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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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會科學論文范文

在許多國家的大百科全書中，對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定義不盡相同。如1976年版的《美國大百科全書》認為“：社會學被描述為對人的社會行為進行的一種科學研究，或對人群的研究。《不列顛百科全書》認為，社會學是關于人類行為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旨在探索個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以及個人之間和群體之間相互交往和相互影響的原因及其結果。《蘇聯大百科全書》認為，社會學是一門關于社會這一完整體系以及論述與整個社會有關的各種社會法規過程和人群的科學。另外，現代年代社會學家對社會學的定義和理論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一些觀點認為，社會學是社會的科學；另一種觀點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所有其余的學術領域；第三種觀點主張對‘社會問題’進行調查；第四種觀點認為社會學是一門有關社會制度的科學。”

國內對于建構社會學研究對象的研究成果。中國在20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了社會學研究的歷程，由于社會學源于國外，因此當時的社會學研究基本上是從西方國家直接移植過來，并沒有開始社會學的本土化發展。社會學在我國發展之初，主要是將中國的人口、婚姻家庭以及農村等具體問題做出了一定的研究，并沒有形成本土化的社會學研究對象。

1979年至1985年的對象建構。自1979年社會學重歸學術界以來，各學者對于該問題的討論一致沒有間斷過。學者們對此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觀點，《社會科學爭鳴大系•社會學卷》進行了簡單的歸納。于光遠等人認為，社會學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研究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的科學，是以研究社會問題為中心的一個“社會群”。該主張認為，社會問題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杜任之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整個社會，包括社會結構、社會發展動力以及社會生活現象及其規律性，范圍十分廣泛。楊心恒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發生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里的社會現象之間的關系，并從中探索人類社會行為的規律。此外，還有一種觀點指出，社會學沒有固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

1985年至今的對象建構。1985年至今是社會學重建之后的第二階段，此時對于社會學研究對象的界定基本上趨于一致：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整體。在此基礎上，學者們的思路更加開闊，提出了以下觀點：第一，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定的社會關系，而對于社會關系進行具體的研究構成了應用社會學，在此基礎上進行的理論分析和科學抽象形成了理論社會學。第二，鄭杭生認為，社會學是一門研究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以及機制的綜合性的具體社會科學學科。第三，陳頤認為，制度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以上是對于社會學研究對象界定的主要觀點，此外還有其他界定，如：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社會行為、市民社會、社會生活等等，這里不詳細闡述。從國內以上學者們的表述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到各社會學家對于研究對象建構各不相同，也看到了其中一致的成分：第一，建構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始終圍繞著“社會”；第二，該研究大致分為兩種類型：靜態研究和動態研究，并力圖將二者結合起來。

國外學者對于建構社會學研究對象的研究成果。社會學自創立以來，國外社會學家對于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的建構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下面筆者將從社會學創立至今的不同階段對此進行梳理。

初創時期社會學的研究。孔德于1839年在《實證哲學教程》一書中正式使用“社會學”這個名稱，標志著社會學的誕生。孔德認為社會學是一個相互聯系、復雜程度不斷提高的科學系統的最后一環，前幾環依次為：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由于社會學和以上學科共處一個科學體系，且聯系密切，因此社會學在本質上應當和這些學科具有相同的性質和方法論，只是研究對象不同。孔德創立的社會物理學“是指專門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它本著和天文現象、物理現象、化學現象、生物現象同樣的精神來考察社會現象。也就是說，社會現象受到不可變更的自然規律的制約，揭示這些規律是社會物理學所研究的特定目標”。這段話包含了三層含義：第一，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切社會現象。第二，社會現象的背后存在著穩定的規律。第三，這些規律是可以用類似自然科學的原則來研究。當時，孔德的社會學就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切社會科學學科的綜合，不能與我們目前理解的社會學完全劃等號。此外，孔德還提出了具體的研究方法，即觀察法、實驗法、比較法以及社會學的主要方法———歷史法。綜上所述，創立時期的社會學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尋求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學科。一方面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被提出來了，另一方面它又沒有真正確立自己特有的對象。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社會學并不處在同等地位上，而是具有指導意義式學科。

形成時期的社會學研究。在社會學史上，一般把19世紀末20世紀初稱為社會學的形成時期。這一時期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即從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的時期。這時需要新的社會學理論方法論的指導。從19世紀40年代產生到19世紀末的近半個世紀中，社會學得到了相當的發展，但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卻一直沒能在大學或學院中占據一個獨立的席位。造成這種現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學從產生以來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對象，因此，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摘要：任何一門學科的研究，首先是從了解它的研究對象、研究范圍開始的，現對社會學研究對象客觀性進行討論。關鍵詞：社會學；研究對象；客觀性社會學家面前的主要任務之一即是確定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這一階段做出巨大貢獻的社會學家應首推涂爾干和韋伯。

（1）涂爾干的社會事實。涂爾干認為，哲學應研究宇宙中所有現象的普遍性，而社會學只研究“特殊的社會性質”，社會學必須從哲學的普遍性中走出來，尋找自己特有的研究對象。涂爾干把“社會事實”定義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即強調社會現象獨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觀性。他認為，我們必須要擺脫一切預斷性的概念與主見，把社會現象當成客觀事物來考察；對于社會現象，只能通過社會現象去解釋。涂爾干對社會現象進行了嚴格的界定“：所有‘動作狀態’，無論固定與否，只要是由外界的強制力作用于個人而使個人感受的；或者說，一種強制力，普遍存在與團體中，不僅有它獨立于個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個人，使個人感受的現象，叫社會現象。”該定義應從以下三方面理解：第一，涂爾干在確立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時特別反對社會唯名論，主張社會一旦形成，就有超乎個人之上的特征和作用。所以，必須用一種社會現象去解釋另一種社會現象。第二“，強制”的含義與日常生活中對它的理解不同。第三，涂爾干的“社會現象”指的就是社會制度。他甚至直接認為“，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制度的科學”。

（2）韋伯的“社會行動”。與涂爾干不同，韋伯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社會行動。他認為“，社會學就是這樣一門科學，即它試圖用解釋的方式來理解社會行動，據此通過社會行動的過程及其結果，對社會行動作因果解釋”。因此在研究層次方面，韋伯所指的社會行動是個體的“社會行動”。而不是社會結構。韋伯所講的“社會行動”具有三個特征：第一，具有行動者所賦予的某種意義；第二，涉及到他人的行為；第三，行動的目標與他人相關。韋伯進一步把行動分為四種：第一種是目標導向的行動，第二種是價值合理的行動，第三種是情感導向的行動，第四種是傳統導向的行動。韋伯認為，只有前兩種行動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行動。在社會學形成時期，涂爾干和韋伯為社會學知識的客觀性對研究對象進行了系統的界定。社會事實和社會行動都具有客觀性和社會性，與初創時期的研究對象相比更具有系統性和客觀性，在社會學研究方向的引導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為社會學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社會學研究過程的客觀性

涂爾干：《社會學方法的準則》。涂爾干將社會事實界定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之后，進而發展出社會學研究的準則，涂爾干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中的首要原則是：要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系統地摒棄各種先入為主之間，必須是在從主觀立場上對世界作實踐領悟的分析之前。涂爾干發展了實證主義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涂爾干的實證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最基本準則是要將社會現象當做客觀事物來研究，把社會現象作為構成社會學研究的出發點的實物論據來研究。在著手研究事實時，要采取一種對事實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態度，事實所特有的屬性以及這些屬性所賴以存在的原因，不能通過主觀臆測去探尋，而是通過研究者的實證研究去判斷。實證社會學應該把社會現象當作事物來研究，力求運作上有效地程序及規則，嚴格保證社會學研究的客觀性，力求和自然科學別無二致。涂爾干提出的社會研究的完全客觀中立性是一種不能達到的理想狀態，因為社會科學的研究不僅僅包含研究對象，另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是研究者。個體之間是有差別的，其看待社會、事物的角度也是有差異的，從客觀世界中所獲得的信息經過個體的主觀理解形成的印象也是不同的。而涂爾干僅僅從研究對象的構建方面來保證社會學研究的客觀性是不夠的，仍存在值得探索和反思之處。

第2篇：社會科學論文范文

【正文】

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于1998年研制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評價中心按照文獻計量學規律，采取期刊影響因子等定量與學科專家等定性評價相結合的方法和動態管理的辦法，篩選CSSCI來源期刊作為統計源。目前大陸現期期刊9000余種，其中人文社科期刊4500余種，除去通俗等非學術性期刊，學術、準學術人文社科期刊共3000余種。2004年從3000余種中精選出來源期刊461種。由于教育部已正式啟用CSSCI作為重點研究基地、項目評估、申報的依據之一，許多高校已啟用CSSCI作為文科教師科研評價的依據，許多學者撰文充分肯定了CSSCI的檢索和一定的評價作用。因此，許多期刊編輯部迫切希望了解CSSCI來源期刊選擇的標準、指標和方法，研討期刊審稿、引文注釋等方面的規范要求，交流提高期刊學術水平的經驗，建議由評價中心主辦一次期刊學術研討會。

2005年4月6～8日，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主辦的“中文社會科學期刊學術規范研討會”在南京大學召開。來自國內的29個省、市、自治區的187個期刊社的241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其中“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的來源期刊社113家。會議的主題是貫徹落實2004年8月教育部頒布的《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試行）》的精神，研討學術期刊學術規范的內容，推進中文社會科學期刊的學術規范進程，提高“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的質量，繁榮、發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

會議以大會發言和小組研討方式進行。大會開幕式由南京大學校長助理、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主任周憲教授主持，南京大學副校長張異賓教授致開幕詞。評價中心葉繼元教授、鄒志仁教授、吳向東研究員、袁培國教授、韓新民教授分別做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學術規范探討》、《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及其來源期刊的選定》、《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編輯規范及其實現》、《引文索引和期刊編輯與評價》和《關于共建CSSCI全文數據庫的說明》的演講。此外，《大學圖書館學報》副主編何朝暉、《開放教育研究》執行主編希建華、《廣東社會科學》總編輯劉澤生等先后在大會上做了發言。《北京師范大學學報》胡敏中教授、《海南金融》王麗婭主編、《敦煌研究》楊秀清研究員、《廣東社會科學》劉澤生總編輯、《探索》蘇偉主編與《科技進步與對策》高建平副主編分別代表六個小組匯報了小組研討情況。代表們對人文社科期刊規范的意義與內容、CSSCI的評價作用與導向、CSSCI來源期刊選擇與數量、自引、實引（注出出處、頁碼）、期刊半衰期等指標的含義、編輯、著錄規范及文獻注釋與參考文獻的異同、CSSCI全文數據庫的建立等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1.人文社科期刊規范的意義與內容

代表們認為，學術期刊是學術系統中重要的一環，是發表研究成果的主渠道，是其他媒體不能代替的。但目前不少期刊編輯部學術意識不強，對期刊應遵守的學術規范重視不夠，在內容與形式上違反規范的不合格作品較多，研討學術規范非常有必要。期刊編輯部的學術規范意識強了，就能將不符合學術規范的稿件排除在外，真正發揮人文社科期刊在登載人文社科科研成果、開展學術交流、發現培養學術人才、促進知識積累與創新的重要作用。人文社科期刊學術規范包括哪些內容？CSSCI代表認為，至少可以包括基本規范、審稿規范、編輯規范、著錄規范、出版規范、期刊評價規范。不僅有形式上的規范，而且有內容上的規范。許多代表希望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定期舉辦學術規范的研討會或培訓班，深入探討、普及有關知識，成為全國的研討和培訓基地。

[page_break]2.CSSCI的評價作用與導向

代表們認為，南大的CSSCI是公平、客觀的，因為它能反映廣大作者利用科研成果的綜合情況，不是少數人能左右的，也沒有工作人員的主觀成分，是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產物，其研制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學術成果的規范化和科學化，并已在全國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和積極的影響。其導向作用也是很明顯的，它為中國文科學術期刊的認證和評價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當然，CSSCI的評價作用也不是絕對的、惟一的、排他的，它必須與專家評價結合使用。

3.CSSCI來源期刊的選擇與數量

代表們認為，以引文量、影響因子、半衰期等定量指標和專家評審等定性標準篩選來源期刊是合理的。那種認為CSSCI來源期刊是根據期刊的行政級別來選擇的觀點，是不對的。來源期刊與核心期刊相同點多于不同點，兩者都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定性定量篩選出來的學術性期刊，不過兩者的目的、作用有別。真正的核心期刊或高質量的來源期刊對自己發表的論文有一定的評價作用，但并不具有完全的評價作用。夸大來源期刊與核心期刊對論文的絕對作用，不是研究者的錯，而是科研管理部門的責任。

不少代表認為，CSSCI來源期刊數量偏少，應增加到500種左右。但另有不少代表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應堅持必要的門檻，不能濫竽充數。當中國文科學術期刊整體的質量達到一定標準的時候，在堅持標準的前提下，可以適度增加一些。有的代表建議調整篩選周期，變一年一次為2～3年一次，以減少期刊社的壓力，保持相對的穩定性。在篩選時，還應適當考慮各類期刊的比例、期刊的學科覆蓋面及小語種期刊、黨校期刊、地方綜合性社科類期刊等特殊性。希望CSSCI以適當方式將影響因子等排名信息及時通報各期刊，以有利于期刊社了解自己處在什么位置，明確努力方向。

4.自引、實引（注出出處、頁碼）、期刊半衰期等指標的含義

自我引用簡稱“自引”(Self-citation)，是指著者（包括個人著者、團體著者、期刊、學科、地域和國家等）引用自己已發表的論著或與他人合著的論著。正常的自引可以考察各國、各地域、各學科、各期刊、各著者的研究連續性、積累性和研究水平，但人為過度自引則仍是失范行為。許多代表認為，應善于區分合理自引與過度自引、合理互相引用與惡性互惠引用。可以將合理的自引率設置一個權重，或規定一定的比例，不能將自引等一刀切。CSSCI代表提出，可用期刊他引影響因子、期刊相對影響、期刊的開放度、期刊的影響面等指標解決合理自引、合理互相引用、特殊半衰期等問題。所謂實引，是指一定要在正文中標注，并在文后參考文獻或文獻注釋中標出具體出處或頁碼。實引可以防止論文中的偽引。一些代表還提出了區分正面引用與負面引用、觀點引用與材料引用對于學術評價的意義問題。

5.編輯、著錄規范及文獻注釋與參考文獻的異同

大多數代表認為，期刊編輯、著錄等形式規范，已有國家標準的，可先遵守國家標準；國家標準沒有涉及或規定不妥的，可以提出修改建議或彌補辦法。目前突出的問題是國家標準《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新聞出版署頒布的《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范（試行）》和《中國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編排規范（修訂版）》沒有考慮到文科論文引用文獻類型的廣泛性和復雜性，且某些規定又過繁過細，沒有以學術研究為本。文獻注釋與參考文獻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哪些內容可以合并，哪些不能是關鍵所在。一些代表認為，在新規定正式出臺之前，應該允許各個期刊雜志用不同的形式，不拘一格。有的代表對參考文獻的標點符號、責任者、著作方式、文獻類型與文獻載體類型標識、版本、轉引、網上資源等著錄問題進行了詳盡探討。一些代表建議，南大以及其他有關大學，是否能夠在一起研究一個大家認可的規范，在細節上做一些寬容，不要產生技術上的難題就可以。CSSCI代表認為，以《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為樣本，發動廣大學人、編輯等充分討論，使其不斷完善，最終制定出一個既與國際接軌，又符合中文習慣，文、理科都適用的規范框架。在通用規范框架下，制定出文科的規范，爾后文科各學科再根據本學科的特點制定出具體細則。只有和而不同，既考慮普遍性，又突出特殊性，既有總體要求，又富有彈性，既有科學合理性，又有簡單明了性，這樣的規范才能便于理解和執行。

6.CSSCI全文數據庫的建設

第3篇：社會科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科學；意識形態；文化；宗教

對科學的理解是當代科學哲學的任務之一，因為真實的科學并不是我們常識中所認識的科學。我們可以直觀一朵花是什么，但是科學卻不存在一個類似的實體。我們可以把某些物質的、可感知的東西稱為科學，如牛頓的手稿、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出版物等等，但這只是科學的某種體現或它理論化形態，我們還不能說這就是科學本身。科學知識只是某種類型的可見形態，理解科學更需要認識科學的社會歷史本性。

一、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

將科學視為意識形態，實際上是把科學視為一種歷史存在的人類意識，它不同于曼海姆對意識形態的經典定義。說科學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就是因為科學與人類社會歷史具有某種內在的聯系，這與說科學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活動相類似。目前，將科學看作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已經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可，①但是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特點尚需作出必要的說明。

科學之所以可以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看待，首先是因為科學是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是關于客觀世界的“意識”。科學的發展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乃至整個的世界觀。現代科學的每次重大的統一，都必然伴隨著觀念上的重大變革。科學本質上是關于自然的認識，是對自然的研究，是關于自然的觀念，這是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精神生活最本質的方面。“科學被專門建立起來，是為了直接地解釋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所有現象的本質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學這一意識形態中，對人類認識任務的解決成為首要的使命，而科學知識的取得又是與人類社會的物質關系和生產需要分不開的。科學從最初的對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為一種理論成果、再轉化為改變我們生活的力量，它帶給我們生活各方面的深遠影響是不容置疑的。從最初對對自然的好奇，到后來逐漸給予我們一種新的自然界的圖像，一種我們看待自然界乃至整個世界的觀點，以至改變了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學的發展帶來的并不只是具體認識的改變，而且是人對整個世界看法的改變，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內的意識形態的深刻嬗變。從另外一種意義上，科學也會演化出意識形態，科學本身也包含了意識形態的因素。對此，哈貝馬斯（J. Habermas）等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作出過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學一樣，基于科學實踐而產生的某種意識形態（如唯科學主義）也是科學的副產品，是屬于“科學文化”的范疇。正因為科學的應用可以帶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并在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之間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對科學的不同態度就會成為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哈貝馬斯從否定的意義上理解意識形態，他認為，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技術會產生消極的政治效應。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實現了對自然的統治；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則實現了對人的統治。他不像其先輩霍克海默、馬爾庫塞等人那樣認為科學技術從來就是意識形態，而是強調只有在現代社會中，當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時，它才履行意識形態職能。③哈貝馬斯不把科學技術產生消極的社會作用歸結為社會環境，而認為科學產生的消極的社會作用完全是由科學技術本身造成的：“這種意識形態的獨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會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動的坐標系以及同以符號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離，并且能夠被科學的模式代替。同樣，在目的理性的活動以及相應的行為范疇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對社會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學還與其他人類精神創造活動相互依存，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當代學者伊安·巴伯認為，“科學是一項真正的人類事業，它具有人類從事的其他活動的許多特征。”⑤同人類其他文化形式相類似，科學不但具有實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時它也有超越性、創造性的一面，即可以從科學活動中獲得人的自由。首先，從歷史來看，科學與宗教、哲學、倫理、文學藝術等處于一種相互滲透又相互區別的關系中。從科學知識的萌芽期開始，科學與宗教、神話、寓言教交織在一起，構成了科學的古代形態。即使是在今天，科學與各種不同的知識形態、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作用仍然構成了科學科學知識系統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愛因斯坦曾經描述過信仰因素在科學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說明了宗教與科學在當代構成了一種特殊關系。科學活動是需要信念的，這種信念既包括對科學功能的社會性信念、科學對人類社會的正向價值、科學價值的世俗性的認可，也包括了某種對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統一）的驚異和敬畏，這種情感在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學家所體驗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對某種宗教教條或宗教神學的認可，因為科學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學實踐活動為基礎的，這一切都沒有取消科學事業的獨立性。科學說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條或神學理論，相對于這些文化體系，科學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客觀的說明”，這是我們對科學的基本信念。

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經濟基礎處于不同的關系之中，即“自然科學的概念內容沒有被歸因于某種經濟基礎：歸因于經濟基礎的僅僅是它們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學與與經濟基礎的關系，不同于其他知識領域和信仰領域與經濟基礎的關系”。⑥科學只能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科學與經濟基礎之間不是直接的“反映”關系，這說明科學與宗教等其他社會意識形態具有質的區別。

二、作為文化的科學

英國學者斯諾（C. Snow）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兩種文化的概念，他認為，科學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僅是智力意義上的文化，也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說，科學不僅代表了一種智力活動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備和人類學家視野中的文化現象一樣的性質與特征。斯諾提出這樣的觀點，主要是基于大學里從事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兩種知識分子在文化上 日益嚴重的隔閡與對立。造成這種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復雜的，有些淵源于社會歷史，有的是個人經歷所造成的，還有的則是由于不同種類的精神活動本身的內在動力的差異。⑧在斯諾看來，科學是“表征人性的本質和才能”的，“對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對思維的符號系統的運用，這正是最珍貴、最人性的兩種人類本性”。⑨也就是說，文化是體現人的“本性”、與人的存在和發展有關的活動和現象，因而科學可以毫無疑義地看作是人類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里，我們可以意識到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學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質和才能，首先體現在它是一種對待經驗的成功方式：科學活動是按照某種程序進行的，它把以前已經完成的東西不斷地再合并為一個不斷生長的結構，這就是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文化或傳統。⑩在斯諾看來，科學文化是累積的、組合的、共意的，它體現著自己的過去，必然要穿越時間而進步；而另一種（人文）的文化則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們是非累積的，是獨一無二的，從彼此之間的關系上看不出內在的進步。

科學對人類社會存在的巨大影響，改變了人的自然生存條件和社會生存方式，這是科學之為“人的科學”的本質方面。科學本身涉及的層面之廣以及科學的影響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這樣的總體性概念來描述。科學知識社會學（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生產、變遷和發展的作用，并從理論上對這種作用加以闡述。英國學者巴里·巴恩斯（B. Barnes）認為，科學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現在它成了文化的一個高度分化的要素。這種文化的變遷具有自身的連貫性、科學的不同分支具有潛在的文化內聚性、在某個特定的時期科學同事群體界定他們認為什么可算作是科學知識的方式，等等。11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進一步消除了科學研究中的本質主義和簡單化觀念，深入探討了科學活動所具有的人的內涵和性質。這種傾向與某些研究者把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具有相通之處。他們注意到了科學的傳播和影響過程的確可以從“文化變遷”的角度給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將科學最后認定為是同某種風俗、民俗完全相同的東西。巴恩斯還認為“理論是人們創造出來的一種隱喻”，“憑借它便可以把類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轉變為并重新組織成令人費解的事件的東西。”12總之，科學知識社會學否認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的普遍標準，認為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內容，是由具體的社會群體的有局限的文化規范決定的

英國科學家、哲學家波拉尼（M. Polanyi）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科學的文化內涵，他論述了科學知識是一種“個人知識”。他指出，科學從具體的知識上升到普遍的知識，成為人類的智慧或審美活動的過程，但這一過程是一個矛盾重重、曲折艱難的過程：“認知任何一項自然科學知識都少不了認知者在某種程度上內居于研究對象之中的行動，這種親密的內居行動呈現一個連續的進展過程——這過程恰恰指向被譽為史學獨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內居’（fullest indwelling）。”13自然科學要成為人類內在的知識、普遍的知識，不是依賴于它作為某種結論和實際效用的力量，而且還要依賴于整體的精神演變過程或態勢。波蘭尼認為，“整個人類感覺世界——智力、道德、藝術、宗教理想——都是被人類生存和成長于其中的文化遺產之構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沒有其他文化的制約，科學的發展將人類帶向一個“不可預知”的未來。波蘭尼認為，在科學上沒有純粹的事實，“科學也不僅僅是事實的集合，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學詮釋而存在的事實體系”；“只有在一個傳統信仰與價值的復雜系統之內，人們才能從事科學研究，并將之代代相傳，這就好比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傳統是不可或缺的。”15波蘭尼通過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學研究活動與人類其他活動之間“人類學意義上”的一致性，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科學的文化生成過程與其他文化資源所采用的過程并無重大區別。

在文化視野中，科學事業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識形態開放的。正是由于科學的文化性質，科學可以在不同層面上與宗教文化發生關系，表現出在相容甚至互補，又矛盾甚至沖突的復雜關系。既然宗教與科學都是人類的文化活動，那么二者之間就會必然存在著共同之處，存在著可以對話的通道，存在著互詮的可能性；同時二者之間的比較也顯示了它們在思維方式、影響層面、文化性質上，都存在著很大區別。無論如何，科學的作用是歷史地形成的，是不會被完全解構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確定性的終結》中說的，斷言時間之矢僅僅是現象學的或者是主觀的，皆屬荒謬。16科學改變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對人的本質力量的改變。在這種意義上，科學可稱為一種真正的文化。

三、結　語

科學雖然從內容上體現的是關于自然的知識，但是科學體現的是人的目的和手段，所以科學不是外在于人的絕對存在物，科學不但是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還體現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因此，科學現象并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前蘇聯學者拉契科夫（П. Рачков）從三個不同的視角對科學概念進行了界定。第一，首先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的本質聯系的一種基本形式，這種認識提供了預見事件的可能性，是人們合理行動的基礎。第二，科學還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和相對獨立的社會體系，這個體系把科學家組織起來，為認識客觀規律和應用這些規律服務。第三，科學還是一種社會實踐的力量，這種力量將科學成果體現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中，并且使得因人們的行動符合客觀規律而得到發展。17這實際上是從動態的、聯系的、系統的角度看待科學的——因為科學與人的社會活動密不可分，純粹知識形態的科學不可能解釋科學活動的實際影響和意義。拉契科夫說明了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力量及其與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聯系，從而深刻地說明了科學的社會本性。科學具有巨大的文化影響力，當代科學的發展不但改變了人的思維方式，也意味著當代科學精神發生了重大變化，18這種變化也必然會對科學與宗教的關系產生深刻的影響，這種關系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也將在歷史中不斷地被超越。

 

① 參見曾國屏：《當代自然辯證法教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② 拉契科夫：《科學學——問題·結構·基本原理》，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第24頁。

③ 參見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頁。

④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頁。

⑤ 伊安·巴伯：《科學與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頁。

⑥ R. K. 默頓：《科學社會學》（上冊），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6-28頁。

⑦ 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9頁。

⑧ 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1頁。

⑨ 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60頁。

⑩ 參見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20頁。

11 參見巴里·巴恩斯：《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頁。

12 巴里·巴恩斯：《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頁。

13 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頁。

14 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頁。

15 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90頁。

16 伊利亞·普利高津：《確定性的終結——時間、混沌與自然法則》，第3頁。

第4篇：社會科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人文通識課 社會學概論

一、兩難中的人文通識課

高等教育中的專業分化日趨精細，其弊端也日漸顯露，對此，已有眾多討論。人文通識課便是作為補救方案最先在美國高校中被提出。在專業教育仍穩居主流地位的背景下，人文通識課也出乎意料的在國內外高等教育中被廣泛認同。但理念上的認同與現實有較遠距離，最明顯的便是在所有的課程體系中，人文通識課無疑處于一個邊緣的地位。而我們卻希望人文通識課以其邊緣地位的角色，完成打開學生全面知識視野，塑造其完整心智的目的。這是任何一位學人都希望達到的境界，也是自有教育以來，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位教育家都孜孜以求的夢想，但哪怕盡其一生也只有極少數人能達到此水平，妄論一人文通識課！

（一）尋根溯源 無力回天

既然人文通識課兩難處境的根源在于其地位和期望之間的不一致，其解決方案也就唯有兩途：提高地位或降低期望，以使其地位與期望一致。所謂提高地位，意味著改變現有的人才培養方案，舍棄其專業教育為主導的模式，而替之以人文通識教育。在這個層面上，人文通識教育與博雅教育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回歸博雅教育。我國古代和西方中世紀的大學教育，不管是儒家的禮、樂、射、御、書、數還是西方的語法、修辭、邏輯、數學、幾何、音樂、天文這七種自由藝術，都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的知識領域，提供的實際上就是一種博雅教育，雖然中世紀的大學與宗教是分不開的。牛津大學可謂博雅教育的典范，自建立之日起其理念便是讓受教育者了解自然、社會和人生。尤其是自大學擺脫了教會的仕女和附庸的地位后，大學培養的人不再是宗教界人士，而是改變社會風氣的有知識、有教養的紳士。約翰·紐曼在其1853年出版的《大學的理念》一書中闡述了英國大學數百年的博雅教育傳統。他認為，大學的目的是培養或造就有智慧、有哲理、有修養的紳士；大學的職責就是提供智能、理性和思考的練習。這是對英國博雅教育的系統總結，這一傳統至今仍在一些大學延續，但已經不在高等教育中占據主流地位。現今的人文通識課可以回憶祖先的輝煌，卻無力回天，因為高等教育的現實條件已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想提高人文通識課的地位，直至回歸博雅教育，至今仍只能是教育家心中的“桃花源”：美好卻尋之不得。

（二）斗轉星移 認清形勢

18-19世紀出現的新型大學對博雅教育理念提出挑戰，這類大學最先出現在德國。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技術進步的影響，要求大學為社會培養高水平實用型人才。對這一新的大學理念進行系統論述并產生關鍵影響的是洪堡，他提出了著名的“洪堡五原則”，強調大學的知識傳授與知識創新雙重功能。1810年正式建立的柏林大學在他的帶領下首先改制，對大學新功能進行探索。在洪堡大學理念的指導下，德國建立的新型大學既是已有知識的保護場所，也是新知識的發源地。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德國新大學逐漸在科學發展與高水平人才培養上走在世界前列，德國大學也因此成為世界大學的楷模。

二次大戰后，美國大學的發展與其國力交相輝映，發展尤為突出。美國大學一方面繼承德國大學重研究的傳統；另一方面也繼承了英國大學重教學的傳統。有規模的美國大學的研究院與大學本科的二重結構，就是美國采擇德、英模式而結合設計的，這個設計也已成為當代世界各國大學的模式。要深入理解當代大學，前加州大學校長克爾于1964年出版的《大學的功用》一書，不可不讀。克爾首先指出當代大學應面對新的“角色”，大學必須嚴肅地審察它所身處的新的“現實”，這個新的現實就是一個普通的共識，即“新知識是經濟與社會成長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大學不可見的產品——知識，可能是我們文化中最有力的單一因素，它足以影響到職業，甚至社會階級、區域、國家的升沉”。克爾認為，今天的大學已不僅局限在“教學”與“研究”，并已擴及到“服務”。他認為，早期大學的目的是有局限的，今天大學的目的則是多元的，今天的大學已成為一個多功能多面向的多元性組織體，克爾為它取了一個新名詞，就是multiversity（一般譯為“綜合型大學”）。當代社會對大學知識生產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大學也因而成為“知識工業”的重地，成為社會主要的服務中心。今天我們講“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它們的主要資源都必然來自大學，可以說，就因為這個現實，大學的角色與理念都有了變化。

第5篇：社會科學論文范文

1.評價主體多元化。在傳統的教學評價當中，教師是教學評價的主體。多元化評價方法的存在是從單向評價向多向評價的轉換。多元化評價使得評價主體增加，對于評價主體之間的互動有促進意識。在多元化評價當中，學生成為評價主體的一員，與教師、家長以及社會共同參與評價活動。評價主體以及評價對象共同致力于評價工作，可以使評價信息得到多層次與多方面的反饋，更好地促進評價對象的發展。在長期的教學評價活動中，教師是學生的唯一評價者，而多元化評價將教師、家長與學生進行結合，對于學生的主體性也是一種尊重。學生在多元化評價過程中真切地接收每一位評價者的評價，可以規范其學習思想與行為，促進其健康成長。

2.評價內容多元化。品德與社會學科不僅是讓學生積累課本上的知識，更多地是引導學生將課本上正確的思想品德以及相關行為落實到自己的實踐生活當中，利用科學的知識來規范自己的學習行為。品德與社會課堂教學內容對于小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建立有重要作用。多元化在品德與社會教學中的應用，涉及到不同的內容。首先，教師要注重學生學習與獲取品德與社會知識的過程以及獲取的方法。其次，教師要關注小學生在品德與社會學習中培養起來的價值觀念以及面對不同社會現象的情感傾向。

二、多元評價在小學品德與社會課堂中的應用分析

1.肯定學生的主體地位，轉變評價思想。要將多元化評價應用于小學品德與社會課堂當中，教師首先要改變自己的評價理解。多元化評價在小學品德與社會課堂中的應用，是對當代教師教學觀念的一種挑戰。新課程標準提出，學生的創新能力與實踐能力是教育工作者培養的重要目標，讓學生學會自主思維與學習是重要的教學任務。

2.加強第二課堂的開拓，應用多元評價。在開展小學品德與社會教學之時，教師要利用傳統的課堂教學之外的時間與空間，為學生開拓第二課堂。教師要學會利用多種教學方法，引導學生走出課堂，走入到社會當中，將多元化評價手段整合在小學生的實踐當中。當代小學品德與社會教師要認識到評分制的不足之處，將評價手段開放化。在傳統的小學品德與社會教學當中，教師利用一張嘴與一本書進行形式化教學，這樣的教學與評價手段應當被取代。教師要敢于針對小學品德與社會教學內容，對教學評價與考核的標準進行改變，從品德與社會知識體系的規律出發，完善評價標準與原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利用品德與社會教學內容，為學生安排不同的學習活動，給學生實踐的機會，利用學生在學習實踐中的表現進行評價。比如說，教師可以讓小學生針對某一個單元的學習內容進行手抄報的制作，學生可以以小組為單位開展此項活動。在學生完成之時，讓每一個小組之間進行評比，這樣，可以讓學生成為評價的主體。另外，教師還可以給學生出一個學習的課題，讓學生針對這個課題進行社會調查，自己總結出正確的品德與正確的社會行為。教師還可以引導學生制作與排演課本劇，利用課本上簡單的社會現象，讓學生進行角色扮演，之后，讓學生對自己的扮演的角色的行為以及自己的扮演過程進行評價。這樣多元化的評價方法對于小學生品德與社會學習熱情的激發有促進作用。

三、小結

第6篇：社會科學論文范文

關鍵詞： 新聞學 理論體系 公共性

新聞學的學科地位時常被人質疑，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新聞學學者深思。鄭保衛教授扛起保衛新聞學和發展新聞學的大旗，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目標。應該說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回答了中國新聞學的特性問題，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學的個性價值和努力方向。新聞學只有充實了自身的內涵，凸顯了自身特色，才能進一步鞏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就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理論溯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提出

由于新聞在中國總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新聞學又與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人發出“新聞無學論”[1]的質疑，甚至一度有人認為新聞學已“走入黃昏”[2]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認為，新聞學并未走入黃昏，而是在不斷邁向輝煌，新聞學學科的基礎扎實，其學科獨立性具有現實和理論依據。鄭保衛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新聞學的學科發展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豐富多樣的改革實踐、不斷改善的政治環境、逐步開放的學術氛圍，都為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現實基礎。[3]新聞學的學科創新是宏觀創新理念的要求，是新聞事業內在發展的需要，是新聞工作不斷創新的需要，我們應該在創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新聞學。[4]鄭保衛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堅持在找準問題、繼承傳統和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發展，堅持在理論創新中發展，堅持在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照下和在馬克思新聞觀的指導下發展新聞學學科。[5]他提出，我國新聞學研究創新與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當是構建一個能夠體現當代最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以適應新世紀新聞事業和新聞學科發展的需要。[6]鄭保衛教授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要堅持用馬克思新聞觀作指導，并體現兩個特點：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反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本質；二是要具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7]

鄭保衛教授的觀念為我們探索新聞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但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應該說是一項艱巨而長遠的任務，如何明確這一理論體系的內涵和功能，解決這一體系的貢獻和普世性、闡釋力等問題，規避理論構建中的倫理風險，都值得我們深思。

二、理論的時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

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內在上與目前學界認同的推進“去西方化”理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學開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學術理論，以信息、傳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傳的學術話語，希望借西方話語達到學術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動了學術研究的極大解放。經過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現象開始引起學界的討論，新聞學開始反思西方理論的局限，并希望在未來研究中能體現中國的傳播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平衡點。這種“去西方化”理論研究，雖然任重道遠，但目前學界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就是應該找一個基于全球化中國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黃衛星所言，當務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而且更在于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并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8]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學研究的視野被進一步擴大，學術研究的諸多禁忌開始被打破，新聞與政治的關系再次被重新審視，在“再政治化”的過程中學界越來越強調學術研究的公共參與精神。

中國傳播學研究正在經歷著一個學科走上歷史前臺的重大轉折時期，政府或國家的需要發揮著一種引領和重組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的作用。目前，新聞學研究面臨的是一個黃金時期，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并面臨轉型，信息化持續加速新聞需求高漲，媒介技術變革推動公眾公共意識不斷增強。姜飛[9]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面臨的社會形勢和公共需求，同戰后美國對新聞傳播學的需求十分相似。在這個冠之以“轉型”、“信息”、“風險”、“新媒體”等名稱的社會中，傳播媒介和新聞媒體的作用空前重要，而黨和政府、企業組織、公眾個人等，對新聞傳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漲。這個時代是難得的理論創新機遇期，新聞學有必要加強“去西方化”研究，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或許可以成為“去西方化”理論的一個恰當選擇。

三、理論合法性：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和文化書寫

學界中的很多人對但凡牽涉以“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遠之。他們認為，理論應該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夠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實踐的檢驗，或者理論應該是意識形態中立的，不應有政治傾向。這些人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學性，學術不是政治，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理論也應該具有強大的闡釋力和適應性。但理論研究作為人的一種思想活動，仍然無法解釋實踐中遇到的全部問題，而且理論也無法回避自身的意識形態。

后現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質疑，人文學科遭遇表述危機。人文學科中處于支配地位的觀念正在被重新評估，那些曾經想當然地被當做事實，或者被當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礎的“確定性因素”，成為有問題的東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所有建構的真理都是通過排斥和修辭的強有力的“謊言”而變得可能的，沒有一個“完整的”第一時間知識大全。[11]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不僅僅限于文學界和人類學界，但人類學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諸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后現代思潮帶來的質疑權威、消解中心、打破權力，給傳統的理論帶來諸多挑戰，這種質疑給所謂的普世理論和客觀真理以巨大打擊，普世理論和絕對中立都是被后現代給解構了的“神話”，他們并不存在。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和實驗民族志的啟發下，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反思理論構建中的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放棄那種構建普世理論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態度。

但是，如果放棄理論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論的合法性依據又從何而來呢？公共人類學的實踐或許對我們有一定啟示意義。公共人類學的主要聲望來自它對世界范圍的某些問題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它從過去的研究所積累的傳統中吸取智慧并應用于當代。[12]學術研究應該是作者（學者）利用文本（理論）與讀者（公眾）的一種對話，這種對話面對的是具體的公眾，要解決的是理論的普世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矛盾。在這一解決過程中，普世性成為解決“本土問題”的前提和語境，而“本土理論”成為特殊人群面對的特殊問題，并證實或證偽普世理論。我們要發展的新聞學理論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新聞學學者借助這一理論體系建立同中國公眾的公共關系。以公共精神為基本原則，這符合學術研究的價值關懷和人文精神。

知識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知識總在一個原點開始旅行，后人會按照沿著前人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但是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走入歧途，誤入困境。這時知識會推崇復古或是返回原點，重新考問，擺脫困境，以便開始新的旅程。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當原有的學術傳統難以解決困境中的問題時，我們需要返回原點。在這個原點，永遠高昂著人性，永遠駐扎著對人的生命的追問，對真理的追問。后現代主義返回了這樣的原點，打破了原來樹立的傳統和權威，但在打破這一切的同時，它仍然在建構。后現代民族志同樣打破了民族志積累起來的權威，但同時它也致力于一種新的秩序。

現在，新聞學的理論構建也急需做這么一項工作：返回原點。返回原點，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們傳統理論無法支撐社會發展、西方理論大量涌入中國的時刻，返回那一時代，梳理最近30多年來學習借鑒西方理論的經驗和不足，以公眾聯系的時代變遷為底色，在總結的基礎上創新，描繪新的理論圖景。這種總結的源泉就是30年來的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四、理論闡釋力：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目前，中國研究成為西方學界的熱門，西方新聞傳播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很多西方理論無法在中國得到驗證，因此中國研究成為理論驗證的天然“試驗場”。很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的特性表述為“中國模式”，這一模式一方面表達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同時，中國學者更喜歡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怪圈”。我們所要構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就是要解決這種怪現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的特殊問題。這種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學者在走入一個村寨做研究時，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處的鄉情、縣情、省情，乃至國情和整個世界。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閉起來，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問題。這一理論體系可以對西方理論進行發展或修正，它的創立目的是強化普世理論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學術界以外再建立一個理論界，學術理論是不分國界的。這一理論是一個完全的開放系統，它最早借鑒了西方理論，并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同當前的現實中國保持了密切關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也歡迎西方理論和西方學者的檢驗。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中國的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影響逐步提升，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備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現實可能性。這一理論建立在從殖民時代開始從未有過的全新世界經濟格局基礎上，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全新嘗試和探索實踐基礎之上，建立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影響逐步擴大的基礎之上，這些現代歷史上的嶄新經歷和發展歷史將給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以更強的闡釋力。

我們的態度并不是為了通過中國模式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建立一種真正的“普世理論”。克利福德在《寫文化》一書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詞，用來說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這種“有承諾的、不完全的”真理帶來的“一種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為機智表達的源泉”。[13]或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就是要探索這樣一種“部分的真理”，這種部分真理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理論或真理不同，但這種真理面對世界背景中的中國公眾時，可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并與世界交流。

我們所要建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與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政治密切相關，同時又堅持理論建構的一般原則（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堅持服務于公眾和公共事業的一種理論體系。我們應該放下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成見，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們理論創新的依據和可能。我們應該捕捉歷史難得的機遇，將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納入世界范疇之中，發揚公共精神，服務于中國的公共事業，擴展學術的公共空間，發揮學者的公共作用。

注釋：

[1]參見唐遠清：《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

[2]參見郜書鍇：《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2009年第3期。

[3]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4]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5]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6]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7]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黃衛星：《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讀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新聞大學》，2012年第1期。

[9]姜飛：《中國傳播的三次浪潮——紀念施拉姆訪華30周年暨后施拉姆時代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切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三聯書店，1998年，第23、25頁。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導言：部分的真理》，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5、36頁。

[12]喬治·E·馬庫斯：《中文版序：〈寫文化〉之后20年的美國人類學》，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4頁。

第7篇：社會科學論文范文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在經過了十年的快速發展之后，2011年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明確提出了綠色文科、綠色學報的辦刊理念，期刊定位更加清晰，學報定位為“多學科研究資源環境問題的國內高端學術平臺，廣受學界尊敬的新銳文科學報”。二是相關期刊數據繼續前移，權威文摘轉載量穩中有升。學報再次入選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北大2011版）和CSSCI來源刊（2012-2013），其中在CSSCI同類期刊排名由2008-2009年版的第65位、2010-2011年的第42位提升到第27位。三是特色欄目“資源環境研究”榮膺教育部“名欄工程”建設欄目。

為感謝海內外專家學者的支持與厚愛，進一步提高期刊質量和學術影響力，本刊編輯部決定從2011年起，開展年度優秀論文評選活動。現將具體事宜通知如下：

一、評選范圍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刊發的全部論文（共計119篇）。

二、評選數量

共評選10篇優秀論文。

三、評選標準

1.論文選題探討的是本學科的前沿、難點問題，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穎獨到之處。

2.有較高的影響因子。

3.被權威文摘全文轉載。

4.適當考慮是否為重要基金項目。

四、評選方式

1.初選階段。在初選階段，作者可以自薦，讀者可以推薦，但需要提供推薦理由或證明材料；同時，編輯部也將對所刊發的論文進行挑選。自薦或推薦截止日期：2012年3月31日。

2.專家評議階段。成立由校內外知名教授組成的評審專家小組。編輯部將組織專家進行同行評議，確定擬入選的優秀論文并在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網站（省略）上進行公示。

3.省略.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

我校首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開題論證會召開

第8篇：社會科學論文范文

翻轉課堂課前活動教學模型，結合翻轉課堂課前教學活動在實際應用中遇到的問題，分析課前教學活動中各個要素與教學視屏中介工具之間的相互關系，對教學視屏的制作提供建議：首先，教學視屏難易程度的制作不應該超過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域;其次，教學視屏的內容包括監督機制、習題環節和師生及生生互動平臺等一些硬件設施;最后教學視屏時間應控制在10分鐘以內，短小，重點突出，可回放。

關鍵詞：活動理論 翻轉課堂 教學視屏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1.202

一、前言

翻轉課堂，就是在信息化環境中，課程教師為學生提供以教學視頻為主要形式的學習資源，學生在上課前完成對教學視頻等學習資源的觀看和學習，師生在課堂上一起完成作業答疑協作探究和互動交流等活動的一種新型的教學模式（李湊，劉贛洪，2013）。翻轉課堂的課前活動是指學生通過觀看視屏結合適當的測試進行自主學習。翻轉課堂的課堂活動是指教師和同伴根據課前活動中的遺留問題為學生提供支架幫助進行針對性解答，這樣最大限度地照顧到了每個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域，并最終使學生跨越最近發展區域，并為下一輪的翻轉課堂提供了反饋和指導。

翻轉課堂的基本要義是教學流程變革所帶來的知識傳授的提前和知識內化的優化（趙興龍，2013）。但是，翻轉課堂在具體應用過程中遭遇知識傳授、知識內化以及知識傳授與知識內化的銜接三方面的問題。知識傳授發生在課前，學生不僅要觀看視頻，還要在觀看教學視頻的過程中發現疑惑，并帶著問題與同伴在線交流或者在課堂上參與討論，強調的是自主建構知識體系（王紅，趙蔚，劉紅霞，2013）。然而，隨著翻轉課堂在我國的應用，一些教育工作者對其提出了質疑，認為翻轉課堂教學模式使得教師的作用明顯下降，教師在課堂中僅僅是看著學生做作業或者解答他們的疑問;學生在家不喜歡觀看枯燥的教學視頻，調動不起他們的學習興趣，因此學習效果不好;教師不能監控學生是否觀看了教學視頻;翻轉課堂的核心內容就是教學視頻，教學視頻決定教學質量（張金磊，2013）。要解決翻轉課堂中在實際應用的問題，尤其是在課前活動所遭遇的實際問題，翻轉課堂中教學視屏的制作成為決定教學質量的關鍵性因素。

二、研究背景

國內近幾年主要研究翻轉課堂教學模型的設計主要從教學要求（張新明， 何文濤， 2013）、或從翻轉課堂的內涵結合翻轉課堂中的各個要素（張金磊，2013）、或是借鑒國外已有的教學模型并與多種網絡平臺相結合的角度構建翻轉課堂的教學模型（張新明， 何文濤， 李振云， 2013）。可以發現翻轉課堂的研究在最近幾年剛剛興起，對翻轉課堂教學設計的研究理論支撐不足。本文希望通過應用社會文化理論中的活動理論的三角模型為理論框架，分析構建翻轉課堂課前活動的教學模型，并以此來發現影響教學視屏制作的各個因素，從而為教學視屏的制作提供建議。

三、活動理論概述

Vygotsky（1978）的社會文化理論中最核心的思想是中介思想，維果茨基認為人類是通過一定的中介工具來改造物質世界和人們的思維，思維不是人類大腦中的生物屬性，而是通過應用中介工具參加具有目的導向的活動中逐漸發展形成的。中介工具包括物質工具和符號工具。其中最重要的符號工具是語言。二語教學是通過文化建構的中介工具進行調節的社會活動，語言作為最重要的中介工具對社會交互中的語言發展進行調節，在學生認知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Lantolf，2003;Lantolf & Thorne，2006）。教師的語言在學生二語習得過程中起到了中介和支架作用。而在翻轉課堂課前活動中教師語言是以教學視屏為載體，所以教學視屏的設計直接關系到教師語言這一中介工具如何有效發揮教師的支架作用。

以教學視屏為載體的教師語言在活動理論體系中，得到了體現。芬蘭學者恩格斯托姆（1987）提出的活動理論三角模型是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理論框架，在這一框架中主要包括7元素組成：活動主體、調節工具、整體目標、 規則、社區、不同個體的分工。這七個要素中，中介工具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活動理論的三角模型可以作為分析翻轉課堂活動的理論框架，教學視屏是翻轉課堂課前活動中的主要中介工具與翻轉課堂課前活動中的各個因素相互影響。所以要解決翻轉課堂課前活動在實際應用中遇到的問題，首先是根據活動理論三角模型設計翻轉課堂課前活動模型，明確翻轉課堂課前活動中的各個要素及教學視屏的相互關系，最后對教學視屏的制作提出建議。

四、活動理論下翻轉課堂教學模型的構建

根據翻轉課堂的定義以及借鑒美國富蘭克林學院的 Robert Talbert 經過多年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的經驗積累，總結的翻轉課堂結構模型，如圖1所示。本文通過活動理論的三角模型理論構建翻轉課堂課前教學活動模型，如圖2所示。

[課前教學活動][觀看教學視屏][針對性課前練習] [課堂教學活動][快速較少的測評][解決問題促進知識內化][總結反饋]

圖1 Robert Talbert 的翻轉課堂結構圖

[教學視屏][學生]

[結果][學生]

規則 教師 分工 [規則 教師 分工 ]

圖2 翻轉課堂課前教學活動模型

根據翻轉課堂的教學活動模型中各個因素與在實際教學中遇到的問題，本文對翻轉課堂內的各個因素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可以看出影響多媒體視屏的因素主要：學生的注意力、學習興趣、計算機能力;教師的教學理念、準確判斷學生認知水平的能力和制作教學視屏的能力;課前教學活動的目標;課前活動師生及生生互動規則和分工。

學生是視屏制作對象、是制作視屏的受益者。翻轉課堂在實際應用中有關學生的問題有，學生的注意力不集中，缺乏學習興趣。所以，視屏的制作優劣可以從是否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集中了學生的注意力為出發點。而學生的注意力分散的主要原因的主要問題有兩個，第一，視屏內容的難易程度與學生的學習能力不能匹配，即不符合每個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域，失去學習興趣，注意力不能集中。第二，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所以針對第一個問題，視屏制作的內容必須要符合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域，教師在制作視屏之前對學生的學習水平進行測驗。通過學生對新課程基礎部分的掌握效果，教師可以據此來確定視屏制作的難易程度。針對第二個問題，引入督導機制，將學生家長的監督和教學視屏的督導模式相結合。教學視屏借助提示性畫面或者警示性的聲音來回籠學生的注意力，在學習過程中做到張弛有度，層次分明（鄭軍，王以寧，王凱玲，2012）。

翻轉課堂中教師的角色由主演轉變為導演。在新的教學模式下，教師應作為課堂的引導者和參與者，注重課堂互動和考慮學生學習的個體差異（Ellis，2005）。首先，教師在制作視屏時不僅要考慮教學目標和教學計劃，而且還必須根據學生的認知水平來決定視屏的難易程度，突出學生的主角地位，所以教師可用試卷測驗的方式及其他方法來確定學生的最近發張區域。其次，翻轉課堂中教師錄制講課視頻時面對的是鏡頭，沒有了與學生面對面的交流，視屏的制作需要增加視屏互動的場面，插入難度適中的問題，來增加師生之間的互動。最后，教師是視屏制作的操作者，教師制作視屏的能力影響視屏質量的優劣。所以很有必要對教師的計算機能力加以培訓。

課前教學活動目標。翻轉課堂教學活動中的教學動機是使學生最終達到知識內化的水平。而課前教學活動的教學目的是要求學生獨立完成課前練習，這是實現知識內化的一個具體目標。在這一具體目標的要求下，視屏制作的內容還包括與教學內容相配套的在線測驗功能。而練習題的難易程度成為實現課前教學目標的關鍵。所以，根據學生不同的最近發展區域，教學視屏中設置層次不同的練習題，最大限度地使每位學生跨越最近發展區域，實現個性化教學。

課前活動規則。課前活動規則包括觀看視屏的時間，師生之間和生生之間的互動規則。如果視屏制作時間太長，會加重學生的學習負擔，注意力不集中，失去學習興趣。但如果教學視屏時間太短則會造成因學習輸入不足引起的學習效果差。第一， 翻轉課堂應采用教學短視頻，即微視頻，其主要特點是：短小精悍、可以回放、符合學生注意規律（朱峰，2014）因為學生的視覺駐留時間一般在 5～8 分鐘，每段的教學視屏的時間應控制在10分鐘以內。第二，師生之間和生生之間的互動主要發生在完成在線測驗的這一活動內，教師對學生的測驗進行評分。所以課前活動師生互動規則要求教學視屏的制作包括在線評分功能。此外，對于生生之間的互動可以把QQ，微信，微博等多媒體交流工具與教學視屏的制作相結合，學生既可在微視頻學習中提出問題，同時又可提出自己關于相關思考題的意見與看法，共享學習心得，解決問題。

課前活動的分工。學習共同體中各成員的勞動分工、身份地位和權力關系也會影響活動過程。翻轉課堂主次地位的區別，決定了學生與教師之間的分工應該是：學生是課前活動的主要執行者，觀看教學視屏，并做相關的練習。而教師則是教學視屏的制作者，并為學生的練習結果進行評價。教學視屏的制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學生。所以，學生可參與教學視屏質量的評估，為教學視屏的制作提供反饋。教師對于學生在做練習中的錯誤不進行太多的講解，錯誤的解決應發生在學習主體之間的小組互動過程中。在此活動中那些沒有做錯的學生則要為其他做錯的同學提供講解，這就要求視屏制作還要有可視功能，及鏡頭切換功能，讓做正確的學生充當教師的角色。這樣做不僅給學生展示的機會，而且增加了學生之間的競爭，學習效果顯著。

四、結論

教學視屏在翻轉課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教學視屏的質量同教學質量密切相關。所以要解決翻轉課堂課前活動在實際應用中的問題，首先必須要解決教學視屏的制作問題。本文首先以社會文化理論中的活動理論的三角模型系統理論為理論框架，分析翻轉課堂課前活動中的因素，并與翻轉課堂現有教學模型相結合，構建翻轉課堂課前教學活動模型。然后，把翻轉課堂課前活動模型中各個要素同翻轉課堂課前活動在實際應用中遇到的問題相結合并加以分析，發現影響教學視屏制作的主要因素，并為教學視屏的制作提供建議。

本文的貢獻在于為翻轉課堂視屏制作研究提供了理論視角，社會文化活動理論的應用能夠較為在翻轉課堂中影響教學視屏使用的因素提供了理論層面的詮釋。然而，本文沒有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來考察教學工具的實用性，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來的研究則可完善這一缺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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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峰. 翻轉課堂“翻轉”了什么？[N].北京日報，201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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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M]. Helsinki， Finland： Orienta-Konsultit，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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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antolf J & Thorne S L（eds.）.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nesis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作者簡介：

第9篇：社會科學論文范文

【摘要題】理論探索

【關鍵詞】社會科學/科學生產力/CSSCI

1引言

科學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范疇，它們的成果表現形式有著質的差別。后者的成果是物質的、有形的，而前者則是非物質的、無形的，需要經過轉化才能成為有形的。自然科學、技術生產力成果的表現形式主要是論文、著作、專利；社會科學生產力成果的表現形式則主要是著作、論文、研究（咨詢）報告。對于物質生產力的評價國際上已經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認的指標體系，可以進行直接評價。而對于科學生產力的評價，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質的、無形的，因此無法對它進行直接評價。目前，國際上的通用做法是對它的成果的轉化表現形式進行量化評價，從而對科學生產力進行間接評價。

論文是科學成果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這里所說的社會科學生產力是指社會科學生產的能力。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加菲爾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國費城科學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學引文索引》(SCI)，以在SCI來源期刊上發表科學論文的數量和已被SCI錄用論文的引用量作為衡量科學成果的量和質的主要指標。經過30多年的實踐，目前SCI已被國際公認為評價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單位乃至學者個人科學成果（主要是基礎研究）和學術影響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開始，受國家科委的委托，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依據SCI每年我國各科研機構、高等學校在SCI的發文量和被引量統計。這一重大舉措導致了各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紛紛采取各種激勵措施，從而在總體上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科學生產力的發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學引文索引》之后，美國費城科學信息研究所相繼研制、出版了《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和《藝術與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國際性的，且不收錄中文期刊，而我國的科學研究人員的成果絕大多數發表在國內出版的中文期刊上。為了能準確、全面地反映、評價我國的科學生產力，研制基于中文學術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為十分緊迫的重要任務。1995年，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制的以國內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為素材的《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學開始研制《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經專家組論證，教育部正式批準，將《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列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重大項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導下，經過課題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繼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盤和網絡版，并提供查詢、咨詢、統計服務（包括網上服務）。CSSCI的出版填補了我國該領域的空白。CSSCI來源期刊的選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導下、廣大社會科學領域專家的參與下進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咨詢委員會”，由全國17所高校的社會科學專家和社科管理專家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領導的參與下，咨詢委員會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別在南京、長沙、珠海召開會議，對CSSCI來源期刊進行了充分、深入的討論，會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組織全國社會科學領域1000名教授對CSSCI來源期刊進行評選，最后確定CSSCI來源期刊419種。這保證了CSSCI的科學性、客觀性。

表1論文的地區——學科分布

附圖

說明：由于少數論文涉及2個學科、作者涉及2個地區，故論文總數略多于CSSCI(2001)論文總數。

本文基于《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01)，以發表學術論文為指標，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及其結構、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對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作一宏觀描述。

2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總量及其地區、學科分布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01)來源期刊為419種，錄用來源文獻為61492篇。根據CSSCI(2001)數據庫，分析、統計得出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的地區——學科分布，如表1所示（見上頁）。

3我國社會科學生產力結構分析

由表1論文的學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國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總量中經濟學占30.41%，這是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實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在論文學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論文總量4%以上的其他8個學科依次是：教育學，政治學，新聞與傳播學，圖書館、情報學與文獻學，文學，歷史學，法學，哲學。

由表1論文的地區分布可知，2001年發表的社會科學學術論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遙遙領先于其他省市，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質高的高等院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政部門（含所屬研究機構）所導致的。占社科論文總量4%以上的其他6個地區依次是：上海(9.04%)，江蘇(7.70%)，湖北(6.82%)，廣東(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國社會科學生產力的地區分布。它還列出了社會科學各學科論文的地區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會科學各學科生產力的地區分布。表2列出了各學科論文發文量按地區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學科社會科學生產力處于領先地位的省、市，比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蘇、湖北、廣東。

表2學科論文地區發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圖

收稿日期：2003-06-09

【參考文獻】

1鄒志仁.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鄒志仁.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計量指標——論文、引文與期刊引用統計（2000年）.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