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認識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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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認識論文范文

關鍵詞：民事責任；責任能力；過錯責任；民事法律主體

一、自然人民事責任能力的概念

（一）關于自然人民事責任能力含義的不同界定

1．不法行為能力說。持此學說的學者認為“然人對其實施的不法行為承擔民韋責任的資格或能力、違約責任能力和其他責任能力。”

2．意思能力說。該認為自然人的民事責任能力，是其能夠理解自己的行為并且預見其違法行為結果的心理能力，亦即關于違法行為的意思能力。

3．識別能力說。認為民事責任能力是“足以辨識自己的行為結果的精神能力”。

4．廣義民韋行為能力說。“通說為，自然人的民韋行為能力是自然人能夠以自己的行為行使民韋權利和設定民韋義務，并且能夠對自己的違法行為承擔民事責任的資格。”

（二）作者的觀點

本文認為，責任能力的概念應界定為：行為人對自己的過失行為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律資格。這一概念界定包含兩層含義：其一、責任能力的適用對象是過失行為，這體現了過錯責任主義，無過失責任及公平責任并不適用責任能力制度；其二、責任能力是行為人承擔責任的法律資格，有責任能力就應承擔民事責任，否則行為人則可免責。其實卡爾·拉倫茨在其著作《德國民法通論》中就已有相似的論述：“不法行為能力或過失責任能力是指對自己的過失行為能承擔責任的能力。”

（三）民事責任能力的性質

關于民事責任能力的性質，學者間存在較大的分歧，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歸屬能力說，一種是構成說持構成說的學者把責任能力理解為行為是否可以產生責任的能力，有時甚至把責任能力當作過錯的基礎，認為責任能力解決的是行為人就其不法行為能否成立過失的問題。我國臺灣學者王澤鑒在討論侵權責任能力時，就將之視為侵權行為成立的一個要件一一過失一一的前提。“加害人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權利者，具主觀‘可歸責性，，而此項可歸責性須以責任能力(歸責能力)為前提。此屬侵權行為人負有損害賠償責任的資格，故也稱侵權行為能力，在思考邏輯上應先肯定加害人有責任能力，進而認定其有無故意或過失。”歸屬能力說則認為，民事責任能力用以確定一個人是否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取得歸屬。凱爾森說，為不法行為的能力（在德文中）往往用“歸責”概念來加以表示，不可歸責，并不是說行為不可歸責，在任何情況下，行為總是“他的”行為，這意思就是行為總是歸責于他的，不歸責于他的只是制裁而已。由此，在歸屬說之下，責任的成立和責任的承擔就被分為兩個問題，責任的成立與否由過錯來判定，而責任的承擔與否則由責任能力決定。

對于這兩種學說，筆者認為它們在實際效果上是一樣的，都能達到使無民事責任能力人免責的效果，但筆者認為構成說更具合理性。因為從責任能力與過錯的關系來看，責任能力制度被看作是過錯原則適用的必然邏輯結果。近代民法是理性主義思想支配下的個人本位(或稱權利本位)的法律，自然人被看作是理性的主體，能以自身的理性能力認清法律為其規定的活動領域，并有義務在該領域內活動而不侵入他人的領域。如果自然人違背了這種理性認識而超出自已的活動領域進入他人的領域，則具有過錯，構成侵權，應承擔相應的責任。過錯原則下的過錯，就被看作是一種背離理性認識而應當受到譴責的主觀狀態。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無論故意或過失都以行為人對行為后果的認識為前提，即過錯的形成以行為人具有認識能力為前提。這就產生了不具有識別能力的主體其行為效力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就是民事責任能力制度。

二、自然人民事責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礎和價值

（一）自然人民事責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礎

本文認為，過錯責任制度是責任能力的制度基礎。責任能力制度是過錯責任制度的下位制度，其法律效果及適用范圍由過錯責任制度決定。責任能力制度僅于過錯責任制度中適用，而不能適用于無過錯責任及嚴格責任制度。民法上的法定能力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及責任能力。從法的表現形式來看，權利能力作為法律概念直接在民法典的總則部分的民事主體部分予以規定；行為能力也作為法律概念于民法典的總則部分的法律行為部分予以規定；而責任能力則并不是法律概念，只是體現于民法典債篇的相關條文當中。這說明，責任能力是解決責任承擔問題的法律制度，而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則是主體的取得權利承擔義務的主體性條件。所以，我們并不能以對待權利能力、行為能力的思維來分析責任能力，不能從人格的高度來界定責任能力，從而以責任能力為基礎來分析責任承擔問題，以至使責任能力成為上位概念，而各種責任制度就成為下位制度。責任能力制度的最直接的法律后果模式是：有責任能力者應對其造成的他人損害承擔責任，無責任能力者則免責。而有無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是能夠辨識行為后果的識別能力。對無責任能力人予以免責，

（二）自然人民事責任能力的制度價值

1．平衡無識別能力人、受害人及監護人之間的利益關系

責任能力的首要制度價值就是在于充當無識別能力人、其監護人及受害人之間的利益分配器，而控制這個利益分配器的閥門就是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責任能力制度之所以如此引起學者的重視，主要在于責任能力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損害的事件中，對未成年人、其監護人及受害人之間的利益進行調節。法者、司法者可以利用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識別能力這一閥門對三者之間的利益進行調控。如立法者將識別能力之有無的年齡標準提高時，就會使更多的受害人得到監護人的賠償；反之，受害人的利益可能會因為未成年人的責任財產的不足而得不到賠償。如司法者將識別能力的認定標準作嚴格解釋，就會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免責而從監護人那里得到賠償；如采取較寬的標準，則一樣會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財產不足而得不到賠償。其所適用的歸責原則是什么呢？我們知道，無過錯責任及嚴格責任制度并不考慮主觀因素——行為人的過錯，其歸責依據是損害事實與因果關系。既然行為人由于不具有識別能力這一主觀因素，而被免于承擔責任，那么顯然是在歸責時考慮了主觀因素。從而說明，該情形并不是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嚴格責任原則或公平責任原則，而是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可見，責任能力制度的法律后果是適用過錯責任制度的結果。從中可得出的結論是：過錯責任制度決定了責任能力制度的法律效力，而責任能力制度的適用范圍只限于過錯責任原則。過錯責任制度就是責任能力的制度基礎。

2．進一步豐富民事主體制度的具體內容

從1804年第一部資產階級民法典《法國民法典》頒行以來，權利能力在民事主體制度中就占有了一席之地，盡管此時尚未有此稱呼。到了《德國民法典》，對民事主體享有的能力進行了具體分類，從此便有了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之別，二者共同構成主體人格制度的主要內容。而責任能力制度發展到今天，不斷充實著新的內容，理應與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一起豐富主體人格制度。首先，就目的設計而言，權利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體獨立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的能力；行為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體獨立設定權利義務的能力；而責任能力則主要考察民事主體獨立承擔責任的能力。其次，就法理基礎而言，權利能力以平等為核心，使各種民事主體均等地享有權利、承擔義務，體現了民事主體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則；行為能力以意思自治為核心，關注的是民事主體能否依自己的行為取得權利、設定義務，體現了民法的自由理念以及自由與秩序的協調；而責任能力最大限度地填補受害人的損害，以保護他人與社會的利益為目的，體現了民法的公平理念，反映著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平衡。再次，就道德價值而言，權利能力是民法正義理念在平等層面的體現，它賦予每位民事主體以均等的機會進入法律體系之中；行為能力是民法正義理念在自由層面的體現，它允許有意思能力之人自己創設權利義務為自己謀福利，實現法的社會價值；責任能力是民法正義理念在公平層面的體現，為自己行為負責，確保各種法律關系最終都能回歸常態。由此可以看出，權利能力、行為能力、責任能力三者之間既相互獨立又彼此依存，共同統一于主體人格制度之中，豐富了民事主體制度的具體內容。

三、我國自然人民事責任能力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一）現行規定的不足

1．我國民法對責任能力制度的規定在歸責原理上模糊不清。譬如，第133條第1款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監護人盡了監護責任的，可以適當減輕她的民事責任。”這一規定似乎與德國法、日本法的規定相似，監護人所承擔的是過錯責任。但“監護人盡了監護責任的”，只能適當減輕其責任，而不是免除，這又與“沒有過錯就沒有責任”的過錯責任主義不相符。再者，如果這一規定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不負責任的依據是過錯責任制度，那么就應該以是否有過錯來判定是否負責任，也就是就以是否有具體的識別能力來決定之，而不是以是否有行為能力來判定。因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是已滿10歲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這個年齡段的人一般都是有識別能力的。第四，第133條第2款與前一款相矛盾。既然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是無責任能力人，就不應該由這兩類人承擔責任，因為其沒有責任能力而不能形成過錯，這時應由有過錯的監護人來承擔；而這一款卻因為該兩類人有財產而由其承擔責任。為了避免該兩款在歸責原理上的矛盾，只能以公平責任來解釋第二款。但是，在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有財產時，第二款顯然比第一款優先適用，這樣所得出的結論是公平責任比過錯責任優先。這顯然又不合理，因為公平責任是在用盡其他救濟手段而得不到救濟時才能適用，理應是過錯責任的補充。所以，本文認為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可謂漏洞百出。

2．從民事責任能力確立的兩個標準來看，反映出立法者在兩種價值取向面前的搖擺不定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意見（試行）》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民法對于判斷民事責任能力有無的標準并不是單一的，而是雙重的：一為行為能力，二為財產狀況。對行為能力標準加以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對行為人利益的保護。民事行為能力制度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護行為人尤其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合法權益，使其不因智力、經驗的欠缺而在社會活動中受到損害，因此民事行為能力要求的年齡標準較高——18歲。而民事責任能力制度以“行為能力的有無”為判斷標準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保護行為人，使其能夠以“沒有完全的行為能力”這一理由來對抗法律的否定性評價，體現的是對行為人的特別關注。

但同時法律又確立了財產標準，要求有財產能力的行為人對自己不法行為造成的損害后果獨立承擔責任，這里反映的是自己責任原則。讓有能力的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體現了法律對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擔責任的監護人予以保護的傾向。

之所以出現這樣看似矛盾的情形，絕不是“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有待完善”這一理由就能解釋的。若果真如此，就過于簡單了。其實我國的立法者在制訂這一規定時還是有自己的考慮的：當今世界對民事責任能力判斷標準的規定只有識別主義和出生主義兩種。前者的問題就是總也無法理清其與過錯的“曖昧”關系，理論本身很難圓全；而后者則過于空洞。所以有學者認為，法國民法典對于民事責任能力制度的新規定不是把它上升為“人人皆而有之”的境地，而是根本就把它拋棄了。兩種標準代表了兩種價值取向：識別主義表面上似乎是最公平合理的，嚴格考查行為人行為當時的主觀心理狀態，能夠辯認和控制自己行為者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反之則不負責任。此種規定對行為人的利益給予了充分的保護，但它忽略了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擔責任的監護人的利益。而出生主義則是完全站在了受害人的立場，認為過錯的標準是客觀的，只要行為人的行為構成了對“注意義務”的違反即需承擔責任，而不考慮行為人是否真正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意義。此種模式必然導致的結果就是行為人再也不愿意積極為任何行為，因為當過錯用采客觀標準時，行為人進行活動而完全不影響他人的利益，現實中確實是很困難的。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識別主義還是出生主義，確立的判斷標準都是有缺陷的。而我國的立法者為了避免上述偏失，對于自然人的民事責任能力確立了雙重標準（一為行為能力，二為財產狀況），目的就是希望通過此種途徑，對相關主體給予平等的關注：

第一，行為人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就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沒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就由其監護人代為承擔責任。

第二，行為人如果有自己獨立的財產，就可以對自己的行為承擔民事責任，而不必考慮行為人具體的民事行為能力狀況，這也可以看作是對監護人權益的一種保護方式。

第三，監護人代替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條件是行為人沒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而且沒有自己獨立的財產，這兩個條件必須同時滿足。

第四，為了保證受害人的損失能夠得到補償，法律沒有規定行為人及其監護人的免責事由，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受害人的損失都必須予以補償，這是法律對受害人進行保護的方式。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這樣規定的目的是為了平衡行為人（加害人）、監護人、受害人三者間的利益關系，使三方當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護，以期達到一種真正的公平狀態，這也就無怪乎會有學者認為“此種規定比較公平合理，……”

但這樣的規定還是存在弊端的：一方面，以民事行為能力的有無作為民事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對行為人過于寬容，不利于保護受害人和代為承擔責任的監護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行為人與監護人之間誰是真正的責任主體，確認依據不明，二者間的內部責任關系很混亂。

（二）我國自然人民事責任能力制度的完善

1．我國自然人責任能力制度的模式

（1）自然人民事責任能力制度的應然模式

第一、拋棄傳統意義的民事責任能力理論，賦予其新的內容

其一，就民事責任能力的含義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責任能力是指自然人所具有的對自己的不法行為造成的損害后果獨立承擔賠償責任的資格或能力，它是對自己責任原則的一種體現。

其二，就民事責任能力的性質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責任能力是一種歸責能力，這種歸責能力是客觀的，不屬于主觀意識范疇，并以此來區別于自然人的民事行為能力。

其三，就民事責任能力的具體內容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責任能力不單指侵權責任能力，還應包括違約責任能力和其他具體的責任能力，即民事責任能力適用于一切能夠產生責任的領域。

其四，就民事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而言，會因責任承擔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區別：首先，對于財產責任，判斷標準即為行為人的財產狀況，此時它的判斷標準是具體的，因每次損害賠償的數額多少而有所不同：其次對于非財產責任，判斷標準就是行為人有為一定行為的能力，而此種形式的民事責任能力是每個人都有的。

第二、要把認定責任和承擔責任兩個環節分立開來，以達到保護行為人（包括其監護人）與保護受害人二者之兼顧。

這里要弄清的就是過錯、責任與責任能力三者之間的關系。過錯是認定責任時所應考慮的問題，歸責時采過錯責任原則，目的是為了保護行為人的利益。責任能力是承擔責任時考慮的問題，有責任，現實中并不一定有承擔責任的能力（僅針對財產責任而言），但這并不妨礙責任的認定。對于不名一文的行為人來說，何時有足以賠償損失的財產（因而具有民事責任能力）則何時承擔賠償的責任，但在這之前，責任的認定已成事實。如果行為人不承擔責任，并非因其不具有責任能力（無財產），而是因其無過錯，所以不必承擔責任。

第三、實踐中對于過錯采用主觀判斷標準，并結合行為人的民事責任能力狀況來確定責任的認定和責任的承擔在責任的認定過程中，考察行為人及其監護人雙方的過錯，此時的過錯是一種主觀心理狀態，只要有一人對受害人的損害結果存在故意或過失就可以認定責任的成立。在責任的承擔過程中，需要根據行為人自己的民事責任能力狀況來確定責任是由行為人自己承擔還是由其監護人代為承擔。此時的民事責任能力作為確定行為人與監護人內部責任關系的依據，是一種客觀事實。

2．自然人民事責任能力制度的具體內容

（1）對于過錯而言，這里的過錯仍然屬于主觀意識范疇，也就是說，此時的過錯仍采用主觀判斷標準，考察當事人行為當時的主觀心理狀態。但這種考察不是對行為人主觀心理狀態的單獨考察，而是考察行為人與其監護人的共同過錯，只要有一方滿足過錯要求，就可以認定責任是確定存在的，行為人和其監護人就需要承擔責任。

（2）對于責任主體而言，行為人及其監護人都是責任主體，但二者并不處于同一層面。如果行為人能夠滿足民事責任能力的判斷標準之一，則行為人就是責任主體，由其來承擔責任；但如果行為人不能滿足民事責任能力的要求，那么就應該由其監護人代為承擔責任，以確保受害人的損害在任何情況下能夠得到補償。但是監護人承擔責任只是暫時的，只要行為人有了足以承擔責任的能力（金錢）就需要返還給監護人。因此，二者雖同為責任主體，但行為人是第一位的，監護人是第二位的。

（3）對于民事責任能力而言，僅考查行為人單獨的民事責任能力，而它的判斷標準是雙重的：對于財產責任，以行為人的財產狀況為判斷標準：行為人有獨立的財產，就自行承擔責任；沒有獨立的財產，還需要區分兩種情況：如果行為人無過錯而監護人有過錯，就由監護人承擔責任；如果行為人有過錯，就由監護人暫為墊付，等到行為人具有民事責任能力（金錢）后再返還給監護人。對于非財產責任，每個自然人都具有這種責任能力。這是因為只要行為人能夠為損害行為，就能夠采取相應的行為來彌補受害人的損失，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

參考文獻：

1．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周枬．.羅馬法原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3．張民安．過錯侵權責任制度研究[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4．王利明．民法典·侵權責任研究[Z]．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5．[德]拉倫茨．法學方法論[M]．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第2篇：法律認識論文范文

【關鍵詞】精神分裂癥刑事責任能力法律關系評定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病因未明的精神病，多于青壯年緩慢起病，具有思維、情感、行為等方面障礙及精神活動不協調。在我國，精神分裂癥是涉及各種法律問題最多的一組疾病，在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案中約占70%。患者往往受精神癥狀的支配，常常出現傷害、兇殺、、放火等嚴重危害的行為，成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涉及刑事責任能力問題；有的因外傷或其它原因而發病，而涉及法律關系評定問題。以下，筆者試述之。

一、精神分裂癥概述

精神分裂癥屬于內因性疾病。一般認為，遺傳、個性缺陷等內在病理因素是導致發病的主要原因，而軀體因素、社會因素等外在因素是誘發原因。

該癥患者通常意識清晰、智能良好，有的病人在疾病過程中可出現認知功能損害。其病程分持續進行和間斷發作兩種形式。持續進行者病程往往遷延不愈，逐漸呈精神衰退狀態。間斷發作者在病情發作一段時間后，間隔以緩解期，緩解期精神活動可基本恢復正常，也可遺留一定的精神癥狀或精神缺損。但隨著復發次數的增多，部分患者可逐漸出現精神衰退；也有的僅發作一次，緩解后不再發作且無精神缺損者。

二、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刑事責任能力評定

刑事責任能力指行為人在實施危害行為時，對所實施行為的性質、意義和后果的辨認能力以及有意識的控制能力。達到法定責任年齡且精神正常的人都具有刑事責任能力。而對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責任能力評定，我國《刑法》第18條明確規定必須具有兩個要件：一是醫學要件，即必須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二是法學要件，即造成危害行為時是否具有辨認或控制能力。據此，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刑事責任能力的評定有以下三種分法：

（一）無刑事責任能力

我國《刑法》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造成的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精神分裂癥患者如果處于發病期且作案行為與精神疾病直接相關，喪失了對自己行為的辨認或控制能力；或者患者處于衰退期，精神活動不穩或殘余病態觀念誘使，可能作出嚴重危害社會行為。在這些情況下，該患者不負刑事責任，即評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

（二）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我國《刑法》規定，尚未喪失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即患者在實施危害行為時，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并未完全喪失，但又因疾病的原因使這些能力有所減弱的，評定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精神分裂癥患者如果處于發病期，但作案行為與精神癥狀不直接相關；或間歇期緩解不全，遺留不同程度后遺癥的。在這些情況下作案，其辨認能力或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削弱，應評定為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我國《刑法》規定，間歇期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精神分裂癥患者如果處于間歇期且無任何后遺癥狀；或者患者病情完全緩解，病程完全平息，在這些情況下，患者對自己的行為有辨認和控制能力，應評定為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以上只是刑事責任能力評定的一般原則，但每個安靜都具有特殊性，要具體案件具體，依據我國《刑法》第18條的精神，首先確定醫學診斷，明確是否具有精神分裂癥，作案時處于何種病程階段。然后分析當事人的精神狀態與作案時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的因果關系進行評定。

三、精神分裂癥法律關系的評定

法律關系是指公民涉及的精神損害及相關的問題。精神損害是人體受機械、理化、生物或心理等致病因素作用后出現的精神障礙。法律關系的評定將直接關系到對加害人的法律責任及賠償問題。其評定主要有以下兩種類型：

（一）精神損害與精神分裂癥存在直接因果關系的

如果重度顱腦損傷以后出現了精神分裂癥或分裂癥樣精神病，應評定為重傷。后果較輕的，可根據實踐情況評定為輕傷或輕微傷。需要注意的是，對顱腦損害所致精神障礙程度評定，一般需由損失起經過半年以上的觀察后方可作出評定。

（二）精神損害與精神分裂癥存在間接因果關系的

由于精神損害的特殊性，在評定只有間接因果關系的案件時，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根據侵害手段、場合、行為方式、傷害后果、過錯原則等具體情況，全面，綜合評定。如果輕微或輕度顱腦損傷，或軀體損傷后出現了精神分裂癥，則可參照《人體輕微傷的鑒定標準》和《人體輕傷鑒定標準（試行）》作出相應評定。如果精神創傷后出現精神分裂癥且兩者之間有一定因果關系，則可評定為輕微傷，但加害人必須承擔“一次性”精神損害賠償金。

由于關系的評定十分復雜，而我國沒有統一的評定標準，只能根據“傷”與“病”的關系，并參照相關法律法規的有關條文，實事求是地作出評定。

結語

精神分裂癥是典型且高發的精神疾病，同時也是涉及各種法律最多的一組疾病。有效地探討和精神分裂癥及其刑事責任能力和法律關系等相關問題，不僅能推動我國司法實踐中各種相關問題的解決，也能保障廣大公民及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合法利益，更能推動我國司法精神病學的，進而促進我國的法制建設。

【】

1、《司法精神病學》曾緒承主編群眾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

2、《司法精神醫學基礎》鄭瞻培主編上海醫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責任能力和醫療監護措施》林準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4、《精神病人的法律能力》孫東東主編出版社1992年版

第3篇：法律認識論文范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原因國際法解決途徑

"人民幣升值論"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隨后，以美國為首的其他西方國家不斷對人民幣匯率提出指控。2009年來，西方國家壓迫人民幣升值的陳年舊調再次喧囂塵上。西方國家不厭其煩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何在？

一、西方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1.美國。長期以來，美國以美中間存在巨額貿易逆差為由力促人民幣升值，盡管美國明知人民幣升值并不能明顯改善其國際貿易狀況，但仍然不遺余力地促壓人民幣升值，原因在于：一是美國一直將中國視為自己潛在的強大競爭對手，千方百計打擊中國產品的競爭力，最終削弱中國同美國的議價能力；二是通過促壓人民幣大幅升值，將全球熱錢引入中國，吹大中國國內資產泡沫，并在泡沫頂峰時反手做空，使中國成為歷史上的第二個日本。

2.歐盟。相對于美國而言，歐盟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一直持相對溫和的態度。但自2007年初開始，歐盟的態度一度超越美國變得異常強硬。歐盟之所以突然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在于人民幣雖然兌美元升值，但相對于美元兌歐元的大幅度貶值，人民幣兌歐元同樣是貶值的。這一方面增加了歐盟成員國對華出口的難度，另一方面卻使得中國的商品進入歐洲市場比進入美國更容易，其結果是歐中之間貿易逆差的迅速擴大。為減少貿易逆差，歐盟選擇聯手美國共同壓迫人民幣升值。

3.日本。與美國、歐盟不同，日本在中日貿易中一直處于順差地位。以2008年商務部統計為例，截至2008年10月，日本一直居于中國前10大貿易逆差來源地第3名，僅次于我國臺灣和韓國。因此日本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不在于貿易差額問題，而是爭奪亞洲領導權以及未來"亞元"主導權的戰略舉措。

可見，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合力壓迫人民幣升值并樂此不彼，歸根結底就是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人民幣大幅升值帶來的不利影響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西方國家給了我們巨大的升值壓力，但如果我們貿然屈服、匆忙大幅度調整人民幣匯率，必將給我國經濟各方面造成不利影響。

第一，人民幣大幅升值會抑制出口增長。人民幣匯率升值會增加出口企業成本，在世界市場價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出口利潤的下降將影響出口企業的積極性；如果出口企業為維持一定利潤而提高價格，則會削弱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續擴大和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率的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對外出口一度萎縮，此時提高人民幣匯率無疑是對出口的又一沉重打擊。

第二，人民幣大幅升值會對中國的優勢產業產生嚴重損害。在目前的國際分工格局中，相對于發達國家以研究開發（R&D）和服務業為主來講，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其優勢企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產品檔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國際市場價格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這種貿易結構極易受到匯率水平變動的影響。

第三，人民幣大幅升值會影響到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目前，世界經濟整體環境依然并不樂觀，這對活躍在資本市場上的國際游資而言，具有升值預期以及進入相對安全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金磚四國"，無疑是最好的選擇。然而，國際游資由于具有資金規模大、流動快、趨利性強的特點，會對金融市場造成潛的在沖擊。況且，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尚不健全、金融市場發展比較滯后，大量短期資本通過各種渠道流入資本市場的逐利行為，會對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直接產生影響。

三、人民幣匯率自主性的國際法依據

根據國際法有關規定，國家具有國內最高和對外獨立與平等的特性，而國家貨幣就是國家在處理國內外一切與貨幣事務相關領域的體現。傳統上，國家可獨立自主地應用本國的貨幣，原則上他國不得干涉與反對。但隨著國家之間經濟相互依賴程度的逐漸加深，各國之間在行使本國貨幣時不僅要綜合考慮本國的各種因素，還要考慮到對周邊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影響。因此，貨幣基金組織（IMF）應運而生。

IMF作為限制和協調各國對外行使貨幣的專業國際組織，它規定：凡是加入IMF的成員國就意味著該國同意授權IMF行使原只屬于各國的部分貨幣，從而使各國原有的貨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即要接受IMF宗旨和章程的約束，承擔IMF協定中相應的義務，比如在外匯安排、匯兌措施、國際收支和劃撥等方面的義務。表面上看，這種讓渡會使國家的貨幣遭到一定的削弱，但同時，國家在讓渡自身部分貨幣的同時卻又能對等地享有、獲得來自他國相應的貨幣的補充。也就是說，只要這種讓渡是以平等互利為前提和基礎，就意味著國家不會喪失本國貨幣的自主性。對我國而言，由于我國的承諾是保證履行IMF協定第8條款項下的義務，即實現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而這一早已完全兌現。因此，當前我國所實施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是在已經履行了IMF協定義務的基礎上，遵照其要求進行的，西方國家根本沒有理由對之加以指責和干涉。這也從根本上賦予了我國自主運用匯率制度的權利。

四、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法律化解決途徑

針對西方國家無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問題，我國政府應該做到以下兩點：

第一，明確IMF為人民幣匯率爭端解決的主要機制。近年來，西方國家因為IMF執行措施的力度沒有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強硬，試圖舍棄IMF而尋求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匯率義務本該由IMF來衡量，不能因IMF執行規則的力度不夠，就該另起爐灶。因此，西方國家的這種打算是避輕就重，試圖濫用WTO多邊爭端解決機制。對此，我國政府應該表明西方國家援用WTO的有關協議來挑戰我國匯率政策的做法，是置IMF協定的規定及其管轄權于不顧，既有違于IMF和WTO在現有國際經濟格局下的分工，也不符合WTO本身的規定。

第二，詳細研究IMF有關貨幣匯率的爭端解決機制。IMF成員國關于匯率爭端的磋商程序一般包括：爭議成員國將投訴或爭議提交IMF理事會或IMF執行董事會審議；成員國對IMF或成員國之間對《IMF》條文解釋產生爭議，則提交IMF執行董事會裁決；如果執行董事會所審議或裁決的投訴和爭議與某一無權單獨指派執行董事的成員國有關，該成員國可以派代表列席會議，執行董事會也可以對該成員國提出此種要求；與《IMF協定》解釋爭議有關的成員國對于執行董事會的裁決如有不服的，可以在該裁決作出后的3個月內要求將該爭議再提交IMF理事會作最后裁決。這些磋商程序看似簡單，然而應用起來卻無比復雜，因此，我們應該對其進行詳細研究，做到心中有數，這樣才能把握人民幣匯率爭端的主動權，增強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自主性。

參考文獻：

[1]楊松.國際法與國際貨幣新秩序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溫建東.從IMF和WTO規定看人民幣匯率[J].金融研究,2004,(6).

[3]陳斌彬.從國際法的視角看我國當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合法性[J],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05,(5).

[4]方蕾.對西方關于人民幣匯率指控的國際法解讀[J],經濟研究導刊,2006(6).

第4篇：法律認識論文范文

從題目中看出，甲、乙之間應為“好意施惠關系”。好意施惠關系指當事人之間無意設定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而由當事人一方基于良好的道德風尚實施的使另一方受恩惠的關系。其旨在增進情誼的行為。好意施惠關系是德國判例學說上的概念（Gefalligkeitsverhaltnis），我國臺灣學者王澤鑒先生將此譯為“好意施惠關系”黃立先生譯為“施惠關系”。好意施惠關系在我國民法上未設規定，實務上亦無判例可供借鑒。大陸學者對此也鮮有研究，只有王澤鑒先生在其所著的《債法原理（一）》中對好意施惠關系有所論述。

一、好意施惠關系判斷標準

法律行為指以意思表示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發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法律事實。如買賣、借款、承攬合同等，都以意思表示為要素。法律行為雖以意思表示為要素，但人基于內心的意思而發生的行為，未必都是法律行為。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是指人基于內心欲發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而表示在外的行為。

與法律行為不同，好意施惠的行為也是基于一定的意思而表示在外的行為，但行為人不具有發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效果意思。債的關系與好意施惠關系之間的主要區別在于是否具有負法律上義務的意思。但在實務中，經常難以區分，通常有償的約定應當認為是債的關系；而無償的約定，應當看受益人的相對人，對該約定有無特別利益而定，如借貸、贈與、委任、寄托等。若當事人并無受其約定拘束之意，則為好意施惠關系，如約定讓親友搭乘順車至某地，受同事或友人囑咐代購某物，邀請友人散步或參加宴會等。在無償的約定情形，當事人究竟有無受拘束之意，亦即究竟意在成立合同，或僅為好意施惠關系，應解釋當事人的意思，斟酌交易習慣與誠實信用原則及當事人的利益，從相對人的觀點加以認定。

二、好意施惠關系履行請求權

1、相對人無給付請求權。好意施惠關系并不是合同關系，無法律上的拘束力，當事人之間不產生債的關系，當然也就不發生給付請求權。如甲答應乙于某日順路搭乘其車去A地，乙不因此取得要求甲載其去A地的請求權。

2、好意施惠的施惠者不為履行或不為完全履行，對相對人所受損害，不負不完全給付的損害賠償責任，但是否應負侵權責任則應視具體情形由個案予以認定。

（1）好意施惠的施惠方，因其故意或過失侵害他方的權利，原則上仍應就其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過失應就個案進行合理認定。如讓親友搭乘順車，施惠人駕車違規發生車禍致搭車人受傷，仍應依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的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有觀點認為，好意施惠屬于“無償”，應于施惠人于故意或重大過失情形下負損害之責。王澤鑒先生認為：好意施惠關系，尤其是在搭便車的情形，好意施惠的施惠人原則上仍應就其“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負損害賠償責任，惟過失應就個案合理認定之。對他人生命身體健康的注意義務，不能因其為好意施惠而為減輕，將其限于故意事重大過失。王先生的觀點資值贊同。

第5篇：法律認識論文范文

關鍵詞：單位犯罪；自首制度；罰金刑；直接責任人員

單位犯罪是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為本單位謀取非法利益，經單位集體研究或者由負責人決定，由單位直接負責人員具體實施的犯罪。1987年我國首次在《海關法》中確認單位可以成為犯罪主體。1997年在刑法全面修訂中，單位犯罪作為一種與自然人犯罪并列的犯罪種類被正式確立。鑒于單位犯罪在當時是一個新課題，所以在制度構建方面基本上沿用了關于自然人犯罪的相關規定，這勢必會引發一系列理論爭議和實踐困惑，本文所涉及的自首制度即為其中一例。

一、單位犯罪自首制度的確立依據

（一）兩種不同的理論主張

關于單位犯罪能否適用自首制度，單位自首和自然人自首有何差別？目前現行刑法并無明確規定。《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可以免除處罰。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本人的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那么，單位能否成為自首的主體，經過近年來學界的熱烈討論，基本形成兩派觀點：

肯定論者贊成在刑法中確立單位犯罪自首制度，他們認為，刑法并無明文規定單位犯罪不可以成立自首，因而其對自首制度的有關規定應對所有犯罪具有普遍的適用效力。①單位犯罪作為一種法定犯罪，應承擔刑事責任，接受刑罰處罰，同樣也應享有自首從寬的權利與機會，單位自首同時也體現出了刑法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因此，單位也可以成為自首的主體。與此相反的是，否定論者認為法律上規定自首的主體是“罪犯”，故自首很難直接適用于犯罪的單位。②從刑法的相關條文規定來看，對自首者的稱謂是“犯罪分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因此，現有的自首制度都是針對自然人犯罪而言的。作為無生命特征的單位，單位本身不具有思維特征，既不可能自動投案也不可能主動交代犯罪事實，因此單位根本不可能實施自首行為，無法認定單位構成自首。單位無所謂自首，因而研究單位自首問題毫無意義。

（二）確立單位犯罪自首的理由

自首制度的設立初衷是為自然人犯罪所設立的，單位是無生命的社會組織體，既不可能自動投案，也不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因此，單位犯罪不能簡單適用自然人的自首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否定論者的觀點不無道理。但是盡管刑法條文及其現有的司法解釋并未提及單位犯罪自首，這并不表明單位犯罪就不存在自首，這也正體現了法律與事實之差別。那么，成立單位犯罪自首制度有何依據？筆者認為有以下三個方面值得考慮：

首先，單位犯罪自首貫徹了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刑法沒有提及單位犯罪自首，從另一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為自首制度的規定具有普遍的適用效力，即它不僅適用于自然人，同樣也可以適用于單位。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既然刑法也承認了單位可以作為犯罪的主體而存在，那么，根據刑法罪行相適應原則，對單位犯罪后有自首情節的當然也應該從寬。正因為對犯罪自首制度的狹義理解，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對單位犯罪自首行為如何認定，量刑如何操作卻總感覺無法可依，因此，我們迫切需要確立單位犯罪自首制度，做到罪刑相適應，才能真正體現國家關于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基本刑事政策。

其次，確立單位犯罪自首是犯罪偵查工作的需要。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相比，它們往往有一層“合法的外衣”來從事生產經營，有著更強的隱蔽性，因而偵查機關的辦案周期更長，難度更大。通過設立單位犯罪自首立功制度，可促使單位相關責任人員認識到單位的犯罪行為，從而減少偵查機關的工作量和破案難度，節約偵查成本，提高訴訟效率。

再次，確立單位犯罪自首也是預防單位犯罪的需要。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單位犯罪在短時期內有上升的趨勢。如何控制、預防單位犯罪的發生，單純依靠刑罰打擊無法起到預期的效果，應對單位犯罪加以區分，對具有自首立功情節的單位犯罪，應從寬處罰，體現寬嚴相濟、懲教結合的立法精神。從而在打擊犯罪的同時，教育、爭取了絕大多數，達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最后，單位犯罪自首制度已為司法解釋所確認。盡管學者們對刑法第六十七條關于自首者的稱謂尚存在疑義，刑法總則也有沒有明確的條文規定。但從現有的司法解釋來看，單位犯罪自首制度在特定領域已經得到了法律的認可。例如，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聯合頒布實施的《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一條規定，“在辦理單位走私犯罪案件中對單位集體決定自首的或者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自首應當認定為單位自首”。③

二、單位犯罪自首的認定要素

單位犯罪，是基于單位意志而實施的行為，單位自首作為單位犯罪后的懺悔行為，當然也是基于單位意志而實施的。那么由誰決定單位的自首意志呢？筆者以為，必須是單位的決策層通過決策慣例形成并以一定的形式做出意思表示，才能代表單位意志。如果只是一般的涉案人員哪怕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自首行為，只能認定是個人自首，而不是單位自首。這也是單位自首與個人自首的本質區別。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是單位法定代表人做出的決定，該如何認定呢？筆者以為，以單位法定代表人的名義做出的自首，原則上也應當認定是單位自首。因此，認定單位自首，須將單位犯罪與自首制度結合起來，單位自首兼有這兩種制度的特征，因而對它的認定有所區別于對一般自然人自首的認定。單位犯罪是由單位與單位中的自然人一體化實施的，單位自首的認定也應當體現一體化的特征。概括而言，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自首行為，一般可導致對單位自首的認定。因此，需要把握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主動投案

犯罪單位在實施犯罪之后至歸案之前，出于其集體的意志主動向有關機關或個人承認該單位實施了特定的犯罪，并自愿置于有關機關或個人的控制之下，等待進一步交代犯罪事實，并最終接受司法機關的偵查、和審判的行為。由于犯罪單位本身無法投案，因此，犯罪單位主動投案只能由代表單位的自然人進行。自動投案的實施者只能是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而不能是單位本身。既然刑法將上述人員的有關犯罪行為作為單位犯罪處理，其自動投案行為實質上也代表了單位。

（二）必須如實交代單位的罪行

代表犯罪單位主動投案的被委派人或者能夠代表單位意志的負責人必須將單位所實施的全部罪行如實交代，而不是僅交代部分罪行或者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的自然人自身的罪行。如果能代表單位意志的負責人在接受有關機關的調查詢問，或者因他罪被采取強制措施后，如實交代了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單位犯罪事實的，也應認定為單位自首。

（三）以單位的意志實施自首行為

單位意志是指，經犯罪單位集體研究做出的決定或者能夠代表單位意志的負責人做出的決定，并且向有關機關投案。如單位的法定代表人的決定即可以代表單位意志。關于單位意志的認定是單位自首之關鍵所在，它必須是單位整體意志的集中體現，即以單位的名義，且經過單位集體研究決定或者由其負責人員決定，如果單位內部在自首問題上有異議，適用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認定。在認定單位犯罪自首時應注意，在判決書中應明確記載成立自首的是單位而非自動投案人員，以示與自然人自首的區別。

三、單位犯罪自首的適用情形

結合單位自首的成立條件，筆者將單位自首的常見情形歸納為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單位犯罪以后，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者經授權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自動投案、如實供述單位犯罪的事實，應當認定單位自首，其他實施單位犯罪的人員如實供述所犯罪行的，也成立自首。如果單位犯罪中有的自然人拒不到案或到案后不如實交代罪行的，對其不予認定自首。

第二，單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先行投案，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負責人到案后亦能如實交代罪行的，可以單位自首論。如果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負責人拒不到案，或者到案后不如實交代罪行，則只能認定自動投案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成立自首。

第三，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負責人先行投案，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拒不到案，或到案后拒不如實交代的，單位成立自首，投案的主管人員或負責人也應認定為自首，但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不能認定為自首。

第四，單位犯罪中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主動投案，且在偵查、階段如實供述，但在庭審階段均翻供的，單位不成立自首，自然人也不應認定為自首；如果僅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翻供，但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不翻供的，單位和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不成立自首，但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仍可視為自首；如果僅僅是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翻供的，不影響對單位自首和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自首的認定。

第五，如果直接責任人員在單位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實施單位犯罪，該直接責任人員自動投案且如實交代的，單位成立自首，其個人也應認定為自首；如果后來翻供，其個人不能認定為自首，但是單位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積極配合司法機關的，不影響對單位自首的認定。④

四、單位犯罪自首的例外情形

根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規定：“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認定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認定為自首；但在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應當認定為自首。”據此，我們同樣可以對單位犯罪的例外情形做如下理解：

首先，犯罪單位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等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逃跑或翻供的，不能認定單位自首和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個人自首，但不影響同案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個人自首成立與否的認定。

其次，如果是同案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逃跑或翻供的，對這些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不能認定為個人自首但既不影響本已成立的單位犯罪自首的繼續認定，也不影響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個人自首的認定。

再次，對其中翻供的，如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在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應當認定為單位自首，同時能夠供認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實的，應認定個人自首，對其中有其他同案犯的，還應當供述其他同案犯所參與實施的全部罪行的才予認定個人自首。

第四，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在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只能認定其個人自首，不影響對單位和其他人員的自首認定。

第五，除單位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等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以外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決定并實施單位犯罪行為，如果直接責任人員逃跑或翻供的，不能認定單位自首和直接責任人員個人自首。

最后，對存在同案犯的，如果直接責任人員中主犯逃跑或翻供，不能認定單位自首和主犯個人自首，但不影響從犯個人自首成立與否的認定。對其中翻供的，如直接責任人員在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應當認定為單位自首，同時能夠供認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實的，應認定個人自首，對其中有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還應當供述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所參與實施的全部罪行的才予認定個人自首。

需要說明的是，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等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基于對事實和法律的認識錯誤，將本不構成犯罪的行為當作犯罪行為而向有關機關或個人投案并供述所謂的犯罪事實，由于缺乏犯罪這一基本前提，當然也不能認定為單位自首或個人自首。⑤

注釋：

①葉巍，汪敏．自首制度新視界．審判研究．2000（9）．第24頁．

②薛進展．單位犯罪刑罰的適用與思考．法學．2002（9）．第32頁．

③張震宇．結合一起濫伐林木案談單位犯罪自首問題．檢察實踐．2004（4）．第74頁．

第6篇：法律認識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學生在學校發生了傷害事故，尤其是體育傷害事故，學校是否應承擔責任，承擔何種責任等等，這些問題直接關系到學校和師生合法權益的保障。妥善處理學生體育傷害事故，正確認定事故責任，對于全面保障師生人身安全，維護正常體育教學秩序是非常重要的。

1　問題的提出

我國的大中小學共有2億多名在校學生，這是一個相當大的社會群體。學校體育是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以“健康第一”為指導思想，全面發展學生素質的同時，學校體育更加受到重視，學生的體育活動更加豐富多彩。但是，近年來，隨著學校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參加體育課內外活動和鍛煉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多。同時，社會的迅速發展和學校體育改革的不斷完善使體育選項課日漸增多，學校體育教學活動日趨豐富，而體育教學經費投入卻相對不足，導致了學校體育場地、設施缺乏、器械陳舊，難以滿足教學的需求。加之教師責任心不強，或者專業水平偏低、教法不得當，或是課堂組織紀律松散等。使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日益增多，由此引發的糾紛及其索賠與日俱增，其事故不僅給學生及其家長帶來不幸，也影響到學校教育教學工作的正常開展，不利于學校素質教育向更深層次推進，將會影響一代人的成長。因此，學校為避免傷害事故的發生，采取?肖極措施：縮小學生參加課外體育活動的空間、時間，拆除部分體育設施，禁止學生參加劇烈的體育活動，取?肖有難度、有危險的體育項目等，學校進行“自我保護”的短視行為，對青少年學生的健康成長造成諸多不利影響。為此，2002年9月1日教育部頒布實施了《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該《辦法》的實施無疑將會有利于保障師生雙方的利益，從而有利于教學的順利進行和素質教育的順利實施。開展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研究與探討，特別是有關法律責任方面的研究，對于澄清一些人的模糊認識，防范和處理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消除負面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　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概念、范圍、類型與原因

2．1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概念

學生體育傷害事故，是指學生在學校體育活動中(包括體育教學、課余訓練、運動競賽和課外體育活動)，所發生的學生實質性的人身傷害或死亡事故。

2．2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范圍

2002年出臺的教育部《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明確了學生傷害事故的范圍：在學校實施的教育教學活動或學校規定組織的校外活動中，以及在學校負有管理責任的校舍、場地、其他教育教學設施、生活設施內發生的，造成在校學生人身損害后果的事故。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也適用這一范圍。學校體育是學生體育傷害事故的重災區，這是由于學校體育本身所特有的活動性、對抗性、冒險性等特點所決定的。作為學校，在體育活動組織、管理過程中正確履行了職責，合理注意應盡的義務，與學生發生的傷害沒有因果關系。一般來講，輕微扭傷、搓傷、拉傷、碰傷、摔傷等體育運動中常見的損傷，若非他人故意侵犯所致，都不應列入學生體育傷害事故的討論和研究范疇。

2．3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類型

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1)在學校正常的體育教育教學活動中發生的傷害事故；(2)非授課時間(即課問休息或課外活動時)學生在校園內進行身體活動時的傷害事故；(3)由于學校管理不善造成的學生身體傷害事故；(4)由于教師的不當教育行為對學生身體造成的傷害事故。

2．4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原因

對于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發生的原因，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視角進行了分析和研究。

第一，從觀念層面來看，體育教學事故的發生往往是由于學校體育管理人員，有關的教學人員，以及學生自身對這類問題的重視不夠從而出現思想上的麻痹和疏忽，造成對教學中的一些關鍵環節的忽視，從而誘發事故發生。從大量的實例來看，很多體育教學傷害事故都與思想觀念上的麻痹松弛有關。

第二，從制度層面看，目前我國針對學校體育傷害事故所制定的法律規范尚不夠完善，現實的針對性還不夠。從目前體育教學中可以作為規范的法律法規來看，可以引以為據的僅有《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處理辦法》。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體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民法》、《憲法》等，雖然有部分條款與我們所關注的問題有關，但畢竟缺乏直接的現實針對性。這就造成了一旦發生體育教學傷害事故，很難找到強有力的法律法規的依據。這種狀況，不僅對學術體育教學不利，而也對事故中受傷害者不利。此外，在學校體育事故的管理體制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不完善之處，還跟不上時代的要求。這在客觀上為防范和處理傷害事故造成了障礙。

第三，從器物層面看，我國經過了20幾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得到了較大發展，國家對教育投入不斷增加，教學的條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隨著各個大專院校不斷擴招，有關方面對學校體育教學方面的投入就顯得相對滯后，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體育教學經費投入的不足，導致了學校體育場地、體育設施缺乏，器械陳舊，難以滿足教學的需求。在客觀上，這形成了誘發事故的潛在因素。

3　過錯責任原則是認定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責任基礎

在我國民法理論中，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體系是由過錨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公平責任原則所構成的。過錯責任原則是以行為人的過錯承擔民事責任要件的歸責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是我國民法關于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定，是行為人因過錯而承擔民事責任的依據。《辦法》第8條第2款規定：“因學校、學生或者其他相關當事人的過錯造成學生的傷害事故，相關當事人應當根據其行為過錯程度的比例及其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承擔相應的責任。”可以看出，目前學生傷害事故責任采用的是過錯原則。也就是說，只有學校對學生體育傷害事故的發生有過錯，才能負損害賠償責任。那么，目前學生體育傷害事故的法律、法規的界定，應根據民法及《辦法》的有關規定，以其過錯責任原則為基礎，來認定事故的責任歸屬，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發生體育傷害事故，都一律由學校承擔，這顯然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對事故的發生，學校如有過錯，應承擔過錯責任。如沒有過錯，一般情況下，不承擔責任或分擔責任。如因學生本人的過錯，或其他學生對該學生的傷害有過錯，而且學校不存在管理、教育不當的問題，學校也不承擔責任，而由過錯者承擔。這符合民法的公平、公正的原則。

4　學生體育傷害事故的責任認定

因學校在人員構成上有群體性，在教育活動安排上具有多樣性，在教育時間上具有相對持久性，在教育群體構成上具有復雜性。學校教育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學生體育傷害事故的不可避免性。根據民法和《辦法》的有關規定，學生體育傷害事故的責任認定，一般情況下大體有以下3種：

4．1學校直接責任事故

學校的過失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是學校承擔責任的客觀依據。對于這類事故，學校要承擔主要甚至全部責任：(1)學校有關人員玩忽職守，致使運動場館、房屋倒塌；(2)體育教師體罰學生或變相體罰學生；(3)在體育教學過程中，學校未能落實安全保護措施，或教師違反教學大綱、教學常規；(4)在學校課外活動或組織的社會體育實踐活動中，指導教師實施了錯誤的指導；(5)學校體育設備、設施陳舊老化，或處置使用不當；(6)學校體育物品堆放或懸掛不當；(7)在正常體育教學時間內，教育人員撤離工作崗位；(8)在學校組織的課外體育活動中，有關人員玩忽職守，沒有履行教育管理職責；(9)學校體育活動中，組織者衛生工作不力，造成食物中毒。

4．2學校間接責任事故

這類事故一般不在學校內發生，而是在學生之間，或學生本人，或其它一些非學校因素等，但在事故發生過程中，學校由于某些過錯或措施不力，客觀上為事故的發生或傷害程度的加重提供了條件，對于這類事故，主要應由肇事方的法定監護人或肇事方承擔主要責任，學校可視具體情況承擔責任：(1)學校或有關教育人員在教育過程中有某些過失，但不直接導致學生傷害；(2)在正常的體育教學時間內，教師隨意讓學生中途離開；(3)在課外活動或學校組織的體育活動中，學校未安排有關人員值班．或有關人員不負責任，撤離崗位，這期間學生相互打鬧、游戲失手或活動不慎引起傷害；(4)在學校組織的校外體育活動中，事故的直接責任為校外部門，但學校組織管理措施有不完善之處；(5)傷害事故發生后，學校沒有及時將受傷學生送往醫院，或采取其他必要的醫療救護措施，由此延誤病情或導致傷害加重；(6)有關人員對活動場所內已發生的打架斗毆事件沒有及時制止，致使傷害程度加重。

4．3學校無責任事故

學校在事故發生過程中，沒有任何過錯，因此不承擔任何責任：①活動中不能預見、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情況；②學生體質特殊或疾病復發，學校事先又未得到家長和學生的通知；③學校和有關教育人員的教育方法完全正確合理，學生卻在活動場所內自傷、自殺；④事故盡管發生在校內，但純屬學生違犯紀律引起．并在此事件中學校能證明沒有任何過失；⑤學生在往返活動場所的路t：發生交通事故；⑥在學校組織的校外活動中，肇事原因純屬學校以外的其他因素，并且學校組織措施得力，有關人員盡到教育管理責任；⑦事故盡管發生在活動場所，但純屬校外人員私自闖人尋釁鬧事，擾亂正常教學秩序。

4．4學生的責任認定

依照《民法通則》的規定，在我國年滿l8周歲的公民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建立從事民事行為，承擔民事責任。未滿18周歲的公民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是其法定監護人，由其代替未成年人行使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因此，學生的責任承擔者可分為未成年人學生監護人與成年學生兩類。

學生在學校應遵守的規則，教育部《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6條規定：學生應當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和紀律；在不同的受教育階段，應根據自身的年齡，認知能力和法律行為能力，避免和消除相應的危險。第7條第1款規定：未成年學生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應當依法履行監護職責，配合學校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護工作。學生若未履行應盡的職責，違反了學校規定的“注意義務”，或未成年學生監護人未依法履行監護職責，未盡“配合義務”，則認為學生或其監護人有過錯，應承擔民事責任。學校若無過錯，則不承擔責任。未成年學生的責任由其監護人承擔，成人學生的責任則應由本人承擔，但考慮到學生的特殊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61條規定，學生致人損害時年滿18歲的，應當有本人承擔民事責任，沒有經濟收入的，由扶養人墊付，墊付有困難的也可以判決或調解延期給付。

在學生的責任范圍里，如果學生和學校雙方都存在過錯，也應按各自的過錯程度承擔相應的責任。雙方都無過錯的意外傷害事故，也同樣適用公平責任原則，由雙方分擔相應的責任。

5　結論與建議

5．1體育活動本身存在的危險性、對抗性，教師和學生的安全意識不強，場地器材條件差，缺乏必要的義務監督等等都是造成體育傷害事故的原因。

5．2學校不能以犧牲大多數學生參加體育活動的權利來避免個別學生發生一些正常的意外事故，這樣得不償失，對提升學生的素質水平毫無益處。

5．3學生參加體育活動應堅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量力而行、科學鍛煉的原則，學校應真正加強對體育活動的醫務監督和嚴密有效的組織管理，提高學生對運動危險的預見性，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7篇：法律認識論文范文

關鍵詞：隱名出資人；顯名股東；法律地位

一、隱名出資人的法律特征

(1)投資主體的隱蔽性。主要表現為，對公司實際出資人與名義上的股東不一致。對于股東資格的認定標準，通常采用二元標準來判斷，即要有實質要件，如股東出資，也要有形式要件，如公司登記、公司章程、股東名冊中明確的記載。只有同時符合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我們一般才認定為股東，而隱名出資人卻只符合實質要件，顯名股東也只符合形式要件，出現了其投資主體的差異，正是這種差異才導致了司法實踐中有關股東資格認定、出資瑕疵、股權轉讓等問題的產生和處理的復雜性。

(2)出資標的具有特殊性。隱名出資人出資的標的主要為貨幣或者不以登記為產權轉移形式要件的實物、權利等，隱名出資人之所以采用隱名方式，就是不想暴露其真實身份，若隱名出資人以土地使用權或不動產等出資，則必須辦理產權過戶登記手續，這樣就與隱名投資人采取隱名投資的初衷背道而馳了，所以以登記產權轉移為形式要件的實物、權利、技術就不能進行出資。

(3)隱名出資人主體資格具有多樣性，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公司，尤其是外商隱名投資。由于我國目前對允許外商投資的行業還實行嚴格的準人制度，所以很多外商投資者便采用了隱名出資的形式用來規避法律，達成投資的目的。

二、隱名出資人引起的法律問題

隱名出資人是或出于規避法律的限制或禁止性規定的目的，或出于投資行為效益最大化的考慮而采取的投資策略。由于政策導向、立法宗旨有所不同，制度設計及立法技術存在區別，各國立法對于隱名股東法律地位的態度也各異。在英美等國，由于信托制度非常發達，股權信托的情形非常普遍，通過股權信托的方式建立的隱名出資人和顯名股東的關系是為法律所認可的。有的國家如韓國，法律規定隱名股東和顯名股東是共權共責的，實際上承認隱名股東的法律地位。而我國《公司法》及相關法律沒有對隱名股東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確規定，既沒肯定其合法性，亦無禁止性規定。在司法實踐中，隱名出資人在公司法上不具有任何權利，一般不承認其股東資格，對隱名出資人的保護僅以其和顯名股東之間成立的債權債務關系，依合同關系加以保護。

關于隱名股東是否具有股東資格，在理論和實務中主要存在以下兩種觀點：一種是“實質說”，即認為隱名出資人應認定為股東，其理論依據在于契約自由、意思自治，主張應探求當事人之間的真實意思表示，而不以外在表示作為判斷股東資格的基礎。依照這種觀點，實際出資是認定股東資格的最具有實質意義的依據。另一種是“形式說”，即以顯名出資人為公司股東并否認隱名出資人的股東資格，其理論依據在于公司法上的行為是團體，堅持外觀主義更符合商業交易外觀公示的需要，更有利于維護公司治理的以及對外關系的明確。

筆者認為上述兩種觀點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亦存在片面性，對隱名出資人是否具有股東資格的認定，在公司中應當區別對內對外關系而適用不同的規則。

其一，在對內關系上即隱名出資人與顯名股東的關系，二者之間一般存在事先約定，不管是否訂立書面合同，一般應認定構成合同關系，隱名股東與顯名股東就權利義務分配達成的契約與一般的民事契約沒有本質區別，只要雙方意思一致且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就應對雙方具有約束力。在公司內部，這種契約改變的僅僅是公司股東間的權利義務分配而已，并不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所以，只要這種契約屬于雙方真實意思表示且屬善意，就應該確認該契約的法律效力，從而確認隱名股東的股東資格。如果隱名出資人與顯名股東之問或隱名出資人與公司之間權利義務發生糾紛，則應尊重他們之間的契約關系，此種情況下隱名股東具有股東資格，彼此之間的糾紛按照股東關系或股東與公司關系來處理。

其二，在對外關系上即隱名出資人與顯名股東對公司其他股東或第三人的關系，有學者認為，隱名股東的股東資格不予認定，應遵循公示主義、外觀主義原則，賦予公司股東登記簿或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記材料中記載的顯名股東以股東資格，這主要是為了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維護交易的穩定。如果公司債權人訴請出資不足的股東承擔公司債務清償責任，應根據公司登記記載為準來認定顯名出資人的股東資格，由其來承擔債務清償責任，顯名股東在清償后可獲得向實際出資人追償的權利。筆者認為，該種觀點不利于保護善意第三人，有使隱名出資者規避法律之嫌。此種情況，應認定隱名出資人與顯名股東之間為合伙關系，承擔連帶責任以來更好的保護善意第三人，防止隱名出資人規避法律。

三、隱名出資人的權利與義務

(1)在與公司的關系中，一方面，股東權利的享有者形式上是顯名股東，也就是說盈余分配請求權、新股認購權、表決權等股東權利作為隱名出資人一般是不能享有的，因為若法律確認此種情形下投資人具有股東身份，就等于是為其規避法律的行為提供了法律保障，使規避法律行為合法化。這種情形下隱名出資人不能被認定為公司股東，當然就不享有公司的股東權利。但隱名出資人畢竟進行的是一種投資行為，隱名出資人雖然沒有在公司章程、股東名冊或工商登記材料中確認自己的股東身份，但其出資認購公司股份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享有公司收益的回報，隱名出資人可以依據其與顯名股東之間的投資合同來控制顯名股東從而間接行使股東權利。另一方面，股東責任的承擔者形式上是顯名股東，但畢竟收益歸隱名出資人，故在對公司的責任上，應承認隱名出資人的股東資格，防止隱名出資人抽逃資金或作出有害于公司的其他行為。:

第8篇：法律認識論文范文

[案情]語文教師胡甲在文學雜志上看到錢乙發表的一組詩歌，頗為欣賞，就復印了一百份作為文學輔助材料發給了學生。胡甲又將錢乙的這組詩歌逐段加以評析。寫成文章后投到刊物上發表。錢乙得知后，認為胡甲未經自己許可，擅自復印、使用其作品，在其評論文章中全文引用了自己的詩歌，是對自己著作權的侵權行為，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問題]胡甲的行為是否侵犯了錢乙的著作權？為什么？

[答案與分析]胡甲的行為是合理使用，不侵犯錢乙的著作權。理由如下；根據《著作權法》第22條的規定：著作權人的權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即合理使用。合理使用是指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阻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著作權法享有的其他權利的行為。合理使用需具備兩個條件：（1）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他人未發表的作品不得擅自使用。（2）非營利目的，而是為個人學習、研究或為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使用。《著作權法》第22條列舉了合理使用的十二種情況其中第2款“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第6款“為學校課堂教學或者科學研究，翻譯或者少量復制已經發表的作品，供教學或者科研人員使用但不得出版發行”。本案中，錢乙的詩歌已公開發表，胡甲是為教學需要復印了一百本，非營利為目的，且復印較少，應屬合理使用的范圍。胡甲在評論文章中全文引用了錢乙的詩歌，是否就構成侵權呢？也不是，根據《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7條的規定：合理使用中的適當引用應具備三個條件；（1）引用目的僅限于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2）所引用部分不能構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實質部分；（3）不得損害極引用作品著作權人的利益。本案中，胡甲是因評論錢乙的文章而引用其作品的，而目因為詩歌是一種短小精悍的文學體裁，只有逐段加以評論才能全面地以映出作者的創作意圖和作品的主題思想，雖是全文引用但不構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實質部分，胡甲的行為是合法的合理使用，錢乙的要求沒有法律依據，人民法院應駁回其訴訟請求。

[小結]注意區分合理使用與侵權行為的界限，合理使用屬合法行為受法律保護；侵權行為是百法行為，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區分兩者的關鍵一是是否已發表的作品，二是是否以營利為目的。

第9篇：法律認識論文范文

關鍵詞：環境權；環境權利論；應然權理論；公民環境權論

一、公民環境權研究的現狀

自我國著名環境法學家蔡守秋先生1982年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環境權初探》以來，關于環境權的討論至今已有25年。眾多學者都加人了環境權的大辯論，而且大部分關于環境權的論文都涉及到公民環境權論題。關于公民環境權的權利形態，我國學者于20世紀80年代初將公民環境權定位為法律權利;90年代，又有學者將公民環境權的權利形態定位為人權、應然權利和基本權利;21世紀初，又有學者認為公民環境權本質上是習慣權利。

1.20世紀80年代的法律權理論

20世紀80年代公民環境權的法律權利論的代表是蔡守秋。早在1982年，蔡先生就分析了環境權的產生過程，并得出下述三個結論:第一，從社會發展的歷史看，環境權的提出是人類環境問題發展的必然產物;把環境權規定為國家和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是各國憲法、環境法及其他有關法律的一種發展趨勢;環境權這個規范深深地扎根于人類社會的物質生活之中。第二，環境權是環境法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環境訴訟的基礎;環境法律關系的主體的環境權表現為權利和義務兩個方面。第三，有關環境權的理論正處于發展時期，我國的法學工作都應該為建立環境權的科學理論作出貢獻。總之，蔡先生將環境權視為一種“法律上的權利”，弱勢地承認了環境權與人權的關聯。在他看來，環境權只是在發生學上與人權相連，其在社會生活中主要是一種“法律上的權利”。

2.20世紀90年代的應然權利論

20世紀90年代應然權利論的代表是呂忠梅教授和陳泉生教授。呂教授從傳統法律在環境保護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出發，將環境權視為一種應有權利。用她的話來說:“環境權是為克服和彌補傳統法律理論和法律制度在環境保護中的缺陷和不足而產生的一項新的權利。”呂教授主張，環境權應該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是現代法治國家公民的人權。呂教授的環境權利理論設計傾向于將環境權具體化，在具體化的過程中她實質上將環境權民事權利化。

3.21世紀初期的公民環境權學說

公德近是21世紀公民環境權論的一位代表，在谷德近看來，環境權的實質是調整國家與公民的關系;他因而反對把自然、后代和人類整體視為環境權的主體。他認為，公民環境權本質上是一種習慣權利。他眼中的習慣權利是一種制度事實，由約定俗成的生活規則支撐。公民環境權只能是習慣權利的理由有:(1)環境權一直存在于人類社會中;(2)環境權依靠社會習慣得以保障。

徐祥民教授是義務先定論的代表，義務先定論者則從根本上否定公民環境權的存在，主張環境權是一種以環境義務的先行履行為存在條件的人類權利。。在徐教授看來，公民環境權論者所論述的以對環境要素和環境功能的使用為內容的環境使用權，都可以歸人財產權和人身權;公民環境權論者所主張的公民環境權不能構成對那些可能造成環境損害的權利的制約。徐教授主張，環境權是一種自得權，它產生于環境危機時代，是以自負義務的履行行為實現手段的保有和維護適宜人類生存繁衍的自然環境的人類權利。在他看來，人權發展的歷史經過了初創期、發展期和升華期，三個時期的核心性人權分別是自由權、生存權和環境權。自山權的實現要求國家履行消極不妨礙的義務，生存權的實現要求國家或社會積極地提供保障，而環境權是自得權，是保有和維護適宜人類生存繁衍的自然環境的人類權利。所謂自得就是自己滿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等待其他主體來提供方便，也不需要排除來自其他主體的妨礙。它的實現以人類履行自負的義務為條件。因此，在徐教授看來，現有的環境保護法以確認義務和督促履行義務為實現保護環境目的的手段是正確的。

二、關于公民環境權研究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