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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縱向與橫向結合。縱向,就是上級對學生思想品德教育、人才規格的基本任務和要求。橫向一是樹立身邊榜樣,即“關心集體”、“助人為樂”、“刻苦學習”、“拾金不昧”等學生模范;二是走向社會,請有特殊貢獻的優秀青年、退伍軍人、老黨員、老干部向學生進行愛祖國、愛人民、愛家鄉教育。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使學生學有榜樣,從細小的心靈里孕育為祖國繁榮而發奮進取的良好品質。
二、家庭與學校結合。把兒童培養成祖國的棟梁之才是家長和教師的共同心愿。與家長密切配合可使班主任獲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其做法有三:1.揚長補短。
與家長談話在充分肯定學生成績的基礎上,指出存在的問題,以免傷害學生的自尊心和上進心。2.對品德較差的學生定期與家長聯系,不斷變換教育方法,做到因人施教。3.學期中間進行學生操行返家,廣泛征求家長意見。這樣家庭與學校密切配合,就能達到共同的教育目的。
三、課內與課外結合。小學的班主任肩負著既教知識又造就人才的雙重任務,因而在完成傳授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基礎上,結合教學內容使學生受到應有的思想教育,也是一條有效途徑。比如通過講《小珊迪》、《年關》等在學生中開展“三對比”,即新舊社會對比、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對比、我與舊中國、資本主義兒童對比,使兒童認識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課外,設法為學生創造一個良好的德育環境,結合兒童的愛好,通過演唱、跳舞等形式歌頌老前輩,歌頌社會主義祖國,歌頌英雄人物,使學生在歡樂中受到教育。
關鍵詞:譚嗣同教育思想;當代大學生;啟示
一、譚嗣同教育思想的淵源
1.深受名師啟發,辱中覺醒,并掀起了一股西學浪潮。中國近代著名維新派人士譚嗣同,在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的影響下,自少即有愛國思想、鴻鵠之志。他博覽群書,學貫中西,言語妙天下。1877年,譚嗣同師從涂啟先,開始系統地學習中國的歷史典籍,并接觸了格致學、算學等自然學科。此外,湖湘文化的代表船山思想也備受譚嗣同推崇。2.游歷經驗豐富。此外,譚嗣同還愛好游歷,數十年間,來往于湖南、湖北、陜西、新疆、臺灣等地,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盡管譚嗣同早期的游歷生活是因為父命,但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游歷機會,才催生了譚嗣同的維新思想以及后來的《仁學》創作。期間,一方面他看到祖國的大好河山,激發了他的愛國主義熱情。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社會的腐敗和中國人民的苦難,國家的貧弱進一步激發了譚嗣同心中愛國的熱情,堅定了他愛國救亡的信念。在游歷過程中,譚嗣同還結識了不少佛家和西學方面的飽學之士,這使其眼界大開。在他們的熏陶下,譚嗣同潛心讀書,知識與日俱進,思想日臻成熟。因此,譚嗣同的整個思想體系,很明顯地留有佛學和西學的烙印,其教育思想也不例外。
二、譚嗣同教育思想概述
1.學問保國的教育觀。自1895年中日爆發以來,我國民族危機不斷加重,帝國主義掀起了一場強占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的狂潮。譚嗣同作為維新派的杰出代表,為挽救民族危亡,促進整個中華民族的覺醒,他用政治的眼光看待教育問題,提出學問保國的主張。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國弱民窮,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是因為人才零落,所謂“國勢之強弱,系乎人才”“欲講富國以刷國恥,莫要于儲才”“培植人才,為自強本計”。因此他得出結論:培養人才的一個重要環節是教育,教育是救亡圖存、富民強國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為此,他不辭辛勞,躬行實踐,對我國近代教育事業做出了許多開創性貢獻。例如,在湖南,他鼓勵興辦學校,創立《湘報》《湘學報》,并建立瀏陽算學館。這些不但成為學校變革和建設的典范,它所帶來的維新氣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湘人的視野和湖南學界的新風氣,使廣大民眾能夠深入地了解學習新學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在當時反對舊式封建教育,提倡新興文化教育上,比起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譚嗣同這個后來者毫不遜色,教育救國是譚嗣同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2.中西互通、繼承兼容的教育理念。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中國一直使用的是科舉取士,即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優秀人才,考試的內容主要包括儒家的經典著作《四書》《五經》等,這就決定了封建教育的主要內容是向學生灌輸“三綱”“五常”、倫理道德等儒家思想。不可否認,在儒家經典里面,凝聚了許多哲人思想的精華,而且,相較于爵位世襲,科舉取士確實為統治階級、為朝廷招攬了大批人才,一定程度地推動了社會進步。但是,到了清朝末期,隨著西方科技的進步,傳統封建教育內容的弊端,科舉取士的沒落性和腐朽性顯露無余。《儒林外史》中的范進,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就是很好的例子,對于大廈將傾的清王朝而言,僅僅靠“三綱”“五常”“四書”“五經”熏陶出來的人才,是挽救不了覆滅的命運的。很多有識之士都把教育的目光轉向了西學。西學作為實用性科學,在很多人眼里,被認為是救亡圖強的必經之路。作為維新變法的代表人物,譚嗣同憂國憂民,崇尚教育救國,而且學貫中外,自然也會將教育救國的眼光投向西學。譚嗣同認為,西學是培養人才的重要一環。但西學博大精深,名目繁多,因而主張將西學中的數門學科分門別類,由學生各選一門以學之,以更好地將西學落到實處。他提出,考生“必須真精通一門(西學)。始得考取,不兼西學,雖制藝極工,概量不錄”。他在瀏陽算學館、中華女子學堂和時務學堂的課程體系設置上,提出在必須開設格致學、算學等自然學科外,還必須增設外國語言文字一門。可見他對西學的推崇。不同于一般有識之士的是,譚嗣同認為,傳統儒家倫理文化中的“三綱五常”“男尊女卑”思想,是捆綁人們手腳的鐐銬,封建落后的科舉制度更該廢除。但在傳統文化中、國學精華中蘊含的求索精神、愛國情懷、經世致用、勇挑重擔的品格,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的家國情感是應該繼承的。溝通中外,海納世界,同時在批判中繼承傳統國學的精髓,兼容世界文化的精華,譚嗣同在把維新變法的理念融進教育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育思想。3.稽古振今,經世致用的教育思想。“兩眼不問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是封建社會讀書人的生動寫照,也是許多讀書人追求的最高境界。科舉制下,教育的唯一目的只是為了求取功名。譚嗣同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經世致用,也就是“實”,讓每一個讀書人學到實實在在的本領,成為社會的有用之才是譚嗣同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這種稽古振今,經世致用的教育思想,其實也是他教育救國思想的體現,和他的學問保國教育觀一脈相通。4.重視德育,以德化人的教育思想。譚嗣同深諳德育教育的重要性,他旗幟鮮明地提出,讀書的目的在于“濟世安民,以天下為己任”。十九世紀后期的中國,清王朝風雨飄搖,民族危機空前絕后,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要挽大廈于即倒,救民族于水火,需要一大批具有圣賢豪杰的高尚品德,敢于擔當,勇于為國獻身的英才,而這又離不開德育教育。關于德育,譚嗣同提倡以圣賢豪杰之品德,育經綸天下之英才。他認為學生應加強自我的道德修養,善于自理其身,達到“大無畏”的境界。他開辦的時務學堂里,就培養出了后來像蔡鍔那樣的品德高尚,意志堅定,濟世救國,捍衛共和的奇才。他還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喚醒民眾,感染了許多后來的志士仁人,實踐了自己以德化人的德育思想。
三、啟示
譚嗣同的教育思想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對當代大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而言,很多方面值得我們借鑒。1.緊扣愛國主義思想政治教育之魂。譚嗣同一切的教育思想都是構筑在學問保國的基礎上的。愛國主義是譚嗣同教育思想的靈魂,是核心部分。當時代的巨輪駛進二十一世紀,我們國家的富強使每一名中國人為之而自豪。然而,個別大學生以“自我”為中心,功利主義大行其道,這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種失誤。昔日,志士仁人憂國憂民,從落后挨打的慘痛現實中試圖走出一條學問保國、富國強民的變革道路,這是一種艱辛而酸楚的愛國。今天,大學生們身處偉大的時代,肩負中華民族復興的重任,時代不同,但歷史賦予的使命相同。如果大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缺失了愛國主義教育,丟掉了愛國之魂,將何以告慰先烈們的在天之靈,何以完成復興中華的宏圖大業?對大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方式有多種,銘記歷史是一種愛國教育,激發民族自豪感也是一種愛國教育,重拾儒家經典、國學精華也可以是一種愛國教育……愛國主義教育應浸透于大學學習的任何一門功課,貫穿于大學生活的任何一個方面。2.繼承傳統美德,崇洋而不。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改革開放功不可沒。西方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經驗、先進的管理模式,一切能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優秀的東西,我們必須堅定地學習,閉關鎖國的回頭路我們決不能再走,這是近代中國慘痛的歷史帶給我們的經驗。但是,開放國門的同時,也有一些與傳統美德相悖,不適合中國社會的西式思潮裹著潮流民主的華麗外衣泛濫于中國大地,盛行于大學校園,侵蝕著大學生的靈魂。在傳統與“新潮”,東方與西方文化的碰撞面前,如何找到平衡點?如何在學習西方一切先進東西的同時,過濾掉一切不良的思潮?這是大學生政治思想教育中繞不開的問題。在譚嗣同的教育思想里,中西互通、繼承兼容是他變革教育的重要內容,他主張在學習西方先進知識的同時,應批判地繼承傳統的文化。人類社會發展至今,進入網絡信息時代,每個社會成員,特別是大學生,已不可能再是井底之蛙。所以,學習傳統文化,繼承傳統美德,增強免疫力,潔身自好,抵制各種視覺和功利的誘惑,崇洋而不,應成為大學生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內容。3.腳踏實地求知,做社會有用之才。譚嗣同的經典教育思想是“經世致用”,也就是學到實實在在的本領,服務于社會。大學本是學習知識的殿堂,淬煉人才的熔爐。然而,有些人一進入大學,便開始不思進取,混日子,撈文憑,四年光陰虛度,未來人生迷茫。畢業后,又自認為是天之驕子,好高騖遠,嘆息找工作難,埋怨社會之大,卻沒有給自己留下能夠奮飛的位置,不知道從自身尋找原因。所以,正確引導大學生規劃人生,制定目標,不空談,不死讀,腳踏實地地學習真本領,孜孜不倦地探索新知識,是大學生政治思想教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這樣,我們培養出來的大學生能成為社會的有用之材,將來服務于社會的同時,他們才會閃耀出自己燦爛的光輝。4.平等相處,友愛待人。平等、友愛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墨家“兼愛”思想的體現,和西方現代的民主、民權思想是相通的。譚嗣同摒棄尊卑,開辦女學,這種教育思想里顯然蘊含著平等、民主和友愛的思想,是我們今天大學生政治思想工作所必需繼承和堅持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看到存在于大學生生活中的矛盾點,教導大學生正確處理矛盾,養成良好的道德素質,使大學生的精神世界里加入“平等”“友愛”的元素。5.加強德育工作,堅持以德化人。譚嗣同教育思想對當代大學生最重要的啟示是大學要重視德育教育,要以德化人。“加強道德修養,注重道德實踐,運用道德力量鞭策人們提高思想政治素養,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舉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譚嗣同十分重視德育,并以他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演奏了一曲驚天地、泣鬼神的正氣之歌,激勵了許多后來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繼地為國捐軀。今天,我們的時代也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楷模,如拯救“東方之星”潛水乘客的當代大學生官東、雕刻火藥的大國工匠徐立平等,他們的英雄事跡可以激勵今天的大學生樹立復興民族、為國獻身的理想和信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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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羅杰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人本主義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該理論以培養機能充分發揮的人為教育目標。提倡運用非指導性的方法,促進學生學習了解自己的直接經驗,并要求教師秉持真誠、信任、接受和同感理解的態度與學生建立平等的教學關系。此主張使教育的立足點重新回歸以人為本的立場,對我國現時的教育改革與未來的教育發展都有很大借鑒意義。
20世紀70年代,人本主義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在美國發起了一場教育改革運動,即人本主義教育思潮。(illr}o.}a-a}>0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的重要代表人物羅杰斯的思想,也在此思潮中占據重要位置。雖然他主要憑借“以人為中心”思想享譽心理治療界,而且他一生的學術活動也都是以臨床治療為中心的。但隨著他后期興趣的逐漸廣泛,其強調人性、人的價值的觀點,也日益明顯地體現在他以人為本的教育觀中。
羅杰斯的教育思想,始于他運用自己人本主義價值觀審視傳統的教育模式。在他看來,傳統教育以教師和書本為教學活動的核心,偏重學生智能培養,廢棄全能開發,受教育主體的好奇心受到限制;官僚化的教育體制利用各種規章制度直接控制著學校內部的運作和教師的行為;這種沉悶的氣氛不僅扼殺了教師和學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且也抹殺了學生的求知欲,使他們失去處理復雜環境、進行適當決策的能力;對民主精神和價值的忽視還導致師生間互相不信任。那么怎樣才算真正培養人才的教育體制?羅杰斯是將其“以人為中心”的心理治療理念擴展到教育領域而形成的全人教育觀來加以說明的。
一、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
羅杰斯一貫主張把學生當作教學的中心。他認為學生是學校、教師存在的前提,學校和教師理應為學生服務。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是指學生作為教學活動過程的核心,應依據自己的情況獨自或在別人的協助下,確定并完成自己的學習計劃。學生可以自主地接受課程內容,選擇學習方法,進行自我評價、自我管理,他們有教學實踐的自由選擇權和支配權。
這種開放性的教育理念以培養“機能充分發揮的人”為教學目標,要把受教育者培養成批判的學習者。他們應能夠靈活和理智地適應新的問題情境,以開放的心態,真實、全面地接受任何來自內部或外部的信息,因而能在各種活動中有效地與他人合作。他們能完全遵循自身的社會化目標做出行動。此目標指導下的教學不再刻憊追求學生學習的結果.也不要求學生有整齊劃一的表現,而是讓學生自由充分地發展。
羅杰斯認為,只有個人感興趣的內容才能有效激發學習行為。既然教學要“以學生的需要”為取向,那么教學內容就要遵循“適切性”原則,即學習內容要與學習者的生活經驗和社會狀況密切相聯,這是教學的一個前提條件。他把學習分為有意義學習與無意義學習兩類。無意義學習的內容枯操、乏味、對個體無關緊要,既不容易學會,又容易遺忘,毫無生機可言。現在學生在課堂上就進行許多這種無意義的學習。有意義學習不僅是知識的積累、增長,而且是一種直接經驗獲取的過程,會使個體在行為、態度、個性等很多方面都發生重大變化。這種學習不僅充滿了生機,而且由于學習內容與經驗相結合,使學習結果非常牢固。因而學習應該“意義學習”,教學就是要促進學生的意義學習。
可見,注重認知對行為及態度的作用,培養學生的態度與人格,使學生自動內化教學內容也很重要。學習應是自我發起的、對自己有用的、由經驗同化產生且不直接傳授給別人的。羅杰斯曾說:“凡是可以教給別人的東西,相對地都是無用的,對于他的行為極少或竟根本沒有影響”,“惟一能夠影響一個人的行為的知識,是他自己發現和化為己有的知識”。fal(r})0因此,教學既不是要教學生學會知識技能,也不是要教學生學會怎樣學習,而是為學生提供一種促使他們自己去學習的情境。
由于學習行為是個人興趣的自發產物,所以紀律便也包括學習者為達到自身學習目標而確定的自律體系。一方面,學習成果的考核評鑒可由外控轉為內控,學生負貴總結評價他們自己的學習成果,老師和學校不再具有這方面的權威。這不僅保證了個別化學習,提高了學習成效,而且可以促成學生的自我成長。另一方面,轉變通過學生對外部標準的遵從程度來評價其行為好壞的傳統,消除學生的防御戒備心理和僵化態度,鼓勵參與和自我表現。教學中應讓學生“自由表達同個人有關的任何問題—感情的和思想的”。這樣班級也就“變成一種個人的、關心的、信賴的學習團體”。[,]學生在心理自由和安全的環境中,自然更努力去理解和感受他人,從而使秩序性的團體結構和學習氛圍得以形成。
二、非指導性的教學方法
可見,只有當個體需求、身心發展狀態和個人學習風格與其學習內容、目標相一致時,學習才會有效。“非指導”性的教學方法就是放棄傳統教育忽視個體要求、替代學生思考的作風,追求一種自我發起、自我體驗、自我評價、全人投入的有意義學習。羅杰斯用自身的教學實踐向世人展示了“非指導”原則的具體要求。
羅杰斯提倡豐富全面的教學資源。他把有利于實現教學目標及有助于教學實踐的各種因素都看作教學資源,認為人力資源(如專家學者、伙伴、家長、教師等)也可為教學所用。羅杰斯尤其重視具有能動性和創造性的人力資源,特別強調教師的重要作用,認為教師以及他本人的學識、經驗、專長、態度,甚至教師的情緒反應都是最為重要的資源,應為學生提供充分選擇利用的自由。對于物質資源,則應著力于思考和設計提供各種學習資料的方式,以優化或者方便學生對這些材料的消化和運用。他還提出重視和利用豐富的校外資源(如社區環境及校外的專家、學者等)。例如,可以聘請專家或社會實踐人士介紹他所接觸了解的某個社會問題或社會在某方面的發展狀況,也可以組織學生參觀、訪問,利用社會進行實踐性學習。此觀念突破了單純校內物質資源的局限,豐富擴大了教師,’教”的視野。
非指導性教學方法是無結構的,教師上課時的首要任務應是先專心傾聽學生們無主題限制的閑聊,并鼓勵他們思考。通過交談,教師與學生逐漸融合,形成一個相互影響、緊密結合的整體。教師應適時強調交談中“接受”的重要性。因為一個人只有被完全地接受,才會放棄戒備,敢于顯露并面對真實的自己,學生之間才會相互理解、相互啟發。最后,當大家專心于表達的內容,每個人都希望展示自己時,學生組成的集體就取代教師的教學活動組織者角色,占據了主導地位。在這種教學過程中,學生們能體會到一種集體感,大家暢所欲言,談的都是自己的想法、感覺,每個人都感到振奮,且樂于傾聽新思想。這時的學習效果才有可能達到最好。
羅杰斯十分推崇由學生自己評價學習效果的學習促進機制,反對考試與測評形式的外部評價。他認為,教學評價的目的既然在于為課程開發、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提供反饋意見,那么就應該讓其真正發揮這樣的作用。傳統的課程評價只將眼光局限于對學生學習成績的分等,評價方法單一,評價范圍也只限于智育水平,(6)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因此,羅杰斯提出了學生自我評價學習法,主要是讓學生從知識掌握情況、學習態度、學習興趣等多種角度,運用各種方法,同自己以往的情況進行縱向比較,而不是與別人做無謂的橫向對比。由于是自己確定評分標準,學生必須對自己的學習負責,所以他們的學習更加主動、有效而持久。這不僅有利于學生的創造性、獨立性和自主性的發展,以及學業的進步,而且可以減輕他們受外部不客觀、不恰當評價影響而產生的心理壓力,從而真正幫助學生成為自主的學習者。
三、師生共同成長的教學關系
非指導性教學并非完全放棄教育者的作用,而是強調個體的主體地位,主張“教”“學”平等。羅杰斯人本主義教育觀最關鍵的環節也是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師生共同成長的民主教學關系。
羅杰斯認為,教學活動是通過學生自己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來達到對經驗意義的理解,從而有效地影響行為的動態過程。[6]0而體驗的獲得有賴于良好的人際關系。傳統教學關系中,學生的情緒、思維處于壓抑狀態,沒有機會發展自己的才能,對學習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熱情。在充滿溫情與友愛的促進型教學關系中,由于人與人是平等的,學生心理沒有壓力,其認知、情感以及行為都有很大的自由發展空間,于是他們便更愿意學習,學習效果也更好。而有效教學關系的建立與維持是需要師生雙方共同努力的。
(一)教師方面,應有意識地營造民主寬松的教學氛圍,使師生之間、同學之間形成良好人際關系
這是保證教學效果的重要前提。況且,教師也需要通過不斷學習以獲取新的知識和啟示,從而進一步加深對事物的領會和理解,提高自身水平。[1]民主的教學關系,使教師在促進學生發展的同時,獲致自身進步,因此是非常必要的。在與學生的互動中,教師真正該做的是“促進學習”(Facilitatinglearning),是提供豐富而廣泛的學習資料,創造自由的學習氣氛,以利于學生自由地發揮自身的認知、情感潛能。尤其是自由學習氣氛的營造,不但要求教師茸重學生的獨立性,而且要求教師具有積極的自我觀、真誠的意愿和促進學生成長的動機。與羅杰斯心理治療理論的治療關系類似,作為“促進者”、“鼓勵者”、“幫助者”、“輔導者”、“合作者”和“朋友”的教師也應努力建立一種以真實、信任、接受、同感理解為特征的師生關系。這種關系的建立有賴于三種基本態度的形成與保持。
第一,真實(iealneas),即在師生關系中做一個活生生的個人,而不是扮演教師的角色。師生之間是平等的人與人的關系,彼此坦誠相待,思想感情表里一致。教師應能及時發現自我,接受自己的感受,并忠實表達情緒、情感和想法。但自己的感受又不強加于人,對事物的看法絕不影響對人的態度。真實性是其他兩種態度的基礎。因為只有真誠地接受并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緒,在學生面前保持真實自我,取得學生信任,同時信任學生,才能建立動力性“關系”,促使學生開發自己的能力,并與學生共同汲取有意義的知識。
第二,信任(faith)與接受(acceptance),即老師信任學生,在尊重學生獨立性的基礎上,對學生發自內心的、無條件的、不要理由的珍愛和關懷。[,](代卿教師相信學生不僅有學習的內在動力而且有自主學習的能力。他既能接受學生的優點與積極情緒,也能包容學生的缺點與消極情緒、行為。教師必須無條件地接納海一個學生,真誠地關心他.并且薄重他的獨立人格。
第三,同感理解(empathicmden3tanding),就是教師設身處地從學生的角度來體驗教育內容的憊義,能對學生的情緒想法感同身受。他可以先暫時把自己的身份、角色、價值觀擱置在一邊,進到學生的內心去’‘感受”事件,從學生的視角“看待”問題,與學生做深人的溝通。這種“移情理解”的能力相當重要。因為學生會下意識地疏遠作為權威傳授者的教師,導致彼此溝通困難。而做到同感理解的教師,“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和實現了學生的期待,學生自然而然地會滿足教師對學生的期待(表現在每個學生有某種必要的成就取向、學習態度、發展需要以及相應行為方式),從而也實現教師對自我的期待(該怎么做,怎么從教育教學中獲得快樂),達到感情上的共鳴和教學中的和諧”。(8]0當然同感理解并不意味著認同學生觀點,它只是幫助學生清楚意識他們自己暫時還無法正確了解的那些問題的一種途徑。
教學關系既指師生關系,也包括同伴關系。因而羅杰斯還非常重視學生之間的互助學習,提出并提倡分組學習、同伴教學、交朋友小組等自主學習形式,還通過實驗進行了驗證。這是良好教學氣氛、和諧教學關系作用的體現。
(二)學生方面,則應了解并切實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由于這種學習的學習內容是真正有著個人意義或個人價值的間題(凡引起學習者自我結構改變的學習,可能會遭到抵制),與學生本人有切身關系,所以能最大限度激發人類生而就有的學習動機—即學習興趣。這種“體驗性學習”不僅“對個人有生存和發展的意義,不易忘記”,而且“能發揮高效率”,促使學生自己去追求、去創造更好的學習條件。(7](P101)
四、簡短評價
一、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
張謇,既是實業家,也是教育家。在他的思想中,實業和教育是應該相互支撐的。張謇說:“南通有紗廠,爰設立紡織專門學校;南通經營鹽墾,爰設立農校。以實業輔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實業。實業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這是張謇“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的教育思想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以后,張謇深感“國非富不強,富非實業不張,實業非有多數之母本不昌。”在談到日本由小國躋身列強的經驗時說:“工茍不興,國無不貧之期,民無不困之望,可以斷言矣。茍欲興工,必先興學。”至此,張謇確立了“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的思想,并付諸實踐。
在處理實業與教育的關系時,張謇始終把實業放在首位。他指出“欲興教育,赤手空拳;不先興實業,則上阻旁撓,下復塞之,更無憑借”,這說明張謇辦實業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發展教育。從1895年到1924年,張謇共創辦了廣生榨油公司、復興面粉公司、大達輪步公司、資生鐵冶公司、通海墾牧公司、淮海實業銀行、大有晉鹽墾公司等20多個工廠企業。南通實業的快速發展,為教育的發展創造了很多有利條件,尤其是為辦學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張謇本人從1900―1925年,把實業所得薪金257萬元,都用于了教育、慈善事業和地方公益事業。至于各工廠企業及其他股東的捐款就更多了。在困難時期“紡廠籌應教育之需要,每年亦七八萬”。張謇指出:“教育必資于經費,經費唯取諸實業,所謂實業為教育之母是也。”
二、師范為教育之母
張謇是中國近代創辦師范教育的鼻祖。他在1902年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師范學校――通州師范學校。他深切地認識到“師范為教育之母”,因此提醒國人“中國今日國勢衰弱極矣,國望虧損極矣”,“諸君以為可恥否乎!欲雪其恥而不講求學問則無資;欲求學問而不求國民之教育則無與;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故立學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先從師范始。”因此,在創辦南通師范學校后,張謇又于1906年創辦了南通女子師范學校。
張謇在首創師范學校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難和阻力。1902年,他向當時的江蘇省政府請求官立師范學校,不但沒有得到支持,反而挨了一頓批評。他非常氣憤,下定決心自立師范學校。他改建和擴建了南通城南的千佛寺,“成屋凡一百三十余間,合之培墊基地、購備圖書儀器、動用器具,費三萬數千元矣。”后又“購城北北呂家巷陳氏舊宅葺為校舍”,到1909年“來學人數漸增,乃購城北市河岸珠媚園暨左右民房改建”。
三、普及社會教育
張謇認為要實現開民智、通風氣,改變中國國民愚昧無知,提高全民族整體素質,首要推行社會教育。此外,在國民教育中,初等教育是基礎,沒有完備的初級教育,就不會有高級知識人才,其他諸如富國強民便無從談起。1903年,清政府發出實施義務教育的命令,但各地多未認真執行,“真正在地方上推行義務教育的,應是張謇于南通推行普及教育開其端”,“真正具有計劃普及小學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應首推張謇”。
張謇主要在故鄉南通辦學。為了改革普及國民教育,他把師范教育、基礎教育、職業教育等多種教育相結合,形成了一個與當地實業密切結合較為完整的獨創性教育體系。除了廣設小學,創辦中學、師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外,還根據南通地方實際需要,興辦各類型的學校。例如,南通工業首推紡織,張謇就辦起了紡織染傳習所,紡織專門學校;開辦法政講習所、巡警教練所、監獄學傳習所,服務南通自治所需;興辦醫學專門學校,設立醫院,培養醫生;為了充實南通文化生活,他辦起了中國第一所戲劇學校――伶工學社,培養戲劇人才等等。張謇的社會教育不僅造福了南通,而且影響了全國。就是我們今天的現代教育,也是發展和完善了這個教育體系。
四、注重職業教育
張謇創辦職業教育有很明確的指導思想,那就是“以教育改良實業”,以實業的發展為職業教育的出發點,振興實業。他說:“夫學生之入實業學校,固將為實業界效力也。”所謂實業,是指農、工、商三業。他認為“農工商皆資學問”,所以“實業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1899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事業有了成效之后,就開始創辦職業教育。張謇在“農工商皆資學問”思想指導下,倡導和創辦各類職業學校。到1920年前后,在南通一地,除了通師曾附設有測繪科、工科、農科、蠶科,女師曾附設有手工傳習所,還陸續創建了工商補習學校、鍍鎳傳習所、女子蠶桑講習所、女紅傳習所等;有培養政工巡警等方面工作人員的法政講習所、巡警教練所、鹽場警長尉教練所、監獄學傳習所、宣講練習所等;培養中高級科技人才的甲種農業學校、紡織專門學校和醫學專門學校(此三校后來合并為南通學院)、商業學校、銀行專修科等,共有20多個不同專業的職業學校。僅有百萬人口的南通一縣有這么多的職業學校,在當時的中國是絕無僅有的。
張謇的職業教育體系經歷了從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他創辦的許多職業學校是從業余或短期講習所開始,然后發展到中等和高等的職業教育。例如紡織業,為了防止技術人才的造就,1912年在資生鐵廠的空屋內,因陋就簡地辦起紡織染傳習所。到1913年,又在大生紗廠之側捐資建校舍,成立“紡織專門學校”,后來該校成為普通高校的同時,尚辦高級職業班。
張謇十分重視學習的務實和實踐,他要求學生“負責任,如實踐,務合群,增閱歷,練能力”,文化教育和技能訓練相結合,提高實際能力。各類職業培訓和職業學校主要教授專業技能,如女紅傳習所課程有刺繡、美術、倫理、習字、體育等課,但每天有6個小時是學習刺繡課程。張謇還十分重視實習場所建設,強化技能訓練,他重金購置設備,開辦實習工場和技能實踐室。先后建立紡織、針織、金工、“銀行實踐室”等實習場所。他還提出職業教育“首重道德,次則學術”,“德行必兼藝而重,而藝尤非德行不行。”例如紡織專門學校四個學年均安排倫理課程,加強學生的道德教育。重點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要求學生遵守紀律、勤勞儉樸、勇于進取。他在《河海工程測繪養成章程》中提出“注重學生道德、思想,以養成學生高尚之人格”,“養成勤勉耐苦之習慣”。
五、結論
張謇是處在中國近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人。由于知識背景和社會條件的局限,張謇的教育思想在某些方面尚比較保守。比如,他主張用封建道德教育學生,反對自由平等,要求學生關門讀書,反對學生“涉外界漩渦”等等,都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在風雨飄搖的近代中國,張謇能夠毅然拋棄仕途,開辦實業以支撐教育,又是值得完全肯定的。而且,他所倡導的“實業救國”的精神,艱苦創業和力求奮進的精神,以及“知行并進”、“學求致用”的學習方法,都對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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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謇的職業教育思想及其特點》張廷棲王觀龍,《教育與職業》1998年第9、10期
“感恩”在我國古代文化中通常被滲透到忠、孝、節、義等道德規范中,先秦儒家文化亦如是。先秦儒家感恩教育思想的具體內涵表現為孝為報親恩、忠為報君恩、節為報夫恩、義為報友恩四個方面。一是孝為報親恩,是指子女對父母的順從。孝作為儒家文化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概念,幾千年來一直為人們所推崇。儒家認為,父母對子女恩重如山,子女應該孝敬父母,強調“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孔子在此基礎上提出孝不僅要“養”,還要“敬”,其中,前者是贍養父母的外在表現,后者則是子女對父母對養育之情發自內心的感恩,給父母以精神層面的慰藉。另外,還強調“孝”還要延續到父母死后,如孔子提出“生,事之以禮;死,藏之以禮,祭之以禮”。二是忠為報君恩,是指臣子對君王的虔誠。先秦儒家文化將“忠”、“孝”融為一體,強調“孝”從家庭向社會的普及,從而建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的局面,并衍生出“君為臣綱”的道理,認為“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這種將孝道轉化為一國的治國之道,能夠將君臣轉化為親密的父子,這就很自然地將感恩意識滲透到政治層面,教導臣子應對君王心懷感恩之情。三是節為報夫恩,是指女子對丈夫的服從。古代的男女婚姻提倡三綱五常,其中最顯著的表現便是“夫為妻綱”。“一夜夫妻百日恩”,儒家文化認為,對于丈夫在生活中的保護、收容,妻子必須心懷感恩,順從、敬重丈夫,不能違背丈夫的意念,“夫命不可違”,并應該嚴格遵守三從四德、相夫教子的責任。另外,“從夫”還代表妻子必須對丈夫忠誠,保持,丈夫死后不侍二夫,甚至殉夫。四是義為報友恩,是指倫理人際關系中的回報。“義”在封建道德準則中被賦予眾多層面的意義,如君臣之間、不同階級人們之間表現的一種道德責任。而對于當今生活在倫理人際關系中的我們來說,最常見的便是家人之間、政治上的歸屬之間、社會中的朋友之間的關系。這里的“義”更強調對朋友應守信、忠誠、幫助,不見利忘義等。總的來說,先秦儒家文化認為通過一個人的忠、孝、節、義能體現出他的道德修養程度,其所倡導的忠、孝、節、義表現形式雖然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但從內在本質上來說,這是“感恩”這一教育思想的最佳表現。
二、先秦儒家感恩教育思想對當代社會的價值
不管是我國古代還是現代,感恩思想作為一切道德的基礎、一種人性的體現,在社會發展進程中都有著重要的存在價值。一是感恩教育思想能提升個人道德修養。社會的發展離不開人的發展,個人的道德修養會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的精神風貌。孔子認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夫孝,德之本也。”而孝作為感恩的最直接的外在表現,是感恩的實踐,仁義忠信都是以孝為本源的。所以只要人人以感恩的心去愛他人,全面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那么社會就會變得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君臣有義,鄉里和盟,天下太平。二是感恩教育思想能營造和諧家庭美德。古往今來,中華民族的人民尤其重視家庭的和諧和穩定,感恩作為家庭美德建設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家庭倫理觀念和道德規范中有著重要的地位。感恩思想可以使家庭形成一種和諧溫馨的氛圍,促使人們用感恩的心去對待每個家庭成員,實現夫妻之間、子女與父母之間、兄弟姐妹之間的互敬互愛。另外,還能使家庭成員在感恩的氛圍中學會如何去愛,在思想感情和實際行動中體現出來,讓彼此感受到最純粹的愛,進而中意于對愛的追求,有更大的動力學習愛,表現愛。三是感恩教育思想能創建良好的社會公德。作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基礎,社會公德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它通過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能影響全體公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的思想和行為。而感恩教育思想能積極培養社會公民的博愛精神,引導人們以愛己之心愛人。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便蘊含著這種博愛的思想。四是感恩教育思想還能培養公民忠于祖國和人民的深刻感情,倡導將“孝”滲透到政治領域,勇于承擔效忠祖國的重則,為祖國的建設事業作貢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總而言之,先秦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著整個中華民族傳統倫理文化的核心思想,其感恩教育思想本質是應該得到薪火相傳的。在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進程的今天,我們應該積極采取措施合理借鑒感恩文化的精華并對其進行現代化轉化,以充分發揮其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價值。
三、當今社會感恩教育的實施策略
當今社會感恩教育具體應從家庭、學校、社會三個方面進行,充分發揮三者的合力。具體應該做到以下幾點:一是積極發揮家庭教育中的情感力量。感恩教育應從根本上做起,使這種思想成為影響人一生的基本準則。這就需要父母具有培養孩子感恩意識的觀念,并積極重視在日常生活中對孩子的言傳身教,時常借助生活敘事引導孩子感恩移情,培養孩子的感激之情。二是重視學校的德育教育。學校是進行感恩教育的主渠道,應該承擔起感恩教育的重則。具體應做到積極轉變教育觀念,創建校園感恩文化,如在校園內掛一些感恩的標語“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等,增強感恩教育的時效性,培養學生的感恩意識。三是營造良好的社會感恩教育氛圍。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健康的輿論導向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成員,對他們形成正確的感恩思想和感恩意識有著重要的作用。具體做法上如嚴格監督大眾傳媒對正當感恩文化的宣傳,增加類似公益廣告“媽媽,我為你洗腳”、“感動中國十大人物”推選等的宣傳。
四、結語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人。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更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開私人講學之風,授徒講學,弟子三千,被后世尊為“至圣先師”,“圣人”、“萬世師表”。十七歲已開始收徒,《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厘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后,滅于宋……吾聞圣人之后,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厘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一、孔子的教育理念
孔子的教育思想十分豐富、涉及面廣,《論語》作為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論行事的著作,其中的許多條目鮮明的反映了孔子的教育理念。舉其大略,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德育為本;二是有教無類。
(一)德育為本
“德”字在《論語》中被反復提及,也是孔子教育理念的核心,首先,在《論語》中,孔子的許多言行直接體現了他對學生道德品質的看重。《論語·學而》篇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在孔子看來,孝悌仁愛是立身之本,也是最為根本的,如果做到這些還有余力,就用來學習文化。道德標準超越才能的標準成為最高標準,這是德育為先思想的典型體現。“君子懷德”(《里仁》)指的是一個人只有具有較高的道德水準,才可以稱之為君子。“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中的“道”是指最高的道德修養,君子通過不斷的學習可以達到最高的道德修養,孔子認為最重要的是道德水平的提高,其次才是學習基本知識和技能。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日:“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論語·學而》)孔子教導子貢,一個人道德修養的高低不僅是行善,更主要的是樂道。貧困而快樂,富有而好禮才是最好的。在孔子的眾多學生中,特別欣賞顏淵,“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方。”(《先進》)由此可知,顏淵是眾多弟子中德行最高的。他在不同場合稱贊顏淵。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玉焉而已矣。”(《雍也》)孔子不輕易贊揚某人的德行達到了仁,他說顏回“長久不背離仁”是很高的評價,也是極為罕見的。
(二)有教無類
《論語·衛靈公》曰:“有教無類”。本義是指無分貴族與平民,不分國界與華夷,只要有心學習,都可以入學受教。一言以蔽之,就是進行教育沒有對象的區別。《論語·衛靈公》曰:“性向近也,習相遠也。”這句話后來成為《三字經》的開篇之句,此處的“性”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性”。孔子認為人的天性是相互接近,但后天養成的習性卻有了很大的差別,所以孔子特別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是孔子看到人的天性相近,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習相遠”則需要教育來彌補,所以孔子才提出了“有教無類”的主張。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論語》中有許多反映孔子教育方法的言論,這些言論集中體現了孔子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方法與藝術,這些寶貴的遺產也為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鑒,而最能體現孔子教育方法的就是他的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誘。
從現存的史料來看,孔子并未直接提出“因材施教”這個概念,這是后人根據南宋大儒朱熹《論語集注》中的“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八個字歸納出來的。然而,孔子在實際教授學生的過程卻實實在在的踐行了這一理論。他還對不同弟子進行觀察、研究,了解他們的個性、特長、優缺點,以便根據他們的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培養。如《論語·先進》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顏回的德行修養最高,宰我以言語見長,冉有有做邑宰之才,子游、子夏以文學見長。也正因為孔子的因材施教之法,才培養了一批德行、言詞、政事、文學各有專長的弟子。孑L子注重因材施教,還表現在對于不同的學生,回答問題的答案也不盡相同。有一回,子路問:“聽到了就可以去做嗎?”孔子說:“父親、哥哥還在,怎么能(不請教)就做起來呢?”冉有也提出這個問題,孔子卻說:“聽到了就可以干起來。”公西華問回答為什么不一樣,孔子說:“冉有做事退縮,我要推推他;仲由膽量過人,我要壓壓他。”
第一,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戰略重視程度不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不是一個單一因素,從教育社會學的視角而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與高校所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都密切相關。當前很多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對該項工作缺乏戰略重視,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政策和經費支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并非短期內就能夠直接體現出來,很多學校不愿意投入。二是形式主義嚴重,很多高校即使一些專業開設了相關課程,但基本上考試內容及考核的重點限于課本的基本知識與理論,流于形式。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課堂與課外脫節、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出現了不協調、不連續、不完整的情況。這也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陷入循狀態,缺乏積極主動創新實踐的動力。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路徑缺乏對社會環境變革的回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從根本上說是“育人”的工作,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人際傳播關系,然而社會環境的變化對于人際傳播的模式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人際關系模式一直是社會發展動力的一個重要考量因素。正如不同社會階段的劃分往往也隱含著人際關系模式的變更,人際關系模式的變革與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密切相關,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技術因素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20世紀以來,計算機技術以及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網絡傳播成為一種重要的人際模式路徑。這種變化是悄無聲息的但卻是革命性的。網絡的匿名性、便捷性、時效性、多元性、廣泛性、自由性帶來了深刻的行為方式變化,一大批新媒體應運而生,從國外的twit⁃ter、youtube、MSN到國內的QQ、博客、微博等等,人們的交際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從主體、渠道、效果都產生了全方位的革新。然而當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對于互聯網絡的應用還存在很大的問題,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教育工作者往往還存在一些固有思想排斥網絡,甚至認為學生上網會影響成長,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存在一定的隔閡。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隊伍素質亟待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真正發揮“育人”功效,對教育者的素質要求較高。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具有旗幟和導航的作用。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隊伍的素質亟待提高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層面。一是很多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才隊伍建設不足。一些高校甚至缺乏專門的輔導員,僅由高年級的學生擔任,這樣一種人才隊伍配備,顯然不適應當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而且一些高校專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師極其緊缺,往往由輔導員擔任,教授、副教授都不愿意上相關課程。還有一些學校設置的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在考核及其配套保障體系建設方面都存在相應的滯后。二是很多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綜合能力欠缺。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缺乏主動學習的意識,還有很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沒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缺少強化服務能力、拓展服務內容、創新服務方式的意識,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質量和效果不明顯。就一個集體層面而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沒有凝聚合力、優化服務、樹好形象。
二、教育社會學視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對策
第一,從戰略層面高度重視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著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的巨大作用,對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合格的優秀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教育社會學的角度而言,整個社會是一個網絡、一個系統,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存在著影響。教育社會學“系統”的引入,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關的主體部門及次級部門等多個層面都對思想政治教育產生影響;各個政策主體因為相互作用形成了緊密聯系的網絡,這些政策主體可以包括各級政府機關、利益團體、官僚機構、社會組織、公民個人等等,教育社會學的“系統”涵蓋各個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因此,國家、社會、學校以及學生個人都應該高度重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面互動,通力合作,形成合力,促進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學合理良性有序進行。
第二,把握互聯網時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學方法。受啟于新聞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的傳播而提出的傳播專業主義,其核心內涵并不是要去規訓傳播者的職業倫理或者說內容的專業性。恰恰相反,其核心是要保持互聯網作為一種傳播媒介的獨立性,讓傳播者和受眾之間進行雙向互動甚至是多維互動的信息傳播。但是其專業主義要求在保持媒介獨立性的同時,對一些負面信息應當進行“把關”,體現媒介的專業價值。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對網絡信息進行把關、過濾,讓學生盡可能地接受正能量的影響和驅動。以微信為例,微信傳播之所以深受用戶喜愛,源于其良好的用戶體驗,而互動傳播乃是微信傳播的靈魂,從發展動力而言,這也是用戶所需求的關鍵價值。用戶在這種交互傳播中分享自己的文字、圖片、視頻等信息,一個關鍵因素是不在于自說自話,而是希望得到一些反饋與互動,如“點贊”功能與評論功能就是一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開展教育的過程中,應與學生保持良好的互動機制,同時還要在移動智能終端發展的基礎上,不斷開發新的互動模式與機制。
1大學生就業與擇業觀念認識的偏差
①大學生的主觀認識方面,表現為:價值觀念偏差。不少大學生在擇業過程中,看中職業的個人價值與自身利益,忽視國家的需要以及職業的社會價值,呈現出功利主義、個人利益至上的價值取向。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能夠體現自我價值和收入較高的地區、單位和職業。擇業期望值高,盡全力爭取到沿海、發達地區及經濟特區,寧肯待業也不愿到內地、尤其是老少邊窮地區。心目中向往的是進入國家機關、大型國有企業、外企和合資企業,不想到私營單位,更不愿考慮自主創業問題。根據《上海大學生發展報告(1998~2001)》報道,2%大學生愿意到家鄉、基層、西部地區去工作。②大學畢業生就業期望值與現實脫離。隨著就業壓力的增大,擇業競爭的加劇,畢業生的擇業心理沖突加劇,在擇業過程中出現迷茫、焦慮、憂郁等不良的心理狀態,自我認識過高、理想脫離實際、心理封閉、害怕困難等問題,對困難和挫折的承受能力弱;協作意識和團隊意識差;自卑感強,缺乏自信,與人交流、溝通存在障礙。現在的大學畢業生是“80后”,獨生子女較多,從小物質生活豐富,但精神上較脆弱,人生觀、價值觀、擇業觀很不完善,精神信仰匱乏,缺乏艱苦奮斗的心理素質,遇到困難就畏縮退卻。因此,在對待就業問題上有研究者認為,“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和心理準備,心理承受能力較差,不能在就業壓力面前及時調整自己的就業心態,不能正確對待就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一旦遇到困難和挫折,就容易產生各種不健康的心理”。③大學畢業生違約現象突出。對職業的認識也很模糊和不確定,缺乏職業道德,誠信意識薄弱。一些畢業生一方面比較關心就業問題,對自己大學學習的專業有一個初步了解,但另一方面又對當前就業政策、職業的發展趨勢、職業的類型、職業的內涵和職業素質要求缺乏主動認識的意識。對職業的選擇具有強烈的功利性,不能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個人和社會、奉獻與索取的關系,缺乏誠信意識,違約離職、頻繁跳槽現象普遍,影響了用人單位的接收計劃。就業指導工作中存在的思想認識誤區,說明在就業指導工作中必須加強思想教育。面對以上思想認識誤區,必須突出思想教育的核心和靈魂地位,把就業教育融于平時的思想教育中,把思想教育融于就業指導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根據時展的要求,不斷在觀念、內容、方法和體制等方面改進創新,積極推進高校思想教育工作,促進畢業生實現充分就業。
2加強大學生就業指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思考
(1)強化就業形勢政策教育。要加強畢業生的就業形勢教育,積極宣傳國家和各地區的就業政策,引導他們正確認識和理解國家的就業政策.了解當前就業形勢,充分做好面對現實、面對困難的思想準備,要繼續利用講座、論壇、網絡、新聞宣傳媒體等多種方式,堅持正面教育,宣傳畢業生到基層、到西部、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的先進典型.動員更多的畢業生到基層和農村去,在校園中形成到基層就業光榮的輿論導向,積極做好“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三支一扶計劃”、“農村教師特崗計劃”等工作。新出臺的征兵政策的征兵對象主體傾斜于大學生,鼓勵更多的畢業生為國防建設作貢獻。
(2)強化“三觀”教育。大學生一旦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就會具有明確的目標和為實現目標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及積極的人生態度。這種精神和態度有助于大學生正確認識國家、集體、個人之問的利益關系,確立恰當的擇業期望值,把服從國家、社會的需要和發揮個人的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的價值有機結合起來。要把思想教育融合在就業指導的全過程中,把涉及學生切身利益的就業作為思想教育新著力點,使思想教育工作貼近學生實際。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要從學生入學教育開始,把大學生就業教育的內容滲透到新生軍政教育、形勢教育課和專業課教學中,滲透到學生活動1高校大學生就業指導工作中的思想認識誤區2加強大學生就業指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思考[1][2][3]和校園文化生活中,滲透到社會實踐和實習中,增強危機感和緊迫感,引導學生對照自己,從確立職業發展目標起步,培養和發展與其職業目標相適應的素質,認識到綜合素質在今后就業和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作用。
(3)強化職業道德教育。愛崗敬業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但現在有些大學生走上工作崗位后,缺乏基本的職業道德,急功近利,心態浮躁,怕苦怕累,缺乏責任感,缺少敬業精神,有的人甚至把協議單位作為跳板,一旦時機成熟,不是要求調離就是不辭而別。這在某種程度上不僅挫傷了用人單位接受應屆畢業生的積極性,而且也不利于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的穩定和發展。因此,在就業指導工作中,要加強大學生職業道德教育,培養其艱苦奮斗、愛崗敬業、發奮成才的精神,使大學生胸懷大志、積極進取,在本職工作中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建功立業。
(4)強化心理素質教育。由于我國目前高校畢業生就業所出現的結構性和地域性的“供大于求”,而畢業生就業期望值過高,選擇理想職業的標準又比較單一,人才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的就業心理壓力是不言而喻的。在就業指導工作中應注重加強心理素質教育和抗挫折教育,有針對性地引導學生正確認識自己、客觀地評價自己,增強他們的自我調控能力,使之正確對待求職過程中的成敗,善于總結經驗教訓,不因暫時的失利而喪失求職的信心和勇氣。并注意引導他們進行自我心理調適,增強適應環境的能力,提高心理素質,以積極主動的良好心態參與市場競爭。
結語
孔子的德育原則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1.篤志。孔子教導學生,立身處世,首先要立志于仁道。“茍志于仁也,無惡也。”(《里仁》)不僅要立志,還要堅持志向,要“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孔子對顏淵非常稱贊,因為顏淵篤志好學,安貧樂道。孔子還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無論什么人,篤志都是至關重要的。
2.克己自省。儒家最重“反求諸己”。孔子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求諸己的人遇事必反躬自問,從自身方面尋找原因及解決之道。孔子教導學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衛靈公》),要“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這一原則在曾子那兒表現最突出。《學而》載: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如此恪守道德規范,時刻反省,當然能夠持正向善。
3.力行。道德道德,行道而有所得謂道德。孔子的德育絕不是坐而論道、紙上談兵。“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力行近乎仁”,德育的最終目的是實踐,道德水平的高低也只能依靠實際行動來檢驗。
4.中道。在孔子看來,人們的行為之所以不符合道德要求,不外乎是過分或不足。所以他強調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恰如其分。子貢問師與商誰更賢,孔子說師太過了,而商不及,并且過猶不及。(《先進》)這便是孔子主張中道的表現。他要學生學會權衡,所謂“執中而權”,實是儒家德育的要義。
5.過而改之。孔子不自認無過,反之,他能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過錯,并且立即加以改正。孔子自己說:“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述而》)“過則勿憚改”(《學而》)。弟子子貢也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人不能無過,道德教育不可能達到讓學生從不犯錯的效果,所以重要的是教會學生在少犯錯誤的前提下做到知錯就改。
近年媒體報道了大批反映國人道德水平低下的事件,“道德滑坡”似乎成了當前國人整體道德水平的代名詞。且不論這些現象出現的社會原因,至少教育要為它負一定的責任。誠然,中國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頭,人才培養應該注重實效。但過分功利化的智育很可能帶來嚴重的后果。無論經濟還是社會的發展,都少不了精神支柱,而發展經濟的目的正是為了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真正幸福的生活不是別墅花園寶馬奧迪,而是精神上的崇高境界。此外,道德教育的主體之一――教師,能否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道德,德育應該怎么進行,也是一個需要考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