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實習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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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實習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SSK；實驗室研究；社會建構論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代替了默頓的科學社會學，并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知識主張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盡管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是要揭示科學知識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但研究進路卻是多元的，先后出現了以巴恩斯、布魯爾為代表的愛丁堡學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維斯為代表的巴斯學派的科學爭論研究；以拉都爾、伍爾加、謝廷娜為代表的實驗室研究；以馬爾凱和他的約克小組為代表的文本與話語分析研究。這些都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場點，但實驗室研究在這些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一種，且它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主張有著密切的聯系，是實現SSK目標的重要途徑。鑒于實驗室研究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擬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論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進路進行敘述并作簡要評價。

一、從傳統知識觀到社會建構論

科學知識社會學把實驗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圍并作為重要研究場點是與整個科學知識的認識轉向有關的，它是傳統的知識觀和科學標準受到普遍的懷疑和挑戰的結果。傳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客觀描述，科學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人只是被動地反映自然；科學知識是被證明為真的命題，是客觀的、標準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帶有任何主觀性和直覺的成分，也與社會因素無關。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則一反傳統的把科學知識看作“自然之鏡”的觀點，認為原先被認為是純粹的、客觀合理的科學知識實際上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科學更多的是社會建構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識的產生及確定其真理性的問題上是無發言權的，正如科林斯所說的：“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拓了對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的新視野，其知識的社會學轉向的主要含義說明，知識不再是純粹真理的載體，而包含了許多社會的因素，對知識的研究必須置于一個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科學知識社會學承襲了庫恩的社會學研究傳統并對其進行激進的解讀，把實驗室研究提高到一個戰略地位，這是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綱領分不開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說明科學知識的認識因素與社會因素的結合，說明在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中無不包含著社會方面的成分。為了揭示科學知識的社會構成，打開“既成科學”的黑箱，一些人繼承庫恩的相對主義認識論，選擇案例進行爭論研究，認為知識社會學應當公平同等地對待真理與謬誤、理性與非理性、成功與失敗，這些對立的兩方面都應當得到說明，從而認為科學知識是科學共同體談判和妥協的結果；一些人把文本與話語作為分析單元，更多地采用了符號學、修辭學、解釋學和文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一些人則走進實驗室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實踐進行人類學方法研究，通過觀察科學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來揭示知識的制造過程。真正能夠更好地貫徹SSK社會建構論主張的正是后者，因為科學知識社會學“主要研究科學對象如何在實驗室中被生產出來，而不是事實如何被保存于關于自然的科學陳述過程中”。

二、知識的實驗室制造

實驗室研究是人類學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學社會學研究中的創造性運用。它最早起源于人們對化學、高等物理學、生物學、生物化學、神經心理學和野生生態學的觀察報告，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社會建構論有著密切的聯系。20世紀80年代初，一度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的主要研究進路并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著名亞綱領。

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斯華茨在加州大學實驗室、加拿大人類學家安德森在費米實驗室，最早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運用于“實驗室研究”，但他們的工作沒有重視實驗室的常規實踐，沒有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談進行分析。80年代實驗室研究迅猛增長，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人類學領域。其中，拉都爾和伍爾加、謝廷娜的研究成果最為顯著。他們用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識哲學和知識社會學的問題，把實驗室看作原始部落，對之直接觀察和描述，獲得豐富的資料，包括筆錄、實室論文分析、實驗室成員的手稿、通信、談話、備忘錄和其它由實驗室科學家們提供的資料。

從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爾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薩爾克研究所參與觀察，并根據調查的資料寫成著名的《實驗室生活》。在此書中，他描述了實驗室內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學知識是怎樣在實驗室內被建構出來的，科學家應該怎樣說明這些建構。他把個制造現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學銘”系統。認為“人類活動是一種銘文的活動，

類歷史應當看作是一套碑銘整體”。文學銘寫暗示了科學實踐主要是一種文學的和解釋的勸服活動，科學事實是以書面陳述的形式被建構、傳播和評價的。拉都爾和伍爾加認為科學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實本身，而是由技術人員在實驗中得出的經驗陳述。科學家就是要勸說論文的讀者相信，他的陳述應當被接受為事實。

如何才能使陳述被接受為事實，這就需要進行爭論，其“成功與否要取決于該爭論場中的人數、觀點和立場、作者的個性和他所屬的機構，以及論文本身的風格等”。這就是說，自然事實是科學家根據實驗制造出來的數據進行爭論的結果，實在是爭論解決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實是科學家進行實驗和磋商的結果。

拉都爾和伍爾加非常重視環境在科學實踐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環境不是像過去被認為的那樣與科學實踐是不相干的，環境不但影響對科學事實的建構，而且整個科學就是由環境制作而成的。環境與科學實踐是不可分的、一體的。環境決定著科學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為及實驗室的儀器、設備、實驗對象、材料來源，從而決定著所生產出的產品，并且環境是不確定的，可變的，有很大的權宜性。

對實驗室場點進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謝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對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中心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她通過日常觀察、訪談、收集實驗室備忘錄、論文手稿和相關出版物，積累了豐富的材料。謝廷娜與拉都爾和伍爾加一樣，主張對實驗室知識生產實踐進行研究。在建構主義論題上，她認為，“它把現實的總體看成是裝配而成的，現實的齊一性是異質的，現實的光滑外表包裹著一種內在結構。對建構主義者來說，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飾的事實”。但她更強調科學的復雜性，認為科學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科學家也處于不同的環境之中，因而實驗室知識的生產也具有不確定性。在《知識的制造》這本書中，謝廷娜表述了她的經驗的建構主義認識論思想。她把實驗室比作是生產知識的工廠，認為知識是在實驗室中人為地生產出來的。實驗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實驗儀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實驗對象也是經過精心挑選或人工培育出來的，因而產品(知識)也就無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來的。她還認為知識的生產過程是決策負荷的，科學實踐中包含著選擇機制。它貫穿于整個知識生產過程和結果之中。

實驗室研究從發生學視角對科學知識的生產進行分析，著重從內部探討了科學知識形成的實踐過程，實現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從宏觀到微觀的視角轉換。在這種轉換中，科學家的主體主動性得以突顯，而不是被動地受環境的約束，直觀地描述客觀外在世界。他們認為實驗室研究場點的開辟為打開科學“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鑰匙。實驗室研究的最顯著的特點是研究者能直接觀察到科學家日常實踐的微觀互動過程，探究科學知識是如何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內被具體地生產出來的。從而揭示了科學家的研究活動不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會世界，科學知識本身是一種文化存在而不是被“發現”的自然給定。

三、評價

科學知識社會學實驗室研究是社會建構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在批判傳統的科學觀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盡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與其它研究場點一樣，面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問題和困難。

通過研究，可以發現其優點和不足，以便為我們找到科學的方法論提供新的思維視角。社會學家通過對實驗室的研究發現科學知識的生產是受到社會各利益團體制約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學基金組織、慈善機構等。這一點，對批判傳統的、與社會因素無關、價值無涉、情感中立的科學觀，打破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和科學霸權，有著積極的意義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知識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其中必定包含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各種因素。如果知識的研究忽視了這些社會的組成部分，就會導致對虛妄的研究。傳統的知識觀把知識看作是自然的給定，這是一種祛魅的世界觀。它排斥了自由、價值，崇尚物質主義、決定論、還原論及虛無主義。這種知識理性的無限擴張及對科學方法的無限信仰，導致了主體對自身歷史存在的“自我遺忘”。也就是說，它失去了主體的性質。實際上，知識本身就是社會的一個性質。這就是建構論者所主張的，也是其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

社會學家通過對實驗室的考查發現，實驗室“實在”是社會建構的，即實驗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會建構的。這一視角的切人非常新穎，但問題是這種建構的成分有多大，實驗者可以根據需要挑選儀器、對象、原料，這是一個建構過程，但被挑選出來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構的呢?即使所有的“實在”的建構性都比較強，那么，必定無疑，實驗產品——知識，也是建構的，這樣知識的確證無誤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為沒有了客觀性，所有的知識都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評判知識的標準，知識也就不存在了。從另一個方面講，每個實驗室都有自己的建構體制，即使它們所使用的儀器、對象、材料，物理環境及人力資源都是一樣的，得出的結論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庫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約性，所有的知識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識不就成了誰說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嗎?可見建構主義者在這一點上走得太遠了。

第2篇：社會實習論文范文

(一)社保財會制度未跟得上社會經濟發展的變化

首先是無法在財務報表中真實反映和核算部分社保財務活動的內容。在傳統的社保財務管理中看來，因為這部分內容不是財會核算應該反映的內容，但這部分社保基金運行影響社保經辦機構的正常運轉和社保基金的收益情況，甚至還對巨大基金的風險詳有不測。其次，即使反映了財務管理報表的內容，這種反應也不能說的上可靠，真實。比如，根據歷史成本原則，本金部分在財務報表所反映的信息與基金保值增值可能與實際情況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這樣的財務管理信息會誤導社保基金使用和決策者合理地利用社會保險基金。

(二)監督不力導致信息失真

按照現行的社保財務管理制度，財務工作部門的主管單位是各級財政行政部門。各級財政部門負責制定當地社保經辦機構財務監督實施及管理制度。根據《財務管理法》的有關規定，依照有關社保行政法規對有關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財務管理資料實施監督檢查。在一些地方、一些社保經辦機構監督乏力、監管手段缺乏的現象依然存在。因為對于社保財務管理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實性稅務、審計、財政等部門都有權監管，導致各個監管部門存在著缺乏配合的現象，對各家齊抓共管的監管方式沒有進行配合。要對社保財務信息失真的問題從根本上解決，必須運用行政、經濟、法律手段綜合治理，完善社保經辦機構財務管理治理結構;對內部稽核審計作用充分發揮;積極研究，將社保財務管理制度完善化;運用法律手段，將社保基金的監管予以加強。

二、關于社保財務管理信息真實性的思考

從以上論述可知，社保財務管理信息本質屬性的重要質量特征社就是保財務管理信息的真實性。目前，一些社保經辦機構社保財務信息的真實性狀況令人擔憂。正如社保財務信息的真實性包含有反映準確性、反映完整性和真實性一樣，社保財務管理信息的失真也包括有不完整、不準確和不真實三個方面,財務管理信息在真實性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一)社保財務管理信息反映真實性受制度的局限作用

社保財務管理制度本身的缺陷及其與財務慣例的差距，對于確保信息的真實性是不利的。各項基金的核算在社保財務制度下只作了原則上的規定，由各自省份根據情況確定基金的比例確定以及核算的與否，這在客觀上為某些經辦機構社保基金保值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間，由于同一社保財務事項，社保財務管理人員對選擇的方法可能很多種，作出不同的處理，使得不能完全保證社保財務管理信息的真實性。

(二)社保財務管理信息不準確

主要是由于社保經辦機構某些財務管理人員素質不高，對社保財務制度所規定的核算方法、程序不熟悉，對于賬表之間、賬實之間以及賬賬之間的數據往往會造成不符，社保財務管理誠信缺失在社保財務管理人員職業判斷能力的差異下提供了推動力，在社保財務核算中盡管社保財務管理人員力求準確，為社保經辦機構決策的信息能夠提供有用性，但由于本身經驗、專業知識不同的社保財務管理人員，參差不齊的自身素質，存在職業判斷水平的差異，對社保財務政策就出現同樣性質的，對于不同的結果是由于理解的不同。

(三)社保財務管理信息不完整

第3篇：社會實習論文范文

（一）信息資源基礎管理不到位

1、計算機財務軟件應用水平亟待提升。

部分財務人員計算機財務軟件應用水平不足，計算機操作能力較差，數據輸入輸出等錯誤頻出，或者不按照規范操作執行，沒有做好會計檔案備份等，造成許多因人為操作導致的數據丟失以及系統損壞等問題。

2、會計信息化標準體系需要健全。

盡管我國很早就出臺了《關于大力發展我國會計電算化事業的意見》、《會計電算化管理辦法》和《會計電算化工作規范》等規章制度，然而許多財務人員并不了解掌握，并且發生違法違規行為也沒有專門的監管部門進行有效監管，會計信息化標準體系并不健全。例如事業單位會計核算時，不同的科室應用的會計信息語言不一樣，導致無法對匯總數據進行有效對比分析。此外在會計信息運用上無法達到自動化和標準化，不能及時、有效、全面地獲取會計信息，導致事業單位財務狀況評價困難，給其計劃決策與控制帶來不利影響。

3、會計內部控制流程有待完善。

事業單位會計信息化建設要求實現集中統一的系統化運行，要能夠實現對整個事業單位從組織機構、人員設置到工作流程等的科學有效運行，然而許多事業單位仍然是傳統的職能結構和工作流程，無法達到會計內部控制流程的要求。

（二）信息資源網絡化程度不高

許多事業單位各個部門之間無法實現信息資源共享，而事業單位與財政和銀行等相關管理部門也沒能實現聯網，信息資源的共享程度不高。因此需要建立一套覆蓋整個領域的財務信息傳輸網絡，從而實現數據的及時和信息資源共享功能，提高會計信息化水平。

（三）高素質專業會計人才不足

會計信息化建設要求財務人員要具備良好的會計業務知識和財務管理能力，同時還要求其掌握計算機網格技能和實踐操作能力。然而許多事業單位財務人員只會使用固定的財務軟件處理會計信息，卻無法靈活應用計算機對財務信息進行處理分析，至于財務軟件的維護開發等更無從談起。工作中出現的計算機問題也無法及時解決。

二、加強事業單位會計信息化建設的幾點建議

（一）高度重視會計信息化建設

事業單位的領導首先要認識到會計信息化建設的重要意義，同時大力支持和參與會計信息化建設，相關職能部門要理解和掌握會計信息化的作用及其管理方法，學會應用信息化手段進行現代財務管理，同時進行推廣普及，為會計信息化建設奠定發展基礎。

（二）加強信息資源管理工作

1、保證會計基礎工作信息化。

要結合事業單位實際，按照國家規定，逐步規范事業單位的會計科目體系。建立崗位人員責任制，做好責任分工，每個崗位通過授權密碼進行控制，避免非法操作行為。同時各崗位人員要能夠彼此制約，幫助發現錯誤問題，監督違法行為。加強會計信息化檔案管理，會計檔案要進行雙重備份，并由專人進行分別保管，避免因意外造成單位整體資料丟失或者損壞等。針對基礎信息要確保及時、準確、真實，從而為會計信息化提供有效的原始資料。

2、健全會計信息化標準體系。

相關部門應針對我國事業單位制定出科學完善的會計信息化標準體系，從而促進會計信息化建設發展。實現會計準則制度和信息系統的融合，從而能夠自動生成單位財務報告，并嚴格執行會計準則制度，保證會計信息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并且在會計信息化實施過程中，還要充分考慮XBRL分類標準要求等，并據此得到標準化財務報告以及內部控制評價報告等，為信息使用者提供有效的數據資料信息。

3、完善會計內部控制流程。

事業單位要加強會計內部控制流程，針對不同崗位、不同業務流程要嚴格按照會計信息系統要求進行控制管理。要根據事業單位內部控制規范制度的要求，在會計信息系統中實現內部控制流程和關鍵控制點等的固化，從而使單位內部控制規范制度的設計與運行能夠科學有效，得到完整的自我評價報告。

4、實現會計業務一體化發展。

部分事業單位會計信息化建設完成之后，相關管理工作并未跟上，與之相關的業務系統的信息化建設并未開展，或者缺乏總體規劃，信息化理念不足，造成會計信息化獨立于事業單位信息化系統而存在，無法有效實現會計信息的資源共享。針對這種情況要全面推行會計業務一體化發展，真正實現會計業務與事業單位整體發展的有機結合。

三、結語

第4篇：社會實習論文范文

把尊重勞動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是針對勞動對社會存在和發展的作用及地位，以及勞動對于勞動者的權利和勞動者獲取個人消費品的作用和地位而言的。前者涉及勞動對社會的作用，后者涉及勞動對個人的作用。處理好了勞動所涉及的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及其相互關系，就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了基礎。

勞動，從基本形態而言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從復雜程度而言包括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從技術程度而言，包括手工勞動、機械化勞動和自動化勞動，等等。不論何種勞動，不論其作用大小，它都和其它勞動一起對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勞動創造了社會的物質財富，創造了社會的精神財富；“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創造了人類社會。既然勞動對社會的存在和發展這樣重要，勞動就理所當然地要受到社會尊重。如果一個社會不尊重勞動，甚至鄙視勞動，特別是鄙視體力勞動，在體力勞動占比重較大的社會里，就會引起這個社會最基本階層的不安和不滿，甚至抗爭。處理不好，就會破壞這個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如果問題大了，就會影響這個社會的存在和發展。這是我們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應該特別關注的。

其次，勞動是人類的基本社會活動，人的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在勞動中渡過的。在人的眾多權利中，勞動是人的基本權利。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勞動是人們謀取生活資料的基本手段。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者不得食的按勞分配原則，是社會主義社會個人消費品分配的基本原則。雖然生產要素也參與了分配，但按勞分配是最基本的分配原則。在非公有制經濟體中勞動的勞動者，勞動同樣與貢獻掛鉤。在這種經濟條件下，由于勞動與個人收入分配掛鉤，勞動的基本權利同時也是保障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權利。失去了勞動的權力，也就同時失去了個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勞動者及其家屬就會成為需要救助的人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社會保障體系不能提供保障，就會影響勞動者及其家屬的生存和發展，在沒有其它生活來源的情況下，就會迫使有的勞動者鋌而走險，危害社會安全；或者采取其它不正當的手段謀生，損害國家利益和他人利益。不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會破壞社會的和諧和穩定，這是與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不相容的。在保障勞動者勞動的權利的同時，還要保證勞動者獲取報酬的正當權益。如果勞動者不能獲得與其貢獻相應的報酬甚至完全不能獲取報酬，也會引起社會矛盾，破壞社會的安定與和諧。

因而，尊重勞動本身就要求保障勞動者勞動的權利和獲取正當收益的權利。這同樣是我們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時應該注意關注的。

由于勞動是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是個人的基本權利和個人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尊重勞動就構成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教育整個社會尊重勞動，特別是體力勞動；必須想辦法保障勞動者勞動的權利和獲取正當收入的權利；必須想辦法建立覆蓋全社會的保障體系。

自古以來，我國各族人民群眾就形成了勤勞樸實、熱愛勞動、尊崇勞動的良好風尚。在社會主義今天，這個優良傳統得到了發揚光大。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的勞動的基本權利和勞動的成果得到了保障；尊重勞動，熱愛勞動，勞動致富光榮已成為基本的社會信條。正由于這樣，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總體上呈現出和諧穩定和良性發展。

但由于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還不高，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完善等等原因，在尊重勞動方面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影響著社會的安定和長遠發展，給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造成了較大障礙，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主要問題是：城市下崗職工的就業問題；城鄉差距擴大問題；我國基尼系數偏大問題；三農問題，等等。本文重點分析一下農民問題。農民占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問題歷來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也是當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問題。從尊重勞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角度考察農民問題，當前最緊迫需要解決的至少有三個問題：保障農民的勞動權利問題；保障農民工勞動報酬問題；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問題。

第一，保障農民的勞動權利問題。這里主要是涉及到農民的土地問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農村大量的土地被占為它用。據北京市政協的經濟委員會今年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1987年到2001年間有60萬公頃家田被征用，導致3400萬人失去土地，而且這個數字還在繼續上升。從2001年到2003年上半年，有關土地糾紛的訴訟占農民投訴案件的63％。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也是農民最基本的生存資料。失去土地，農民就去了基本的勞動權利和生存權利。雖然農民可以從被征用的土地中獲得一定補償，但這對世代以土地為生的農民來說，是微不足道的。這個問題不妥善解決，從長遠來看，就種下了社會不安定的種子。

第二，保障農民工勞動報酬問題。由于失去土地或者土地不足、農業收入偏低等原因，大量農民進城打工。農民進城，因為沒有掌握技術，主要從事體力勞動。他們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勞動收入低，缺乏社會保障。他們的辛勤勞動為城市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貢獻。照理，他們微薄的勞動收入應該得到保障，但業主經常拖欠工資，有的甚至卷款而逃，使他們的辛苦勞動付諸東流。怎樣保護他們勞動收入的正當權利，這實在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大難題。

第三，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問題。由于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力有限，國家資助的社會保障體系重點在城市。農村主要是家庭保障。從長遠看，如果不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村失業人口就會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因素。同時，由于城鄉在社會保障體系上的長期差別，使農業人口因此而產生不安，特別在高度信息化的社會更是如此。

以上三個問題是緊密相聯的，解決好了就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解決第一個問題是關鍵。因為保障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就保障了農民基本的勞動權和生存權，這是保障農村社會安定的基本條件。土地補償費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最終的解決辦法是如何讓失去土地的農民能安居落業；或者有某種形式的社會保障能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這就需要政府部門統籌兼顧，利用各方力量來協調解決這個問題。如：轉移安置，或者以工補農，或者納入由國家支助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

第5篇：社會實習論文范文

關鍵詞： 新聞學 理論體系 公共性

新聞學的學科地位時常被人質疑，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新聞學學者深思。鄭保衛教授扛起保衛新聞學和發展新聞學的大旗，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目標。應該說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回答了中國新聞學的特性問題，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學的個性價值和努力方向。新聞學只有充實了自身的內涵，凸顯了自身特色，才能進一步鞏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就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理論溯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提出

由于新聞在中國總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新聞學又與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人發出“新聞無學論”[1]的質疑，甚至一度有人認為新聞學已“走入黃昏”[2]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認為，新聞學并未走入黃昏，而是在不斷邁向輝煌，新聞學學科的基礎扎實，其學科獨立性具有現實和理論依據。鄭保衛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新聞學的學科發展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豐富多樣的改革實踐、不斷改善的政治環境、逐步開放的學術氛圍，都為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現實基礎。[3]新聞學的學科創新是宏觀創新理念的要求，是新聞事業內在發展的需要，是新聞工作不斷創新的需要，我們應該在創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新聞學。[4]鄭保衛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堅持在找準問題、繼承傳統和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發展，堅持在理論創新中發展，堅持在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照下和在馬克思新聞觀的指導下發展新聞學學科。[5]他提出，我國新聞學研究創新與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當是構建一個能夠體現當代最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以適應新世紀新聞事業和新聞學科發展的需要。[6]鄭保衛教授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要堅持用馬克思新聞觀作指導，并體現兩個特點：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反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本質；二是要具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7]

鄭保衛教授的觀念為我們探索新聞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但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應該說是一項艱巨而長遠的任務，如何明確這一理論體系的內涵和功能，解決這一體系的貢獻和普世性、闡釋力等問題，規避理論構建中的倫理風險，都值得我們深思。

二、理論的時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

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內在上與目前學界認同的推進“去西方化”理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學開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學術理論，以信息、傳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傳的學術話語，希望借西方話語達到學術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動了學術研究的極大解放。經過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現象開始引起學界的討論，新聞學開始反思西方理論的局限，并希望在未來研究中能體現中國的傳播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平衡點。這種“去西方化”理論研究，雖然任重道遠，但目前學界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就是應該找一個基于全球化中國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黃衛星所言，當務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而且更在于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并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8]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學研究的視野被進一步擴大，學術研究的諸多禁忌開始被打破，新聞與政治的關系再次被重新審視，在“再政治化”的過程中學界越來越強調學術研究的公共參與精神。

中國傳播學研究正在經歷著一個學科走上歷史前臺的重大轉折時期，政府或國家的需要發揮著一種引領和重組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的作用。目前，新聞學研究面臨的是一個黃金時期，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并面臨轉型，信息化持續加速新聞需求高漲，媒介技術變革推動公眾公共意識不斷增強。姜飛[9]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面臨的社會形勢和公共需求，同戰后美國對新聞傳播學的需求十分相似。在這個冠之以“轉型”、“信息”、“風險”、“新媒體”等名稱的社會中，傳播媒介和新聞媒體的作用空前重要，而黨和政府、企業組織、公眾個人等，對新聞傳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漲。這個時代是難得的理論創新機遇期，新聞學有必要加強“去西方化”研究，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或許可以成為“去西方化”理論的一個恰當選擇。

三、理論合法性：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和文化書寫

學界中的很多人對但凡牽涉以“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遠之。他們認為，理論應該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夠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實踐的檢驗，或者理論應該是意識形態中立的，不應有政治傾向。這些人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學性，學術不是政治，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理論也應該具有強大的闡釋力和適應性。但理論研究作為人的一種思想活動，仍然無法解釋實踐中遇到的全部問題，而且理論也無法回避自身的意識形態。

后現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質疑，人文學科遭遇表述危機。人文學科中處于支配地位的觀念正在被重新評估，那些曾經想當然地被當做事實，或者被當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礎的“確定性因素”，成為有問題的東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所有建構的真理都是通過排斥和修辭的強有力的“謊言”而變得可能的，沒有一個“完整的”第一時間知識大全。[11]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不僅僅限于文學界和人類學界，但人類學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諸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后現代思潮帶來的質疑權威、消解中心、打破權力，給傳統的理論帶來諸多挑戰，這種質疑給所謂的普世理論和客觀真理以巨大打擊，普世理論和絕對中立都是被后現代給解構了的“神話”，他們并不存在。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和實驗民族志的啟發下，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反思理論構建中的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放棄那種構建普世理論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態度。

但是，如果放棄理論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論的合法性依據又從何而來呢？公共人類學的實踐或許對我們有一定啟示意義。公共人類學的主要聲望來自它對世界范圍的某些問題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它從過去的研究所積累的傳統中吸取智慧并應用于當代。[12]學術研究應該是作者（學者）利用文本（理論）與讀者（公眾）的一種對話，這種對話面對的是具體的公眾，要解決的是理論的普世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矛盾。在這一解決過程中，普世性成為解決“本土問題”的前提和語境，而“本土理論”成為特殊人群面對的特殊問題，并證實或證偽普世理論。我們要發展的新聞學理論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新聞學學者借助這一理論體系建立同中國公眾的公共關系。以公共精神為基本原則，這符合學術研究的價值關懷和人文精神。

知識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知識總在一個原點開始旅行，后人會按照沿著前人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但是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走入歧途，誤入困境。這時知識會推崇復古或是返回原點，重新考問，擺脫困境，以便開始新的旅程。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當原有的學術傳統難以解決困境中的問題時，我們需要返回原點。在這個原點，永遠高昂著人性，永遠駐扎著對人的生命的追問，對真理的追問。后現代主義返回了這樣的原點，打破了原來樹立的傳統和權威，但在打破這一切的同時，它仍然在建構。后現代民族志同樣打破了民族志積累起來的權威，但同時它也致力于一種新的秩序。

現在，新聞學的理論構建也急需做這么一項工作：返回原點。返回原點，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們傳統理論無法支撐社會發展、西方理論大量涌入中國的時刻，返回那一時代，梳理最近30多年來學習借鑒西方理論的經驗和不足，以公眾聯系的時代變遷為底色，在總結的基礎上創新，描繪新的理論圖景。這種總結的源泉就是30年來的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四、理論闡釋力：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目前，中國研究成為西方學界的熱門，西方新聞傳播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很多西方理論無法在中國得到驗證，因此中國研究成為理論驗證的天然“試驗場”。很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的特性表述為“中國模式”，這一模式一方面表達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同時，中國學者更喜歡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怪圈”。我們所要構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就是要解決這種怪現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的特殊問題。這種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學者在走入一個村寨做研究時，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處的鄉情、縣情、省情，乃至國情和整個世界。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閉起來，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問題。這一理論體系可以對西方理論進行發展或修正，它的創立目的是強化普世理論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學術界以外再建立一個理論界，學術理論是不分國界的。這一理論是一個完全的開放系統，它最早借鑒了西方理論，并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同當前的現實中國保持了密切關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也歡迎西方理論和西方學者的檢驗。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中國的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影響逐步提升，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備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現實可能性。這一理論建立在從殖民時代開始從未有過的全新世界經濟格局基礎上，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全新嘗試和探索實踐基礎之上，建立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影響逐步擴大的基礎之上，這些現代歷史上的嶄新經歷和發展歷史將給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以更強的闡釋力。

我們的態度并不是為了通過中國模式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建立一種真正的“普世理論”。克利福德在《寫文化》一書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詞，用來說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這種“有承諾的、不完全的”真理帶來的“一種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為機智表達的源泉”。[13]或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就是要探索這樣一種“部分的真理”，這種部分真理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理論或真理不同，但這種真理面對世界背景中的中國公眾時，可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并與世界交流。

我們所要建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與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政治密切相關，同時又堅持理論建構的一般原則（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堅持服務于公眾和公共事業的一種理論體系。我們應該放下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成見，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們理論創新的依據和可能。我們應該捕捉歷史難得的機遇，將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納入世界范疇之中，發揚公共精神，服務于中國的公共事業，擴展學術的公共空間，發揮學者的公共作用。

注釋：

[1]參見唐遠清：《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

[2]參見郜書鍇：《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2009年第3期。

[3]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4]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5]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6]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7]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黃衛星：《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讀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新聞大學》，2012年第1期。

[9]姜飛：《中國傳播的三次浪潮——紀念施拉姆訪華30周年暨后施拉姆時代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切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三聯書店，1998年，第23、25頁。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導言：部分的真理》，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5、36頁。

[12]喬治·E·馬庫斯：《中文版序：〈寫文化〉之后20年的美國人類學》，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4頁。

第6篇：社會實習論文范文

[關鍵詞]西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立法

[中圖分類號]G1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3115(2009)22-0041-02

一、作為法律概念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

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又稱無形文化遺產,是與固態物質文化遺產相對應的法律概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第 2 條第1款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各個群體和團體隨著其所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和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使這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歷史感,從而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力。在本公約中,只考慮符合現有的國際人權文件,各群體、團體和個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順應可持續發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定義突出了“非遺”的活態流變性及其在族群文化認同、族群間相互理解尊重、促進人類創造力及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價值。

作為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締約國,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概念的確立受到公約的直接影響。國務院辦公廳于 2005年 3月26日下發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第2條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第3條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為兩類:傳統的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等;文化空間,即定期舉行傳統文化活動或集中展現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場所,兼具空間性和時間性。第3條還具體列舉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圍:口頭傳統,包括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與上述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通知》對“非遺”的定義強調了民俗文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內容。

不過,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只有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構成要件的民俗文化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是民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法學領域的差異。①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具有鮮明現代人權保護價值傾向的法律概念,它應符合現有的國際人權文件標準,并能促進各群體、團體和個人之間是相互尊重的需要和可持續發展。國家和各級政府依據法定的標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認定。《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的附件《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明確規定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六項評審標準。

二、西部非物質文化遺產立法的背景及概況

從世界范圍內而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是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的成果,是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由公法與私法相互融合的綜合性法律規范構成。人類從對有形文化遺產保護到無形文化遺產保護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1950年,日本《文化財保護法》最早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問題,而我國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護法》仍未涵蓋對無形文化遺產的保護。

西部地區的現代轉型導致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載體的民間文化受到強烈沖擊。如何協調“非遺”保護與開發的關系成為西部開發必須面對和解決的課題。如何防止“非遺”的過度開發,如何擺脫“非遺”自然傳承中的困境與危機,如何協調保護與開發中私權與公權的關系,這一系列問題急需專門法律的規制與調整。西部政府必須通過地方性立法,建立相應的保護制度與機制,規制“非遺”的商業開發,挽救瀕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西部的“非遺”保護立法走在全國的前列,截止2008年,部分西部省區已經通過了“非遺”保護的地方性法規,廣西、寧夏、新疆都已經公布了各自的“非遺”保護條例。這些地方性的“非遺”保護法規,是西部地區推進法治進程、構建西部開發完整的法律保障體系的重要舉措,將為實現西部地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三、西部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立法的社會價值

(一)平衡西部經濟發展與文化保護的關系

我國的“非遺”資源主要集中于西部,西部開發中存在經濟發展與文化保護的矛盾,如果缺乏協調二者關系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專門法律規范,經濟開發很可能對少數民族的文化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從而危及 “非遺”的傳承與發展。西部經濟的發展必須以尊重文化多樣性、維護少數民族文化權利為前提。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社區、群體的生活方式的結晶,是民族與群體認同的載體,是維護世界文化多樣性與創造力、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重要根基。在法律規制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合理開發與利用,有助于發展旅游業及文化創意產業,有助于促成“非遺”的活態傳承模式。

(二)平衡傳承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

西部非遺保護法應把平衡持有人、傳承人的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作為重要的目標,即一方面承認傳承人的私權,同時出于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長遠利益的需要,對其私權加以必要的限制。《寧夏回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第22條即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的知識產權,受知識產權法律、法規保護。由國家確立非遺傳承人的地位,并給予財政支持和明確其職責的傳承人制度是“非遺”保護法規的重要內容,傳承人享受一系列權利的同時,必須履行傳承非遺技藝的義務。日本《文化財保護法》明確規定,國家認定的無形文化財持有者,同時也必須是無形文化財的傳承人。《寧夏回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第三章對列入保護名錄的非遺代表作中成就突出、技藝精湛的代表人物,采取命名、授予稱號、表彰獎勵、資助扶持等方式,并給予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勵。第29條規定:傳承人和傳承單位的權利是開展傳藝、展示技藝、講學以及藝術創作、學術研究等活動;可以依法向他人提供其掌握的知識、技藝以及有關的原始資料、實物、建筑物、場所,取得相應的報酬。第30條規定:傳承人和傳承單位應履行的義務是“完整保存所掌握的知識、技藝及有關的原始資料、實物、建筑物、場所;按照師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選擇、培養新的傳承人;依法展示、傳播、宣傳、弘揚和振興傳承技藝”。該條例對于社會公眾的考察、參觀行為也做了原則規定,既維護了非遺持有人、傳承人的權利,也保證了社會公眾對非遺的認知權利。

(三)協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商業開發與本真性保護之間的關系

西部非遺保護法規應確立技藝類“非遺”的生產性保護方式,貫徹“合理利用”的方針,協調非遺開發與保護的關系。非遺的商業開發應該在保持其本真性的前提下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性特點決定了對于一部分技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種類,必須實施動態的“生產性方式保護”。在保持本真特點的前提下,不斷賦予傳統的遺產形態以合理適當的現代內涵,通過發掘其在當代人生活中的價值與作用,直接服務于當代人的精神與物質生活需求。本真性,即要保護原生的、本來的、真實的歷史原物,保護其所遺存的全部歷史文化信息。②生產性保護方式是在傳統技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中探索出的新理念,其宗旨是“以保護帶動發展,以發展促進保護”,③ 即通過生產、流通、銷售等方式,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資源轉化為生產力和產品,產生經濟效益,并促進相關產業發展,使“非遺”在生產實踐中得到積極保護,實現“非遺”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良性互動。當然,不是所有的“非遺”都可以進行生產性保護,如屬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類 “非遺”不可能人為地生產出來。

總之,西部非遺保護的地方性法規將在西部法治社會的構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少數民族權益維護及促進文化多樣性等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注釋]

① 齊愛民主編:《知識產權法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頁。

第7篇：社會實習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新經濟時代，企業以知識為主導資源，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管理成為企業的核心職能。本文闡述:“培訓型”是新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的新模式;“柔性化”是新經濟時代人力資源管理的新特征。

0引言

進人21世紀，企業進人了一個以知識為主宰的全新經濟時代，企業從以貨幣和物質為主導資源轉變為以知識為主導資源。如是，人力資源，即成為企業的第一資源;人力資源的價值，即成為企業整體競爭力的第一標志。企業追逐人才，人才選擇資本。因此，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管理，成為新經濟時代企業的核心職能。

1新經濟時代企業的人力資源開發

新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的開發，是企業開發的首要對象。因為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的核心作用，在于要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充要(充分而必要)的人力資本。只有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有效結合，才能成為企業財富不斷增長的源泉。如此，企業需要“綜合型”人才;企業要采用“終身教育型”的人力資源開發模式;新經濟時代人力資源的配置手段，除了有形的“場為煤”的人才大市場，還有無形的“網為媒”人才大市場。

1.1新經濟時代企業褥要“綜合型”人才

在我國，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多是“感激型”人才，人們感激黨和人民政府，感激單位，感激父母，任勞任怨，積極工作;到了七、八十年代，提倡“復合型”人才，諸如:具有理科背景的工科人才，具有工科背景的管理人才，光?機?電一體化人才，等等;進人九十年代后，走俏的是“信息型”人才，這一方面是信息社會的需求，另一方面，誰能捕捉到信息，誰就能不失時機地主動進新經濟時代的人才觀，應該是上述“三才”的“綜合型”。新經濟時代，企業仍然喜歡“復合型”人才，這是不言而喻的;而“感激型”人才是能與人和諧共事，這是搞好一個企業最不可缺少的“協作型”人才;“信息型”人才能夠不斷地抓住機會，不斷地創造新的價值，這是推動企業向前發展的“創造型”人才。因此，新時代企業呼喚兼具“創造型”、“復合型”、“協作型”的通才。這里，“協作型”是人才素質的根本，即便不能做到“三才”兼具，也必須是，或者“創造型+協作型”;或者“復合型+協作型”。在新經濟時代，離開“協作型”的所謂人才，是不會有大作為的。

1.2新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的模式

如上所述，新經濟時代，企業需要“綜合型”人才，那么，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的模式，就要由傳統的“雇傭型”轉變為“培訓型”，或稱“終身教育型”，即不僅指專業知識的培訓，還要進行思想品德教育，創新意識教育;不僅指業余時間要學習，就是工作中也要堅持學習與提高;不僅指年輕員工要學習，中、老年員工也一樣要學習與提高;不僅指對自己不熟悉的業務根據工作需要要學習，就是自己熟悉的業務，也要不斷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新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的主要任務—企業培訓。

企業培訓，是傳統教育(包括教材與教法)所無法替代的。國外跨國公司都有自己的商學院;國內近半年多來，亦有六家知名大企業與大學合作已相繼成立企業商學院，這是企業人力資源開發模式的一場新的革命。身兼摩托羅拉大學、諾基亞商學院等多個培訓機構的資深培訓師、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研修中心吳兆頤博士高度評價企業商學院:“中國國內企業商學院的出現，不僅是人力資源培訓的新紀元，而且一是中國企業發展史上的新紀元。”通過“企業培訓”，員工們不同程度地在經營、管理及操作實務上獲得新知識、新技能、新經驗，從而不斷提高員工的人力資本價值;通過“企業培訓”，企業員工不再只能從事一種職業，他們掌握多門知識，擁有多門技能，有很強的工作適應性。

1.3新經濟時代人力資源的配置手段

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促進了國家產業結構的變動;產業結構的變動，又引起職業結構的變動;職業結構的變動，再引起就業結構的變動川。這是一個連續的邏輯過程，它必將加速人才流動，包括加速社會、地區、企業的人才流動，也包括加速人才個體本身從事不同職業、工種的轉換流動，從而促使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

新經濟時代的人力資源合理配置，僅靠有形的人才大市場，已經遠遠不夠了，企業和人才都將廣泛而迅速地通過“網為媒”招聘人才或推銷自己。在新經濟時代，除了有“場為煤”的有形的人才大市場;還有跨地域、跨時空的龐大的“網為媒”這個無形的人才大市場。這一點，在許多經濟較發達地區，這兩種人才大市場相輔相成，都已得到健康有益的發展。

2新經濟時代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

21世紀，企業的核心是人才，人才的核心是企業家與知識創新者。如是，新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重心是知識型員工。因此，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模式應是“客戶式的服務”;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特征應是“柔性化管理”。

2.1新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模式

新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模式，不再是舊經濟時代的“專制型”模式，一味要求員工依賴與服從;而是要轉變為“服務型”的管理模式，即:企業把員工當作客戶般對待(產品客戶是上帝，企業自己的員工也是上帝)，要為員工提供豐富的人力資源產品與服務。例如，在企業招聘、錄用、培訓、工資福利、勞動時間等全方位、全過程中，為員工提供既富于挑戰性的、又富于無微不至的關懷的一種靈活、有效的多元化服務;又如企業的利潤分享服務;還有企業的授權賦能服務;等等。一句話，企業要把企業目標與員工期望“雙贏”式地有機結合起來，使企業與員工都得到良好的發展。

2.2新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特征

新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特征，是柔性化。講“柔性化”管理，是針對舊經濟時代的“剛性化”管理而言，并賦予全新的管理理念。鄭其緒教授曾這樣概括柔性化管理的特征:內在重于外在;心理重于物理;身教重于言教;肯定重于否定;激勵重于控制;務實重于務虛(姑且稱其為柔性化管理的三十六字方針)。

—顯然，在柔性化管理下，不再有剛性化的約束機制，企業實施柔性化三十六字方針，可以極大地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在柔性化管理下，員工不再只是單純接受自上而下的縱向批示而工作，而是同時又通過扁平的組織、網絡式、相互合作式、溝通授權式而工作，這樣，企業能夠極大地增強員工的責任感和團隊精神;

—在柔性化管理下，管理者不再只是靠制度管人，而是管理者潛心研究員工的個性化心理與行為規律，通過潛移默化，提高員工的自覺性和創造性這是企業管理者的最高管理境界;這是人力資源管理的自由王國。

第8篇：社會實習論文范文

關鍵詞：文化系統；非物質性社會事實；行動系統理論；啟蒙現代性；多元文化

中圖分類號：C91-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3-0145-006

當把“文化”與“系統”結合起來認知的時候，人們發現，文化系統理論一面成為“文化”事業的國王，一面成為“系統”科學的臣民。文化的自足屬性，被文化對系統科學、系統方法的依賴所消解。那么，在社會學視域下，“文化系統”范疇是否有效，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

“文化系統”是否真實存在，一直被人拷問著。比如，文化人類學奠基人泰勒認為：“同一種族的人使用同一語言，信奉同一宗教，遵守同一習俗，以及在藝術和知識上處于同一總水平。”[1]7他把文化或文明定義為“一個復雜的整體”，其中蘊含的單線發展觀點，含有文化達爾文主義的傾向，不能認識和發現“文化整體”的層次、結構和演進動力，缺乏系統研究的特質。歷史社會學派代表人物博厄斯則認為：“像文化這樣復雜的現象是不可能有絕對體系的。”[2]216泰勒的線性思考，博厄斯的否定性見解都說明，主觀評價性地研究文化理論，是以對邊緣性或地方性的忽視，對不可評價之物的過濾為代價，文化因此會成為程序化的拼盤，文化多樣性不再有，有的只是“我們的文化”。這恰如后現代文化相對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文化研究標準的差異，是文化多樣性的體現，是社會存在差異的體現，“因此，各種不同的文化實際上是不可通約的。”[3]46由此導出的結論就是，文化難于形成系統。

可以看到，懷疑論者的見解還是相當有深度的。從早期到后現代，文化研究領域對體系性的忽略、懷疑和有意排斥，一直伴隨著研究史的始終。的確，系統研究的內容過于空泛，對系統結構、功能的過分強調，讓文化系統理論被認為是結構功能主義的翻版；一邊使用還原主義的態度，一邊反對還原主義的立場，又讓該理論的研究方法自相矛盾；對現實世界存在著系統的先行假定，實際上只是實證主義的方案優化，只是沿著幾條路徑進行綜合評估，最終得出最優方案，通達既定目標。人們看到了文化體系理論建設的困境：堅持文化具有體系性主張的人，如果無法找到理論得以成立的客觀公正立場，這種笛卡爾式的文化理性主義預設，隱含著文化優越論和種族中心主義的潛臺詞，必然會導致懷疑立場的存在。

二

但是，也有人堅持有文化系統的真實存在。稍后于泰勒的法國人杜爾克姆（又名杜爾克海姆、涂爾干），親歷普法戰爭失敗陰霾，生活在“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盛行的第三共和國，看到了社會秩序的失范。他因此主張以社會分工為基礎，建立“道德式的個人主義”。在杜爾克姆時代，“文化研究”主要表現為道德研究，因為，“現在社會學家所謂的標準、價值觀，或更通常稱之為文化的，是杜爾克姆所謂的非物質性的社會事實的很好例證。”[4]79在杜爾克姆看來，社會學應該以“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而其中的非物質性的社會事實，包括四項內容：（1）道德；（2）集體意識；（3）集體表象；（4）社會潮流。[4]80-84

首先，讓我們分析道德。在最寬泛的意義上，杜爾克姆可以被稱作道德論的社會學家。這是因為，其一，道德是社會事實。這即是說，在杜爾克姆那里，道德是拿來實踐的。在《社會分工論》中，杜爾克姆把社會團結看成是整體上的道德現象，無論是機械團結還是有機團結，都打上了“整體”道德的烙印。與研究道德問題相聯系，他對古方文明中的律法精神、對該精神背后的道德觀念做了系統的解讀。在《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自殺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及其他著作中，杜爾克姆一直精耕不輟的主題，就是社會事實及其背后的道德體系問題。其二，杜爾克姆一直關注社會的道德健康。基于建立“道德式的個人主義”的社會分工要求，杜爾克姆認為：“道德意識的強制性在今天應該采取這樣一種形式：即各為其用，各盡所能。”[5]6在社會需要分工的時代，做一個完美的人，已經成為不切實際的構想，把最完美的文明集于一身的念頭，擁有普遍文化的想法，仿佛是癡人說夢。人需要不斷地自我完善，社會必須道德健康，這與道德體系必須日益健全遙相呼應。

第9篇：社會實習論文范文

2011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工作的意見》要求各級政府遵循流浪兒童權益保護優先原則，將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和健康成長作為首要任務。從流浪兒童救助保護政策發展的趨勢而言，都廣泛借鑒和吸納了社會工作的價值觀和倫理原則，從而體現出社會工作及社會倫理在流浪兒童救助領域在展現出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

一、社會工作倫理的基本概念

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是社會工作者長期奉行和遵守的一套指導其實踐的原則和理念；社會工作倫理主要是社會工作價值觀在實踐層面的一種體現和實踐，它是一種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引導社會工作者在實踐過程中明確自己的行動范圍和行動目標。社會工作倫理經過近百年的發展、分化、整合與沉淀已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內容體系，主要涉及社會工作者對服務對象、機構、同事、專業、社會的責任和義務。

二、社會工作倫理視角下的流浪兒童救助存在的問題

從理論上而言，社會工作的專業實踐價值觀要求堅持以人為本、接納、個別化等原則。而基于各種因素的制約，社會工作在實踐中經常出現隱私保密與信息公開矛盾，個人利益與社會責任沖突等倫理沖突。這些問題同樣在流浪兒童救助工作中得以體現。雖然政府及社會各界對于流浪兒童救助的日益重視以及所采取的行動日漸成效，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還廣泛存在著“治標不治本”問題，究其根本，這些問題都源于救助實踐中的價值倫理沖突[3]。

（一）強制性收容遣送制度尚未完全向服務型救助管理制度轉型

當前國內的流浪兒童救助制度大多數屬于強制性救助保護模式，其特點是將法律認定16周歲以下兒童為限制行為能力的群體作為強制性救助保護的主要依據。在這種救助模式下，流浪兒童一旦被公安、城管或救助機構接收為受助對象后，流浪兒童就無權放棄救助而是必須由救助管理機構將其送回或移交給其父母或有關監護權利人。

這種現象實際上是在強力介入的基礎上，在忽略流浪兒童對社會認知和基本權利訴求的基礎上實施的強制性救助，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流浪兒童的人身自由權以及其他權利，也未充分考慮流浪兒童的需要和意愿。這導致部分流浪兒童在自身意愿受到強制時或求助訴求與其預期不符時將產生對救助管理機構以及工作人員的抵觸情緒。從社會工作倫理的角度而言，它嚴重違背了“尊重”、“案主自決”、“以人為本”等社會工作倫理原則，可能對流浪兒童造成難以預計的心理傷害，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可能會導致部分流浪兒童對政府和社會產生不信任感而出現反社會行為，并未深層次地解決流浪兒童自身及家庭問題而實現從根本上治理兒童重復流浪問題。

（二）可持續發展的救助理念缺乏

在流浪兒童救助已經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礎上，在絕大部分流浪兒童已經獲得救助的前提下，當前很多救助機構明顯缺乏可持續發展的救助理念，針對流浪兒童的救助更多的是為完成“任務”，較少的顧及流浪兒童在離開救助機構、重新投入社會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當前，救助機構主要采取“快進快出”的原則，將能夠核實其身份信息或能夠聯系到其監護權利人的流浪兒童盡快護送出救助機構，減少流浪兒童在機構的時間，以此降低流浪兒童因滯留在機構內所出現的擅自離站、爆發沖突等情況所致的各種風險。而在針對流浪兒童進行的心理輔導、行為矯治、就業指導等服務方面幾乎空白，即使部分救助機構針對流浪兒童進行相關服務，也大多數采取“一刀切”方式，[4]即不針對流浪兒童各自特有的情況有針對性的采取相應的措施。從社會工作倫理的視角來說，這其實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社會工作倫理中的“個別化”、“以人為本”等倫理原則，對于流浪兒童今后的成長、對于救助機構的可持續發展產生了一定的消極作用。

（三）救助形式單一、難以滿足多元化需求

縱觀歷史經驗及各國社會福利現狀，我國的社會福利發展及福利服務提供必然要依靠大量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在我國官方話語中被稱為民間組織，主要包括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和基金會。有青年學者指出在政府職能轉變過程中，積極發揮民間組織的功能和作用，可以實現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眾的良好互動，加速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在長期的流浪兒童救助工作發展中，我國已經形成“政府主導、民政主管、部門協調、社會參與”的社會化發展思路，但社會組織在參與流浪兒童救助發展的過程中還未發揮其重要作用。當前，我流浪兒童救助保護方式主要是“收”和“送”，“家庭-社會-救助機構-家庭”是救助的基本程序，在此救助程序中，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只要通過行政手段利用救助、公安、市容等幾個主要部門的有效合作就可以順利完成這項工作，而政府預留給社會組織的參與空間相對不足。目前，我國流浪兒童救助領域的社會組織多數是憑借個人熱情和愛心創建起來的，缺乏必要的政府支持、社會參與、專業與輿論支持而陷入規模小、資源不足、專業化低的困境，因而不僅數量不多，且規模偏小，分布不均衡、發展不充分，難以形成推動流浪兒童救助社會化發展的主動力。

三、破解流浪兒童救助困境的對策

當前，我國處于社會轉型關鍵期，流浪兒童的大量存在既對城市管理和社會秩序的維護帶來壓力，更可能成為社會的某種風險。新時期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強調以民生改善為重點，其科學發展的指導思想強調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而社會工作的目標正是改善人的生活質量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它與當前社會建設的許多理念和目標不謀而合。因此，從社會工作倫理的角度提出有關救助對策，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一）健全政策法規體系、預防與救助并重

近些年來針對流浪兒童的救助已經逐漸滲入了社會工作的專業倫理和價值觀，但是限于各種因素的阻礙，社會工作倫理及價值觀在流浪兒童救助方面還遠遠沒有達到理想狀態。結合當前我國的國情及顯示情況，社會工作倫理在流浪兒童救助領域的應用與發展，必須要通過制度性的安排。國家應該盡快制定《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條例》，以法律的形式將社會工作的重要價值理念與倫理原則固定下來，提高救助政策的執行力和公信力，并為流浪兒童救助中的社會工作發展和制度建設提供法律基礎。

與此同時，預防與救助并重是流浪兒童救助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并且將預防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從預防入手，改善未成年人的生存條件，減少和消除家庭暴力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對父母放任不管子女的現象進行批評和制止，關愛缺少家庭溫暖的兒童，防止人格發生變異，減少甚至消除他們外出流浪的動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途徑。

（二）引入社會工作制度、融入社會工作倫理

流浪兒童作為特殊的社會弱勢群體，他們受到來自家庭、學校、社區等各方面的排斥，內心尤為脆弱。王思斌認為解決流浪兒童問題，不是簡單的技術方法問題和工作模式問題，而是應該推進制度創新，那就是實施社會工作制度。[5]在流浪兒童救助領域引入社會工作制度，在具體的救助過程中融入社會工作價值觀與倫理，將為促進流浪兒童問題的解決和全面發展提供專業人才與專業技術上獲得制度性保障。政府應該抓緊制定有效的救助保護流動兒童的政策，切實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救助保護組織系統，建立相對獨立的設施，配備合格的工作人員，以切實負起救助保護流浪兒童的責任，為他們的健康成長和融入主流社會創造條件。按照社會工作倫理的要求，救助機構有責任準確理解把握法規政策的目標，并將“單位為本”的利益逐步讓渡給流浪兒童，不斷拓展救助職能，豐富救助項目，幫助他們接受多層次全方位的救助服務，以期讓他們獲得全面發展。

（三）貫徹優勢視角、促進長遠發展

優勢視角是以優勢為本的價值理念，相信每個個人都有優勢，都有他們的財富、資源、智慧和知識，社會工作者需要幫助他們去挖掘和發揮存在于自己身上的潛力和優勢，找到成就感，轉移他們對問題的過度注意力。目前，我國絕大多數救助機構都能夠滿足流浪兒童基本服務的要求，但對于因各種原因滯留在救助中心的兒童，他們更需要包括心理輔導、社會適應和成長訓練以及義務教育等更廣泛的服務。為此，很有必要從優勢出發，提高對流浪兒童的救助效果。

具體而言，可以通過開展團體活動，促進流浪兒童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不斷提高他們應對生活的能力與自信心。通過團體活動，不僅可以讓兒童學習生活的技巧，增強獨立生活的能力；還能促進他們的人際交往能力，增進兒童間的感情。此外，還可開設興趣小組，如合唱隊、籃球隊等，充分調動兒童的積極性，還原兒童本來好動活潑的天性，培養他們的個體意識和互助互愛的品德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