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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妊娠高血壓綜合征 心室功能 Tei指數 左房容積指數
中圖分類號:R540.4+5/R54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33(2014)16-0020-02
The value of the echocardiography in evaluation of the left heart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with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FAN Hongrong, XIONG Wei, HE Biyu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of Changning District,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value of the echocardiography in evaluation of the left heart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with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PIH). Methods: From Jan. 2011 to Oct. 2013, 60 PIH patients and 60 normotensive pregnant women were selected. The echocardiograph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left ventricular parameters, and calculate the left ventricular Tei index, and left atrial volume index (LAVI). The heart rate (HR),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eft ventricular Tei-index, LAVI, the values including E, and A and the ratio of E/A of the maximum peaks of the early and late diastolic blood flow velocities of the mitral valve orific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LAVI, and the peak of A increased and the peak of E and the ratio of E/A decreased in the PIH group, which there were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in the normotensive group (P
KEY WORDS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ventricular function; Tei-index; left atrium volume index
妊娠高血壓綜合征(妊高征)是孕產婦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也是圍產兒預后不良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妊高征主要的血流動力學改變是小動脈痙攣收縮、外周阻力增加,又因妊娠時血容量和血液黏稠度增加,更加重了心臟受損,導致心功能改變。因此,準確評價妊高征患者的左心功能,以采取相關有效措施預防心力衰竭的發生,具有重要意義。
資料和方法
研究對象
選取2011年1月至2013年10月于本院產科分娩的妊高征患者60例為妊高征組,其中中度20例、重度40例,年齡25~40歲,平均(31.5±3.7)歲;另外選擇正常分娩孕婦60例為對照組,年齡24~38歲,平均(30.5±3.6)歲,孕齡均在32~39周。兩組孕婦在孕前均無心臟器質性疾病,無慢性高血壓、貧血、慢性腎炎及糖尿病史。
方法
采用AcusonX300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探頭頻率2~4 MHz。受檢孕婦取左側臥位,常規顯示左室長軸、短軸、心尖四腔及兩腔切面圖像,觀察心內結構及室壁運動情況,于胸骨旁左室長軸切面測量左心各參數,即左房(LAD)、左室(LVD)、室間隔厚度(IVST)、左室后壁厚度(LVPWT);于心尖四腔及兩腔切面,采用Simpson法測量左室射血分數(EF),觀察左房、左室的形態結構,測量左房長軸(Lx)及短軸(Sx);同時取二尖瓣口血流頻譜,測量舒張早期血流最大峰值(E峰)、舒張晚期血流最大峰值(A峰),并計算E/A比值。
測量1個心動周期中,二尖瓣口血流A峰終止至下1個心動周期二尖瓣口血流E峰開始的時間(a),另測量1個心動周期中主動脈瓣口血流開始至終止處的時間間隔(b),計算Tei指數,Tei指數=(ICT+IRT)/ET=(a-b)/b,其中 ICT為等容收縮期,IRT為等容舒張期,ET為射血時間。左房容積指數(LAVI)=(π/6)(LAd)(Lx)(Sx)/體表面積(單位:ml/m2)。
統計學處理
數據以`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P
結果
與對照組比較,妊高征組收縮壓、舒張壓、LAVI、二尖瓣E峰、A峰、E/A比值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表1 兩組左心功能參數比較 ()
項目 正常組 妊高征組 P值
心率(次/min) 85.0±0.3 87.0±9.5 >0.05
左室射血分數(%) 60.0±12.9 58.5±4.6 >0.05
Tei指數 0.30±0.12 0.29±0.10 >0.05
LAVI(ml/m2) 19.5±1.7 27.3±3.8
E峰(cm/s) 88.1±11.0 80.6±11.1
A峰(cm/s) 65.0±8.2 72.7±9.3
E/A 1.3±0.4 1.1±0.4
注: Tei指數為心肌做功指數,LAVI=左房容積指數,E峰=二尖瓣口血流頻譜舒張早期峰值流速,A峰=二尖瓣口血流頻譜舒張晚期峰值流速
討論
妊高征時母體各主要器官因灌注不足而引起器質性病變,可引起心臟的冠狀動脈痙攣,心肌灌注不足,造成心肌缺血、缺氧,同時外周小血管阻力增加和血液黏稠度增加,更加重了心臟負荷,嚴重時可引起急性左心衰竭與肺水腫[1-2]。
在左心功能評價方面,本研究采用Simpson法測量左室EF,發現雖然妊高征組的左室EF略低于正常組,但仍在正常范圍,可能由于妊高征的病程不長,尚不足以引起EF改變。
近年來,Tei指數作為一種綜合評價心室收縮和舒張功能的指數,在臨床上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因為對于左室構型未發生改變的患者,在其有舒張功能發生改變時,就可以評價左心的整體功能變化。本研究中,妊高征組的Tei指數較正常組略低,可能也是因為妊高征時間不長,雖然引起左心舒張功能略有降低,但尚在Tei指數的正常范圍內(一般認為Tei指數的正常范圍為0.39±0.1)[3]。
LAVI是指最大左房容積與體表面積的比值,是指經體表面積校正的測量左心房大小的可靠參數。LAVI的正常值為(22±6)ml/ m2[4],在本研究中,妊高征組的LAVI明顯高于正常組(P
另外,與正常組相比,妊高征組的E峰降低,A峰則增高, E/A比值明顯降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總之,采用超聲心動圖評估妊高征患者的左心功能,能及時發現患者心臟功能的改變,為臨床進一步診治提供有價值的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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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常心”思想之助益
南華禪宗哲學思想強調“見心自性,自識本心,自性是佛,平常是道”,即強調“平常心”。其蘊含的“道法自然,保持平常心”乃是當今醫務工作者和學醫人修身養性之道,它啟迪當今醫務工作者和學醫人應淡忘一切外在的名利心、偏執心和攀比心,直悟生命中的純凈的本性,使自身的心態趨于平衡,情緒趨于穩定。在當今物欲橫流的社會大染缸中,人性中的“平常心”漸告稀少、沉淪,如能保持“平常心”,醫務工作者就不會在名利的迷途中喪失自我,這對凈化t療行業的不正之風和建設和諧醫患關系是有積極作用的。[1]
二、“自性自度”思想之啟迪
“自性自度”思想是南華禪宗獨創的無需借助外力的自我解脫的修行法門,強調本性、自心是修禪成佛的根本。強調修禪必須自主自覺、依靠自身的力量,認為每一轉念都要清凈心地,才能自識本性。這啟發我們在醫學人文精神培養中要重視自主性,強調自我體驗自我覺悟。譬如,南華禪宗將“頓悟見性”作為立宗之本,頓悟見性的修行方法,對于壓力重、責任大的醫務工作者來說會更有積極意義。例如在工作或生活的間隙,一個轉念促使身心在剎那之間放空,隨之獲得的是精神的放松和體力的恢復,就可再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頓悟之法強調自主自覺,必須通過親身的實踐體驗去獲得感悟,而不是簡單地模仿或接受他人的經驗和體驗。正如《壇經》所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同樣,醫學人文精神的培養重在自主實踐與體驗,可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因此,在培養醫學人文精神的過程中,更重要的是讓醫學生深入社會生活和病床邊,到臨床一線去,通過參與社區健康教育、送醫下鄉志愿者活動、臨床見習、床邊教學、臨床醫療實習等實踐活動去自主實踐、自主體驗和自主感悟。這種自主實踐、自主體驗和自主感悟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是深刻的而不是膚淺的。如此才能在親身實踐中培養醫學生對醫學的熱愛、對職業的忠誠。[2-3]
三、創新精神之傳承
南華禪宗思想繼承傳統,善于創新,迸發出全新的佛理。南華禪宗除繼承佛教傳統思想外,最重視結合我國固有的道家、儒家等傳統文化思想,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如慧能提出了“自性自度、頓悟說、識心見性”等一系列創新的思想。其重視自性、提倡自修自悟、實現內向超越的思想特色,改變了傳統的禪修方式。[4]又如南華禪宗創立的“生活禪”理念,提倡將學佛、修行與生活有機結合起來,將禪的智慧普遍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實現超越。南華禪認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主張從“饑則吃飯,困則打眠,寒則向火,熱則乘涼”中體會禪道,從“青青翠竹,郁郁黃花”中體察禪味,在流動無常的生命中體悟禪境,從而實現生命的超越,精神的自由。這對當前醫學人文精神的培養有重要啟示,即立足生活實踐去創新理念、創新路徑,提高效率。在總理號召“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創新是當前提升醫學人文精神的源泉和動力。[5]
四、超越精神之培養
超越精神是南華禪宗哲學思想的本質。超越自我,超越現實矛盾,追求心靈自由、思想解放是南華禪宗追求的理想境界。南華禪宗“超越自我”的哲學思想是一種文化理想,一種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獨特人文思想。這種理想也是當前我們提倡的醫學人文精神的最高追求,當今醫務工作者只有養成超越精神,才能在“救死扶傷”中超越“小我”、達到“大我”的境界。唯具有超越精神,才能執著于醫學理想和信仰,避免在物欲橫流的沖擊下迷失自我。因而,在醫學人文精神的培養中,首要的是培養超越精神,超越精神意味著醫務工作者為醫學奉獻終生的精神。眾所周知,從醫就意味著奉獻,培養超越精神就是要培養從醫人救死扶傷的信念、超越自我的態度和悲天憫人的同情心。[2]
五、敬畏生命的向善精神之契合
敬畏生命的向善精神的基本要求是給予任何生命所有善意,給予周圍所有的生命以關懷,并給予真正人道主義的幫助。慧能認為眾生平等,一切生命是非常寶貴的,倡導愛惜生命,敬畏生命,善待生命。這一關于生命觀的哲學思想對醫學人文精神的培養有積極的借鑒意義,與醫學人文精神的核心要求相契合。毫無疑問,醫學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敬畏生命、關懷生命和善待生命。當前,高等醫學院校中敬畏生命的向善精神的培養尚不夠理想,一些醫學生功利主義思想嚴重,而敬畏生命、善待生命的意識缺乏,這有悖于學醫的信仰和當代醫學發展的根本要求。因此,當前要培養醫學生的醫學人文精神,首要的是在醫學生中弘揚敬畏生命的向善精神,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生命觀,如學會對一切生命的維護和關懷;學會珍視患者的生命,懂得“醫乃仁術”的真諦就是對生命的仁慈與珍視。唯如此,才能真正使我們的學生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善待生命,才能使之在將來的醫療工作中關懷病人、善待生命,才能贏得患者信任,從而有效緩解如今緊張的醫患矛盾,才能為社會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6]因此,敬畏生命的向善精神的培養與提升,已經成為當前醫學人文精神培養的核心要求。
總之,南華禪宗哲學思想,作為一種精神信仰、一種宗教哲學和一種思想學說,已超出了它原有的宗教哲學的范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文化思想和社會價值影響深刻,意義深遠,為當今醫學人文精神的培養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寶貴的啟迪。
[基金項目:2015年度廣東省韶關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南華禪宗文化與醫學人文精神培養的研究”,項目編號:Z201500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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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學人文主義;薩頓:人本主義
“科學人文主義”一詞是薩頓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為了解決科學和人文這兩種不同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協調、緊張關系的。然而,在內在論影響之下,科學哲學向來是見物不見人,把科學活動看作一個封閉的系統,只研究科學自身的因素,而忽視了研究科學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來,邏輯實證主義者片面強調主觀感覺的“中性”,更使科學逐漸脫離社會因素和人的因素。這里仿照薩頓科學人文主義和羅杰斯的人本主義,尋求一種在科研活動中實現科學人文主義的手段,即人本主義思想。
一、科學人文主義的緣起、內涵及意義
近代以來,科學技術高速發展并展現出了無窮的魅力,使“瓷本主義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科技的繁榮壓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獨尊的大科學主義。但是,繁榮的背后往往總是存在著陰影,科學過度發展所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也日漸突顯,人文主義者們對其的批判之聲越發之大,發科學主義的浪潮也變得日漸高漲,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學與人文的分裂對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嚴重。對此,薩頓指出,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可怕的沖突”。這種沖突必將伴隨著科學和人文的發展進一步加深·舊人文主義是以解放人性、尋求自由為主題的,而薩頓就針對科學與人文的矛盾敏銳地提出了新的科學人文主義。薩頓明確指出:“我們必須使科學人文主義化,最好是說明科學與人類其他活動的多種多樣關系——科學與我們人類本性的關系”。在薩頓看來,只要關注科學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學中“注入”人性,問題就會得到解決,他于是提出一種以科學為基礎的新人文主義,即“科學人文主義”,他又將之稱為“科學人性化”。
薩頓指出僅僅依靠科學并不能使我們的生命變得更有意義。愛因斯坦也曾說:“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手段,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于人自己而不是取決于工具。”所以,必須使“科學人性化”,強調促進科技發展的目的是服務于人,在這一點上。科學發展觀與之完全一致。它主張科技發展要以人為本,因此,是薩頓科學人文主義的繼承、弘揚、創新與實踐。
如僅就文化層面而言,科學人文主義產生的總背景是“兩種文化”的分裂與對立。所謂“兩種文化”,在目前狀況下,可按薩頓和斯諾所指認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專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學者(文學知識分子)的文化。具體而言,科學人文主義產生的基礎至少有三:一是傳統人文主義,二是近現代科學及科學文化:三是現當代的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沖突以及人們對此問題的求解。薩頓的科學人文主義是一種理想的科學技術發展觀,它至少包含四層意義:作為一種新人文主義,其以科學為基礎:同時肯定人文的價值,強調必須以正確的人文價值觀為導向促進科技的發展;倡導科技與人文的協調共進;其目的是使科學發展完全為人類服務。
科學人文主義自提出后,引起科學哲學等領域學者的廣泛關注及深入探討。至20世紀50年代末,斯諾明確指認了“兩種文化”現象,之后布羅克曼提出“第三種文化”,同時伴隨著“索卡爾事件”、“科學大戰”,科學人文主義思潮在西方得到時代的關注,獲得了新的發展。
既然科學人文主義在科技發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動中實現科學人文主義呢?這需要尋求一種適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動中實現科學人文主義的手段——科研人本主義
(一)人本主義思想的起源和特點
在古希臘時期智者學派普羅泰戈拉就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強調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紀,哲學成為“神學的婢女”,封建神學的蒙昧主義和禁欲主義成了束縛人的枷鎖。到了14世紀時,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威尼斯、熱那亞新興的學者以研究古代文化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開了反封建主義和天主教的神學統治的斗爭。文藝復興在15世紀擴展到了整個歐洲,到16世紀達到。在文藝復興運動中,資產階級思想家抨擊封建神學的“神本主義”,要求“以人為中心”,提倡以“人性”來反對教會的“神性”,主張個性解放和自由,把人們的價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間,高揚人的意義和價值,形成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本主義。
現代西方人本主義的再次興起則首先是基于其發展之中面臨的新矛盾,因而現代西方人本主義與傳統的人本主義比較出現新的特征:傳統人本主義從人本身出發研究自然、以某種精神或物質的實體為基點來說明人。在認識論上要求得某種共性的東西,因此是本質主義的,并且強調人的理性作用。而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反對自然的研究,認為哲學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體的高度,主張建立一種以人為中心的本體論。對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義、理性主義的解釋,認為人是孤立的個體,其存在及本質是情感意志和心理體驗等,是超出精神物質之外的。現代西方人本主義不承認世界有所謂共性的東西,強調人的個體性,在個體的自我中尋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體驗。
(二)從羅杰斯的人本主義思想發現科研中的人本主義
關鍵詞:哲學;人文關懷;研究綜述
人文關懷是哲學的基本維度之一,整個自創立開始就貫穿和體現著一種人文關懷精神。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哲學的人文關懷維度長期以來卻被遮蔽,甚至歪曲了。人性化管理、以人為本、終極關懷等新詞層出不窮,這不時喚起文明社會的公民對人的思考,特別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尤其引人矚目。為此,重新解讀哲學的人文關懷維度,不僅能夠恢復理論的本真面貌,而且對于鞏固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對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引領社會全面進步,對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正能量,有著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問題的提出
(一)把哲學當成一種階級斗爭的工具。
從產生到現在,從社會主義像一個“幽靈”到現在人類社會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信奉并生活在其中,其間所經歷的大都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被壓迫民族和人民反對壓迫民族的階級斗爭。在這樣殘酷的斗爭形勢下,人們主要把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而對馬克思哲學的“人文關懷”的另一維度也就自然被掩蓋和忽略了。
(二)把馬克思哲學理解為是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理論。
馬克思哲學正確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但當人們僅僅著眼于從“科學論”的角度來理解馬克思哲學時,馬克思哲學的“人文關懷”的維度也會被掩蓋起來。因為“科學論”這種理解僅僅關注的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或“必然性”,根本上否認了人類爭取自由和解放、探討和追求“人文關懷”的必要性,把科學性與人文性對立起來,甚至用科學性去否定人文性,這就必然會導致對馬克思理論形象的誤解和扭曲。
(三)歷史政治條件的限制
東方社會長期以來處于亞細亞式的、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下,人民獨立的人格及其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人文關懷缺乏相應的土壤。這就使得東方社會學者在解讀馬克思哲學文本時,自然而然地把人文主義這一基本維度給掩蓋起來了。
(四)歷史社會條件的限制
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主要精力完全放在爭取解放和奪取政權的斗爭中,遠還沒有達到建立和諧社會和“人文關懷”的社會條件。不管是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都是經過急風暴雨般的極其殘酷的階級斗爭,根本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更沒有條件去實踐馬克思哲學所提倡的人文關懷。
二、人文關懷的內涵研究
對于人文關懷的內涵,學者主要從人的需要、人的價值、人的精神、生存狀態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等幾方面展開研究,歸納如下:
(一)人文關懷是對人的哲學思考
關于這一問題,學術界從不同視角進行了闡述。一種較為突出的觀點認為,哲學強調對人的權利與尊嚴的認可、對人的生存狀態與現實狀況的關注以及對人類發展前景與自身命運的思考,體現了人對精神世界的追求與心靈的解放,蘊含了人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和關注,對人的生存與精神給予了更高層次的關注。俞吾金教授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人文關懷已經超越了人的基本物質需求,引導人們從對功利主義的物質欲望追求轉向精神境界的崇高追求,喚醒人們對自身成長和發展的自主意識,獲得來自內心的強大人生動力,突出高尚的道德情操,這是“對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的執著追求,洋溢著深厚的人文關懷”,是“對人的尊嚴與符合人性的生活條件的肯定和對人類解放與自由的追求”,是哲學范疇對人的思考。
(二)人文關懷是一種人本精神
就這一問題,大多數學者達成一致,主要從西方人文主義和本土人文關懷兩方面進行闡述。
一方面,西方哲學闡述了人文主義是一種人文精神。對此學術界有這樣幾點共識:一是西方人文主義宣揚人要從宗教中解放,強調自我存在的尊嚴、價值和權力,充分顯示了對人主體意識認識的自覺性。二是西方人文主義反對禁欲,宣揚人的幸福與自由。三是西方人文主義主張尊重知識,尊重文化的科學觀。四是西方人文主義主張脫離虛幻主義,塑造主體人格和思想。
另一方面,我國學者也認為人文關懷體現了一種人文精神。對此,賈高建指出,“人文關懷是對人的生存和發展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的關注、探索和解答,它所體現的是一種人文精神。”陳西文也認為,“人文關懷就是‘以人為本’,是‘人文精神’的具體體現與行為擴展,以人作為一切價值的出發點和源泉,以人為尺度和標準去衡量一切價值的精神,是在人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文化價值體系。”另一種類似觀點認為,“人文關懷是人文精神的一種發揮與實踐,而人文精神則是人文關懷的一種信念與動力”。段向云認為,所謂人文關懷,是指對人自身的存在和發展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的關注、探索和解答,具體表現為對人的生存狀況的關注,對人的尊嚴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條件的肯定,對人類解放和自由的追求等,它體現的是一種人文精神。
(三)人文關懷是一種人本文化
對此觀點,劉建娥認為,人文關懷作為一種人本文化,一種人文情節,強調對人的尊重、理解、關心和愛護,重視人的作用,發揮人的自由創造精神和人的主體性,是對人生命存在價值的終極關懷。季俊昌、馬艾云從管理學的角度,指出人本文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體現一種人文關懷的人性化管理,進而說明人本文化蘊含著人文關懷。袁祖社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人本文化的公共性價值邏輯就是按照“人的方式”把人實現為人,而“人的方式”就是人之為人、人成為人的條件、根據,主要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以及人之為人的自主本性的自我創生、自我呈現的過程,是人所追求和力求實現的最理想的價值目標,這無疑間接闡述了人文關懷的終極目標,從而論證了人文關懷是一種人本文化。
(四)人文關懷是一種生命關懷
王俊拴、趙菲指出人是人文關懷的對象,離開了現實存在著的人,人文關懷也就失去了它本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也有學者持相同觀點,指出人文關懷包括對人的人性化生命、整體性生命、發展中生命的關懷;人文關懷的特征表現為:尊重生命,彰顯主體性,回歸生活,追求崇高。然而,從另一方面說,將以人為本作為出發點,是充分關注學生的生命,關注其生命的生存狀況和生存意義,關注其生命的生成和完善,使之及于與之密切相連的對一切生命的熱愛,并始終以學生的未來發展為終極目標的可持續的生命關懷型德育模式。而以人為本是人文關懷的基本維度,這無疑對人文關懷是一種生命關懷的內涵再添佐證。
三、哲學人文關懷的思想內容
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來闡釋哲學思想中的人文關懷
(一)從哲學本身層面探究哲學人文關懷
段向云認為,在馬克思的思想中處處體現著對人的深切關懷。馬克思寫作《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思考》時,“人”已經是馬克思視野中的焦點之一。張奎良提到,以人為本在哲學中的意義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哲學的任何層次上,人在馬克思那里都是“本”。正因為人是“本”,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馬克思才把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確定為歷史演進的終極目標。孫正聿指出“哲學作為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人類的哲學思想,歸根到底是對人類自身的存在的關切。
(二)哲學是“實踐轉向”與“人文關懷”的完美結合
張強認為,哲學的理論魅力,主要體現在“實踐轉向”與“人文關懷”的完美結合。“實踐轉向”彰顯“人文關懷”;“人文關懷”促進“實踐轉向”。“實踐轉向”與“人文關懷”的交相輝映造就了哲學永恒的生命力。另外,學者張均瑤也認為,哲學以從事實踐活動的人為出發點,根據實際情況分析,馬克思在研究思想時主要是以“現實的人”或“從事實際活動的人”為立足點,綜合分析了社會歷史、哲學、人文價值等方面的學說。這些都充分說明,人與人文關懷都是貫穿馬克思哲學的重要思想路線。而哲學的根本是“實踐轉向”與“人文關懷”之間的融合。用實踐的觀點將人的現實生存關懷作為基石,更進一步關注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和人的精神追求,是對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進行的深刻探討。
(三)從人的本質層面探究哲學人文關懷
張奎良認為,人的本質就是哲學的最高問題,馬克思在半年多的時間內,如此密集地闡釋哲學的最高問題,表明新的實踐唯物主義世界觀與人的本質的密切關聯,說明只有達到人的本質的最高境界,哲學對人的認識和理解才是完整和深刻的,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執著探索根植于他對全人類徹底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深切關懷。
(四)從社會治理理念層面探究哲學人文關懷
從社會治理理念進行分析,高湘澤認為,人文關懷是社會治理理念的一個基本原則和根本追求、也是中國化社會治理理念及其實踐的應然要求。新時期中國社會治理理念及其實踐的發展歷程,在一定意義上是逐漸自覺、全面地回歸和實踐人文關懷并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的歷程。
(五)從教育層面探究哲學人文關懷
孫迎光認為,馬克思理論中“全面發展的人”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活動。他認為:馬克思的全面發展的人不是簡單地各個局部的累加。如果局部本身是擁有式的,累加成的全面就是擁有式的全面,這樣的人就是擁有型的人,這種人擁有得越多就越片面。全面也不是“全才”,在某一領域,若一個學者的研究活動不再受功利性的擁有欲的支配和專業性的奴役,他在這一“局部”就不再“愚蠢而片面”,他就能達到“全面”:他全面獲得自己的本質――自由自覺的活動。
四、未來展望
第一、只是進行直觀的理論分析。學者在對馬克思人文關懷研究的時候,更側重于對理論本身的理解而不是側重對人文關懷的思維方式的深入研究,這樣,我們在生活中也僅僅是對理論本身的了解,并沒有內化,理論固然重要,但是我們更應該把握理論背后的思維方式。這樣,就可以把“知識”轉化為“智慧”,在生活中用哲學的方式去思考問題。
第二、研究視野比較狹窄。縱觀學界關于人文關懷的研究,不難發現,大多學者是站在“理論”這個學科進行的研究,并沒有跨學科的研究。尤其是對哲學教育學科的研究,人文關懷涉及的更少。
第三、對人文關懷的研究并沒有涉及到“人的形而上學”本性,運用人的形而上學本性,在教育過程中,激發教育對象的潛能,而不是進行灌輸教育。
第四、有些地方的全面發展理論與實踐只是追求的是量或廣度上的概念,并不是激勵人去克服自身的局限性,走向自為的、完整的人,而是激發起人的片面性動機并且要把人固定在這種片面性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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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的形象 文化 人本主義 設計
人類學一詞最早來源于古希臘,字面意思是“關于人的科學”。據說亞里士多德最先使用這個名詞,他主要用之于研究人的精神實質。后來經過詞義的延伸,在早期這個詞就慢慢地具有了雙重意義:一方面是關于人類體質的科學,一方面是關于人類精神的科學。在經歷了和別的學科大致相同的經歷以后,人類學這個學科得以創立,但要給人類學下個定義卻是比較困難的。
人類學的目的是試圖依據人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綜合的研究人,尤其是人的差異性,以及種族和文化特征的差異。人類學的基本領域包括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和人種志等,其中體質人類學是研究人的起源、生成、進化、分布和發展,把人當作是一種自然生物,并與動物進行比較,以此來確定人的特殊性。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則是人類文化的起源、生成、進化或變遷的過程,并將各種族、各地區的不同文化加以比較。其他如人種志、考古學、史前學等學科大多可看成是在文化人類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主要是在“人類”的層次上研究人,或在“群體”的層次上研究其文化(人種志),也就是說人類學研究的不僅僅是生物人、自然人的起源與分布(體質人類學),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人”(對應于“自然人”)。進入20世紀后,人類學研究的領域越來越廣,分工越來越細,出現了許多分支,形成了許多流派。體質人類學、文學人類學及其他專門的人類學學科都是建立在實驗材料的基礎上的,因此也就與古典人類學思想的哲學思辯分道揚鑣了。人類學不再以整體的人的形象為研究對象,并且都把有關人類本質的認識作為先決條件,僅僅考察人類外在的特征或文化成就,但是它作為先決條件的由現代經驗科學和哲學提供的關于人的本質的認識,大多是片面的。
19世紀是一個新學科不斷產生與分化的時代,學科的分化導致了不同學科之間逐步失去了共同語言。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彼此獨立,哲學與自然科學也開始相互疏遠,自然科學家不關心哲學,哲學家也有意把自己置身于自然科學之外,這種相互分離的傾向使得哲學無法從整體上把握世界。無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哲學對人的研究都是各自為政,沒有統一性,如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它們都研究人的各種問題,但多是些實用的知識、具體的領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的本質和人的存在的問題。從科學的這一端來看,科學的發展使人們獲得了關于人的世界的多方面的知識,但也正是這些認識使人的形象變得模糊不清。科學時代得科學無法提供一種確定的人的形象,那么,從哲學的這一端看又如何呢?現代西方哲學的確很關注這個問題,人本主義思潮正是由此而應運而生的。古典的形而上學把人當作一種抽象的認識對象,從某種先驗的觀念出發去尋求人的抽象本質。當代人本主義思潮,尤其是存在主義哲學,不滿足于那種抽象的思辯,因此,將社會中孤獨的個體存在作為其全部哲學的起點,專注于內在的、不可重復的意志、情感和心理狀態,從個體的內部來觀察人、探索人的自我之謎。存在主義考察人的結論是,個人不得不為他所獲得的自由和選擇而承擔責任,從而導致了它帶有濃厚的悲觀主義色彩。存在主義反映了人對現代社會各種危機和失望的困惑,但是它把自我理解成情感意志的個體,而不是整體的人,它的悲觀主義色彩,就是不可避免的,它對人的本質的認識及對人的形象的描繪同樣也是不完整的。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關于人的形象,如果這種形象是確定的,就會出現一種穩定的社會結構和良好的生活秩序。現代科學和哲學徹底破壞了人原來各種傳統的形象,人們不再把歷史上的任何解釋看成是真理,看成是人的永恒不變的本質,沒有一種解釋能夠確定地使人樹立對自我的信心。哲學人類學的創始人馬克斯·舍勒敏銳地指出:“人已經成了前所未有地疑難問題,人不再知道他是什么,他懂得他不知道這個問題。人對自己的道路缺乏信心,道路對他來說成了問題,因而他以無比的關心思考自己的意義和現實,他從何處來,他要到何處去。……人的問題是決定我們命運的問題”。文化、藝術和社會秩序賴以依托的傳統的人的形象破滅了,“上帝死了”,人成了無家可歸的浪子。在這種情況下,重建人的整體人的形象、恢復人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的問題也就成了焦點問題,也就是對于人的研究應當把人放到自然環境當中、放到文化環境當中去,把人作為一種由歷史、文化、傳統所決定的人類群體中的一員來對待,從而綜合地全面地研究人。
同時也可以看到,近代西方工業文明的出現與科學主義思潮的興起并不總是令人樂觀的。主客、心物、靈肉的分裂使人要么淪落為一架沒有血肉、沒有靈魂的機器,要么成為形而上學體系的一個環節,于是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尊嚴都被消解于思辨體系中了。
雖然浪漫主義思想與以數學和以知性為基礎的近代科學主義思潮進行了抗爭,竭力想挽救被工業文明所淹沒了的人的內在靈性,拯救被數學思維浸漬了的屬人的思維方式。這些浪漫主義思想家們無法忍受越來越多的機械式的說明,無法忍受生活的詩的喪失,其哲學指向就是:人究竟從何處來,又要往何處去?有限的生命如何實現超越,又在哪里尋得靈魂永恒的歸依?
的確,人不能生活在數學式的精確性和物理學式的實證性為基礎的世界中,人是有智慧、有理性的存在,但人更是一種感情的存在,使人完善的是情操而不是理性,人的價值在于他的道德本性,這種本性本質上就是感情。人應當認識到,人本身絕對不可被這個實證化、精確化和邏輯化的世界吞噬掉、淹沒掉,能夠使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保留原始的純真本性的,不是理性, 而是情感。只有情感,才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根本。人是作為一種社會動物而生存著,但又不只是作為社會動物而生存著。就人的社會生活本身而言,無論怎樣它似乎都不會阻止人對自身作出評論以及對自己的日常表現、渴望達到的目的和價值觀念作出闡明和解釋。
所有的這些再次表明了人類學中重建“完整人“的勢在必行性,把人放到自然環境當中、放到文化環境當中去,把人作為一種由歷史、文化、傳統所決定的人類群體中的一員來對待,從而綜合地全面地研究人,這樣才能建立一種確定的人的形象,也才能建立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人本主義,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的設計才能稱之為人本設計。不只是需要設計師在“生物—社會”的生存方式上看待人,還要深入到人生經驗的提煉中去,并且把這種人生經驗轉而被作為人的基本價值觀念的體現,這樣在設計上才能體現出設計的人本關懷,賦予設計以情感。
從某種人類學觀點來看,設計的未來,取決于設計不被看成是作為對別的社會文化行為或體制的簡單反應的文化的孤立片段、而是被看作其本身即是進行中的社會文化子系統的程度。在社會文化范圍內,設計不是被動的,恰恰相反,它們是形成行為、規整行為和引發行為的行動系統,也是高度有效的表達思想的符號系統,是知識、價值和表現多方面人類特性的極為豐富的寶庫。這里所主張的研究與那些更為一般性的、強調形式的研究相比,在實質上是人類學的,是哲學人類學人本主義的延伸。正如在現代設計史中現代主義發展曾追求極端的簡約主義后,變化性也逐漸減少,人類文化結構中的差異被忽略了,使得人們開始對自己心靈深處的渴望,重新反省探討新的價值觀,因而產生了后現代主義、語意學派和解構主義等設計潮流及風格。而這一切都意圖恢復現代主義所切斷之產品與文化之間的關系,重新去探求產品的文化意義或從產品發展與人類使用產品的歷史,賦予產品功能性之外的人文價值,以人為本的設計的比重逐漸增大。
設計本身就是一種將抽象的設計理念轉換成具體產品實體的過程,設計師扮演著相互溝通的角色,其對產品的結構、材料、制造及使用狀態的認識,賦予美學價值,將心中的產品形象予以具體化。設計師透過產品與使用者做思想上的溝通,但是否能使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達到協調融合之地方,既看產品能否對使用者發生意義。是否能產生認知一操作或心理上的認同,是否能喚起使用者對其文化與自然環境的記憶而定,又取決于設計師能否認識到人的形象的“完整性”,是否將人放到自然環境當中、放到文化環境當中去,把人作為一種由歷史、文化、傳統所決定的人類群體中的一員來對待,正如我們從一個設計師所設計的作品無形中可以看出該設計師、企業、地域的特有的語言與符號,以及設計師本身的文化教養,文化與人的交互由此可見一端。
工業設計就是為人類而設計(Design for Human Being),為人解決某些問題,其廣義的想法,實為一種以人為中心,由家庭生活之和諧進而社會生活之平衡與協調。就是調和人、工具、公共設施及環境所構成之人為環境與自然環境的調和論。這種始終以人為本的理念,就是工業設計的人本主義。在今后的發展中,人類生活和社會將更加依賴于技術的進步,工業設計師們也將更加需要這種人本主義的設計理念。人本主義的設計理念是設計經過形式主義、功能主義等思潮走向成熟時期的設計理念,也是哲學人本主義的實踐延伸,它主張任何人造物的設計(或非物質設計)必須以人的需求和人的生理、心理因素即人的因素為設計的第一要素,而不是技術、形式或其它工業設計必須時時感受時代的脈動,接受文明的刺激,并由人性出發來創作,詮釋創造新文化。因此,人本主義的設計將是防止和解決可能出現的人機沖突,讓現代技術更好地服務于人類生活的一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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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高度結合的科學體系,在臨床中實行人文關懷是醫學模式轉換和高品質醫療服務的必然條件。該文通過分析人文精神在現今醫療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結合神經內科的學科特色,探討神經內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中如何實現醫學人文教育,以尋找有效提高人文素質的方法,指導臨床教學中人文精神培養,開拓醫學人文教育新領域,將其作為人才培養新常態,推動醫學人文素養快速提升,全面提高神經內科住院醫師培訓質量,增強住院醫師崗位勝任力,引導住院醫師進行正確的職業定位,培養出合格的神經內科住院醫師,滿足人們的健康服務需求,引領醫療環境向更加以人為本、更加和諧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
教育,醫學;醫院科室;實習醫師和住院醫師職務;在職培訓
醫學兼具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雙重屬性[1],其是以預防、治療疾病和維持健康狀態為目的的綜合科學。醫學人文是將醫學哲學、醫學倫理學、醫學心理學和醫學法學等知識綜合產生的學科,是實現人性化醫療、人性化醫患溝通應具備的基本技能[2]。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是醫學專業畢業生在培訓基地依靠臨床實踐提高專業知識和人文素質的規范化培訓;在醫學生畢業后繼續教育中起著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并已成為主流形式。在規范化培訓階段,注重人文教育和醫德醫風及愛傷觀念培養,對青年醫生未來構建高品質的醫療服務質量、減少醫患矛盾尤為重要。
1規培醫生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人文教育包括人文知識教育和人文精神教育,是為規范人生觀、世界觀,提高人性境界,塑造理想人格,實現人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教育。現代新的醫學人文觀主要體現在三方面:關愛與敬重生命、尊重人的生命權與健康權、醫學科學與醫學人文的結合[3]。通過對規培醫生進行人文教育,培養對患者關愛、關懷、關注的態度,尊重患者,培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從而讓患者滿意,達到身心健康的目的。
1.1培養高素質醫學人才離不開人文教育
當代醫學由“生物醫學模式”轉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使人們對健康的理解逐漸深化,不再滿足于消除軀體的病痛,更希望得到心理上的平衡。作為醫生應該把患者當作一個整體,而不僅僅只是一個單純的診療對象。當代醫生除應具備醫學專業知識外,更應具備較高的人文素質。長期以來,我國醫學教育存在重專業輕人文的情況,為順應醫學模式的轉變,在規范化培訓階段,灌輸人文知識是培養醫學生情商、樹立正確服務意識的必要手段,進而在專業知識、職業技能多方面的錘煉中成為高綜合素質的醫務工作者。
1.2鑄建良好的醫德醫風必須注重人文教育
規培醫生是跟隨當代醫學前進步伐誕生的產物,除要求具備精湛的醫療技能,還要求擁有人文精神的支撐和道德的底線。在住院醫師培訓過程中,要讓每一位即將獨立行醫的醫生,深刻地意識到醫德和人道主義精神是醫生的必備品質;要牢固樹立傳道授業解惑的理念,授學生以德,把德滲透到青年醫生的價值觀念、行為調整、情操陶冶之中,以此激發青年醫生的職業尊嚴、責任感[4]。規培醫生要有正確的人生目標、生活信仰和職業操守,同時需兼備良好的人文素質修養,才能在將來正確應對實際醫療工作中的各種挑戰。
1.3樹立正確服務理念的重要途徑為實行人文教育
無可厚非,醫學是為人類健康服務的。醫學社會化的飛速發展,使社會對醫療服務質量要求越來越高,實行人文教育,確保未來的醫務工作者在臨床實踐中注重人文關懷。從患者的角度出發,嚴格約束自己,保護患者隱私,杜絕不尊重患者的行為,構建全程貫穿人文關懷的醫療服務模式,幫助其盡早樹立以患者的感受和利益為中心的醫療服務新理念,順應時展要求,對其具有重要意義。
1.4改善醫患關系的根本措施是強化人文教育
服務態度差、溝通障礙等人文關懷不足的情況,已成為近幾年醫患矛盾、醫療糾紛的主要原因,其根本是由于醫學人文精神教育落后,使當代醫生在醫療工作中僅僅以救治疾病本身為目的。只關注疾病的生物學本質,忽視社會心理因素與疾病的關系,無法滿足現代醫療要求所致。目前,社會上屢屢出現的病患傷醫事件,固然與部分患者自身素質低下和媒體誤導有關,但也應深思是否與部分醫護人員缺乏人文關懷,未能及時疏導患者極端情緒有關。在臨床醫療活動實踐中具備良好的醫患交流能力是實現和諧醫患關系、實現醫療目的的重要基礎,是醫學生提高醫療技能的重要前提[5]。為改善醫患關系,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強化醫學人文教育必不可少。
2神經內科規培醫生臨床教學中實踐人文教育的具體舉措
西方醫療教育中十分注重對人文素質的培養[6]。國際上對住院醫師的要求是:除了掌握醫學專業知識與技能外,還要具備人文方面的素養[7]。醫學人文教育已在全球范圍興起,已成為世界各地培養醫學生均必須具備的基本課程。國內醫學界已逐步認識到醫學人文的重要性,但主要是學術界,對直接和患者接觸的臨床醫生和醫院的影響卻遠遠不夠[8],對于專科性較強的神經內科專業更是缺乏實用的人文教學方式。當今中國老齡化趨勢加劇,為提高神經內科醫生人文修養,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在臨床教學中實踐人文教育勢在必行。
2.1提高規培醫生對人文關懷的認識
神經內科以老年患者居多,多伴有肢體癱瘓、失語、智能減退、尿便障礙等情況,生活自理能力下降,患者同時承受心理與經濟的雙重負擔,容易產生焦慮、悲觀、抑郁等負面情緒,醫療過程中迫切需要人文關懷。而規培醫生剛進入臨床實踐階段往往更重視醫療技術學習,容易忽視人文素質的修養,醫療活動中缺乏人文關懷,醫患溝通不充分,常常導致非醫療技術糾紛發生。所以在臨床實踐教學中應注重醫學人文精神的教育,適當安排人文講座,講授醫學人文知識,為規培醫生提供交流學習的平臺;帶教教師言傳身教,在日常教學、查房中以患者為中心,注意體現人文關懷,鼓勵剛工作的規培醫生多與患者接觸,親身體驗人文關懷在醫療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為規培醫生給予正確的指導。
2.2樹立規培醫生正確的服務理念
醫療行業歸屬于服務行業,醫患關系實質是服務和被服務的關系[9]。神經內科患者大多存在運動、感覺及情感障礙,在臨床實踐中培養規培醫生時,提倡通過“換位思考”的方式,讓其直觀感受患者的病痛,樹立以患者的感受和利益為中心的服務理念,使醫學人文精神內化,逐漸形成醫學生人格特質的一部分,醫生應樹立發揚關愛和尊重患者的人文精神,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讓患者真正相信醫生是以維護患者利益為中心的,才能與患者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
2.3培訓規培醫生醫學人文技能
國內外權威統計資料表明,許多醫患矛盾、醫療糾紛是由于醫患交流不夠、缺乏互相理解造成的[10]。醫患關系融洽能有效地預防和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而溝通不暢可導致患者對醫生缺乏信任,往往成為引發醫療糾紛的導火線。神經內科腦血管病起病急、變化快、致殘率高、康復周期長,變性疾病進行性發展,無法終止病程,治療手段有限,療效甚微,頭痛、眩暈、癲癇等疾病無法預知,反復發作,難以完全根治。這些專科疾病的特點本身就讓患者難以接受和理解,若住院醫師無法在診療中及時察覺患者的心理活動,將難以進行正確、有效的溝通,或者在溝通過程中缺少技巧,也無法達到滿意的溝通效果,往往容易引發糾紛。為建立良好醫患關系,防范醫療糾紛,必須在規培醫生臨床實踐中引入醫患溝通技能的培訓。科室定期由臨床案例入手,模擬醫療場景,或帶教教師在臨床實踐中,使用規范、人性化的語言,向規培醫生講解各種情況下與患者談話的技巧;根據患者的心理需求,如何耐心、細致地解答及交代病情;當患者出現負面情緒時,怎樣適時進行開導和安撫;與患者及家屬交流時有哪些語言忌諱等。讓規培醫生掌握有效的溝通方法和技巧,學會把握溝通時機,運用恰當的語言,正確表達需告知的內容。
2.4考核規培醫生人文知識和技能
建立有效考評機制和評分標準,量化規范化培訓中醫學人文教育的成效,對于培養高人文素質醫生,提高醫療服務質量有著重要意義。出科考試中除了傳統考核專科醫學知識、臨床技能外,還應加入醫學人文知識和技能、醫德醫風和醫患溝通能力等項目,比如,如何表現對患者的人文關懷,能否與患者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是否擁有準確、恰當告知患者病情的能力,最后結合患者滿意度調查綜合評分。希望經過考核證實,培訓結束后規培醫生自身人文素質普遍提高,從起初的不重視、缺乏技巧、沒有理念到面對任何患者都能夠從容鎮定地進行有效溝通,做到在醫療過程中真誠地理解和關愛患者,尊重生命和人身權益。
隨著社會持續發展,新的醫療模式要求醫生同時具備精湛的醫學專業知識和高尚的人文素質、人文關懷理念。作為實施監督機構的臨床科室,需結合學科特色,建立一套合理的人文培養機制,有利于保證高素質醫學人才的輸出。積極開展醫學人文知識教育,讓規培醫生充分認識人文關懷的重要性,授予醫學人文技能,引導他們在未來臨床工作中去思考和實踐醫學人文內涵,為患者提供富含人文關懷的醫療服務,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構建和諧社會。
作者:伍思婷 魯向輝 林佳才 劉若卓 崔芳 武雷 單位:中國人民總醫院海南分院神經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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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智慧,提升大學人之精神境界
(一)提高思維能力恩格斯曾深刻地闡述了理論思維對于一個民族科學發展的重要性,他說:“一個民族要想登上科學的高峰,究竟是不能離開理論思維的。”[7]285哲學能夠使人認識思維的本性,掌握思維運動的邏輯,提高人的理論思維能力。1.整體思維。哲學思維的整體性特征,是人類求知意志的精髓,歷來為哲學家和教育學家們所重視。教育家紐曼關于“大學是一個傳授普遍知識的地方”的定義,為很多學者所熟知。但這里的普遍知識,并非指大學所傳授知識學科的普遍性,而是指一種“自由的知識”,它強調的是知識的整體性和全面性。所以他說:“當知識不是含糊地、一般地,而是精確地、超常地被看作是哲學時,知識在更大程度上具備了這些含義。如果不去考慮每一個外部的和最終的目標,當知識帶有哲學的特性時,它就是格外自由或尤其自足的。”[8]31雅思貝爾斯也指出,大學“應該是一個‘大而全的宇宙’(universe)”。他認為,學術靠的是與知識整體的關系。倘若脫離了與知識整體的關聯,孤立的學科就是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因此,他提出“教給學生一種不僅包括他所研究的特殊領域而且也涵蓋了所有知識門類的整全意識,這應該提上大學的工作日程。”大學“必須灌輸一種對于科學觀念畢生的忠誠,同時也必須要灌輸一種對追尋知識整體性的忠誠”[2]76。因為這兩個方面是大學所培養的從事智識職業的人才所必要的。而要做到這些,又必然要靠投身于尋求整體,也就是所謂的“哲學”觀點。他說:“從這個角度講,所有的科學都是‘哲學的’,只要它不因手段而忘卻目的,只要它不因此沉湎于羅列詞句與事實,沉湎于擺弄儀器、標本、技巧和孤立的現象,而迷失了方向,背棄了整體的理念。”[2]76因此,在培養人的整全意識和整體性思維方面,哲學發揮著獨特的其他學科無法替代的作用。2.批判思維。關于哲學思維的批判性特征,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著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9]112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對此也有過精彩論述,他說:“哲學認為,人的行動和目的絕非是盲目的必然性的產物。無論科學概念還是生活方式,無論流行的思維方式還是流行的原則規范,我們都不應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地仿效。哲學反對盲目地抱守傳統和在生存的關鍵問題上的退縮。哲學已經擔負起這樣的不愉快任務:把意識的光芒普照到人際關系和行為模式之上,而這些東西已根深蒂固,似乎已成為自然的、不變的、永恒的東西。”[10]243哲學思維的批判本質和批判精神,對于大學和學人而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創新與發展知識,以及推動社會進步的前提。正如哲學家布萊恩•麥基所指出的:“如果不對假定的前提進行檢驗,將它們束之高閣,社會就會陷入僵化,信仰就會變成教條,想象就會變得呆滯,智慧就會陷入貧乏。社會如果躺在無人質疑的教條的溫床上睡大覺,就有可能會漸漸爛掉。要激勵思想,運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貧瘠,要使對真理的追求(或者對正義的追求,對自我實現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須對假設質疑,向前提挑戰,至少應做到足以推動社會前進的水平。”[11]4因此,批判不僅是學術研究的基本態度與方法,更應當是大學與學人生存與生活的必要條件。
(二)涵養學者人格近些年來,我國大學規模不斷擴大,投入不斷增加,辦學條件明顯改善,但學人所應有的學者精神卻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缺失。對于當前學者精神的失落,盡管我們更容易從時代的癥候中找到其客觀原因,但精神防線的守護關鍵還在于主體自身。因此,對大學中的全體學人而言,自覺追求一種學者的境界與風范,養成學者人格尤為重要。正如教育家先生所說:“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12]3821.培養研究興趣。興趣作為人們對待事物或從事活動的一種選擇性態度和積極的情緒反應,對于人的認識與實踐活動具有重要意義。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道出了求知的三層境界。對于大學中的學人而言,如何做到樂之?這就需要對自己所從事的教學與科研工作的目的和意義有深刻的認識和領悟。對于這些,科學本身不能予以回答,只能依靠哲學。正如雅思貝爾斯所言:“科學需要哲學的指導才能立足。哲學有效地激起了一種熱切的求知欲望。哲學也通過向科學家強調求知的極端重要性,為他們提供了某些理念,由此科學家可以獲得啟發,決定取舍。哲學貫穿了整個科學。它可以在對科學方法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給科學以指導,……學者和科學家從哲學面里獲得的不是某種具體的好處。但在研究哲學的時候,他們確實可以對自己工作的整體背景有所領悟。更有甚者,他們為研究工作找到了新的動力,對科研活動的意義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2]50—51科學的基礎和目標等問題決定著科學的進程和方向,但科學自身卻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它們只有在哲學的映照之下才能認識。2.養成學者人格。哲學作為一種“智慧”,是一種包括理性、信念、人格在內的智慧,是一種能夠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和“最高支撐點”的智慧。馮友蘭先生曾引用金岳霖教授的話說:“就哲學家來說,知識和品德是不可分的,哲學要求信奉它的人以生命去實踐這個哲學,哲學家只是載道的人而已,按照所信奉的哲學信念去生活,乃是他的哲學的一部分。”[13]9因此,哲學既是一種思維方式,又是一種生活態度,還是一種學養和品格。正如哲學家賀麟所說:“哲學是一種學養。哲學的探究是一種以學術培養品格,以真理指導行為的努力。哲學之真與藝術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種文化,一種價值,一種精神活動。一種使人生高清而有意義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表征時代,引領社會文化之發展
【關鍵詞】醫學人文精神;醫學人文教育;意義
古人云:“醫乃仁術”、“大醫精誠”、“濟世救人”,由此可見,醫學以“治病救人”為核心,處處體現著人文精神的光華,醫學是最具人文精神傳統的學科,其人文精神是醫學的本質屬性,醫學教育理所當然包含醫學人文教育。
1 醫學人文精神缺失造成當前醫患關系日趨緊張的現狀
現代醫學已經從“生物醫學模式”逐漸演變為“生物-社會-心理醫學模式”,這不但要求提高醫務工作者的科學素質,更要求提高醫務工作者的人文素質。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現代醫學的過分技術化、商業化削弱了醫生對患者的人文關懷,造成當前醫學嚴重人文精神缺失,其深層根源是拜物主義思想泛濫,患者被異化、物化的結果[1]。在20世紀早期,梁思成就撰文《半個人的時代》指出,科技與人文分離的結果,出現兩種畸形人:只懂技術而靈魂蒼白的空心人和不懂科技而奢談人文的邊緣人。一大批“空心人醫匠”由此產生,因他們欠缺“以人為本”的辯證思維和服務理念,導致患者對醫生的信任缺失,不斷引發一系列醫患糾紛、矛盾,造成當前醫患關系日趨緊張。故在高等醫科學院教育中,進一步加強醫學人文教育至關重要。
2 醫學人文科學的發展歷史
醫學的發展首先源于人類對生命的關愛,醫學不是一門純科學,而是人類情感的延伸。關愛患者體現的不僅是醫務人員的價值,也是醫學的尊嚴。沒有技術的醫學是脆弱的;沒有情感的醫學是蒼白的。在中國古代,受傳統醫患倫理思想受儒家倫理思想和中醫本身的影響,在醫患倫理方面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內容,主要包括胞以為懷、易地而觀的待患之心;一視同仁、以禮相待的待患之道;重義輕利的取酬原則;正人正己的自律意識;同時強調患者的責任,形成了病家之道的思想內容[2]。清代醫患關系的社會控制包括三個方面:政府對醫患關系的控制、醫生對醫患關系的控制、病家對醫患關系的影響。薩斯和霍倫德認為醫患互動可以分為三種可能的模式:主動-被動模式、指導-合作模式和相互參與模式。而清代的醫患關系實踐中,患方越是權貴或者素質較高,醫生越有可能采用后兩種模式,并以相互參與模式為主[3]。
3 加強醫學人文教育[4]
3.1 樹立正確的醫學教育觀,加強醫學人文社會學科的建設。大學生正處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時期,在大學中加強醫學人文教育,有助于幫助其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助于培養全面發展的醫學人才。
3.2 進一步增加醫學人文課程數量 與西方國家相比,醫學人文教育占總學時數的比重,美國、德國達20% ~25%,英國、日本約10% ~15%,且貫穿于醫學教育的全過程。而我國的人文教育課程約占總學時8%,且多為選修課,僅集中在第一、二學年,多為教學形式較傳統單一的思想政治課程[5]。所以,要促進我國醫學人文教育的發展,首先要提高醫學人文教育的課時比例,將其貫穿于學生在校教育的全過程,最好設為必修課。可適當增加校園文化、校訓、建筑風格、教風學風等隱性課程的建設,使醫學生們春風化雨般地受到人文教育的熏陶。
3.3 促進醫學與人文教育的緊密結合。總所周知,評價一個好醫生的標準是“德藝雙馨”,由此可見醫生是醫術和醫德的統一。而醫學行為則是醫學科學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統一,醫學實踐又是醫學科學活動與社會活動的統一。那么,作為醫生、醫學行為、醫學實踐之源的醫學教育應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在醫學人文教育方面,我們可通過舉辦培訓班、進修班等形式, 提高現有師資隊伍的素質,培養打通醫學史、醫學哲學和醫學社會學的人才。世界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說過醫生有“三大法寶”,分別是語言、藥物、手術刀。常言道:“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教師在對醫學生的臨床帶教中,更要注意言傳身教,尤其是要與患者親切交流,鼓勵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有時甚至可起到藥物治療之外的作用。
總之,醫學人文教育任重而道遠,每一個醫務工作者應擔負起醫學人文教育的重任,這也是培養下一代年輕醫學人才義不容辭的責任。
參 考 文 獻
[1] 鄭大喜.醫學領域里商業主義的滲透與人文精神的回歸.醫學與社會,2010, 23(4):1-3.
[2] 潘新麗.中國傳統醫患倫理思想探析.中國醫學倫理學,2010,23 (1):36-38.
[3] 荀鐵軍.從清代小說看醫患關系的社會控制.中國醫學倫理學,2010,23 (1):39.
論文摘要: 本文從教育學視角討論理工科大學發展文科的理據。理工科大學創辦與發展文科是理工科大學人才培養目標與人才培養過程的需要,而非國家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使命的需要。
理工科院校文科的發展,不僅是創辦文科專業與設置文科課程的問題,而且是對理工科學生實施人文教育過程的問題。理工科高等學校要從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高度,思考文科發展的問題,將自然科學的問題與社會問題相結合,將理工科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技能同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幸福觀等相結合,將理工科的科學問題納入哲學社會科學的視域加以審視與研究。因此,本文將討論理工科大學文科發展的教育學視角。
一、理工科大學發展文科是人才培養目標的需要
當代人類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如生態、人口、經濟規劃、城鎮建設等,內在地要求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二者通力合作,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即把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緊密結合起來。理工科大學人文學科的建設,順應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大趨勢,是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
使學生學習與掌握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但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目標。我們不僅要傳授理工科自然科學與工科知識技能,我們還要從道德品質、工作態度、社會責任、文化素養、道德情操等方面培養教育學生,使其成為全面發展的人。科學技術問題只能解決人與自然的問題,解決物質層面的問題,但解決精神層面和社會層面的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的使命。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楊義(2002)認為,繁榮與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是一種“文化工程”,而文化工程是一種人心工程。這個工程具有以下四個要點:(1)它涉及一個民族的總體科學、道德和精神文化素質;(2)它涉及一個民族對世界、社會和人生的價值共識;(3)它涉及一個民族對全局問題、突發事件和日常現象的理性思維能力;(4)它涉及一個民族的社會管理和社會運行的質量和效率。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科學技術賦予社會以物質基礎、物質力量和物質形式,而人文社會科學賦予社會以前進方向和精神內容。只有把物質形式和精神內容結合起來的社會,才是一個完整的充滿生命力的有機體。理工科高等院校的大學生,不僅要具備創造物質文明的才能,而且也是精神文明的承載者與踐行者。因此,培養理工科學生的人文素養是社會發展對理工科大學提出的要求。
二、理工科大學發展文科是人才培養過程的需要
對于理工科高校來說,落實全民族的哲學社會科學素質的目標,在于研究與制定哲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課程的培養計劃。70年代以來,我國大多數重點理工科院校相繼創辦了人文、社會科學專業。這些工科強勢學校,逐漸轉變為以工為主、理工文管相結合的綜合性大學。然而,“綜合性大學”浪潮過后,理工科高等教育研究面臨著如下問題:理工科應該創辦什么樣的文科專業?如何創辦與發展文科專業?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如何定位文科課程?確定什么樣的文科發展路徑?采取什么樣的必要的管理與發展措施?
“課程哲學的基本問題是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個人知識與學科知識、教材的心理組織與邏輯組織)之關系的問題,在課程形態上則表現為經驗課程和科學課程的關系。課程理論和實踐的任何實質性進展都意味著在這個基本問題的探究方面做出突破。”(鐘啟泉&張華2001:144)我們認為,課程哲學的基本問題還應該包括個體發展與社會需要之間的關系問題。不管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社會化,還是使人類社會更加人化,教育的目的性是存在的,而這種目的性就是教育活動的方向和推動力,就是選擇教育內容的方向和標準。教育的方向性,或受教育者個體經驗的方向性,并不是任意選擇的結果。
杜威在研究經驗課程時歷來重視教育的目的性,重視學生經驗的教育價值。他重視學生的個體經驗,認為一切真正的教育都是從經驗中產生的,強調教育與個人經驗之間的有機聯系。然而,他認為,經驗和教育二者并非等同,并非一切經驗都真正地具有或相同地起著教育的作用。他運用“經驗的連續性”原則區分了“有教育價值的經驗”和“沒有教育價值的經驗”。經驗具有一定的連續性,“每種經驗既從過去經驗中采取了某些東西,同時又以某種方式改變未來經驗的性質。”“每種經驗就是一種推動力。經驗的價值只能由它所推動的方向來評斷。”因此,教育者的責任就在于判明一種經驗的走向。(杜威,1991:259-263)
理工科大學教育者代表社會完成高等教育階段教育下一代的任務,因此從事高等教育的教師就應該首先具備能力,判明理工科大學生經驗的走向。理工科大學教育者與教師是社會化的典型產物,因此他們具備社會發展先進思想的素質與品質,能夠代表社會與按照社會對人才發展的需要,完成教育受教育者的任務。這充分說明,個人發展與教育、學生與教師、教育與社會需要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相關性。
課程作為教育內容的目標化過程,必然要受社會需要的制約。因此,課程哲學的基本問題應該包括個人的發展與社會需要、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個人應該如何發展,其發展如何促進社會的發展,社會的發展又是如何影響個人發展的,這些問題都是教育的基本問題,同時也是課程研究的基本問題。
王佩華(1998)認為,文理分家,理工脫離,是我國20世紀50年代高等教育學習蘇聯模式的結果。這種模式使得我國理工科院校人文氛圍相對淡薄,文科發展阻力大。然而,文理分家,并不是理工科院校創辦文科專業的真正理由,文理融合比較典型的麻省理工學院也并非理工科院校學習的典范。這是因為,從另一個角度看,文理分家加強了文科院校的文科專業,如果具有文科傳統與優勢的文科高等院校不能繁榮發展哲學社會學,豈有理工科發展文科專業的道理?麻省理工學院的發展有其歷史與傳統,解放前的清華大學也有其歷史與傳統。理工科高等學校要問自己這樣的問題:理工與文科并舉的麻省理工學院對于發展文科有什么優勢?對于發展理工科有什么優勢?假如清華大學具有以往強勢的文科,其文科會發展到什么水平?其理工科又會受到什么影響。
因此,理工科大學創辦文科專業向綜合大學發展的真正理由,并不是繁榮與發展哲學社會科學,而是通過創辦文科專業,讓理工科學生享受人文學科滋養。人文學科的滋養通過三個渠道滲透到理工科大學生的經驗,影響著其個人發展方向與路徑。其一,通過開設人文學科課程。學生必修與選修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文科課程,獲得人文學科的知識滋養,在個體的知識結構上完成文科與理工科的融合,實現知識結構上的個人全面發展的目標。其二,通過師生與生生交往影響學生。理工科院校文理科的融合,不僅僅表現在學生知識結構層面,還表現在文科課堂上文科教師與學生的課堂交往方面。文科教師以其特有的文科氣質、文科態度、文科價值取向與文科人格魅力,影響著理工科學生。在課下,理工科學生與文科學生社會交往,文科學生的言行從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著理工科學生。其三,文科專業的創辦與文科院系的設立,無論從學校學術氛圍與學校學生生活,還是從圖書資料與網絡資源等方面,都會對理工科學生產生影響。
三、結語
高等教育以培養高級人才為己任。理工科院校以其理工專業見長,發展文科專業,發展什么樣的文科專業,怎樣發展文科專業,都不能離開與脫離教育學理據,高等學校的教育教學過程是人才培養過程,高等教育的目標是人才培養目標。理工科院校人文學科的發展不可離開其理工科人才的培養。
參 考 文 獻
[1]北京郵電大學文法經濟學院.“全國理工科高校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研討會”綜述,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1-4.
[2]戴忠信.動態多元課程觀:統整課程與教學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2004(1):1-5.
[3]杜威.我們怎樣思維·經驗與教育,姜文閔譯.北京: 民教育出版社,1991.
[4]王佩華.重點理工科大學文科發展思路芻議,高等教育研究,1998(3):5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