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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進入了經濟與社會發展、百姓生活全面提質的“質量提升”時期。所謂結構轉型、動力轉換,源于市場需求的變化領先于產業結構調整,現實中百姓需求和社會需求與供給之間不斷出現新的空擋,在旅游、度假、海外采購、養老、社會輔助類教育等領域不斷有一些“消費事件”的發生,基本顯現了國內相關供給不足的矛盾。深入分析各領域的經濟表現,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的問題,實質上是現有生產服務的供給不適應新時期社會需求的表現,而不是需求萎縮所導致。供給與需求的新平衡所展露出的經濟動態一方面意味著生產體系對基礎原材料的需求將持續,內蒙古現有產業體系的持續性發展仍然處在社會需求較為旺盛的時期;另一方面意味著在后危機時代國際分工體系之下,內蒙古基礎性產品的市場供給范圍需要從國內市場為主逐漸轉向國際市場。“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為內蒙古在國際視野下打造和提升“基地建設”提供了更為明確的目標和重要的戰略渠道。
我國對外開放的進程中,從勞動力供給角度和國內需求角度,人口優勢有重要的作用。而在經濟新常態下,人口首先提供的是消費市場,其次才是勞動力供給,在原有以滿足溫飽和衣食住行為生產目的的供需平衡結構中,勞動力供給的低價格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即便是在早期以招商引資、鼓勵投資的角度去分析我國人口優勢,勞動力價格低廉并不是我國人口優勢的核心。我國人口優勢的核心一是巨大的人口規模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二是在國際技術壁壘下,我國充分釋放了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和勞動就業崗位的自主選擇權。在這個意義上判斷人口趨勢的作用,我國人口數量所帶來的消費市場規模依然龐大,依然會是在世界經濟新常態下不容忽略的重要市場,而且,隨著我國百姓財富積累的日益提升,這一市場所帶來的需求在不斷擴大,在我國消除城鄉、地域之間發展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體政策下,市場擴容、需求增長的長期趨勢也是不爭的事實,所以,從規模數量上分析,我國將依然占據人口優勢。國際貿易的擴容提質將得到發展,而內蒙古與境外交通、通關、與京津冀和沿海發達地區最短距離的綜合優勢,就有了改變內蒙古進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較小歷史的新機遇。
近些年,我國消費市場增長的領域集中于奢侈性消費、高質量大品牌品質信譽度高產品的消費、出境旅游消費等“提質性”消費領域。消費渠道由傳統的實體店轉向網店,網店所覆蓋的商品和服務不斷擴展,生鮮食品、生產性基礎材料、智力服務等已成為網店常規供給門類。其顯示出需求變動的趨向一是在物質消費得到基礎性滿足之后,社會需求在不斷向高質量產品和服務轉化;二是生產者與消費者選擇產品和服務的空間范圍在不斷擴大,選擇能力已經跨越了地理局限,評估市場供給和競爭的本地化、本土化角度已經無益于生產決策。這種變化給予內蒙古在構筑對外開放新格局中突破產業結構制約的重要條件,讓內蒙古可以在生產基地建設的基礎上,傾力于現代商業貿易平臺建設,將“橋頭堡”建成虛擬空間與實體空間結合的產品與服務貿易場所。其將從根本上改變內蒙古與市場中心之間的距離,改變內蒙古生產門類較少對吸納俄蒙產品、供給國內物資的局限性,發揮對俄蒙的區位、語言、文化等綜合優勢,促進與俄、蒙產品與服務的雙向流通。
二、在我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下,審視內蒙古的基礎與優勢,尋找內蒙古戰略實施的立足點與突破點
從市場整體發展的趨勢分析,中央的總體政策是進一步構筑一個更為開放、更為國際化的發展動力體系,更為開放、更為國際化的核心是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作用中,不僅要提升國內市場化水平,更要積極介入和導入國際市場規則和資源,加大國際市場對國內結構調整、動力轉換促進作用。如不斷開放國內產品市場,促進國際優質產品進口,對一些在國內具有價格決定地位的優質產品進行更宜于國內購買者的制度約束,擴大國內商業資本在境外的投資渠道等做法,改變了以往我國產業發展時期進出口政策上對國內資本和產業的保護性政策取向,通過開放進一步激活國內市場對產業發展的引導,提升國內企業、資本的國際競爭能力。
據此分析,抓住“中俄蒙經濟走廊”建設的戰略機遇,需要內蒙古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將現有產業基礎打造得更為堅實;要匯集更高質量的生產要素生產出面向國際市場的基礎原材料;打造更靈活、更有吸引力和輻射能力的對外商品和和服務的貿易服務體系。而這些條件的完善,既需要內蒙古在“五個基地”等產業建設上提升貿易能力、與外部市場交換能力;也需要內蒙古在要素匯集支撐條件上進行更為有效的建設、完善。
以往內蒙古社會經濟發展形成的基本路徑,一是利用各種國家優惠政策,充分發揮內蒙古土地資源優勢、礦產資源優勢、風能儲備優勢、環境容量優勢、政策執行空間優勢,抓住市場對資源型產品、能源產品的需求,抓住資本對高資產轉化水平的需求,招商引資,引進現代化的裝備,提升優勢產業的技術水平;歸結起來,在這一輪發展中,內蒙古專注于市場需求和社會資本需求,以滿足市場和資本需求為根本,獲得了卓有成效的社會經濟發展規模和水平的雙贏。二是不斷推進城市化進程,通過城市建設、產業園區建設,向城鎮轉移人口,引導社會資金進入農牧業生產領域,改變傳統分散的農牧業生產方式,提升社會經濟活動效率,從社會經濟的基礎產業入手,構建起支撐整體發展的基石。三是全面推進了城市化體系建設,進行了大規模的人口布局調整,使社會資源、勞動力資源與經濟資源、自然資源相匹配。從政府組織人口布局調整,到服務于勞動力就業轉移的各項政策保障為主的移民輔助,內蒙古人口布局調整的工作不斷與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布局相適應,與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相適應的人口發展政策。形成了呼包鄂城市群、臨河、科爾沁、赤峰三區等區域人口集聚城市區,不僅帶動了周邊發展,城市的要素匯集也促進了內蒙古各區域與外部的深度聯結,為長期可持續發展奠定了新的發展基礎。
近期,在上述基礎上,做出了調整產業發展格局,進一步提升內蒙古“五大基地”建設,提升承接產業轉移能力的戰略部署。結合30多年來北向國際開放、南向國內發達省區和周邊省區的開放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與周邊合作、與區外合作的體制機制經驗,內蒙古在中俄蒙經濟走廊建設中的優勢會在國際化的能源原材料生產研發基地建設、以俄蒙為通道和合作伙伴面向中亞與歐洲的產品、服務貿易平臺建設兩個方面顯露出來。
三、鞏固內蒙古在我國戰略布局新調整中的地位,構建內蒙古社會經濟全面可持續發展的新格局
“中俄蒙經濟走廊”建設需要的是點點滴滴建設成效的穩步推進,而不是意義、作用的不斷提煉與反復宣講,在中央已經確定了的原則下,也不是原則、重點的反復推演。簡單而論,在內蒙古抓住“中俄蒙經濟走廊”建設給予的發展機遇,需要各個領域齊力面向俄蒙及其以西直至歐洲的廣闊空間、面向國內區外找市場、吸納資源、爭取發展支撐。內蒙古滿洲里、二連浩特已被國家確認為延邊開放開放實驗區,給予了先行先試的“創新發展權力”。從實驗區政策分析,實驗區的發展是要在全面擴大開放的既定目標下,突破兩國之間、三國或多邊間與發展不利的制度,創建更有利于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的體制機制和國際關系,其中有很多事權在國家。而內蒙古作為向蒙古、俄羅斯開放的橋頭堡,是要在積極推進與俄、蒙開放開發的進程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因此,先行先試既需要基層的動力,需要專業體系的服務,也需要自治區黨委、政府的激勵,需要自治區各專業廳局對滿洲里市和二連浩特市提供服務和指導,更需要全社會資源和力量的匯集。既然是先行先試,一是說明沒有先例可以遵循,沒有上級的指示可以照辦;二是說明現行的制度、相關管理的方式、方法存在制約發展或者不能支撐發展之處,需要突破和重構。我區二連浩特、滿洲里兩“實驗區”在與蒙古通關、跨境旅游、跨境經濟合作開發區建設推進進展中開始在先行先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兩個實驗區正在向“全面深化改革、制度創新的高地,而不是優惠政策的洼地”這一方向推進。按照鞏固和拓展傳統優勢,培育競爭新優勢的目標,內蒙古整體建設需要按照營造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透明高效的政務環境、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合作共贏的人文環境,加速培育產業、區位、營商環境和規則標準等綜合競爭優勢,全面提升在產業鏈中的地位,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等要求,給予兩個實驗區以更堅實的基礎支撐,使之真正成為引領內蒙古體制機制轉換的先導區。
在相互認知上,內蒙古與蒙古、俄羅斯長期交往中形成了一定的認知基礎,國內對俄蒙也形成了民間的認知。在各種認知中,存在對應于我國發展和經濟文化的認知誤區和盲點。如果不能在與俄蒙合作中,以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姿態共同構建合作體制機制,對于內蒙古抓住“中俄蒙經濟走廊”建設機遇,將會帶來長遠的不利影響。在權勢不能發揮作用的地方,表現就會起決定作用。而在內蒙古對俄蒙合作平臺上,表現的不僅僅是內蒙古,也將包括我國國內其它各省區的企業、客商,如何構建適宜于與俄蒙合作長遠發展的“平臺文化”,在服務國內、俄蒙及其它國家中積極構建平等、尊重的基本氛圍,這也是內蒙古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實施中理應擔負起的重要職責。
淡化經濟政策色彩,強化財政政策的社會政策功能,2011年財政政策步入歷史性的功能轉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1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時各方意見紛紜。
這看似與2010年的財政政策一樣,實際上并不是簡單地延續2009年以來實行的以公共投資擴張為主要特征的財政政策,而是在總結前兩年經驗的基礎上,以積極主動的姿態,使財政作用更寬廣、更有效、更長遠。從政策的連續性來看,主要表現在財政手段的運用上依然是積極主動的,而不是淡出,更不是退卻。而從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容、重點、措施來看,不會“濤聲依舊”。
2011年積極財政政策將在四個方面發揮作用,即穩定增長、改善結構、調整分配、促進和諧。顯而易見,與前兩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相比,其政策目標已主要不是保經濟增長,而是從上述后三個方面來重點發揮影響力。因為2011年的經濟增長已經不需要財政來“保駕”。
由此可看出,2011年的積極財政政策預期將有四大轉變:
一是從以總量擴張為主轉變到以結構調整為主。2009年、2010年全國財政赤字分別達到9500億元、10500億元,與2008年1800億元財政赤字相比實行了跳躍性的財政擴張。顯然,2011年按照8%的經濟增長速度預期目標,不用財政擴張投資需求即可實現。2011年財政重點轉向結構調整,即通過財政收入結構、支出結構的調整來促進和推動產業結構、分配結構、需求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等各方面結構的合理化。
二是從以公共投資擴張為主轉變到以公共消費擴張為主。前兩年實行4萬億元的投資刺激計劃表明,財政政策的著力點主要是投資。例如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資支出達到9243億元,比2008年預算增加5038億元。2011年公共投資新開工項目嚴格控制,顯然投資不再是主要的著力點。不言而喻,公共消費成為明年的財政政策主要著力點,即通過擴大各項社會性消費支出來提供更多的公共消費,改善私人消費預期,帶動居民消費,提升國民消費率,為宏觀經濟平衡、內生性增長的形成創造條件。
在當前國情下,我們應當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但今后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在哪里,卻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目前理論界存在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今后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仍然是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的投資;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今后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應當是減稅,即減輕企業稅負。筆者對這兩種觀點都不贊成。
第一種觀點筆者不贊成。一是因為財政投資原本缺乏產權約束,效率內在地相對低下;二是因為繼續集中地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按照經濟規律,其投資邊際收益將會愈來愈大地遞減,況且基礎設施投資的傳導鏈條短,對各產業的拉動作用小,這意味著財政風險將愈益加大;三是筆者認為,如果今后財政政策仍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的投資為著力點,則很可能在未來幾年里引發財政危機。
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我國近幾年的內需不足,說到底是消費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資需求不足;這種消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則是收入分配不公。消費需求不足使得繼續擴大財政投資支出對解決內需不足問題效率甚低。
我國當前的消費需求顯著不足。這鮮明地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表現在80年代中后期以來,特別是近幾年,我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大幅度下降。據測算,我國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由1981年的0.84一路下降,到1998年已下降到0.40;二是表現在當前我國的消費率即平均消費傾向偏低。90年代以來,世界平均消費率水平為70%-80%之間。而我國整個90年代的消費率則一直在60%上下波動,而且呈下降趨勢。消費需求顯著不足,使得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法有效地擴大內需。邊際消費傾向顯著低下且繼續下降,則意味投資乘數(政府支出乘數)顯著低下且繼續下降,因此這便會使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消費率偏低則意味著投資率偏高,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內需占全部需求90%以上的大國,也就意味著我國的總需求過多依賴投資需求來實現。然而我們知道,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沒有必要比例的消費需求的支撐,則投資需求作為中間需求,其形成的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會發生供給能力過剩,民!司投資便會自發地萎縮,擴大內需的財政投資只能“孤軍深入”。這樣,消費不暢,以及由此產生的民間投資不振,便使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難以啟動內需。這幾年民間投資增長率不高,直接原因,就是我國近幾年消費需求相對不足。1998年至2000年,我國政府持續實行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的財政政策,3年里,分別拉動gdp增長1.5、2.0和1.7個百分點,對這三年里擴大內需、治理通貨緊縮功不可沒。但由于一方面消費需求低下,投資乘數不高,另一方面國家財政風險雖尚未超過警戒線,卻也達到相當高的程度,這便使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難以為繼。有人認為,加大政府投資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加則消費也會增加,消費增加則民間投資也會增加,這樣政府投資便可以拉動民間投資,到那時,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投資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便達到了拉動內需的目的,可以“功成身退”。這只是一個良好的愿望。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相對不足,源于我國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分配不公。只要分配不公問題不解決,則社會邊際和平均消費傾向必然持續低下,政府投資難以有效地提高gdp和國民收入,在增加的國民收入中,消費的增加額又仍然低廠,民間投資也就不可能拉動起來。2001年上半年,中央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國債,在西部大開發的背景下,進一步加強固定資產投資,1-6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去年同期增長15.1%,其中國有及其它經濟類型同比增長17.9%。然而,民間投資仍然不暢,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投資平均同比僅增長7.5%,便是明證。
我國當前消費需求不足,根本原因是出現了較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數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狀況的最常用指標。國內外理論界一般公認,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數小于0.2表示絕對平均,0.2-0.3之間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基本合理,0.4以上則達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而0.5以上則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懸殊。測量基尼系數有不同的方法,一是按家庭總收入計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為單位計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個人為單位加權平均計算。其中,第一種方法測出的基尼系數略小于第二種方法測出的基尼系數,后者又略小于第三種方法測出的基尼系數,但三種方法得出的結果差別并不大。
近幾年來,中外許多學者以不同的樣本和不同的方法測算了我國的基尼系數,絕大多數測算結果表明,我國自90年代末期以來,基尼系數明顯超過0.4,有些測算結果,基尼系數達0.45以上,顯然超出了通常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世界銀行在1997年公布了一份題為《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的研究報告,報告中認為中國的基尼系數上升太快,指出“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在短短15年內收入差距變化如此之大”。
可見,我國當前的基尼系數充分表明,我國當前貧富差距過大,出現了較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這還沒有考慮到我國高收入者大量存在的工資外收入、非法收入等隱性收入太基尼系數過大,國內學者們更多看到的是它影響公平,是它將引發收入水平相對低下的群體的不公平感,從而造成社會不穩定。然而實際上我們應當看到,基尼系數過大的弊端,不僅在于影響公平,而且在于影響效率,即宏觀經濟效率;甚至可能首先在于影響效率。進一步說,一種收入分配狀況是否公平,應主要以其是否有宏觀經濟效率來判斷。對應宏觀經濟效率高的基尼系數區間就是公平合理的區間,對應宏觀經濟效率出現明顯下降的基尼系數值就是警戒線值。就公平談公平,不僅難以得出基尼系數的合理區間及收入差距過大的警戒線,而且還可能得出平均主義分配最公平合理的荒謬結論。這里,宏觀經濟效率高顯然意味著國民經濟基本對應著充分就業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按照這一認識,基尼系數到達某一上限后之所以可以認為其不公平、不合理,就是因為它明顯偏離了對應著充分就業的總供求的平衡,具體說,就是因為它造成了全社會消費需求不足,從而使全社會總需求不足或供過于求,大量社會產品價值不能實現。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超過了0.4這一警戒線,出現了較明顯的分配不公,是因為過高的基尼系數導致了當前消費需求明顯的不足,從而導致全社會需求不足。深入的理性思考還可以發現,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越低,則基尼系數的合理區間水平應當越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則基尼系數的合理區間水平可以較高。經濟發展水平越低,則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越單調、低級,此時老基尼系數過大,則高收入者雖有購買力,但現有商品需求已得到滿足,又缺乏新的消費熱點;低收入者缺乏購買力,對現有各種商品有較強烈需要卻缺乏消費能力。可想而知,其結果,便是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大量地供過于求。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多元化、高級化、個性化,基尼系數合理區間的水平就可以逐漸提高一些,因為此時盡管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但一方面高收入者可以不斷追逐新的、有時其價位比傳統商品高出一個甚至數個數量級的消費熱點,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于絕對收入也較為可觀(加之有社會保障支撐),對社會現已生產出來的大量各類商品具有較大需求,這樣,全社會商品供求仍可以保持平衡。美國被公認為二戰后收入分配差距大大高于其他發達國家。二戰后直到80年代,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比我國現在高得多,可其基尼系數也僅在0.35-0.38之間,只是到了出現了所謂的“新經濟”的90年代后,基尼系數才越過了0.4,超出了通常公認的警戒線。就此而言,我國目前基尼系數反映出的收入分配不公狀況相當嚴重。如果再考慮到我國經濟轉軌的現階段存在的醫療、住房、教育、養老等體制改革等這些將使我國廣大中低收入階層將來支出預期,以及將來收支差額預期會進一步加大,從而進一步縮減即期消費的制度變量因素,則我國現實的0.4以上的基尼系數的水平更是遠遠高于合理的水平。我國目前人均國民收入僅800美元,就連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上海市,其城鎮居民1999年的收入水平,也僅相當于中等發達國家的1/4的水平,按照國際經驗,這時本不應出現帶全局性的總需求不足,我國卻出現了,這是極不正常的。商品供過于求,當然有各省市重復建設,卻在現有體制下不能實現企業優勝劣汰等原因,但不可否認,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多數居民對許多日用或耐用消費品有需要卻無需求是一個重要原因。
找國當前出現了明顯的分配不公,還可以從“五分法”清楚地看出。“五分法”是將居民按收入高低依次分為五個等級,通過比較五個等級各占收入的百分比來判斷一國國民收入分配的平等狀況。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三月統計分析,我國以“五分法”計算的收入分配不公,超過了工業化國家一個世紀以來最糟糕的紀錄;我國學者近年的研究結果也表明:1999年,我國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相對過大,合計占到總人數的64.15%。這種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狀況,顯然使全國大多數居民缺乏充足的貨幣支付能力,嚴重制約了市場消費需求。可見“五分法”顯示,我國當前收入分配狀況已經嚴重不合理,使得社會需求不足,需求結構較明顯地不適應生產結構,使得社會生產出來的大量商品價值得不到實現,使得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我國當前分配不公的嚴重性,還可以從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看出。對統計數據的分析表明,1998-2000年,我國城鄉人均收入分配差距分別達到2.52倍、2.66倍和2.80涪,遠高于人均gdp為800-1000美元時城鄉人均收入分配差距約1.70倍的國際一般差距狀況。
我國當前出現了明顯的分配不公,還可從不同階層的居民擁有的金融資產存量狀況得到佐證。據1997年國家統計局、勞動部、總工會等6個部門對職工生活狀況的聯合調查表明,在被調查的14978戶居民中,最富裕的10%的居民擁有60%的金融資產,最貧窮的43%的居民僅擁有3%的金融資產,最富裕家庭戶均金融資產是最貧窮家庭的359倍。存量是流量的積累,我國居民金融資產存量差距如此懸殊,超過了當今許多發達國家,足見我國出現了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總之,由于我國近幾年的內需不足,實際上是根源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導致的消費需求不足,因此,繼續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宜以擴大財政向基礎設施的投資為主要著力點。
第二種觀點筆者也不贊成。表面上看,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放在減少企業稅收上面,既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刺激當前內需,又可避免高額財政赤字和財政風險,一舉兩得。但實際上,以減稅作為主要著力點比之以財政投資基礎設施作為主要著力點,并無優越性。第一,減稅后若政府財政支出不削減,則政府財政赤字更大,政府勢必不得不發行更多國債,這樣財政風險將比不減稅時更大。第二,若在減稅的同時,國家有能力削減一些經常性財政支出,則可以降低國家債務壓力和財政風險,但在我國現有行政體制下要想使國家經常性財政開支削減幾百億乃至上千億水平無異于天方夜潭。第三,若在減稅的同時,減少一些財政基礎設施投資,這確實可以減少國家債務壓力,但是否能達到既刺激內需,又降低財政風險這“一箭雙雕”的目的呢?恐怕要大打問號。
筆者認為,在我國當前經濟形勢下,減稅很難達到刺激內需的目的。減稅刺激內需的途徑是:減稅后,企業負擔下降了,稅后利潤上升了,則企業投資的預期收益會上升,這樣企業便會加大投資,進而通過投資乘數的放大,導致內需較大幅度的上升。但在我國當前有效需求明顯不足的特殊形勢下,減稅后,企業負擔雖下降,卻由于分配不公導致的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市場缺乏活力,以及企業的科技創新、產品創新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便使得生產消費資料的企業直接、生產生產資料的企業間接地對銷售收入預期,從而對利潤預期并不看好,這樣企業并不會有多大的擴大投資意愿,而內需也就很難拉動起來。國內有些學者津津樂道于美國80年代里根減稅政策的的實施,導致如年代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和財政狀況的極大改善的故事,并以此證明我國目前減稅是最好的政策。其實,美國當時的情況與我國現在的情況具有很大差別。美國當時面臨的經濟形勢是滯脹,在這種情況下,減稅不僅有利于提高有效需求,解決“滯”的問題,而且有利于降低物價,解決“脹”的問題,而我國現在還不能說真正走出前幾年出現的通貨緊縮的陰影。不但不需要物價下降,相反還需要達到并保持幾個百分點的通脹率,以便使實際利率下降,促進企業投資。況且,美國整個90年代經濟的強勁增長,并不能僅僅歸功于80年代的減稅,靈活調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因素同樣功不可沒,特別是90年代以來,美國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結出的碩果發揮了極大作用。
筆者認為,在我國當前經濟形勢下,減稅也很難達到降低財政風險的目的。道理很簡單,若在減稅的同時,對等地減少一些財政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則一方面財政投資下降;另一方面如前面分析企業投資很可能并不會有明顯上升,這樣總需求就會惡性循環地萎縮下去,如此年復一年積累,反會導致財政收入下降,而且那時可能財政投資、擴大內需的壓力會更大,會造成以后若干年更大的財政赤字和國債發行,這樣一來,財政風險不但不會下降,反而還會上升。
總之,基于我國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導源于社會分配不公而產生的消費需求不足,筆者對目前我國理論界關于今后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的兩種觀點都不贊成。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應是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
分析至此,筆者的政策建議實際上已經明朗化:“十五”期間,至少近兩年,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應當選擇運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只有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才能有效地擴大全社會消費需求,并進而有效地擴大民間投資需求,從而有效地解決社會總需求不足問題,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
將“十五”期間幾年內積極的財政政策的主要著力點確定為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力圖以此提高全社會有效需求,保持國民經濟高水平的均衡增長和發展,這里便有一個理論認識問題需要解決:我國多年來一直在調整產業結構,是建立在這樣一個認識基礎上,即生產必須努力適應需求,生產結構必須努力適應需求結構;若不適應,則生產出來的產品價值不能實現,得不到社會承認,就表明這種生產勞動不是有效勞動,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必須加以調整使之適應需求。這株認識既符合經濟學基本原理,又符合現代產業經濟學、宏觀經濟管理學原理,其正確性毋庸置疑。但本義的政策建議,其本質內容似乎是要使社會需求結構去適應生產結構,這豈非違反經濟學原理?其實不然!首先,本文的政策建議并不排斥調整生產結構、供給結構。我國長期以來各地區、各部門存在不少重復建設、低水平建設項目,由此帶來一些產業、產品的供過于求,這一塊不屬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必須加以適當的壓縮和調整;但是當前我國的總供求失衡中需求方也存在問題,于是也需要以政策擴大有效需求,使之適應那種客觀上正常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其次,貨幣經濟條件下,人們的“需求”不能被看成一個外生變量,它很大程度上具有內生性。按照觀點,就連人們的“需要”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內生性,而并非純粹的自然屬性,“需求”是有購買力的“需要”,而購買力在貨幣經濟條件下涉及到整個社會相對價格體系和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因此“需求”就更具有內生性了,人們對各種商品的需求受到收入、價格等多方面的影響。再次,再生產理論告訴我們,社會再生產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構成,這四個環節在動態中相互依賴,相互制約,每一個環節都與其他三個環節矛盾著,既受其他環節制約,也都制約其他環節。很顯然,在這里,分配這個環節如果與其他環節的矛盾關系失調,便會影響其他環節,阻礙再生產的正常運行。這時,分配這個環節就必須予以調節。這就是我國當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直接理論依據。這里還必須指出的是,我國當前調整收入分配,其目標是要使社會再生產暢通運行,是要達到現代宏觀經濟學所稱的“帕累托”最優狀況,使全社會福利最大化,而絕不是“均貧富”,搞歷史倒退。我們講要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只是在探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比例,是要提高資源的宏觀配置效率,是高收入階層應當也能夠予以接受的。
理論分析和國際社會現代化經驗都表明,較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應當是“橄欖型”,中間大,兩頭小;而不應是“金字塔型”,下面大,上面小;或者“啞鈴型”,兩頭大,中間小。我們以適當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直接目標,就是要使國民收入分配狀況從現在的“金字塔型”(或“啞鈴型”)轉變成“橄攬型”。
如果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近幾年內能合理地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我們就能相當程度上解決好消費需求不足問題,從而解決好整個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國家統計局有關人民生活水平狀況的一系列統計數據。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購買的代表性商品數量中,糖果、果酒、糕點、鮮乳品、奶粉、女裝、皮鞋等日用生活必需品,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平均每人全年購買量約為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戶平均每人全年購買量的2倍以上;奶粉、男裝、童裝等商品前者也接近為后者的兩倍。統計數據還顯示,1999年,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年底耐用消費品擁有量中,毛皮大衣、影碟機、照相機、空調器、微波爐、電炊具、排油煙機等商品,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擁有量均約為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戶每百戶擁有量的2倍上下;家用電腦,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約為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戶每百戶擁有量的3-4倍;移動電話,更約為5-6倍;至于電冰箱和彩電這兩種嚴重供過于求的商品,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每百戶的擁有量,也比最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戶每百戶擁有量約多20-30臺。以上還只是就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鎮居民家庭作比較,若再考慮到農村居民家庭,則有關差距更大,別的不說,僅就電冰箱和彩電這兩種“標志性”的供過于求的商品而言,1999年,農村每百戶家庭擁有電冰箱僅io.64臺,僅約及城鎮最低收入戶和低收入戶每百戶擁有量的1/6;農村每百戶家庭擁有彩電儀38.24臺,還不到城鎮最低收入戶和低收入戶每百戶擁有量的1/2.
可見只要我國適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市中低收入階層和農民的收入份額,則食品、服裝、家電、紡織等一些表現出嚴重過剩的消費資料生產行業生產出的大量日用消費品和耐用消費品的銷售量將會增加百分之幾十,甚至成倍以上地增長,許多商品將會出現供求基本平衡的良好局面。例如彩電,如果通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適當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僅僅使農村每百戶居民彩電擁有量增加30臺,則全國農村居民需增電7千多萬臺,這樣,我國的彩電供求局面就不是每年過剩三千萬臺,而是未來兩、三年里,供求能保持平衡。由于內在的正向比例關系,一些消費資料生產部門需求上去了,還會拉動機電、冶金、建材、石化、煤炭等一些表現出嚴重過剩的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需求,從而提高全社會的有效需求。
以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著力點在內容上包括三個方面。
1.使農民和城鎮占60%以上人口的低收入階層和中等偏下收入階層享受稅收優惠。給收入偏低的居民減免稅負,是以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為主要著力點的積極財政的最基本要求。具體做法:
——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起征點。以往我國執行的起征點是月薪800元,這一起征點是二十年前制定的,如今明顯偏低,違背了稅收的負擔能力原則,以及受益原則和機會原則。應將起征點提高至月薪1000元以上,部分富裕地區還應有權把起征點適當上浮。我國稅務部門目前已在這方面進行探索,希望稅務部門在對這種探索的積極意義予以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加快改革步伐。
——科學制定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豁免和扣除。豁免和扣除額的大小應該將納稅人工齡長短、年齡大小、贍養負擔、工作性質(如防止對個人獨資企業雙重征稅出現)和個人收入的支出用途(如對個人收入中用于支付住房貸款利息部分予以免稅)等因素予以綜合考慮。
——堅決推行農村稅費改革,切實降低農民稅收負擔。要以合理計征的農業稅、屠宰稅和特產稅,取代過去鄉村政府各種名目的收費,堅決取締亂收費,使農民稅負能總體上降低50%左右,并且使農村稅收征管規范化、法制化。為了切實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應當下決心裁減縣、鄉兩級機構,特別是主要靠行政收費支撐的鄉級政府,可以考慮將全國四萬六千個鄉鎮縮減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2.適當增加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居民的實際稅負。適當增加對高收入居民的稅收,既是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也是加大財政支出,包括加大轉移支付和農業財政投資等投資支出的資金來源的需要。具體做法:
——加強對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稅收征管。要健全個人所得稅的征管體制,采取必要舉措,改進和加強對高工薪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征管,改進和加強對個人獨資和合伙企業經營者(包括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一些中介機構)經營的個人所得的稅收的征管(但要注意免征其企業所得稅),強化高收入行業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工作,要堵塞漏洞,加大對違法逃避繳納個人所得稅行為的懲處力度。
——隨著儲蓄實名制的完成,將利息所得稅從比例稅率逐步轉變為累進稅率。讓高利息收入者更多納稅,同時也刺激高利息收入者提高消費傾向。
——在建立健全個人收入和財產申報制度基礎上,穩妥而堅決地開征財產稅、遺產稅和贈與稅。財產類稅域稱財富稅)對于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財產稅占了各級政府全部稅收的40%以上,相當程度上縮小了貧富差距,提高了社會有效需求。這也說明在一國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政府應當以財產稅等稅收手段縮小貧富差距,提高社會需求。
——在周密規劃的基礎上,合理征收社會保障稅。社會保障稅如今在發達國家是僅次于個人所得稅的第二大稅,它遲早將成為我國的一個大稅種,對于我國在“十五”期間適當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個重要舉措。不過,考慮到其牽涉面大,而且在我國當前有效需求不足情況下,弄不好具有“累退”性質,故其近期可行性不如財產類稅,應周密籌劃;穩步推行。
3.切實加大對農村居民、城鎮中下收入階層居民的轉移支付力度和農業、農村財政投資力度。這里,對農業、農村財政投資力度的加大同樣有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具體做法;
——盡快建立起初具規模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在我國目前,要想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功能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資金缺口尚相當大,任重道遠。為擴大有效需求,當務之急,是要初步建立起覆蓋面盡可能遍及全部城鎮的、較為規范的失業保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體系,以及城鎮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建立起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體系和農村獨生子女教育資助體系。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建立的起步階段,應當首先用于解決下崗、失業人員和低收入階層的社會保障問題。
——適當加大農業、農村財政投資的力度。要結合生態環保,加大對農林水利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科技推廣與培訓等方面的財政支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致力于高效農業;要結合城市化的推進,有重點、有步驟地加大對公路建設、市場建設和電力通信網絡建設與改造等方面的財政投資,推動鄉鎮企業的優化組合、規模經營和產業結構升級,創造良好的農村生產和生活環境,增加農民的勞務收入,促進農業人口“非農”化就業,促進農村城鎮化。
【關鍵詞】商業銀行;信貸業務;轉型發展;著力點;突破點
在多元化的市場環境下,商業銀行謀發展的戰略構建,應強化信貸業務轉型發展的推進,在發展中尋找著力點與突破點,這才是實現創新驅動式發展的關鍵所在。信貸業務轉型是一個過程,轉型發展的著力點與突破點,在于如何堅持以“優勢產業”為導向、以特色業務發展為核心,夯實業務轉型發展的基礎,創造良好的內外環境。本文立足于當前商業銀行信貸業務轉型發展的現狀,就如何構建信貸業務轉型發展的著力點和突破點,提出了以下兩點建議。
一、堅持以“優勢產業”為主導,強化信貸業務轉型發展
信貸業務轉型發展依托于產業結構調整的良好契機,強調優勢產業為主導地位下,信貸結構、客戶結構的優化與調整,強化小微信貸的良性發展。商業銀行信貸業務轉型發展,著力點在于“結構”的進一步優化,突出市場行業發展的同時,更著力于構建信貸業務轉型發展的突破點,實現商業銀行戰略性發展。
1.做好政策研究,推進信貸結構優化
信貸結構的優化,應強化政策導向力的重要性。通過對國家政策的研究,抓住市場行業發展走向,為信貸業務的轉型發展創造更加積極主動的發展空間。因地制宜、大膽嘗試的發展思想,為銀行信貸業務轉型帶來動力,強化了銀行在立足于行業發展的同時,更夠緊扣政策的導向,尋求與行業之間最大契合度的融合發展。例如,新能源產業的快速發展,政策的導向與扶持顯而易見,商業銀行在培育戰略性新興信貸業務中,應著力新興產業信貸業務的發展,更加主動的適應市場行業的發展需求。此外,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背景之下,積極開展小微企業等信貸業務,對傳統單一的信貸結構群進行優化與拓展,將產能過剩、一般制造業的信貸結構進行合理調整,并進行嚴格控制,實現信貸結構與產業轉型升級、新興產業經濟發展相協調、相同步。
2.實現“大、中、小”合理發展,改善信貸客戶結構
行業、客戶群集中,是當前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發展的顯著特點。但是,信貸業務轉型發展,不能僅僅盯著“大客戶群”,而忽視“中小客戶群”巨大的信貸需求,以及巨大的金融市場。因此,實現“大、中、小”合理發展,是當前改善銀行信貸客戶結構的有力之舉。首先,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強化小企業信貸業務發展的重要性。針對當前小微企業的快速發展,調整對小微企業信貸服務體制,建立小微企業信貸業務員集中營銷、辦理等業務模式,強化信貸業務構建與小微企業發展良性對接;其次,強化重點市場建設,提高個人信貸業務發展。例如,拓展個人抵押貸款市場,發展個人循環貸款等業務,個人經營系列貸款做成具有批發性質的業務。這些都改善了信貸客戶結構,推進了信貸業務轉型發展。
二、積極構建銀行特色業務,逐步優化信貸產品結構
信貸產品結構的優化,是商業銀行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構建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推進,也是積極構建特色信貸業務的重要基礎。不同的行業特質、不同的信貸對象,對信貸產品的需求存在較大差異,如何在差異中尋求信貸產品結構的優化,以更好地突出自我的特色業務,這是信貸業務轉型發展創新性突破的關鍵所在。因此,商業銀行在業務轉型中,一是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搶占業務先機的產品;二是要開發更具競爭性、吸納性的優質信貸產品;三是信貸業務方式多樣化,能夠契合并滿足不同對象的信貸需求,提高信貸產品的市場占有率。
1.強化項目貸款、流動資金貸款等信貸市場開發,提高信貸產品結構的平衡性
搶占業務先機產品的同時,也應注重信貸產品結構的平衡性,堅持平衡發展的原則,更能激發信貸產品活力,提高銀行整體信貸業務發展。首先,積極做好新產品的投放工作中,在發展優勢業務的同時,注重爭取優質客戶,提高信貸產品的市場覆蓋率;其次,產品結構應在高端市場份額領域有所突破,占領好、開發好高端市場,這對于提高信貸產品的結構質量,非常之重要;再次,準確定位目標市場,根據不同行業、不同發展階段客戶的現實和潛在金融服務需求,量身設計針對性較強的信貸產品,讓信貸產品的市場屬性更加顯著。
2.積極構建銀行特色業務,提升業務轉型發展活力
信貸業務同質化,是當前信貸業務發展所面臨的重要問題。因此,如何積極構建銀行特色業務,對于提升業務轉型發展活力,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無論是國有四大行,還是招商銀行、興業銀行等,都具有自己的企業特色,特色的發展與融合,對于提高信貸業務轉型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特色”就是競爭力,就是產品活力的重要體現。別人沒有的,我這里有,并且在服務上、利益上,都做的比其他銀行要好,這就是轉型發展突破的基礎。
總而言之,商業銀行信貸業務的轉型發展,一是要注重著力點的搭建,夯實轉型發展基礎;二是要以創新發展為驅動,以特色業務建設為重點,尋求信貸業務轉型發展的突破點,以更好地推動商業銀行戰略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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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關注的旅游社會學主要體現在對旅游文化的探討,為了將旅游發展作為現代化教育研究的一種新的社會革新點,當前,只有從最基本的旅游社會學改革新亮點開始著手,逐步改變一些陳舊的發展理念,從而在推動整個旅游社會學教學改革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原來一些在“工匠”式的教學過程中,并沒有把當前時展的需要融入其中,從而造成了教育教學滯后的現象,只有將一些“工匠”式的教育教學方法給予革新,才能夠有效地促進我國旅游社會學教學科學化的發展。
1 旅游社會學教學改革重要性分析
1.1 重視旅游社會學教學改革著力點
對于旅游社會學教學已成為我國其他學科相互補充的重要理論性借鑒。要想將我國的旅游社會學教學改革新的著力點放在突出時代性和教育發展的社會性上,我們必須緊緊抓好旅游社會教學方法不放松。
1.2 科技文化力量重要性
未來的社會發展主要依靠科技文化力量,如果仍然將一些“工匠”職業化教育引入其中,不但不會提高教學質量,反而還會嚴重地制約到教育教學改革發展的步伐。因為科技力量和
文化素養是一種同步前進的過程,在守舊的思維模式下,很難形成科學化的發展模式,其思
維也將固步自封而不前,這樣的發展不但不會引起社會的效應,反而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
慢慢被社會發展所淘汰。這是一種時展的需要,更是為有效地促進旅游社會學教學改革
發展的重要方法,要想改變這種發展的形式,不光靠社會教育形態的改變,還需要逐步建立一些新的教學改革制度,使之更加科學、更加符合時展的需求。
2 高職教育中職業化教育形態對于旅游社會學教學的影響
2.1 高職教育中職業化教育形態主要在于“工匠”式的教育模式
這種教育的專業性和專注性很強,要想改變這種教育形態,就得從最基本的教育方法上給予革新。高職教育中如何進行革新還需要把握好時展的方向性,因為一個時代對于一種教育形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他不光是從最基本的教育方法上給予革新,還需要不斷地鉆研一些超越現實的發展新思維、新理念來逐步改變“工匠”式的教育形態。一旦出現沒有目標的追求效益,將會影響到教育形態的發展趨勢,這也是我們必須給予重視的重要問題。
2.2 旅游行為也已經成為當前世界各國重視的重要問題
旅游文化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在不斷地探索前進中,如果旅游素養不高,將會影響到社會健康的發展,也將會制約人們幸福指數的提高,這是一種連鎖的反應,同時也將是有效地促進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助推器。這種意識形態的教育思維固然是在穩定和諧的社會發展環境下形成的,一種教育形態將會影響到社會教育發展目標,針對職業化教育形態,對于旅游社會學而言,我們更應該提倡從旅游社會學來分析教學改革的方向性。從而在加快社會教育發展的道路上一步步前進,這才是最關鍵的問題之一。然而,不是每一種創新的思維就可以得到社會學發展的公認,其在不斷的演進過程中,也將為助推旅游社會學教學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這是一種必然的發展趨勢所要求,同時更是社會形態演變過程的需要。
2.3 注重高職教育中旅游社會學教學發展的新思路
在我國科技突飛猛進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高職教育中旅游社會學教學發展的新思路。該種新的教學思維不光要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更要遵循社會發展的理念,不能夠出現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情況。因為,社會發展,高職教育中需要從多角度進行科學化分析,一方面既要滿足新時期社會更新的需要,另一方面更要處理好社會發展的諸多問題。其中旅游學教學就是我國當前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我們細致地研究發現,當代高校社會學本科教學計劃和具體的課程安排沒有形成科學化的發展思路,從而使得職業化教育形態發展得不夠充分,這樣就會嚴重的制約到旅游社會學教學的發展進程。
2.4 注重旅游文化
旅游活動中有很多的文化在其中體現,就像是一些文明禮儀等,這些都將標志著一個名族、一個國家的形象。該問題不及時給予科學化的處理,將會嚴重制約到我國經濟建設的健康有序發展,同時,該中旅游社會學教學也將為有效地促進社會文明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然而,對于不同地區而言,還需要處理好社會發展與旅游學教學之間的關系,如果不重視旅游學教學革新,將會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影響到整個旅游質量的提高以及社會健康發展,這些重大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分析的問題。當前,高職教育中社會職業化發展對于我們的影響如圖1:
3 旅游社會學教學改革新的著力點分析
3.1 旅游社會學教學改革新的著力點應該放在追求社會發展的基礎上
該著力點的研究主要從思想和社會新時期文明成果上下功夫。因為旅游社會學教學的發展離不開新思維和新理念以及社會文明的指引作用,在大部分的旅游社會學發展中,不光是需要追求旅游的質量提高,更需要不斷地解決好由于旅游社會學教學發展帶來的新的問題,這些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將會嚴重制約到我國社會化革新發展。這種意識形態的感染力源于對旅游社會學的認識,也就是說必須依靠旅游社會學教學革新的力量來完善旅游業的發展。其實,要處理好這種問題,不光在于提高教學質量,還需要從創新旅游社會學教學改革發展開始,讓一些不利于革新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從而為推動整個旅游社會健康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3.2 旅游社會學教學改革新的著力點應該在“心理性個體”基礎上
我們要從實際出發,正確地對待旅游社會學教學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內容,這些最基本的觀念也將是指導我們進行科學化探討的關鍵所在。要想抓住旅游社會學教學改革新的著力點,還必須從強化旅游社會學知識學習開始,將革新思維,創造社會價值作為新時期發展革新的著力點。在“工匠”職業化教育形態下,更應該將該種觀念深入到旅游社會發展的高度上進行科學化的分析,才是最關鍵的問題所在。因為在社會化大環境下,原來的一些“工匠”職業化教育形態已經不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必須改變這些陳舊的思維,建立一套符合當前旅游社會學教學改革新的著力點所要求的科學化模式。
由此看來,無論從旅游視角出發用社會學的方法論對整個旅游社會學所做的分析與說明,還是對話理論“心理性個體”基礎上對旅游社會學的分析,都是建立在社會學及相關背景與理論基礎之上。由于旅游社會學在旅游業發展中面臨著重要革新,其涉及眾多資源建設與服務設施的內容,且旅游過程本身是一個同時受主、客觀性影響的復雜過程,如何協調各部門之間的協作關系,更好地為旅游業創造價值,建立健全智能化高效的旅游信息系統,并能夠通過產業化方式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因與社會學的理論基礎,需要從本體的理論構建及對旅游本體理論的組成做進一步分析。
打造兩個示范區,建成三個中心,構建六大產業,實現五個率先,關鍵就是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十二五”規劃為指針,以《青海省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總體規劃》為準則,以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為動力,按照“四個發展”的總體要求,不斷加快新型工業化、農牧業現代化、城鎮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以提高科學發展水平、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民生保障水平和生態文明水平為著力點,積極探索,努力走出一條符合海西實際的科學發展之路,力爭在新的起點上不斷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新跨越。
壯大六大產業,實現五個率先。壯大六大產業,就是以加快鹽湖化工、石油天然氣化工、煤化工、冶金和有色金屬、特色生物、新能源發展為重點,不斷加快煤炭清潔利用、有色金屬和新能源等主要產業的融合進程。以推動鹽湖化工、冶金等產業副產物的循環利用、各類無機鹽產品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循環利用、有色金屬冶煉副產品固體廢棄物的循環利用、煤炭清潔利用以及建材工業消納固體物廢棄物的高效利用。以鹽湖、油氣、黑色有色金屬、煤炭等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為核心,以技術創新為依托,實現“四個發展”為保障,統籌傳統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規劃,通過點面結合、互補互動、共生共利等多種形式,盡快培育各產業間縱向延伸、橫向拓展,資源、產業和產品多層面聯動發展的循環產業新格局。同時,要充分發揮試驗區資源組合關聯優勢,進一步強化企業間、產業單元間的共生網絡構建,大力推動產業鏈之間的橫向耦合和縱向閉合,逐步實現資源的綜合開發、集約利用和產業的集聚發展。大力發展以提高資源綜合開發、循環利用為核心的循環經濟特色優勢產業,最大限度地實現資源集約開發,力爭做到“吃干榨盡”,實現“零排放”,使柴達木豐富但有限的資源發揮出最大的經濟效益,在推動全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中實現五個率先。
堅持城鄉統籌,推動互動發展。以加快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建設為著力點,按照海西州“十二五”規劃綱要的要求,繼續大力實施中心城市帶動戰略,不斷加快格爾木、德令哈兩個中心城市工業園開發和住宅小區建設,不斷擴大兩市主城區面積和建成區面積,增加人口容量,進一步擴大兩市的輻射、帶動和綜合服務功能,力爭把格爾木建成區域性重要交通樞紐和資源加工中心,把德令哈建成新型高原綠洲城市和資源加工轉化基地,把察汗烏蘇鎮建成次中心城市。以突出特色、強化功能、集聚人口、繁榮經濟為目標,繼續加大以縣城、中心鄉鎮為重點的特色小城鎮建設力度,努力把重點城鎮打造成資源開發服務型、交通物流型和農牧業服務型城鎮。積極鼓勵有條件的農牧民進城定居,不斷改善農牧民生產生活條件,繼續加大農牧民安置點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建設力度,力爭使符合政策條件的農牧民都能享受保障性住房待遇。
堅持集群聯動,推動橫向融合。首先就要以《青海省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總體規劃》為指針,以“資源化、再利用、減量化、能融合”為準則,以培育壯大循環經濟主導產業為重點,堅持以園區建設為依托,以骨干核心項目建設為抓手,不斷加快構建循環經濟發展的長效體系、區域布局體系、特色產業體系、企業集群體系和科技創新體系建設,打造試驗區發展的堅實基礎。其次要按照布局完善、結構優化、特色突出的原則,做大做強格爾木、德令哈、西部、東部循環經濟工業園,加速培育天竣、都蘭、馬海和格爾木藏青新型工業園。通過不斷完善基礎設施、提高集聚承載能力,推動相關產業融合發展;按照技術先進、清潔安全、循環利用的原則,做大做強鹽湖化工、金屬冶金、油氣化工、煤炭、特色生物和新型能源產業,著力培育資源、產業和產品多層面聯動發展的新格局;按照市場引導、項目帶動、企業支撐的原則,規劃實施一批以支撐循環經濟發展的骨干項目,力爭盡快培育產值100億元以上企業8戶、50億元以上12戶,10億元以上20戶,培育13個大型產品生產基地;按照科學引領、創新驅動的原則,加強共性、關鍵技術研發和推廣,加快培育創新型、實用型人才,著力破解試驗區發展的技術和人才“瓶頸”,全面提升自主創新發展能力,力爭使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達到50%以上。
著力增強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增強技術創新能力,動力在機制,活力在企業。為此,要把推進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建設,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加快海西跨越式發展的重中之重。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能融合”為準則,以高起點、高技術、高效益和構建高原型、資源型、生態型循環經濟模式為目標,以推動工作創新、管理創新、思路創新和發展創新為著力點,穩步推進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全面提升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和科技創新能力。堅持政策引導、項目支持與完善企業自主創新獎勵機制相結合,充分發揮企業在推動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中的主力軍作用。以整合科技資源,推動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建設為重點,盡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題、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大力培育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不斷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拓寬高新技術人才的招才引才力度,打破身份、地區以及所有制界限,不求所有,只求所用,以項目、科研課題為紐帶,將沿江沿海等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科研院所的優秀人才集聚到破解制約柴達木資源綜合開發、產業融合難題上來。
一、把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導向作為文化產業發展的根本價值追求
為什么在中國推進文化產業發展,需強調把“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根本價值追求呢?可以從以下三個角度來分析。
1.從理論角度分析,追求人的發展是的精華
馬克思在闡述新社會的本質要求時,曾明確指出:新社會是實現“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人們可以“在最無愧于和最合適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2.從現實角度分析,“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導向”是擺脫“利益至上”的文化產業發展理念的理性選擇
文化產業是在全球化的消費背景中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產業,日經濟學家將其稱之為“21世紀的最后一塊暴力蛋糕”。因此,某一些人或部門把追求最大利益作為發展文化產業的最終目標。把一些低俗、媚俗、庸俗的文化產品帶入文化市場,嚴重影響了人們的價值觀和價值取向,帶來很多不良的社會效益。這就造成了在文化產業的發展中忽視社會效應,只顧經濟利益的片面市場化現象。
3.從未來趨勢分析,以人的發展為導向是適應新階段人類需求新變化的必然要求
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正在出現某種階段變化。中國將從前一階段以滿足人的生存需要為主要訴求的“生存型”階段,轉入以追求人自身發展為主要訴求的“發展型”新階段。在新的階段,人民群眾將會提出與生存型階段不同的新的需求,這類需求越來越具有多樣性、升級性、公平性和可持續性的特點。總之,“生存”到“發展”的需求轉變,更加證實了,人民群眾如今不僅僅是要活著,而是想更自由、更全面的活著,更有自信,更有尊嚴的活著。為適應發展階段正在發生的新變化,滿足人民群眾過上更有尊嚴的生活的新要求,今天發展文化產業,必須堅持“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導向。
二、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導向發展文化產業的四個著力點
從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著眼,推進文化產業發展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如果沒有重點和目標,文化產業的發展就失去了重心,因此,必須把握好發展文化產業的著力點,在“十二五”期間,建議把握以下四個著力點。
1.在項目選擇上,應該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價值追求
現代文化產業發展項目選擇可以定義為在現代文化產業組織經營過程中,從歷史文化遺存和當下文化資源出發,在眾多文化產業項目申報過程中,采用現代獨特的技術和手段,對蘊含項目其中的核心對象文化資源的價值進行整合,分析,預測,評估,從中挑選出既能保證利潤最大化,又可以滿足預算限制項目的活動過程。
2.在文化產業的要素投入方面,重在實現主體的自主創新
“文化是土壤,創意是種子,產業是果實”[5]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文化創意產業的本質。文化產業只有立足文化,通過創意的種子來充分吸收文化沃土中的營養,最終才能培育出產業的碩果。但是,由于對文化創意產業的認識不夠,從而導致了發展文化產業過程中“重產業,輕文化”或者“有文化,卻無創意”等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實現主體的自主創新,培養文化產業的創新型人才是必然要求。優秀的,專業的文化產業人才是創造名牌文化產品的靈魂。
3.在文化產業的需求結構方面,重在調整優化居民對文化產品的消費結構
“‘文化消費’指的是以文化商品為對象的一種消費活動。使人們為了滿足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消費方式消費精神文化產品和相關勞務(或勞動)的過程”。要大力提高居民對符合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符合核心價值體系的文化產品的消費,凈化文化消費市場。國家也可以通過培育一批文化品牌產業,形成品牌效應來帶動消費結構優化升級,使文化消費成為長久的可持續的發展。
4.在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方面,重在尋求“天人合一”的生態文化產業
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就不能只有經濟效益這一個指標,而且還有社會效益的公共文化安全與文化生態安全指標。這就是文化產業發展所應當遵循的文化生態文明的價值取向。必須在文化產業發展模式的創新中引進“生態文明”的新觀念,樹立“文化生態文明”的科學思想為指導,推進產業結構、文化經濟發展方式和文化消費模式的戰略性調整。
文化產業是二十一世紀的黃金產業,發展好文化產業,是我國實現戰略性發展的必然選擇。然而,為促進文化產業又好又快發展,確保文化產業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必須明確文化產業發展的導向問題,建構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導向的文化產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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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快推進工業化發展步伐,促進我縣經濟較快發展,縣委、縣人民政府決定召開這次會議,具體研究部署我縣工業工作。前面,縣委書記從戰略的高度,深刻論述了走工業化道路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意義,對如何加快我縣工業經濟發展,推進工業化進程,作了全面的部署,這對于我們進一步實施好“工業強縣”的發展戰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副縣長對我縣工業經濟現狀進行了分析,×副縣長宣讀了《博湖縣關于加快工業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與會人員對各鄉鎮個點進行了觀摩,會議期間,部分鄉(鎮)和企業作了典型發言,參加會議的人員分組對縣委書記的講話、《若干意見》和《激勵機制》等進行了充分討論,大家暢所欲言,談了很好的意見。
這次工業經濟發展會議是在我縣工業經濟發展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挑戰的情況下,縣委、縣人民政府召開的一次內容十分豐富、主題十分鮮明、反響十分強烈的工業專題會議。會議對理清我縣工業發展思路,明確今后一個時期工業發展目標和工作任務,加快工業化進程,推動博湖工業實現跨越式發展,將起積極的作用。貫徹落實這次會議精神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的一項重要工作。各鄉(鎮)、各部門、單位要采取有效措施,把這次會議精神貫徹好,把會議確定的目標、任務和措施落實好。
一是要統一思想認識。這次會議是全面安排和部署我縣工業工作任務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全縣上下要把貫徹落實會議精神提升到政治任務的高度,切實抓緊抓好。各鄉鎮、各部門、單位要采取多種形式迅速傳達這次工業經濟會議精神,深刻領會其精神實質。通過深入學習和討論,努力把全縣各級黨政組織、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思想行動,統一到縣委和縣人民政府的決策部署上來,統一到加快發展主題上來。
二是要理清工作思路和目標任務。各鄉鎮、各部門、單位要圍繞《關于加快工業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明確的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緊密聯系自身實際,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征求意見,結合實際,切實理清今后一個時期發展工業經濟的思路,認真研究和制定明年工作規劃。在此基礎上,抓緊對明年工作作出安排和部署,逐一細化分解工業經濟目標任務,全面落實工作責任,強力推進工業各項工作開展。
三是要堅持真抓實干。我縣今后工業經濟的發展目標和任務已經明確,當務之急是狠抓落實。各級領導干部務必從講政治的高度來深刻認識抓落實的重要性,進一步增強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轉變作風,扎實工作,放下架子,撲下身子,摸透實情,培養典型,增強工作的預見性,不斷提高領導水平。要主動適應形勢和任務的變化,采取超常規措施,改進工作方法,講究工作技巧,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實施重點突破,確保工業經濟目標任務的順利實現。
下面,我就貫徹落實這次會議精神,講三點意見。
一、認清形勢,提高認識,切實增強發展工業經濟的責任感和緊迫感
我們與兄弟縣市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發展速度的差距,最終體現在工業上的差距。經濟發展,重點在工業,難點在工業,希望和出路也在工業。沒有工業經濟的先行突破,就不會有縣域經濟的整體突破。所以說,工業是經濟發展的核心。我們要牢固確立工業強縣戰略不動搖,提高對發展工業重要性的認識,增強加快工業發展的緊迫感和責任感。首先,推進工業化,是解決農民增收難的有效途徑。“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業產業化,而實現農業產業化,必須靠工業化來帶動。我縣的企業大部分是以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的企業,初步形成了“公司+基地+農戶”的經營方式,通過龍頭企業的帶動,使農戶與大市場建立起穩定的供銷關系,提高了農產品的附加值,確保了農民增收。今年,通過凱澤、萬福等龍頭企業的帶動,全縣農民僅種植工業番茄一項,就實現人均增收元。其次,推進工業化,是培植財源的支柱。我縣能不能加快發展,關鍵在工業。要實現富民強縣新跨越,根本途徑就是抓住機遇,利用豐富的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工業經濟,實踐已經證明,工業經濟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只有加快工業經濟發展步伐,培育新的工業企業,才能增加財政收入,增強地方經濟發展后勁。最后,工業的發展還可帶動城鎮化進程和促進充分就業。通過發展工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工業、中小企業,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促進充分就業。同時,還可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加快農民到城鎮居民的轉變,推動城鎮化進程。
我們一定要從全縣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來認識發展工業的重要性,重新審視工業,重視工業,增強加快發展工業的緊迫感和責任感,以積極負責的工作、開拓創新的精神和扎實深入的作風去發現問題、迎接挑戰、解決矛盾、突破難關,從而打開工業工作新局面,強化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促使我縣工業經濟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二、創新工業思維,找準工業經濟發展的著力點
我們抓工業發展,要具有戰略的眼光和思維,明確博湖工業發展定位,找準工業發展的著力點,堅持市場導向,樹立競爭意識,選準和打造適合博湖發展的優勢產業,形成具有博湖特色的工業發展格局。就我縣實際情況來看,實現工業經濟的發展必須找準三個著力點。
一是以做大做強現有企業為著力點。必須清醒的認識到,工業基礎薄弱,企業規模小,支柱產業單一,缺乏龍頭骨干企業支撐已成為我縣加快發展、協調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雖然我們已初步形成了一些農副產品加工企業,但是要看到這些產業基礎還比較薄弱,產業發展水平不高,突出表現為“特而不優,優而不強”,大部分農副產品加工還處在初級加工階段,產業鏈條延深不夠,以番茄醬生產為例,各企業也僅僅停留在加工生產大包裝產品上,缺乏對工業番茄深加工、精加工的企業。因此,今后要加大現有企業群體的支持力度,通過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延長產業鏈條,提高市場競爭力和抗御風險能力,把小企業做大,把大企業做強。要進一步加強構建產業集群的整合,依托現有企業,圍繞主導產品,生產配套產品,大力發展配套經濟。在培育我縣優勢企業群體過程中,還要把握這么一個原則,即企業不分內外、不分大小,要同等對待,放寬準入領域,全力發展民營經濟。對于這個問題,各鄉鎮、各部門要結合實際,認真思考。
二是以發展資源挖潛型工業為著力點。當前,我縣工業經濟還處于工業化初期向中期發展的階段,在資源加工方面,還是比較原始的初加工,市場競爭力不強,效益不高,實現工業化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但是要看到我們在農副產品、水產品和畜產品以及礦產、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方面,還有很多沒有開發的領域和空間,這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優越的前提條件。當前關鍵是要發揮這些資源優勢,抓好資源優勢與市場的對接,創新思維,敢于包裝、善于包裝項目,上一批新的帶動力強的項目,最大限度地爭取縣外資本、民間資本和銀行資金的投入,培育和壯大我縣的優勢產業、重點企業。只有這樣,才能利用資源優勢發展工業,把潛在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優勢,促進縣域經濟發展。
三是以發展外源型經濟為著力點。要破除“當前資源”論,牢固樹立“開放興縣”的觀念。跳出現有資源的圈子,把我縣的工業融入到全州、全疆乃至全國經濟發展的“大盤子”中去定位、去發展,尋找市場空白點,開拓視野,樹立大開放、大市場、大資源、大發展的意識,形成優勢互補,揚長避短,協調發展的格局。對于我縣沒有的資源,也要創新工作方法,拓展工作思路,創造優越條件,想方設法讓企業來博湖投資建廠,根據市場需求,生產外地沒有或極具競爭力的產品,具體來講,就是要大力發展“兩頭在外”(市場和原料在外)的企業,如環聯電線電纜廠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今后,能否再引進一些這方面的企業,各有關部門和單位要很好的思考一下。
三、統籌兼顧,突出重點,全面推進工業經濟大發展
找準了工業經濟發展的著力點,就要采取強有力的辦法和措施,加快發展步伐,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在影響全縣工業經濟發展大局方面實現突破。
一是在招商引資上取得突破。我們有很多資源,但由于資金、技術、人才短缺,導致資源優勢難以轉化成經濟優勢,只有敞開縣門,對外開放,拿最好的資源來換取資金,我縣的經濟才能活起來。實現工業經濟的跳躍式發展,必須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吸引更多的工業項目落戶博湖。因此,要把招商引資作為“一號工程”和經濟工作的生命線,作為一項全局性、牽動性的工作來抓。結合博湖實際,首先要做好工業項目,通過項目來爭取國家更多的資金和民間資金。能不能招來商,引來資,關鍵是有沒有好的項目。我們必須主動適應形勢的變化,集中力量,想方設法充實項目庫,精選一批成本低、風險小、回報率高的特色工業項目。對于我們自己可以做的項目,要組織人員精心編制,對自己做不了的項目,要多渠道開展項目推介,運用市場化手段,請專家來做。抓好招商引資工作,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必須要有專門的機構來做這件事,為什么我縣招商引資力度不大,關鍵就是沒有一個專門的班子來研究項目、包裝項目、推介項目。因此,必須要建立一種招商引資的長效機制和常設機構,把招商引資這項工作促起來。
二是在改善投資環境上取得突破。招商引資的競爭,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環境的競爭。環境就是陣地、就是機遇、就是生產力,優化投資環境就是鞏固陣地、搶抓機遇,發展生產力。我縣在地緣和土地資源方面,與外縣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比如,焉耆與和靜有鐵路優勢,焉耆與和碩有高速公路的優勢,而和碩與和靜有大量土地(戈壁灘)優勢,運輸成本和投資成本都比我縣低,我們只有營造比外縣更加優惠的政策、更加優良的環境,在同等條件下,才能吸引客商到博湖投資。因此,全縣上下,從各級領導到一般干部都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經濟環境,牢固樹立為外商、為企業服務的意識,樹立識大體、顧大局的意識,把為企業、為客商服務作為職能工作的硬指標、硬任務來完成,作為一項重要職責來完成,盡量為到博湖的投資商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要努力打造良好的政務環境。“該作為的不作為,不該作為的亂作為”,“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利商品化,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這種不良的政務環境非常可怕,我們絕不允許它在博湖存在。要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優化,努力做到全方位、全天候、全過程為客商服務,讓客商感到,博湖的各級政府就是服務型政府、陽光政府、遵守規則的政府、講究效率和誠信的政府。要全面落實公開承諾制、首問負責制、限時辦結制等制度,全面推行“一站式”、“保姆式”和“直通車”服務,把博湖打造成為招商引資的“環境洼地”、快捷高效的“服務高地”、聚才引鳳的“風水寶地”。
三是在拓寬融資渠道上取得突破。目前,我縣企業還是以“輸血”式為主進行自我發展,遠未達到自身“造血”的功能,對金融部門有相當大的依賴性;另外,由于信用體系的不健全,個別企業信用意識淡薄,拖欠債務的情況時有發生,致使銀行貸款風險增加,失去了貸款的信心。這就導致企業貸款難和銀行難貸款兩種現象并存,在這個問題上,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采取措施,認真解決。作為金融部門要更新觀念,積極爭取上級銀行的支持,靈活執行貸款政策,把握好資金投向,不但對經濟實力強的大企業放貸,對經濟效益好、信譽高、有發展前途的中小企業也要敢于放貸,特別是對好的投資項目,要善于放貸,逐步提高中小企業的信貸比例,促使中小企業更快更好地發展。此外,還要做好企業信用擔保工作,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服務中心,并充分發揮西海擔保公司的作用,提高擔保能力,完善服務體系,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和行業規劃,加強對中小企業的引導、幫助和支持,逐步建立健全資金擔保、產品開發、市場信息、中介服務等具有綜合功能的服務體系,為我縣中小企業提供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
要不斷建立健全信用體系,建設誠信和守信企業。良好的信譽是企業最大的無形資產,也是企業資本與金融資本有效結合的重要保證。縣域企業應視誠信為生命,講信用、守合同,以良好的信譽贏得金融機構的貸款支持,以積極還本付息的實際行動爭當銀行優質客戶,形成企業與銀行互信互利的關系,從而為自身發展,也為縣域經濟爭取更多的信貸支持和發展機遇。
四是在政策創新上取得突破。要破除“政策僵化”論,牢固樹立“發展是最大政策”的觀念。現在個別部門始終沒有跳出部門利益的小圈子,外地企業來投資建廠,凡與部門利益相關的,不是推脫不辦,就是強調國家這個政策那個法規。現在,大家要明白這么一個道理,制定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快、更好地推進發展,而不是阻礙發展,因此,決不能把政策當作枯燥的本本和僵化的教條,去束縛生動鮮活的實踐。要認真結合我縣實際,深入研究政策,善于用活政策,敢于發展政策,即使政策沒有規定可以干,但只要政策沒有規定不可以干,我們就可以干。
五是在建立激勵機制上取得突破。招商引資、項目開發是一項系統工程、全民工程。各部門、各單位及廣大干部群眾中蘊藏著大量的招商信息和巨大的招商力量,我們要盡力把這些招商熱情充分激發出來,組織懂業務、懂政策的精兵強將挖資源、找客商、尋項目。這次會議上大家討論的《加快工業經濟發展工作責任制及激勵機制》,明確規定對積極引進工業企業成績顯著的單位、企業和個人實行重獎,建立這么一個激勵機制,目的就是為了調動方方面面的力量、縣內縣外的力量參與工業企業招商引資的積極性,激發大家招商引資、開發項目的熱情,營造一個全民招商的良好氛圍。會后,辦公室要根據大家討論的情況,對這個激勵機制進行修改完善,盡快下發。
“不爭GDP第一”,背后反映的表面上看是發展觀的轉變,其實是政績觀的深刻轉型。放棄GDP崇拜,就是放棄各級官員執政的自我本位,真正回到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上來。
教育的改革與發展總是與經濟社會發展、與社會思潮息息相關。長期以來,在一些官員中流行的“經濟發展看GDP,教育發展看升學率”口頭禪,就是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的最生動寫照。當各級執政者開始放棄GDP崇拜的時候,我們有理由期待各級執政者教育發展觀的理性回歸。這就是:不爭升學率第一,把教育改革和發展的著力點轉移到,維護和保障廣大群眾不斷增長的教育需求和教育權益上來。
當執政者把教育發展的著力點指向升學率的時候,“教育就是教人做人”,“教育的本質就是培養人”,這些教育的基本常識在他們的頭腦中就開始邊緣化了,教育的寧靜必然為浮躁所代替,黨的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必然為單純的知識傳授所代替。于是,承擔培養人的神圣使命的教師,就變成了制造大學生生產流水線上的一個打工者。
在人們對升學率的崇拜中,形成了一種追求升學率的路徑依賴,這就是“時間+汗水”。于是,一些地方為了片面追求升學率,加班加點不再是中國人“勤勞”的傳統美德,而成為教育的災難,成為師生教育生活的災難。
人們之所以形成這種路徑依賴,與人們潛意識里存在的一種觀念有關,這就是:在當下的各種考試中,只要多學多練就能提高成績。但遺憾的是,“有效的學習時間”才與考試成績和升學率的提高成正比。伴隨著片面追求升學率的路徑依賴日益極端化,教育的科學精神在許多教育工作者身上已經蕩然無存,這是對我國教育事業科學發展的最大危害。
不爭升學率第一,意味著對教育科學的真正尊重,同時也意味著對人民群眾教育權益的真正維護。人民群眾對教育利益的訴求既是全面,更是具體的。僅看一個升學率指標,無論高還是低,都不能真正反映或維護每個家庭、每個孩子的教育利益訴求。
我始終認為,辦人民滿意的教育就是辦升學率高的教育,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每個家庭的教育利益訴求都是具體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一個好學校,而這里的“好學校”或“重點大學”,總是一種短缺的教育資源,是不可能滿足每個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因此,這個命題滿足的只是執政者的執政政績的利益訴求,而不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
當執政者把提高升學率作為發展教育的主要目標時,作為完成這一目標任務的具體責任人——教育局長、校長直至廣大教師,從工作重心上講,必然會自以為是地放在能夠滿足應試教育需求的各項工作上;從工作對象上講,必然把教育重心放在有希望升入重點學校、重點大學的少數學生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