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經濟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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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政治經濟范文

[關鍵詞]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 教學內容 教學模式

當前，在軍隊院校《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作為一門重要的政治理論課程，有其明確的教學目的：“引導學生深入分析主要國際力量在經濟、政治、對外關系和對外戰略方面的地位、作用、影響、發展變化及其原因,在復雜的國際斗爭中辨別是非。”因此本門課程對于青年學員來說具有特殊的教育功能和意義。現如今，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一些新的理論不斷涌現，傳統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已經不能滿足青年學員的需要，在新形勢下，如何激發學員的學習興趣，如何更好地發揮《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課的教育功能，如何真正實現課程的教學目標，本文從如下兩個方面試做探討。

一、重新整合教學內容，突出課程的主要特點

教學內容是否充實，體系結構是否合理、課程特點是否突出，直接關系到課程的教學效果，同時《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具有較強的時效性、現實性和綜合性這樣的特點，這就要求教員不能只拘泥于教材的形勢與內容，要根據課程特點和學員的認知需要適時的整合教學內容，調整授課方式。

目前，軍隊院校《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課程的教學內容主要是按照世界政治、經濟、軍事，以及當今多極化過程中出現的五極來安排內容的。其中一些內容學員在高中階段已經學到，并且相當熟悉。例如：當今時代主題、蘇聯解體及教訓等，針對這一類知識可以少講或者不講，把有限的課堂時間用在更加實用、學員更加感興趣的內容上。在講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可以適當添加我國金融安全及監管的問題、中國經濟穩定對世界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等一系列學員關注的熱點問題。這樣就可以有機地將教學中的重點、難點與學員的興趣結合起來，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針對性。

在充實調整課程內容的同時，還要注意突出課程自身的特點。因為只有把課程特點和課程內容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較好的實現教學目標。《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課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具有時效性、綜合性和現實性。

1. 時效性。所謂時效性是指該課程所涉及的知識內容新，離現實生活近。《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這門課程所涉及的內容是二戰后至今世界經濟、政治、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對外關系，并且從中去探索總結世界經濟、政治發展演變的基本規律，及其對中國外交的啟示等，它們最早是幾十年前發生的，最晚有可能是幾個小時前剛剛發生的，這些嶄新的內容，突發的國內國際重大事件我們都要在教學中體現出來，這就要求教員選好、用好、講好這些內容。另外也可以在教學形式上調動學員積極性、主動性來營造一個關心時政、關注焦點的學習氛圍，從學員自身的角度來強化課程的時效性。

2. 綜合性。《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所涉及的內容廣泛，不但包括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國際各主要行為體及其關系，同時也涉及到社會、人文、宗教等方面的知識作為鋪墊。例如向學員介紹中東問題的時候就需要從歷史、宗教、資源、地緣政治、大國關系等諸多方面去詮釋。這就要求教員既講史實，也要總結理論，還要分析洞察國際熱點；既涉及世界經濟、國際政治、國際關系、世界歷史的內容，又涉及政治學、外交學等方面的知識，所以本課程具有很強的綜合性。

3. 現實性。現實性指的是對我們的現實生活具有實際的指導和借鑒意義。研究世界政治經濟發展基本趨勢，剖析世界主要政治行為體之間的復雜關系，掌握國際關系基本理論的最終目的目的是要從世界經濟政治發展的實踐中得出的理論、規律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中國外交具有較強的現實指導意義。例如在探討發展工國家的成敗得失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借鑒他們的成功經驗同時避免走他們走過的彎路。與此同時，對學生本身參與國際熱點問題的討論和研究也有現實意義。可以通過對朝核問題的講解與討論使學員明確核武器的戰略意義，以及我國周邊的安全態勢。因此說，現實性也是本門課程的一個突出的特點。

二、創新教學模式，增加實踐性教學環節

對于《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這門具有較強時效性、綜合性、現實性的學科而言，選擇豐富且恰當的教學模式對提高教學質量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說過:“沒有絲毫興趣地強制性學習,將會扼殺學生探求真理的愿望。” 在教學中我們發現，“傳統灌輸式”、“封閉陳舊式”、“平面板書式”等落后的教學模式還在使用。學員們對于這樣的教學往往是感覺枯燥乏味，分心走神，課堂氣氛可想而知，教學目標也難以實現。所以教員在備課時不但要準備豐富的教學內容，更要研究恰當有效的教學模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的調動學員的積極性，使之帶著興趣學習，達到教學目的。

目前，應用于大學政治課上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有很多，例如：比較常用的理論講授法、課堂討論法；能夠很好調動學員積極性的自主探究法、合作學習法；能夠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案例教學法；以計算機網絡為依托的多媒體教學法等。針對《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這門課程，我們仍舊需要從它的自身特點出發，以突出其時效性、綜合性、現實性為主要目的，選擇合適的教學模式，其中增加實踐性教學環節不失為一項好的舉措。實踐性教學模式的實施方式有很多，以下著重介紹幾類較為可行的方法。

1.開展“問題式”教學，讓學員成為課堂主角

《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涉及內容較多，課時有限（40課時），在較短的授課時間內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就必須有的放矢，突出重點問題。實行“問題式”教學不失為一項好的辦法。問題式教學，就是以教材體系為依托，歸納出若干時代性強，學員關注度高的重點問題來講解，遵循“緊扣熱點、兼顧重點、關注難點、解決疑點”的原則來實施教學。

在開展“問題式”教學的同時，要進一步突出學員的主體地位，教員要以多種方式調動學員積極性使之成為課堂的主角。教員可以拿出一兩個問題作為學員自講內容。在課前為學員提供學習資料，對學員進行分組分工。課上由每個小組推選出的代表進行主講，最后由教員進行補充講評。筆者曾在自己的授課期班進行了實踐，選擇了日本戰后右翼勢力抬頭及其影響這一問題。課上學員反響強烈，極大地激發學員學習的積極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2.組織課上新聞播報，培養學員關心時事的習慣

《由于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具有較強的時效性，與其讓教員提供新聞線索不如讓學員自己動手篩選時事素材。筆者在這方面進行了一些實踐。在所教期班中，四人為一組，對一周來重大的國內、國際要聞，進行篩選和整理后，在課堂上向學生播報并進行簡單的評論。這樣一來不但能夠增加課堂信息容量，同時也鍛煉學員的歸納總結能力，養成了他們關心國內外重大時事的好習慣，有助于學員形成敏銳的政治洞察力。

3.充分利用網絡，實現教學資源網絡化

在多媒體交互式教學模式正逐步取代傳統板書平面的教學模式的同時，大部分軍隊院校校園網也已成為教員和學員學習與交流的新平臺。在課堂講授不能滿足學員信息量要求時，作為一種更寬松的環境和更先進的教學輔助手段，網絡平臺的優勢便顯現出來。就本學科而言，學生希望第一時間得到國際經濟、政治發展動態。同時也想看到與教學內容密切相關的錄像、資料等。教員及時的更新充實這些內容，利用網絡這一平臺實現資源共享，就可以充實教學內容，避免空洞的說教，進而收到好的教學效果。另外，網絡的另一大特點就是具有交互性，借助網絡交流不但能夠滿足學習者溝通的要求，同時也可以把學習變成群體行為，借助BBS、聊天室、電子郵件、群等網絡交流工具，使學員可以選擇自己的學習方式，結成有針對性的學習團隊來完成學習任務。

當然，任何一門課程的建設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課程的課程教學內容及教學模式的改革還需要進一步探討，一方面，在理論上要認真提煉總結，另一方面在實踐上要勇于嘗試創新，只有這樣才能開辟出一條新型的，更加符合時代要求的學科建設之路。

參考文獻：

第2篇：世界政治經濟范文

    一、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功能錯位的表現

    (一)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功能的先天缺陷國際組織的功能應圍繞其宗旨展開,就這一點來說,WTO在調整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方面的功能體現得非常充分,但在調整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時出現了扭曲。從WTO的歷史看,GATT的宗旨是要在國際經濟和貿易領域,通過各國相互削減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以消除國際貿易中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實現世界貿易自由化,并在此基礎上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大幅度提高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擴大世界資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擴大商品的生產和貿易。〔2〕因此,在GATT存續的近五十年的時間里,其一直致力于推進貨物貿易的自由化,消除貨物貿易中的差別待遇和各種貿易障礙。作為GATT的繼承者,WTO的宗旨雖然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其根基仍然在于推進貿易的公平健康發展。WTO的宗旨是通過建立一個開放、完整、健全和持久的多邊貿易體制,促進世界貨物和服務貿易的發展,有效而合理地利用世界資源改善生活質量、擴大就業、確保實際收益和有效需求的穩定增長。同時遵照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以及不同成員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和需要,保護環境并提高和完善環境保護的手段。〔3〕可見WTO的功能不再限于對貨物貿易的調整,而且肩負起了促進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職責,而其宗旨中沒有關于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的規定。因此,就WTO的宗旨來看,其調整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的功能存在先天缺陷。

    (二)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功能的人為扭曲從WTO的宗旨中,尋找不到其調整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的只言片語,但在WTO的法律文件和機構設置上,均對知識產權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在《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中,WTO明確規定了其機構設置,其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理事會”與“貨物貿易理事會”和“服務貿易理事會”地位相等。該機構負責執行TRIPS協議。“技術貿易和知識產權”問題雖然沒有在WTO的宗旨中得到體現,但這沒有影響到WTO對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的調整,這也進一步例證了WTO功能扭曲化現象。這種扭曲從基本文件延伸到TRIPS協議。

    1.WTO基本文件的后置性國際組織的基本文件是其產生、存在和進行活動的法律基礎,人們常稱之為國際組織的“憲法”。國際組織所有其他有關內部管理和對外關系的法規,都受基本文件的制約,都不得違背基本文件的宗旨和原則。〔4〕在WTO的整個法律體系中,《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具有基本文件的性質。所以,從時間上講,基本文件應該是最先確定的,否則其指導功能和統領功能怎樣發揮。但從WTO法律體系的產生和歷史發展看,《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基本上是最后產生的,該協定于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馬拉喀什召開的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部長會議上獲得通過。而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的TRIPS協議,早在1991年年底,就已基本上獲得通過。〔5〕因此,《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作為基本協定在對WTO其他具體協定的指導功能上存在一定的問題,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顛倒的。事實上,面對著已經存在的TRIPS協議,WTO基本文件采取的做法是:在宗旨中回避了知識產權和技術貿易,在機構安排上設置了TRIPS協議的執行機構。這也許是WTO在立法技術和司法實踐上的不得已而為之吧。

    2.TRIPS協議的避實就虛WTO調整技術貿易應該是實至名歸、名正言順的。如果其真能將技術貿易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并列進行調整和規范的話,其功能并不會發生錯位或扭曲。但目前的情況是WTO的功能并沒有按照常態發展,其避開技術貿易,直指知識產權。雖然說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就法律調整的視角看,兩者的區別還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本質上的。技術貿易規則保護的是權利人的動態交易行為,而知識產權規則保護的是權利人的靜態無形財產。兩類規則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標是完全不同的。知識產權強調的是權利保護,技術貿易強調的是公平競爭和貿易平等。所以,WTO調整知識產權名不正,言不順,其人為化扭曲也正表現于此:其一,在名稱上的牽強附會———“與貿易有關”。WTO為了給其調整知識產權披上合法的外衣,十分牽強地在協議名稱上加上了“與貿易有關”的字樣。也就是說,在名字中加入“與貿易有關”字樣,主要是為了更能名正言順地納入WTO多邊貿易體系。〔6〕在名稱上的牽強附會有兩點足以說明之:一是該協議沒有解釋什么是“與貿易有關”,更沒有解釋此處的“貿易”是貨物貿易還是服務貿易等問題。之所以這樣質疑,是因為在WTO的法律文件中,有一個與其名稱相似的協議“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但該協議明確界定了“貿易的含義”,也是說立法者應該明白“貿易”是有多種解讀的,并其應該對此進行解釋和說明,但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產權協議”中卻沒有了解釋,。二是如果我們通覽TRIPS協議,就會發現,“與貿易有關”的字樣實為沒有必要,因為在其內容中,看不到哪類知識產權產權與貿易有關,也看不到哪類知識產權與貿易無關,即名稱不能概括內容、體現內容。這就難怪在實踐中,很多學者直呼WTO的知識產權協議,〔7〕而完全忽略了“與貿易有關”。其二,在內容上的連接設計———“技術貿易”。WTO與知識產權之間的聯系,除了借用了“與貿易有關”的名稱外,還在內容上設計了“技術貿易”的連接因素,因為WTO調整技術貿易順理成章。雖然在TRIPS協議的73個條文中,只有5個條文是關于技術貿易的。〔8〕但這5個條文在TRIPS協議中的意義和價值不能忽視。正是這5個條文架起了知識產權與WTO之間的另一個橋梁。WTO也是借此橋梁直接規定成員方的知識產權保護義務的。之所以規定“技術貿易”,就是要通過技術貿易的連接點,去調整知識產權產權。這也是WTO功能錯位的主要表現。

    (三)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功能的不斷異化WTO在后TRIPS協議時代,取得的最大進展是2001年11月在多哈召開的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發表了《TRIPS與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根據該宣言,WTO就公共健康問題開始談判,計劃于2002年12月31日前就實施專利藥品強制實施許可制度、解決發展中國家成員方公共健康危機達成一致意見。另外,根據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發表的《部長宣言》以及《多哈宣言》的要求,2003年8月31日,成員方政府一致通過了關于實施專利藥品強制許可制度的最后文件,即《多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成為坎昆會議首要的、也是最為顯見的成果。從上述WTO的對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的態度看,其功能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甚至可以說在調整功能的異化方面漸行漸遠。首先,無論是《多哈宣言》還是《執行決議》,均涉及的是專利制度框架下的強制實施許可問題,WTO調整功能仍在知識產權方面。其次,從WTO調整知識產權的功能上看,其關注的知識產權問題不斷細化和深入,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技術貿易調整的進一步忽視和冷淡。最后,在WTO功能不斷向知識產權調整方面傾斜的過程中,WTO成員似乎已經習慣和認可了這種異化。其結果是,技術貿易在WTO的調整功能中有可能消失。

    二、WTO調整技術貿易與知識產權功能錯位的弊害(一)WTO調整知識產權有悖其貿易管理法的性質TRIPS協議在其開篇就強調,各國應承認知識產權為私權。一般認為私權是與公權相對應的概念,前者強調權利者的意思自治,后者強調國家的管理。〔9〕知識產權具有私權屬性,所以知識產權法應屬私法勿容置疑;而國家對貿易的管理權是公權,該權利應由公法加以確認,因此各國管理貿易的法律屬于公法。從WTO肩負的歷史責任看,其主要是限制包括自己在內的各國政府的行為,從而使政府行為不至于嚴重妨礙全球范圍內市場經濟的運行、不至于嚴重損害本國人民的利益以及本國政府自身的存在。而WTO法律從產生到現在,確實是以從各方面限制各國政府與經濟有關的政策管理行為———包括市場準入、外匯管制、海關手續、關稅稅率等———作為自己的當前任務和奮斗目標的。〔10〕所以,WTO規則應該具有貿易管理法的性質,屬于公法。〔11〕甚至有學者認為其屬于國際公法的一個分支。〔12〕由此推斷,WTO作為貿易管理法的功能定位決定了其不宜對私權進行干預,WTO不應對知識產權進行管理,就像其不應對各國的物權進行干涉是一個道理。雖然貿易順利進行的前提是明確的產權制度和產權法,但這并不意味著,貿易法可以對產權制度指手畫腳。作為強調私權保護的協議,放到了以協調各國貿易政策的WTO法律中顯然是極為不合適的,其有悖于WTO作為調整貿易管理法的性質。

    (二)WTO調整知識產權與WIPO的功能沖突在WTO產生之前,早已存在著致力于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專門的國際經濟組織,即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該組織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宗旨是通過國家之間的合作,必要時通過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協作,促進全世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該組織主要職能是負責通過國家間的合作促進對全世界知識產權的保護,管理建立在多邊條約基礎上的關于專利、商標和版權方面的23個聯盟的行政工作,并辦理知識產權法律與行政事宜。WIPO的主要活動包括鼓勵締結新的知識產權條約,協調各國知識產權的立法;收集、傳播有關知識產權的信息,從事和促進這方面的研究;給予發展中國家以法律和技術上的援助,也為成員國的其他要求提供服務。WIPO認為其是知識產權領域的主導的專門機構。〔13〕所以,在TRIPS協議談判之初,

第3篇：世界政治經濟范文

二.在市政府和廊坊市經貿委的指導下，對全市生豬定點屠宰廠進行了規范整頓，一是加強了屠宰人員的業務培訓；二是聯合畜牧部門加大檢疫力度；三是加強硬件建設，投資10多萬元建立了機械化屠宰廠。

三.加大酒類市場的整頓力度，今年夏天，我們根據夏季是啤酒消費旺季的特點，對我市20多家啤酒經銷商進行了拉網式檢查，幫助廠家及經銷商理順流通渠道，加大了B型瓶的投放量，同時也提高了經銷商B型瓶的回收率。另外，去年12月1日《河北省酒類商品監督管理條例》正式實施，我們以此為依據，加大執法力度，確保酒類市場無假酒。

四.規范煤炭和廢舊金屬回收市場，年初，我們在對煤炭和廢舊金屬回收市場進行全面清點、管理的基礎上，為12家煤炭經營企業辦理了“煤炭經營許可證”，為一家回收企業辦理了《廢舊電力設施收購資格證》，摸清了兩個專項市場的底數，也為今后對兩個專項市場的清理整頓打下了基礎。

通過上述工作，凈化了我市的市場秩序，為保證人民群眾的消費權益和身體健康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第4篇：世界政治經濟范文

一、財政支出數量及影響

財政支出是政府為了執行其經濟職能所引起的支出。由于市場在信息問題、壟斷、正負外部性等問題上的失靈，政府就有介入經濟活動的必要。同時，在特定經濟背景下，政府的財政支出可能達到增加就業、提高產出的目的。因此，一定數量的財政支出對經濟的增長有正面影響。但是，公共支出也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財政投資支出存在擠出效應，導致私人部門的投資減少；轉移支付來源于稅收，過高的轉移支付意味著更高的稅收，而高稅收、高轉移支付扭曲了人們的行為，影響經濟效率。因此，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向并不確定。觀察廣西的數據可以看出，從1981年～1997年財政支出增長較緩，部分年度甚至出現下降趨勢，但自1997年以后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以平均17.8%的年增長率上漲，截止2005年底達到了611.5億元人民幣的規模；與此同時，國內生產總值也不斷提高，年增幅約為10%，至2005年已達到4，075.75億元人民幣。財政支出數量與國內生產總值呈正相關關系。為了進一步確定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運用計量方法進行估計。這里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同時以1980年為基期，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進行指數化處理，選用對數函數進行回歸估計。

設Y＝AG?琢（Y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為財政支出）。回歸結果為：

lnY=2.922448+0.983725lnG

T＝（5.122777）（28.718359）

從T值可以看出，該模型的結果高度顯著。公共支出的系數為正，說明對于廣西而言，公共支出對于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公共支出的產出彈性為0.98，接近于1，說明公共支出對人均產出的貢獻很大。

根據瓦格納的理論，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大于1。馬斯格雷夫也認為，在經濟發展的早期和中期階段，因為基礎設施建設，農業改良投入等具有較高正外部效應的物品，需要由政府提供，公共支出往往較多。這與廣西經濟發展的狀況是符合的。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廣西經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但相比發達省份，仍相對落后。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公共支出對產出促進的潛在空間還很大；另一方面起步階段的經濟發展也需要更多的財政支持。政府因此需要加大公共支出，通過不斷提高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率，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完善教育、衛生體系，推動企業改造，挖掘企業潛能，來促進經濟增長。下面將重點分析廣西公共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財政支出結構及影響

財政支出結構是指各類公共支出占總公共支出的比重，它直接關系到政府動員社會資源的程度。財政支出結構體現了財政支出的內部比例關系是否合理，直接關系到政府能否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宏觀調控的職能作用，因而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是財政支出政策的一項重要職能。

為了研究廣西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根據國家財政支出報表編制的分類法和政府職能的不同類型，將財政支出分為五大類，即財政投資性支出（除農業支出，主要包括基本建設支出、企業挖潛改造支出、簡易建筑費、地質勘探費、科技三項費用、城市維護費、支援不發達地區支出）、財政農業支出（財政支農生產支出和農村綜合開發支出）、文教科衛支出（主要包括文體廣播、教育、科學和衛生等事業費支出）、行政管理費用（主要包括武裝警察部隊支出、行政管理費支出、公檢法支出和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外交支出）、國防經費支出、財政轉移性支出（主要包括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支出價格補貼、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其他支出（包括各種利息支出、專項支出和其他支出）。由于統計數據的缺失，本文選取了廣西1994年～2005年的預算內財政支出數據作為結構分析的樣本。從數據可以看出，財政投資性支出、財政農業支出、文教科衛支出、行政管理費用、國防經費支出、財政轉移支出和其他支出分別從1994年19.4309萬元人民幣、13.1340萬元人民幣、34.8976萬元人民幣、28.4877萬元人民幣、0.1560萬元人民幣、9.5730萬元人民幣、19.2491萬元人民幣上升至2005年的113.0135萬元人民幣、58.6690萬元人民幣、153.0991萬元人民幣、148.3185萬元人民幣、1.1756萬元人民幣、45.7249萬元人民幣、91.4994萬元人民幣，均有較大幅度增長。就各項支出所占份額而言，文教科衛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的比例較高，財政轉移支出與國防經費支出比例較低。

運用對數模型進行回歸估計。得到回歸結果為：

ln（AGDP）=3.19149+0.145465lnG1

（5.205301）

+0.13784lnG2+0.09645lnG3+0.185902lnG4

（3.303306）（0.831064）（1.253492）

－0.138201lnG5＋0.247888lnG6＋0.270078lnG7

（-0.584181）（2.925968）（3.012513）

其中，Adjusted Rsquared為0.999724，F-statistic為2，074.067121。模型整體擬合效果很好。

回歸結果顯示，財政投資性支出（除農業支出）與經濟增長率正相關，呈現了統計上的顯著性；財政農業支出與經濟增長率正相關，呈現了統計上的顯著性；科教文衛支出與經濟增長率正相關，且呈現了統計上的顯著性；行政管理支出與經濟增長率正相關，但在統計上不顯著；國防經費支出與經濟增長負相關，但統計上不顯著；財政轉移支出與經濟增長率正相關，且統計上顯著；其他支出與經濟增長率正相關，且呈現了統計上的顯著性。

財政投資性支出（除農業支出）與經濟增長正相關，彈性為0.15，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比較明顯。馬斯格雷夫認為，道路的建設、交通設施的改進，對發展初期的經濟有積極作用。由于廣西尚處于經濟發展初期，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基礎設施落后，缺乏社會投資來源，因此財政性投資支出對拉動經濟增長起了比較明顯的補充作用和帶動作用。所以，廣西政府應該繼續保持財政投資性支出規模的穩定增長，同時以市場為導向，注重地域差異的協調，積極調整基礎建設的支出結構，達到社會利益最大化目標。

財政農業支出與經濟增長也存在正相關關系，彈性為0.14。在我國面前的情況下，政府從事農業投資十分必要，某些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如大型水庫和灌溉工程，因為投資大、投資期限長，農業部門自身難以獨自承擔此類固定資產的建設。因此，政府通過對農業的投資，促進農業發展，有利于經濟的增長。

科教文衛支出與經濟增長成負相關關系，科教文衛的滯后效應往往比較明顯，在較短時期內無法顯示出對經濟的積極影響。

行政管理支出對經濟增長也有正面影響，產出彈性為0.19。行政管理支出作為一種消費性支出，在就業不足、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下，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同時，公檢法支出的增加更有利于完善地區法律體系，通過法治維護市場經濟的良好運行，體現了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但行政支出作為一種消費性支出，終究對生產潛力的挖掘和技術進步沒有影響，因此無法促進經濟持久的增長。公共支出作為一種稀缺資源，更應該配置在能夠提高生產力的生產性支出上。政府應該克服機構不斷膨脹的傾向，提高運行效率，控制行政支出的規模。

財政轉移支出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轉移支出雖然不能直接提高生產力水平、促進經濟發展，但其體現了經濟發展的公平原則，縮小了貧富差距。羅爾斯認為，社會福利水平應該僅僅取決于處境最差成員的效用水平，增加最差成員的收入可以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平均主義者也認為，縮小貧富可以改善整個社會的福利。因此，政府通過財政轉移支出，縮小貧富差距，實際上增加了社會福利，有利于經濟增長。

三、政策建議

通過對廣西1980年～2005年財政支出數量、結構，與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析認為，在廣西，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且產出彈性較高。同時，對財政支出結構的分析表明，財政投資性支出、財政農業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文教科衛支出、財政轉移性支出和其他支出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產出彈性分別為0.145465、0.137840、0.185902、0.096450、0.247888、0.270078。國防支出與經濟增長負相關，產出彈性為-0.138201。財政投資性支出、行政管理支出、財政轉移支出、其他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明顯，財政農業支出、文教科衛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較短時間內不明顯。

以上結果說明，自1980年以來，廣西政府較好的履行了經濟職能，實現了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但是，在公共支出的結構安排上，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具體表現在：文教科衛支出、國防支出成效不顯著，國防支出甚至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效應；行政管理支出偏多，對經濟增長產生了不利影響。由于廣西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處于馬斯格雷夫所認為的經濟發展初期階段。在這一時期，居民對財政支出的需求量較大，需要政府加強財政支出，滿足居民需要；同時，財政支出的產出彈性很大，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政府應該保持財政支出數量的穩定增長，不斷促進經濟發展。

第5篇：世界政治經濟范文

街景綜合整治規劃及實施措施

摘要：街景整治對于改變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品位非常重要，在城市更新中占有重要地位，新時期街景整治對街景綜合整治規劃的內容和規劃成果提出了新的要求。

關鍵詞：城市更新街道街景整治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我國的城市建設有了很大進步，城市規模在不斷發展擴大，同時城市中的一些地區已不在適應現代化城市生活，生活環境不良的地區不但影響居民的生活，也損害了城市形象，以至于導致城市或城市中的某些地區對人的吸引力減弱。同時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對于自己所居住的建筑物，周圍的環境、出行、購物、娛樂及其他生活活動有各種不同的期望和不滿，對于自己所居住的房屋的修理改造，對于街道、公園、綠地和不良住宅區等環境的改善有要求及早施行，以形成舒適的生活環境和美麗的市容報有很大的希望，為了解決這些矛盾及保持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城市更新成為城市建設的重要課題。

街道是城市的經脈，沒有街道，就沒有城市，街道使巨大的城市變成了一個有機體，一個具有活力和生命的有機體。同時街道本身也是一個有機整體，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巨型建筑物，是一個沒有封閉點和終結點的開放場所。城市在街道上表達它清晰的世俗生活，也表達它暖昧的時尚生活。街道承受了城市的噪音和形象；承受了商品和消費；承受了歷史和未來；也承受了時代的氣質和生活的風格。所有這些構成了街道的景觀——街景。街景是城市面貌的重要反映，城市的街景猶如人的面容，是展示城市特有風采的風景線。街景整治是改變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品位的重要途徑，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內容。目前，街景整治已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以下就是街景整治結合規劃工作談幾點體會：

1、街景綜合整治中的規劃構思

1.1整體定位：按總體規劃要求分析該街道在市區交通中的地位、作用、街道兩側用地以及單位發展要求等，確定街道功能定位。

1.2確定整治規劃內容及深度：規劃從街道交通和平面整治、沿街建筑立面整治、公共空間環境整治三個層面設計。

1.3強調公眾參與：兩側建筑及單位是街道構成內容的基本元素，調動公眾執行規劃的積極性，以保證成果的合理性、可操作性和規劃的順利實施。

1.4規劃范圍的“雙重”性：規劃范圍是街道長度及兩側進深的范圍。分析論證時必須擴大沿街進深，保證每個單位用地和規劃空間的完整。

2、主要規劃內容

2.1街道交通及平面整治規劃

用地功能調整。根據現狀條件確定切實可行的整治對策和方法。針對不同類型地塊采用多種改造整治方式，優化土地功能結構，確定科學的容量指標和土地使用強度，使規劃更具可操作性。

建筑性質調整。

道路規劃：主要包括路面交通組織；機動車、非機動車數量統計、預測；停車場需求分析（公共、單位、臨時）；公交線路規劃；公交站點設置等。

綠化設計：行道樹、花壇、垂直綠化、小花園建設、草皮種植。

配套設施布置。

2.2沿街建筑立面整治規劃

根據現狀建筑質量、外觀條件，立面整治分為三個級別：

保留：目前質量尚好，門窗墻面均未破損的予以保留。采取清洗、粉刷、去污除垢的整治措施，使立面整潔一新。

整治：對立面有一定破損、受其它構筑物遮擋、使用不當、以及由于建筑性質改變的建筑立面進行整治改造。除采取清洗、粉刷等措施外，對臨街曬衣架、遮陽（雨）蓬、花架、空調架、鋼（木）窗統一改造、設計、翻新。

更新：臨街違章建筑、有礙于景觀的臨時建筑及構筑物的拆除；隨用地調整需重建、改建的建筑，按整治規劃相關要求委托有關單位進行建筑設計。重建內容要有完整的申報文件。2.3公共空間環境整治規劃

市政設施：包括電力、電信、通訊桿線、街燈、路燈、裝飾燈、環衛設施等的改建和增加。

交通設施：設機動車、非機動車停車場，規劃單位內部停車場，新增公交線路，設候車亭，鋪設盲道等。

廣告牌匾及燈箱：根據廣告性質，決定設置位置、尺寸、材質、色彩等。

統一設計各類圍墻。

商業店面設計。根據店面性質、建筑形式及街道色調設計櫥窗、門匾。

城市小品：主要包括路燈、垃圾分類收集箱、郵筒、公用電話亭、街牌、信息標識牌等。

公共空間設計。主要包括綠化、廣場等

2.4整修標準

可以根據各地情況具體制定，結合我市情況建議以下標準。

店名招牌、燈箱、廣告牌：制定本地市《店名招牌管理辦法》，進行統一改建；

防盜窗：

①臨街建筑物正、左、右三面原有防盜窗凡不符合整治要求的一律拆除；

②臨街建筑物正、左、右三面的一、二層重新設置的防盜窗由區政府有關部門統一設計，防盜窗安裝時不得超過窗臺外沿，如住戶不需要裝可以不裝；

③臨街建筑物正、左、右三面的三層及其以上，原則上不安裝防盜窗，如住戶堅持要裝，必須將防盜窗裝于窗內側；

④如原有防盜窗規格符合整治要求，但顏色不一致的，必須與整治后顏色統一；

花架、曬衣架、遮陽（雨）蓬：臨街建筑物正面一律不允許設置；左、右兩側面允許設置，但必須統一規格、統一顏色、統一位置；

空調架：按街景要求適當調整位置并對支架油漆，同時統一安裝排水管道排放冷凝水。

鋼（木）窗調換：以白色塑鋼窗為主，對白色鋁合金窗原則上不予更換；

沿街市政、綠化、環衛設施：根據市容標準，進行統一改建；

防盜窗拆遷后的墻面必須進行修補和局部粉刷；

整治范圍內臨街違章建筑和有礙于景觀的臨時建筑及構筑物必須拆除。

2.5完成規劃內容同時要考慮規劃創新和特色

2.5.1“母題”設計構思：準確把握每條街道的功能、等級、定性、定位，從街道的人文、自然背景條件出發，確定其蘊含的風貌特色，以確定特色營造的方法和手段；通過“母題”的多次重復、再現、提示、強化視覺效果。爭取每條道路整治出來都要有自己的特點。

2.5.2夜景設計：以建筑輪廓燈、街道照明燈、草地燈、商業建筑燈光等為主，其它建筑照明為輔，對有條件的商業店面鼓勵霓虹光的使用。對照明形式、色彩、位置、數量等進行設計，并按平時與節假日分強度控制。

3、規劃成果

第6篇：世界政治經濟范文

【關鍵詞】上市公司 治理結構 經營績效

一、緒論

在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現代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為妥善安排公司監督機制與控制權，對經營者實施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公司經營目標為價值最大化，并為公司各利益相關者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公司治理結構就是公司理論的核心內容。為此看來，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無論對于公司還是國家很有必要并有著非凡的意義。

二、相關理論概述

本文將治理結構定義為狹義的治理結構是基于便于研究的基礎之上的，所以公司制結構作為職責和權利的制度安排包括了所有者、董事會和高級管理人員也可說是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以及高管人員職責以及功能的機構組織。經營績效則包括經營效益和經營者業績這兩個方面。公司的經營效益水平由公司的盈利能力、償債能力以及發展能力等等這些方面來表現。公司的經營者業績由經營者在公司治理過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和所作出的貢獻來體現。

三、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對經營績效影響的理論分析

（一）股權集中度對經營績效的影響

當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較高時，在利益的驅使下，大股東就會竭力經營公司，增加公司的收入并降低公司的經營成本，從而確保自身利益最大化。當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較低時，所獲得的現金收益也會相應的較低，所有權意識和責任自然淡薄，此時的公司就像是一盤散沙，無人能真正的領導公司，長此下去，公司的經營績效定會迅速下降。

（二）股權制衡度對經營績效的影響

當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過大時，就會出現一股獨大和一方絕對話語權的局面，這時大股東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就難以避免，公司的經營就變成了謀取某些大股東利益的工具，而不會去考慮全體股東利益如何實現最大化。但是當其他制衡股東持股比例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不相上下時，就能有效監督與制衡第一大股東，從而確保中小股東的利益不受到損害。當所有的馬車都齊頭并進的時候，公司的經營績效勢必會提高。

（三）獨立董事比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

在公司中獨立董事作為最公司日常事務獨立判斷的董事，其具有的性質是不在公司內部任職、和公司重要的業務和專業沒有聯系的性質。獨立董事的確立，改變了董事會成員的利益結構，彌補了完全由董事單位推薦或委派懂事的差距，同時也有利于董事會正確抉擇，真正的發揮經營監督職能，從事使得工資治理結構得到完善，可以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可維護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同時也能夠促進公司的整體發展。

（四）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對經營績效的影響

我國《公司法》規定，董事長對外擔任公司法人代表。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經營管理活動的復雜，董事長無力掌管公司的各項事宜，此時需要聘請專業的具有經營管理能力的企業外部人員作為企業的經理層來負責管理公司經營業務，董事們則監督并約束經理人員的行為。相反，如果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監督的意義就不存在。這種現象會導致內部人員控制董事會，董事會對經理人員的監督形同虛設，公司經理為了自身利益會采取不利于公司價值實現最大化的手段，從而導致了其他股東的利益嚴重受損，公司經營績效必然嚴重下降。

（五）監事會治理對經營績效的影響

絕大多數的上市公司都會設置監事會，來負責監督公司日常經營活動以及對董事和經理人員違反行為批評指正。董事和經理人員的行為被監督，職工們自身的利益就將得到維護。職工代表擔任監事會職位越多，監督的效果越有效，公司的經營績效越會提高。

（六）高管人員激勵對經營績效的影響

高額的薪酬激勵、獎金激勵和股權激勵是上市公司對高管人員的激勵三種主要方式。在長期激勵方式的選擇上，股權激勵是最佳的方式。在股權激勵的方式下，高管人員將產生“所有權”意識，會把如何實現自身的利益與公司長期經營績效的好壞緊緊地聯系起來，更有利于公司長遠的發展，同時也會更加專注如何完善公司的治理，從而提高公司的經營績效。

四、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對經營績效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了江蘇省滬市主板A股2013至2015年這三年的59家上市公司177個樣本數據作為樣本數據。

（二）研究假設

本節提出的以下實證研究假設，建立在上述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對經營績效影響的理論分析基礎之上。假設一：股權集中度與經營績效正相關。假設二：股權制衡度與經營績效正相關。假設三：能正確判斷公司經營狀況的獨立董事所占比例與經營績效正相關。假設四：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與經營績效負相關。假設五：監事會規模與經營績效正相關。假設六：保證大股東主人翁地位的前提下，高管人員持股比例與經營績效正相關。

（三）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的選取。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是本文筆者研究的重點，所以被解釋對象為經營績效。根據杜邦分析法認為凈資產收益率是由銷售凈利率、資產周轉率以及權益乘數這三者的乘積計算而來的。它從所有者權益的角度來考核企業獲利能力和投資回報能力，是一個對企業有重大影響的指標，且能夠較全面的反映企業的經營績效，所以本文將采用凈資產收益率作為衡量公司經營績效的指標。

2.解釋變量的選取。由于本文是研究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那么解釋對象為公司治理結構是最佳的選擇。本文共設計了以下六個解釋變量，其中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為虛擬變量，如果董事長沒有兼任總經理那么就是為“0”，反之則為“1”：

（1）股權集中度（CR1）（2）股權制衡度（Z）（3）獨立董事比例（BL）（4）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A2）（5）監事會規模（SN）（6）高管人員持股比例（GCP）

3.控制變量的選取。除了上述因素以外，影響公司經營績效的因素還有很多，為了真實而準確的反映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有必要適當的引入控制變量。本文的控制變量設為企業規模（SET）與資產負債率（DEBT）。

（四）模型構建

綜上所述，構建模型如下：ROE=α+α1CR1+α2Z+α3BL+ α4A2+α5SN+α6GCP+α7SET+α8DEBT+ε

其中，α是回歸模型的截距，α1、α2、α3、α4、α5、α6、α7、α8為多元回歸系數，ε為回歸方程的隨機誤差項。

（五）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1.相關性分析。初步描述和判斷各個變量之間的關系我們稱之為簡單相關性，在進行多元分析時需要用到簡單相關性。下表（表1）就是簡單相關系數表，表中列舉了各個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簡單相關性。

根據上表，分析得出下列的結論：

（1）江蘇省滬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2013至2015年的凈資產收益率與股權制衡度和監事會規模之間存在著顯著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分別為0.175和0.262。即表明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隨著公司股權制衡度與監事會規模的增加而增加。

（2）江蘇省滬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2013至2015年的凈資產收益率與董事長兼任總經理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164。即表明董事長兼任總經理不利于公司凈資產收益率的提高。

（3）江蘇省滬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與高管人員持股比例、公司規模成弱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分別為為0.055和0.074。但是顯著性程度很低，需要進一步使用回歸分析來探討。

（4）江蘇省滬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在收益率中凈資產與股權集中程度，單獨董事和資產負債率都顯示呈現出負弱相關的關系，相關系數分別為-0.024、-0.036、-0.112。

2.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為了進一步探討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對經營績效影響，本部分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的方法，進行多元線性分析就是分析上市經營績效受公司管理結構有哪些影響因素，得出以下結論。

依據統計學原理可得出，只要容差小于0.1或者是VIF（方差膨脹因子）大于5時，各個變量之間出現多重共線性的可能性大一些。依照多重共線性判斷數據可看出，方差膨脹率均小于5且容差均大于0.1，可見該多元回歸模型不受多重共線性的顯著影響，也就是說變量間沒有多重共線性關系。

由回歸方差分析與總體回歸效果數據分析表可知，一旦調整R方呈現13.2%數據時，即隱含的含義是：文本可以選擇解釋變量變化中的13.2%用于解釋控制變量和解釋變量，可得方程的中的擬合程度趨小。但是符合線性回歸的條件回歸方程的F統計計量值為4.343，對應的Sig值為0.000

五、研究結論

第一，股權集中度與經營績效不顯著相關。這是因為股權集中度是一把雙刃劍，要合理的控制第一大股東的股權，讓大股東發揮對管理經營者的積極監督作用，這樣做對于提高營業績效有很大作用。于是，對于我國的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程度應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

第二，股權制衡度與經營績效顯著正相關，與假設一致。由此可見第二至第五大股東的存在既能對第一大控股大股東起到制衡的作用，又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因此，我國上市公司可對前五位大股東的股份適當提高，讓他們對第一大股東發揮制衡作用。

第三，獨立董事比例與經營績效不顯著相關。這是因為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過于形式化、獨立董事比例較低、獨立董事自身責任心不強、身兼多個職位和不能自主想到解決方式，致使在對上市公司里獨立董事并沒與發揮實際的作用，微薄的力量并不能影響公司經營。因此，我國需要完善獨立董事的制度，讓獨立董事發揮她們的監督管理作用。

第四，董事長兼任總經理與經營績效顯著負相關，與假設一致。由此可見董事長與總經理單獨設置能夠是董事會的監督能力得到增強，增強了董事長對總經理權力制衡作用，顯著抑制總經理犧牲公司利益而謀取自身福利的行為，這樣總經理能更專心的經營和管理公司，對提高公司的經營業績起著積極作用。由此可見，我國的上市公司就必須將董事長與總經理單獨設置，這樣有利于提高董事會獨立監督性。

第五，監事會的規模和經營績效呈現正相關，這個與假設不矛盾。因此可得出監事會能夠對公司進行有效監督，能夠維護公司和眾多股東的合法利益，對公司的經濟狀況進行理性分析和監督。因此，我國上市公司要擴大監事會的規模，使得監事會充分發揮它們的監督作用。

第六，高管人員持股比例與經營績效不顯著相關。這是因為高級管理人員持有本公司股份有激勵的作用，對提高公司經營績效有促進作用。為了公司更長遠的發展，調動高管人員治理公司的積極性，公司應適當的將股份分發給高管人員作為他們提高經營績效的獎勵，以此來發揮股權激勵的作用。

參考文獻

第7篇：世界政治經濟范文

在國際貿易中,一國談判籌碼的多少主要取決于一國的市場大小,發展中國家必然處于弱勢地位。WTO的爭端解決機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簡稱DSM)被很多學者認為是多邊貿易體制“皇冠上的明珠”,WTO的首位總干事Renato Ruggiero曾把它視為是“對發展中國家平等貿易地位的重要保證”。這樣的期待反映了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一個傳統思維,即是引入一個有法律效力的、采取第三方仲裁模式的機制,會使較小、實力較弱的國家獲益。

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中,實際作用的是WTO的上訴機構(The Appellate Body),它在爭端裁定中扮演著仲裁角色。由于它對爭端解決過程中所有程序性問題具有決定權,又是機制的“改革發動機”。WTO上訴機構推出了三項主要措施:第三方參與爭端解決、引入“法庭之友”機制、允許律師代訴。

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下,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確獲得了一系列的維護,但是在很多的時候體現出來的,它們實際上的處境依然是弱勢。本文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從對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幾項主要措施進行解剖分析入手,探尋發展中國家在程序性問題和實質性問題上處于弱勢的根源。

一、 “上訴機構”:發展中國家可以獲益但障礙依然多多

在繼承關貿總協定(GATT)下的專家組程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WTO爭端解決機制,其最重要的創新即是“上訴機構”的設立。上訴機構扮演著WTO“最高法院”的角色,成為WTO爭端解決機制“司法性”的權威機構。上訴機構的決策實行反向協商一致的方法,即只有在全體成員都反對的情況下,裁決結果才不予通過,這實際上就意味著上訴機構的裁決是自動通過的。

上訴機構主要行使兩方面的權力。首先,上訴機構被授權可以獨立制定爭端解決過程中的程序性規則。其次,當處于爭端中的一國政府對爭端解決過程中的程序性事項提出質疑并上訴時,上訴機構擁有最終解釋權,并且這一解釋會馬上具有法律約束力。在某些程序性規定存在缺陷或模糊的情況下,上訴機構的這一權力就顯得格外重要。

從理論上分析,發展中國家應當是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受益者。國際關系學認為,公正的國際組織是限制與平衡國際體系中權力分配不均的有效工具。一般來說,即便是實力最雄厚的大國也不敢冒著兩敗俱傷的危險而公然對抗WTO上訴機構的裁決結果。所以,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利用WTO裁決的公信力在爭端解決中維護自身的利益。

在現實中,發展中國家確實在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維護本國的利益。有的學者運用統計學進行了一項實證研究,考察發展中國家參與的案件數量是否較烏拉圭回合之前有所增加。統計的結果是:1994年前的爭端案件總共278起,其中由發展中國家提出的為28起,占10%;而1995至2007年間,爭端解決機構共受理爭端306起,其中由發展中國家提起的為120起,占39.2%。問題是,發展中國家要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維護本國的利益,還面臨著諸多障礙。

首先,國際貿易體系本身的結構性不平等,客觀上限制著發展中國家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維護本國利益的積極性。發達國家可以輕易地通過諸如撤銷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單邊取消貿易優惠政策等手段威脅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不能不考慮提訟的機會成本。一旦實際貿易損失超過了到WTO的潛在收益,就不會有國家再愿意選擇后者。

其次,在WTO提訟所需要的成本較高,這對于那些缺乏經濟實力的國家非常不利。完成“提訟專家組調查聽證程序最后裁決”這一程序,需要高度專業的法律人才、法律機構以及高效率的國內行政系統。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并不具備這些條件。

第三,即便發展中國家愿意承擔高昂的訴訟費用,它們對于最終裁決的承受能力也有可能使它們陷入困局。由于WTO對于貿易爭端的最終裁決多數采取經濟制裁的形式,這就必然導致了擁有越大的市場準入價值的國家擁有越高的承受能力。厄瓜多爾和歐盟在香蕉案上討價還價的困境就很好地詮釋了這一原因。

針對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種種障礙,WTO的上訴機構采取了一些改進措施。但是,WTO的上訴機構的所有改進行動,根本目的卻是鞏固其自身的合法性基礎。事實上,WTO上訴機構本身的合法性也不斷面臨挑戰。成員國的行為都是基于其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偏好,因此它們對上訴機構制定的規則永遠存在“試圖不服從”的可能。因此,上訴機構通常十分關注爭端參與國的態度和其國內政治的動向,為此試圖盡可能多地獲取有關信息。上訴機構關注的來自政治環境的威脅,包括某一成員國對特定規則的不服從、來自環境、勞工、消費者組織的抗議、特定國家集團的激進行為等。上訴機構盡力收集的信息,包括爭端參與國的偏好、國內利益相關者,甚至其它相關WTO成員的信息等等。

由此可見,上訴機構的根本目的是要鞏固其自身的合法性,發展中國家的根本需求是維護本國的利益,兩者之間如果不能兼顧,被犧牲掉的肯定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發展中國家構成潛在威脅最大的不是WTO上訴機構制定程序條款的權力,而是其對于實體條款問題的裁決權。一旦上訴機構在信息上更多地受到發達國家及相關利益集團的影響時,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就更難實現。

二、第三方參與制度:發展中國家并非受益者

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中,WTO成員國享有作為“利益相關方”參與雙邊爭端解決過程的權利,這被稱為“第三方參與” 制度。它只需要該成員國提交一份“實質貿易利益”(Substantial Trade Interest)報告即可,可以說門檻很低。

按照上訴機構的規定,在爭端解決的初級階段,即初步磋商階段和專家小組調查階段,第三方所能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但是,當整個程序進入到受理階段后,第三方的權利全面等同于爭端雙方。這體現在第三方國家可以出席任何聽證會,可以通過口頭、書面的一切形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可以接收一切相關的會議文件并進行補充與駁斥。

在受理階段,最為重要的磋商機制是聽證會。由于在聽證會上爭端各方進行正面交鋒,上訴機構歡迎第三方國家在聽證會中積極參與辯論,主要是因為一旦議題涉及WTO規則由于缺陷或模糊而難以解釋的結構性問題,第三方針對該問題的意見就會具有相當的利用價值。

第三方參與權限的擴大,發展中國家卻很難從這一機制中受益。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足夠的資源去扮演第三方的角色。很多發展中國家在日內瓦的代表團規模很小,并且專業化水平較低,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處理爭端解決過程中的各類事項。針對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困難,上訴機構也曾采取過一些措施,比如其所設立的“消極觀察員”(passive observer)制度,就允許沒有提交書面報告的國家參與到聽證會中,只是不能發言。此舉旨在降低聽證會的參與門檻。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資源稟賦上的巨大差距,帶來的是天差地別的參與程度。

從這份統計數據可以看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參與爭端解決機制的頻數是非常不平衡的。僅僅9個發達國家就65次以第三方國家的身份參與到爭端解決中,特別是四國集團(Quad)僅4個國家就參加了49次,超過了所有發展中國家參與的總和。此外,這些數據還并未將直接成為爭端方的次數計算進去。如果按照“參與機會比例”這一標準來計算的話,美國的比例高達94%,歐盟為64%,而發展中國家中比例最高的印度也只達到了18%。

對于能夠真正作為第三方參與到爭端解決過程中的國家,不僅可以就具體的貿易利益問題爭取自己的權益,更能夠對WTO的結構性問題發表看法,甚至可能達成在多邊磋商中難以達成的政策性目標。顯而易見的是,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沒有能夠在利益相關的案件中扮演第三方角色,必然會失去追求本國利益的寶貴機會。

理性地看,上訴機構擴大第三方參與權限,本質上是為了避免WTO規則中的結構性問題,從而避免受到由于成員國在總理事會中采取質疑或不服從行為。然而,這個制度實際上擴大了具有資源條件和技術能力的發達國家參與的權利,對發展中國家反而是極為不利的。

三、“法庭之友”機制:違背了發展中國家的意愿

隨著WTO的貿易規則涉及到的領域越來越廣泛,一些“非國家行為體”開始試圖通過游說WTO成員國政府的方式,參與到多邊貿易體系之中。擁有這種訴求的非國家行為體主要是一些勞工、消費者、安全、環境的利益團體,也包括一些行業協會和公司。WTO上訴機構把這些團體被統稱為“法庭之友”, 確定它們的主要提案即“法庭之友意見書”可以做為爭端解決過程中的正式文件。

“法庭之友意見書”這種東西,始作俑者是美國,極力促使成為一種機制的也是美國。最初,在美國進口蝦一案中,世界自然基金會單方面向專家小組和爭端當事國發送了一份相關問題的法律聲明,因遭到了很多國家的強烈反對,最終美國駐WTO代表妥協了。隨后,美國駐WTO代表又接收了兩個環境領域的非政府組織遞送了“法庭之友意見書”,并作為自己提案的附錄提交給了專家小組。在隨后的上訴受理階段,上訴機構力排眾議,授權由專家小組和爭端當事國決定是否需要接受來自私人團體的相關意見。

上訴機構的這一決定,當時受到很多成員國代表的指責,甚至有個別國家因此質疑上訴機構的權威。但是上訴機構并未讓步,強調這是其“獨立制定爭端解決過程中程序性規則”的權力,而且在之后的歐盟―美國鋼鐵進口案中,繼續允許兩個美國國內的行業組織向美國代表團提供意見書,并接受了該組織隨后直接提交的意見書。

對于上訴機構的這一項新措施,很多成員國感到困惑不解。例如巴基斯坦、埃及、馬來西亞、印度四國曾在WTO總理事會上要求撤銷“法庭之友”機制。WTO總干事也致函上訴機構,希望今后在類似問題上要“極為謹慎”。

發展中國家如此反對非國家行為體的參與,主要是因為,在發展中國家看來,很多非政府組織、國內政治行為體統統是發達工業化國家對它們進行政治滲透的一種工具。事實上,當非國家行為體的參與程度還只能夠達到提交“法庭之友意見書”這個層面的時候,其究竟能給整個爭端解決過程帶來多大的影響是未知的。發展中國家的擔憂也許僅僅存在于這些行為體的構成與來源上,但是上訴機構持續地推進這一項改革的行為,肯定會使發展中國家繼續擔憂下去。

四、 律師代訴制度:符合發展中國家的需要

WTO實際上就是一個規則體系。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尤其是一個復雜的程序系統和規則體系。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受經濟資源、專業化人才和國內政治資源的限制,在提出申訴的時候往往力不從心。事實上,即便是發達國家,在涉及爭端解決的時候,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私人律師來進行書面材料的準備以及對WTO規則的解讀。

為了解決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難題,WTO采取了一些措施來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和知識的幫助。比如,對那些沒有常駐代表團的國家,WTO秘書處提供工作人員的培訓并協助建立他們的工作場所。WTO總秘書處長期設置了兩名兼職律師,向處于爭端中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法律咨詢業務。

私人律師代訴的情況最初出現于歐盟香蕉進口一案中。該案中最小的第三方國家圣盧西亞在聽證會中指派了兩名私人律師進行代訴,它援引了WTO規則中沒有規定一國必須指派其政府官員為代表的事實,向上訴機構提出訴訟申請批準這一代訴機制。

圣盧西亞的行為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大多數國家的反對,但是上訴機構在權衡考慮后依然將這一行為合法化為一個新的程序性規則。主要依據在于,首先,確實沒有明文禁止一國自由選擇其代表的構成。其次,很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長期以來也依賴私人法律顧問的咨詢業務,將其作為一種“延伸的協助”。最后,出于對公平的考慮,上訴機構還認為推行私人代訴制度有利于發展中國家更多地參與到爭端解決機制中來。

推行私人法律顧問代訴制度,對于缺乏專業法律人員,特別是熟悉WTO規則體系方面人才的發展中國家是有利的。在WTO上訴機構批準這一制度后,一些國際律師事務所也表示有興趣幫助涉及貿易爭端的發展中國家。此外,9個發達國家(7個歐盟成員國以及挪威、加拿大)決定共同出資在日內瓦建立WTO法律咨詢中心,向處于爭端中的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經濟轉型國家提供法律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四國集團并沒有在這一項改革措施的推行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其擔心由私人律師中央政府行使在WTO的權利容易導致潛在的利益沖突,從而可能導致國家的利益受到損害。

然而,律師代訴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發展中國家受益,是值得考量的。首先,雇用私人律師代訴――即便是在9國的資助下可以獲得“打折價”――對于很多欠發達國家來說依然是一筆不小的費用,很多此類國家可能還是不能夠或愿意承擔這個成本。其次,憑借它們麾下的律師,目前某些利益集團已經從幕后的提供“延伸的協助”發展到了可以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層次。顯然,國內的利益集團可以參與國際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中,勢必對中央政府在國際層面的權威構成一定的威脅。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其國內政治發展的滯后,將會更為被動。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 WTO上訴機構及其推進的三項主要措施,有利也有弊,實際效果也是好壞不一。擴大第三方參與權限,會使發展中國家在爭端解決過程中喪失更多的自我維權的機會;引入“法庭之友”機制,引入的往往是發達國家的利益伙伴;至于律師代訴制度,看起來像是及時雨,但是它究竟能發揮多大作用,依然要打一個問號。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確實是它們爭取權益和維護國家經濟利益的一個平臺。作為WTO司法核心的上訴機構,做出了一些積極的努力。但是,通過對發展中國家與WTO爭端解決機制之間關系的剖析,我們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仍舊處于不利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WTO規則的結構性缺陷,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世界貿易體系本身的結構性不平等。

參考文獻:

[1]王淳:《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下的博弈策略與效益》 [J]. Commercial Research. Vol 378, 2008.10.

[2]王勇:《國際貿易政治經濟學――全球貿易關系背后的政治邏輯》 [M]. 中國市場出版社, 2008.6.

[3]沈大勇,張蔚蔚:《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規則導向抑或權力導向》[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 Vol 1, 2008.

[4]譚瑛:《淺析WTO爭端解決機制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J]. 經貿觀察. Vol 11, 2008.

第8篇：世界政治經濟范文

關鍵詞：財政支出結構；經濟發展適度性；上海市

中圖分類號：F810.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IX（2015）08-0140-04

引言

財政支出結構同經濟發展具有相關性，研究兩者的關系，對于優化財政結構，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上海市處于長江三角洲地區，是我國經濟中心，經濟發展水平高，研究上海市的財政支出結構同經濟發展的關系，可以為我國其他城市的發展提供借鑒，也可以促進上海市的發展。

關于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學者們已做了較多研究。19世紀末，德國經濟學家瓦格納（Wagner）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斷增長法則”，即瓦格納法則。20世紀初，英國的皮考克（Peacock）和魏斯曼（Wiseman）用“公共收入增長引致論”、美國的馬斯格雷夫（Musgrave）和羅斯托（Rostow）用“經濟發展階段論”來解釋公共支出增長的原因。國內大量研究表明，財政支出結構同經濟發展具有相關關系。關于財政支出結構同經濟發展的關系，許多學者是將兩者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具有外溢效應，其中購買性支出對經濟發展具有正外溢效應，轉移支付對于經濟發展具有負外溢效應（林峰，2013）；通過對兩者的研究，得出財政支出結構中各項目對經濟發展的不同影響（馬永偉，20lO）。當然，也有學者研究財政支出結構同社會經濟發展的某個組成，得出財政支出結構同居民消費水平的關系。對于研究方法，許多學者通過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構建財政支出結構同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數，然后運用VAR模型、聚類分析法對兩者的關系進行分析。

綜上所述，本文選取了2005-2011年上海市財政支出結構數據以及經濟發展數據，構建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發展指標群，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出兩個指標群的評價指數，然后運用隸屬函數協調度模型計算出兩個指標群之間的靜態和動態協調度。

一、指標選取

為了能夠更好地表現財政支出結構和經濟發展，綜合參考其他學者的指標選取。本文選取的指標如表l。

二、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選取2005-2011年上海市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在財政支出結構中，有一項為“其他支出”，這是因為財政支出的類別多樣，不可能一一單列出來，為保證數據的完整性，我們用總財政

注：其他支出=總財政支出一各項支出之和。支出減去各項支出之和，得到其他支出項。在選取的數據當中，缺失2005-2006兩年的科教文衛具體支出值，本文依據2007-2011年的數據，求出歷年平均增長率，近似地預測出2005和2006年的數據。

三、模型構建與數據處理方法

本文構建了財政支出結構（X）和經濟發展水平（Y）兩個系統，用向量表示為：

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出財政支出結構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數。首先，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然后運用SPSS19.0軟件對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主成分以及成分矩陣，再運用得出的主成分值和成分矩陣算出兩個系統的特征值，最后算出財政支出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數。

財政支出結構系統與經濟發展水平系統之間的協調性可以采用模糊數學中隸屬函數概念，構建系統間隸屬函數協調度模型。隸屬函數協調度模型是構建各子系統對其他子系統的相對協調度模型，并通過對兩系統間的靜態協調度的計算來反映在某一時期系統間的協調狀況。兩系統間隸屬函數協調度模型為：

其中Cs（i，j）為系統i與系統j的靜態協調度，u（i/j ）=exp{-（-X-X ）2/S2}，u（j/i）為系統i與系統i的適應度，x為系統j的實際值，S2為均方差， 為系統i對系統i的協調值，即系統j對系統i的最佳協調系數，協調值可利用VAR模型回歸擬合求得。Cs（i，j）的取值范圍為0-1，值越小表明兩系統間的協調程度越低，反之則越高。

在考慮靜態協調度的同時也要考慮動態協調度，動態協調度加入時間變動因素，反映了系統間的連續性和協調發展趨勢，財政支出結構系統與經濟發展系統間的動態協調度計算公式為：

其中，Cd（t）代表財政支出結構系統與經濟發展系統在t時期的動態適度性評價指數，Cs（t-k）為財政支出結構系統與經濟發展系統在（t-T+I）～t各時刻的靜態協調度。設t1>t2（t1、t2為任意兩個不同時刻），若Cd（t1）≥Cd（t1），則表明財政支出結構系統與經濟發展系統處于協調發展的軌跡上。借鑒已濟發展Y指標群之間的評價指數。從兩者的評價指數可以看出，2005-2011年上海市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數都是呈現上升的趨勢，兩者的具有較大的協調性。接下來，本文通過隸屬函數協調度模型探究其協調性大小。

2.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發展協調度測度

在用隸屬函數協調度進行分析之前，需要運用VAR模型計算出在有滯后階情況下的回歸系數。在進行VAR模型分析之前，需要確定最佳的滯后階，本文運用AIC準則和SC準則確定最佳的滯后階數為l。接著運用evlews軟件進行VAR模型分析，計算出回歸系數。依據測算結果得到每年的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數的估計值。最后運用公式（3）、（4）得出兩者的靜態協調度和動態協調度如表4。

表4展示了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靜態協調度與動態協調度。從靜態協調度可以看出，除了2006年低于0.7，處于初級協調之外，之后5年均處于良好協調和優質協調發展階段。分析結果表明，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總體上處于適度狀態；動態協調度在2008年略有下降，總體上保持逐漸增長的態勢，且逐漸趨于平穩。

從圖1可以看出，2006-2011年，上海市的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靜態協調度是一個波動上升的過程。這說明上海市的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兩者的關系存在著越來越高的協調性。從動態協調度可以看出，上海市的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協調性是一個不斷上升的過程，且上升的趨勢逐漸變緩慢。

五、結論與討論

第9篇：世界政治經濟范文

關鍵詞：FDI；中國；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2-00-02

一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吸收利用外資的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特別是近15年來，已經逐漸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外商直接投資改變了我國經濟社會運行的軌跡，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改革，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具有多方面的積極作用。然而，關于FDI對我國GDP總值的貢獻究竟有大，其直接作用又是否明顯，國內外學者卻尚未給出一個清晰統一的答案。在新的經濟形勢下研究FDI對GDP的影響也就具有更加深刻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　、FDI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變量序列LGDP、LFDI的ADF檢驗統計量都大于5%水平下的臨界值，在5%的置信區間下接受了原假設，即LGDP和LFDI存在單位根，數據不平穩，為了讓數據平穩，我們對數據進行了差分處理。通過分別對LGDP和LFDI進行差分處理，對LGDP和LFDI進行ADF檢驗，其檢驗統計量均小于5%水平下的臨界值，說明一階差分的情況下LGDP與LFDI為平穩序列，兩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三　、結論及建議

依據前面的計量模型運算的結果，我們得出了一下幾個結論：（1）LGDP與LFDI同為一階單整的時間序列，兩者之間是存在協整關系的，這意味著FDI的增長與其GDP的增長存在某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2）通過格蘭杰檢驗，我們發現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GDP是LFDI的格蘭杰原因，說明中國經濟的發展促進的外商直接投資而LFDI不是LGDP的格蘭杰原因，說明外商投資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力度還很有限，還需要大力引進外商直接投資；（3）采用了Engle-Granger兩步法對LGDP和LFDI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協整檢驗，協整檢驗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有促進作用，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生產總值將會增加2.138207%。針對模型的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積極吸引FDI，必須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發揮我國比較優勢，把利用外資和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國有企業改革、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結合起來不斷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水平，從而為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服務。加強法制，改善投資環境，高效利用。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基礎是法制，法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主要起到規范和保障作用。為此要增加政府制定政策的統一性和透明度，讓全社會給予監督。同時優化投資環境，增強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1）調整修改現行外商投資法規，改善法制環境。（2）簡化政府審批程序完善行政環境。（3）優化物質環境。（4）營造文化環境。

2.合理調整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通過制定有關政策措施使外商投資結構與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相一致，針對目前利用FDI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服務業較少、農業更少的狀況結合起來，使其優化。第一應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第二引導外商增加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相應減少對一般加工工業的投資。第三，加快服務業的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