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行政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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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行政論文范文

行政法為何應介入社會公共行政領域呢？這個問題可以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理解。

第一，這是社會公共行政對行政法的需求決定的。

政府公共行政與社會公共行政共同點在于兩者都履行公共職能，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但政府公共行政與社會公共行政的區別之一在于它們在公務涉及的范圍上有所差異。一般而言，政府公共行政是以所有公共事務作為管理對象，而社會公共行政只是涉及到一定領域、一定行業的公共管理。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即社會公共行政主體不考慮全社會的公共利益而只顧及本領域、本行業的公共利益。這時候就需要有關的行政管理部門、司法部門對社會公共行政主體進行監督管理，而這就需要行政法的法律支持。

社會組織進行公共行政需要具有公共權力。而社會組織的公共權力來源如果不依靠有關行政法律、法規授予，僅僅依靠社會組織自身的組織性權力（如行政組織成員對行政組織公共權力的認可），其權威性不能確立，其合法性也成問題。

在社會公共行政過程中，社會公共行政主體的公共管理行為有可能會侵犯相對人的重大權益。雖然社會公共行政的強制程度比政府公共行政弱，但仍然可能有涉及到相對人重大權益的處理行為。在此種情況下，對相對人的救濟是必須考慮到的。這仍然會涉及到行政法上的救濟問題。當然，這里不是主張法律救濟可以替代所有的救濟方式，但法律救濟是最徹底、最有效的救濟方式。當相對人的重大權益受到損害時，我們沒有理由堵上司法救濟這扇大門。

第二，把社會公共行政納入行政法的調整范圍是行政法自身發展的需要。

社會公共行政這一新領域給行政法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將會改變行政法的內涵和外延。現代行政法的內涵和外延與行政法誕生初期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英美法系最早給行政法下定義的是英國法學家奧斯丁，他認為行政法是規定行使之限度與方式：君主或者直接行使其，或其所屬之高級行政官吏之行使者授予或委托之部分。1英美法系行政法在以后的發展中，逐漸形成從控制行政權力與行政程序兩個方面概括行政法的定義，如著名行政法學家K·C·戴維斯教授就認為，行政法是關于行政機關的權力和程序的法律，包括法院對行政活動的司法審查在內，2也包括行政機關所制定的程序法規在內。然而，這只是狹義的行政法定義，英美法系很多著名行政法學家提出了代表新趨勢的廣義行政法概念。如P·L·斯特勞斯教授認為，在二十世紀初期當公共行政發展的時候，學術界發展了行政法概念，它包含幾乎全部和公共行政有關的事項。3

在大陸法系，行政法的概念幾經變遷，也朝著廣義的方向發展。如在法國，多數學者認為，行政法是有關調整公共行政組織與權限、協調市民與行政權的法。通過行政法學者們的學術探討，法國的行政法概念從權力行為轉變為公共服務，行政的功能從權力行為亦變為一種服務的社會作用。4

無論是在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行政法概念的發展，都適應了現實社會生活的需要。在今后的社會發展中，社會組織將行使越來越廣泛的公共權力，如果作為調整公共行政法律規范總和的行政法固步自封，無視社會公共行政的存在，將會大大削弱行政法的調整功能，也不利于社會組織依法有序地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發揮作用。

把社會公共行政納入行政法調整范圍是行政法獲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徑。任何法律要獲得良好的貫徹實施效果，其合法性是重要因素。不管是我國法律一級的規范性文件，還是各級政府制訂的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其他規范性文件，都存在一個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的問題。而社會公共行政就此問題提供了一個新途徑。一般而言，社會公共行政所涉及到的通常是公眾日常生活中所最常遇到的公共事務，公眾比較關心這類公共事務的管理，也較熱衷于參予到其中去。這就使社會公共行政容易反映民意，其管理活動更容易得到公眾的認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就可以將社會公共行政中公眾反映的問題反饋到行政法的制訂上去，使行政法盡可能地滿足公眾的需要、現實的需要。此外，我們還可以在適當的時候將社會公共行政主體制訂的一些暫時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以行政法的形式確定下來，賦予其法律效力。這些都是行政法獲得合法性的重要舉措。

另外，將社會公共行政納入行政法的調整范圍原因還在于，在當今社會，政府公共行政和社會公共行政的區分已經越來越不明顯，很難絕對地確定兩者之間的界線。“雖然傳統的行政法只調整政府公共行政，但在當今社會，政府公共行政和社會公共行政的分工已經不是單純的和絕對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歷史的發展、行政目標的要求、憲法和立法機關的決定，或者是出于工資和預算等行政技術和物質、人事方面的考慮，更有利于行政任務的完成。”5

我國已有學者認為，現代行政法應當將社會組織的公共行政納入調整范圍的必要性在于：1.社會組織行使公共權力的范圍越來越廣泛，也越來越頻繁。2.這種社會的公共行政與政府機關的行政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而僅僅是管理主體的不同而已。3.既然社會組織的公共管理行為必然會影響到公民權益，就必須要一定的法律予以規范和調整才能確保社會組織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也才能保障公民權益不受社會組織管理行為的侵犯。6

可見，社會公共行政應納入現代行政法的調整范圍，是新時代對行政法的要求，是社會的客觀需要。

二

在探討社會公共行政范圍時，本文非著重于政府公共行政與社會公共行政的界定，而是將社會公共行政置于公共行政這一前提下討論何為公共行政，即注重它與私法上行為的區分。一般認為，履行公共職能的行為即為公共行政，但公共職能又怎樣界定呢？這個問題自然而然又涉及到公法與私法的界分問題。因為我們區分公共行政就是為了讓其適用與私法不同的公法規范。

凱恩教授認為：“一種職能是否公共職能的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它不可能總是以同樣的方式得到回答。他主張區分公法和私法要以這樣一個問題為出發點，即我們為什么要在公法和私法之間劃出界線。劃定界線的理由影響劃定界線的方式，而界分公法和私法的理由多種多樣，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標準。

“簡而言之，我們可以說，界分公法和私法的理由多種多樣，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標準，用以解答什么是公法規則與原則適用的適當空間這一規范性問題。所有這些標準非常復雜；在訴訟場合將它們適用于特定案件，要求法院進行艱難的、有時是頗有爭議的價值判斷。”7凱恩教授給出了說明理由的一個路徑，即結合具體情境闡明為什么要界分公法與私法，而后從界分的理由出發來確定界線之所在。在理論和實踐的可能前景范圍內，我們也許還會得到別的路徑，但基于充分理由之上的個別化處理是不變的適當方式。8

從美國的相關案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公共職能界定的變化。私人公園的經營以前并不被認為具有公共職能，但在EvansV.Newton一案中，一家私營公園只供白人使用，被黑人訴諸法院，聯邦最高法院認定，公園雖由私人經營，但其提供的服務具有公共職能，應當適用憲法關于平等權的規定。法院進一步指出，公園如同消防隊、警察局等傳統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應屬于公共領域。9可見，公共職能是不斷地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的。

所以公共行政的界定與公共職能的界定以及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一樣，其范圍不是絕對確定的，而是與私法行為處于一種互動狀態中。我們只能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不同的情境下適用不同的標準對其進行界定。

中國目前的社會公共行政主要包括基層自治行政、公共事業行政、志愿組織行政、社會中介行政四大類。10那么，是否所有的這些社會公共行政都需要行政法的調整呢？并不是所有公共職能都可以被納入公法調整。只有當這一項職能對于相對人在憲法和法律上的個體權利具有重要的影響，并且需要國家的公權力進行一定調整以保證該職能的實施的時候才可以被納入公法調整范圍。11像一些社會組織自愿提供的公共服務，缺乏行政權力的行使要素和特征，沒有必要將其納入行政法調整范圍。在確定行政法應調整哪些社會公共行政時，下面因素是應該被考慮到的：

第一，公眾的重大權益是否有可能被侵犯。當社會公共行政涉及到公眾的重大權益時，我們需要法律的介入以規范其行使并提供有關的救濟方式。社會公共行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主管理，會形成自我約束機制或規范，但自我管理涉及到公民個人的重大權益時，法律保留的原則是應堅持的。公法領域與私法領域不同，在私法領域中契約自由原則占主導地位。而在公法領域，契約自由原則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一個公共社區不得基于全體公眾同意而不經法律許可私自設立一個可以基于一定事實實施人身強制的機構。

第二，社會公共行政履行的公共職能重要程度，即看該項公共職能在社會系統中的地位如何。如果該項公共職能關系到可能嚴重影響公眾的領域，行政法應對其進行調整。公眾需求強烈的公共職能，如不以行政法進行調整，單純以社會組織自身愿望進行，就有可能出現公共職能履行缺位或不良履行等情況。如一個城市的公共汽車營運，在交由社會組織管理后，如果行政法完全退出該領域，倘若社會組織私自決定停止公共汽車營運，勢必給這個城市的市民交通帶來重大影響。因而行政法不應完全退出該領域，應由有關行政機關監督社會組織的公共職能履行。

第三，社會公共行政管理手段的強制性程度。如果社會公共行政對相對人的強制性較強，理應將其納入行政法的調整范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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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章永樂、楊旭：《村民自治與個體權利救濟》[A]，載羅豪才主編：《行政法論叢》第5卷[C]，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141142、頁。

第2篇：社會行政論文范文

關鍵詞:財政能力;社會保障;遼寧省

理論界通常是以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一國或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但保證社會保障制度運行的經濟基礎是財政制度,而社會保障基金的主要部分,也是直接或間接來源于政府財政支出。社會保障制度是政府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的體現,是政府職能的重要部分,是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手段。

一、遼寧省財政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發展,遼寧省的財政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趨勢,從1981年的146.8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2165.3億元,26年內增長了14.8倍(見表1)。從國內看,2007年遼寧省的財政狀況在全國排第七位。而且通過與國內部分省、自治區相比較(見表2)可以看出,遼寧省的GDP盡管不是最高,但人均財政收入比經濟發達地區廣東省還略低483.2元,但在這五省、自治區中,遼寧省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最高的,為23.1%,比廣東省還要高5.2個百分點,比GDP差不多的河北省高8.1個百分點,與同為東北地區也是重工業基地的黑龍江相比,高出了7.2個百分點。從以上比較我們不難看出,遼寧省的財政狀況還是相當不錯的。

二、遼寧省社會保障需求狀況

社會保障的需求可以從貧困人口和失業人口保障需求、養老和醫療保障需求、殘疾人保障需求等幾個方面大致計算出來。

1.遼寧省貧困人口狀況。據民政局統計,到2007年全省城鎮低保人口約154.6萬,遼寧省當年城市低保平均標準191元/月,農村低保人口約為46.1萬,農村為1000元/年,①全省所需保障資金約40億元,而這些資金主要由政府財政負擔。

2.遼寧省失業人口狀況。由于遼寧省是重工業基地,國有企業多,伴隨著國企改革和改革開放的深入,到2002年累計已有200多萬名國有企業職工下崗。2007年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44.5萬人,失業率為4.4%,與全國范圍內的失業率差不多(當年全國的失業率為4.0%)。2007年失業保險的參保人數為約622.1萬人,領取人數約為19.6萬人。繳納失業保險金10年以上(含10年)的失業人員,失業保險金標準是462元/月,①按這一標準,2007年的失業保險金支出就需約10.9億元。雖然其中有企業繳納的保險金,考慮到過去沒有失業保險積累,相當部分的保險資金要由財政負擔。

3.遼寧省養老、醫療保險狀況。2007年末,城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1299.7萬人,其中在職職工891.6萬人,離退休人員825.8萬人,基金收入約352.0億元,需支出約425.9億元,存在約73.9億元的資金缺口。基本醫療參保人數為1087.8萬人,基金收入約112.7億元,基金支出需約84.2億元,結余約28.5億元。另外,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的參保人數為1511萬人,補貼標準為50元/年,每年約需7555萬元。這三項每年共需資金約510.9億元。

4.遼寧省殘疾人狀況。殘疾人是社會保障的重要對象之一。遼寧省殘疾人人口數在公開文獻資料上未查到,但從國際上來看,一般殘疾人口占總人口的5%～8%。2007年遼寧省的總人口為4298,我們取5%的標準,殘疾人口約為214.9萬,按全省城市低保平均標準191元/月來計算,僅2007年就需保障資金約41.0億元。

僅以上各項支出就約需保障資金631.3億元,再加上沒有列出的殘疾人補貼等其他需保障項目2007年的社會保障需求超出當年社會保障支出(當年社保支出為469.6億元)161.7億元。

三、遼寧省社會保障支出狀況

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反映出在既定的社會保障需求狀況下,財政資金實際上滿足需求的多大份額,從而可以比較出財政能力的狀況。

1.遼寧省財政對社會保障支出狀況。遼寧省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支出呈逐年上升趨勢,從表3可以看出2003—2007年的狀況:

(1)財政支出方面:在這五年間,遼寧省財政支出是逐年上升的。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在2007年增長迅速,是2006年的2.3倍,比2003年增長了3.5倍,年均增長率為29%。(2)社會保障支出方面:遼寧省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入也是逐年上升的。雖然遼寧省社會保障支出總額隨著財政支出的增加而呈增長趨勢,年均增長率為20%,但其增長速度低于財政支出的速度,而且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是呈下降趨勢。(3)人均社會保障支出方面:人均社會保障支出逐年增長,扣除物價上漲因素,遼寧省的人均社會保障支出從2003年的441.2元增長到2007年1109.7元,增長了2.5倍。

2.遼寧省社會保障分項支出狀況。從表4可以看出,在2003—2007年間,遼寧省社會保障的分項支出,隨著社會保障支出的逐年上升而上升。在2003—2006年,社會保障支出構成包括衛生經費、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與社會保障補助支出,2007年社會保障支出構成包括衛生經費與社會保障和就業,其中衛生經費比上年增長52%,社會保障和就業比上年的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與社會保障補助支出之和增長了59%。可見,社會保障支出各項在2007年增長迅速。

四、遼寧省財政能力與社會保障的適應性狀況

一般來說,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速度是“此增彼減”的關系,即當經濟快速增長時,居民收入水平增長較快,享受社會保障的人數相應減少,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下降。但伴隨著遼寧省的經濟發展,遼寧省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也是居高不下的。從表5,我們可以看出,遼寧省2007年一般預算支出中社會保障和就業項是最多的,占23%,比上年增長了24.8%;而同為社會保障支出的醫療衛生項占3.8%,卻比上年增長了43.9%,是增長速度最快的項目,這也體現出了政府對醫療衛生事業的重視。

從全國來看,據中國統計局統計,2007年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支出額為7437.12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14.9%,人均社會保障支出為572.1元。而遼寧省同年的社會保障支出額為469.6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13.3%,比全國的低1.5%,但人均社會保障支出為1109.7元,是全國的1.94倍。

為了更好地分析遼寧省財政能力與社會保障的適應性狀況,選取GDP最高的廣東省、與遼寧省GDP差不多的河北省、同是東北三省且也是重工業基地的黑龍江省及地處西部的與之進行比較。(見表6)在五省區中,盡管遼寧省在財政收支上沒有排在第一位,但社會保障支出總額比財政狀況最好的廣東省還多出了453320萬元,排在第一位,而且占財政支出比重也是最高的,為13.3%,比河南省高了3.1%,比同是東北三省的黑龍江省高了1.7%。人均社會保障支出方面,最高的是,可能是因為當地的人數少,才使得人均值高,比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最高的遼寧省還高了104.0元。從中可以看出,遼寧省、黑龍江省由于是東北老工業基地,所以財政社會保障負擔比較大,而像廣東省這樣的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財政社會保障負擔比較輕。

五、結論

通過對遼寧省財政能力和財政對社會保障支出,以及與其他地區的分析比較,我們發現盡管遼寧省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財政社會保障支出比重以及人均社會保障水平,在全國范圍內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相對于全省的社會保障需求來講,還是相差不少,這也就是說,遼寧省現階段的財政能力與當前的社會保障水平是不相適應的。可以通過調整公共財政投入結構,適當加大社會保障支出比重,以適應社會保障需求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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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社會行政論文范文

摘要：公司社會責任理論來源于經濟學的企業社會責任觀，在被引入法學領域之后，才形成了公司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公司的社會責任自其產生伊始，國內外有關于它的討論就從未間斷，我國2006年起施行的新《公司法》第5條規定中，第一次引入了承擔“社會責任”這一個概念，從而引起了關于公司社會責任討論的又一輪熱潮，本文僅以公司社會責任與營利性的關系為視角，淺析一下關于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正當性問題。

關鍵詞：公司;社會責任

一、 公司社會責任的內涵界定

(一)“責任”的語義解讀

辨析公司的社會責任，對公司的社會責任作出明確界定，首先應對“責任”一詞的概念加以澄清。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責任”的釋義為：一、分內應做的事。二、沒有做好分內應做的事，因而承擔的過失。而在法學意義上，國內的通說認為應將“責任”一詞劃為兩層語義：一曰關系責任，一曰方式責任。前者為一方主體基于與他方主體的某種關系而負有的責任，這種責任實際就是義務;后者為負有關系責任(即義務)的主體不履行其關系責任所應承擔的否定性后果。

對于公司社會責任中的“責任”適用何種語義解釋更為恰當呢?此問題，涉及了法律義務與法律責任之間的區分。所謂法律義務，是指當法律規則規定的條件得到實現的情況下，一個人出于被要求作(或不作)為的狀態。而法律責任則是由特定法律事實引起的對損害予以賠償、強制履行或接受懲罰的特殊義務，亦即由于違反第一性義務而引起的第二性義務。法律責任以違反法律義務為前提，違背了這個義務才導致了法律責任的出現。回看我國《公司法》第5條的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其中的“必須”，表明公司處于被要求承擔社會責任的狀態，只有在違反這一要求(義務)時才會引起對不履行義務后果的承擔的第二性義務，即法律責任。由此得出結論，所謂公司社會責任中的“責任”，實質為為公司承擔的一種義務，一種基于與利益相關者相互作用的關系而對社會所承擔的一種法律義務。

(二)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界定

對于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迄今沒有統一的界說。一些美國學者認為，公司社會責任是指公司董事作為公司各類利害關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積極實施利他主義的行為，以履行公司在社會中應有角色。而斯蒂芬.P.羅賓斯的觀點則是“公司社會責任是指超越法律和經濟要求的,公司為謀求對社會有利的長遠目標所承擔的責任”。兩種定義前者側重強調了董事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后者則突出了公司的社會性，但都同時忽略了公司存續的根基，即公司以謀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兩種定義是否可取仍有待商榷。

國內學者對公司社會責任也有許多不同的界定。劉俊海先生在定義公司社會責任時指出，公司社會責任，是指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的為股東們營利作為自己存在的唯一目的，而應當最大限度的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朱慈蘊則認為，公司社會責任從廣義角度講，是指公司對股東這一利益群體以外的與公司發生各種聯系的其他利益相關群體的利益和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負有一定責任，即維護公司債權人、雇員、供應商、用戶、消費者、當地居民的利益以及政府代表的稅收利益，環保利益等。還有一些學者認為這一概念應界定為，公司在依法實現營利目的增進股東利益的同時應該兼顧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凡此種種。

可以看出，不同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公司社會責任予以關注，從而產生了對其概念的不同的表達。各家的觀點均有其界定基點的合理之處，但也許正是因為角度不同，以致迄今對這一概念未形成統一的界說。

筆者認為，公司作為一種以營利為目標的法人，追逐利潤是其根本。但公司同時又具有社會性，強調公司的資本有倫理，商業有道德。在界定公司社會責任這一概念時，二者不可偏廢其一，故在參考國內外學者在界定公司社會責任是的語境，對這一概念作出簡短定義，所謂公司社會責任，是指公司在最大限度的為股東謀取經濟利益的同時，所承擔的維護和增進股東利益以外的與公司發生利害關系的其他利益相關者之利益的責任和義務。

二、 公司社會責任正當性的理念透析——以公司本質為視角

(一)公司的本質

第4篇：社會行政論文范文

關鍵詞：技術理性，公共政策，國家產業技術政策，技術創新

對知識分子來說，合理的事物是這種制度的最佳功能，是這一制度延緩了災害的發生，而不過問該制度在其總體中實際上是否是非理性中的最佳狀態。……知識社會學為無家可歸的知識分子安排了說教的場所，在那里，知識分子能夠學到忘卻自己的本領。[①]——特奧多爾·W·阿多諾

一、問題提出

從工業革命以來，科學主義帶著人們美好的幻想一直主宰著這個世界。“泰坦尼克號”的沉沒其實并沒有讓多少人清醒過來，科學家的樂觀主義也并未因為人文學家們的悲天憫人而有所消減；相反，技術進步與日益增長的財富迷惑了人們的雙眼，并衍生為各個學科中的理性主義傾向。在此影響之下，正統經濟學家們將“經濟增長”變成了“不可動搖，不可否定的信念”[②]；而近代以來的概念法學實質上就是這種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在法學領域里的產物[③].在這些表象背后尤為深刻的是，“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像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正在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統治著我們，我們甚至還茫然不覺。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④]（Frankfurt School）為我們描繪出的工業社會的一幅可怕景象。而今天，這種景象在現實生活中直接表現為各種社會問題：“生態的破壞、戰爭的威脅、社會秩序的急劇轉變、人們思想和意識上的不安，在在都顯示知識增長并非一個可以無限膨脹的氣球。”[⑤]于是，我們的耳邊又再次地響起了美國學者梅多斯（Donella H. Meadows）等人早就警告過我們的話：“增長的極限”！[⑥]但這一次，似乎不單單是資源的有限性問題。由于大量社會問題的出現，以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為借口的各種形式的國家干預政策出臺；而在各種政策和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唯一有可能被忽視的只是個人自由。由是，曾經被人們世代珍視的個人自由，如今只能在技術理性與社會發展的雙重壓力下艱難地殘存在人們的生活中，甚至大有被淹沒的危險。[⑦]因此，本文研究的出發點，就是試圖在人們追求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的道路中，尋找一條實現個人自由與發展的途經。

制定新的國家產業技術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審視這個問題。[⑧]因為產業技術政策以往一直都是建立在促進技術改造和經濟增長的信念之下，是一國政府謀求社會發展的一種措施或者策略；同時，產業技術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認識和對待科學技術的問題。國家產業技術政策是國家產業政策的一個分支。一般來說，國家產業政策包括產業結構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產業技術政策、產業區域政策和產業國際競爭力政策。[⑨]

狹義地理解產業政策，認為它主要指國家針對產業結構狀況而制定的政策。例如，有人認為，產業政策是針對一定時期內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和目標的設想，同時規定各個產業部門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實現這些設想的政策措施。[⑩]但國內學術界和政府部門主要在寬泛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術語。本文中，我們也采取一種較為寬泛的理解，將國家產業政策表述為：國家為了實現某種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以特定的產業指向為基礎，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價格、外貿及外匯等調控手段的政策體系（或政策群）。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是經濟學關注的一個重要內容。[11]在中國官方文獻中，該詞最早出現在1986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七個五年計劃》之中，但實際上自7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政府便開始廣泛推行與實施產業政策。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江小涓研究員認為，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導致中國政府重視并制定了較多的產業政策：第一，中國經濟增長始終受到結構失衡問題的制約，因而調整結構長期是政府經濟工作的重要內容；第二，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計劃體制和市場機制都不足以保證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和調整失衡了的產業結構；第三，戰后后起工業化國家與地區如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等成功經驗，使得中國經濟學界和政府部門對產業政策在結構調整中的作用抱有較高的希望值；第四，產業政策是一種彈性很大的政府干預方式，它為主張政府指令性計劃直接干預和主張市場機制中政府對經濟的間接調控的兩種意見，都提供了可以接受的方式。在這四個方面的因素中，存在著兩種理論觀念，即“市場機制存在缺陷”和“后起國家需要趕超型發展”（也即常常提到的“跨越式發展”）。正是這兩種理論觀，為中國在轉型時期推行許許多多產業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12]

第5篇：社會行政論文范文

尊敬的各位領導，同志們：大家好！

一、憑借認知，我要競爭這個職位

我走上這個平臺，參與競爭的理由有三：

一是為財政工作在國計民生中的特殊作用而競爭。財政是國家的命脈，是民族振興的基石，是治國安邦的后盾。從中非合作論壇的盛況中，從西方七國財長峰會把中國作為貴賓的隆重邀請中，從中國擁有一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喜人數字中，不難看出，財政的強大，就是國家的強大。財力改變了中國在世界的地位，財力決定了中國嶄新的形象。財運興則國運興，國運興則民族強。天下國家本同一理。大至一國，小至一縣，財興才能強縣，財多才能富民。財政作為全縣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承擔著彌補市場缺陷、配置社會公共資源的責任；承擔著宏觀調控、平衡社會供求關系的責任；承擔著對經濟活動進行監督、服務的責任。財政關系全縣發展穩定大局，財政關系28萬父老鄉親的幸福安康。財政工作責任重于山，使命大于天！財政事業的崇高與神圣，使我志愿為它的振興義無返顧，勇往直前。

二是為廣大人民群眾對公共財政的熱切渴望而競爭。聚眾人之財，辦眾人之事，讓公共財政的陽光照耀到每一位百姓身上，是財政首當其沖的職能。近幾年來，我縣經濟快速健康發展，財政收入顯著增長，財政給人民群眾帶來的實惠越來越多。但由于財力有限，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還相對不足。從老百姓對改變農村面貌的向往中，從干部職工對提高工資補貼的期盼中，從各單位要求增加辦公經費的呼聲中，我們聽到了什么？聽到了他們對公共財政的熱切渴望！為了那渴望的眼神充滿希望，為了公共財政體系的完善，為了和諧社會的構建，財政工作的責任與使命，使我情愿為它的壯大殫精竭慮，忘我奉獻。

三是為我多年來對財政事業的執著追求而競爭。向往財政，是我學生時代的夢想。幸運之神成就了我的夢想，使我如愿以償地跨入了財會學校、邁進了財政大門。25個春去冬來，九千多個日日夜夜，在平凡而緊張的財政工作崗位上，盡管有時不免平淡、繁瑣、勞頓、失落，但更多的是充實、興奮、快樂、滿足。我為財政收入的不斷攀升而驕傲，為爭取回的每一筆資金而自豪，為縣域經濟的發展而歡呼，為古#大地日新月異的變化而雀躍！那寬闊的馬路、豐收的田野、優美的校園、拔地而起的廠房，處處浸透著財政人的心血與汗水，也寄托著我的心結與情懷。25年來，我在財政找到了人生的坐標，找到了實現人生價值的戰場。我與幾任領導團結協作、同心同德，在配角位置上演繹了成功！我也與幾茬財政人朝夕相處，同舟共濟，在分管工作的主角位置上演繹了成功！那么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在財政工作的更高位置上演繹成功！以往歲月，我把美好青春獻給了#縣財政，未來征程，我愿用生命譜寫#縣財政新的華章。對財政工作的情感和眷戀，使我甘愿為它的發展鞠躬盡瘁、無怨無悔。

這就是我要競爭這個職位的理由。

二、仰仗閱歷，我能挑起這付重擔

財政局長崗位，不僅僅是一種權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我參與競爭的自信，來源于對全局工作的駕馭力、銳意進取的創新力和以德服人的凝聚力。

第6篇：社會行政論文范文

關鍵詞：教育行政學：思辨研究：行動研究

中圖分類號：G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038(2011)10－0021－05

我國教育行政學研究始于上世紀20年代，后受蘇聯影響研究終止，直到80年代初才醞釀教育行政學的恢復與重建。經過30年的建設與發展，教育行政學研究已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在其建設與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反思歷史并探尋未來發展趨向，有利于學科的發展與深化。

一、教育行政學研究的歷史軌跡

清末民初。我國師范學校就設有教育行政這一學科。政府教育部在其頒布的高等師范學校課程標準中也有教育行政學科目。在解放區根據地的各級師范學校教育中均開設小學校行政科目：高等師范學校開設教育行政科目。全國解放后，我們照搬蘇聯的做法，蘇聯的師范學校不設置教育行政或學校管理課程，僅在教育學這門學科的最后一部分概要性地簡單介紹。隨之，我們也取消了這門學科，認為教育行政人員不必學習理論，憑經驗辦事也就行了。已有近半世紀的教育行政學科歷史至此中斷。斷裂30余年之后，教育行政學研究從恢復重建到發展基本成熟又走過30年，這一發展歷程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教育行政學研究恢復與重建階段

之后，教育行政學開始恢復、重建。但是教育行政學研究起步較晚進展緩慢，研究成果寥寥無幾。何宗傳于1981年10月發表《外國教育行政學簡介》一文，對國外教育行政學有關概念、理論等進行介紹，為我國教育行政學學科構建提供借鑒。北京教育行政學院的劉問岫于1984年4月發表《教育行政學科的由來》，介紹教育行政學科的發展歷史等相關知識；又于1987年發表《我國教育行政學科的教材建設問題》，探討教育行政學教材編寫的原則與方法以及應注意的事項等。教材與專著方面的成果更少，八十年代初，高等師范院校教育系和教育學院干訓部以及教育行政學院，專門開設這門課的學校為數不多。當時面世的教材僅有四部(含內部印刷)：北京教育行政學院學校管理教研室編的《我國現代地方教育行政》(1983年內部印刷)、黑龍江省教育科學研究所編的《地方教育行政》(1983年內部印刷)、鄧品珊、康爾圭主編的《現代普通教育管理學》(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直到1989年由孫綿濤編著的《教育行政學概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該書作為高校教材，填補了我國教育行政學研究領域及教材建設的空白。該書緊扣我國教育行政的實際情況，提出了行政的原則和方法。在此基礎上還大量引用了日本、美國等國家或地區教育行政方面的原始材料，豐富了該書內容，同時也增強了可讀性。這本書的出版標志著我國教育行政學研究已走向正軌。

(二)教育行政學研究發展與繁榮階段

九十年代，我國教育行政學研究逐漸繁榮起來，研究成果漸漸增多。李進才于1992年發表《略論教育行政與教育行政學范疇的界定》，認為教育行政不僅指國家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對教育事業的管理，也包括學校行政的管理，對教育行政學研究范疇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杜偉于1992年發表《關于教育行政學知識體系的思考》，提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行政學知識體系。張新平于1994年發表《關于教育行政研究對象的探討》，對以往教育行政學的研究對象進行了分類和分析。認為教育行政學的核心內容是教育行政職能，教育行政學是一門研究教育行政職能以及為實現教育行政職能而進行的一系列教育行政活動的規律的科學。蕭宗六和賀樂凡于1995年發表《構建中國教育行政學的思路》，對他們合作出版的《中國教育行政學》進行了解釋和說明，一是解釋為什么在教育行政學前面冠上“中國”二字，二是詳細闡明這本書的五大特點：體系完整科學、全面闡述了我國的教育方針政策和教育法規、體現了教育行政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附有反應教育實際的案例、文風語言體現中國特色。

(三)教育行政學研究走向成熟階段

進入二十一世紀，教育行政學研究出現多樣化、具體化，多數學者已將研究興趣轉到教育行政管理的具體領域，如對教育行政法規、溝通、監督和評估等問題的探討，關于教育行政學學科本身問題涉及的很少，如華中師大紀皓月的《構建我國科學的教育行政學體系之初探》，華南師大葛新斌的《高師教育行政學教材建設與教學策略探析》。教育行政學著作方面，出版的書籍雖不多，但是這一時期的教育行政學比以往有所創新，在教育行政學學科體系中加入了教育行政理論部分，使教育行政學體系日趨規范和完整。標志性著作為吳志宏于2000年7月出版的《教育行政學》，該著作將管理思想的演變與教育行政管理單做一章對教育行政理論進行梳理。不僅如此。在其他章節也增加了相關的行政學理論研究成果。該書的理論化是有別于其他著作的亮點。若按日本教育行政學者久下榮志郎對完整的教育行政學學科體系的三大依據：理論化、體系化、現代化來估評的話，該書已基本達到這一要求。

我國教育行政學自恢復重建以來，通過教育行政學者們的不懈努力，教育行政學從無到有，從借鑒到自我創新，從單一到多元，完成了教育行政學學科由創建到多樣化發展的過度和轉變。在創建和發展的30年中，據統計，發表教育行政論文1156篇，出版教育行政學專著100余部，已取得可喜成就。

二、教育行政學研究三十年的主要問題

教育行政學研究在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也呈現出一些問題。筆者認為這些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政策詮釋輕理論創新

教育行政學研究過多關注教育方針政策的詮釋與解讀，很少涉及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教育目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規是各級教育行政機關處理教育事務的重要依據和準繩，對其進行全面解讀和貫徹有助于提高教育行政部門辦事的合理合法性和行政效率，這是不言而喻的。在報刊上對方針政策進行及時解讀，做些普及性的說明工作是可以理解的，無可厚非，但是要把它作為《教育行政學》的重點研究內容，而且多章節對其進行介紹，這樣做顯然有些不妥。因為一個國家的方針政策具有極強的時效性。國家的方針政策是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針對其面臨的具體實際情況與問題，根據所處時期的社會需求和時代任務制定出來的，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和針對性。而《教育行政學》

作為一門學科則要求其內容具有相對穩定性和普適性，不能剛印刷裝訂成冊，印墨香氣還未散盡，書就過時陳舊了，這樣做既造成大量社會資源浪費，又無法解決教育行政學學科自身的問題研究，同時也給以此為教材的高校師生帶來極大的煩惱與不便。

(二)重條塊功能說明輕組織理論研究

教育行政學研究過多關注教育行政機構設置、崗位職責以及人員編制等問題，過多介紹教育行政機構之間縱向和橫向的關系，即常說的“條條”、“塊塊”的職能劃分與功能介紹。教育行政機構的設置是受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制約的，教育行政機構的職能隨著不同時代、不同時期的任務變化而變化。教育機構的職權范圍是根據國家有關教育規劃和具體要求而制定的。這些都屬于教育行政操作層面的具體實務，但是在我們的《教育行政學》專著中往往采用寫實的方法，精描細寫，全面而翔實地對其進行羅列說明，并設多篇章分別介紹，如：“教育行政體制”、“教育行政機構”、“教育財政”、“教學內容行政”、“教育行政機關人事制度”、“學校教育制度”等。我們的《教育行政學》顯然成了教育行政機構設置和功能說明書，或者是教育行政工作知識大全，一冊在手，萬事無憂。倘若你要細翻我們近百部教育行政學著作，你會驚詫于紛繁成果之“雷同”。“雷同”也者，“英雄所見略同”也。這些現象似乎已經證明我們教育行政學研究存在的問題，我們過多關注特殊組織的知識性描述而忽略了用一般組織理論對教育行政組織進行應用性研究。

(三)重思辨研究輕實證研究

教育行政學在學科初創階段，前輩們通過資料收集整理，翻譯借鑒，研史考據，為學科體系的建構做出了開拓性和奠基性工作。這一階段的研究多屬于思辨性研究，這是研究本身所處階段使然，無可厚非，毋庸置疑的。但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式并沒有隨之變化，思辨性研究依然重于實證性研究與實地研究。究其原因這與思辨研究自身所具有的特點分不開的。思辨研究多采用描述概括的方式進行的。一是從資料來源看，大部分資料都是通過對他人研究成果、政策法規、管理準則、新聞宣傳等進行收集整理間接獲得的；二是從研究者活動空間看，絕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坐在書房或在圖書館里，通過書海尋覓或在網絡中暢游展開的；三是從研究成果性質看，思辨研究大多是感想式的、思考性的、追問式的、主張型的或指示性的，其觀點和論證有失嚴謹、科學，甚至有些武斷之嫌；四是從研究成果實效性看，思辨研究成果不具有操作性，對實際工作很難產生直接的指導作用。鑒于以上特點，思辨研究是一種低成本易操作的研究方式，在沒有嚴格標準驗證研究成果的當下，這種研究方式依然廣泛采用。縱觀三十年的教育行政學研究，大多屬于這種單一思辨性研究，相對而言，缺乏科學嚴密、邏輯實證的程序性研究和實地研究。

三、教育行政學研究未來展望

教育行政學研究從學科恢復重建到走向成熟已經取得較大成就，在此基礎上，我們根據教育行政學學科的內在特點結合當今時代的要求展望教育行政學研究未來發展走向。

(一)在研究目的上。教育行政學研究將注重理論和實踐探索

我們的教育行政學研究雖說已走過30年，由于起步較晚，研究的理論水平還不高，與發達國家的教育行政學研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甚至落后于臺灣香港地區，理論研究滯后于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實際需求，在眾多學科之林中還沒有取得其應有的地位。擺在教育行政學研究者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提升教育行政學研究的理論品位，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行政學理論體系。

首先，要依托行政學理論提高教育行政學理論品位。教育行政學是行政學的一門應用分支學科，上世紀初，隨著教育日受各國重視，教育行政學才從行政學中分化出來。行政學與教育行政學雖說有從屬關系，但必定存有差別。那么行政學的理論是否適用于教育行政學呢?對于這個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答案尚存爭議，但是筆者認為從組織學角度來看，教育組織與其他組織彼此大同小異，不存在質的差別，所以行政學理論可以運用到教育行政實踐中去，并可以根據教育行政活動本身特點將其發展為教育行政學理論。

其次，要善于及時吸收當今企業界先進管理理念與經驗完善教育行政理論體系。各大中小企業是管理理論應用的試驗場，更是新的管理理論生成與創新的沃土，許多優秀的經典管理理論都來自于企業管理實踐。譬如開啟行為科學理論時期序幕的霍桑試驗，該實驗得出的結論了科學管理所認定的事實：只有金錢的鼓勵、物質條件的改善才是提高效率的不二法門。提出社會與心理因素才是影響組織工作績效的最重要因素。77年后的今天，發生在全球生產規模最大、生產技術最先進、物質生活待遇尚好的富士康企業的連續12起跳樓自殺事件，不僅再次驗證了這一結論，還引發行政學者對組織成員心理及其社會關系的關注與研究，并對其在新的社會環境條件下再反思，同時對教育行政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完善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再次，要深入教育行政各級各類部門和單位進行調查研究和實踐探索，針對教育行政組織運行中的實際問題提出符合教育行政自身特點的管理理念和操作規程。教育行政是有別于其他行政的特殊行政，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的服務對象是處在發展中的人和為他們健康成長提供服務的教師和教輔人員。俗話說教育事關百年育人大計、事關學生的身心健康成長、事關國家民族之未來。教育投入與產出周期長、投入大見效慢，不是一種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事業，教育事業本身的這些特點就決定了教育行政與其他行政之間存有差別。教育行政學研究需要根據教育自身特點進行實踐探索與理論探索，為理性化、人性化行政提供學術支持，教育行政學研究在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上需要做的更多的將是理論創新和教育行政方式創新。

(二)在研究方法上，教育行政學研究將更關注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的討論與運用

教育行政學在恢復與重建時期，大多數學者對教育行政學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論探討時。只是在論著中對文獻法、調查法、訪談法和問卷法、比較研究法和實驗法等具體的研究方法進行一般性的說明和介紹，對其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論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而教育管理學的研究者們發現，將具體的研究方法分門別類地整理后即可抽象出其背后更高層次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論。

從研究范式來看，研究范式是對研究方法的進一步抽象，它對具體的研究方法的選擇與運用有著直接的影響。有學者提出，我國的教育管理學有兩種研究范式：思辨研究與實證研究。實證范式是西方教育管理學研究的主導范式，而思辨范式是我國教育管理學研究的主導范式。還有學者認為，教育管理學的研究范式有三種基本類型：思辨研究、實證研究和實地研究。其他學者對西方的范式方法論進行研究后認為，教育管理學的研究范式包括現象學范式、解釋學范式、批判主義范式、建構主義范

式和符號互動范式。

從方法論體系來看，有學者認為，教育管理研究的方法論體系應分為方法論、研究方式和方法技術三個層次；也有學者在對西方元范式方法論、一般范式方法論和方法范式方法論評析的基礎上重構了新范式方法論，把這種新范式方法論分為研究方法的哲學基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三個層次，分析了這種方法論三個層次之間的關系，并對這種方法論的運用進行了研究。

綜上，教育管理學研究者們對研究范式和方法論已經關注并取得初步成就，隨著這方面研究不斷深入，教育行政學研究也會將其關注點轉向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研究，并以此指導教育行政學研究領域的研究范式與方法的選擇與運用。

(三)在研究內容上，教育行政學研究將更關注教育行政活動過程本身

在研究內容上，教育行政學研究在前期階段過多關注以中央和地方行政為主軸的宏觀政策、法律法規、教育規劃、教育財政、教育體制、教育督導、教育評價、教育人事以及教育設施等內容，很少關注教育行政過程本身的規律與現象。實質上，教育行政學要研究的對象與問題均在教育行政活動過程之中，它們相互作用、交互出現。為了便于討論，我們給教育行政活動過程作如下界定：教育行政活動過程是指教育行政機關依法對其管轄的教育事務，通過計劃、決定、溝通、協調、激勵、領導、組織、監督、評價等管理手段，用經濟有效的方法，促進教育事業健康發展的活動歷程。通過這個定義我們不難看出，教育行政活動過程可以細化為九個具體環節，每個環節的順利進行都為整個教育行政活動的最終完成奠定基礎。作為教育行政活動主體的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行政就是通過這些具體的九個環節進行教育事務管理的。教育行政事務一般包括人、財、物、事、空間和時間等的管理。教育行政研究應該把主要精力與研究方向放在對教育行政活動過程本身的研究上。以上我們所談及的教育行政活動的九個環節、教育行政活動主體以及活動對象等都是教育行政學所研究的核心領域。概言之。教育行政學研究關注教育行政活動過程本身，實質上是教育行政學研究的本義回歸。

(四)在學科體系上，教育行政學研究將注重建構富有特色的學科體系

第7篇：社會行政論文范文

[關鍵詞] 詞匯史 現代漢語前期 近代史料

〔中圖分類號〕H109.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326（2007）02-0139-05

我們把現代漢語前期定在19世紀至前。這一時期漢語處在中國社會大變革和西學東漸的雙重背景下，我們選取反映清末（本文稱近代）歷史與文化的四種史料作為主體考察對象。《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以下簡稱“匯編”）[1] 匯集了從1689年到1901年中國與外國訂立的各種條約、合同、章程、協定等共有313條，所有約章絕大多數用漢文原本，材料詳盡可靠。《檔案史料》（1-5冊，簡稱“史料”）[2] 記載的是1810年到1842年的奏折、上諭。①《萬國公法》[3]是中外人士共同翻譯的介紹國際法原理的專書，1863年開始翻譯，1864年刊印問世。《》[4]1842年開始出版，是19世紀中葉最豐富的世界知識百科全書。這幾種史料除了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外，從漢語詞匯史的角度來看，也具有極強的詞匯學價值，它們記載了當時由于劇烈的社會變化和西學東漸而出現的一批新詞語、新詞義及相當多的詞語過渡現象。這當中的許多新詞語或新詞義沿用至今，有的已是高頻使用。

一、近代史料中的各種詞匯新現象

（一）19世紀是新詞語峰出的時期

所謂新詞語，是和固有詞語相對的，即某個時期內新造的詞語。漢語詞匯史上曾多次出現新詞語的，分別是：漢魏隋唐、明代后期、19世紀至民國初期、建國初期、20世紀80年代到今。幾乎每次都是在與外國或與外族的文化接觸過程中產生的，有的甚至是以宗教文化為先導的，比如前三個時期就是以佛教、基督教為開路先鋒，佛教直接帶來了大規模的佛教詞語及其相關聯的詞語，而基督教則不僅催生了基督教文化詞語，更帶來了反映復雜多樣的西學詞語；后兩個時期主要是由巨大的社會變革引起的。

19世紀至五四之前這一時期尤其值得我們關注，大量具有現代意義的現代漢語詞就產生于此時，既有日常詞語，也有學科、行業術語。我們的研究確定了多條新詞語最早所見史料。如下例。

“海關”指設在口岸的國家行政機關，最早見于1813年《管理刑部事務董誥等奏復酌議買食鴉片罪名折》（史料）：“內地鴉片煙未能凈絕，皆由各海關查察疏懈所致。”又如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匯編）：“近以免稅不利粵海關，故關吏陰撓之。”

“走私”指非法運輸或攜帶金、銀、外幣、貨物等進出國境的行為。最早見于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及《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匯編） ：“倘訪聞有偷漏走私之案，該管事官即時通報中華地方官。”1844年10月24日《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匯編） ：“緣所定之稅則公當，不為走私藉口，諒佛m西商船將來在五口不作走私之事；若或有商人、船只五口走私……地方官一體拿究入官。”

“酒精”即已醇的通稱。最早見于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匯編） ：“如將火藥、硝磺、酒精等物運至上海，官憲應會同在界址內擇定一地，遠離住宅貨棧，以便儲藏，并防失慎。”

“議價”即買賣雙方或同業共同議定價格，用作動詞；現也可作名詞，即議定好的價格。作動詞的最早見于1831年《湖廣道監察御史馮贊勛奏陳夷人夾帶鴉片煙入口積弊請飭查嚴禁折》（史料） ：“如省城之十三行聯興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與夷人議價立券，以憑到躉交貨，謂之寫書。”作名詞性的最早見于1844年7月3日《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若內有估價定稅之貨，或因議價高下不等，除皮多寡不齊，致有辨論不能了結者，限該商于即日內稟報領事官。”

“省城”即省行政機關所在地。最早見于1830年《廣州將軍慶保等奏英吉利大班 屢次妄稟已被該國撤回片》（史料） ：“前會奏哎陸喇國大班 攜帶番婦至省城夷館居住。”又如：“廣東謠傳中國官府欲將省城外房屋拆毀……此不足信。”[4] （P1972）

“出租、承租、轉租、租戶”這四個詞最早出現在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匯編） 中：“原業主與租戶出租、承租各字據，經查核鈐印，交還收執，以憑信守，并免違犯”，“該地既已租出，各租戶應予修復，以便路人往來”，“倘洋商……或取得地基而將一部轉租他人，該地租銀僅得按原租銀數目轉讓”。

（二）19世紀也是新詞義大批產生的階段

新詞義，即在詞的原有詞義基礎上產生的與之相關聯的意義。在西學東漸與社會大變革的背景之下，為了表達新概念，不可能完全依賴創造新詞語。彌補的方法就是將固有詞賦予新的內容，這使得一批古老的詞具有了現代性，并成為現代漢語詞匯的源頭之一。如下例。

“權利”一詞古已有之，但與其現代意義不同，如《荀子?勸學》：“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為美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后漢書?董卓傳》：“稍爭權利，更相殺害。”這里的“權利”都是指“權勢和貨財”。而作現代法律術語“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權力和享受的利益”來理解的“權利”卻出自《萬國公法》[3]（P7、P60） 一書，如：“海氏以公法分為二派：論世人自然之權，并各國所認他國人民通行之權利者，一也；論諸國交際之道，二也”，“即其罪犯系可恥重案，而削其為民之權利，但此議亦不直行于他國之自主者”。顯然這已不是舊義了，對應的是“right”。

“外國語”的原義為漢語中的外來詞，《漢語大詞典》[5] （卷3P1160）例引清?周亮工(1612-1672) 《書影》卷二：“蘩畛攣薰ψ《庶物異名疏》，凡二千四百五十有二則，可稱該博。余意外國語，佛經語，皆無定字，況屢經翻譯，尤多差訛，不如刪去，始稱大雅。”近代開始指外國的語言、文字。最早的例子見于1844年10月24日《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 （匯編）：“佛蘭西人亦可以教習中國人愿學本國及外國語者，亦可以發賣佛蘭西書籍，及采買中國各樣書籍。”

“租”舊指田賦。近代產生的新詞義為租賃，一指出租，二指承租。最早見于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匯編） ：“茲體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劃定洋涇浜以北、李家莊以南之地，準租與英國商人，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該例為“出租”。“承租”義最早見于1844年7月3日《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 （匯編） ：“合眾國民人在五港口貿易，或久居，或暫住，均準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

“公路”舊義指正道、正路。《漢語大詞典》[5] （卷2P74）引《宋書?王華傳》：“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正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現代意義上的“公路”最早見于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匯編） ：“洋商已租地基內原有公路，現因眾人往來行走，恐將發生滋鬧，茲決定另造正路”，“軍工廠南面，東至頭擺渡碼頭，前有公路一條，亦應改寬二丈”。

“買斷”舊指花錢為贖身并經官府批準落籍。近代指人或物被買后，斷絕與原主的關系，最早見于1876年《收買吳淞鐵路條款》（匯編） ：“鐵路擬歸中國買斷，所有地段、鐵路、火輪車輛、機器等項，由中國買斷之后，即與從前洋商承辦之公司無涉”，“由中國買斷一切，價銀全數付清……”。

以上所舉新詞語、新詞義的最早例證均早于《漢語大詞典》或《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6]有些是未予收錄或無例證。另外， 《明史》以及近代的其他資料也未見更早的使用。

（三）19世紀詞語過渡現象復雜多樣

所謂詞語過渡現象是指詞語或其意義在某個時期的創造、并存、選擇、進退過程中的不穩定現象。

1. 最顯著的過渡現象就是一實多名，而其中的許多新詞語經過若干年之后就消失了。最突出的是一些術語、國名地名。如：[吉羅葛么]千克，音譯法語詞kilogramme。[葛么]克，音譯法語詞gramme。[邁當]米，音譯法語詞mètre。[蜜理邁當]毫米，音譯法語詞millimètre。《匯編》中首見例句為：“凡有稅則內所算輕重、長短，中國壹擔即系壹百b者，以法國陸拾吉羅葛么零肆百伍拾叁葛么為準，中國壹丈即拾尺者，以法國叁邁當零伍拾伍桑的邁當為準，中國一尺即法國叁百伍拾捌蜜理邁當，均以此為例”（1858年11月24日《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海關稅則》）。這幾個詞至遲在19世紀70年代還在使用，《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6] （P132、84、167、174）所引例均為70年代的。

史料當中清晰地反應出這些新詞語在近代的出現及共時選擇、替換、過渡的過程。如同是《匯編》的例子，1844年10月24日《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中用的是“佛蘭西國”：“今大清國與大佛蘭西國以所歷久貿易、船只情事等之往來，……應與佛蘭西會同議允后，方可酌改。至稅則與章程現定與將來所定者，佛蘭西商民每處每時悉照遵行。”而在1858年6月27日的《》中改稱為“法國”：“嗣后大清國皇上與大法國皇上及兩國商民，毋論何人在何地方，均永遠和好。”再如，1844年7月3日《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中用的是“合眾國”：“茲中華大清國、亞美理駕洲大合眾國欲堅定兩國誠實永遠友誼之條約及太平和好貿易之章程，以為兩國日后遵守成規。”1854年《上海英法美租界地章程》中用的是“美國”：“嗣后美國與法蘭西所用官地，亦一律辦理，惟照例給付錢糧。”這些現象背后的規律之一就是音譯詞讓位于音譯意譯兼有的含有意譯成分的詞語。

2. 一些古舊意義還存留在近代時期。進入穩定的現代漢語中，這些古舊意義已被淘汰，有的僅存于某些方言中。如“性質”一詞在古漢語中可指人的稟性、本質。如《》[4]（P410）：“人皆丑黑，拳發，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為寇盜。”《漢語大詞典》[5] （卷7P480）例引徐特立《國民外交》：“自留學法國者加多，西人深知華人性質，日本運動，遂難生效。”而現在保留下來的意義是：一種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屬性，不用于指人。上世紀30年代開始編纂的《國語詞典》①還保留兩個義項，而從1946、1947兩年的《人民日報》[7]檢索出的324處用例已均不用于指人了。

又如“地基”一詞，舊為地面、地皮。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匯編）中還使用古義項：“桂花濱及阿龍碼頭北面為出租地基，亦應留出海關南兩條大路之地……業已出租之路而其價早經洋商償付者，如有損壞，應由附近地基租主修復”。現常用義項是指承受建筑物重量的地層或巖層。《漢語大詞典》[5] （卷2P1028） 例引《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九三回：“這邊租界上有人造房子，要來墊地基。”1946年開始的《人民日報》已均為此義項。

3. 史料中還存在同形詞現象。同形詞即形體相同而意義沒有任何聯系或者來源上沒有任何關系的不同的詞。比如“教師”是元代產生的詞，初指教授歌曲、戲曲、武術等技藝的人，到清代又可指傳授知識、執行教學任務的人。《》[4]（P542）載：“其槍法刀法，皆有教師秘傳。”這里用的是第一個意義。《清議報》（1899年2月21日，第十冊）：“所請之客，橫濱地方官及有聲望者十余人，又梁君啟超及學校教師等凡十余人。”這里用的是第二個意義，但這兩個意義是一個詞范圍內的。而在《萬國公法》的“序一”寫道：“此丁韙良教師《萬國公法》之所由譯也。”譯者丁韙良是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1850年來華，先在寧波傳教，1863年又到北京傳教，他是以傳教士的身份于1863年開始翻譯、1864年印行此書，因而這個“教師”應是傳播宗教的老師。再如《清議報》（1899年1月21日，第七冊） ：“誠以教堂非止四川有也，教師非華司鐸一人也，仇教民者非但余蠻有是心也，挾教師者則固余蠻子創是舉也。”一個“教”代表兩個語素，前一個是“指導、傳授”，后一個是“宗教”，所以“教師”代表的是兩種全然不同的意義結構方式和意義特征，形成了來源不同的一組同形詞。后一個“教師”多種詞典未見收錄，它只是近代的一個壽命不長的新詞。

4. 史料中也反映出部分同義詞的并存、競爭。所謂同義詞，是指意義的核心相同的多個詞。比如“入口”與“進口”在指“國外貨物運進國內”時可以并存并用，如1843年10月8日《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匯編)：“英商貨船擔保一款：向例英國商船進口，投行認保，所有出、入口貨稅均由保商代納。”1844年7月3日《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合眾國來中國貿易之民人所納出口、入口貨物之稅餉，俱照現定例冊，不得多于各國。”“合眾國民人在五港口貿易，降中國例禁不準攜帶進口、出口之貨物外，其余各項貨物，均準其由本國或別國販運進口售賣。”使用中這兩個詞實際上沒有差別，不過這種并用現象沒堅持幾年就消失了，以后用的一直是“進口”。

5. 史料中“過渡詞”大量存在。周振鶴提到的“過渡詞”是指在譯名定型之前，“以描述、闡釋之法譯成的組合詞”，[8]相當于用短語的方式來表達新概念。如，《》中有西洋醫，對應現在所說的西醫；有火輪船，對應后來的輪船。“過渡詞”在其他同時期史料中出現得更多：玻璃暖房溫室，[6]（P20）出師開路修橋兵工程兵，[6]（P34） 得勝紀功坊凱旋門，[6] （P46） 電氣鬧鐘電鈴，[6]（P49）電線傳聲機電話，[6]（P51） 水底自行船、水底潛行之船潛水艇，[6]（P241） 水銀細玻璃管體溫計[6]（P243） 等等。過渡詞壽命很短，且更像一個概念，但對于了解新事物的實質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并啟發人們創造更合適的稱名，這對于認識詞語的創造和定型有很大幫助。

二、近代史料的語言學價值

近代史料浩如煙海，而本文只是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時段較為集中的四種來考察。其他的還有反映各個階段的近代和現代史料叢刊（包括正史和野史）、筆記叢刊、政論文集、書信集、文學作品集以及早期報刊雜志、字典詞典等，它們為研究現代漢語前期的語言狀況尤其是詞匯狀況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語言材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近代史料可為加強現代漢語前期詞匯的研究服務

相比于詞匯史的其他各個階段而言，現代漢語詞匯史的前期的研究并不充分。這一時期詞匯的整體狀況如何，發生了哪些變化等等，都沒有很好的研究。除了王力的《漢語史稿》、向熹的《簡明漢語史》當中列專節概括介紹之外，較為關注的熱點問題就是詞源探討，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的期刊《語文建設通訊》、《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9] 《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10]等，都注重從詞源學角度集中探討新詞語、新詞義在近代的產生。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對近代史料利用的逐步深入、廣泛，我們發現，漢語系統自身的繁衍能力異常發達，比如說很多普遍認為是直接借自日語的日語詞或漢語詞，其實都是我們的先輩們創造的。就如前面提到的“權利”的新詞義，雖然找到了它的古漢語源頭，可是賦予其新詞義的是日本人還是漢譯的《萬國公法》？我們知道，《萬國公法》是在1866年才譯成日文，且譯為“權”，日語里“權利”的出現是在這之后的幾年。而漢譯的《萬國公法》在譯稿剛成形之時，總理衙門就按照相關條例來解決由“普魯士在中國領海截獲丹麥商船”引發的爭端，“效果極佳，于是由總理衙門批準，北京崇實印書館印行300部，頒發各省督撫備用。”（見《萬國公法》點校說明）當時該詞已相當有影響力了。這些足以表明，“權利”的新詞義并非像流行觀點認為的那樣源自日本。

我們要在現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充分利用近代史料，不僅描寫這一段的新詞語、新詞義的出現及變化情況，也要描寫詞語、意義的隱退、淡出，描寫詞語的不同使用價值，考察詞匯場內部成員的分布狀況和更替關系等等。一方面要為反映漢語詞匯史全貌的《漢語大詞典》提供更早的例證；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為漢語詞匯史研究提供相當多的詞語發展變化的直接證據，從而為全面疏理、描寫、歸納與闡釋現代漢語詞匯史服務。

（二）近代史料可為漢語史的分期提供一定的詞匯依據

從漢語史的分期來看，近代漢語的下限也即現代漢語的上限問題一直是有爭議的，有的定在清初，有的定在《紅樓夢》時期，有的定在時期，有的定在民國或五四時期。不管現代漢語的上限定在何時，其標準都是以語法和語音為主，而很少有詞匯標準的介入。如果我們能夠從包括近代史料在內的各種體裁的語料中確定大批有時期特征的詞語，就會給現代漢語史的上限的確定提供相應的詞匯標準。目前就針對史料所做的調查來看，這一時期的口語的詞匯面貌和現代的非常接近，另外，我們通過對《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兩書所列新詞的考察發現，19世紀產生的新詞不會少于13000條，這個數量比起后來的幾個自然要少得多，但從絕對數量來看，卻不是一個小數目。更重要的事實是，隨著對近代史料的廣泛檢索，這個數字還要繼續增加。這當中許多沿用至今，并且是常用詞、次常用詞。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的標準就是要看具有現代意義的一批詞匯的形成，所以我們傾向于將現代漢語詞匯的上限定在19世紀初，19世紀初至五四前是現代漢語詞匯的前期，五四之后定為后期。這一結論能否適用于現代漢語史的劃分呢？筆者認為，隨著史料范圍的擴大，史料中的口語語料不斷被重視起來，我們會最終建立一個綜合語法、語音、詞匯及語體因素的現代漢語史分期標準。本文暫將現代漢語史的上限與現代漢語詞匯史的上限合而為一。

[參考文獻]

[1]王鐵崖. 中外舊約章匯編[M]. 上海：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1957.

[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檔案史料[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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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源. [M]. 長沙：岳麓書社，1998.

[5]羅竹風. 漢語大詞典[M].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5.

[6]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M].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

[7]人民日報社新聞信息中心、湖南青蘋果數據中心. 《人民日報》圖文電子版[Z].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8]周振鶴. 《遐邇貫珍》中的一些過渡性的地理學術語[J]. 詞庫建設通訊，1999，（3）.

[9]（意）馬西尼著、黃河清譯. 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M]. 上海: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