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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的主要內容
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的制定既要體現現代農業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規律本質,也要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和特點。在一定程度上是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結果反映,這種結果也可以視為是二者有機互動的過程體現。不論是結果體現還是過程體現,都必須借助特定、固定的信息符號,這些特定化、固定化的信息符號之間的內在聯系有限體現著現代農業經濟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更多體現為一種客觀的信息網絡體系。這種信息網絡體系的穩定性、科學性和合理性,直接影響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的科學性,否則只能說明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規劃不適合現代農業經濟發展的實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規劃首先要體現現代農業經濟的地方特點,也就是區域性,沒有區域特點的戰略規劃必然不會給現代農業經濟發展帶來推動作用,其次要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動態性和背景條件,只有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保證和提高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的科學性。值得一提的是,各地方社會經濟環境較為復雜,組成經濟環境的各種要素與現代農業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也具有復雜性,且各種經濟環境因素之間又存在復雜關系,這就使得經濟環境與現代農業經濟之間的關系更加復雜多元,只有系統梳理和規整這些復雜多元的內外環境關系,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的制定才能實現科學化與合理化。同時,也要樹立動態觀點來考察和分析這種復雜多元的內外環境關系,通過考察和分析得出準確有效的環境信息,用于指導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的制定。
對于各個地方而言,現代農業經濟發展存在著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主要由地方經濟環境條件的差異所決定,且這種差異又是別的地方所難以模仿的地方,可以說是特質,這種特質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現代農業經濟發展的特色和優勢,能夠給現代農業經濟發展帶來競爭力,甚至塑造現代農業經濟發展的品牌力。與企業組織相類似,現代農業經濟發展也擁有固有的資源,按照表現形態可以分為無形資源和有形資源,無形資源主要是發展品牌、發展理念、發展歷史等,有形資源主要是人財物資源,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能夠被量化。無形資源和有形資源緊密聯系,形成有效合力,共同決定現代農業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甚至決定現代農業經濟發展的目標取向、價值指向和行為方式。
盡管如此,無形資源和有形資源之間的關系并非總是相互支持的,也有的時候表現為相互妨害、摩擦和沖突。無形資源和有形資源之間的關系態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的制定。對于現代農業經濟發展而言,不論是難以量化的無形資源還是相對有限的有形資源,都會制約和影響現代農業經濟的正常發展,必須要抑制各種資源的負向作用以及各種資源之間的負向聯系,采取有效措施規避負面影響,保證現代農業經濟發展及其戰略規劃的制定。具體而言就是,在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的過程中,必須要全面分析和系統研究現代農業經濟發展的內外環境,從中提煉出有價值的信息,進而將這些信息轉化為有利于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的意見建議。尤其是對于領導者而言,這種轉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這些意見建議很可能是戰略規劃決策的重要參考和依據。
2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的實踐指向
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規劃的形成可以說是一個動態過程,但將其置于戰略管理的理論視野中加以審視,戰略規劃的是一個靜態的階段或者說是戰略思想轉化的結果體現。也就是說,戰略規劃不能夠停留在靜態層面,必須使其具有一定實踐指向,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出戰略規劃的內在作用。可以將戰略規劃的實踐指向概括為戰略實施。在戰略管理理論中,戰略實施是戰略規劃實踐的過程,也是戰略規劃內外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正是在戰略實施過程中,戰略目標得以實現。同樣,現代農業經濟發展戰略實施也是戰略目標的實現過程。
論文摘要:建設區域陛中心城市在成渝經濟區發展戰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持和實踐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提高文化軟實力、突出戰略重點、改境方面去探索建設區域中心城市的有效途徑。
各類新型經濟區的形成和發展,已成為全球化大背景下,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內在動因的必然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了珠三角經濟區、長三角經濟區、環渤海經濟區,成為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個重要增長極。成渝經濟區的構建必將成為引領我國西部經濟發展乃至影響全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從成渝經濟區發展戰略格局審視,建設區域性中心城市十分重要。因此,深入研究成渝經濟區與建設區域性中心城市的關系,積極探索建設區域性中心城市的有效途徑,是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的新課題。
一、建設區域性中心城市在成渝經濟區發展戰略格局中的地位和功能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標志和載體。在全球化不斷深入推進的歷史過程中,國家的行政邊界在淡化,以城市為核心的經濟疆界卻在延展。城市滲透到了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的各個領域。上世紀90年代,著名城市學家沙森提出了全球城市理論。他指出,倘若一個國家的城市在世界城市比較中處在弱勢地位,這個國家的國力就不好體現。隨著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和增長極的中心城市,其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在成渝經濟區發展戰略格局中,成都、重慶是該區域的核心城市,20多個市州級城市是該區域的中,蹴,這些城市相互連接,相互支撐,共同構成成渝經濟區。因此,在加快成渝經濟區的構建中,應注重區域性中,建設。
所謂區域性中心城市,是指一定地域空間內具有聚集力、輻射力、帶動力的城市。它通常以一定的行政區劃為范圍,是該地區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區域性中心城市有著明顯的區位比較優勢,各種生產要素密集、服務設施完善,能夠形成產業聚集效應,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主導和核心作用,是該區域國民經濟的主要增長點。
從上述區域中,市的基本內涵,我們可以看到,在構建成渝經濟區的過程中,區域性中心城市建設具有其至關重要的地位。一是區域性中心城市是成渝經濟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如遂寧、綿陽、德陽、南充、樂山、達州、攀枝花、江津、萬州等城市都將成為成渝經濟區發展戰略格局中的重要支撐點,這些支撐點與成渝兩大核心城市共同構成成渝經濟區。二是區域性中心城市是實現成渝經濟區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成渝經濟區中,成都、重慶兩個核心城市是推動發展的引擎,各區域性中心城市與兩大核心城市形成多元互補關系,成為推動整個經濟區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區域性中心城市建設在構建成渝經濟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
從區域陛中,市的功能看,主要體現在:一是聚集功能。聚集是城市的一個核心特征。聚集不僅可使城市本身成為資源要素的聚集地,成為一個特定區域經濟活動的中心,而且可以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實現程度更高、規模更大的聚集,從而形成城市聚集經濟及其效應。城市作為聚集地中心,在資本、技術、人才、信息、基礎設施、交通運輸、市場容量、文化活動以及居住條件等方面,比周邊地區擁有更多的優勢,使得各種資源、生產要素的生產活動不斷向城市聚集,從而產生聚集的規模效應和經濟效益,使城市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點。聚集效應是—種全~-f2,的外部經濟效應,是城市化推進中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又是見代城市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動力。在構建成渝經濟區的戰略背景下,積極推進區域中心城市建設,增強區域性中、每茈市聚集功能,是實現成渝經濟區發展戰略的內在要求。二是擴散功能。擴散是城市的另一個顯著特征。主觀上,城市作為一個確定的利益主體,它總不斷地以自己所具有的實力拓展自己的腹地空間,為自己的產品、服務尋求足夠大的市場;客觀上,城市以其技術、資金、管理、觀念、生產體系等優勢提高和帶動腹地的經濟發展,從而進一步確立對腹地的主導『生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經濟系統受利潤和價值規律的支配,本噴上有—種與其經濟系統在技術上、經濟上、組織上以及再生產過程中相互滲透、融合的趨勢。這種趨勢包含了工業內部各行業的滲透,產業之間的相互滲透,城鄉之間的相互滲透,±怵與區域之間的相互滲透。它們的共同名目合形成城市的擴散效應。這種擴散趨勢的存在保證了聚集在一個合適的度內進行,從而保證了聚集效應。同時,擴散是為了進—步增強聚集的功能。通過擴散,城市的實力進一步增強,聚集力進—步增加。區域l生中心訇制能具有明顯的外部聯系性,在構建成渝經濟區的實踐中,應高度重視加強區域性中,建設,發揮其擴散功能,增強廊俞經濟區所涵蓋的各城市間的聯系性和整體實力。
二、積棲探索建設區蝎生中心城市的有嗵弳
如果從理論和實踐、現實和未來的結合層面對區域性中心城市的主要柿隹作一個描述,那么它應該包括:快捷的交通、迅達的通訊、良好環境、便捷的服務、合理的布局、有效的帶動、鮮明的特色、發展的潛力、應有的規模、多維的開放等方面。因此,我們必須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從更好地體現現代化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屬性和功能上,去探索建設區域性:中,喊市的有徑。
1.堅持和實踐科學發展觀,明確建設區域中心城市的正確方向。科學發展觀,是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指導當代中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好又快發展的重大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作為科學理論,它具有普遍性、預見性和指導性,對“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這一基本問題給予了我們明確的指向。因此,在打造區域中心城市的實踐中,要求我們把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同建設區域性中心敗卉結合起來,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避免和克服經驗主義、形式主義傾向,避免和克服簡單、片面傾向,堅定不移地走科學發展之路。科學發展觀作為戰略思想,它具有全局性和系統性,對如何設計和建設區域性中,從戰略上給予了我們明確的導向。因此,建設區域陛中,喊市必須站在歷史和戰略的高度,牢固確立以人為本的見點,牢固確立戰略思維,把城市發展的過去、現在、未來有機結合起來,以實現區域性中心篩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取向。
2.加快經濟發展,夯實建設區域性中心城市的物質基礎。從區域性中心城市的科學定位看,最基本的是要看這座城市的經濟實力以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一座城市能否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最終形成這個區域的中心城市,首先要考慮它的經濟實力和生產力發展狀況。因此,在建設區性中心城市的實踐中,必須把加快經濟發展擺在首位。只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能不斷增強區域性中心城市的經濟實力,才能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增強該城市對周邊城市和地區的聚集力和帶動能力,才能為城市政治、文化、社會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要加快經濟發展,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實施工業強市戰略,著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著力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不斷保護和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
3提高文化軟實力,增強建設區域陛中心城市的內在動力。建設區域性中心城市,不僅需要以堅實的經濟力為基礎,而且也需要以文化軟實力作為強大的支撐。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這中間包含著對文化發展滯后性的清醒認識,對激烈國際文化競爭的強烈感知,對人民文化需求與文化權利的深切關懷。這也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執政理念的健全和成熟。在推進區域,建設實踐中,一方面要著力建設特色經濟強市,另一方面要著力建設具有鮮明特色文化強市。一是要制定城市文化發展戰略規劃,并與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相匹配,以地方法規硬性約束確保文化軟實力建設與經濟硬實力建設相互仂調,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二是堅持把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作為保障市民基本文化權益的主要途徑,加大投入力度,加強社區和鄉村文化設施建設,從面上確保“文化強市”的整體推進。三是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實施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帶動戰略,加快文化產業基地和區域色文化產業群建設,培育文化骨干企業和戰略投資者,繁榮文化市場,增強區域性中心城市文化競爭力。四是積極推進文化創新,增強文化發展活力,培育新的文化態。要適應國情、市隋、市場和時展的要求,牢固確立文化戰略思維,激發廣大市民積極參與文化建設和文化創新,切實把城市文化發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4.突出戰略重點,提升建設區域性中心城市的綜合實力。建設區域性中心城市,既是城市發展的戰略目標,也是城市提升綜合實力的系統工程。在這一系統工程中,包涵若干戰略支撐點,是我們必須認真研究和著力的重點。一是培育和發展優勢工業產業集群,實施工業強市戰略。整合優勢資源,培育和壯大產業集群,增強主導產業的聚集力和帶動力,必然成為建設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基本支撐點。二是建設區域性現代交通體系,切實中心城市與周邊市縣的聯系。便捷的現代化交通體系,既是建設區域性中,已城市的基礎性條件,也是構建城市群,推進城鎮化的重要途徑。因此,必須把建設現代交通體系作為加快區域性中心城市建設的戰略重點來抓。三是發展現代服務業,增加區域性中,市的綜合承載功能。作為一個區域性中心城市,在信息化、城市化、市場化加快的新形勢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升對發展現代服務業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因此,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既要注重和提升傳統服務業,又要積極推進現代化服務業發展,努力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四是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強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凝聚力。城市發展的最高價值取向是促進廣大市民的全面發展,因此,建設區域性中心城市必須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更加注重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切實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為建設區域性中,市提供基礎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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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 (2014~2020年) , 按照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的新要求, 明確未來城鎮化的發展路徑、主要目標和戰略任務, 統籌相關領域制度和政策創新, 是指導全國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宏觀性、戰略性、基礎性規劃。
2 見參考文獻。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將緬甸及印度部分地區稱作與英國的決戰圈, 將大洋洲稱作是日本的資源供應圈。
3 第一次, 1953~1963年將國家發展的戰略重點 (區域) 由沿海地帶轉移到內地。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低于內地。第二次, 國土開發與就經濟布局大尺度 (戰略) 轉移, 1964~1978年, 一二三線的劃分, 重點建設三線地區。第三次國土開發、經濟布局的大尺度戰略轉移:重點建設向沿海地區大幅度傾斜。這一次的戰略轉移是對以往兩次戰略轉移的大調整, 是導致中國經濟逐步走向世界并獲得30多年高速經濟增長、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的重要保障, 完全是必須的, 意義特別重大。如果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實行 (第四次) 戰略轉移, 那將使沿海地區大量的開發區、重點工程、政策配套體系建設形成無數的半拉子工程, 境外投資者和商人將陷入不知所措乃至大規模撤資的混亂局面, 這是完全違背空間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就可能中途而廢。經分析, 中國沿海地區要基本建成一批開放開發的城市并形成較強的綜合實力, 包括開放政策制定、總體發展規劃、重大基礎設施工程 (大型港口、機場、高速公路等) 建設、外資引進及開發區規劃建設、進出口機構以及大量的管理、立法、政策制定等, 需要12~15 a的時間。
4 一些學者按照委托方的要求, 編制出規劃文本。在得到上報的同時, 就開展關于某某區域已經升格為國家戰略的宣傳。這些重點地區大部分被批準為國家戰略的組成部分, 進入了十二五規劃文本。主要名目有經濟區、生態經濟區、經濟帶、城市群、都市圈等。由于各地區編制的國家區域戰略規劃是一個一個上報的, 也就一個一個被審批。十二五規劃文本將國家戰略區域分別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兩種類型中列出。看起來, 它們都是國家的戰略重點區域。但仔細分析, 它們中相當一部分不可能是國家的戰略重點區域。各地區提出國家戰略的重點區域, 區域名稱多種多樣, 類型和內涵也各不相同。有些區域肯定不能作為國家戰略 (組成部分) , 名不符實。一些省區市將自己范圍內的欠發達地區經過規劃 (包裝) 上報要求成為國家戰略的, 基本上是省內平衡發展的政治和經濟需要;另外, 這些國家戰略區域整合后不成為一個全國性系統, 且國土范圍過大。這種整合而成的國家戰略區域, 在相當的程度上只是反映了部分地區各種需要和訴求, 而不能充分體現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1 問題的提出
20世紀90年代末期起,中國相繼制定了西部大開發、促進中部崛起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等區域發展戰略。為了使這些戰略能夠更好地落到實處,產生更大的現實成效,近年來,政府先后批復涉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省海峽西岸經濟區、橫琴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安徽皖江城市帶、黃河三角洲、中國圖們江區域、包括陜西、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甘肅兩省部分地區的關中一天水經濟區等20多個區域規劃文件。國家設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目的是為了創新區域發展模式、探索建設和諧社會、提升區域乃至國家競爭力的新思維、新思想、新路徑、新模式和新道路,通過選擇一批有特點和有代表性的區域進行綜合配套改革,以期為全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和社會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新的經驗和思路。
2 大別山國家試驗區建設的戰略目標及戰略重點
2.1 戰略目標
把大別山區建設成為全國生態經濟示范區、全國扶貧產業開發的先進區、我國東中部地區的生態涵養保護區、全國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發展試驗區、全國重點革命傳統教育基地、全國重要紅色旅游目的地。三年有明顯變化,經濟發展明顯加快,經濟總量不斷增加,綜合經濟實力穩步提升;五年有大的變化,脫貧步伐加快,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實力進一步增強;十年跨越式發展,達到富民強區的目標,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社會事業全面進步,綜合實力明顯提升。
2.2 戰略重點
秀美風光是試驗區的寶貴資源,健康的生態系統是試驗區的立區之本。所以,在思想上,要遵循科學的發展理念、標準和路徑。行動上,要堅持在開發中保護、在保護中開發,走特色開發、綠色繁榮、可持續發展之路。
第一,立足發展大別山的主題,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加快特色產業,支柱產業,綠色產業的發展,優化產業布局,擴大優勢產業,承接東部沿海的產業轉移,提高產業競爭能力。基于大別山現有的資源條件,側重或者重點扶持優質的糧米油,包括畜禽、水產、蔬菜、中藥材、茶葉、板栗、桑蠶、森工、奶牛等有特色的農產地的原材料加工基地,培育一批在全國或全省帶動能力較強的一批龍頭企業,建設一批標準化的生產示范基地,特別是要加快交通、水利、城際、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
第二,立足綠色大別山的主題,加大生態資源保護和生態環境建設的力度,重點是要實施以水土保持為主的生態修復工程,加強天然林保護,長江中上游防護林等工程建設,加快生態地區的植被恢復,加強農村的水生態保護工程建設,保護好先有的湖泊水系的生態環境,實行以水污染防止為主的生態修復工程,建設污水垃圾處理場,實施工業點園的綜合治理,加大工業尾礦治理力度,建立生態保護與資源這個開發補償機制。
第三,就是立足紅色大別山主題,來大力發展紅色旅游。統籌好,推進紅色旅游和地域文化景區景點的建設。融入地域文化,整合大別山紅色旅游資源,走區域合作之路。將紅色旅游產品開發與旅游扶貧相結合,優化景區管理機制,加強宣傳,推廣紅色旅游。全面打造大別山紅色旅游的品牌,開發建設一批富有文化內涵的旅游的名城、名村、名景,開發一批獨具大別山特色的旅游精品的線路,開展生態旅游、農業休閑旅游、地質風光游、民俗風情游等多種形式的旅游活動,與傳統的革命觀光旅游一起促進老區經濟的發展。
第四,就是立足富裕大別山,切實改善民生,多渠道提高農村的收入,促進就業,加快農民致富,加強發展農村的公共事業,加大農村教育的投入,大力發展基礎教育和農村的職業技術教育,推進城鄉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來全面推進新型合作醫療包括加強性中心醫院、專業醫院、農村村級衛生室,著力改善醫療服務條件,建設較為完備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
3 大別山試驗區提升為國家戰略的實現途徑
3.1 國家出臺重點支持政策
中央人民政府應發文件正式明確大別山試驗區為國家級試驗區,從政策層面上承認其國家試驗區的地位。讓大別山試驗區提升為國家戰略,名正言順地享受各種政策優惠。第一是增加財政扶貧資金,加大扶貧力度。扶持老區發展的扶貧開發、以工代賑、貼息貸款、財政發展等各項基(資)金應向老區傾斜,并盡量整合集中使用,同時減少進而逐步取消配套資金。第二是適當向試驗區安排國家和省重點工程和社會事業發展項目,幫助培育支柱產業,為持續發展創造更多條件。第三是從稅收體制、分成比例及上繳返還等方面對試驗區給予傾斜照顧,降低中央在礦產、水電、油氣等資源開發的稅收比例,將其用在改善地方民生和促進試驗區發展上,以減輕試驗區貧困縣財政支付壓力。第四是將大別山地區納入“國家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范圍”,先行試點建立健全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第五是設立專項脫貧致富資金,國家、省、市每年財政增長部分拿出10%~20%用于支持老區發展。
3.2 明確試驗區建設的功能定位
關于試驗區的功能定位,可以從兩方面進行把握:一是在對外開放方面如何起到一個引領的作用;二是在國內發展,特別是統籌城鄉發展方面如何起到一個帶動作用。對外開放是試驗區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要通過開放促進開發,通過開放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大別山試驗區涉及鄂豫皖三省40多個縣市,如果沒有權威、高效的統籌協調機制,就會導致這40多個縣市各自為政,人為地制造各種壁壘,影響試驗區內各種資源和要素的流通。中央應把橫跨鄂豫皖3省的43縣(市、區),總面積約8萬平方公里,總人口近3000萬的大別山革命老區作為一個整體,設立“大別山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發展試驗區”,在發展定位上明確把大別山區建設成為全國生態經濟示范區、全國扶貧產業開發的先進區、我國東中部地區的生態涵養保護區、全國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發展試驗區、全國重點革命傳統教育基地、全國重要紅色旅游目的地。
3.3 從中央層面加強對試驗區建設工作的領導和指導
大別山地區所屬三省,涉及面較廣,所以省級的協調機構很難在未來協調鄂豫皖三省的這么多縣市,溝通成本太高,必須要中央出面建立協調機構。建議在中央層面成立“大別山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發展試驗區建設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可設在國家扶貧辦,由國家扶貧辦負責日常工作。
大別山試驗區要統一部署,長遠規劃,協調發展。三個省市必須建立起高度配合的聯動機制,按照大別山試驗區的總體發展規劃,認真貫徹和落實,實現合作共贏。不能各自為政,相互推諉,內部斗爭。要加大區域合作力度,加強區域統籌發展,那么大別山3省36個縣的區域合作必將實現1+1+1>3的良性效應,使大別山試驗區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3.4 提升發展戰略,完善規劃,促進大別山試驗區的全面發展
建議將試驗區建設納入國家“十二五”總體規劃,制定完善試驗區建設專項規劃,并將大別山地區的項目納入國家有關部委重點支持項目,納入“國家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范圍”。試驗區的發展需要在中央層面建立協調機構,堅持全面規劃、科學發展、突出重點、分步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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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有企業;戰略管理;困境;措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朝著市場經濟的體制轉變,也使得我國融入到世界的經濟大潮之中。由于非公有制企業以及跨國公司的挑戰,使得國有企業也面臨日益緊張的競爭。在這樣的壓力環境下,如何才能實現國有企業的本身價值呢?強調戰略性管理,才能幫助國有企業擺脫現階段面臨的發展困境。
一、國有企業戰略管理面臨的困境
1.隨意性偏強,管理規范度不足
隨著國有企業經歷了改制,但是在市場經營活動中呈現較強的計劃經濟特征以及資本結構上的特殊性導致國有企業的管理無法擺脫現行的“以人管人”的固有模式。就國有企業管理而言,企業戰略管理目標的實現需要一整套的制度去管理其財務、安全、生產與營銷等各個方面。但是,國有企業目前的管理制度導致企業過于朝著行政化的方向傾斜,國有企業戰略管理目標的實現面臨人為因素的重重障礙的阻撓。
2.國有企業長期戰略目標模糊不清
就國有企業的現實情況來看,企業長期性戰略目標模糊不清很容易影響到戰略管理的實施。考慮到國有企業更換領導的頻繁度,但是每一任領導的管理目標卻不同,也使得國有企業的戰略目標與發展方向常常處于變動的狀態之下。這樣不僅無法積累發展經驗,還會讓下屬感覺到無所適從。正如國外對于中國國有企業的評述一樣,中國的企業雖然非常的重視戰略,但是卻沒有懂得真正戰略的含義。雖然國際企業看起來什么戰略目標、方向都沒有,但是實際上來看,其實什么戰略都不缺。很多國外的企業的目標制定了就是幾十年的奮斗,無論是經理更換了好多位,其主要的目標、政策都不會改變。
3.企業管理趨同性嚴重
隨著信息技術的推動,現今社會市場競爭強度也在飛速的加劇,使得企業在技術、產品與服務上越來越趨近于同化。并且,這一種趨同性不僅僅是表現在了相同的行業之間,在一定地域范圍之內,其趨同性也是異常的明顯。但是,不同的企業,其管理都應當具備自身的特色,能夠科學的選擇自身管理模式,才能讓企業在同化“泛濫”的市場中占據競爭前茅。不過,為了能夠取勝,大部分國有企業都在不斷地強化管理,而這樣的方式使得企業越來越難擺脫成本管理,導致企業的生存逐漸陷入到“無法自拔的泥潭”。再加之國內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雖然看起來是循序漸進的增長,但是卻可能面對急速衰落的現象。而國際金融危機就是一個非常鮮明的案例:在這一次金融危機中,國內經濟也受到了巨大的影響。在面對經濟的不斷脆弱,國有企業又應當如何去面對呢?找尋發展優勢,開展戰略管理,才是必然選擇。
二、國有企業戰略管理困境的改善措施
1.樹立先進的企業戰略管理觀念
第一,作為領導者,自身的專業素質與道德素質不可少,嚴禁出現個人功利主義思想和急功近利而忽視企業戰略管理的心態;第二,注重戰略管理意識的強化,懂得適當分權,能夠將手中的事務分給中層管理人員,而將自身的精力放置在長遠的戰略規劃之上。
2.注重企業戰略管理能力的提升
作為國有企業領導層,還需要對企業戰略管理技能有更深層次的理解,敢于承認自己存在的不足,能夠跳出思維框框的局限。隨著國有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國有企業領導者需要站在戰略的高度上來制定企業的長遠目標,完成國有企業賦予的使命,能夠運用發展的目光,去接受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挑戰。
3.戰略管理的宣傳工作不可少
第一,擴大宣傳戰略管理的渠道,能夠通過圖文并茂、視頻音頻的方式,讓企業內所有人員對企業的戰略目標了熟于心,從而明確統一思想,確保在企業目標的實現上能夠同方向用力;第二,確保每一位員工對企業之外的行業競爭環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以此來提升自我責任感與面對競爭的危機感,懂得觀念的轉變,應對戰略管理中可能遇到的各種麻煩,協同企業擺脫困境。
4.認真分析國有企業戰略重點
明確國有企業戰略重點,才是核心競爭力培養的關鍵。國有企業應當認真分析外部環境,考慮到自身企業存在的優勢與不足,合理的分析內部優勢,善于把握外部機遇,并且以此為基礎,確定企業的戰略重點。在各個方面加以考慮的同時,企業還需要具備一定的市場吸引力,能夠挖掘市場發展前景。如此,才能夠讓企業培育出來的競爭力屬于企業自身獨有的核心能力。
5.確保企業戰略目標得以有效實施
作為國有企業,應當讓戰略變成眾人都可以理解,并且能夠推行出可操作的實際方案,同時還能夠對實施中的戰略進行監督,做好反饋工作。企業在管理上還需要建立“追蹤問效”的目標制度,讓每一位員工在完成某一項任務時有著自己的責任,讓員工從心底產生完全目標任務的使命感。這樣,可以驅使每一位員工更好地勝任自己的工作,能夠按照相應的流程來規范自己,更好地貫徹國有企業發展戰略管理目標。
三、結語
總之,國有企業戰略管理勢在必行,只有懂得分析國有企業戰略管理面臨的困境,才能夠準確的找出國有企業戰略困境改善的有效措施,從而在面對國有企業戰略管理上更加得心應手。
參考文獻:
[1]羅曉紅.國有企業戰略管理:難點與對策[J].理論探索,2010(06):55-56
【關鍵詞】區域公共治理 政治協調 障礙 機理 解構 路徑
政治協調是區域政府的本源性職能之一,是區域公共治理一體化的重要工具。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區域梯度發展戰略是在經濟發展水平極度落后和平均主義盛行的背景下提出的,這一戰略對于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區域之間過大的差距甚至社會群體之間對抗的可能性被放大,當下中國區域公共治理面臨錯綜復雜的矛盾,政治協調是區域公共治理一體化的必然選擇。
一、區一體化過程中政治協調的障礙
(一)政府效用與公共效用之間邊界不清
區域公共治理一體化的最大障礙是政府自利性。政府自利性是指政府偏離公共效用最大化的目標,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為屬性,這主要表現在:政府官員追求個人收益最大化的努力導致微觀政府行為偏離公共效用最大化軌道;政府機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導致政府行為偏離公共效用最大化軌道;地方政府作為相對獨立的行為主體,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和本級政府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導致其行為偏離整個國家公共效用最大化的軌道。
(二)利益碎片與共同利益之間聚合度不高
碎片化理論強調政府各部門的官僚會根據其所在部門的利益進行政策制定或是影響政策制定過程。區域的發展會產生許多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諸如生態保護、環境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公共服務等。由于區域政治資源配置基本按照行政區劃來進行,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地方政府間的利益博弈,實際上割斷了各種資源之間的相關性和聯接性,撕裂了區域公共管理的完整性和統一性。從而帶來地方利益難以包容和接納社會公共需求的問題。
(三)“人”與“代言人”之間的角色沖突
地方政府對于上級政府和本地區而言扮演著雙重角色,既是中央政府或上級政府在一個特定行政區域的“人”,又是該行政區域公眾意志和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作為中央政府的人,具有最大限度地實現中央政府意愿的義務和責任;作為地方的代言人,具有相對獨立的利益和意志,利用制度安排缺陷和邏輯悖論,把實現委托人效用目標與實行自身行政意思有取舍、有選擇地揉和在一起。從而形成角色扮演與角色規定之間的對抗與矛盾。
二、區域一體化過程中政治協調的機理
政治協調是地方政府從追求地區經濟發展最大化轉向實現區域經濟發展共贏,走出區域發展困境的理性選擇。區域政治協調的內在機理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政治協調以區域逐漸增長的利益需求為動力
“政治就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關系及其所表現的利益關系的基礎上,社會成員通過社會公共權力確認和保障其權利并實現其利益的過程”。政治與利益存在著內在的聯系,這種聯系以社會公共權力為媒介。在經濟發展中,不同地區之間常常會共享一些資源,“當某一地區對共享資源實施保護時,由于它不能阻止其他地區享受該資源保護帶來的效益,因此極易產生‘搭便車’問題,從而使集體行動失敗”。顯然,區域的最高利益和最大化利益必須通過政治博弈和政治協調來實現。
(二)政治協調通過體現區域發展價值的制度安排來實現
區域發展的理念和價值是對利益主體的共性需求的凝聚和提煉,人們通過按這種需求所進行的制度安排,實現對經濟和社會生活進行規范治理。為了縮小區域發展差異,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實現區域協調發展,中央政府將重要的區域發展戰略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現代制度安排聚合了人類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量,政治協調一經形成,就會產生調整和規范功能。
(三)政治協調在沖突和一致中推進戰略的實現
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某種變化,會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區域發展戰略重點的選擇,選擇過程中的非經濟因素也隨之增加,其中對確定戰略重點影響最大的是政治變量。區域公共治理中的政治協調會使得地方政府組織間形成合作的可能。因為,在解決區域公共問題時,地方政府作為相互依賴的行為者,在政治協調過程中,通過交換信息、共享資源、共認目標、確立共同戰略、采取有效的集體行動,從而整體提高區域的競爭力。
三、區域一體化過程中政治協調的路徑
區域公共治理的新特點、新要求,需要選擇科學路徑,以政治協調來推進區域公共治理一體化進程,實現區域發展效率與公平的雙贏。
(一)構建政治協調的區域利益平臺
以政治協調為工具,為區域合作主體提供一個有效的利益交換和利益補償的平臺。跨區域利益交換和利益補償的政府平臺,可以通過項目、市場、非政府組織三個層面來實現合作。政治均衡手段的實施,是直接建立在均衡性公共物品的提供基礎上的,建立與統籌發展相契合的公共資源汲取機制。
(二)選擇區域政治協調的適當形式
通過政治協調,探索區域基本公共服務的多元合作模式,建立以政府主導、多元合作的基本公共服務區域組織架構和資源基礎。:打破基本公共服務區域界限。通過跨區域公開招標、合同契約,讓市場發揮在突破行政區劃、優化資源配置中的獨有功能;建立跨區域社會組織。
(三)完善區域政治協調的政策體系
建立區域公共產品供應政策體系。落實突發事件應急合作公共政策、人力資源供應合作公共政策和社會服務合作公共政策。構建區域財政稅收政策體系。逐步調整和減少以獲得優惠政策和特殊待遇為主要內容的地方政府競爭;制定和實施科學合理的區域發展規劃和政策,引導生產力合理布局;調整招商引資方式,改善招商環境,避免競相壓價,減少惡性競爭,推進區域政策的協調統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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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十一五”時期的戰略重點,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大發展。但是,“增長”不等于“發展”。經濟增長關心的重點是物質方面的進步、生活水準的提高;而經濟發展不僅關心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更關心結構的改變,關心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價值判斷、意識形態的變革。經濟發展著眼長期而不是短期。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手段,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目的。
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經濟發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僅包含經濟增長方式,而且包括結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等)、運行質量、經濟效益、收入分配、環境保護、城市化程度、工業化水平以及現代化進程等諸多方面的內容。
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涵義相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更深刻、更寬泛,不僅要突出經濟領域中“數量”的變化,更強調和追求經濟運行中“質量”的提升;不僅強調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經濟效益的提高,而且更加注重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不僅要重視經濟的發展,而且還要保持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提法更科學,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在總結我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探索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規律基礎上提出的重要方針。一段時間以來,受經濟發展所處階段的限制,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質消耗推動,經濟發展呈現出高投入、高增長、低效益的狀況,帶有明顯的粗放特征,一度出現了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的趨勢。特別是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不斷加快,造成資金投入、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大幅度增加。這種數量擴張型的發展方式與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已不相適應。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黨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形成了科學發展觀。與此相適應,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方針。這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是我們黨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認識進一步深化的一個重要標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人民群眾更好地享受發展成果,是科學發展觀內在要求的準確體現。
關鍵詞:湘西;旅游業;不平衡發展;增長極
湘西是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湘西州的簡稱。湘西地處武陵山脈中部,云貴高原東側,是一個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多山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工業基礎薄弱,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境內居住著土家族、苗族、回族、瑤族、侗族、白族等少數民族,人口264.58萬人,其中土家族105萬人,苗族86萬人,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72.9%,屬于典型的“老、少、邊、窮”的少數民族集居區。但是,湘西風景優美、歷史悠久、人杰地靈、少數民族文化積淀渾厚,旅游資源十分豐富,而且特色鮮明。現實條件決定了湘西經濟發展只能因地制宜立足本地的旅游資源優勢,建立旅游優勢產業基地,變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使之成為區域經濟發展、興州富民的重要支點。近年來,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我國加入WTO以及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湘西應該抓住這一大好機遇,在開發和利用旅游資源的同時,以不平衡發展理論為依據,以生態保護為前提,實現旅游業快速發展,使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三者有機統一,是當前湘西旅游業發展的主要研究論題。
一、不平衡發展理論的內涵
不平衡發展理論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主要用來研究不發達國家和地區以工業為主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在這之前,新古典經濟學的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理論一直處于支配地位,以保羅·羅森斯坦-羅丹和拉格納為代表的平衡發展理論認為區域差異是均衡機制失靈的表現,而這種失靈主要產生于市場的不完善以及妨礙要素流動的制度性瓶頸。但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隨著統一市場的形成和經濟一體化,區域差異將自動消失。顯然,新古典經濟學的平衡增長理論是從理性的觀念出發,采用靜態分析的方法,把問題過于簡單化,在實踐的過程中暴露出了許多缺點。因此,不平衡增長理論及其相應的發展戰略就被提出來了,這一與平衡發展理論針鋒相對的區域經濟發展觀念認為:經濟發展的初期,資源是非常稀缺的,平衡發展所需要的大量的資金、人力資源恰恰是不發達國家所沒有的。因此,必須把有限的資源用來優先發展具有優勢的地域和產業。這就是不平衡發展理論中極具代表性的理論--增長極理論,最早由法國經濟學家弗索瓦·佩魯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來。他指出,“增長極并非同時出現在所有地區,而是以不同的速度出現在增長點或增長極,然后通過不同的渠道擴散,對整個經濟具有不同的終極影響”。佩魯的增長極思想所關注的是增長極的產業結構特點,他認為增長極既包括區域內部的主導產業,也包括與其密切相關的推動產業。主導產業與推動產業形成聯合化、序列化的技術、生產和經濟聯系的產業綜合體。佩魯指出產業綜合體的形成可以通過其伴隨產生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帶動其他經濟部門的發展,但佩魯忽略了增長極的空間意義。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布代維爾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把佩魯的增長極概念做了進一步的推廣,首次基于外部經濟和集聚經濟分析,把地理含義引入到增長極理論之中,認為經濟空間不僅包含了一定的地理范圍內相聯系的產業結構關系,而且包含了經濟現象的區位關系。因此,現代的增長極理論中增長極的含義包括了以產業綜合體為中心的產業增長極,也包括區域關系中的空間增長極,在增長極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有兩種經濟效應出現。
(一)極化效應
極化效應是指經濟活動及其要素向增長極集聚的過程,表現為增長極的生長和隆起運動,其生長的驅動力來源于創新能力很強的推動產業,推動產業將通過產業關聯帶動相關產業形成產業鏈。產業鏈拉動資金、勞動、資源和人才、技術源源不斷地流向增長極點,從而形成包括經濟極化、產業極化、生產要素極化、功能極化和空間極化的復合型強勁增長極,在這個增長極里企業部門一般可以達到投資成本下降和純收益增加的效果。
(二)擴散效應
擴散效應表現為生產要素由增長極向周圍地區的“倒流”或“外溢”過程。產生“倒流”或“外溢”的主要原因是極化后的增長極的帶動作用,隨著增長極的增長,它將需要越來越多的原材料及其配套部門發展,必須依托自身通過對外投資、技術轉讓、傳統產業外泄、企業裂變外遷等途徑,一方面滿足自身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
二、湘西旅游業發展的概況
自古以來,湘西為湘川咽喉之地,歷史悠久、山水奇特、民風淳樸,全州轄有吉首和龍山、永順、保靖、花垣、古丈、鳳凰、瀘溪八個縣市。在這八縣市的廣袤大地上旅游資源豐富,自然景觀絢麗多彩,歷史文化積淀濃厚,民族文化景觀薈萃,堪稱旅游大觀園。在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上,湘西立足自身獨特的自然資源和別具一格的民俗文化,開發了一大批美麗神秘、特色宣明、形式新穎的旅游景觀。旅游業已逐漸上升為湘西的支柱產業,旅游收入也成為湘西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數據見表1。
湘西旅游業在早期的開發中決策者為了兼顧公平和效率,采取大推動戰略為代表的平衡發展觀。通過政府的統一規劃,有計劃的在較大范圍內對旅游業和旅游相關的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投資。通過多年的發展和艱苦努力,湘西旅游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無人問津到擁有國際品牌,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從2001年到2005年,全年接待旅游人數增加了3倍,旅游收入從僅僅2.18億元,幾乎增長了10倍達到20億元,旅游收入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達到16.15%的比例,遠遠大于湖南省7.01%的平均水平,旅游產業已經成為湘西經濟發展中的支柱產業。湘西州內旅游名勝區、森林公園、民俗園等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實現了縣縣有景區,多區域、多角度開發多種旅游品種的全面開發,全州總動員大搞旅游項目,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點有鳳凰古城、吉首德夯民俗風情園、猛洞河漂流、永順小溪原始次森林公園等。湘西旅游業開發一遍紅火,與此同時,均衡發展的大推動戰略模式的弊端也日漸尖銳。旅游產品重復雷同,旅游市場混亂、競爭無序以及重復建設,對本身有限的資金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費與破壞。當今,世界旅游市場大爆炸已經開始,我國加入WTO后,旅游市場的開放以及國家西部大開發的發展戰略為湘西旅游業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由于湘西經濟的欠發達性、旅游資源的區域差異性、要素的稀缺性和旅游市場的開放性,全面發展的大推動戰略已經不再適應這里旅游業發展的需要。市場經濟競爭的殘酷現實,要求我們集中優勢資源和要素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經濟部門和地區,打造自身的核心競爭力。通過有差異的發展優勢產業和具有優勢的地區形成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通過增長極的帶動作用實現區域全面發展。因此,以不平衡發展理論為指導規劃發展湘西旅游業已是當務之急。
三、湘西旅游業采用點域發展戰略模式培養增長極面臨的現實困難
增長極的培養和發展建立在一定的條件和政策環境之上,不平衡發展戰略的應用,其目的也是通過增長極的發展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以達到區域經濟整體水平的提升。當然這要一個發展過程,首先是增長極通過極化效應吸取周邊地區的資源和要素發展壯大自身,然后,增長極的擴散效應就會帶動周邊區域的經濟發展。當然,在湘西這樣一個客觀條件存在不足的地區,增長極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的實現在湘西這樣一個經濟欠發達地區存在很多方面的現實困難。
(一)招商引資難導致增長極發展資金供給不足
湘西地處偏遠山區,經濟基礎薄弱,交通又閉塞,對資本的吸引力小。早期的經濟開發過程中,政府采取“靈活處理”的態度,地方政府就拼命上項目,不擇手段拉投資。部分政府官員大搞“形象工程”,把拉投資作為政治任務來部署,不惜犧牲自然資源和出臺與自身條件不相符合的優惠政策來吸引投資。這樣做并沒有擴大招商引資,由于部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造成規劃不統一,管理也不嚴格,導致縣市之間、鄉鎮之間惡性競爭,投資環境日漸混亂,一度出現投資者看好湘西的豐富資源和開發的大好勢頭卻沒有合適的項目去投資。2006年1-4月份湘西共有44個項目引進投資,實際到位資金2.7623億元,位于全省倒數第一位。旅游業開發和發展需要大量資金連續投資,與旅游業開發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樣需要巨額的資金支持,失去了招商引資這一重要的融資渠道,光憑政府的財政來開發湘西旅游業是遠遠不夠的。
(二)交通網絡不夠發達導致增長極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受阻
增長極的發展是通過區位優勢吸引周邊的資金、人力等要素以產業集聚的形式發展壯大自己,同時,通過技術、組織、生產要素、市場、信息等形式向周圍地區擴散,從而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要素的流動、信息的傳遞都要以運輸、郵電、通訊等交通網絡為物質基礎和媒介。湘西坐落在湖南西部的邊遠山區,離省會長沙有400多公里之遙,湘西一直把交通建設作為經濟發展的重點,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湘西仍然是一個交通閉塞的地區。全州還有30%的行政村沒有通公路,每平方公里的公路覆蓋率不足1公里,遠遠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經過州內的319、209、310、320、326國道年久失修,承運能力有限,唯一的一條過境高速公路還在建設之中,對區域內的要素流動貢獻也不大。通訊和郵電由于受經濟基礎的影響也發展緩慢,電話普及率和互聯網普及率均少于全省平均水平,落后的交通網絡遠遠不能滿足湘西旅游業的飛速發展,成了湘西不平衡發展戰略的瓶頸。
(三)經濟結構支持不力影響了旅游增長極的發展速度
湘西地區不但經濟總量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低,而且經濟結構也比較落后,第一產業的比重太高,而第二產業比重過小。2005年湖南省的產業結構之比為19.5∶40.0∶40.5,湘西的產業結構之比是21.3:35.7:43,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旅游是一個吃、住、行、游、購、娛為一體的活動,缺少第二產業的支持,與旅游相關的商業和服務業就會受阻,游客除了觀光就沒有什么其他的活動。那么,旅游市場的綜合競爭力就會大受影響,制約區域旅游業的發展速度。
(四)城鎮化建設落后影響了空間增長極的發展
湘西地處偏僻,遠離大中心城市,受其輻射作用小,區內城鎮數量太少,城鎮化水平低,城鎮規模小,城鎮群體能力弱。因此,城鎮內聚力和輻射力偏低,不能充分發揮其城市的應有作用,特別是賓館飯店、道路交通、電力通訊、給排水 等城鎮基礎設施難以適應旅游業發展的要求。根據增長極理論,意味著應把資本集中地投入到區域最大的城市中心和產業中心的密集型產業,通過經濟中心經濟增長所產生的擴散效應,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城鎮化建設是旅游空間增長極形成的基礎,在旅游業規劃、建設中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湘西城鎮建設落后嚴重影響了旅游業的發展。
四、湘西旅游業點域發展戰略模式構想
所謂區域經濟點域發展戰略就是把區域內重點產業作為產業增長極,同時也是把區域內條件優越的點狀區域作為空間增長極來發展的戰略組合。
由于歷史的沉積,湘西一直背著貧苦邊區的沉重包袱。2005年全州GDP為123.87億元,增長10.6%,人均GDP為4 681.76元,而全省GDP增長為11.6%,人均GDP為10 366元。湘西在經濟總量的增幅和人均占有量上都遠遠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屬于經濟欠發達地區。
湘西在旅游業開發的區位也很尷尬,北有張家界世界級自然、生態旅游勝地;南有懷化的芷江和通道等風景名勝區,居懷化交通樞紐而有通暢的交通網絡;東有長株潭地區,是資金和人才的富有地,在發展旅游方面有資金和人才的相對優勢;西有大西南旅游圈,地域廣袤、資源豐富。客觀上,湘西是旅游業發展的欠發達地區,因此,發展湘西旅游業應該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要素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產品和具有資源優勢的旅游景點。采取不平衡發展觀的增長極理論為理論基礎的點域發展戰略模式,點域發展戰略模式是區域經濟發展初期階段所采用的一種空間組織模式,這種模式建立在不平衡發展觀的增長極理論上,故點域發展戰略模式也可叫增長極戰略模式。點域發展戰略模式中的增長極包括產業增長極,也包括空間增長極。前者是區域內部的戰略重點產業,后者是區域內部的戰略重點區域。
(一)確定湘西旅游業發展的空間增長極
空間增長極是指區域內部的戰略重點區域,這個區域一般都是發展條件比較好、產業綜合優勢比較突出、區域條件好、投資環境較為優越、發展潛力巨大,并有在短期內迅速崛起的點狀區域,如城市、資源富集區、工業區、經濟特區等。因而是決策者集中投資的重點受資區域,通過增長極的繁榮,帶動周圍地區經濟的全面發展。旅游業是一個依托性很強的產業,因此,在發展旅游業的過程中可以在區域內部選擇一個資源豐富且集中的點狀區域作為發展的重點。通過增長極的極化作用形成包括經濟極化、產業極化、生產要素極化、功能極化和空間極化的復合型強勁增長極,為產業的高效發展提供商業、管理以及基礎設施服務。增長極的形成和發展還會通過市場運行機制,產生擴散效應,從而帶動整個區域旅游業的發展。區域發展戰略中,同一區域內部增長極可劃分為多個級別的增長極,湘西旅游業可以開發鳳凰為一級空間增長極,吉首、永順為二級空間增長極,采取一級增長極與二級增長極協調發展,共同帶動的增長模式。
筆者2月6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演講時使用了上述標題。提出“結構性戰略”的新概念,既是對筆者以往發表在《滬港經濟》上的戰略思想的一次小結,也是對未來中國發展戰略的新概括。
筆者曾在《滬港經濟》上發表“結構性宏觀調控勢在必行”等文章,提出了結構性宏觀調控的概念,這一概念強調了“兩個結合”的思想:“宏觀調控對總量的調控措施,必須與解決經濟的結構性矛盾結合起來,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結合起來,同時也必須與改革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緊密結合起來”。不難明白,這一概念是以結構性戰略為前提,實質是將結構性戰略思想滲透于宏觀調控中,以取得長期戰略與短期調控、市場機制與調控機制最佳結合的效果。這“兩個結合”的思想,已經體現在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結的“在復雜經濟環境中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經驗”中。
2008年以來,筆者在《滬港經濟》上發表的一系列以經濟結構優化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為導向的文章,其一以貫之的思想屬于結構性經濟戰略的范疇。這些文章強調了“經濟結構升級與轉變發展方式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擴大創新型需求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的重要突破口”,“創新型改革是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的基本條件”,特別是針對國際金融危機,筆者認為,從深層次看,它也是中國發展方式的某種危機,已經暴露出“三高一低”發展模式的問題,暴露出經濟增長需要新的動力結構,暴露出經濟結構調整應當是我們解決經濟增長問題的根本路徑,應努力實現新型的經濟增長。
筆者判斷,美國在危機處理中發展新能源產業的舉措,形成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外部背景。中國不僅需要考慮國內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而且需要把握全球發展大勢,盡快布局,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邁出關鍵步伐。我們注意到,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指出,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更加凸顯出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要以優化經濟結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重點,不斷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取得實質性進展。可見,結構性經濟戰略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的戰略重點。
除了結構性經濟戰略,還有與之相聯系的結構性政治戰略。筆者提出了把解決經濟結構與政治結構問題聯系起來的思路,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需要改變粗放式的投資驅動模式,消解這種模式賴以生存的政府對資源的集中控制或壟斷,這其中涉及對土地、財政、能源等資源的管理體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從側重依賴土地、勞動力資源轉向側重依賴知識資源,從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而這一轉變以人才資源的解放和合理配置為前提。因此,能否深入改革人財物的管理體制,關系到能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關系中國經濟發展的全局與未來。這一改革實質是權力結構的調整,在更大程度上屬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范疇。結構性政治戰略著眼于形成合理的政治結構,使其既符合以人為本的要求,也符合經濟與政治全面協調發展的要求。這也是一種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