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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得稅。很久以來,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稅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決定了稅收結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維克里分析中強調累進稅率安排將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他重新定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了以下兩個方面:激勵問題——每個個人在選擇工作努力程度時會考慮稅收安排,非對稱信息——實際上個人的生產力對政府來說是未知的,他定義了解決的總原則,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確因素。直到25年后,這個問題才被米爾利斯重新考慮,他通過建立一個范例(樣本),來分析具有廣效性的以非對稱信息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經濟糾紛,解決了這一問題。米爾利斯定義了一個嚴格的條件(單一交叉點),大大簡化了問題,使問題有可能解決。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則——一個普遍原則的萌芽思想。根據這一原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問題能從相對有限的分配機制集合中找到解決方法,這種分配機制能導致個人在不與自身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暴露出真實的私人信息。通過這一機制,制定最佳條約以及對激勵問題的其它解決辦法變得容易多了。
2.信息與激勵。信息經濟學是近年來最重要和充滿活力的經濟研究領域,它研究決策者擁有不同信息的狀況。信息的非對稱性在很多領域存在,所謂非對稱信息是指某些參與人擁有而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例如:銀行不可能了解借貸者未來收入的全部信息,拍賣人并不知道潛在客戶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個人和企業納稅能力時必須制定稅收政策等,這類現象稱為外生信息不對稱。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經營者資產營運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屬是否在認真扎實地履行職責等,這類現象稱為內生信息不對稱。不完全、非對稱分布的信息會帶來很嚴重的后果,尤其當信息優勢經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來,因此,信息經濟學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處理非對稱信息下不同激勵和控制問題的契約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合同或契約,以獲得真實、有用的信息,誘導他人“講真話”;在內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機制,以誘使另一方當事人采取正確的行為,形成“不偷懶”。這使我們能更好的理解保險市場、信用市場、拍賣、公司內部組織、工資結構、稅收系統、社會保障、競爭條件、政治制度等等問題。信息經濟學研究信息與激勵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任何一種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滿足個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維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關注不同類型的拍賣者的特性以及他們如何被最優設計以創造經濟效率。他的努力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并且這一領域已經擴展到實用范疇,如:財政部發售公債等。20世紀40年代后期,維克里設計了一個模型表明能通過設計所得稅獲取效率與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爾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徹底地解決最優所得稅問題的辦法。米爾利斯很快認識到他的方法能被應用到很多其它的類似問題。這已經成為現代關于復雜信息和激勵問題分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米爾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觀測到其他人行為的情況下尤為有價值,即所謂的道德風險。要回避由于非對稱信息所產生的道德風險,關鍵是要設計一些最優的契約或機制。
3.道德風險。在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利益時,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如保險業存在顯著的問題是被保物品的損壞不僅僅依賴于天氣、偷盜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賴于投保人對被保物品的管理,這一點使保險公司付出了昂貴代價。健康和殘疾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中也出現類似問題。保險項目會加大風險承擔并影響到個人管理被保物品的辦法。在分析這些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時面臨的主要困難與維克里強調,米爾利斯解決的所得稅問題很類似。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過簡化問題定義,米爾利斯為日益有力的分析鋪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為間接暗示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結果可能性的選擇。因此,最佳補償協議的條件提供了人選擇可能性信息及保險保護必須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以提供商合適的激勵因素。在設計激勵方案時,委托人必須考慮激勵人的成本與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對處罰的敏感度越高,人對結果選擇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約中規定,人承擔不受歡迎結果的部分成本或者獲取令人滿意結果中的部分利潤。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險物品一樣保管被保險物品,執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管理公司。
4.拍賣。拍賣的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提示信息,一是減少成本。非對稱性也是拍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拍賣時,潛在的購買者對出售的財產或權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維克里在兩篇論文中分析了不同類型拍賣的特點。維克里根據治理交易的制度規則,把拍賣分成四種類型:英式拍賣、荷蘭式拍賣、第一價格拍賣和第二價格拍賣(即次高價拍賣)。他著重研究了現在被稱為維克里拍賣的次高價拍賣。在這種拍賣中,物品根據封閉價被拍賣。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購買拍賣品。這是一種能引出個人真實意愿的機制實例。如果出價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價格,一個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樣行為的風險,則不得不虧本購買拍賣品。相反,如果一個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價格,他冒著也許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價格購得拍賣品。因此,在此類型拍賣中,真實報價對個人最為有利。這種拍賣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率。維克里的分析不僅僅對拍賣理論有著重要意義,并且為設計能提供社會激勵的資源分配機制帶來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爾利斯和威廉·維克里共同榮獲了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他們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下面分別介紹他們的主要理論貢獻。
二.經濟中的非對稱信息以及相關問題
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和雇員的信息是非對稱的。雇主無法了解雇員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據雇員的社會平均能力制訂工資標準,導致雇員的“逆向選擇”,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員離職,公司多為低素質雇員,給公司造成一定損失,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會造成“低素質員工驅逐高素質員工”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公司必須選擇某些易于辨別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為顯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個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質人才通過選擇接受教育把自己與低素質人才區分開,但教育成本與能力具有非相關性,低素質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質人才選擇相同的教育水平,從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導致“逆向選擇”。信息甄別成為解決“逆向選擇”的關鍵。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論在模型上雖有重大進展,但它的實證性有待繼續測定。非對稱信息在產品市場中的表現與勞動力市場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是賣方更清楚成本、質量、價格等內在屬性,但不清楚買方愿意支付的價格、需求、市場的定位等;而買主正好與之相反。存在的隱患也主要是“逆向選擇”,問題的關鍵是信息傳遞。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彭斯認為,如果較高質量的賣主能夠尋找到某種途徑向買主傳遞自身產品質量的信息,而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質量產品的賣主低,使劣質產品賣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動機。總之,無論信息質量的優劣,只要高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小于低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就可實現資源配置的[
帕累托改進。目前產品的廣告宣傳、商品的退賠、維修等保證,都是信息傳遞的簡單運用。
80年代西方學者把信息非對稱理論運用到金融市場,極大地豐富了金融中介理論和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就鼓勵了信貸資金向低信用企業流動,抑制信貸資金向高信用企業的流動,即信用質量越差的企業,越可能取得信貸資金。這種不合理的資金分配機制對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具有極不利的影響。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來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損失,具體表現形式為:違背借款協議,改變資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機易或高風險項目;隱瞞投資收益,逃避償付義務;對資金的使用效益漠不關心,不負責任,致使借入資金發生損失。為什么金融市場中信息非對稱的表現與普通商品、勞動力市場有重大差別呢?因為金融市場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場的交易是錢物交易,錢物兩清后,交易雙方基本上沒有后續權利和義務;而金融市場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資金后并不能馬上從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價物質,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來某個日期償還本息的承諾。由于信息的非對稱,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條件下作出承諾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樣,致使出現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西方著名學者羅斯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研究,他直切問題的核心,即企業的金融結構與市場價值的關系,這就是響譽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張只根據企業負債比來測定企業的市場價值,他的分析方法雖沒有全新的結論,但他的方法是嶄新的,給人一種全新的境界。為了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筆者主張在羅斯分析的基礎上,應完善以下機制:加強對證券持有人的約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員向外輸出錯誤信息的內在機制;嚴懲證券持有人賄賂管理人員,輸出錯誤信息,使自己謀利的非法行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風險”的立法工作。上述機制的完善和規范,都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
信息非對稱理論在證券市場運用中所引發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表現則更為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在證券市場上沒有辦法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為要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基本條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要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必須花費一定的信息成本進行調查、分析和監督,然而證券市場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車”行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資。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機構大戶操縱市場,銀行違規資金入市,證券機構違規透支,新聞媒介推波助瀾,誤導誤信股民跟風等,都是信息傳遞機制不暢,功能存在障礙的具體表現。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在證券市場的信息傳遞模型中,除非有嚴格的約束條件,否則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業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實現有效的分離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業放棄模仿信譽好的企業的動機,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個有待繼續解決的問題。結合我國的證券市場,其核心是保證信息傳遞暢通、充分、準確,從而逐步趨于完全對稱。具體措施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傳遞機制,改善市場結構,減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質量,發揮信息顯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實際上無權選擇,一旦信息質量存在問題,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將無法挽回。因此規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傳遞機制,降低信息成本,規范會計職業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管理,提高其風險度;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提高其約束自己的行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對稱信息的產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個熱點問題是:中國國有企業由于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在新的政策下,國企拍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何使國有企業的拍賣更為有效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拍賣前必須先清楚兩點:一是被拍賣企業的經營現狀;二是評估該企業的資產。拍賣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弄清投標者對被拍賣企業的真實評價。這就需要投標者花一定的時間與精力去調查該企業的資產狀況,同時,拍賣者也要盡力弄清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在歐洲,許多拍賣者得到的價格都低于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因為,常常有這樣的集團,由于他們比別人更了解該企業,掌握了有關該企業的更充分的信息,從而壓低了該企業的價格。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進行二級密封價格拍賣法,即通過投標者之間的競爭,由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格購買,從而激勵投標者說真話。不過,拍賣者有時也會與投標者合謀,從而使拍賣失效,尤其是在拍賣公益企業時。故而,應采取一種更為公開的拍賣方式,讓更多的投標者競爭。比如,英國就把一些公共事業企業賣給法國(如水利系統)和美國(如電信系統)。中國不一定要采取這樣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為公開,拍賣更為公正,這樣,才能使拍賣成功。在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體人民,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同的企業隸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因此在企業兼并時會常伴隨有“一定的道德風險”問題。這一問題很有意義,其核心是產權問題。兩個歸屬不同政府部門的企業兼并時,兼并合同會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難給出清楚明確的解釋的,因為兩個政府部門有不同的利益目標。這與委托—理論略不同。委托—理論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委托人、一個人的情形,委托人應該為人設計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比如高工資,與工作績效掛鉤的獎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來說,為了控制風險,一個人不允許同時有兩個委托人。在這種情況下,“兼并”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脅,人即經理會更努力地經營企業,使企業的資產不斷增殖。通常情況下,經理并不希望“兼并”發生,除非其經營狀況相當糟。事實上,通過對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對兼并實例的考察,我們認為,“兼并”的作用與效果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屬兩個政府部門的企業之間的“兼并”則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存在兩個委托人,其中一個委托人會控制兼并合同的簽訂,從而弱化另一個委托人的權力。
三.國有企業的激勵問題分析
國有資產是通過層層的關系才到達企業的,而中國國企的委托關系具有無限循環的特性。在委托—鏈條上的當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從理論上講,國有資產屬于全民,工人階級是全民的優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人,而政府又作為委托人委托經理來管理國有企業;經理是國企的人同時他又作為委托人,委托車間主任管理生產經營;車間主任是人同時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進行生產。工人這時成為最低層次的人與最高層次委托人扣成一個環。因此,解決這種委托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規避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趨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會設計一套對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委托人的長遠利益。變“損人利己”為“雙贏”是這套機制的核心所在。當對人付出的努力不能進行完全的檢驗,從而人有可能試圖只付出少于他能夠付出的努力時;當一個只根據行動而不兼顧結果支付報償的契約建立時,潛在的道德風險立即產生。對委托人來說,人行動是不可預測的,委托人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資產增值率、利潤率、市場占有率、同行業企業家正常利潤等)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我們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選擇的行動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個行動,可以是任何維度的決策變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工作時間或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和開發研究等。θ是外生變量稱“自然狀態”,a、θ決定一個可觀測的結果π(a、θ),如產出。委托人的問題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S(π),根據觀測的產出π對人進行獎懲。設人努力的負效用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U=S(π)-C(a)。前面已經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沖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對人提供足夠的激勵,否則,人不會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樣努力工作。委托人的問題就是選擇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數。但這樣做的時候面臨著來自人的兩個約束。第一個約束是參與約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場機會決定),可以表示為S(π)-C(a)≥U。第二個約束是激勵相容約束,在任何激勵合同S(π)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動,a′∈A是人可以選擇的任何行動,那么只有當人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會選擇a,激勵相容約束的數學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這就是解決道德風險的基本簡化模型。當然要得出最優解需經過一系列的數學變換,還要考慮a、θ的分布密度,這里從略。
下面討論逆向選擇模型。根據顯示原理,我們只需要考慮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實顯示他所屬類型的契約,并根據聲稱自己具有的屬性來決定按契約支付報償。a為人的內在屬性(不是道德風險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選擇的行動),a′是人聲稱的屬性,W為委托人為人設計的契約,U為人的效用,則防范逆向選擇的模型為:U〔W(a),a〕≥〔W(a′)a〕aa′∈A上述激勵相容約束機制模型從表面看,在企業利潤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較少的份額,其實在這種機制的運作下的委托關系會創造循環的創新支力,會使企業利潤的蛋糕越做越大,國家、政府會得到長期的不斷增長的利潤“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對企業的分配制度進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與企業的業績掛鉤與職工分配基金脫鉤,體現出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結合。尤其是智力要素價值要得到實現,得到蛋糕的份額與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時,企業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也需要一個規范化的市場環境。環境對人的約束是剛性的、使他別無選擇。市場的評價約束著人,公司的經營狀況基本取決于經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產,經理的人力資本價值在市場上就一貶到零,甚至可能從此斷送經理生涯。這種來自人力資本市場的約束是最硬的行為約束。而資本市場對人的約束是來自股東(委托人)的間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慮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業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運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業經理的任用要通過法律程序,另外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督查要法制化。還要建立企業內部職工舉報獎勵制度,這樣才能使國企委托——關系處于良性的循環之中,使這個環緊緊地圍住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四.結語
客觀上講,非對稱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設計一種有效的經濟機制,選擇滿足委托人、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的約束激勵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數,促使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這方面研究理論和現實還有差距,但就約束、激勵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實踐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僅表現為模型。特別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激勵理論和實踐呈現出日新月異,而約束的理論和實踐則相對滯后,使激勵機制發生扭曲,甚至有人認為監控就是懲罰。必須改變這種傳統的思維定式,實現激勵約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頗。這方面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又有深刻的教訓。今天,我們正在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許多問題有待信息經濟學去參與研究,如保險業、拍賣業、舊貨市場、棘輪效應、國企改革、稅收、財政、制度變遷以至產權等等。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型的經濟學科,它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體現知識經濟的發展,最能實現帕累托最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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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對稱”是對以往經濟學的重大進步,但是當前的信息經濟學確有一些應予改進。
關鍵詞:信息經濟學
1996年和20__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都因信息經濟學而頒。1996年授于英國學者詹姆斯·莫里斯和美國學者威廉姆·維克瑞,20__年授予3位美國學者,分別是喬治·阿克洛夫、邁克爾·斯賓塞、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信息經濟學的核心是信息不對稱。就是在交易的雙方中,常會有“一方所掌握的相關信息不如另一方多”的情形。
“信息不對稱”是對以往經濟學的重大進步。以往的經濟學都是假定交易雙方的信息是對稱的,這顯然和許多現實生活不相符。
由于信息不對稱,所以信息較多的一方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獲取信息較少一方的額外收益。而當前信息經濟學更強調的,是違反道德的額外收益,就是“道德風險”,例如假冒偽劣商品、夸大其詞、合同欺詐。反過來說,信息較少的一方由于懷疑對方的道德風險,從而選擇謹慎,寧可選“品低價廉”者以降風險,于是反而使優品落選,就是“趨劣選擇”(學者稱為“逆向選擇”)。
信息經濟學的信息不對稱、以及引發的道德風險和趨劣選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很有指導意義。例如建立商業誠信、打擊假冒偽劣商品,都是。
但是我認為,當前的信息經濟學,確有一些應予改進。
首先,當前信息經濟學的一般性不夠好:1、既然有信息不對稱,就應該有信息對稱;2、信息也是資源;3、“信息不對稱”不僅限于經濟領域。因此更一般地說,應該依次是這樣的過程:資源對稱與不對稱信息對稱與不對稱經濟資源對稱和不對稱經濟信息對稱和不對稱。但是當前信息經濟學既未講一般資源,也未講非經濟領域,就直接跳到經濟信息。
而且應該指出,研究信息的對稱和不對稱,首先必須說清“什么是信息”?然而這個最“前提”的問題,當前的信息經濟學并未解決。其次,“道德風險”其實不屬經濟。當前信息經濟學研究道德風險,就是將信息經濟學非經濟化。此外,“信息的對稱性(信息的對稱和不對稱)”既不通俗、也不準確,如果改成“信息的充足性”也許更好。
但是更重要的是,當前信息經濟學,對社會許多經濟現象尚無法解釋,更談不上怎樣改進。例如我國西部農民的農產品怎樣進入國際市場,這就是農民的信息不對稱。但至少從兩個方面,當前的信息經濟學無法解釋這個問題。首先,我國農民與國際市場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既不是道德風險,也不是趨劣選擇,和當前信息經濟學的信息不對稱都不相干。其次,研究中國農民和國際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目的是使農民的信息由不對稱變為對稱。但是當前的信息經濟學,卻沒有研究信息的對稱性轉化,所以無法研究農民對國際市場的信息怎樣轉化為對稱。
信息經濟學的改進,我認為,首先要進一步提高信息經濟學的一般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信息經濟學的解釋力和應用力。
對提高信息經濟學的解釋力和應用力,我認為可以這樣:
依“能否轉化、怎樣轉化、轉化條件”3個問題,研究信息的對稱性。
交易雙方中,任何一方已有的信息和所需求的信息,兩者之間的差距,稱為“信息差距”。不妨將信息不足看作“正差距”。以下所說的信息差距,也都是指正差距。那么所謂“信息轉化”,實際就是縮短乃至消除信息差距。
交易雙方中的任一方,只可能有如下4種情形之一:1、沒有信息差距,甚至是負差距,就是信息過剩;2、雖然有信息差距,但是這一差距自己能夠消除(自力消除);3、雖然不能自力消除信息差距,但如果在自己和交易對方之間引入若干第三方,就可以消除這一差距;4、即使引入第三方,也不能消除信息差距。
關鍵詞自愿性披露強制性披露會計信息
會計信息披露是聯系投資者和企業及其管理層的重要紐帶。投資者根據企業披露的會計信息進行投資決策,企業管理層則通過披露會計信息傳遞企業的經營業績、資源配置和財務風險等信息。可見會計信息披露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而目前關于會計信息披露是采取自愿性披露還是強制性信息披露一直爭論不休,但可以明確的是無論哪種披露方式,都有其深厚的理論根源。
1會計信息自愿性披露的理論基礎
理論、信號傳送理論以及市場基礎動力是會計信息自愿性披露的基石,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公司為什么有自愿披露會計信息的動機。
1.1理論
理論(AgencyTheory)把公司視為是一系列契約的集合體,該理論具有兩個基本假設:①不管是人(在契約中發揮管理職能的集團)抑或是委托人(資本或其他資源的提供者)都試圖盡可能擴大自身的財富,但他們之間又需要相互合作。因此委托人和人如何從根據公司財務報告所作的決策中獲益是理論所引發的最主要信息披露問題;②委托人和人都希望盡可能擴大自身財富從而導致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存在沖突,而契約是減少這種沖突的一種途徑。契約的有效執行將引發監督成本、擔保成本和剩余損失等成本,而成本一般是由人承擔的,人為了減少成本,便有了自愿披露會計信息的動機。
1.2信號傳送理論
信號傳送理論(Signaling)解釋了為什么在沒有強制性披露要求的情況下,公司會有在資本市場上自愿披露會計信息的動機。公司為了爭奪市場上稀缺的風險資本,為了在資本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自愿披露是必要的。會計信息向所有市場參與者傳送有關公司資源配置、經營績效和財務風險等信息,當公司高度依賴會計信息來表達自己的活動及活動成果時,會計信息便無可厚非地成了再現公司具體存在的最佳信號。
對于業績優良、資本結構良好的公司,在尋求資本的時候,有動機自愿披露會計信息。通過信息披露,可以獲得一個良好的市場信譽,增強公司籌資能力。而且業績優良的報告表明公司有很大的抗風險能力,從而維護投資人的利益,更容易吸引投資者的注意,從而降低公司的資本成本。而對于一些業績平平的公司,迫于資本市場的競爭壓力和籌集資本的需要,也不得不對外披露信息,因為“沉默”往往被理解為公司不愿意披露“壞”信息,因此業績平平的公司為了避免被懷疑為不良業績,就不得不報告它們的經營成果。只有那些業績差的公司可能不愿意披露信息,但是為了公司的生存與發展,為了吸引投資者對其未來經營前景的期望,也將會迫使業績差的公司對外披露信息,以增強投資者對公司未來成長的信心。
1.3市場基礎動力
市場基礎動力(Market—BasedIn?鄄centivesforInformationProduction)源自經理人才市場的動力,正如Fama所探討的,經理人員是隸屬于經理人才市場的,其管理服務具有市場價值。理性的經理人員將更希望獲得在同等情況下的高市場價值。由于他們在創造企業價值上所取得的成功很可能決定了其自身的市場價值,因而他們必然會努力實現企業的市場價值最大化。經理人才市場的存在主要從兩個方面有助于對逆向選擇等問題的克服,推動經理人員對信息的提供。第一,將降低經理人員逃避責任的可能,使其更愿意提供影響企業價值的信息。第二,經理人員將設法最小化企業的資本成本,最大化企業的價值。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構成了經理人員向市場提供會計信息的一種動力,因為會計信息的披露將增強投資者對企業的信心,提高企業的市場價格,降低企業的資本成本,并促進企業間的交易,從而提升其市場價值。另一個規范經理的基本市場是收購市場,如果經理人員不最大化企業的價值,企業就有可能被收購,而企業一旦被收購,通常將導致經理人員的下臺,因此收購市場的存在也激勵著經理人員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從而推動他們對信息的提供。
2會計信息強制性披露的理論基礎
會計信息的外部性、公共物品性質以及會計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這一切構成了會計信息強制性披露的理論基礎。
2.1會計信息的外部性
會計信息的外部性是指一家企業披露會計信息能夠傳導影響其他企業的現象。比如一家企業披露其銷售額和利潤大幅度增長的信息,能夠影響同行業其他企業的市場預期。
會計信息的外部性會引起市場缺陷從而導致會計信息披露需要管制,這是因為會計信息的私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發生背離,即積極的外部性會引起會計信息需求過度或供給不足,私人活動的水平常常要低于社會所需要的最優水平。比如一家壟斷企業為了阻止另一家企業進入同一行業,可能有意不披露有關信息,使新的競爭者存在進入障礙,從而增加了社會成本;而消極的外部性會引起會計信息供給過度或需求不足,私人活動的水平常常要高于社會需要的最優水平,由此必然會使市場供求失衡,使會計信息資源配置偏離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狀態,為了彌補這種缺陷,政府就有必要對會計信息披露進行管制2.2會計信息的公共物品特性
會計信息作為一種公共物品會出現生產不足,或者說供給不能滿足需求。會計信息的生產者通過別人對其產品的使用不能內在化其生產成本,即消費者不用為使用公開披露信息而付費,生產者的生產動機受到限制,企業會從利己主義出發有意披露對其有利的信息,而對于使用者有需求但對于企業獲得資本不利的信息卻可以含而不露,甚至極力隱瞞和歪曲事實。如果要讓公共物品的生產滿足需求的話,那么那些不用付費就可以消費會計信息產品的“免費搭乘者”的信息成本就必須由整個社會承擔。政府顯然就必須在這方面承擔責任,即負責監督公共物品的生產。
2.3會計信息不對稱
信息經濟學里把參加交易的各方由于掌握的信息不一致,即一方掌握其他方所沒有掌握的信息優勢稱為信息不對稱。在會計學中信息不對稱具體表現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比投資者更了解公司的真實情況,他們有能力決定會計信息的質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公司真實———以維護自身的利益。由于經營管理人員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可能會粉飾會計信息,甚至提供虛假的會計信息,因此對會計信息的披露應該進行管制。實際上,Spence最近也指出:“公司自身都有一種內在的動機和傾向,即操縱或偽造財務報表以誤導投資人,這是委托人和人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必然現象。因此要以外部手段來規范和約束公司經營者,使其能在行為上有利于投資者獲取充足的信息。”
3自愿性披露與強制性披露的對比分析
以上對自愿性披露與強制性披露的理論基礎進行了詮釋,這些理論分析各執一詞。下面將從信息披露產生根源對這兩種披露方式進行分析和闡述。
3.1自愿性披露的根源
一是經濟全球化發展導致資本市場全球化擴張,企業融資模式由內部轉向外部,企業為了吸引更多的資本,需提供更多更透明的信息。二是投資者數量的增加及投資者素質的提高使得投資者更為關注企業的經營狀況,增加了對會計信息的需求。三是企業的信譽是其在競爭中獲勝的一個關鍵因素,而經理人在經理人才市場的競爭壓力下,有提高企業經營業績和競爭力的動機,所以會將相關信息如實可靠地提供給投資者。
3.2強制性披露的根源
一是雖然迫于資本市場的競爭壓力,企業有自愿披露信息的動機,但這種自愿披露是建立在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基礎之上的,可以說這種自愿披露信息是不充分和不完善的,甚至可能是誤導和欺詐的,因此就有必要對其進行干預。二是信息披露成本的存在防礙信息披露的充分性。由于現存的資本市場為非有效市場,就造成了在某些情況下,信息披露成本超過信息所帶來的經濟價值,致使管理當局放棄披露部分信息。只有當披露成本較低且信息的社會價值大于市場價值時,公司才會愿意披露信息,產生了信息披露的經濟約束。三是會計信息的披露是企業各利益相關者相互博弈的結果。自愿性披露和強制性披露看上去是一對矛盾的概念,但實質上這兩種披露方式是有內在聯系的,無論是自愿性披露會計信息還是強制性披露會計信息,都是以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為目標,兩者是內在統一的。
4對我國會計信息披露方式的建議和設想
近年來,關于我國會計信息披露是采取自愿性披露還是強制性披露,一直眾說紛紜。一方面反映了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百花齊放局面,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會計界關于會計信息披露采用何種方式的結論不夠完善。筆者認為,自愿性披露與強制性披露這兩種觀點代表了兩種極端情況,它們都很具有說服力,但都不能產生定論,過分地強調單純地選擇哪一種方式,未免有失偏頗。我國的會計信息披露方式應朝著自愿性披露與強制性披露相銜接的方向發展,而如何尋求兩者的銜接,如何適度地披露會計信息,則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4.1兩種方式披露內容的有機銜接
強制性披露是按照公認會計原則和其他法律、法規的要求,必須在財務報告中披露的內容;自愿性披露是公認會計原則和其他法律、法規未作要求,而企業自愿披露的內容。強制性披露針對的是企業諸如上市公告書、財務報告之類的“硬信息”;自愿性披露針對的是企業諸如良好的商業信譽、人力資源等“軟信息”,這兩種方式披露的內容完全可以有機地銜接在一起。
1 信息經濟下的傳統產業變革與升級
隨著信息經濟的發展,互聯網與傳統產業跨界融合更加廣泛、深刻,傳統產業也在向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縱深發展。互聯網技術對傳統產業的產品設計、生產流程、生產方式、產品銷售等全過程滲透。傳統產業通過互聯網技術整合產業鏈上下游資源,加快生產流程創新與突破,對產業自身發展開辟了新的路徑。產業之間也將以新的形式進行融合發展。例如借助互聯網的發展,利用新的技術、資源和融合方式把農業由一次產業升級為六次產業,不僅拓展了傳統農業功能和社會收益,并且,使得這些功能和收益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得以實現。新興信息網絡技術對生產業的各個環節的滲透和擴散,催生出各種基于產業發展的服務新業態,生產業將從技術應用、服務內容、商業模式等方面不斷提升。互聯網與傳統產業的融合,不僅是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也將不斷催生出新的產業形態,這影響不僅體現在產業結構的變化、轉型和升級方面,也會影響市場結構、競爭行為、盈利模式及市場績效等方面,對產業組織產生深刻影響;對產業的空間布局及產業政策也將產生強烈沖擊。因此,忽視這些新的變化,將無法對當下的產業經濟現象進行更合理而深刻的解釋,也難以對產業領域的現實問題做出有效的解決,產業經濟學的應用性將難以體現。
2 信息經濟下的市場和產業分布變化
信息經濟經濟使得傳統理論下的很多規律發生改變。長尾理論(Long Tail)和眾包(crowdsourcing)思維已經深入到傳統產業的很多領域,市場細分越來越細,“個性化”、“客戶力量”和“小利潤大市場”概念正在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傳統產業的市場結構和商業模式,處于需求曲線尾部的市場正在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和重視。影響市場結構的關鍵因素:集中度、差異化和進入退出壁壘也正在發生變化。市場中的競爭行為也隨之變化,處于需求曲線頭部的一級或者二級市場的占有率和利潤率也正在經歷由盛轉衰。在互聯網廣泛應用之后,企業的營銷活動也在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營銷活動受時空限制越來越少,營銷費用越來越低,營銷結果越來越精準,廣告方式越來越多樣化,交易付費的廣告付費方式使得廣告費用大幅度縮減。這些信息經濟下市場、競爭策略、商業模式的變化應該被充分關注,融入產業經濟學的日常教學之中。
電子商務發展促成產業空間分布新格局。電子商務縱向延展,促進城鎮資源快速流轉,橫向跨境布局,促進全球消費市場的形成。與電子商務相關聯的企業如軟件公司、代運營工地、在線支付、物流公司等圍繞電子商務企業進行聚集,也推動著傳統產業集群升級。互聯網與傳統產業正在加速融合,推動產業集群向“在線產業帶”轉型。信息經濟下的產業集聚現象越來越顯著,與傳統經濟下的指向性集聚相比,經濟聯系性的聚集在加強,創新效益的分析也應該被進一步強化。
信息經濟下,傳統產業為適應市場需求在不斷轉變,新的產業形態不斷在催生,市場結構,消費需求和空間布局都在不斷變化,新的現象和新的問題需要新的思維和新的理論,這對傳統產業經濟學理論是個挑戰,具有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必要性。
3 信息經濟背景下產業經濟學教學改革探索
3.1 教學理念
產業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中用來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新興的應用經濟理論。學習本門課程的主要目的是使學生系統掌握產業結構、產業關聯、產業組織,產業政策等基本理論,對目前產業的現狀,問題及發展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夠獨立的運用基本理論和概念分析我國目前產業經濟當中的現狀、問題、使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然而,互聯網正在改變人們的消費習慣、市場環境,這些新的現象應該被引入課堂,這就要求在教學中必須摒棄單純講授傳統理論的教學觀念和對單一教材的依賴,結合網絡資源和典型案例拓展學生在產業經濟學領域的學科視野,強化學生發現、分析與解決市場經濟中的實際問題的能力,突出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
3.2 教學方法
在信息經濟時代,創新教學方法是產業經濟學教學改革的重點。課堂上理論講解、案例分析是基礎,但是,讓學生在置身市場和具體產業之中,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市場環境、競爭格局,行為策略以及政府規制等。在創新產業經濟學課程教學過程中,探索教、學、用協同的產業經濟學課外教學活動的組織形式,深化課堂教學。把“浸入式”的教學理念引入產業經濟學的教學之中,讓學生能夠對某個產業的基本情況做調查研究,撰寫調研報告等;引導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將來就業的意愿對具體產業進行追蹤研究,并撰寫行業分析報告;開展產業問題討論,讓學生能夠把理論與現實問題相結合,深化對理論和現實的理解,并能夠積極地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路徑,提高學生的實際運用能力。
3.3 教學評價
要貫徹教學方法的改革,考核方式必須相應的做以調整。單一閉卷考試形式不能充分反映學生對知識點的理解、掌握及運用情況,考核方式需要與教學方式相配合,多元化地考查學生實際運用相關概念和理論的能力,以及發現、關注產業經濟現象與事實。例如,可以引導學生對信息經濟下產業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的變化,傳統產業在網聯網經濟下面對的機遇與挑戰,產業結構的重構、轉型與升級,產業規制面臨的新問題等進行討論分析;讓學生嘗試撰寫具體的產業經濟案例和產業分析報告等。把考試與考查結合起來,更加全面地提升學生對產業經濟學的理解和運用能力,增強知識的現實應用性。
3.4 教學材料
信息經濟下的產業經濟學教學內容應該更加豐富。毋庸置疑,選擇一本經典但又符合當下經濟形勢的好教材非常必要,但是,任何一本教材都有它的優缺點,為了揚長避短,更加豐富的學習材料和學習資源應該引入教學,包括經典案例,統計年鑒、行業報告、與課程內容相關的網絡資源,以及與之相關的網絡公開課程。多樣化的教學材料不僅可以滿足學生的課堂學習,而且可以作為課后輔助材料,開闊學生的視野,讓學生更加充分地了解產業相關的知識和現實,讓學生對產業經濟學的內容形成綜合知識結構體系,為其后續研究與應用奠定良好的理論基礎和分析能力。
人人培養,技能為先
實踐中,吉林財經大學信息經濟學院根據獨立學院辦學定位、經濟發展及社會對人才需求的變化,結合獨立學院生源特點,將人才培養目標的內涵具體化,即“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突出對專業技能的培養,把人才培養定位在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應變能力上,使學院人才培養定位除要求具備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外,還要求學生具有較強動手能力,學生畢業后能很快適應所在單位工作要求。
為此,學院強調高素質“技能”的培養,但又不唯“技能”為上,特別注重課程體系結構的科學性與合理性,以社會需要為導向,根據學生反饋和社會調研,不斷調整和改進,做到了課程設置合理、邏輯關系明確、知識銜接有序、涵蓋內容廣泛。
根據人才培養定位的需要,學院將整個課程體系設置為三類模塊,即基礎模塊、專業模塊和實踐模塊。基礎模塊主要是給學生做好專業知識的鋪墊,是學生學習專業知識的前期積累。專業模塊是學生應學好的主要專業知識,是學生應掌握的主要技能。實踐模塊主要是對學生動手能力和實踐操作能力進行培養。
同時,學院從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出發,特別注重對學生進行實踐性課程的學習和研討,在專業課程中設有單元實踐、階段性實踐、課程總體實踐和課程融合實踐。通過這些實踐教學,不僅提高了學生的動手能力,也培養了學生的綜合能力,提高了學生的總體素質。
教學改革,創新求變
要提高教育教學質量、推動實踐育人方案的貫徹落實,教學改革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為此,學院反復進行教學改革論證,探索出了一套先進的教學理念。
課堂教學改革,發揮教師主導、學生主體作用。學院通過先進的課堂教學設計,既保證課堂改革落到實處,又保證不走偏、不變味。教師改變了以往“以講代學”“以講代練”的現象,“講”為“學”服務的意識有所提高。
實踐表明,先進的課堂教學設計增加了學生的參與度,便于學生動流、思維碰撞、分享觀點,同時,積極引入“學習小組”等競爭模式,便于學生的互動,也便于教師分別指導,進而打破了教師“一言堂”、打破了傳統的教師“主宰課堂”,實現了教師“主導課堂”、學生自主學習新方式。
教學內容改革,先進性、科學性決定成敗。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社會對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斷變化。因此,人才培養方案會定期予以修改。實踐中,學院根據人才培養方案的變動不斷修改教學內容,特別是對會計學專業的教學內容進行了大膽改革。該專業教師在日常教學活動中,注重采用了多種教學方法,提高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使學生從被動學習變為主動學習,從旁觀者變為參與者。同時,教師在授課過程中通過采用情景教學、案例教學、參與式教學等方法,使學生的實踐技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為其未來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強化師資,提升專業教學水平
建立實踐能力強的“雙師型”教師隊伍。學院專職教師中青年教師偏多,且多數青年教師從校門到校門,沒有實踐經驗。為此,學院要求青年教師從多種渠道、采用不同方式加強自身實踐能力的培養,并鼓勵他們到企事業單位實習并考取相關資格證書成為“雙師型”教師;定期聘請企事業單位資深人士來校講學,交流經驗,傳授技能。
建立“老帶新、結對子”的青年教師培養模式。學院青年教師任教前,需通過省、校組織的教師資格崗位培訓,進行試講合格后方可上崗授課。在授課過程中“老帶新、結對子”,指定專業老教師與青年教師結對子,以課前指導、課中視聽、課后點評等方式方法,不斷提高青年教師的授課水平。
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提升青年教師的業務能力。為提高青年教師的業務能力,學院積極鼓勵青年教師“走出去”到各企事業單位、實踐教學基地等去走訪、調研、指導學生實習,使他們能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提高實踐教學能力。另外,學院還以“請進來”的形式請其他院校的學者和社會知名專家來講學,將前沿理論和觀點、實踐經驗和方法等請進來,豐富教師視野的同時,也能使教師有機會了解、接觸社會,增強與社會各界的溝通和交流。
鼓勵青年教師提高自身水平。學院積極創造條件,努力營造學習氛圍,鼓勵青年教師進一步深造,通過進修、考研、考博等提高教師自身的學歷、學識水平。通過主動學習豐富教師的知識結構和學識水平。
此外,學院還鼓勵青年教師積極參加各級各類教學競賽活動,如說課、講課、多媒體課件制作、教案評比等,在積極支持教師參加的同時,給予一定的技術指導,促進了他們教學水平與職業能力的提高。
實踐教學,強化動手能力
課內單項實驗。課內單項實驗包括單元實驗、階段性實驗、課程總體實驗和課程融合實驗。單元實驗在每一單元完成時進行,階段性實驗在某一知識點完成時進行,課程總體實驗在課程完時進行,課程融合實驗在相關主要課程完成時進行。通過這些實驗,使學生的實踐技能漸次形成。
業務場景設計。為了鍛煉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創造能力,學院在相關課程中安排一部分業務內容,把這些業務內容的處理交由學生進行。先由學生組成業務處理組,分工合作,提出解決方案。要求做出任務完成計劃書、責任人崗位分工任務書、任務完成路徑設計書和總結建議書。通過這項活動,使學生的創造技能得到真正發揮,同時也讓學生了解到自己的不足。
社會調查和實習。學院從二年級開始要求學生每個假期都要參加社會調查,內容涉及經濟管理等各方面,彌補學生社會經驗少的缺欠,同時要求學生寫出調查報告。三年級學生還要參加社會實習,充分發揮實習基地的作用。學生在實踐教師的指導下,參與到實際業務中去,為就業提供足夠的知識和技能儲備。
校內綜合實踐。校內綜合實踐是在學生將全部專業課學完,臨近畢業前,將學生的知識綜合在一起開展的實踐,這次實踐不僅包括基本業務訓練,還包括一些內容較難、綜合運用較為復雜的業務練習。通過綜合實踐,學生的動手能力得到進一步提高,基本達到用人單位直接上崗的要求。
校內外實踐基地建設。學院在校內建立一系列專業實驗室,包括會計手工模擬實訓室、金融綜合模擬實驗室、第三方物流實驗室、財務管理實驗室、審計實驗室、ERP實驗室和沙盤模擬實訓室等,并于2011年被評為“吉林省省級會計與財務管理實驗教學示范中心”。這些實驗室的建設對課內單項實驗和校內綜合實踐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對提高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信息經濟學;國家助學貸款;違約
中圖分類號:F830.58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8-0162-02
一、引言
國家助學貸款是國家為加速人才培養,資助經濟困難學生順利完成學業而采取的一項重大措施,需要貸款的學生無須質押、擔保,學生只要憑借自己的身份、人格和信譽就可以申請。國家助學貸款推出以后,迅速引起了全社會的極大關注,確實為許多貧困學子完成學業提供了有利的支持。一度出現了助學貸款的高峰。但隨著第一批貸款的到期,事隔幾年后的今天助學貸款卻從貸款高峰轉化為違約高峰。據媒體披露全國借貸學生平均違約率接近20%,伴隨著違約高峰而來的則是放貸低谷。目前,列入銀行停貸“黑名單”的高校有100 多所,約占全國高校總數的10%。由于助學貸款還貸比率不高,如今助學貸款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造成國家助學貸款發放和回收不甚理想的原因,許多學者都進行了討論分析。普遍認為,在國家助學貸款運行中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比如,信用擔保方式的國家助學貸款風險難以控制,經濟效益甚微,難以調動銀行開展國家助學貸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根據助學貸款還款計劃和普通高校本科畢業生的平均年收入水平測算,獲貸學生還貸的負擔偏重;學校在助學貸款中的作用還未充分發揮等。
筆者應用信息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信息不對稱條件下銀行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力求尋找解決問題的對策。
二、助學貸款違約與信息不對稱
信息不對稱是指在某一活動中,當事人雙方擁有一些另一方不擁有的信息。從發生的時間來看,信息不對稱可能發生在當事人簽約之前,也可能發生在簽約之后。我們將事前信息不對稱致的問題稱為逆向選擇,如舊車市場上低質量的驅趕走高質量的車,保險市場上高風險的投保人趕走低風險的投保人等,此類問題一般可以通過信號傳遞來解決;將事后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問題稱為道德風險,此類問題是指由于委托人不能直接觀測到人的活動,因而人有可能采取于己有利但于委托人不利的行動,一般可以通過激勵機制來解決。在國家助學貸款市場中,銀行與學生的關系就是一種合約關系,合約形成的前后,以及在合約雙方之間,都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因此合約中既有逆向選擇的問題,也有道德風險的問題。當逆向選擇問題和道德風險問題發生的時候,隨之的結果就是違約,所以下面我們著重對銀行與學生之間的逆向選擇問題和道德風險問題進行較為具體的分析。
(一)逆向選擇問題
在貸款市場上,不同學生作為借款者有著不同的還款風險,屬于不同的風險類型。其還款風險的大小取決于還款意愿和還款能力,但銀行不具有這些信息,無從判斷每個學生具體的風險類型,因此,在銀行和學生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雖然銀行不能確切得知每個學生的具體風險類型,但對于整個學生群體的平均還款意愿和還款能力,即對于平均風險狀況還是可以作出判斷的。如果銀行可以自由制定貸款利率,銀行將會按照平均風險狀況決定貸款利率。
在我國,由于對學生實行的助學貸款屬于信用貸款,而我國尚未建立個人信用制度,對于還款行為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約束;同時,貸款學生是貧困生,生活負擔重,預期還款能力較低,從還款意愿和還款能力兩方面考慮,銀行將會判斷貸款學生群體屬于平均風險偏高的類型。假定銀行可以自行制定貸款利率,對于平均高風險的群體,銀行傾向于收取較高的貸款利率,但過高的利率可能將風險較低的借款者趕跑(他們打算還款,但過高的利率使貸款成本過大,因而放棄貸款) ,留下的都是高風險的借款者(他們不打算還款,因而高利率并不能將其嚇走) ,這就是貸款市場中,由于信息不對稱而發生的高風險的借款者趕走低風險借款者的逆向選擇。
從銀行分析,在正常的情況下,銀行對企業進行商業貸款是可以自行制定貸款利率,對信用比較好的企業實行低貸款利率,而對信用比較差的企業實行高的貸款利率。這樣銀行可以尋求利益和風險的最佳組合,但我們從上面的分析來看,參與貸款的學生屬于高風險的群體,按照銀行的貸款原則,應該實行高的貸款利率,而現在執行的國家規定的貸款利率,該利率同銀行的一般性非信用貸款利率大體相同,并不能達到銀行貸款的效益組合。事實上銀行是不愿意提供國家助學貸款的,那么為什么銀行要給學生提供這么多的助學貸款呢?
根據信息經濟學的原理,信貸市場上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逆向選擇問題,及其引發的信貸資金配給問題,可以通過信號傳遞,也就是向銀行傳遞關于學生的信號來解決。在我國,為了解決國家助學貸款市場上銀行不愿意貸款、學生貸不到款的問題,政府作為第三方力量參與進來。國家金融管理部門、經辦銀行、國家助學貸款管理中以及高校,各負其責、相互溝通,共同建立還款約束機制;同時,對于違約學生增加了懲罰手段、加大了懲治力度。這使得學生的違約成本大大增加,學生整體的違約意愿隨之減少,還款意愿隨之提高。同時,還款期限的延長和還款方式的靈活多樣,還款手續簡化,使得學生的還款能力提高。這些措施都在向銀行傳遞關于學生風險程度的信號,使銀行改變對于學生整體屬于高風險類型的判斷。此外,政府和高校向銀行支付風險補償專項資金、政府對于銀行發放國家助學貸款的利息收入免征營業稅等措施,增加了銀行的預期收益,降低了銀行對于學生貸款的風險。以上各種措施都促使銀行愿意在同樣的利率水平上提供更多的資金。從這一點上來看,學生在對銀行傳遞風險情況的過程中,國家、政府和學校起到了很大的支撐作用,這樣國家、政府和學校對學生違約問題約束作用怎樣,成為銀行對學生信用調高是否合理的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剔除國家和學校對學生風險狀況的影響,學生仍然是高風險群體。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其實也是這樣,由于學生畢業以后,學校對學生并沒有太大的監督和約束作用,使得這種約束成為一種假約束,加之催收的成本問題,使得學生違約變得非常容易。
(二)道德風險問題
在銀行與學生簽訂合約之后,銀行無法直接觀測到學生怎樣使用所貸到的錢,是用來生活學習,還是用來花天酒地,銀行無從得知。如果學生將錢揮霍,其還款的可能變小,銀行將面臨損失。因而,對銀行來講,存在著學生有可能不當使用貸款的道德風險問題。
根據信息經濟學的原理,道德風險問題一般可以通過在合同中引入激勵機制來解決。其具體方法是找到委托人可以直接觀察到的另一個變量,該變量雖然不完全取決于人的努力程度,但與之相關,然后在合同中規定人的收益同該變量相聯系,以此激勵人按委托人的目標行動。
在國家助學貸款中,銀行可以被視為委托人,而學生可以被視為人,銀行雖然不能直接觀測到學生的行為,但可以觀測到學生的還款狀況,按時還或者到期不還。還款狀況雖然取決于一些外在的因素,但與學生對于貸款的使用相關。一般說來,學生如果將貸款用于生活、學習的需要,順利完成學業、找到工作,按時償還貸款的可能就較高;反之,如果將貸款揮霍于其他用途,按時還款的可能就較小。銀行為解決道德風險問題,可以建立激勵機制,將可觀測的還款狀況同學生的收益聯系起來。在我國,按時還款的學生可以享受到政策優惠,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的貸款利率還款,前已論述該利率較低,同銀行一般性的非信用貸款利率大體相等,體現了國家的助學政策。對于連續拖欠貸款超過一年且不與經辦銀行主動聯系的借款學生,銀行要對于拖欠的貸款征收罰息,并將學生的違約行為載入金融機構誠信系統,金融機構不再為其辦理新的貸款和其他授信業務,并將學生姓名及公民身份證號碼、畢業學校、違約行為等按隸屬關系提供給國家助學貸款管理中心。以上制度就是一種激勵機制,有助于激勵學生恰當地使用貸款并按時還款。但前已論述,在我國沒有建立個人信用制度的條件下,對于違約學生懲罰措施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三、解決違約問題的建議
(一)建立起比較完整的誠信系統,完善信用體系
助學貸款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造成的,助學貸款需要有良好的信用環境作保障,但目前我國還缺少一個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缺乏完整的個人信用管理體制。在現有的信用管理體制下,銀行對個人信用狀況評估難、監督難、約束難,加上國家助學貸款有任何抵押和擔保,銀行很難控制風險,這樣造成違約的可能性就大。因此,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信用體系就迫在眉睫。如果信用體系比較健全,任何人的違約行為都必須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例如,貸款學生一旦違約銀行就可以將此人打入“黑名單”,使其日后再也無法從銀行貸款;另一方面,如果貸款學生的信用比較好,銀行可以在以后與他的交往活動中給予一定的優惠,例如,在同等條件下優先給他貸款或從利息上給予一定的優惠。這樣守信用行為帶來的收益大于違約行為給貸款學生的收益時,違約就可能不會發生,助學貸款就可能走向良性循環。
(二)加強配套的法律支持
任何經濟活動都需要法律的支持和約束,助學貸款涉及到政府支持和信貸風險,其法律環境更為更要。只有制定和完善與助學貸款相關的法律法規,才能為助學貸款工作創造良好的執行環境,從而為助學貸款業務的正常開展提供有利的法律保障。目前,我國有關的法規僅處于行政規定的層次上,銀行發放助學貸款依據的是現有的《消費信貸法》等,對助學貸款有關問題的規定也不全面、清晰,對信用助學貸款,我國還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在具體操作時無章可循。貸款的申請,發放及償還、追討等制度上還需要法制的進一步規范,提高違約成本,強化實施機制,以確保助學貸款中債權人的權益不受侵犯,并強制債務人履行其償債義務以保證助學貸款的順利歸還。
(三)利用強大銀行網點實施跟蹤催收
由于助學貸款的對象這一群體比較特殊,他們來自全國的各個城市;同時,他們畢業后的去向也不明確,具有極大的流動性。而我國目前實行的是,哪家銀行貸的款就由該銀行來負責收回貸款,這樣一旦貸款學生沒有按時還貸時銀行催討的成本就比較高。現在銀行系統已經實現聯網,所有的助學貸款信息也可以通過建立一個統一的系統實現共享,我們可以利用銀行強大的網點由貸款學生工作所在城市的分支銀行來進行催收,這樣也可以降低催收的成本,而且也不會因為銀行之間不知曉,而使信用體系得不到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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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包括“公地悲劇”風險、“檸檬市場”風險、“羊群效應”風險、“品牌株連”風險和“品牌丟失”風險。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的成因與其俱樂部型公共產品屬性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聯性。本文基于信息經濟學的信號傳遞理論和委托―理論,探討了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規避方略。
關鍵詞:區域產業集群 品牌風險 類型 成因 規避
區域產業集群品牌是中國學者在產業集群研究領域倡導的原創性概念和學術命題,也是當前產業集群領域的理論前沿和實踐熱點。
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即集群整體/集體品牌)是區域產業集群發展到成熟階段的必然產物,是產業集群區域內眾多利益相關者長期合力經營、積淀而成的集群集體無形資產。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包含“區域特性”(集群活動的地理區位)、“產業特性”(集群活動的產業載體)和“品牌效應”(集群產業聲譽/產品市場影響力)三大元素,由地理名稱和產業名稱(或產品通用名)組合而成,如“景德鎮陶瓷”、“瀏陽花炮”等。區域產業集群品牌指特定區域產業集群發展所累積的產業/產品知名度、美譽度等聲譽;是眾多集群企業品牌精華的濃縮和提煉;是產業集群整體發展水平的綜合體現。
新制度經濟學的集體行動與制度選擇理論、公共經濟學的公共產品供給理論、產業經濟學的產業集群治理理論、區域經濟學的區域治理理論、公共管理學的公共治理理論、信息經濟學的信號傳遞理論和委托―理論等,都是探討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規避方略論題的理論基礎和理論依據。本文結合信息經濟學原理對這一論題作一初探。
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的類型及其成因
(一)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的類型
區域產業集群品牌資產和企業品牌資產一樣也存在著風險危機。引發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的因素有外生因素和內生因素。根據是否有品牌危機事件的發生,可將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分為非品牌事件風險和品牌事件風險兩類。非品牌事件風險包括“公地悲劇”風險、“檸檬市場”風險和“羊群效應”風險;品牌事件風險包括“品牌株連”風險、“品牌丟失”風險。
1.“公地悲劇”風險。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公地風險主要表現在:產業集群區域內眾多企業共享集群整體品牌,各企業的產品質量存在良莠不齊、魚目混珠現象,個別或部分企業偷工減料,故意壓低價格,引致其他企業也不得不陷入惡性價格之爭,從而導致整個行業的美譽度下降,引發集群整體品牌聲譽危機。
2.“檸檬市場”風險。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檸檬市場風險指區域產業集群產品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風險。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集群企業產品質量的參差不齊會導致消費者逆向選擇,從而導致區域產業集群品牌不斷“檸檬化”,并給消費者公眾留下了產品品質低劣的集群整體品牌形象。
3.“羊群效應”風險。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羊群效應”風險指集群企業間相互模仿和復制的市場行為導致企業盲目上馬項目和缺少市場調研等負面效應,從而引發集群整體品牌危機。“羊群效應”表現為集群企業產品的同質化,集群產品結構高度相似的趨勢不斷增強。數目眾多的企業在有限空間內高度集中,產品同質化會加劇企業間的競爭激烈程度,面臨有限的市場容量,集群企業往往競相偷工減料、生產偽劣產品以次充好來降低生產成本,獲取競爭優勢。此類成長路徑只能維持企業的短暫利益,隱藏著不利于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長遠發展的巨大風險。
4.“品牌株連”風險。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株連風險指因個別集群企業的投機主義或敗德行為,導致所有集群企業受到牽連的現象。區域產業集群品牌株連危機可分為外部株連和內部株連。外部株連指集群區域以外的非集群企業生產、銷售假冒產品造成的對集群區域內集群企業的影響和沖擊;內部株連指集群區域內使用集群整體品牌名稱的企業之間相互產生的影響。
5.“品牌丟失”風險。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在缺乏合理法律保護的情況下,易引發“品牌丟失”風險,主要表現為區域產業集群品牌被其他組織搶先注冊商標權。如“金華火腿”品牌的商標權糾紛事件是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產權侵害風險的典型案例。浙江省金華市火腿產業集群品牌 “金華火腿”被浙江省食品公司下屬的浦江縣食品公司于1979年搶先注冊成企業商標,并于1982年轉讓給浙江省食品公司。浙江省食品公司于1985年以金華市相關火腿生產企業侵犯“金華”商標權為由提訟,依據《商標法》,法院做出侵權的終審判決,責令金華市火腿公司及其聯營企業停止侵權行為,并將侵權所得利潤全部賠償給浙江省食品公司。
(二)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的成因
1.“公地悲劇”風險的成因。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公地悲劇”風險主要是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產權模糊、“所有者缺失”,導致區域產業集群品牌被濫用,引發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危機。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屬典型的集群區域“俱樂部型公共產品”。 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俱樂部型公共產品”屬性是引發集群品牌產權模糊的主因。由于區域產業集群內的俱樂部成員(即符合資質條件的集群企業)均可平等共享區域產業集群品牌,任何成員企業無法排斥其他成員企業享用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具有消費上的非競爭性特征。產業集群區域外的企業(即非集群企業)均為非俱樂部成員,無權共享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具有消費上的排他性特征。與企業品牌歸屬企業所有不同,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所有權為集群區域內的集群企業及關聯機構共同享有,其產權無法分割。要克服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公地悲劇”,規范集群企業的“搭便車”行為,首當其沖的就是要明晰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產權。
2.“檸檬市場”風險的成因。區域產業集群產品市場上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現象主要是消費者群體有關區域產業集群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引發的。如果缺乏區域產業集群品牌注冊商標使用規范的調控以及區域產業集群企業信用信息甄別系統的技術支撐,必然導致區域產業集群品牌使用者魚龍混雜,引發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聲譽危機。一旦個別或部分企業利用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形象進行掠奪性經營,大肆生產、販賣假冒偽劣產品,就可能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現象。即使集群區域內僅有極少數企業采取機會主義行為,而絕大多數企業守法經營,但由于信息不對稱,消費者無法對集群內的企業信息進行有效甄別,會認同所有集群企業都有問題,而對集群產品失去信任,從而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
3.“羊群效應”風險的成因。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羊群效應”風險多是由于區域產業集群內企業產品同構化引致。中小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盲目的趨同性會造成中小企業在產業價值鏈橫向上的戰略趨同,價格戰和惡意競爭會嚴重損害中小企業發展環境。要避免集群企業產品同構化,政府、行業協會應引導企業加強產品價值鏈的延伸,促進集群企業在產業價值鏈上縱向集聚,彼此間分工與協作。
4.“品牌株連”風險的成因。區域產業集群品牌株連危機主要源于產業集群內個別企業的敗德行為、政府的監管力度不強、行業協會的職能缺失等多方面因素。引發企業敗德行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大多數產業集群內的市場主體多由中小企業構成,其生產方式和生產條件相對落后,質量監督公共服務平臺大多缺失,產品質量缺乏監督保障;大多數中小企業普遍缺乏集體品牌意識,對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溢出效益缺少認同感;個別企業社會責任感的缺失導致誠信品德的喪失,易引發不顧產品質量、安全而片面追求利潤的現象。在政府監管方面,由于監管者與品牌濫用者之間信息存在不對稱,如果監管者的搜尋成本居高,且并非每個市場監管者都有搜尋到制假者的能力,相對監管能力低的監管者而言,打擊品牌濫用行為的成本極其昂貴,導致對品牌濫用行為的打擊力度不大。因此,政府監管的低效是區域產業集群品牌被濫用的深層原因。
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的成因與其俱樂部型公共產品屬性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聯性(見圖1)。具體表現在: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對集群企業成員的非排他性使得任何成員企業無法排斥其他成員企業享用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在產權不清晰的情況下,易導致區域產業集群品牌被過度消費,從而引發“公地悲劇”現象。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非排他性也會使得產品買賣市場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風險。一旦機會主義或敗德行為在產業集群內部發生,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極易導致區域產業集群“品牌株連”危機。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非競爭性使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供給常常伴有正的外部效應,表現為“搭載效應”,即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使用者只是一味地分享區域產業集群品牌良好形象所帶來的價值,而正外部性極易導致“搭便車”現象的發生。奧爾森對“搭便車”行為的表述為: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個社會成員不管是否對該物品的產生做過貢獻,都能享受這一物品所帶來的好處(Olson,1965)。集群企業“搭便車”的行為會導致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這一俱樂部型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圖1表明,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俱樂部型公共產品屬性是引發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的根本原因,而產生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的直接原因是產權模糊、信息不對稱、契約不完全和機會主義行為等。由于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固有的準公共產品屬性是無法改變的,通過探討如何解決引發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的產權模糊、信息不對稱、契約不完全和機會主義行為等問題,有助于尋求規避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的思路和方法。
基于信號傳遞理論的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規避方略
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逆向選擇風險以及由集群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所引發的區域產業集群“品牌株連”風險,都與信息不對稱有關。因此,可運用信息經濟學的信號傳遞理論和委托―理論探討如何解決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信號傳遞”是指人知道自己的私人信息或真實偏好,由于信息不對稱,委托人并不了解人的相關特征,人借助某種信號可更好地顯示其私人特征,從而提高了市場的效率和契約的有效性。信號傳遞理論實質上是一種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非合作動態博弈。
在區域產業集群的產品市場上,各集群企業產品質量的不確定性會導致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風險。購買者和生產者在產品質量上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即買主購買前無法確切地了解到賣家商品的真實質量信息,而賣家能夠觀察到他們所銷售的每個單位產品的質量。買者不愿花高價去買質量不確定的產品,漸漸地,提供高質量產品的集群企業會因無法獲得期望利益而退出市場。
對于由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逆向選擇問題,信息經濟學認為制造和傳遞信號是解決市場低效率的重要手段。為了規避區域產業集群產品“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風險,可通過信號傳遞避免區域產業集群品牌“檸檬市場”風險。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使用者和相關管理主體都有責任采取相應措施向社會大眾提供真實可靠的產品信息,構建區域產業集群企業信用體系。
產業集群企業可通過創造自有品牌和進行國家產品質量認證向市場提供有效信號,使其與生產低質量或假冒偽劣產品的集群企業區別開來,從而解決產業集群產品市場出現的逆向選擇風險。
行業協會可通過建立集群企業信息系統加強信息披露,使集群企業相關信息透明化,從而有效地解決買賣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就信息提供而言,行業協會具有信息庫、中介服務兩種主要功能。特別是一個信譽良好的協會組織自行或委托專門機構調查誠信投訴的真實性,扮演信譽評價中介和投訴甄別中介的角色。
廣告是降低市場中信息非對稱分布的重要信號,地方政府或行業協會可借助報刊、雜志、廣播、電視、網絡等多種媒體向外界宣傳產業集群企業產品的質量和品質。通過廣告宣傳效應,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可擴大其市場聲譽和影響力,從而降低產品市場的逆向選擇風險。
基于委托―理論的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規避方略
委托―理論主要反映了以下一類問題:委托人試圖使人按照自己的利益選擇行動,但委托人不能直接觀測到人的行動,只能觀測到其他一些結果,這些結果由人的行動和其他外生的隨機因素共同決定。委托人對于人是否盡心盡力按照自己的要求行動并不完全清楚,委托人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根據這些觀測到的信息來獎懲人,以激勵其為實現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而行動。在委托人設計的激勵合同中,委托人面臨兩個約束。第一個是參與約束,即人從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時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第二個是人的激勵相容約束,即給定委托人所不能觀察到的人的行動和外生的隨機因素,在任何的激勵合同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動,因此,任何委托人希望看到的人的行動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股東和公司經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都是委托―關系的經典實例。
構成委托―關系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市場中存在兩個相互獨立的個體,且雙方都是在約束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者。第二,人與委托人都面臨著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且二者之間所掌握的信息處于非對稱狀態。第三,人的私人信息(隱藏的知識或行動)影響委托人的利益(即收益)。
在產業集群組織里,可把行業協會看作是委托人,把集群企業看作是人。首先,行業協會的經濟目標是使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權益最大化,而產業集群企業則是希望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其次,行業協會和產業集群企業都無法單方面操縱市場價格,即兩者都面臨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第三,集群企業的私人行為會影響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價值。因此,可以認為行業協會與集群企業簽訂了委托―合同,即行業協會和集群企業之間構成委托―關系。可通過設計有激勵作用的委托―合約,使產業集群企業和行業協會的經濟目標一致化。
假設行業協會為委托人A,集群內某企業為人B。很顯然,由于產業集群品牌“暈輪效應”的存在,集群企業加入區域產業集群得到的期望收益大于不加入區域產業集群能得到的期望收益,即人滿足參與約束。假設人的行動選擇b有兩種可能H和L,其中H代表“生產高質量的產品”,L代表“生產劣質產品”,行業協會的效用函數為U1(b),那么有U1/H>0,U1/L>0。集群企業產品的價格為P,成本為C,C/H>0,C/L
真實的情況更為復雜,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契約實際上是一個委托人和多個人之間的契約關系,這樣一組相互獨立的人就構成了一個團隊。霍姆斯特姆認為,團隊工作將導致個體的“搭便車”問題,委托人通過打破“預算平衡”使得人收到“團體懲罰”或“團體激勵”,從而消除人的“搭便車”行為(陳瑞華,2003)。霍姆斯特姆的模型將所有人當成一個整體看待,因個別行為而集體受罰或受獎是不合理,也不公平的。在分析行業協會和單一集群企業之間的契約有效性時,筆者假定集群企業的效用是由其收益與成本的差,即利潤決定的。同理,通過增加懲罰或獎勵改變集群企業的利潤函數,也會使得契約滿足激勵相容約束,使得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契約得到優化。
目前中國的行業協會大多只能履行宣傳和協調的職能,作為委托人打破“預算平衡”,對集群企業的違規行為進行監督懲罰的能力還十分有限,使得契約條款難以執行,降低了契約的有效性。即使增加第三人政府作為“執法人”,使得契約條款強制執行,也會因人的行為不可觀測而導致契約不完全。
從區域產業集群企業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而言,建立企業間的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機制,意義深遠。構筑區域產業集群品牌俱樂部和建立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共擔機制的著力點大體上有以下三點:
制定區域產業集群品牌使用規范,明確行業協會、集群企業的權責。行業協會在地方政府的指導下,在廣泛征集集群企業意見的基礎上,制定和頒行區域產業集群品牌使用規范,明確行業協會在集群企業使用區域產業集群品牌資格的審查與認定、集群企業使用區域產業集群品牌行為的激勵與懲戒、集群企業產品質量監控、集群品牌權益維護、集群品牌宣傳等方面的權責;明確集群企業使用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資質標準、付費標準等權利和義務。
進駐時間不同的企業成本不同,會費應區別對待。集群企業成為區域產業集群品牌俱樂部成員須交納會費,但隨著企業加入產業集群的時間不同應加以區別。產業集群內原始的創業企業是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創建的第一批功勛企業,其在區域產業集群品牌形成初期投入了巨大的成本。而后進入產業集群的企業享受到了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這一無形資產的正外部性,獲得巨大的利益,所以后獲得產業集群品牌使用資格的企業與集群內原企業的投入不同,在獲得區域產業集群品牌的使用權時應給予原產業集群企業以一定的經濟補償。
建立區域產業集群品牌保障金制度。建立區域產業集群品牌保障金制度在規避區域產業集群品牌風險中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因為保障金是產業集群企業為了使用區域產業集群品牌,根據產業集群品牌的潛在風險而支付的風險成本,由行業協會來統一管理,這不僅加強了行業協會在區域產業品牌建設中的管理作用,同時還加強了產業集群企業間的聯系,有利于形成產業集群企業風險共擔的有效機制。
參考文獻:
1.余暉等.行業協會及其在中國的發展:理論與案例[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
[關鍵詞] 環境會計 信息披露 契約論
一、我國環境信息披露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大多集中在年報和半年報中,多為定性描述且文字量較少。內容大多集中在企業環保方針、環保項目以及環保大環境的變化可能引起的風險和機遇等。為了加強對企業環境信息的監管,國家有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的措施,如《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環保監管工作的指導意見》和5月1日正式施行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
目前我國環境信息披露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內容不完整、形式不統一,披露的環境信息未經過審計。企業披露的環境信息中可計量的少,不同企業信息披露的數量差異大,即使是同一類環境信息,不同企業披露的詳細程度也不一樣,此外,上市公司年報中沒有對環境信息進行鑒證,這都使得企業環境信息的可比性、可靠性不強,不能滿足投資者的決策需求。
2.相關法律法規對環境信息披露的規定不夠具體。旨在約束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法規和制度對環境信息的形式、詳細程度并無統一規定,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中也沒有涉及環境信息披露和審計的專門規定,這勢必影響企業環境信息的可比性和可靠性。
3.對環境信息的披露強制性較弱。相關法律法規對于企業公開環境信息持鼓勵的態度,這對企業披露環境信息的約束力就大大減弱了。
二、我國環境信息披露現狀的經濟學分析
企業和政府是環境信息的兩個主要披露主體,它們參與環境信息的披露有著各自的經濟動因。
1.企業披露環境信息的經濟學分析
委托關系是現代企業的重要組織特征,委托人聘用人代表他們來履行某些服務便形成了委托關系。委托人和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公司所有者即委托人從長遠考慮希望公司能夠增加環保投資,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經理人員即人為了顯示其管理水平和經營業績,往往會把目光放在企業近期的業績表現上,就有可能采取與可持續發展相背離的短期行為,從而損害委托人的利益,由此便產生了環境保護的人問題,具體表現為“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
(1)道德風險問題的解決
經理人員若一味追求個人利益便會在采取短期行為時通過隱瞞信息、私下行動等手段造成委托人和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人承受過度的風險。道德風險的存在使得委托人傾向于設計一定內容的契約來約束經理人員的行為,于是便產生了成本。成本的產生會減少經理人員的報酬,為了控制成本,經理人員便會努力不與委托人發生利益沖突,比較有效的方法就是進行環境信息披露,讓委托人了解其環境工作的狀況。因此,經理人員有最小化成本的經濟動機向委托人披露環境信息。
(2)逆向選擇問題的解決
逆向選擇問題來源于事前的信息不對稱,投資者在作出投資決策前,并不了解每一個企業的環境業績,因此它只能根據市場上企業的平均環境業績水平來進行投資,這就使得環境業績水平高于平均水平的企業環保投資得不到相應的回報,環保業績差的企業反而得利,如果任這種循環繼續,結果將會導致環境業績好的企業因為收不回投資而退出市場,這就違背了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因此環境業績好的企業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便會主動向資本市場傳遞信號,具體辦法就是向投資者披露環境信息,讓投資者了解它的環境業績狀況,從而得到其應有的回報。這樣就能有效區分環境狀況良好的企業與環境狀況差的企業,實現市場的良性循環。
2.政府披露環境信息的經濟學分析
(1)政府是環境信息的需求者。國家是自然資源的擁有者,政府作為國家的行政機關把自然資源委托給企業使用、管理,政府和企業之間就形成了委托關系,政府希望能夠得到關于人對資源的使用狀況、環境保護工作狀況的真實信息。
(2)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環境信息的不完全競爭和外部性都是市場機制失靈的區域,僅依靠市場機制無法實現環境信息充分、有效的披露。
(3)政府的參與可以節約交易成本。投資者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單獨跟企業簽訂環境信息披露的私人契約,這樣做交易成本很高而且會加劇投資者的信息不對稱。政府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做出的強制性的規定可以看作是一份“公共契約”,它既對部分私人契約具有替代效用,又能強有力的保證私人契約的實施,因此可以從總體上節約交易成本。
三、對我國環境信息披露的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單純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無法實現企業環境信息的充分披露,必須借助政府的力量。目前我國環境信息披露的有關規定強制力較弱、尚不健全,這份環境信息披露的“公共契約”還不夠完善,無法很好的發揮替代私人契約、降低整個市場交易成本的作用。所以,健全和完善我國環境信息披露主要集中在完善環境信息的“公共契約”上。
1.健全環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規體系,明確企業在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社會責任,增強環境信息披露的強制性,促使企業將追求自身的經濟效益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統一起來。
2.制定健全的環境會計準則和環境會計制度。健全的環境會計準則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細則可以使企業環境信息的披露有統一的標準,增強環境信息的可比性和可靠性。
3.加強環境審計的監督作用。借助獨立的第三方的審計工作,對環境信息進行鑒證,提高環境信息的可靠性和決策有用性。
參考文獻:
[1]萬里霜(2008):“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的環境信息披露情況調查[J].生態經濟.2008(1)
關鍵詞:信息不對稱理論;醫療保險市場;影響
中圖分類號:F840.6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3-0-01
信息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醫療保險中的買賣雙方由于信息不對稱難以得到完全真實的信息,這造成了保險市場中的道德方向和逆選擇,影響了醫療保險的順利運轉,使保險市場在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信息不對稱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例如道德風險和逆選擇現象的發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醫療保險機構的負擔,影響了醫療保險公司的健康發展。
一、不對稱信息理論簡介
不對稱信息理論又稱之為契約理論,是研究在不對稱、不確定信息條件性當事人雙方的行為,并且尋求一種均衡的制度和契約來規范雙方的經濟行為的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作為微觀經濟中非常活躍的理論,它能夠解決傳統的經濟理論所無法解決的問題,在現實生活和生產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特別是在醫療保險行業中[1]。信息不對稱理論的發展和保險市場具有密切的關系,保險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是經濟學在最為典型的一種不對稱現象。對于保險企業來說,信息不對稱不僅影響到了企業的正常經營和管理,而且也改變了保險企業經營的基礎,的保險企業的正常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
在信息經濟學中不對稱信息指的是某些參與人要有一些其它的參與人所不擁有的信息,只有自己了解而其它人所不了解的信息稱之為私人信息,擁有私人信息的參與人稱之為人,沒有私人信息的參與人稱之為委托人。信息不對稱又可以分為不對稱信息內容和不對稱發生的時間。不對稱信息內容指的使某些參與人的知識或者行動,在某種環境性人所擁有的私人信息是指其本身所不能控制的外生學習,例如保險推銷人員雖然知道他所推銷產品的好壞,但是真正能夠決定保險質量的是保險公司的行為,這不是由保險推銷人員的行為所能夠決定的[2]。不對稱信息的發生時間可能發生在簽約之前,應當可能發生在簽約之后,事前的不對稱信息稱之為逆選擇的模型,事后不對稱信息稱之為了道德風險模型。道德風險和道德具有直接的關系,它是由于當事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時所采取的行為,
二、不對稱信息下的醫療保險市場分析
醫療保險是保險逆選擇發生的重要區域,由于投保人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具有足夠的了解,而保險人則很難得到明確的相關信息。在確定的保險價格之下,會發生健康不佳者積極投保的現象。投保逆選擇發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投保人對保險的標的的質量、環境以及風險等因素以及和個人的損失期望具有密切關系的私人信息等具有足夠的了解,而且保險人由于成本和知識的約束,職能按照醫療保險標的的大類來確定保險費率。當標的的風險水平高于保險費率時,被保險人就傾向辦理醫療保險,反之則自留保險。投保人的逆選擇會導致其后果不斷的循環加強,由于逆選擇提高了保險的平均損失率,導致保險企業虧損。保險人為了減少虧損,就會相應的提高保險費率,這又會導致低風險水平的投標人退出醫療保險。這樣不斷的循環最終將會影響到醫療保險市場的發展,降低了保險市場的效率和質量[3]。
投標人的道德風險也是影響保險市場發展的關鍵因素,辦理醫療保險的投標人由于投保的影響,而降低了在事故發生之前的投入,例如堅持不好的生活習慣等,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放松警惕等,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故的發生率。保險欺詐也是醫療保險中常見的消極現象,投標人以騙取保險金為目的,偽造保險事故的原因、故意夸大自己的損失、故意制造醫療保險事故等方式,使保險人因為認識錯誤而支付保險金的行為。保險欺詐是對保險市場信息不對稱的非法利益,是投標人道德風險的違法保險,是違法法律的道德風險行為。由于醫療保險市場中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對稱現象,所以醫療保險出現之后欺詐也隨之出現。同時這種信息不對稱的現象,還具有比較高的隱蔽性,導致了欺詐隨著醫療保險的不斷壯大而不斷的上升[4]。道德風險增加了醫療保險事故的發生率,提高了保險標的的損失,同時也提高了保險的成本,破壞了保險市場的平衡。
在我國的醫療保險市場發展中,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例如過度醫療的問題,表現在對新技術的過度使用、臨終過度治療等不僅浪費了大量的醫療資源,而且也影響了醫療保險的發展。為了降低我國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應當在吸取國內外保險檢驗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的醫療保險市場發展黨員實際,從建立完善的制度,把醫患雙方作為解決問題的根本,解決道德風險的問題。在信息不對稱理論下,要努力的保持信息的透明、公開和自由,避免在醫療保險的發展在出現信息扭曲、失真。因此對我國的醫療保險體制進行改革,是解決道德風險的重要措施。
三、結束語
在信息不對稱的理論下,保險公司常常面臨著道德風險和逆選擇的風險,增加了保險公司的經濟風險。如果這種放任這種現象不斷的循環,最終會降低醫療保險的質量和效率,導致醫療保險市場的混亂,對于社會醫療保障產生不利的影響。因此應當從制度上加強對信息的公開、披露,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真實度,降低保險公司在進行醫療保險業務時產生誤判的現象,保障醫療保險市場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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