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思想論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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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哲學思想論文范文

［關鍵詞］張楚廷；教育哲學；思想

一、哲學尋思：“學問”的過程

古希臘人認為哲學是“愛智慧”，據說，“第一個使用哲學這個詞，并稱自己是哲學家或愛智者的，是畢達哥拉斯；因為他說過，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第歐根尼•拉爾修：《著名哲學家生平和思想》卷1第12節）在此，“愛”為追求之意，追求什么？追求真理。亞里士多德說過：我愛吾師，但我更愛真理。愛智慧就是愛真理，而愛真理是開放性的追求、探求真理。在這里，智慧是蘇格拉底那種“我自知我無知”的狀態，只有這樣的“無知”才能激起對真理的渴望。因此，智慧是思，是沉思，它保持人們的驚異與深沉，對習以為常、司空見慣之事也能窮究其根由。所以，智慧不同于人們一般的“知”，即使你學富五車也并不一定智慧。勿寧說，智慧的意義即在于敞開人們追求真理的勇氣與胸襟。

有人說智慧即哲學，但這里的哲學不等于哲學學說。海德格爾說：“我們長年累日地鉆研大思想家的論文,這樣的事實也根本沒有保證我們在思,甚至根本沒有保證我們已準備去學習思。這種研究哲學的活動最為頑固地給我們造成假象:我們在‘弄哲學’就是在思。”[1]弄哲學是占有與把玩哲學知識,它只是在哲學的圈子圍繞著哲學轉。‘思’是進入哲學,進行哲學思考,是創造性的發問與沉思。

張楚廷先生的教育哲學探究過程正體現了哲學的本性。他說：“學問一詞，意即知識、學識。從詞的結構看，當把學視為謂詞時，‘學問’意即學習著問。這樣，學問與‘學問’的含義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學習著問’即‘學問’與學問卻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這種聯系表明漢語中學問一詞有其科學含義，他包含有豐富而深刻的內容。……沒有‘學問’，甚至就不會真正有學問。”[2］

的確，學習著問是先生學術生涯的真實寫照。在《課程與教學哲學》前言中，先生說：“我從事教學四十年有余，而從事教學理論研究二十年不足。大體劃分一下，可以說，前一個二十年，練著，欣賞著教學；后一個二十年我琢磨著，探索者教學；近年來，則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教學哲學。”[3］(前言1)情不自禁是先生治學境界的由衷表達，而學問的心態則是先生治學境界的基礎。作為學生，我留心觀察過先生的一些治學方法，記得有幾次研究生論文開題報告會，我與先生在一組，發現先生對開題報告中呈現的問題總是留心思考的，而對一些有價值的問題，他便一一記下。細想起來，我這個做學生的就覺得羞愧了，因我就沒有先生那種在問題面前的專注與謙遜，更沒有將問題隨時記下以便進一步思考的習慣。

“實際上，所謂哲學意識就是問題意識。活躍的教學就應當是充滿了問題的教學，生動的教學就是問題構成的空間。”[4］（P305)

從先生教學的課堂上，我們真實感受到了這種問題空間。先生的《課程與教學哲學》是在給我們第一屆博士生講授后出版的。回想起來，課堂那種問題空間尤在，在這問題氛圍的帶動下，我這位平時還算內向安靜的分子居然也不安靜了，對有些問題的討論，我們甚至爭到面紅耳赤的地步。通過問題的討論，先生給我們的則是智慧的啟迪。這讓我們回想起孔子的啟發式教學與蘇格拉底的“產婆術”，孔子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他們強調的是學生的問題意識狀態。先生的教學給我們的正是那些偉人們曾經留下的，它讓我們終身受益。

所有能給人智慧的教學都應是有獨特思想的教學，所有智慧的表達都應是真情實感的流露。“因喜歡教而喜歡學，因喜歡學而喜歡想，因喜歡想而喜歡做。”[4］(P304)先生說到做到了。正因為他的“學問”精神，正因為他在問題面前謙遜的態度，正因為他猶如蘇格拉底般“我自知我無知”的心態，正因為他如老子般“復歸于嬰兒”的率真，他才如弗洛姆所說贏得生命中“充分的誕生”，贏得學術生命中哲學這朵最絢爛的精神之花。我們驚喜地看到先生近年來的學術著作中有了哲學的積淀，從《素質：中國教育的沉思》到《課程與教學哲學》，從《高等教育哲學》到《教育哲學》，我們看到的是不倦地沉思終于印上了先生心路歷程的印記，在“學問”的過程中達到了他所言的學問境界。

二、教育反思：原點的叩問

教育是什么？什么才是教育的最根本？我們應從怎樣的角度考察教育？所有這些問題都蘊含了“原點”考察的意味。先生正是從這些基本的問題入手考察教育的。但是哲學的探討有著思想反思的特性，黑格爾在《小邏輯》第二版序言中寫道：“哲學就是發現關于‘絕對’的思想的歷史。絕對就是哲學研究的對象。”[5]先生對問題的考察又是從已有的思想或觀念開始的。他說：“我們不僅要思考教育的事實，還要思考教育的觀念事實，后者將是我們的重點，畢竟，已有的觀念事實能從不同的意義上引導我們深入到更基本上去。”[4］(P7)

先生指出了我國教育觀念的以下事實：認為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教育是被政治、經濟所決定的；教育是經濟的基礎，教育是生產力；教育不是別的，是文化；教育就是教育。于是關于教育原點問題的追溯就在這已有的觀念事實中展開。

“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是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然而“我們容易問問同類的命題，經濟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政治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是否社會性？”[4］(P7)對政治、經濟是教育的決定者，我們要問的是“經濟、政治為什么是決定者？它們是決定者，不再被別的什么決定了嗎？”[4］(P8)說教育是經濟基礎是生產力，讓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事實：“教育理論依然是那么可憐，它沒有自己的語言。”“說教育是文化，畢竟是在由自己來說明自己，‘經濟說’、‘政治說’則是拿別人說明自己。”[4］(P11)“說‘教育就是教育’這一帶有情感所說的話中所包含的理性的確是有價值的，它至少表明了一個重要觀點：從教育自身來闡明教育。”[4］(P16)

先生的反思就是從這些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中展開，在澄清這些觀念本身乃至觀念背后深層的政治、文化背景后，那個本源性的問題便凸現出來，亦即教育的基本問題在于教育本身，在于教育的特殊對象——人，這就是教育的原點。

在我國教育及教育學觀念的事實中，有著無教育本身的現象，先生稱之為“教育對象性的失落”，人們一下子說教育是“上層建筑”，一下子說教育是“經濟基礎”、是“生產力”，就是沒有教育本身。恩格斯指出偉大的唯物主義者“堅持從世界本身來說明世界”[6]。先生指出近年來關于教育問題的討論正指向教育本身，也就是他所說的“回到最基本”，從教育是上層建筑到教育是經濟基礎，從教育是文化到教育就是教育，我國關于教育問題的研討正在回到教育事實本身。

其實，先生所說的從事實本身來說明事物的方法已成為西方當代現象學者研究問題的普遍原則，在現象學學者看來，“教育就是教育”并非無意義的命題，其意義在于追溯教育的本源，面對教育事實，從教育的本質（或范疇）直觀中來揭示教育問題[7］(卷4，P266)。

三、教育公理：基點的構建

既然已經明了教育的邏輯起點在于人，那就必須對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從教育的角度加以審理。

先生是從教育所面對人的更基本的方面來說明這一問題的。不同的行業（如醫療）也面對人，但教育所面對人的更為基本的方面是人的心理。“教育也要從心理學去探視人是什么，但在教育中，它不只是處在配合的地位，它處在一個基礎的地位。即盡管許多領域的工作，只要涉及人，都需要心理學，但是教育尤其需要，尤其看重心理學。”[4］(P23)

當回到事實本身，并從教育本身來說明教育時，先生回到了人的最基本的部分——人的心理。這似乎是老生常談，沒有什么新意，然而先生進一步的論證讓我們看到了古老命題常青與常新的意義。

首先，先生是從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進一步解讀中展開討論的。馬克思指出人是“使自己的生命本身變成自己意志和意識的對象”的生命，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7］(卷1，P46)，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7］(卷1，P58)；“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7］(卷1，P46)“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人也是按美德規律來構造”[7］(卷1，P47)。從方法論上，馬克思認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先生從馬克思對人的論說的方法論與其他論證中，解析出人有自反性、自增性、自語性，并以美的規律來構造自己的本性。這些思辨與論證顯然是哲學深思后的凝練，它對教育學進一步探究人的內在心理具有重大的意義。

其次，先生指出人的內在心理過程中“我我關系”的重要性與教育意義。“人類關于‘我’的研究所凝結出來的種種學說是由事實與理想共同鑄成的，它們既含有對‘我’的描述，又含有對‘我’和‘我’的關系的描述。正是哲學這種深切的寄托，幾乎使一些哲學家都情不自禁地關注教育。”[4］(P31)我我關系是人們對自我內在的心理過程與人的存在方式的思索，它是馬克思“人在對象化的活動中直觀自身”中明確表達過的，先生稱之為對象自我化，同時發生的活動是自我對象化，人的成長與這種活動的自覺、自為有著密切的關系，只是我們教育學的理論沒有注意到其意義。如果我們的教育深切的關注學生的成長，如果我們的教育把學生看成活生生的不同個體，如果我們的教育知曉學生是通過自我對象化的活動來修煉自身的，我們就不能恢復忽視“我我關系”。先生說：“如果說‘教師是通過自身的我我關系，以物我關系、人我關系為中介，而得以優化學生的我我關系’的目標是切實的、合適的，那么，傳統教學理論有加以改造的必要。”[3］(P194)再次，先生系統清理了傳統哲學教科書中對教育影響甚深的一系列概念，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了以心理學為基礎的教育公理的討論。先生對“關系與人”、“存在與意識”、“規律”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在關系與人的問題上，先生指出是人創造了關系，而在傳統哲學教科書中總認為關系決定人，這種“社會關系決定論”的理論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者’。馬克思所說的如此重要的話，被那種學說和相信那種學說的教育理論工作者一起忘記了，而那種學說看起來似乎被視為更徹底的唯物主義了。”[4］(P67)

關于規律，先生對傳統哲學教科書中以“自然本體論”為基礎的規律觀給予了批評，提出了“人類實踐本體論”的規律觀。他認為自然哲學并非一切，在人的意識與教育規律中，所謂規律不是“事物固有的、本質的聯系”，恩格斯說：“隨同人，我們進入歷史”[7］(卷4，P274)。“教育是隨同人而來到人間的，難道人只創造教育而不創造教育的規律？教育的規律由誰創造？關于教育的規律會是天定的、固有的嗎？說人創造了教育大概不會有什么疑問吧？那么，關于教育的規律難道是人以外的什么東西創造的嗎？教育的規律也只能去認識、去發現、去駕馭，而不能去創造、去改變、去消滅嗎？我們的教育哲學竟是自然哲學的一個分支嗎？”[4］(P200)

教育規律只能在教育本身之中，在教育實踐中去尋找。為此，先生提出了作為基礎的規律——教育公理。

——潛在公理：人的潛意識、潛智能的存在的依據（這是人的可發展性基礎）。

——動因公理：人的欲望是天賦的，同時又是可以開發和引導的，這是教育發生、存在和展開的條件（這是人的可發展條件）。

——反身公理：人可自我對象化，人亦可對象自我化（這是人的可發展性實現的途徑和方式，也是教育展開的途徑和方式）。

——美學公理：人在對象自我化、自我對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學的（這是人可發展的基本要素，這也是教育的基本要素）。

——中介公理：人生活在環境中，環境作為中介在人的發展中起不同性質的作用（教育將中介以不同的方式展現給學生并將其作為導向與人的發展有關的方面）[4］(P220-221)。

教育公理的提出是先生“尋找教育哲學基礎的一種嘗試。”他所期待的是“把教育原理的討論引到更基本的地方去，建立在更堅實的地基上去。”[4］(P223)

哲學家李澤厚提出：“經驗變先驗，歷史建理性，心理成本體”[8]，與先生所追求的是一致的，只是作為哲學家的李澤厚注重的是人類的文化心理結構，而先生所強調的是作為教育根本的個體心理。“歷史終結日，教育開始時。”[9]真正著眼于人性的教育即將走進我們，我們是不是有先生“教育的自我覺醒”的感悟？是不是有先生面對教育事實的勇氣？是不是有先生“回到最基本”的哲學追求？

四、教育追求：人的發展

誠如黑格爾所說“哲學是研究絕對的”，哲學的探討反映的是哲學家的形上追求。先生的教育哲學尋思也追求他的理想:人的發展。

人發展什么？“發展人的可發展性”。“教育的根本在發展人的可發展性，離開了這個根本，他就不像自己了，不是自己了”[4］(P110)。人為什么可發展？先生回答了五方面的理由：其一，人有可發展的胚芽。其二，人有建立在這胚芽上的需要和欲望。其三，人有使這胚芽不斷生長的內在動力——“自反性”。其四，人有使這胚芽不斷生長的外在條件——教育。其五，人有可教育性。

先生說人的發展“更是一種權利”，這是一種對人深切關懷的論述，也是我們教育學很少提及的論述。“事情看來可以更清楚地這樣標示：人的權利社會權利要求于社會。……而我們經常所看到的，所注意的是另一條線：社會權利社會要求要求學生。其實，是學生的要求決定了社會的要求；學生的權利決定了社會的權利[4］(P116)。人之所以有這種發展權的最充分的理由，并不是因為它被要求這樣做，而是它有這種發展的本原，它又與生俱來有發展的胚芽和潛質，人的發展權是天賦的權利。法律所能做到的就是保障這種天賦權利，政府所應努力去做的是為維護這種權利創造條件，改善環境[4］(P117)。

對于全面發展，先生強調的是回到馬克思經典的論述，他認為馬克思所期盼的是人類社會與每一個個體“發展著走向全面”，“個人的全面發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對個人才能的實際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為個人本人所駕馭的時候，才能不再是理想責任等等”[10]。那是我們人類的理想，到那個時候，“第一，外部世界的作用是積極的，起推動作用的；第二，這種外部的東西所發生的作用為內部，即為個人本身所駕馭；第三，社會生產必須充分發展起來，……第四，教育在‘使他們能夠根據社會需要或他們自己的愛好’來充分全面發揮自己的才能中發揮作用，這種作用也不是駕馭學生而是為學生所駕馭，并在發揮中繼續發展。”[4］(P121)發展著走向全面的思想更實際地反映了全面發展的真諦，全面發展作為一種理想照耀著我們發展著走向全面，發展著的人把全面發展變為有各自特點的發展的全面，每個人不同的全面，由片面表現出來的全面[4］(P124)。這便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理想與現實的統一。

全面發展的“全”主要不是一個量的概念，全面發展的實質是個性自由發展，這是先生關于人的發展的又一鮮明思想。他認為：全面，并非一切方面，所有的方面；全面發展，應是在一些基本方面的發展。先生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大量的論述，他總結道：“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都是落腳在人的發展上的，而人的發展，人的全面發展又是落腳在個性、自由個性的自由和充分發展上的，落腳在人的解放，落腳在個性的解放上的，離開了個性發展和個性解放怎么去說全面發展？”[4］(P133)

說到人的發展與人的解放，先生分析了人的發展受到束縛和壓抑的因素，“這些因素一部分來自大自然，……更大的一部分來自人自己。人通過自己的活動外化出不少的事物，這些事物反過來并不總是對人很客氣的。”[4］(P125)人創造了神，卻甘愿禮拜于神的腳下；人創造了物，卻有了拜物教；人創造了科學，卻有了科學主義及其危害；人創造了社會，卻以為社會是決定一切的；人創造了教育，卻有了教育病而致的人的疾病。我們的現實中有各種“倒立的模式”[3］(P342-349)。我們的責任是面對現實的勇氣，這一切都涉及到人如何把握自己，而教育最直接地擔負著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責任，這樣，教育就需明白，首先要教育自身把握好教育本身。教育不只是對人的在自然狀態基礎上的發展擔當責任，也對人在社會狀態下所受的束縛中獲得解放擔當責任，為增強人的自我解放能力擔當責任，為人從未來可能受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擔當責任[4］(P127)。

先生特別關注自由與人的發展問題。他認為人本自由是人的特性，正如馬克思所說“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生活本身僅僅成為生活的手段”，“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僅僅由于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7］(卷1，P46)人本自由是由人的活動的特性決定的。“人本自由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人本享有自由的權利，人本應有擴展自由的機會。……故而，教育是從兩方面體現人本自由的活動，是讓人既享有并擴展自由的自我活動。”[4］(P226)先生筆觸中跳動的是現實的思考與理想的火花，“如果認為人本自由，教育也就應為保障人的自由而存在和發展；如果認為自由即創造，那么，我們關注創造教育的進步，應優先關注學生和教師的自由；如果認為，自由是生命的實體，那么，關愛學生，關愛生命，其基本內容即關愛自由；如果認為對自由的把握力即人的生命力，那么，旨在使生命旺盛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增強學生對自由的把握力；如果認為自由的處境與人的處境是同一回事，那么，就可以認為一所學校的自由狀況即學校師生的處境狀況；如果認為自由無價，那么，自由教育亦無價。”[4］(P228-229)

先生追求的正是人的發展權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人的可發展性胚芽能茁壯成長，人的全面發展既作為理想的豐碑又作為現實的追求，人的發展與人的解放通過人類的自我覺醒而得以充分的實現，我們的教育在使人“解放成為人”的過程中彰顯出“自由的本性”。

［參考文獻］

［1］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下卷)［C］.北京:生話•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1208.

［2］張楚廷.大學教學學［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39.

［3］張楚廷.課程與教學哲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張楚廷.教育哲學［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5.

［5］黑格爾.小邏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10

［6］劉徐湘.“教育就是教育”的現象學闡釋［J］.中國教育學刊，2007.11.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李澤厚.歷史本體論［M］.北京:生話•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1.

第2篇：哲學思想論文范文

關鍵詞:博弈論;語義學;邏輯哲學

賈可·辛提卡是當代著名的邏輯學家，他將博弈論與語義學直接結合起來，創建了博弈論語義學。辛提卡用博弈論的方法來處理命題，就是要確定命題的值，即命題的真或假。同經典邏輯一致，辛提卡預設了命題是二值的。辛提卡首先給出一個定義域D，任何名稱都可以在這個集合中找到所指。博弈論語義學的核心是將量詞短語看成專名，將句子看成語句函項，然后在給定的定義域D中選擇相應的個體將句子中的量詞短語替換，從而達到消除量詞，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提卡選擇了博弈論，他將人們對句子的理解過程比喻為一個兩人博弈，兩個參與人分別為“我”和“自然”，每個回合必定要分出勝負，不容平局，那么對于一個句子S，根據規則，博弈雙方輪流將S約化為S’、S’’，等等，直至最后使得約化的句子不再包含變量和連接詞，即原子句，此時雙方就可一決輸贏。如果這個原子句為真，則我取勝，自然失敗;如果這個原子句為假，則自然取勝，我失敗。運用博弈論語義學，我們能夠從大量的語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簡化的語句，從而能夠輕松地判定這些語言信息的真假。理解這一理論的關鍵是理解定義域D、原子句、博弈等概念。辛提卡的博弈論語義學可以說是維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學的綜合:“語言博弈”概念源于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的語言游戲說，而它的理論核心則是維特根斯坦前期哲學——圖象論。

一“圖象論”與命題真值

維特根斯坦是學界倍受關注的大師，其前后期思想的迥異恰當地詮釋了他的哲學主題:“哲學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活動。”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論語義學所強調的也是動態的理解命題，這與維特根斯坦哲學在本質上殊途同歸。

維特根斯坦哲學的主要貢獻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圖象論”。維特根斯坦前期哲學和后期哲學的目的都在于通過研究語言的結構和界限來理解思想的結構和界限。維特根斯坦工作的基點，就是回到邏輯的出發點，即考慮命題的性質。這樣，真的界限就構成了語言的界限，維特根斯坦所考慮的就是關于事實的話語。“人給自己造出事實的圖象”②。維特根斯坦指出:命題是實在的圖象，“圖象是實在的一幅模型”③。“圖象是一種事實”④。“圖象所表現者即是其意義”⑤。“圖象的真假在于其意義與實在的符合與否”⑥。維特根斯坦認為，圖象與它所圖示的事實之間的關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這種關系“由圖象元素與物項的配合而成”⑦，這種關系本身也是一種圖象;二是“凡圖象，不論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實在———對或錯———所必須與實在共有的東西，即是邏輯型式，亦即實在的型式。”⑧所以，“每個圖象亦是一邏輯圖象”⑨。“對象是簡單的”⑩。“對象構成世界的本體。因此不能是復合的。”

一切復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這就是絕對簡單的對象，那么，這種絕對簡單的對象是什么?很顯然，維特根斯坦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羅素和弗雷格的影響。羅素對客體進行了區分，一類是親知的客體，一類是描述的客體，通過“親知還原”，描述的客體可以轉化為親知的客體，維特根斯坦對羅素的客體進行了擴展，認為屬性和關系也是一種客體。語言中的一個名稱來表示一個簡單的客體，通過這些客體的結合方式，指稱客體的名稱可以相互組合成句子。對于簡單的客體，我們無法定義它們是什么，我們僅僅能夠指示它們，這樣，我們也就無法言說這些客體是存在的，因為定義一個客體就是意謂著被定義項的存在。維特根斯坦的絕對簡單的對象實質上是羅素親知客體的變體，是經驗的客體。圖象論的主旨是說明圖象如何具有命題的內容，圖象可以看成一個句子，一個句子也可以看成圖象，這對于解釋最簡單句子的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那么如何處理復雜的句子呢?

維特根斯坦最開始的設想是用合取和析取處理一切復雜句子，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倫前束式處理量詞句的直接思想來源，但是維特根斯坦后來采取了另一個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圖象法，“凡對于復合體的陳述，都可解析成對于其成分的陳述，解析成一些把復合體完全摹狀了的命題。”即一個復雜的表達式的真值取決于組成它的表達式的真值，即命題就是基本命題的真值涵項，這樣，維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語言的運作方式。維特根斯坦的這一思想源于羅素和弗雷格的啟發，羅素和弗雷格兩人都認為命題才是最基本的意義單位，主張將命題形式化，即用數學中的函數表示命題。維特根斯坦對這一思想的運用是水到渠成的。維特根斯坦認為，“命題是原初命題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題是命題的真值函目”。換句話說，“一切命題都是對原初命題做真值運算的結果”。“命題就是從一切原初命題的總和(自然也從其確是一切原初命題的總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從某種意義可以說，一切命題都是原初命題的總括。”

命題與世界的圖象論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圖象的元素與事物之間具有對應關系;二是圖象與事實之間具有相同的邏輯形式。由此，在維特根斯坦看來，“圖象是實在的一幅模型”，“圖象是一事實”，“圖象所表現者即是其意義”。

正是因為命題具有相同的結構，才使得我們可以將其形式化，并且可以進行變項替換。那么，圖象如何與世界相聯系?在維特根斯坦早期哲學中，這種關系由名稱—客體的關系來決定，但是名稱如何與客體相聯系?與其說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是對前期哲學的反叛，不如說是進一步的深入，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中，名稱與客體的關系被受一定規則支配的人類活動所確定。在完成這個思想轉變之后，維特根斯坦不需要圖象論了，取而代之的是語言這種被規則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論語義學是將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題分析，他的研究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命題的構成和命題的真假，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確定命題的真假。第二個是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討論的一個主要問題，其前期哲學為解決辛提卡的第一個問題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題是由概念構成的，而博弈語義學中的概念則直接對應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維特根斯坦的存在是與事實相對應的存在，是以現實世界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維特根斯坦的客體。在辛提卡看來，很多情況下，人們的語言交流所涉及的客體多是描述的客體，這些描述的客體有些能轉換為親知客體，有些不能，如“結構為H3O的水”，但是人們在日常的交流中又會涉及這些概念，自然在定義域D中也就應該包含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體是對維特根斯坦客體的擴展。辛提卡的客體分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兩類，即在現實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顯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語義學層面上的，而是語用學層面上的語義，這在博弈論語義學的操作性中得以體現。在辛提卡的博弈論語義學中，定義域D中的個體必須能與可能世界中的對象一一對應，脫離了這種對應關系，我們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說何物，更不用說判定言說語句的真假。正如DanaScott所指出的那樣，語義確定一個實現不是必需的，它應該為證實一個實現是正確的提供標準。

在確定了命題的構成之后，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命題真假的標準是什么。辛提卡認為，命題是有意義的，命題的意義就是命題的真假值。博弈論語義學的處理方法是找到一個體用概念的名稱代入量詞所約束的變元，即參與人“我”在定義域D中找到相關的個體以證實語句，而參與人“自然”則企圖找到范例來證偽語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關的個體呢?或者說，怎樣才知道代入個體后的語句為真?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擴展了維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礎上明確了命題的構成問題，相應的，辛提卡的命題范圍較之維特根斯坦就寬泛的很多。辛提卡將博弈論語義學稱為“尋找并找到的”邏輯，尋找并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一個適當個體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來的圖象與現實世界相符合。這不僅直觀，而且符合人們的日常交流。可見，在確定命題真假的標準上，辛提卡與維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圖象論的符合標準。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確指出，“博弈語義學不排斥圖示的(同形的)關系理論，圖示的(同形的)關系理論在原子句和現實之間建立了聯系。”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要確定命題的真值，只要將命題與圖象做個比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話說就是，“名稱-客體關系曾經被建立，僅僅需要一件事，這件事就是將原子句和現實相比較。”

辛提卡指出:“維特根斯坦的圖像理論和邏輯語義學之間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圍相似性之一，就是在兩個理論中，語言的基本元素和現實的特定方面之間的代表關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進一步的分析。”羅素指出，事實是意指那種使一個命題真或假的事物。而一個命題的本質就在于:它可以兩種方式，即以人們所謂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對應于一個事實。最基本的事實是原子事實，與原子事實相對應的是原子命題，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種性質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種關系。原子命題的真假取決于它是否與原子事實相符合。在原子命題的基礎上，借助邏輯聯結詞就構成了分子命題。分子命題的真假取決于組成它的原子命題的真假，是原子命題的真值函項。在分子命題的基礎上，借助邏輯量詞可以構成更高一級的概括命題。其真假最終也取決于原子命題的真假。維特根斯坦繼承了這一思想，認為任何復雜命題經過分析都可以還原為最基本的原子命題。辛提卡由此得出結論:“一個指示性句子的表達在通常的本質上不是這些語言博弈的一個回合，在這些語言博弈中，給出了幾個構成成分的詞語，并且因此給出了整個句子的內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論語義學中，我們根據可能世界理論可以確定定義域D，根據維特根斯坦的圖象論可以處理命題，并且將命題的具體處理方法轉化為真值函項的求解，那么，接下來要考慮的是，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為真值函項求解，并且這個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論。

二“語言游戲說”與語義博弈

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中的所謂“語言游戲”，實際上是把游戲當成是運用語言的比喻，即強調語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將把由語言和行動(指與語言交織在一起的那些行動)所組成的整體叫做‘語言游戲’”。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詞的意義在于使用，運用語言是一種活動，我們使用的語詞在不同的場合會有不同的意義，必須根據具體的使用環境才能確定語詞的意義，試圖通過孤立的邏輯分析來揭示語詞的意義，結果只能誤入歧途。維特根斯坦對語言的這種處理方法，實質上是從具體的語境動態地觀察語詞的用法，我們不能孤立地去問“什么是意義”這一類的問題，而應該說“什么是意義的解釋”。弄清一個語詞代表什么之前，必須首先掌握包括這個語詞在內的那種語言游戲，一個詞語的意義也就是它在語言游戲中的實際用法。維特根斯坦對于語言及其意義問題的思考，得益于一場足球比賽的啟發，同時，相較于足球比賽，語言游戲也存在規則，在維特根斯坦看來，遵守規則是語言游戲的靈魂，也是一切人類行為的必要條件。維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討論規范和遵守規則。“遵守規則，做報告，下命令，下棋都是習慣(習俗，制度)。

“遵循規則類似于服從命令。人們是被訓練這樣做的;人們是以特定的方式對命令做出反應的。人類共同的行為方式乃是我們據以解釋陌生語言的參考系。”可見，規則和遵循規則是人們在實踐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行為準則和行為模式。這種語言游戲所遵循的規則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邏輯必然性?“維特根斯坦最終在他的認識論斗爭中失敗了”。

其實只要留意維特根斯坦前期哲學，我們不難發現維特根斯坦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的缺陷，維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邏輯常量’不代表任何東西。事實的邏輯不可能為任何東西所代表。”“沒有‘邏輯的對象’、‘邏輯常量’(照弗雷格與羅素的意義)，于此便顯然可見。”雖然維特根斯坦不承認邏輯常項的存在，但是認為客體具有邏輯形式，這種形式使得客體能夠聚攏。

辛提卡認為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受到博弈論的影響。“游戲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馮·諾意曼(vonNeumann)和約翰·納什(JohnNash)那些數學家構建一個詳細的游戲的一般理論的結構，那個理論旨在幫助科學家與哲學家理解有趣的問題的范圍。它們甚至包括了真理與意義的問題(以及其他的語言—世界關系)以供討論，維特根斯坦從中提出了他的語言游戲觀念。”

與維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確立了命題和世界的圖示關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這種關系是如何建立的，“處于這些描述關系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來，單純的圖像論已經不能解釋這個問題了，圖像論的任務是描述關系，那么對關系的關系的刻畫，則需要另一個理論。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為解釋語言與現實結合所需要的思想，維特根斯坦經常包含更多的語言博弈思想。“為了理解(一個給定的一階邏輯語句)F，我們顯然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記憶空間，事實上，我們對一階語句的理解必須建立在對語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較之上，而不是(潛在的)F的圖像本質。”“有時語言博弈能夠明顯的被發現用于提供詞語和它所刻畫之間的關聯”。

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許我們用圖像論處理語句理解的時候已經不足道了，但更為恰當。辛提卡認為自己受到“維特根斯坦有關思想的啟發，強調受規則支配的人類活動，亦即尋求和發現語言游戲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維特根斯坦走得遠得多，因為后者的思想是輪廓性的且不系統。”“在我沒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該如何行動時，我怎么可能在實踐中采取一個策略?”

這里有幾種選擇。也許有人會像在非確定性證據系統內所做的那樣提出某種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議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遞歸中。這種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維特根斯坦對語言游戲中實際可游戲性的思考。辛提卡堅持認為語言目標導向語言本質，這可以幫助我們重新認識處于維特根斯坦形式化時期的游戲概念的意義。當時，維特根斯坦使用“游戲”來指稱目標導向的活動，諸如證實或者證偽的活動。辛提卡延用了這一思想，他說:維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強調的是一種活動，是一種構成一個詞的自然環境并使該語詞從中獲得其意義的活動。

第3篇：哲學思想論文范文

Abstract:Theanalyticphilosophyistheanalyticmethodtothelanguageandlogic,theepistemologybytheanalyticmethod,andtheontologyoftheepistemology.Astheepistemology,itboundedtheborderoflanguagewithlogicfortheword,astheontologyitcanceledphilosophyinlanguageandlogic,butdiscoveredtheappearanceprocessasthesignificanceofinsignificance.Infact,thatallarethecapabilityproblembasedontherepresentationoflanguageandlogictothephilosophicalthought.Theanalyticphilosophyitselfisathinkingactionoftheanalytics,whichanalyzesthesecomplexandprofoundrelationsintherepresentationofthelanguageandlogic.Buttheessentialrelationsbetweenthelanguage,logicandthoughtareyetoccultinanalyticphilosophy.

分析哲學起源于對語言的研究特別是對語言的邏輯研究之中，因此分析一詞，首先只是表明人們感興趣的只是分析的結果，即首先表明它被看作是語言表達形式的組成部分以及它們的組成方式，但分析哲學的內容和性質卻遠超過對語言和邏輯形式分析的結果，它不僅是揭示了語言和邏輯形式反映世界的結構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語言和邏輯形式反映世界的結構的方式最終是以對哲學思想的表達而實現的，所以對邏輯和語言的分析自身實質上是一個超越的思維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分析哲學被當作一種哲學活動，即哲學思想的方法和過程，因而被分析哲學家們稱之為“治療術”，即對語言和邏輯表達哲學思想的混亂不清的情況的清理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分析哲學成為基于語言和邏輯表達的認識論，而且它以獨特的方式表達了分析哲學的存在論觀點。

二十世紀對語言的研究有兩個相反的方同，一方面走向更加純粹、抽象，如數理邏輯，另一方面則走向日常和具體，但這兩個方面都要有自己的哲學化困境，一方面，邏輯與形式語言具有同語反復的性質，它不能表達哲學問題，另一方面，日常語言能表達哲學思想，但它充滿了混亂，分析哲學的任務實質上是這兩個方向的綜合，把日常語言中的哲學問題以純粹的方式表達出來，傳統哲學中因語言誤解而糾纏不清的命題可以用語言分析清除掉，但它達到的結果卻是出人意料的。

分析哲學不等同于邏輯學，邏輯是思維的形式，分析哲學不直接研究思維形式，也不通過對邏輯形式的研究來研究思維自身；它也不同于語言的語義、語法學，語義和語法研究語言的表達方法，而分析哲學是以表達哲學思想的語言自身的形式為對象，但實質上探討語言表達哲學思想的可能性，而不僅僅是從日常的語言中清理出這種表達哲學思想的語言的純粹形式，因此它表面上不理會一般哲學研究中的存在和認識論等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已經化解在這種語言的形式和它們的關系之中，他們的任務只是發現和糾正以語言形式表達的哲學思想的錯誤，因此所有的哲學問題成為語言問題，但是分析哲學并沒有從他們的研究中得到對哲學問題的解答，相反，他們認為用語言表達哲學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實際上他們的結論是語言沒有表達哲學問題的能力，在分析哲學的意義上最終將導致的結論是：哲學的最終問題是無法用哲學語言來表達的。

但是這并不是問題最后的結果，分析哲學的意義是潛在的，首先，在人類的哲學史中它是第一次直接通過語言對思想的表達的可能性分析而指向了人類自身的一個本質——思想自身，他們至少揭示了了一個事實；語言可以呈現哲學思想過程，但人們應當對此保持在語言表達上的沉默，這是西方哲學最大的自覺，它意味著在科學的或實證的意義上它接觸到了自己的非先驗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分析哲學將為具有自身動力性和統一性中國思想打開中西哲學匯合之門。

“分析哲學”幾乎與“語言哲學”相同地使用，但語言哲學強調語言表達的世界的結構問題，而分析哲學，在它的最深刻的意義上，是語言對存在論問題表達的可能性，因此更具有認識論的意義，或者說它是關于認識自身的認識論，而且在它的最終方向上，以顯現的方式表達了它的存在論。

對表達的分析

雖然人類還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表達意義，如手勢，圖像等等，但毫無疑問，語言是最精確、方便的表達方式，這主要源于二個特點：第一，語言具有標準性的語法形式，即具有表達的社會性；第二，語言具有自身本質上的邏輯性，即它自身是表達的。當然還有第三點，語言是思維的形式，這是與表達的本質有關的更進一層的性質問題。

一般語言陳述的基本形式就是主詞和謂詞，主詞提出對象，謂詞進行陳說，但人們總是在雙重方式上運用語言，第一是以語言的方式表達意義，這是運用語言的主要目的；第二是運用語言自身的語法形式，即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語法形式說出或寫出句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成是語言表達自身。因此一個句子在日常使用時如果被認為是正確的就應當同時滿足這兩個要求，但實際上日常語言往往是在這兩重意義上混亂地運用，因此表現為語言的使用與使用的環境有關，為了能純粹地進行表達，人們就首先應當從心理、歷史環境中清理出正確的語言形式，弗芮格和羅素就是在對語言表達進行理想化努力的方向上展開了一個新的領域，也帶來更多的意想不到的問題。

把語言的兩種表達區分開來就是把語言對意義的表與表達的形式分離開來。即把對意義的表達與對自身的表達與區分開來。實際上，這種區分由來已久，這就是從語言中抽象出邏輯型式。對邏輯的研究幾乎和對哲學的研究是同時開始的，而且正是西方傳統哲學的奠基人亞理士多德建立了傳統的邏輯系統，并以思維的形式的研究作為邏輯學的本質。傳統邏輯以日常語言作為對本身研究的工具，因此傳統邏輯學是以自然語言作為表達工具所組成的邏輯型式與邏輯關系為研究對象，比如命題與復合命題，命題的關系與推理等等。

邏輯研究一開始就是在表達型式所表達的內容和表達型式作為表達的工具自身這雙重意義上進行的，比如一個作為研究對象的命題既表達了它的內容，又表達了自己的形式，這種情況幾乎和語言的表達一樣。為了表達的純粹化，把語言符號抽象為純粹符號，這就是數理邏輯的方法，即以純粹符號作為表達工具。所謂純粹符號是只表達型式自身的符號，依靠這種符號，邏輯型式可以直接表達型式自身。

在弗芮格研究的基礎上，羅素首先以對命題和命題函項的區分成功地分離了命題和命題的型式，并且可以用純粹邏輯符號表達出來[1]。命題可以表達內容，命題函項則只表達型式，命題函項即是普通命題的邏輯型式，命題函項包含了未定成份(邏輯變元)，當把這些未定成份賦予一定的命題值時，它就成為普通命題，用數理邏輯的語言說，一個命題函項是其值為命題的函項。比如，“羅素是一個哲學家”，作為普通語言，它既表達了內容，又表達了邏輯型式“某某是怎樣的”，后者就是一個邏輯函項，在一定的邏輯符號系統中可以用純粹符號表達為邏輯命題，如“p^q”等等。

邏輯分析方深入一層下去，由命題分析進入謂詞分析，羅素的摹狀詞理論把命題中的摹狀詞從作為名稱的名詞中區分開來[2]。所謂摹狀詞就是具有屬性描述意義的詞組，比如“‘數學原則’的作者”就是一個摹狀詞，它只表達一個屬性事實，它與具有指稱的名詞不同，并不存在它所指稱的人物或事物對象。羅素稱摹狀詞是“不完全符號”，因為它單獨出現時即不指稱一個對象，也不能作為一個命題成立，如“‘數學原則’的作者”作為一個摹狀詞，并不指稱羅素，它只表達著作與作者的屬性關系，因此不具有單獨的陳述意義，它只有在一個適當的陳術中才使這個陳述成為完整的，比如“羅素是”數學原則“的作者”才是一個完整的陳述。日常語言中，作為具有指稱的名詞如“羅素”與摹狀詞“‘數學原則’的作者”常常不加分別，人們用“‘數學原則’的作者”和“羅素”相互代用，但是這種不加分別的混用就帶來了混亂和悖論。在日常語言中，“羅素是‘數學原則’的作者”這個陳述如上所述具有兩重表達，第一是它表達了它的意義，第二是它表達了自己，即它的語法結構和邏輯形式。這樣“羅素是‘數學原則’的作者”與“羅素是羅素”或“‘數學原則’的作者是‘數學原則’的作者”在日常語言中含混相同，但在分析意義上是不同的，前者包含了意義表達，因意義而真，后者則單獨陳示自己的語法結構和邏輯形式，是一個同語反復的恒真的命題形式，它是“因形式而真”（羅素語）。這樣摹狀詞理論就使邏輯形式可以從日常語言中清理出來。羅素的摹狀詞理論被譽為分析的典范，這并不僅僅是指這種分析的結果，即不是指這個分析從名詞中區分了出了摹狀詞，而是指摹狀詞理論表現了典范的分析活動，這才是分析方法的自身的呈現。

分析的表達與不可表達

真正在內心深處困擾著分析學家的是，邏輯型式雖然是從日常語言中抽象而來，但它的普遍性保證似乎不能由這種抽象過程得到，而是由這種型式自身所保證的，前者是從經驗中的抽象，而后者是自身分析的，正是在后者的純粹型式上，表現了它的普遍適用性，西方哲學傳統中的幽靈是無法驅散的,分析哲學并不是像分析哲學家所宣稱的那樣能真正地超越傳統哲學問題，只是真正的傳統哲學問題深藏不露而已。在分析意義上，邏輯真理是命題真值函項結構性的表達，似乎是自明的，如它是不是由抽象過程產生的，這種真理性從何而來？這最終將使語言和邏輯研究進入到認識論，成為真正的哲學。

羅素的邏輯分析基于語言形式的邏輯關系，它從語言中抽象出純粹的邏輯關系——邏輯型式，即從語言對意義的表達分離出對邏輯型式的表達，邏輯分析的研究對象就是作為形式關系的邏輯常項即命題函項，這樣語言作為對語言意義的表達和邏輯型式對邏輯關系的表達而得以區分開來；而維特根什坦的“邏輯哲學論”把邏輯常項也抽象掉了，即把邏輯型式對邏輯的表達與對自己的表達區分開來，因此他最后得到的就只是分析下的絕對純粹型式，實際上它只是分析活動自自身的影子，成為維特根什坦所說的哲學活動自身。因此分析哲學在更進一層的意義上，已不是停留在被分析的語言與邏輯作為型式自身表達的結果，而是在分析下所顯現的語言與邏輯的層次的表達關系，而且正是由于這種分析過程，分析自身的方法和過程得到顯現，這種顯現不是別的，正是分析的思想活動自身，因此分析哲學的分析本質是對透過語言和邏輯表達而表現的人的哲學思想活動。在這種意義下，邏輯連接詞既不表達邏輯對象，也不表達邏輯函項，所以它們即不表達意義，也不表達自己的形式，而只是在分析中顯現分析自己。這樣的推廣是具有終極哲學意義的，在這樣的推廣下，命題既不表達真值，也不表達復合關系，它們都只是分析意義上的顯現。但是分析哲學并沒有直接做出這樣的明顯結論，他們的結果只是：由于邏輯命題即不是對抽象對象之間關系的描述，也不是對宇宙中最普遍事實的描述，因此邏輯命題是無意義的，也就是什么都沒有說，只是重要的胡說。

在邏輯分析的意義上，邏輯命題是對自身的表達，因此無論是名詞或者是摹狀詞的使用，它們與邏輯形式無涉，并不妨礙邏輯形式的自身表達，甚至意義上不正確的表達，如“‘數學原則’的作者仍然在世”雖然在事實上是不真實的，但在邏輯形式上并沒有錯。當然在分析的情況下，這兩種陳述的區別是清楚的，但在日常情況下，包括一般哲學思維中，人們并不能時時自覺到這一點，甚至無法區分這兩種情況，比如“存在”是在作為摹狀詞被使用，或作為具有指稱意義的名詞被使用就是無法區分的，只有對這種情況的覺察人們才會碰到了分析意義的哲學問題，但正如以上所述，分析哲學以無意義為據，不是解答哲學問題，而是取消了哲學問題。

但是，這并沒有取消哲學，維特根什坦仍然深刻地察覺到，表達的無意義自身是一種顯現。盡管一切邏輯命題都在同語反復，重言式卻顯現了證明，每個重言式都是證明的形式過程。維特根什坦的結論就是語言與邏輯表達在哲學問題上是無意義的，但它以“顯現”的方式顯現了它不能表達的東西——在終極推廣的意義上，它們是分析意義上的“自在之物”——“不可說”的“神秘的東西”。

分析哲學取消了企圖用語言方法表達的哲學，在認識論上語言就是認識的界限，因此語言就是世界的全體，語言不能通過自己表達自己界限之外的東西，更正確地說，哲學意義上的語言表達是無意義的，這實質上就是關于認識的表達可能性，這是真正的認識論問題。雖然表達最終即不能表達意義，也不能表達自己，但仍然顯現了不能表達的東西，這就是“無意義”的意義。維特根什坦的研究在“顯現”上中止了自己前進的腳步，他只是以格言的形式指出了它，并沒有進一步研究它，因為它已超出了他的視野，當然他仍然以他的哲學活動顯現了它，這也就是他的哲學，因此他并沒有真正地取消哲學，在分析的認識論上：“對不可說的東西，必須沉默”——這也是一種哲學，它以分析的認識論表達了對世界和存在的看法，因而也就表達了分析哲學的存在論，因此分析哲學在雙重意義上都是特殊的，作為分析方法的認識論和作為分析的認識論的存在論。

表達、分析與思想

以往的哲學主要都是研究客觀、主觀和它們的關系，哲學研究不斷深入和拓展，從存在論到認識論，從認識論到方法，人類就像一個磨鏡人，在不斷清晰起來的鏡子中看到自己不斷清晰的自身，也看到了更多重的迷霧。當人們滿懷躊躇地對人對于世界的認識和可能性，人的認識的形式、方法，包括知識的本質，以及認識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識，等等展開討論的時候，總是發現一次又一次回到起點。比如就分析哲學而言，為了表達真理而探尋語言自身的確定性和純粹性，分析哲學努力地擺脫日常語言的模糊性，感覺和心理因素而走向表達的純粹形式化，但當他們認為成功在即時卻發現不存在可以用理想語言表達的形而上學真理，因此一切哲學問題都因分析而被取消了。分析哲學認為"存在"問題只是一個語言問題，但是如果"存在"是一個謂詞，那么關于存在的命題就什么都沒說；但如果“存在”不是一個謂詞，它就只能是一個有所指稱的名詞，這樣分析哲學就又回到了它的起點——日常語言。

分析哲學自己研究對象的狹窄，表面上矛盾的論說性陳述和大量的反駁的意見表明，分析哲學遺忘了什么，遮蓋了什么。實際上，語言的表達，在日常活動中不僅是在語法、意義、和邏輯形式的層面是展開，它而且是在思想中進行，就是說，一方面語言以精確的方式表達了思想內容，同時思想以語言表達的方式進行思維活動——語言是思維的形式，分析哲學實際上是對以哲學思想的語言表達、表達關系、表達可能性為對象，因此它不是關注一般的語言表達，而是指認識論意義上的表達，即語言作為哲學思想的方法或工具，它的可能性問題，因此分析一詞就不僅僅是對邏輯和語言分析，而是在此基礎之上，對它們的表達關系和可能性的研究活動。在認識論的意義上，分析不僅是研究的方法，而且是分析自身在分析活動意義上的研究活動，這正是分析哲學家們強調的分析哲學的根本性質，這時分析哲學一詞不僅具有相當于康德哲學中批判一詞的意義，而且是自身的“哲學活動”，即哲學思想和哲學思維過程。因此分析哲學可以簡捷地說：哲學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哲學活動，而哲學活動就是哲學思維，只是我們應該加上非常必要的限制條件：在語言和邏輯表達的分析意義上。

語言的本質之一是它的社會性，不同主體通過共同規則使彼此交流成為可能，這種共同的規則就是語言的“游戲規則”，“游戲規則”中的規則一詞不過是“邏輯型式”一詞在日常語言中的代稱。但“游戲規則”的“游戲”一詞則揭示了日常語言的另一個本質——語言的過程性，正是這一本質體現了語言與思想的同一性。維特根什坦后期的哲學研究強調了語言行為，反對語言的意義與使用的分離，其實這正是在強調了基于語言表達的思想的過程即思維活動。

羅素的類型論和摹狀詞理論把語言的邏輯結構即語言的表達形式與語言對意義表達的功能區分開來，但他沒能把語言的語法過程、邏輯過程與思維活動相互纏繞、滲透的表達與表現的復雜關系精細地區分開來，也沒有把語言行為與思想過程分離出來。比如在類型論中，可以用加引號和多重引號的方法表達不同的類型層次，比如羅素、“羅素”、“‘羅素’”等等，但是只有在思想中人們才能建立這種理解，并找到表達這種類型區別的方法。之所以在日常語言中存在許多混亂，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完全于表達，而在于理解，在于思維。對意義的表達和對形式自身的表達在表達中是無法區分的，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理解，只有經過思維自己的訓練后才能被無誤地運用，因此理解像“無意義”的自身表達即“無意義”的意義之類的問題，要在能自如地運用哲學思想的基礎上才能把握。

我們可舉一個“邏輯哲學論”中一個稍有典型性的例子：型式概念（邏輯哲學論4.126）[3]。型式概念對應于固有概念，類似于命題型式，因此也應當可以稱之為概念型式，在分析的意義上，一個概念在表達它的意義的情況下不能表達作為概念型式自己，所以“問一個型式概念是否存在是無意義的問題，因為沒有命題能回答這種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它只能顯現作為型式概念的自己，但是，人們仍然能夠思維和理解型式概念，否則，一切討論就不可能了，這才是哲學上的終極的無意義。

顯現與無意義的意義

前面的討論已經表明，借助于分析方法，雖然從語言到邏輯，從邏輯到分析自身，層次地分離了意義的表達與自身的表達，但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問題被推向事情的反面——一切對精確、純粹表達的最終追求都被分析的認識論取消了。但是分析的自身就是顯現，那就是被分析哲學所遺忘，也被自己所遮蔽的哲學思想活動自身，這正像諺語所說，騎在牛背上尋牛，因此，雖然維特根什坦說了：“思想是有意義的命題。”（“邏輯哲學論”4.）“哲學的目的是對思想的邏輯闡明”（“邏輯哲學論”4.112），但他并沒有深入到語言、分析與思想之間的本質關系之中去，只是輕描淡寫了它們：“日常語言，是人類機體的一部份，其復雜性并不低于機體。”“人類不可能直接從日常語言中得知語言的邏輯，語言遮飾思想。”在這個即將跨入的最重要哲學問題前，他止住了腳步。但是維特根什坦仍然以顯現表達無意義，借此可以擺脫分析哲學自身的悖論：一方面，分析用于語言和邏輯，這相當于分析的“意義”；另一方面，分析的自身，或者可以說分析精神，只能作為方法在對語言或邏輯的分析中顯現，這相當于對自己的表達，所以分析哲學自身也是雙重意義的，這樣維特根什坦的“邏輯哲學論”即是對于分析方法的使用，也同時又顯示這個分析自身，因此他不能回避來自身的詰難：“邏輯哲學論”是無意義的，但他可以回答：它顯示了自己。

另一方面，雖然維特根什坦提出了顯現和無意義這樣非常重要的哲學問題，但他并沒有發掘到它們在存在論上的意義，只是以預言的方式說出了“邏輯哲學論”的格言：“誠然有不可言傳的東西。它們顯示自己，此即神秘的東西。”人們認為分析哲學取消了世界觀等傳統的哲學問題，這只是由于分析哲學未能把對分析的分析繼續深入下去，主要只是停留在語言哲學階段。但是維特根什坦卻深刻地理解語言表達哲學思想的可能性問題：“歷來對于哲學所寫的大多數命題，并非謬妄，乃是無意義。”所謂謬妄，是說表達的錯誤，而無意義是指無法表達的。維特根什坦基于這種理解，以對語言和邏輯的分析替代了哲學，而不是取消了哲學：“哲學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活動。”“哲學應該把那些沒有哲學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給以明確的界限。”羅素，卡爾納普等人都表達了同樣的意見，把哲學的唯一任務看成就是邏輯分析，正是以這個理由，他們才被以一種哲學思潮被歸屬到分析哲學的范圍內。分析哲學所說取消了哲學并不是取消了作為認識論的和存在論的哲學，而只是取消了對終級問題的語言表達，他們認為分析哲學是一種治療術，這種說法的真正用意是表明分析哲學的目的不是分析的結果，它是一種沒有治療結果的治療活動本身，因此這正是表明他們只是在進行哲學活動，即積極的哲學思維。因此分析哲學就是哲學思想的活動方式，它的對象雖然是語言和邏輯，但它的結果不是被分析到的語言和邏輯結構，而是語言和邏輯在被分析過程中出現的表達關系，而且這種表達關系是在分析中層次遞進的，也正是在這一層層的遞進分析中，它們分析顯現為分析意義的哲學活動。然而，語言表達和邏輯表達、表達與哲學思想，特別是分析作為哲學思想的活動，這之間復雜、深刻、本質性的關系仍然深藏不露，分析哲學只是冰山的一角。維特根什坦的后期哲學研究在非表達的意義上觸及到了無意義問題，比如他曾舉例如顏色樣品、巴黎標準米等，問它們什么是紅色或一米的長度這樣的問題同樣地也是無意義的，或許他企圖建立一種行為主義的意義理論，但仍未深入下去，他的后繼者如牛津哲學家在這種意義理論方向上發展了它；而劍橋哲學家則繼續在分析的方向上走下去，在承認語言是混亂的基礎上，企圖進一步弄清語言為什么是混亂的這個方向上做了一定的努力，引起了大量的討論，但所有這些工作都未在一種全面、系統的意義上達到傳統哲學的深度和廣度，因此也就未能在傳統哲學的意義上集聚起來，沒有能夠形成為一個公認的學派，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一般認為，分析哲學的成果不是很大，它的結論是有限的，但這只是一種近視，分析哲學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發現了語言與邏輯的不可表達問題，并把它導向了認識論和存在論，因而揭開全部哲學的新的一頁，雖然它沒能最終在語言、邏輯與思想之間發掘出它們之間的深刻隱藏著的本質關系，但至少它以自身的哲學思想活動顯現了它，這將引導哲學分析最終走向思想的源頭，在這個意義上，分析哲學將是中國思想的一個再生之地。

1.羅素數理哲學導論商務印書館1982p146

第4篇：哲學思想論文范文

或許是由于表述方式，或許是語焉不詳、神秘難解，康德關于道德價值的論述，歷來議論紛紜，誤解甚多。人們似乎認為，康德在這里表達了這樣的立場：如果行為者在實施一行為時帶著“愛好”，那么，該行為就不可能有道德價值;相反，似乎只有如席勒所說“試著去厭惡它們(愛好)”并“帶著反感去做義務命令你的事情”，行為才是有道德價值的。然而，康德真正堅持這種明顯地違背我們日常道德觀念和道德直覺的觀點嗎?他未曾明確指出的出于義務的行為與有道德價值的行為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為了使一行為具有道德價值，該行為應如何構成?康德有道德價值的行為的論述其意圖到底是什么?

解決上面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回到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基礎》的語境中，去了解康德實際說了什么，他意圖說些什么，還需要基于同情的理解，細致探討康德道德價值論述的完整意蘊。

一

如康德在其知識論，尤其是《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先天綜合判斷”，意在解決知識如何能普遍必然為真的問題，在其道德哲學中，康德也著意于如何能普遍必然地為道德的。康德對后一個問題的解決，是分兩個層次的分析來完成的：首先，在日常的道德知識的層次，從常識心理學的角度，分析行為在不同情境下，因行為者的何種心理狀態才具有道德價值，以確定使行為普遍必然地具有道德價值的內容是什么;其次，在道德形而上學的層次，通過對作為實踐的先天綜合命題的定言命令的分析，說明意志的自律的性狀，即一方面自給法則，一方面服從道德律，使得行為普遍必然地道德。

由于本文重在考察行為的道德價值，故而文章只涉及康德關于此一問題的常識層次。

在這里，首先要問的問題是，在何種意義上說“普遍必然地是道德的”。對此，康德區分了自然哲學和道德哲學中的“普遍必然”的情況。于前者，普遍必然是指“萬物據以發生”的規律所具有的性質，在此意味著其在統計學上對規律涉及的所有個體均必然有效。這是一種對“普遍必然”的常識的理解;于后者，普遍必然是指“萬物應該據以發生”的規律所具有的性質，康德在此指出，“然而，仍要考慮那些使它不能發生的條件”，這即意味著我們在道德哲學中來思考“普遍必然性”的時候，不能從常識的角度來理解，而必須按照康德此處的立場來理解。

從前述內容看，在康德的道德哲學中，“普遍必然”的事情是萬物應該據以發生但卻未必會發生的事情。據此，可以說此處的“普遍必然”不是從統計學意義上說的，而是從邏輯的意義上說的，它意味著只要一個人擁有健全的理性(或理智)，哪怕沒有高深的智慧而只有普通的理性，就能理解它，就會承認其有效性。例如，不要許下無法兌現的諾言，就是這樣的例子。在這里，也許人們經常許下無法兌現的諾言，而“大眾的觀點”也許認為“許下無法兌現的諾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只要我們理智健全，并能夠利用它來反思我們的行為，我們就會發現，把“許下無法兌現的諾言”普遍開去將會是自相矛盾的，它將會導致諾言的不可能。康德對此總結說，無需高深的智慧，只需普通人類理性就足以發現這一點。

從而，康德在這里強調了道德視野中“普通理性”與“大眾觀點”的區別。雖然兩者都無需高深的智慧，但其區別也很明顯：普通理性的發現帶有普遍必然的性質，卻未必能得到大眾的接受;大眾的觀點能得到眾人的接受卻未必是普遍必然地有效的。

因此，康德從日常的道德知識出發，發現“行為普遍必然地道德”的含義，不是依據“大眾的觀點”，而是“普通的人類理性”。然而，在康德看來，什么樣的行為是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為呢?質言之，什么樣的行為是無條件善的呢?

二

在康德看來，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為是這樣的：只要我“這樣去做”，我的行為就一定會具有道德的內涵或意義，而無論這樣做能否帶來符合我預期的后果，或大眾是否贊同。質言之，它是無條件善的行為。然而，這種無條件善的“這樣去做”具體該當如何理解呢?

康德首先指出，它是由“善良意志”規定(determine)的行為。康德說：“在這個世界上，甚至在這個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之外，不可能設想有其他什么東西是無條件善的。”由它規定或激發的行為，必然是道德的行為。

不過，康德并未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而是轉而討論善良意志之無條件善的根源：這根源不在于它所實現的結果，而只在于它的“意愿”，質言之，即與之相伴隨的“善良的”人格或指導它的是正確的基本原則。因為，即使善良意志由于運氣不佳或遭遇后娘般苛待的自然，而未能實現其意圖，最后僅剩下善良意志本身，這意志也有其價值。因而，善良意志的有用性，或所實現的目的，僅僅提供了人們在日常交往中更方便地理解它的背景，或吸引那尚不老練的人們注意它，而不能向行家推薦它或決定它的價值。當然，善良意志的“無條件善”不在于它的有用性或所能實現的意圖，這并不意味著善良意志就不能有任何的意圖，而只是說決定善良意志之所以善的，不是其他的——例如源自愛好的——目的或意圖，而是善良意志自身的目的，或由實踐理性設定的目的或意圖。

然則，由實踐理性所設定的目的或意圖又是什么呢?在此，康德并沒有明確地指出來。不過，他此后接著探討“盡管處于某些主觀的限制和障礙之下、卻包含著善良意志概念”的“義務概念”，我們可以設想，實踐理性設定的目的或意圖就是義務。從而，普遍必然地道德的行為，就是由善良意志規定的行為，就是受實踐理性所設定的目的或意圖規定的行為，質言之，就是由義務規定的行為。

問題是，什么樣的行為可以算作是“義務規定的行為”呢?

康德通過行為與義務、愛好的不同關系，探討了在“什么情形之下行為由義務來規定”的問題。盡管康德在后文中表達了“出于義務就是由義務規定”的態度，但是，對“出于義務”的探討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通過分析行為的違背義務或合乎義務、無直接愛好或有直接愛好的不同情形，康德展示了它們與“道德價值”的關聯。具體而言，這兩大類分四種情況，與道德價值各有不同的關聯：

(1)對于被認為是“違背義務”的情形，康德認為可以把它排除，因為盡管它對這個或那個意圖是有用的，但在其中(由于它本身就與義務相沖突，而)不會發生行為是否“出于義務”的問題。

(2)對于“合乎義務”的行為，康德又根據其與愛好的關系，分為“合乎義務但行為者并無直接愛好的”和“合乎義務且行為者有直接愛好的”兩種。

①對于合乎義務而行為者對之無直接愛好的情形。由于行為者同時受其他的(例如追尋自我利益的)愛好所驅動，因而也很容易看出它并非出于義務來做此事。康德在此以“童叟無欺”的商人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商人誠信買賣是合乎義務的，且他對誠信買賣一事無直接愛好，促使他如此行為的是其他的動機(incentives)——自我利益，因而我們很容易看出他并非出于義務來誠信經商。而且，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行為之合乎義務受制于外在的環境和條件，因此，自我利益的動機導致的行為沒有道德價值。

②對于合乎義務且行為者對之有直接愛好的行為。康德認為，此種情形下，因其同時合乎義務和帶有直接愛好，很難看出行為者是否出于義務而行動。例如，保全自己性命、在能力范圍之內行善、確保自己的幸福以及愛我們的鄰居等行為，盡管它們都是合乎義務的，但是，由于一個人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對之有直接的愛好，我們很難確定他到底是受義務規定還是受愛好規定，因而很難確定這些行為是否是“出于義務的”。質言之，由于這些行為的動機都來自行為者內在的心理的因素，因而，它不像那沒有直接愛好、純粹由外在的“利益”來促動的情形，很難辨別到底是義務，還是愛好規定了行為，亦即，由于這兩個動機都對行為者產生了促動的作用，故而到底誰主誰從、誰是動因誰是一般的動機，很難辨明。

③對于合乎義務且行為者對之曾有直接愛好但卻違背自己的直接愛好的行為。引文有所改動這是顯見的“出于義務”的行為。正是由于辨別合乎義務且有直接愛好的行為是否出于義務的極度困難，康德才過激地在《道德形而上學基礎》中說出下面這些話——“正是在這個時候，再沒有什么愛好來刺激他，他卻自己從這要命的麻木中解脫出來，沒有任何愛好而僅僅只是出于義務采取了這一行動，這時他的行動才首次有了價值”、“不是出于愛好、而是出于義務來增進他的幸福，并且正是這樣，他的行為才首次有了真正的道德價值”，展示出行為出于義務的顯而易見的情形。

康德這種過分強烈的表達，在某種意義上是造成席勒及后來很多人誤解的原因：這些表達似乎給人這樣的印象——必須違背直接的愛好，才是出于義務而行動，它是行為具有道德價值的必要條件，從而只要行為帶有任何一點直接的愛好，它就不是出于義務，而哪怕它合乎義務，它也沒有道德價值。

于是，問題便是：是否只有當人們完全排除掉愛好之后，行為才由義務來規定、才具有道德價值?當一個行為出于義務時，它能否同時出于愛好?質言之，一個同時出于義務和愛好的行為，有無可能?它意味著行為能否同時把義務和愛好作為其“規定根據”(determiningground)，而與“合義務行為的多重規定”相區別，后者指的是合義務行為“出于義務動機做出”、“而這時行為者還具有對該行為的非道德關切”的情況。

同時，也產生了‘出于愛好的行為缺乏道德價值的根據何在”的問題。對此，芭芭拉·赫爾曼是這樣來回答這一問題的：“它被描述為僅僅是‘幸運地’碰上了某種對的事情;它所觸發的行為準則被說成是缺乏道德內容。”對于后者則有如此解釋：行為者缺乏對其行為的道德正當性的恰當關切。因而，“要一個動機是一個道德的動機，它就必須提供行為者對他行為的道德正當性有一種關切”。但是，這一問題的解決，同樣只是回答了“一個行為要具有道德價值必須具備什么”的問題，尚留下“是什么使得一行為有資格成為有道德價值的行為”的問題。

三

從表面上看，康德前述過分強烈的言論似乎支持“只有完全排除掉愛好，行為才由義務規定、才具有道德價值”。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透過字面意思，嚴肅地而不是隨意地理解康德所欲表達的真實意涵，就會發現，康德過分強烈的表達，其意圖實際上是為了讓人們能更好地理解“在何種情形下行為出于義務”，為了凸顯“義務”作為道德行為的主觀規定根據的排他性。這種排他性強調的首先是一般所認為的“只有出于義務的行為才具有道德價值”的觀點，這也是康德前述引文的表層意思;其次，這種排他性也意味著行為具有道德價值的決定性因素是義務，而不是也沒有其他的原因。它并不表示出于義務的行動不能伴隨著愛好、不能產生人們期望的結果，而只是認為，愛好、人們期望的結果等，作為有道德價值的行為的“副產品”，盡管可能對行為的產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并不構成行為的規定根據。綜合起來，這種“排他性”意味著“僅僅出于義務，行為具有道德價值”或“一個行動要有道德價值，當它是出于義務動機而做出的”“的觀點，即“出于義務而行動”是行為具有道德價值的充分且必要條件。因而，我們很難說，要使一個行為具有道德價值，就必須完全排除愛好，甚至必須“帶著反感”去做，而是只要一個人在實施一個義務所要求的行為時，他對其行為的道德正當性有著關切，且正是由這種關切才實施了這一行為，該行為就是有道德價值的行為。

為什么說“義務作為道德行為的主觀的規定根據”具有排他性?根據康德道德行為的規定根據，指的是決定一個行為普遍必然地有道德價值的原因，它可以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加以考察：從客觀上說，只是“道德法則”;主觀方面，則只能是行為者的“自律”。當然，在“普通理性的道德知識”這里，康德并沒有探討道德行為客觀的規定根據;而對于“主觀的規定根據”的探討，則顯得較為復雜。康德提供了可能成為行為的“主觀規定根據”的因素，包括好處或利益、人們期待出現的結果、愛好、對幸福的追求，以及“義務”等。從對人們日常行為的觀察可知，好處、期待的結果、愛好、幸福等可以和“義務”一起，在主觀上促使一個合義務的行動產生。由此產生了“合義務行為的多重規定”的問題。理查德-亨森(RichardHenson)為解決此問題，提出了“戰斗一嘉獎”和“合格報告”兩種模式來解決這個問題：認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基礎》中的道德價值的觀念并不很重要，它只是提供了一些例子，說明道德價值就好像對一個戰勝了巨大困難(比如成功抵制了強有力的偏離義務的欲望的誘惑)的人的贊賞，亦即道德價值僅僅是對戰斗勝利的嘉獎。康德對道德價值觀念的重要論述，出現在《道德形而上學》中。在那里，康德提出了一個“友好的”道德價值觀念：“一個合義務的行動要有道德價值，‘只要對義務的尊重是在場的，并且有這一點就已足夠[產生合義務的行動]，即使(如碰巧發生的那樣)其他動機也是在場的，而它們自己也許就已經足以產生合義務的行動’。”赫爾曼指出了亨森的觀點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意見：“當一個行為具有道德價值時，非道德的動機(incentives)可以是在場的，但是它們不可以是行為者在行動時的動因(motives)。如果行為者的行動是出于義務的動因，他的行動就是因為他把這個行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這一事實看作是選擇的根據”。不僅如此，赫爾曼還根據康德對行為的分類，強調了“義務所要求的行為”這一限制條件，對一個行為有道德價值的必要性。‘并參考該者洼’赫爾曼對于亨森的修正，強調了非道德的因素如利益、愛好、幸福等，可以作為動機，但不能作為動因，即不能作為道德行為的主觀規定根據，而能成為動因的就只有“義務”或“這個行為是道德上所要求的”這一事實。需要指出的是，赫爾曼并未否定亨森把“義務”的動因當作道德價值的充分條件的觀點，而只是從動機與動因的區分中，突出了“義務”與其他因素相比，在決定一個行動的道德性時的決定性意義，它排斥了諸如利益好處、愛好、期待的結果和幸福等感性因素作為道德行為的主觀規定根據的可能性，而只承認“出于義務動因”作為唯一決定一個(義務所要求的)行為是普遍必然的道德行為的根據。

在此，我們還應該再思考一個問題，即一個行為同時出于義務和出于愛好，它究竟有無道德價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要以“一個行為同時出于義務和出于愛好是否可能”為前提。這個問題即是說，一個行為能否同時以義務和愛好為動因。這是否意味著一個出于義務的行為伴隨有愛好，就可以斷言該行為既是出于義務又同時出于愛好?顯然不能這樣認為。因為“出于……而行動”表達的是促使一個行動產生的規定性根據、決定性的原因。也許，大眾的觀點能接受“義務”和“愛好”共同為有道德價值行為的主觀規定根據。但是，在康德看來，“出于義務而行動”、把義務和善良意志當作行為準則，從而敬重法則，把“所有的質料原則都拋開了”。質言之，在康德看來，義務作為行為的“動因”，具有排他性，它排斥了其他任何質料原則作為行動的動因，但卻未排斥諸多質料原則作為行動的動機。甚至可以斷言，任何作為動因的實踐原則都是排他的，但也同時容納其他的原則作為動機。從而，對于康德來說，“一個行為同時出于義務和愛好”是不可能的，而問這樣的行為有無道德價值，本身就提錯了問題。

四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在普通道德理性知識中，康德對一個行為如何普遍必然地有道德價值的探討，結穴于“出于義務的動因做義務要求的行動”這一點。他雖未明言、卻隱含了“出于義務的動因”是一個義務要求的行為普遍必然地有道德價值的唯一充分的原因。當然，出于義務的動因，即意味著是善良意志規定的。從而，我們可以這樣說，一個僅僅由善良意志規定的、僅僅出于義務的動因而做出的義務要求的行為，即是普遍必然地有道德價值的行為。

第5篇：哲學思想論文范文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家庭“冷暴力”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重點問題。家庭暴力到家庭“冷暴力”，這并不是一種偶然，而是社會歷史發展的體現。現在不只是知識分子家庭出現這個問題，在普通家庭也逐漸頻繁地出現。家庭“冷暴力”跟著社會發展步伐家庭經濟條件不斷提高。因此，在家庭成員之間必然更加注重精神生活質量。因此我希望可以從家庭“冷暴力”對子女的影響出發，針對家庭中存在的對子女的“冷暴力”現象進行哲學思考，提出預防的對策和建議。首先，存在認知偏差。家庭“冷暴力”是一種界限范圍不明顯的暴力形式，很多人在觀念上還停留在過去，認為只有拳打腳踢才算是暴力。這種錯誤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冷暴力”的判斷，受害者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被冷漠對待，遭受謾罵。認識上的錯誤、自我保護意識弱，冷暴力的報道和評述也甚少，對其危害性和嚴重性的宣傳力度也不夠，又由于組成家庭的夫妻雙方來自不同的生活環境，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也存在著差異，因此在處理家庭矛盾時會按自己的想法采取不同的方式。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使得這種無聲的暴力形式未能引起社會的足夠重視。其次，思想保守，缺乏交流。在對待子女時，家長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通常會以專制教育來對待子女，長時間下來會使孩子對父母產生恐懼感，這種懼怕感可能會造成他們性格孤僻，不會與外界交流，更不敢與父母進行過多的溝通。這種教育方式拉開了親子之間的距離，冷漠的家庭氣氛也慢慢地“凍結”了彼此的內心。因此，長期生活在壓抑氣氛中的孩子感受不到來自家庭的溫暖，自然就成了家庭“冷暴力”的受害者。最后，法律缺失。發生在子女身上的“冷暴力”的行為通常發生在私人空間中，跡象不明顯且不易被人察覺，司法很難介入，加上孩子的法律觀念淡薄，受害時不懂得及時尋求法律幫助，使得關于保護子女免受家庭“冷暴力”的法律一直缺失滯后。盡管現在婚姻法對家庭暴力的定義包括了肉體上和精神上兩類，然而在刑法中對精神上的這種“冷暴力”并沒有相應的處理措施，且已有的關于冷暴力的法律也局限在了夫妻婚姻內，這些法律方面的漏洞，促使了家庭“冷暴力”對子女造成不良影響的現象不斷上升。

二、家庭“冷暴力”對子女的影響

家庭“冷暴力”通常女性受害者普遍高于男性。但是我們不應該忽視家庭中的另一重要角色，就是家庭中的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如果家庭中“冷暴力”頻發，精神上的壓抑加上心理上的扭曲，對子女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冷暴力”的危害最為嚴重，如果再將其施加到身心未發育成熟的子女身上，對他們的未來將會有很大影響。

（一）對子女身心健康有影響

在發生“冷暴力”的家庭中，孩子長期處于壓抑的家庭氛圍中，即使暴力不是針對孩子，也會使他們受到冷落，感受不到家庭帶來的溫暖，長期的抑郁還可能導致他們自虐自殘，自然很難健康成長。壓力過重，患焦慮癥、抑郁癥、強迫癥等心理疾病的孩子越來越多，甚至產生暴力傾向，嚴重影響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心理健康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意義重大，健康的心理可以提供精神上的動力，為奠定積極向上的思想打下良好基礎。如果因為家庭“冷暴力”對子女良好心理的構建形成阻礙，那么這種不良的家庭影響同樣會對子女今后的生活形成心理障礙。

（二）對子女學業和事業的影響

父母向來重視孩子的成績，當孩子成績較差時，帶有失望情緒的父母便會不認可孩子，甚至全盤否定他們。在家中受到“冷暴力”侵害的孩子，恐懼感會長期圍繞著他們，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受到了傷害，嚴重者甚至導致了內心的陰影。所以，在學習的過程中，無法集中注意力。課堂上分心走神，課后必然影響課業的完成，成績一落千丈、自暴自棄。接受教育是每個孩子的權利，當一項權利被剝奪時，必然會帶來反抗的情緒，這種情緒對于當事人自己是不利的，也是不公平的。對成年子女來說，他們雖然心智相對成熟，但是具有一定的判斷力，對于父母所表現出來的不利于家庭和諧的行為，子女看在眼里念在心理。這樣在工作中就會注意力不集中，導致效率降低，甚至因為一些重大的失誤而斷送前程。

（三）對子女社會化的影響

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孩子在幼年階段形成的自我個性，會影響到他們將來的事業、家庭和社會交往等各方面的領域。可見，如果幼年時期形成了不良性格便會延續到他的成年，擾亂他的成年生活。在家庭“冷暴力”環境中成長的孩子會不愿意參加集體活動，不會有積極的一面，與朋友交流時也會出現問題。涌入社會后很難處理人際關系，適應社會也會非常難。在對待自己的家庭生活時，少年時“冷暴力”帶來的傷害帶到成年家庭生活中去，使得他們在處理自己家庭問題時也可能出現障礙，不擅于解決家庭糾紛、化解矛盾，直接影響了自己的生活質量，導致家庭難以維持下去。

三、預防家庭“冷暴力”影響子女的方法論思考

家庭對子女的影響是終生的。家庭氣氛是一個家庭的主旋律，對家庭成員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影響他們不同性格的發展和人格的養成，而且子子孫孫相互延續。家庭“冷暴力”對子女的負面影響也會伴隨到他們的成年，甚至影響自己對下一代的教育。因此，預防家庭“冷暴力”對子女的影響是勢在必行的，是需要家庭和社會共同努力的。

（一）需要優化子女成長環境，加強親子間的溝通交流環境對子女的發展起重要的作用。在社會生活中，孩子所處的環境主要有家庭環境和學校環境。夫妻和睦對孩子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感受到來自父母的愛和家庭的溫暖，從父母身上知道溝通、尊重和贊美的重要性，自然會效仿父母的行為。父母的言行對于子女行為習慣的養成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在和諧家庭氛圍中成長的孩子，有了父母的榜樣行為在前，自然要比缺少愛的孩子成長得幸福健康。家長要多與子女溝通交流、尊重彼此，不以自己的意志去控制孩子，反復而有效的溝通自然會增進彼此的感情，消除“代溝”。父母要主動找孩子溝通，活躍家庭氣氛。在溝通過程中，要遵循民主、平等的原則，相互理解尊重，孩子都希望父母可以理解并尊重自己，缺少父母的鼓勵支持會讓孩子有挫敗感。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最渴望得到來自父母的關注，家長如果想使自己的教育得到好的回報，就應該多關注子女的情感需求，協調家庭內部關系，去掉家長作風，反對命令主義，采取民主管理的方式，讓孩子可以在輕松地環境中成長，沒有精神上的壓力。

（二）建立相關援助機構，加大宣傳力度以社區為中心，聯合婦聯、醫院、居委會等有關機構和社會組織成立咨詢中心，建立反對家庭“冷暴力”的應急機制和救助機制，派專業人士利用專業知識為受害者在尋求幫助時提供心理、法律上的援助。還可以開通相關的咨詢熱線，幫助家庭解決問題。由于目前我國還處于防止家庭“冷暴力”的初級階段，因此可以首先采取試點方式，因地制宜地開設一些免費的防治家庭“冷暴力”的援助機構，有的放矢，再吸取經驗教訓進行大范圍的機構建設。另外，在機構的設立過程中，專業人員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專業性、技能型的優勢，幫助進行相關的咨詢和援助。借助媒體力量進行宣傳，網絡時代信息可以到達任何一個角落，紙質媒介網絡媒體通過自己強有力的平臺幫助很多人認識到家庭“冷暴力”給子女帶來的不良后果，以達成社會共識，提高公眾自我保護意識。要借助輿論的力量，給施暴者強大的壓力。還可以以社區為中心，開展各種各樣的家庭活動，宣傳“冷暴力”的危害，讓孩子的監護人意識到自己肩上的責任和義務。

（三）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條例，完善司法體系“冷暴力”由于不能在身體上表現出痕跡、缺乏明顯可見的證據，因此法律缺乏足夠的證據來認定“施暴者”的罪行，這也是目前法律關于家庭“冷暴力”的盲點。這些還未完善的法律使很多人鉆了“空子”，造成“冷暴力”現象的蔓延。因此，以法律的強制性和權威性來管制社會成員的“冷暴力”行為，明晰對造成家庭“冷暴力”的社會成員的法律條例，使其在實際案件的處理中有法可依。這有助于強化受害者自我保護意識，也能以有效的法治來懲罰施暴者，進而提高民眾的法律意識，樹立以法律來保護的家庭環境。家庭“冷暴力”是發生在家庭內部的比較私密的事情，形式多樣化，加上“冷暴力”沒有傷情可以用來鑒定受害程度，因此一直沒有一部具體完整的法律來界定、預防并治理家庭“冷暴力”，所以完善相關法律十分必要，完善司法體系才能使受害人及時得到保護。目前，我國哈爾濱市已經率先出臺了地方立法，將家庭“冷暴力”納入了立法規劃，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創舉。用法律的強制性來維護未成年人的權益，確保他們在健康的社會環境中成長，是完善法律體系的重要目標之一。

四、結語

第6篇：哲學思想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泰納；藝術哲學；文學思想

在文學批評的領域里。法國批評家希波里特·泰納(nipplm AdolpheTable，1828—1893)以其大名鼎鼎的文學演變受制于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的理論而聞名于世。他的理論對后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且不說l9世紀后期的許多批評家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這一理論，就是在當今我國的很多文學讀物和教科書里，依然可見泰納那種社會學文學理論的影子。雖然泰納的這種從外部進行文學研究的理論的弊端早已為西方的學者所批判，但是它畢竟是社會學文學理論的先聲，因此時至今日仍不乏其追隨者。作為一位博學多識的學者，泰納在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等方面均有造詣，僅就文學批評的領域而言，除了“種族、時代、環境三要素”理論。泰納關于文學問題的討論還有很多，其中很多不常被人論及。這些論述散見于他的《拉封丹及其寓言》(E．，m／SUAr腳deLaFonm／ne1854)、《英國文學史》(H／sto／rede／af婦盤鵬ang／a／se，l一4vol1864一l869)、《藝術哲學》(P^del’art1865—1869)等有關文學批評的著作里。其中，《藝術哲學》一書雖不是專論文學的理論著作，但是它將文學置于“藝術”的總體范圍之下，并從這個角度對文學進行了分析和研究。這樣的一些討論，對于說明泰納的文學思想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僅就《藝術哲學》一書，談談較為顯著的幾個問題。

一、文學藝術耍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

泰納抓住了藝術要表現事物的普遍性這個問題，對藝術的本質進行了討論。既然是一部“藝術哲學”，必然要從藝術的總體概念出發，去探討藝術的特點和規律，進而去說明各個藝術形式。泰納從對藝術作品的定義這一角度去考察藝術的本質，并對藝術形式做了分類。他認為，一切“藝術品的目的都在于表現某個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個重要的觀念，比實際事物表現得更清楚、更完全；為了做到這一點，藝術品必須是由許多相互聯系的部分組成的一個總體，而部分之間的關系是經過有計劃的改變的。在詩歌、雕塑、繪畫、建筑、音樂這五大藝術形式中，泰納將前三者界定為“模仿的”藝術，因為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總體”與實物相符；后兩者界定為非模仿的藝術，他們表現的是“各個部分”間的數學關系。泰納強調“模仿的”藝術，并非照搬現實，而是要抓住最能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的因素，對這些因素進行模仿。他認為一切上乘的藝術品都不拘囿于現實，因為現實不能充分表現特征，必須由藝術家來補足。相反，藝術家如果缺少這種善于抓住事物主要特征的天賦，也就與臨摹的工匠毫無二致了。因此對現實進行一定的夸張和歪曲，以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在藝術作品，特別是優秀的藝術作品中是十分必要的。泰納這里所談的“詩歌”即文學，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雖然關于文學究竟是“模仿的藝術”還是“表現的藝術”是一個復雜的話題，不能簡單而論，但是泰納提出模仿并非照搬現實，至少肯定了文學作品中那些不同于現實生活的因素。當然，泰納所舉的文學方面的例子都緊緊圍繞他的“藝術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這一論點，并沒有深入到文學的虛構性問題，可是這種討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為說明“文學真實”與“生活真實”的不同奠定了基礎。而反對藝術創作單純地摹仿自然，要求藝術抓住事物的普遍性，這也正是黑格爾美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從歷史角度看待文學問題

在《藝術哲學》中，關于藝術以及文學諸問題的討論始終是放在歷史的具體角度進行分析和考察的。泰納深受黑格爾思想的影響，而其中“最重要的影響(認識論問題另當別論)體現于……泰納的歷史觀念，這樣一種歷史的眼光和角度與他的“時代”這一術語相類似，也正是其歷史觀念的體現。簡單地講，這種歷史眼光就是：認為文學作品產生于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文學批評也由于經歷了歷史的積淀才得以確定和趨于合理，因此只有將具體的文學作品及其相關批評，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去考察，才能對文學問題得出比較科學、公允的結論。正是對泰納關于藝術作品的產生、評判以及作用等方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他文學觀上所反映的歷史意識。

藝術品的產生受到當時社會歷史因素的影響，這是泰納在《藝術哲學》中著重論述的一個問題。而文學作為藝術的一個分支，自然也是如此。泰納花費了大量的精力、筆力去說明意大利畫派和尼德蘭畫派，古希臘雕塑等藝術形式是如何在他們那獨特的“氣候”下產生的。這“氣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歷史環境。

從分析繪畫藝術的產生人手，泰納總結了藝術的產生規律，繼而將這一規律推廣到各個藝術形式中去。因此對藝術的產生問題的討論，同時就包括了對文學作品如何產生的認識。泰納認為，藝術品的產生及其作用都與歷史的具體形勢密切相關。泰納說：“藝術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uJ他認為，首先有一個“總體形勢”，其次是總體形勢產生的特殊傾向于特殊才能；然后這些才能與傾向造就一個中心人物；最后，聲音、形式、色彩或語言這些藝術材料，把中心人物變成形象，或對中心人物的傾向與才能進行肯定。

關于“總體形勢”，泰納描述為：在古希臘是好戰與畜養奴隸的自由城邦；在中世紀是蠻族的入侵，政治上的壓迫，封建主的劫掠，狂熱的基督教信仰；在l7世紀是宮廷生活；在l9世紀是工業發達，學術昌明的民主制度……而“特殊傾向”和“特殊才能”則表現為愛好體育或耽予夢想，粗暴或溫和，戰爭的本能，說話的口才，追求享受等錯綜復雜的傾向，具體來說：在希臘是肉體的完美與機能的平衡，不曾受到太多的腦力活動或太多的體力活動擾亂；在中世紀是幻想過于活躍，漫無節制，感覺像女性一般敏銳；在17世紀是專講上流人士的禮法和貴族社會的尊嚴；到近代是一發不可收拾的野心和欲望不得滿足的苦悶。

所謂的中心人物，就是表現了“特殊才能”或“特殊傾向”的典型人物：這個人物在希臘是血統優良、擅長各種運動的青年；在中世紀是出神人定的僧侶和多情的騎士；在l7世紀是修養完美的侍臣；在我們的時代是不知厭足和憂郁成性的浮士德和維特。按照泰納給藝術的分類，藝術作品或是表現中心人物或是訴之于中心人物。而文學和雕塑藝術一樣，被他劃分為模仿的藝術，它們表現中心人物。他認為，古代雕像中的《梅萊阿格爾》和《尼奧勃及其子女》和拉辛悲劇中的阿伽門農和阿喀琉斯一樣，都是表現中心人物的。同樣，文學和繪畫、雕塑等藝術形式一樣，其產生受特定歷史條件影響。因為從泰納對予“總體形勢”、“特殊傾向”和“才能”，以及“中心人物”這些術語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時代精神”和“周圍風俗”無非都是特定的歷史環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們所代表的含義也不同。而按照他的推論，正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才產生了表現不同的典型形象的文學作品。

從藝術品的產生來看，文學作品的出現受到了歷史環境、特定社會風貌的影響，同樣，從藝術批評的角度來看，關于文學作品的合理評價也是一個歷史積淀的過程，而文學批評也應回到歷史中去，參考特定的歷史背景，從而對文學作品作出一個合理的理解和評判。泰納在談到如何形成對藝術品的公允判斷時談到：先是與藝術家同時的人聯合起來予以評價，這個意見就很有分量，因為有多少不同的氣質、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思想感情共同參與；每個人在趣味方面的缺陷由別人的不同趣味加以補足；許多成見在互相沖突之下獲得平衡；這種連續而相互的補充逐漸使最后的意見更接近事實。然后，開始另一個時代，帶來新的思想感情；之后再來一個時代；每個時代都把懸案重新審查；每個時代都根據各自的觀點審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徹底的修正，倘若加以證實，便是有力的證實。等到作品經過一個又一個的法庭麗得到同樣的評語，等到散處在幾百年中的裁判都下了同樣的判決，那么這個判決大概是可靠的了；因為不高明的作品不可能使許多大相懸殊的意見歸于一致。也就是說，在歷史積累中形成的價值判斷是一個趨于真理的結論，正如我們“今日每個人都承認，有些詩人如但丁與莎士比亞，有些作曲家如莫扎爾德與貝多芬，在他們的藝術中占著最高的位置。”這樣的一個結論正是在數百年來眾多意見和判斷的不斷修正、不斷積累中所產生的。因而也是一個比較公正的結論。那么當代的批評家又如何去考察判斷一件藝術品呢，泰納認為，藝術品產生于歷史環境之下，因此批評家對待歷史的第一件工作是為受他判斷的人設身處地，深入到他們的本能與習慣中去，使自己和他們有同樣的感情，同樣的思想，體會他們的心境，又細致又具體地設想他們的環境；凡是加在他們天生的性格之上，決定他們的行動，指導他們生活的形勢與印象，都應當加以考察。這樣一件工作使我們和藝術家觀點相同之后能更好地了解他們；又因為這工作是用許多分析做成的，所以和一切科學活動一樣可以復按，可以進行改進。根據這個方法，我們才能贊成或不贊成某個藝術家，才能在同一件作品中指責某一部分和稱贊另一部分，規定各種價值，指出進步或偏向，認出哪是昌盛、哪是衰落。

雖然這種歷史主義的口吻有滑向相對主義的危險，但是畢竟道出了批評工作的_丌一分真意。正如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所說的：“實際上，我們是從自己認識中的一個部分建立一個更高標準出發去批評自己認識的另一部分”。從當代的批評視角出發，回到歷史中去體察作品的原生態，繼而在一個動態的價值尺度中綜合考察和重新認識作品本身，這正是泰納在19世紀對批評工作所作的概括，也是與韋勒克等人所倡導的“透視主義”(pempcctMsm)相類似的地方。

不僅文學的產生和文學批評受制于歷史環境，泰納認為，文學的作用也體現在對于時代精神與風俗的反映上。而對于歷史時期的主要特征表現得越充分、越生動、越深刻，作品所占的地位就越高，泰納將這樣的作品稱為“歷史的摘要”。他認為，文學作品，特別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可以補足歷史研究的文獻缺漏，可以提供各個時代的思想感情、重大事件和民族特性。，雖然我們不能同意將文學作品當成歷史研究中的文獻資料，但是，承認偉大的文學作品是世紀的掠影，它更具代表性地體現了歷史進程中的民族性和時代性，認為通過閱讀文學作品可以感受歷史環境，則是不無道理的見解。既然越是偉大的文學越是表現事物的本質特征，而這種本質特征無疑是歷史性地存在的，因此藝術所表現的真理也必然是歷史的真理。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泰納的歷史主義眼光的確滲透在文學研究的每個基本層面，無論是文學的產生、評價，還是對于其作用概括和價值的判斷，雖然其中有些觀點未免極端，但從總體上看還是有很多合理成分的，這些觀點也的確道出了文學的特點，為我們更好地研究文學本身提供了借鑒和參考。

三、價值強調對歷史相對主義的克服

正如我們上文所說的，泰納的歷史主義貫穿于《藝術哲學》，也滲透在他的文學觀念之中。然而歷史主義很容易導致徹底的相對主義，但是在《藝術哲學》中，泰納卻避免了相對主義的錯誤。他并沒有過分注重作品的歷史價值而忽視其藝術價值，相反，他致力于對文學價值判斷標準進行界定，強調即便是同一時期的相同題材的作品，由于藝術家運用了不同的手法，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從而使藝術品分出高低等級。他將衡量藝術價值的標準規定為，對于“顯著特征”的表現，以及對特征的效果集中程度的表達。“顯著特征”分為“重要的特征”和“有益的特征”。“重要特征”主要指更接近事物本質的特征，泰納認為，文學價值的每一等級都相當于精神生活的等級，別的方面都相等的話，作品的精彩程度則取決于它所表現的特征的重要程度。而人類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個民族、種族的主要特征。“有益的特征”則與人的道德等級相關，泰納認為，文學價值的每一等級都相當于道德價值的等級。因此，作品所表現的道德等級越高則其藝術成就越大。但是泰納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往往將作品中人物的道德等級等同于作品的道德等級，這種邏輯上的謬誤不僅在例證上損害了他理論的合理性，更成為其理論的一大硬傷。當然，作品具有顯著特征也并不一定就會成為偉大的作品，還要看如何去表現這些特征，這就涉及到效果的集中程度的問題。要達到作品效果的集中，泰納認為要做到三個方面：在塑造人物性格時要表現他的“精神地層”，也就是人物性格的典型與集中；構思情節要與人物的性格相符，要能夠表現人物；最后，作品的風格要與人物性格以及情節相配合，做到人物、情節、風格的統一。雖然泰納的論述并不算深入，所持觀點也并不新穎，但是卻體現了他對藝術的自身規律及其價值的認識，這在一定程度_IzEJI~Y他理論上單一的歷史標準，避免了相對主義的弊端。

四、文學藝術研究中的“科學”方法

第7篇：哲學思想論文范文

論文關鍵詞：趙貞吉詩文，整理，版本，論文

 

一、趙貞吉詩文的整理

（一）、子弟與門人對趙貞吉詩文的整理

最早對趙貞吉詩文進行系統整理的是趙貞吉之子鼎柱、景柱與門人龔懋賢、鄧林材等。他們在趙貞吉逝世八年以后，終于綴遺稿為詩抄、文抄、講章凡二十三卷，名《趙文肅公全集》，于萬歷十二年刻，有高啟愚序、陳文燭序、姜寶序、許孚遠序、王藩臣跋、詹爾選跋、肖如松跋、陳謹策序。出版了《趙文肅公全集》。先有蜀刻本，閔刻本《趙文肅公文集》，后有南京、內江翻刻本《趙文肅公全集》。

（二）、內江市政協趙貞吉研究小組的整理

20世紀八十年代初，四川省古籍整理領導小組將《趙文肅公全集》列入重點整理書目。內江市政協趙貞吉研究小組先后編印了《趙貞吉研究初集》和《趙貞吉研究資料集》。

（三）、官長馳編撰《趙貞吉詩文集注》

內江師范學院官長馳先生，積十余年辛勞對趙貞吉詩文進行整理，1999年由巴蜀書社出版了《趙貞吉詩文集注》，列入建國五十周年《四川出版界推薦重點書目》。這對于研究趙貞吉其人及明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學史均有重要學術價值。

《趙貞吉詩文集》原名《趙文肅公全集》，凡二十三卷。《趙貞吉詩文集注》是趙貞吉詩文結集問世四百對年來，對趙貞吉的第個注釋本。填補了我國古籍整理的空白。

這為后世學者研究趙貞吉與明代社會、政治、歷史、哲學、文學等文獻資料方面提供了極大便利。做了開創性努力。為深入整理、研究和利用趙貞吉詩文中的寶貴文化遺產奠定了基礎。

官長馳1998年撰寫《趙貞吉詩文集注》后記說明[1]：

本書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讀者，故箋注力求簡明扼要人文歷史論文，習見的熟語典故或略而不注，或僅簡單提示。箋注者對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處，為免詞費，大多為予注明。

（四）、《內江風物詠叢》輯錄箋注趙貞吉吟詠內江風物詩賦四十七篇

（五）、箋注研究論文

1、羅寧、武麗霞的論文《趙貞吉詩文集注》勘補《趙貞吉詩文集注》初閱前六卷之詩詞及7卷九至卷十四講章部分，獲益良多，贊嘆之余，偶見其失漏之處。

2、陳世英論文《趙貞吉詩文集注》點校商議 從《趙文肅公文集》的版本和流傳情況，對官長馳先生的《趙貞吉詩文集注》的訛誤脫漏之處一一進行正誤補脫。本部分還對較完整的二十三卷本《趙文肅公文集》未收錄的和官長馳的《趙貞吉詩文集注》漏輯的趙貞吉的作品進行輯佚。

3、鄧國軍博士論文《(趙貞吉詩文集注>點校注釋商兌》對《趙貞吉詩文集注》中的部分點校、注釋、系年之誤漏作出舉正。

二、趙貞吉生平研究

主要是針對《明史?趙貞吉傳》作了校正和補充，并將其為官情況制成《仕途履歷表》。

《年譜》；《內江縣志》卷十一收錄（鄧林材撰《趙文肅公先生年譜序》）按趙大洲自著《趙文肅年譜》，鄧石陽萬歷六年戊寅（公元1578年）為該譜作序。在此基礎上，曾孔恕、黃世杰編《趙貞吉年譜》，是趙貞吉生平研究重要資料。

三、趙貞吉的政治思想品格和軍事思想研究

陳世英論趙貞吉的政治品格

趙貞吉的政治思想豐富，無論是在用人，還是在守業方面；無論是在處理君臣關系，還是在治民方面，他都有自己的一番見解。

趙貞吉的政治品格是兩方面的，既有正直敢言的優點，也有“好剛使氣”、“動與物迕”的缺陷，這也是其政治主張難以實現的重要原因。

以趙貞吉在“庚戌之變”時的主戰和“隆慶和議”時的主和來說明其軍事思想的靈活性。同時介紹了趙貞吉重視防務、主張恢復明初分府分兵的舊制和重視賞罰分明在軍事中的作用等軍事思想。

四、趙貞吉的學術思想研究。

韓國學者李慶龍《趙大洲二教參究和經世思想》，論文認為：趙大洲等泰州學派的學者們，起初學習王陽明良知教，最后轉出于儒教；趙大洲之子趙臺鼎承繼家學參究佛道二教修煉，對“本體即工夫”有獨到的解釋；趙大洲對陽明學作出自己的解釋，特別是對“良知”在儒家學術上所起的作用作出極高的評價，他有出世經世、體用一源的與從前儒家不同的特點。

陳若愚教授的論文，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趙貞吉的思想與貢獻

指出：本文以《趙貞吉詩文集注》本所收266篇文章為評述對象,對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學者、文學家趙貞吉的學術思想、政治建樹、道德境界、文章成就進行了系統的評述。

陳世英論趙貞吉的學術思想

論述趙貞吉的學術思想存在一個淵源辨別的問題，黃宗羲將之歸入泰州學派，本文主張不在其學派歸屬問題上爭執不休人文歷史論文，而從整體上對其學術思想作一梳理。本部分主要介紹了趙貞吉的“出世入世說”、對“心學”的發揮、禪學觀、儒佛道一家等學術思想，并介紹了其學術思想的變遷與博采眾長的特色。

梁明玉的論文《論趙貞吉的人才觀》探討了趙貞吉的管理、教育思想。

五、趙貞吉的文學、禪學成就研究。

明清人對趙貞吉的詩文的評語，并對趙貞吉的詩文選材和詩文特色予以分析。其選材有反映為國為民的詩文，有反映自身經歷的詩文，有送別贈別詩，有應和之詩，有游歷詩，有祝壽詩等。其詩文特色主要是多宗教用語、善用典故、文辭氣勢雄偉和以古論今，闡發道理。

釋智常、鐵波羅論文《趙貞吉的資中情結和他的寓教于禪》、

孟光全《趙貞吉筆下的明代內江佛寺》從地方文化建設的角度對趙貞吉的作品進行了研究。、

曾明教授交了論文《略談趙貞吉詩的用典》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趙貞吉詩歌的藝術特色。

曾良教授論文：《佛學對趙貞吉詩歌的影》闡述了趙貞吉信禪的主觀愿望是溝通儒佛之辨,使出世為入世服務,但客觀上佛學對其人生態度和生活情趣等產生了復雜影響,使詩歌增強了表現力,形成了迷茫幽境的意境,增添了藝術情趣。

張文進、段庸生提交的論文《論趙貞吉的詩風》從比較的角度對趙貞吉的詩歌藝術特色進行了探索。

王發國教授論文《趙貞吉(雜詠六首>官注漫議》對官長馳先生的《趙貞吉詩文集注》中的部分詩歌的注釋提出商榷。

六、內江師范學院召開紀念趙貞吉誕辰5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鄧國軍博士撰寫紀念趙貞吉誕辰5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除以上例出相關文章外，研究員錢明提交了論文《王學在新安地區的遭遇與挫折——以王守仁與汪循關系為例》，為趙貞吉哲學思想研究提供了可資利用的哲學文化背景資源。

吳震教授提供了荒木見悟著、廖肇亨譯《趙大洲的思想》，把日本學者研究趙貞吉的特殊視角展現在與會者面前。

本次研討會除了論文豐富多彩外，熱烈的討論也是一大亮點。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黃卓越認為：李贄是弘揚趙貞吉思想的功臣，趙貞吉有三大貢獻：政治功績、哲學思想、詩文成就。鄒作圣先生認為趙貞吉的疏奏價值極高，并對趙氏“性命為根、經世為用、文章為枝葉、人世為根本”進行了闡釋。

內江市佛教協會會長釋智海認為趙貞吉的最大成就是“王學”，并聯系高校培養人才的實際對趙貞吉的人格魅力進行了分析。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吳震教授、西南交通大學羅寧博士、四川大學周斌教授、內江師范學院鄧國軍博士等人對部分文獻展開了非常激烈的論爭。

此次研討會對促進明代哲學思想的研究、宣傳四川文化名人、推進四川文化建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七、趙貞吉詩文整理研究的現實意義

在趙貞吉留下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明代社會、政治、經濟的深刻剖析和革故鼎新的主張；他是一位哲學家，“左派王學”的代表人物，對人生、物我、性命之學沒每有沉思妙悟；他還是與楊升庵、任少海、熊南沙，并稱“蜀中四大詩文家”之一。

趙貞吉是位著名的愛國主義者、銳意改革的政治家，教育家；王陽明、王艮學派傳人。趙貞吉最能代表內江文化人的精神與氣骨。

通過對趙貞吉詩文進行系統整理研究，對發掘地方歷史文化資源，批判地吸取傳統文化的精華，古為今用，增強地方歷史文化底蘊；發揚其崇高的愛國精神，宣揚其對敵斗爭非凡的膽識，配合歷史知識及愛國主義教育，對當前的社會的改革開放人文歷史論文，建設文化內江，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趙貞吉詩文博大精深，而且不少是文言文，官長馳撰寫《趙貞吉詩文集注》是趙貞吉詩文結集問世四百對年來，對趙貞吉的第一個注釋本。填補了古籍整理的空白。這為后世學者研究趙貞吉與明代社會、政治、歷史、哲學、文學等文獻資料方面提供了極大便利。

但“該書主要面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讀者，故箋注力求簡明扼要，習見的熟語典故或略而不注，或僅簡單提示。箋注者對某些不了解的人名、地名、典故、出處，為免詞費，大多未予注明。[1]”一般的讀者讀起來還有障礙，要使其通俗易懂，還需要做大量的箋注。

所以對趙貞吉詩文進行系統整理研究方興未艾，需要同仁和有志者，繼續努力。

參考文獻：

[1]官長馳趙貞吉詩文集注[M] 成都： 巴蜀書社 1999

[2]趙貞吉趙文肅公文集[M] 四庫全書存目從書影印本 濟南：奇魯書社 1997

[3]內江政協文史委內江文史資料選輯第21輯[M] 內新出內（2005）002號

[4]洪若內江風物詠叢[M] 內新出內（2006）008號

第8篇：哲學思想論文范文

本文運用文獻資料、邏輯分析與訪談法等研究方法，分析了我國武術所蘊含的哲學思想，探究了武術文化的重要作用，進而研究了武術哲學思想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價值所在。

關鍵詞:

武術;哲學思想;和諧社會建設;價值

武術不僅僅是我國民族得以傳承和發展的一項體育健身項目，同時還是一種顯著的文化象征。武術中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哲學思想，這些哲學思想對于新時期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對于武術哲學思想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價值進行研究勢在必行。

1．研究方法

1．1文獻資料法

通過(NSTL)和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國知網)等數據庫，對大量國內外相關的專著與期刊等文獻資料進行查閱、整理、歸納。

1．2邏輯分析法

運用邏輯分析的方法和觀點把握論文，對武術中蘊含的哲學思想進行詳實地分析，進而推理出武術哲學在和諧社會建設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挖掘其價值所在。

1．3訪談法

本文中的所涉及相關內容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包含了武術哲學的豐富知識，必須要對體育社會學和民族傳統體育等多個方面的專家學者進行拜訪、咨詢，在與他們的交流中學習更多的知識，收集更多相關資料，進一步拓寬本文的研究思路。

2．結果與分析

2．1武術中包含的哲學思想分析

2．1．1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相處的思想

我國傳統武術中所主張的是天人合一或天人一致，倡導的是人與天之間的和諧，也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相處，肯定了人和自然相互的統一性，對順其自然的思想觀念和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進行強調。我國武術中所倡導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充分地顯示出了人與世間萬物并不是對立的關系，是有著共同的法則與變化規律的和諧整體，是共同相處的關系，因此，在發揮人類主觀能動性進行強身健體時，應當和諧相處，不能夠忽略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2．1．2習武團隊之間和平團結的哲學思想

對武術發展的歷史進行分析可以得出，一個團隊為了使自身得到發展，難免會與其他的群體之間產生聯系，進行學習交流。我國武術在產生的初期，就憑借著自身的個性魅力成為各群體之間進行交流往來的重要媒介，在習武團隊的交流聯系中發揮著重要的紐帶作用和橋梁作用。我國武術的產生與發展對人們共同意識和文化的需求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極大地增強了人們的群體意識，使社會群體和各群體之間的凝聚力得到增強。例如，門派流派武術、宗族武術、家傳武術，等等。這些都能夠對各自習武團體的文化進行不斷傳承，使團體的凝聚力有所增進，同理，我國的武術彰顯著我國的民族傳統精神與民族傳統文化，對于民族凝聚力的增進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1．3展現真善美的統一哲學思想

我國的武術有著較強的人文精神，強調“以人為本”的思想觀念，提倡的是武術與教育和文體之間的密切聯系，經過武術練習之后，能夠使人的身心得到發展，使人對于權利給予重視。伴隨著自身的不斷發展，我國武術逐漸形成獨有的平和、寬厚和崇尚禮讓等價值豐富的文化形態，給予人們精神的動力和觀賞的魅力，有著真、善、美融合的多重價值，這也是將“以人為本”作為發展核心的和諧社會建設目標，在思想精神上為和諧社會建設的相關工作提供一定的重要支持。

2．2我國武術文化的重要作用探究

2．2．1尊師重道的理念

我國武術文化所提倡的最為基本的思想理念之一便是尊師重道。在運動場中，很多人將尊師重道關系所涉及的對象由老師向競爭對手的方向轉化，這主要是由于在運動的過程中經常使用相互競爭的方法，若是沒有對手的存在就不會有參與競爭的對象，自然也就不能收獲理想的競爭效果，因而對于參與競爭的對手應該給予高度的尊重，換言之，就是要以一種嚴謹的態度參與到活動中，這也可以作為是尊師重道的表現形式。在我國競技體育事業逐漸朝著異化的方向發展和全面建設事業不斷深入推進的今天，深入研究、探索武術中尊師重道精神的內涵所在和價值所在有著極為巨大的影響。

2．2．2有恒的態度

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人們不斷地追逐，極易出現狂躁、自負的心理狀態，在這樣的境遇下，有恒的態度就顯得尤為重要。少林寺戒律第二條提出“苦練功夫，體得先賢”，這句話充分顯現出有恒態度的重要性。在體育活動的開展過程中，特別是在較為激烈的競技體育活動中，所要承受的壓力和訓練強度是巨大的，然而，在運動中想要取得冠軍不是空口白話，必須要具備有恒的態度，且對這種態度始終保持，才有機會最終獲得勝利的果實，因此，作為一名運動員來講，有恒的態度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取得并能夠長久保持的，必須要長期堅持、不斷的提升自我才能夠實現。

2．2．3輕利的態度

伴隨我國競技體育事業不斷向著異化方向的發展，其已經與“以人為本”的指導思想相背離，人們通常遵循自己的本能而過分要求得到，然而對于興趣與執行的可能性卻不甚了解，這同樣也是現代體育活動進行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應該要深刻反思的問題。我國武術中倫理哲學思想所積極倡導的是主張輕利的態度，這在新時期體育教育事業的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敦促作用。為了我國競技體育事業的友好發展，我們應當充分挖掘武術的重要作用，這有利于武術文化的民族化、國際化發展方向的重要確立。

2．3武術哲學思想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作用

2．3．1促進和諧社會建設中政治建設的加強

武術作為我國優秀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之一，是一種具備著多元化發展功能的文化形態，這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武術所含有的攻防格斗的技擊功能。由于這種比較特殊的功能導致武術與政治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武術逐漸發展成為階級斗爭中經常使用的工具之一，開始為某種政治進行服務，有著顯著的政治功能，盡管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因為某些的政治需要而對武術的發展進行了限制，然而，武術也能夠為正式的發展帶來一定的幫助，即它能夠保障正式的有序進行和社會的安定。我國歷史上處于國家急難時刻，勇士、武將憑借自身的武藝救國于危難例子有很多，例如，楊家將、戚繼光、霍元甲和岳飛，等等，這些英雄的英勇事跡更是廣為人知。開展崇德尚武的教育，對于人們思想情操的陶冶有著重要的作用，能夠促進國民強烈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的激發，使得民族情感得到適當的紓解，愛國的熱情得以發揚光大，民族凝聚力得到增強，這些，在某種程度上對于我國內部政治的穩定發展作出了保障。

2．3．2促進和諧社會建設中的精神建設

伴隨我國市場經濟快速的、持續的發展，以及武術事業的全力建設、發展，促進了各經濟主體對其利益進行了強化，體育產業范圍的逐漸拓展商業活動的頻繁舉辦，為我國大部分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如精彩武術表演的組織、民族體育旅游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發展的激活和電視轉播的設立等都能夠在一定的程度上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為社會的穩定發展提供支持。

2．3．3促進和諧社會建設中的文化建設

和諧社會的主要內容之一便是和諧文化，它是能夠維系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精神支柱，同時也是和諧社會建設重要價值取向所在。和諧的文化能夠為和諧社會的構建維持秩序與營造氣氛。武術是我國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之一，它所展現的是中華民族人們對于攻防技擊技術的寶貴經驗積累，以及在自衛、健身、強體和自立等方面的自我發展，同時也強調了中華民族的哲學思想、審美情趣等一些民族傳統文化的特質。與其他的技擊技術一樣，我國武術通常帶有濃郁的人文哲學色彩，這對于當前我國大眾文化的發展與和諧文化的實現有著十分深遠的意義。

3．結論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前提條件就是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行建設。對于武術蘊含的哲學思想進行探析，分析武術文化的重要作用，進而對武術哲學思想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的價值所在進行研究，這對于國民業余文化生活的豐富、生活質量的改善、社會秩序的穩定、國民身體素質的提高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戰略目標的實現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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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謝輝．論研究武術哲學思想的現實意義［J］．江西青年職業學院學報，2006，16(1):55－56．

［3］王繼強．武術中的哲學思想與文化特征［J］．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08，34(8):39－41．

［4］武希玲．中國傳統武術的哲學思想及其價值體現［J］．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08，24(11):45－47．

［5］王國志．論和諧的中華武術［J］．體育文化導刊，2006，(12)．

第9篇：哲學思想論文范文

    [關鍵詞]蕭焜燾;技術哲學;自然哲學

    在哲學界,蕭焜燾先生(1922-1999)以研究黑格爾哲學、自然辯證法著稱,人們很少提到他的技術哲學思想。事實上,在他的哲學體系中,技術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蕭焜燾技術哲學的研究進路十分獨特,其技術哲學的思想內容也極其深邃而廣闊,學界應關注之。

    一、技術哲學研究的基礎地位

    蕭焜燾十分重視技術哲學研究。首先,可以從他的主要著作的文本結構中找到“客觀證據”。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學術著作《自然哲學》和《科學認識史論》中,“技術哲學”研究都處于極關鍵的“位置”。在《自然哲學》中,“技術論”作為整本書的四篇之一,是他整個《自然哲學》的終點。在他看來,“技術運動”是宇宙自然辯證運動的最高篇章。同樣,在《科學認識史論》中,“工程技術與現代哲學唯物論”作為全書的最后一章,由他親筆撰寫。他正是在當代工程技術發展中看到了科學與哲學復歸于“辨證綜合”的現實途徑。

    其次,還可以從他的一系列言論中找到根據。關于“技術”地位的言論。一方面,蕭焜燾指出,技術在生產、經濟、社會的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現代的巨大的社會生產力中,技術競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蕭焜燾指出,技術在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的作用也日益顯著。“技術的這種從自然到社會、從理論到行動的兩棲特點,奠定了它在科學與哲學中的主導地位。當今科學與哲學的發展,工程技術活動將起決定性的作用。”在這里,“技術”與“科學”、“哲學”并列,并被視為居于“主導地位”、對“科學”、“哲學”的發展將起決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評價“技術”,這在哲學界尚不多見。

    蕭焜燾明確地反對輕視技術的思想傳統。在中國歷史傳統里,在大學問家眼里,技術常常被看做無關乎天命人性,不足掛齒,不能登大雅之堂。對這種貶抑技術的思想傳統,蕭煜燾指出,這是很不正常的。

    技術的這種“核心力量”、“主導地位”、“決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術哲學研究的突出價值。蕭煜燾明確地講:從社會生產力、生產方式、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即整個社會結構中,都可以見到“技術”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術”這一概念已進入哲學的廣泛背景之中。我們必須從哲學的意義上,探討技術的本質及其自身的發展。蕭焜燾關于“技術哲學”研究地位的言論也有兩方面。

    其一,關于“技術哲學”研究在“自然哲學”研究中的基礎地位的認識。在自然哲學研究中,蕭煜燾沒有使用“技術哲學”概念,而是使用“技術論”,并把它與“宇宙論”、“生命論”相并列。他認為,物質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術”是物質實體充分展開的三個環節。從物質論出發,自然哲學分三個環節展開:即“宇宙論一生命論一技術論”。宇宙論主要研究宇宙物質的演化過程;生命論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過程;技術論主要研究宇宙的靈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礎上的物質創建過程。在蕭焜燾看來,在這三個環節中,技術論不是可有可無的環節,而是整個宇宙自然辨證發展的否定之否定環節,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說:“技術論是我們的自然哲學的終點。”

    其二,關于“技術哲學”研究在發展馬克思實踐唯物論中的基礎地位的認識。蕭煽燾提出,工程技術的哲學靈魂是革命實踐,以工程技術作為進路,就更能窺探出實踐的豐富的理論內容。在《科學認識史論》的結束語中,他說:“現在所面臨的格局是科學整體化、哲學現實化、哲學科學一體化。‘一體化’表現在科學技術領域就是哲學層次的‘工程技術論’,表現在哲學領域就是‘現代哲學唯物論’”。這里的“工程技術論”是他對“技術哲學”的又一種稱謂。蕭煜燾認為,哲學層次的“工程技術論”將為馬克思實踐唯物論提供一個“更加碩壯、更加精力充沛的軀體”。

    二、技術哲學研究的獨特范式

    蕭焜燾的技術哲學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論著中,如《自然哲學》、《科學認識史論》中的“關于辯證法科學形態的探索”,“唯物主義與當代科學技術綜合理論”,“關于堅持和發展哲學的幾個問題”,“關于一個哲學唯物論體系的構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學》“技術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統的技術哲學內容,但蕭焜燾沒有專門論述“技術”的著作或論文,這在一個方面反映了他的技術哲學思想還沒有得到系統的展開。即使如此,我們還是能感受到蕭煜燾技術哲學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從屬于自然哲學。

    蕭焜燾的技術哲學研究從屬于他的自然哲學研究,是其自然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他看來,沒有技術運動,宇宙自然辯證運動就不能完成。與之相應,沒有技術哲學研究部分,自然哲學就不能完整。

    蕭焜燾這種從屬于自然哲學的技術哲學研究,極具獨特性。從人與自然的關系角度,人們通常把自然哲學、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看做是相互關聯、相互區別、相互并置的三個哲學分支,進行獨立的技術哲學研究。毋庸置疑,進行獨立的技術哲學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數技術哲學研究學者也正在這樣做。但不可否認,這種獨立的技術哲學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許真如海德格爾所言,技術的本質不在技術本身,我們主流所熱衷的對技術自身的獨立研究,很可能恰恰會遺漏或忽視一些技術的重要方面。由此,蕭焜燾所倡導的從屬于自然哲學的技術哲學研究就值得關注。他使我們看到了“另一種可能的技術哲學”。

    第二,實踐的觀點。

    實踐的觀點是蕭焜燾技術哲學研究的建構原則。蕭焜燾關于技術的形成、技術的本質、技術的發展的一系列論述中,都貫穿著主觀與客觀、能動性與受動性相統一的實踐范疇。譬如,他講“生產勞動對技術的形成與發展的決定作用”,“作為勞動方式的技術”、“物與人的交互作用的顯現”、“革命實踐是工程技術的哲學靈魂”等。

    蕭焜燾關于“工程技術”的定義突出地體現了其運思的實踐觀點。他把工程技術定義為:“是實現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規律的手段與行為”。這種定義,與我們學界通常強調,技術是“方法”、“技能”、“知識”、“手段”等觀點,的確不同。它更強調技術的“行動的意義”。

    蕭焜燾明確地意識到:“特別強調‘實踐’的作用,而實踐的要義就在于行動。因此,‘技術’作為變換物質、協調關系、促進思維的一種能動力量,是可以與‘實踐’范疇相通的。實踐是技術的哲學靈魂,技術是實踐的現實表現。”

    第三,服務于發展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  蕭焜燾主要是站在發展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的高度來看待技術哲學的研究功能。比較而言,他不強調技術哲學研究自身的學術價值,而是強調技術哲學研究對于發展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工程技術是實踐唯物主義的客觀基礎。原因是:工程技術集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大成,將科學與技術融為一體,并使主觀見之于客觀,達到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工程技術立足于自然,通過實踐,面向人生,將宇宙人生凝為一體,從而體現了天人合一、人定勝天的哲學宇宙論的最高原則。在蕭焜燾那里,深入開展工程技術的哲學研究,正是為了發展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使其青春永駐,大放異彩。

    第四,以馬克思恩格斯技術哲學思想作指導。

    蕭焜燾的技術哲學研究,主要受到了馬克斯恩格斯的技術哲學思想的影響。他自己明確地說,他的技術哲學研究思路正是沿著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進的。

    比較而言,蕭焜燾的技術哲學研究受到恩格斯技術哲學思想的影響更突出。譬如,上述三點都可在恩格斯技術哲學思想中找到相對應的內容。具體來說,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也暗含著一個從屬于自然哲學的技術哲學萌芽;恩格斯也特別注意對“勞動”、“工業”的研究,也特別強調“工業”對哲學發展的推動作用;等等。注意到蕭煜燾技術哲學研究與恩格斯技術哲學思想的聯系,研究蕭餛燾的技術哲學思想,也可以反過來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恩格斯的不被人們注意的技術哲學思想。

    三、自然哲學視野中的技術哲學思想內容

    蕭焜燾的技術哲學思想沒有充分地展現出來,他提出的“哲學唯物論體系”中的精神哲學部分也沒能面世。但這些缺憾不足以構成把握他的技術哲學思想的障礙。蕭焜燾的技術哲學思想內容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作為宇宙自然辯證運動的否定之否定環節的技術現象。

    技術現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大都輕視技術現象,把它看做是“細枝末節”,不足為道。蕭餛燾一反這種哲學傳統,把技術現象置放在整個宇宙自然運動中來考察,視它為整個宇宙自然辯證運動的否定之否定環節。在他看來,宇宙自然辯證運動就表現為“宇宙的客體性”、“生命的主體性”、“技術的主客統一性”的否定之否定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