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定義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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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危機定義范文

當前受金融危機影響,境外遇到流動性趨緊和信用風險加大等問題,導致“外需”減弱和國內企業有單不愿接的情況發生,給我國外貿出口帶來嚴重困難。具體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實際需求的下降,即由于目前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陷入困境,使其消費市場萎縮,導致我出口企業訂單下降;另一種則是融資問題導致的有效需求下降,即境外進口商銀行由于流動性緊張,縮減了對進口商的授信額度,給進口商的融資規模縮減,條件也變得苛刻,如原采用銀行信用證結算方式,現改為賒銷(O/A)結算或遠期D/P(付款交單)方式,或延長付款期限,如將原來的付款期限由30天改為90天,甚至更長。在這種結算方式下出口商需占

押資金并承擔進口商或進口商銀行的風險,直接導致我出口企業不愿接單。

對貿易融資而言,針對上述第一種情況,國內銀行屬于無單可做,從而導致貿易融資需求下降。針對上述第二種情況,通過國內銀行提供貿易融資服務,特別是對進口商或進口商銀行提供貿易融資,可以有效拉動“外需”,從根本上緩解外貿出口難問題。但是當前國內銀行體系雖資金充足,但商業銀行不愿承擔境外進口商和進口商銀行的信用風險,尤其是針對半年以上期限的延付合同出于流動性考慮,不愿提供融資,從而導致我國外貿領域存在巨大融資缺口。

當前通過政府層面加大貿易融資力度來提振經濟復蘇已成為各國共識。如日本政府已通過日本國際協力銀行設立了緊急融資制度并向其提供資金支持,動用外匯基金特別賬戶貸款給國際協力銀行用于援助日本在海外投資的企業。美國進出口銀行除傳統的保險業務外,也開始發放直接融資,如有資金需要,可直接使用美國政府救市計劃的資金。印度政府向印度進出口銀行提供10億美元緊急援助等。我國政府針對已簽約的大型成套設備出口,給予了出口信用保險和出口信貸專項安排,目前大部分已簽約項目融資安排已確定了承貸銀行。

為應對金融危機,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穩定發展,當前金融機構應抓住機遇,積極采取有效應對措施,建議如下:

第一,應積極發揮政策性銀行作用來“穩定外需”,如應加強與外國政府、金融機構、多邊組織、大型企業的貿易融資合作,通過向其提供授信、資金、擔保等手段來穩定外需,反對貿易保護,以擴大我國商品和服務的出口。

第二,第二,應積極使用具有貿易背景真實、融資具有“自償性”等特征的貿易融資業務,來支持中小企業及港澳臺資企業發展。

第三,第三,應重視和加強銀行自身貿易融資能力建設,當前金融危機情況下,政府相關部門都對銀行運用貿易融資支持外貿發展寄予厚望。為此,各銀行在理清貿易融資發展思路的同時,應重點加強銀行自身執行力建設。

第2篇：金融危機定義范文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機制；防范對策

一、金融危機內涵的確定

國際金融危機傳染一般指金融危機在國家間的傳播。目前，對金融危機傳染內涵的界定分歧較大。我們把學術文獻中有代表性的定義歸納為6種：“概率說”、“溢出說”、“凈傳染說”、“過度聯動說”、“極值說”和“折衷說”。下面按界定范圍由大到小對這些定義進行歸納和評述。

“概率說”一般被認為是較早的現代傳染定義之一。這種傳染定義最為寬泛，遭受貨幣攻擊可能性增加的國家并不必然發生危機，因而不能說明一國危機是否傳染到其他國家。

“溢出說”彌補了“概率說”的上述弱點，強調傳染源與傳染對象之間的沖擊溢出效應。溢出說將傳染定義為由于危機傳染國與被傳染國之間的實體經濟聯系或者金融聯系而發生的沖擊。

“凈傳染說”從行為金融學角度對傳染進行了界定，認為危機傳染與傳染源國、被傳染國的宏觀經濟基本面無關，而僅僅是由于投資者或其他經濟人的行為導致危機在國家之間的蔓延才能稱為“傳染”，并稱之為凈傳染。

“過度聯動說”是近年來被廣為接受的一種實證定義，他們將傳染定義為一國所引發的沖擊造成他國與該國市場聯動趨勢的顯著上升。按照這種定義，貿易聯系和金融聯系造成的市場聯動性被解釋為實體經濟的相互依賴，除此之外的聯動性增加才是由傳染造成的，被認為是真正的危機溢出效應。

“極值說”將傳染定義為可觀測到的各國金融市場之間同時實現高額收益概率的增加而非金融市場之間聯動性的增加，認為只有各國金融市場收益率極值同時出現時，才能說明危機從一國蔓延到了他國，因為收益率極值出現是金融泡沫或破滅或發生流動性逆轉的標志。

“折衷說”從宏觀和微觀結合的視角，將傳染定義為一地區、一國或者某金融機構發生的危機向其他地區、國家或者金融機構蔓延的過程。這種定義是在世界銀行定義的基礎上從宏觀領域到微觀領域的擴展，也為研究危機傳染的微觀機制提供了基礎。

二、國際金融危機傳染的根源

金融危機的起因可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國內宏觀經濟基本面的不穩定、金融機構的脆弱性及其他因素造成的自我實現；二是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和他國金融危機對本國的傳染。對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根源的研究至今仍存在較大的分歧，主要有危機傳染的“全球化說”、“國際金融市場內在不穩定性說”、“微觀基礎說”三派觀點。

（一）危機傳染的“全球化說”

該理論的觀點是，兩國之間經濟與金融一體化程度越高，資產價格和其他經濟變量變動的同步性越強，基本面沖擊和投資者行為沖擊造成的傳染程度也會越深。而多數人認為金融一體化僅僅是危機傳染的條件，而不是危機傳染的原因。他們認為，傳染的原因有兩大類：一類是宏觀經濟基本面沖擊，分為國家之間的貿易聯系、金融聯系和共同沖擊等。另一類是其他非基本面的偶然因素，包括流動性因素、投資者因素、政治因素、政策因素和文化因素等。

（二）危機傳染的“國際金融市場內在不穩定性說”

沿著金融機構內在脆弱性理論和金融市場內在不穩定性理論思路，林毅夫認為一場危機之所以能夠從一國爆發并迅速傳染到其他經濟體，其共同外因是由下述三方面因素導致的國際金融市場內在不穩定性：一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和資金流動容易受到市場預期和信心變化的影響；二是科技進步使得大規模跨境交易迅速；三是出現大量國際風險投資基金、投資銀行等杠桿交易者的投資或投機行為。

（三）危機傳染的“微觀基礎說”

對危機傳染的研究著眼于微觀角度，一是為危機傳染的根源尋找微觀基礎，二是研究微觀主體金融機構之間的危機傳染機制。流動性不足和資產價格的變換被認為是導致危機傳染的原因。

三、金融危機的傳染機制

危機的傳染在概念上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強調不同市場間的相互依賴所導致的溢出效應。這種相互依賴是指由于實體經濟或者金融方面的鏈接，使得局部的或全球性的沖擊在國際間的傳播。第二類則指危機的傳染與可觀測到的宏觀經濟或其他基本面無關，而僅僅是由于投資者或其他金融經紀人的行為結果。

學者們對傳染的定義不同，而且對傳染機制的分類研究也大相徑庭，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

（一）實體傳染機制

實體經濟傳染是指通過實體經濟關聯而達成的危機在國家間的傳導和擴散。其具體形式有：

1.貿易伙伴型傳染。一個國家的危機惡化了另一個與其貿易關系密切的國家的經濟基礎，從而令其陷入金融危機，這被稱之為貿易伙伴型傳染。貿易伙伴型傳染有兩個傳導路徑：其一是直接的進出口傳染；其二是間接價格沖擊傳染。前者是指爆發危機的國家貨幣大幅貶值，進口減少而出口增加，從而導致其貿易伙伴國的貿易赤字增加、外匯儲備減少，成為投機者對其貨幣沖擊的對象，最終淪為危機傳染的受害者。后者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危機導致的本幣貶值使其貿易伙伴國的價格水平下降，同時促使其消費價格指數下降，居民對本幣的需求量減少，而要求兌換外幣的數量增加，導致央行外匯儲備減少，誘發金融危機。

2.競爭對手型傳染。如果危機發生國和非危機發生國的出口市場相同，互為競爭對手，則會發生競爭對手型傳染。在通常情況下一國與危機發生國的貿易聯系越緊密，危機傳染的概率就越大。

（二）金融市場傳染機制

金融傳染是指由于金融市場自身特征及市場主體行為所導致的危機通過金融關聯由某一金融市場向另一金融市場、某一國家向另一國家的傳染。金融傳染主要是以資本市場及貨幣市場等金融渠道為傳染渠道。

當一國發生危機時，金融機構被迫向退出投資者提供貨幣，金融機構在一個市場上面臨流動性問題，金融機構會通過減少在其他市場的拆借頭寸來滿足流動性需求，將導致其他市場出現貨幣危機。如果兩國資產運動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則金融危機會通過跨市場的套期保值迅速地傳染。投資者在某個市場受到沖擊時，會重新調整他們的證券組合，從而把沖擊傳播到其他市場。

（三）凈傳染機制

凈傳染也可以算作是預期傳染機制的一種，即兩個經濟關系薄弱的國家，一國發生的金融經濟危機并沒有惡化另一國的經濟基礎，但如果投資者的預期發生了變化，也會導致危機的發生。凈傳染是由經濟中的多維平衡點及投機者的“自促成”因素導致的，由于一國發生危機后，投資者對其他類似國家的心理預期變化和信心危機造成了投資者情緒的改變，結果產生了對這些國家的自我實現的投機攻擊，產生了凈傳染效應。它通常被認為是非理性的結果，如金融恐慌、羊群行為、信心喪失及風險厭惡的增加等。

1.“羊群效應”

投資者在市場上常常根據其他投資者的行為決定自己的選擇，投資者具有一種從眾心理。當投資者無法獲取充分信息來區分不同市場的基本情況時，即使金融狀況不同，一國的危機也可能導致對其他市場的貨幣投機。

2.“示范效應”

當一國發生金融危機后，如果投資者掌握危機發生國與所投資國家經濟、金融方面的較為充分的信息，投資者會根據掌握的情況將所投資國家與危機發生的國家進行對比，重新評價所投資國家的風險，并據此改變之間的資產組合。

四、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傳染的政策建議

（一）積極擴大內需，抵消外部需求減弱的不利影響

為了防范外需過快下降帶來過大的需求缺口，要努力擴大內需，引導消費方式和方向，調控好投資的規模和結構，不斷提高國民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努力化解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通過多種措施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居民消費預期。

（二）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合理引導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

在目前形勢下，應該維持人民幣穩定，在國際市場需求疲弱背景下，人民幣繼續升值將進一步惡化外貿企業的生存發展環境。在面臨外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不少國家采取本幣貶值的方法來促進出口。但是大幅度的進行本幣貶值容易引發市場恐慌，引起資本外逃。綜合各方面的因素，保持幣值的相對穩定有利于減輕金融風暴對經濟金融形勢的影響。

（三）加強金融危機預警機制建設，加強對國際游資的監測和防范力度

在危機爆發前，一國經濟金融形勢可能會發生某些變化，應加強各經濟管理部門和金融管理部門的信息聯動，建立危機預警監測機制，及早提示潛在的風險。在經濟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要特別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還要加強跨境資金監測的國際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風險，加大對國際資本流動異常的打擊力度。

（四）加強信息披露制度建設，提高經濟金融數據的準確性

信息不完全是金融危機不理性傳染的一個主要原因。危機發生時，由于投資者無法充分掌握全面的信息，導致投資者無法將基本面健康的國家和有問題的國家區別開來，出于避險考慮，往往采取相同的逃離策略，并使得非理性的恐慌情緒蔓延。所以建立規范統一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經濟金融數據的準確性，有利于投資者掌握全面的情況，并且做出合理的判斷，防止恐慌性心理預期的形成，增強市場信心。

參考文獻：

[1]林毅夫.金融一體化和亞洲金融危機[M].金融經濟,2004年第10期.

[2]林璐,萬玉琳.金融危機傳染機制的綜述[J].金融經濟,2008年第10期.

第3篇：金融危機定義范文

關鍵詞：公允價值 計量 金融危機

2011年5月，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與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共同了關于公允價值計量和披露的最新規定。在會計計量中，公允價值從提出到應用，一直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爭議，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面臨各種質疑，本文立足于后危機時代對公允價值相關問題進行分析，探討公允價值的定義、所面臨的質疑以及未來發展。

一、有關公允價值定義的探討

會計準則的制定機構對公允價值作出的定義的不斷變化可以看到公允價值的發展歷程。目前會計界關于公允價值本質有“獨立計量屬性觀”、“復合計量屬性觀”、“計量目標觀”和“檢驗尺度觀”等多種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的形成與不同時期各國經濟發展狀況以及會計準則對公允價值的不同理解和規定密切相關。

對公允價值本質的研究和認定并不影響公允價值發揮計量屬性的作用。一方面，公允價值的內涵和范圍本身就比公允價值計量要廣泛；另一方面，公允價值作為計量屬性引入會計計量中，發揮了計量工具的作用，對公允價值本質的深入研究勢必推動公允價值作為計量工具的發展，會計理論存在的現實意義也是促進更好的履行會計職責，發揮會計的作用。結合葛教授對公允價值定義的質疑，我們可以發現公允價值在定義上的不成熟，在應用方面，準則的制定還需改進，準則中對公允價值定義和應用的規定直接影響了公允價值作為計量屬性的應用；在理論方面，公允價值的界定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對于哪些要素需要考慮劃入公允價值確認和計量范圍進行不斷研究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允價值計量的主觀性。這兩個方面都是公允價值作為計量屬性應用所亟待規范的問題，而目前所謂的公允價值僅僅只是停留在估計價格的層面上，定義和界定還有待完善。從宏觀方面來看，市場參與者所信賴和接受的價格究竟應該如何決定？是市場還是準則或者是會計主體？這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二、公允價值特點

根據公允價值的特點，公允價值是建立在公平交易的基礎上，公平交易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而公允價值的計量環境主要是在市場環境下，公允價值計量的適用和公允價值計量下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與市場環境密切相關，且其“公允性”是建立在公平交易的基礎之上的；公允價值下交易雙方遵循平等自愿原則，交易必須是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進行的，沒有這個前提，公允價值計量是毫無意義的。在平等自愿的情況下，交易雙方地位平等是指雙方不存在隸屬關系、利害關系、關聯關系，在對資產或負債的價格確定上具有同等的決定權，只有這樣，交易雙方才能達成協議；公允價值具有動態變化的特點主要體現在順周期性和后續計量，這是公允價值顯著的特點。所謂順周期性是指價格與市場的景氣與否成正相關，順周期性從宏觀方面解釋了公允價值動態變化的特點。

三、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面臨的挑戰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觸發了學術界、實務界和監管部門對公允價值會計空前激烈的大辯論，金融界對公允價值的質疑主要針對公允價值所具有的順周期特點。但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公允價值只是金融危機根源的替罪羊。原因如下：

首先，作為計量屬性的公允價值，直接作用于報表，反映市場和企業的經營狀況。與所有的計量屬性一樣，公允價值計量首先表現的是其計量和確認作用，是對過去經濟業務的反映和對未來的預測。這一特性說明公允價值對過去的經營狀況是一種消極反映作用，對現在和未來的決策僅僅只是參考作用而不是決定作用。從這個角度看，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公允價值不可能成為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此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次貸危機，次貸危機是由貸款政策不嚴格引發的， 再因次貸證券化風險擴散到全世界。追根溯源，問題出在信貸政策上，那么，為什么信貸政策不嚴格會給金融界乃至全球的經濟帶來這么大的震蕩呢？一方面，全球金融體系在投資決策和風險管理時對外部信用評級依賴程度很高，而信用評級業由少數幾家大型機構主導，它們提供了幾乎全部重要的評級服務。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的具體評級相關性較高，它們疊加在一起產生足夠強大的周期性力量。經濟繁榮促使樂觀情緒產生，經濟衰退則導致悲觀情緒產生。眾多市場參與者使用三大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在機構層面產生大量的“羊群行為”。另一方面，是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使全球經濟聯系緊密，局部的危機就可能造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如此來看，此次金融危機是經濟發展過急過快的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積累起來的結果，是一個泡沫從產生到破裂的過程，而在此過程中，公允價值始終不是主導因素，并不能成為此次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

最后，公允價值在金融危機下消極反映金融企業的資產與負債，加速了行業不景氣的狀況的惡化，在一定程度上對金融危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從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金融危機下“價格下跌—資產減計—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鏈來看，公允價值推波助瀾的作用也是通過恐慌性拋售實現的，導致恐慌性拋售，一方面是公允價值計量下資產減計造成對未來形勢的悲觀預期，另一方面也與市場規范和管理不嚴有密切關系。從公允價值定義上看，一旦進入惡性循環，公允價值應用所要求的正常有序的交易環境就不存在了，而在非活躍市場，運用公允價值缺乏適當的指引加劇了市場的動蕩，因此，公允價值對金融危機推波助瀾的作用是公允價值在運用層面上不成熟造成的，而不是公允價值本身的問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歷史成本計量下資產或負債的賬面價值一直保持不變；然而，在交易真實發生的時候，資產或負債價值的變化瞬間體現出來，由此帶來的風險和震蕩遠遠大于公允價值順周期性帶來的負面影響，公允價值計量定期通過假想交易將資產或負債價值變化體現出來，減弱了資產或負債價值瞬間變化的影響和沖擊，從這一角度來說，公允價值的應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這次金融危機的危害程度。

公允價值應用下會計信息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是目前無法避免的，我們能做的是不斷改進公允價值的使用方法，將會計信息的失真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盡可能地降低公允價值使用不當造成的負面影響。

四、后危機時代公允價值應用展望

目前，我國對公允價值采用持慎重態度。運用公允價值計量首先面臨的是操作性問題，公允價值計量相對于之前我國占主流地位的歷史成本計量要復雜得多，在確認和計量的技術上也更為復雜，再加上公允價值計量對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要求也較高，這對會計人員的職業素質有相當高的要求。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計入當期損益，可能會導致會計信息的可靠性降低，保證公允價值確定的合理性，避免成為企業隨意操縱的工具，提高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是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最后，在我國企業會計處理和稅收處理分別遵循不同的原則，服務于不同的目的，兩者之間有出入的地方還需要很好的處理。

經過金融危機的洗禮，公允價值未來的發展前景看好，但其應用還需要進行許多改進。首先，需要為公允價值的運用創造良好的環境，較完善的經濟體制、活躍的交易市場、開放的信息平臺對公允價值計量的確認和質量都是十分必要的。其次，政府和行業的監管與規范需要進一步加強。公允價值在假想交易下交易主體不明確，存在假想交易發生而企業一直持有資產或負債的矛盾，這為虛增利潤、夸大虧損提供了有利的掩護。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加強監管，在市場中引導企業合法經營、科學管理。加強行業監管，推動行業規范的發展與完善，切實地制定科學、合理、可行的規范和準則。最后，高水平、高素質、高操守的會計、審計隊伍的培養也是必不可少的。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所面臨的挑戰雖然有些夸大了消極作用，但這些問題的提出都不是毫無道理的，特別是由于使用公允價值計量主觀性強，對從業人員職業判斷能力要求較高而產生的會計信息可靠性質疑的問題。通過培養“三高”會計人員、審計人員，可以在實務中準確地把握公允價值的確認和計量。

隨著對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研究不斷加深，其中存在爭議最突出的幾點：高質量、透明度及公允性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刻，美國SEC和FASB制定準則時在這方面也會更加完善，公允價值與具體實務的契合度也會有很大的發展，公允價值的應用將更為規范和科學，從而更好的服務于會計職能，在經濟的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董必榮.關于公允價值本質的思考[J]會計研究，2010（10）.

第4篇：金融危機定義范文

關鍵詞：公允價值 準則 建議

一、引言

公允價值在我國從興起到推廣經歷了一段曲折的過程。我國最早運用公允價值是在1999年實施的“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易”準則中，由于很多企業利用其來操控利潤，從而引發眾多學者對公允價值在我國運用的合理性的質疑，財政部只能立即叫停公允價值的推行。2006年，新《企業會計準則》中再次引入公允價值并規定于各個具體會計準則，但由于公允價值本身的缺陷以及我國資本市場的現狀，政府和上市公司在會計實務方面都持有謹慎應用的態度。因此，如何提高公允價值的可靠性和實用性成為我國會計界熱議的話題，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討論建立公允價值計量準則相關問題，集中規制公允價值計量，以使公允價值能夠得到更有效的應用。

二、公允價值計量準則構建的必要性

（一）公允價值在我國推行的必要性

公允價值的特性決定其在我國推行的必要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對公允價值的定義是：“公允價值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交換資產或清償負債的金額。”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FAS 157中對公允價值的定義是：“在計量日當天，市場參與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收到的價格，或轉移負債支付的價格。”

結合以上兩種最為普遍接受的公允價值定義，我們可以分析出公允價值的四個主要特性，而這四個特性主要是相對歷史成本而言的：（1）公允價值是基于市場而不是特定主體進行計量的。（2）公允價值所基于的交易是假想的交易并非實際發生的交易。（3）公允價值的計量日是確定的承諾日和清算交割期以前的每個報告日，并不是以往常用的交易日。（4）公允價值主要是基于市場的估計價格，它的估價面向未來，它的金額、時間安排等方面可以反映市場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歷史成本計量與公允價值計量相結合的雙重計量模式是歷史與時代的必然選擇。由于公允價值主要是隨市場價格波動，由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或負債就與市場緊密相關，尤其是在絕大多數商品有可觀察的活躍市場的情況下，基于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負債表就有可能反映企業的現時價值而不再是成本，通過這樣的資產負債表向投資者提供的財務會計信息就具有相關性，這是歷史成本計量所不能實現的。另外，公允價值是基于預先約定的假定交易所得的估計價格，因此它是面向未來的，基于它計量的資產負債表提供的財務會計信息就具有一定的預測性，這也是投資者所希望獲得的。在金融創新時代，價格波動大的衍生金融工具更是對公允價值計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會計實踐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公允價值是計量金融工具最相關的屬性，也是計量衍生金融工具唯一相關的計量屬性。

金融危機的根源并非公允價值。2007年美國的金融危機將公允價值推到了風口浪尖的位置，金融界有關人士指責其為金融危機的根源，公允價值成為了眾矢之的，公允價值的可靠性和實用性也因此遭到有史以來最大的質疑，在國內公允價值的推行甚至被財政部一度叫停，但會計學術界與會計實務界普遍認為公允價值不是金融危機的源頭。SFAC No.2在“中立性”（Neutrality）中提到“不公允就是不中立”。所以，公允可以視為中立的同義詞。即公允應指在如實反映的基礎上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團，亦在可靠性前提下要求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由于市場價格是由市場參與者（有可能只有買賣雙方，也有可能有多個市場買賣方）共同決定的，而不是由企業單方面決定，因此市場價格不論是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可以提供公平、公正的信息。由于公允價值是基于市場決定的，因此它可以被認為是公允的。而且，近期美國SEC和FASB允許企業用按未來現金流量折現等方法對公允價值進行估價，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市場已不活躍，交易變得無序，利用這些不可觀察的市場信息進行的主觀估計勢必對公允價值的公允性造成極大的沖擊。所以，圍繞市場價格波動，反映當前經濟實況的公允價值并不是金融危機的根源。導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應該是：信用擴張，虛擬經濟引起的經濟泡沫破裂。2008年金融危機應該歸咎于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不力和不嚴格的風險控制以及銀行錯誤的信貸決策，不應嫁禍于公允價值。中止公允價值的推行就等于轉移目標，將金融危機歸責于公允價值，這樣非但不能幫助企業脫離和預防金融危機，更會阻礙金融創新的發展。因此盲目地指責公允價值為2008年金融危機根源而限制其在我國的推行是不明智的，改進公允價值會計才是合理、現實的選擇。

（二）構建公允價值計量準則以解決現行準則中的問題

我國現行企業會計準則中有關公允價值計量的論述散亂不明晰。綜合分析國內外對公允價值的研究，涉及公允價值的應用方面主要有兩個問題：一是探討哪些經濟事項需要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即公允價值計量的使用范圍問題；二是如何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即公允價值計量的使用方法問題。對于公允價值計量的使用范圍問題，我國現行的具體準則中已經對此作了詳細明確的規定。在38項準則中，21項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其中有17項具體準則直接運用了公允價值，有關公允價值的應用指南就分散在17項具體準則中，但是只有“資產減值”、“企業年金基金”和“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這三項具體準則提供了具體的公允價值計量應用指導。正是由于相關的應用指南都零散的分布于各項具體準則中，現行準則對公允價值計量的應用指導就顯得缺乏統一性和規范性，這樣的準則會混淆會計實務者對于公允價值計量的使用，以致計量結果的不統一。

現行企業會計準則對公允價值的定義也不明晰。《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第九章第四十二條第五款：“公允價值。在公允價值計量下，資產和負債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計量。”《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第七章第五十條：“公允價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在公平交易中，交易雙方應當是持續經營企業，不打算或者不需要進行清算、重大縮減經營規模，或在不利條件下仍進行交易。”現行準則中這兩處對公允價值概念以及對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使用條件的闡述是比較具體的，雖然兩處所要表達的實質大同小異，但是字面上卻沒有做到一致。恰恰是這種不一致，極有可能給準則的學習者和使用者的理解造成歧義。比較這兩處描述，第22號準則的描述明顯比基本準則更加具體，這樣的安排順序不利于準則中有關公允價值的學習，再加上公允價值在很多具體準則中都有出現，如果準則學習者不能做到準確把握公允價值概念就去學習其他新準則，那么新準則的應用和推廣必定會受到一定的影響。鑒于此，構建一個統一、可理解、可操作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使之為我國會計實務界提供操作性指導是很有必要的。

三、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完善的建議

（一）對公允價值的定義進行完善

構建公允價值計量準則的首要任務是對公允價值進行準確定義。我國關于公允價值的定義與IASB在其第32號國際會計準則中的定義基本相似，但與另一權威機構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中關于公允價值的定義相比還是有些出入的。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差異：（1）IASB定義的公允價值既不是脫手價格，也不是入賬價格；而FASB明確定義公允價值是脫手價格，因為脫手價格能夠代表未來的現金流入或者流出，符合資產和負債的定義，有預期的作用。（2）IASB將負債的交換價格描述為清償一項負債所要支付的價格，而FASB將負債的交換價格描述為轉移一項負債支付的價格。（3）IASB將交易參與者定義為在一項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雙方，FASB則直接用市場參與者概括。（4）IASB與FASB均認為公允價值應基于市場，但FASB強調公允價值是估計價格，公允價值是基于一項假想交易并非實際交易，而IASB對公允價值的這些補充說明就比較分散不明確。

由于我國的基本準則對公允價值與IASB基本相似，所以以下三點均未明確：（1）交易價格是入賬價格還是脫手價格；（2）公允價值的前提是明確承諾的假想交易還是實際交易；（3）公允價值是估計價格還是現實價格。因此，筆者建議我國在確定公允價值定義時適當借鑒FASB的定義來進行完善。

（二）完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的結構

構建公允價值計量準則應先完善準則結構。完善的結構不僅能指導準則還能監督評估已有準則的質量，保證準則相關文件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因此完善準則結構也是構建準則的重要任務。通過分析IASB與FASB制定“公允價值計量”準則的目的看，主要是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明確公允價值的定義；二是為公允價值建立一個統一的計量框架；三是對公允價值相關信息的披露提出完整要求。所以制定的準則內容除了確定公允價值的定義、目標和適用范圍外，應集中在“計量”和“披露”這兩部分內容。但我國現行準則中有關這兩部分的內容比較零散，對這兩部分內容描述的篇幅比例也不合理，對計量問題的討論明顯多于信息披露問題，因此我國準則結構的邏輯性不如國際準則嚴密。此外，還有對相關關鍵詞的解釋問題。國際準則不僅在準則正文中對關鍵名詞做出解釋，還單獨在附錄一中對關鍵名詞的定義進行匯總，這樣安排可以方便查詢，既易于閱讀又便于理解；而我國準則則是將各關鍵名詞定義穿插在各個條文中，給準則的閱讀理解造成很多不便。因此，完善準則結構才能增強準則的邏輯性從而使準則更具實用意義。

四、結束語

推進公允價值計量的有效應用除了制定統一完善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外，還應為其創造一些有利條件：（1）進一步完善市場環境。由于公允價值是基于市場的估計價值，所以相同或相似的資產或負債存在活躍市場時就可以獲得反映真實市場情況的可靠信息，基于此信息估算的價值就真實可信。（2）進一步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如果公司治理機制存在漏洞，人為操縱現象嚴重，公允價值就不能做到真實公允。（3）進一步提高會計人員的整體素質。計算公允價值需要會計人員的估價和判斷能力，因此加強會計人員后續教育提升專業水平，才能更準確計算公允價值。另外，注冊會計師對公允價值估計的審計能力也應同步加強。

筆者堅信，隨著公允價值計量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準則也能不斷得到完善，再輔以上述三點有利條件，在不久的將來公允價值計量必能高效的發揮其作用，為會計信息的使用者提供相關可靠的財務信息。J

參考文獻：

1.葛家澍，竇家春，陳朝琳.財務會計計量模式的必然選擇――雙重計量[J].會計研究，2012，（2）：7-12.

第5篇：金融危機定義范文

關鍵詞:金融危機 預警模型

一、引言

2007年下半年,華爾街的噩夢正式開始,五大投行在金融海嘯中漸漸英雄末路:貝爾斯登和美林證券相繼被銀行收購,雷曼兄弟破產倒閉,而剩下的高盛、摩根斯坦利也因形勢所迫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這場金融危機已擴展到全世界的大多數國家,其中一些國家如冰島等甚至陷入國家破產的邊緣,建立和運用行之有效的危機預警模型來防患于未然迫在眉睫。

二、金融危機的定義及其分類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The Financial Crisis)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等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次貸危機等類型。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多類型交叉出現的趨勢,其特征是人們基于經濟未來將更加悲觀的預期,整個區域內貨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并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

三、歷次金融危機概況

從1637年郁金香狂熱和1987年黑色星期一到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最近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各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本質的不同,其產生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一般而言,金融危機的產生多數是由經濟泡沫引起的,大都呈現出規模較大的繁榮-蕭條周期性過程。當前的金融危機則是一輪超級繁榮周期的頂峰,此輪周期已持續了60多年。目前,在我國接近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資產中大約有一半以上投資于美國國債和機構債券,美國金融市場出現動蕩必然會導致我國投資美國的資產嚴重縮水,嚴重影響我國資本市場投資者的信心,直接惡化外向型經濟實體的運行狀況使經濟面臨的風險不斷上升。

四、建立預警機制應對金融危機

(一)金融危機預警模型的發展

預警(Early Warning)就是對某事物,如宏觀經濟運行、泥石流、地震、干旱等未來不太長的時間內可能出現的危險或者危機提前發出警報的一種經濟活動,目的在于減少損失或避免損失。國際上金融危機預警系統的研究大致分以下兩個階段:

(1)啟蒙階段:1979年John F.O.Bilson在哥倫比亞世界經濟雜志上發表了貨幣貶值的先行指標,華盛頓國際經濟學院教授Morris Goldstein通過研究新興市場國家金融脆弱性特征信號選擇了一批預譬指標。1996年Frankel和Rose提出了FR概率模型。同年,Sachs、Tomell和Velasco設計了STV跨國回歸模型,研究“Tequila效應”。1997年12月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建立了一個相對比較完善的預警模型――KLR信號分析法。

(2)成長階段:Andrew Berg和Catherin PattiUo在1998評價了1997年以前提出的三大預警模型:KLR、FR和STV模型的預警效果,并對各個模型提出修正模型拓展了研究范圍。隨后華盛頓大學教授Gracieh gaminsky針對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雙胞胎”危機設計了新的金融危機預警系統。2000年10月,Panjana Sahajwala基于十國集團新的銀行監管體系的研究認為可以通過風險評估建立新的銀行預警系統。

(二)三大模型概述

(1)FR概率模型

1997年Frankel和Rose以100個發展中國家在1971-1992年這段時間發生的貨幣危機為樣本,以各個國家的年度數據為樣本資料建立了FR概率模型。此模型將貨幣危機定義為貨幣貶值至少25%并至少超出上年貶值率的10%。Frankel和Rose認為有很多因素可以引發金融危機,如GDP增長率、國內信貸增長率、政府預算赤字/GDP、經濟開放程度等,在指標的選擇上是比較全面的。

如果用Y表示貨幣危機,X表示危機的各種引發因素的向量,β代表X所對應的參數向量,那么就可以用引發因素X的聯合概率分布來衡量貨幣危機發生的概率,A表示危機發生,B表示危機未發生,公式表示為:

(2)STV截面回歸模型

橫截面回歸模型由Sachs、Tornell和Velasco研究建立因此又稱為STV橫截面回歸模型。他們認為實際匯率貶值、國內私人貸款增長率、國際儲備/M2是判斷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與否的重要指標。他們選擇了20個新興市場國家的截面數據,分析了1994年墨西哥貨幣危機在 1995年對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考察了貨幣危機發生的決定因素,將貨幣危機指數IND定義為1994年11月～1995年4月加權的儲備下降百分比和匯率貶值百分比的總和。結果發現,如果一國的銀行體制(LB)比較脆弱,匯率(RER)高估,同時外匯儲備水平(DLR)較低,經濟基本面脆弱(DWF)就會遭到更嚴重的攻擊。

其中:β為7個指標各自回歸的相關系數。在估計方程中假設:

(a)實際匯率貶值的國家遭受的危機較輕,但是這只與較低的外匯儲備和脆弱的經濟基本面因素有關,所以有:

(b)貸款膨脹導致危機的嚴重性增加,但也只是與較低的儲備和脆弱的基本面因素有關,因此有:

(3)KLR信號分析法

KLR信號分析法由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于1998年創立并經過Kaminsky的完善。該方法的理論基礎是研究經濟周期轉折的信號理論,其核心思想是首先通過研究貨幣危機發生的原因來確定哪些經濟變量可以用于貨幣危機的預測,然后運用歷史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確定與貨幣危機有顯著聯系的變量,以此作為貨幣危機發生的先行指標。然后為每一個選定的先行指標確定一個安全閾值(使噪音-信號比率,即錯誤信號與正確信號之比值最小的臨界值)。當某個指標的閾值在某個時點或某段時間被突破,就意味著該指標發出了一個危機信號,可以認為在24個月內將發生危機。危機信號發出越多,表示某一個國家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爆發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大。

他們采用1970-1995年發生于 15個發展中國家和5個發達國家的月度數據確定貨幣危機發生的臨界值并建立了一個有效的貨幣危機預警體系。為了對發生危機信號的指標進行綜合考慮,模型在單個指標的基礎上提出了4個預測危機的合成指標:第一個綜合指標采用簡單加總法;第二個綜合指標采用弱勢和強勢兩種信號,對于強勢信號乘以2弱勢信號乘以 1;第三個綜合指標是一段時期內的信號累加;第四個綜合指標為加權平均,權數是干擾-信號比率的倒數。同時,他們還根據準確發出信號的概率、信號出現先于危機發生的時間長短、危機前信號出現的持續性等指標對危機預測的成效與實際危機發生的序列等進行擬合度檢驗,結果發現對預測危機表現最好的先行指標分別是:產出水平、實際匯率對長期趨勢的偏離、股票市場價格、廣義貨幣與外匯儲備的比率等等。對于每個選定的先行指標,其表現都可歸納為下表:

表中ABCD的含義為兩因素的十字交叉和。 表示指標發出有效信號的概率,表示指標發出失效信號的概率,定義

為噪音與信號的比率,使這一比率達到最小就可以得到每個指標的最佳閾值。Kaminsky等通過對25份關于20世紀50-90年代中期發生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危機的研究成果的比較,從中確定出與危機發生有較大關聯度的變量將其視為貨幣危機的先行指標,具體包括:實際匯率對一般趨勢的偏離、“過剩” 的實際M1的差額、M2的乘數、名義借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比等l5個指標。為了將指標發出危機信號進行綜合考慮他們設計了4個復合指標,其中最簡單且經常使用的是第一個復合指標:假設共有個預警指標,第i個指標在第t期發出信號與否用Sit表示,則第一個復合指標可表示為:

其中:

而另外3個復合指標分別考慮了指標分布不均衡、指標時間延續性以及指標不同權重,這雖然使得它們比第一個復合指標預警效果更好些但也會使預測變得更復雜。

(三)三大模型的評價及其缺陷

(1)FR概率模型

該模型構建簡單,數據取得容易,方法較為成熟,應用較為廣泛。但是為了預測1997年東南亞貨幣危機,Andrew Bery和Catherine Pattilo對模型的準確度進行了驗證。該模型預測泰國在 1997年發生危機的概率不到10%,而預測墨西哥、阿根廷發生危機的概率分別只有18%和8%,這就說明FR模型在預測的準確度方面還存在一定缺陷:多次的估計導致了信息的過度用,增加了偏差降低了準確性;它在定義危機發生與否的標準上沒有考慮到各個國家之間的差異并且在確定引發因素、樣本數據方面對各個國家一視同仁沒有區分;FR模型的樣本數據采用的是年度數據,數據很難達到“大數定律”的要求,客觀上限制了FR概率模型的實用性。

(2)STV截面回歸模型

該模型除具有FR模型在指標選取和方便使用等方面的相同優點外,還使用了橫截面數據,克服了FR概率模型沒有考慮國別差異的不足,同時該模型的指導思想是尋求哪些國家最有可能發生貨幣危機而不是分析什么時候會發生貨幣危機。Sachs等人在1998年再次選用20個新興市場國家的截面數據對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實證結果表明該模型對馬來西亞和泰國在1997年的猜測與實際情況相吻合,對巴西和阿根廷的猜測與實際情況也較為一致,然而對印度尼西亞和韓國的猜測準確度較差。在實證檢驗中也發現了預警的許多偏差:STV模型要求找到一系列相似的樣本國家但現實中國與國之間的差異通常很大;橫截面回歸模型考慮因素范圍過于狹窄,只考慮匯率、國內私人貸款、國際儲備與廣義貨幣供給量的比率等指標;模型的估計方程是線性回歸模型過于簡單,現實情況往往是非線性的。雖然Sachs等人的回歸分析法對危機發生的決定因素進行了有益的分析,但人們關心的不僅僅是決定危機發生與否的因素而更希望能夠猜測危機發生的時間。

(3)KLR信號分析法

該模型的最大優點在于KLR信號分析法選取的是一種先導指標體系,信號一般在貨幣危機發生前一到兩年內發出,因此便于貨幣管理當局提前應對,是一種真正的預警機制。同時預警系統指標選取原則是“信號一噪音”比最小也確保了指標選擇的穩健性,而直接觀察信號是否突破閾值并收集突破信號的多寡就能判斷危機是否發生使得模型簡便實用,易于實際應用。實證表明,用KLR模型來預測東南亞貨幣危機,泰國發生危機的可能性超過了40%,馬來西亞超過了30%,印度尼西亞為25%～28%韓國為 20%～ 33%。這表明KLR模型比以往的預警模型的準確性要高得多。盡管KLR信號分析法作了一些開創性的研究,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用于預測的先行指標有限,這會影響判斷的準確性;指標帶有明顯的傾向性,Kaminsky、Lizondo等選取的指標大多集中在外匯儲備、信貸增長與實際匯率等方面同時放棄外債指標,使得該模型的指標體系有失偏頗。

五、結論

這三種方法的建模思想基本相同,都是尋找引發金融危機的經濟因素并試圖建立這些經濟因素與危機之間有規律的聯系,這樣就可以根據這些經濟因素當年的指標表現來判斷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現有的預警模型建立理論與現實相符程度不是很高,很難發揮出它應有的作用。如何遵循現實情況建立預警模型是我們能否成功預測危機發生的關鍵。近幾年,關于金融危機預警模型的研究重點指向了兩個方向:非線性系統思路和人的行為心理分析。有專家指出金融危機是一個非線性的復雜過程,可以借助人工神經網絡算法的良好特性克服傳統模型的不足,較準確的進行預測。同時,行為金融方面認為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眾心理預期逆轉,羊群效應使經濟在多維均衡點之間發生躍遷,人們的經濟行為不是原來認為的經濟變量變化的簡單反映。近年的金融危機發生更印證了這樣的觀點,危機的爆發傳播深化過程中經濟行為人的心理影響已被許多經濟學家所認識并不斷予以重視,因此預警模型設計加入心理變量,通過監控公眾心理的變化來預測金融危機無疑是值得探索的且有理論支持的。因此,隨著研究的深入,預警模型的建設會與現實情況擬合的越來越精確。我們有理由相信危機并不可怕,人們終會探明危機“占卜術”。

參考文獻:

[1]G Morris.GL Kaminsky.CM Reinhart Assessing Financial Vulnerability-An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Emerging Markets 2000

[2]Christian Weisrtoffer.VeronicaValles Monitoring banking sector risks:An applied approach[Deutsche Bank Reseach Working Paper Series Research Notes 29] 2008

[3]王新艷.金融危機的成因分析與預警研究.1999

[4]唐旭.金融理論前沿課題

[5]鄭振龍.構建金融危機預警系統.1998(8)

[6]李國柱.金融危機預警模型探析.2003

第6篇：金融危機定義范文

關鍵詞: 金融危機 投資銀行制度 風險管理 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 F830.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006-1770(2009)01-040-03

一、 前言

自1997年次貸危機爆發以來，華爾街已風聲鶴唳，而隨著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的先后“倒下”，次貸危機演變成今天的美國金融危機。

美聯儲于9月22日宣布，批準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從投資銀行轉為銀行控股公司的請求，這意味著華爾街僅剩的兩大投行可以設立商業銀行，通過吸納存款來“自救”。專家稱這是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華爾街最巨大的制度轉變。這是否意味著美國投資銀行的終結？

筆者認為，這只是美國為了應對此次金融危機，采取的暫時解決辦法。投資銀行還會出現，因為投資銀行在公司治理和組織結構方面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

二、 美國投資銀行制度的特征分析

美國著名金融投資家羅伯特?庫恩在其專著《投資銀行學》中對投資銀行下了四個權威的定義：

定義一：任何經營華爾街金融業務的銀行都被稱為投資銀行。這是投資銀行最廣義的定義，它既包括從事證券業務的金融機構，也包括保險公司和不動產經營公司，從事與華爾街金融活動有關的所有內容，如國際銀團承銷、企業證券發行和房地產及保險等。

定義二：投資銀行是指經營一部分或全部資本市場業務的金融機構。這是投資銀行第二廣義的定義。這里的資本市場主要指為資金需求者提供中長期（一年或一年以上）資金的市場，包括證券發行與承銷、公司理財、收購兼并、商人銀行業務、基金管理、風險資本運作、私募發行、咨詢服務，以及風險管理和風險工具的創新等。但是不包括向客戶零售證券、不動產經紀、抵押、保險以及其他類似的業務。

定義三：較為狹義的投資銀行是指經營資本市場某些業務的金融機構。其主要的業務包括證券承銷與收購兼并，但不包括基金管理、風險運作、風險管理和風險控制工具的創新等。

定義四：最狹義的投資銀行是最傳統意義上的投資銀行，即在一級市場上承銷證券籌集資本和在二級市場上交易證券的金融機構。這種定義排除了投資銀行從事的其他重要的并具有創新性質的業務，是十分狹窄的，不能概括現代的投資銀行。

目前美國投資銀行處于創新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后，美國放松了對市場和機構的管制，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規。這一系列法規的出臺對投資銀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美國投資銀行在80年代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產生了大量的金融創新產品。

20世紀90年代，美國投資銀行繼續創新，向全方位服務和全球化方向的趨勢發展，投資銀行的業務范圍遍布整個資本市場業務，如證券承銷、證券經紀交易、兼并與收購、風險投資、投資咨詢、資產管理以及金融創新。投資銀行的發展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其特點如下：第一是業務多樣化。證券和經紀業務作為投資銀行的傳統業務，雖然在其業務層次中仍居于基礎地位，但都呈收縮態勢，而兼并與收購、資產證券化、項目融資、投資咨詢等創新性業務在總業務收入結構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第二是資本和資產規模化。投資銀行為了提高競爭力相互之間也進行了資產重組，擴大了資本規模和資產規模，提高了風險抵抗能力。第三是經營全球化。美國一些大的投資銀行均建立了負責協調全球業務的專門機構，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都設立了分支機構，業務網絡逐步完善，全球性的業務網絡基本形成，實行經營國際化。并且海外經營在美國投資銀行的整體經營格局中已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

三、美國投資銀行制度遭遇重創的原因剖析

美國投資銀行制度一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可是為什么會破產或者轉變為銀行控股公司呢？此次金融危機暴露了投資銀行的致命缺陷。

（一）美國獨立投行制度的最大問題是沒有存款來源，即沒有流動性支撐，一旦出現信用危機，持有債券的人要求提前支付，就會出現連鎖反應。這就是為什么三大投行相繼破產、美國政府用7000億美元救市的原因。7000億美元將主要用來購買受困于抵押貸款危機的金融機構的不良債務，以防止信用危機進一步加深，動搖美國經濟。

（二）杠桿經營使得風險性太大。投資銀行為了實現更高的收益不惜承擔更高的風險。它協助發行體發行債券抵押證券，首先需要協助其設計證券，這就需要進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分析。事實上，研究、分析能力，而不是資金、銷售實力，才是投資銀行的核心競爭力之所在。然后向投資者銷售上述證券。當然，資金、銷售實力同債券抵押證券，上述創新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杠桿經營；通俗的說就是“以小博大”。它們成倍地放大了收益，同時成倍地放大了風險。在這次金融風暴中，五大投行之所以陷入困境，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就其自身而言，風險性太大則是其直接原因。

（三）缺乏透明度。金融系統存在的問題是，投資銀行對這些產品進行交易，因為沒有透明度的情況下，這種交易有巨大的利潤。如果能夠把交易鏈上的種種機制去掉，可以強迫他們在整個交易的過程中有更高的透明度。在基金帳目上，一級資產和二級資產、三級資產有對應的比例。一級資產是在市場外的資產，如果你有IBM的股票，當市場閉市時，你就知道股票的價值，二級資產是市場模型的資產，就是選擇一些與一級資產類似的資產，三級資產是只能估計的資產，這些投資銀行和經紀公司的75%到80%的資產是二級和三級資產，不能馬上在市場上標價。如果這些資產有更高的透明度會更健康一些。

（四）缺乏良好的監管。正如美國一位經濟學家總結的：“我覺得根本的原因是金融系統缺乏良好的監管，這導致了房地產市場的失控和金融市場的危機。在問題出現之前，美聯儲沒有及時提升利率，政府在加強信貸監管上也太過柔和。”銀行對風險的強調主要在市場風險，雖然此次加強了對理財產品的監管，但是沒有充分注意發行人的風險，區別在于，以往投資銀行作為擔保人或者發行人風險有限，但是隨著次級債券危機的爆發，投行作為發行人或者擔保人，卻變成風險最高的一環。

（五）不合理的薪酬制度。華爾街的薪酬體系中,高管的報酬包括基本年薪、分紅、股票獎勵以及股票期權,其中主要來自于分紅、股票獎勵與期權。報酬的多少取決于公司的股價與上一年的公司業績。這些全球頂級的公司從下到上都有一種從事高風險高回報業務的沖動。投資銀行高管的薪酬與一般的商業性公司比起來要高得多。

四、華爾街金融危機對現資銀行制度構建的啟示

（一）美國投資銀行制度的經驗教訓

美國投資銀行要想重整旗鼓，需要在以前的基礎上完善公司治理，吸取教訓，針對上述問題，提出解決的辦法：

（1）建立存款賬戶。這是此次金融危機給投資銀行最大的啟示。投資銀行的主要業務是證券承銷、證券交易與金融咨詢，或者說是“表外業務”，其主要收入則是收費。但是應該從事一些基本的表內業務，最低標準應該是存款業務，只有有存款賬戶的支持，才能降低經營風險，應對突如其來的各種危機。

（2）加強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控制。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杠桿交易，都有期貨衍生品，為什么金融危機首次發生在美國呢？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松奇表示，最大的風險在于，衍生產品與原有的原生性產品的關系脫節。美國已有220萬戶退房、斷供，占全國獨立房屋的一半，聯系衍生品的原生產品垮了，于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所有衍生產品的現金流和商業信心就全都崩潰了。次債危機的演化，按照“住房貸款―住房抵押按揭債券（MBS）―債券抵押證券（CDO）―信用違約掉期（CDS）”的金融產品鏈條循環膨脹。隨著次級債危機的演進，越來越多的次級房屋貸款者斷供，賣出CDS者承擔的違約賠償義務也由理論變為現實。CDS賣出方根據行情的變動，需要隨時補充保證金，保證金是變動額的5%，從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同時調低對CDO評級時，導致CDS價格飆升，使得AIG需要向交易對手補充數百億美元的抵押品，正是這幾百億美元令AIG幾乎破產。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CDS。

根據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國家，總是表示貯藏貨幣的平均量，而這種貯藏貨幣的一部分本身又是沒有任何價值的證券，只是對金的支取憑證。因此，銀行家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是由債權（匯票）、國債券（它代表過去的資本）和股票（對未來收益的支取憑證）構成的。隨著生息資本和信用制度的發展，一切資本好像都會增加一倍，有時甚至增加至兩倍，因為有各種方式使同一資本，甚至同一債權在不同的人手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現。由于銀行資本的大部分是虛擬資本，虛擬資本是在信用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但是，一旦脫離了信用制度這個基礎，虛擬資本就站不住腳了，因為衍生產品是不會產生利潤的。是純粹的一種金融交易、虛擬交易。能產生利潤的只有原生產品，支持衍生品的原生產品和信用出現問題，那么衍生產品風險就會顯現出來。要加強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控制，必須保證原生產品的安全，防止發生信用風險。只有找到危機的根源才能根本上解決問題。

（3）完善金融衍生品定價機制。美國金融危機缺乏透明度的原因之一就是投資銀行的金融衍生品價格不明確，投資者根本就不知道資產真正的價值，如果對其創造和持有的衍生品不能理解價值所在，就不能定價，就不能很好地在市場上交易。只有建立完善的金融衍生產品定價機制，才能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4）加強監管力度。美國投資銀行的風險管理組織結構一般是由審計委員會、執行管理委員會、風險監視委員會、風險政策小組、業務單位、風險管理委員會及公司各種管理委員會等組成。但是此次金融危機卻顯得力不足。要加強發行人信用風險的監管，同時投資銀行應當建立一個良好的風險撥備制度，在有風險時及時處理，而不是等到危機出現時再解決。

(5) 設計合理的、激勵相容的投資銀行薪酬體系。如何建起合理的薪酬制度,而不會引起過度的冒險行為與導致金融機構內外部的不和諧,也許是投資銀行應該衡量的問題。

（二）在吸取美國投資銀行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了我國投資銀行制度未來發展道路的若干政策建議

面對此次美國金融危機，中國投資銀行路在何方呢？許多新興市場的央行和決策者無疑在慶幸沒有采用金融創新或者有少量的金融創新，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新型市場國家應當吸取的教訓不是不采用自由市場原則，而是采用自由市場原則，為什么會導致美國目前的狀況。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認為，次貸危機的爆發是證券化走到極端的必然結果，即金融衍生品的過度創新。不能因為美國出現金融危機就否定金融創新，金融創新是值得肯定的。金融創新確實帶動了美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缺乏的就是金融創新。因此，在我國利率、匯率正逐步放開的環境下，加快開發各種風險分散工具，以及避險工具已顯得十分迫切，當然在推動金融創新的同時，必須注重風險控制機制的配套建設，“管得住，才能放得開”，即掌握好度的問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當時還是封閉的經濟，躲過了危機，仍舊能夠快速增長。此次美國金融危機不應改變中國開放資本市場的基本路線，中國的問題在于管制太死，不利于金融創新，放松仍舊是大趨勢，但是，鑒于我國目前的整個金融系統不夠完善，加上美國經濟破滅的外部環境，中國應十分謹慎地開放資本市場。

中國銀行業目前還是分業經營。中國目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投資銀行。不過大多數銀行有投資銀行業務，中國的證券公司具有部分投資銀行功能。而美國銀行業采用的是混業經營，有專門的投資銀行。投資銀行是中國部分銀行今后的發展方向，據說建設銀行銀行未來就走投資銀行之路。

華爾街巨變的教訓也是多方面的。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來說，有必要進一步加強金融企業自身的內部控制與政府的外部監管。在一個不確定的商業世界里，只有搞好風險管理，才能在風云變幻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對于專門從事風險經營的金融企業來說尤其如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創新(包括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對于中國這樣的新興加轉軌經濟更是如此。正確的態度應當是：穩中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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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金融危機定義范文

迄今為止,有關于公允價值的定義也是不盡相同的。IAS32和IAS39中公允價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自愿當事人進行資產交換和負債清償的金額。FASB關于公允價值的最新定義是在SFAS157中,公允價值是指市場參與者假設在計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項資產可收到或轉讓一項負債應支付的價格。這兩個定義在表達上雖有不同之處,但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暗含著公允價值是一種以市場輸入變量為參照基礎的估計價格。

應用公允價值計量其信息具有如下特征:

1.1公允性

公允價值是由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在公平交易中自愿形成的交易價格,以這樣的價格進行會計計量所產生的經濟后果對企業各方利益關系人來說往往是最公允的。20世紀80年代美國一些金融機構利用會計計量原則——“歷史成本原則”掩蓋問題貸款。由于未能真實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機構財務狀況,導致眾多投資者判斷失誤,400多家金融機構破產,發生了嚴重的儲蓄和貸款危機。從那以后,美國金融界就傾向于以公允價值計量金融產品,使得投資工具價值得到公允的體現。公允性是公允價值所具備的最基本的特征,公允價值的公允性特征來源于公允價值形成的重要前提——公平交易。公平交易的基本條件包括:(1)買賣雙方為平等自主的交換主體;(2)交易雙方從事與財產轉移和勞務提供有關的活動時,應按照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進行等價交換;(3)交換的目的出于正常的商業考慮,不包括關聯方交易和企業清算;(4)交易雙方均熟悉市場行情,且自愿而非被迫地進行商品交換。

1.2假設性

假設性指在對資產和負債進行后續計量的過程中,公允價值是建立在假設交易基礎上的交易價格。SFAS157建立了公允價值估計分為三個層次:Ⅰ級估計:在活躍市場上有相同的資產和負債報價信息時,所使用該報價信息所估計的公允價值。Ⅱ級估計:在活躍市場上沒有相同但有相似的資產或負債的報價。這種相似的報價可用來進行公允價值的估計,但應調整相同和相似之間的差異。Ⅲ級估計:既無同類市場也無類似市場,當出現這種情形時,該資產的公允價值可按其所能產生的未來現金流量以適當的折現率貼現計算的現值評估確定,估計所用方法是市場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2金融危機下對公允價值應用的重新審視

(1)定義假設的不充分性。

此次由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中也暴露出公允價值定義的一些缺陷。公允價值定義中假設所計量的資產或負債存在著一個有序的交易市場或公平交易市場,但在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運用的這一假設前提并不成立。如花旗、瑞銀等投行之前發售的標售利率型證券(Auction-RateSecurities,下稱ARS),ARS市場在2008年2月之前的總市值約為3300億美元,而從2008年2月至今這個市場已根本不具備流動性。

(2)估值技術的不完備性。

公允價值分為3個層次,第1和第2層次的公允價值,只要存在活躍交易市場,關于公允價值的可觀察參數能夠隨時獲取,公允價值計量的可靠性是可以保證的,其可靠性毫不亞于歷史成本。但對于第3層次的公允價值,因其估計需要大量的估計和判斷,可靠性可能會低于歷史成本。SFAS157中對不存在活躍市場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必須采用估值技術來確定公允價值。采用估值技術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結果的主觀性,從而影響公允價值的可靠性。

(3)公允價值監管不完善性。

金融危機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對公允價值的監管不力,造成公司管理層利用公允價值計量進行利潤粉飾的后果。《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59號—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選擇》的規定,企業可以自己決定哪些流通在外的債券、貸款或其他負債采用市值計算公允價值。這給金融企業提供了粉飾利潤可操作途徑,2007年一年中美國金融機構在信用水平下降的情況下居然“獲利”120億美元。對于公允價值的會計監管卻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4對我國公允價值應用的啟示

(1)積極學習掌握國際最新的公允價值研究及相關領域成果。公允價值確定技術的運用離不開理論的指導和規則的約束。目前我國涉及公允價值的相關準則較為普遍,但是分布較為零散,缺乏系統指導公允價值理論和實務的公允價值準則和框架體系。理論界應積極學習和掌握國際上最新的公允價值研究成果及相關領域研究成果,著手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和公允價值計量框架體系,以更好推動理論研究和指導會計實務的發展。

(2)加大法制建設力度,完善會計準則。完善的法律法規能夠嚴格規范利用會計計量操縱利潤行為的界定,盡力避免給那些利用公允價值進行會計舞弊者留下操縱的空隙,并制定嚴厲的處罰措施,凈化會計環境。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利用會計準則選擇空間造假,提供虛假會計報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造假成本過低,如果在建立完善會計規范的同時,加大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增加企業會計造假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防范利用公允價值計量標準操控利潤的行為發生。

(3)加強企業的外部監管和自身素質。上市公司管理層蓄意造假是公允價值成為利潤操縱工具的一個重要因素。上市公司管理層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會充分選擇適合自身利益的公允價值,甚至偽造完全脫離實際的公允價值,從而做出損害國家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行為。為了加強對企業管理層的約束,進一步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制度就顯得尤為重要。同時,加強人員培訓,提高業務素質。要在我國全面地推廣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歸根到底還要取決于會計人員素質的提高,要從整體上來提高會計人員素質。

(4)建立統一的數據庫市場信息平臺。構建容量大、時效性強的行業數據信息系統,提供充分完全的要素市場信息;大力推進信息資源公開化,形成良好的市場價格信息體系,反映市場行情的瞬息變化,使各種資產或負債的市場價格能夠很容易取得。這不僅有利于職業人員在資產定價時選取適當的參數,減輕了會計人員的判斷難度,還避免了交易各方因不了解市場價格而被欺騙,從而有效防止了公允價值的濫用。更能為公允價值的審計提供有效的審計軌跡和足夠的數據支持。

參考文獻

[1]葛家澍,徐躍.會計計量屬性的探討—市場價格、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J].會計研究,2006,(9).

[2]孫麗影,杜興強.公允價值信息披露的管制安排[J].會計研究,2008,(11).

[3]李紅霞,冷冰.修改前后國際準則對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重分類規定與美國準則相關規定的比較[J].會計研究,2008,(11).

第8篇：金融危機定義范文

【關鍵詞】影子銀行；金融創新；金融風險

一、影子銀行的概念

雖然美國金融危機基本過去，但對本次金融危機產生根源的研究一直是國際學術領域關注的重點，影子銀行系統作為本次金融危機的背后推手，更成為眾多研究重點。在2007年的美聯儲年度會議上，影子銀行系統的概念由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執行董事麥卡利首次提出并被廣泛采用，是指“有銀行之實但卻無銀行之名的種類繁雜的各類銀行之外的機構”，2008年，時任美聯儲行長的蓋特納采用“平行銀行系統“，意為與商業銀行并存，又完全在商業銀行系統之外。200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提出“準銀行體系”。這三個概念均屬于影子銀行范疇。

國際上對于影子銀行的界定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是金融穩定理事會（FSB）。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對于影子銀行的定義有寬窄兩種方式，寬定義是：常規銀行體系之外的提供信用中介職能的實體和活動；窄定義是：常規銀行體系之外的提供信用中介職能的實體和活動，這些實體和活動由于具有期限轉換、流動性轉換、信用轉換和高杠桿而產生系統性風險。按照金融穩定理事會的定義，影子銀行是指游離于銀行監管體系之外、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和監管套利等問題的信用中介體系，包括各類相關機構和業務活動。

在中國，“影子銀行”的概念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發展室主任易憲容認為：“只要涉及借貸關系和銀行表外業務都屬于‘影子銀行’。”根據FSB針對銀子銀行的初步研究結果，我國大部分研究影子銀行的學者建議將影子銀行定義為：它是指存在于銀行體系之外的包含各種不同機構實體和活動的信用媒介體系。2013年4月，中國銀監會了《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2年報》，年報強調，從實踐看，我國絕大部分的信用中介機構都已納入監管體系，并受到嚴格監管，銀監會所監管的六類非銀行金融機構及其業務（包括信托公司、企業集團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貨幣經紀公司、汽車金融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商業銀行理財等表外業務不屬于影子銀行。

二、中國影子銀行的現狀

在中國的市場現實中，影子銀行主要涵蓋了兩塊：一塊是商業銀行銷售得如火如荼的理財產品，以及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銷售的類信貸類產品，比如信托公司銷售的信托產品；另一塊則是以民間高利貸為代表的民間金融體系。由于定義模糊，統計口徑不一，當前影子銀行的規模，并無權威統計。中國人民銀行前副行長吳曉靈表示對中國影子銀行的評價應從中性客觀角度出發，截至2013年末，中國體系內影子銀行規模，51651億元人民幣，，2012年末的3萬多億規模相比增速顯著，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影子銀行規模已經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GDP）40%。瑞銀分析，中國影子銀行實際規模達到GDP的50%～70%。

目前，國內的“影子銀行”有三種最主要存在形式：銀行理財產品、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產品和民間借貸。

三、影子銀行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彌補傳統渠道無法滿足的融資功能

影子銀行之所以得以迅速發展，主要是源于經濟對于資金具有強大的需求。而在當今通脹持續走高，銀行緊縮銀根的現狀下，傳統的銀行信貸根本無法滿足如此龐大的需求，銀行常常以中小企業貸款監控成本高風險大，而不愿放款，中小型企業融資困難，因而不得不尋找其他途徑。影子銀行體系彌補了傳統渠道無法滿足的融資需求，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信貸資金，促進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二）鼓勵金融創新，加快了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

影子銀行是金融創新的產物。他們充滿創新意識，對當地中小企業的了解更透徹，能有效地解決傳統信貸“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在客觀上彌補了金融機構某些職能的缺漏，彌補了正規金融機構做不到位的一些職能。而且當今通脹持續走高，正規金融領域的利率受到嚴格管制，實際存款利率為負。而影子銀行的蓬勃發展沖擊了長期銀行存款的低利率，客觀上要求放松利率的金融管制，促進了利率市場化改革。

（三）加劇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成為威脅國家金融安全的重大隱患

影子銀行具有龐大資產規模、高杠桿運作、低透明度等特性，卻游離于銀行監管體系之外，一旦發生金融危機，影子銀行的高杠桿化業務將會使危機無限擴大，從而成為金融危機的背后推手，危及國家金融安全。同時影子銀行業務超越了傳統銀行體系的業務界限，打通了風險交叉傳染的通道，擴大了風險的來源，通過風險傳導機制，也將加劇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而且影子銀行通過銀行理財，理財資金會投入一些長期融資項目，而理財產品大多是短期的，因此就出現了資產錯配，即銀行通過資金池將若干短期產品組合運作來滿足長期資產的資金需求。一旦理財產品資金鏈斷裂，將引發嚴重的流動性危機。這些都加劇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成為威脅國家金融安全的重大隱患。

四、總結

近幾年來，影子銀行資金規模增長迅速，在為中小型企業解決融資困難的困境上發揮著舉重若輕的作用，因此我們在承認影子銀行存在價值及為經濟發展帶來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不可忽略其中隱含的重大隱患。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我們要完善金融審慎監管體系，增加影子銀行業務的透明度，建立健全相應法規，主動防范危機發生的可能。另一方面我們要穩健推進金融創新，提高我國金融行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金融業的快速發展。相信在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影子銀行將在陽光下健康持續地發展。

參考文獻：

[1]巴曙松.加強對影子銀行系統的監管[J].中國金融，2009（14）

第9篇：金融危機定義范文

【關鍵詞】周內效應；波動性；虛擬變量；金融危機

一、周內效應的理論

一般的，我們可以將“周內效應”的定義敘述如下:如果證券市場在某星期i( i=1，2，3，4，5)的日平均收益率同其它任何一天的日平均收益率相比，在統計上存在顯著差異，則稱存在周i效應。在此基礎上，如果同時該星期i的日平均收益率為負(或正)，則稱存在顯著為負(或正)的周i效應。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周內效應”是絕大多數發達國家股票市場和某些新興國家股票市場普遍存在的一種異象。中國股市作為一個新型的證券市場，滬市和深市是否分別存在“周內效應”，它們的表現形式各有什么不同？

二、周內效應的模型

本文以我國的上證綜指和深圳成指為研究對象。研究的數據是上證綜合指數、深圳成分指數每日的收盤價。全部數據來自大智慧軟件。分析工具是計量經濟學分析軟件Eviews3．1。就收益率而言，存在兩種計算方法，分別是簡單收益率和連續收益率。即：簡單收益率：rt=(pt+1－pt－1)/pt－1 ，連續收益率：Rt=lnpt－lnpt－1。

可以認為簡單收益率rt 與連續收益率Rt 大致相等。但連續收益率相對于簡單收益率的一個最大優點在于其滿足可加性。因此，本文取收盤價的對數的一階差分為收益率，使之轉換為連續收益率。檢驗中用到的Mt、Tt、Wt、Ht、Ft五個虛擬變量分別表示周一到周五。其中Mt=1，t=星期一0，t≠星期一，同樣，我們可以定義Tt、Wt、Ht、Ft四個虛擬變量。當檢驗是否存在“周一效應”時候，我們采用下面的回歸方程：Rt=α+βMt+εt。

其中Rt 代表t日的收益率，系數β代表周一與其他日的平均收益率的差值。如果β顯著，則我們認為周一效應存在，β>0則周一效應為正，即周一的平均收益率顯著高于其他日的平均收益率；反之同理。同樣，我們可以得到檢驗周二效應到周五效應的回歸方程。

依照前人實證研究的結果，一般認為GARCH(1，1)模型就能夠很理想地描述大量的金融時間序列數據的異方差行為。由于我國的股市處于快速發展之中，因此將所有的數據作為整體分析會忽視其中的結構變化特征，所以本文的樣本區間為：2006.8.29～2011.3.13。

表1給出上證綜合指數、深圳成分指數日收益率序列統計特征。就上海綜合指數而言，日平均收益率下降了近兩成。與收益率的變化趨勢相反，標準差則呈現上升態勢，說明在金融危機深化之后，股市波動更加劇烈。以標準差來度量的波動性呈現很強的規律性。在每一個階段，波動最大的均是周一。從表1中可以得到，除了周四之外，其余四天的波動性均強于金融危機深化之前。而且在金融危機深化之后，周一的平均收益遠遠高于平均水平，周二的平均收益遠遠低于平均水平。

表1收益率序列統計特征

對于深證成分指數而言，日平均收益率由金融危機深化之前的0.1176%，略微下降為金融危機深化之后的0.0116%．與上證綜指的收益率相比較，可以得出，深圳成分指數在這兩個階段的收益率都明顯的低于上證綜指。

就波動性而言，標準差由金融危機深化之前的0.0258上升為金融危機深化之后的0.0272。可以看出，深圳成分指數與上證綜指一樣在波動性方面有相同的趨勢，即股市的波動性更強，穩定性進一步減弱。比較數據可以得到，深圳成分指數的波動性在金融危機深化之前和金融危機深化之后都明顯高于上證綜指。

金融危機深化之前，平均收益率最高的是周三，而金融危機深化之后，平均收益率最高的是周一。與上證綜合指數收益率序列相似的是，金融危機深化之前和金融危機深化之后，波動性最大的都是周一。

三、實證檢驗結果及分析

表2 周內效應對照表

從表2可以發現上海綜指和深證成指，在兩個階段中，上海綜指都有顯著地正的周一效應，而深圳成指都有顯著的負的周二效應。我國股票市場帶有比較明顯的政策性市場的特點，再加上經濟中存在著可以隨時調度的巨額游資。這樣，政策性股市與巨額游資的迭加效應導致了股票市場指數既能在不到一年里上漲100%，也能一個月內跌掉將近1000點。

特別是金融危機深化之前，中國股市的泡沫破滅，股市在低谷徘徊了很久，股民漸漸對股市失去信心。進入9月份之后，全球金融危機深化，中國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漸漸開始顯現，資金吃緊。在此基礎上，中央政府決定出臺一系列政策來扶持股市。由于中央政府習慣于在周末的休市期間頒布各種法規制度，加之各上市公司也趨向于在周末宣布各種利好或者利壞的消息，這樣，投資者在周一的交易決策是依賴于其在周五、六、日三天的信息，而不是如其他四個交易日那樣只是基于前一天的信息。相對大量的信息會激勵投資者作出數額相對大的買進與賣出，這樣整體的股票指數值便在每個周一出現較大的波動。這樣就可以解釋，在前面對收益率序列的描述中，為什么波動最大的均為周一。由于金融危機深化之后，中央對股票市場的扶持，所以股票市場出現了很明顯的正的周一效應。

同時，我們可以發現，在正的周一效應之后，往往跟隨著很明顯的負的周二效應。我們也可以理解為，金融危機深化之后，股民的心理更加脆弱，中央的利好消息并沒有起到重建股民信心的作用，使得很多資金在獲利之后瘋狂出逃，出現了中國股市大漲之后必有大跌的情況。這種現象造成了股市消極因素的擴張和積極因素的削弱，對培養人們在走向市場經濟時的投資意識是極為不利的，表明我國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投機色彩。這是一個市場尚不成熟完善的表現，也反映了在我國，人們還未能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下所應具備的投資意識。

總體而言，本文有如下的結論：金融危機深化之后，滬深股市的收益率都處于下降趨勢而標準差處于上升趨勢，即收益水平下降而波動幅度更大。金融危機深化之后，中國股市呈現正的周一效應。緊跟著顯著地正的周一效應的是顯著地負的周二效應。我們也可以理解為，金融危機深化之后，股民的心理更加脆弱，中央的利好消息并沒有起到重建股民信心的作用，使得很多資金在獲利之后瘋狂出逃，出現了中國股市大漲之后必有大跌的情況。對廣大投資者而言，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質，減少對股票的盲目僥幸認識，培養起應有的投資意識。同時政府也要加強健康引導，重建股市信心。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