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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爆發的次貸危機導致了全球著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的破產,美林的被收購,商業銀行巨頭RBS等歐洲大型銀行紛紛國有化,全球主要銀行市場的流動性出現了巨大的危機,銀行業也出現了大范圍大規模的虧損。這一危機不但使銀行業受到重創,保險、基金等其他金融機構作為次級貸款的參與人,也受到了重大的影響。美國次債危機發生后,演變成一場波及全球金融市場的颶風。股市期貨、外匯等各種金融衍生產品立即給予反應。股市連續暴跌,超過了至9.11之后最大跌幅。這次危機爆發的原因分析:
(一)長期的低利率政策造成泡沫及經濟的虛假繁榮
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美聯儲連續13次下調利率,聯邦基金利率由6.5%降至1%的歷史最低水平,并且在1%的水平上停留了一年之久。過低的利率引發了寬松信貸,也直接刺激了民眾的貸款投資熱潮,越來越多的生活狀況不穩定的民眾通過銀行貸款加入到購房者的行列中,正是市場對美國房市前景普遍預期過高,極大的刺激了美國房市,房價在1996年至2006年飛漲了大約85%,為次貸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種子。寬松的信貸條件導致了經濟的過分繁榮,在繁榮時期,生產的高漲引起信用的擴張,生產企業借助于信用,譬如發行有價證券、利用銀行貸款和商業信用,把生產盡量地擴大,并使它超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范圍,于是促成爆發危機條件的成熟。
(二)華爾街對金融衍生品的濫用
美國的金融衍生品在近幾年發展很快,其復雜程度日益加劇,衍生工具是柄雙刃劍。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華爾街投行將原始的金融產品分割、打包、組合開發出多種金融產品,根據風險等級的不同,出售給不同風險偏好的金融機構或個人,在這個過程中,最初的金融產品被放大為高出自身價值幾倍或十幾倍的金融衍生品,極大地拉長了交易鏈條。
(三)美國民眾的消費觀念
美國的民眾從來都是今天花明天的錢。房子到汽車,從信用卡到電話賬單,貸款無處不在。在低利率的誘惑下,及時沒有還貸的能力,他們也理所當然地和銀行簽約,住上了高樓大廈。正是這種理所當然埋下了此次金融危機的禍根。
(四)信用評級機構的失職
次貸危機爆發后,穆迪、標準普爾、惠譽等主要評級機構成為最直接的批評對象。各評級機構被認定過高的提升了次貸產品的評級,并極大地促進了次貸市場的發展,這些評級機構的收入主要來源于證券發行商,卻要求它們對市場投資者負責,這種評級制度上的漏洞已經引起廣泛關注。當市場評級機構這一環出現問題的時候,信任危機也便隨之開始了。
二、信用評級機構在金融危機中的失誤
(一)失信的評級制度
信用評級公司給予次級抵押債券過高的評級,誤導投資者。長期以來評級機構給予美國國債、高杠桿的金融衍生品高質量的評級。特別是這次次債危機,2007年6月,惠譽曾給予貝爾斯登“A+”的信用等級,評級展望為“穩定”,這表明評級在一兩年內不會變。2008年3月13日,標準普爾研究報告,認為次貸危機造成的金融機構資產減值“已接近尾聲”。但是在惠譽給予“A+”評級的九個月后,也正是在標準普爾的研究報告的第二天,美聯儲和摩根大通銀行就宣布向貝爾斯登這家全美第五大券商提供應急資金。而另一方面經過層層包裝的債券變得很復雜,而廣大投資者并不了解這些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只能依賴信用評級機構。當評級突然大范圍大幅度的下降,迫使投資者補充超額的流動性或低價拋售這些債券,評級機構因而成為次債危機爆發的導火線。
(二)信用評級機構對市場的變化反應遲鈍
對潛在危機的預警滯后,致使對評級結果調整相應滯后,且調整幅度偏大,放大了對市場的沖擊。事實上從2006年初開始,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開始出現降溫,房屋價格持續下跌,同時美聯儲不斷提高利率,違約還款現象大量出現,抵押貸款市場開始惡化,但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直到2007年春季才大規模調低相關債券的投資評級。其調整嚴重滯后,顯然加劇了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另外調整幅度偏大。2007年7月份后,各信用評級機構大范圍調低幾乎全部次級債的評級,僅在7月10日一天,穆迪就調低了超過400種此類債券的評級,標準普爾在同一天將612種債券列為觀望,并在隨后兩天內調低了大部分債券的評級。
(三)為追逐利益進行盲目評價
評級機構作為中介機構,在資本市場中有著獨立的地位,他是服務于投資者的,但是當前評級費用是評級公司的重要收入來源,大部分評級機構采取的是向受評機構收取費用的模式。顯然評級公司會受制于受評機構,在利益的驅使下一方面受評機構有可能通過付款來施加壓力以獲得更高的評級。另一方面評級公司有意提高信用等級作為巨額評估費的回報。以傷害了投資者的利益為代價,評級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凸顯。評級機構作為一個商業組織,其獨立性和公正性受到了懷疑。
(四)信用評級體系不完善
首先,流程存在很大的缺陷,且執行力度不大。評級流程的部分重大環節未能對外進行披露、某些重要步驟未能記錄在案、評級流程中后期所執行的監控或持續監督流程不穩健等問題凸顯。其次,評級模型不完善。證券化產品對于數據庫和模型的依賴非常高,因此模型的準確性非常重要,而數據庫和模型往往需要經濟周期的檢驗。美國的債券市場從1996年開始擴張,一直到2007年,沒有經歷完整經濟周期的考驗,模型存在很大的缺陷,使評級的準確性大大降低。
三、金融危機給我國信用評級工作帶來的啟示
(一)部分改變現用評級機構的贏利模式
應當采取措施減少證券發行人與信用評級機構的利益沖突,減少信用評級機構對證券發行人的依賴。拓寬信用評級機構的收入來源,讓投資人支付部分費用,以增加信用評級機構注重評級質量的激勵。
(二)增加信用評級機構評級的透明度并及時披露評級信息
加強信息披露,提高評級透明度,能夠對評級機構形成有效的市場監督,促進評級機構更好地發揮風險揭示的作用,提高評級市場的運行效率。
(三)加強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
獨立、客觀、公正的立場評級行為對信用評級機構至關重要,評級機構必須在組織結構設置、業務流程、人員任用和業績考核等各個方面考慮潛在的利益沖突,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強化制度執行。評級機構在職能上的內在沖突,不但要求評級機構自身強化內部管理,而且需要外部監管機構進行有效的監管。監管部門通過制度的制定和規范的檢查,確保評級機構與債券發行人之間不存在利益關系。
四、國家關于信用評級機構的法規建設
建議進行試點,在沒有形成全國性法規之前,各地方省市的相應法規,包括各部門的規章制度可以先行,因為這部分的規章更能反映各行業超前性的市場需求。立法的目的就是要加強對評級機構的制度性監管,促進評級市場的優勝劣汰。華爾街金融風暴已經導致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作為全球經濟的參與者,我國經濟亦深受影響。危機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既是對我國經濟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的拷問,也是借助這場危機促進傳統模式加速轉變的機遇,是一次拐點式的變革的開始。
低碳經濟的發展給我們帶來了機遇和挑戰,我國要抓住機會,迎接挑戰,使低碳經濟與金融支持相互促進,把金融作為動力源,支持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最終實現低碳經濟和金融業的共贏發展。我國要借鑒外國低碳經濟發展經驗,從我國的現實國情出發,采取以下措施建立創新型金融支持體系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
(一)完善銀行“低碳間接融資”體系
建立并完善銀行“低碳間接融資”體系,一方面要求政府應當建立稅收減免、財政貼息等相應的促進銀行低碳信貸投放的配套政策和激勵機制,調動商業銀行推進低碳信貸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商業銀行應當把握低碳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成為低碳經濟的“踐行者”,優先支持緩解資源瓶頸制約、改善環境污染狀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低碳企業和低碳項目,,大力推廣低碳抵押貸款,為低碳、節能、環保企業和項目提供信貸支持的同時,積極組織“銀團貸款”,積極發展信用擔保融資,對重點低碳經濟項目建設給予貸款審核、貸款發放、還款期限、利率等方面的必要優惠,提高金融服務水平。
(二)大力開發低碳衍生金融產品
隨著國際國家對碳市場的重視,近幾年碳交易市場不斷壯大,碳貨幣化也引起了很多國家的重視,其貨幣化的程度也日益提高,碳排放權也由之前粗放式開始向精細化轉變,并且慢慢的衍生出來了具有流動性和投資價值的金融資產,成為近年來國際金融領域出現的一項重要金融創新。全球碳減排需求量逐年增加,碳交易市場規模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基于碳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也出現了多樣化的趨勢,如遠期產品、期貨產品、期權產品等。它們的出現擺脫了之前的單一化產品。因此,我國要進一步完善低碳間接融資體系,建設低碳資本市場建設的同時,應當借鑒國際其他國家的先行經驗,根據我國的國情加強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培育和發展,進一步加快開發各類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衍生工具的開發和產品的市場化,把低碳融資市場更加順暢,從而實現低碳經濟迅速成長。
(三)積極利用外資
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在我國的社會發展,經濟的進步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國要制定相應的孤立政策積極吸引外資,在產業結構升級、技術的創新與進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為此,在低碳經濟發展中,我們需要繼續堅持引進外資的政策,使外資在低碳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通過制定一系列的鼓勵措施,吸引外資投放更多的領域,如高端新技術、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等。在形式上也可以采用多樣化的方式,如獨資、參股、并購等,使我國的低碳經濟市場從國際金融市場上獲取了發展低碳經濟所需的資本。
二、結束語
關鍵詞:行為金融;現代金融;防御型投資策略;進攻型投資策略
行為金融學是從微觀個體行為以及產生這種行為的更深層次的心理、社會等因素來解釋、研究和預測資本市場的現象和問題。在美國和歐洲,行為金融學不僅在學術研究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它在實踐中也已經得到了應用。個人投資者在應用行為金融學的知識來避免心理偏差和認知錯誤,機構投資者也正在以行為金融學的精髓來發展以行為為中心的交易策略。
一、行為金融學的基本概念和理論
迄今為止,行為金融學還沒有形成一套系統、完整的理論。目前絕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集中于確認那些會對資本市場產生系統性影響的投資者決策心理特點以及行為特征。
第一,投資者的心理特點。處理信息的啟發法。現代社會信息量越來越大,傳播速度也越來越快,金融市場決策者面臨的情況日益復雜。決策者將不得不更多的使用啟發法。啟發法是使用經驗或常識來回答問題或進行判斷,它意味著對信息進行快速的、有選擇性的解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直覺。由于決策的速度很快以及不完整性,使用啟發式方法可能得不出正確的結論,從而造成認知錯誤和判斷錯誤。啟發式方法一般包括:一是典型性。這種啟發性方法是一個諺語的起源:“如果它看起來像只鴨子并且呷呷的叫聲像只鴨子,它可能是只鴨子。”在形成預期時,人們通過評估未來不確定事件的概率與其最近所觀察到事件的相似程度。典型性使得投資者對新信息反應過度,也就是投資者在形成預期時給予新信息太多的權重。二是顯著性。對于發生不頻繁的事件,如果人們最近觀察到這種事件,那么人們傾向于過分估計這種事件在未來發生的概率。例如,如果最近一架飛機墜毀的消息頻繁地被媒體傳播,人們將過高估計飛機未來發生墜毀的概率。顯著性可能使得投資者對新信息反應過度。三是自負。人們對自己的能力和知識非常自負。例如,當人們說這件事有90%可能性將發生或這聲明是真實時,那么這種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小于70%。自負可能使投資者對新信息反應遲鈍。四是錨定。心理學家已經證明,當人們進行數量化估計時,他們的估計判斷可能被該項目先前的價值所嚴重影響。例如,二手車的銷售商通常是在開始談判時出高價,然后再降價,這銷售商盡力將消費者滯留在高價格上。錨定使得投資者對新信息反應遲鈍。
第二,后悔。人類犯錯誤后的傾向是后悔,而不是從更遠的背景中去看這種錯誤,并會嚴厲自責。后悔理論有助于解釋投資者延遲賣出價值已減少的股票,加速賣出價值已增加的股票。Shefrin和Statman指出,后悔理論表明投資者避免賣出價值已減少的股票是不想使已犯的錯誤成為現實,從而避免后悔,投資者賣出價值已增加的股票是為了避免價格隨后可能降低而造成后悔。
第三,認知不協調。認知不協調是人們被告知有證據表明其信念或假設是錯誤時,人們所體驗的心理和智力上的沖突。認知不協調理論認為,人們存在采取行動減輕未被充分理性思索的認知不協調的傾向:人們可以回避新信息或開發出扭曲的論據以保持自己的信念或假設正確。如新車買主有選擇地避免閱讀他們其他車型的廣告,而去看他們所選擇車型的廣告。
第四,回避損失。趨利避害是人類行為的主要動機之一,而對“趨利”與“避害”的選擇在經濟活動中是首先考慮如何避免損失,其次才是獲取收益。研究表明,人們在從事金融交易中賦予“避害”因素的考慮權重是“趨利”因素的兩倍。
第五,羊群效應。人們的相互影響對人的偏好改變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追求時尚與盲從心理便是其中最突出的特點。這對經濟決策的形成與改變具有特殊的影響力。在金融投資領域,人們往往是顯著的、非理性的從眾心理特征與行為。
(二)決策行為的一般特征
1994年,Shefrin和Statman開始研究可能對金融市場行為產生系統影響的決策行為特征。,一些決策行為特征已經得到行為金融學家們的公認,并作為對決策者的基本假設:
第一,決策者的偏好是多樣的、可變的,他們的偏好經常在決策過程中才形成;
第二,決策者是應變性的,他們根據決策的性質和決策環境的不同選擇決策程序或技術;
第三,決策者追求滿意方案而不一定是最優方案。盡管這些決策特征之間相互作用的特點和對市場的影響
尚不十分明確,但實證研究表明,投資者決策行為特征與市場中投資特性是相關的,如股票價格的過度波動性和價格中的泡沫;投資者中存在追隨領導者和從眾行為;過早的售出盈利投資和過晚售出失敗投資;資產價格對新的市場信息反應過度或不足等。
二、行為金融學在證券市場的實際應用
在證券市場投資中具體運用行為金融學可分為防御型策略和進攻型策略。防御型策略是指利用行為金融學對人的投資心理以及決策特征的分析來控制心理偏差和認知錯誤,也就是在投資中避免犯錯;進攻型投資策略則在了解投資者的心理偏差和決策失誤對市場產生的影響的基礎上制定相應的投資策略以從中獲利。
對于個人投資者而言,更現實的是采取防御型投資策略。個人投資者在資金實力、分析手段與信息獲得與把握上都處于劣勢,因而經常靠打聽小道消息等作為決策依據,行為經常是非理性的。此外個人投資者對自己的資金負責,缺乏來自第三方的監督控制體系,導致個人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容易犯心理偏差和認識錯誤,因而有必要采用防御型行為金融投資策略來指導投資。進攻型投資策略一般為機構投資者采用,因為在錯綜復雜的金融市場中,要對證券的定價進行判斷非常困難,個人投資者很難在實際中判斷出當前的市場定價是正確的還是發生了偏差,只有掌握著大量信息和良好分析技術的專業投資者才有可能進行判斷。此外,各種定價錯誤或偏差的幅度和持續的時間都是有限的,個人投資者精力有限、交易成本高,無法利用這些偏差和錯誤來獲利。
防御型行為金融投資策略是應用一系列行為金融的知識對自身的投資行為進行內省式的審察和研判,具體可包括:首先要核對信息的來源,核實信息的可信度、實效性等,要密切關注最近有無更新的消息或數字披露,要避免只關注支持自己看法的信息。第二,判斷自身是否過分自信,特別在最近投資行為取得了一系列成功時就更應關注這點。第三,要善于比較正面和負面觀點,查明對市場持最樂觀以及最悲觀態度的分別是什么人以及為什么會持有這樣的觀點。第四,要避免錨定效應導致不理性的期望值。
對于機構投資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可以采用進攻型投資策略。各類投資機構由投資經理們具體負責運作的,投資經理們和個人投資者一樣,在投資決策中也會犯各種心理偏差和認識錯誤,因而也需要采用防御型投資策略來加以避免。但投資經理們有著良好的金融投資專業知識和豐富的實際經驗,他們能更好的對自身的行為進行控制。在各類機構中一般都有著良好的管理監督制度和風險管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幫助投資經理們避免犯心理偏差和認知錯誤。因而,機構投資者更重要的是利用進攻型投資策略來獲得盈利。目前可采用的進攻型行為金融投資策略主要有:
第一,反向投資策略。就反向投資策略,是買進過去表現差的股票而賣出過去表現好的股票來進行套利.這種策略的提出最初是基于DeBondt和Thaler(1985,1987)對股市過度反應的實證研究。行為金融理論認為,由于投資者在實際投資決策中,往往過分注重上市公司的近期表現,根據公司的近期表現對其未來進行預測,從而導致對近期業績情況做出持續過度反應,形成對績差公司股價的過分低估和對績優公司股價的過分高估,最終為反向投資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機會。
第二,動量交易策略。動量交易策略,即預先對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設定過濾準則,當股票收益或交易量滿足過濾準則就買賣出股票的投資策略。行為金融意義上的動量交易策略的提出,源于對股市中股票價格中間收益延續性的研究。Jegadeesh與Titman(1993)在對資產股票組合的中間收益進行研究時發現,以3到12個月為間隔所構造的股票組合的中間收益呈現出延續性,即中間價格具有向某一方向連續變動的動量效應。Rouvenhorst(1998)在其他十二個國家發現了類似的中間價格動量效應,表明這種效應并非來自于數據采樣偏差。
第三,成本平均策略和時間分散化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是指投資者在購買證券時按照預定的計劃根據不同的價格分批地進行,以備證券價格下跌時攤低成本,從而規避一次性投入可能帶來的較大風險。時間分散化策略是指根據投資股票的風險將隨著投資期限的延長而降低的信念,建議投資者在年輕時股票投資比例可較大,并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步減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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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aberis.N.A.shleiferandR.Vishn
創新金融產品
著力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提升金融服務文化產業發展的能力。一是量身定做適應文化產業特點的信貸政策,將文化產業作為朝陽產業列入支持類,在擔保條件、利率等方面給予優惠,對文化企業設置有別于工商企業的信用評級模塊,制定版權質押貸款指引和并購貸款指引等等,為文化企業提供優質服務。二是通過創新信貸模式實現擔保形式多樣化。商業銀行應結合文化企業運營方式和特點,弱化財務指標考核,轉變以機器設備、廠房有形資產為抵押品的傳統擔保思路,積極試辦知識產權、專利權、商標權、電影制作權、著作權、版權等無形資產抵押貸款、企業聯保互保貸款等,并合理確定貸款期限,為文化企業尤其是中小文化企業融資擴大抵(質)押范圍,豐富融資品種,解決文化產業普遍缺失抵(質)押物的問題。三是制定針對文化企業的授信制度,簡化審批程序,縮短審批時間,為企業提供方便快捷的優質服務。四是加強與產權交易、信托、證券等相關機構合作,為文化創意企業提供資金結算、機構理財、供應鏈融資、并購貸款、國際業務等綜合性金融服務。特別是針對目前我國文化體制改革步伐加快、部分文化企業正在進行市場化運作的現實,建立相應的一攬子金融服務措施,支持重點文化企業做大做強。來源于/
完善文化產業直接融資支持機制
以完善文化產業直接融資支持機制為切入點,拓寬文化企業融資渠道。對符合條件的重點文化企業,應做好進入主板、創業板上市融資的培訓、輔導和推介工作,推動更多優質企業上市融資。積極支持文化企業通過債券、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和中小企業集合債等方式融資,支持文化企業借助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迅速成長。推動文化企業引進私募股權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積極鼓勵、支持和引導境內外資本以BOT等形式參與文化項目建設;積極探索信托計劃、融資租賃以及文化產業項目未來收益證券化等融資方式。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拓寬利用民間資本和國際資本的方式和空間,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多樣化的融資渠道。
大力發展中介組織
關鍵詞:行為金融;信用風險;金融租賃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是指借款人、證券發行人或交易對方由于種種原因,不愿或無力履行合同條款而構成違約,致使銀行、投資者或交易對方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基于傳統金融學理論許多金融機構和研究者對信用風險管理作出積極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計量模型和支持工具,但也存在明顯缺陷。隨著行為金融學的興起和發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來研究信用風險管理。
1行為金融學的產生
20世紀50年代,馮·紐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設的基礎上建立了不確定條件下對理性人(rationalactor)選擇進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數理論。阿羅和德布魯(Arrow,Debreu)后來發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論,成為經濟學分析的基礎,從而建立了經濟學統一的分析范式。這個范式也成為金融學分析理性人決策的基礎。1952年馬克威茨(Markowi)發表了著名的論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現代資產組合理論,標志著現代金融學的誕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開創了公司金融學,成為現代金融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自上個世紀60年代夏普和林特納等(Sharp-Limner),建立并擴展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至布萊克、斯科爾斯和莫頓(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權定價模型(OPM),至此,現代金融學,已經成為一門邏輯嚴密的具有統一分析框架的學科。
隨著金融市場上各種異常現象的累積,模型和實際的背離使得傳統金融理論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尷尬境地。20世紀80年代,通過對傳統金融學的反思和修正,行為金融理論悄然興起,并開始動搖了CAMP和EMH的權威地位。行為金融理論在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被主流經濟學接納之際,對人類個體和群體行為研究的日益重視,促成了傳統的力學研究范式向以生命為中心的非線性復雜范式的轉換,使得我們看到了金融理論與實際的溝壑有了彌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獎得主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農·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這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為這個領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國外將這一領域稱之為behaviorfinance,國內大多數的文獻和專著將其稱為“行為金融學”。
行為金融學發現,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過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會受到過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錨定和調整、損失規避等信念影響,出現系統性認知偏差。而傳統金融學是基于理性人假設,認為理性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是嚴格依照貝葉斯法則計算的期望效用函數進行決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這種非理性也是非系統性的,會彼此抵消,從而在總體上是理性的;如果這種錯誤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會淘汰這些犯錯誤的決策者,使市場恢復到均衡狀態,達到總體理性。
2行為金融對信用風險管理的影響
2.1風險偏好
根據行為金融學的基本理論,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不同于傳統金融學理論下風險偏好是不變的,而是變化的,是會隨著絕對財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變而發生改變的。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體,他們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為了投資,也是眾多投資者中的一部分,他們的風險偏好也會發生改變。風險偏好的改變就會直接影響到他們面臨的風險,最終會影響貸款方面臨的信用風險。
2.2過度自信
過度自信或許是人類最為穩固的心理特征,人們在作決策時,對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概率的估計過于自信。投資者可能對自己駕馭市場的能力過于自信,在投資決策中過高估計自己的技能和預測成功的趨勢,或者過分依賴自己的信息而忽視公司基本面狀況從而造成決策失誤的可能性。這種過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導致大量盲目投資的產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貪大求全。
2.3羊群行為
企業決策由于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并涉及較多的技術環節,其決策往往由決策團體共同協商作出,主要屬于群體決策,而群體決策有可能導致羊群行為(HerdBehaviors)的發生。羊群行為主要是指投資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而模仿他人決策的行為。在企業決策中,羊群行為的表現可能是決策團體中多數人對團體中領導者的遵從,也可能是領導者對決策團體中多數人的遵從,而且是一種盲目的遵從。決策中的羊群行為可能造成決策失誤。
2.4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
1958年,美國經濟學家費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頓·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題為《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的論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內容是:在市場完全的前提下,企業的資本結構與企業的市場價值無關。即企業價值與企業是否負債無關,不存在最佳資本結構問題。如果證券價格準確地反映了公司未來現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發行的是什么類型的證券,只要把公司發行的所有證券的市場價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這個公司未來利潤的現值。無風險套利活動也使得資本結構無關緊要,如果兩個本質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資本結構不同在市場上賣出的價格不一樣的話,套利者就可以將更便宜的公司的證券全部買下,然后在價格相對較高的市場上賣出。因此,公司的資本結構就不再是不相干的問題。不同的現金收入流量對不同的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會各不相同,這些投資者對于他們感興趣的現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價。特別是由于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滿風險。所以,不同的資本結構,其公司價值顯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風險必然不同。
3行為金融對金融租賃公司信用風險管理的啟示
關鍵詞:金融衍生產品信用風險內在根源外部成因
事實上,作為虛擬資本的特有形式,金融衍生產品是用來交換經濟風險的一類特殊契約,其信用風險與身俱來。金融衍生產品運用不當,可能導致新信用風險的集中和突發,甚至引發骨牌效應。所以,只有深刻理解金融衍生產品的運行機制,才能認識到其信用風險的內在根源;只有全面分析金融衍生產品的契約性,才能了解到其信用風險的外在成因。
這兩者其實是從同一個問題的不同角度來闡述金融衍生產品信用風險的來源。
1金融衍生產品信用風險形成的內在根源
1.1金融衍生產品運行機制分析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fictitiouscapital)是信用制度和貨幣資本化的產物。虛擬資本與信用(基本形式包括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制度密切聯系。“商品不是為取得貨幣而賣,而是為取得定期支付的憑據而賣”,而這種支付憑據作為商業信用的工具即商業貨幣進入流通,它已包含虛擬資本的成分。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出現了銀行信用和銀行券。在無黃金保證作為準備金時發行的銀行券所追加資本,具有虛擬經濟資本形式。“真正的信用貨幣不是以貨幣流通(不管是金屬貨幣還是國家紙幣)為基礎,而是以匯票流通為基礎。”虛擬資本是商業和銀行信用過度膨脹,伴隨貨幣資本化的過程而出現的,虛擬資本是“生息的證券”,是生息資本的派生形式。這樣,“人們把虛擬資本的形成叫做資本化,人們把每一個有規則的會反復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來計算,把它算做按這個利息率貸出的資本會提供的收入,這就把這個收入資本化了。”
顯然,按照馬克思的論述,沒有實體資本或實體經濟,就沒有虛擬資本,實體資本是虛擬資本的利潤源泉。作為虛擬資本載體的有價證券成為商品能夠流通,不是因為它們作為商品創造出來的,而是因為流通使它們成為商品。虛擬資本市場價值由證券的定期收益(成正比)和利率(成反比)決定的,不隨職能資本價值的變動而變動,其價格波動決定于有價證券和貨幣的供求。所以,不是虛擬資本在先——虛擬資本產生貨幣收入,而是貨幣收入在先,虛擬資本在后——先有了一定的貨幣收入以后,人們才把這個定期獲得的貨幣收入資本化為虛擬資本。
虛擬資本有著自己的運行規律。虛擬資本雖產生于并必須借助于實體資本,但又是從實體資本獨立出來的另一套資本。如果考慮到在有價證券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金融衍生產品,則同實體資本相對立的就可能是幾套資本,因為這些金融衍生產品是虛擬資本的虛擬化,具有虛擬資本的雙重性。因此,一旦金融衍生產品的膨脹脫離其物質保證,就會造成資本畸形繁榮,形成泡沫經濟,誤導資源配置,增加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進而使得信用風險孕育其間。
1.2金融衍生產品的運行機制——金融衍生產品信用風險的內在根源
虛擬經濟是與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并同金融衍生產品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簡單地說就是直接以錢生錢的活動。虛擬經濟的產品是各種金融工具,虛擬經濟的工廠是各種金融機構,虛擬經濟的交換場所是各種金融市場,虛擬經濟的主要載體——金融衍生產品,在90年代步入高速發展階段進一步推動了虛擬經濟的發展(成思危,2000)。據統計分析,世界上每天流動的資金中只有2%真正用在國際貿易上,其他的都是在進行以錢生錢的活動。顯然,作為虛擬資本的金融衍生產品對經濟具有放大作用。
從馬克思對虛擬資本內涵的論述中不難發現,金融衍生產品是一種有價證券,是金融市場上交易雙方簽定的一種契約,它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只是某些有價值的商品或證券的所有權憑證。金融衍生產品的運行機制是以較少的保證金墊付就能進行巨額交易,同時還存在著買空、賣空機制和風險轉移機制。但是,作為虛擬資本,金融衍生產品依然保持著“價值增殖的外衣”。金融衍生產品的持有者憑借手中的所有權憑證獲取收入,因而,金融衍生產品就被資本化了,成為虛擬資本的表現形態。投資者從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投資上獲取的收入,不論它是不是資本的產物,也都表現為原始投入的利息。作為有價證券的金融衍生產品又與商品實體相分離,是實體資本的代表和紙制復本,但金融衍生產品作為虛擬資本的本質未變。構成金融衍生產品的有價證券本身并沒有價值,其價格不是自身價值的貨幣表現,而是有價證券的預期收入的資本化。從某種意義上說,虛擬資本的內在特征與運動規律決定了經濟高漲期的虛假繁榮和經濟衰退期的危機爆發,使得經濟泡沫的形成和發展,增加了金融與經濟的不穩定性。
金融衍生市場上主要包括套期保值、投機與套利等三類參與者。套期保值者參與交易的目的是通過對沖交易降低由于商品價格波動而引致的風險;投機者交易的目的是通過買賣空交易,建立風險頭寸,主動承擔風險并以此獲利;套利者的目的是利用金融衍生產品與其他相應的基礎工具之間,或者衍生產品與其他衍生產品之間的不正常價格偏差,同時進行兩筆或多筆交易而賺取無風險利潤。這樣,作為虛擬資本的存在形式,金融衍生產品的運動越來越遠離具體的、單個的資本運動,與整體經濟活動有關,但由于其投機性,又表現出很強的獨立性。受更多不確定因素影響和擁有高回報率,以金融衍生產品形態出現的虛擬資本往往就成為人們炒作和投機的對象。基于網絡基礎上的無紙化虛擬資本,表現了高度的流動性,這就給企業與個人的資本運作帶來極大的流動性便利。事實上,金融衍生產品的流動性,為投資者提供了一種退出機制。當投資者根據自己的偏好和判斷通過退出機制變現其持有的衍生證券,實現投資組合的調整,進而在確保投資主體利益最大化前提下,實現全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但金融衍生產品中的保證金制度及其由此產生的杠桿效應,強化了市場參與者的投機動機與行為,從而使得虛擬資本的規模遠遠大于實體資本,經濟泡沫大量出現,不確定性因素增多。
當然,“我們用自己的錢買股票,付5%的現金,另外95%的資金用借款;如果用債券做抵押,可以借更多錢,我們用1000美元至少可以買進50000美元的長期債券……”(索羅斯等,1997)。因此,作為虛擬資本的金融衍生產品的運動,其杠桿作用和賣空機制也有效地放大了整個經濟體系的購買力。但金融衍生產品在當代經濟中的快速發展是以信用制度的發展和完善為基本前提,然而金融衍生產品賴以存在和發展的信用制度往往又是脆弱的。因為在金融衍生產品發達的經濟中,內外部的沖擊引起信用收縮,在衍生產品高杠桿比率作用下,又進一步加劇了信用收縮過程,金融體系的不確定性加大。這就使衍生交易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變得嚴重,過高的信用風險使交易者減少交易數量和頻率,從而削弱金融衍生產品的功能;又使機構交易者利用自身的信息壟斷地位,隱藏自身擁有的真實信息,散布虛假信息,引誘散戶投資者上當受騙;還使衍生交易監管難度加大,使監管變得更加復雜和不易。
所以,金融衍生產品的運行機制比起一般的金融工具要復雜的多,其虛擬資本的虛擬化這一技術特征決定了金融衍生產品脫離實體經濟的程度越大,運動過程的獨立性越強,虛擬程度越高,交易泡沫也越易形成,不確定性增加。這實際上就是金融衍生產品各種風險,尤其是信用風險得以形成的內在根源。
2金融衍生產品信用風險形成的外部成因
金融衍生產品的本質是一種尚未履行的交易契約,是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權利和義務的約定,這就決定了金融衍生交易在時間和金額上都是不確定的。進入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的交易主體既有金融機構,又有非金融機構,其多樣化和復雜性導致了各交易者所處的信用等級參差不齊,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對稱又使得交易雙方很容易面臨信用不對稱;同時,交易主體目的性的不同,也導致了各自預備承擔風險的程度甚至承擔風險的意愿都存在很大的不對稱;另外,因其他風險而導致的信用風險連鎖反應也有可能累及其他的交易對手甚至整個金融市場。所以,契約性決定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市場參與者不可能擁有完全相同的信息,必然增大市場中的不確定性,種種信息不對稱必然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行為的發生,從而使得誘發金融衍生產品信用風險的外部成因可能隨時出現。
2.1交易者的交易目的
一般而言,套利投機的程度越大,信用風險暴露越大。所以,當交易的目的從套期保值變為投機時:一方面,隨機波動的價格使賺與賠的概率同時存在,簽約雙方主觀預測能否實現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未來價值波動的隨機性。這時如果僅僅憑借個人的主觀判斷鋌而走險的話,就可能導致參與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機構出現盈利下降或虧損,甚至是破產或其他嚴重的財務問題,以至履約能力下降或喪失。這樣,交易者就不可避免地發生違約,信用風險隨之產生。另一方面,信息披露的不對稱性使交易者雙方很難如愿以償。因為金融衍生產品使用者雙方披露的信息量越多、透明度越高越好,但由于雙方各自追逐的風險利潤和切身利益決定了一些重要信息很難得到或獲得這些信息的成本太高,這勢必影響雙方掌握真實的、全面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將增加由雙方信息披露的不對稱性所帶來的資金損失。即使雙方在簽約時擁有的信息基本對稱,也會產生有關行動即合約執行的不對稱信息。因此,不對稱性信息的存在加大了信用風險發生的可能性。
2.2交易者的履約能力與履約意愿
2.2.1信用風險的擴大效應導致交易者發生違約
信用風險具有滾雪球式的擴大效應,并能產生骨牌效應。一個因多種原因違約的交易者往往會使其交易對手也發生違約,進而違約風險會象瘟疫樣在整個金融市場傳播。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越集中,主要交易商之間的信用風險暴露也就越集中,一旦一家金融機構突然倒閉或無法履約,則整個金融衍生產品市場就會引起一連串違約事件而危及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
2.2.2基于交易者品格的履約意愿出現了問題。交易者品格包括其履行合約承諾的意愿及在契約期間主動承擔各種義務的責任感。這就要求交易者必須誠實可信,努力經營。交易者的品格難以用科學方法進行計量,一般只能根據過去的記錄和經驗對其進行評價。在信用評級制度下,信用評級等級的改變導致債權資產價格變化,從而產生代表公司償債能力的信用風險。
2.3交易場所和交易機構
正如巴菲特所言,“衍生品是大規模毀滅性的金融武器,其所具有的危害性,雖然現在隱而不露,然而終將致命。”(對于巴菲特的這種說法,雖然很多金融界著名人士如格林斯潘、梅拉梅德等持有異議,但它至少說明衍生產品的風險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信用風險。)其理由就是金融衍生產品有巨大的信用風險,而且已經集中在少數衍生金融產品交易商手中。一般說來,在交易所交易的金融衍生產品(期貨、期權)是以標準化合約的方式進行交易的,且有一套特定的降低信用風險的制度安排,因而其信用風險小。在場外交易(OTC),沒有保證金和集中結算要求,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履行只取決于交易雙方的信用狀況、履約能力和動機。這樣,具有明顯遞減效應和擴散效應的交易雙方必然面臨信用風險,由此決定了對場外衍生交易中交易雙方的信用等級要求都非常高。金融遠期、金融互換及復合衍生產品等的場外交易,只要一方違約,契約便無法進行,從而給對方帶來損失。在契約期限內具有變動、不確定性的特征,使得衍生產品交易信用風險取決于交易對手的違約概率和信用風險暴露的變動。因此,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信用風險主要源自OTC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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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權益性金融資產;歸類;影響;監管
一、研究背景及其研究目的
財政部于2006年2月了新《企業會計準則》,標志著我國會計發展史上的一次偉大變革。在這一變革中,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運用成為最大的亮點。作為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應用的代表性領域,權益性金融資產的會計核算體現了新企業會計準則理念的核心變化,并對上市公司業績的增減和股票市價的漲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不同的權益性金融資產的會計核算方法不同,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影響存在差異,但新準則沒有明確界定交易性金融資產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劃分標準。某項金融資產的具體分類,主要取決于企業管理層的風險管理、投資目的等因素,這為企業管理層對權益性金融資產的歸類留下了選擇空間。
二、權益性金融資產的范疇
(一)權益性金融資產的內涵
金融資產是金融工具的資產化形式,是對負債性金融工具或權益性金融工具投資的結果。本文所稱的權益性金融資產,是指企業對股票及其他權益性金融工具投資而形成的金融資產,在資產負債表中歸在“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兩個項下。其中,歸屬于“交易性金融資產”項下的權益性金融資產,主要是指企業準備在近期內出售以賺取差價而從二級市場購入的股票、基金等;歸屬于“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項下的權益性金融資產,主要是指企業沒有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貸款和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
(二)權益性金融資產與長期股權投資的聯系與區別
權益性金融資產的“鏡像”是股票及其他權益性工具,與資產負債表上的“長期股權投資”同屬于股權投資,且上市公司的部分權益性金融資產就源于股權分置改革后取得流通權的原非流通股。兩者的會計核算方法有本質上的區別,最顯著的區別是:不管是交易性金融資產,還是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其期末的賬面價值都按公允價值進行計量、報告,確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長期股權投資在持有期間,根據表決權比例、對被投資單位的實質性影響等標準進行劃分,分別采用成本法和權益法進行核算。
三、權益性金融資產的歸類影響分析
對某項資產的歸類偏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項資產的歸類對公司本身的影響。下面筆者通過比較分析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會計處理,以及會計處理差異對公司會計指標、全面收益、所得稅、股票價格等方面的影響,以對管理層的歸類偏好做出判斷。
(一)會計處理比較
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同屬于金融資產,都在活躍的市場上有報價,公允價值能可靠計量,它們的會計核算方法適用于獨立的具體準則——《金融工具的確認與計量》,兩者的會計核算有以下異同:
一是初始計量時,交易性金融資產將交易費用計入當期損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將交易費用作為初始成本入賬。二是期末,兩者都按期末公允價值調整賬面價值,但交易性金融資產將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將公允價值的正常變動計入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交易性金融資產不計提減值準備,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下跌重大或屬非暫時性時,需計提減值損失,減少賬面價值;在計提減值后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又上升時,如果該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屬于對負債性金融工具投資,則沖減原計提的減值損失(不在分析范圍),如果屬于對權益性金融工具投資,增加資本公積。三是處置時,兩者都須將累計公允價值變動轉出,但交易性金融資產從“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轉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從“資本公積——其他資本公積”科目轉出。
(二)會計處理差異的影響分析
1.對會計指標的影響
如果不考慮取得時所發生的交易費用,一項權益性金融資產被歸類為交易性金融資產與被歸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動對不發生減值的持有期間的利潤有差異,對減值期間及處置時的利潤沒有影響。當所持有的權益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上升時,金融資產不存在減值,如果作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導致當期利潤、每股收益、每股凈資產上升;如果作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只會導致投資企業的凈資產、每股凈資產的增加,不影響利潤指標。處置時,兩種歸類方法確認的投資收益總額都等于出售價格與初始投資成本的差額,且投資收益的大小都受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變動趨勢的影響。在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持續上漲的情況下,會使出售當期的投資收益大幅增加,每股收益大幅上漲;反之,在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持續下跌的情況下,會使出售當期的投資收益大幅減少,每股收益大幅下跌。處置時兩種歸類方法所確認的投資收益的唯一差異來源于取得金融資產時對交易費用的處理差異。由于取得投資時的交易費用是一次性的支出,且金額一般不大,在本文的分析中忽略不計。
2.對全面收益的影響
(1)全面收益的含義:
企業的全面收益是指“在報告期內,除與所有者之間的交易以外,由于其他一切原因所導致的凈資產的變動”,包括公司的經營損益、持有資產的未實現和已實現的利得和損失。其中,公司的經營損益是指傳統的會計利潤;持有金融資產的未實現利得和損失是指在持有期間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上升和下降,也包括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計提的減值損失;持有金融資產的已實現利得和損失是指從取得至出售金融資產所確認的投資收益,包括取得交易性金融資產發生的交易費用、持有金融資產取得的應收股利、出售金融資產時收入超過賬面價值的差額及轉出的累計公允價值變動。
(2)全面收益的計算
全面收益=期末凈資產-期初凈資產-投資者投入+向投資者的分配=(期末的資產-期末的負債)-(期初的資產
-期初的負債)-投資者投入+向投資者的分配
全面收益的計算基于企業的資產、負債的變動,體現了新準則的資產負債表觀,有別于傳統的收入、費用觀的會計理念。交易性金融資產對取得投資時的交易費用作費用化的處理方法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對交易費用作資本化的處理方法,只影響取得金融資產當期的全面收益,不影響以后各期的全面收益的大小。另外,利潤表的損益最終會結轉到資產負債表的所有者權益項下,如果不計所得稅,則交易性金融資產將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將公允價值變動計入資本公積的處理方法也不影響全面收益。因此,采用全面收益評價公司的績效,可減少公司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應以全面收益作為會計監管和市場監管的一個基礎性指標。
3.對所得稅的影響
(1)公允價值變動對當期和未來期間應交所得稅的影響分析。稅法規定:資產在持有期間公允價值變動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待處置時一并計算計入應納稅所得額。因此,某項金融資產歸類為交易性金融資產,還是歸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動不僅不影響當期應交所得稅的大小,也不影響未來期間的應交所得稅。因為不管是交易性金融資產還是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處置時確認的損益都等于處置收入扣除賬面價值后的差額加上原計入損益或資本公積的累計公允價值變動,實際上等于處置收入扣除初始入賬成本的差額,因此,不管歸類為何種權益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動對未來期間的所得稅沒有影響,即兩種處理方法的遞延所得稅相同。(2)資產減值對當期和未來期間應交所得稅的影響分析。交易性金融資產不需計提減值,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下跌嚴重或屬非暫時性時,需將公允價值的下跌作為減值損失,計入損益表。稅法規定:除應收賬款按期末余額5%。計提的壞賬準備允許稅前扣除外,公司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在發生實質性損失前不允許稅前扣除。稅法對資產減值的處理與對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的處理相一致。因此,雖然新準則對這兩種權益性金融資產是否計提減值的規定不同,但不同的歸類不會帶來所得稅的差異。
(3)對所得稅費用的影響分析。新準則規定,所得稅會計采用“資產負債表債務法”,根據會計的賬面價值與計稅基礎的差異計算“暫時性差異”,確定遞延所得稅資產和遞延所得稅負債。利潤表中的所得稅費用包含當期應交所得稅和遞延所得稅兩部分,由于不同歸類不影響當期應交所得稅和遞延所得稅,因而也不影響所得稅費用。
可見,雖然人為因素可以操縱計入損益表的“公允價值變動收益”和“資產減值損失”的大小,但不能因此調節所得稅。所得稅是公司的一項重要費用支出,由于權益性金融資產的歸類不影響公司所得稅,由此可排除公司借助改變權益性金融資產歸類進行稅收籌劃的動機。
4.對股票價格的影響
新準則下,權益性金融資產的不同歸類對公司會計指標的影響有差異,但這種會計信息的差異只是會計政策選擇的結果,并未實質上改變公司的內在價值。如果資本市場是強有效的,權益性金融資產的不同歸類不影響公司的股票價格,但在資本市場有效性不強,人們識別、利用會計信息的能力不高,只能簡單使用少數幾個財務指標進行決策的情況下,這種由會計政策選擇引起的會計指標的差異傳導到資本市場,對公司的股票價格、關聯公司的股票價格乃至整個股票市場可能產生深刻的影響。
有眾多中外學者關于會計信息有用性的研究表明:會計信息有助于投資者預測公司收益、評估股票價值并做出買賣決策。有不少學者通過數據檢驗證明:每股凈資產或每股收益的變化,對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產生影響。還有價值相關性的實證檢驗結果進一步表明:每股收益對公司股票價格的解釋能力大于每股凈資產及其它財務指標的解釋能力。如曹國華、賴蘋2006年的研究《凈資產、剩余收益與股票定價:會計信息的有用性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當期的每股凈資產對股票價格的解釋能力較弱,當期的每股收益對股票價格很有解釋能力,未來的每股收益對預測股票價格沒有太多幫助。
據此推測,在一定條件下,當股票的二級市場價格上升時,為了提高公司的營業利潤、每股收益、每股凈資產以至公司股票的市場價格,持股公司更傾向于將長期股權投資歸類為權益性金融資產,或將權益性金融資產歸類為交易性金融資產;而當股票的二級市場價格下降時,持股公司更傾向于將權益性投資歸類為長期股權投資,或將權益性金融資產歸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但前提條件一是持股公司認同有關資本市場的會計信息有用性、價值相關性的實證研究結論;二是會計利潤指標、市場價值指標在評價經營者業績時權重適當;三是持股公司對股票市場有合理的預期。顯然,股票市場價格是多種因素的綜合結果,受宏觀政策、資金的充裕程度、投資者的心理預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持股公司難以預測所持有的股票的價格走勢,而其他的兩個前提條件是否能滿足還有待驗證。由此推斷,管理層不存在明顯的借助權益性金融資產的不同歸類影響公司股票價格的動機。
四、結論
綜上所述,一項權益性金融資產被歸類為交易性金融資產或被歸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影響公司的會計指標,進而影響公司的股票價格,但不影響公司的全面收益、所得稅。由于股市的不確定性,企業管理層在投資權益性金融資產時,不應存在明顯的通過改變權益性金融資產的具體歸類影響股票價格的傾向。如果在監管中更強調全面收益指標的作用,可消除企業管理層通過改變對權益性金融資產的歸類而影響會計指標的動機。但權益性金融資產與長期股權投資相比,兩者的會計核算方法有本質上的不同。一項股權投資被歸類為金融資產與被歸類為長期股權投資,對公司的業績及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差異懸殊。因此,為保證會計信息質量,應對企業的股權投資歸類的正確性進行監管。在監管時,應重點關注權益性金融資產與長期股權投資劃分的正確性、合理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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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是國際貿易專業的核心主干課程,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所有專業課中教與學的難度也是最大的。新世紀新形勢下新的問題不斷涌現,探索與研究《國際金融》的教學改革已勢在必行。
《國際金融》是從貨幣金融的角度研究開放條件下,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時實現問題的一門學科,在結構體系和教學要求等方面與其他課程相比有很大不同。對其特性的把握是搞好教學的基礎。
《國際金融》屬于宏觀經濟學范疇,許多原理和理論比較抽象、枯燥,而且內容豐富口徑寬廣,缺乏具體性。比如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匯率理論和利率理論等章節,內容復雜模型眾多,沒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很難理解。同時國際金融相關理論知識的更新速度也較快,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國際金融市場風云變幻,新問題不斷涌現,這就要求學生不斷學習新理論、研究新現象,單純靠教材靠老師無法解決問題。但另一方面國貿專業實踐性又比較強,學生比較喜歡動手能力、操作能力的訓練,對于理論的學習和研究比較排斥,所以教學難度非常大。
論文摘要:二十年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使中國農村乃至全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偉大實踐和成果,無論其深度、廣度、規模都是史無前例的。
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義。可喜的是,二十年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使中國農村乃至全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偉大實踐和成果,無論其深度、廣度、規模都是史無前例的。可以預見,從中國農村改革實踐中產生并被實踐不斷修正的發展理論,必將為世界發展經濟學說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踐做出重要貢獻。
1.概括地講,本課題研究的基本結論是:市場化改革是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發展的必由之路;隨著我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農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不單是一個金融問題,必須把金融同國家發展戰略、制度創新、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結合起來。否則,金融的作用將十分有限;農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漸近方式,不斷地融入和推動整個農村經濟轉軌和轉型:農村金融改革必須注意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重新構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商業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體系。
2.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雖然有中國特殊的國情,但這種發展畢竟寓于世界經濟發展之中。應該說,我國與其它國家的發展還是有一些共性的東西,這點不能否認。西方若干發展理論對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的市場化改革缺乏指導意義,但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其中,二元經濟理論、農業制度及農業資本理論,特別是舒爾茨的農業發展理論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
3.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馬克思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思想影響。改革前,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權式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宏觀經濟制度與微觀經濟制度。其中,超越國力的發展戰略和強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現;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金融壓制的性質是制度性壓制,金融活動完全是被動和消極的。農村資金運行非市場化的結果是大量農村資金無償流向工業,尤其是無償流向重工業,導致國民經濟偏斜運行,使農村經濟更加落后;傳統體制下我國農村經濟的非市場化運行是有特定歷史背景的,當時的這種選擇,一方面使國家迅速奠定了工業化基礎,另一方面使國家為長遠發展付出了沉重代價。
4.農村金融改革不能脫離農村經濟和國家金融整體改革而單獨進行,其市場化改革的深層次原因主要是:我國經濟改革需要的指導理論在改革前后的實踐對比中得到了確認和創新,即我國任何經濟部門的改革都有賴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支撐;我國農村經濟和農村金融改革的關鍵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場化選擇,在此基礎上才可能考慮管理、技術等方面的變革;農村經濟與農村金融改革必須高度重視農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否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僅在總體上難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時取得了某些成績,其代價也必然是喪失國家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后勁。
5.貨幣化是農村經濟與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切入點。應該從農村貨幣化的廣度和深度出發,研究農村產業結構、農業勞動力轉移和農民收入等基本問題;市場化條件下的農業資本投入與融通要以經濟效益為核心。物質資本投入要注意數量界限和勞動、技術對資本的吸納能力,同時,要特別重視對人力資本的開發和投入;市場化改革將會引起資金供求的迅速變化,農村資金運行格局將改變傳統體制下“國家、集體”的框架,而演變為“國家、集體、農戶、外資”的新框架,在這種變革中,金融將逐漸成為新框架的核心。
6.農業銀行商業化改革在農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導性作用。因為國有農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軌,將從根本上動搖傳統經濟體制對農村金融的影響,并對其它金融渠道產生示范效應;農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軌同其它國有銀行改革具有聯動效應,但我們更要強調農行自身的特點和弱點,以尋求改革的突破口;農業銀行商業化改革要關注社會效益,現階段主要是處理好這種改革與農業產業化發展的互動關系,使農村商業金融改革同農村經濟改革協調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