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科學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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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當代科學范文
中圖分類號：J0—05文獻標識碼：A
據《揚子晚報》2004年12月20日載，行為藝術家舒勇于2004年12月在中國首座生活型藝術館創作了一件“觀念藝術”作品。他打電話給數百位不同領域的文化人，讓他們在一分鐘內用一句話即興回答“什么是藝術”這個問題或對藝術的理解，然后將各位的回答放置在生活館的各個空間里，讓所有來生活館的參觀者通過這些話語感受不同類型的文化人對藝術的理解，感受他們的智慧，但報道認為“有些莫名其妙的回答讓人啼笑皆非”。乍看起來，確實如此，但仔細品味，則大謬不然。這些文化人（主要是藝術家）對藝術有著深刻的感悟和洞見。從報道列舉的藝術家的“可笑”的回答來看，大多數藝術家的思想狀態是后現代的，只有很少的答案具有現代性的意味。
前衛藝術家高氏兄弟說：“我不知道藝術是什么。”我只知道運動和表現，我在感覺經驗的舞池里如魚得水，如醉如癡。可是，我的可憐的認識能力啊，除了感覺經驗和現象，我什么都不知道。藝術的本質和規律，那深居不出的東西，誰見過它？抑或，即便見了，也是虛幻。有好事者，試圖以簡單的定義抓住藝術的本質。或曰：“藝術是對自然美的模仿。”或曰：“藝術在于交流情感。”果真如此嗎？樂器是美的，但樂器不是模仿；蠟像是模仿的，但蠟像可能很丑；很多視覺藝術并不交流情感；種族主義宣傳交流情感，但種族主義不是藝術。因此，高氏兄弟有足夠的理由成為不可知論者。“不可知論”一詞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于1869年提出的。有一類人，他們懷疑基督教神學，但又拒絕無神論，所以主張把“上帝是否存在”這類問題擱置起來。赫胥黎把這種人稱為不可知論者。18世紀的科學家看不清現象背后的本質和原因，于是，一些哲學家就猜想事物的背后有一個不可認識的物自體。休謨說，除了經驗，你什么都不知道。認識只能局限在經驗的范圍，人既不能認識或證明物質實體的存在，也不能認識或證明精神實體的存在。科學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不可靠的因果知識。康德承認物自體存在，它刺激你的感官，引起你的感覺，但它深藏不露，你不知道它的本來面貌。有三樣好東西，靈魂、世界和上帝。靈魂是精神現象最完整的統一體，世界是物理現象最完整的統一體，上帝是最高的統一體。但是，這三樣東西都不可認識，它們只在信仰里，叫你望洋興嘆。當然，康德的不可知論與休謨不同。康德想從懷疑論的陰影中走出來，著手理性的重建。他承認知識來自經驗，始于感覺，有材料的來源，但他卻發現了知識的可靠的主觀處理器——先驗方法。感性和知性幫助我們獲得自然界的知識，理性則為我們準備了最高的綜合能力，使我們得到像數學命題和自然科學的基本原理（如因果律）這樣的普遍和必然的知識，它們絕對可靠，放之四海而皆準。
舞蹈家楊麗萍說：“藝術無處不在，哪怕一朵云里一滴水里。”云和水就是藝術家，看云的飄逸逍遙，看水的圓潤流暢，多好的藝術導師！虔誠地凝望自然，仿效自然吧，從自然的萬事萬物里感悟藝術的存在，藝術的規范和千差萬別的藝術形式。藝術家邱志杰說：“藝術是為了避免發瘋。”藝術不能胡來，不能為所欲為，藝術有理性的規范，藝術活動應當像行星繞日運轉那樣在理性的軌道里進行。藝術與非藝術就像青菜燉豆腐，一清二楚，涇渭分明。楊麗萍和邱志杰表達了一種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藝術觀。這種藝術觀與科學思想中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傳統一脈相承。孔子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按照科學哲學家石里克的意思，科學真理的朋友來自經驗，通過理性的邏輯道路而來，我們熱忱地歡迎這樣的朋友，給他一杯熱酒，為他接風。科學命題是有意義的命題。有意義的命題只有兩種，一種如“男人不是女人”，通過邏輯的分析就知道它的真假；另一種如“太陽從東方升起”通過經驗的考察就可以得到驗證。除此之外的所有命題都沒有意義。卡爾納普為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準備了一支獵槍，因為這個東西既不描述存在的事態，也不描述不存在的事態，它在科學上有什么意義？邏輯上可以證明為真的命題才是科學命題。一個科學命題要么在邏輯上可以證實，要么在邏輯上不可以證實，沒有其他選擇。在意義和無意義之間，在科學和非科學之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縱是武林高手、學界泰斗，又能如何？
第2篇：當代科學范文
性懷疑、善于思考、求變求新、肯定科學價值等方面的現狀及分析，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培養當代大學生科學精神的現實對策，這對高
校加強大學生科學精神培養和教育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大學生科學精神培養
［作者簡介］王輝（1979-），女，河北廊坊人，北華航天工業學院組織部，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建華
（1978-），男，河北保定人，北華航天工業學院后勤管理處，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楊伯成（1969-），男，河北
徐水人，北華航天工業學院后勤管理處處長，高級政工師，碩士，研究方向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河北廊坊065000）
［中圖分類號］G6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3985（2012）15-0177-02
國家的競爭，關鍵在于科學的競爭；科學的競爭，關鍵在于
人才的競爭。進入
21世紀后，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斷改
革和加強，人才興國的理念不斷深入。高校作為國家人才培養
的重要陣地，在對大學生科學精神培養方面更要予以重視。要
力爭把學生培養成既掌握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又具有科學的
思維方法和科學精神的高素質人才。這是新時代黨和國家賦予
高校的一項重要歷史使命。
一、科學精神的實質和內涵
根據法國哲學科學家巴什拉在《科學精神的形成》中對科學
精神的定義：
“科學精神是人們在長期的科學實踐活動中形成的
共同信念、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的總稱。”科學精神就是指由科
學性質所決定并貫穿于科學活動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狀態和思維
方式，是體現在科學知識中的思想或理念。
二、加強當代大學生科學精神培養的重要意義
總體來看，當代大學生的科學精神主體趨勢是好的，大部分
學生在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事件時能夠保持一種理性、客觀
的科學思維；在面對一些新科學、新技術時也具有辯證對待、主
動適應、創新求變等科學意識。但是，通過調查發現，也存在一
部分大學生雖然具備了扎實的科學文化知識，但缺乏必要的科
學思維、科學精神和科學信仰，對于一些偽科學毫不懷疑、趨之
若鶩甚至深陷其中。例如，前幾年的“”歪理邪說，不僅使
大批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上當受騙，而且使一些大學教授、高校學
子這樣的高學歷、高學識的人不能自拔。又如近些年的一些非
法傳銷組織，大學生深陷其中的也是常有發生。這些鮮活的事
例充分說明，掌握了一定的科學文化理論知識并不能使自身的
科學精神主動產生，還必須經過主動、有意識、有目的地教育與
培養。
三、當代大學生科學精神的現狀及分析
為了對當代大學生的科學精神有一個全面、直觀、說服力較
強的綜合判定，筆者對河北省高校的
420名在校大學生進行了
無記名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
402份，采信率為
95.7%。其中
專科生
232名，占總數的
57.7%，本科生
170人，占總數的
42.3%。問卷內容涵蓋一般科學知識、思維方法、學習方式、科
學認識、教育改革、價值趨向、科學素養等近十類，具體涉及與大
學生科學精神培育、塑造、形成密切相關的問題。
1.關于求實客觀、追求真知的精神。在調查問卷中，認為
“納米是距離單位”的只占學生數量的
58.5%，對“父親的基因決
定孩子的性別”，“納米”術語是
回答正確率只有
56.5%。“基因”
近年來人們司空見慣的話題，可是作為接受新知識速度快、領會
理解能力強、知識面相對較寬的在校大學生來說，這不足
60%的
正確率實在讓人難以相信，但它的確是真實的反映。說明我們
的大學生對新知識的把握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好，作為引領
時代的先鋒，在知識面上實在還有好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在回
答“你在完成實驗報告時，如果實際結論與書本知識不符”時，有
59%的學生選擇“重做實驗”，其中本科生認同率為
67.1%，比專
科生的
53%高出
14%；有
28.9%的專科生很執著地堅持自己的
結論，比本科生高出
14.8%，這意味著本科生比專科生有更強一
些的嚴謹理性的實證求真精神，和更少一些的簡單盲目的做事
理念；在提及“由于堅持實事求是，而使你的個人利益受損”，這
時學生的選擇為，55.7%的人“繼續堅持己見”，其中本科生的認
同率為
61.8%，比專科生高出
10.5%，另外選擇“放棄原有立場”
的學生占到
10.5%，選擇“重新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選擇”的
學生占到
30%，還有少數學生會屈從于權威。
2.關于崇尚創新、勇于創新的精神。在回答“你對沒有接觸
過的新事物”這一問題時，選擇“充滿好奇”的為
71.4%，其中專
科生為
66.4%，比本科生的
78.2%低了
12%，選擇“完全接受”、
“逃避或排斥”的分別為
6.2%、2%，這種極端方式的選擇占學生
總數的
8.2%，選擇“充滿疑惑”的比例不足
20%。在問到“你對
周圍事物的變化”時，有
2/3的學生認為自己通常情況下“能及
時發現”或“大多能發現”，另有
1/3的學生“注意不到”或“只能
偶爾注意到”。這兩個問題前后對應，真實地顯示出大學生對外
界的敏感性與對新事物、新知識的渴望程度；在“對自己創新
能力做何評價”一題中，選擇“認為自己創新能力較強”的同學
只有
30%多，而近
70%的學生選擇了“認為自己創新能力一般或
沒有”。
3.關于肯定科技價值、確立科學信仰。當代大學生的成長
經歷恰逢中國綜合國力迅猛提升、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大好時
期。每個學生都有著不同程度的直觀而切實的感受。這種環境
下長大的青年大學生，對科技的價值有著充分肯定性的認識和
評價是必然的。但是有一種現象卻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即前
文中所提及的一些與科學和科學精神所相悖的偽科學對大學生
的影響。如前文中所提及的“”、非法傳銷組織等。這些
都對大學生在思維方法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
響。在“你認為科技給你的生活帶來的影響是什么”一題中，有
90.6%的學生認為利大于弊。另有
6%的人選擇利等于弊。在
“對科學技術發展趨勢”的認識上，有
82.8%的學生對此充滿信
心，只有
1%的人認為“不再發展”，甚至“會倒退”。這種對科技
價值的充分肯定態度，一方面由于大學生的身份本身就意味著
對科學技術的崇敬與渴望擁有之情，另一方面就是科技給人類
的文明與進步已經帶來并將繼續展示出的美好圖景，這是不容
否認的事實。問卷中關于“對特異功能的看法”上，有
10.7%的
學生“非常相信”，有
16.7%的學生認為“說不太準確，大多數人
相信我就信”，有
71.9%的學生非常堅定地選擇“不相信”。這與
“你相信水能變成油嗎？”一題中，有近
1/4的學生選擇“相信”，
11.2%的人認為“說不準確”，63.7%的人“不相信”，兩題選擇結
果呈正相關，可見數據是有說服力的；在“你對的看法
上”，有
85.8%的學生感到“深惡痛絕”，有
11.9%的人認為“可以
理解”，另有
1%的學生“非常崇敬”或“希望練習”。在大學生這
一高知群體中，其價值趨向與科學精神背道而馳的選擇，雖然絕
對數量不多，但卻格外值得重視。應著重加強偽科學的警示教
育，以增強大學生對各種封建迷信、偽科學、歪理邪說的鑒別、抵
御能力；在“你認為自己有明確的信仰嗎？”一題中，有近
27.9%
的學生明確地認為“有”，認為“沒有”的達
55.5%，還有
15%的學
生“從來沒有想過信仰問題”。
4.關于培養學習能力、激發科學興趣。“你在平時的學習
過程中制訂并執行學習計劃”一題中，有
70%的學生“不制訂或
制訂也不執行”以及“雖然制訂但很少執行”；在問到“你在每學
期的學習過程中有沒有明確的學習目標”時，有
3/4的學生回答
“有”，其余
1/4的人自認為“沒有”或“沒想過”。由于目標不清，
動力自然不足，一部分學生是順應潮流被“推”入大學的，因而缺
少有效而針對性強的學業規劃，加之對社會就業前景的憂慮，
致使相當數量的學生學習過程松散，學習效率低下，厭學風氣
嚴重，“混”文憑的不乏其人。在“你對考試抄襲情況做何評價
時”，只有
13.7%的學生認為是“可恥行徑、我寧愿不及格也不會
抄襲”，有
20%的學生明確表示“只要機會允許，我也會抄襲”，有
近
60%的學生“真心希望考試能夠做到公平、公正”。由此可見，
現在很多畢業生的學歷、學位雖然不是假的，但其學識水平存在
一定的差距。當問到“你認為‘文憑熱’的真正支點”時，只有
5.2%的學生認為是“個人科學興趣使然”，其余近
95%的絕大多
數學生是“個人生存需要”或“社會需要”所致。從中我們可以看
到青年大學生對文憑與證書的執著中夾雜著急功近利的盲目，
缺少的恰是對科學文化本身的推崇與“愛智慧”“混文
的熱忱。
憑”成了一個心照不宣的說法，考試作弊蔓延成一種風氣……
這些情況的出現不僅是應試教育催生的怪胎，同時反映出道德
素質與求真精神的缺失。因此，人們不難理解，在文憑與專業
興趣、專業水平之間，在證書與實際能力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
差距。
四、培養大學生科學精神的現實對策
1.以的世界觀、方法論教育和武裝學生。我們
必須旗幟鮮明地加強基本理論的教育，尤其是要加
強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為此，高校的“兩課”
教育必須加強，除了課程、學時、師資數量必須保證外，更重要的
是要繼續深化“兩課”教學改革，使學生真正地接受科學的理論，
真正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認識世界、
認識社會、認識人生。
2.加強大學生創造性思維的培養。大學生科學精神培養中
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教師應多采用創
造性教學法，通過課堂教學、科學實踐教學等多種方式，鼓勵學
生大膽質疑、勇于思考、樂于表現、敢于不同。
3.增設培育科學精神的相關課程。人們只有了解了人類科
技文化的發展歷程，才能正確把握科技發展的規律，才能對今天
人類的實踐活動給予科學的定位，才能戳穿偽科學的各種“奇
跡”和“神話”。
4.開展豐富多彩的第二課堂，積極鼓勵學生參加科學實
踐。諸如目前各高校廣泛開展的挑戰杯課外科技學術大賽和創
業計劃大賽等是一種很好的形式。學生可以在參加這些第二課
堂過程中，通過廣泛地參加科學實踐活動，幫助學生了解和掌握
現實社會中所面臨的新問題、新情況、新需求；通過參加科學實
踐活動，幫助學生對現有的理論、概念、觀點和方法做出新的判
斷，發現新的挑戰，從而為自己尋找“創新點”創造條件；通過親
自參加科研課題的研究，幫助學生系統地應用所學過的知識，并
進行綜合與深化。
5.校內外輿論的引導至關重要。社會輿論的導向對青年學
生科學精神的培養至關重要，學校的教育引導在強大的社會導
向面前顯得十分薄弱和蒼白無力。因此有必要呼吁全社會共同
營造良好的氛圍和導向，以適應科技不斷進步、社會文明不斷發
展的形勢，為青年學生成長為全面發展的人才提供良好的社會
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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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巴什拉.科學精神的形成［M］.錢培鑫，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
［3］余德剛.當代大學生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融合問題研究［M］.成都：西南財
經大學出版社，2011.
［4］劉素娟.大學生科學精神之現實解構［J］.北華航天工業學院學報，2003（2）.
第3篇：當代科學范文
[關鍵詞]科學技術發展；行業細分；勞資關系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8178
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整個社會微觀和宏觀方面都產生了極大影響，從而對勞資關系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微觀層面既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思維習慣、價值觀念等，又影響著企業的生產方式、管理模式、發展理念等；在宏觀方面影響著整體經濟水平、產業結構、立法等。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的這些影響，都會對勞資關系產生影響。
勞資關系是世界各國都必須面臨的問題，但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不同的國家里，其依據的基本理論是不同的。美國信奉新古典學派，認為市場是決定就業狀況、工資和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應該減少政府干預；德國信奉新制度學派，十分重視工會和集體談判在維護工人基本權利方面的重要作用；日本信奉管理主義學派，強調企業管理者要特別重視和理解員工的需求，提高員工的滿意度；自由改革主義學派十分關注如何減少或消滅工人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強調必須加大政府的干預力度；新馬克思學派更加關注勞資雙方的沖突以及對沖突過程的控制。
在不同的勞資關系理論的指導下，其對勞資關系的傳導途徑不同。本文基于馬克思勞資關系理論，探討當代科學技術發展對勞資關系的影響。
1馬克思勞資關系理論
11勞資關系的產生與發展
馬克思認為，勞資關系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而產生的，并與之共同發展，直到滅亡。實際上，雖然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經濟體制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私營制經濟在社會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所以也必然面臨勞資關系的問題。
馬克思認為勞資關系是在價值規律的分化和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中產生的。勞資關系形成的前提條件是資本和雇傭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外處于分離狀態，而這種分離狀態是價值規律和資本原始積累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使勞資關系的形成成為可能。另一方面，資本的原始積累加速了勞資關系的形成，具體表現為原始積累加速了勞資分離，加速了雇傭勞動的形成，加速了貨幣積聚，借助于國家的力量穩固了勞資關系。
隨著技術的發展，生產的物質條件得到了發展，勞資關系從勞動在形式上隸屬于資本，發展為實際上隸屬于資本。馬克思認為，在“協作”生產時期，勞動對資本的依賴只是形式上的，而到了“分工和工場手工業”時代，勞動對資本的依賴大大加深，到了“機器”時代，勞動對資本徹底地依賴。
12勞資關系的對立與統一
馬克思用辯證的觀點看待勞資關系，認為謐使叵翟諫產過程中是對立與統一的。
勞資關系在生產過程中的對立性。這種對立性一方面表現為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壓制和剝削。資本家通過延長勞動時間，與勞動者進行不平等的交換，獲取剩余價值，這是對雇傭勞動的壓迫和剝削。另一方面表現為勞動者對資本的反抗。正是由于資本對勞動的壓迫和剝削，而且日益嚴重，勞動者以各種形式對資本進行反抗，比如罷工和毀壞機器。
同時，勞資關系在生產過程中具有統一性。馬克思在很多地方都強調了資本和勞動作為兩個最基本生產要素的缺一不可性，以及勞動力所有者與資本所有者利益的相互依賴性。一方面，勞動離開資本將無法獲得生活資料；另一方面，資本離開勞動將無法進行生產，也就無法獲得剩余價值。既然兩大生產要素缺一不可，那就要強調兩者的統一性，資本所有者不可能不顧及勞動力所有者的權益，而勞動力所有者也不能隨意地損害資本所有者的權益。
2當代科學技術發展對勞動和資本相對地位的影響
21科學技術的發展過程中的行業分化
傳統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物質生產條件經歷了“簡單協作”到“分工和工場手工業”，再到“機器”的過程。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以信息技術為標志，滲透到了生產過程的方方面面。它對生產方式的影響，一方面表現為使得傳統工業生產中的機器更加智能化；另一方面表現為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行業的細分。當然，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還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和生命科學等，它們與信息技術共同發揮作用。
22不同行業中勞動和資本相對地位的變化
隨著行業的分化，勞資關系的變化不能一概而論，應該分別對待。筆者根據資本和勞動受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程度不同，將行業分為兩類：一類是資本和勞動同時受到很大影響，即物質生產條件得到發展，同時對勞動者技能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另一類是資本受益大于勞動受益，即物質生產條件得到發展，而相對不需要較高的勞動技能。
在第一類行業中，勞動對生產過程的重要程度得到提升，其相對地位得到提高。按照馬克思勞資關系理論，對于第一類行業而言，勞動和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統一性得到加強。第一類行業實際上是技術密集型的。一方面，資本所有者在擁有了這些物質資料之后，必須尋找擁有開發能力的勞動者，而具有這種特殊技能的勞動者往往是稀缺的，資本則需要更加重視這些勞動者；另一方面，擁有開發技能的勞動者依然必須依賴資本所有者，因為多數開發項目一人無法獨自完成，就算能獨自完成，也往往缺乏推廣能力。在這一類行業當中，勞動和資本往往都是相對稀缺的，而且隨著競爭的加劇，兩者更加相互依賴，其統一性更加明顯。當然，二者的對立性依然存在，因為資本的基本屬性使得其對雇傭勞動的壓榨不可能消失。
在第二類行業中，資本對生產過程的貢獻程度得到提升，其相對地位得到提高，使勞動更加依賴資本。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此類行業的影響，相當于馬克思所論述的物質生產條件的發展，使得勞動更加徹底地依賴資本，勞資關系的對立性更加突出。以制造業為例，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機器設備更加智能化，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得到大幅提升，而對勞動者的技能要求并不高。對于資本所有者來說，很容易尋找到所需的勞動者，對勞動者的重視程度沒有得到明顯改善；而對于低技能勞動者來說，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這些資本來獲得生活資料。因此，根據馬克思勞資關系理論，勞資關系順著之前的方向得到進一步發展，表現為資本所有者對勞動的剝削加劇。當然，現實當中，資本所有者會通過漲工資、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等方式掩飾剝削的加劇，來緩和勞資關系。
3總結：當代科學技術發展對勞資關系的影響
當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在提高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同時，對不同行業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的影響。而且，對不同行業中勞動和資本的結合方式以及依賴程度的影響不同，進而使得在不同行業中勞動和資本的相對地位的變化不同。在第一類行業中，勞動在生產過程中的相對地位得到提升；在第二類行業中，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相對地位得到提升。馬克思認為勞資關系在資本的原始積累中產生，在技術的發展中得到發展；勞資關系既有對立性又有統一性，而對立性和統一性表現為它們的相互作用。依據馬克思勞資關系理論，對第一類行業來說，勞資關系的統一性更加突出，對立性表面上得到緩和，實際上也進一步加劇；對第二類行業來說，勞資關系的對立性更加突出，統一性沒有得到改善。
參考文獻：
第4篇：當代科學范文
關鍵詞：科學；科學精神；和諧社會
中圖分類號：D6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5－0224－02
所謂和諧，就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在互動的過程中達到的一種協調狀態。而和諧社會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1]要實現這種和諧社會需要多方面的條件，而科學精神作為人類文化，尤其是科學文化的精髓，對構建和諧社會能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科學精神是人們在從事科學活動的過程中所具有的意識和態度，是科學工作者應有的信念、意志、氣質、品質、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總和[2]。科學精神主要包括探索、求實、理性、創新、批判、協作、敬業等內容。它一方面約束著科學家的行為，被科學家內化而形成科學家的職業道德；另一方面又逐漸滲入到大眾的意識層面，被大眾內化而形成大眾的科學意識[3]。科學精神不僅是科學活動中科學主體必須高揚的一種文化價值和精神品格，而且是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推進當代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杠桿。只有大力弘揚科學精神，才能推動科技創新和各項事業的跨越式發展，建設和諧社會必須大力弘揚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在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方面所發揮的全方位的基礎性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科學精神能夠推進整個國家的政治文明建設，為和諧社會構建提供政治制度保障
發揚科學精神既是國家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基礎，也是政治文明本身的重要內容。科學精神要求在認知領域遵從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正是人們在政治生活中必須具有的科學精神。長期以來，科學精神與民主政治就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一方面，科學的健康發展需要民主政治對學術自由的保護和對學術失范的糾正；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確立、完善和發展，也離不開科學精神的指導和規范。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保障，科學不可能飛速健康發展；而如果沒有科學精神在公民大眾中的確立，也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
目前，我國的政治領域還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無論是政府機構的改革也好，法律制度的健全也好，都需要科學的理性精神的指導和規范。我們只有在科學精神的指引下辦事，減少人為的因素，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切實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及時正確處理各種矛盾，才能達到真正的效率和公平。當前，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在全社會大力弘揚科學精神，讓科學的理性、平等、寬容、求實等品質和作風滲透到社會政治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我們要應用科學的理性精神的指導，既在宏觀上使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實現平衡、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實現平衡，又要在微觀上使經濟、政治、文化等內在結構的各個要素彼此交融，和睦相處，使發生在這些領域中的社會各個不同成員、不同群體的利益矛盾得到妥善協調，以實現整個社會的安定有序，使和諧社會的構建有良好的制度保障。
二、科學精神能夠直接推動經濟的繁榮，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物質基礎
科學精神是人類認識自然及其成果的精神積淀，是人類進行科學探索的精神動力，只有在科學精神的指引下，科學研究才能不斷地獲得突破，科學技術才能取得持續的進步。而科學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導致了影響深遠的新技術發明和新產品的問世，從而極大地推動了整個社會的發展。毫無疑問，在當代社會，科學技術已經成為第一生產力，能夠轉化為巨大的物質財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科學精神對經濟系統的作用方式：一是通過影響乃至決定科研能力和技術開發與應用能力的途徑，對產業結構、生產效率等發揮巨大的推動和優化作用，以提高生產力；二是通過科學社會化途徑內化為廣大社會主體的科學意識和科學態度，從而使其勞動技能和經濟活動能力得到高度發展。迄今為止的全球經濟現代化歷程表明，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要實現經濟與社會的現代化，都必須注意培養國民的科學素質和科學精神。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們在經濟建設和其他各個領域貫徹了尊重科學，按照科學的客觀規律辦事的精神，我們在經濟建設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有些領域違背科學精神，從而給我們的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事例也很多。所以，要推進物質文明建設的發展，弘揚科學精神已成當務之急，只有在科學精神的指引下，科學研究才能不斷獲得突破，科學技術才能取得持續進步，科學技術轉化成生產力的水平才能不斷提高，科學精神將是人類社會科技發展和物質文明進步必不可少的關鍵因素。
三、科學精神能夠促進精神文明建設，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精神基礎
社會的進步不僅表現在物質文明的發展上，精神文明的發展同樣重要。弘揚科學精神對我國精神文明建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可以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來認識。
首先，從歷史上看，科學精神有利于變革我國“重倫理，輕自然”的歷史傳統。我國自古就“重視倫理，輕視自然”，與西方文化中的求真精神突出相比，我國文化中的求真精神顯得非常薄弱，由此導致了我國的科學理論始終不發達，既缺乏以數學邏輯為核心的理性精神，也缺乏以實驗觀察為基礎的實證精神，科學發展的內部動力十分微弱。因此，要發展科學，就必須大力弘揚以重視探索、求實、理性、創新、批判為主的科學精神，用科學精神來帶動我國的精神文明建設。
其次，從現實來看，科學精神是我們反對迷信和偽科學的最有力的武器。龔育之先生指出：“生老病死、窮達禍福，順利和挫折，機會和風險，在這些問題面前，如果沒有科學的通達的態度，就容易被神秘主義的迷信所俘虜。”[4]曾幾何時，我國的各種封建迷信抬頭，形形的偽科學屢禁不止，它們到處傳播著愚昧和迷信，腐蝕著人們的理性精神。因此，我們要大力弘揚科學精神，用科學精神所推崇的懷疑批判及邏輯理性態度同各種封建迷信和偽科學作斗爭，以掃除我們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種種障礙。
四、科學精神有利于社會成員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助于優化整個社會的人文環境，為和諧社會構建提供良好氛圍
科學精神是人類精神中積極向上的精神因素，它的社會功能是全方位、多層次的。科學精神所蘊涵的革命力量滌蕩著社會中的愚昧、迷信，有助于提高社會的理性程度，營造務實高效、開拓進取的社會氛圍，為和諧社會構建提供良好的環境。
構建和諧社會需要有良好的社會氛圍，而科學精神有利于促進人們對真、善、美的追求。張世英先生指出：“和科學活動與審美活動都具有不計較利害的自由精神這一共通特點相適應的是兩者都給人以愉悅之感”[5]。科學家在追求真理時，因為新的發現而在內心充滿了美的感受。如果說發達的物質外觀強壯了和諧社會的“筋”和“骨”，那么，積極向上的科學精神則可以提升和諧社會的“氣”與“神”。在現代社會，工作和生活節奏加快，競爭加劇，市場競爭、利益調整帶來的生存壓力和心理負擔，一些人的不公正感、不穩定感、不安全感、不確定感增加，甚至產生精神失衡和心理偏差。要改變以上狀況，就需要對人們灌輸科學精神，要使科學精神這種對真對美的追求輻射到人們的社會生活，使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利于整個社會形成安定團結的局面。
五、科學精神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合理地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人力支持
人是社會的主體，任何事情最終都是通過人去完成的，因此，提高人的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就是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而主體素質的提高，人的全面健康發展是離不開科學精神的培育的。強調弘揚和培育科學精神對主體的作用，實際上就是要在最大范圍內建立起一種人類追求知識的求真、求是態度和理性覺悟，讓科學精神成為我們的自覺意志，使我們能夠做到碰到任何事情都本能地、自動地用科學的方式來解決。而一個人如果真正具備了科學精神，則其知識、智力和能力就將得到很大提高，其道德情操、審美境界和意志品質都必然會有顯著的優化與升華，這些因素都是構建和諧社會所必不可少的。
而個人的全面發展和整體素質的提高，對于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能夠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利益調整上，人與人的利益調整在所有利益調整中處于最基礎的地位，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若發生激烈沖突，必然會損害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和利益。所以，我們必須在科學精神的指引下提高每一個社會主體的素質，科學解決人們之間的利益沖突，使社會達到真正的公平正義，使社會達到和諧狀態。
總之，構建和諧社會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我們作出長期而艱苦的努力，需要科學精神的指導，和諧社會的發展能從科學精神中汲取到關鍵營養。作為科學文化核心的科學精神，不僅對科學文化系統發揮著無可替代的激勵功能，而且滲入到社會大眾的意識深層，對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規范以及價值觀念發生著深刻的影響[3]。因此，我們要在全社會積極普及科學知識、提倡科學方法、弘揚科學精神，努力營造務實、高效、進取的社會氛圍，大力推進和諧社會構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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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當代科學范文
[摘要]大學生就業已經逐漸成為了當下大學生考慮的重要問題和衡量學校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指標。當前大學生的就業特點主要是側重公務員與事業單位招考、選擇有人才缺口的企業、推遲就業選擇考研，大學生心理素質低下、高校擴招和高校就業機制殘缺成為了影響大學生就業的主要因素。為此，文章認為高校應從作為負責方為大學生就業提供條件、幫助學生調節心理壓力、加強和社會單位的合作幾方面探索大學生就業指導科學化改進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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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高校 大學生 就業指導 科學化
[作者簡介]張穎（1977-），女，河南信陽人，河南牧業經濟學院招生就業處副處長，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大學生就業、創業及職業發展教育。（河南 鄭州 4 50044）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5)20-0060-02
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及就業壓力的增大，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已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當前形勢下，高校對大學生的科學化就業指導成為可供探討的重要問題，在高校擴招的前提下怎樣使畢業生成功就業不僅關系著大學生的前途，也影響著高校人才培養的質量。傳統模式中，高校往往只注重對大學生基礎知識的培養而忽略了對大學生就業的支持和關心，使得大學生就業成為高校畢業生面臨的主要問題。通過對當下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特點進行分析，進一步探究當下大學生畢業就業存在的若干問題，從而探討高校對大學生就業的科學化指導。
一、大學畢業生就業的特點
1．側重公務員與事業單位招考。當下很大一部分大學畢業生擇業方向為報考公務員與事業單位。對于對社會尚且生疏的應屆畢業生來講，事業單位、公務員在收入上更加穩定，且具有長遠的發展空間。然而根據大學生的實際狀況，部分學生具備的個人能力與要從事的工作并不相符，甚至相去甚遠，這并不妨礙大部分大學生將報考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作為首選。
2．選擇有人才缺口的企業。近年來隨著企業的快速成長，用人需求增大，尤其是一部分新興企業對人才有更大的需求。雖然這一類企業在發展中尚未形成規模，技術也不過硬，但對于剛畢業的大學生來講，仍然成為了就業恐慌下的選擇之一。
3．推遲就業選擇考研。大量本科畢業生選擇了考研以推遲畢業實踐，一方面是這部分學生認為擁有更高的學歷能夠在就業中具備更強的競爭力和優勢，為順利就業增加籌碼；另一方面則是部分學生認為推遲就業時間可以緩解當年的就業壓力，減少和同屆學生競爭。
二、影響高校大學生就業的因素
1．心理素質。當代大部分畢業生心理素質較低，尤其是面對就業和擇業壓力的時候，對進入社會工作產生心理上的恐慌感，在面對社會工作的時候表現出不同的心理素質。一部分參加大學社團和學生組織的畢業生相比于同屆畢業生擁有更多的資源及校園閱歷，而另一部分學生則望洋興嘆，產生了心理上的畏懼。不少學生認為自己一無是處，極度缺乏自信，這樣的心理素質使得不少大學生將就業當做一種壓力，甚至產生了逃避排斥的心態，造成很大一部分大學畢業生在找工作的過程中制約了自身的發展。
2．高校擴招。在影響當代大學生畢業就業的多種因素中，高校擴招似乎成為了許多畢業生就業難的始作俑者。高校擴招造成大學畢業生的總數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畢業生的人數大幅度增加，供需比例出現嚴重失調。同時高校的擴招工作并沒有考慮到學生選擇專業的問題，不少高校將冷門專業作為學生擴招的首要選擇，甚至增設附屬的三本院校擴大生源。其不良后果是，擴招的學生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錯誤地選擇了較為冷門的專業，同時一部分大學生因為就讀院校為附屬三本院校而面臨就業歧視。
3．高校就業機制不健全。高校本身作為大學畢業生的指導方，承擔著重要的指導角色。高校不僅應當提供合理科學的就業方向指導，更應該將人才培養作為自身的最終目標，包括對人才的基本培養和就業方向的選擇。大部分高校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忽視了學生就業，只注意完成基礎的教學任務，增加了學生就業的壓力。在同企業合作的過程中，不少高校放松了對企業的審核，甚至對一部分皮包公司毫不阻攔，使得畢業生存在擇業的盲目性，缺少自身定位。高校對于畢業生就業的個性化指導嚴重缺失，導致了大學生就業難。
三、當代高校對大學生就業指導的途徑
1．作為負責方為大學生就業提供條件。高校在大學生就業問題上應當扮演負責人的角色，為畢業生就業提供條件。在客觀條件上，進行科學合理的課程設置，本著負責的態度，設置適應市場的專業課。并且以高等教育改革為重點，培養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同時注重對學生社會實踐能力的培養。應當調整當前環境中不合理的課程設置，使所開設的課程和專業更貼近市場需求和就業要求。
為大學生畢業創造客觀條件，還應當進行個性化的就業指導，優化就業指導的結構。高校在傳統教育中往往扮演著負責學生基礎知識教學者的角色，在大學生畢業就業時應當扮演指導者的角色。高校在對學生的就業指導中應當做到專業性、個性化。個性化的就業指導能夠幫助不同的學生群體更全面、更長期地定位自己的職業目標，同時在心理上對即將走人社會的畢業生進行疏導，使其提前適應社會中可能面臨的不同問題。面對當下的就業環境，高校對大學生就業指導工作不應僅限于對大學生的職業規劃，同時也應當就高校本身的就業指導工作進行分級劃分，包括專業教師的指導和班主任、輔導員的合理引導等。
2．幫助學生調節心理壓力。第一，強化就業意識。大學生在擇業過程中對就業有著一種本能的恐懼，尤其是剛畢業即將進入社會的大學生群體，就業意識較為薄弱，甚至對就業有著排斥的心理。高校在就業指導的過程中應當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擇業觀，使大學畢業生在面臨工作選擇時從容穩重，并根據自己的個性特點制訂科學的擇業方法。面對大學生就業意識淡薄，通過不同階段的講座和循序漸進的啟發，使大學生了解社會生活和自身專業可能發展的就業方向及長期的工作發展空間。此外，也有不少畢業生對自己的就業期望過高，但自身綜合能力有限，高校在進行就業指導的過程中，也要注意對這一部分學生就業意識的糾正，幫助畢業生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就業方向和形式，根據個人能力進行規劃和評價，幫助學生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樹立正確的個人定位。對有條件、有能力的大學畢業生，鼓勵自主創業和發展，充分發揮自己自身的優勢，從更專業的角度對大學畢業生進行就業指導，制訂合理的求職方案。
第二，調整心理壓力。大部分學生在就業心理上存在問題，不能進行適當的、良性的心理調整，甚至有學生報有自暴自棄的心態。幫助大學生調整就業心態，減輕就業壓力，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畢業生就業的成功率，同時也能使畢業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發展中樹立更強的自信心。
3．加強和社會單位的合作。高校培養大學生的目標是向社會輸送人才。在這個過程中，大學和社會單位的合作顯得尤為重要。大學和社會單位的合作應當在大學生畢業之前。當前大部分高校僅僅是為大學生的實踐環節創造機會，合作僅限于大學生進入社會單位進行短期的鍛煉，完成實踐環節。在這個過程中，大學生能夠收獲的東西是很少的。企業為大學生提供的平臺也十分有限，企業不屑于花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教授大學生更多的東西，而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也不能夠進行實際經驗的積累，甚至由于學生的鍍金心態，使社會單位不愿意提供實踐崗位。
由此，學校作為輸送者應當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方向和實踐需要做出綜合考慮。在學生進入大學的第二年開始，及早提供一定的實習機會。大部分高校認為年級過低的學生不適合馬上接觸工作，其實不然。只有在真正的社會工作環境中，學生才有可能接觸到最前沿的工作需求，對社會和工作環境有最切實的體會，尤其是對于低年級的學生，學校可以和企業協商，根據學生的具體學年進行工作劃分，可以從簡單的工作人手，隨著年級的增長和獲取專業知識的階段遞進，對學生的成長起到培養和助跑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低年級學生對自身就業方向和定位都不夠明確，就更需要企業在提供就業實習和實踐鍛煉的過程中注重對學生的培養。一方面，低年級的學生能夠在此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自己對于工作的需求和社會定位，從而更好地進行就業規劃。另一方面，企業通過對學生分階段的實踐培訓，對學生有所了解，就學生本身的情況和能力進行整體評估。在鍛煉學生的過程中設定一定的崗位用以人才的留用，為學生提供合理、良好的就業環境。此外，高校和企業之間完全可以采用類似于人才定向培養的方式，設置培養方案，幫助大學生在畢業前找到合適的方向。同時，對于一部分已經具備優秀的專業知識和個人能力的學生，則可以更早地拿到企業錄用通知，對自己的擇業和就業也是一個良機。此外，合適的鍛煉和有階段性的學習與實踐也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就業實踐和鍛煉的平臺，成為其畢業就業的籌碼和履歷。
四、結語
隨著大學畢業人數的逐年增多，高校就業問題已經變得越來越突出。高校作為大學生畢業就業的首要負責方，應當通過更合理的機制對大學生進行科學的指導。傳統教育模式中，高校在大學生就業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單一的，同時也收效甚微。在新的環境下，高校應當及時調整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就大學生就業問題做出更為科學系統的定位。在高校自我角色的定位上，明白自己處于負責人的位置。同時在大學生的提早培養方面，高校要充當組織者的角色，對大學生進行就業的前期鍛煉，并提供合適的機會。尤其是在大學生就業和社會單位合作方面，應當更加主動，更加科學。綜上，在探討大學生就業指導的問題上，通過對當下大學生就業特點和影響大學生就業因素的探討，并進一步找到合理的就業指導方式和科學指導大學生就業擇業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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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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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當代科學范文
(一)新印象派創始人——修拉
喬治·修拉(1859—1891年) 生卒于巴黎,他早先是進了巴黎的一所素描學校,然后又在巴黎高等美術學校學習了兩年,在勃萊斯特志愿服役了一年。隨后,他繼續在盧浮宮研究古代希臘雕塑藝術和歷代繪畫大師的成就。
(二)修拉對科學成果的借鑒
19 世紀工業的發展, 各種科學研究接踵而來。
1、修拉在美術學院時讀了查理·布朗的著作《圖畫藝術法則》并在里面知道了科學工作者舍夫雷爾的介紹, 于是他又細讀了舍夫雷爾在1864 年出版的《色彩的科學理論》。舍夫雷爾的著作對我們眼睛的感知色彩, 與色彩的對比類型都有了深入的研究, 修拉學習并在自己的創作中也實踐了這位色彩學者的部分理念。
2、1881 年修拉又讀到同樣理論的書籍。它是移居德國物理學家黑爾姆霍爾茲當時發現的能量守恒與轉化規律對色彩視覺理論的影響, 與英國物理學家和醫生托馬斯·楊的色彩感覺機制的兩種理論, 加上魯德自己的個人經驗, 觀察中所得。
3、修拉從魯德的色彩學中獲益良多, 也在他的初期大畫《阿尼埃的浴者》找到了用色的科學依據。新印象主義的分色法得以自成一格。
(三)修拉以“科學精神”創作,修拉“大碗島星期天下午” 修拉運用“ 并置與分割” 色彩的技法,把各種不同的色素在畫布上進行對比、層次變化、與比例配量的處理,從分界線的每一邊直到產生新的層次,畫出另一對比為止。這種色彩的技法在其代表作《大碗島的一個星期日下午》一畫中得到了完整的體現。繼印象主義之后的新印象主義繼承并發展了印象主義,形成了其特有的風格----色彩分割。色彩分割俗稱點彩,是新印象主義特有的風格。
(四)修拉給藝術創作帶來的啟示
修拉的"新印象派"藝術是近代光學成果在藝術領域集中實踐.修拉將自己的藝術定位于藝術科學化--用科學的理性去進行藝術創作.這種獨特的定位最終成就了修拉的事業。在科學對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影響范圍越來越廣、程度越來越深的今天,它對藝術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對于藝術而言,它最需要科學怎樣的幫助呢?薩頓認為,真善美就像一個金字塔的三個面,從不同的面看它們彼此之間是分離的,但是,當你認識的高度逐漸上升之后,會發現幾個面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達到頂點就是一體的。薩頓認為,我們應該,也非常必要,把這幾種東西結合起來,消除彼此的隔膜。而這也正是斯諾說的文化的分裂問題。
二、關于中國現當代藝術的簡要思辨
(一)藝術背景
以“85新潮”為發端,中國的現當代藝術在社會反思、文化思潮大背景下爆發出來的,期間幾起幾落、此起彼伏??或許這一切給予當代藝術家某種悲壯的背景
中國的現代藝術和當代藝術的界限是很不清晰的。發端于西方的現代主義作為一個文化思潮包括了社會政治觀點、哲學觀點、美學觀點,以及藝術主張。它們共同的特征是反傳統、反權威,有意違反約定成俗的創作原則和欣賞習慣,在藝術形式和風格上追求新奇甚至怪異,向一項收到尊重的文化標準挑戰,其方法和形式使一般欣賞者感到驚異和困惑。從精神的角度講,現代主義藝術突出的表現了現實世界、人與社會、人與自然。
由于歷史進程的原因,中國幾乎是同時面對著西方的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因此從形態學上說,中國式的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是混雜的、兼容的,既是“當代人創作的現代藝術”、當然也就是“當代人創作的后現代藝術”了。后
現代主義藝術在方法上更加多元、多義,有人用“什么都行”來形象地形容后現代主義藝術。
(二)科技背景
伴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發明和逐步完善了照相機、攝像機、顯微鏡、望遠鏡,乃至后來醫學上廣泛使用的B超機和CT機。極大地擴展了人類的視野,從而使人類有限的目光,擴大到極小的微觀世界和巨大的宇宙空間。反過來,這些精密的科學儀器,又迅猛地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近二十年來,電腦的發展和普及,承載和傳播了空前的信息量,爆炸式地提高了人類征服世界的能力。
這是一個卓越的時代。
有了分門別類的科學儀器,加快了不同的學術領域發展速度。首先是醫學,憑借B超和CT機,不用剖腹探查,就可以準確地了解病變的位置和大小,進而利用激光進行微創手術,避免了對人體造成的巨大傷害。“望、聞、問、切”的中醫也有了有利的幫手;運動醫學借助高速攝像機,可以精確地分析運動員的每一細微動作,提高訓練水平和科學性;印刷有了激光照排,可以更精確地還原圖形和色>:請記住我站域名/勞動;有了攝像機,人們可以深入毒蟲猛獸出沒的熱帶雨林和深不可測的海底,觀察多姿多彩的動物世界;有了電腦,也就使動漫業快速發展,從業者早已不再用手一幀一幀地描,按照色標一幀一幀地上色;展示設計可以直接地設計出三維的效果圖??所有領域和學科都在充分地使用現代科技。
(三)技術背景
現代科技在油畫界中也得到廣泛的使用,且不說在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出現了供繪畫用的“成像暗箱”。也不考證用照片畫畫,起于歐洲19世紀中葉,德拉克羅瓦、庫爾貝、德加是為前驅;中國50-70年代的所有宣傳性油畫也大量使用照片;2010年12月出版的《回到寫生》一書中陳丹青的文章,主要強調了寫生在繪畫中的地位,同時也披露:“80年代以來,飛速更新的攝影器材和電子圖像系統,深刻地,近乎取代性地改變了傳統繪畫的制作過程與內在品質。尤其是改變了畫家的觀察方式。目前國內所能見到的架上繪畫,從大型創作到人物畫,甚至風景與靜物,九成作者全程使用照片”。進而推出“使用照片畫畫,畫面的圖像化,圖像與繪畫混同是當今寫實畫家共同構建的三部曲——中國油畫。”“因此,在過去
二十年中出現一項難以命名的新種類,它反復宣稱是傳統寫實,甚至是‘古典’的繪畫。同時大部分作品公然基于照片,挪移照片效果,復制為畫布上的‘圖像’,而不是‘繪畫’。”對目前繪畫界這一普遍作法表示深切的擔憂。 三、試談科技與現代繪畫的關系
(一)藝術需要科學充實內涵
真、善、美使藝術與科學產生了永恒的聯系。以視覺真實為最高尺度的西方傳統繪畫體系,得益于透視學和解剖學的完善。科學不斷擴充著藝術的內存,沒有了科學,藝術就會被民間小調和江湖騙子攪成一團亂麻,繪畫就不會有今天的社會地位。科學的真理可以防止繪畫藝術變得粗俗可笑,科學的尺度可以判斷藝術的真偽。因此,當代一些畫家熱衷于搞行為、前衛、現代的同時,必須懂得這些“前衛藝術”中有精華,也有糟粕,對那些混淆廣大民眾認識的、嘩眾取寵、脫離生活的東西,我們尤其需要用科學精神進行冷靜而客觀的分析,從中辯明是非
(二)科學為藝術提供便捷的手段
現代科技為繪畫帶來莫大的益處:運用高速攝影可以讓畫家清晰的運動中的對象的肢體狀態,使畫出的對象更加準確有力;在寫生過程中光線和動態總是在不斷變化,經常作到的只能是不充分的速寫,攝影則可以把一瞬間的形狀,光與色及時記錄下來;采風過程中目不暇接的場景,幾乎不可能一幅一幅地畫下來,而攝影不但可以將所想要的一網打盡,而且可以多角度地記錄現場印象。對于人物所閃現的瞬間表情,動作,風度很難讓對象長時間地保持,相機可以把那光彩的一瞬間記錄下來。這并不是說攝影勝過繪畫,而是說繪畫可以借助攝影機的長處,一旦你拿起繪畫工具的時候,你所從事的是繪畫創作,結果必然是工具、技巧、綜合素質產生的繪畫作品。
(三)科學是一把雙刃劍
對藝術而言,感情的真實至關重要,虛情假意是出不了好作品的;在辨證方面,科學的發展離不開辨證分析,離開辨證分析,科學就不能成功。藝術也離不開辨證分析,就像繼承與發展問題,片面強調繼承與片面強調發展都是不辨證的,都有失全面。因此片面思考科學和藝術問題會給藝術帶來很不好的后果;在為崇高的目標服務上,科學是把雙刃劍,它既可以為人類造福、為社會進步做貢獻,但也可以制造殺人的武器,而有崇高使命感的科學家,從來都是堅持為人類造福的崇高目標的。藝術同樣需要這種崇高,堅持為大眾服務。
結 論
第7篇：當代科學范文
關鍵詞：科技工作者；科學素養；人文素養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08-0169-02
科技工作者應該具有怎樣的素養，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近年來，隨著國家相繼推出建設創新型國家和開展人才強國的重大戰略舉措，如何造就具有卓越科研能力和優秀人文素養的新世紀領軍型科學家就成為社會日益關注的話題。當代科技工作者擔當時代所賦予的重要使命，所以科技工作者自身素質的提升就顯得尤為重要。要有效地建構科技工作者自己的素質結構，使其不僅具有專業的學術知識，而且要有開闊的學術事業和適應社會變革的能力。
一、提升科技工作者整體素質的深刻時代背景
新世紀是中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速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為人才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機遇。同時，激烈的國際競爭、深層次的經濟矛盾和問題也給人才培養帶來了新的挑戰，特別是人才科技創新能力的不足。因此，2006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的召開就確定了走自主創新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決策。全社會形成了激勵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良好氛圍。
同時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目前在尖端科學研究領域仍然沒有發言權，諾貝爾獎依然是國內廣大科技工作者心中的痛。除了加大對科學研究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創造有利于科學研究的環境之外，人們更應該深刻反思的是科技工作者自身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質，我們的教育體制應該從哪些方面進行改革以適應這樣的人才。這是時代的要求，更是社會良性發展和國家不斷進步的必要前提。
二、中國科技隊伍的總體狀況
以2006年顯示的數據為例，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約為3800萬人，比2005年增加了300萬人，增長8.6%；每萬人口中科技人力資源數從2005年的268人增加到289人，人口科技素質繼續上升。科技人力資源總量中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數從2000年的1000萬人增加到2006年1600萬人，其比重從2000年的40.0%提高到2006年的42.1%。根據美國《科學與工程指標》，美國具有大學學位的科學與工程勞動力總量（相當于中國的本科及以上學歷科技人力資源總量）1999年為1300萬人，2003年為1570萬人，中國本科級以上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已經趕上美國。
中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提高了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的供應能力。以2006年為例，包括普通高等院校、成人高等院校和網絡學院在內共招收本科生381.8萬人、專科生461.9萬人，分別是2000年招收量的3.3倍和4.5倍；全國共招收研究生39.8萬人，是2000年的3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從2000年的12.5%提高到2006年的22%。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2006年底達到2500萬人。
“十五”期間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專業畢業生大幅度增長，2005年普通高等院校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領域本專科畢業生達到152.8萬人，其中工學為109.1萬人；醫學為20.3萬人；理學和農學分別為16.5萬人和7.0萬人，為國民經濟各行業輸送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從上面的統計資料以及近幾年的發展趨勢來看，目前中國科技人才隊伍穩步壯大，規模在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科技人才儲備總量較為充足，這為中國科技的騰飛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儲備的基礎。
三、當代科技人員所應該具有的素養
關于科技工作者所應該具有的素養問題，最早始于總理在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老提出了科學工作者不單要懂自己的專業，還要懂藝術，培養自己的情趣，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大師級的科學家。他的觀點意義深遠，為我們培養科學家提供了重要依據。那么具體地當代科技工作者應該具有怎樣的素養呢，我想不是一種素養，而應該是兩種素養的有機結合，即科學素養與人文素養的統一。
所謂科學素養是指能運用科學原理和方法解釋或處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常見問題，其重點在于對科學的態度，觀察和思考問題的科學性，以及批判精神。二戰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民眾進行科學素養的教育逐漸興盛起來了。西方的研究認為，在科學素養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是科學精神。它是指一個科研工作者對于科學的事業和具體的工作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對科學研究所持有的懷疑和論證精神，科學研究的開放性、接納不同意見和看法的胸懷以及社會的正義感等。
科學家的人文素養主要包括哲學素養、音樂素養、美術素養、文學素養。這些人文素養一方面能幫助他們樹立起一個良好的世界觀、認識觀，從而更清楚地明白自己所肩負的科學使命及社會責任；另一方面能促使他們有一個安靜的心態，去放松、陶冶自己的身心，從而更有利地從事自己的科學工作。此外，不僅科學家們的研究成果影響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他們自身的生活態度也在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取向。
在機械時代的現代化生產中，科學技術是骨骼，人文素養的注入能賦予它肉體與靈魂。從這一點上來說，科學素養與人文素養之間存在著內在一致性。因此，一名科技工作者應該既具有良好的理性思維（好的數學基礎），又具有哲學思維和審美情趣；既具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又具有與交叉學科知識有關的廣博知識儲備；既要有勇于探索、不怕困難、持之以恒的科學精神，又應有思維的敏感性和靈感；既要有科學的團結協作精神氣質，又要有奉獻社會的精神。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當代的科技工作者有著難得的發展機遇，同時也肩負著重要的歷史使命。科技工作者在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上兩者不可偏廢。但是我們同時也看到，中國很多科研工作者缺乏人文素養，科學精神也存在不足。甚至很多科研人員只是機械地重復一些操作性的工作，毫無創造性可言。因此，必須大力提倡科學精神和人文素養的培養。素養并不是短時間可以培養起來的，教育應該從兩個方面來著手：一方面是從制度建設上，在學校教育上要打破專業的壁壘，尤其是初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開始階段，打破文理科的限制，給學生提供豐富的人文熏陶和科學訓練，培養多方面的學科興趣，打下比較廣泛的學科基礎；另一方面，開展通識教育，很多教育界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已經開始實踐，很多高校都開始了通識教育課程。同時科技工作者應該有意識建構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并使兩者有機統一，應有意識培養自己多方面的學科興趣，擴大科研活動的范圍，加強與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交流，多關心社會問題，多與不同學科的專家進行交流。同時要培養自己的審美情趣，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通過審美，能很好地激發自己的創造性，更好地推動自己的科研能力。
以上是筆者對科研工作者的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統一的一點看法，也許很不成熟，而且也沒有什么體系。確實素養的養成不是一件易事，但它對科學研究的意義非常大，所以廣大科技工作者應該重視在日常學習和科研中很好地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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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當代科學范文
一、真理問題癥結何在？
真理問題，一直是哲學界最為關心且爭論最多的問題。當代西方科學哲學中的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仍是以此為核心的爭論。為什么在真理問題上存在如此不休的爭論，其癥結何在？
概括地說，真理問題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真理概念的分析，即何謂真理；其二，是真理標準的確定。這兩個方面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兩者相互制約、相互規定。每當人們提及真理，勢必就會聯想到某一標準。西方科學哲學尤為關心真理，主要是由于真理與理論的接受相關。如果人們確定某一理論為真，那么，大家就可以公認這個理論、接受這個理論。否則，這個理論就會遭到摒棄。在科學理論中，常常有一些懸而未決的假說，它們有待于作出真假之鑒別才能獲得存在與否的權利。同時，也只有作出真假之鑒別，理論才能獲得指導人們實踐的資格。
然而，歷史的時針雖指向現代，科學哲學在真理概念及其標準的分析上仍是歧見種種，各派哲學觀點紛呈，黨同伐異。在一片爭論聲中，人們只共同地承認一點：所謂理論或陳述、命題為真，也就是對理論、陳述、命題作出一種肯定，可以讓自己的行為接受它的指導。分歧在于這個“肯定”前面的定語，即“……的肯定”。而這個定語也就是標準問題。由于各人所持的標準不同，以致對真理概念的分析難以統一。
眾所周知，在以往的西方科學哲學流行的派別中，真理標準觀有符合論（或對應論）、融貫論、實用論以及相對主義的指示論等。符合論代表著各種經驗主義哲學的真理觀，是一種古老的、較為盛行的觀點，它主張觀念與事物之間存在著一一對應關系，凡是相對應的、與事物相一致的觀念就是真理，否則便不然。進入現代以來，羅素與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原子主義使得命題與事物之間的對應關系得到了最嚴格、明確的闡發。他們一致認為，理論或語言（或思想）與客觀世界之間存在著鏡式反映的關系，理論是由命題構成的，命題可以分解為簡單命題直至基本命題，而世界也可作此分析，直至分析出原子事實。復雜命題對應于復雜事實，基本命題對應于原子事實，“最簡單的命題即基本命題，斷言原子事實的存在”〔1〕。反過來， 如果我們要知道語言或命題是否為真，那就只要在基本命題基礎上進行真值運算就可以了。“命題就是一切從所有基本命題的總和（……）得出來的東西”〔2〕。在他們看 來， 世界與語言同構，“我們語言的界限意味著世界的界限”〔3〕。融貫論則強調，命題的真假取決于該命題與整個命題系統之間是否相一致。實用論認為，真理不但要與經驗相一致，而且對于我們來說它是“好的”、“方便的”、“有用的”，是人們的工具。
無論在真理標準上各派哲學觀點多么不一，然而概括起來，無非就是一種廣義的符合論觀點。歸根到底，它們都默認了真理必須符合事實、經驗、邏輯準則或人的價值等等。不過，由于每種見解都強調了某一預設前提，并試圖把這個前提當作統一的模式，把其它理論都納入自己設定的標準，以致難免在理論上留下裂隙而遭到批評。批評的理由是休謨和康德式的懷疑論，認為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信念、情感和知覺經驗都可以擁有大量自我中心的知識，我們不可能通過邏輯推理從知覺經驗進到對外部世界的真實認識，不可能判定那些關于不可觀察物的理論的真理性。具體地說：
第一，科學哲學家們總是以具體實例、歷史事實作為否定各種真理標準的理由，從而造成共相與殊相之間的矛盾。各種真理標準都強調真理必須符合某個一般的前提，但是，這樣的前提卻不可能包攝全部現象，即使能包攝某類現象，也難以排除個別反例。
盡管許多理論經過實驗的驗證，獲得觀察的證據，但都免不了某些偶然反例的出現。這是歸納法本身的局限性。從符合論觀點看，某一理論得到實驗的檢驗，我們便可斷言其為真理。但是，問題在于我們進行了什么樣的實驗檢驗，是用歸納法搜集個例作為證據，抑或檢驗理論的成功率。反面的意見認為，即使我們掌握了很多證據，證據也還可能是假的。如果訴諸成功，那么成功究竟是指什么？成功的理論在歷史上也同樣可以是假的。相反，真的理論也可以是不成功的。
第二，證據、事實、觀察、實驗等因素都免不了個人“意見”的介入。人在認識周圍世界時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證據、事實、觀察、實驗意義的確定有賴于特定個人的語境。因此，人們在證據、事實、觀察、實驗等等方面是經常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的。
第三，如果我們為了避免以上的不確定性而訴諸邏輯的推理，那么，就會產生惡性循環與無窮回歸的形而上學問題。因為，演繹邏輯的前提必須為真，我們只有從一個真的前提出發才能推出前后一致的結果為真。但是，我們如何知其前提為真呢？這就陷入了我們前面討論的初始問題。
由此可見，西方科學哲學中真理問題的癥結在于歸納與演繹之間、一般概括與個別反例之間、人與對象世界之間的多重矛盾沒有合理地得到解決。
二、科學實在論、反實在論與真理問題
自從邏輯實證主義提出證實原則與邏輯分析方法以來，由于各個科學哲學家都未能對上述矛盾引起足夠的重視，從而導致了歷史主義。歷史主義以科學發展史為依據，否認理論具有固定的、基本的本體論承諾，否認理論本體論承諾的繼承性或連續性，主張前后相繼的理論是不可通約的，科學發展中的大規模變化即科學革命意味著科學家信仰的改宗，理論的變化意味著術語指稱的變化。歷史主義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最后導致了費耶阿本德的具有后現代性的哲學消解論。正如在30年代蘭姆賽提出“真理多余論”一樣，費耶阿本德也認為，理論不分稂與莠、好與壞、真與假，不管何種理論，所起的作用都是共同的，都可以推動科學的發展。費耶阿本德“堅決主張一個實踐科學家沒有理由請教科學哲學”，“在科學哲學中沒有什么能幫助他解決問題，尤其是確證理論不能幫助科學家決定承認哪些理論”〔4〕。這樣， 就完全否認了真理的存在，否認了認識論存在的必要性。
歷史主義雖然批判了邏輯實證主義，但是，自己卻陷入了相對主義，把科學哲學歸結為實際的描述性研究，以致遺忘了科學的目的，否認了科學在文化中的自主性與權威性。
70年代興起的科學實在論則是在“認識論之死”的口號中覺醒的。為了使科學不失去文化自主性和權威性地位，科學實在論就必須捍衛真理概念。于是，他們對邏輯實證主義與歷史主義加以改造，用歷史主義的合理成分補充和完善邏輯實證主義的基本原則。科學實在論者主張，成熟科學的理論術語是有指稱的，它們所指稱的實體在真實世界中是存在的，后繼的理論較之前驅理論更趨于真理性、更接近真理。
科學實在論對這些原則的主要論證是“日益增長的預見的成功”和“似真性假說”。波依德（R·Boyd ）認為：“我們的方法論是基于近似真的理論之上的，這種方法論應當是發現新成果、改善舊理論的可靠指南”〔5〕。 普特南也認為：“它是唯一不使科學的成功成為奇跡的哲學”〔6〕。
從科學實在論對于理論真理性的辯護可以看出，實在論是一種整體論。它通過一般的理論定律和模型堅持認為，從可觀察物的論斷之真理性通過歸納推理可以擴展到關于不可觀察物的論斷之真理性，理論所指稱的不可觀察的實體也是存在的，預見性假說也可以是真理或近似為真。這在傳統的經驗論看來，根本就是不可通達的。
顯然，科學實在論的論證是不充分的。第一，它沒有說服像休謨那樣的懷疑論，即沒有說明歸納推理是否能夠合理地推出真理的問題。第二，用預見的成功或說明的成功作論證，是思辨性的論證，甚至連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說和邏輯分析的方式都不如。 愛德華·麥金農（E ·Mackinnon）在概括70 年代的實在論時指出：“……實在論者總是引證當時流行的科學，堅持認為在成熟的理論中，基本的范疇術語是用于指稱實在的對象和事件的；而理論定律在符合的意義上是真正關于那些對象的，盡管是近似地真。”〔7〕由此可見， 科學實在論把成熟的理論抬高為真理。什么是成熟了的理論或發展了的理論呢？在實在論看來，成熟的理論就是當前流行的理論。如此說來，當前流行的理論就都基本上是真理了。就此而論，科學實在論與歷史上的實在論是異曲同工的，其論證方式與歷史上實在論的形而上學思辨手段無異。
正是這樣，科學實在論的真理觀遭到了各種經驗論科學哲學（反實在論）的反駁。一些反實在論者認為，科學實在論者是“真理販子”，是“真理的制造者”，
科學實在論所說的真理是“虛構的真理（manufactured truth）”。
拉里·勞丹與范·弗拉森（van Fraassen）認為，實體的實在論是一種喬裝得很不像樣的形而上學觀點，其基礎不是過去與現在的科學或可預見的將來的科學，而是在方法論上依賴于理想的說明形式，通過這種方法論的說明來決定我們對科學理論的取舍，從而錯誤地引導科學去作出真假的形而上學思辨性分析。勞丹與范·弗拉森對于科學實在論的真理觀所作的批判認為：
第一，成功并不能作為真理的標準。在一般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成功是科學的目的。但是，在科學活動的特定情形中，什么是成功？成功的標準是什么？
第二，經驗的證據也不能作為真理的標準。科學雖然提供給我們對現象的描述，但其性質不是唯一地由證據決定的，“科學理論本身是一個開放的文本，是有分歧的解釋——即理論把現象描繪成什么，這本身就不是一種硬證據”〔8〕。
在范·弗拉森看來，科學的認識論集中探討證據如何支持理論的接受問題，這個問題分化為兩個方面：（1）接受是信念， 這種信念必須得到該理論的實際證據的證明；（2 ）證據對理論的支持是“客觀的”，完全是由作為證據的信息和包容在理論中的信息決定的，而不是主觀的或歷史參數的函數。科學實在論的觀點正是從這里展開，它把科學看作對世界的真實描述，理論與其對象世界因果地相關，理論非真即假，接受一個理論就是確信這個理論為真，因此求真是科學的目的。
由此，范·弗拉森就把科學實在論的論點分類為兩個方面：其一是科學的目的，其二是理論的接受。前者涉及理論與世界的關系，后者涉及理論與應用者之間的關系。真理問題只屬于前者而不屬于后者。在理論與世界之間，是以人的兩種能力為中介的：一是觀察（知覺），二是思維。觀察提供外部世界的信息，思維則建構理論，兩者缺一不可。如果我們超出可觀察的范圍，我們就無法知道理論是否真假，因為“……觀察一旦被拋棄，那末離神秘主義就只有短短的一步了”〔9〕。所以，從整體上說，理論是一種建構，它不等于世界。 我們可以相信可觀察到的東西，卻不能相信不可觀察的東西。如果理論是關于可觀察物的，那么這個理論就是“經驗上適當的”。“科學的目的就是給我們提供經驗上適當的理論，理論的接受包含著像理論在經驗上適當的信念”〔10〕。不過，范·弗拉森認為，“接受不是信念”〔11〕。在1988年國際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會上，他又發表見解說，把接受描述為信念太粗糙了，“我現在把信念看作是一個非此即彼的概率，它太粗糙，以致難以適當地處理與意見之間的細微差別”〔12〕。
范·弗拉森為什么要以理論的“經驗適當性來代替真理概念呢？因為，第一，“理論的經驗含義是通過區別科學本身描述的可觀察與不可觀察的方法來確定的”〔13〕。而可觀察與不可觀察是人類能力界限的劃分，如同自然界的許多動物不可能了解它感覺范圍之外的東西一樣，人的能力也是有極限的。“科學哲學不是形而上學”，我們要了解世界是什么，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正因為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性，所以，人們不可能完全地把握客觀世界，那些人類不可觀察物的理論是否具有客觀性，這是不可能辨別的。
第二，盡管我們在可觀察范圍內能獲得理論的經驗含義，但是人們總是通過某個概念框架來觀察世界。這個問題已為許多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所闡述。“但是，我們的概念框架是變化的，因此，我們概念框架的內涵關系也是變化的，而真實世界卻是同一個世界。”〔14〕
第三，現在的實驗可以為過去的世界圖景提供證據，但又不斷地發現它不能被容納在早期的科學中。更進一步，將來的實驗也將證明現在我們作為證據的東西是假的。因此，實驗證據并不能論證理論的真理性，而僅僅是為其經驗上的適當性作論證。
范·弗拉森認為，用經驗的適當性替代真理可以降低我們的風險，使科學的發展變得更穩妥、更順利。因為如此，科學的目的就不再是追求真理，對科學理論的接受也不再是相信其為真，而是認為其在經驗上是適當的；接受理論不再是像實在論那樣下賭注，而是依賴于對可觀察物的知覺，依賴于我們對它的需要，依賴于理論的其它優點。
范·弗拉森的這種真理觀，顯然有點類似于休謨的懷疑論和康德的不可知論。但又不完全相同，因為范·弗拉森只懷疑一成不變的真理的存在，卻不懷疑人們可以得到外部世界的真實知識，他所懷疑的是人們可以通過非經驗性認識達到真理。他認為不可知的，只是指超出人類觀察能力之外的實體。他并不反對我們可以作出對外部世界的本質性認識。他說：“我只希望成為一個關于存在著科學描述的世界的不可觀察部分的不可知論者。”〔15〕他的懷疑論與不可知論只是以可觀察與不可觀察的區分為界線的。
范·弗拉森的“經驗適當性”概念比起其他一些反實在論哲學家來說，是一種較為折衷的做法。勞丹認為，不但真理不可能，而且連高度可能的概率真也是不可能的。“科學過去在解決問題上的成功總是可被視為意外的一段好運氣，這段好運氣隨時都可能完全喪失”，“就我們所知，科學并不提出真的、甚至高度可能的理論”〔16〕。
承認理論具有經驗內容，而且理論可分為經驗上適當的與不適當的，這確實有點類似科學實在論。但是，兩者的標準是不同的。范·弗拉森求之于經驗的可觀察性標準，而實在論者則訴諸成功、說明力等標準。毫無疑問，范·弗拉森把勞丹等人的反實在論與科學實在論作了辯證的概括，既不使科學成為純粹的假說，也不使科學成為不變真理。在某種意義上，他似乎還采納了波普的動力學觀點，把科學知識的增長作為科學哲學的一個有效目標。
三、超越傳統的真理觀：真理類型分析
范·弗拉森否定真理、代之以“經驗的適當性”的觀點，在當代科學哲學中影響甚大。一般認為，范·弗拉森的反實在論是一種論證嚴密的、為人們較可接受的觀點。在范·弗拉森的“經驗適當性”概念提出之后，雖然遭到了像J·富斯（Jeff Foss）、J·F·哈納（J·F·Hanna ）等人的反對，但卻深深地觸動了科學實在論的根基。就如同邏輯經驗主義在“證實說”上遭到反駁后不斷地修正一樣，科學實在論的真理觀也隨著范·弗拉森等人的反駁而逐漸變換基調。愛利斯（B· Ellis）和普特南形成了所謂的“內在實在論”，認為真理只存在于理 論內部，真理只是理想化的證實，是內在地、邏輯地被證實了可能性；波依德等人則提出近似真的概念；哈金（Ian Hacking）強調真理的有 條件性， 主張理論實體是實驗實體，聲稱自己是“實驗主義者”； 夏佩爾、E ·本西文加（E·Bencivenga）等人則主張語境真理觀， 認為真理的理由依賴于語境，或者說真理標準與語境相關；薩普（F·Suppe）則認為，科學實在論與范·弗拉森的反實在論的真理觀都有一定的可取之處，他摒棄了科學實在論的形而上學因素和反實在論的懷疑主義，主張理論與實驗相結合，理論只要得到實踐中的科學家的高度評價，就是“高度可能的”或經驗地真的。
概括這些修正的科學實在論的真理觀，我們可以發現，傳統的真理觀正在從證實觀向概率觀轉變。概率主義的真理觀之所以能成為一種認識論的主流，完全是因為它比原來的真理觀具有更大的安全系數，就如同為真理設立了一個保險公司一樣，使人們在面對當前和將來的實驗證據時，感到踏實可靠。
然而，一言以蔽之，這卻是一種逃避實踐檢驗的做法。真理問題之所以爭論不休，根源在于某些被實踐檢驗為真理的理論經不起時間的重復考驗而出現錯誤。概率真理觀盡管為錯誤留有余地，但是，這未免太對不起某些始終能經受檢驗的那些真理。例如，在宏觀世界，只要我們對某物施加一個作用力，就必然會導致一個反作用力。這樣的命題無論過去、現在或是將來都能經受檢驗。概率真理觀的弱點是把理論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卻沒有對不同理論類型作出分析。它仍然是傳統真理觀的變種。
眾所周知，理論是對客觀實在世界的反映，理論與世界存在著圖象式的對應關系，即使是依賴邏輯手段形成的理論，也同樣必須反映客觀世界。因此，對理論的理解其關鍵在于：什么樣的理論與什么樣的客觀現象相一致？顯然，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能是“某個理論與客觀世界相一致”，而應該是“某類理論與某類客觀現象在不同決定論層次上相一致”。只有這樣，我們在邏輯上才是一致的。
要對客觀現象進行分類，除了依賴于我們現有的認識外，別無良途。毫無疑問，科學是發展的，科學所揭示的世界圖景越來越廣闊。盡管我們對科學提出種種懷疑，但正如休謨所說，懷疑主義是我們的認識永不能根治的痼疾。從科學發展的角度說，這種痼疾是人類認識的一大優點。不過迄今為止，還沒有哪門知識比科學更正確。科學史證明人類是有能力把握世界的。
因此，概括當今的自然科學，結論是它所提供的世界圖景是一幅決定論與非充分決定論并存、必然世界與具有統計性質的世界并存、現實世界與可能世界并存、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并存的圖畫。這幅圖景反映的現象其決定性程度是不同的，由此所決定的理論類型與真理的類型就有：
1.必然性真理。這類理論或真理反映了客觀現象之間的因果必然性關系，所揭示的是客觀現象產生、發展、變化的嚴格的規律性，揭示的是一個嚴格決定論意義上的世界。其表現形態是一種普遍本質性的規律，涵蓋了各種決定論條件下存在、發展的客觀現象。這類理論或真理可以通過造成某些相互作用的實際事態而得以檢驗或證實。在人類歷史上，人們最初認識到的就是這類必然真理，用以指導自己的實踐，準確地做出未來事件發生發展狀況的預見。
必然真理把所反映的客觀必然現象統攝于其內容中，涉及一類條件下的一類自然規律，它具有全稱判斷的形式。
2.概率真理或可幾理論。概率真理或可幾理論反映了客觀世界的或然現象。對于這類現象，人們不可能以全稱陳述的形式來概括它們，而只能用統計方法來歸納。這類現象的變化是由統計歸納得出的比率來決定的。盡管我們可以通過分析推斷這類現象出現或不出現的理由，但是，我們仍只能得到部分的確定性。尤其是對一些隨機現象來說，更是如此。甚至在大量隨機現象涌現時，我們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統計，只能以抽樣統計方式測得某一比率。然而，抽樣的過程也帶有隨機性質。所以，這類真理或理論的準確度是有限的。因此，對這類理論的檢驗是確證這個比率的準確度的高低，卻不能枚舉個例來證實。概率解釋具體事件時，理論不一定要與具體事件相符合，尤其是不一定與個例相吻合。
3.語用真理。從語用學角度理解的理論或真理，是一種與認識主體的背景信念、價值觀、時空情景相關的真理或理論。這類理論反映了人的認識與當時特定的個人、特定的場所等因素之間的聯系。在西方，自實用主義哲學形成之后，越來越多的哲學家開始注意到了這種關系。指號學（或符號學）的創始人莫里斯曾把理論看作由語義學的、語形學的與語用學的三方面因素所構成的。語義學關心的是理論說些什么，語形學關心心理論的陳述、命題的句法，語用學關心的是使用陳述時的各種主觀因素。這種劃分是對卡爾納普等人語義學觀點的擴展。從語用學角度觀察理論所涉及的是對理論的接受與運用，“‘接受’是語用學的一個基本名詞”〔17〕。在當今，發展語用學觀點的科學哲學家有庫恩、阿欽斯坦（P·Achinstein）、范·弗拉森等人。 在最近， 則有胥拉格爾（R·Schlagel）突出了語境在哲學中的地位，創立了“語境的實在論”。
真理的語用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真理作為一個命題、陳述形式，必須在某個理論的系統闡述中才能有確定的意義。這就是說，不同場合中的同一表達形式有時是不可通約的，A理論中的命題R與B 理論中的命題R是有差異的，命題R究竟具有何意義，必須依賴于A理論或B理論的系統闡述來確定。二、語境的確定性。一個理論如果沒有確定的語境，那么我們就不知道該理論是指什么，無確定語境的理論類似于羅素的“摹狀詞”，在指稱上具有多種選擇，無法確定或定義對象。一般地說，特定的語境是通過選擇術語的指稱、謂詞的外延、各個要素的作用而形成的。三、個人的認知結構。它包括個人的智、情、意等方面，個人所掌握的背景信息、個人的目的或價值取向、個人的情感等都對理解理論有決定性作用。語境似乎是一個自變量，我們對理論的理解則是因變量。
4.關于非充分決定論世界的可能真理。現代物理學的創立，尤其是量子力學的創立，把人們帶進了一個非經典的全新視野，它所揭示的非充分決定論的量子世界呈現了決定論與非充分決定論并存的新圖景，從而改變了人們對待世界的一元論態度。經典力學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表明，客觀世界的全部現象都是決定論的。而量子力學則開拓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以玻爾為首的哥本哈根學派在與愛因斯坦的爭論中，反復地論證了“測不準定理”的準確性，駁倒了愛因斯坦量子論的決定論觀點，對經典物理學提出大膽的挑戰。量子領域是一個非常識的世界，它所要求的是非連續性、非充分的決定論。對量子領域的認識依賴于測量，但量子的測量是一種相互作用，是認識者與被認識者之間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對量子狀態的表象或描繪。
量子現象是一種奇特現象，有學者認為，量子力學的問題“同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爭論的問題不相干”〔18〕。筆者對此不敢茍同，因為，當代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爭論的一個最重要方面就是對量子現象的理解問題。可以說，如果沒有量子力學問題，也就不至于造成當前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爭論。如前所述，真理問題是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爭論的核心問題，如果我們能夠證明量子理論的真理性，那么，我們對科學實在論的辯護也就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然而，量子領域是一個不能用因果關系來解釋的領域，而我們的認識一旦形成則難免會是決定論的。因此，量子領域的非決定性與認識結果的決定論之間形成了一種矛盾。但是，迄今為止，我們對量子領域的幾十年認識難道是科學游戲嗎？決不是的！只要我們承認某些條件，那么，這些認識同樣是可能真的。在這些條件中，最重要的就是“量子力學所給予我們的是在假定進行的某種測量條件下的測量結果的概率”〔19〕。實際上，量子力學是人們與量子現象相互作用的產物。
以上四種真理或理論，可以按照排列的順序，表示真理的相對性由弱到強的變化，越排在后面的就越具有條件性，就越具有低概率性質。它表明，在人類所認識到的真理中，確定的真理只是一部分，另一些認識成果即使可稱為真理，但也是某種程度上的、概率的或高度可能的準確性而已。
由于我們對真理作了以上分類，所以，我們就能夠解決檢驗真理過程中的總體理論和個別實際案例的不相一致問題。只要我們在反復驗證中區分出理論的類型，我們就可確定理論的真理性程度了，也可以確定在條件改變了的情況下理論的真理度之變化了。
真理類型論為真理標準開拓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通過真理分類，我們已明確了一個結論，即理論與科學實踐相一致。普里戈津曾說：“如果科學步驟可以被實踐，那是因為它表現出在我們的理論假說和實踐答案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一致。”〔20〕實踐的條件、語境、認識者與被認識者的相互作用結果等等，都是理論的標準，而且這個標準的檢驗也是分為類型的，這些類型決定了檢驗過程的強弱程度。
現代科學已經不像經典科學那樣自然，它描繪的是一個被分割的宇宙，存在著各種可能性。現代科學是受控制的實驗與人們基于原先認識之上的推理相結合的產物。正是這樣，真理從確定向不太確定的轉變，是科學認識的進步。但是，這種轉變并沒有說明懷疑論的勝利，而只是給科學實驗提出了更為艱巨的任務，證明了科學認識的開放性質。
四、真理類型論與概率懷疑論
科學的開放性和真理的不同類型的劃分，無疑會給懷疑主義以可乘之機。懷疑論者站在一個靜止點上宣稱動態的科學認識對外部世界的不可及性，甚至我們不能獲得概率真的理論。
在科學認識的進程中，概率懷疑論與可知論是并存的，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弛張的統一構成了科學發展的動力基礎。概率懷疑論與可知論在論證自己觀點時，兩者一樣充分。因為，兩者論證的命題具有類似性，我們說認識外部世界是高度可能的，這也就承認了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其正確性是值得懷疑的。概率的懷疑論與可知論一樣，具有其存在的根據：
第一，因為理論或真理具有不同類型，在所有這些類型中，我們承認后三種具有概率性質，因而也就承認其中的內容可允許懷疑。特別是作為一種理論其表現形式具有一般性質，人們的語言表述偶有錯誤或常被誤解，以致一般的形式與具體的內容不相一致。懷疑則可以促使理論進一步得到檢驗或確證，從而更精確化。
第二，人的認識可以分為許多層次，層次越高，主觀的成分就越大。從科學知識的構成來說，科學知識包含著：（1）基礎層次， 以個人未知為基礎的特定場合特定對象的知覺描述，以感覺、知覺、表象為特征。（2）對可觀察的事物或事件的單稱陳述， 例如這個三角形三個角都小于90度。（3）對可觀察物或事件的歸類、概括， 形成定律性的認識。（4）實驗中總結出的定律。 盡管我們不能觀察到自然界的某些事物或事件，但我們可以設計出實驗，通過實驗設備造成某些事物的相互作用，從而在重復實驗基礎上總結出精確的實驗定律。（5 ）根據理論模型和實驗得到的信息推出科學理論或假說，以及在“思想實驗”基礎上形成的科學假說。從這五個層次來看，前三個較為確定，而第（4 ）（5 ）兩個層次尤其第（5）層次是不確定的。 這就為當今的概率懷疑論留有余地。
第三，由于科學在其發展中，理論、假說往往為新的理論、假說所代替，一些原來的理論不斷地為后來的實驗證明為不完善。同時，由于某些實驗資料與證據摻雜著個人的意見，在后來也被證明為假。所以，就造成了當今懷疑論對某些證據分析的懷疑。
概括地說，當今的懷疑論有兩個基本結論：其一，否認真理；其二，否認存在一個較好的理論比其它理論具有更多的優點。這種懷疑論從邏輯上說有一定的合理性，從性質上說它不同于皮浪的懷疑論和休謨的懷疑論，而是類似于范·弗拉森那樣的主張不可觀察物是不可知的觀點。
對當今懷疑論的反駁是件不易的事。但是，有一點是可以堅信的，那就是真理的存在。
第一，真理的存在是有條件的。任何真理都是具體的相對真理。即使必然地真的，也是有條件的真。真理是人的智能與客觀對象相互作用的成果，因此，任何涉及真理的問題都必須訴諸這一相互作用來解決。我們并不能使真理成為與客觀事實完全一致的東西，我們說真理反映了外部世界的本質，只是說它反映了進入我們與事物相互作用過程意義上的事物本質。
第二，真理或理論的標準是實踐與實驗的綜合方面。而非任何單一的諸如證據、成功之類的要素。既然真理是人通過實踐或實驗與客觀對象相互作用的產物，那么這個相互作用的任何一個方面、任何一個要素都是評判理論是否真理的標準的一個方面。如果理論能夠經受這個相互作用各個方面的重復檢驗，并獲得從事實踐的科學家們的高度評價，那么，這個理論就是有條件地真的，就可以作為我們實踐的指南了。
第三，一個依據高度驗證了的理論所作出的科學假說，只要邏輯推理正確，也可以說具有概率真。某些“思想實驗”只要考慮的條件適當，也同樣可以驗證科學假說，起著確證假說是否具有概率真的標準之作用。
誠然如此，我們的科學是開放的，理論、方法、標準甚至科學的目標都會發生變化。但是，在任何一個科學時期，人們對于科學假說的接受除了訴諸科學實驗、實踐的綜合考察的標準外，別無它法。人與自然、自然現象與現象之間是相關的，只要我們理解了這種相關性關系，那么，我們也就可以理解有條件的真理的可能性，就可以理解驗證真理的標準的相關性。任何成功、完全的證據、理論與自然現象的一致性、理論的解釋力、對整個系統的有用性、我們對理論的無可懷疑性、科學家們在實踐中對理論的評價等等，都是驗證理論是真假的有效依據。
科學的發展不是為了單純地追求真理，而是為了探索自然界的奧秘，探索和建立自然物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人與自然界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夏佩爾曾經指出：“科學的發展就在于逐漸發現、明了和建立相關性關系”〔21〕。這種觀點是完全令人滿意的。科學是在人類改造世界的需要中產生的，因而改造世界是科學最原始、最終的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科學家們就必須一代接一代地去發現、探索、開發自然界的相互作用關系。任何其它關于事物的結構、性質等等的認識，都無非是為了開發（發現與建立）事物的相互作用關系。因此，實驗、實踐對理論的檢驗就是要證實理論所描述的那些相互作用能否有效地進行，相互作用的條件是否存在，能否指導人們進行較大規模的實踐。
綜上所述，以往真理問題的爭論之所以未能走出困境，之所以難以解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是由于對反映不同類型的客觀現象的不同類型的理論未能作出具體分析，始終徘徊在對理論總體性質的評價上。然而，無論我們作何分析，我們都不能背離科學的目的。科學是全人類最崇高的事業，因此，任何單一的分析方法與片面的真理標準說都將違背科學的總目標，缺乏實際可行性。科學是一個大舞臺，在這個舞臺上演出者是科學家，而哲學則是觀眾，每個哲學家都是觀眾的一員。如果哲學家們從個人出發，那么，就會意見紛紛、眾口難調。只有從人類科學的角度來分析，才能求得某些方面的共同標準。
注：
〔1〕〔2〕〔3〕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郭英譯， 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50、56、79頁。
〔4〕約翰·洛西：《科學哲學歷史導論》，邱仁宗等譯， 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頁。
〔5〕R·Boyd，“The Current Status of Scientific Realism”，in Leplin(ed.)：The Scientific Realism，Berkeley，1984，p.59.
〔6〕H·Putnam，Mind，Language and Reality，Cambridge，1975， p.73.
〔7〕E·Mackinnon，"Scientific Realism: The New Debates"，Philosophy of Science 46(1979)，p.502.
〔8〕van Fraassen，"Interpretation in Science and in theArts"(with Jill Sigman)，forthcoming in G·Levine(ed.):Realism and Represen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9〕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伯尼譯， 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0頁。
〔10〕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12.
〔11〕van Fraassen， "Theory Confirmation : Tension and Conflict"，in Weigartner(ed.):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P.327.
〔12〕van Fraassen，"Probabilities in Physics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in Proceedings of 13th.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P.343.
〔13〕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81.
〔14〕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81.
〔15〕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72.
〔16〕勞丹：《進步及其問題》，方在慶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244頁。
〔17〕莫里斯：《意謂與意義》，載《當代美國哲學資料》第三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42頁。
〔18〕參見《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2期邱仁宗先生的文章。
〔19〕van Fraassen，"The Mod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Mechanics"，in P.Lahti and P.Mittelestaedt (eds.):Symposium on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s 1990，Singapore: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91)，p.447.
第9篇：當代科學范文
隨著1974年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的逝世，“奧地利經濟學派”基本上已成了的一個歷史名稱，然而，奧地利學派經濟思想家的理論貢獻，卻永遠留在人類的存量知識之中了。正如哈耶克（hayek, 1967，見中譯本，第215頁）本人所言：“自立門戶的奧地利學派雖已不存在，但我相信仍然存在著一種獨特的奧地利傳統，我們可以期待這一傳統有朝一日會為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做出許多貢獻，它所開啟的道路的豐富內涵，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對于某些任務，仍然可以利用它來取得一些貢獻。”從哈耶克的這一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奧地利經濟學目前已成了經濟思想史上的一個歷史術語，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思想方法和理論洞識已失去了當代意義。
在經濟學說史上，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出現應該說始于門格爾（carl menger）《經濟學原理》一書于1871年的出版。接著，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門格爾德學生）和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與門格爾一起，創立了第一代奧地利經濟學。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龐巴維克的學生）、邁耶（hans meyer——維塞爾的學生）與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莫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羅森斯坦－羅丹（paul n. rosentein-rodan）等一大批學者一起，出版和發表了大量著作，從而把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推向了鼎盛期。二次戰后，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之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一些理論觀點逐漸被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所吸納和融合起來了，隨之奧地利學派的理論主張也逐漸模糊起來，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立門戶的奧地利學派雖已不復存在”說。盡管如此，在20世紀60－70年代后，仍有israel kirzner（米塞斯的關門弟子），e. streissller, ludwig lachmann, murray n. rothbard, l. b. yeager, gerald p. o’driscoll, mario j. rizzo, roger w. garrison等一批當代學者在堅持弘揚并重新解釋奧地利學派的傳統思想和理論主張，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后，在國際上出現了奧地利經濟學的新一波的復興運動。按照柯茨納（kirzner, 1991）和馬克盧普（machlup ，1982）的總結和歸納，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觀點和經濟主張大致有以下8點：（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對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溯到對個人的行為中去解釋；（2），認識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通過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3），經濟分析中的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在市場運行上，堅持認為效用尤其是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有著決定性的影響；（5），機會成本理論，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的機會；（6），強調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堅持認為人們有時間偏好，并注意生產的“迂回性”；（7），相信市場和競爭是一個學習和發現過程；（8），堅持認為個人決策是在不確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并認定有關選擇的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
上述8個主要觀點，部分由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所初步提出，并經由其第二代傳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學者的深入解釋而變成了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和理論意識。奧地利學派的這8個主要理論觀點，絕大部分目前已被當代經濟學家們所接收，從而已幾乎全部被吸納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學術發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認為，奧地利學派的3代經濟學家們，已對當代主流經濟分析和人類的經濟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這已是一個為世人所公認的事實。盡管奧地利學派已對人類知識存量的積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論主張卻不是沒有問題的。深入探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問題，對未來經濟學的成長和發展，將會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尤其是對經濟學制度分析的未來理論建設來說，可能有著根本性的理論含蘊。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兩點，即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分析進路上的主觀主義。熟悉當代主流經濟學的學者會馬上意識到，奧地利經濟學派方法論的這兩個基本點，恰恰也構成了當代微觀經濟學理論分析的潛隱基礎，并且實際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諾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張五常為代表的當代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t）經濟學理論架構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說，盡管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和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明言——甚至他們其中的一些學者還并沒有自我意識到——，源自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這一思想方法論，實際上已構成了當代經濟學理論大廈的最底層的一塊基石。
要理解這一思想方法論的意義及其潛在的問題，看來還要從經濟學的選擇理論上入手。在這方面，當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許多深入的思考和討論，曾發表過“紐康柏問題（newcomb’s problem）與選擇的兩條原理”（1969）、“對紐康柏問題的反思”（1973）、“論奧地利學派的方法”（1976），“經驗、理論與語言”（1986）（這幾篇論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論文，并在《個人選擇的規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質》等著作中進一步討論了相關問題。沿著諾齊克的輪辯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從兩個方面初步討論一下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的理論意義及潛在問題。
首先，讓我們來討論和審視一下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這里首先應該指出的是，經濟學界所說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學即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另一方面也與文化研究中的個人主義有著實質性的差別（參韋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學和文化研究中所見的個人主義，均強調“個性解放”、“個人自由”、“個人自主”和“自我獨立”，并且均公開支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個人對自身利益的張揚追求；而奧地利經濟學中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其基本主張是堅持要把對經濟現象的理論分析還原到對經濟當事人的個人行為的解釋中去。正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111）所見，“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聲言，社會科學中所有合乎事實的理論均可以還原為（reducible to）個人行動的理論，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動的約束條件。”
如果把人類社會的所有事實和存在均還原為當事者（agents）個人的行為及其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是什么決定了并支配著人們行動和選擇？在這個問題上，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尤其是哈耶克——進一步推進了門格爾及其他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的思想，并在分析進路上進一步走向了主觀主義。哈耶克堅持認為，只有通過對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從而，哈耶克以信息的獲取以及知識在社會中運用作為出發點，構建了他的宏大社會理論的基本框架，也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人類對自身參與其中的經濟社會現象的理解。應該說，就當代社會經濟理論發展的整體進展和目前格局來看，從門格爾－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脈承傳下來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思想，要比其他經濟社會理論（包括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學說）具有更強的現實解釋力，并且他們也提供了一個完全自恰的理論體系。對于這一點，我已經在《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第2章中專門做了介紹（見韋森，2001）。
回到個人的行動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會人們的實際使用中包括習慣、習俗、慣例、制度等在內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寬泛涵義上來“等價”使用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的這個術語的）的相互關系上，有了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從門格爾開始，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就自然而然地把人類社會的種種習俗、慣例和制度視作為只是具有不完備信息和分立知識因而只具備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個人參與社會博弈的適應性演化的“非企劃的結果”（unintended result）（參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來進一步發展了門格爾的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構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種人際關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確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極其復雜但卻又條理井然的。然而，這即不是什么設計的結果，也不是發明的結果，而是產生于諸多未明確意識到其所作所為會有此結果的人的各自行動”。為什么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會得以如此自發生成和擴展？照哈耶克看來，這仍然需要從個人的行動原則及其社會后果的角度來進行解釋。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學所做的“個人主義：真與偽”的著名講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確指出：“我們在人類事務中所發現的絕大部分秩序都是個人活動的不可預見的結果，這種觀點與把所有可發現的秩序都歸結為刻意設計的觀點的區別，可以從18世紀的英國思想家的真正個人主義和笛卡爾學派的所謂的‘個人主義’的鮮明對比中看出來。”從哈耶克的這些評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門格爾以來的奧地利學派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傳統，方能對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有一個真正到位并脈絡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奧地利學派的重大理論貢獻之一是較清晰和“客觀”地展示了人類的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生成與演化機制，而這一重要理論貢獻一方面與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與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對其社會理論解釋對象的把握和理解有關。具體說來，基于其個人主義的方法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一般把包括人們的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在內的社會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們“行動表征”（act tokens——諾齊克語）的總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則進一步精確地把其中的社會秩序（social orders）視作為人們社會活動與交往中的常規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一般都把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人們社會博弈的非個人設計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發生成結果，這就為未來博弈論制度分析預留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并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國際上才開始出現的演化博弈論（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預標了分析路徑（參韋森，2003b）。從這個視角來展望，在世界未來的經濟學發展中，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論洞識，還將會為學術界進一步挖掘，并將會得到進一步張揚和重新進行理論詮釋。
(三)
盡管從某種程度上說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已為現代微觀經濟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洞識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人們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認識和理解，然而，從經濟學——尤其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角度來審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論不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看來，其問題之一是，如果把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都還原為個人行動的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人們個人行動的原則？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現代博弈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那樣僅僅把市場參與者一律視作為一臺臺追求著個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級”計算機？
對于這類問題，應該說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只是以含糊其辭（盡管哈耶克從信息的獲取與知識的利用論及了這一問題并與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主張鮮明地區別開來了）而處之，或者至少可以說他們沒有試圖給予明確的回答。當然，對于以建立精美數學模型為導向的主流經濟學來說，現在似乎還沒有必要回答和深究這兩個問題，但是，對于以認識和理解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種種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機制為主要理論任務的奧地利學派自身來說，這類問題就無論如何也是躲不過去的了。現在看來，要對這類深層問題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認識，僅僅依靠經濟學的理論推理以及直觀觀察和判斷顯然是無濟于事的。由于這些問題與倫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和認知）心理學甚至演化生物學密切關聯著，只有經過一些基于經濟學理論分析但又超越純經濟學理論推理的跨學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種種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個人行動的結果，而不去進一步深究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行動的原則，這自然會給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的理論話語詮釋帶來許多尚待解釋的空間和問題。現在看來，僅從個人行動和的選擇決策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的關系來看，問題也似乎絕非如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樣假定存在一種先驗的人類行動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類的社會生活形式只是這種先驗個人行動模式的無企劃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奧地利學派與新制度經濟學以及與經濟學一樣，最終都會走向歷史決定論。事實上，在社會生活博弈中，個人的行動和選擇一方面會導致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的自發生成和演化變遷，另一方面，既存的社會秩序和制度安排也會反過來影響人們的行動選擇，——甚至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見的那樣會型塑（shape）人們的效用函數（或言選擇中的“偏好”）。如果是這樣的話，個人行動與社會生活形式之間的關系，顯然就不盡如奧地利學派所見的那樣只是一種單方向的因果作用關系鏈條，而可能存在一種動態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關聯機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會生活形式（包括種種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們行動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會的任何歷史時點上人們的行動原則與選擇表征（choice token）又為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響——嚴格說來是制度地、社會地、文化地、生物地和歷史地決定了的，那么，這種復雜的雙向作用一方面與與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又生發和產生著社會變遷到的巨大張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個人的社會行動和博弈選擇視作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會地以及歷史地決定著的，而不是像奧地利經濟學派和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們所假定的那樣存有一種先驗的人類個人行動模式，我們也就自然不會僅僅相信人類社會只有一種演化路徑、且只存在一種惟一的最優制度安排了。
當然，我們這里必須認識到——且也必須承認，任何放松經濟學現有理論中個人選擇和行動原則上的一些先驗假定的做法，都會給未來的經濟分析和理論建模帶來巨大的困難和問題。但是，要對人類社會經濟現象——尤其是想要對人類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徑——有一些進一步切近現實的理解，我們還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識”（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類個人行動的原則和社會選擇的決定因素及其形成機制這一根本性問題上來。經濟學理論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數十年——的積累性發展，已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紀的經濟學家們面前。現在，是要回復經濟學的亞當·斯密傳統——即從多維視角思考人的選擇和行動的原則——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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