》等為代表，另一類則以《南山日報》、《寶安日報》及《新民晚報社區版》等為代表，區別兩類社區報的關鍵就在于是否真正踐行了社區報的固有要求，其突出問題則在于社區報與都市報是否糾結不清。若按西方社區報的規定，我國的社區報與都市報應是不同的：社區報是面向城市區域的小眾化報紙，都市報則是面向整個城市的大眾化報紙，第一類社區報大多便是打著社區報旗幟的都市報?！断飯蟆冯m在創刊詞中提出要辦中國第一張社區報，但實際上并沒有針對特定的城市區域受眾來辦報，只是借社區的名義強調走市場化路線，繼而堅持“立足長春市，面向東北三省”，結果一年多以后因同質競爭而?？虎堋稏|方新報》本是長沙的一份都市報，2004年改版時它決心成為“湖南立足社區、引領時尚的純市民報”，這一口號本身就含混不清，實際上也是借社區的名義強調新的市場化辦報思路，不久也因同質化競爭及資金缺乏而?？?。⑤以上兩份所謂的社區報，其夭折的主要原因便是將社區報混同于大眾化的都市報或市民報

，之后創刊的《廣州社區通》、《南湖晚報社區報》、《北京社區報》等也都有同樣的毛病。相比之下《華夏時報》的探索更接近社區報的本質要求。該報曾決心辦成“中國第一份商圈社區報”，其“商圈”針對的是北京市朝陽區內一個“3.99平方公里的區域”，該區域是北京市著力打造的城市大商務中心，《華夏時報》鎖定該中心及周圍金融街等精英聚集區，以此報道反映“寫字樓人群的喜怒哀樂、衣食住行”。⑥從立場來看，《華夏時報》更接近社區報的本質規定，然而這一想法并沒有在辦報過程中貫徹下去，不久其再次改版為財經性的行業大報。

第二類社區報則能擺脫這種影響。應該說《南山日報》是第一份真正履行社區報要求的報紙，它是深圳南山區委機關報為適應市場的自身變革，該報主要針對南山區發行，但2004年因政策原因停刊。之后的2007年，《寶安日報》與《新民晚報社區版》系列報的推出使這一探索出現了轉機，真正意義上的社區報在中國的踐行獲得了初步的成功?！秾毎踩請蟆吩巧钲谑袑毎矃^委的機關報，2003年報刊治散治濫中它曾被劃入深圳報業集團，2007年9月《寶安日報》借改版之機提出要辦中國最好的社區報，其辦報的核心理念是“以本地新聞為王”，基本原則是“立足寶安、宣傳寶安、服務寶安”，主要方法則是推行新聞與服務的“本土化”。三年后《寶安日報》的發行與廣告均實現了翻番：截至2010年年初，該報由每天4開16版擴展為每天4開32版，發行由4萬份擴展到8萬份，廣告收入由不到1 600萬元擴展到超過3 000萬元。⑦同年3月，上?！缎旅裢韴笊鐓^版?閔行新聞》創刊，這份報紙是經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擁有獨立刊號且面向閔行區發行的小型報紙，之后《新民晚報社區版》又相繼推出《東區資訊》《西區資訊》《北區資訊》《浦東資訊》等針對其他行政區劃的系列報紙，這些報紙都是免費發行，一般每周刊發一期，內容以本區的新聞、生活與商品信息為主，廣告主要包括適合地方消費的分類廣告與直投廣告，發行則由小區物業派發或直接投遞，至今盈利狀況良好。⑧目前兩份社區報正積極推動自身的轉型升級，其獲得發展的這幾年也是中國不少報紙曾日覺艱難的時期，剝離所有權與體制等的不同，寶安日報、新民晚報社區報的運作與西方社區報并無二致，即都是對特定地域細分受眾的精準把握，該“處所性”使它們得以避開報業競爭與新媒介的沖擊而獲得突破。

(二) 我國社區報興起原因

深圳與上海社區報的的成功昭示了社區報在中國的可能性與可行性，但相比于西方社區報的成熟，我國社區報仍處于引進與摸索階段，表面看來似乎還帶有某種炒作嫌疑。稍加梳理不難發現其興起的必然性及制約因素，這包括多方面的條件，既有社會改革、經濟轉型、新聞變革、傳媒競爭等客觀因素，也有業界學界的認識與探索等主觀因素。綜合而言可從兩個方面來分析。國社區報的興起植根于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城市的繁榮與發達決定了報紙的繁盛與多樣，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2年后，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中國的城市也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城市規模的擴大與人口的增多，使城市經濟與城市生活不斷豐富壯大，這給社區報的出現提供了基本的社會物質基礎。與此同時，隨著城市的發展，“國家一元化”社會結構逐漸解體，“單位”的退出使基層治理成為日益緊迫的話題，“社區建設”開始成為國人的共識，而這便為社區報的興起提供了最初的心理準備。2000年，民政部在其文件中曾指出，我國的“社區”乃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⑨該界定與西方的“community”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在現實指代上卻有巨大的差異。在我國，“社區”本是引進的概念(，1930)，西方文化中“社區”一詞的多元含義多少影響著人們寬泛地來看待社區，而國家權力對“社區”又有明確界定，就后者而言我國的“社區”雖也專指基層治理單元，但與西方基層治理單元的市鎮不同，我國的“社區”專指城鎮生活中最細微的“街道辦事處”或“經過規模調整的居民委員會轄區”。⑩以上認識的廣義與狹義便導致了國人對“社區報”理解的各種偏頗。譬如，由于“社區”特指居委會、街道辦，人們既能將其理解為面向所有街道與居委會的報紙，又能將其理解為面向某個街道或居委會的報紙，前者使社區報等同于都市報，后者使社區報等同于內部宣傳文件；同理，由于“社區”可以指代一切共同體，人們自然也能將面向整

城市或某個領域的都市報或行業報看做社區報了。

其次，我國社區報的興起取決于中國報業演進的內在邏輯。這主要源自兩股動力：一是十六大以來“三貼近”新聞理念的倡導，二是傳媒競爭加劇背景下報業的突圍。“三貼近”是中央在新形勢下對新聞宣傳工作提出的總原則與總要求，也是21世紀我國媒體提升傳播力與影響力的基本方法，而“三貼近”的實質就是貼近民生，堅持“三貼近”就是堅持深入普通民眾的生存空間，通過報道普通人的生活與故事提高新聞報道的效果及輿論引導，興起中的“社區”自然成為最主要的陣地與窗口，“社區新聞”便以更直觀更貼切的內容成為新的報道熱點。就如大家看到的，過去幾年來黨報及都市報紛紛開辟“社區”類專版?？?，同時組織記者參與社區日常事務管理(通常為街道辦或居委會管理)，這些“社區版”、“社區行”在業內外都產生了良好的影響，這就為社區報的產生提供了理論依據與形式準備。另一方面，人們的眼光和思路之所以聚焦到社區報也是基于報業競爭的剛性需求。2003年以后，經由治散治濫的中國報業面對市場競爭已無路可退，新媒介的迅速崛起更使其生存情勢日益嚴峻，差異化生存成為報業擺脫困境日益有效的方法，社區新聞或社區報道正提供了難得的差異化途徑。以上兩種力量興起并疊加在一起，它們前后呼應此起彼伏，共同推動著中國報業革新暗潮涌動。在此裹挾下，一些業界人士或專家學者主動向西方學習借鑒，“社區報”便應時而生了，然而由于城市發展的有限以及對社區與社區報理解的歧義，其興起更多的是激情與嘗試，注定要經歷一個由喧囂嘈雜到沉淀凈化的時期。

作為地域細分的產物，社區報并非西方報業的專利，實則是報業發展的普遍性規律。我國社區報的興起當然不是偶然現象，它昭示了中國報業產業化發展一定階段后所蘊藏的強烈訴求，即報業自身的市場突破，全球化與城市化背景下這種突破必將聚焦于地域細分。其興起說明了我國報業新的價值創造方式已在一些地區萌芽壯大，其含混則說明了進一步發展的條件尚不完全具備，它有待于更深入蓬勃的城市建設與報業發展，也依賴于人們更自覺的思索辨析與更堅定的身體力行，條件一旦完善中國社區報必將雨后春筍般涌現。

(三) 我國社區報的基本性質

社區報在我國的探索踐行不過七八年的時間且數量不多，但已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至少它們喚起了人們的關注與思考，《寶安日報》與《新民晚報社區版》的初步成功更提供了中國社區報生存發展的條件模式與運作模式。綜觀我國社區報的探索踐行，其步步演進的軌跡不難顯現：先是報紙的社區版，繼而為都市報化社區報，再進為城市區域化社區報。顯然，目前中國社區報有兩種界定：精確意義的社區報只指城市區域報，模糊意義上的社區報則指所有以“社區”為對象的報紙，既包括城市區域報，也包括都市報、行業報、生活服務報等。筆者主張前一種觀點，即中國社區報應是地域細分報紙，它隨著城鎮特定區域的繁盛而產生并壯大，作為一種國有地方小型報紙，其與西方社區報在性質與形態上已表現出了相同與不同。

第一，同西方社區報一樣，中國社區報要以發達的城市生活為依托，要能獨立發行。發達的城市生活才有可能形成報業的區域受眾與區域需求，社區報才真正具備生存的外部土壤與現實條件。我國社區報的早期探索中，長春和長沙的城市化程度都不太高，由于區域共同體難以形成，社區報的發展便受到根本束縛；而深圳和上海則是現代化程度都很高的大城市，2007年兩市基本實現城鄉一體化，兩大城市各自的區域經濟都非常強大，常住人口都是動輒幾百萬，正因局部地區的相對獨立才需要區域性報紙來服務日常生活，這與西方社區報的發生原理并無不同。獨立發行意味著擁有專門刊號，它是報紙占據細分市場的重要條件，也是市場體制下報紙獨立運營的前提與基礎，因此諸如黨報都市報附有的社區版或?？炔荒芩銍栏褚饬x上的社區報。

第二，與西方社區報類似，中國社區報應以國家管理基層行政區劃為主要服務對象。就產生演變來看，社區報的范圍既不能等同于大城市也不能等同于小街道，它應是國家意志、地理環境、風俗習慣、社會條件等綜合形成的自然性共同生活體，而這主要經由國家基層行政區劃管理得以生成，歐美國家的市鎮與我國的區縣等便是，其上的州郡或城市規模往往超過自然共同體邊界，其下的街區、居委會、住宅小區等則難以

達到自然共同體規模，因此中西社區報既不能是大都市報，也不能是小街區報，而應是基層行政區劃報或具備相似規模的其他區域報。就此而言西方社區報主要是市鎮類報，而我國社區報主要是區縣類報，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春泉鎮《春泉希望行動報》之類的市鎮級社區報，在我國正相當于《寶安日報》之類發達城市的區縣級報，相應地，西方的社區報伴隨市鎮成長歷史悠久，而我國的社區報則往往可由區縣級報重新創刊而設立。 西方社區報不同，中國社區報受到的束縛更多。西方社區報由家族掌控或集團股份所有，其產生發展完全是資本和市場的作用，報紙的創辦與運作比較自由靈活；而中國的報紙都歸國家所有，都要接受黨的領導，都必須擁有國家批準的刊號，報業準入退出機制也日益嚴格，因此我國的社區報不是說辦就辦的，它主要將以黨報集團下屬的區縣子報形態出現。區縣報原是國內四級(中央、省、市、區縣)報業體系中面對基層的那一級報紙，本具有一定的社區報優勢(當然區縣機關報與區縣社區報有實質不同)，但2003年以后區縣級報基本取消，地方性報紙已不可能再獨立獲取刊號，集團化是我國新聞出版業發展的戰略方向，鑒于很多區縣級報當時或后來被劃撥入報業集團或出版集團，這些集團便成為社區報最可靠的母體，象《寶安日報》依托深圳報業集團以及《新民晚報社區版》系列社區報借助高層母報來獲得獨立發行權，實是中國社區報將來合情合理的選擇。

此外，西方社區報是從農村包圍城市，我國社區報則是從城市包圍農村，西方社區報服務于當地信息與生活需求，我國社區報則還擔當著把體現黨的主張和反映當地人民心聲統一起來的重任?？傊形魃鐓^報的不同形態與格局取決于各自社會體制及報業發展的不同性質與路徑，然而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社區報的精髓都在于對地域分眾市場的準確把握，這是泛傳播時代報業的必然選擇。未來中國社區報的演進應是社區報一般規定與中國報業本土創新的有機結合，也是傳統媒介與新媒介不斷融合的新的表現，豐富與精彩將慢慢呈現。

注釋：

① 參見韋氏詞典（第3版）未縮減版電子詞典的釋義，網上查找軟件為“merriam-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② 見滕尼斯《社區與社會》一書。引自于文波城市社區規劃理論與方法研究[d]. 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③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新聞學院ken byerly 教授1961年出版community journalism一書，關于社區新聞、社區媒體等相對貼切的專業詞匯開始為人們所接受。

④ 參見謝薇娜，孫琪琰。中國第一張社區報為何兵敗長春[j]. 傳媒觀察，2006，4。

⑤ 綜合東方新報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view/2813396. htm，2011年7月15日查詢；新華網“改擴版后東方新報全新啟航”，hn.xinhuanet.com/cmjj/2004-04/19/ content_1999844.htm，2011年7月15日查詢。

⑥ 參見姚娜. 華夏時報：定位決定生存[j]. 傳媒觀察，2004，8。

⑦ 參見卞灝瀾. 在服務中與社區和諧共進—寶安日報在紙媒困境下的新嘗試[j]. 新聞與寫作，2010，1.

⑧ 參見王安琪. 探尋上海社區報的成長地圖一上海社區報現狀、問題及發展建議[j]. 中州大學學報2010，4.

⑨ 參見《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對我國“社區”的權威界定—“城市社區是指聚居在城市中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我國城市社區的范圍一般指經過社區體制改革后做了規模調整的居民委員會轄區”。

⑩ 參見《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中對我國“社區”的界定。

參考文獻：

[1] 朱毅. 城市社區管理理論與實踐研究[d]. 武漢: 武漢理工大學碩士論文, 2005.

[2] 張志安, 黃衛. 社區報的定位及經營策略[j]. 新聞記者, 2004, (10): 52.

[3] 胡凱. 中國社區報的現狀及其未來[eb/ol]./ media.people.com.cn/gb/22114/136645/158956 / 9525182. html, 2011?07?16.

a contrastive study of western community newspaper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newspapers

zhong humei

(school of literature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as a regional subdivision of the newspapers, community newspaper

第8篇：社區治理的含義范文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飲食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對肉食類的需求量逐漸增大，同時，國家政策鼓勵畜禽養殖發展（如能繁母豬財政補貼政策），農村畜禽養殖業得到大力發展。在此過程中，文成縣的畜禽養殖業也得到迅猛發展，尤其是生豬數量大增。前幾年，文成縣的生豬養殖業發展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實現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然而，這種無序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也逐漸凸顯出來，給文成縣城人民和溫州市500萬人民飲用水源安全的“大水缸”——珊溪水庫重要飲用水源地保護工作提出嚴峻挑戰，對飲用水源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當前，生豬養殖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已成為市收集整理、縣兩級政府和社會群眾關注的熱點、焦點、難點問題。筆者對文成縣的生豬養殖污染做了一些調查和研究，在此基礎上，通過本文展現文成縣生豬養殖污染現狀，分析當前文成縣在生豬養殖業發展過程中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并就污染治理提出膚淺的對策建議。

一、文成縣生豬養殖污染現狀

（一）生豬養殖的基本情況及分布

文成縣地處浙南閩北，是一個以農業為主要支撐的欠發達縣。畜禽養殖業作為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在文成縣得到快速發展，這其中又以生豬養殖為主。根據筆者調查和農業部門統計的數據，截止2011年底，文成縣生豬養殖量110962頭，其中母豬存欄數20482頭、肉豬26163頭，具體情況如下表1：文成縣生豬養殖調查統計表。

表1 文成縣生豬養殖調查統計表

從表中看出，文成縣生豬養殖主要集中在黃坦、南田、大峃、玉壺、百丈漈等5個鎮。該5鎮生豬98046頭，占全縣生豬總養殖量的88%，存欄母豬19076頭，占全縣總量的93%。據統計，全縣生豬50頭以上的養殖場有567個，其中黃坦鎮302個、南田鎮99個、玉壺鎮41個、百丈漈鎮33個、大峃鎮32個，該5鎮合計507個，占全縣生豬50頭以上的養殖場89.4%。

（二）文成縣生豬養殖污染現狀

近年來，文成縣生豬養殖業在國家相關政策支持、豬肉市場價格上漲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共同刺激下，在黃坦鎮母豬養殖給農民群眾帶來不菲經濟收入的“示范”下，文成縣的南田、百丈漈、玉壺、大峃等鎮農民群眾紛紛加入生豬養殖“大軍”，生豬養殖得到快速發展。然而，這種無序發展，養殖污染物未加合理治理，直接排入溪流匯入河道，造成水質不斷惡化，導致水體嚴重富營養化，水體發臭發黑。黃坦坑就是個典型的例子，黃坦鎮生豬50頭以上的養殖場有302個，每年大量養殖糞便和污水直接或間接排入黃坦坑，在枯水期的時候，整條河流嚴重污染，黃坦坑地表水水質長期處于劣ⅴ類，對下游珊溪水庫飲用水源安全構成嚴重威脅。2010年5月，珊溪水庫就因承包期屆滿，承包人大量捕食藻類鰱魚，同時黃坦畜禽養殖污染物大量排放，曾一度出現藻類異常增殖現象。與此類似，南田鎮有生豬50頭以上的養殖場99個，主要集中在玉泉溪上游的光明村、十源村，該鎮大多數養殖場采用傳統粗放的養殖模式，有處理設施的也只有單一的沼氣池，養殖場普遍采用沖洗欄舍的方式沖洗糞便，養殖廢水直接向玉泉溪上游排放，導致玉泉溪上游水體變臭發黑，嚴重影響農村生產、生活。文成縣其余50頭以上的養殖場主要分布在玉壺鎮金星社區桃坑村，百丈漈鎮篁莊社區鎮頭村、西段村，大峃鎮中樟社區的茶龍村和周南社區的中南村。這些珊溪庫區養殖場尚有很多未實施雨污分離、干濕分離和建設沼氣池、氧化塘、人工濕地等污染治理設施，同時部分已經建設的污染治理設施卻沒有加以管理或者嚴重超負荷運載，導致現有的部分設施不能正常運行。

二、文成縣生豬養殖業發展過程中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縱觀文成縣生豬養殖業發展態勢，筆者以為，導致污染產生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農牧脫節，養殖廢棄物得不到充分利用

我國傳統的養殖業是以家庭分散養殖為主，養殖廢物通過周圍農田施肥、果蔬施肥以及環境自然消納，能夠保持良性循環。但是，近幾年，文成縣隨著規模化生豬養殖的迅速發展以及向城郊和附近水域轉移，造成農牧嚴重脫節，導致養殖業與種植業分離。養殖者不種地，糞便不能及時消納，糞便作為一種農業有機肥資源不能及時得到充分利用。同時，農業生產大量使用高效化肥和文成縣青壯年勞動力外出經商、務工，導致農業種植者不愿意使用畜禽糞便有機肥，養殖廢棄物得不到充分利用，使養殖廢棄物處理失去了原來傳統的出路，從而出現養殖廢棄物堆積和集中排向附近水域，形成養殖污染。

（二）養殖規模遠超庫區環境容量，引發環境污染問題突出

文成縣不少鄉鎮，大力發展生豬養殖，不講科學發展和生態發展，只有發展目標，沒有總量控制指標，從而步入環境污染、治理無舉、發展受阻、民怨沸騰的境地。在局部養殖密度嚴重超出環境容量的地區，環境污染問題先后引發。如，黃坦鎮母豬養殖量遠超環境容量， 而引發了下游珊溪水庫局部庫區藻類異常增殖現象；百丈漈西段村、鎮頭村以及上游南田鎮的五原村局部區域集中養殖超出環境容量，也曾一度出現百丈漈水庫部分水陸交界處藻類異常增殖現象。文成縣生豬養殖規模遠超庫區環境容量引發的環境污染問題，正逐步暴露出來。因此，對文成縣生豬養殖實行總量控制勢在必行。

（三）污染治理經費投入不足，設施單一不配套

文成縣從2006年開始逐漸試行建設畜禽養殖污染治理設施，起初是先從1000頭以上的規?；B殖場開始修建沼氣池，然后逐步向規模小的養殖場開展。但修建沼氣池的前期投入較大，而且又難以給養殖業主帶來直接經濟效益，導致養殖業主：一是不愿投入資金治理污染；二是治污設施建設標準不落實，“小馬拉大車”。治污設施建設不搞可行性研究，隨意建一個沼氣池，從而導致污染物排放量與治污設施處理能力不配套，治污效果差，達不到治污標準，造成大量清洗畜禽體和欄舍場地產生的污水不能有效實施凈化處理，更談不上達標排放，導致直接污染附近水域，大量消耗水體中的溶解氧，使水體變黑發臭，嚴重危及養殖場周圍水體的質量和居民的健康。據統計，在文成縣眾多養殖戶中，以中小養殖戶為主，這些養殖戶一般都是養殖幾十頭生豬為主，經濟實力有限，僅靠自身投入很難做到污染物達標排放，他們大多沒有修建化糞池和沼氣池。如百丈漈鎮水庫周圍的西段村、鎮頭村的養殖戶，畜禽糞便只經過畜糞池便直接排放，嚴重影響天頂湖水庫水質，給當地群眾安全飲水造成潛在危險。

轉貼于

（四）環保意識淡薄

廣大農村的基層干部對生豬養殖污染防治的重要性、緊迫性認識不足，防治畜禽污染的措施不到位，導致生豬養殖廢棄物污染嚴重。此外，農村大多數生豬養殖戶不懂得資源的保護與可持續性發展。筆者在基層環保工作時，曾對黃坦鎮馱岙村、新康村和南田鎮的五源村共3個村40戶小型養殖戶進行調查，結果表明:對于畜禽養殖廢棄物防治的含義，只有12.5%的養殖戶比較清楚，65 %的養殖戶不夠清楚，而有22.5%的養殖戶不清楚。可見，廣大養殖戶的環保意識淡薄和總體素質低下，缺乏遏制環境污染的主觀能動性、污染治理經驗和防治措施，嚴重影響了文成縣生豬養殖廢棄物治理的進程和成效。

三、推進文成縣生豬養殖收集整理污染治理的對策建議

珊溪水庫是溫州500萬人民飲用水源的“大水缸”，溫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水源地保護工作，現任陳德榮市委書記、陳金彪市長先后來文成縣專題督查調研珊溪水庫水源保護工作。可見，抓好生豬養殖業污染治理，保護水源地水質，勢在必行、刻不容緩。筆者就文成生豬養殖污染產生的原因，提出以下幾點對策建議：

（一）積極開展循環利用生豬養殖廢物，變廢為寶

生豬養殖廢物中含有豐富的營養肥料，是一種很好的有機肥，要加以充分的利用，變廢為寶。要按照“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和“多種形式、多種渠道”的治理原則，全面推廣過程控制與末端治理相結合的清潔養殖方式和農牧結合生態型治理模式。如在過程控制中實施“干濕分離、雨污分離”，末端治理通過“果園養殖業”、“畜禽-魚塘”、“畜禽-沼氣-果園”等模式的農牧結合生態型治理模式，積極引導養殖業從傳統模式向規模化、集約化轉變，推進規?；B殖場和生態養殖小區建設。如黃坦鎮占里村沼液利用示范項目和文成縣新偉養殖有限公司綜合整治項目，充分開展循環利用畜禽養殖廢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占里村沼液利用示范項目主要采取以發展“豬-沼-菜”、“豬-沼-糧”、“豬-沼-苗”、“豬-沼-水生植物”、“豬-沼-竹”的立體循環農業模式整治養殖污染，通過建設氧化塘，種植茭白、聚草等水生植物以及綠化苗木等，變畜禽養殖廢物為資源。文成縣新偉養殖有限公司用豬糞制造有機肥，糞末和豬尿發酵產生沼氣經過壓縮進行沼氣發電，沼液用于灌溉金銀花、蔬菜和養殖水生動植物。

（二）依據環境容量，逐步削減總量，優化發展布局

文成縣是珊溪水庫重要飲用水源地，根據有關規劃，文成縣的畜禽養殖為2.26萬頭生豬當量的環境限制總量，因此，生豬養殖規模遠超環境容量。針對文成縣養殖總量嚴重超出環境承載能力，文成縣政府早在2006年就頒布了《文成縣畜禽養殖禁養區和限養區劃分規定》，但是除了大峃鎮、黃坦鎮等部分鄉鎮根據《劃分規定》要求分別劃定了禁養區、限養區外，大部分鄉鎮均為明確進行劃分。因此，各鄉鎮要嚴格按照《劃分規定》對禁養區、限養區進行劃分，合理控制養殖規模，從根本上解決盲目發展、隨意擴張的問題，通過關停拆除禁養區養殖戶削減養殖總量，對被關停拆除的養殖戶給予適當補償，同時政府部門應設立專項資金用于補助養殖戶轉產轉業。對于限養區的養殖場，首先，我們要鼓勵養殖戶轉產轉業；其次，堅持適度集中養殖與分散養殖相結合優化養殖布局，要以能否消納所產生的畜禽養殖廢物為出發點；第三，因地制宜，適度集中建設生態養殖小區，引導位于溪流附近、建成區、居民集中區等敏感區域內的養殖戶進行適度集中，有利于集中處理畜禽廢棄物。

（三）加強政府引導，加大對養殖污染治理的財政資金投入

環境保護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政府在重視工業污染治理的同時，也應在養殖污染治理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在發展養殖業的同時應加大對養殖污染治理的財政資金投入。據測算，每頭母豬需配套建設3.2m3的沼氣池和4.8m2的氧化塘，根據筆者多年基層工作接觸估算，建設1m3的沼氣池需要約700元，1m2的氧化塘100元，每頭母豬僅建設沼氣池和氧化塘的污染治理投入約為2720元，因此一個100頭母豬養殖場的治污設施投入需27.2萬元，這還不包括土地政策處理和排污管網投入，可見養殖污染治理投入的成本很高，而養殖產業本身利潤低，治污投入又無法產生經濟效益，從大多數中小養殖業主的經濟狀況看，其抽出資金治污的可能性小。因此，政府應著眼綜合、可持續發展需要，加大對養殖污染治理的投入，給予治污設施建設一定的資金支持。如在黃坦鎮已開展實施的“雨污分流，干濕分離”污染處理技術改造，養殖戶及時清掃干豬糞，由集糞中心統一收集加工成有機肥，政府部門通過生態補償資金給清掃豬糞的養殖戶每噸200元的財政補貼，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此外，政府應該通過產業政策、財稅政策、價格政策和補償機制等多種方式引導養殖業主不斷加大治污的投入力度，將養殖污染治理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改造其他農業基礎設施等統籌規劃，加大對養殖污染的治理力度，使經濟發展、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與環境保護和諧統一。

（四）強化宣傳教育

首先抓學習。把環境保護法規、知識，尤其是《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管理辦法》、《畜禽養殖業環境管理技術規范》等納入基層組織、干部的學習內容，開設環境保護專題講座，舉辦畜禽養殖戶環境知識培訓班等，切實提高基層干部和廣大養殖戶的環保法規、知識水平。轉貼于

其次，抓宣傳。充分利用各鄉鎮、社區的有線電視、廣播，開辟環境保護專欄；環保、畜牧、司法、宣傳、教育等部門開展環保知識送下鄉活動，向廣大養殖戶發放環境保護宣傳資料，播放環境污染案例分析電視片，舉辦群眾參與性強的環保知識競賽，努力提高廣大農民的環保意識。第三，抓引導。各級黨委、政府要把農村環境保護提到議事日程，做到環境保護天天講、時時講，切實提高廣大基層干部的環境意識，樹立起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的思想觀念。此外，條件允許的話可以組織基層領導和農民參觀生態示范縣、生態示范鎮或全國環境優美鄉鎮，交流畜禽養殖廢棄物管理經驗，激發他們參與養殖廢棄物管理的熱情。

（五）完善地方法規和標準，依法治污

盡管國家相關部委相繼出臺了一些有關防治畜禽養殖污染的法規、辦法和標準，為畜禽環境污染的治理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法規標準體系不健全、不實用的問題依然存在，應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參照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等，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增強可操作性。一是在國家環?？偩种贫ǖ摹缎笄蒺B殖污染防治管理辦法》的基礎上，出臺符合本地實際的畜禽養殖污染防治辦法，配套制定一些相應的操作規范，使養殖污染治理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加強畜禽環境污染執法隊伍建設。推行執法責任制，開展多部門聯合執法，使畜禽污染控制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軌道。

第9篇：社區治理的含義范文

    一、緣起與內涵

    協作性公共管理理論的生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學者們從多層面對協作性的基本內涵進行了分析與歸納。

    1.協作性公共管理的緣起

    (1)思想傳承:行政協調論的現代生長

    行政協調論是傳統行政思想的一個優秀因子,在西方傳統行政理論中不乏豐富的行政協調理念。1887年,古德諾在《政治與行政》一書中對威爾遜的“政治與行政”二分法做了進一步闡述,“分權的原則使每種機構只限于行使一種被分開的政府功能。然而,實際的政治需求卻要求國家意志的表達和執行之間協調一致?！薄胺膳c執行之間缺乏協調就會導致政治的癱瘓。”[1]12-51為此,他提出通過行政適度集權化和政府體制改革等措施來實現政治與行政的協調。1947年,懷特也在《行政學概論》一書中對行政協調的動因、機構及原則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協調的困難性是行政單位數目的增加”,從而導致“在各個方面的活動中,行政部門之間的相互聯系十分困難,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為了實現政府各部門的協調,“應該設置政府委員會以利于行政協調工作的有效開展”。而“協調機關的組織原則是對任何事件均由主管會制定完整的政策,用以領導相關的各部”[2]76-82。佩里??？怂怪赋?“政府之間的協作和整合必要性決不是一個新的東西,盡管具體的形式、偏好的工具和特殊的問題已經時過境遷,但政府機構之間的協調、合作和整合,不管是被稱作是‘協同的’、‘整體的’,還是‘協調的’、‘整合的’,所有的這些都是政府組織永恒的追求目標?！盵3]9因此,協作性公共管理是“傳統的合作理論的一種復興,只不過其內容更加復雜,具有綜合性和理論性”[4]。

    (2)理論反思:碎片化治理的根治之道

    碎片化治理是新公共管理改革走向極端的產物。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國家普遍地推行了一場以新公共管理改革為內容的政府再造運動,新公共管理大量借鑒工商企業管理的原則、方法和技術,把傳統的官僚制政府改造成小型化和分權化組織結構模式?！靶碌慕M織形式以靈活性的日益增強和垂直整合組織結構的解體為特征,合同承包廣泛地被采用,大型組織規模大幅小型化,并被分裂為更具自主性的商業單位。”[5]12-13如新西蘭除創立國有企業單位外,將剩余的政府部門分割為更小的、更專業的機構,英國也在“下一步改革方案”中建立了大量小型化的執行機構。但隨著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推進,也產生了新公共管理的限度問題,即機構裂化問題[6]。碎片化治理就是機構裂化進一步發展的產物。新公共管理的碎片化治理主要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轉嫁問題,讓其他機構來承擔代價;互相沖突的項目;導致浪費并使服務使用者感到沮喪;互相沖突的目標;由于缺乏溝通,不同機構或專業缺乏恰當的干預或干預結果不理想;在對需要做出反應時各自為政;公眾無法得到服務,或對得到的服務感到困惑,他們常常不知道到哪里去獲得恰當的服務;由于沒有考慮問題產生的原因,而是強調可得的或固有的一套專業干預,從而導致服務提供或干預的遺漏或差距[7]48?？梢娝槠卫淼母丛谟谛鹿补芾砀母锊粌H沒有擯棄傳統官僚制功能性組織原則,而且強化了功能性組織設計,從而導致政府機構之間協調和整合問題急劇增加。因此,尋找一種增加協調和合作的治理模式就成為根治碎片化治理的根本出路,協作性公共管理正是對這種理論反思的結果。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論將公民當成客戶回應,隱含著把公民視為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被動接受者的危險,忽視了政府和公共機構與公民之間開展協作。協作性公共管理則拋棄公民所有權和控制權的概念,以協作為基礎,強調加強政府和公共機構與公民以及其他社會參與者之間的協作關系和伙伴關系[8]。

    (3)實踐需求:復雜性問題的應對邏輯

    公共服務與公共事務的復雜性是協作性公共管理產生的直接動因。在信息時代或知識經濟時代,世界趨向復雜化和多樣化,地方政府面對的公共服務需求日趨復雜化和多樣化,這在客觀上需要跨越功能劃分、組織界限甚至地理界限的協作性公共管理活動。奧爾圖提出組織間網絡管理等跨組織結構普遍存在且可能增加的五個原因。a.是處理艱難或復雜政策的需要。傳統社會中官僚制組織形式可以有效解決的那種容易界定、明確的目標和任務的問題已經讓位于需要多方共同解決的惡劣問題。b.政府直接干預的局限性促進了基于網絡解決方法的增長。c.政治驅動力誘導出需要超越政策目標,使聯網成為基本需求。d.實現聯系制度化的努力結果。由于二級項目效果的信息不斷增多,通過組織之間的特別工作小組和計劃團隊等制度安排也相應地增多。e.橫向規定和交叉法令等在內的命令層次提供的額外壓力。因為在許多熱點問題中,如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等,不同的項目之間具有不同的目的、資金來源、頒布標準及利益相關者,協作與互動溝通勢在必行[9]22-23?？梢?跨組織結構應對復雜性問題是協作性公共管理產生的現實動因。

    2.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內涵

    協作是協作性公共管理的一個核心理念,它對于理解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內涵具有重要的作用。學者們主要從組織間關系、組織結構和集體行動的邏輯三種視角對協作進行了界定[10]104:a.組織間關系視角的協作是指基于特定議題的利益相關者自發組織、參與到同一過程中,采取行動或共同決策。b.組織結構視角的協作主要從結構與功能的角度來定義協作,認為協作過程是松散的、多層網絡組織的相關組織領導利益相關者以解決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c.集體行動的邏輯的視角的協作意味著自治的參與者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談判、共同制定的規則和組織結構來處理相互間的關系,決定和解決共同關注的事務。

    基于協作的協作性公共管理是一個含義十分廣泛的概念,大量存在于各種跨組織協作、網絡管理和公私伙伴關系等實踐之中,學者們從多種視角、多個層次對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內涵進行了揭示和探究。沃爾特?鮑威爾從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的比較中揭示了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含義,認為協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種獨特的制度形式,它不同于市場自發性協作和等級制度有意識性管理的諸多過程[11]。羅伯特?阿格拉諾夫和邁克爾?麥圭爾在《協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戰略》一書中把“協作”作為在政府組織間進行管理的基本描述符號,“它描述了在多組織安排中的促進和運行過程,以解決單個組織不能解決或者不易解決的問題。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是縱向和橫向活動的復雜結合,其中僅有一些結合可以被認為是協作的,但是所有的結合都是多方參與的。”[9]3-39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則認為協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種網絡化治理模式,它象征著當前改變公共部門形態的四種有影響的發展趨勢正在合流:由公私聯合提供公共服務的第三方政府;聯合政府若干機構提供整體服務的協同政府;基于先進技術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與外部伙伴進行適時合作的數字化革命;要求多元化和個性化的消費者需求選擇。這四種發展趨勢的集合,使網絡化治理成為一種公共部門的新形態,“它將第三方政府高水平的公私合作特征與協同政府充沛的網絡管理能力結合起來,然后利用技術將網絡連接到一起,并在服務運行方案中給予公民更多的選擇權?！盵12]8-17

    總之,協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種不同于傳統官僚制單中心治理和新公共管理分權化治理的地方政府治理理論的新模式①。以公民為中心、多中心安排治理和整合性公共服務是協作性公共管理的三個基本特征。

    二、結構、機制與模式

    在實踐中,協作性公共管理可以發生在區域、地方政府和社區管理等多個層次,且橫向協作和縱向協作是相互重疊的,協作既可以存在于中央政府層級(如美國聯邦系統內)的縱向環境中,也可以存在于參與者是地方政府(代表社區內多種利益)的橫向環境里。協作性公共管理形成了獨特的結構類型、協作機制和實踐模式。

    1.結構類型

    協作性結構可以在政府運作的各種制度和體制環境,即在縱向政府各個層級和公私部門中組織互動的橫向環境中產生。在具體運行時,既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還可以在自外而內的網絡環境里操作[13]。一個公共管理者可能同時涉及跨政府邊界、組織邊界和部門邊界,且負有正式的契約責任,從而很難區分不同環境中的邊界,因此,劃分協作公共管理的結構類型就具有重要的意義。米爾娜?曼德爾和托迪?斯蒂爾曼根據西方國家治理實踐的經驗總結了實踐中協作公共管理的基本結構類型及功能特征(見表1)。上表從問題導向、對目標的承諾、聯系強度、努力寬度、目的的復雜性和努力范圍等功能性特征分析了如下五種協作性公共管理的網絡類型[14]。

    (1)間歇性協調

    這主要發生在兩個或多個組織相互調整、相互適應地完成同一目標的政策和程序中。間歇性協調結構的交互作用一般在較低的層次產生,組織間的承諾也只是保持在目標完成的深度,資源共享也相對較少和低風險。

    (2)臨時性工作組

    這是用于完成一個具體的和有限的目標,并隨著目標的完成而迅速解體的協作性公共管理結構類型。在這種結構中,資源共享僅僅存在于有限的范圍之內。這類型的結構主要包括為具體的問題(如水質量標準、社會關注事件等)而建立起來的討論潛在性解決辦法的各種組織間關系的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