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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國設置公共管理碩士學位(MPA)教育以來,有關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私人管理幾個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的爭論一直不斷。直至今天依然是基本概念混亂不清,基礎理論膚淺薄弱,學術論著自相矛盾的現象相當普遍。本文試圖規范澄清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私人管理幾個基本概念的含義,理順三者的相互關系,以促進我國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MPA)教育和研究健康深入發展。
1.何謂公共管理?有人認為,公共管理(學)就是行政管理(學)。例如,夏書章教授就是這樣看的。他指出,行政管理學是從西方引進的,英文為administration,意為行政、管理,因此,有人把它譯為行政學,有人把它譯為行政管理學。因為行政天生具有公共性特質,因此,英文administration前通常有public加以限制、形容和修飾,所以,有人也把它譯為公共行政學,有人譯為公共管理學。[1]我理解夏老的意思,公共管理學與行政管理學僅僅是個譯名不同的問題,并無實質性的內容差別。如果我的理解是夏老的本意。那么,有幾個問題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假定行政、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過去在外國表達的可能是同一個對象的含義,但是也不是對國外在這一個領域全部研究現狀和歷史的全面概括,至少它沒有能夠概括進去國外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全球治理等理論。其二,既然我們把外國在這個方面的理論引進國內,那就遇到一個與中國歷史和現實相結合的問題,而夏老的看法沒有完成這項工作。其三,當前中國教育部在專業設置上把公共管理設為一級學科,把行政管理置于公共管理之下設為二級學科,表達了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有差別的意向,此時再把行政管理等同于公共管理,值得商榷。當然,夏老強調公共管理就是行政管理不僅在譯文上有他的道理,而且在實踐中更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行政管理即政府管理確實在公共管理中處于核心地位,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舍棄政府的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只是一句空話。
2.有人認為,公共管理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新公共管理。陳振明教授說“:說到底,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還是有相當大的區別的,而且它代表了公共部門管理研究的新趨勢。因此,我寧愿將公共管理視為一種傳統的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之后的新途徑、新范式,我稱之為‘第三種途徑’,而將前兩者分別稱之為‘第一種途徑’和‘第二種途徑’。”[2]陳教授講的“第三種途徑”的“公共管理”,就是上世紀80年代在英、美一度很興盛的“新公共管理”,它是一種在“重塑政府形象”名義下以市場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為基礎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引入私人管理企業方法的公共事務管理市場化的公共管理模式。陳教授關注當今世界公共管理學科發展的前沿趨勢,令人欽佩。但是,他的觀點也值得商榷。其一,他把公共管理等同于新公共管理模式,忽視了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也屬于公共管理范疇,顯然在概念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其二,他只看到新公共管理引進私人管理方法的優點,沒有看到這種模式存在的缺點。據我觀察,當年在美國很興盛的新公共管理如今并不是很時髦的東西,相反,強調政府權威才是當今在美國起主導作用的公共管理模式。其三,有意思的是陳教授一方面寫文章贊揚宣傳西方新公共管理式的公共管理,另一方面由他主編的《公共管理學》卻講的是政府管理的內容,這種論著上面的互相矛盾表現了作者自己研究中的困惑。
3.陳慶云教授是最早參與公共管理譯名爭論的學者之一。他認為,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與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不僅英文譯名不同,含義也不同,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他說“:所謂公共管理是指那些不以營利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進與公平地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調控活動。“”從本質上看,我們對公共管理的定義與公共政策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公共政策是為公共事務管理活動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因此,公共政策就是有效地增進與公平地分配社會公共利益調控活動中的行為規范。”[4]陳慶云教授強調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是完全正確的,因為當今世界各國的公共管理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公共政策這只“看得見的手”。但是,他的觀點也值得商榷:其一,就譯名而論,publicmanagement僅僅是西方新公共管理的譯名,不能全面反映和概括西方公共管理的歷史和現實。administration在英文里既有行政含義,也有管理的含義,因此,publicadmin-istration既可譯為公共行政,也可譯為公共管理,怎么能說publicadministration就只能譯為公共行政而不能譯為公共管理呢?
4.上述情況表明,當前我國學者對公共管理概念的理解是相當混亂不清的,對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私人管理的關系的說明也是自相矛盾的和很難自圓其說的。這就是當代中國公共管理學界的現狀。它既說明了學界對公共管理的研究尚處于起步和不成熟階段,也說明學界正在積極熱情地探討公共管理這門學問的科學真理。
根據“行政法”的字面意義和行政法內在的“法”的屬性與“行政”的屬性,傳統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建構視角可分為兩種基本方向,一是“法學”視角,二是“行政”的視角。
1.1“法學”的視角:傳統的建構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視角
所謂“法學”的視角,就是指基于行政法的法理基礎構建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從“法學”視角上理解,行政法學是研究行政法和行政法律的發展規律的學科。從行政法的起因來看,“所謂行政法者,為公法之一部分而規定行政官吏之組織及其能力;且指定權利利害之時,而以救濟之道予個人者也”[1],也就是說,行政法的實質就是“規范和控制行政權的法”[2],行政法的產生目的在于“保障國家行政權運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3]。由此,“法學”視角關注行政權的合法合理運用問題,行政權成為傳統行政法學的核心概念。但是,行政權是一個行政法內在的抽象性概念,單靠行政權概念無法描繪行政法意義上的行政活動,這就需要尋找和借助能夠體現行政權目的和本質的外部性概念———行政行為這一特殊的社會行為。因為作為一種具有國家強制力的社會行為規范,法律規制的對象主要是社會行為。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對于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我的行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領域,因為行為就是我為之要求生存權利,要求現實權利的唯一東西,而且因此我才受現行法的支配”[4]。由此,“法學”視角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關注的是作為行政權行使行為的行政行為的法律依據。行政法學課程教學目的是使學生掌握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政司法等行政權運行活動所需相關的規范性法律依據和理論依據,透徹理解行政法律條文之法理內涵,培養處理行政爭訟的法律思維,掌握適用法律文件的能力和處理行政案件的技巧技能,進而使學生培育成法律專業工作者如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等。這就要求“法學”視角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必然包容所有的行政法理論知識和案件處理技能。但是,對于公共管理類專業而言,行政法學課程教學目的是培養學生的法治觀念和依法從事公共管理的行為方式以及對自己管理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的能力。在此,因行政法本身所具有的涉及領域極為廣泛、內容非常豐富、實體性規范與程序性規范相交織并共存于一個法律文件之中的特點決定,“法學”視角的行政法學課程教學無法使原本缺乏基本法學理論基礎和法律思維能力的公共管理類專業學生在規定的有限學期時間段內能夠全面有效地領會這種龐雜的知識體系之內容,“法學”視角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也無法適合于以培養公共管理人才(而不是法律專業人才)為目的的公共管理專業行政法學教學要求。而且“行政法學的知識積累明顯不足,且沒有以一種開放的姿態接受其他學科研究成果對自身的影響”[5],使“法學”視角的行政法學知識體系無法適應和解釋當代公共行政(行政管理)的多樣化、復雜性發展趨勢,無法適應當代行政體制的改革要求,無法適應公共管理類專業的人才培養目的。
1.2“行政”的視角:對“法學”視角的發展
在傳統的“法學”視角的基礎上,一些研究者們也重視“行政”視角的行政法研究,試圖從“行政”的視角構建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行政”指的是“公共行政”,在此,按照傳統行政法理論和傳統行政學理論,“公共行政”主要指“國家行政”即國家行政機關或者法律法規授權行使國家行政職能的公共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組織、管理、決策與調控。換句話講,“公共行政是指政府特別是執行機關為公眾提供服務的活動,行政官員或行政人員在這種活動中主要是執行由別人(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和法律,關注的焦點是過程、程序以及將政策轉變為實際的行動,并以內部定向關心機構和人員以及辦公室的管理”[6]。據此,公共行政實際上就是國家行政權行使主體,依照行政法律規范的規定,具體行使國家行政權,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和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活動。如果說“法學”視角側重于國家行政權運行的法律依據和運行條件的合法性,那么“公共行政”視角則更加關注國家行政權運行的過程或程序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在此,行政權的實現是通過行政行為來完成的,因此在以行政權控制為本位的理念下,“公共行政”視角的出發點和歸屬只能是國家行政層面上的行政行為論,據此“公共行政”視角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在“法學”視角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基礎上,更加關注行政行為的主體資格、行政行為的構成與合法、效力、撤銷要件等行政行為之一般法理基礎,增加了行政征收、行政給付、行政裁決、行政合同、行政責任等具體行政行為之具體法律制度及其法理解釋。可以說,關注行政權行使過程的合法合理性是“公共行政”視角對“法學”視角的發展和豐富,更加符合公共行政部門及其行政實踐的發展要求。然而,隨著20世紀后期公共行政的改革,很多過去國家(政府)包辦的社會公共管理事務,轉由社會的非政府性質的公共機構來承擔。公共行政已經不再僅指國家行政,“也指國家以外的非營利為目的,以為一般社會公眾和本組織成員提供服務為宗旨的社會公共組織(如律協、醫協、消協、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的職能、作用和活動”[7]。據此,傳統的公共行政行為主體,從過去單一的行政機關,擴大成包含特別授權的公共組織(即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受行政機關授權的組織、受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等多元化主體的復雜系統。也就是說,傳統的“行政法”字面意義上的“行政”內涵,已經演變成主體、內容、方式日趨多元化的“公共管理”。在此,“行政”視角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因其研究對象(國家行政權的行使活動)的局限性,無法完整地解釋公共行政范式向公共管理范式的轉向,無法解釋社會公共組織的公共管理活動的合法性問題,更無法滿足公共管理類人才培養要求。
2公共管理視角重構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分析邏輯
2.1“公共管理”視角:對傳統“行政”視角的發展
關于如何定義公共管理,國內外學術界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有的甚至相去甚遠,國外有一定影響的概念不下十幾種,近年來,國內的定義也是不勝枚舉。按照曹現強等人的觀點,所謂公共管理,就是公共管理主體主要是政府部門、非政府公共機構和公共企業為促進社會的發展、維護和增進公共利益、滿足公眾的需要而對公共事務和公共部門進行管理的活動[8]。非政府部門和公共企業成為管理主體是公共管理區別于以國家行政為內涵的傳統公共行政的特點之一。如果說,傳統的公共行政是國家集權形式的一元主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官僚制管理形態,那么公共管理則是國家放權或還權形式的多元主體(國家行政機關、非政府組織、公共企業等)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形態。按照休斯的觀點[9],“行政”基本上指服從指令和服務,而“管理”則指:(1)取得某些結果;(2)取得這些結果的管理者的個人責任。據此,如果說傳統公共行政關注的是國家行政權的運行過程,強調服從上級的指令,提供公共服務,那么公共管理包含的內容更為廣泛,就國家行政權而言,公共管理不僅是關注國家行政權的運行過程,更加關注行政權運行的結果及其個人責任,更加關注社會公共組織如非政府組織、公共企業等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結果與責任。由此,公共管理多元化主體的角色、地位、行為方式以及公共管理主體與國家、公眾之間的法律關系,進入到行政法學研究對象范疇,公共管理視角的行政法學研究必然成為當代行政法學研究的一種新的視角。比起傳統的“法學”視角和“行政”視角,“公共管理”視角的思維方式,更有利于解釋當代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主體、方式、內容的多元化發展,更加符合公共管理類專業等非法學專業人才培養的要求。在此,如何基于當代公共管理實踐構建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就成為公共管理類專業行政法學教學改革的時代課題。當前公共管理視角的行政法學研究和教學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理解公共管理類專業中的行政法學課程地位?如何根據公共管理實踐需求構建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如何選擇適應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要求的教學方法?就當前的課程建設要求來看,當務之急是重構符合公共管理實踐和教學對象需求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問題。因為課程知識體系決定課程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
2.2公共管理視角重構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分析邏輯
近年來,一些高校行政法學教學及研究人員開始嘗試從公共管理視角建構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如皮純協與張成福主編的公共管理碩士(MPA)系列教材《行政法學》[10]、蘇祖勤主編的《行政法概論》[11]、溫晉鋒主編的《行政法學》[12]等是針對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育而編寫的代表性行政法學教材。但是這些教材在建構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思路上仍然殘留傳統行政法學的視角的影響,并且沒有能夠理清各知識模塊與公共管理實踐之間的銜接關系和各知識模塊內容之間的邏輯關系,進而無法真正體現現實的公共管理實踐的發展,無法真正滿足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方面的行政法學知識需求。在此,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確定公共管理視角的建構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行政法學分析邏輯的問題。按照關保英教授的觀點[13],行政法學分析邏輯既是一個理論體系,又是一個能夠幫助我們認識行政法現象的操作工具;行政法學分析邏輯是對行政法認識的一個方法論,它所包含的哲學原理是以具體的操作得到體現的;行政法學分析邏輯是一個行政法學研究的實用理性問題,它的最大效果是對行政法分析過程的指導和在行政法分析過程中的具體應用;行政法學的分析邏輯是以一定的分析范疇為依據的,沒有一定的分析范疇我們將無法對行政法現象進行具體的分析;行政法學分析邏輯中的范疇是可以進行選擇的,即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認識進行范疇上的選擇,取一些范疇而舍另一些范疇。據此,從“公共管理”視角上看,應當從規范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管理類專業人才培養目的角度去選擇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主要內容。在此,需要明確三個基本點;首先,要明確如何從“公共管理”視角認識行政法?這是公共管理視角構建行政法學知識體系的基礎和出發點。其次,要明確公共管理活動所要依據的基本的行政法律制度有哪些?這一問題的回答決定公共管理視角構建行政法學知識體系的基本框架。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公共管理類專業行政法學課程的教學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公共管理法治觀念和依法從事公共管理的行為方式以及對自己管理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的能力,而不是以培養學生的解決行政爭訟的法律思維和技能為教學目的,這一點是公共管理視角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內容的選擇標準。最后,要明確哪些行政法律制度方面的知識構成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中有用的知識?這一問題的回答決定公共管理視角構建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基本內容。
2.3行政法行為論:公共管理視角重構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理論主線
如果說傳統行政法學視角中的“行政法是行政主體與其他社會因素發生沖突的控制性規范,反映并聯接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以及其他社會主體的關系”[14],那么從公共管理視角上看,行政法調整的是因實施公共管理權而形成的公共管理法律關系,這一法律關系既包含國家行政權力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國家公共行政關系,又包含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指向的非政府組織(NGO)、公共企業與其管理對象之間的社會公共管理關系,也包含因國家權力主體、社會組織和個人對公共管理活動進行監督而形成的公共管理監督關系。根據行政法的規定而形成的公共管理法律關系的內容就是相關行為主體的權力(權利)與責任(義務)關系。這些主體的行使權力(權利)、履行責任(義務)的法律行為———包括公共行政權主體的行使國家行政權力和承擔責任的法律行為即為公共行政行為、非政府組織和公共企業等社會公共部門的根據行政法律授權行使公共管理權力和承擔責任的法律行為即社會公共管理行為、公共行政權或公共管理對象的依法行使行政法上的權利和履行行政法上的義務的公眾法律行為即公眾守法行為、對公共管理行為的監督行為即行政法律監督行為,共同構成公共管理視角的“行政法行為”,成為現代行政法規制的對象。沒有行政法上的法律行為即行政法行為就無從談起公共管理法律關系。從公共管理視角上看,國家制定和實施行政法的根本目的就是通過規范公共管理中的各種法律行為主體的行政法行為,來控制和規范各類行政法行為主體的權力(權利)與責任(義務)關系,使公共管理活動符合國家意志。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是一個集合概念,當我們討論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時,也就是以對行政法的總體認識以及這種總體認識所形成的機制為焦點的。但是,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總體性認識不能完全排斥研究者對基于行政法學課程教學目的而對特定行政法問題給予的關注,而所關注的視角不同,行政法學課程教學知識體系的建構方向和結果也不同,此時被關注的特定行政法問題就構成這一視角上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主干內容。從公共管理視角上看,由法權通過法律行為來實現的法理決定,我們需要關注的特定行政法問題就是行政法行為。從以注重結果和行為責任為核心要素的當代公共管理的視角看,樹立法律權威理念,以行政法來規范行政法行為,就是行政法治理念的核心內涵。主體的多元化是公共管理區別于傳統公共行政的最大特點,不同的主體在行政法上的地位、權利(權力)與義務(責任)的規定性,使公共管理與行政法發生了關聯,而各類公共管理主體的法律行為方式,則成為行政法對公共管理進行規制的核心內容。如果說法學視角的“行政法治的前提是行為法定,行為法定必須以完善的行政行為理論為條件”[15],那么從公共管理角度上講,行政法行為就是貫穿整個行政法學理論的核心概念范疇,公共管理視角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應當以行政法行為論為核心,行政法行為論成為公共管理視角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基石和理論主線。
3公共管理視角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的知識模塊及其邏輯關系
對行政法行為的關注,必然引發出行政法行為之主體問題(需要解答誰作出行政法上的法律行為,應當具備哪些資格條件等)、行政法行為之本身理論問題(需要解答何謂行政法行為,如何作出行政法行為等)、行政法行為之監督問題(需要解答如何監督公共管理行為,對違法公共管理行為如何加以制止等)、行政法行為之救濟問題(需要解答如何糾正瑕疵公共管理行為、如何補償或賠償違法公共管理行為所導致的侵害后果等)等相關理論問題的關注。而這四個方面的理論知識的學習,需要用以解釋行政法基本原理為目的的行政法基礎論(法理基礎)來加以支撐。由此,從公共管理視角上看,公共管理類專業的行政法學課程知識體系,具體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知識模塊:
首先,行政法基礎論:行政法基礎論主要解釋行政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則、基本功能、行政法關系(包括各類公共管理行為引發的公共管理法律關系、監督行政法律關系等)、行政法及行政法學的產生與發展等有關行政法的基礎理論問題。對于缺乏基本法學理論基礎和法律思維訓練的公共管理專業學生來說,行政法基礎論是學習行政法學其他專題理論的法學理論基礎。
其次,行政法主體論:行政法主體即行政法行為主體,主要指公共管理主體(國家行政主體、社會公共管理主體等公共管理權行使主體)、公共管理對象(包括國家公共行政層面上的行政相對人或行政相關人、社會公共管理層面上的管理對象等公共管理權的相對人)、監督公共管理主體(國家權力機關、社會組織、公民等依法對公共管理進行監督的監督主體)等。行政法主體論主要解釋公共管理活動中的各類行政法行為主體的概念、類型及其含義、法律地位、法定權力(或權利)與責任(或義務)等相關主體理論問題,注重有關公共管理組織的實體法知識的解釋,為學習行政法行為論提供基本理論框架。
第三,行政法行為論:行政法行為是行政法上的行為主體即行政法主體依法行使法定權力(或者權利),履行法定責任(或義務),產生行政法上的法律效果的行為。從公共管理視角上看,根據行為主體的性質不同,行政法行為可分為國家公共行政行為(包括行政立法、行政司法、行政執法、行政合同等法律行為)、社會公共管理行為(依法創制行為規范、解決爭議、執行法律規定、建立契約等法律行為))、行政法制監督行為(國家權力機關、社會組織、公民等對公共管理進行的監督行為)、公眾守法行為(依法行使行政法上的權利、履行行政法上的義務)等四種。行政法行為論主要解釋與四種行政法行為的概念、成立要件、效力、形式、具體種類、程序等相關基本理論問題。公共管理視角的行政法行為論,注重的是行政法行為的程序法知識的解釋。
第四,行政法監督論:從公共管理視角上看,行政法上的監督指的是對公共管理主體法律行為的監督。違法公共管理是行政法監督的主要對象,它指公共管理主體所實施的,違反行政法律規范,侵害受法律保護的公共管理關系或監督公共管理關系而尚未構成犯罪的有過錯的(瑕疵)公共管理行為。行政法監督論主要解釋監督公共管理的內涵、監督主體及其權利義務、監督的形式和方式、對違法公共管理的界定等監督公共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論問題。公共管理視角的行政法監督論,注重行政法制監督的實體法知識的解釋。
關鍵詞:管理學原理課程改革;取向;路徑
中圖分類號:G64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12)11-0037-03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為我國公共管理類專業的一門必修課和基礎課——管理學原理課的重要性不斷凸顯。對公共管理類專業本科教學而言,如何在準確把握管理學課程特點的基礎上,結合公共管理類專業特質,創新管理學教學模式,以提升教學成效,著力培養學生認識、分析和解決管理中實際問題的能力,以達到學以致用和培養高水平公共管理人才的教學目標,已成為一個要高度重視的問題。本文擬從公共管理類專業本科管理學課程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學習與考核等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出發,探討和明確公共管理類管理學教學改革取向,并有針對性地提出具體創新路徑。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1.教材建設有待加強
目前市場上流通和課堂上所使用的“管理學原理”教材絕大多數是面向工商管理類專業的,教材中的案例主要是針對企業管理,教學改革成果大都局限于工商管理領域,對公共管理領域涉及得很少,教師授課時舉例論證通常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查閱其他資料。盡管近年來這種情況有所好轉,各種版本《管理學原理》陸續上市,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發行的《管理學基礎》和《現代管理學原理》等,但總的來看,適合公共管理學科的、高水平的管理學原理教材依然十分缺乏。現有教材中的基本理論和方法涉及西方發達國家的多,論及我國管理歷史與現實的少;對經濟事務管理著墨多,而對社會公共事務涉及的少;教材內容時常滯后于社會現實而停留在理論本身,學院氣息濃厚,容易造成與現實世界的隔膜,缺乏應有的實用性和現實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從而降低了教學效果。此外,與課程教學配套的案例庫、習題庫和資料庫等支撐條件都有待更新與加強。
2.學生參與程度有待提高
管理學原理的內容具有很強的理論性且較為抽象,教學過程中經常出現重理論而輕實踐的現象,這對于大學一年級學生來說,無疑增加了學習的難度。教師授課時更多地注重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的講解,而忽視如何促進學生利用管理理論去分析管理現象和管理規律。傳統的管理學教學模式以教師為主,以學生為輔,授課主要采用滿堂灌式的教學方式,學生的主體性缺失。處于中心位置的教師作為“演講者”占據課堂時間多,學生通常難以參與其中,大都處于被動、機械式的學習狀態中,難以形成師生互動的課堂氛圍。比較單一的教學方法和相對落后教學手段都難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此教學模式下,學生只能通過死記硬背的方式記住基本概念、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這不利于培養學生觀察、歸納的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和創新思維。此外,理論授課時數多而實踐教學時數少也是影響學生參與程度和教學效果的重要因素。管理學課程教學應積極轉變教學理念,創新教學手段和方法,提高學生參與程度,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3.考核評價機制有待完善
科學的考核評價是保障教學效果和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環節。目前管理學課程的考核方式比較單一,一般是由平時成績和期末考試成績組成。平時成績主要由平時作業成績和課堂出勤率組成,所占比重大都低于30%。而占較高比重的期末考試成績主要采用標準化試卷以閉卷方式進行考核,側重考核學生對管理學原理理論知識的掌握狀況,忽視學生分析、解決管理實際問題的能力考查,容易造成“考前突擊”的現象。這種考核評價機制容易導致教學質量低下和學習者“高分低能”,既難以準確、全面和客觀地衡量學生的學習狀況,也不利于提高學生創新能力和探索能力。因此,探尋新型的、科學的考核評價機制也是管理學原理教學改革的重要內容。
二、改革的基本取向
1.明確課程改革與建設的定位
“管理學原理”是公共管理類專業的一門核心課程和專業基礎課,與其他專業課相比,它具有顯著的基礎性、輻射性和拓展性等特點,它是學習公共管理類其他專業課程的基石,處于基礎的核心地位。由于該課程教學對象主要是大一新生,對于教學方法和考核評價機制的要求較高,這是因為管理學中所反映的管理活動具有高度的“環境依賴”特征(權變理論),沒有所謂的“精確解”,而只能提供或然的或不明確的解答,對此很多學生覺得管理學難以捉 摸[1]。因此,進一步明確管理學課程建設與改革的定位,需要強化對該課程教學思想和教學規律的科學梳理和調整,大力創新教學方法,注重學生對基本概念、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的掌握,努力體現深入淺出的特點,使學生既打牢學習其他課程的堅實基礎,又形成對管理學的濃厚學習興趣。
2.努力體現公共管理的學科特點
我國大陸地區對管理學原理的研究主要開始于改革開放初期,而作為正式課程講授則始于1985年。當時把企業管理分為管理原理和企業管理兩部分,1987年起正式將管理學原理獨立出來,作為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必修基礎課,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公共管理類專業的教育教學深受經濟管理類專業的直接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它所掩蓋。經濟事務管理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既有共通之處也有差別,“管理學原理”作為公共管理類專業的必修課和專業基礎課,應在教材建設、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和考核評價等方面都努力體現公共管理學科的特色,這樣才能更好地培養適合社會需求的公共管理人才。
3.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創新能力
“管理學原理課”既是經濟管理類專業、也是公共管理類專業的基礎課,與經濟學、統計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的關系十分緊密。管理學課程的內容涉及廣泛,教學中要將各學科知識進行有效綜合并做到融會貫通。管理學原理的講授和學習要將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將知識傳授與能力培養結合起來,不斷凸顯理論性、實踐性、操作性和藝術性等特性。在教學改革中要以培養學生實踐創新能力為基本取向,同時將它貫穿到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學手段和考核評價等各個環節之中,做到“在活動中學”,“從經驗中學”,以促進“厚基礎、寬口徑、重實踐、強能力”的公共管理人才培養目標的更好達成。
三、改革的路徑
1.教學理念的調整與更新
(1)樹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
實踐性和藝術性是管理學原理課程的突出特點,無論是課堂教學還是實踐教學都要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樹立“以學生為中心、以教師為主導”的先進教學理念,從單向度傳播轉向雙向度交流式教學,從單純傳授知識式教學轉變為培養能力和傳授知識并重式教學。應拋棄以往“填鴨式”的教學模式,讓學生更多地參與到教學中,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創新實踐能力。例如,在講授“組織運行”章節時,可以先讓學生以所在學校學生團體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方式為切入點去構思和設計新的組織運行方式,培養學生的興趣和實踐能力。只有牢固樹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才能不斷推進教學模式、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改革。
(2)體現適應社會需求的教學理念
不同時代的教育教學改革對人才的培養要求和教學理念的要求是有所不同的。傳統教育中“重理論、輕實踐”和“重科學、輕技術”的做法已不能滿足現代社會的需求。基礎理論知識教育固然重要,但逐漸弱化的動手能力更應得到重視。當前公共管理類的教學改革要與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緊密結合,以培養適應經濟發展和社會需求的高層次、復合型和應用型的公共管理人才。“管理學原理”作為公共管理類本科專業的一門重要課程,無疑也要力爭體現這種教學理念,以促進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
2.教學內容的更新與優化
(1)加強教材建設
“管理學原理”作為所有管理類專業的必修課和基礎課,需要探索管理的一般規律、研究管理的一般理論和管理方法。但是該課程作為公共管理類本科專業的基礎課,要建設體現公共管理學科特色的管理學原理教材。管理學課程的內容設置要在保持其基本內容體系的基礎上,適當增加社會問題分析、公共資源管理和公共項目管理等方面的內容。特別是在教學案例與閱讀資料的選取和設計上更應突出專業特色,使學生能夠把所學知識放在公共管理的視野中去思考和探討,為后續的專業課程學習打下良好的基礎。比如,在管理理論章節中,韋伯的組織行政理論可以適當豐富,并結合我國行政改革做進一步的分析;在管理幅度與管理層次章節中,可以選取省管縣體制改革和撤鄉并鎮改革等指導學生做拓展閱讀,以擴展學生的視野。為保證教學活動的有效開展,還要建立與課程教學配套的資料庫、習題庫和案例庫,努力滿足教學需要。
(2)及時更新教學內容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公共事務的增多、新的公共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涌現以及新的公共政策的出臺,要求管理學課程的內容要不斷更新與完善,以幫助學生形成合理、完善的知識結構。例如,教學過程中應該適當增加公共危機管理、公共項目管理和政府創新管理等方面的案例和內容。任課教師最好能通過自編講義及時補充最新的教學內容,以跟上管理理論快速發展的步伐。此外,要引導學生學會關注和閱讀國內外公共管理類學術期刊,通過這些措施讓學生更加真實地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時代脈搏,以增強其學習管理學的動力,逐步形成關心社會公共事務的習慣和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
(3)依據公共管理的學科特點優選教學內容
根據公共管理學學科的特色,在管理學原理課程教學內容的選擇上,筆者經過多年實踐逐漸形成了結構合理、突出特點、內容豐富、邏輯嚴密的四大核心模塊教學內容體系:第一模塊為管理基本理論,第二模塊是公共管理的基本內容,第三模塊為管理的基本職能,第四模塊是管理方法與管理改進。四大核心模塊的教學原則是“加強基礎,注重應用,訓練思維,培養能力”。教學模塊中有不少公共管理思想和理論,不僅能指導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實踐,而且還能對學生順利成長與發展起重要作用,可讓學生終身受益。例如,在第三模塊教學中,可將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典型案例和所在學校在管理方面失敗或成功的案例材料呈現給學生,讓學生以管理者身份出現,逐漸熟悉信息獲取、計劃、決策、組織、領導和控制等內容,運用所學的管理學知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3.教學方法的改進與創新
由于管理學原理課程授課對象主要是公共管理類專業大一新生,在探索新型教學方法過程中,需要“因人而異”,否則將南轅北轍。筆者認為,不太適宜采取專題研討法等對學生要求較高的教學法,比較適宜運用案例教學、情景模擬、啟發式教學和參觀考察等方法。通過不斷改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穿插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力爭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1)強化案例教學
案例教學有助于充分體現學生學習的主體作用。在管理學原理課程案例教學中,教師應舉例分析大量古今中外的管理方面的案例,這樣做不僅生動形象、易于理解,而且還可以通過引導學生“發問”、“思考”和“釋疑”,促進學生學會思考,提高利用所學知識分析和解決相關問題的能力。但要注意教學案例的選擇,應體現時代感和代表性,分析過程及實現的目標要有系統方案。
(2)推廣情景模擬教學
情景模式教學就是在管理學課堂上設置一定的工作(或管理)情境,讓學生扮演不同角色,結合教學內容,參與的學生可以按照各自角色開展具體管理活動和工作,從而把抽象知識形象化[2]。這種教學法有助于學習者通過模擬管理實踐場景,使其身臨其境,以加深印象,有助于學會處理問題,培養學生敏銳的判斷能力、分析能力和決策能力。采用這種方法的關鍵是要提高學生參與程度,最重要的是要做好角色模擬。
(3)運用啟發式教學
為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在進行雙向信息溝通的基礎上可采取辯論與討論的方法。通過討論與辯論進行思想碰撞,增加教與學之間的積極互動,拓展學生的思維。此外,也可采用誘導式教學,即讓學生先談自己的看法,然后教師提示、講解和總結。
(4)組織參觀考察
為了讓學生將課堂上所學的理論知識與現實生活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更多的感性認識,可以組織學生參觀考察一些企事業單位,到實際的工作崗位上了解管理是怎樣進行的,以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通過將實踐內容正式納入課堂教學,使學生親身體會和領悟到管理的真諦,提升其知識應用能力和管理水平。
4.學習與考核方法的改革與完善
(1)引導學生改進學習方法
管理學教學的主要目的不是讓學生去應付考試,而是要學會一種思維方法(學習方法),后者是授課教師的重要責任。教學過程要積極引導學生不斷改進和完善學習方法,根據自身和課程特點形成獨特的和科學的學習方法。管理學基本理論適合于所有的組織活動,具有許多共性。學生在學習中要掌握帶有普遍性的管理活動的基本規律,以獲得綜合性知識。同時,要充分利用社會實踐、圖書館、網絡、學習小組和管理現場等渠道,進行管理基本理論與技能的學習,以持續拓展學生獲得知識的途徑。在具體教學活動中,可通過每節課留有5分鐘時間,讓少數學生對上節課布置的思考分析題進行解答,以增強學生的學習動力與創新能力。此外,為探尋適合學生自身的學習方式和方法,可以指導學生采用比較法、系統分析法、圖表法、快速閱讀法、關鍵詞法和自覺實踐法等學習方法。
(2)豐富和完善課程考核方法
考核方式要更加靈活多樣,力求準確和全面地評價學生的學習情況。要切實改變當前單一的期末閉卷考核方式,除平時作業成績、出勤率和期末考試卷面成績之外,還要將平時的案例討論情況、課堂互動情況等方面的表現納入總成績評定之中。要提高平時成績所占比重,降低期末考試成績比重。期末考試應主要以分析類試題為主,平時作業除了教科書課后的題目,還可以是管理問題評析、案例分析、對管理理論的分析理解等為主的小論文。
參考文獻:
關鍵詞:新公共管理 地方政府 “服務型”政府改革 啟示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6)11-0332-01
前言
新公共管理是當下西方國家進行行政改革的重要思想,其主要強調地方官員在當地社會上的影響力,并且在對相關工作人員的錄用、工資的發放等方面的人事行為會變得更加靈活,管理也更加具有成效。新公共管理是我國地方政府進行行政改革的重要依據,地方政府相關工作人員需要重點對其進行分析和研究,以促使其在我國地方政府的改革上能夠起到促進的作用。下面筆者就對新公共管理理論進行具體介紹和闡述。
一、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
新公共管理的主要作用是對于政府和公共部門的重塑,改變了其以往的管理模式,也轉變了政府本身所具有的職能,其主要是對政府公共部門的內部結構與服務方式的改變[1]。該管理理論最終的目標是縮小政府部門的規模,創新出更多的服務方式,從而用最低廉的費用和最高的效率去實現公共服務的目標。新公共管理其在價值、方法、理論多方面都與傳統的行政規范不同,不需要對其進行完善和修補。
二、“服務型”政府在我國的發展現狀
1.政府人員缺乏對服務理念的正確認識
政府進行改革和建立服務型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使人們在辦理相關手續時變得更加方便和容易。但是由于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其在工作理念上沒有得到本質上的改變,以為人們服務的服務理念也沒有得到有效實現。在政府官員的思想中還普遍存有高人一等的思想觀念,部分人員在對于人民群眾上還表現出居高臨下的錯誤態度,對于為人民服務這個理念還沒有正確的認識[2]。而且,其在為人們提供服務時,還只是從自身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而沒有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去處理事情,使“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成為了一種形式。
2.服務型政府的構建缺乏系統規劃
服務型政府不管是在其管理理念上,還是在其管理制度和職能上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很多地方政府在構建服務型政府上,都沒有對其進行詳細的研究和了解,使得服務型政府的構建只是一個表面工程,對其具體內容缺乏充分的了解,導致服務型政府沒有實際的應用效果。而且,由于服務政府的構建沒有系統的規劃,使此項工程的建設一直都處于有始無終的狀態。除此之外,根據每個地方政府所制定的目標來看,很多都是關于相關審批手續的簡化和服務態度的改進,將服務型政府和政府超市簡單的劃為相同關系,使其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漏洞和缺陷,難以構建真正的服務型政府。
3.缺乏相應的監督管理機構
如何評判服務型政府的具體工作情況是當下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在傳統對地方政府的具體工作情況進行評判主要是依靠其所取得政績,但是對服務型政府的工作情況進行評判與傳統評判方式有著很大的區別,需要建立相應的監督管理機構對其具體的工作情況進行評判[3]。在構建服務型政府時,由于相關法律制度的缺乏,造成監督機制、評估機制以及責任追究機制都無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最終導致無人或是機構對政府的工作情況和政府官員的行為進行監督。這種情況和沒有改革之前政府的運作情況沒有太大的區別,這樣也使得政府的改革失去了其原本的意義。并且,這種沒有任何意義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一種資源浪費。所以,如果想改變這一現象,需要建立相應的監督機構對其進行監督,充分發揮服務型政府的作用。
三、新公共管理理論對我國地方政府改革的啟示
1.轉變地方政府人員的思想觀念
地方政府要想能夠建設服務型政府,要克服以往官本位的錯誤思想,必須將人民群眾放在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在此基礎之上還需要對政府相關工作人員進行培訓和教育,以轉變其錯誤的觀念,讓其充分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使其在工作過程中能夠尊重每一位人民群眾,并為其提供優質的服務。
2.建立科學的發展觀
在新公共管理的具體實踐中,其將人民群眾視為顧客,以其具體的需要為導向,以提高政府人員的服務質量。這種以人民群眾為核心的改革理念,能夠促使地方政府科學、可持續的發展。新公共管理還強調了政府在管理上還要充分體現人本精神,并建立科學的發展觀念,從而能夠更好的為社會和人民服務[4]。
3.建立完善的評估體系
服務型政府的建立在堅持科學發展觀上,還需要夠構建合理的評價體系,將以往只依靠經濟發展情況衡量政府工作的現象進行徹底轉變。對地方政府的工作情況進行考核和評估需要從其為社會所做出的貢獻以及人們對其服務的滿意程度等多方面進行考慮,構建出全面的評估體系。
總結
總之,我國政府在借鑒西方國家的實踐經驗時,充分考慮我國具體的情況,結合新公共管理理論,構建出符合我國國情的地方政府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新公共管理在具體的應用上,還是要以我國地方政府的改革為其主導方向,并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借鑒國外的實踐經驗,構建出具體的改革措施。只有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才能夠促進我國地方政府的改革,使我國地方政府能夠更好的為人民群眾服務,構建起服務型的地方政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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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新公共行政 經濟邏輯化
19世紀中后期,在斯坦因和威爾遜等人的努力下,公共行政學脫離了傳統政治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隨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新公共管理活動的展開,公共管理模式又應運而生。至此,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作為政府管理(治理)的兩種不同形式而存在,也有許多人試圖通過其產生和作用時期的不同將它們分開,認為公共管理學是70年代末期以后因為受到公共政策學科范式和工商管理學科范式的影響而在原新公共行政學的基礎上形成的[1],自那時起公共管理學也逐漸成為主流。而隨著公共行政研究的停滯和公共管理弊端的逐漸顯現,人們更加呼喚一個需要回歸政治,需要意識形態化指導的公共管理模式。對于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分析也成為一個基本的研究課題。
1.公共管理學的理論分析
公共管理是注重實際、結果導向的學科,所以其目標歸根到底在于能否得到最好的,最有效的結果,這種結果體現在主觀和客觀等各個方面。但是由于表現形式的匱乏,其最終體現方式往往歸于量化標準或投入產出比,是為效率。這種依靠邏輯和量化的效益比較以及對其最大化的追逐正是經濟學的訴求,所以公共管理學在發展中逐漸脫離了以政治為基礎注重政治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公共行政學,轉向以理性經濟人假設、公共選擇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等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新興學科,并和主觀中立化的管理學結合在一起形成了類似于工商管理的面向政府的管理模式。是一門聯系政府工作的具體操作性的學科。
由于公共管理學自身的經濟學性質和效率導向,使得它在當今時代面臨了諸多問題和挑戰,比如回應維持秩序和政府穩定的問題、在公共管理領域維系并發展民主法治社會的基本價值問題、促進政府治理有效途徑的問題、回應全球化挑戰的問題應對越來越多的官僚腐敗以及重振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問題等等[2]。從列舉中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應對當今時效性的問題和挑戰外,這些問題都很大程度上產生于公共管理在政治上的缺陷,而這些對于泛經濟化的公共管理學來說,是難以彌補的。這是就更需要公共行政學的幫助。
2.對于公共行政學的再思考
公共行政學則是國家行政組織或公共行政組織在憲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范圍內對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活動[3]。根據這一定義可知,公共行政學仍然是以政治學思想為基礎的,這在弗雷德里克森等人的新公共行政學中更是有所體現。可以說,西方近代的政治學說,尤其是西方政治學中的國家學說直接為公共行政提供了有關國家權力,民權,民意,政府結構以及政治過程等基本概念和范疇,提供了經典的以理論思辨為特征的研究方法[4]。我們也可以說,公共行政是一門政治性的學科。
可是,隨著公共行政學的發展,經濟學和效率化的引入使得公共行政學正逐步脫離政治,而即使是弗雷德里克森的新公共行政,也并沒有完全否定傳統行政學。他認為實用的或傳統的公共行政學試圖找出下列兩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問題的答案:(1)我們怎樣才能夠利用資源提供更多的或更好的服務(效率)?(2)我們怎樣才能夠花費更少的資金保持服務水平(經濟)?新公共行政學則增加了這樣一個問題:這種服務是否增強了社會公平[5]?可見新公共行政是在承認效率的基礎上推出公平,批判了邏輯實證主義卻沒有批判了效率邏輯。其本質上還是通過趨向效率和經濟性邏輯的方式逐漸脫離政治性的。
3.效率邏輯影響下公共行政的新方向
通過對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闡述中我們容易發現,兩者在發展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經濟學思想和效率邏輯的影響。公共管理作為以管理為專業,以社會公共事務操作為主要方向的學科,需要融合經濟學和效率的思想,以追求經濟性效率為目標,以效率上的邏輯來指導操作。而對于新公共行政化的公共行政而言,作為政治學的衍生學科,它不應過多的受到經濟學和效率的影響。因為政治普遍流于意識形態,而這不是當今新古典經濟學和簡單的數字關系所能闡釋的,不是可以單純量化的。
政治雖然在本身上是人類的一種最主要的實踐活動,是有價值的。但是“政治領域的理念和一種政治的正義觀念本身都是規范性的和道德的理念。這就是說,它們的‘內容是由某些確定的理想、原則和標準所給定的,而這些規范又清晰地表達了某些價值……清晰地表達了某些政治價值’[6]”這說明,政治的價值不是經濟化的,更不是邏輯化的,而是意識形態化的。當今邏輯化的思想往往是非此即彼的泛唯物主義思維,而政治則是亦此亦彼的辯證法思維,這就決定政治是難以用邏輯來解釋的。
在威爾遜推出行政學時,行政旨在“力求使政府不走彎路,使政府專心處理公務減少閑雜事務,加強和純潔政府的組織機構,為政府的盡職盡責帶來美譽[7]。”而自他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受到指責時,所謂的政治和行政都逐漸的偏離了正軌。因為政治行政不可分的思想和行政學作為操作學科的效率取向,使政治和行政這時都因面向操作而與效率掛鉤。而對于政治,其意識形態性決定它不能用經濟學和數字公式來解釋。所以弗雷德里克森對古典行政學的批判在于提出經濟和效率并不是核心價值,更不是終極準則。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卻主張在政治行政統一的基礎上以社會性效率替代經濟性效率,這不得不使得政治的社會性目標也成為量化的標準。而由于社會性的主觀事物是難以量化的,所以新公共行政的最后取向就只能達到介乎主觀和客觀標準之間的公平。這樣目標結果的量化就使得公共行政難以向其本身的政治學方向靠攏,最終也成為了泛經濟化的產物。這在本質上與行政學自身的發展方向是不相符合的。
在此情形下,公共行政逐漸面向事務的操作,并由新公共管理活動發展成為了公共管理學,而公共行政中原有的政治取向由于效率邏輯化的影響而泛操作化。如果說威爾遜和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中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而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那么現在的公共行政,則是介于這兩者之間的國家意志在具體操作中的主客觀指導,是連接政治和公共管理的橋梁,是將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具象化并指導具體操作性質的公共管理的學科。
4.公共行政學和公共管理學應該同時存在,同時影響
所以,在此局面下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應當去除繼承發展的邏輯關系而同時存在,同時對社會事務進行影響。當今的公共管理思想是效率取向,運用于政府具有操作的能效性。而同時,由于公共管理普及而導致的政治性缺陷則需要公共行政學來解決。所以,公共管理學和公共行政學并不是不同時期的事物,而是應該同時存在并同時對社會產生影響。因為他們的手段不同,操作方向不同,所以他們工作主體和受到客體的影響程度都不同。只有兩者同時存在,才能同時兼顧政治和社會各個方面的需求。
在具體的操作方向上,政府工作部門和一般的工作部門沒有區別,都是處理日常的事務或是遵照上級工作部門的指示進行工作。而政府工作部門之所以稱作管理,則是源于其工作主體主觀的地位優越性。政府工作部門和普通民眾的地位應該是相同的,是面向社會公眾進行的公共事務的操作,而這種事務容易產生工作受眾對于政府工作部門的服從關系,所以成為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在各政府基層機關、許多中層政府和少數上級政府中有所體現。公共管理是對于公共事務的處理,這自然需要結果導向,提升效率,通過效法企業的管理模式,建立面向顧客的政府工作模式。而另一方面,人類自身是社會性的,政治性的,任何人都無法脫離社會而孤立地存在。人類的社會生活總是一種組織性生活,意味著人們無法脫離組織、脫離集體,也就無法脫離公共權力這一組織的共生體[8]。而這里的主體則是公共權力組織的代表,所以仍有許多事務必須與權力和政治相掛鉤。由此產生的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事務的政策制定和操作才能真正意義上成為行政。
而另一方面,雖然我們認為公共管理模式是有效的,但大多數基層機關直接的實際制約和指示力量卻不是它的利益受眾(群眾和社會團體),而是上級和同級其它政府。而這些機關政府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行政機關。行政機關的決策基于社會公共事務的反應,又受到國家政治宏觀統籌的作用和影響,以此來指導基層政府機關的公共管理工作。在此基礎上,公共行政可以歸結為方向性指導的政治化行為,公共管理則是注重操作的泛經濟效率化行為,兩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進行公共管理工作的機關則同時充當著兩個功能,即面向社會的操作和服從上級行政的日常工作,面向社會的公共事務處理則為公共管理,而上級政府基于政治意識形態而做的組織,領導和協調工作,則可稱之為公共行政。
5.政治行政管理的三分思想
在以上分析下,我們可以認為,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到了分道揚鑣,各自發展的時候。公共行政學的未來之路,并不在公共管理和治理,而在于面向傳統的政治學的回歸,以及對于政府和社會管理進行影響。而受到效率取向影響下的公共管理學則變為純粹的操作性,成為一個脫離公共行政的新學科,繼續指導著政治事務的具體操作。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根本問題并非政治行政二分,而是行政與管理的二分,是否受到經濟和效率取向的影響,意識形態化和實際操作化的差異才是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的本質差異。
據此我們發現,威爾遜所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類似于我們提到的行政管理二分,而由于后人在批判威爾遜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同時,將政治和行政同時效率化和經濟邏輯化,所以使得其“政治”已經脫離政治學和政治科學的范疇而發展為現在的公共行政,而原本的“行政”繼續沿承其實際操作性并發展成為現在的的公共管理,而現在的公共行政,也就逐漸充當了公共管理和傳統政治學和政治科學的橋梁。政治科學成為一般政府工作的宏觀背景和意識形態;公共行政則成為宏觀背景下政治機關和政治性任命官員的決策和宏觀事務的計劃、組織、領導、協調和控制層面,指導著公共管理的具體操作;而公共管理就成了事務的具體執行層面,這則在事實上成為了政治行政管理三分的局面。
這種政治行政管理三分有利于通過公共行政的橋梁作用來將政治思維實際引入到公共事務的操作和管理中來,而這里的橋梁作用避免了政治和管理,即政治意識形態與具體公共事務執行相互孤立的狀態,名為三分,實則使三者聯系到了一起,這實質上是對政治行政二分法以及其反對觀點的總結。這對維持秩序和政府穩定、維系并發展民主法治社會、重振公民對政府的信心等方面都有較大幫助,并為政府有效的處理公共事務起到保障作用。而在政府的機構組成中,行政也能作為政治權力機關和公共管理機關的中介,為兩個機關作用的共同發揮起到更大的效果,更好的優化政府各機構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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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張方華《政治的價值性與政治倫理訴求》[J],云南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
【關鍵詞】電子政府;概念;功能;價值
網絡和信息與通訊技術作為科技革命的產物是先近生產力的代表,在世界范圍內的迅猛發展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深刻影響。同時信息與通訊技術與國家上層建筑的結合順應了20世紀80年代新公共管理運動以來的各國政府再造改革運動,產生了電子政府(ElectronicGovernment)。電子政府最早起源于美國副總統戈爾領導的全國績效評估委員會提出的“運用信息技術再造政府”運動,隨后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業開展了電子政府建設。我國電子政府(ElectronicGovernment)建設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在我國由于文化背景和學者的理解不同有很多稱法,如“電子化政府”、“電子政務”、“網絡政府”、“數字政府”和“虛擬政府”等。但是電子政府是被大多數學者認同的合理的學科名稱。
一、電子政府概念與內涵
學者們對電子政府定義的差別,直接原因是對ElectronicGovernment翻譯的不同理解。根據學者們對電子政府的定義可以把電子政府的價值取向、技術平臺和功能作用把電子政府的概念分為三類:服務論、技術論和改革論。
(一)服務論觀點
服務論觀點吸收了新公共管理理念即批判和改革科層官僚制政府本位以民眾為顧客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的思想,注重強調電子政府的價值取向。認為電子政府是為民眾提供信息資源及服務的虛擬政府。張成福認為電子化政府是指政府有效利用現代信息通訊技術,透過不同的信息服務設施,在其方便的時間、地點及方式下,對政府機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提供自動化的信息及其他服務,從而構建一個有回應力、有效率、負責任、具有更高服務品質的政府。于鳳榮、王麗認為:電子政府是運用信息及通訊技術打破行政機關的組織界限,構建一個電子化的虛擬機關,使得人們可以從不同的渠道獲取政府的信息及服務。以上是服務論的觀點,服務論著重強調政府的服務職能。
(二)技術論觀點
持技術論觀點的學者多是從信息與通訊技術、網絡平臺為出發強調技術的作用,多注重研究電子政府業務流程優化重組和辦公自動化傾向于電子政務方向。汪玉凱認為電子政府是將政府管理與服務建立在現代信息技術、辦公自動化技術和網絡技術基礎之上的一種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葛笑春認為電子政府是指在信息網絡化條件下,對傳統政府職能、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重組基礎上,主要以計算機網絡技術為平臺,實現政府的公共管理。張銳昕和黃波認為電子政府的主要內涵是運用信息技術及通信技術建構一個基于計算機網絡環境的電子化的虛擬機關,以改進政府組織,重組公共管理,最終實現辦公自動化和信息資源的共享。1技術論觀點主要是借鑒先進的管理技術和電子商務的建設成果,崇尚工具理性。
(三)改革論觀點
持改革觀點的學者認為電子政府是政府再造,重點在信息和通訊技術及網絡化平臺上通過改革政府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的重組和優化,構建政府管理體系。張志清認為的電子政府是指基于信息技術對現有的政府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進行優化重組之后,重新構造成的新的政府管理形態。劉寶潤認為電子政府由政務過程電子化、網絡化影響和推動,促使政府機制和體系重組,而形成的適應電子化、信息化需求的政府結構形式,實現政府再造,電子政府的核心內容是建構一個虛擬狀態的政府及其部門結構體系。許希亮、常春芹認為所謂電子政府通常是政府利用現代信息和通訊技術打破行政機關的組織界限,建構一個基于計算機網絡環境的電子化的虛擬政府,確立一個精簡、高效、廉潔、公正的政府運作模式。改革論觀點強調通過改革從傳統政府轉向電子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傳統政府模式,從內在本質上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公平和服務品質。
對電子政府的不同理解,是因為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下對電子政府從價值趨向、技術平臺和作用功能不同認識構成的。可以認識到一點,電子政府是基于信息與通訊和互聯網為技術平臺構建的。他完全不同于現實中的實體科層制政府,他具有虛擬性,強調網絡化、信息化、數值化等特征,強調信息技術的執行功能。在他的背景環境下必然存在信息與網絡化的高度發達的虛擬社會。所以電子政府的構建完全取代實體科層制政府治理現在社會把政府的功能延伸到網絡社會和現實社會。討論電子政府必定把他的背景上升到網絡社會的范疇。電子政府具有技術主義和制度主義兩種思路,而制度主義是起主導作用的,也就是說制度按照自己的規則運用技術。技術和制度之間的護理效果不是直接的和結果性的,而是復雜的和高度依賴的。所以電子政府構建應該考慮如何把信息和網絡與制度和組織相結合起來,形成技術和制度緊密結合的規范與規則運行的政府模式,而不是討論如何運用信息與通訊技術和網絡為主導追求工具理性,更不是忽視制度與技術結合或制度磨合把現有政府組織結構和運行模式硬搬到網絡社會中。所以電子政府是基于信息與通信技術和互聯網平臺,實現政府的管理過程和信息采集自動化,重組政府業務流程的基礎上,重建行政職能、政府組織、構建為個人、企業、社會團體提供高品質服務,追求民主、效率有回應力、負責任的政府。
二、電子政府的作用
電子政府是科技創新和制度相結合的產物,他具有虛擬性,因為他服務于互聯網形成的虛擬社會中。他也具有實體性,因為他具有組織結構、制度基礎、服務站點和人員支持。電子政府的功能打破了傳統政府組織結構的束縛、部門的限制和行政區劃的阻隔,形成“無縫隙政府”,最直接的可提供7*24*365在線服務模式,極大地擴展了政府的服務時間和空間,擴大了政府的服務職能,也由于他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增強,填補了傳統政府模式缺乏監督的弊端。
(一)電子政府對傳統政府組織的沖擊
電子政府創新是新公共管理范式革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公共行政價值觀的重構創造了條件。電子政府是在20世紀80年代新公共管理宏觀背景下誕生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對官僚制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漠視價值觀念進行了徹底的清算和批判。顏雅英、莊錫福在《電子政府是抑制之良策》中指出電子政府通過發揮以下功能:(1)電子政府促進民主;(2)電子政府抑制行政膨脹;(3)電子政府促進規模適度政府的建立。從而克服各種物流阻礙和組織阻礙,杜絕傳統組織形態和物質構成中強調分工造成的部門分割和層次繁多、互相推諉、手續繁瑣、公文旅行等諸多問題,最大程度地消除顧客使用公用產品和服務過程的成本,成為抑制的良策。
(二)電子政府的基本功能
電子政府是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重組后的政府,他也具有發揮政府功能作用為民眾提供服務和治理網絡社會的功能。徐曉日認為電子政府的功能有:(1)提升政府信息資源水平,(2)重建政府組織體系,(3)改進政府決策模式,(4)再造政府業務流程(5)優化政府人才結構。張成福把電子政府的功能歸納為:(1)提高政府決策理性和公共政策的品質,(2)促進信息流通利用和平等共享;(3)提高政府的反映力和社會回應力,擴大公民參與;(4)促進政府重組,節約行政,提高政府效率;(5)公開政府信息,實現開放政府。
矛盾總是存在兩面性,電子政府構建可以擴展政府的服務功能,填補傳統政府治理中的缺陷,但是也由于隨著民眾參與治理的程度提高和網絡的無邊界信息資源豐富易獲取性、治理客體的虛擬性,給政府的權威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削弱了政府的權力。電子政府推動了民主實踐的深度和廣度,但是一方面網上過度的民主會產生民主危機。張銳昕、黃波認為網上過分自由的信息傳輸有可能引發民主危機,如果任由網上“自由”、“民主”泛濫,社會將處于無序狀態,不僅造成政府宏觀調控失控,信息資源浪費,影響經濟發展效率,甚至會導致政府失靈,引發社會矛盾。另一方面,過度的民主也會滋生“無政府主義”。人們在追求民主與自由的同時,可能會產生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傾向,甚至有人可能會打著構建電子政府這一旗號,另有一番“心思”。因此,在電子政府建設過程中要把握好民主的尺度。
三、電子政府的價值追求
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絡在政府運作中的運用創造了電子政府的管理模式,這體現了科技及其工具理性的力量及其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飛躍性變化。科技及其構造的工具理性就會成為一種針對所有人的異己力量,窒息著人的生存價值和意義,造成人類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境與生存危機。所以,技術工具是一把雙刃劍,它需要價值觀的引導和制度的約束才能為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貢獻它自身蘊含的巨大力量。在無法找到更合適的代表更多人利益制度之前,民主必然是最佳的選擇,電子政府也同樣適合這種選擇。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給人帶來更深層次的民主是會引發“無政府主義”。所以電子政府應該追求合理的價值取向,學者們對電子政府價值取向作了研究。
(一)電子政府的基本價理念
電子政府有著與傳統政府不同的運營模式和基本特征,將導致傳統政府理念體系的重大變革,推動政府行政理念的重購和更新。李傳軍把電子政府的基本理念概括為:民主理念、科學理念、政治理念、責任理念、效率理念、公平理念、服務理念、安全理念、文化理念、形象理念。
(二)電子政府與公共價值觀的追求
電子政府是新公共管理范式革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也同樣追求公共行政的價值追求。徐曉日認為電子政府為實現公共價值觀的重建創造了條件,電子政府是基于公共管理部門基于現代信息與通訊技術和網絡的虛擬政府。因此電子政府也追求公共管理重建以追求人為中心、效率、責任與公平的核心價值觀并重的公共行政價值觀。
(三)電子政府的價值理性層面是網絡政府
電子政府為網絡政府提供了技術前提,網絡政府則為電子政府塑造了價值的靈魂。在政府信息改革過程中應努力構筑電子政府的技術設施,同時將公平、民主、參與等人類價值追求滲透其中以構建網絡政府。紀麗萍提出:網絡政府是電子政府的價值理性層面,即在電子政府的技術設施上嵌入公平、民主、參與的價值,形成多中心治理的網絡政府。
(四)電子政府的基本價值追求與實現形式
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公共權益、正當程序等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趨向。信息與通信技術和互聯網的充分發展,使信息成為優勢資源,事實上,信息歸根接地是權力。在網絡社會中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網絡的使信息很容易獲取人們信息,并擁有權力,權力的產生必須有相應的規范和約束機制,民主就是最優選擇。民主與電子化信息化結合產生了電子民主。于鳳榮,王麗認為電子政府的最基本價值取向是追求民主和自由。也有學者以網絡和信息與通信技術為平臺研究電子民主(ElectronicDemocracy),提出電子民主是網絡時代的民主新形勢,宋迎法研究給出了電子民主的概念,認為電子民主是使完全網絡時代的民主。因此,如何加快落后地區的網絡和數字化建設,消滅“數字鴻溝”問題是電子民主能否實現的關鍵,也正是電子政府本身公平價值理念的體現。
電子政府出現和發展適應了新公共管理范式構建,作為政府治理新模式它還是一個新領域。在實踐中我國的電子政府建設經歷三個階段發展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是在電子政府建設過程中還存在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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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政策學;課堂教學;案例創新教學法
中圖分類號:G642.0?搖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47-0046-02
公共政策學是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學指導委員會要求開設的所有公共管理類本科專業的四大平臺課程之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類本科專業在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開設,現有行政管理、土地資源管理、公共事業管理、城市管理等四個專業,且公共政策課程均已在上述四個專業開設。
因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是我校唯一擁有經濟學和管理學兩大學科交叉優勢的學院,教學研究覆蓋區域經濟和公共管理兩大學科,因此本文擬在此學科交叉背景下,針對《公共政策學》的課堂教學思路進行探討,以期為公共政策課程教學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提供參考。
19世紀80年代以前,西方的政策研究還只是附屬于經濟科學。以1887年伍德羅·威爾遜(Woddrow Wilson)提交關于行政研究的論文開始,美國公共行政學科方始建立。因此,公共政策學在全世界范圍內都還屬于新興學科,也是一門正在不斷發展中的學科,是指權威的國家機構及公共團體為了實現特定的公共目的,對社會價值進行合理配置的決定與實施過程。追溯來看,公共政策學起源于政治學、管理科學等學科。1947年,美國學者西蒙提出“管理即決策”。1951年美國政治學家勒納和拉斯維爾共同主編《政策科學:視野與方法的近期發展》一書,該書第一次對政策科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內容、發展方向做了詳盡的論述,被人們認作是公共政策學誕生的標志。
中國公共政策學科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引進西方政策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目前已成為中國公共管理學科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在我國起步和發展均較晚,還屬于一門新興學科。總的來看,公共政策教學的專業化人才缺口較大,高校教師在公共政策教學過程中偏重理論,在關注社會公共政策現實、提出政策解決方案等方面較為欠缺,從而使這門課一定程度上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末”,在課堂教學上存在諸多問題。尤其是案例教學和社會現實的結合不夠緊密。由于選擇合適的案例開展教學,有助于學生實現從“課堂學習”到“政策實踐”的認識轉變與政策體驗過程,因此案例教學也是公共政策學發源地美國的MPA等教育的基本方法。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的轉型發展期,區域發展不平衡、資源配置不均衡、城鄉發展程度差別較大。在這樣一個時期,北京上海等地已經進入發達經濟初級階段,2012年北京經濟總量已達17801億元,2012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到13797美元。但就在北京周圍,在承德、張家口、保定等首都周邊,還存在一個貧困程度較深且集中連片的區域,存在著近200個貧困村、154萬貧困人口,被稱為“環首都貧困帶”。這樣的社會現實導致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問題急劇增加,政策問題層出不窮,公共政策分析的案例異常豐富,為公共決策提供了豐富的社會實踐機會。因此,當前存在的大量豐富生動的公共政策案例完全可以用于公共政策學的課堂教學案例加以分析,而這對于拓展并創新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公共政策案例教學的概念界定[1]
案例教學(Case Method)是由美國哈佛法學院前院長克里斯托弗·哥倫布·朗代爾(C.C.Langdell)于1870年首創,后經哈佛企管研究所所長鄭漢姆(W.B.Doham)推廣并得到了迅速傳播。案例教學法撇棄了照本宣科的課堂灌輸方法,具有開放式、互動性、啟發性等特點,有利于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有利于對課堂理論進行實踐驗證,因此被認為是代表未來教育方向的一種成功教育方法。20世紀80年代,案例教學引入我國。
所謂教學案例,指的是真實發生過的、和教學知識點密切相關的事件。小勞倫斯·E·列恩認為:“教學案例是一個描述或基于真實事件和情景而創作的故事,它有明確的教學目的,學習者經過認真的研究和分析后會從中有所收獲。”案例教學,則是根據事件發生的具體場景,進行后期模擬還原,從中探討該事件本身所包含的理論問題和解決思路。案例教學法是一種將前期真實生活引入后期學習過程之中的教學方式,有助于同學們結合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進行相應的理論模擬和實踐分析。
公共政策案例(public policy case),即將實際生活中的具體公共政策引入課堂教學或學習者思維之中的可操作的應用形態,是對某一公共政策情景(a policy situation)的直觀化和具體化的描述。公共政策案例教學則是基于豐富鮮活的公共政策現實活動,將公共政策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起來進行教學,目的是在教師啟發引導的基礎上,幫助學生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方法,通過政策具體過程(如制定、執行、評估、終結、分析等)和具體細節的分析來促進公共政策學教學水平的提高和政策解決思路能力的提升。
二、公共政策學案例教學的優點和缺點
通過公共政策案例教學,學生可以在分析具體現實公共政策的基礎上,對公共政策的功能、類型、系統等基本概念和價值、環境、體制、工具等公共政策理論知識進行“再檢驗”,并進而深入理解和認識制定、執行、評估、終結等政策過程,也可以通過對問題進行不同視角、不同環境、不同條件的比較評估,自覺或不自覺地訓練“分析有條不紊、探究堅持不懈、決策當機立斷”的政策分析能力。
但綜合來看,公共政策學案例教學也有其明顯的優點和欠缺之處。
(一)公共政策學案例教學的優點
優點很明顯,主要有:
1.有利于通過理論結合實踐的教學方式來深入提高課程教學質量。案例教學倡導在教師引導、學生準備、現場討論、課堂總結的過程中提高學生的理論學習能力、問題分析能力、即時思辨能力和總結提升能力。啟發式、探究式、討論式、參與式的教學方法,也有利于營造獨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創新的良好教學環境。因此案例教學法可以明顯提高課程的教學效果,深入提升教學質量,從而達到教學要求。
2.有利于結合公共政策學科本身的特點提高學生學習效率。公共政策學融匯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技術科學等不同學科不同層次的知識,具有較為復雜的系統知識特征。因此,單純的理論教學會使學生對政策術語和范疇等這些本來源自生活的理論知識反而感覺理解較為困難,也容易感到枯燥。現實、生動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能夠加深同學們對諸如自由裁量權等公共政策術語、理性決策系統等學科范疇及其他理論知識的理解,比較能夠以切入生活的方式,簡易而又生動地抓住知識點,從而提高學習效率,也有利于極大地提高學生學習公共政策學的興趣。
3.有利于通過針對性探討政策分析過程來培養學生公共政策素質和能力。公共政策學本身即發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幾個主要的工業國家,其后由于發展的需要迅速擴展到許多國家和地區,具有徹頭徹尾的政府政策和社會政策的實踐基礎。盡管不斷有學者進行理論總結和提升,但通過針對性的過程分析,明晰公共政策產生的政策環境、價值內涵、決策體制、制定議程、執行障礙、評估模式、終結策略等分析程式、步驟和方法,從而既著眼于政策問題本身,又能在理論指導下超越政策問題,可以系統、延續、及時地培養學生分析現實公共政策問題的素質和能力,真正達到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
(二)目前公共政策學案例教學的缺點
盡管公共政策學案例教學有著顯著優點,但限于我國公共政策學科的發展歷史較短,一般同學政策參與不多,當前正處于經濟、環境、社會等轉型發展過程等因素,目前我國高校公共政策學的案例教學也同時存在著一些明顯的缺點,主要表現在:
1.單一案例分析的靈活性和課程案例分析增加的單調性。無疑案例教學具有生動、現實、互動的教學特點,以啟發引導為主,但由于公共政策學涉及到多學科交叉背景知識,從而使單一案例分析具有相當的靈活性,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不同的觀測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參考結論,這既需要同學們同時具備寬口徑知識和專業視角,也加大了問題分析的難度和深度;同時,經常進行案例分析,因為固定的理論知識總是落后于不斷發展的政策實踐,也容易使同學們感到總是有一層隔膜的政策體驗。并且,分析的案例越多,理論和具體案例之間的差距就越大,最后案例分析就逐漸演變成為對理論知識的另一種敘述方式,從而使人感到別樣的單調。
2.現實政策的演變過程映襯出案例教學分析的過去式。分析公共政策為的是解決公共問題。但公共政策學的案例分析,往往是以過去式的公共政策問題為分析對象。即使對于曾經發生的某一公共政策問題的結論是永遠不變從而使具體分析可以絕對正確,但這種分析對于正在發生和尚未發生的公共政策現實僅僅具有借鑒參考作用和理論指導意義,學生只能“橫看成嶺側成峰”卻難以“身在此山中”以便去識得“廬山真面目”。這種現實政策的演變過程映襯出案例教學分析的過去式,就使得案例教學分析大部分時間、大多數場景僅僅停留在了課堂,實際指導意義較為欠缺。
基于以上公共政策案例教學分析的優缺點,筆者力圖跳出一般案例教學的窠臼,提出了“摸底—點題—仿真—實踐”的四步案例教學法,力圖凸顯政策實踐中的理論脈絡,注重理論講解中的實踐能力,通過“實時新聞、現場分析、政策把關、實踐驗證”的教學思路來切實提高學生對于公共政策學理論的把握能力和現實問題的解決能力。有關內容,將會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公共政策學案例教學思路創新研究》一文中進行詳細介紹。
參考文獻:
[1]陳昌洪,公共政策學案例教學探討[J].現代商貿工業,2012,(16).
這一抽象命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背景下的展開,則是作為國際社會科學前沿話語的治理理論與實踐問題。前沿孕育著未來。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學知識體系的變革,說明這樣一個觀點: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學研究綱領,是現代政治學本來就應該是的樣子。
一
從上述事實性知識或判斷性知識來審理治理理論,這一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來自于公共權力結構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現危機,反映在治理話語中,則集中體現在三個論點上。其一是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國家已經喪失應有的行為能力,也難于預測自己的行為后果,甚至難于避免產生有害的決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縛,不時頒布不適宜的或無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種群體接受。其二是社會結構急劇變化,地位危機、社會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眾對公共權力的效能和未來越來越不抱幻想,公眾的心靈世界碎片化,行為邊緣化日趨嚴重。其三是作為社會一致性中樞的公共行政體系能力衰減,并進一步成為公眾的負擔,中央集權、分等論級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層系統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無力承受大量社會需求,無法對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問題做出裁決,超優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國際市場。對于這一總體性的危機,治理話語走向了積極的知識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臘之本,在政治上重開自由主義之源,在實踐出路上擇定新制度經濟學,在技術上親和于管理主義,從而推出具有建設意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分析方法。
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治理理論是人類在尋求解決社會一致和有效性問題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認識轉折與制度突破,在一定意義上,包括近代以來在內的一切政治學知識都在這一框架下實現了新的整合,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判斷上,政治學知識體系都在悄悄地脫離統治這一核心而轉向個人對公共事物的關心這一主題,由此導致現代政治類型在三個維度上發生重大轉向:
第一,從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變遷。一般而言,高級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國際關系中意義重大、影響非凡的決策活動,如討論一國是戰爭還是結盟等等。其次高級政治是指在共同體層次上、有關民族國家問題的重大決定和政策制定,如號召種族或集團一體化,或是與產權制度有關的政治關系的變革,如私人產業國有化,或者對政府的體制和形式進行根本性變革等等。所謂低級政治也是一種政治類型,這類決策不涉及對國家或國際社會中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它涉及次要性的決策,如將大型社會系統保持在某種均衡狀態。低級政治通常由官員和管理者們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實行,一般屬于官僚政治行為,功能是在不干擾社會政治經濟現狀的條件下為貫徹高級政治決策所進行的活動。在國內層次上,低級政治包括通過有關防止環境污染的法規;決定提高最低工資和社會福利標準;對外貿易、旅游和投資往來的促進等等。現在應當已經到了把上述思維方式顛倒過來的時候了。
第二,從暴力政治向規勸政治變遷。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革命及各種規模的國內騷亂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個體或國家之所以發動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其目的總是在于改變或控制對手的行為。雖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脅仍被人們用于實現政治目的,那么人們就不能否認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應當是有限的。相反,規勸政治應該是公共政治活動中的基本形式。規勸政治一般是指倫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談判、協商、立法、集體討價還價,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合作或激烈的競爭。當然,前提是這種競爭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預先規定其法則的基礎上進行。
第三,從等級政治向復合政治變遷。等級政治是權力和權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結構為前提的,由等級政治所決定的政治關系表現為下級單位從屬于上級單位,每個等級社會當中的頂峰都是最高權威,但這一權威并不一定總是合法的,權威的下屬是各級權力層次,每一下屬權力層次又控制著更多的下級次層次,這一系統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為塔基部分決大多數的人民無所抗辯地承認。與之相反,復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為者們之間的政治關系,在這種關系當中,社會由信息暢通的、積極的和自治的政治單位組成,這些政治單位對維護自身的獨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備的態度,然而它們也承認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對自身利益有利,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利益所在。復合政治只有在具備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以滿足其成員需求的社會中才能付諸實踐。進一步推斷,復合政治應有一套自由的和競爭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統,該系統無需依賴于對大眾傳媒介實行壟斷性控制,而等級政治的目的是通過發動具有強烈傾向性的宣傳運動來造成一種虛假的社會一致感。
政治學知識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須客觀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質與規律,但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開,真正成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異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學知識的發展與人類思維的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只有當人類的思維已經進展到能夠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時,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會消失。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和復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學知識發生重大轉變,并為治理型政治學代替統治型政治學提供了基本概念。興起于現實公共政治生活危機中的治理理論,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學知識的轉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維回應了當代人類生活的變革。從近代從統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變遷,體現了公共權力運動發展的內在規律,當公民權利真正成為公共權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時,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場秩序,政府制度才會內生于市場秩序。應該說這才是民主政治本來應該有的樣子,換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學長期以來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論更體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從治理型政治學的應用或其實踐戰略來看,新公共管理的實踐是其必然的邏輯展開,是治理型政治學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形態。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學看成是一種新的政治科學研究綱領,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有關硬核和保護帶的理論,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間的關系恰恰體現了科學研究綱領中硬核和保護帶的關系。因此,割裂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學科的性質,減弱治理理論在回應現實問題時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論在學術論戰中失去有效的保護帶。國外有些學者認為,新公共管理以和治理理論有關,是因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詞,簡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則框架,將有助于我們認識這一點。
作為新公共管理內容的主體,它有兩個基本學術支持:管理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管理主義在這里的應用是把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門,強調直接的職業管理、明確的績效標準和評估標準、根據結果進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時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費者——公民的觀念。新制度經濟學則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勵結構引入公共服務中,通過新的激勵制度安排削減官僚機構,通過承包和準市場的運作方式實現更有效的競爭以及消費者選擇。而關鍵也最具有質感的口號是用企業家精神的政府來代替受統治結構羈旁的官僚政府,以企業家精神的政府推動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其基本的理論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權從官僚手中轉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場機制而不是官僚機制;(3)驅動政府管理者前進的是自己的目標——部門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規則和規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眾定義為消費者,并且為它們提供選擇的機會;(5)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而不是簡單地提供事后服務;(6)把精力放在贏利而不是簡單地支付財政撥款上;(7)實行分權制度,主張參與式管理;(8);公民評估自己的者的績效時,關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結果(9)關注的目標不僅僅是公共服務的提供,還包括激勵所有的部門和公民,為解決他們社群中存在的問題采取行動。顯然,新公共管理的這些觀念和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及復合政治都關心競爭、市場、消費者以及結果,公共部門圍繞這些主題的轉變就是脫離統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則是更多的治理。
三
在一個全球化和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大變革時代,各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尋找一種更好地適應環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經濟的競爭中贏得優勢并讓社會獲得有質量的增長,治理理論正成為回應這一變革的強勢政治理論話語,支持這一話語體系的價值觀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識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學的統治理論,并在全球范圍引起政治家、學者以及官員、實業家的共識。立于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理解治理理論時,我們深感這對重構中國民主政治知識體系,尋求善治的制度平臺和有質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擺脫市場化進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敗,在新的合法性基礎上重建社會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論資源。從社會或區域之間競爭的可持續性來看,治理理論資源合法充足的利用,應當是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本的一種提升途徑。中國正在發展公共管理制度,開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識,以便為有效地治理中國提供基礎性條件,這一努力要趨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點達成共識:
首先要對政治學的知識類型的實行轉換,尤其在人為秩序與自然秩序、辯證理性與有限理性、意識形態與實證主義方法、形式主義運作和效率至上原則之間作出整合性選擇,從而使得政治科學知識在現代社會中的擔負真正來自于公民社會而不是意識形態。因為治理模式的選擇和善治目標的達成有一定的路徑依賴,而一個社會知識的狀況或稱之為存量結構總是形成發展與變革路徑的根本,知識狀況已成為制度學派分析社會問題時的一個重要變量。而不能掌握社會變革所需要的知識,其結果就會形成社會的創傷。因此當代社會發展的競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知識存量的長期性競爭。
這一抽象命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背景下的展開,則是作為國際社會科學前沿話語的治理理論與實踐問題。前沿孕育著未來。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學知識體系的變革,說明這樣一個觀點: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學研究綱領,是現代政治學本來就應該是的樣子。
一
從上述事實性知識或判斷性知識來審理治理理論,這一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來自于公共權力結構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現危機,反映在治理話語中,則集中體現在三個論點上。其一是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國家已經喪失應有的行為能力,也難于預測自己的行為后果,甚至難于避免產生有害的決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縛,不時頒布不適宜的或無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種群體接受。其二是社會結構急劇變化,地位危機、社會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眾對公共權力的效能和未來越來越不抱幻想,公眾的心靈世界碎片化,行為邊緣化日趨嚴重。其三是作為社會一致性中樞的公共行政體系能力衰減,并進一步成為公眾的負擔,中央集權、分等論級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層系統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無力承受大量社會需求,無法對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問題做出裁決,超優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國際市場。對于這一總體性的危機,治理話語走向了積極的知識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臘之本,在政治上重開自由主義之源,在實踐出路上擇定新制度經濟學,在技術上親和于管理主義,從而推出具有建設意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分析方法。
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治理理論是人類在尋求解決社會一致和有效性問題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認識轉折與制度突破,在一定意義上,包括近代以來在內的一切政治學知識都在這一框架下實現了新的整合,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判斷上,政治學知識體系都在悄悄地脫離統治這一核心而轉向個人對公共事物的關心這一主題,由此導致現代政治類型在三個維度上發生重大轉向:
第一,從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變遷。一般而言,高級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國際關系中意義重大、影響非凡的決策活動,如討論一國是戰爭還是結盟等等。其次高級政治是指在共同體層次上、有關民族國家問題的重大決定和政策制定,如號召種族或集團一體化,或是與產權制度有關的政治關系的變革,如私人產業國有化,或者對政府的體制和形式進行根本性變革等等。所謂低級政治也是一種政治類型,這類決策不涉及對國家或國際社會中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它涉及次要性的決策,如將大型社會系統保持在某種均衡狀態。低級政治通常由官員和管理者們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實行,一般屬于官僚政治行為,功能是在不干擾社會政治經濟現狀的條件下為貫徹高級政治決策所進行的活動。在國內層次上,低級政治包括通過有關防止環境污染的法規;決定提高最低工資和社會福利標準;對外貿易、旅游和投資往來的促進等等。現在應當已經到了把上述思維方式顛倒過來的時候了。
第二,從暴力政治向規勸政治變遷。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革命及各種規模的國內騷亂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個體或國家之所以發動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其目的總是在于改變或控制對手的行為。雖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脅仍被人們用于實現政治目的,那么人們就不能否認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應當是有限的。相反,規勸政治應該是公共政治活動中的基本形式。規勸政治一般是指倫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談判、協商、立法、集體討價還價,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合作或激烈的競爭。當然,前提是這種競爭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預先規定其法則的基礎上進行。
第三,從等級政治向復合政治變遷。等級政治是權力和權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結構為前提的,由等級政治所決定的政治關系表現為下級單位從屬于上級單位,每個等級社會當中的頂峰都是最高權威,但這一權威并不一定總是合法的,權威的下屬是各級權力層次,每一下屬權力層次又控制著更多的下級次層次,這一系統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為塔基部分決大多數的人民無所抗辯地承認。與之相反,復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為者們之間的政治關系,在這種關系當中,社會由信息暢通的、積極的和自治的政治單位組成,這些政治單位對維護自身的獨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備的態度,然而它們也承認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對自身利益有利,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利益所在。復合政治只有在具備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以滿足其成員需求的社會中才能付諸實踐。進一步推斷,復合政治應有一套自由的和競爭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統,該系統無需依賴于對大眾傳媒介實行壟斷性控制,而等級政治的目的是通過發動具有強烈傾向性的宣傳運動來造成一種虛假的社會一致感。
政治學知識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須客觀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質與規律,但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開,真正成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異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學知識的發展與人類思維的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只有當人類的思維已經進展到能夠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時,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會消失。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和復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學知識發生重大轉變,并為治理型政治學代替統治型政治學提供了基本概念。興起于現實公共政治生活危機中的治理理論,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學知識的轉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維回應了當代人類生活的變革。從近代從統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變遷,體現了公共權力運動發展的內在規律,當公民權利真正成為公共權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時,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場秩序,政府制度才會內生于市場秩序。應該說這才是民主政治本來應該有的樣子,換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學長期以來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論更體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從治理型政治學的應用或其實踐戰略來看,新公共管理的實踐是其必然的邏輯展開,是治理型政治學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形態。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學看成是一種新的政治科學研究綱領,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有關硬核和保護帶的理論,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間的關系恰恰體現了科學研究綱領中硬核和保護帶的關系。因此,割裂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學科的性質,減弱治理理論在回應現實問題時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論在學術論戰中失去有效的保護帶。國外有些學者認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論有關,是因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詞,簡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則框架,將有助于我們認識這一點。
作為新公共管理內容的主體,它有兩個基本學術支持:管理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管理主義在這里的應用是把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門,強調直接的職業管理、明確的績效標準和評估標準、根據結果進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時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費者——公民的觀念。新制度經濟學則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勵結構引入公共服務中,通過新的激勵制度安排削減官僚機構,通過承包和準市場的運作方式實現更有效的競爭以及消費者選擇。而關鍵也最具有質感的口號是用企業家精神的政府來代替受統治結構羈旁的官僚政府,以企業家精神的政府推動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其基本的理論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權從官僚手中轉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場機制而不是官僚機制;(3)驅動政府管理者前進的是自己的目標——部門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規則和規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眾定義為消費者,并且為它們提供選擇的機會;(5)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而不是簡單地提供事后服務;(6)把精力放在贏利而不是簡單地支付財政撥款上;(7)實行分權制度,主張參與式管理;(8);公民評估自己的者的績效時,關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結果。
三
在一個全球化和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大變革時代,各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尋找一種更好地適應環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經濟的競爭中贏得優勢并讓社會獲得有質量的增長,治理理論正成為回應這一變革的強勢政治理論話語,支持這一話語體系的價值觀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識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學的統治理論,并在全球范圍引起政治家、學者以及官員、實業家的共識。立于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理解治理理論時,我們深感這對重構中國民主政治知識體系,尋求善治的制度平臺和有質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擺脫市場化進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敗,在新的合法性基礎上重建社會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論資源。從社會或區域之間競爭的可持續性來看,治理理論資源合法充足的利用,應當是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本的一種提升途徑。中國正在發展公共管理制度,開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識,以便為有效地治理中國提供基礎性條件,這一努力要趨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點達成共識:
首先要對政治學的知識類型的實行轉換,尤其在人為秩序與自然秩序、辯證理性與有限理性、意識形態與實證主義方法、形式主義運作和效率至上原則之間作出整合性選擇,從而使得政治科學知識在現代社會中的擔負真正來自于公民社會而不是意識形態。因為治理模式的選擇和善治目標的達成有一定的路徑依賴,而一個社會知識的狀況或稱之為存量結構總是形成發展與變革路徑的根本,知識狀況已成為制度學派分析社會問題時的一個重要變量。而不能掌握社會變革所需要的知識,其結果就會形成社會的創傷。因此當代社會發展的競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知識存量的長期性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