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分析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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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經濟增長分析范文

眾所周知，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三駕馬車”，而消費又是保持經濟增長最穩定、最有效的手段。2009年經濟增長主要得益于投資的高增長，2009年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91321億元，同比增長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7.2個百分點。高投資增長主要依賴于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經濟增長能否持續問題，最終轉化為信貸及財政能否持續。由于依賴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在出口尚未完全復蘇的情況下，擴大消費仍將是2010年經濟發展的主線。只有擴大消費，即發揮居民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才能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為破解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的難題，2009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決定將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就是說，如何促進消費，將是2010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

一、我國居民消費現狀及其制約因素

從1989年至2008年，二十年間我國消費率已從50.9%持續下降到35%。目前，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僅有35%，遠低于國際50-70%的一般水平，消費與投資兩者結構失衡，消費不足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突出矛盾。一方面以居民收入為基礎的消費需求基礎薄弱，另一方面政府和企業則占據了大部分社會財富分配，后兩者的投資成為社會需求的主導，由此又進一步制約了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的提高，由此形成了一個惡性的循環。制約著我國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因素概況起來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國名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是制約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根本原因。近年來，盡管我國居民收入總體上不斷提高，但在收入分配結構中，政府和企業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高，而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2006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9.8%，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5.6%，而同期國家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的增速均明顯高于城鄉居民收入增速。導致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巨額的外匯儲備與居民消費不足之間的矛盾，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巨額的貿易順差變成了龐大的2.3萬億外匯儲備，這部分外匯儲備停留在國外銀行賬戶上或變成美國等國的國債，不僅沒有實際轉變成可供居民消費的即期產品，而且面臨很大的貶值風險。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城鎮最高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收入比從2001年5.37倍擴大到2006年的9倍，而有關研究表明，實際差距甚至達到了30倍；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由于高收入群體消費并不能成為社會的主要消費力量，而對大多數中低收入消費者經濟實用的基本生活用品才是消費的主流。于是高、低收入戶的消費現狀使消費市場出現了斷層，高收入者購買能力強但消費傾向低，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高但缺乏購買力，收入差距過大抑制了中低消費群體消費潛力的發揮。

第二，居民收入中用于預防性儲蓄的比例不斷增加是制約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首先，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尤其是在養老、醫療、教育等都已經進行了市場化改革的情況下，居民在養老、醫療、教育等重大家庭支出方面有承受了很大壓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費需求。農村地區這一情況尤為突出，盡管農村消費市場人口占比高，農村居民消費孕育著巨大潛力和商機，但想提高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卻艱難。在醫療、養老和教育等社會保障體系都不健全的情況下，很難刺激和提高農民消費。其次，住房儲蓄也是影響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前住房消費是居民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越來越高的房價已成為制約居民消費啟動的最大阻力。為了將來能購買住房，居民加大了收入中的預防性儲蓄比例。高房價同時產生了擠出效應，影響到了居民即期其他消費行為。對無房的城鎮居民來說，房價上漲將抑制他們在其他方面的消費，導致居民為買房積攢一輩子積蓄而又不能消費其他產品。最后，就業壓力的增加，未來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使防御性儲蓄增加抑制了居民消費。居民消費不僅取決于即期收入，還取決于他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變化。因此，未來收入的預期會影響居民消費。從這個角度看，即便是提高了居民的即期收入，也未必會明顯提升消費水平。特別是當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居民很難確定對未來收入的預期，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的預防性儲蓄提高。

二、如何刺激我國居民消費拉動內需

如果說經濟是承載著國家前進命運的列車，那么消費將是這輛列車的新引擎；只有當消費活躍有勁的時候，經濟這輛列車才能加足馬力向前發展。2009年國家已針對汽車、房產、家電等消費領域陸續出臺了多項“擴內需、保增長”的優惠政策，有效推動了居民消費。統計顯示，在擴大消費“一攬子”政策作用下，中國的內需消費市場率先擺脫危機困擾，從2009年2月份達到階段性低點之后，二季度持續走穩，三季度逐月加快。10月份，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11718億元，同比增長16.2%，創下年內新高。在扣除價格因素后，社會消費的實際增速也已接近金融危機之前的高點。

只有切實提振消費、擴大內需，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才有堅實的基礎。除了延續已有的刺激消費的政策外，從長遠來看，歸根到底是需要解決“無錢可花”和“有錢不花”兩個問題，具體來說需要采取以下幾方面措施：

第一，改變不合理的國名收入分配結構，切實增加居民收入，解決居民“無錢可花”的難題，以進一步擴大內需。收入分配問題，實質是公平與效率問題。對于經濟和社會發展而言，收入分配的調整是核心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頗具有實施難度的問題，但就目前中國經濟發展而言，這一問題已經到了必須破題的時刻。

首先，著力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面臨的問題表現為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這是我國消費率持續降低、投資率持續升高的癥結所在。必須不損害市場效率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使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低于經濟增長，使勞動報酬增長不低于、甚至應略高于經濟增長和企業收入增長。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既要充實完善強農惠農政策體系，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不斷提高農民和城鎮低收入者的收入；又要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完善企業管理層薪酬制度，規范壟斷行業收入，加強對高收入的稅收調節，促進收入分配結構合理化。

其次，著力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近年來，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的絕對量有很大上升，財產性收入總量從1993年的211.84億元增長為2007年的3002.34億元，增長近14.17倍，成為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的亮點。但是，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卻很低，僅占1%左右，相比發達國家約20%的水平，潛力巨大。可以通過大力發展資本市場，讓居民共同分享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實現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以美國為例，其國內消費市場（內需占GDP比重達80%以上），對應的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結構中超過65%的股票及基金的比重；我國擴大內需，同樣也需要大力提高家庭金融資產中股票及基金所占比重（目前僅為20%左右），實現居民收入的財產性增長。

再次，著力改革目前的個稅制度，切實提高居民收入。經濟學家建議降低個稅稅率、提高起征點是有效增加居民收入的是一劑良方。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指出，我國現有的個稅60%來自工薪階層，真正的富人逃稅問題很普遍，沒有起到糾正貧富差距的作用。俄羅斯以前也與我國一樣，個稅實行超額累進稅率，也存在富人逃稅問題。它的稅率原來分為12%、20%和30%，改革后，統統降為12%，同時提高了起征點。結果改革當年稅收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25%，第二年又增加了21%。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主任、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認為，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起征點，把目前的稅率從5%-45%降到0-15%。不僅會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而且調動居民的繳稅積極性，可以大大減少偷稅漏稅行為。

最后，著力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縮小居民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從消費傾向分析，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高于城鎮居民，且無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總體高于高收入組。由此可見，可以考慮針對農村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和城鎮低收入戶的消費鼓勵措施，如增加補貼提高收入、擴大消費信貸等，將對消費產生直接拉動作用，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是促進消費增長的有效途徑。

第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解決居民“有錢不花”的后顧之憂，降低居民收入的預防性儲蓄比例。只有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全面提高居民養老、醫療和教育等方面的保障水平，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以減少居民的后顧之憂，才能有效帶動和提升居民的消費需求；只有建立統一、完備、惠及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居民消費才會跳躍式增長，才能持久的拉動內需，從而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

首先，完善居民在養老、醫療和教育等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居民消費的重點在于啟動居民的消費信心，保證居民具有較好的消費預期；而居民消費傾向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程度。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刺激居民消費的一個堅實后盾，更是社會安定的“穩定器”，經濟運行的“減震器”和實現社會公平的“調節器”。對城鎮居民而言，在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新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完善的情況下，社會保障功能的弱化導致居民未來預期支出驟然增加，居民儲蓄用來消費的資金已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從消費性資金轉入了保障性資金。這種保障性、預防性儲蓄動機成為居民儲蓄的頭號動機，抑制了居民的消費。相對而言，農村地區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更為欠缺，更加不完善，這也是限制其消費能力的重要原因。當前，應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在居民醫療與養老就業等方面出臺相關配套政策，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加快相關社會保障的法制建設，建立起一套包括社會保障法、社會保險法、社會救濟法、社會福利法、社會互助法和優撫安置法等在內的完整的法律體系，健全社會保障的司法制度建設。

其次，增加就業崗位，實施積極的就業保障政策。就業關系到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是民生之本。當人們每天為自己的工作崗位而擔憂，往往會讓居民對消費望而卻步，增加收入中預防性儲蓄。政府只有制定實施有利于擴大就業的經濟政策，例如把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促進農民工就業、支持自主創業、自謀職業、幫助城鎮就業困難人員就業、零就業家庭和災區勞動力就業放在突出位置，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就業崗位，才能從源頭解決問題，千方百計擴大就業是保持城鄉居民良好收入預期，提升消費者信心的關鍵。各級政府應把擴大就業和再就業作為當前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從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尤其是要拓寬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門路。不斷調整經濟政策結構和方向，要更多地帶動就業增長，從而為擴大居民消費提供更多的支持。

第2篇：經濟增長分析范文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經濟增長；勞動力投入；資本投入；技術進步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255（2017）01-0010-04

在2015年11月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的概念，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我國在“十三五規劃”中再次強調要實現結構調整突破，需要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發力。可以預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在我國當前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處于一個突出位置上，將對我國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大力推進供給側改革不僅能夠增加資源要素的有效供給，而且能促進技術進步、優化結構等。[1]因此，實施供給側改革將會釋放經濟增長潛力，促進經濟發展。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安徽的經濟發展狀況，然后分別對勞動力投入、資本投入、技術進步與安徽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定量分析，得出安徽大力推進供給側改革將有效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

一、安徽經濟發展狀況

（一）增速放緩

安徽的GDP在過去十年里一直保持兩位數增長，2010年安徽省GDP增幅高達14.6%，而2015年全省GDP增長8.7%，經濟增速創下了多年來的新低，但增速放緩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要求，表明安徽的經濟發展進入了換擋期，應該將經濟發展

的中心從數量轉移到質量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二）結構優化

一是產業結構方面，2015年三產比例是11.2∶51.5∶37.3，可以看出，工業仍然是安徽三次產業的重中之重，但與東部沿海發達省份相比，安徽的工業經濟發展還不夠充分，工業化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二是需求結構方面，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隨著信息消費、健康養老、文化娛樂、體育健身等消費熱點的持續升溫，安徽經濟有著巨大的增長空間。三是城鄉區域結構方面，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安徽省城鎮化發展目標是：2015年城鎮化水平已達到51%，2020年將達到58%，2030年將超過70%。安徽省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因此通過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和潛力很大。四是收入分配結構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201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39元，增長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2%。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916元，增長1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3%。與之相對應的是，全年居民消M價格同比僅上漲1.6%。

（三）活力增強

隨著簡政放權、國企改革、財政金融、現代市場體系等重點領域改革的扎實推進，安徽省積極落實國務院取消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省級行政審批項目精簡30%；

省級政府權力清單出臺，精簡約60%；安徽省地方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出臺，省級核準事項同口徑減少1/3。

二、安徽經濟增長的動因

（一）勞動力投入與經濟增長

1.測算方法

勞動力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常用就業彈性系數這一指標來衡量。就業彈性系數是就業人數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即GDP增長1個百分點帶來就業增長的百分點。就業彈性系數系數越大，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就越強，能夠帶動就業的人數就越多，反之則越弱。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E是就業彈性系數，L是就業人數，Y是國內生產總值GDP。這種測算方法雖然簡單方便，但是如果進行三次產業間就業彈性的比較，由于三次產業就業彈性波動較大，這種方法就不恰當，此時通常用對數線性模型對E進行測算，方程為：

其中，β為就業彈性系數，L和Y分別為就業人數和GDP。

2.實證分析

是安徽1978-2015年就業彈性趨勢圖，可以看出就業彈性呈現三個階段的特征：（1）從改革開放初期到80年代末期，就業彈性系數大多在0.2左右，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2）到了90年代初期，就業彈性顯著提高，尤其是在1991年達到最高；（3）進入新世紀以來的這十幾年，就業彈性均在0.1左右，而在此期間安徽的經濟增長率大多在10%左右，這表明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越來越低。

接下來用對數模型測算安徽三次產業的就業彈性，本文選取2004-2015年的數據進行計算。由于數據不平穩性會造成虛假回歸，因此本文先對數據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2]經檢驗，數據取對數后的序列不平穩，經過差分后得到平穩序列，再用OLS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下：

可以看出，安徽第一產業2000-2015年就業彈性為-0.237，這說明經濟增長帶來的是就業減少，第一產業不具備吸納就業的能力；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為0.329，即第二產業經濟增長1%，就業人數增加0.329%；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為0.348，是三次產業中數值最大的，說明第三產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最強。

（二）資本投入與經濟增長

當前，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資本形成的速度也日益加快，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顯著。從供給側來看，資本投入有利于擴大再生產，從而增加社會產品的供給。本文采用固定資產投資來近似表示資本投入量。

其中，T為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z為資本投入增量，GDP為報告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量，GDP0為基期國內生產總值。我們選取安徽2000-2015年的數據代入計算，結果如圖3所示。

顯著下降，至2011年下降到最低點；（3）從2012年至今，安徽經濟增速雖然有所放緩，但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一直保持在0.2左右，呈平穩態勢，這充分體現了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總體來看，自2000年以來，資本投入對安徽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在增加的。可以預測在未來較長時期內，資本投入仍然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安徽經濟增長對資本投入的依賴會繼續保持在較高的水平。在供給側改革推動下，安徽需要改變過去依靠大規模資本擴張來驅動經濟增長的做法，換之以優化資本內部的結構，依靠提高資本投資效率來形成有效驅動。

（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

技術進步不僅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而且能夠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因而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一般而言，技術進步通過兩種方式推動經濟增長：一是技術進步通過影響生產力三個要素，進而提高生產率磽貧經濟增長；二是由于技術進步形成高技術產業，其產值直接是GDP的組成部分，從而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是安徽2000-2015年的科技投入和GDP數據表，可以得出：（1）縱向比較，2000-2015年間，安徽的研發經費逐年在增加，呈遞增趨勢，并且在2008、2009、2011、2012年增幅較大，年名義增長率在30%以上；（2）橫向比較，除個別年份外，安徽研發經費支出的年名義增長率大多高于同期GDP的名義增長率，這與國際慣例（研發經費支出的增長率應高于同期GDP增長率）一致[3]，為安徽的技術進步、科技創新提供了較好的環境；（3）從研發經費占GDP的比重來看，雖然自2000年以來穩步上升，2015年達到了歷史最高1.96，但與我國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我國2015年該指標為2.07。這表明安徽應加大對科技的投入，特別是對研發的投入。（4）從科技活動人員來看，2000-2015年安徽的科技活動人員數總體呈增長的趨勢，個別年份存在著波動。科技活動人員是技術進步、科技創新的核心，是科技要素中最活躍的要素。安徽應在保持科技活動人員穩定的前提下，做好科技人員投入工作，更好地發揮他們在技術進步中的作用。

三、主要結論與對策建議

（1）從數量上來看，安徽的勞動力人數已進入遞減通道。近年來，安徽的就業人數增長率不斷降低，2015年就業增長率下降到0.72%，低于當年的人口增長率。這說明當年新就業人口數量少于退休人口數量，勞動力數量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在減弱。在勞動力數量無法維持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力質量就變得至關重要。因此，安徽要著力提升勞動力質量水平，在培育中高端勞動力的同時吸引更多人才聚集，用高質量的勞動力供給來推動經濟增長。（2）資本投入在將來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在GDP中比重會逐步降低。十三五期間，安徽應將工作重點放在優化資本內部結構、提高資本投入效率上，而不能再依靠資本大規模擴張來推動經濟增長。（3）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會不斷增強。安徽的經濟要穩定增長，需要在要素投入上，由原來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投入向增加創新環節和要素投入轉變。一方面，人力資源作為科技創新的第一要素更是需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安徽要加強科技成果轉化，突出企業在創新和成果轉化中的主體地位，讓企業成為科技成果轉化的主體。

參考文獻：

[1]，等.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及前景分析[J].經濟研究，2006（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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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鐘德華，段麗華.資本投入、技術進步與省區經濟增長[J].科技管理研究，2008（6）：161-162.

[4]安徽省統計局.安徽統計年鑒1978-2016[Z].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6.

Analysis on the Cause for Anhui Economic Growth

XU Jin-ji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CPC Anhui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Hefei 230022， China）

第3篇：經濟增長分析范文

經濟增長首先要有數量的擴張，才能談到質量的提高。并且，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需要建立在經濟增長有持續的數量保證的基礎上。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的定義：“持續增長是指不為短期波動掩蓋的一種量的增長。”可見，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是一個長期的概念，它并不否定經濟當中存在著“短期波動”的現象，而是強調：從一個較長的時期來看，經濟總量具有明顯的上升趨勢。這和哲學上的辯證法是相統一的，即“事物的發展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常表現為螺旋式的上升運動和波浪式的前進形式”。經濟的這種持續增長性是保證經濟增長質量必不可少的前提。

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

根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在短期中，只有當一國的實際增長率與有保證的增長率相一致時，經濟的增長才是穩定而均衡的，不相一致時，經濟就出現波動；在長期中，當實際增長率等于有保證的增長率同時等于自然增長率（又稱“潛在增長率”）時，才能既實現均衡增長，又保證充分就業，從而成為一種合乎理想的長期增長狀態。現實當中，經濟要持續這種“刀鋒式增長”固然是很難的，不穩定是常態，但我們仍需要追求各年的增長率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如果經濟過度波動，會造成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對經濟增長的長期績效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

三、經濟投入產出效率

經濟增長是由投入的生產要素決定的，投入要素的數量、質量以及要素間組合配置的效率都直接決定了經濟增長的質量。一般而言，生產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結合因素。

經濟增長過程中投入與產出的比率，直接表現為經濟增長效率，是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方面。根據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對經濟增長因素的理論分析和核算認為：經濟增長通常可以通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兩種方式來獲得，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外延擴大再生產”和“內涵擴大再生產”，其中，內涵擴大再生產方式，即在不擴大要素投入的情況下，通過改善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增長，被認為是更有效率且可持續的。

四、科技進步

在經濟增長的結果中，技術進步可以表現為產品的更新換代、產品質量升級和品種增加、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等多種形式。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技術進步的作用是與經濟系統中的其他要素結合在一起的。對此，盧卡斯研究認為：與人力資本相匹配的技術進步投入要素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是最有潛力并且最有效的。

五、經濟結構

在各類經濟結構中，產業結構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它的變化對于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費歇爾(A.G.B.Fisher)，確立了我們所熟悉的三次產業分類法，即把廣義的農業稱為第一次產業；把廣義的制造業或工業稱為第二次產業；把包括所有第一次和第二次產業以外的其他經濟活動稱為第三次產業，并指出第三次產業的本質在于提供服務。

除了產業結構以外，經濟結構還包括所有制結構、產業內結構、城鄉結構等多種區分。經濟結構的各層次特征，共同構成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要素。

六、產品質量

經濟增長的大部分結果直接體現為向市場提供的產品的增加，包括有形的物質產品和無形的服務產品等。在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中，都是以“產出是有效的”為前提來分析經濟增長問題的，一般不考慮產品質量問題，不考慮因產品質量問題所造成的社會資源的浪費。然而，如果考慮到資源的有限性和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所在，則在我們對經濟增長質量內涵的界定中，產品質量成為衡量資源配置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競爭能力

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信息化已成為大趨勢的形勢下,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都不可能是封閉、孤立的,而總是在國際、地區之間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的環境下實現。因此,競爭能力的強弱,對于經濟發展、增強綜合實力、提高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經濟增長質量高低的重要表現。

八、人民生活

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一生產目的深刻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無論是同志在“三個代表”中提出的“把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們黨的宗旨”的思想，還是“十五”計劃編制中首次提出的“以人為本”的思想，都強調了這一點。經濟增長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只有在保證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才能稱其為高質量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收入、消費、儲蓄、科教文衛、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人民能否真正從經濟增長中得到較多的實惠，反映了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

九、資源環境

經濟增長受到各種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約，其中自然因素，即自然資源和環境狀況與經濟增長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如果人類在大力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盲目擴大生產和消費，物質和能量需求不斷擴大，而不注意資源的節約再造和環境的保護，則經濟增長必然與自然供給能力之間形成矛盾和對立。如果人類認識到環境的客觀屬性及其發展變化規律，將自身需求量和廢棄物排放量控制在環境允許的范圍內，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環境，則環境將在人類引導下向著有利于人類生產、生活和生存的方向發展，此時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和諧統一，這就是“可持續發展”——根據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7年在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的定義，意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毋庸置疑，是否以可持續發展觀為指導對待資源環境的保護和利用是經濟增長質量重要的衡量標準。

綜上所述，經濟增長質量不僅包括經濟增長的持續性、穩定性和投入產出效率、科技進步、經濟結構、產品質量、參與經濟競爭的能力及潛力，而且包括人民生活、社會福利，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程度等等。經濟增長質量作為一個綜合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三方面范疇的概念，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整體在資源的配置、利用和滿足人民生活以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上所綜合表現出來的優劣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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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單曉婭,陳森良.經濟增長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設計[J].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01，（6）：28.

第4篇：經濟增長分析范文

傳統觀點認為，尋租導致資源非有效配置，引發了對尋租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經驗檢驗的大量研究。由于分析方法和數據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我國目前處于轉型時期，制度設計的不足或缺失導致尋租出現，這就有必要了解尋租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為制定應對政策提供數據支撐。

國外主要有三種思路：通過尋找尋租和生產的替代指標進行分析，結果都表明尋租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采取內生和外生經濟增長模型進行分析，一般認為尋租阻礙了經濟增長；從政治經濟學和內生增長模型的分析框架出發，顯示尋租促進了經濟發展。

以上研究對分析我國尋租的經濟增長效應提供了方法和基礎。然而，國內對該問題的研究較少，目前只有楊燦明和趙福軍就腐敗的經濟增長影響進行了定量研究，發現行敗降低了經濟增長率。而對尋租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經驗分析的文獻基本沒有。本文在借鑒國外對尋租及其影響的研究基礎上，對我國尋租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定量分析，并得出一個基本結論。

二、模型和各指標計算

為研究尋租的經濟增長效應，我們參考Brumm提出的分析方法，但對模型進行調整：用人均GDP增長率（PCGDP）替代GDP增長率、人均產值和人口增長率；稅收結構（TS）用中央稅收占全國稅收比重表示；人力資本指標用人力資本存量增加量占當年GDP比重（HC）表示；投資收益率用投資效率（IE）替代。據此將模型轉換成：

PCGDP=c+?茁1×RS+?茁2×TS+?茁3×HC+?茁4×IE+?著(1)

研究區間為1988～2002年。上述各指標中，1988～2002年的PCGDP、TS和IE以及1988年、1992～1996年的租金可直接獲得，1991～2002年的HC可計算獲得，缺少的數據參照文獻計算得出。

參照孫景蔚（2005）的分析方法，得到1987～1989年的人力資本存量，進而得到1988～1990年的HC。由于數據獲取不便，假定1987～1989年的衛生總費用和教育衛生消費總額占當年GDP比重與1991年相同，則根據1991年的相關數據，可得出1991年的教育衛生消費總額占當年GDP的1.88％。由1988～1990年的教育支出額，得出1987～1989年的人力資本存量分別為1552.22億、2241.78億和3031.25億元。

采取萬安培（1998）提出的四分法來計算其它年份租金：（1）基本持平的租金包括公共福利待遇基金、稅差、雜項租金以及股份制和房地產開發產生的租金，總計為2100億；（2）持續減少的租金指企業虧損補貼和價格補貼。但1996年的實際價格補貼為453.91億，而非330.50億；（3）基本消失的租金指匯差。考慮到該項租金1988年為930.43億、1992年為1157.1億和1992年后為零，將1988～1992年的匯差進行平均計算，得到1989、1990和1991年的匯差分別為987.1億、1043.8億和1100.4億；（4）持續增加的租金指利差租金。中國人民銀行1998年12月7日公布的六個月短期貸款利率為6.12％，5年期以上貸款利率為7.56％，而2002年2月26日分別為5.04％和5.76％。考慮前人研究，設定1988～1991年的實際利差為10％，1997年為7％，1998年及以后為6％。此外，萬安培（1998）計算1993～1996年銀行貸款總額用的是國家銀行信貸資金運用額，但采取了金融機構法定貸款利率。為與文獻保持一致，1988～1996年間，將國家銀行信貸資金運用額視為銀行貸款總額；1996年以后，為與利率保持一致而采取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結合文獻和上述分析，得到1988～2002年的租金。

三、尋租與經濟增關系的定量分析

按照Brumm的分析，β2小于0、β3大于0和β4大于0。將上述各數值代入方程（1），得到方程（2）（見表1）。發現除HC外，其它指標都通過了5％的顯著檢驗，方程整體擬合較好。各指標與PCGDP的關聯性與Brumm的研究保持一致，即與TS負相關、與HC正相關、與IE正相關。此外，方程（2）還表明，RS與PCGDP負相關，即尋租占GDP比重越大，經濟增長率就越小。

注：(1)括號內為P值，以下規定相同。

(2)*、**分別表示通過1％、5％和的顯著檢驗。

為考察各指標對尋租的經濟增長效應影響，將方程（1）變形，得到方程（3）～（8）。可以看出，TS和IE對PCGDP的影響符合上述分析，并且一般較為顯著；HC對PCGDP的影響存在兩種可能，一是與上述分析不相吻合，一是與上述分析吻合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RS對PCGDP的影響均為負相關，但方程（7）沒通過顯著性檢驗。

上述分析表明，尋租占GDP的比重與人均經濟增長率表現為負相關。然而，由測度尋租的方法可以看出，隨著匯差消失、企業虧損補貼和價格補貼逐漸減少以及持平租金基本穩定，資本市場不完全的利差逐漸成了尋租的主要部分。社會信貸額增加將導致租金增加，但與此同時，社會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這隱含著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尋租與經濟發展應呈現出正相關。由此提出一個問題，尋租的經濟增長效應是否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出現轉向，即兩者是否存在倒U關系。為分析二者的關聯性，構建如下方程

式（12）表明，當人均GDP為7291.2元，尋租占GDP的比重最小。分析發現，當人均GDP小于7291.2時，尋租占GDP的比重與人均GDP負相關，當人均GDP大于7291.2，兩者呈現正相關。由此得到結論：當我國經濟發展比較滯后，尋租阻礙了經濟發展，當發展到一定水平，尋租促進可經濟發展。這種情況可能是我國現有的金融體制造成的。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私有企業發展迅速，需要暢通的融資渠道，但金融體制阻礙了企業發展需要的配套資金。為實現可持續發展，企業要花費巨額成本來獲取貸款，導致社會成本增加，從而出現尋租與經濟發展齊頭并進。

四、基本結論

第5篇：經濟增長分析范文

1955年庫茲涅茨提出了“倒U假說”, 認為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收入差距擴大,但隨著經濟增長的推進,收入差距將逐漸縮小,即收入差距隨著經濟增長而呈現倒U型變化。半個世紀以來,經濟學界圍繞著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著“倒U假說”進行了研究和探討。Paukert(1973)、Chenery和Syrquin(1975)、Ahuluwalia(1976)、Cline(1975)、Papanek(1973)和Kyn(1987)支持“倒U假說”;其他學者,比如 Fei、Ranis和Kuo(1979)、Deininger 和Squire(1998)、Anandh 和Kanbur(1986)則認為“倒U假說”缺乏經驗支持。

(一)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途徑分析

Alesina和Perotti(1996)提出了收入分配影響經濟增長的社會政治不穩定機制,他們認為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引發社會沖突,導致產權保護薄弱,從而妨礙經濟增長。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提出了收入分配通過市場規模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他們認為收入分配不平等、財富過于集中可能會限制市場規模從而妨礙經濟增長。Perotti(1996)從個人教育―生育決策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他認為收入分配不平等與人口出生率正相關,與人力資本投資和經濟增長負相關。

(二)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向分析

有關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向,目前理論界給出的分析結果是不一致的。一種觀點認為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將產生正面的影響。Li和Zou(1998)、Forbes(2000)和Castello (2004)利用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廣義矩估計方法證明收入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產生正面的影響。一種觀點認為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將產生負面的影響。Murphy, Shleifer和Vishny認為收入分配不平等,富人需求高檔消費品而窮人購買力有限,導致對國內工業品的需求不足,從而制約了國內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還有學者認為沒有辦法確定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向。

二、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國內文獻綜述

(一)關于中國經濟是否存在著庫茲涅茨 “倒U假說”的爭論

劉生龍(2009)利用拉姆齊模型從理論上證明了庫茲涅茨 “倒U假說”的存在,并利用跨國橫截面數據,從實證角度驗證了“倒U假說”的存在。尹恒、龔六堂、鄒恒甫(2005)研究財政支出兼有生產性和消費性時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驗證了庫茲涅茨“倒U假說”。楊俊、張宗益(2002)通過研究三部門勞動力(農業部門、國有經濟部門、非國有部門)轉移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分配變動趨勢作出了解釋,利用跨省數據對庫茲涅茨 “倒U假說”進行了驗證。陳宗勝(2000)在庫茲涅茨 “倒U假說”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公有制經濟倒U曲線”。李實、趙人偉等人(1999)收集了不同省份農村人均收入和住房收入數據,結果不支持庫茲涅茨“倒U假說”。

(二)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途徑分析

權衡等人(2002)利用中國相關數據分析了中國轉型期城鄉和地區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他們認為收入分配不平等降低了居民消費需求,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楊俊、張宗益和李曉羽(2005)選取1995―2003年的樣本區間,從人力資本角度對中國居民收入不平等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陸銘、陳釗和萬廣華(2005)基于1987―2001年間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驗證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通過投資和教育對經濟增長呈現出負的影響。尹碧波和郭金興則通過收入流量與資本存量來分析收入分配不公平影響經濟增長的有效需求機制,提出資本存量與收入流量比例失調是造成有效需求結構失衡的根本原因。鈔小靜、任保平、惠康(2009)構建了一個實現收入流量與資本存量均衡的國民經濟核算模型來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影響經濟增長的有效需求機制。

三、收入分配與宏觀經濟波動――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研究的擴展分析

對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的研究進行拓展,不難發現收入分配不僅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更是影響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占初次分配總收入的比重在逐漸下降,企業收入和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總收入中的比重逐漸上升,這種不合理的國民收入格局已經成為阻礙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瓶頸。從《中國統計年鑒》有關數據計算,我們發現,企業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19.06%上升到2005年的22.93%,政府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15.53%上升到2005年的17.48%,而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則從1992年的65.41%下降到2005年的59.59%。

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環境中,企業收入主要用于擴大再生產,是投資需求的主要來源;政府收入除了少部分用于轉移支付,絕大部分用于基礎設施的投資,也是形成投資需求的主要來源;居民收入是消費需求的主體。但居民收入占比在逐漸下降,而企業收入和政府收入占比卻在逐漸攀升,在這種情況下投資消費失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投資需求最終形成社會總供給,消費需求最終形成社會總需求,投資消費失衡在經濟上行階段表現為通貨膨脹,但積累時間長了則一定會導致總供給超過總需求,并最終導致失業率上升。張桂文(2009)認為在收入差距過大的條件下,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少數人消費需求有限,大部分收入轉化為投資形成新的產出;而大多數人收入水平低下,很難形成有效需求,因此消費需求增長趕不上投資需求的增長。并出現“投資需求過旺―經濟快速增長―物價水平上升―產能過剩―經濟增長放緩―物價水平下降”這種周期性的宏觀經濟波動。

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內需。調整收入差距,不僅要調整城鄉收入差距、地區之間收入差距、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更要調整我國目前不合理的國民收入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并調整政府收入的支出去向,使政府支出有利于消費需求的增長,這是目前我國擴大內需的需要,也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第6篇：經濟增長分析范文

一、基準情景

根據目前的經濟增長態勢，估計“十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將達到8.5%。基準情景的計算結果表明，“十一五”期間GDP的增長速度為8.1%，略低于“十五”；2010―2015年以及2015―202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分別為7.5%和6.8%。整體來看，本世紀的頭二十年的經濟增長仍將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

從經濟增長的源泉來看，2000―2020年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仍然是資本的快速積累。雖然資本投入對于GDP增長的貢獻逐步下降，但是資本投入對GDP增長的貢獻仍然高達65%―70%左右。資本的快速積累來源于國內高儲蓄率(高投資率)以及快速增長的外商直接投資。預計“十一五”期間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現象仍將繼續，2010年以后，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帶來的撫養率的提高、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以及政府財政政策的轉變，儲蓄率(投資率)將會有所下降，2020年投資率將下降到35%左右。相對于資本來說，勞動力數量增長的貢獻非常小，這主要是由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所決定的。2010年以前勞動年齡人口仍然保持著較快的增長速度，勞動力增長對GDP的貢獻基本保持在5%左右。2010年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勞動力的增長速度趨緩，相應對GDP貢獻也將不斷下降，到2020年勞動力數量的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接近于零。推動未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另一動力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增長，而且其對于經濟增長貢獻越來越大。

二、協調發展情景

各時期協調發展情景下的經濟增長速度都要快于基準情景。“十一五”期間GDP的增長速度要高于基準情景0.4個百分點，預期將達到8.5%；2010―2015年以及2015―202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預期為8.2%和7.7%。

從經濟增長的源泉來看，在該情景下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仍然是資本的快速積累，但是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小于基準情景，全要素生產率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要高于基準情景。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因為一方面資本積累從長期來看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不可能長期持續高速增長，另一方面隨著資本的深化，資本的邊際收益率將會出現下降的趨勢。

三、風險情景

在風險情景下，“十一五”期間GDP的增長速度比基準情景低0.6個百分點，為7.5%。

從經濟增長的源泉來看，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撫養率上升，儲蓄率下降導致投資下降，預期到2020年投資率將下降到30%以下，相對于基準情景，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都有所下降。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風險情景相對于基準情景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明顯放慢，與基準情景相比，2020年農業的比重高2.5個百分點，而服務業的比重低2個百分點。

根據上述分析，主要結論是：

1.“十一五”期間經濟將保持持續快速增長，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在8%左右，按照不變價格(2000年價格)計算，“十一五”期末GDP總量按美元計算將達到23000億美元左右；2010―2020年經濟增長相對“十一五”期間，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慢，年均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7%左右，到2020年，GDP總量將達到47000億美元左右。

2.“十一五”期間以及2010―2020年經濟快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仍然是資本的快速積累，其貢獻率分別達到了63%(協調發展情景)、66.7%(基準情景)和71.7%(風險情景)。同時，分析表明，由于城市化、人力資本投資、經濟體制改革以及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到2015―2020年間，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將比“十五”期間提高10到15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實現未來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的關鍵。

第7篇：經濟增長分析范文

京津冀區域是我國重要的三大經濟圈之一，它在不足3%的國土面積上實現了全國近四成的生產總值，彰顯了其重要的經濟地位。2014年，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作為重大國家發展戰略被再一次強調，提出實現京津冀區域的協同發展是促進區域發展機制創新的需要，是合理協調人口資源環境配置的需要，是構建環渤海和新型首都經濟圈的需要，是現階段十分重大的國家性經濟戰略。（文中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鑒）

【關鍵詞】

京津冀；經濟增長；現狀

京津冀區域位處東北亞和亞太經貿圈的核心區域，囊括北京和天津兩大直轄市，位于環渤海地區.是北方的經濟結構調整中心，在我國經濟拓展方向上具有重要的樞紐地位，占據了得天獨厚的地域優勢。

北京，作為京津冀發展中的的中心城市，是集合了教育、文化、政治以及國家的交流中心，與此同時，也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相關政策條款發展方向的決策中心。在地里位置上東南方和天津相接，其余部分為河北省所環繞。一共有14 個市轄區以及兩個縣，北京市共有 317個縣鄉鎮級區，總面積達16410.54平方公里。

天津，是我國的第三大城市，是我國直轄市。地處于環渤海經濟圈的核心，我國近代工業起源于天津，東與渤海相鄰，北與燕山北京相接，與北京相距120公里，天津市的總面積為 11917.3 平方公里，擁有153公里長的海岸線，陸線邊界長達1137.48公里。

河北省的地轄面積面積達18.88萬平方公里。下轄的地級市共有11個，石家莊是河北省省會。目前，河北省正致力于聯合進行港口、公路、鐵路、機場等一系列交通設施投資和建設，聯合開展區域水資源的保護以及合理利用、設立了系列環境保護和重大生態建設項目，積極拓展河北省的行業和企業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技術合作。

1 城市發展情況

北京的教育工作是全國發展最好的地區，截至 2012 年 8 月，北京市現共有 89 所普通高等院校，它是全國高等學府的聚集地，聚集了國內數量最多的著名院校。 天津的教育綜合實力也在不斷增強，2012 年末全市共有各級各類學校 1417 所。其中，普通高校 55 所，普通高中202所，初中317所，小學 843 所，在校學生總數達到 970058人。河北區域各項社會福利事業也在逐步完善，到 2012年，河北省具有本科在校學生622629人，具有專科在校學生546167人，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率也在逐年提高。（表1）

1.2 城市建設發展情況

數年間，京津冀地區的發展非常迅速，截至2012年，北京現有建成區面積為1268平方公里，常駐人口為2069萬人；天津現有建成區面積為722.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從2007 年的1115萬人增長到 2012 年的1413萬人；河北地區現有建成區面積從2007 年的1738.9擴大到 2012 年的，到2012年常住人口已達到7288 萬人。從上表中各地區差異可以看出，天津市的戶籍人口密度最高，達到2782人每平方公里。

2 經濟增長情況

2.1人均生產總值情況

京津冀發展的 5年以來，經濟發展十分迅速，北京、天津和河北區域增速基本上都達到了兩位數百分比以上的速度，北京地區從 2008 年的64491元上升到 2012 年的87475元，天津地區的生產總值5年來近乎翻倍，河北地區 2012年的地區生產總值比 2008 年增加了13598元，京津冀區域總體的生產總值所占全國比重也是逐年升高，僅次于長三角區域，與珠三角地區基本上持平并且還有很大的提高空間。

2.2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情況

在進出口總額方面，從2000年到2010年，北京地區進出口總額由776847萬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7447913萬美元，增長為原來的10倍，天津地區從2000年的1369289萬美元增加為2012年的 7743452萬美元，河北地區每年都保持不同比例的增加，到2012年增長為1775182萬美元。實際利用外資情況從2000年到 2012 年逐年增加，增長比率基本呈平穩增加態勢。

【參考文獻】

[1]陳冬.京津冀城市進化與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研究[D]，河北工業大學，2012.

第8篇：經濟增長分析范文

分析一個地區經濟增長的因素一直是經濟學中的熱門話題。勞動力和資本的積累都會對經濟產生影響。本文基于索羅模型，收集2005―2014年重慶市的數據，根據索羅模型，對影響重慶市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并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經濟增長索羅模型實證分析

1重慶市經濟概況

根據統計局的數據，從2005年到2014年，重慶市GDP翻了四番，從2005年的 3467.72億元增加到2014年的14262.6億元。在經濟增長速度上，重慶市GDP增長率常年保持在10%上的水平，并且一直領先于全國GDP增長水平，2010年后，在全國乃至世界經濟增長有所放緩的情況下，重慶市經濟依然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

2005―2014年，重慶市經濟總量高速增長的同時，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也在高速增長，并且在增長額的絕對值上是基本相等的。根據統計局的數據，重慶市2005年GDP 3467.72億元，2014年為14262.6億元，平均每年增長約1079.49億元；而固定資產投資2005年為1933.16億元，2014年為12285.42億元，平均每年增長約1035.23億元，與GDP增長額大體相等，這充分體現了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其次，重慶市三次產業的比重相較穩定，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介于1.8%―4%之間，第二產業在29%―37%之間，第三產業在60%―69%之間。其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對重慶市經濟貢獻最大。

2重慶市經濟增長因素的實證分析

（2）經濟意義檢驗

從模型的估計可以看出，投資增加對就產出的增加有促進作用，而且投資項的系數為0.5825，說明重慶的投資對其經濟增長具有比較顯著效；勞動項的系數為2.3661，說明勞動的增加同樣對重慶GDP的增長具有非常顯著的作用。

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重慶市2005―2014年的數據顯示重慶市勞動投入的產出彈性較高，不僅說明了近年來重慶市單個勞動力素質有所提高，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并且和重慶市勞動力就業結構有關，由表1可以看出，勞動力從第一產業逐漸向第二、三產業流動。例如，2014年第三產業人均產值約為98789元，同樣大大高于同期全市人均生產總值總水平47850元，這充分說明了第三產業的產出效率大大高于全市總體產出水平。

固定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2005年，重慶市固定資本投資額為2006.32億元，國內生產總值為3467.72億元，固定資本對產出的投入產出比約為57.86%；2014年重慶市固定資本投資額為12285.42億元，經濟總產出為14262.60億元，投入產出比接近86.14%，固定資本投資的效率大大降低，這說明2005―2014年重慶市固定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0.5825）的估計是基本可信的。

3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結合重慶市的實際情況，對重慶市經濟的持續增長提出了一些對策和建議。

3.1擴大投資規模，提高投資效率

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拉動重慶市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是固定資本投Y，固定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絕對主力。大力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由實證結果還可以看出，重慶市固定資產投資的產出彈性系數為0.37，這說明投入資本的效益較低，所以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提高投資效率是必經之路。提高投資效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做起：

第一、合理引導投資方向，避免重復投資；

第二、實現規模經濟，提高投資效率；

第三、促進資本的自由流動，提高資本的流動速度，以最大化的實現資本。

3.2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從本文的實證結果得出，重慶市的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遠遠高于其他要素的產出彈性，通過分析發現，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較高的重要原因是因為勞動力從第一產業流向了第三產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不僅能增加就業崗位，還能從整體上提高勞動生產率。由于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大于1，就業崗位提供得越多，經濟增長將以超過就業增長率的速度增長；第三產業的產出效率要遠遠高于第一產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吸引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將使整個社會的總產出得到提高。提高勞動者素質，擴大第二、三產業就業容量。

參考文獻：

[1]王弟海.宏觀經濟學數理模型基礎[M].上海：上海三聯格致出版社，2012.109-137.

[2]姚程.基于索羅――斯旺模型的云南省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時代金融，2013，30：175-176.

第9篇：經濟增長分析范文

國內生產總值的支出構成分為總消費、總投資和凈出口。總消費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來，經濟取得相當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獲得巨大提高。見表2-1。

資料來源：《海南統計年鑒》，1998年

以1988年為分界線，前后兩個十年。1978─1988年，總消費占GDP（代表國內生產總值，下同）比重為60─86%，（個別年份稍低）。在較低水平經濟總量情況下，較高水平的消費率必然是較低的儲蓄率，總投資處于有限的低水平規模，經濟發展處于一種滯緩狀態。1988─1997年，消費率為41─59%，儲蓄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總投資規模迅速膨脹，經濟取得迅猛發展。但是，消費率下降的滯后結果是，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嚴重的需求不足。海南經濟的高速度是以犧牲消費為代價的，同時，低收入低消費模式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因此，消費水平沒有獲得與經濟增長的同步增長，海南經濟增長的機會成本高昂，經濟發展質量不高。與全國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費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統計，世界平均消費水平為78─79%，全國平均消費水平為58─60%，海南僅為41─55%，見表2-2

總消費又細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從上面資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費僅占總消費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僅有兩年低于20%）。與居民消費和總消費相比，政府支出增長速度是最快的。

2、消費模型

消費，從實物形態看，表現為商品和勞務；從貨幣形態看，來源于可支配的實際收入。消費水平的高低主要決定于一國國民個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謂個人可支配收入是指個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總和。個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資、稅賦和政府轉移支付等因素影響。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個人可支配收入決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轉移為個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設個人可支配收入為Yd，GDP為Y，假定個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為b，我們稱b為GDP的個人分配系數。這樣就得到：

Yd=b*Y(2．1)

再假定個人消費C是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數，由此得到：

C=a+c*Yd(2．2)

C=a+b*c*Y(2．3)

這樣，我們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義的消費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發性消費，為常量，表明一個基本的消費水平；c為邊際消費傾向，它是消費增量同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C/DYd=DC/(b*DY)=1/b*DC/DY（2．4）

從消費模型可以看出，在邊際消費傾向c一定條件下，消費水平取決于兩個因素：即GDP的個人分配系數b和GDP。

在GDP既定條件下，個人分配系數b決定了消費總量和消費水平。b是政策參數，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動區間的上限，也就是消費的最大限度，受預期投資影響。預期投資決定了預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預期收入影響。因此，消費不但取決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預期收入影響。

利用消費模型，我們來進一步分析海南經濟中消費的特點及消費與收入的關系特征，見表2-3。

第一、以量入為出的低消費為主要特征。

1990─1997年，消費中量入為出觀念占主導地位，消費水平低下，且增長緩慢。同期人均GDP增長了2.6倍，人均消費增長1.9倍，其中農業人均消費增長1.6倍，非農業人均消費增長2.1倍。消費水平提高遠遠落后于經濟增長速度，并且消費水平的城鄉差距擴大，1990年城鄉消費水平比為2.1:1，1997年擴大到2.5: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經濟增長水平。

1990─1997年，職工平均工資增長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2.1倍，農村人均純收入增長2.1倍，明顯落后于經濟增長。低收入是現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導思想。低收入必然帶來低消費，由此引發的需求不足成為經濟增長緩慢的主要因素，無疑制約了經濟發展后勁，給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嚴重的不利影響。

第三、非工資性收入和非貨幣化消費現象嚴重。海南經濟表現為低收入低消費的特征同時，還表現為高儲蓄。1990─1997年，人均儲蓄增長5.3倍，超過了經濟增長和收入增長速度。不協調的高儲蓄表明，?居民的非工資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當高，甚至超過工資收入，成為主要收入來源之一。社會團體的小金庫和地下經濟是灰色收入的來源。地下經濟有多大？占GDP份額有多少？尚難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經濟超過一定份額，將使GDP核算和經濟增長測算低于實際水平。地下經濟失控無疑將破壞經濟肌體的健康，干擾正常的經濟秩序。-非貨幣消費即實物消費現象不容忽視。公有住房、醫療保健等實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費形式，目前這些制度改革沒有全部結束，尚有遺留問題，新的貨幣化分配機制也沒有完全建立健全，計劃經濟下的實物消費情結和慣性仍在發生作用，實物或變相實物消費仍大量存在，這些因素影響著消費領域的貨幣化程度。小金庫禁而不絕、政府支出快速增長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見圖2-1。

圖2-1人均收入、儲蓄、消費曲線

三、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消費貢獻率與投資貢獻率

經濟增長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它受許多因素影響，例如，消費、投資、國際貿易、勞動力、科技進步、經濟體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對于投資、勞動力生產要素研究已取得相當多成果，但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研究，仍有許多空白。近兩年，需求不足的負面影響越來越明顯，需求不足業已成為經濟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礎設施薄弱，生產要素瓶頸作用顯著的情況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比較明顯，擴大投資成為主要的手段。隨著經濟總量擴張、基礎設施完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益逐漸降低，拉動作用逐漸減弱，這時，消費拉動作用會明顯增強，并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貢獻率是我們研究消費和投資拉動作用所采用的一個指標。消費貢獻率是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即在GDP增長中消費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資貢獻率是指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即在GDP增長中投資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為海南1988─1997年消費、投資貢獻率。

關于凈出口。凈出口在海南經濟總量中一直占較小比重，近年受貿易政策影響，比重下降。所以凈出口對海南經濟增長影響較小，這里暫不述及。

2、貢獻率分析

在海南經濟增長中，消費貢獻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狀態，投資貢獻率始終保持較高水平。重投資、輕消費，形成海南經濟的特殊格局，成為經濟結構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費貢獻率為41─57%，全國平均水平為56─63%，低6─15百分點；投資貢獻率為59─41%，全國平均水平為43─34%，高7─16個百分點。

從投資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對比較薄弱的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要素諸如電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頸制約，我們不得不拿出大量資金搞建設，采取高投資政策，依靠擴大投資規模，來完成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實力擴張。投資拉動作用十分明顯，經濟獲得迅速增長。由此可見，海南經濟走的是一條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長道路。隨著經濟總量擴張，基礎設施和發展要素不斷完善，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開始減弱。尤其是十年來，在開發建設中出現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項目的重復建設問題非常突出。所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益逐漸減弱，投資向最終消費的轉化越來越低，投資拉動作用明顯下降。近兩年，雖然我們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基礎設施投資規模，但是，效果不很明顯。因此在經濟增長問題上，擴大投資規模只能是權宜之計，而且在宏觀投資政策上，我們要一手抓“規模控制”，一手還要抓“結構引導”。

從消費角度看，消費貢獻率低于57%，1994年達到谷底水平41%，一直處于較低水平，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始終沒有真正發揮出來。在投資邊際效益下降情況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到加強。但是，海南經濟需求不足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資政策下仍然沒有高產出，經濟增長持續緩慢。與全國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經濟消費貢獻率相差10─20個百分點。這個差距就是我們刺激消費需求，開拓國內市場，擴大內需的政策空間。如果消費貢獻率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那么，再過十年，海南經濟增長水平和質量，就可以居于全國領先水平；再過二十年，將達到發達國家經濟水平。

四、海南經濟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綜上所述，收入水平，預期收入是消費的主要來源，起著決定性作用，我們稱其為內部影響因素。消費習慣、產品質量、品種、價格以及服務，影響著消費選擇，可以稱其為外部影響因素。海南經濟中需求不足，既有內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總消費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政府消費主要受政策影響且較難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贅言。下面僅從居民消費方面說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滯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長2.6倍，職工平均工資僅增長1.9倍，農民純收入僅增2.1倍。進入九十年代，海南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得以較快提高，消費水平取得明顯增長。但是，相對于經濟增長水平，收入增長比較緩慢，消費水平沒有得到經濟增長的全部合理轉化成果。在經濟增長中，有相當的份額是我們犧牲掉的收入和消費增長的部分。從消費模型看，在既定GDP條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決于收入分配系數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數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資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帶來低消費，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時也是非工資性收入膨脹和非貨幣化消費增加的根源。

2、價格機制改革快于收入機制改革影響消費需求增長。

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開放，許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價格調整為契機的。價格機制成為政府和居民關注的焦點。尤其是推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后，由于認識上的誤區，以及市場流通領域利益驅動和立法力度不夠等原因，國內市場商品價格比較混亂，曾一度失控。在與國際市場接軌問題上，盲目追逐價格平行而忽視了產品品種、質量等非價格因素，也忽視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購買能力。在利益驅動下，國內市場上的糧、糖、棉、鋼材、汽車、家用電器、服裝、航空客票、標準住宿費、電影票、公園門票、美容美發等價格，基本接近國際市場價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國際市場價格。然而，我們的收入水平與其他國家相比，相距甚遠，我們的購買力遠遠落后于其他國家。從收入分配看，工薪階層占絕大多數，私有經濟業主僅占極小份額。所以工薪階層是我們的消費主體。由于工資收入增長緩慢，名目繁多的“補貼”等非工資性收入仍是大多數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從而形成低收入與高價格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費需求得不到充分滿足，居民消費處于抑制狀態，從而造成消費市場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經濟周期性波動，預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響需求不足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政府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教育體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響著居民的消費支出，另一方面影響到人們的思想和心理態勢，因為人們原有的計劃經濟的思想惰性和情結在相當的范圍和程度上存在著。加上近幾年經濟周期性波動影響，使人們對經濟的預期不明確，對收入的預期下降。這些因素使人們少支出多儲蓄，以備將來不時之需。在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機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議事日程，露出廬山真面目，同時又要面對下崗分流、子女教育費上漲等支出增加壓力。因此，人們只能精打細算，以積極節流被動開源方式來抵御收入預期的下降。

4、消費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狀態改變。

海南經濟發展的滯緩期比全國多十年。建省后，進入九十年代，海南經濟才開始真正的開發建設。農業，是海南經濟的主要基礎產業，在產業結構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長期經濟滯緩和文化背景因素影響，海南經濟的消費習慣根深蒂固，消費模式表現為傳統社會中的低收入低消費，量入為出的特征。在改革開放中，海南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發生了巨大變化，然而，消費習慣、消費模式沒有多大變化。

十年來，儲蓄率不斷上升，1992年超過60%。隨著收入增加，消費未得到較快增長，儲蓄卻大幅上漲，說明人們增加的收入不是用來擴大消費而是進行儲蓄。高儲蓄率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在經濟起步發展階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隨著經濟總量擴大，高儲蓄將影響消費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在經濟波動發生時，人們在經濟預期不明確的情況下，必然采取多儲蓄，而不是多消費。近兩年的經濟實踐表明，在擴大內需問題上，高儲蓄率是一大障礙，雖然央行連續七次大幅度減息，但統計資料顯示，儲蓄有增無減，國民儲蓄熱情依然高漲。所以在目前形勢下，單一的降息貨幣政策也難以取得預期效果。高儲蓄就意味著低消費，它們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生活上的節約簡樸，就微觀而言，是一種文化美德，但就宏觀而言是有害無益的，是不經濟的。它往往成為低收入低消費的一個合理支點和借口。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伴隨著生活上的節約，是生產上的大量浪費和重復建設，是資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費。在資源稀缺和經濟產出成果有限的條件下，這無疑是兩把殺手锏，使消費水平難以提高。因此，在擴大內需問題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勵消費，一手還要抓生產環節中的浪費，要珍惜稀缺的資源。

5、影響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資結構不合理和投資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長，不利于消費增加。我國財政政策比較單一，主要以投資為首選手段來進行宏觀調控，當經濟過熱時就嚴格壓縮投資，在經濟低迷時就大量追加投資。這種政策的結果是，重復建設、盲目建設、低水平低效益項目十分嚴重。投資結構不合理和建設項目效益差，造成企業普遍嚴重虧損，甚至有許多項目一開工就虧損。投資嚴重浪費，生產能力相對過剩，企業低效，從而造成職工下崗人數增加，收入增長緩慢。我們可以算一筆帳：1997年，以全國平均水平為標準，通過扣除GDP的投資額，來調整海南消費率上升5%達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個億，（1997年GDP為408個億），相當于海南當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為標準，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個億的投資額，相當于海南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6%。這部分就是由于消費與投資結構不合理和投資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務不能滿足消費需求。居民消費依靠對市場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效用選擇來實現的。國內市場上，中、低檔商品占主體，高檔較少，與國際市場相比，質量存在明顯差距。高、中、低檔商品分類，不應當僅僅是價格差別，更重要的應該是質量和服務的區別。居民對進口商品的熱衷就是對國內市場不能滿足消費需求的一個規避。商品價高質差，假冒偽劣現象猖蹶，欺詐消費者現象屢屢發生，這無疑嚴重地打擊了消費者的信心，抑制了購買力的順利實現。同時，產品品種、結構單一，也構成對消費的消極影響。有關資料顯示，美國市場銷售產品超過40萬種，而我國市場只有10萬多種，而且在工藝、質量、技術含量方面存在明顯差距。

五、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為特征的海南經濟的緩慢增長，已經引起有識之士的普遍關注。國家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同時，也把擴大內需做為宏觀調控手段，來促進經濟的增長。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海南應以此為契機，積極拓展消費市場，刺激消費需求，及時制訂有效的政策措施來解決長期困擾經濟增長的需求不足問題。如果需求不足長期存在，在投資手段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就可能產生通貨緊縮。目前經濟運行中的通貨緊縮問題應引起我們的警惕。因為通貨緊縮將吞噬海南經濟十年來取得的成果，帶來經濟的嚴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費市場？如何刺激消費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經濟增長中可能出現的需求不足問題？我們認為，首先應該將提高消費率、降低投資率作為制訂經濟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和長期發展戰略。雖然需求不足就表現為消費率的低下，消費率提高意味著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決需求不足問題上，首先應該注重消費率的提高。因為海南經濟發展實踐表明，由于過度地強調了投資的作用，忽視了消費的影響作用，造成海南經濟出現高投資率、低消費率的發展格局，投資與消費二者比例關系不協調，影響了海南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增長質量。應當承認，這是由于我們認識上的誤區和政策引導上的失誤造成的。為此，要盡快調整二者比例關系，改變原有格局，提高消費率，降低投資率，達到經濟良性循環。提高消費率并不是消極的壓縮投資，以經濟增長為代價換取消費的增加，而是積極地擴大消費，使消費增長快于投資增長，在經濟適度增長條件下消費與投資的比例關系協調發展。同時，注重經濟運行的平穩性和政策的連續性，克服和避免經濟周期性波動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差距擴大，出現社會兩級分化，要“效率”與“公平”并重，利用宏觀調控手段，逐步實現最大程度的社會公平，保證經濟發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會大環境。在政策操作上，具體地應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機制改革，盡快制訂出臺改革方案。

提高國內生產總值的個人分配系數，也就是加大經濟發展成果向個人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從而增加有效需求；將工資制度改革提到議事日程，盡快提高政府公務員和國有企業職工工資收入水平，將住房、醫療、社會保險和子女教育等項費用計入工資，消除現存工資制度中的各種補貼和分配中的實物消費形式，實現貨幣化分配。建立起明確的工資增長機制，完善各項福利制度改革，實現職工福利的市場化和社會化管理。同時，盡快完善其他各項經濟體制改革，減少由此帶來的經濟周期性波動和人們對經濟預期的不明確，提高未來收入的預期。

2、適當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逐步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

農業是海南經濟的基礎性支柱產業，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農村消費市場發展前景廣闊。十年來，農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增長緩慢，城鄉差距擴大。但是，農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農民收入，從而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增加農民收入的具體措施包括：?適當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糧食是農業的主要產品，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并且糧食價格仍有上調的空間，所以要提高糧食價格，保證農民主要收入來源，維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解決瓜菜水果保鮮、運輸和銷售環節矛盾。瓜菜水果已成為農業的一項重要收入，但是保鮮技術缺乏、運輸和銷售難的問題比較普遍，要加強“綠色通道”軟、硬件建設，保證產銷順利實現；?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取消各種不合理攤派，實現以稅代費，在目前情況下，對農民實行稅率優惠政策；精減鄉村干部，降低農民負擔干部的系數。資料表明，農民收入中除去消費，并未全部轉化為農業投資，有相當一部分被各種不合理攤派吞掉，這無疑提高了農業生產成本，增加了農民負擔，也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ˉ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就地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謀求優質高效農業。農村的經濟發展要素瓶頸作用十分明顯，勞動力大量剩余。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農業經濟發展步伐，就地消化剩余勞動力，是必由之路，同時推廣科學技術，實現農業產業化發展，從而達到增加農民收入，增加農民有效需求的目的。

3、增加城鎮低收入階層的收入，縮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時足額發放下崗職工生活補貼和失業救濟金，健全社會保險機制，這是刺激消費的需要，也是社會和經濟穩定發展的需要。開征利息稅，單一的減息政策未能獲得實效，同時配以積極的財政稅收調節政策，進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貧困居民轉移。儲蓄率居高不下，消費需求低迷不振，是開征利息稅的有利時機。通過利息稅，不但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實現收入再分配，還可以達到縮小城鎮收入水平差距，從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費觀念轉變和消費模式升級。

需求不足與量入為出的消費習慣有密切關系。在刺激消費需求上，要注重消費觀念的轉變，從政策上引導居民形成正確的消費觀念，將消費提到與儲蓄對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認識，轉變傳統的量入為出的低消費習慣，培養人們形成積極的適度消費觀念。同時大力開展消費信貸，改變消費信貸落后局面，建立健全個人信用制度。積極推廣以住房、汽車等高檔耐用消費品為主的信貸形式，方式可以多樣，方法應更加靈活。大力支持收入穩定的消費者進行提前消費。

5、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切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對于嚴重過剩項目，堅決實行“關、停、并、轉”，并嚴格禁止上新的項目，對于已近飽和的項目，要嚴格限制新項目開工，對投資實行嚴格的管理責任制，克服投資決策中的，杜絕新的重復和浪費。增加產品品種,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嚴厲打擊假冒偽劣產品活動，加大消費市場執法力度，切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六、結束語

近兩年，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增長率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消費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本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海南經濟中的消費問題以及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探討，對長期困擾著海南經濟增長的需求不足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決的政策措施。對于目前的經濟問題，我們認為既有總量問題，也存在結構失衡問題。在擴大內需、解決需求不足的同時，還要進行結構調整，這樣才能解決深層次的經濟矛盾，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在研究工作中，我們強烈地感覺到經濟增長速度不僅僅是一個統計數字，它還應具有更加生動和豐富的內涵，應當是經濟質量和成果的綜合反映。發展與增長，是兩個本質意義不同的經濟指標，發展反映了經濟的數量，增長應當是經濟質量的反映。所以，我們對經濟增長的關注，主要是對經濟質量和成果的關注。對消費問題的研究，我們也是以經濟增長質量為出發點的。如果單純地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高低，那么，勢必就掉入了統計數字的泥潭，做出的分析和研究會變成枯燥而毫無價值的數字游戲。經濟發展的數量僅僅是一種手段，經濟增長的質量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1998年中國經濟達到7.8%的增長速度，而美國和世界平均增長速度不過1—2%，但是，經濟增長質量和成果，是不能同日而語的。由此，我們認為，經濟增長是經濟質量的提高，應當包含環境保護、住房條件、教育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費水平、平均預期壽命、科技含量等等概念內容，這就是我們的增長觀。

參考文獻

蔣學模主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