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研究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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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社會發展的進步，越來越多的農村在向城市社區化管理方向發展。但是當前中國各地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區條件差異較大，農村社區建設在范圍、內容和模式上都需要不斷探索與實踐。

義烏作為一個縣級市在城市急劇擴張中，對城區7個街道的社區管理作了規劃與嘗試，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在義烏城區之外的一些街道及鄉鎮并沒有實現社區化管理或者在農村社區化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問題。因此，為了確實的讓農村社區服務于民，研究義烏農村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并找到相應的對策，具有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

二、義烏農村社區治理存在的問題分析

1、未充分實現村民自治

社區村民自治的實質就是按照村民自己的心愿，選擇大多數村民都認可的人來擔任村干部，決策村民自治范圍內的重大各類事務，規范各種行為。村民自治是農村社區治理的方向，也是推進農村社區民主自治的重要前提。但是義烏農村自治實施中發現很多問題。（1）村民自治發展不平衡。村民自治的改革實踐滯后于立法，有法不依，村民法制概念薄弱，參政議政積極性不足造成如：競選的條件、規則、選票的制作程序做沒能做到完全公開公正；唱票和計票的規則、方法、方式么能做到公開、透明。對村委會選舉中賄選、補選的處罰沒有落到實處，對罷免缺乏可操作性的規范。（2）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也尚未理順。鎮政府與村民委員會關系不明晰，鄉鎮政府行政控制與村委會自治權利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鄉鎮政府把村委誤作為自己的行政下級或派出機構。村委會與村黨支部關系不協調。村黨支部過多干預村民自治。（3）農民政治意識薄弱。一方面農民對權利迷信、盲從。對政治生活缺乏責任心和關注度，不愿花時間和精力參與村里的政治活動中，對政治評價不傾向不抵制。另外，民主選舉與民主決策程度低，理性弱，民主監督沒有發揮該有的作用。

2、農村社區沒能給村民帶來認同感

改革開放以來，傳統農村生活方式的解體，新的生活方式還未健全的前提下，鄉民各顧各，鄉村日益變得一盤散沙，農村社區認同感不強。農村不再是老樹、黃昏、昏鴉，取而代之的是統一的設計風格 統一的建造經營理，村村專業街，到處是作坊的建造模式，人們過往的記憶都被“農村社區建設取而代之”。農民很難融入到新的鄉村生活中，無法對鄉村文化產生親和力、歸屬感。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經濟富裕了，人心卻散了，失去了原有村落共同體賦予的安全保障。另外，義烏外來人口的價值觀、宗教信仰、人生觀、風俗習慣等都與本村農村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農村社區在傳統文化和新進外來文化的雙重作用下，原有的村約、規范對農民的約束和影響能力下降，農民集體意識和道德責任感不強下降，不關心社會公益事業，崇尚實用主義，顧“小家”忘“大家”，農村社區已經沒有以前淳樸特質；反而人際關系資本化和利益化得到放大，大大降低了農村社區凝聚力和感染力。

3、未充分發揮社區功能

村民家庭住宅建設后，人們的住宅形式、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但生活習慣仍保持著原來的作風。依靠農業收入也轉變成了租金收入，閑余時間越來越多，社區管理人員沒有充分發揮引導與指導作用，導致村民部分村莊改造后，村民仍然過著“耕地種菜”的純農民生活，綠化帶里種菜，車庫里養雞，耕具隨處放等情況時有發生，不僅有礙于整體環境的保護，也不利于社區統一管理。另一方面，部分村民對于社區化管理存在觀念偏差，不愿交物業管理費用，認為是不必要的支出，粗放的生活方式沒有得到有效改變，這也制約了農村社區化管理的進一步深化落實。

4、農村社區自身的定位不明晰

通過走訪、調查發現上級有關部門辦一項活動，盲目下達農村社區治理任務，他們明確要求制度上墻，新成立的組織更是要“掛牌子”，似乎有了牌子一切事情就成了。為了迎合上級各部門的要求，部分社區也只能“熱衷于”制度上墻、掛牌子等表面文章，錢花費不說，真正能起作用的并不多，大多數的治理只是形式而己。

通過調查發現，對于居民而言，有些居民認為農村社區治理是主要靠政府投入和上級管理為主，自己的主動參與很不適合時宜，對很多公共性事務采取不聞不問、也從不干涉。對于政府這邊而言，如何治理社區認識還不夠清楚。對于農村社區的建設和治理還沒有成熟的理論和政策，都在摸著石子過河，沒有固定的模式，要搞好搬經鎮農村社區治理，首要問題是對社區進行了定性和定位。根據各社區的特點，發展自己有利的項目，來帶動群眾致富。

三、義烏農村社區治理對策研究

1、不斷創新“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制度，是中央提出的新要求。在社區自治過程中要不斷優化運行機制，使社區自治適合社區的實際，逐步建立社區內民間自治組織、社區中介組織，健全村企與村民之間的協商機制，即通過政府指導和協調。一般而言，只有社區居民的廣泛參與，人人起來負責，這樣才不會人亡政息，農村社區治理最終才能達到善治。例如：社區民主選舉過程中，以居民自治為核心，要規范居委會民主選舉程序，社會組織廣泛參與，不能只講口號，做做表面文章，盡量減少行政干預。

2、要圍繞農村社區文化、改善社區人居環境等建設，以增強居民以社區為家的理念，“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讓居民覺得有一種歸屬感。搬經鎮通過社區品牌的建設，提出“一村一品”，也采取和利用送戲下鄉等文藝匯演?矸岣蝗褐詰木?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揚農村文明道德新風尚，努力滿足農村社區文化發展的需要，讓社區居民充分參與其中，營造文明和諧的社區文化氛圍，感受到社區治理自己也是其中一員，而不僅僅是黨委政和居委會的事情。

3、首先明確功能定位、完善管理體制。建立村民廣泛參與的社區服務管理的體制和工作運行機制；地方政府將用人權利、工作經費按工作業量下放到各社區；進一步加強社區共建機制建設，做到把滿足社區居民需求作為社區共建的主要目標；進一步加大宣傳教育力度，不斷增強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激發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其次優化農村社區生活環境與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動村莊集鎮規劃，保護農村社區的自然環境，維護農村社區生活環境，努力保持村容整潔、鄉風文明促進人與自然人文環境與自然環境的協調。另外建立并完善社區公共服務，通過影視、廣播、戲劇等形式傳播政治文化思想，提升農民的政治素養，積極推進農村社區精神文明建設，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努力建立農村就業指導與服務，積極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為農民提供基本保障，使農民病有所醫，老有所養。

4、隨著義烏城鄉一體化的不斷深入，對農村社區管理方式和治理機制也提出了新要求，各級黨委也需要深化認識，把統籌配套改革作為一項緊迫任務來抓，建立農村基層治理機制，構建在社區黨的組織領導下，以地區、鄉政府管理為基礎、居民自治為核心、社會組織廣泛參與的農村社區治理機制。建立起農村社區管理績效評估的機制，將農村社區治理納入到年度目標管理考核中，并且考核結果與村干部報酬直接掛鉤。通過一級抓一級，層層落實，形成區縣政府統一領導、民政部門牽頭、相關部門配合、各鎮負責、社區主導、群眾參與的良好格局，合力推進農村社區建設的長效機制。

四、結語

第2篇：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摘 要] 旅游和社區的協同發展中，呈現出居民被邊緣化、空間的爭奪和占用、資源環境利用不當以及居民參與受限制造成的可持續生計能力受阻等問題，嚴重阻礙發展進程。信息時代背景下，旅游社區的參與和治理將向數據驅動的科學決策和協同善治轉變，大數據將為旅游社區居民參與提供信息支持，參與平臺和途徑也會拓寬。數據的透明和公開將有助于公共權力和公共利益的分配和協調，屆時將大大提升居民的參與意識和參與熱情。經濟欠發達地區治理過程的大數據應用可率先從有效溝通和精準服務著手，增強各個主體挖掘和利用數據的能力，發揮群眾智慧，使社區治理向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邁進。

[關鍵詞] 社區參與；參與意識；自我增權；創新就業；旅游發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7. 089

[中圖分類號] F5901；TP3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7）07- 0199- 03

1 大數據與解決旅游社區參與矛盾的同構性

旅游發展過程中的社區參與問題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1 ]。近些年，旅游目的地社區發展、社區和旅游協同發展、可持續發展被給予更高的位置[2 ]。旅游目的地社區被邊緣化、居民的可持續生計問題、以及旅游產生的文化沖擊、空間爭奪和占用、環境問題、資源合理利用和分配 [3-5 ]等等這些棘手的問題，多是由于公共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公權力基于行政程序的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平等引起的，為此，和諧的發展呼吁民主參與、社會自治，呼吁更加科學而良性的治理。

近年來，學者對旅游社區參與過程中呈現的問題和遇到的障礙進行了詳盡的分析，總結起來大致分為外部制約和內因限制兩方面。

外部制約主要指：第一，旅游發展地以景區或旅游企業為核心的利益相關者的矛盾愈發復雜多變，各個利益之間的爭奪和沖突層顯 [6 ]；第二，強勢資本入駐后，社區原有的利益天枰失衡，有政企聯合操作，政府權力尋租的現象出現，無形中規避了公眾的參與；第三，參與渠道單一，信息不場＞用翊τ諦畔⑷跏迫禾宓匚唬從獲取信息的便捷和信息量都集中于少數社區精英 [7 ]；第四，政府管理權限和邊界不清，決策方式方法不明晰，造成行政幫扶上的困難和障礙 [8 ]。

內因限制因素有：第一，居民民主參與意識弱，參與意愿搖擺不定；第二，居民受教育程度低，不知道如何參與和維權，多數居民個體不具有“公共理性”。而一旦其個人利益受到損害，多采取消極抵抗，不懂得也不會如何維護合理權益； 第三， 參與的技術， 主要指參與旅游發展需要的各種資質證書，多數居民不具備專業資格認證。這些問題和狀況制約了社區居民的民主參與，也對社區的治理帶來了各種困境。

伴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或許不應該站在問題里面去分析問題，而應當站在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和大環境去觀照現實中的困境，進而科學決策。

自麥肯錫公司名為《大數據：創新、競爭和生產力的下一個新領域》的研究報告以來，發達國家率先就大數據進行了研究和應用，如：美國利用大數據技術改善政府治理，幫助預測就業崗位和信息，幫助分析民意預防沖突和矛盾，以及各個商業領域。

大數據在國內的實踐尚晚，自2015年7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運用大數據加強對市場主體服務和監管的若干意見》，同年9月，國務院《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標志著大數據已經被納入國家戰略部署和頂層設計。信息時代，地區治理的智能化，現代化勢在必行，大數據所要求的信息開放、分享決策、平等合作與解決旅游社區參與所面臨的如上問題具有同構性。

社區參與和治理要求公共權力和公共利益的平等，社區各個利益相關者的矛盾沖突亦源于此。公共權力的制度基礎是民主，需要最廣泛的人民的話語表達，大數據為各個主體的話語表達提供了多元的、便捷的渠道。公共利益的平等則要求各個參與主體的平等協作和自由互動，最終實現共同成員的最大利益，并且盡量減少對他人的損害。大數據的公開透明，信息的交互流通，為實現平等對話，達成共識提供基礎和條件，大數據的開放和包容有利于多元利益體之間的調試和整合，“兩微一端”（微信、微博和手機客戶端）為社區居民提供便捷的溝通渠道，每個人都可以是信息的者和享用者。為提高參與，形成民主意識打破技術。

2 大數據重構社區治理生態系統

大數據的驅動下，原有的社區將被解構為由網絡社區和現實社區共同構成的二元結構，網絡社區在大數據信息體量大、變化快，新媒體盛行的作用下，使網絡參與主體更加單一、多元化，參與的渠道也不再局限于日常的行政參與，進一步弱化個人對組織的依附，公共輿論盛行，這些都將倒逼傳統的社區治理模式由權利集中、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權利逐漸分散，但仍保持公共理性的合理行政管理，而不至于失控。

網絡社區凸顯的公開、透明、共享協同現實社區進一步整合，重構了善治的社區治理生態系統。多元治理主體充分激活社區的自組織和自調整能力，治理權力適度調整，逐步向金字塔中低層傾移，追求更高效的治理模式和更廣泛而堅實的群眾基礎。鼓勵社會公眾、企業、非政府組織之間的良性互動，并協同參與治理。

大數據驅動下，將以數字決策代替權利決策或經驗決策，公共資源配置、招投標、各類項目的開發和決策將有數據為決策依據，有效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公眾監督、信息公開倒逼權利結構優化，全新的治理生態系統浮出水面。社區治理生態系統如圖1所示。

3 大數據在旅游社區治理中的現實運用

大數據是未來發展的趨勢，盡管目前在應用過程中會出現技術、理念意識和數據非理性等障礙，但是，踐行科學分析、數據決策勢在必行。為了擬合數據鴻溝，經濟欠發達地區社區可以在有限技術的基礎上來試行基于大數據的治理現代化，或者可以將其稱之為“中數據”，即，信息量沒有那么龐雜，不存在對非結構和半結構數據的分析。鑒于旅游社區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可以從有效溝通和精準服務兩方面踐行數據管理和決策。

3.1 大數據溝通

大數據溝通是指通過各種社交網絡和終端廣泛收集社會數據，了解群眾觀點和態度，并有針對性的進行溝通，目的在于達成共識、改善群眾關系，凝聚社會公信力。這種方法已經被發達國家廣泛用于社會信息征集和公共治理。

如：Kosinski研究發現，通過市民在主流社交媒體（如Facebook）上面的點贊數據，即可推測每位個體的年齡、偏好、和政治觀點，基于此有針對性地投放精心設計的溝通和說服信息[9 ]；美國費城使用名為“Textizen”的APP向市民的手機發送短信息，并告知目前正在制定的政策法規，同時制定并投遞相關調查問卷，調查結果被作為施政依據在官網公布[10 ]。

旅游發展過程中，經常由于社區居民被置于旅游發展進程之外，不得分享利益，或由于信息不完全或溝通不暢而造成各種矛盾和沖突，嚴重阻礙旅游發展和旅游目的地和諧進程。基于政治程序對矛盾和沖突的利益進行權威分配，使各個社會主體之間缺乏溝通和對話，利益調和度低，矛盾沖突愈演愈烈。依托大數據平臺表達的信息對話，對信息的模塊化處理后，可進行有針對性有重點的溝通。

通過建設數據平臺，拓寬信息渠道，為群眾參與提供便捷途徑，數據的透明和可視化又可以凝聚社會共識，擴大治理的公信力，可以彌補行政上的單一決策造成的資源不足、信息不對稱和效率低下。

3.2 數據識別需求，提供精準服務

大數據開發技術是關鍵但應用和服務也不可忽視。數據的分析還應當回歸到應用和實際決策中。在千變萬化的社會問題和群眾需求中引入社會群體的力量，有助于進一步搜集有效數據，識別需求，提供精細管理和精準服務。

目前旅游和目的地社區的發展中，地方行政做了不少工作，基層管理人員的辛勞有目共睹，但成效并不顯著，比如對待困難戶的幫扶，群眾反映幫扶過程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甚至是采取的幫扶的方法存在供需偏差，造成公眾參與率低，政府工作效率低下，資源浪費。

大數據驅動下，應當增強社會主體挖掘和利用數據的能力，拓展數據的應用主體和應用領域，提供公共信息服務面。例如：紐約市使用LBS應用讓市民在地圖上建議公共自行車租賃站的設置地c，為市民提供便捷租車服務，獲得市民廣泛支持。另有，美國佛蒙特州向群眾征集推送糧食捐獻政策和具體捐贈點的位置[11 ]。

大數據的應用過程中，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群眾團體或是市場的力量，并鼓勵他們運用大數據，開發應用平臺APP，在各個方面服務群眾[12 ]。未來的現代化治理，應當朝著數據支撐下的社會主體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邁進，治理更強調理性公共協商和多元主體的有效參與和協作[13 ]，以公共利益為標準，實現公共選擇的理性轉換，避免公共活動效率低下造成的資源浪費和集體非理性。

4 總結和展望

大數據的應用和實踐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在這條路上，既要避免公共社會不成熟，公民缺乏公共理性而帶來的數據偏差，也要謹防數據尋租，數據霸權和數據摻假。健全數據傷害維護機制，出臺數據使用責任和數據使用相關的條令規范亦是趨勢。

大數據的應用關乎國家治理體制創新，公共服務創新和社會自治培育，要求每一個社會主體都要有數據意識，釋放數據紅利。每一個公民都是數據的使用者和提供者，要重視公民數據源，為民主參與和決策、良性善治開源納智。正如哈耶克所述：一個社會的知識掌握在每一個人手中，只有發揮每一個人的智慧，整個社會的文明才能得到長足的進步。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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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德剛.文化自信、利益均衡是確立鄉村旅游倫理關系的基礎[J].旅游學刊，2014，29（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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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Kosinski M，Stillwell D，Graepel T. Private Rraits and Attributes are Predictable from Digital Records of Human Behavior[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2013：5802-5805.

[10] Global Open Data Index.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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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趙長明.我國二手房地產交易價格風險的核算[J].統計與決策，2014（1）：34-36.

[13]陳潭，楊孟著.“互聯網+”與“大數據×”驅動下國家治理的權利嬗變[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16（5）：105-111.

第3篇：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關鍵詞】大型居住社區 公共治理

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大型居住社區的公共治理問題研究主要包括對其歷史沿革的闡述以及管理模式的研究。在探討國內外理論研究之前，首先必須要明確本文的研究對象之一，也就是大型居住社區的概念。筆者在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于2009年編制的《上海大型居住社區規劃設計導則》中找到定義，即用地規模約為5平方公里，人口規模約10萬人，以居住功能為主體，生活與就業適當平衡、功能基本完善的城市社區。從這個具有官方色彩的定義中不難看出，2009年上海的大型居住社區概念還僅僅停留在住區功能的層面上。另外，學者劉華鋼對大型居住社區的定義描述則是：相當或者超過現行國家規范規定的城市居住區級用地規模或居住人口規模，且沒有城市道路穿越的單個完整的居住區。而李鴻新和李釗對大型居住區的界定是：總建筑面積大于50萬平方米規模的居住區。對于開發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的社區，則稱為超大型居住區。從上述的各項定義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大型居住社區的概念大體上是以居住社區的體量規模作為主要衡量標準。

不難發現，從城市規劃角度方面，國外研究有著清晰的發展脈絡和代表時代特點的經典理論。從整體概念上講，大型居住社區應當是屬于居住社區的一種。作為體量巨大的一個存在，國外理論界的研究將其歸納于城市地理學研究范疇之中，其核心理念通常是以人為本。這其中主要包括：在1882年由西班牙工程師瑪塔提出的帶狀城市（Linear City）構想，接著在1902年由英國社會活動家霍華德第一次提出了在歐洲大陸上具有深遠影響的“田園城市”理念，其內涵主要包括在兼具城鎮的社會基本架構的同時又擁有鄉村自然風貌的城市。到了1929年，美國建筑師佩里（C.Perry）根據其實際工作經驗，提出了居住空間組織方式。而在1928年設計的美國新澤西州新城之際，美國人Radburn創造性地采用了“大街坊（Block）”概念，而在當今社會中，被人廣泛接受的Shopping Mall就是配合大街坊應運而生的。

此外，對于居住社區管理模式的理論探究，筆者發現其大多屬于社會學研究領域。因眾多社會學家所持觀點和研究角度的不同，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社區管理理論。這其中主要包括以美國農村社會學家C.J.加爾平、芝加哥學派的R.E.帕克、古典學派的R.D.麥肯齊等為代表人物提出的社區區位理論，以美國學者I.T.桑德斯、W.薩頓、J.克拉扎，以及社會學者E.O.莫依為代表提出的社會體系理論、還有以20世紀40年代美國學者J.伯納德、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W.A.葛木森等一批學者為代表提出的社會互動理論等。

相比較國外學者在城市規劃領域和社會學領域對居住社區成熟的理論研究體系，國內理論界對大型居住區的相關探討更多地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類是針對大型居住區的形成原因、存在問題和建設對策的研究。其中主要以我國沿海發達地區中的居住社區為研究對象。葉榮責(2002)通過對廣東地區的大型居住區形成的原因進行系統分析，揭示了大型居住區對城市的影響、公建設施建設模式和金融風險等方面的問題。鄭新明(2003)對廣州番禺北部的大型居住區進行了全面研究，從其形成的背景、發展動機與發展歷程，分析了大居存在的問題，對城市規劃的角度提出了合理性建議，并對番禺北部大型居住區的未來進行了展望。劉華鋼(2003)對廣州城郊大型居住區的形成和影響進行了研究，從多元主體參與的微觀層面分析了城郊大型居住社區的形成機制，以區域性視角審視廣州城郊大型居住區對城市社會空間結構、城市空問結構和形態發展、城市運行等方面產生的影響，并從制度設計和規劃控制兩方面提出相應的對策。此外，上海城市發展信息研究中心課題組于2003年提出了上海大型居住區的選址布局建議，對大型居住區綜合開發(包括規劃設計、開發機制和配套建設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朱小地(2005)選取了北京市三個代表不同時期的城市邊緣大型居住區(方莊地區、望京新城和回龍觀地區)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通過對比分析找出各自存在的主要問題。羅長海、華晨(2005)以杭州市為例分析大規模城郊住區開發中景觀資源的私有化問題，從社會、市場和政府行政3個層面研究景觀私有化問題的根源，并相應地提出應擺脫小農意識、積極引導市場運作及改善行政方面的對策。

第二類是對大型居住區規劃設計功能定位的分析探討。陳天等(2005)認為在進行大型居住區規劃設計時，單從設計層面來進行規劃已經不能滿足當代社區生成與發展的需要，而應找到社區存在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從開始階段規劃師就應該對設計項目進行策劃。陳瑞蓮（2005）對地方政府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專門的研究和分析。李鴻新和李釗(2006)總結了目前國內大型居住區設計開發的各種理論，提出應把綠色生態設計和新城市主義作為大型居住區設計的理論基礎，并在一系列規劃項目中對其進行實踐。

第三類是部分開發企業與項目策劃機構從房地產開發的角度對大型居住區 的設計和開發等方面進行的分析研究。例如夏南(1999)介紹了萬科地產在城市近郊開發大型居住區的選址理由，提出近郊大型居住區應選擇較低的容積率和有組織的人車共存方式，并以深圳四季花城為例指出圍合型規劃方式的設計要點并介紹萬科地產未來的發展方向。趙路興(2002)總結了大型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基本特點，分析其形成機制，指出大型房地產項目的影響并對如何完善政策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第4篇：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論文關鍵詞 村改居 行政化 治理主體 社區自治

一、“村改居”的內涵

“村改居”隨著社會經濟和城市化進程的發展應運而生，具體指的是：撤銷以往的農村組織，更改為城市居民社區委員會，借助管理城市居民的方法，對“村改居”展開管理。從利益分配角度而言，“村改居”屬于對社會利益的一種再分配形式，指的是：重新劃定進程農民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利益分配形式。從政策上而言，“村改居”社區的居民屬于城市人；但從實際利益角度而言，他們與真正的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待遇有所不同。而“村改居”要切實保障“村改居”人員的基本權益，提高“村改居”人員的社會地位，使其享受到與城市居民一樣的高品質、高水平的生活，最終實現“村改居“追求社會發展與進步的目標。

二、新型社區基本環境、治理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基本現狀

在城市化過程中，“村改居”社區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了由農民轉變為居民，農村轉變為社區，集體土地轉變為國有土地，集體經濟轉變為股份經濟的“四個轉變”。雖然“村改居”在形式將村委會的牌子換成居委會，在角色上宣布農民變為城市居民，在居住形式上由散落居住的平房庭院變成環境優美，配套完善的城市高層小區，但在社區形態又表現出諸多鄉村社區的特性，具有明顯的過渡性，異質性和不穩定性。

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村改居”社區的數量及其集聚的規模也將越來越龐大，并將成為未來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運行與治理狀況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城市發展和社區管理的水平。通過對“村轉居”社區調研發現，其“亦村亦城”的特點存在著諸多問題，嚴重制約和影響著社區治理的轉型和發展以及社區居民的政治經濟利益的實現。因此，發現目前“村改居”進程中的問題并對其進行深刻剖析，從而為探尋新型城市化發展的社區治理對策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二）新型社區治理現狀及其中存在的問題

“村改居”這種新型的管理組織，隨著社會經濟和城市化進程的發展應運而生，其成員由失去土地后的農民組成。“村改居”作為一種新型的管理組織，在實際運作過程，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1.“村改居”是農村向城市過渡的一個特殊階段，此時的“社區居委會”行政化色彩偏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組織機構行政化。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政府對居民委員會的定位實際上有偏差，居委會在內部設置和職能上，基本上仍按上下對口模式，被納入政府的管理體系之內，并沒有體現社區的實際情況和居民群眾的實際需求進行設置，而居委會無論履行何種功能，都具有“金字塔式”行政化等級結構的組織特征，使居委會儼然貌似政府的派出機構，而不是群眾性自治組織。有的政府部門，打著“某某工作進社區”的旗號，把工作延伸或直接推向社區，社區居委會便成了一根針，萬事都要從這個根針的“針眼”穿過，于是居委會常常忙于上級督辦的任務，致使居民自治管理的空間不斷減少。

第二，人員安排的行政化。在實際工作中，現在社區居委會主要人員存在著“民選”和“街聘”的雙重身份現象。一方面，“街聘”的方式明顯提高了居委會干部的文化素質文化，使年齡結構年輕化，增強了居委會工作的活力，但也由于應聘人員年紀輕、社會經驗不足以及就業求職心態的影響，存在對社區工作的責任心不強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限等問題，因而得不到社區成員的認同。另一方面，由于采取形式，居民對下派和招聘的居委會工作人員替代原有居民認同度高的工作人員，有被強加的感覺而產生抵觸情緒，因此致使“街聘” 在選舉中落選；此外，“街聘”的社區工作人員享受的待遇和保障與其他非聘人員之間的反差較大，也導致這些居委會干部的思想波動和工作上的攀比。

第三，組織職能的行政化。居委會在日常工作中偏向滿足于完成上面布置的工作，而為居民群眾需求考慮的職能越來越少。機關部門把社區居委會當作下屬單位，把社區當成一個筐，什么都往里裝，上面大量的行政事務和社會事務集中在社區居委會頭上。長此以往，居委會也從根本上忽略了原本的自治組織屬性，把自己看成是政府組織的一員，把政府的行政力量和工作內容向下延伸，于是便造成了居委會在日常工作中偏向滿足于完成上面布置的工作，而為居民群眾需求考慮的職能越來越少。目前社區居委會所有工作幾乎年年都有評比和考核，考核部門涉及黨委、政府的幾十個有關職能部門。這樣，社區居委會及其成員的工作業績主要取決于政府及各部門的認同，而不是社區居委會和居民群眾的認可，這樣就偏離了社區居委會作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自然屬性和本質要求，與居委會制度安排的初衷已相去甚遠。

第四，工作方式的行政化。社區居委會的主要工作就是解決社區問題、服務居民群眾，但其工作方式行政化以后，在實際工作中根本無暇顧及居民群眾的意見和需求，既不能很好地服務居民，也不能很好地與居民溝通，在工作中也得不到居民的支持。社區居委會的部分工作人員不適應社區工作的要求，在工作方式存在著機關化傾向，習慣于8小時坐班制，積極主動服務的少，在無形中拉大了社區同居民群眾的距離。時間一長，這樣的社區居委會也就得不到廣大居民的認可。

2.居住環境的改變影響了居民參與自治的意識和熱情。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發展和城市改造建設，居民的流動性加大，人們漸漸離開原來熟悉的生活環境，新的居住模式從客觀上限制了社區居民之間能廣泛而頻繁的交往，形成了“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同時，社區居民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都有很大差異。這也是現代社會人們很難象原來村落平房式的居住環境那樣維持較長時間的聯系，社區內鄰里間的情感淡漠，影響了居民之間的交往，進而影響了居民的社區參與意識和熱情。盡管“村改居”后，設置了社會為居民提供各項服務，但村民并未完全擺脫有事找村干部的心理依賴。此外，很多“村改居”的居民都具備較強的政治參與意識，但卻未將意識付諸于行動。

3.社區自治組織發展速度比較緩慢。“村改居”社區的居民大多是失地的農民，該群體存在年齡偏大，文化水平不高等特征，對規章制度缺乏正確的了解，參與自治組織管理活動的意識不強。大部分居民都不了解社區的主要功能，尤其是外來人口，導致社區事務缺乏關注度。自發性的群體組織大多由具有共同愛好的居民組成，缺乏系統性的規劃，其管理過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4.“單位制”的體制環境影響了社區參與的積極性。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制”的后續影響制約著我國居民社區參與，由于各種利益和資源都集中在政府及其附屬的單位中，個人的利益絕大部分都是依靠單位來實現，在利益和情感的依賴上基本沒有“社區”的概念，居民的社區意識淡漠，導致普遍的社區參與積極性不高。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單位人”逐步轉變為“社會人”，居民的利益關系逐漸由單位轉入社區，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個人對單位的依賴。但居民的單位情結不會立即消逝，這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居民社區參與的積極性。

三、“村改居”社區問題的主要解決對策

“村改居”作為一種新型的管理組織，“村改居”隨著社會經濟和城市化進程的發展應運而生。從當前“村改居”社區管理狀況來看，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有效的規劃。相關管理人員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做好社區管理改革工作。

（一）淡化社區的政治色彩，強化社會的服務功能

從街道社區當前的管理模式來看，基本遵循了至上而下的領導與被領導管理原則，即：社區受街道辦事處的領導，按照街道辦事處安排的任務行事，這不利于社會服務功能的發揮。對此，應該按照“政社分開”原則，重新定位政府與街道、社區之間的關系，為社會服務功能的有效發揮，提供良好環境。居委會的主要工作在于：通過行使管理職能，為社區居民提供各項服務，同時重新構建社區與基層政府之的關系。政府應轉變自身對社區的指導方式，從政策、財務等方面支持社區工作，而不應該過度地干涉社區事務。作為社區服務管理人員，不僅要認真完成上級安排的各項任務，更重要的是強化自身的服務管理職能，切實為居民辦好事、辦實事，努力做好社區管理工作。

（二）健全社區居民政治參與制度，完善居民自治管理體系

社區自治管理工作的順利展開，離不開制度支持，因為需要采取措施，健全社區相關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就是居民共同談論下而制定的自治章程，該制度的用途在于還給居民監督權、客觀地公布社區的重大事務。這樣做不僅為居民自治設定了科學的標準，又促使工作的透明度得以提高。此外，社區應該努力營造民主的環境，方便居民進行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服務創造，促使居民越來越依賴自我管理以及服務創造。

第5篇：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關鍵詞：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心理失衡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17）03 ― 0090 ― 05

一、引言

隨著我國城鄉一體化建設，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郊及鄉村用地被大面積征收，農民原有居住區不可避免地遭到拆遷，被集中安置到拆遷安置型社區，由此帶來了居住環境、鄰里關系、生活方式，利益關系等的改變。全方位的迅速改變與失地農民內心的緩慢適應相矛盾，引起了他們的不適心理、失落心理、焦慮心理等負面情緒，如何破解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的心理困境，確保失地農民順利過渡到城市居民，日益成為值得關注的議題。

本文研究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的心理失衡問題，其特殊性與針對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研究主體為農民變為市民的拆遷安置戶而非一般的拆遷戶，即是城郊或農村地區的居民由于城市或地方建設的需要，原居住地被征收后，遷入政府所修建的安置型社區內；二是針對拆遷安置戶的心理失衡問題的研究，不同于對其客觀生活現狀以及管理措施的研究和探討，而是關注其由于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的改變而引起的不適應和心理排斥，從微觀方面探索其原因，尋求更有效的解決機制。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與方法

本研究以城鎮化為背景，以安置型社區的失地農民為研究對象，綜合運用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理論，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基礎上分析居民從鄉村到城市，由村民向市民的地域與身份轉變過程中存在的既排斥又融合的心理失衡的狀況，采用實地觀察、訪談和問卷等方法獲取相關資料進行分析，探討失地農民心理失衡形成的原因，深層次的剖析其內在的關聯性，最后從安置型社區農民的現實情況出發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和思路。

本文以湖北省A市的拆遷安置型社區為例，對該市的五個安置型社區進行實地調研，調查共發放問卷300份，回收294份，有效問卷290份，有效回收率96.6%，同時訪談了32名社區失地農民和物業管理人員。樣本的分布、年齡結構、生活水平、拆遷狀況基本涵蓋了該市拆遷戶失地農民的基本狀況，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二、結果與分析

（一）拆遷與安置：拆遷安置型社區的獨特之處

此類拆遷安置型社區的居民主體為由農村村民過渡到城市社區的居民，他們既不同于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又不同于那些目前仍生活在農村的農民，他們的居住、飲食、出行、娛樂等生活習慣短期內難以跨度到城市的生活方式。除外在條件外，居民在心理角色上，一直還保持之前的鄉土心理，沒能及時做好調整和轉換，致使社區治理帶有過渡性質，社區居民面臨由鄉土性到現代性的轉型①，由此就生成了我們這里所研究的過渡型社區。

（二）疏離與焦慮：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的思想現狀

通過問卷調查和訪談，在拆遷安置居民認為自己是農村人還是城市人的問題的回答上，大部分居民對自我身份的判斷為農民。可以發現，農民由于失去賴以生存與發展的重要生產生活資料――土地，從而容易引起在失地過程中心理和思想方面的重大動蕩，多種復雜的心理和思想困境影響了居民的生活和未來發展。

1.拆遷戶居民身份界定模糊

居民的自我身份認同，從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居民面對城市化社會變遷時內心的迷惘和困惑，多方面的被動變化使得他們內心產生了陌生、焦慮和不適應等負面感受，我到底是農村人還是城里人？那些城市原住居民怎么看待我們這些拆遷戶？社會真的承認我們的市民身份嗎？下面是本研究對居民內心的自我身份認同的調查結果。

由上圖可以看出，超過一半的居民認為自己的身份仍是農民，有1/3的居民認為自己的身份是市民，還有16.42%的居民說不清自己的身份，可見此類居民在從農村到城市的過渡中仍有較大的迷惘和困惑，身份認同的模糊導致內心的迷惘和不知所從，這是失地農民思想現狀最明顯的特點。

2.傳統習慣與新生活規范相矛盾的不適心理

作為社會生活中較難發生改變的部分，傳統習慣與新的生活規范容易產生矛盾。失地農民被動地安置在城市社區，涉及到多方面的改變，這些改變往往會觸及到傳統習慣而造成他們的不適應。在居住形式上，由傳統的農村大屋居住轉向城市多層公寓式住宅，在訪談中有居民打趣說，現在的客廳面積都不如以前的陽臺大，沒有了露天的自家小院仿佛總是不見天日，內心焦急不安且有諸多的壓抑情緒；在就業方式上，由原來的土地勞作為主轉變為在工廠上班和從事服務業為主，收入的主體來源也發生了變化；在生活習慣上，不管是飲食、出行、娛樂習慣都發生了變化，例如小區下面的綠化帶，居民總想利用它來種菜或栽樹，認為栽培其他綠化植物是浪費，再如物業管理人員反映居民不能遵守社區的行為規范，車輛亂停亂放、不規范晾曬衣物等習慣帶來諸多的管理問題，這些都是失地農民對新的生活方式不適應的體現，各方面的變化會使他們更加懷念傳統習慣而排斥現今城市的生活方式，形成各種不適心理。

3.預期和現實落差引起的失落心理

失地農民在拆遷階段和市民化階段內心都抱有美好的期待，而現實狀況往往難以滿足居民的期望和需求，由此產生了預期和現實的心理落差，這種落差或多或少會影響他們的生活滿意度和精神狀態。下圖是失地農民拆遷前后的工資對比圖和生活狀況體驗對比統計圖。

由圖表2可知，居民的收入變化大的工資段主要在1500元以下和1500-3000元這兩個工資段，基本情況是1500元以下的工資段人數減少了55%，1500-3000元的工資段人數增加了45%，其余的3000-5000元和5000元以上的兩個高工資段變化不大，增幅總共才12.5%，這反映了居民期望的高工資大多不如愿，工資基本還是處在低收入段。

圖表3反映了超過68%的居民認為自己現在的生活狀況和之前相差不多，幸福感并沒有提升，少部分的居民認為現在的生活狀況比之前更艱難，也有少部分居民認為現在的生活相比之前的生活好多了。從總體來看居民的幸福感并沒有提升，在訪談中，居民更多的是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他們認為城市化的紅利并沒有惠及到自己，內心悲觀和失落。

4.基于尊重需要希望得到城市認同的融入心

理。

個體對自身的定位深受身邊互動群體的影響，在與外界環境的不斷互動中收獲階級歸屬感。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與鄰里朋友之間缺乏交往，較少在公共空間參與活動，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自身的社會生活圈子，對于社區歸屬感沒有明顯的認識，造成了生活空間的封閉性和生活方式的固定性。本研究從失地農民的身份界定、生活適應狀況及心理感知等方面來反映失地農民的思想現狀。

調查表明極少部分的居民經常和鄰居來往，約占總數的16.4%。多數居民與鄰里缺乏交往，交往逐漸淡化、人情關系淡薄。拆遷安置導致居民的社會交往網絡發生變化，對社區和新鄰居有一定隔閡感，缺乏信任，從而缺乏主動性。在社區參與度方面，調查發現約71.1%的居民愿意積極參與社區文體活動來構筑社區文化，多數居民基于尊重的需要希望得到城市認同，社區歸屬感日漸強烈，渴望社區提供渠道以加快自身融入。

5.由未來生活問題導致的焦慮心理

焦慮是指人們對未來發展態勢所存在的一種不明確而又迫切想得到確定的不良心理期待，這種期待容易給人造成心理陰影，即人們總認為未來的事情可能都是對自己不利，但究竟如何不利又不明確，這種預見性難以得到控制。

調查表明，認為“在搬遷后的生活中，產生過焦慮、不安、悲觀等消極情緒”的人數占調查總人數的71.14%，說明大多數失地農民都對未來生活感到不知所措，內心總有一種擔憂感和危機感。生活方式的改變，社會保障和相關管理服務尚未相應跟進，使得失地農民難以融入現代城市從而對未來生活問題產生焦慮心理。

（三）排斥與失衡：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心理失衡的原因探討

1.鄉土文化的張力，對傳統的懷舊情結依然存在

蔣奇（2008）認為，傳統的中國農村在形成社區文化的過程中，以地緣與血緣關系為基礎，依賴情感因素和約定俗成的規定來處理人際關系，缺乏權威的法律規范加以約束，導致其具有強大的保守性和封閉性。失地農民本身所固有的傳統思想觀念潛移默化地影響其在城市中的思想狀況，一定時間內難以發生轉變，而他們對原本的鄉土文化又懷有較深的眷戀，不愿主動適應新的居住環境和生活方式，需要加以引導和教育。

2.思想觀念的落后與狹隘

安置到城市社區，不僅給失地農民帶來了居住地的空間變化，還帶來了新的思想方式和價值觀念，而舊有思想觀念不會輕易改變，兩者的相互沖突和矛盾阻礙了居民適應新環境和新的生活方式，影響了他們踏上市民化道路的征程。具體體現為缺乏對公共環境的愛護，尤其在遵守公共秩序上缺乏自律和自我約束，如購物沒有排隊的習慣，公共場合大聲喧嘩等。落后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時時沖擊著現代化市民的思想觀念。此外部分居民的宗教意識、迷信宿命思想，扼殺了他們的自主創新、競爭和開拓的積極性，使得他們處處循規蹈矩，安于現狀，不愿改變。這些價值準則極大地阻礙了失地農民向市民化方向的跨越式發展。

3.城市文化的排斥心理存在，居民信任感減退

長期以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在國家城鄉政策存在差異的情況下，我國農村和城市缺乏溝通交流，城市和農村的文化體系分別造成不同的影響。當農民的身份發生轉變時，需要脫離原有的文化體系，重新融入全新的文化體系，而在此過程中失地農民或多或少會受到城市文化的排斥，部分人群的排外心理、接納和包容程度的不足會影響他們順利向新市民的過渡。

齊美爾在他的《社會學》中提到：“在社會中，最重要的綜合力量包括信任。”反觀在安置型社區中，隨著居住環境的改變，與原來的親戚鄰居每天見面次數逐漸減少，現實距離與心理距離都不斷增加，彼此產生隔閡感與疏離感。加上其社會網絡發生改變，關系的淡化與聯系的減少，終將降低彼此之間的信任感。

4.基于自尊和自我實現的融入心理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指出，人的需求從高到低可以分為五個層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自尊與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且人的需求是呈階梯狀遞增的，人的低層次需求得到滿足后，會向往更高層次的需求。在居民的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滿足后，只有豐富高層次的需求才會帶來愉快、充實的社區生活，具體表現為想要適應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生活，歸屬于新社區并與他人建立情感聯系，這些都是在解決溫飽問題后的精神性的急切訴求，而眼下的環境和條件并不能給予他們足夠的精神慰藉，急切的融入心理和緩慢的管理服務相矛盾引起了失地農民的心理失衡。

（四）引導與紓解：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心理困境解決途徑探析

1.社區提供過渡性的引導和幫助

（1）_展豐富多彩的社區文化活動

在社區中，管理者發揮巨大作用。在引導失地農民適應安置型社區生活的過程中，社區管理者要綜合運用各種方法，舉辦各式各樣的文化交流活動，例如開展象棋大賽、歌舞比賽、書法分享等活動，并以此為契機，搭建社區居民之間進行思想情感深度交流的平臺，從中收獲友誼，重新建立和諧的鄰里關系，改變失地農民封閉、傳統的心理，進而更加認同與熱愛新社區。

（2）建立完善的社區居民保障體系

良好的社會生活保障是居民安心居住的基礎。建立健全失地農民社會生活保障制度，有助于其盡快適應社區生活環境。針對弱勢群體提供相對應的幫助，對于退休老人承擔其養老、社工服務、就醫、康復等方面的服務；針對失業農民，為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勞動就業、社區培訓等服務，引導其再就業；為特殊人群提供心理咨詢、助殘扶弱、關愛自閉癥患兒等服務，提高居民生活滿意度，促進和諧社區建設。

（3）強化社區的人文關懷

人文關懷影響失地農民的生活適應程度，對于居民基本需求的滿足，基本權利的保障，需要社區加強對其的人文關懷，從微觀方面加以改善，細致入微地幫助居民解決在生活中遇到的諸多困難，滿足其現實利益的需要，從而加強其對社區生活的認同。

2.強化對居民的內心紓解工作

首先，革新觀念，樹立“新市民”身份。失地農民從農業戶口迅速轉為城市戶口，從內心來講還未適應自己的新身份，保留著鄉下人的身份認知。因此基層的社區管理者需要引導居民更新觀念，認知自己的新身份。通過開展過渡性的新市民教育課程，幫助他們了解城市社區的基本架構、學習城市基礎設施的使用、樹立文明城市的規則意識等，以此加快促進他們適應現代化城市生活，強化對“新市民”身份的認知。

其次，結合實際，合理宣傳和教育。宣傳部門應該針對失地農民這一群體文化水平較低，理解能力有限等特點，創造簡單、易于理解的宣傳和教育方式，將拆遷安置工作中服務和管理的熱點問題與失地農民的實際問題聯系起來，將拆遷安置政策與拆失地農民的實際訴求聯系起來，促進安置戶居民形成正確的現實認知，疏導失地農民的焦慮心理。與此同時，也要加強對這一群體的法制教育，開展司法講壇，宣傳法律知識，使居民學法、懂法、守法，學會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利，做合格的守法市民。

最后，自我調適，規劃自己要走的路。合理的規劃可以讓我們明確生活方向，實現生活目標。失地農民對自己的現狀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并能進行自我調適，接納現下的生活環境和方式，對未來也要有一個明確的打算。努力克服新環境帶來的不適，摒去鄉土文化中不合時宜的習慣和消極的思想觀念，積極主動地去適應新的身份角色、鄰里圈子、社區生活。逐步培養現代化的市民意識，學習新的就業和生活理念，以期實現“村民”到“市民”的穩步過渡。

3.構建公共議題。

社區對公共議題的建構需要在居民關注的社區生活的焦點和熱點事件的基礎上完成，建構的媒介主要在于社區的管理部門，可以是主動性、有選擇性的觸發議題，如社區的人大代表選舉、居委會成員的選舉、物業費的群眾聽證會、興趣協會的組建、各種各樣的活動等，從而讓居民有了表達的權利和情緒發泄的渠道，使其在參與中形成自身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此外通過豐富的文化娛樂活動和居民之間相互的交流和溝通可以分享共同的情感體驗，構建共同的文化語境，培育出安置型社區獨有的社區文化和價值觀念，這將是形成認同的重要精神資源，也是解決安置型社區失地農民心理困境的有效方法。只有這種來自于集體意識塑造的心理認同感和歸屬感，才不至于使居民各自孤立，造成拆遷前后的心理失衡。

4.強化拆遷戶居民自身的適應能力

（1）認同自身對社區的價值

能夠認同自身對社區的價值，有利于促進社區建設，增強社區凝聚力。在追逐目標的過程中，保持樂觀的心態，充滿活力，對生活抱以積極向上的信念，能夠發掘自身的潛力，認真分析和看待自己，理智接受外界環境，便會在此過程中收獲外界的贊許與自身的認可，形成自我認同。

李蘇娟在《吉登斯自我認同理論對我國成人教育的啟示》中這樣解釋，拆遷安置戶面對生活、工作、地域的多元變遷和改動，自然會沖擊到自我價值的認同，因此他們必須重塑價值認可，敢于直面外在的環境變化和內在的心理變化，不斷增加對新社區的認知，積極參與社區管理與服務事業并發揮自身的優勢和能力以增強自身的環境適應力和價值認同度。

（2）轉變觀念，提高自身素質

居民觀念的轉變遠不及由“村民”到“市民”的身份轉變迅速，它需要主動性的思考和緩慢的適應，中國農民有重義輕利、安土重遷、不愿意接受新鮮事物等的傳統觀念，且深深的支配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這需要確立當下城市生活的新^念，可以通過交朋友與外界社會聯系，交流更新傳統觀念，認識和思考新觀念，在參與現代城市社會生產和生活中改變傳統落后的觀念，逐步形成適應城鎮化進程的現代市民觀念。海涅在《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一書中有句名言：“思想走在行動之前，就像閃電走在雷鳴之前一樣。”人的素質的提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觀念能不能轉變，直接關系到素質提高這一過程能否順利地、完全地得以實施，而自身素質的提高也會加快觀念的轉變，二者相互促進，因而居民要提高自身的適應能力，就必須從轉變觀念，提高自身素質做起。

（3）調整心態，以積極態度面對未來生活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認為：“壓抑的功能是把主體的經歷和回憶、各種欲望和沖動保存隱藏起來，不讓它們在意識中出現，但這種東西并未消失，而是一直潛伏著、活動著，在壓抑的作用下存在于無意識之中，會以夢、口誤、筆誤、記憶錯誤等方式出現，病態的壓抑可能導致心理疾病。”這一理論闡述了人內心的郁悶、壓抑、失衡會對人的身體產生不利影響，因而對于內心失衡的失地農民來講，及時排解不良情緒，紓解內心苦悶顯得十分重要。這需要居民調整心態、排解不良情緒，此外還可以拓寬興趣，研究表明，廣泛的興趣愛好有助于良好心態的形成，從而減小心理壓力，增強適應能力。因此，失地農民需要學會如何調整心態，如何調節不良情緒，通過改變從前的生活態度，勇于嘗試新鮮事物，不斷迎接挑戰，進行自我疏導、調試，多與外界環境接觸，拓寬視野，以積極的態度面對未來生活。

〔參 考 文 獻〕

〔1〕孟欣.失地農民社會適應研究――以武漢市近郊為例〔D〕.華中師范大學，2012.

〔2〕張垣平.為改革，發展，穩定做好地政拆遷管理工作〔J〕.北京房地產，1995，（07）.

〔3〕秦潤新.農村城市化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4〕龍騰飛，徐榮國，施國慶.城市拆遷的滿意度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07，（07）.

〔5〕談小燕.城市化進程中重慶失地農民角色適應調查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6〕弗蘭克?戈布爾著。呂明等譯，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7〕米慶成.進城農民工的城市歸屬感問題探析，青年研究，2004.

〔8〕吳曉燕.從文化建設到社區認同：村改居社區的治理〔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09）.

〔9〕胡楠楠，俞寧.“村改居”后合肥新市民的思想理念適應性研究〔J〕.赤峰學院學報，2013，，03）.

第6篇：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關鍵詞：保稅區；關稅；國際貿易

一、保稅區的概念

一般認為，保稅區這一概念是我國獨創的，用來特指類似于自由貿易區的一種特殊的區域。其來源于國外的自由港和自由貿易區。制度經濟學的三要素理論將保稅區看做是自由貿易區在我國的一種特殊形態。是在受計劃經濟體制制約下參照自由貿易理論進行的一種制度設計。

保稅區通常有保稅倉庫（bonded ware house）和保稅工廠（bonded factory）兩種形式。保稅區是不同于傳統的保稅倉庫，但同時又具備保稅倉庫的很多特點。可以將保稅區視作為擴大了的保稅倉庫與保稅工廠的結合體，同時具備自由貿易區的一些功能與特點，是介于保稅倉庫和自由貿易區之間的一種具有過渡性質的區域。

二、保稅區設立運作的理論分析：

1、出口加工區理論

由日本學者藤森英男提出，該理論認為，出口加工區不會一直存在，而是會經歷一個建立、發展、消亡的過程。該理論對于保稅區的發展與運作具有借鑒意義，保稅區的運作模式不應該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應當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對于內陸保稅區，不應當全部仿照沿海保稅區成熟的運作模式。出口加工區理論從理論上支持了內陸保稅區在不同時期，應該因地制宜選擇合適的運作模式。

2、區域優勢理論

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不同區域具有不同的優勢，這些優勢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包括：1，生產要素優勢，如資本、生產技術、勞動力等。2，自然條件因素，如自然資源、交通條件等。區域優勢理論是保稅區設立與發展所必須遵從的原理。只有先從區域優勢理論的角度上肯定保稅區設立的合理性，才能進一步分析探討保稅區的運作模式。

3、關稅理論

1、保護關稅理論：，該理論認為在國際分工中，發展中國家處于產業鏈的下游，即經濟位置，而發達國家處于中心位置。這樣的國際分工無疑是對處于中心位置的發達國家有利，因而發展中國家應當通過關稅對國內產業進行保護，與此同時一個國家應該逐步降低對其他國畫家的關稅，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使得國內的行業不斷受到來自國際競爭的刺激.該理論主要強調的是合理利用關稅的必要性和適當稅率的合理性。

與中心理論從理論的角度為設立保稅區提供了依據，保稅區作為一個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緩沖手段，能使投資者充分利用經濟資源，促進專業化分工，降低運營成本。與此同時提高我國的技術水平，從而有力的促進經濟發展。

2、自由關稅理論：該理論起源于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中指出經濟增長來源于勞動分工與專業化生產，而專業化分工的發展則取決于市場的規模。自由的關稅政策相較于保守的關稅政策能夠更有效的擴大市場范圍，從而更有利于經濟的發展。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論（factor endowment theory）認為各國的要素稟賦是有差異的，要素的稟賦狀況影響要素的價格，進而影響產品的生產成本，一國只有專業化生產和出口其豐裕要素密集型的產品，進口稀缺要素密集型的產品，才能獲得貿易利益并增加整個社會福利。過高的關稅是一種貿易壁壘，破壞了國際分工，降低了生產要素的利用率，阻礙了先進生產技術的推廣。

4、產業集群理論

產業集群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關于生產專業分工的思想。他認為生產專業化分工與規模經濟的形成互為因果關系。即生產專業化分工不僅是規模經濟形成的原因，同時也是規模經濟的一個重要成果。當前學術界公認產業集群的作用主要表現在：降低成本、提高產品差異化、提高勞動生產率。

保稅區一般位于交通較為便利的地區，同時作為我國目前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政府為保稅區的設立和發展提供了各種措施，從而可以吸引各種生產要素聚集到保稅區周圍，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集群。內陸保稅區憑借其優惠的政策完善的基礎設施和靈活的貿易方式，必將對區域經濟的發展起到更加突出作用。

5、制度變遷理論

制度變遷理論的概念

制度變遷是指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的變化。制度變遷的基本原則是：只有當制度創新可能獲得的潛在利潤大于為獲取這種利潤而支付的成本時，制度變遷才會發生。潛在利潤是制度變遷的必要條件，即有了潛在利潤未必會發生制度變遷，但沒有潛在利潤，就一定不可能有制度變遷。

制度變遷涉及的成本包括：1、舊制度設立時的沉沒成本。2、舊制度運行后的追加成本。3、新制度設立的預期成本。4、新制度設立后預期的運行成本。舊制度的沉沒成本往往很大，因而即使舊制度的種種弊端顯露無遺，往往也不會立即發生制度變遷。社會仍然沿著低效率的制度運行，知道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大于制度變遷的成本時，制度變遷才會最終發生

皮特?沃爾（Peter.Warr）根據多國的出口加工區所提供的數據，提出了出口加工區成本――收益模型。該模型對于我國保稅區的建設有很大的借鑒作用。

皮特?沃爾通過這個成本-收益公式，對出口加工區的凈收益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克服了此前定型分析的不足，為研究出口加工區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該模型衡量了現行制度的運行狀況。如何凈收益為正，則出口加工區可以按照當前的發展模式繼續運行下去。反之，當凈收益為負，則應當采取措施進行調整。此模型建立的根本目的即是衡量新制度是否有取代舊制度的必要性。

成本-收益模型存在這種種的不足。最主要的不足在于忽視了設立出口加工區目的的多樣性，即除了經濟目的之外還有社會目的和政治目的（如增加就業、引進先進技術等）。由于分析目標的模糊性，成本-收益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現實基礎。（作者單位：貴州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張鳳清.關于我國保稅區發展的若干問題思考[J].外國經濟與管理.1996（4）.

第7篇：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關鍵詞:大數據；品牌建設

1大數據的產生和類型

最早全球知名咨詢公司麥肯錫這樣定義大數據：“數據，已經滲透到當今每一個行業和業務職能領域，成為重要的生產因素。人們對于海量數據的挖掘和運用，預示著新一波生產率增長和消費者盈余浪潮的到來。”①大數據在物理、生物、環境生態等領域以及金融、通訊、軍事等行業早有應用，卻從近年來因為互聯網和信息行業的發展而在消費市場引起關注。在互聯網世界，“大數據”指的是互聯網公司在日常運營中生成、累積的用戶網絡行為數據。在電視機行業，從用戶的需求產生，到電視制造企業通過營銷影響消費者，再到消費者做出決策、購買一臺電視機，使用它觀看節目，對產品做出評價，以及到后面的維修、更新換代……在整個過程中，都伴隨著海量數據的產生。這些數據按照其來源大致可分為三類：1）企業數據：包括產品生產數據、銷售數據、庫存數據以及賬目數據等。2）產品使用數據：包括電視的收視記錄、智能設備互聯、傳感器數據、使用反饋數據等。3）網絡數據：互聯網上關于電視品牌或產品的記錄數據，包括網絡新聞，官方網站訪問記錄，用戶的網絡搜索記錄，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平臺的評論記錄等。

2大數據的價值

單從大數據的來源已經可知，這些數據種類繁多，規模極其龐大。那么，這些海量的數據意味著什么？麥肯錫在一份名為《大數據，是下一輪創新、競爭和生產力的前沿》的專題研究報告中提出，“對于企業來說，海量數據的運用將成為未來競爭和增長的基礎。”①在國內，百度成立了營銷研究院，專門基于自己的大數據資產進行挖掘網絡營銷價值的研究；騰訊也將數據化運營作為一項關鍵任務。馬云稱大數據是“未來最大的能源”，有著堪比石油和黃金一樣的價值。其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功能上。1）市場預判。大數據技術的主要功能是對未來事態的預測和對未知事物的預態，其方法是通過海量數據的挖掘和發掘某種預后的跡象。所以當網民們在把微博、微信等社交平臺當作抒情或者發議論的工具時，嗅覺靈敏的企業卻正在挖掘這些互聯網的“數據財富”，先人一步用其預判市場走勢，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收益[1]。過去幾年，電視機行業推出了許多新的概念，可以說軟硬結合齊發力，像4K電視、OLED電視、量子點電視、曲面電視、人工智能電視、激光影院等等。而這些概念推出后，消費者到底感興趣嗎？他們的接受度如何？這些，都可以通過大數據來了解。2）洞察用戶。產生自用戶的每一個數據，都是其需求的表達。在網絡上的每一次搜索，每一次訪問，對使用過的產品的每一次稱贊或吐槽，使用產品的每一次記錄，正像在雪地上留下的腳印，企業可以根據這個腳印去尋找消費者的軌跡，找到用戶在哪里，市場在哪里，以及未來市場的發展方向②。3）重構商業模式。在數據的數量和質量達到一定程度后，所輸出的內容，可以創造出有價值的商業模式。比如智能電視OTT廣告，基于互聯網技術支撐的大屏運營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算法，可以清晰了解到用戶行為、用戶畫像數據，廣告主可以通過豐富多樣廣告容器和曝光形式，實現精準營銷，同時快捷完成支付，還能夠看到全面的商業化數據、行業數據等，便于及時調整營銷策略[2]。

3大數據對企業品牌建設的驅動力

大數據的價值，意味著一個企業若能對大數據進行詳細的解構，就能獲取很多智能的，深入的，有價值的信息，這些信息可以驅動品牌完善自身建設。以電視行業為例，能夠指導電視制造企業解決：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怎么售賣、賣到哪里、賣給誰，如何運營等等問題，實現品牌建設的大飛躍。1）生產什么。在消費者眼中，同類品牌會被反復比較，每個品牌都試圖找到自己獨特的賣點，區隔于競品，因此市場上出現了上文提到的4K電視、OLED電視、量子點電視、曲面電視、人工智能電視、激光影院等五花八門的產品類型。來自百度營銷研究院的數據顯示，2017年一季度，關于電視機搜索最多的，有的是關于屏幕的，像液晶電視，有的是關于軟件的，比如智能電視、云電視，這些是群眾基礎最強，市場接受度也最高的，最多的人在搜索、討論它們；曲面電視、OLED電視這兩個較新的概念，今年由于大打概念，實現了爆破式的增長；而4K電視，則是延續前兩年的漲勢，可謂是增長最穩。通過這些數據，企業可以監測，行業各個概念被消費者關注的程度如何，趨勢如何，有沒有繼續推廣和生產的潛力。2）如何售賣。大數據能夠幫助品牌對產品的營銷路徑進行分析。比如，通過品牌或產品的搜索趨勢、購買趨勢、使用趨勢，找到產品的營銷關鍵節點和關鍵地域。來自百度營銷研究院的數據表明，傳統長假、新電商節點都是營銷、銷售的關鍵時間點；地域方面，廣東、山東、江蘇等地電視機搜索量最大，創維主陣地在廣東、長虹在四川、海信在山東。網絡渠道的，比如像京東商城、亞馬遜、淘寶，品牌官方網上商城等等，也已成為消費者關注的購買渠道。相應的，品牌需要據此分配自己的資源，向關鍵時間節點、地域傾斜，實現品牌更深入的滲透。3）賣給誰。通過對搜索網站、社交網站涉及品牌/產品相關關鍵詞的賬號進行分析，可以收集到消費者的背景信息，得到品牌用戶/潛在用戶的人群畫像，了解受眾關注的興趣點。比如，某電視品牌根據大數據總結出主要用戶群體畫像特征包括：年齡大多在30～39歲之間；男性多于女性；在互聯網搜索平臺，最愛搜產品，其次是品牌；在知識問答平臺，愛問家電數碼、廚具、家居裝修、電視、智能家居相關問題；在百度貼吧，愛訪問數碼家電類主題吧；在網站中，他們喜歡訪問PPTV，中關村在線，汽車之家，搜狐視頻、鳳凰網等網站；平時，愛看國產熱播電視劇、輕松詼諧的國產電影；明星里，獨愛高圓圓……不同品牌的群體偏好可能是不一樣的，大數據可以告訴品牌方，喜歡該品牌的用戶喜歡什么服飾，喜歡開什么車，主要分布在哪里，喜歡哪個明星，為諸如代言人選擇等品牌營銷策略提供具體的建議。4）運營。電視售出后，用戶在使用中產生的大數據也能為品牌帶來極大幫助。一方面是內容運營，比如長虹的人工智能電視，在連續使用一段時間以后，就能掌握用戶的收視習慣，長虹能夠很快發現哪類內容用戶喜歡看，哪些從不關注，哪個明星被點播的頻率最高，據此為用戶精準推薦個性化的內容，提升用戶體驗。另一方面，掌握用戶在娛樂內容消費方面的消費特點，除了有助于品牌進行內容運營的技術產品創新以外，還可以實現品牌對客廳場景商業價值的挖掘，比如OTT廣告。依托對內容和用戶方面的數據分析，廣告可以在電視OTT平臺實現既精準且廣泛的覆蓋與到達，還可以打通電商消費場景和支付場景，廣告主可以通過一臺電視完整獲取受眾從接觸廣告信息到完成購買轉化的全鏈路行為大數據，同時電視品牌也實現了自身產品價值的變現。凡走過，必留痕。用戶在網絡世界的蹤跡，每一次搜索，每一次使用，品牌都可以去探尋其背后的需求和渴望，從而洞悉受眾心理，了解市場偏好。在品牌建設的過程中，企業應該考慮如何更好地利用這些大數據布點布局，再造品牌與受眾的關系，并以此構建品牌的影響力。

作者:劉偉杰 單位:北京顧能市場調研中心

參考文獻

第8篇：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關鍵詞：社區護理；指標體系；建立及應用

在現代社會發展的趨勢下，國內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的建立需要具備一定的科學性與適應性。在新醫改政策的促使下，社區護理評價指標體系呼之欲出。在之前較長的一段發展時期內，我國大部分地區的社區護理是社會保障體系中的薄弱環節，致使社區護理服務機構的口碑較差，社區服務質量管理缺失，這就更加需要一套完善的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對社區醫護工作的各項環節做以維護。

1 國外相關研究對我國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建立的影響

發達國家對社區護理服務的建設較早，社區護理的質量指標體系的建立及應用較為完善。其主要的衛生服務機構以團隊為主體，為某一區域環境中居住的人們提供醫療護理服務。體系中的指標包括平等性指標、降低發病率指標等等，為我國建立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鑒作用[1]。但由于國情的差異化，在具體實踐中，該項體系的確立還需考慮我國的實際社會狀況。

2 國內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的建立

2.1建立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的過程 經過長期的理論研究，我國建立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已經具備了可行性，需要針對多項指標進行篩選，運用合理的統計與分析的策略及手段，完成信息的有效收集與歸整，以便于專家學者對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進行最終確立與完善的評估工作。

2.1.1指標的選擇 從多項影響因素考慮建立我國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從而能夠有效維護社區護理。影響該體系建立的指標有很多，要以指標對結果的重要程度作為選定系數的標準，例如：算數平均數、加權平均數等，都將作為建立體系的重要依據。

2.1.2數據的統計方法 ①制定出一份基礎信息的調查表，分發給社區環境中的大部分個體住戶，這一步驟主要需完成社區護理機構中各項信息的收集過程，為統計和分析做基礎準備；②將全部的數據信息錄入計算機系統，筆者主要應用微軟Office軟件進行記錄與統計；③對數據進行分析，從而在有效信息結果的導向下完成該體系的建立。

2.1.3專家討論評估 專家意見的整體協調是形成社區質量指標體系確立結果的重要依據，一般采取專家積極系數與意見協調系數對計算機確立結果進行評估，以保證該體系構建出極佳的實用效果，縮減檢驗結果與實際應用的差異性[2]。

2.2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的可行性研究 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的確立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調整，是一項長期且復雜的系統工程。該系統建立初期的可行性不代表能夠保證其長期運行。隨著社會格局的變化，需要不斷完善社區護理體系的結構，填充社區護理高質量服務的內涵，提升社區護理的效率。

2.3具體的質量指標分析 質量指標分析是建立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的維護手段之一。體系確立結構的前期投入要合理化，既能夠反映出社區護理服務環境的完好，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社區服務的多項職能與服務質量的高效化。

質量指標的完善要符合現代社區“六位一體”的服務理念，即滿足社區預防、社區保健、社區康復、社區健康教育、社區計劃生育服務、社區醫療為一體的綜合社區護理服務要求[3]。

3 我國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的應用研究

我國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的建立對國內社會區域的綜合建設體系極為有利，配合當地社區醫療的工作模式，為社區進行更貼心、更細致的服務項目是我國社區護理的主要職能，其應用效果較為明顯，為我國醫療衛生整體事業的穩定發展助力[4]。

3.1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的應用 我國目前開展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研究的區域范圍較為分散，一方面有利于我國未來廣泛鋪開社區護理服務打下堅實的基礎，一方面能夠削弱某些不利因素對于社會公共服務效率的干擾。社區護理服務的精細化與低成本等特點，令其服務項目越發深入人心。

3.2國內社區護理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應用發展方向 在目前的社會情況下，國內很多地區的社區護理服務機構的發展狀況各不相同，服務質量略有差異，甚至有些區域的社區護理功能缺失，這對于我國形成統一的社區護理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形成是一項極為重大的挑戰。基于此，國內專家、學者對于此項體系的應用研究有待于更加深入的探尋。以便于找到一種適合于我國社會主義未來發展的醫療衛生服務機制，并將其應用于更為廣泛的社區護理服務體系之中，擴大社區護理服務的內涵 [5]。

現如今，社區護理機構已經成為老百姓日常生活圈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需要歸功于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的及時建立，將社區護理服務標準與國家醫院等級標準分開，促進了社區護理機構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周嫣，趙春艷，馮芳茗，等.中國社區護理質量評價指標的研究現狀與進展[J].上海護理雜質，2013，7（04）：191-193.

[2]張莉，周穎清，陳祖禹.社區護理質量指標體系的建立及應用研究[J].中國全科醫學，2010，10（10）：112-113.

[3]周嫣，趙春燕，馮芳茗，等.社區護理質量評價指標在浦東新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應用[J].護理雜志，2013，10（16）：151-153.

第9篇：社區治理研究范文

關鍵詞：利益分化；城市社區管理；“居站分設”；體制創新

中圖分類號：C912.8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7-0023-04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推動中國進入一個利益分化的新時代，原有的社會利益結構逐漸解體，多元化的利益主體不斷出現，利益關系格局持續變化調整。社會轉型期固有的社會矛盾與新的利益沖突相交織所產生的疊加效應，使得社區在化解社會矛盾、實現社會整合方面的基礎性作用凸顯出來。

一、利益分化時代的基層社會管理困境

改革的實質是社會利益關系調整和重組的過程，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推動我國社會利益關系發生深刻轉變，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階層逐步形成。伴隨著利益主體的日漸多元化，收入分配格局也呈現出明顯多樣性，不同利益主體之間收入分配差距不斷加大。利益的地區性分化、行業性分化、集團性分化、階層性分化與權力尋租、市場壟斷等原因造成的不合法、不合理利益分化的相互交織，使得社會沖突加劇，并不斷顯性化。[1]利益沖突的加劇嚴重威脅著社會穩定。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社會的利益整合與利益協調滯后于社會利益分化。由于市場化改革推動的利益主體多元化基礎上的利益分化非常迅速，原來的行政性利益整合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逐漸失去了其應有的功能和效果，而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利益整合與協調機制的構建剛剛起步，還處于探索階段，無法充分發揮出其利益整合與協調的功能。因此，如何通過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探索一條有效的社會整合途徑，以實現利益整合和社會穩定，就成為當前社會建設的實踐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