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研究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政治經濟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尋租活動；尋租成本；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0-0013-03

一、尋租的性質研究

早在19世紀40至50年代，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在其著名代表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就提出了政策干預，保護民族工業，發展本國生產力，以便趕上先進國家的觀點。同時，他極力主張保護本國的民族工業，保護本國生產力的發展，從而為西方經濟學中尋租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尋租理論產生背景

西方尋租理論的創立有其深刻的經濟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一些經濟學家在總結了1929—1933年經濟危機的經驗教訓時，認識到市場并非萬能，不能完全依賴“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西方各發達國家加強了對經濟活動的宏觀調控和政策干預。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尋租”是在市場經濟制度下由于政府干預而產生的一類經濟現象。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所有交易行業完全可以通過市場實現，一切任由“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因而不存在“尋租”行為。但由于“市場失靈”現象無法避免，隨著政府干預和管制的加入，尋租行為的出現成為必然。

直到20世紀60年代，依靠國家干預政策已不能解決西方世界的經濟滯脹和失業問題并存的狀況，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的統治地位開始發生動搖。于是，新自由主義趁機再次復興，并占據一席之地。尋租理論正是為了迎合新自由主義的“反對國家干預，主張自由放任”這一經濟思潮而產生的。

（二）尋租及其內涵

尋租理論，最早萌芽于塔洛克的論文《關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1967）。但真正第一次提出“尋租”一詞的則是克魯格的論文《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1974）。克魯格不僅發展了塔魯克的觀點，而且還開創了尋租理論的國際貿易學派分支。后來，她本人也被認為是尋租理論的鼻祖。公共選擇學派堅持用經濟學中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去分析人們的政治經濟行為。與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不同，公共選擇學派將政治因素作為經濟分析的內生變量來研究，其目的是從政治過程的經濟研究中分析現代西方國家經濟問題根源之所在。

這里的“租”不是一般經濟學原理中所指的地租，而是指由于不同體制、權利和組織設置而獲得的額外收益，或因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而形成的非生產性利潤。這里的“非生產性”是指其只創造利潤不創造財富。簡言之，“租”是一種超過機會成本的余額，是超額利潤。在有關尋租的文獻中，其定義是多樣的。布坎南認為，尋租是人們憑借政府保護進行的尋求財富轉移而造成的浪費資源的一種活動。埃克蘭德等人把尋租描述成憑借政府批準的壟斷權來取得收益的行為。圖洛克等人將尋租定義為獲得壟斷或取得政府其他庇護而從事的活動。總之，尋租行為在現實中采用大量合法和非法手段：游說、疏通、接近權力中心、找靠山、尋求壟斷、爭取政府庇護以逃避競爭、占有租金，使“看不見的手”不起作用，因此，這類行為常被稱為“看不見的腳”。于是，“尋租”便被比喻成“看不見的腳”去踩“看不見的手”。尋租，正如經濟學家榮敬本所說的，在現代尋租理論中，一切借用行政權利大發橫財的行為都被稱為尋租活動。尋租的追逐會轉移財富、裂化資源配置，造成社會資源浪費，導致腐敗猖獗。

尋租活動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處于轉型期的國家中各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一般地說，在發達國家中，尋租主要表現為分利集團通過合法的院外游說、政治捐款等活動促使政府被動創租，并爭取占有租金的壟斷特權；而在處于轉型期的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尋租則主要表現為非法的行賄、受賄、索賄，以取得政府無意創租和主動創租所形成的租金。從這個層面上講，所有這類活動都是要耗費社會資源的，是社會資源的一種被動浪費。

（三）尋租的成本分析

塔魯克（1988）指出，尋租成本可以由三個部分組成：尋求壟斷租所耗費的成本；壟斷本身所造成的福利損失；尋租所失去的技術創新的機會及其福利。因此，我們可以將尋租的成本分成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對于尋租者來說，他所承擔的尋求壟斷租所消耗的成本，就可以理解成是一種私人成本；由于尋租所導致的壟斷，進而使社會福利受到的損失，可以說是尋租行為的一種負外部性，產生的成本由全社會來共同承擔。

1.私人成本的分析

尋租者的私人成本除了交易成本以外，還應該有使用該資金進行再生產或是投資而非經行尋租活動能所得的合法的利潤，稱為機會成本。另外，對于尋租者而言，他們會承擔著一種社會輿論壓力和法律的壓力，稱為心理成本。

交易成本即尋租者在經營生產過程中，獲取壟斷地位，以及維持壟斷的超額利潤過程中人財物的耗費。機會成本則是尋租者交易成本的創租、避租、抽租和護租的耗費，可以用來生產而沒有用于創造價值的成本消耗或者是所放棄掉的超額利潤。正如前面所說，由于尋租行為的非生產性活動性，使他存在著法律制裁、輿論譴責和名譽掃地的風險，以及自己良知的譴責等等，這些都是引發心理成本的因素。

除此之外，在現實中，整個尋租活動過程中會存在多個競爭的尋租者，但只有少數的尋租者成功并因此而獲得超額利潤，其他落敗尋租者的成本耗費造成了租金耗散。因此，要真正做到準確地推斷尋租活動成本，應將所有尋租者（其中包括尋租失敗者）的成本支付都計算在內。

2.社會成本的分析

第2篇：政治經濟學研究范文

一、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國家為中心

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1]:首先是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2]。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論[3]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4]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5]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系，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基歐漢的后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梁。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主要目的是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中僅靠政治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但是，由于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學的痕跡，落入以國家為中心、由內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把國家視為統一、抽象的變量。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國家，是國際政治中處于單元層次的變量[6]。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都以國家利益為分析對象。他們假定，國家中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一致的。因此，在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中，國家是統一的整體。即使是肯尼斯華爾茲本人，也無法要求研究者區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不同變量，更不可能繼續對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層次進行區分，

(2)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的唯一決定者。傳統政治學認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關系幾乎完全由國家自行決定。受到這一思路的影響，學者們更多地把注意力依舊集中在國內政策、條件變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影響上。

(3)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基本穩固，一個國家在這個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決定了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各國政府通過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計劃，可以滿足本國選民的需求，并促進國內充分就業，同時無須放棄對穩定國際經濟所承擔的義務。國內經濟自主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準則之間協調一致，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現實，極大地挑戰了這一時期的IPE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的情況受到了挑戰。商品、貨幣和資本頻繁的流動，使得國內和國際越來越難以截然分開，社會對政府要求提高，各國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開始下降，各國經濟的類似性不斷增加。“幾乎在每一個國家，公眾和私人的需求遠遠比國家滿足這些需求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8]。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本屬于各國內部的經濟管理事務，越來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研究范式，越來越受到國際范疇內新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挑戰。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發現，即使是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響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在此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開始出現了由外而內的逆轉。

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不過，卡贊斯坦、古勒維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最終在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并進而影響到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今的國際經濟學者認為:“如果不抓住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內部的政治”[10]。

國際政治經濟學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首先，盡管IPE的興起是為了把現實主義抽象掉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到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依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能例外，無論是吉爾平或是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注意力，依舊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以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為前提假設條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66wen ki@vcf
6FFB J2
H3&G0gh

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1]。

論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國際與國內來自WWW.66WEN.COM免費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突破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范式，轉而從市場與國家互動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國際關系。從大的研究路徑而言，由外而內的IPE理論分為兩類:一類以國內結構作為變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國內結構對國際力量作出什么樣的不同反應;一類以國內行為體的經濟立場為變量，分析利益群體的政策偏好，采納和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應對國際力量。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論:

1.“顛倒的第二種設想”[12]

在華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設想中，第二種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沖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維奇認為，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際體系不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而是后者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的特點是:首先，把國家內部的屬性視為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其次，把國際力量作為國家制訂政策的環境因素。

古勒維奇是在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經濟政策的影響時提出這一假設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之后的二戰期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各國都從經典經濟學理論出發，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曲線變動來制訂政策。因此，當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時，各國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價，削減成本，減少投資，其結果是工人工資降低，抑制了購買力，并進而引起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探索不同的經濟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開始貶低英鎊的價值，對進口設置關稅壁壘，提高政府補貼，并對工業提供一定的補助。瑞典、德國和美國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們還開始應用經濟學理論探索新的政策，這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拉動內需和宏觀經濟調控。

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13]。

盡管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古勒維奇的探索并沒有形成嚴密的理論，但是他的假設對后來的政治經濟學者提供了這樣幾點啟示: ( 1)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在面對同樣的國際經濟環境時，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應;(2)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具有特定的規律; (3)國內利益群體與國際力量的結合，有可能產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結構。正是在“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的基礎上，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型的方向。

第3篇：政治經濟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資本；傳播；權力

顧名思義，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傳播與政治、經濟之間的關系。“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斯邁思認為應該關注宏觀的大眾媒體與社會的關系，即關注大眾媒介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宏觀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大眾傳播活動的作用，強調一種以‘歷史的’、‘制度的’方法來研究傳播現象。”[1]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著眼的是宏觀傳播顯現的研究，涉及到的領域廣泛，媒介政治經濟理論所涵蓋的內容也是五花八門。宏觀的研究層次、廣泛的理論范疇、散見的理論成果等使得這個學派的學者沒有明顯的學術傳承，甚至很多學者并不認為自己是研究媒介政治經濟學的。

傳播政治經濟學是批判學派的重要分支，“它傳承了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學術精髓，試圖將傳播現象放在一個更廣泛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來研究，探討媒介和傳播系統如何強化、挑戰或影響現有的階級與其他社會權力關系”[2]。傳播政治經濟學從的基本立場出發，研究社會權力關系與傳播生產、流通、消費的相互構建，“從總體上看，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以政治經濟學為基礎，同時吸收了制度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觀念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從西方社會的現實出發，將傳播組織置于廣泛的政治經濟背景中，通過考察傳播組織與政治、經濟權力機構的相互作用，來揭示政治經濟權力關系，特別是經濟權力關系對大眾傳播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影響，批判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為私人所有權控制的、以追逐利潤為目標的商業媒介對公共利益、公民權、社會民主的損害”[1]。

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基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范疇，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闡釋和批判媒介在現實世界中所產生的影響。這樣的闡釋和批判大多基于的政治經濟學，關注資本和權力在傳播中的作用，從早期觀察一個社會內資本和權力在媒介上的運作到關注國際傳播中的資本及權力關系，以及全球傳播不平等的現象等，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將傳播放在人類發展、社會進步、民主自由等層面上加以考察。

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在界定自身研究時，提出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三個起點，“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間化（spatialization）和機構化（structuration）”[3]，這樣的三個起點背后都是資本和權力的運作，這樣的運作在社會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需要進行闡釋和批判的。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被認為具有四大特點：“歷史分析；廣泛的社會整體理解；道德哲學（價值觀， 社會良好秩序）；社會干預（即實踐）”[4]，其研究是在廣泛的社會歷史視域內進行的，媒介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教育、宗教、家庭等一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模式可以總結為以下四部分：“（1）提供背景/語境 （contextualizing）；（2）圖繪（mapping）；（3）衡量（measuring/evaluating）；（4）實踐（Praxis/Intervening）”[2]。傳播政治經濟學提倡去媒介中心化，媒介只是一種背景與語境，把傳播作為一個更廣闊的社會整體中的一個方面加以考察；對權力運作以及控制機制進行圖繪表現，描摹政治經濟權力中心與傳播權力中心的相互構建關系；對權力與控制的圖繪之后，站在一定價值基礎上對傳播機構和過程進行衡量與評估；最后就是對于研究發現的現實運用。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可以歸結為兩個：“一、分析政治經濟壓力與限制對傳播與文化實踐的影響，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如何左右傳播的內容與形式的；二、研究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上升地位”[2]。資本是政治經濟分析的重點，在資本主義世界，權力的來源也是資本。

初始的政治經濟研究大多集中在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之內，關注其中的資本與傳播的關系；而后隨著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以及由此而來的全球化，研究開始在世界范圍內關注資本與傳播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資本對傳播的控制經歷了一個變動的過程：媒介的私有化――私人資本對傳播的控制；國家在傳播中的擴張――國家資本及其他權力對傳播的控制；世界傳播發展的不平衡――世界資本及其權力對傳播的控制。

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作為一個流派，在借鑒其他學科知識并在斯邁思等人的奠基開創作用基礎上，根據其發展的歷史背景、發展狀況、研究主題等演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初創時期――20世紀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蓬勃發展期――20世紀60年代中期只80年代末；反思時期――20世紀90年代以來”[1]。

初創時期的政治經濟學派在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義理論與實踐以及50、60年代以來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和西方激進社會運動的影響下，傳播研究的政治經濟取向開始出現。主要的學者有斯邁思、赫伯特?席勒等，主要的成果是對媒介與國家、媒介與公共利益、媒介企業生產過程的研究。進入蓬勃發展期后，作為學派的發源地北美研究成果豐碩，這一時期除了斯邁思之外，席勒、托馬斯?古貝克、珍妮特?瓦斯科、文森特?莫斯可等人的研究大量涌現；歐洲的研究也迅速崛起，以英國累斯特大學大眾傳播研究中心默多克和戈爾丁等為代表的歐洲學者對傳播政治經濟學進行了深入研究，法國傳播學者阿曼德?馬特拉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該時期研究已經涉及到媒介產品本質的研究、信息及文化產品的不均衡流動、傳播中的階級關系及斗爭等等。現實的深刻變化（冷戰結束、經濟全球化、媒介文化市場全球化等等）以及不斷遭遇的理論挑戰（后結構主義、后福特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權主義等的挑戰），傳播政治經濟學在90年代進入反思時期，在結合世界發展思考一些研究話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理論的發展，結合世界發展深入探討傳播業的發展、研究傳播新技術對社會的影響、考察媒介私有化對媒介內容的影響等研究發展迅速，席勒、莫斯可、默多克、戈爾丁等人都在尋求貼近變化了的現實的研究問題，成果豐富。

參考文獻：

[1] 劉曉紅.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13，31，32.

[2] 趙月枝，邢國欣.傳播政治經濟學[M].劉曙明，洪浚浩.傳播學[M].511～53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3] 莫斯可（加）.傳媒政治經濟學[M].胡正榮，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10.

第4篇：政治經濟學研究范文

新的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強調要結合相關模塊的內容，“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合作探究，為學生提供足夠的選擇空間與交流機會，能夠從各自的特長和實際出發，主動經歷觀察、操作、討論、質疑、探究的過程，富有個性地發表自己的見解”。這其實就是強調探究教學。探究式教學的基本精神與新課程標準的要求是一致的。引導學生開展探究性學習，啟發學生主動獲取、探究知識和思考問題，從而使學生掌握知識、提高能力、發展智力，是新課程背景下思想政治課教學的必然選擇。從高一起，我堅持課內與課外結合、書本與生活結合、自主與合作結合，加大了探究教學的力度，使學生的學習興趣被充分激發，學習能力得到有效訓練，政治素養得到有效提高。本文以《經濟生活》教學為例，談談開展探究教學的做法和體會。

一、活用教材探究

新教材中，每單元每一課甚至每框題都安排了探究性學習活動，這些探究課題給學生的學習提供了一個研究方向。如何靈活運用這些探究課題來為思想政治課教學服務，是很有講究的。首先，要根據學生的心理特征和認知規律，選擇符合本班學生認知水平的內容作為探究課的命題。其次，要選擇新穎有趣的內容，以喚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給學生提供一個自由思考、探究知識、展示才能的空間。

如，教學“神奇的貨幣”時，我把單元綜合探究“正確對待金錢”移至課首，開篇讓學生結合課本提供的案例，討論“金錢”這個令人心動的話題，如“金錢是什么？金錢有什么用？如何獲得金錢？如何使用金錢？”這樣倒置教材順序后，金錢這個與日常生活聯系緊密但又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話題，不僅調動了學生的興趣，讓學生感受到《經濟生活》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聯系密切，而且可以迫使學生帶著問題去學習、去閱讀教材，以尋求問題的解決，變被動接受為主動探求。這對于高一學生盡早地適應高中學習方式，無疑具有深遠意義。

教學“新時代的勞動者”時，可根據單元綜合探究“做好就業與自主創業的準備”的課題安排，模擬組織現場招聘會，從企業用工的角度和求職者的角度綜合探究；然后再把就業問題放在全社會的角度考慮，學生在多角度探究的基礎上，形成了對我國就業形勢、用工形勢和勞動者就業觀念方式的全面認識，這是單純地照本宣科不可能達到的教學效果。

教學“第六課投資理財的選擇”時，我將課文最后的探究題“假如你家有10萬元閑置資金，請綜合考慮各種因素，設計一套中意的理財方案”調到課首提前進行教學，要求學生帶著問題閱讀全課、設計方案并說明理由。

在此基礎上組織方案交流，讓學生在爭辯和思維碰撞中完善方案，得出結論。

二、善用生活探究

思想政治模塊在內容上著重強調與生活的聯結，這就對生活化教學提出了要求。只有扎根于生活世界并為生活世界服務的課堂教學，才能體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提煉生活化元素，采用探究教學方式，不僅能使學生鞏固所學的知識，而且能讓學生不斷進行反思，從而促使他們不斷積累個體經驗。

如教學“貨幣的職能”時，一開如我就向學生講述了這樣一個事例。暑假，我花30萬元買下一套房子，首付10萬，余款20萬分10年付清。我還兌換了1萬美金參加了赴美旅游時聽朋友說美國的次貸危機可能引發經濟危機，為規避危機可能帶來的損失，我將手頭的余款5萬購買了黃金珍藏。我邊講邊寫下了30萬、10萬、20萬、1萬和5萬五個數字。事例說完了，我說本節課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弄明白這五個數字的經濟學意義，請大家自主閱讀教材，思考探究。

三、巧用綜合探究

注意知識的前后聯系，構建知識結構是《經濟生活》復習的一個基本要求。以問題探究為載體，運用所學知識綜合分析說明，是有效幫助學生構建知識體系，把握知識聯系，提高運用所學知識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有效途徑。

例如：運用已學知識，綜合探究：假如你要開辦一家企業，在企業籌建過程中，你如何籌集資本？建立什么樣的組織機構？如何申請成立企業？在企業成立后，你將采取哪些策略加強企業管理，提高企業效益？在企業用工問題上，你將如何招聘員工，如何保障員開的合法權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你的企業如何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在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下，你考慮如何發展壯大企業？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知識進行分析，得出結論。學生通過探究，不僅鞏固了知識，培養了綜合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為學生今后走向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學生覺得學習這些知識比較實用，因而也學得更積極、主動。

第5篇：政治經濟學研究范文

 

“窮則思變”，變革傳統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者們的共識，“思變”是形勢所需，也是正確選擇，但問題的關鍵是“怎么變”、“向何處變”。實現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建立真正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日益成為急需中國政治經濟學者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困惑面對政治經濟學何去何從的困境，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學界就展開了激烈的交鋒與爭論，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提出“中國改革與發展究竟是以經濟學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21的問題。就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而言，大體上人們提出了兩條思路：一是無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無限西化論者認為，政治經濟學既然已經滯后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實，無法解釋和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對許多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也無力進行闡釋與說明，證明它已經是過時的“無用之學”，而西方經濟學卻被證明為“經邦濟世之學”，是“有用之學”，經濟學作為一門現代社會科學，就是西方經濟學，因而要無限西化，用西方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完全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來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

 

有限西化論者則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滯后于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現實，是因為它是源自前蘇聯的教條主義，因此，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在此基礎上把政治經濟學和著眼于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西方經濟學從不同層面融為一體，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中，使之融合成適合中國國情的某種新的經濟理論，實現有限度的西化，這樣，就既能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正統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合理內容，從而指導好中國的改革與發展¨1。

 

毋庸置疑，西方經濟學作為人類創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對市場經濟模式下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對我國經濟運行的有益有用之處，應該正確對待和借鑒。但無限f『ti化論的觀點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設前提下對經濟運行規律的認識和解釋，“在南為橘，在北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習慣和相適的成熟制度的情況下，不是借鑒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區分地無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標不治本。其次，西方經濟學本身也存在著危機與變革H]，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客觀地評價說：“標準理論已日益數學化，雅致而又精確，同時，也Et益未能正視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現狀的憂慮，他不無失望地說：

 

“經濟學向何處去并不明朗。”

 

相比較而言，有限西化論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對路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也應該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有用之處，但中國不僅需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更重要的是鞏固、或者更確切說是恢復政治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以及結合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創新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簡單地把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管理辦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之上，拼湊出某種新的經濟理論，主次不分而缺乏內生或內省，缺乏創新與發展，“根基不穩，何以纏藤?”其結果很可能只是拼湊成“四不像”，會因為缺乏底蘊或不兼容而“死機”。

 

可見，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不能是無限西化的“拿來主義”，也不能是有限兩化的“拼湊主義”，那么，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出路到底在嚶二、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主體性和國度性在探究這個問題時，我們首先要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

 

最常見的回答是：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以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闡明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人們常常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話——“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6J——來證明這一規定的正確性。

 

對政治經濟學作這樣的規定看似正確，實則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經濟學“研究什么”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有“誰來研究”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體問題。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提出“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法國重商主義者A．蒙克萊田代表的是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也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馬克思雖然在《資本論》中的那句話里只提到了研究對象，但《資本論》從頭到尾體現的都是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意識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它就將自己的立場定位于無產階級；而且從一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他就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把著眼點放在勞動上，由此展開自己的邏輯，他認為自己與舊的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就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來批判資本統治的經濟社會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就不能不規定“誰來研究”，即研究主體的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本身也暗含著要全面規定“什么是政治經濟學”就有包括主體性問題的要求，因為生產關系本質上就是利益關系。由此而言，將政治經濟學規定為“特定階級對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就更為準確、全面。

 

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其主體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誰的立場上，代表哪一個階級的利益。因為經濟是人的經濟，經濟矛盾是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由于階級利益和意識的不同，對同一個經濟矛盾因立場和主體的差別，會得出不同的理論規定。經濟問題又往往涉及諸多利益主體，不同利益主體對同一經濟問題的看法是不同的，解決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對立的，經濟矛盾就是不同經濟主體利益關系的對立統一【9 J。

 

到這里，我們可以明確，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性問題。這是一個立場問題，也是決定中國政治經濟學出路的先決條件。

 

西方經濟學有沒有主體性?西方經濟學總宣揚自己拋棄了階級性，是“純技術”、“純數理”的經濟學，研究的是“純粹的客觀規律”。但他們的研究總是建立在嚴酷的假設前提下，而這些假設前提的背后，隱藏的就是他們代表資本所有者利益的主體性，西方經濟學具有更強的主體性!卻不敢像馬克思公開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一樣，宣稱自己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強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還要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世界性的社會科學，但其世界性是體現于各國特殊性的政治經濟學當中。自人類社會出現階級以來，國家就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國家不僅是一個政治范疇，也是一個經濟范疇，它不僅是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單位，而且直接制約著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和部門，經濟生活也因此具有國度性，而經濟生活的國度性也就規定和制約了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的初創期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時期，乃至政治經濟學以及列寧的經濟學，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未能超脫國度性。堅持和承認國度性，是政治經濟學的必要環節【l0】。

 

中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其經濟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確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不僅因為中國有特殊的經濟矛盾，更在于我們是中國人，是從中國人的立場、利益、意識來進行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還在于應具有主體性的觀念和方法，在借鑒外國經濟學成果的同時，形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并由此而專注于對中國經濟矛盾的揭示和論證‘8l。 ，、由此，可以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中國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國的特定階級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淪規定和特定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問題，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基礎和立足點。

 

三、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思路變革與發展中國政治經濟學首先就要明確其主體性和國度性。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體，而是生活于中國經濟矛盾中并要求解決這個矛盾的中國人，是為爭取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應該是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勞動者利益的總體概括。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則要求我們要立足于中國國情，運用中國人的智慧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的經濟矛盾。

 

明確了主體性和國度性時，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思路就不能是無限西化，也不僅是有限西化，而應該是內生外化，內生為主、外化為輔，即立足中國國情，從中國勞動者的立場、利益和意識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特殊的經濟矛盾。雖然也借鑒外國經濟學的成果，但不是簡單的“嫁接”或者機械拼湊，而是以主體性的觀念與方法，內生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這是它與有限西化論的根本區別。

 

它不是“拼湊主義”，更不是“拿來主義”，而是“內生主義”，即在國度性基礎上明確主體性，以勞動社會主義為導引，運用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法規范主干概念的運動與聯系，系統地揭示與論證中國經濟矛盾，進而探討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實現和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的途徑哺j。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主觀”的，而非“客觀”的，由于經濟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內容和規律的，只有經研究主體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對自己及所代表的群體利益和意識進行概括，形成其主體意識，總結上升為主義，并在一般性的主義引導下，實證抽象，揭示和論證經濟矛盾，才能“主觀”地對經濟矛盾作出理論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中國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決定了導引它的主義只能是勞動社會主義，即勞動者在爭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進程中的自由發展。

 

科學的方法論是科學政治經濟學產生的基礎，深入研究和科學界定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完成政治經濟學變革的先決條件【11|。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當繼承中國傳統之內省外化系統思維，并借鑒吸收西方外在系統思維，根據現代中國勞動者的主體性，注重研究者本人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探索，形成與其主義相統一的方法論，這就是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其兩個主要環節就是“內省”或對自己價值觀和利益、意識的內在規定，以及辯證的系統思維。

 

抽象思維的特點，就是形成并運動概念，以概念運動為核心，進行比較、分類、歸納、分析、綜合、論證等一系列的思維活動。范疇是對客體、對象層次及其內容的界定，這種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礎或第一個環節，它包含著規定特定對象范圍或矛盾層次的各概念。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并不是先驗的，也不是外國政治經濟學范疇的演繹或運用，而應該是代表中國勞動者這個主體，以其勞動社會主義所要求并體現的辯證系統抽象法，對中國經濟矛盾揭示和論證的概念運動關節點，是規定經濟矛盾各層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經濟學是揭示與論證經濟矛盾的科學。經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其矛盾是現實存在的，是有意識在交往中結成一定社會關系的人，以勞動改造人類自身過程中表現的矛盾狀態。政治經濟學對經濟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個社會群體表達其經濟利益和意識，并由此來規定經濟矛盾。對中國經濟矛盾系統的揭示與論證，自然就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內容。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為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因此，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目的，應該是探討中國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實現和素質技能提高的途徑，認知障礙變革的因素和勢力，克服這些勢力，解決它們與勞動者自由發展的矛盾，這也就構成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題。

第6篇：政治經濟學研究范文

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人類探索客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積淀下來的成果,兩者既非完全對立,也非完全統一,而是對立統一的。正確研讀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分歧,解析兩者間的聯系和結合之處,既能科學地說明兩者的本質關系,又能有效地解決具體問題,提高學習政治經濟學的興趣和實效性。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異同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在的理論體系中占據著極端重要地位的學科，是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論體系本身的重要歷史地位與政治地位，所以人們通常會在研究中把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做以區分，挖掘其中的個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區別，對于正確看待這兩個不同的經濟學說以及正確理解和處理當前經濟體制改革中的矛盾來說，都有很大的意義。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經濟學是指馬克思的《資本論》學說，西方經濟學是指從19世紀70年代邊際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所發展起來的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說，以塞繆爾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經濟學》為代表。

一、起源與軌跡差異

眾所周知，古典經濟學是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兩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國人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在其經典著作《國富論》中以勞動分工為起點，詳細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發展初始的分配規律和生產模式。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認為亞當•斯密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靈感和來源，只是這兩個經濟學在后續的發展和繼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馬克思認為，亞當•斯密在描述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上是準確的，但受限于他的時代，亞當•斯密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生產關系發展將被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取代這一歷史規律。馬克思通過改進這一學說使之能夠伴隨歷史進步而堅持其正確性。但西方經濟學家們在亞當•斯密原有理論基礎上，通過對思想具化和數學建模的方式對古典經濟學中的缺陷不斷修繕完善，像類似不對稱信息、外部性理論等，類似凱恩斯主義則是回應經濟失靈現象。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只是從不同的視角對亞當•斯密的理論做了發展完善，它們只是在同一理論源頭發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論。

二、理論形成路徑的差異

政治經濟學幾乎可以算是馬恩兩人的合作的成果。《資本論》真正的創作時間，應從1844年馬克思把研究重點從哲學轉入政治經濟學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寫作完結，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約20年時間；后期第2和第3卷的寫作和修訂持續到19世紀70年代，總共大約40年時間。所以說，馬克思本人對《資本論》核心思想的創作應該集中在19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這段時間。而西方經濟學是由西方眾多經濟學家共同積累而成的。自1870年邊際革命的蓬勃，馬歇爾的集成，到張伯倫等對微觀部分的完成，自凱恩斯開創宏觀體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繆爾森的整合，再到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對自由主義的回歸和供給曲線對宏觀經濟學的革命，大約經歷了一個世紀。正是由于這種不同的創作史的路徑，相對于經濟來說，西方經濟學發展經歷的時空跨度更大更長，所以流派繽紛，但是西經的內在體系邏輯不如馬經的清晰連貫。

三、研究對象上的差異

雖然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活動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四部分組成，而西方經濟學也包括這四部分。然而對于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來說，可以援引塞繆爾森在他《經濟學》著作里的話：“經濟學研究人和社會如何做出最終決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貨幣的情況下，來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產性資源在現在或將來生產各種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給社會的各個成員或集團消費之用。”簡而言之，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通過資源在各種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類需求獲得最大滿足的一個社會科學；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通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表述我們可以窺見一斑：“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由此便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的看法是有明顯差異的。通常來講，“生產關系”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與生產力建立聯系來探究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關系，而西方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政策問題作為其研究對象。相比較而言，馬經因為其建立的經濟范疇都反映一定的社會關系，故而它對經濟現象背后的本質性的社會關系更為重視，但西經則對解釋和預測表層經濟現象更為重視。

四、利益和立場上的差異

經濟學其實是一種社會科學，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場。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就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利益立場。從階級性上講，政治經濟學代表著工人階級利益，力證社會財富是工人階級勞動創造的，那些被資產階級占有的財富理應重歸工人階級所有。而西方經濟學的階級立場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古典主義，通過表現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財富這塊蛋糕做大等優勢來證明其合理性。但雙方無論從彼此汲取多少對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從本質上改變自身的本質屬性和階級立場。歷史和實踐向我們明示，經濟學家總會主動或被動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代表自我階級的利益，維護自我階級的立場，選擇符合特定階級利益的價值判斷等態度去研究、解釋和解決經濟問題，鮮有例外。

五、研究內容上的差異

勞動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建立的基礎。由于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大小，商品價格只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政治經濟學還認為，雖然變化的供求關系會對商品的價格產生影響，但商品的價值才是商品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供求關系只會使價格圍繞價值波動。而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論是以供求均衡為基礎的，它不像馬經那樣存在獨立于價格之外并決定價格的抽象的價值本質，而將商品的價值視作商品的交換價值，是一種商品實物交換比例，在貨幣條件下表現為商品供求均衡時的價格，這樣價值就與均衡價格完全一樣了。正是因為把價值定義成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所以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里，對雇傭工人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轉化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勞動收入，工人工資只是勞動力商品價值的轉化，全部價值均由工人的勞動所創造。而西方經濟學把“經濟人”視作起點來研究，認為商品價值是由包括勞動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僅把勞動當作一種生產要素進行研究。所以說西方經濟學將工人的工資視同如利息、地租一樣的生產要素對生產貢獻的報酬，因而不存在對工人剝削的問題，認為這只是社會成員各方自發自愿交換的結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異

通過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政治經濟學認為無論哪種社會形態都不會一直穩定永恒，所以視社會發展為一個由客觀規律決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演進過程，認為社會經濟形態總會向更高級的形態更替。但是西方經濟學始終堅持理性主義和唯心史觀的方法論，由于西方經濟學基于這樣的方法論，因而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將永恒穩定的存在，構建了一種確定性的經濟社會觀。政治經濟學對規范分析也十分重視，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蓋在物與物的關系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它的經濟制度本質規定，要特別注重對經濟關系運動的規律性分析。但西方經濟學卻重實證分析，通過描述、推理、計量、檢驗等方式，對商品經濟與市場的具體資源配置、分配制度、運行規律、運行機制、宏觀和微觀的市場調控方法進行探究，可達到為經濟主體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議的目的。

七、結論上的差異

綜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軌跡、理論路徑、還是具體研究對象的確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選擇，總之以上多種差異，最終歸結為馬經和西經關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結論上的不同。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問題的闡述是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進行的，它更著重于通過概括經濟規律而使企業和社會利潤最大化。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卻是通過研究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特點來揭示資本主義的黑暗以達到弘揚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目的。簡而言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市場經濟和供求關系，但政治經濟學則著重考慮資本再分配問題，把資本在整個社會生產中以利潤最大化為流通方向的整個過程作為研究重點。

作者：劉玥 單位：西安政治學院

參考文獻

[1]彭德林.新制度經濟學[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繆爾森.經濟學[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

第7篇：政治經濟學研究范文

政治經濟學是充當整個經濟學科和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基礎理論支撐的學科和課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學實踐中卻出現了很多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是高校教師重點研究和解決的課題。

1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筆者在近幾年的政治經濟學講授中，深感教學的困難，具體表現在：（1）在教學中煞費苦心地強調政治經濟學學科的重要性，反復講解重點概念，基本原理，學生仍是不理解，學生學習興趣喪失。（2）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長期道德說教，尤其是社會主義部分，使學生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既講政治，又講經濟，而學生普遍對政治的學習積極性不高，甚至厭煩。筆者就曾經遇到有學生一學期學下來仍認為學的是政治。（3）學生課堂聽課積極性不高，為得學分而學。（4）學完后不知道如何運用理論，考試死記硬背，考完忘完。這些情況使得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尤為不好講，形成“教師不好講，學生不愛聽”，最后教師和學生都在應付的局面。

2原因分析

2．1政治經濟學的部分原理與高中政治重合，學生學習不感興趣政治經濟學的部分基本原理與高中政治重合，學生認為再重新學習一遍意義不大，自然提不起興趣。而且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學期，學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語、思想政治，數學等的基礎教育，也容易使學生認為政治經濟學就是單純的一門政治理論課。而對政治的學習，學生普遍不感興趣。

2．2課程內容過于抽象、理論，不容易理解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抽象程度很高的學科，學生學習這門課普遍感到困難的是內容抽象、深奧，基本范疇多而且含義豐富，難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疇之間的有機聯系和細微區別；也很難用自己的親身體驗來感知某些概念，感覺理論與自己很遙遠。最后是雖然認真學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產生了厭學。

2．3教師創新意識不夠，教學方式單一，制約學生興趣提高長期以來，教師的創新意識弱，教學方式單一，主要就是教師靜態地傳授知識，學生被動地接受，而廣泛運用于管理學等課程教學中的案例分析、討論等方法在政治經濟學課程中的應用相對薄弱。教師認為只要向學生灌輸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學生就能夠把它自覺地運用于實踐中。所以雖然課前教師做了大量的備課準備，但課堂氣氛仍是死氣沉沉，調不起學生的興趣。而當今國際經濟環境不斷發展變化，傳統的教學和學習模式不僅使教師教學積極性不高，更容易導致學生學習興趣的喪失，社會閱歷淺等后果。

2．4與現實生活聯系不強，對現實問題解釋力不夠主要體現在：第一，在馬克思所處的年代，階級斗爭矛盾較為尖銳，馬克思很強調階級斗爭。而現在敵對階級已基本消滅，再強調階級斗爭就顯得脫離實際了。第二，政治經濟學主要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宣揚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社會主義制度必將戰勝資本主義制度。而現實是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倒退回資本主義，而原資本主義國家非但沒有滅亡，反而經濟高速發展，使得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產生了疑問。第三，由于市場化改革引發的道德疑問使學生對思想政治教育產生了動搖心理，這種心理也輻射到了政治經濟學上。在我們實際的經濟運行過程中也出現了私有制，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現象，那會不會存在有剝削，我們現有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不是馬恩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等等，使不少學生產生了質疑，也使政治經濟學中宣揚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現實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比如美國次貸危機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嘯，歐債危機，人民幣升值等學生關心的問題都沒有及時在教科書中反映，教材與實踐相比存在明顯滯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釋出現的眾多經濟現象和問題，使得學生認為政治經濟學已經過時了。

2．5政治經濟學學科內容體系不夠成熟、完善與西方經濟學相比，政治經濟學學科內容體系不夠完善。西方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運用邊際分析、均衡分析、實證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資源展開研究，研究對象從個體到整個社會，體系條理清晰。而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較成熟，以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為基石，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運用唯物辯證法、科學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對經濟的本質問題進行研究。而社會主義部分內容體系很不完善，研究對象既有生產關系，也有基本經濟制度，既研究經濟運行，又研究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及出現的眾多新問題。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內容與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金融學等學科部分內容重合。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就是一個大拼盤，各個章節龐雜、零碎，學生學起來抓不住重點，主線不明確。

3解決對策

3．1引導學生正確認識政治經濟學法國重商主義學者蒙克萊田在1615年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在經濟學前面加“政治”，意指“社會結構”或“國家”，也就是說他所論述的經濟問題已經超出了家庭或莊園經濟的范圍，而是以整個國家或社會的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此后許多經濟家也都沿用了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還是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一樣都屬于經濟學范疇，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經濟的。當然，對于各個社會形態來說，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學研究與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同時還要弄清一個重要問題，傳統觀點認為政治經濟學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部分，而政治經濟學只包括資本主義部分。因為在馬克思那個時代還沒有社會主義，當然也不可能撰寫出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社會主義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編寫的。目前國內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社會主義部分是在前蘇聯教科書的影響下又加入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說政治經濟學，特別是它的社會主義部分就認定其也是的。

3．2改革傳統教學模式，將案例教學法引入課堂傳統的教學模式不利于學生能力和素質的培養，也不利于學生學習興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學模式至關重要。筆者在改革中不斷探索將傳統教學模式和案例教學法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經濟學課程的特點不同于一般應用性課程，它的內容具有較強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內容都適合案例教學，所以要認真選取部分內容采用案例教學。比如在講價值決定時，讓學生分析“梵高的畫為什么那么值錢？”講價值規律的作用時，我們可以舉鐵路火車票價或電價的調整，近幾年我國房地產價格的走向，以及關系社會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等農產品價格上漲等例子進行分析。講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局限性時，筆者結合當時網絡熱議的“蘿卜哥”由于蘿卜價高而大面積種植卻又遇上蘿卜爛市，賣不出去的事件來說明市場調節的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等特點，學生不僅由此輕松地掌握了理論知識，同時也提高了學習興趣。講虛擬經濟的發展作用時，可以舉例美國的次貸危機，使學生更好地認識到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過度發展的危害。講勞動力商品時，結合理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勞動力是不是商品，勞動力成為商品是否與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問題讓學生展開討論……案例教學的內容較為豐富，教學方式也可以靈活多樣。針對不同的案例特點和課程實際需要，教師可以在課堂上講解重點難點時穿插借助案例進行解釋，也可以圍繞著某一問題開展案例討論或辯論形式，讓學生參與進來，鼓勵學生大膽發言，各抒己見，這樣不僅能引起師生互動，還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最后還可以輔導學生以案例為基礎完成課程論文，提高其經濟論文的寫作能力。通過多種形式，使學生感到理論與實際是有密切聯系的，抽象的理論也變得不再枯燥，增強了其學習的積極主動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同時也使學生深化了對課本知識的理解，改變了其長期以來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純理論課程而厭學的態度。但是盡管案例教學有很多優點，鑒于政治經濟學課程本身的特點，不可能像管理學、西方經濟學那樣以案例教學為主。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教學仍然應該是基礎和依據，案例教學是輔助，注重兩者的有機結合。#p#分頁標題#e#

3．3加強與當代重要經濟問題的結合，提高政治經濟學對現實的解釋力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學以致用的科學，應該能幫助我們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而不是進行枯燥的政治說教。在教學中如果不能聯系現實，就不能打消學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而目前學生之所以對其學習提不起興趣，很大程度上是認為其理論過于抽象、空洞，與現實結合力不強，學生不知道學習它有什么用，或認為其已經過時了。其實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很多實際問題都可以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特別是在我國轉軌過程中出現的企業改革，醫療改革，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科學發展問題，三農問題，收入分配與構建和諧社會問題，以及近年來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的啟示等等都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熱點問題。教師在課堂上應多結合這樣的實際問題講解，從而打破政治經濟學“無用論”、“過時論”的說法。

第8篇：政治經濟學研究范文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核心競爭力；著力點

受全球就業形勢的影響，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面臨著高端和低端人力資源市場的雙重挑戰。在嚴峻的就業形勢面前，畢業生能否順利就業不僅關系著學生自己自身的職業發展，還關系到高等教育的順利實施，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十提出：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在當前形勢下，不僅要解決“就業好”問題，更要解決“就好業”的問題。所以，提高大學生的核心競爭力不僅是解決當前就業問題的需要，也是實現高質量就業的需要。

一、河南省畢業生就業現狀

目前，河南的經濟發展已進入爬坡過坎、攻堅轉型的關鍵期，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社會整體就業形勢嚴峻；一是就業人口總量壓力依然較大。由于當前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仍未鞏固，用人單位崗位需求增長相對不足，畢業生規模繼續增加，就業總量壓力依然較大；二是高校畢業生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一方面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企業招不到適合自己的畢業生。

二、核心競爭力的概念及體系構建

（一）核心競爭力的概念

核心競爭力這一概念最早是經濟學的觀點，是由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在1990年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的《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中提出的。它是經濟學和管理學交叉融合作用的理論成果。對于大學生核心競爭力套用經濟學的核心競爭力觀點，可理解為：學生通過大學的學習，整合和內化所學專業知識和技能，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具有自身特定價值和不易被人模仿、學習和替代的能力，因此能夠在就業競爭中戰勝對手，即使在就業形勢緊張的情況下也能實現就業的能力。

三、培養大學生核心競爭力的著力點

大學生成功就業是大學生多種能力綜合的結果，核心能力是綜合能力中起決定作用的能力，核心競爭力的特點決定培育核心競爭力的方法途徑上也涉及到多個培養主題，包括學生個人、學校、家庭、社會和政府。

基于個人視角大學生核心競爭力培養的著力點

大學生就業核心競爭力的培養，關鍵要依靠學生自身的學習，在長期的學習中，不斷學習積累專業知識和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充分利用現有的和潛在的各種資源平臺，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心理品質。形成自己獨特的競爭力。

（1）提高思想道德素質，培養良好心理品質。是否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是大學生成為有用人才的關鍵，他對一個人一生的成長發展具有決定的作用。思想道德素質是基礎，沒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再高的才華都將是曇花一現。

（2）扎實的專業知識和熟練的專業技能。大學生在校的主要任務除了完善人格，學會做人，就是要學會學習。大學生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是關系大學生能否順利就業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大學學習期間，要不斷發揮自身學習的主觀能動性，除了在課堂的學習外，還要加強自學，向同學學習、向老師學習。

（二）基于學校視角大學生核心競爭力培養的著力點

學校作為人才培養的主要承擔主體，是人才培養比較集中的一個時期，在大學生核心競爭力培養上承擔著重要角色。

（1）加強教學改革，充分發揮課程教學平臺的作用。學校要以學生的終身發展為核心，從職業技能和職業素養要求出發，豐富教學內容，突出基礎知識能力和實踐應用能力的培養。在教學模式上實現兩個結合，一是將專業特色和職業特點相結合；二是將學生專業知識的學習與綜合素質的提高相結合。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運用多媒體技術，采用重點講解、頭腦風暴、小組討論等教學方法，推行啟發式教學和體驗式教學相結合，進一步優化課堂授課方式，創造和諧生動教學氛圍，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

（2）改善學校環境，充分發揮校園文化平臺作用。堅持科學發展觀，就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核心，學校作為人才培養的載體，要以育人為本，全面提高大學生的思想高度，使其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同時，學校要充分發揮校園文化的作用，形成良好的學風、校風，提高大學生的藝術修養和人文素養，提高就業軟實力，為社會培養合格的、具有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

（3）基于家庭視角大學生核心競爭力培養的著力點。家庭是社會最小的細胞，但家庭教育卻在一個人一生的成長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核心競爭力中的軟實力培養和提高方面，如忠誠、主動、溝通、執行等能力素質的培養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發揮家庭的啟蒙和跟進教育作用。家長一定要擯棄考上大學等于人生成功和學習好就“一俊遮百丑”的想法。讓學生樹立遠大的理想和懂得感恩的心理品質。首先，要做到群體教育與個體交相結合，現有教育模式都是群體教育，這種情況下學校很難把握每個學生思想動態。群體教育與個體教育相結合使家長對孩子成長的每一過程都比較了解，能夠及時發現問題，及時修正。其次，要調整職業規劃理念。在整個基礎教育階段要改變長期以來以“就學”為導向的職業規劃觀念，在初中就要開始引導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規劃觀。

（4）基于政府和社會視角大學生核心競爭力培養的著力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作為市場運作的指導者，規則的制定者，在人力資源市場上發揮重要作用，社會的認可度在某種程度上決定大學生能否實現順利就業。所以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反饋對高校人才培養起著指導性作用。在小政府大社會發展趨勢下，兩者在人才培養中的導向作用人不容忽視。

總之，大學生核心競爭力培養是一個綜合的、多層次、多主體的系統化工程，需要各方聯動、緊密配合、建立長效機制，發揮各主體積極因素。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大學生充分就業，高質量就業，從而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充分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

參考文獻：

[1]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的發言.2013.05

[2]王建國.高校學生司司長在2013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分析會上的講話

[3]廖迎春.大學生就業核心競爭力內涵及培養「J中國成人教育.2011.01

第9篇：政治經濟學研究范文

1.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1.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1.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1.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2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1］祝茂.轉型期中國經濟問題探索——第四屆中國經濟學年會觀點綜述［J］.南開經濟研究，2005，（1）:100-103.

［2］趙凌云.中國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存在的基本問題與解決思路［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6，（4）:6-7.

［3］嚴飛.《西方經濟學》教學方式改革與實踐探討［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3）:181.

［4］斯蒂格利茨.經濟發展需要對經濟規律深刻理解［R］.“中國經濟學教育回顧與展望”系列研討會，2006.

［5］程恩富，王中保.現代政治經濟學研究進展評述［J］.山東社會科學，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