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社會治理情況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基層社會治理情況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基層社會治理情況范文

關鍵詞：創新；社會治理

一、對社會治理的概念和內涵的認識

黨的十以來，就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在這樣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嶄新概念和重大任務。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區治理是社會治理的一個基層單元，是社會治理的工作重點。國家治理必須突出民主與法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市場、法治社會、法治公民一體化建設。

在我國，社會治理就是指在執政黨領導下，吸收政府、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社區以及個人等多方面社會治理主體參與，通過多種管理手段和方法，依法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規范和管理的過程。按照十報告，我國的社會治理是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總體格局下運行，努力形成黨政善治、社會共治、基層自治的社會治理良好局面。

二、我國創新社會治理中存在的基本問題

（一）基層社會治理行政化、機關化現象嚴重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流動性增強，“單位人”大量地轉變為“社會人”，社區成為我國社會服務和治理的新載體。然而，事實上我國社會管理整個體系中，行政部門的職能并未削弱，甚至呈現相反的傾向，在政府的職能沒有徹底轉變的情況下，政府的職能部門仍將社區居民委員會當成是基層行政部門，他們承擔著大量的社會和行政事務，社區居委會全部工作幾乎都要接受上級黨委、政府等各部門的監督和考核。

（二）基層社會治理忽視了社會組織的作用

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需要我們繼續協調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充分釋放社會發展的活力。社會力量和社會組織的成長與興盛是社會前進源源不斷的動力，更是基層自治最直觀的表現。從社會協同方面來分析，我國的社會力量還沒有被充分地組織起來。隨著當前我們國家的社會結構和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不斷發展，不同的社會組織與社會力量所代表的是利益訴求，不同的主體就有了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和途徑，這樣會有效的在社會矛盾轉化為政治矛盾之前，通過訴求的合理表達以及協商的方式將矛盾化解，面對不同群體日益不斷增長的物質與文化公共需求，不同的社會組織可以滿足不同群體的不同需要。但是，基層組織結構過分行政化、機關化抑制了基層社會力量與社會組織的生長和壯大，進而影響到基層社會組織服務和治理職能的發揮。

（三）基層社會治理所需財政資金的投入不足導致基層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不完善

健全的基層服務體系必然包括政府、市場、基層自治三方服務體系，基層公共服務供給“往往不能適應群眾不斷增長的需求”。基層公共服務配套設施在覆蓋率和供給上依然處于老舊和供不應求狀態，很大程度上不能滿足居民的需要，基層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不完善的最直接原因是財政資金的不足。

（四）基層社會治理缺乏相關的法律支持

十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法律是社會管理最根本保障。然而，過去的很長時間里，我國在社會管理的途徑和方式總體相對單一，很多時候采取的是強制性手段和行政性手段來解決問題和矛盾，忽視法律規章制度的建設。目前，我國正處于加快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相應的法律法規并沒有及時作出對應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創新社會治理的發展進程。

三、新形式下創新社會治理的對策、建議

（一）社會化運營

在發展基層社會組織時，要有效利用社會力量，使得社會上的資源得到較好利用，形成多方參與的良好局面，從而建立起良好的共建機制、協調機制和市場機制。既要發揮出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和加速要素流動上的作用，同時還要發揮出政府的服務作用，通過合理的稅收政策和激勵政策，有效利用社會性資源，讓更多的企業、組織和社會力量參與到社會治理中去。

（二）組織化拉動

探索組織服務組織的工作模式。要對社區內的高端公益事業性組織機構和基礎性組織機構進行必要扶植，常見的有社區組織發展中心、社區公益事業發展中心等，讓這些組織的作用得到更好的發揮，特別是在策劃公益事業、扶助社區組織和培訓相關負責人等方面有明顯的效果。要號召社會組織通過建立起公益組織孵化器的方式，給被孵化的社區組織提供必要的創業資源，幫助社區創立的公益組織更好地成長起來。

（三）多元化發展

社會組織服務要適應多元化的趨勢，建立更多的社會組織類型，以此滿足不同階層居民對多元化生活的需要，從而讓更多的居民參與到社會組織建設中去，真正把社區當成“家”。此外，還要加強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和聯系。社區在發展社會組織時，要通盤考慮，突出重點，推動社區治理向多元化方向發展。社區內的社會組織要有“走出去”眼光，加強與其它社區的交流學習，讓活動樣式更加豐富，同時為廣大居民參與活動搭建更大的平臺，讓社會融合力和多元發展格局得到有效拓展，讓社區居民更好地融入社會。

（四）法制化監管

建立與社區組織發展相適應的法規制度體系，并加大和推進法制化建設的落實力度，營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和政策環境。對社會組織的登記注冊制度進行改善，幫助社區組織更好地發展。同時，還要加強自我約束機制的建設，讓社區組織自我評估意識得到不斷強化，內部監管得到有效加強，讓社區在財政收支、社會捐贈等方面的信息更加透明。注重互律機制建設，加強社區組織之間的溝通和聯系，切實通過相互的交流、監督和合作，實現社區組織共同發展、全面進步。

第2篇：基層社會治理情況范文

項目名稱

共筑文明社區

溫情送到家

一、項目主題

重點圍繞“往社區走”戰略，助力黨建引領下的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發揮共青團又是和團屬力量特長，關注“老、小、舊、遠”以及關注如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等民生“痛點”問題，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實踐、公益勞動。

二、項目特色

本次項目將通過深入基層社區，了解基層的治理建設工作內容，關懷獨居老人，美化改善社區環境，營造溫馨家園而展開一系列的志愿服務活動。

三、項目主要內容

經過小組討論，我們決定于“”社區進行志愿服務活動。通過進行一系列社會實踐和公益勞動為該社區和該社區居民們提供一個更加和諧舒心、綠色環保的居住環境。

關懷獨居老人。隨著上海等一、二線城市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家中年輕一輩都在外打拼，留下家中長輩們獨自在家。由于無力支付家政費用，對“養老院”的固有偏見，對“家”的觀念根深蒂固等等原因，不少老人都是獨身或是老夫妻相依，在無人照顧的情況下生活，從而對生活上造成了許多不便，更有甚者釀成悲劇。對此我們團隊將對該社區進行的其中一項志愿服務活動便是關懷獨居老人，為他們送上一份“溫暖”，包括為他們整理家務、故障反映、聊天舒心等等。

美化改善社區環境，營造溫馨家園。居住環境間接影響著人們幸福生活的指數，美好和諧的社區環境能使每一個居民生活錦上添花，通過對社區環境的美化，和衛生知識的普及，從而為居民們的生活增添一份精彩也是我們的目標之一。我們將采訪居委會工作人員，了解社區治理建設工作，幫助工作人員清理社區中隱蔽角落里的垃圾，裝飾美化社區公示欄、宣傳板，清理小廣告和傳單，為居民普及“垃圾分類”知識等等。

四、項目活動日程安排

（一）策劃組織階段

根據學院關于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活動項目的通知要求，結合實際擬定實踐項目主題，針對目標對象進行志愿服務活動。

（二）材料準備階段

對項目人員進行任務分工，明確工作要求和職責，著手準備項目相關材料，為調查和后期項目總結做準備。

（三）調查實施階段

根據項目內容進行實地活動，完成項目設定目標。

（四）總結提煉階段

將志愿服務過程中的文字材料、影像材料進行整理、加工和提煉，撰寫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活動項目結題書。

五、預期成果概述

通過本次志愿服務活動，我們不僅體會到了基層社區建設的不易，也感悟到了親情的珍貴。

在基層社區中，治理生活環境、維護社區治安、反映和處理關系到居民切身利益問題等等平時在我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仿佛隱形的工作，其實起到了至關緊要的作用。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為社區工作提供創新管理觀念或方法，提高治理效率和效益。

隱藏在基層社區中的“獨居老人”不在少數，使我們感到了生命的堅韌與親情的寶貴。他們雖然已是垂暮之年，身體都不太好，但為了子女的幸福，依然勤儉節約地生活，只為給予子女更多。有許多老人甚至還為工作忙碌的子女分擔家務和教育下一代的責任，但大多數的他們一年之中都鮮少見到子女兒孫的面，只能日復一日地思念與等待，令人心酸，令人深思。

六、團隊分工

七、經費預算

交通費：

以實際車票價為準

住宿費：

無

其他項目（如市內交通、文檔打印復印、文具等）:

文檔打印復印:以實際文檔打印復印為準

共計：

以實際車票價為準

八、團隊安全應急預案

（注：此部分主要針對實踐過程中預計可能發生的問題提前準備的應急措施，如當地的民俗情況、當地可能出現的危險情況、可能對于實踐活動帶來不便的情況，如何預防、如何解決等等）

1、自然災害問題。如地震、暴風雨、臺風等自然災害問題。應對措施：

（1）事前了解天氣預報，上網了解當地當天的地理情況。

（2）加強安全保衛教育，當地震發生時，學會一些應急的應對措施。

2、人身安全問題。如交通事故、當地人民歧視、遇到搶劫等。應對措施：

（1）遵守交通規則，注意交通安全

（2）由于語言溝通問題，地方人員可能會帶有歧視眼光。對此，我們應該主動并善于與當地地方人民交流和溝通，不得粗言濫語甚至出口罵人。

（3）人身安全第一。在遭遇強盜時，不可盲目與其爭斗，而應視實際情況，盡可能報警呼叫救援。

3、財產問題。由于人生地不熟，對交通和各地方的地理分布不清楚，可能會遭到路人的欺騙；再有，在公交車上或者在街道上可能會遭遇到盜賊或者強盜，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應對措施：

（1）熟悉活動地點的地理分布。活動之前，務必事先了解調研活動地方的交通和地理環境。

（2)公交車上、街道上小心保管自己的財產和重要資料，發現偷竊或可疑人物及時聯系調研小組。

（3）出去調查時，盡量不要隨帶貴重物品出去。

指導老師意見

簽

名：

年

月

日

學院意見

簽名蓋章：

年

月

日

校團委意見

（

蓋章

）

年

第3篇：基層社會治理情況范文

大學生“村官”工作長效機制建設的目標應該兼顧國家戰略和基層發展兩個維度。在大學生“村官”工作領域，國家基層戰略關注的具體目標是：國家政權延伸至農村，以實現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推進和基層社會秩序的形成；黨和國家后備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大學生就業率的提升，舒緩因就業問題而產生的社會壓力，同時形成大學生到基層就業的導向，使更多的大學生面向基層就業，等等。農村基層發展關注的目標是：基層公共事務的處理、公共問題的解決，以實現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數量和質量的提高；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由“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的活力，順利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使農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各個層面都享受到更多的實惠。可以利用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目標分析矩陣（圖1）來說明：縱軸表示的是對國家基層戰略目標的關注程度，自下而上關注程度越來越高；橫軸表示的是對農村基層發展目標的關注程度，自左向右關注程度越來越高。這樣，大致區分為四種目標類型：

第一類：對國家基層戰略目標和農村基層發展目標的關注程度都很低。這是一個“盲目型”的目標模式，與大學生“村官”工作長效機制的品性格格不入。

第二類：對農村基層發展的關注程度較高，而對國家基層戰略的關注程度較低。這是一種“基層取向型”的目標模式，將大學生“村官”工作的著眼點專注于農村基層發展上。這種取向容易獲得農村基層的認可，但對整個社會秩序的關注度不夠，也不可取。

第三類：對國家基層戰略目標的關注程度較高，不在意農村基層社會的發展。這是一種“國家控制型”目標模式，將大學生“村官”工作的著眼點專注于國家政權的延伸之上。鄉村社會在大學生“村官”工作中感覺不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層面的“實惠”。

第四類：對國家基層戰略目標和農村基層社會發展目標都較為關注。這是一種“多元協調型”目標模式，將大學生“村官”作為中介，鏈接國家基層戰略和農村基層發展。具體而言，通過大學生“村官”的介入，一可以服務于國家基層戰略，增強國家對農村基層社會的控制，既推進農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實施和基層社會秩序的形成，又通過基層鍛煉，促進大學生“村官”的成長成才，為黨和國家培養和儲備人才；二可以服務于農村基層社會發展，通過大學生“村官”這一新型力量促進農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全面發展，提高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質量與數量；三可以在服務于國家戰略和農村基層社會發展過程中實現大學生“村官”自身的成長成才和自我實現。“多元協調型”目標模式有機協調、整合了多元主體的價值偏好和目標取向，也具有一定可持續發展特性，是可取的目標模式，也是大學生“村官”工作長效機制建設中必須明確和服從的目標前提。

二、長效機制的內容：融合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

長效機制是屬于“工具范疇”的，其合理性需要以“目的”為基礎，只有服務于“目的”的“工具”才是合理的。工具理性指的是通過精確計算的方法選擇行動方案的理性，用“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思維來判斷采取何種行動實施何種政策。價值理性指的是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行為以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是否行動、采取何種行動取決于該行動蘊含的價值意義是否合適，是否符合倫理需求。上文第一類既不關注工具理性，也不關注價值理性，屬于非理性型，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建設如果遵循此類理性模式，將無法真正推動大學生“村官”工作的發展，不具有可持續發展性，自然也就不能稱之為“長效”機制。第二類“價值取向型”理性模式強調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的人性化、倫理化和價值化，更多強調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建設要與“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相融合的目標。但是，目標的實現需要切實的工具予以實現。若一味強調目標而不關心工具（即長效機制）的科學化程度，目標也就無法很好實現。第三類“工具取向型”理性模式強調關心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的規范化、科學化和高效化。但是這種理性模式似乎忘掉了大學生“村官”工作應該擔負的與“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相融合的目標，屬于是“沒有目標”的機制。現有的大學生“村官”工作機制建設更多屬于此類。第四類“目標—工具融合型”理性模式以大學生“村官”工作應該擔負的“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為目標前提，在此基礎上科學設定有關體制機制，以科學化的方式實現目標。它有助于實現大學生“村官”工作機制的“長效化”——既被多元群體所認可，具有可持續性，又兼具有效性，能夠實現大學生“村官”工作的預期效果、效能和效率。

建設中的目標—工具關系

體現目標—工具融合型理性模式的大學生“村官”工作長效機制應該主要包括如下三大方面的內容：

一是堅持差別化的選聘、培養機制。“差別化”的原因是實際情況具有多元化特征，村情有差別，大學生“村官”的個性、專長和價值偏好也有差別。因此，在選聘大學生“村官”時，不能單憑“行政能力”、“申論”考試成績，而應該兼顧任職農村需求、應聘者專業特長和偏好；在任職安排時，也不能單憑直覺或隨機進行，而應該結合村情、村需，結合大學生“村官”個性特點和意愿等綜合考慮；在對大學生“村官”進行培訓、培養時，更不能實施“一刀切”模式，而應該根據創業富民、服務親民、村務管理、專業技術和復合發展等五類分類實施。

二是基于農村公共需求導向的創業機制。大學生“村官”工作長效機制首先必須保障農村基層公共需求的滿足，并通過具體的創業行動切實滿足這些需求。最終使得其工作能夠符合農村的具體需要，讓農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各個層面取得發展；實現大學生創業與富民相結合、發展企業與發展農村事業相結合、自我實現與農村基層發展相結合；大學生“村官”順利“進村”、有效“干事”，使大學生“村官”的個性特長、專業特長與現代農業、現代農村、現代農民無縫隙對接等。

三是兼顧國家戰略和基層發展的考評機制。考評具有引導、診斷、監督和激勵的作用，是大學生“村官”長效機制當中的重要內容。據調查，現行考評機制存在一些突出問題：更多針對大學生“村官”本人開展測評，而對某一地區的大學生“村官”工作考核的機制并不多見；更多籠統地、原則性地考核德、能、勤、績等幾方面，并沒有切實結合“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這一目標。因此，以后需要做到如下幾方面：考評指標的設計要緊密結合“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這一目標，重點考察大學生“村官”工作以及個人對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的貢獻度；考核內容設計要詳細結合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兩個維度；考核方式、考核期限、考評主體、結果運用等方面要科學、規范、有效；不僅要建立針對大學生“村官”個體、群體的考評機制，而且要建立針對某地區、某部門大學生“村官”工作本身的考評機制等。

三、長效機制建設的組織實施：增強協調與統籌

在長效機制建設過程中需要加強統籌層次，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長效。這需要一定層次的統籌、協調，否則難以促成多元主體的配合，自然也就無法實現機制的“長效化”。目前，應該增強省、市級的統籌力度，由省、市級組織部門牽頭，財政部門、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等部門聯動統籌實施大學生“村官”工作長效機制的建設。具體而言，需要著重提高如下幾方面的統籌層次和力度：

大學生“村官”選聘培養、激勵保障、干事創業機制的統籌。一方面，目前存在省聘、市聘、縣聘、鄉聘乃至村聘等各類大學生“村官”，在來源、選聘標準、“村官”素質、村官的身份、職能角色定位和工資待遇等方面千差萬別；另一方面，各地各級有關大學生“村官”的培訓、培養、干事創業、激勵保障等機制參差不齊。這種多層級、缺乏統籌的工作機制在本質上屬于“粗放型”，工作整體績效不高，與“國家基層戰略—農村基層發展”相融合的工作目標不相適應。因此，在選聘、培養等方面的機制需要省級、市級統籌，實現整體上的協調和總體工作效率、效果的提升。

大學生“村官”工作監督管理的統籌。目前對大學生“村官”工作本身的監督管理不夠，使得實際效果在不同地方存在較大差異，很多地方大學生壓根就沒有進入農村，而被鄉鎮“截留”；有的更多從事一些臨時性的工作，如人口普查、迎接上級檢查、整理會議材料等；很多地方大學生雖然形式上“進村”了，但要么忙于自己創業，要么忙于準備考研、考公務員，并未真正擔當起“村官”職責，等。因此，對于大學生“村官”工作的監督管理機制要加強，使這一工作切實生效，省級、市級有關部門要承擔此類責任。

大學生“村官”出口機制的統籌。促進大學生“村官”有序流動，明確其未來出路是保障大學生“村官”積極干事、促成工作績效實現的重要環節。目前雖然在整體上形成了留任村干部、公務員選拔、自主創業、另行擇業和考學深造五條出路，但這五條出路過于宏觀，在各地五條出路的各自“流量”和“擁擠程度”不同，對五條出路給予的優惠政策、支持策略也不同，具體成效自然也參差不齊。這種現象一方面使得大學生“村官”整體的流動效率和效果降低，另一方面容易使得大學生“村官”在相互攀比中產生不公正感。因此，需要著重提升省級、市級在五條出路方面的統籌力度。

第4篇：基層社會治理情況范文

【關鍵詞】基層社保經辦機構；服務能力建設；社保

近十年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取得重大突破，在此期間，我國的社會保險體制日益完善，醫療、養老等主要的社保項目日漸豐富并開始向農村地區擴展，制度覆蓋面與基金征繳額逐漸提高。但是，我國的社保經辦機構的發展卻相對緩慢，基層社保經辦機構的能力之差尤其突出，普遍存在信息化建設不足、人員負荷過重和運行機制不暢等諸多問題。加強我國基層社保經辦機構的能力建設是我國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內容，是維護我國社會安定團結和確保人民群眾利益的迫切要求，同時有助于提高我國整體的社保經辦機構能力建設，意義重大不容忽視。

一、基層社保經辦機構能力建設存在的問題

隨著我國社會保險事業的迅猛發展，特別是社保事業向縣級以下城鎮的發展，以及社保工作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使得基層社保經辦機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經辦機構管理出現了信息化系統滯后等一系列問題，嚴重影響了社保工作的運行效率和服務效率。

（一）信息化系統還相對滯后。隨著社保事業的發展，社保經辦機構的工作將更多的依賴計算機信息系統的支持。通過對信息管理的系統化，可以使經辦機構的業務得到更好的規范和監督。但是就信息系統的現狀來看，經辦機構的計算機系統建設普遍滯后，對目前日漸提高的經辦要求無法適應；各種信息系統進行分散管理互不兼容，難以達到信息共享的目的；信息系統功能不夠完善，具備多功能服務系統中的子系統還需要進一步的開發，不能提供一站式的服務。

信息化建設的集中程度不高，各信息系統互相不兼容。業務運行系統是各自進行開發建設，并且服務功能也不同，不能有效利用業務經辦之間的關系。封閉運行、分散管理構成社保機構之間的隔墻，信息資源無法共享，對綜合治理不利。各種社保信息系統時常重復建設，信息化資源浪費、分散。

（二）機構管理體制不夠完善。社保經辦機構承擔著幫助人民受理國家社會保險的義務，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因而影響著社會公眾對于政府的滿意度。而基層社保經辦機構名稱的不統一會導致標識不鮮明，公眾識別度不夠高，很難為公民提供便捷的服務。如江西省，萍鄉市的醫保經辦機構的名稱叫萍鄉市醫療保險管理處、機構規格是副處級，而鷹潭市的醫保經辦機構則為鷹潭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辦公室、機構規格為正科級。

經辦機構層級和規格的不一致同樣對社保經辦業務的開展和經辦公作效率有影響。如在江西省膿包試點縣，全省共11個試點縣，其中有三個縣的新農保是由縣社會保險事業管理局統一經辦。而其他縣區則另外成立了農保局。農保和城保本來同樣屬于社會保障養老保險范圍，由于另外設置部門經辦管理，造成政出多門、資源浪費、工作效率低等問題。

（三）業務量劇增，負荷重。隨著基層參保人數的增加，基層社保經辦機構的人均工作量日益增加，經辦機構超負荷工作的情況十分普遍。然而各級社保經辦機構在經費和編制上卻沒有相應增長，業務需求與經辦負荷程度明顯不相適應，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加之經費不足造成的軟硬件系統建設的滯后，對經辦工作的效率有直接的影響。

二、優化基層社保經辦機構能力建設的對策

加強能力建設是社保經辦機構建設的關鍵。針對基層社保經辦機構存在的問題，我們要根據經辦機構的性質和職能，做好工作定位，解決好相應的經辦能力缺陷問題，達到提高社保經辦機構能力建設的目的。

（一）信息系統建設升級。進一步加強社保信息系統建設，實行自上而下的統一管理，構建統一、集中的大系統，集信息技術的資源優勢，支撐各種業務經辦，達到信息資源共享的目的。爭取盡早實現對法人信息和個人信息的綜合及集中化管理，通過建立社保電子檔案管理方式，及時了解參保個人或者單位法人的各種綜合信息，從而使管理效率得到提高。加大對硬件配套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并確保資金足額按時撥付到位，保證對系統建設的財力支持。擴大系統的應用范圍，提高系統的應用水平，完善系統的多項服務功能。

（二）管理體系建設升級。對社保經辦機構的名稱和規格進行統一，以便于公眾識別。如在各地級市，社保經辦機構的名稱統一為xx市醫療保險事業管理局，xx市社會保險事業管理局，機構的規格為副縣級或者副處級，以方便地區間社保工作的銜接和經辦工作效率的提高。通過管理模式設計，形成領導決策、專業管理、業務運行以及綜合服務式的管理體系，做到領導負責重大決策；專業管理層進行監督管理；業務運營層落實政策；綜合服務層負責對外服務。

（三）提高經辦人員素質和工作效率。社保經辦機構作為社保的窗口服務單位，責任重大。社保經辦機構要主動增強服務意識，加強對經辦機構的現場管理，強化過程監督與考核，提高經辦機構的工作效率。經辦人員的培訓應與社保經辦組織戰略的近期安排和長期規劃相適應，培訓內容應該涉及業務知識、組織機構、公共管理、操作流程等方面。在教員、教材、培訓方法上都要進行創新，做到與時俱進，培訓結果要同職業資質、考核、薪酬聯系起來，以調動員工學習的積極性。對于地區之間經辦員工人數的不平衡，上一級管理機構應該合理調配經辦機構人員人數，從而使經辦設施的資源配置達到優化，最終提高社保經辦機構的工作效率。

三、結語

社保事業關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社保經辦機構作為社保事業的基礎重點，加強和提高基層社保經辦機構的能力建設關系到國家的長遠發展，關系到每個參保人員的切身利益，關系到社會的長治久安，是一項政治工程，也是一項社會工程，更是民生工程。因而提高基層社保經辦機構的能力建設是落實服務于民的重要任務之一，具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第5篇：基層社會治理情況范文

關鍵詞：吉林市 智慧社區 建設典型培樹 問題研究 探索

中圖分類號：D66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1-0001-02

現階段，“智慧城市”的概念已經在國內逐步得到關注和重視，未來城市建設與智慧電子網絡等結合將更為突出，智慧城市建設將是重點體現。智慧社區建設是城市智慧化的重要環節，隨著新技術、新的管理方式以及先進經驗的引進，其已經成為社區發展的重要選擇。基于當前吉林市社區管理薄弱，社區服務不夠深入，社區參與意識不強等狀況，綜合國內外智慧社區典型培樹經驗的基礎，有的放矢地針對存在問題進行對策探索。在借鑒國內外智慧社區典型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典型培樹分析，建設有針對性的智慧服務平臺。提出植于政府宏觀調控下，構建新型管理方式，發展智慧服務理念；同時結合社區社會層面，通過建設社區信息服務中心等多功能服務系統，整合社區資源，切實調動社區的積極性；從社區自身來說，社區內智慧平臺建設應結合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智慧服務體系，創建智能服務系統。

目前，我國智慧社區建設以及其治理模式還處于探索時期，成功運行的只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的部分社區，智慧社區建設促進了現代基層社會治理結構的轉變，也創新了社會治理觀念、手段乃至內容，終將為提升社會公共服務能力提供契機。

一、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研究現狀

（一）智慧社區信息化建設內涵

智慧社區信息化建設，其定義是基于街道、鎮、村等地理區域范圍內，利用信息技術整合社區資源，為社區居民提供高效、便捷和智慧的服務，提升社區居民對智慧城市的體驗度和感受度。因此，智慧社區建設首先要以社區居民的需求為導向，突出為民、便民、惠民的基本要求，通過智慧化的社區管理與服務，打造安全、便捷、宜居的社區；其次要統籌考慮、整體規劃、分步實施智慧社區的建設目標和建設內容，因地制宜，扎實推進智慧社區建設工作，并做好與市級層面社會事業、公共服務項目的銜接工作，減少重復建設；最后探索智慧社區的建設模式和運維模式，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積極利用社會各方資源，合力推進智慧社區建設，建立長效運行機制。

（二）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基本概況

智慧城市綜合了資源多樣化、信息交互無障礙化以及信息程序的自動運行化等特點，以實現城市便捷、高效發展和運行為目標。我國從2012年12月開始國家層面的智慧城市工作，主要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一線城市，以及江蘇、浙江等經濟發達省份進行試點開展。2014年12月底，在試點的基礎上，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已達90多個，涉及了全國大部分省份，同時越來越多的城市和地區加入到智慧城市建設中來。智慧社區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環節，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它密切聯系智慧建設的受眾――社區和社區居民。智慧社區建設，在我國尚處于初級階段，經驗借鑒有限，有必要進行必要的探索與研究。

社區是城市組合的基本單元，也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更是黨和政府加強智慧城市建設注重的基礎。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提出推進社會治理創新要率先從社區入手，基層社區的創新管理與建設事關我國發展的根本，隨著社區的拓展以及新要求的提出，社區管理模式改革迫在眉睫，結合新時代下新型信息技術以及電子商務技術的發展與融合，社區管理職能要不斷提高，管理模式要進行創新，服務平臺也應拓展和創新建設。基于這樣的基礎下，將“智慧化、數字化和網絡化”作為社區建設的發展目標，并在全市部分社區啟動了智慧社區建設，是吉林市進行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區建設深入研究的根本所在，一方面可以為智慧社區建設提供參考和借鑒，另一方面對推動社區治理創新研究，具有必要性與重要性。

（三）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研究的內容

1.智慧社區的信息化建設

在基于物聯網、下一代互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基礎上進行應用、整合和再造，通過主動感知和網絡互連的方式，建立吉林市智慧社區生態化服務和運行平臺。

2.智慧社區的系統化建設

智慧社區強調信息的采集、互通、處理和應用的系統化，通過建立一套符合智慧社區要求的現代化、精細化和標準化的社區公共服務系統。

3.智慧社區的治理化建設

主要是把社區中各主體，即政府公共部門、社區機構（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和社區居民圍繞社區公共事務充分協商的互動過程，綜合建構智慧社區基層社會治理結構和基層共同體的發展方向，轉變到以社會為中心的治理結構，培育社區共同體，重構社區共同體。

二、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培養措施

根據發改委、工信部、民政部等部門《關于加快實施信息惠民工程有關工作的通知》《關于開展養老服務和社區服務信息惠民工程試點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吉林市現階段要結合社區智慧型信息化建設的基本情況，開展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網格化策略探索。

（一）信息基礎設施“樹”的網絡化

吉林市要基于規劃引導、集約建設、資源共享、規范管理、滿足需求的原則，依托通信運營商全面開展智慧社區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增強信息網絡綜合承載能力和信息通信集聚輻射能力，提升信息基礎設施的服務水平和普遍服務能力，滿足居民對通信質量和服務的要求。

當前，吉林市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從光纖寬帶網、無線局域網、第四代移動通信（4G）網絡、下一代廣播電視網（NGB）以及應用終端等五個方面著手開展，為社區居民提供高速、安全、優質的上網服務，保障通信質量，為廣大社區提供高清電視、高速數據接入和語音等三網融合業務的能力，并借助電腦屏、手機屏、電視屏、社區屏等多種載體，面向不同群體和推送具有針對性的公共服務信息。

（二） 生活服務“樹”的便利化

吉林市要以社區居民生活服務需求為出發點，建立完善的服務網絡，推進社區生活服務建設。

吉林市的生活服務樹主要從生活信息、便捷服務開展，匯聚社區周邊生活信息，通過多種渠道，及時、準確地提供給社區居民，積極創新為居民服務的方式、方法，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

（三） 社區管理與公共服務“樹”的信息化

吉林市要以居民需求為導向，完善社區管理與公共服務功能，推進廣覆蓋、易使用的社區管理與公共服務信息化應用，提高社區管理與公共服務水平。

社區管理與公共服務“樹”主要從社區管理、醫療衛生、社區文化、關愛救助、教育體育以及交通出行六方面著手實施。結合家庭醫生制度，創新社區居民就醫模式，為家庭醫生提供隨訪、診療服務的信息化支撐，并建立完善的預約掛號服務流程，實現實時查看聯網醫院掛號就診情況，同時為社區居民建立涵蓋個人基本信息和主要衛生服務記錄的電子健康檔案，以及提供遠程醫療服務，實現遠程醫療會診、遠程健康監護等，構建社區遠程醫療服務模式。充分發揮社區文化中心的公益文化服務功能，豐富社區居民的文化生活。加強關愛救助信息管理，助力社區幫扶救助和養老助老工作的開展。關注社區學生教育和居民體質，營造社區和諧教育、健康環境，同時為社區居民提供全方位、高品質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務，創建有序、便利的出行環境。

（四）小區管理智能“樹”的建設

吉林市可以因地制宜，根據實際情況通過運用多種技術手段，打造安全、舒適、高效的智能化小區，主要做好居住區周界、重點部位和住戶室內的安全防范，提高居住區整體安全防范水平，可以通過訪客對講、周界防越報警、閉路電視監控、電子巡更、管理與監控（物業運營管理、公共設備監控和小區門禁管理）、車輛出入與停車來進行管控。

（五）家居生活智能“樹”的建設

吉林市可以引用先進技術，實現家居生活設備設施和家庭生活環境的智能化管理和監控，使居家生活更加舒適、安全、低碳，主要從家庭設備監控、家庭安全防范入手，利用各種探測工具和手段，對居家環境進行監控，保障人身和家庭財產安全，提升居家生活品質和安全。

三、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問題探索的意義

智慧社區是一種全新的社區生態模式，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內容體現，它需要結合到社區民生服務、公共安全、社會保障和社區管理等一系列基層社會治理，進行創新建設。吉林市通過智慧社區的建設來重構社區新型管理和發展建設，結合存在的背景和發展的時代性，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典型培樹問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智慧社區建設研究的理論意義

智慧社區在吉林市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和視角，縱然有理論研究和學術分析基礎，但

真正的因地制宜的研究依然處于初級摸索階段，原有的部分理論概念不能適應新型信息時代背景下社區管理。因此，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需要通過網絡背景下，結合網絡管理理論，依靠多元治理理論進行合作和自我契合。通俗來說，就是結合時代和信息發展要求，進行新型治理拓展，以更便捷、高效服務和管理為目標。

2.現實意義

智慧社區是社區的高級階段，在信息化手段的基礎上，重構“線下”現實社區和“線上”虛擬社區的結合體。把政府公共部門、私人部門、第三部門和個人等都囊括進智慧社區平臺上進行互動和協商，共同參與治理社區公共事務。

首先是，政府通過信息化平臺技術，建設一系列的智慧服務平臺，更加高效地提供了社區服務，可以更全面地把握整個社區的服務建設，及時提供社區的必要服務，通過技術化手段進行監控和分析。

其次是，通過智慧社區建設，把社區資源全面整合，把社區的衛生、人文、教育、信息化搜索以及電子商務都進行互聯共享，促進了社區的網絡化和服務化。

最后是，通過智慧社區建設，激發了市場和社會活力，形成社區治理合力。通過打造現代化社區“智慧綜合體”，創造社區成員之間的溝通空間和平臺，從而為拉近社區成員之間的距離，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行性。

通過此課題研究，分析吉林市智慧社區建設的典型培樹的優勢和未來對基層社會治理的現實意義，最終目的是實現信息化時代基層社區的科學管理。

參考文獻：

[1]張永民. 智慧城市總體方案[J].中國信息， 2014，05：145-156.

第6篇：基層社會治理情況范文

[關鍵詞]城市基層治理；基層社會；復合治理；網格化治理

一、導論

中國社會正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變遷，城市化是其重要特征，這表現在城市的地域、數量、規模、人口的有效增長。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告，2010年城市化率為49.68%，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相較于1949年與1978年分別提升了42.38%、31.76%（如圖1所示）：

若將城市中非農就業的農村流動人口計算在內，毋庸諱言，城市已成為主導國人的生活區域，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比較關注鄉村社會的治理研究，對于城市基層社會的治理研究相對薄弱。學術界對城市基層治理的研究主要圍繞兩個方面：1.以街區權力的行政運行為視角。Benjamin Read認為城市居民委員會是行政性草根接觸（administrativegrassroots engagemem）的鄰里組織，在其中國家創造、支持并管理著城市底層的組織網絡，此種組織網絡發揮著推進治理與政策執行的功能；朱健剛用“社區行政建設”分析1949年以來街道權力的變遷。2.從社會發展與政治建設的角度：先生認為在城市社區建設的目標中，應確立起以群眾自治為核心的基層民主化的主導方向；林尚立將城市社區視為中國政治建設的戰略性空間。

本文試圖從分析城市基層治理現狀入手，通過具體的案例分析，探討紛繁復雜社會現象背后基層治理所隱蔽的邏輯機制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是如何實現有效合作的問題。在案例研究的基礎上思考善治的內在理路與社會機制。相較于實驗法、大樣本統計分析而言，案例研究有助于檢驗與創造理論、辨識前提條件、檢驗前提條件的重要性、解釋內在的運行機制。以案例為導向的研究注重探尋客觀現象之間的聯系以及直接當事人對自己在事件中動機和信念的訪談，這些聯系和參與者的陳述可以為揭示因果關系提供線索，而本文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這些具體的原因和結果代表了什么樣的更為普遍的現象和內在的邏輯？案例研究的不足在于個案的普推性問題（generalization），因而本文的研究設計采用案例研究、社會調查與理論分析有機結合，從而來理解城市社會管理的真實世界，實現公民的美好生活。

二、城市基層治理的邏輯：以N市X社區案例進行分析

邏輯是對客觀世界的推理、總結、抽象以獲得系統知識的思維過程，是關于“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發展規律的學說。換句話說，邏輯是對世界的認識的歷史的總計、總和、結論。”而基層治理邏輯主要包括基層治理的基本預設、運行機制與價值取向。下文以N市x社區案例進行分析。

1.案例描述

x社區位于南京市Q區東部，占地24.1萬平方米，居住著約1600戶居民，不少業主租用小區車位。2010年8月開發商張貼告示：自2010年9月1日起不買地下車位的業主，車子一律不準進小區，由開發商聘用的世豪物業公司隨之執行該規定，阻止未買車位業主驅車進入小區。2010年9月1日早上小區物業公司不讓未買車位的業主私車進來，引發沖突，傍晚下班時因為小區物業的阻攔導致幾十輛小區車停在小區大門外，堵住小區入口與杉湖西路，憤怒的業主打斷了小區入口的門欄，9月4日沖突進一步升級，開發商雇傭了當地的小混混，穿上保安物管制服，協助物管暴力打傷部分業主，這期間轄區派出所多次接到業主報警電話。

9月5日多名業主驅車來到Q區政府，將大門堵住尋求說法，z副區長接見業主代表，答應在一定期限內回復相關問題，9月6日x社區所在的仙林街道辦事處（歸屬Q區政府管轄）責令開發商和物業公司必須讓業主車輛正常停放，在征求小區業主意見的基礎上，拿出一個妥善解決問題的方案。小區于2010年9月24日召開“首屆業主大會”，并且設立10個流動票箱，每個票箱由2名小區居民和2名街道工作人員保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業主委員會，而后由新組建的業主委員會重新聘用了名城物業公司，取用“租售”并行的方式，“車位門”沖突漸漸平息。

2.案例分析

從上述案例出發，取用博弈論為分析工具從沖突與合作兩個層面來理解當前中國城市基層治理的基本邏輯：

首先，市場的邏輯。在基層社會場域中，理性的主體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數，追逐各自收益的最大化。假設車位出租，開發商有一定的收益，也方便了業主停車，雙方的收益各自為1，業主是以較低的價格實現停車，開發商也會獲得相應的報酬。如果開發商將車位出售，則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與此對應未買車位的業主相較過去則須付出很高的報酬，開發商與業主的各自收益為（9，-9），因為月租200元的車位還是較昂貴的，而此時若買車位則已從開盤時的8萬元漲到13萬元，業主難以接受，因而與開發商之間形成了如圖2所示的博弈關系：

個體理性的策略使得擁有地下車庫產權的開發商將車位“只售不租”視為最優策略，并且貼出告示：“從2010年9月1日起，不再對地下車庫有產權車位進行出租，如需固定車位位置的業主請聯系……”，物業公司系由開發商聘用，他們之間形成了“共謀”的關系，物業公司隨即通知：“不允許地面停車”，“不買車位，業主開車回不了家”，他們認為業主別無選擇，只能購買車位。

業主的理I生選擇是拒絕接受，并且打斷了物業公司封門的護欄，在小區內懸掛“無良開發商、強賣車位沒商量”，“反對強賣車庫，還我和諧家園”的條幅。因此在這里，開發商與業主（不合作，不合作）不僅是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也是各自的優勢戰略（dominant strategy），一旦鎖定（look in），雙方都陷入困境之中，這就蘊含了深刻的隱喻：單純依靠市場機制的治理是不完善的。

新公共管理（NPM）主張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政府，通過市場力量來進行變革。其基本假設為只要滿足社區個體的需求則為良好的治理，市場是萬能的，依靠“這只無形的手”，人們之間就可以相互合作，提供幫助。通過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可以使資源的配置得到最優，舍此別無他途，亦如亞當·斯密所言：“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但是個體自利的理性選擇，也可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甚至整體利益的最小化。這就需要外部力量的調節，霍布斯認為要保障大家生活得幸福，須“把大家所有的權力和力量托付給某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數的意見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在這種行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從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斷服從于他的判斷”，因為大多數人不但缺乏發現所有定律的能力，即使有也不見得能準確運用。

其次，國家的邏輯。x社區因“車位門”所引發的困境由行政權力的介入得以化解，在區政府、街道的支持下，社區業主第一次民主選舉產生的業主委員會，重新選聘物業公司，車位采取售租并用的雙軌制，沖突漸漸平息。由于行政體系的權威性、公共性，對社會資源的掌控與分配能力，使得城市基層政府仍具有較高的危機化解與服務能力。我們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對N市6個社區520戶居民發放關于“組織信任度”的結構化問卷，問卷題目為：“你認為下列哪些組織能代表與保護居民的利益？”統計如圖3所示：

當前隨著城市行政資源下沉，國家的邏輯體現為“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科層制結構，如圖4所示：

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一方面使得國家政令得以有效地貫徹執行，而另一方面科層制結構的等級化、封閉性、逆向負責制使得基層政府對社會事務的管理往往存在著遲緩、被動、前瞻性匱乏，自下而上的溝通渠道出現梗阻，問題由萌芽生成危機之后才會著手治理，正如參與集體行動的x社區業主所言：“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同時，這種命令——控制型的治理結構也使得不少決策難以反映公眾的真實訴求。例如，Q區政府房產局決定對F社區整治出新，施工隊進場對居民樓粉刷出新，可當工程進行到一半時，突然停工了，原來區政府拆遷辦通知房產局這里將拆遷，結果居民樓的外墻黑黃相間夾雜在一個立面上，再加上原先還夾雜著一些白色和紫色的涂料，社區居民說：“整幢樓看上去是一張不折不扣的大花臉，比以前還難看”。基層政府10多萬元的花費并未帶來群眾的滿意。

國家的邏輯體現了城市基層治理的一條主線，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中國）城市在這里——基本上——是行政管理的理性產物，城市的形式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國家邏輯的基本預設是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出正確而理性的決斷，通過政府的深度干預維護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務，但實際情況是在紛繁復雜的當下社會，指令的者無法做到全知全能。正如約翰·密爾所言：“政府一到不去發揮個人和團體的活動與力量卻以它自己的活動去代替他們的活動的時候；一到不是對他們進行指教、勸導并有時指摘而是叫他們在束縛之下工作，或是叫他們退立一旁而自己去代替他們工作的時候，害處就開始發生了。”

本文并不否認國家的邏輯與市場的邏輯在治理方面的優點，但是當這兩種邏輯在基層治理實踐變得絕對化后，往往會走向事物的反面。因此，需要一種辯證的思維方式來應對日益復雜的社會，國家與市場之間并非簡單地二元對立。正如“車位門”沖突的平息所揭示：國家通過有效的制度構建，可以為基層民主與社會自治的實現提供安全保障，破解治理的困境，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城市基層治理的善治邏輯與路徑：社會管理的創新

“車位門”事件平息后，x社區所在的仙林街道進行了基層社會管理的改革，將群眾自主參與社會管理與政府公共服務下沉相互集合，形塑多元治理的網格化平臺，具體做法是以社區為基本單位，樓棟為基本單元，街道23.17萬平方米具體分為6個一級網格，40個二級網格，1144個三級網格（駐街單位），覆蓋轄區8個廣場、11所高校、14個商業網點、1個經濟適用房小區、24個商品房小區、25條道路、908家五小行業、1341個樓棟，如圖5所示：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社會管理方法，結果是減輕了一個癥狀，又導致或引發了多個癥狀的出現，難以標本兼治。與此不同，仙林街道社會管理將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與自下而上的公眾需求有機結合，其基本模式為：網格連心、服務為先、多元聯動、協同發展的復合治理（如圖6所示）：

“網格連心”：以公眾為關注焦點，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社會管理網格化體系，使社會管理服務覆蓋到街道每一個區域、各類人群以及所有社會組織，同時在社會管理中減少中間環節，縮短管理過程，實施“貼心、安心、暖心、知心、凝心”等“五心計劃”，架起政府與群眾之間的“連心橋”。

“服務為先”：以群眾的需求為導向，通過街道干部制度化、常態化地下沉到底、深入群眾、前移關口，把握群眾意愿需求，及時發現社會管理中的矛盾和問題，強化風險應對、過程控制，不斷增強工作的前瞻性、主動性和有效性，把工作重心從治標轉向治本、從事后應急轉向源頭治理。

“多元聯動”：充分依靠群眾的力量，民主選舉產生居委會與業主委員會，自主管理社區公共事務，優化街道內部干部的崗位責任體系，打破機關干部與社區干部的條塊分割，建立街道、社區、網格、駐街單位、社會組織、社會成員之間的聯動機制，促進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

“協同發展”：把公眾利益放在首位，將經濟發展、城市管理、平安法治、民生保障、科教人才、精神文明等工作統籌兼顧、整體推進，促進社區的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

網格化管理打破了科層制，一方面發揮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引導作用，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在民眾投訴之前，從源頭上解決因決策不慎所造成的社會矛盾與沖突，另一方面重視多元主體的自主、自治與協議作用，構建互惠、合作與信任的社會資本，力圖實現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在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維持一種必要的張力，保持三者之間的中道，從而形成多中心的治理結構，實現互惠互利的合作，彌補政府失敗、市場失靈與社會局限。

仙林網格化管理實施一年多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評中由過去的20多位一躍成為前列，2011年全年月度綜合排名獲得10個月第1名，2個月第2名，街道綜合工作全年在全區月度排名10個月第1名，2個月第2名，先后與駐街高校聯合成立了5個科技園、引進項目24個，沒有發生一起安全責任事故，由于及時解決民眾問題，保障其合法權益，有效提供公共產品，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明顯改善，民調滿意度達到95%以上，并且實現了“零上訪”。那么，仙林網格化管理為什么能成功呢？下面從治理的結構、主體、機制與技術四個方面具體分析其運行特點。

治理結構：由金字塔形結構向扁平化結構轉變，街道干部下沉到具體網格，“辦公室”設在各自負責的網格中，實現“人到格中去、事在網中辦”。依據社會管理對象的特點成立網格服務中心、高校服務中心、物業服務中心和商業服務中心，集中解決獨立網格難以解決的問題，從而形成網格與中心相結合，提高了行政效率。

治理主體：由單一管理主體向多元管理主體轉變，政府、居委會、業主委員會、企業、學校、物業公司成為網格治理的節點，通過定期召開的網格聯席會議，改變了科層制政府壟斷性的制度安排，形成了政府、社會、企業協同參與，多元共治、相互制約的管理格局。

治理機制：由被動處置向主動預防轉變，由條塊分割向網格集成與綜合治理轉變，實施“全方位、無縫隙、精細化”管理，力圖將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

治理技術：植入了計算機領域的“云管理”模式，街道建立的中樞架構及高位協調處理、信息服務，形成松散耦合而統一的云處理共享模式，三級網絡相互支撐的儲存器單位元將社區管理、公共衛生、安全生產、民眾全部納入網格化平臺，及時采集、存儲、分析、反饋與決策，實現信息交換與共享。

由上述對仙林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分析可知，網格化治理是一個上下關切、左右協調、緊密相連的有機體。從知識譜系上溯源，網格化治理可以歸結到蘇格拉底。他認為：“當一個國家最最像一個人的時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國家。比如像我們中間某一個人的手指受傷了，整個身心作為一個人的有機體，在統一指揮下，對一部分所感受的痛苦，渾身都感覺到了，這就是我們說這個人在手指部分有痛苦了。”

四、結論與討論

早期的組織管理在公平與效率兩個層面都比較欠缺。在馬克斯·韋伯看來，需要依照理性原則建立起科層制組織，自上而下的科層制管理有助于整體性公共產品提供，政府有形之手對于實現社會公平亦有積極意義，但龐大而臃腫的官僚結構壓制了個人自由與活力，阻礙了效率的提升。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激發了個人的活力與創造力，有助于組織效率的優化，但政府的缺位無助于整體性公共產品的提供，市場機制難以實現社會公平。卡爾-波蘭尼認為，現代文明發展的歷程是自我調節的市場運動與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交織共生的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市場經濟只有在一個全面信任的氛圍下才能運轉”。

第7篇：基層社會治理情況范文

關鍵詞： 基層糾紛；多元解決機制；機制創新；法治進路

中圖分類號：D9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0829（2014）05-0032-04

針對當前基層糾紛現狀，如何更好地構建基層糾紛多元解決機制以及如何尋求在法治化路徑下進行糾紛解決，是改善基層治理機制、維護基層群眾權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保障，是回應社會轉型期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實現社會治理和體制創新的主要任務。課題研究的基本思路，即在對當前基層糾紛現狀進行介紹、說明的前提下，對當前基層糾紛多元解決機制的具體適用進行評述，提出通過優化現有糾紛解決機制、尋求以法治化手段為主綜合運用多種方式解決糾紛的路徑。

一、當前基層糾紛總體情況概述

（一）基層糾紛的基本內容

所謂糾紛是指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對抗、矛盾沖突存續的一種持續的狀態。當前發生在基層地區的糾紛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傳統型糾紛，如婚姻糾紛、繼承糾紛、撫養糾紛、贍養糾紛、宅基地糾紛；另一類是非傳統型糾紛，也叫新型糾紛，是指處于社會轉型期的基層地區基于經濟社會發展、政策調整等因素沖擊下產生的矛盾、沖突，如村民自治糾紛、村干部特定行為產生的糾紛、土地承包經營糾紛、土地征用征收糾紛、農房拆遷糾紛、環境污染糾紛、消費者侵權糾紛、農民工勞務報酬及用工損傷損害糾紛等。總體來說，糾紛主體日趨多元化，涉及群眾生存、發展權利的糾紛持續增加，糾紛涉及的領域逐漸擴展，糾紛造成的破壞力更加持久。

（二）基層糾紛的基本特征

目前發生在基層地區的糾紛呈現的基本特點主要是：傳統型糾紛的數量持續上升，利益糾纏與糾紛緣由更加復雜，由糾紛引起的矛盾、沖突程度高，如關于贍養父母的問題、夫妻離婚問題及遺產繼承問題等，一旦不能及時、妥當地處理，往往極易演化成惡性的刑事案件；非傳統型糾紛的類型明顯增多，利益訴求表達多元化，訴求渠道相對不夠暢通，權利表達與利益救濟機制相對缺失，糾紛烈度明顯增強，糾紛解決方式多樣化并趨向尋求法治化方式解決，對息事寧人的認識基于利益導向不同而趨向復雜化。

（三）對當前基層糾紛的理性判斷

基層糾紛產生后，矛盾得不到化解，訴求得不到回應，很容易產生不滿情緒，即使微小的糾紛也極有可能產生“蝴蝶效應”，最終引發惡性刑事案件或。雖然糾紛的產生有消極作用，但是也有其積極意義，必須客觀、全面地看待糾紛的發生：其一，在社會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糾紛的產生不可避免，糾紛的產生從根本上來說是經濟發展、社會轉型、利益結構調整等諸多因素作用的結果，一般糾紛是“高壓鍋”的安全閥，典型糾紛是制度發展變革的契機和動力。其二，糾紛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進行糾紛解決時，必須要對糾紛有著理性的認識，要掌握正確處理轉型期各種矛盾、糾紛的主動權，必須在社會治理進程中不斷分析糾紛產生的根源，從源頭上化解糾紛并采取預防措施防止此類糾紛的再次發生。其三，減少、解決和預防糾紛是政府的基本任務與職責所在，政府作為社會公共服務的主要提供主體，必須負起責任，在送法下鄉、提供糾紛解決多元機制和途徑等方面發揮優勢，[1]44-45注重作為社會公共產品的糾紛解決機制的提供和完善，增強制度建構與機制創新的積極性。

二、基層糾紛多元解決機制適用的實證分析

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已成共識，也是當前走出糾紛解決困境的基本出路。目前在基層中存在國家糾紛解決機制和非國家糾紛解決機制兩類。國家糾紛解決機制層面上可以劃分為兩大體系、四類機制。兩大體系是指司法體系與調解體系，四類機制在基層的具體表現即以司法所為中心的人民調解機制、以公安派出所為中心的治安糾紛解決機制、以人民法院和各類地方政府職能部門為中心的調解機制。此外，在基層中還存在各類具有協調性質的調解機制，如鄉鎮和縣區社會矛盾調處中心、綜合治理辦公室、縣區以上各類協調委員會和協調機構。對基層糾紛多元解決機制適用的評述主要是派出所、人民調解組織、和人民法庭這四類國家糾紛解決機制。

（一）以公安派出所為中心的治安糾紛解決機制

基層治安糾紛解決機制處理的糾紛類型多為治安糾紛及糾紛主體間存在不同程度暴力沖突的糾紛。基于基層群眾對公安機關作為執法機關這一認知的高度契合以及基層派出所設置的網絡化布局，快速反應的警務機制，糾紛化解的免費性、快速性、主動性和一定程度的強制性等特點滿足了基層群眾對糾紛解決的基本要求，基于這些因素的綜合考量，在未來相對較長一段時期內，不僅會有越來越多的糾紛流向公安機關，而且排查與解決民間糾紛也將成為基層警務工作的重點。對于以基層派出所為中心的治安糾紛解決機制，應當從快速化解社會沖突、保障人民群眾權益和維護基層和諧穩定的角度統籌謀劃。[2]34-39一方面，作為一種化解矛盾沖突的應急反應機制，治安糾紛解決機制對預防與減少因糾紛而轉化為違法犯罪事件的發生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這一糾紛解決機制還需要從加強隊伍建設、優化內部管理、完善績效考核、增加技能培訓等方面對現有機制進行完善。

（二）人民調解組織糾紛解決機制

近幾年來，各級黨委、政府將基層調解組織的機制建構和制度完善列入重要議事日程。一方面高度重視基層調解組織機構的規范化建設：以司法所為中心，形成了鄉鎮人民調解委員會、村委會人民調解委員會和村調解小組三級調解組織；以鄉鎮黨委為中心成立綜合治理辦公室或社會矛盾調處中心，進行行政調解；此外，還設立大量行業調解組織、特殊部門調解組織等。另一方面，在調解組織運行機制上予以完善，不僅建立了具有一定職能分工的辦公場所，經費投入有所增加，調解隊伍不斷壯大，調解人員業務水平得到進一步提升，而且建立了調解檔案制度，制作了格式化的調解書，規范了調解的工作流程。

然而，由于調解組織在糾紛解決過程中的確定性不強、權威性不夠、調解組織專業性不強等因素，也致使其在化解新型糾紛方面能力較弱。同時，適用人民調解處理糾紛的案件數量逐年下降，調解的運行規則被國家機制層面的司法“侵入”，基層群眾自愿選擇適用人民調解化解糾紛的意識也比較弱化。但是也應該意識到，以和為貴、重視和解是我們一直以來的文化傳統，作為東方經驗的調解制度的存在仍具有現實需要。基于糾紛主體的多元化及尊重主體選擇的多元化，人民調解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最為及時，修復社會關系的成本最為低廉，在防范社會沖突、維護基層社會穩定中具有天然優勢，是其他糾紛解決機制在很長時期內都無法完全替代的。保障人民調解組織充分發揮其功能應該從重塑調解理念、強化調解功能、創新調解組織機制、量化評價指標、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和加大扶持投入力度等方面進行。

（三）訴諸的糾紛解決機制

當前，通過解決的糾紛以政策性糾紛為主，主要包括歷史遺留問題、法律問題和特殊問題的案件等。基于歷史傳統和現實需要，作為利益訴求渠道和具體的權利救濟機制，與其他解紛機制相比較，可以綜合調配使用多種行政資源，促使案件得到快速解決。

不過，通過解決糾紛問題也存在不足。例如中各部門之間的“踢皮球”現象，上訪群眾“討價還價”的纏訪、反復上訪、越級上訪現象等屢禁不止，不僅糾紛得不到較好解決，而且導致基層群眾滿意度較低。除此之外，通過，上級政府部門把案件特案特辦，在某些情況下，不僅容易增加糾紛解決的成本，而且易導致與基層組織、上級組織、社會和諧穩定之間形成緊張關系。以政府為中心，以為手段，通過行政權力和資源集中來化解糾紛的方式，對日益增多的基層糾紛往往應接不暇甚至無力應接。[3]25-27

在目前社會轉型期，盡管制度仍然存在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制度作為人民群眾進行權利表達與利益訴求的渠道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當前，在國家層面，已經對機制在制度與運行機制上進行了大量的創新，如完善約談制度，取消排名通報制度，實行網上受理制度，中央與地方建立點對點的通報機制，創新涉法涉訴上訪和越級上訪處理機制等。基層政府也在積極通過暢通常規性、法治化案件解決渠道，探索設立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等措施實現其制度創新和機制創新。

（四）以人民法院為中心的司法糾紛解決機制

基于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傳統糾紛解決機制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不斷弱化。而與此同時，由于基層群眾追求糾紛解決結果一致性的現實需要以及法律消除糾紛解決差異具有優越性等特征，加之轉型期社會的高風險性需要發揮司法在風險控制、糾紛化解、秩序重建等方面的作用，近幾年來，國家對人民法院進行了重建，讓人民法院成為基層社會中重要的糾紛解決機制。基層地區獲取司法服務的便捷性增強，法律的上傳下達使法律的實踐性、法律定紛止爭的功能得到了更好的展現。從現在來看，基層地區的人民法院越來越成為基層社會中通過調解解決糾紛的重要部門。

當然，人民法院解決糾紛也存在一些現實問題：一是人民法院按照行政區劃設立還是按照人口數量兼顧行政區劃設立的標準問題；二是基層糾紛尋求司法解決的案件數量逐年上升，面對不斷增多的案件、愈加復雜的案情，如何提高法官審判水平、保證審判質量的問題；三是人民法院在糾紛解決過程過度強調調解可能導致與人民調解組織功能上的重合問題；最后，如何解決基層地區人民法院存在的場所建設滯后、專業司法人員缺少、經費保障不到位等現實問題。

三、基層糾紛法治化解決進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析

（一）法治化解決糾紛是必然要求

首先，法治化解決是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在遵循依法治理與加強法治保障前提下積極穩妥地化解矛盾與糾紛，這就意味著法治建設的核心是要建立良好的法律運行機制和促進法律秩序的生長。[4]3法治化是解決基層糾紛的最佳方案，強調法治化解決并不排斥依法治理前提下尋求其他解決方式。其次，法治化解決是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運用的具體體現，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在處理社會糾紛時，基本內容就是由政法思維轉換為法治思維，由激烈程度較高、破壞力較強的革命方式轉變為相對溫和的、社會易于接受的法治方式。再者，依法解決糾紛才能徹底化解矛盾沖突。依法解決糾紛具有較大的明確性和強制性，它通過提供常規化手段和制度化路徑，以規則為導向，遵循法律原則和法治精神，通過法定程序化解矛盾沖突。法治化解決的根本即在于修復秩序或者重建秩序。

（二）法治化解決糾紛的基本內容

首先，基層糾紛的解決必須以維護基層群眾的權利為根本出發點與立足點，借助多種糾紛解決機制，有效運用法律解決復雜的社會糾紛矛盾，實現糾紛解決法律功能與社會功能的協調統一，能夠最大程度地維護基層地區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其次，依法防止糾紛發生是首要環節。必須具備足夠的預防意識，通過搭建權利表達平臺、基層綜合管理服務平臺暢通權利表達渠道，優化社會管理。再者，充分重視基層組織、家族因素、親友配合等要素在糾紛解決中的積極作用，善于借助社會力量與運用調解手段等多種方式化解矛盾糾紛。最后，法制化解決糾紛要將抓工作重點與解決現實問題相結合。一方面要以依法治理、及時公正、切實維護基層群眾合法權益為基本原則，另一方面要將公正解決民事爭議、打擊坑農違法犯罪、清除黑惡勢力等工作作為重點，實現依法維權與維護穩定的協調統一。

（三）法治化背景下糾紛解決機制的定位

基層糾紛多元解決機制建構的根本宗旨，是建立多樣化發展的具有不同功能又相互配合的糾紛解決體系，既強調中立、公正地解決糾紛，又要求不同機構之間呈現高度的協同性與聯動性，形成一個良性互動、功能互補、程序銜接、彼此支持的體系結構，相互配合、有效化解矛盾沖突。尋求法治化解決糾紛過程中，必須注重糾紛解決機制是系統、公正和科學的，糾紛解決體系要以能夠形成良性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與穩定為出發點與落腳點。人民調解組織必須堅持運作機制上的非國家性、糾紛解決過程與形式中的非司法性；司法機關必須堅持運作機制上的國家性、糾紛化解過程中法律的權威性；治安調解應該堅持嚴格法治主義，即“嚴格的依法而為”特征。[5]153-155

（四）政府主導優化基層治理

當前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在公權力引導之下建構的。其中，黨委、政府在基層社會糾紛治理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如何構建長效的糾紛解決機制，實現基層治理的優化是一項重要工作。一是完善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統攬全局，協調各方，鼓勵和支持社會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二是注重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此外，要加強基層地區糾紛排查調處網絡規范化建設和矛盾糾紛信息網絡系統工程建設，把大量矛盾化解在尚未激化、釀成沖突和激烈對抗之前。三是加強自身治理。通過積極轉變職能加快法治型政府建設，嚴格依法行政，預防和減少糾紛的發生。糾紛解決機制不僅是社會治理的有效方式，還是向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要通過服務型政府建設以及推進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不斷加強糾紛解決機制的“產品”供給。

參考文獻：

[1]李浩.論農村糾紛的多元解決機制[J].清華法學，2007（3）.

[2]左衛民.中國基層糾紛解決研究――以S縣為個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張林海.轉型期非制度化的突出問題及矯正路徑探析[J].理論導刊，2010（6）.

第8篇：基層社會治理情況范文

關鍵詞：數字化學習；整合資源；強化隊伍；輸送營養

隨著城鄉一體化的快速推進和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玉山鎮充分利用遠程教育這一平臺，開展基層社區居民素質提升工程。鎮遠程教育從內容到形式進行了全方位鏈接，并及時注入新鮮“血液”，全面提升各基層站點操作員素質，同時建立健全了“讓干部經常受教育，使居民長期得實惠”的長效機制，遠程教育這一基層助力器有效地推動了玉山鎮學習型社區的建設，同時也有效地推動了黨委、政府提出的“和諧玉山”建設。

一、整合資源，“建”平臺

1.設備投入著重“早”

玉山鎮按照“建、管、學、用”建設遠程教育平臺的要求，2006年1月，全鎮26個社區（村）遠程教育基層站點全部投入使用，建成覆蓋全鎮社區（村）的干部現代遠程教育網絡。通過鏈接省、市級教學服務平臺，借助有線電視網和互聯網進行教學資源和教育信息的傳輸，蘇州市首批鎮網上黨校和社區教育網站投入使用，供社區（村）基層接收站點的社區干部和群眾選擇學習。在基層建立能實現“點播、互動、現場直播式”功能的用戶終端接收點，村級建點率達到100%。

2.教學資源著重“廣”

玉山鎮依托有線電視網“村村通”以及社區教育中心、農村黨員服務中心、黨員活動室或其他現有的電教播放點，合理利用原有電教設備建成現代化遠程教育接收站點。工作人員通過入戶走訪，深入了解基層群眾的需求，從黨的政治理論解讀、政策法規、實用專業技術等專題，及時搜索、篩選、下載，有目的地儲備教育資源，精心創作課程，以便于基層查找。自遠程教育教學服務平臺開通起，建立終端接收站點的社區（村）全面開展教學活動，各人根據各自實際情況和從業特點自主安排學習。基層站點每月至少開展兩次遠程教育學習活動，即“黨員干部教學活動日”及“群眾學習開放日”，在玉山鎮學習型社區建設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3.課件儲備著重“精”

玉山鎮在創建成為全國社區教育示范鄉鎮的基礎上，圍繞“和諧玉山”建設，實施“333”工程，即充分利用“全國農村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網”、“江蘇先鋒網”、“昆山市民學習在線”三個政府確定的網站，鎮社區教育中心專人有目的地下載課件并指導終端站點開展示范教學；重點建設玉山鎮社區教育網站、玉山鎮網上黨校、玉山鎮遠程教育網站，三個網站各配備一名專業管理人員，精選適合本地特色的教學資源；教學資源注重“三性”，集思想性、知識性、實用性于一體，讓基層了解最新的政策法規，瀏覽最新的時事報道，最適合的實用信息及市場銷售信息等。信息技術的進村入戶，滿足了社區群眾生產生活中的需求，豐富了他們的業余生活，提高了他們的思想認識，培養了一批掌握現代科技知識、技能的具有創業致富本領的新型社區群眾。

二、強化隊伍，“管”平臺

遠程教育作為信息時代基層學習的主要載體和工具，其作用日趨顯現，教育的實施作用如何，隊伍建設是核心。那么如何提升站點管理員、教學輔導員、技術服務員“三位一體”骨干隊伍的素質，充分發揮遠程教育網絡平臺的優勢，玉山鎮在組建隊伍，機制建設等方面進行了探索。

1.創新錄用機制，注入站點管理員隊伍新鮮血液

完善規章制度，用科學有效的制度保障工作機制的正常運行。遠程教育是一種先進的信息化手段，勢必要求站點管理員具備一定的電腦基礎知識、因此我們對各站點的管理員進行嚴格選拔，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工作，實施“人才反哺”工程，擇優選取大學生，將工作踏實、樂于奉獻、對新事物接受能力強的年輕技術人員吸納進來，作為各站點的技術骨干重點培養。

2.強化學用實效，突出教學輔導員服務作用

熟練掌握現代遠程教育的相關知識和終端接收站點設備的基本操作，了解終端系統的基本性能。根據現代遠程教育節目播出安排和本地實際，合理確定教學輔導時間；按照教學要求，及時輔導，并進行必要的現場操作演示和答疑。及時了解市民在學習實踐中的疑難問題，提高他們的應用能力。注意收集市民的意見或建議，并及時進行整理和匯報。強化服務意識，及時解答市民提出的問題。

3.創新培訓機制，提升技術服務員隊伍素質

為提高人員素質，玉山鎮形成定期組織技術服務員集中培訓機制。要求技術服務員培訓熟練掌握學習終端接收站點設備的連接、衛星數據的接收、專用頻道接收軟件的使用、計算機軟硬件等知識。定期組織技術服務員進行設備運行、日常維護、軟件更新、故障排除等方面對技術的培訓。每年社區中心組織培訓不少于4次。培訓班采取集中授課、實際操作、交流問答等多種形式。及時傳達中央關于現代遠程教育相關精神的文件、上級領導的工作部署，并邀請專業人員講解節目播放、信息上傳、設備保養維護等知識，重點向技術服務員傳授與遠程教育相關設備的安裝和調試、遠程教育程序軟件的操作和使用等理論知識，同時安排技術服務員上機操作練習，教師進行專門輔導，及時讓操作員掌握新知識新技能，真正做到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全方位，多維度、多層次反復探索實踐。培訓結束后，讓技術服務員進行交流總結，對培訓中出現的問題及一些重點難點匯總分析，進行培訓效果的抽查，并對操作不合格的技術服務員進行了再培訓。截至目前，95%以上的技術服務員都能夠熟練掌握相關操作。

4.創新激勵保障機制，激發“三位一體”隊伍創新活力

堅持以人為本，鼓勵干部到基層建功立業。對優秀的大學生村官實行“三個優先”的激勵政策，即招錄鄉鎮公務員時優先考慮，招聘事編人員時優先照顧，選任副鄉鎮級領導干部時優先關注。分年度表彰一批優秀的站點管理員，帶動其工作的積極性，部分特別優秀的管理員，還可以破格提高政治待遇，延長基層干部的“政治生命”，穩定基層干部隊伍，形成“留得住人、拴得住心、干得好事”的良好格局。

5.創新考核機制，提高“三位一體”隊伍主動性

加強制度建設，強化工作獎懲，將遠程教育工作列入年底考核體系中。遠程教育2008年開始納入社區（村）年終百分考核（占3分），與年終社區（村）分配掛鉤。根據考核結果分為好、中、差三種類型，對表現特別突出的管理人員，再給予適當的獎勵；對工作不到位的站點，給予批評教育，凡是工作懈怠、責任心不強，不適應工作的操作員，堅決調整。對于不規范的站點，進行整改，從而推進遠程教育的責任感、緊迫感，激勵站點操作員對遠程教育工作開展的主動性，努力培養一批創新型的“三位一體”隊伍。玉山鎮姜巷村今年力爭創建江蘇省示范遠程教育站點。

三、輸送營養，“用”平臺

1.輸送“生命”必需營養，構筑思想教育陣地

利用遠程教育教學資源的共享性，中央和省級下達的文件精神、提供的教學內容能夠直接傳達到基層，成為社區群眾學習領會黨的政策的直通車，為基層組織創先爭優提供“生命”的必需營養。發揮遠程教育“柔順劑”作用，盡善盡美地發揮遠程教育的傳播功能擴大教育的覆蓋面。有效地提高基層社區干部的政治理論素養，進一步增強其服務于民的意識和本領，引導幫助基層組織明確工作目標，改進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水平，夯實黨在基層社區（村）的人才基礎，鞏固黨在基層社區（村）的執政之基。豐富的教學內容，通過通俗的語言、深入淺出的理論，結合生動的案例，突破了傳統的做報告、念文件等呆板的方式，更具有親和力、說服力和感染力，有助于基層群眾及時了解和領會上級最新的政策方針，提升思想覺悟。遠程教育這一直通車，輸送了基層群眾“生命”的必需營養，構筑了基層思想教育陣地。

2.架設致富橋梁，激發內在動力

發揮遠程教育“金鑰匙”的作用，用先進文化武裝社區（村）干部，以此提高社區（村）干部的業務水平，更好地發揮致富奔小康的帶頭作用。社區（村）群眾享受到信息化發展的成果，視野開闊了，觀念更新了，知識水平提高了，有助于充分發揮其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主體作用。

第9篇：基層社會治理情況范文

一、創新“一套體制”

在頂層設計和基層改革上，對區、鎮街社會治理工作架構進行系統研究、整體部署，初步搭建起區社會治理中心統籌調度、部門鎮街分級負責、管區網格基礎支撐的體制架構。

建立健全組織領導體制，突出區委在治理結構中的領導地位，強化政府在治理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成立了以區委書記任組長的區社會治理工作領導小組，區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以及一名副區長分管社會治理工作。設立區社會治理中心，統籌指導考核全區社會治理工作。

配套開展鎮街體制改革，調整了鎮街內部機構設置，專門設立社會治理辦公室；剝離城市街道招商引資等經濟發展職能，交由所在經濟功能區負責，從體制上推動鎮街工作重心向抓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轉變。

深入推進網格體系建設，將每個鎮街劃分為5-7個管區，每個管區又因地制宜劃分若干類型網格，全區共劃分為161個管區、1333個網格，形成了“鎮街一張網、管區一大格、社區幾小格”覆蓋全區的網格化、扁平化管理體系。

二、構建“三大體系”

把維護社會安全穩定和諧、解決民生訴求、推動社會服務作為工作重點，全面整合全區各級各部門行政服務資源，統籌推進三大運行體系，全方位、全天候、全過程開展治理服務。

網格管理服務工作體系。依托網格化組織管理架構，把全區各級各部門工作全面納入網格化管理體系。對鎮街網格化工作，突出黨建引領社會治理，以網格化體系服務黨建“三基工程”建設，將支部建在網格上，基層組織得到強化、鎮街基礎得到夯實、治理能力進一步提升。對部門網格化工作，尤其是城市管理、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穩定、糾紛調解、民生服務等六大領域部門，以社會治理網格化為基礎，建立起相應的監管服務機制，將部門執法力量和服務資源全部落實到網格中，確保安全隱患在網格中發現并化解，讓服務不出管區、社區，實現了“網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網中”的全天候、無縫隙管理服務。

公眾投訴受理處置指揮體系。成立區公眾投訴受理處置指揮中心，將政府各部門涉及公眾投訴的相關職能，如民生在線、政務熱線、行風在線、數字化城管等，進行重新資源整合，并設立“一號通67712345”服務熱線，24小時受理處置群眾咨詢、投訴、建議。以指揮中心為核心中樞，指揮調度全區各職能部門協調處置群眾投訴各類問題，并對部門辦理情況進行全過程監督，建立起完備的非應急聯動處置體系，保障群眾訴求得到妥善解決。

社會化公共服務工作體系。以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推進全區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突出推動社會化服務中心建設，通過建立社會化公共服務信息平臺，將全區涉及家政、中介、咨詢和消費服務等社會組織、公益機構和企業信息資源進行整合，依托公眾投訴“一號通67712345”服務熱線，無償為全社會提供全方位的需求信息服務。這一舉措，不僅幫助市民解決了各種生活難題，還通過群眾需求信息的整合共享，培育了一批群眾滿意、政府放心的服務性企業和社會組織，帶動了新區服務產業的蓬勃發展。

三、實施“六化治理”

將社會治理現代化、精細化、法治化理念和手段引入基層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實現了社會治理各要素精確、高效、協同、持續運行。

網格化巡查。構建起覆蓋新區全域的人工巡查“地網”和智能巡查“天網”，全區近5000名網格員，手持智能終端24小時不間斷巡查，全面開展網格內基本信息搜集，矛盾糾紛、安全隱患排查，問題處置核實和群眾服務等工作；整合全區視頻監控資源，對隱患風險易發區域進行可視化、智能化監管。利用網格化巡查這一有效措施，全力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建設，在新區“藍色海灣整治”“城市環境品質提升”“大項目服務保障”等多項重點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信息化支撐。順應互聯網、大數據帶來的社會變革，建立起“互聯網+社會治理”工作模式。按照智慧城市大數據中心服務架構，建設區、鎮街和部門、管區三級社會治理信息支撐平臺。全面整合公共事業、民生服務、勞動保障、醫療教育、環境資源等多部門、多領域數據資源，建立起500多萬條信息的區社會治理“大數據”中心，打破了政府各部門、社會和市場多主體之間的信息壁壘，實現了與部門業務平臺的互聯互通和稻葑試吹幕ネü蠶懟Mü對這些數據信息資源的綜合分析，實現了對應急、非應急事件統籌調度，做到事故早發現、早防范、早處理；同時，也催生了“大數據”相關產業的集聚。

多元化參與。加強政策引導和資金支持，推動政府各部門、群團組織等治理主體，尤其是引導駐區高校、社會組織、企業單位等積極參與社會治理。制定出臺了《關于加強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引導社區群眾參與社區自治，提升了社區治理能力和水平。出臺《關于推進社會組織改革與發展的意見》《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獎勵辦法》，設立了300萬社會組織發展基金和50萬元的專項獎勵基金，建設社會組織孵化園、創意園、公益園，大力培育、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全區共有1500余家社會組織、10萬名志愿者活躍在基層社會治理平臺上。

社會化服務。堅持寓服務于治理之中，變“管控為主”為“服務為主”，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完善城鄉一體化社區服務體系，推動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生活救助、文化娛樂、社會治安等政府公共服務事項逐步向社區覆蓋，為居民提供“一站式”“零距離”服務，社區干部、網格信息員成為民生服務員、流動的“服務站”。新區被確定為全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

精細化管理。制定出臺《關于率先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的實施意見》，提出“三個精細化”：即責任精細化、處置精細化、監督精細化，通過壓實各級各部門網格工作責任，建立完善社會治理事項處置工作機制，強化對鎮街部門社會治理工作的考核、監督、問責等一系列制度措施，確保社會治理各項工作規范高效運轉。

法治化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深化部門和行業依法治理工作，在綜合行政執法、矛盾糾紛調解、安全生產等重點領域大力推進法治化改革。推進跨領域、跨部門綜合執法，組建區綜合行政執法局，統一行使城市管理、國土資源、文化市場、海洋漁業、交通運輸、旅游等六大I域42類1402項行政執法權，解決了部門多頭執法、推諉扯皮問題。推進矛盾糾紛多元化解體系建設，在社會治理管區推行“1+X”法律服務模式，即設立1個綜合調解室，整合律師、調解員、志愿者等多種力量，推動法治宣傳、綜合調解、法律援助、社區矯正、法律服務“五進”網格，免費為群眾提供法律服務。推進企業安全生產法治體系建設，創新組建安全生產監管執法局，建立安全生產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區法院、檢察院分別設立安全生產審判庭、檢察室，專門受理、查辦和審判安全生產案件，安全生產監管責任得到依法落實。推進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改革，成立全國首家食品藥品案件巡回法庭，構建食品藥品安全行政監管、刑事執法、司法審判三位一體的食藥監管新模式，為強力打擊食品藥品違法犯罪行為提供了新機制和新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