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發展的啟示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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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農村發展的啟示范文
一、美國農村發與財政政策法案
（一）美國農村發展成就
美國農村持續發展百年后，已經高度實現了城鄉一體化。住房寬敞、生活便利、環境優美成為美國農村社會的一般狀態。
在居住條件上，美國城鄉差別已不明顯。美國革命時期農村人口比重在95%以上，經過農村城市化、城市郊區化的運動，至2008年，已經有82%的美國人口居住在城市化區域[1]。據聯合國2005年的統計，美國城鎮化水平已經達到78% [2]。盡管在非城市化和鄉村市郊地區，仍然存在住房貧困問題，但總體上城鄉差別很小。鄉村和城市的生活方式正在融合，居住條件的差別正在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在生活條件上，美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遜于城市，包括道路、供水、供電、通訊、垃圾與污水處理、綠化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綜合水平很高。20世紀50年代末遍布全國的公路網尤其是高速公路網迅速建立起來。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98%的農村地區已實現了電氣化。分散污水和垃圾治理在美國明確也被作為一種永久性的設施建設，除了鄉村城市化地區以外，非城市化地區都有小型污水處理設施，垃圾處理站[3]。
“美國通過基礎設施的高度現代化，實現了其村鎮的高度現代化，使城鄉之間的差距大大縮小，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發展了許多景觀優美、環境優雅、設施齊備的都市化村鎮。”[4]
（二）財政政策法案對美國農村發展的規范與促進
美國的鄉村發展特色鮮明，這得利于美國聯邦政府的立法推動。美國是一個注重法治的國家，美國聯邦政府常常利用規劃法案作為其政策實施的手段。規劃法案通過短期立法與中長期立法相結合的方式保障聯邦政府短期政策的時效性以及中長期政策的穩定性。在美國，財政政策規劃主要體現在美國農業法案中。美國農業法案每五年由美國國會制定一次，對以1938年《農業調整法》為代表的農業永久法相關條款進行修訂。美國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就陸續制定實施了從1933年第一個《農業調整法案》到2014年《美國農場法案》一共實行了17個法案。其中1968年《住房和城市發展法案》、1972《農村發展法案》、1980年《農村發展政策法案》、1996年《農業完善與改革法案》、2002年《農場安全與農村投資法案》、2008年《食品、保護與能源法案》和2014年《美國農場法案》對農村發展的引導和扶持尤為突出。
二、美國支持農村發展財政政策法案的演進
（一）農村城市化發展階段（1972年前）
20世紀50年代以前美國國會先后通過《太平洋鐵路法案》和《現金補償法》支持鐵路建設，為推進郊區化，聯邦政府通過《資助道路建設法案》，改善州際道路，完善公路系統；各州也發行巨額公路債券，帶動城市向郊區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后通過《住房法案》直接介入農村建設。1961年新的住房法第一次對非農就業的農村居民和低收入農村家庭提供住房保險基金，農民住房管理局也參與通過貸款給當地組織資助當地分擔建筑成本[5]。至1972年農村住房保險基金已經成為美國農村最活躍的聯邦住房政策工具。使農村城市化、城市郊區化及農村非城市化區域可居化。農村發展貸款項目也介入水和廢物處置，為美國農村發展的組織和行動提供長期具有影響性的資金支持。
（二）城鄉統籌發展階段（1972―1992年）
1972農村發展法案開創了聯邦政策的新時代。農村發展法案明確農村發展作為國家發展的目標。農村發展法案主要：解決碎片化管理問題，確立農業部的作為跨城鄉發展的領導和協調部門；具體擴展了農村發展基金使用方案，增加專門針對農村居民和地方項目的撥款資金，包括增加了水和廢物處置貸款和贈款計劃。1980年法案要求農業部長制定國家目標和戰略，以實現農村發展。里根政府宣布了六點農村再生計劃，土壤侵蝕，防洪，供水，以及非點源污染與農業徑流等占主導地位的自然資源問題改良很快成為的聯邦農村發展政策支持重點。卡特時期，預算保持了對農村支持的健康穩定增加。
（三）可持續社區發展階段（1992年后）
這一時期聯邦政府提出解決農村環境可持續發展和宜居社區計劃，創建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理事會，設定美國國家目標為可持續發展。1996年聯邦農業完善與改革法保持在聯邦層面上控制農村發展項目支出，并創建了一個新的方案：農村社區推進計劃，即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以在整個項目的資金移動，以更好地滿足國家的需要。社區發展計劃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提出三個至關重要的系統性的行動：提供信息和技術援助、提供經濟激勵和財政援助以及建立多元化伙伴關系。國家承認全球化經濟中環保運動的重要，國家越來越關注城鄉生活質量問題，把農村景觀和開放空間不斷增長的價值作為農村發展的重要內容。
2002年農場安全與農村投資法案繼續實施農村發展全面戰略規劃。基礎設施、水及廢物處理以及寬帶網絡仍然是農村發展的重要領域。2008年與2014年農業法案，針對農村寬帶發展的阻礙，國會通過撥款、貸款和貸款擔保實施農村寬帶戰略，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
三、對美國支持農村發展財政政策法案的審視
（一）緊隨農村發展現實制定財政政策
農業立法初期主要通過價格支持政策來保護農民收入。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開始了城市郊區化運動，郊區化作為一種新的生活模式和社會意識開始嵌入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隨之而來農村住房保險基金、農村發展貸款項目成為國家財政政策重要工具。20世紀70年代，美國農村城市化發展中農村人口外流鄉村貧困問題突出，社會出現“平衡城市和農村”的呼聲。為此，美國成立農業部農村發展協調委員會統籌城鄉發展的政策和活動，創造了社區發展補助金、保本基金鼓勵農村地區公共工程投資行為。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發展提出環境保護問題，可持續發展理事會提出宜居社區倡議，呼應了可持續發展戰略規劃的要求，被國會納入財政政策范圍。美國緊跟農村發展現實制定財政政策很好地解決了農村發展的現實問題。
（二）通過立法明確具體的財政政策安排
財政政策立法為美國農村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法律依據與行動框架，為聯邦政府干預和引導農村有序發展中起到關鍵作用。聯邦政府通過立法不斷加大對農村道路、水電、住宅等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支持，通過立法不斷提高農村、農民和農業發展的系統協同，以鞏固農業和農村在國家發展中的基礎地位。通過立法，把各種農業政策規定都形成法律條款，制定了對農村支持的詳盡而具體的措施，避免了政策執行過程的隨意性，提高了農業支持政策的績效。同時，美國政策立法過程具有公開性，公民可以聽證國會法案討論，保障了財政政策貼近現實。美國通過立法手段來重點加強對農業和農村地區發展政策扶持，從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
（三）創新財政政策設計發展伙伴關系
隨著農村發展目標的變遷，聯邦政府逐漸改變角色定位，不斷加強與地方和各州政府及私人力量的合作。盡管目前，聯邦財政補貼仍然是農村發展進程中穩定、重要的資金來源，但是農村發展的領導權已經轉移到地方政府、州政府、區域性組織和私人的手中。在農村發展過程中，新興的金融機構包括社區發展銀行、社區發展信用合作社、循環貸款基金、微型貸款基金、社區發展風險投資基金等已經融入農村發展過程中，配合財政政策的實施。
四、對我國宜居鄉村建設的啟示
（一）促進財政政策法制化
我國對農業和農村支持的政策多以政府文件形式，一些重大支農政策的形成過程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影響了政策的貫徹執行。國家有必要逐步通過政策性立法，把農業和農村發展政策目標和支持措施法律化，形成保護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法律框架。在法律框架下，根據農村發展現實不斷調整和完善財政政策設計。
（二）完善支持宜居鄉村建設財政政策體系
我國支持宜居鄉村建設財政政策體系系統性和整體協調性，主要表現在：涉及農村發展的資金渠道、部門支持政策較多；稅收優惠政策適用面窄；政策性金融服務薄弱等。我國目前也在進行宜居鄉村建設，這對財政支農政策的協調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應從科學安排財政政策措施、發揮稅收減免政策工具的作用、發揮政策性銀行作用出發，協調運用多種財政政策工具，幫助宜居鄉村建設市場體制的形成。
第2篇：農村發展的啟示范文
日本的“新農村”運動是一個連續連貫的發展過程，由政府開始推動，并在農村內逐步形成自主自立的發展形勢。在政府的積極主導下，鼓勵農民積極參與，強調自主自立，而且重視對農民的職業技術培訓，全面充分地發揮了農業協同組合系統的作用，重視法律法規及各種制度建設并給予稅收優惠，從政府到地方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支農的融資和信貸制度。這對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和建設具有一定的啟示。
一、日本“新農村”運動概況
日本于上世紀先后進行了“新農村”運動。就其發展目標和結果來看，大體上可分為如下三次：
第一次始于上世紀50年代中期。由于當時日本農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差、農村基礎設施落后，農村青年對未來的農業和農村失去信心等諸多因素，1955年12月，時任內閣農林大臣的河野一郎提出了““新農村”建設構想”，并得到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的普遍贊同。日本政府在確定1956年國家預算基本方針時，將“新農村”建設作為農林漁業的重要政策納入國家計劃。這一次“新農村”建設主要實施了三項措施：一是確定推行區域。根據農林大臣河野一郎提出的建立農民經營共同體的構想，把推進“新農村”建設的區域確定在100戶到900戶規模的村莊，并以此推動農戶的經營聯合，政府共指定4548個市町村為實施區域；二是建立“新農村”建設推進體制。被指定為推進“新農村”建設的市町村分別成立農村振興協議會，通過民主的方式，集中農民的智慧，與當地政府部門及團體充分協商，制定了農村振興規劃并付諸實施；三是加大對“新農村”建設的資金扶持力度。“新農村”建設所需資金，除當地農民資金及政府農業金融機構貸款外，國家還采取特殊補貼方式，提高中央、都道府縣及各市町村等三級政府的補貼水平。根據統計，平均每個實施“新農村”建設的市町村費用高達1000萬日元，這其中40％是由中央政府補貼的。在國家政策和財政支持下，最大限度發揮農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在強化農業基本建設的基礎上，推進農民合作，提高經營水平。1956年至1962年的7年間，日本政府對“新農村”建設的補貼總額高達480億日元，主要用于農田基本建沒、水利、農村通電、發展畜牧業、建立公共設施、農村廣播等領域。為解決一部分農村通電、增加電力供給及開發水力發電等領域，除國家補貼外，國家農業金融機構還采取了發放低息貸款措施。
第二次在60年代中后期。在第一次“新農村”建設的基礎上，日本政府于1967年3月制定了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出臺謀求經濟產業均衡發展、區域均衡發展、適應國際化經濟發展趨勢、縮小城鄉差距、消除環境污染等一整套政策措施。在農業及農村方面，該計劃則強調全力推行綜合農業政策，將“新農村”建設置于推進農業及農村現代化的核心位置。其主攻方向首先放在提高農業經營現代化水平上，政府大力投資，強化支持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大搞條田化、暗渠排灌、農用道路及農業防災等基礎設施建設。在改善生活環境方面，提出了“把農村建成具有魅力的舒暢生活空間”的目標，大力推進保護農村自然環境，實施改建和新建農民住宅，提高自來水及下水道普及水平，為農民建立集會活動場所，充實學校、醫療單位，建立農村保障制度并加大扶持強度。
日本第二次“新農村”建設的區域規模及資金扶持力度遠遠大于第一次。根據統計結果，在國家指定的3100個市町村中推進農村基本建設和經營現代化建設，這大約占當時日本市町村總和的80％。每個市町村除政府補貼9OOO萬日元外，還由國家農業金融機構貸款2000萬日元。在政策與資金的大力支持下，第二次“新農村”建設達到了預期目的，取得了明顯效果，大大加快了農業與農村現代化進程，農業生產能力明顯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急速上升。
第三次在70年代初。日本政府于1971年制定了(儂村地區引入工業促進法》，鼓勵城市工業向農村轉移，為農民提供非農就業機會。此舉不僅抑制了大量農民流向城市，也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改變了農村面貌。其后最具影響的是“一村一品”運動，“一村一品”的宗旨在于以振興農產品為目標，發展介于一次產業和二次產業之間的一點五次產業，制定適度的行政對策，建立功能健全的經協組織。促使或一個縣、或一個鄉或一個村努力發展出優勢經濟項目，擁有自己品牌，具備特色產業，從而產生出巨大的市場優勢和顯著的經濟效益，并形成一個地區的標志，代表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態，反映這個地方在市場中享有的知名度。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因地制宜，發展支柱產業，拉動地方經濟增長。“一村一品”運動的開展在日本取得了顯著效果，為日本“新農村”建設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促使日本農業農村步人了國際化水平，并實現了日本的農業現代化發展。
二、日本“新農村”建設的特點
第一是政府積極參與。一是充當發起者。從三次“新農村”建設的發展來看，前兩次都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導型的，即由官方針對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農村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主動倡導“新農村”建設運動，體現了官方對農村的重視。
第三次盡管是自發展開、屬于民間主導型的，但是其中在國內外最具影響力的“一村一品”提議人是縣知事。二是在資金上大力支持。據資料顯示，日本政府通過各種渠道用于農業的投資高達農業總產值的l5倍之多。政府籌集的這些資金主要是用于如土地改良、水利建設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另外還用于科研推廣、動植物防疫、農業災害賠償、農業勞動者補助和農業金融補貼等方面的投入。三是在組織與規劃上給予支持。日本專門成立農村規劃、建設與加強產業發展的農業構造改善局；官方指定推行“新農村”建設的區域，同時督促市町村成立農業振興協會，并建立了由市町村、縣到中央的三級農協組織體系，其覆蓋了整個農業和農村；地區政府還出面委托專業規劃團隊制訂農村基建方案，縣政府無償開辦各類補習班等。
第二是鼓勵農民積極參與，強調自主自立。如果說在前兩次政府主導型的建設中，農民顯得相對被動的話，那么在后期的民間主導型的“一村一品”運動中，這個不足便得到了有效的彌補這一方面是因為此時政府財力相對緊張，無法進行大包大攬，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實踐中，日本政府認識到農村振興不能僅靠政府單邊努力，它還需要作為直接受益者的農民自主參與，所以必須設法調動其積極性、創造性，培養其自立性使其成為鄉鎮建設發展真正的主體。因此，在“一村一品”運動中，廣泛推崇自行思考、自行實施的精神，從規劃的制定、實施到“一村一品”的產品選擇，皆由本地居民出謀劃策，并依本地需要定取舍。政府的工作只是引導群眾集思廣益喚起其熱情和干勁，并在政策與信息服務、市場開發、人才培訓、技術指導等方面予以支持。這種方式既塑造了一大批實用專業人才，也使村民具備了民主意識和從公共利益出發經營農村產業與維護其公共設施的愿望和能力。
第三是重視對農民的職業技術培訓。日本政府特別重視對農民勞動技能和素質的培訓，他們組織動員各界力量構成了一個互補的教育體系有計劃、分層次、有重點地開展對農民的免費培訓活動，教授農業技術等實用性強的課程。
第四是充分發揮農業協同組合的作用。日本戰后重建的“農業協同組合”是一個集農業、農村、農戶為一體的綜合社區組織，它是在政府的大力倡導和扶持下發展起來的，由農民自愿結合而成。目前全日本99％以上的農戶都屬于該組織“農協”分基層、縣級及農協中央會三大層次；按業務對象和經營范圍不同又有綜合農協和專業農協兩類。它們共同構成了完備的遍布各地的綜合服務網，利用聯合力量，為農民提供快速、周到高效的服務。該組織的輻射范圍極廣，幾乎涉及到了農民生活的各個領域和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據統計，日本有80％以上的農副產品是由農協銷售的，90％以上的農業生產資料是由農協提供的71％的生產信息及59％的生活信息來自農協系統。
可以說，農協承擔了日本農村主要的經濟功能在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民的交易地位、推進農業與農村現代化建設等方面，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農協更是首當其沖，起到了政府難以替代的作用。
第五是重視法律法規及各種制度建設。為了推進農村事業改革、統籌城鄉發展，日本政府依據不同時期農村發展情況及目標，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和影響深遠的扶農政策，為農村各項建設事業提供支持。如在20世紀50、60年代制定了(農業法》等近30個法規，并多次修改(農業協同組合法》。70年代出臺儂(藥取締法》等與有機農業有關的法律法規。1999年頒布了《食品、農業、農村基本法》、《持續農業法》等。此外還先后頒布實施了《過疏地區振興特別措施法》《農林漁業組合重建整備法》等法律法規。在制度建設上，主要包括農民充分參與規劃制度；尊重農民選擇，保護農民權益，培養農民自立制度：加大政府財政投入，為區域經濟發展打造平臺制度；農業現代化補助資金制度；發展農村教育、衛生、文化、信息等社會事業的制度；農業和農村防災救災保險制度等等。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為農村農業的發展及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提供了法律與制度上的保障。
第六是提供稅收優惠和建立較為完善的針對農民的融資制度。日本政府除了在財政政策上向農村傾斜以外，在稅收、金融等方面也提供了許多優惠：如農協各種稅收均比其他法人納稅稅率低l0％左右。為支持農協向農民開展信用事業，政府部門還給予農協以貼息貸款或無息貸款等，以確保其資金來源。而農協信用系統則以略高于普通銀行利率的優惠利率吸引大量農村閑散資金，并以優惠條件向農戶發放低息貸款。據統計，農協貸款余額中，對社員發放的農業和生活貸款占80％以上。另外，政府發放的政策性貸款和向農業部門投入的貸款資金和利息補貼資金，也通過各級農協的窗口發放給農戶。
三、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一是政府承擔應盡的責任并發揮主導作用。
日本政府一方面一直通過投入較大資金量、充當組織者等并在實際行動中積極履行職責。另一方面依據實情適時調整政府參與的力度、廣度，在不同階段采取不同對策，不過于教條，也不走極端。另外，區分不同發展階段的規律，分階段重點實施地區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整治、法律政策等專項工作，實現了力量的集聚。我國這個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矯枉過正，由大包大攬變為放權過多，結果形成欠賬太多，投入太少，農村公共產品奇缺的狀況，政府負起相應的責任不夠。目前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也到了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必須要在財政金融政策上加以凋整，加大投入比例。至少也應該在最為重要的幾個方面先行加強專項投入。例如，加大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強農業專項資金的投人力度和監管機制等。
二是促進農村新型經濟合作組織的發展與強調農民自主自立自我管理。
日本的“新農村”發展，其一是實現分散經營的農民和大市場的有效對接，有助于農民形成數量優勢，改變勢單力薄進人市場的弱勢地位，減少其在各種經濟活動中的盲目性與利益流失，維護農民權益；其二是形成完備的遍布各地的綜合服務網絡，利用其聯合的力量，為農民提前、產中、產后的快速、周到、高效的配套服務；其三是具有較強的社會活動組織功能，能夠組織農民參與所在社區的各種活動，包括諸如水渠道路的修建等公共產品的供給活動。目前我國的“三農”是弱質產業、落后區域、弱勢群體，面對與其他利益集團收入差距的拉大，面對來自國際農業市場的嚴酷競爭，面對公共產品屬性較強的各種農村基礎設施的難以建設，處于散兵游勇狀態下的農民正迫切希望能夠開展聯合和合作。因此，國家應盡快出臺政策支持與建立法律法規，用于積極引導農民建立各類新型的經濟合作組織，要因地因時制宜，形成多種多樣的形式，做到以農民自愿為基礎，充分體現“民辦、民管、民受益”這一基本原則，避免形成新的官僚體系。
三是重視其他各種軟公共產品的提供。
其一是建立多元化教育體系，加強對農民的素質教育與職業技術培訓。為了提高農民的技術能力、就業能力和創業能力，培養各類農村職業技術人才，改善農民的綜合素質，使農民不會因貧困而在后續的競爭中繼續處于劣勢地位，在目前情況下，政府應該動員社會各界力量，支持對農民的培訓。培訓的內容要避免宏觀性的理論空談，應注重微觀性、實用性，重點解決農民在實際操作中的技能問題；
其二是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與制度，創造良好的法制與制度環境。農業是天然的弱質產業，面臨著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從日本的經驗來看，這種保護并非體現在普通政策層面，而通常是以法律法規及制度等形式表現出來的，從而極大地增加了保障的嚴肅性與力度。因此，就我國目前而言，一方面要注意修改已不適應新形勢的相關法律、法規，另一方面還要細化、完善地制定新的相關法律、法規，以逐步加快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步伐，做到有法可依和依法辦事；
其三是建立較為完善的針對農民的融資制度。資金的短缺是制約農村發展最關鍵的因素，多年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長期處于資金不足的狀態，農民從官方銀行信用社融資較為困難，許多人只得轉向民間融資，但民間融資利率偏高，甚至還存在高利貸的現象。所以啟動金融手段，發揮政策性的金融作用，完善農業信貸制度，已成為勢在必行舉措。
第3篇：農村發展的啟示范文
家長管理中心是俄羅斯具有顯著特色的學前教育機構，它充分利用家長資源，讓家長參與幼兒教育活動，配合幼兒教師對幼兒進行教學與管理。這種幼教機構主要存在于經濟不發達的俄羅斯各山區和城鎮 , 一般提供半天或全天服務。眾所周知，俄羅斯地廣人稀，一些農村、山區城鎮和邊遠落后地區還沒有組建正規的幼兒園，再加上師資力量嚴重不足，造成這些地區的學前教育情況十分嚴峻。
二、家長管理中心在我國農村推行的可行性分析
(一)農村地區的學前教育的普及率低
學前教育服務提供的數量不足、質量不高，導致農村學前的普及率低，在羅志福等人的研究中，6 個樣本縣農村19 萬 0-6 歲兒童中，0-3 歲兒童沒有接受過任何學前教育，因為沒有托兒所之類面向 0-3歲嬰兒的早期教育服務機構，在 9.5 萬 3-6 歲的學齡前兒童中接受幼兒園教育的僅為 1.4萬，農村學前教育機構數量不足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在農村舉辦家長管理中心可以從數量極大緩解學前教育服務機構不足的現狀，提高農村的學期教育普及率。
(二)農村學前教育機構數量不足
雖說最近幾年學前教育發展的大環境已經有所改觀，公辦幼兒園的數量也在激增，政府在公辦幼兒園的辦園力度方面也有所加大，整個國家學前教育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在此過程中城市和縣成的公辦幼兒園數量增加、且分布范圍日益合理。但是，農村的學前教育機構數量卻沒有明顯變化，特別是農村公辦幼兒園的數量沒有顯著變化，不能及時滿足農村適齡兒童的入園需要。如果在農村舉辦家長管理中心可以從某種程度上彌補農村學前教育機構不足的現狀，滿足農村適齡兒童的入園需求。
(三)農村學前教育師資力量不足
農村的學前教育機構主要是幼兒園，學前早教機構幾乎不存在。農村的公辦幼兒園大多附設在當地的小學中，幼兒園的教師幾乎都是小學中能力較弱的，不能給小學生上課的教師來擔任，且這樣的幼兒園一般班額很大，有時候一個班會有 100 多個孩子，造成師資力量的嚴重不足。在農村舉辦家長管理中心，家長和教師配合工作，從某種程度上緩解農村學前教育師資力量不足的現狀，而且，現在幼兒家長大多是 80 后或者 90 后，文化水平也逐步提高，更能在專業化水平較高的幼兒教師的指導配合幼兒教師做更多的工作。
( 四)我國和一些國家的做法
我國幼兒教育發展始終受到社會政治經濟影響，學前教育的發展首先是在城市發展起來的，走的是一條從城市城鎮鄉村的道路，基本上是符合學前教育的發展規律的。90 年代中期之前，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當時提出的發展學前教育的政策是農村發展學前班、城市提倡和鼓勵發展家庭托兒所。幼兒教育的發展思路和辦法策略總體上還是比較實事求是，順應了時代的需求。當前，學前教育的發展趨勢之一是機構家庭化和微型化。
三、家長管理中心在農村推行的保障措施
(一)對農村幼兒園家長進行專業培訓
學前教育的師資屬于全職教師，對于我國學前教育，尤其是農村的學前教育，過于強調幼兒教師職業專業化并不適宜。一方面學前教育因其獨特性，師資屬于全職教師，家長是師資的重要來源，非正規教育也是以就地取材、能者為師為特點。舉辦家長管理中心首要的是要提高家長的專業水平，教師職業是一種技術職務，需要教師具備幼兒教師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家長要想在家長管理中心發揮更大的作用需要具備幼兒教育學、心理學等方面的知識，具備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觀察力、組織能力等，只有家長具備了這些能力才能更好地勝任家長管理中心的工作。
第4篇：農村發展的啟示范文
一、農村集市的發展概況
中國歷史上農村集市起源很早，“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種小生產者之間的貿易至少可上溯到秦漢時代。唐宋以降，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坊市制度廢弛，草市、墟集貿易日漸活躍。宋代已有不少墟市征收商稅，還有一些草市、墟集更因交通便利、貿易繁盛，逐漸發展為鎮市。
不過，農村集市的大規模發展是在明中葉以后，它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據珠江三角洲地區番禺、順德等十余州縣統計，永樂年間共有墟市33個，嘉靖時增至95個，萬歷時更發展到176個。［②a］福建順昌縣弘治年間只有墟市4處，嘉靖時增至8處；建寧縣更從原來的一個增至9個。［③a］在華北地區，州城、縣城集市多是在明初設立的；鄉村集市中則有相當一分部分是在明代中葉成化—正德年間興建的，嘉靖—萬歷年間其數量更迅速增長。［④a］到嘉靖—萬歷年間，全國各主要省區大體已形成一個初具規模的農村集市網（請參見表1表2）。
明末清初的戰亂天災在相當大范圍內造成人口流失，經濟衰退，明中葉以降發展起來的農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壞。如山東濮州，明代后期已有集市30余處，經明清末初兵燹水患，有2／3以上的集市“市椽無存，故址付之蔓草”，或“僅存一二頹椽敗瓦”；有幸保存下來的幾個集市也是“無南北聚物，市肆不過豆米麥及牲畜，較之昔已徑庭也”。河南淇縣明代“舊有集場九處”，清初“僅存北關一處，其余俱廢”。［①b］再如，廣東靈山縣明代中葉有墟市24個，“殆遭明季之亂……廢墟者九，存者僅十有五”。順治末年，清政府為防范臺灣鄭成功反清勢力，在東南沿海實行遷海，又使很多港口墟市遭到破壞。如潮州府澄海縣因遷海展界，原有12個墟市“廢六存六”，幾個重要港口墟市西港埠、東港埠、溪東埠等均因遷海而致“溪港湮塞”。高州府吳川縣的77個墟市中有16個因遷海而廢。［②b］
從康熙中葉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戰事已畢，社會經濟復蘇，集市也隨之逐漸恢復，有些地區還有新的發展。如廣東遂溪縣兩家灘墟，位于遂溪、石城兩縣交界，原是一個重要的港口墟市，“遷海以來，商多陸行”，該墟遂廢，康熙24年海禁開放之后，逐漸恢復［③b］。乾隆八年編纂的山東《寧陽縣志》記載，該縣明代有集市十余處，“明季群盜蜂起，在鄉（集市）皆廢，國朝順治四年哀鴻甫定，鄉集從白馬廟起以漸而復，今則市廛密如也”。［④b］又如河南裕州之北關、興隆鎮、大酒店、券橋店等集均系康熙29年、30年知州潘云桂“招徠流寓”恢復或新設的；其后康熙45年蒞任的知州董學禮設立了十二里河、表家店等集；雍正年間赴任的知州金理、宋名立等又先后增設了柏樹岡、維摩寺、四里店、白草墳、五龍廟等數集［⑤b］。不過，康雍年間也有相當部分地區尚處于戰后恢復階段，山東十府中就有六個府的集市此時尚未恢復到明代的平均水平［⑥b］。六七十年代，美國學者施堅雅教授將中心地理論引入區域市場研究［⑦b］，使集市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七八十年代迄今，海內外已有很多學者對明清時期各省區農村集市的發展狀況分別進行了考察，研究地區至少已涉及四川、江浙、安徽、湖廣、江西、閩廣、陜西、河北、山東等十余個省區（筆者所見的論著見附錄）。這些研究大多檢索了大量方志，對明清時期各省農村集市的數量進行了統計。這里，我們將這些數據進行歸納整理，制成表1。其中，江浙皖三省因方志記載大多只列市鎮，不記集市，故而是市鎮數字，其余各省均為集市數。
表1 明清時期各省區集市發展狀況表（1）
資料來源：（參見本文附錄，下同）
①石原潤b文表1；②許檀b文表1；③魏志強碩士論文附表；④高王凌a文表1；⑤李華a文（打印稿）附表3，該文正式發表時此表未刊出；⑥占小洪碩士論文附表；⑦陳鏗前引文（打印稿）附表，該文發表時此表未刊出；⑧李華b文表5。以上各省集市數據，均按本表的階段劃分重新進行統計。⑨石原潤a文表3，該表系以乾隆、嘉訂為界將清代數據分為清代前半期、后半期兩部分，本表分別將其歸入清初、清末兩欄，故與其他省區相比，這三省清初數字可能偏高，清末數字可能偏低。
＊江蘇、安徽、浙江三省系市鎮數。
表2是依據表1數據所作的各省區每州縣集市平均數。該表可見，嘉靖—萬歷年間，各省區雖發展程度不一，但基本上已形成一個初具規模的農村集市網；康熙、雍正年間集市數量較之明代已有所增長，不過除個別省區外增幅尚屬有限；乾隆—道光年間大多數省區集市數量較清初有顯著增長，其中直隸、山東增長在20％以上，廣東、湖北超過50％，四川、江西的數字更是翻了一番還多；清中葉以后，絕大多數省區仍保持著繼續增長的趨勢，此外，新開發地區如東北三省集市也在迅速發展。
表2 明清時期各省區集市發展狀況表（2）
＊江蘇、安徽、浙江三省系市鎮數。
表3是依據表2中各州縣集市平均數對全國集市數量進行的估計。在明代十三個布政司中我們有其中七個的集市數字，如果再加上河南、湖廣、廣東等布政司，全國主要省區合計集市數量約在一萬上下，比清初的數字稍低些。清代中葉，僅表中所列的11個省區集市合計已有18000余個，若再加上河南、山西、湖南、廣西等省的數字，［①c］全國集市總數至少可達22000—25000個，清末當會超過三萬。
表3 明清時期各省區集市發展狀況表（3）
①各省區州縣總數系依收入集市數據的區域計算，故部分省區州縣數與該省實際州縣數有出入。另，有些省區州縣數明、清亦有變化。②山東明代及清初為104州縣，清代為107州縣。③江蘇明代及清初以54州縣計，清代以70州縣計之。④廣東以清中葉數字計入。
＊江蘇、安徽、浙江三省系市鎮數。
＊＊系清初、清末兩欄的平均數。
隨著集市數量的大幅度增長，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清代中葉，全國大多數省區已形成一個具有相當密度的農村集市網。統計數字顯示，清代中葉各省區的集市密度大體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每集交易面積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區多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徑，平原多為3—5公里，山區多為5—7公里，平均約在4—6公里之間。［②c］也就是說，小農赴集貿易一般只需1—2小時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區距離稍遠，一日也可從容往返；河網區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實際耗時則要少的多。各省區之間集市密度相當接近，這或許可看作清代集市發展的某種整體性吧。
進一步的分析可看到，人口、耕地資源，以及經濟發展水平都是影響集市發展的重要因素。一定數量的人口與耕地是維持一個集市最基本的條件。市場是由需求決定的，一定數量的人口是保證這一需求的第一要素。但小農還必須有剩余產品可供出售，才能使他的各項需求從潛在的轉化為現實的需求。比較表4中平原區與山區兩部分，平原人口密度多在每平方公里200人以上，而山區人口密度多在100以下，山區集市密度普遍低于平原區，人口稀少顯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氣候、水源條件的差異，南北方耕作制度亦有不同。華北平原為旱作區，農作物大多一年一熟，部分地區兩年三熟；而長江以南各省均為稻作區，大多一年兩熟，條件好的還可一年三熟；故維持一個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土地數量南北方也相差較大，北方旱作物區大致在3—4畝，而南方只需1—2畝。當然土質、水源條件不同、商品化程度不同，同樣數量的土地其實際收益仍會相差很多。這些因素都會對市場需求量造成影響。下面，我們來看各省區的差異（請參見表4）。
表4 清代中葉各省平原、山區集市密度與人口、耕地資源對照表
資料來源：（1）各府面積、人口據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甲表88；山東分府面積有誤，系據《中國歷史地圖集》清代山東省圖以稱重法求出；又東昌府含臨清直隸州，兗州府含濟寧直隸州在內。
（2）集市數字直隸據石原潤、山東據許檀、四川據高王凌、江西據詹小洪、廣東據李華前引各文集市表統計，清代中葉缺載的州縣，以相鄰時段數字補入。江蘇據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頁142—3，系市鎮數；樊樹志、平等亦做過統計，數字差距不大。
河北、山東二省平原各府人口密度、耕地條件相差不多，其集市密度也大致相同；而位于丘陵山區的各府人口密度約為平原區的一半，土質、水源條件亦差，其集市密度較低也就是自然的了。
四川各府中，成都府人口密度最高，達每平方公里500余人，需求總量較大；重慶府人口密度雖不甚高，但人均耕地最多，土地可提供的剩余產品較多，這兩府集市密度較他府為高；位于山區的龍安府人口密度僅數十人，人均耕地又不足一畝，人口需求和所能提供的剩余產品均屬有限，故集市密度大大低于其他各府；至于保寧府人口密度雖低，但人均耕地較高，其集市密度與平原區的潼州府不相上下。
江西各府中以臨江府人口密度和人均耕地為最高，其集市密度也高于其他各府；贛州、南安二府雖位于山區，人口密度與人均耕地也低于其他諸府，但集市密度并不太低，這大概是由于這兩府位于大庾嶺商路，自乾隆22年清政府限定廣州獨口通商，江浙閩諸省的絲、茶等貨均需經江西翻越大庾嶺入廣東出口，而進口貨物也需由廣東翻越大庚嶺入江西再轉銷各地，商品轉運及流動人口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這條商路沿線南安、贛州等府市場的發展。
廣東各府中以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廣州府人口密度最高，集市密度也是最高的，每100平方公里墟市密度為3．5個，平均每集交易半徑只有3公里，這一密度不僅在廣東，即便在全國也是首屈一指的；而粵北山區的嘉應州人口稀少，耕地條件也差，平均200平方公里才有一個墟市；南雄州人口雖少，但耕地條件尚佳，而且位于大庾嶺商道的廣東一側，其集市密度雖大大低于廣州府，但與相鄰的江西贛州、南安二府大體相同。
江南的蘇州、松江二府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這里人口密度最高，為平原區一般密度的2—3倍，耕地條件亦佳，但這里的集市密度并不是最高的。不過，這二府的數字是市鎮密度，這一現象提示我們，集市的增長并非無限的，當它達到某一合理的購物距離之后，主要發展方向即可能轉向另一個方面。
集市開市頻率是反映其發展水平的又一指標。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開市頻率越高，市場的實際效率也就越大。
明清時期，在集市數量增長的同時，集市開市頻率也呈增長趨勢。如福建邵武縣和平墟、朱坊墟，明代每月僅開市一次，到清代中葉都已增為每旬兩集，即每月開市六次；永定縣溪口墟，乾隆時每旬一集，道光時增至每旬兩集。［①d］山東金鄉縣康熙年間共有鄉集19處，其中每旬開市兩次的9集，開市四次的9集，另有1集每旬只開市1次，總計每月開市57次；乾隆年間該縣鄉集增至23處，并全部改為“十日四集”，總計每月共開市92次。［②d］
與集市密度相比，集市開市頻率的多寡更明顯地反映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商品化程度的差異。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居全國之首，市場發育早于其他諸省，明代中葉基本上已是每日開市，每旬開市數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見。［③d］廣東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為常見，但在沿海地區也有相當一部分州縣因“商賈輻輳無虛日”改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該府九縣109個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個，占總數的55％；每旬三市者39個，占35．8％；每旬兩市者8個，占7．3％；而海陽、澄海兩縣的墟市已全部為“逐日市”了。［④d］江西的墟市一般以每旬三次較為普遍，但在贛東北、贛東南山區也有不少每旬開市兩次者；贛江中游的吉安、臨江等府則出現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時貿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見到。［⑤d］四川的場市也以每旬三次者為多，乾嘉年間在川西平原的郫縣、新繁一帶已出現了每旬開市四次、五次的場市。［⑥d］福建的墟期則以“每旬兩次為主要代表形式”，僅在閩南沿海的部分州縣每旬三次的墟期才較為多見。［⑦d］華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開市兩次最為普遍，清代每旬開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長趨勢，如上引金鄉縣的例子；在運河沿線亦可見到“日日集”的集鎮，但這種現象并不多見；大多數州縣系以每旬開市兩次的集市為主，其中間有一二個或三五個集市每旬開市三次、四次等等。［⑧d］
以上考察我們看到，清代全國大多數省區的集市都以每旬開市兩次、三次最為普遍。每旬開市兩次者，其集期組合多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相搭配。如乾隆年間山東平原縣共有鄉集29處，其中以一六日為集期者3集，二七日為集期者4集，三八日為集期者9集，四九日為集期者9集，五十日為集期者4集。［①e］每旬開市三次者，其集期組合以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最為常見。如廣東增城縣共有墟市36處，其中以一四七日為墟期者有廟潭、二龍、白石等8墟；以二五八日為墟期者有縣城東街、小埔、仙村等12墟；以三六九日為墟期者有證果、高灘、岡見等8墟；此外，還有少數墟市系以三六十日、三五八十日為墟期。［②e］
這種集期的交叉搭配，不僅將一旬之內的集期均勻相隔，而且為相鄰集市之間集期的交叉編排提供了可能。各州縣集市中，相鄰的若干集市開市日期往往相互錯開，互不重疊。如乾隆年間湖南永綏廳籌建茶洞、花園等處集場時，茶洞“議以逢五逢十”，花園“議以逢一逢六”，以便和附近的“隆團、尖巖、永城等處場期按期接聯，循環貿易”。［③e］這種現象十分普遍，直隸稱之為“插花集”，廣西叫“交叉墟”，四川叫“轉轉場”。在上面的考察中我們已經看到，每縣每日總會有一兩個、三五個或者更多的集市開市，也就是說各縣居民在一年中的幾乎任何一天都可在該縣范圍內赴集貿易，商人也可充分利用各集交錯開設之便，穿梭往還于各墟集之間。而相鄰集期的交叉編排更使得這種時間選擇與就近貿易能夠互相兼顧。顯而易見，這種集期按排方式完全是以方便交易為目的的，同時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開市間隔較大之不便，從而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為買賣雙方提供最大的便利和時、空選擇余地。
二、集市牙行與稅收制度
牙人、牙行是買賣雙方的中介。牙人，亦稱經紀、牙儈、駔儈等等。明代商書《士商類要》中寫道：“買賣要牙，裝載要埠”，“買貨無牙，秤輕物假；賣貨無牙，銀偽價盲。所謂牙者，別精粗，衡重輕，革偽妄也”。［④e］清代的記載稱，“民間貨物交易，評定價格，代為過付者謂之牙戶”；“凡城鄉貿易之處置一卯簿，發給該牙行經紀，逐日逐起登簿收稅，如不登簿，即以漏稅查究”。［⑤e］即牙行在評估物價，主持交易之外，還承擔著為政府征收商稅的職責。［⑥e］
明初政府曾一度禁牙，下令“天下府州縣鎮店去處不許有官、私牙，……敢有稱系官牙、私牙者，許鄰里坊廂拿獲赴京，以憑遷徙化外。……兩鄰不首，罪同”。［⑦e］但牙人在商品交換中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明代中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牙人的活動逐漸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認：景泰二年收稅則例已列有“牙錢”；嘉靖二年的“市易法”更明文規定，“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準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⑧e］
明中葉以后，不僅城市商埠設有牙行，很多地區的鄉村集市也設牙征稅。如嘉靖年間，山東萊蕪縣城和鄉集均設有斗秤牙行，共計208名。樂陵縣集市原設有“斗秤牙行各色共六十六名”，每名每月納銀一錢，共征銀79兩；萬歷年間“有新立集場，續添三十名”，增加稅銀36兩。［①f］河南彰德府在萬歷年間查議各州縣“市集繁簡，貿物多寡，分為等則”，定立各行戶稅額。［②f］也有的地區集市牙行、牙稅興廢無定，似尚未形成定制。如福建福安縣富溪津市，距縣城30里，“明設巡攔，復改設官牙以平貿易，擇公慎者為之；萬歷三十七年罷，商販不便，三十九年復設；泰昌復罷……”。［③f］
牙行之設本為平定物價，主持公平交易，有促進商品流通的積極作用。然而利之所在，弊亦由此而生，不法奸牙借抽稅為名中飽私囊，成為集市的一大弊端。如嘉靖年間廣東東莞縣牙人盧孟吉“違例用強抽收圩稅”，五年得銀800余兩，卻瞞報為78兩；大埔縣三河壩市鄉宦曾某濫收商稅，致“商民走訟”［④f］。清初牙行之弊較明代更甚，往往導致“商賈裹足”。這一狀況引起撫按大臣的嚴重關注，康熙年間起各地陸續下令清查整頓。
康熙十二年，左副都御使李贊元在彈劾魚臺知縣科斂稅銀一案的奏疏中指出，奸民惡棍往往串同牙蠹向地方官“賄營行帖執照”，然后“以朱批印信為護身符券，如虎而翼，公然肆作”，因而，要革除牙行之弊必須對地方官吏私給行帖嚴行禁止。部議獲準，定例“凡貿易雜貨有擅給行帖執照索稅者，依私征私派例以贓論”。［⑤f］
康熙十八年山東巡撫出示曉喻各州縣，“近聞東省州縣衛所集場，多為勢豪土棍盤據霸占，壟斷網利。或自名集主，或稱為行頭，管集收稅皆其家人，在集商民聽其指使，各項價值任意低昂。凡百貨物應稅固稅，不應稅者亦稅，甚至斗粟尺布不能獲免”。該撫下令：（1）各州縣將“應稅貨物與濫設牙行徹底清查”；（2）“凡該州縣衛所境內大小集場，責令鄉地人等將集主行頭按集報出，盡行革除，將革過花名造冊送查”；（3）“嗣后如有勢豪土棍并劣矜惡監或官仆衙役仍前盤踞集場，把持行市，濫抽稅銀，害商民者許諸色人等赴院控告，以憑嚴拿”。并要求將此告示刊樹木榜。［⑥f］
康熙二十九年山東巡撫佛倫再次重申“禁把持行市”，其文曰：“查牙雜稅銀《全書》原有定額，今聞各屬市集多有豪劣捏寫鬼名，鉆刺牌面押帖，或令子弟家仆充當，或招無賴光棍代應，而豪劣坐地分肥；無論何項物價俱列行頭，有一行而分為數人，混收濫索，指一科十，應納課銀一兩者科斂數十兩不止；至于米麥糧食重索斗錢，小民買賣無不受其剝削。……嗣后除外來貨物舊例設有牙行者留用外，其余盡行革除，并不許勢豪、矜役、官仆捏名應充，攪擾集鎮”。［⑦f］
設立義集，或將原有的集市改為義集，也是地方政府扼制牙行之弊的一項措施。各地義集既有官府設立，也有鄉紳所為。如山東恩縣的惠民、復興、貿遷等十集均為康熙年間縣令陳學海所立義集，“俱用義斗義秤，禁牙儈抽稅，民甚便之”。［⑧f］乾隆年間發展為山東中部商業重鎮的周村，清初也曾飽受牙行之擾，以致“商困難蘇”。康熙年間鄉宦李雍熙、李斯佺祖孫二人相繼捐資，“代周村覓斗秤之夫，納牙行之稅”數十年，使周村成為義集，“市以不擾，商旅如歸”，商業得以迅速發展。［①g］廣東東莞縣《鳳崗陳氏族譜》家規條下記有：“圩市埠頭，原以通商貿易也。圈套強壓，使人念怒固不可，至若私藉地主、牙行名目混行抽收，或狡猾頑徒逐隊白拈，致使四方裹足不前，殊屬恨事。今嚴行禁止。倘仍前放肆，重則呈究，輕則在祠責罰。圩甲容忍，一并責革”。［②g］將禁革牙行之弊寫入族規，更足見地方鄉紳對維護集市貿易秩序的重視。
牙行之弊并非一省一地所獨有，各地大致皆然，故雍正年間清政府在全國范圍內對牙行進行了整頓，雍正四年，戶部將各州縣頒發牙帖的權力收歸布政司，以杜地方官與地棍朋比為奸。［③g］十一年，雍正皇帝又重申這一規定，并下令各州縣將牙行定額，除新設集市之外，只準在原額之內退帖頂補，不得額外增加行數，從而扼制了牙行無限度的增設，雍正十一年上諭如下：
各省商牙雜稅額設牙帖俱由藩司衙門頒發，不許州縣濫給，所以防增添之弊，不使殆累于商民也。近聞各省牙帖歲有增添，即如各集場中有雜貨小販向來無藉牙行者，今概行給帖，而市井奸牙遂恃此把持，抽分利息。是集場多一牙戶商民即多一苦累，甚非平價通商之本意。著直省督撫飭令各該藩司因地制宜著為定額，報部存案，不許有司任意增添。嗣后止將額內退帖頂補之處查明給換。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定名額給發，亦報部存案。庶貿易小民可永除牙行苛索之弊矣。［④g］
關于牙行承充、退頂的手續，《武定府志》記載較詳：（一）承充牙行，必須“查系殷實良民，本身并非生監者，取具鄰佑及同行互保，各結詳，給帖納稅，由布政司鈐蓋印信頒發，不許州縣濫給”；（二）“如額內各牙遇有事故歇業及消乏無力承充者，官令退帖，隨時另募頂補，換給新帖，總不得于額外增長”；（三）“其有新開集場必應設立牙行者，確查結報轉詳換給”。［⑤g］稍后，清政府又制定了牙行五年編審，更換新帖的規定。
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又于雍正十三年十月、乾隆元年下令對各地集市稅收進行清理整頓，凡屬額外苛索或重復征收者“全行禁革”，乾隆初年各省督撫陸續核查奏報。如廣東巡撫奏請將揭陽等縣“糞麩牛骨皮碎農具棉條等項”“細微之物或農民肥田之具”的商稅予以裁革；江蘇巡撫奏報，上元、江寧、武進等州縣“牛驢豬羊花布等稅正盈銀兩并碭山縣課程正盈各稅”共銀391兩零，江陰、丹陽等縣“牛驢豬羊灰場各稅盈余”共銀41兩零均屬應裁之項，題請裁革。［⑥g］乾隆五年清政府又定制：“各衙門胥吏有更名捏充牙行者，照更名重役例杖一百，革退；如有誆騙客貨，累商久候，照棍徒頂冒朋充霸開總行例，枷號一個月，發附近充軍；若該地方官失于覺察及有意徇縱，交部分別議處；受財故縱，以枉法從重論”。［⑦g］
上述一系列的清查整頓和定制，雖不能完全杜絕牙行之弊，但多少扼制了牙行的負面作用，使集市貿易得以正常發展。同時，通過一系列的整頓，各地集市的牙行設置與管理基本制度化、規范化了。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據乾隆三年六月江寧巡撫楊廣斌奏報：江蘇省江寧等十一府州乾隆元年“原報牙行25022戶，牙稅額該銀10237兩3錢1厘”；乾隆二年分吳江、昭文、昆山、婁縣“歇閉行23戶”，除豁稅銀10兩6錢；又因溧水、長洲、元和等18縣有“新開集場，報增牙行658戶”，新增稅銀228兩2錢7分；乾隆二年分“實共牙行25657戶，稅銀10454兩7錢1厘”。［①h］表5是乾隆初年江蘇十一府州牙行、牙稅數額增減變化狀況，請參見。
表5 乾隆初年江蘇省江寧等十一府、州牙行、牙稅增減變化表
資料來源：據《抄檔》江寧巡撫楊永、張渠、陳大受等奏折統計。
府檔案中有一份“東阿屯屯官造送壽張集經紀清冊”，開列了嘉慶九年該集頂補斗、秤等行經紀共七名，并登錄了每人的年齡、相貌、承充牙行及被頂補人姓名、每年稅額等等。此類文獻頗為罕見，現抄錄如下：
“東阿屯屯官蕭汝誠為申送事：今將東平廠集各行經紀姓名年貌住址造冊申送，須至冊者。計開：
井兆盛，年四十二歲，身中面赤有須，系東平廠廠戶，住壽張集，充斗行經紀，系頂補孔保仁名缺，每年承辦稅銀二兩；
王興業，年三十八歲，身中面赤有須，系東平廠廠戶，住壽張集，充秤行經紀，系頂王秉忠名缺，每年承辦稅銀一兩；
蕭尚志，年四十四歲，身中面赤有須，系東平廠廠戶，住壽張集，充木行經紀，系頂補孫保利名缺，每年承辦稅銀一錢；
劉竹，年三十六歲，身中面赤有須，系東平廠廠戶，住壽張集，充豬行經紀，系頂補孫育仲名缺，每年承辦稅銀五錢；
劉傳，年三十三歲，身中面赤有須，系東平廠廠戶，住壽張集，充布行經紀，系頂補王恒久名缺，每年承辦稅銀一兩四錢；
扈健，年五十一歲，身中面赤有須，系東平廠廠戶，住壽張集，充線行經紀，系頂補王國禮名缺，每年承辦稅銀三錢；
賈克從，年四十五歲，身中面赤有須，系東平廠廠戶，住壽張集，充屠行經紀，系頂補井兆昌名缺，每年承辦稅銀三兩五錢；
嘉慶九年 月 日 押。［②h］
壽張集坐落東平州境內，是孔府東阿屯所轄屯集。由于孔府的特殊地位，屯集經紀的頂補招募、更換牙帖等事由各屯屯官負責（一般州縣系由地方官負責）“選擇殷實老成之人照例造具冊結，加具印結，具詳兗州府”，然后，再由府轉呈布政司，核查給帖。上引“壽張集經紀清冊”當就是“照例”開造的。
又據檔案記載，道光九年孔府鄆城屯因經紀張太和等人領帖已滿五年，照例更換選任新人承充。孔府為此發票給新充牙行經紀的李江亭等。其票文如下：
襲封衍圣公府為給票事：案準山東布政司咨開，奉戶部咨開，飭令將各集經紀按照五年編審之例清查更換等因，咨會在案。查該經紀張太和等，于道光四年五月領到司帖，扣至道光九年五月內例限已滿五年，今值更換之期，查得鄆城屯屯戶：
李江亭，堪以充膺蕭皮口糧行經紀；
王照錢，堪以充膺蕭皮口大秤行經紀；
唐振清，堪以充膺蕭皮口銀行經紀；
王清溪，堪以充膺蕭皮口屠行經紀；
劉存誠，堪以充膺蕭皮口布行經紀；
王義合，堪以充膺張家樓糧行經紀；
唐清雅，堪以充膺張家樓大秤行經紀；
李克明，堪以充膺張家樓牛驢行經紀；
唐秉如，堪以充膺張家樓豬羊行經紀；
王克元，堪以充膺王家屯糧行經紀；
唐清訓，堪以充膺王家屯大秤行經紀。
除出示曉喻外，合行給票，為此票仰李江亭（等）遵照承辦課稅，毋得貽誤及藉滋事端，致干未便。須至票者
右票給蕭皮口 屠行經紀王清溪，銀行經紀唐振清，糧行經紀李江亭，大秤行經紀王照錢，布行經紀劉存誠，執此；
右票給張家樓 大秤行經紀唐清雅，糧行經紀王義合，牛驢行經紀李克明，豬羊行經紀唐秉如，執此；
右票給王家屯 糧行經紀王克元，大秤行經紀唐清訓，執此。
道光九年五月初一日
圣公府行。［①i］
顯然，鄆城屯各集此次更換經紀也是“照例”進行的。既然貴為“天下第一家”的孔府，牙行經紀的設置與管理仍是依照部例，我們有理由認為，上述關于牙行定額以及承充、頂補、編審的各項制度，在各地應是比較認真地被執行了。當然，各州縣執行狀況的好壞，則與地方官的勤政程度密切相關。
清代設行征稅乃是因地制宜，以地方“物產之豐者”，或以“外來貨物”交易量較大者為對象，［②i］因而各州縣設行不盡相同。如前引東平州壽張集設有斗行、秤行、布行、線行、豬行、屠行、木行等；湖南祁陽縣設有棉花行、餹食行、魚鲊行、廣貨行、油梅行、雜貨行、麥冬行，道州設有氈貨行、棗柿行、靛青行、桐油行等；廣東保昌縣設有魚苗行、京果行、棉布行、梭布行、鐵鍋行等等。［①j］
各省各州縣牙帖數額及所征稅銀亦多寡不一。道光《戶部則例》載：江西省額設牙帖4518張，“上則每張征銀三兩，中則每張征銀二兩，下則每張征銀一兩”。也有的地區“不分等則”，如直隸通州每張牙帖稅額自30兩至9錢不等，良鄉每張征銀自25兩至2兩5錢不等；湖南省額設牙帖1101張，不分等則，每張征銀高者12兩，低者僅只數錢［②j］
方志記載更為詳細。如直隸永清縣南關集設有斗行8人，共征收稅銀8兩8錢；芝麻行3人，共征銀3兩6錢；驢行7人，共征銀7兩7錢；豬行6人，共征銀6兩6錢；木行1人，征銀1兩2錢；布行2人，共征銀4兩7錢。信安集設有斗行1人，征銀1兩2錢；估衣行1人，征銀1兩2錢；車行2人，共征銀4兩。全縣合計共設牙行66人，征銀84兩5錢，每行征銀大多為1兩1錢或1兩2錢，車行、布行銷高些。［③j］湖南東安縣石期市設有牙行六戶，其中棉花行兩戶，各稅銀6錢5分；布行一戶，稅銀7錢4分；油梅行、餹食行各一戶，稅銀均為4錢5分；魚鲊行一戶，稅3錢7分。井頭墟共有牙行八戶，棉花行稅銀6錢5分，布行稅銀7錢4分，靛青行、煙葉行各稅銀6錢；氈貨行、白蠟行各稅4錢零；磁器行、魚鲊行各稅4錢；白牙市、蘆洪市、淥步市、玉陛源、下花橋等墟市的棉花、布匹、靛青、魚鲊等行，稅額與上述各行大體相同。［④j］
領帖征稅的集市往往只是各州縣集市中的一部分。如道光年間湖南祁陽縣共有集市十余處，設行征稅的僅只縣城、白水、歸陽、文明四處。［⑤j］山東長清縣35個集市中設行征稅者僅縣城、豐齊、張夏等十集，共計“布花行帖十張，牛驢行帖五張”其余潘村等25集無帖，亦不征稅，有稅之集還不到全部集市的三分之一。商河縣34個集市中有31個征收稅銀，不過商河全縣稅銀只有40兩，各集征銀均屬有限，高者不過二三兩，低者僅僅二三錢。［⑥j］
概括而言，清代大多數省區在集市征收的商稅主要有畜稅、牙稅及各種商品稅三項，多系牙行代為征收。其中，畜稅一項有些地區只向騾馬牛驢等大牲畜征收，豬羊不在其內；也有的地區則包括豬羊在內。牙稅、商稅兩項則大體包括了除牲畜以及專賣商品食鹽之外集市貿易的各種主要商品。
表6是乾隆初年江蘇省江寧、蘇州二府的牙稅、畜稅統計。該表可見，江寧府屬七縣共征收牙稅銀1050兩，平均每縣150兩；共征收畜稅311兩，平均每縣44兩零。蘇州府屬九縣共征收牙稅銀1106兩，平均每縣120兩；共征收畜稅90兩，平均每縣為10兩。
表6 乾隆二年江蘇省江寧、蘇州二府牙稅、畜稅統計
單位：兩
資料來源“經濟所藏《黃冊·戶部雜賦》。
道光年間山東濟南府屬16州縣共征收牙雜稅銀96．501兩，牛驢稅銀176．563兩，課程（即商稅）銀425．25兩。三項合計共征收稅銀698．314兩。平均每州縣43．645兩。道光年間濟南府各項稅額詳見表7。山東的畜稅一般只向牛驢騾馬等大牲畜征收，故稱牛驢稅。
比較同一府州縣不同時期的稅收變化，稅額的增長明顯可見。如陜西西安府涇陽縣雍正年間畜稅為104兩，乾隆時增至421兩，增加了三倍；鳳翔府寶雞縣則從雍正年間的52兩增至乾隆時的483兩，增長更達8倍多；全府平均鳳翔、同州二府增長了80％，西安府增長一倍以上。［①k］山東兗州府屬14州縣乾隆年間牙雜、牛驢、課程三項稅銀分別為1483．713兩、404．71兩和2462．352兩，與康熙年間的稅額相比分別增長了4倍、2倍和3倍；其中有些州縣甚至增長10倍以上，如嶧縣康熙年間牙雜、牛驢、課程三項共征銀40．708兩，乾隆年間增為449．68兩，為康熙時的11倍，牙雜、牛驢、課程三項分別增長了42倍、16倍和5倍。［②k］
表7 道光年間濟南府屬16州縣商稅統計
單位：兩
資料來源：道光《濟南府志》卷14，田賦。
全省合計，如山東從康熙年間到乾隆中葉牙雜、牛驢、課程三項稅額從12444兩增至24218兩，大約增長了一倍；嘉慶年間再增為38485兩，較乾隆時又增50％，與清初相比已增長兩倍多了。［①l］河南省康熙年間各項商稅合計為23000兩，嘉慶年間增至149900兩，增長了五倍多；他如直隸、江西、四川等省商稅額也都增長了三五倍。［②l］全國各省區合計，地方商稅從康熙年間的47萬兩，到乾嘉年間增至90余萬兩，增長也近一倍。［③l］而這一稅額的增長是在對牙行、稅收設置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的前提下達到的，因而實際貿易額的增長顯然要比稅收反映出來的更大得多。
三、幾種不同類型的集市
不同的集市因其交易商品、交易對象的不同，經濟功能會有所差異；由于生產與需求的不同，某些集市以某種商品交易為主，另一些集市則以另一些商品的交易著稱，從而各種商品的集市分布亦有所不同。下面，我們來具體考察幾種不同類型的集市，以求對明清時期的集市有進一步的了解。
（一）滿足小農一般性需求為主的集市。
直隸《長垣縣志》記載，縣境“居民稠密，其村落稍大者各為期日，貿易薪蔬粟布，亦名曰集，無他貨物，蓋以便民間日用所需耳”；［④l］陜西富平縣“市集皆日用常物，無大賈也”，貿易商品大率“粟米酒脯菜炭而止”；湖南桂東縣，“各鄉墟集以二八、三七等日交易而退，皆布米菽粟之類，無奇貨異物”。［⑤l］此類集市規模大小不一，如湖南武崗州集鎮“列肆多者八九百家，少至數十家，所集之貨，多鹽米布帛取便日用，無甚居奇罔利者”，［⑥l］這種列肆多至八九百家的集鎮似不多見；也有些偏遠地區，集市規模十分有限，如粵北山區的連山縣，附近多少數民族居住，“每月二七之期大保有墟”，瑤民赴墟貿易“所攜惟米鹽茶油，試覓粥（鬻？）園蔬無有也”，［⑦l］大概主要是小生產者之間的有無互易，這樣的集市在清代也不多見；絕大多數集市均有商販參與其間，但商賈數量則不是太多，記載多稱“商賈無幾”，或曰市“無巨賈”云云。
（二）保證小農生產性需求為主的集市。
牲畜、農具、肥料、種子等是小農進行生產不可缺少的生產資料，在集市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筆者曾對清代山東牲畜市場進行過專門的考察，山東各州縣均有常設牲畜市，數量三五個或十余個不等，大致每縣每日總會有一兩個或三五個牲畜市開市，需求旺季還有大規模的牲畜市（即廟會中的牲畜市）開設。清代中葉山東全省牲畜的年交易量估計在24—48萬頭，各州縣牛驢稅約占商稅總額的10—30％，是集市貿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⑧l］
其他各省的牲畜貿易狀況，如廣東肇慶府高明縣欖岡墟“每年八月三六九日集，專鬻牛，至十月終散”；開建縣金裝墟逢二七日墟期，“凡有客人買牛一只，不拘水牛、沙牛及牛牯牛母，俱系每只稅銀5分”，每年征收牛稅銀“二十余兩或三十余兩不等”；恩平縣“水牛每只稅銀8分，沙牛每只稅銀5分”。［①m］江蘇省江陰縣“農田各器耕牛豚豕等畜，春夏間某鄉某鎮俱有集期”，［②m］江蘇各州縣也都征收牛稅，表6所列江寧、蘇州二府各縣畜稅即為“牛、豬等稅”。
農具，如河南嵩縣皋南集，在縣東50里，“數十里內民貨鹽米農器，率擔負柴炭入市交易”；汝河鎮離縣百里，四周重山，“向無市，鹽米農器易于縣，往返三四日，妨農功”，遂于乾隆“三十年秋始為立集，民便之”；廟灣集，離縣百余里，“溪嶺錯互”，也是為方便山民“易鹽米農器”，于乾隆年間設立集市。［③m］可以看出，即便最偏僻的集市，農具也是集市貿易最主要的商品，保證小農的生產性需求乃是集市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又如，直隸定州集市上貿易的商品“用物惟鐮鍤筐篚盆碗布枲席”，“食物惟豆麥菽粟瓜菜”，“其畜物惟馬牛騾驢羊豕雞鶩”，［④m］均屬極為普通的農家必需品，也包括農具、牲畜在內。在南方蠶桑區，養蠶所需的各種生產資料也可在集鎮墟場中購買。楊屾《幽風廣義》記載江浙蠶桑區，“里有蠶市，春日賣筐箔簾薦一切蠶事器具，賣桑樹，賣蠶連，賣蟻，賣蠶，賣桑，賣繭，賣絲，無不畢具”。再如廣東順德縣龍山鄉大墟“有蠶紙行，養蠶者皆取資焉，每歲計桑養蠶”；又有桑市，“他鄉之桑集于此”，“有蠶多而桑少者則以錢易諸市”。［⑤m］
肥料，如廣東清平縣戴家灣集以麻餅為商品之最大宗，專設有麻餅行；利津縣店子街集設有豆餅行。［⑥m］江蘇吳江縣黎里鎮，“每日黎明鄉人咸集，百貨貿易，而米及油餅為尤多”。［⑦m］江南農業集約化程度高，肥料需求量甚大，餅肥需從相鄰的河南、山東、安徽數省大量輸入。《續纂淮關統志》記載，該關關稅“向以豆餅為大宗”，“豆餅出產之處，自豫東、徐州而來者謂之西河，自東省而來者謂之北河，自鳳穎、洪湖而來者謂之南河”。［⑧m］他如麥種、薯秧、煙草、樹種、魚苗、仔豬，以及作為手工業原料絲、棉、竹、葦、染料等等，也都能夠在集市上購買。
（三）以某種特產商品的集散為主的集市。
清代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小農可供出售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的數量不斷增加，糧、棉、絲、茶、棉布、絲綢、煙草、染料等都成為集市中上市的大宗商品。小農赴集出售，商人赴集收買，從而形成繁盛的集市貿易。清代這種因某種商品的集散而興盛的集市比比可見，茲舉要述之。
1．糧食市。糧食是集市貿易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即便最蕭條的集市也會有少量糧食交易，而糧食貿易較盛的集市一般各州縣也都會有，在糧產區它以匯集輸出為主，在缺糧區則以轉運分銷為主。如河南嵩縣“中熟產粟可供食年余”，是個余糧縣分，該縣之田湖、葛砦、德亭、樓關、白士街等集鎮都是糧食集散地。田源鎮在縣東30里，“米糧聚集”，溫泉之黃莊、汪城，伊河東之花廟諸保之民“集期擔負入市者相望于道”；葛砦，在縣東南數十里，“市多囤商，民重載而入，恒輕赍以歸”；德亭鎮在縣西北40里，“市多積粟，由穆冊關販運宜水”。［⑨m］
南方糧產區湖南、江西、四川等省每年有大批稻米輸出，其糧食集市更為興盛。如湖南黔陽縣托口市為“附近鄉村并鄰近肩運米粟者”糶賣之所；新路市位于沅江之畔，有“米碼頭”之稱，不僅附近小農售糧于此，稍遠者“自龍潭來，朝發夕至，次日即返”，米市夜間仍有買賣。［①n］更高一級的糧食市如長沙府之湘潭縣，系著名的米碼頭，凡“衡、永、郴、桂、茶、攸二十余州縣”米谷均匯集于此，每屆“秋冬之交，米谷駢至，檣帆所艤獨盛于他邑”。［②n］長沙、寶慶、常德、岳州等府所產之米再經洞庭湖出長江聚于漢口，江浙客商多來此販運。重慶之糧食市則為“川省總匯”，凡川省糧食銷往江楚諸省，均需由此入長江東下，“夔州、保寧二府以及其余府屬有產米地方，俱……裝至重慶就買”。［③n］至于江南的楓橋、滸墅、平望、黎里、乍浦等鎮則是以轉運分銷為主的糧食市。關于江南市鎮已有不少學者做過專門考察，此處從略。
2．棉花市。棉花生產與貿易最盛者首推江南松江府和太倉州，所產除供本地之外還有大量棉花輸往閩廣、關東。乾隆時人諸華《木棉譜》記言：“閩粵人于三月載糖霜來賣，秋則不買布而買花以歸，樓船千百皆裝布囊累累。”嘉道時人楊光輔《淞南樂府》描述棉花交易狀況曰：“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燈招之，曰收花燈”。太倉州花市以鶴王市最盛，“每歲木棉有秋，市廛闐溢，遠商挾重資自楊林湖徑達”，更有閩廣商人“航海來市”。［④n］
華北冀魯豫平原是棉花的又一主要產區，棉花交易也十分活躍。直隸總督方觀承《棉花圖》記言：“每當新棉入市，遠商翕集，肩摩踵錯，居積者列肆以斂之，懋遷者牽牛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負挈紛如。”山東清平縣是清代新發展起來的棉產區，清代前期“木棉集市，向來新集最盛”；乾嘉之際“王家莊、康家莊、倉上等處亦多買賣，每日交易以數千金計”，已有幾個新的棉花市興起；清末該縣的棉花市更增至十余個。［⑤n］
3．棉布市。家庭棉紡織業是隨著棉花種植的推廣逐漸發展起來的，清代中葉華北平原已出現了一大批商品布產區和以棉布交易著稱的集市。如嘉慶《灤州志》記載，該邑集市“日出聚貨，日昃而退，所易……尤多棉布”，大抵“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運于他鄉者十之八九”。乾隆年間直隸束鹿縣和睦井集“布市排集如山，商賈尤為云集，稱巨鎮云”。河南正陽縣“布市”以陡溝店最盛，“商賈至者每挾數千金，昧爽則市上張燈設燭，駢肩累跡，負載而來”，其布匹輸出“東達穎亳，西達山陜，衣被頗廣”。［⑥n］山東齊東縣布市“民皆抱布以期準集于市，月凡五、六至”，嘉慶年間每年從各集“布市”上匯集輸出的棉布有數十萬匹，主要輸往關東。［⑦n］至于江南棉紡織業在明代即已相當發達，清代江南棉布的輸出量每年高達4000萬匹之多，［⑧n］以棉布集散著稱的市鎮更是不可勝數。
江西布產以夏布（苧布）為著，如興國縣“衣錦鄉、寶成鄉各墟市習賣夏布，夏秋間每值集期，土人及商賈云集交易”；石城縣夏布“四鄉集場皆有行市”，其中以固厚墟為最，“歲出數十萬匹，外貿吳越燕亳”；寧都州夏布墟以安福鄉之合同集、仁義鄉之固厚集、懷德鄉之璜溪集、在城之軍山集等為盛，“每月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賈如云”，總計城鄉各集所出夏布歲可售銀數十萬兩。［①o］
4．絲、綢市。清代江浙、四川、廣東是全國主要絲、綢產區。絲市、綢市以太湖周邊的蘇州、杭州、嘉興、湖州等府為最盛。如湖州府南潯鎮以“絲市最盛”，僅絲行即有京莊、廣莊、劃莊、鄉莊之分，［②o］嘉興府濮院鎮以濮綢著稱，各省商人在此設莊收買，“開行之名有京行、建行、濟行、湘廣、周村之別，而京行為最”；［③o］蘇州府吳江、震澤二縣“凡邑中所產（綾綢）皆聚于盛澤鎮”［④o］此外，江南著名的絲、綢市鎮還有震澤、黃溪、菱湖、雙林、烏青、王江涇、王店、石門、塘溪、臨平、硤石、長安等等，不下數十個。［⑤o］
廣東的蠶桑業是在外貿出口刺激之下發展起來的。明末清初，南海、順德等縣興起“廢稻樹桑”，“廢田筑塘”的熱潮，或將“果基魚塘”改為“桑基魚塘”，到清代中葉，這里已形成一個以南海縣九江、順德縣龍山、龍江等鄉為中心，“周回百余里，居民數十萬戶，田地一千數百余頃”的專業化桑蠶區，［⑥o］小農“所繅之絲率不自織而易于肆”。有一首《竹枝詞》這樣寫道：“呼郎早趁大岡墟，妾理蠶繅已滿車；記問洋船曾到幾，近來絲價竟何如？”［⑦o］顯然，墟市絲價與國際市場的需求已有密切的聯系。
5．煙草市。清代煙草種植以福建稱最，江西、湖南、直隸、山東、河南等省亦各有名產。福建泉州、漳州、汀州諸府產煙，尤以浦城、長泰、海澄、永定等縣所產為佳。每年“五六月間新煙初出，遠商翕集，肩摩踵錯，居積者列肆以斂之，懋遷者牽車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負挈紛如，或遇東南風，樓船什佰悉至江浙為市”。［⑧o］江西煙產以玉山、廣豐、瑞金、新城、永豐、興國等縣為著，興國縣“種煙甚廣，以縣北五里亭所產為最，秋后吉郡商販踵至，利視稼圃反厚”；玉山縣是附近諸縣煙草加工中心，每值煙季“日傭數千人以治產煙，而聲馳大江南北，騾馬絡繹不絕”。［⑨o］湖南煙草以衡陽為加工集散中心，“祁（陽）、邵（陽）、茶（陵）、攸（縣）所產，皆售于衡郡，制為京包、廣包，鬻之各省，俱稱衡煙”；“山西陜西大商以煙草為貨者有九堂十三號，每堂資本出入歲十余萬金，號大于堂，……皆總于衡煙”。［⑩o］
他如江西墟市貿易以茶油、桐油、紙張、靛青等特產為著。贛州府產茶油、桐油，“每歲賈人販之不可勝計，故兩關之舟載運者絡繹不絕”。［①①o］廣信府以產紙最著，如弋陽縣姜里村墟“產竹木、紙張，商民貿易”，有“店鋪三百余家”；石城縣橫江墟所產“橫江紙，歲不下累萬金”。［①②o］鉛山縣更是“業之者眾，小民藉食其力者十之三四”，該縣之陳坊市、湖市等墟市均為紙張集散之所，尤以河口鎮、石塘鎮為盛，“富商大賈挾資來者率徽閩之人，西北亦兼有之”。［①③o］再如，廣豐縣五都墟“產靛青、竹木，一九七日為墟期，鄉民聚集，貿易用米麥”；洋口墟“產煙葉、茶油，……二五八日為墟期，客商販運聚集之所”，據說該墟有“行鋪千余家。”［①p］
四川省產藥材，如灌縣之青城山產川芎、澤瀉，該縣太平、中興二場即以藥材為商品之大宗，這兩個場的藥材先匯集到石羊場，順石羊水下運至元通場，商人在此把從各場收購來的藥材匯集成莊，然后大批運出川省。［②p］簡州、資州、遂寧、內江等州縣產紅花，既是藥材，又可作染料，江浙商人多千里迢迢赴川省購之染絲綢。乾隆年間陸炳有詩“紅花行”記之曰：“簡州四月采紅花，簡州城門動塞車；買花盡是姑蘇客，姑蘇余杭道途賒；爭發紅花趁頭水，……半月為限悉抵家；抵家之時方仲夏，顏色鮮新染輕紗。”［③p］
清代，此類以某種商品的集散為主的集市，無論數量還是規模都有大幅度的增長，這是與農業的商品化和家庭手工業的發展密切相關的。
（四）廟會。
廟會是農村集市的另一種形式。《清平縣志》云：“此間廟宇林立，春秋佳日往往演劇賽神，年有定期，謂之廟會。每屆會期則商賈輻輳，士女如云，車水馬龍，奔赴絡繹，極一時之盛”。《武陟縣志》亦言，所謂廟會者“敬事神明有祈有報，且因之立集場以通商販”。［④p］即廟會以祀神、祈福、演劇而聚眾，商人因以設市貿易。
廟會，也有的地方稱貨會、山會等等，這種貿易形式明代即有。如萬歷年間山東臨邑縣有娘娘廟會，每年四月八日至十八日設醮十日，“遠近咸集”前來拜謁、游觀者之眾，據說，“近廟三里井汲皆竭”；貿易之盛則“富商巨賈幾千人易價而去，曾無留資”。陜西華州有城隍廟，四月一日、八月二日會；有西關藥王廟，六月六日、十二月八日會；西赤水紅廟，十月十日會；華岳下廟，八月八日會，“凡會則商販之貨多于集市”。［⑤p］
清代，有關廟會的記載就更多了。如山西太谷縣“四鄉商賈以百貨至，交易雜沓，終日而罷者為小會；賃房列肆，裘綺珍玩，經旬匝月而市者為大會；城鄉歲會凡五十五次”。［⑥p］山東巨野縣金山之碧霞元君祠，每年三月設會三日，于金山下“設帳列肆，聚四方財貨”；鄆城、曹縣、金鄉、單縣諸邑士女皆前來赴會。［⑦p］江西萬載縣之株潭，會期“在九十月間，商賈云集，貨物駢臻，鄉人嫁娶所需只待會期采辦”。［⑧p］又如河南林縣“每年會場大約在三四月間，三月內初二日起合澗會三日，二十七日起臨淇會三日；四月內十四日起在城會三日，十七日起臨淇會三日，十八日起姚村會三日；入秋后惟九月十二日起南關會三日”；全年會期共計18日。陜西永壽縣廟會以“四月八日城隍會獨盛，或淹至二三十日”。［⑨p］
廟會與集市均為定期市，但集市開設是以旬為計，每旬兩三次或四五次；廟會開設則以年為計，有的一年只開一次，多者也不過數次。廟會開設時間較多地集中在春耕之前，或秋收之后，與農作季節密切相關。廟會的貿易范圍也比集市大得多，大致可達方圓數百里，三五個縣的范圍，或更大些；其商人來自各地，商品品種、數量和交易量都遠遠超過集市。
廟會中貿易的商品大多以日用百貨、牲畜、農具為主。所謂百貨，如山西太谷縣廟會中有“裘綺珍玩”；江西萬載縣“鄉人嫁娶所需”均于會期采辦。再如山東禹城縣東岳廟會，“山珍海錯，吳越綾綺充滿街巷”；直隸開州城隍廟會，“凡綢緞布匹及日用之類，無不畢具”；陜西永壽縣婦女“不閑紡織，惟有會日則群出購買衣裙綢布等物”。［①q］還有的縣志甚至稱“平居一箕帚之微無從購置，惟恃廟會”。［②q］廟會的商品不僅品種多，數量大，而且除一般日用百貨之外，也有較高檔的商品及名產上市，如江南絲綢、江西磁器、珠寶皮裘等等。故廟會除提供一般日用之外，還能夠補充集市商品種類和檔次的不足，滿足農民婚嫁、年節之需，以及富貴之家較高層次的消費需求。同時，越是集市商品匱乏的地區，對廟會的依賴程度也就越大。
第5篇：農村發展的啟示范文
關鍵詞 新時期 農村體育 農民
中圖分類號：G812 文獻標識碼：A
0引言
新r期，建設體育強國的目標已經成為全社會共識，在城市體育建設不斷結出碩果的同時，農村體育發展的滯后成為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建設全面覆蓋城鄉的一體化公共體育服務體系，難點在農村，也是構建體育強國的關鍵環節。新時期我國農村體育發展面臨諸多制約因素，只有采取針對性的措施，才能探索出適宜的發展路徑。
1新時期我國農村體育發展的制約因素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體育發展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影響其發展的因素具有多樣性。首先，我國農民體育知識相對匱乏，鍛煉觀念十分單薄。由于高學歷農民非常稀少，農民很難及時了解最新的體育知識和健身理念，導致大部分農民都缺乏鍛煉意識，這是影響農村體育有效開展的關鍵因素；其次，農村體育投入較少，經濟基礎相對偏弱，盡管當前我國農村經濟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相比于城市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反映在體育基礎設施建設上，在城市大量修建現代化體育場館的同時，農村體育基礎設施建設沒有很大起色。由于體育基礎設施相對缺乏，直接影響了農村居民的鍛煉熱情；最后，農村體育管理機制缺失，當前縣文體局主導著我國農村體育發展的管理工作，鄉鎮、村則發揮著基層管理的作用。在政績考核思維的作用下，如果沒有上級下達的關于農村體育的任務指標，基層干部很難積極主動地投入到農村體育工作中。這種松散的基層管理體制，加上農民自身薄弱的組織能力，導致農村體育的相關政策很難落實到位，很多地區的農村很難看到有組織的體育活動。
2新時期我國農村體育發展的對策分析
2.1發展農村學校體育，繁榮農村體育文化意識
農民的體育意識和鍛煉習慣很難在短期內發生明顯變化，必須通過漫長的學習和實踐活動，逐漸改變農村落后的體育意識，繁榮農村體育文化。為此，必須大力加強農村體育文化的宣傳工作，通過電視廣播、網絡宣傳、板書以及組織專題講座的形式向農民灌輸現代體育理念。此外，必須大力發展農村學校體育，以中小學體育為切入點培育農民的體育意識。新時期，隨著農村經濟環境的持續好轉，絕大部分農村孩子都能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因此，抓住這一契機加強農村中小學體育教育，培養農村下一代的體育意識，使農村孩子成為具有良好健身習慣的新一代農民。同時，通過對父母長輩的影響，也間接地增強了農民的體育意識。
2.2豐富融資渠道，加大農村體育投入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體育發展的資金渠道單一，主要來自于政府專項撥款，資金由各級政府層層下撥支持農村體育的發展。我國農村地域廣大，發展農村所需的資金規模是相當龐大的，僅僅依靠政府專項撥款，很難從根本上解決農村體育發展面臨的資金瓶頸。為此，應該豐富開展農村體育工作的融資渠道，構建多元化的融資模式，通過“開源”的思路為農村體育注入充足的資金。例如，可以吸引本地區或者周邊區域的企業、社會機構、個人的贊助，鼓勵村民自籌資金和集資，利用體育彩票進行資助，鼓勵有條件的地區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等。從長遠來看，農村體育基礎設施的改善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僅僅依靠政府專項撥款，是很難解決根本問題的。因此，我國地方政府應該轉變農村體育發展理念，改變靠“天”吃飯的傳統思維，主動求變，拓寬融資渠道，鼓勵特色農村體育活動的開展。
2.3加強基層建設，強化農村體育管理體制
新時期，正是由于我國尚未構建行之有效的農村體育管理體制，才導致農村體育政策流于形式，執行力低。盡管國家制定了一系列促進農村體育發展的政策，但是最終執行效果卻差強人意。為此，加強農村基層體育組織建設應當列為新時期開展農村體育工作的重要工作。首先，應該加強各級政府體育管理部門的業務輻射范圍，加強對鄉鎮一級基層文化站的管理工作，確保鄉鎮領導能夠形成對文化站人事的直接領導，將農村體育工作直接納入基層干部業績考核體系，從而形成強有力的監管；其次，針對新時期農村體育發展的形勢特點，進一步完善相關法規政策，形成對權力、職能、責任的明確劃分，為農村體育活動開展和相關體育產品供給提供制度監管；最后，加強農村基層的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建設，培育更多優秀的體育指導員，為農村體育有效開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結合新時期各地域農村體育發展實際要求不斷完善培訓制度、調整培訓內容，使農村體育活動真正處于有效的監管之下。
3結語
新時期農村體育發展水平直接影響了我國體育強國建設目標的實現，加強農村體育建設，是推動城鄉一體化的必然舉措，也是促進農村文化事業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針對當前農村體育發展的困境，既要加強農民體育意識，也要加大對農村體育的建設投入，更要強化農村體育管理體制，只有這樣，才能激活農村體育的“造血”功能，使農村體育真正走上繁榮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 于素梅.中國農村學校體育發展的區域特色與新時期面臨的新問題[J].南京體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5（2）：88-92.
第6篇：農村發展的啟示范文
在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的家庭，老百姓越來越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思想深入人心，許多家長因此不惜代價，歷經千辛萬苦將孩子轉入縣城和鄉鎮中心小學，期望他們的孩子在這樣的學校里能和城鎮學生一樣接受優質教育。也許，老百姓并不清楚什么是優質教育，但他們心里卻明白：優質教育一定是對眾多家長和學生來說具有吸引力的的教育，是人們爭相追逐的教育。
轉！轉！轉！轉學的確成全了一部分家長和學生享受優質教育愿望，但它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農村學校生源不足，教育資源浪費嚴重；城鎮學校學生活動空間不足，教師負擔加重；學生“背井離鄉”，無法享受家的溫暖，家庭教育缺失，用電，用火隱患重重；家庭負擔加重，農村土地荒蕪……
上述問題的產生，不能完全歸咎于家長。那個做家長不想孩子在家門口接受優質教育？說到底，是城鄉教育發展不均衡導致的問題。
城鄉之間、同一鄉鎮不同學校之間的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發展水平不同步是當前城鄉教育發展的基本現狀。
義務教育的最終目標，就是要讓每一所學校中的每一名學生都能在德、智、體、美、技等方面得到全面發展。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從教育設施配置、師資力量平衡、學校自身發展上下功夫，努力縮小城鄉學校差距。只有這樣，轉學熱潮才會消退。
然而，教育資源均衡配置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得了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正視現階段農村學校教育設施薄弱的現狀，不等不靠，迎難而上，在加強學校管理、提高教學質量、深化教學改革等方面下功夫，外樹形象，內強素質，開創農村學校發展新思路。
1.深化課堂教學改革，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增強課堂吸引力。我們要把提升教育教學質量作為學校辦學的根本，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深化課堂教學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要優化課堂教學過程和手段，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增強課堂教學魅力。從而吸引學生留在學校。
2. 開齊開足義務教育階段課程，促進學生全面發展。開全開齊全部課程是規范辦學行為的基礎。許多農村小學課程設置重語數外輕音體美，也是農村小學學生轉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多學生沒有上過一節真正的樂理課，不知道什么是素描，不懂得標本為何物，電腦、實驗離他們依然遙遠。我們不能把全部責任都推給缺少專業的儀器設備，沒有專業教師，教師可以邊學邊教，沒有教具，可以發動師生自制，歸根到底一句話，很多時候很多事，不是不能，而是不想。
第7篇：農村發展的啟示范文
從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就號召企業要搞技術創新，因為創新是國家現代化的“發動機”，是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源泉。對我國農藥行業來說，我們擁有龐大的生產能力、廣闊的市場需求，卻缺乏技術創新這樣的核心競爭力。如何在殘酷而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永立不敗之地并實現可持續發展，相信每個農藥企業都在尋找這把夢寐以求的“尚方寶劍”。
說到創新，有些人就憂心忡忡。有一家百強企業老總說，“對于眾多國內農藥企業來說，創新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企業搞創新除了資金不足，技術和人才也很匱乏。”實踐告訴我們，在創新面前是前進還是退縮，是檢驗企業成功與失敗的分水嶺。企業為什么要創新，說穿了就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你不創新就會落后，如果年復一年死守著幾個常規產品，就有一種被時代淘汰的感覺。時至今日，創新這一近年來逐步開始流行的新興詞匯已為農藥行業廣泛認知，創新的重要性也被無數事實所印證。我們不難看到，創新能帶來如下變化：一是創新是應對產能過剩的有效舉措。產能過剩致使行業發展呈現畸形、混亂狀態，良性競爭無法步入正軌，惡性競爭愈演愈烈。產能過剩與落后產能的大量發展密不可分。市場機制以及并不十分完善的相關政策讓優勢產能在落后產能面前十分壓抑。當前，并不十分完善的市場機制以及機關政策讓優勢產能和落后產能可以一擁而上。那么，如何讓消費者主動淘汰那些影響行業健康發展的落后產能？技術創新是一條捷徑。擇優購買是消費者的天性，在參差不齊的產品名錄中，創新的優勢品種已經越來越容易得到消費者的青睞。二是創新可以提高與洋品牌的競爭力。近些年，農民對進口新農藥的需求量與日俱增，孟山都的農達、拜耳的銳勁特、杜邦的康寬、先正達的適樂時、陶氏益農的高效蓋草能已經成為中國數億農戶、農藥行業人員耳熟能詳的名字。據統計，在水稻蟲害防治上，國外農藥的份額已占30%左右，在水稻和小麥草害防治上，已經呈現出國外農藥主導的局面。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農藥企業在產品開發、售后服務、商業模式等方面，都在八仙過海、各顯神勇、努力創新，目的是在市場上盡量與競爭者區分開來，做出自己的特色。目前，國內農藥創新已取得一定成效，在已取得登記的34個創新品種中，包含殺蟲劑8個，殺菌劑17個，除草劑9個，累計使用達3.13億畝次。業內專家提出，應該鼓勵農藥研發與市場對接前移，鼓勵“政產學研用”相結合，讓企業更早地參與到研發活動中，讓成果更早地與市場對接。三是創新能打造企業核心競爭力。對于我國農藥行業來說，從農藥生產與出口大國到強國的轉變，技術創新至關重要。我國農藥企業面對全球的市場競爭，僅僅依靠增加產量、擴大規模是不夠的，應更多地去思考如何在產品的市場應用過程中創新技術與理念，為客戶提供增值的綜合服務方案，形成以技術帶動市場的核心競爭力，打造自有品牌，通過品牌競爭實現銷售規模的擴大。當今農藥市場競爭異常激烈，農藥產業重新“洗牌”局面在所難免，而在“洗牌”過程中能夠頑強生存下來靠的就是擁有強大的技術創新能力作為支撐。如果我國農藥企業不加快技術創新步伐將有可能進一步加劇我國農藥產業已有的結構性矛盾，使得未來調整的難度更大，成本更高，與跨國公司的差距越拉越大。
如何理解創新呢？通俗地講，創新就是別具一格，與眾不同，創新可以在不同層次上進行。一些跨國公司傾向于投入巨資去研發有知識產權的新化合物，大多數國內公司一時沒有足夠的實力，可以在另一層面進行研發：1.利用專利過期農藥品種。應該加大劑型（混劑）的應用研發投資力度，力爭擁有復配劑型的應用專利。2.仿創結合。在仿制的過程中，引入創新，得到新的化合物或新工藝，擁有符合綠色環保的化合物或工藝專利。科研單位及企業間的生存和競爭的關鍵是核心技術的競爭，從某種意義上講，核心技術就是專利和創新。3.創新品種。創新雖難，但只有創新，企業才有后勁，才能更好地、持續地發展。回顧近幾年農藥市場的變化，明顯看到在創制農藥引導下，一批高效、低毒、低殘留新農藥在我國誕生，促進中國政府“高毒農藥削減計劃”的實施。與此同時，目前我國以微乳劑為代表的綠色農藥新劑型也正在快速發展，我國綠色農藥制劑的研制始于上世紀80年代后期，目前已研發成功的品種有80多種，品種涉及有機磷、菊酯類、雜環類農藥，涉及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等，說明我國綠色農藥新劑型也開始進入大力研制和發展階段。我們的不少企業也在創新中求生存、求發展。例如，好收成韋恩是江蘇省的一個中型企業，通過持續的技術創新，支持高品質產品的開發和生產，保障企業核心競爭力。好收成是我國首批采用idai工藝生產草甘膦的企業，也是最早規模化采用膜技術進行環保和資源化“三廢”的企業，擁有相關專利達30多項，通過對“三廢”資源化和工藝的創新，草甘膦產品含量達到98%以上。也是由于持續的創新，好收成甜菜除草劑系列產品乙夫草黃、甜菜寧、甜菜安產能達3000噸/年，產量和銷售量已處于世界數一數二的地位，已占據國際市場份額50%左右。總之，創新是一種市場意識，是一種競爭手段，并非一定要投入巨資才能去做。創新是無處不在的，每個企業都可以根據自身條件做出適合的創新，從而不斷壯大自己。
縱觀全球，市場需求的強勁增長推動各國技術創新日新月異。美國、歐盟、日本等一些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已遙遙領先，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等國也在緊緊相隨。世界排名前20家頂尖農藥公司的業績單，都會使中國農藥企業汗顏和沮喪。如今，跨國公司的品牌產品占據了我國農藥市場的半壁江山，技術創新為這些跨國公司帶來了我國農業市場化以來的巨大“紅利”。這些跨國公司在中國植保事業的理念是：以客戶為中心，從賣產品為主走向賣作物解決方案。從而具有更大的壟斷性。近二十年來，幾大跨國公司的專利產品不僅在使用過程俘獲了消費者的心智，也在商業競爭形勢下漸漸占據了上風。如防治稻飛虱，農民首選藥劑是德國拜耳的艾美樂，其次才是國產的吡蚜酮和噻嗪酮；防治水稻二化螟和稻縱卷葉螟的藥劑，首先使用的是杜邦的康寬、拜耳的稻騰和先正達的福戈，國產同類產品毒死蜱、三唑磷、殺蟲單、乙酰甲胺磷、稻豐散等都受很大沖擊。在跨國公司難以撼動的品牌面前，中國農藥企業的利潤空間正在逐步縮小。
第8篇：農村發展的啟示范文
一要堅持“面向農村、面向農業、面向農民”的辦學宗旨
農村職業技術學校要把辦學方向和目標定位在面向農村，立足地方經濟結構特點，結合經濟發展規劃，圍繞特色農業，將農技培訓與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從農民實際需求出發做好農業技術培訓。農村職業技術教育要面向農民，服務農民，尤其是面對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農村青年、專業大戶、致富帶頭人等骨干，進行專業技術、經營管理、市場營銷和農副產品加工等方面的教育與培訓，為農業生產第一線輸送懂技術、有產業化經營管理知識、能駕馭市場的科技示范戶和營銷大戶，使他們逐步成為建設新農村、建設現代化農業的主體力量。
二要堅持“實際、實用、實效”的辦學原則
農村職業技術學校的教學內容要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尊重農民意愿，著力解決農民生產、生活中最迫切的實際問題，確保新農村建設給農民帶來實惠、受農民歡迎。教材是搞好培訓的前提，教材內容應始終圍繞當地資源優勢與龍頭企業的特色編寫，并融入一些實用、實際、實效的系統知識，突出實用技術的操作程序和操作規范，從而強化學習者的實踐操作能力。
三要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
農村職業教育的對象是農村勞動者，他們的文化素質基礎差異較大，且易受農時季節的影響而中斷學習。因此，應采用各種教學方法，如組織教師巡回講、集中辦班課堂講、實用技術現場講、多媒體教學輔助講等，通過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吸納更多的農民接受職業技術教育。
四要開展“短、平、快”，“寬、適、活”的實用技術培訓
“短”即每次集中的時間短；“平”即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與受教育者的水平；“快”即見效快；“寬”即專業覆蓋面要寬，基礎要寬；“適”即充分考慮適應面；“活”即培養學生的方式方法與衡量學生的標準要靈活。通過實用技術培訓，使學習者在盡量短的時間里掌握寬厚的專業基礎知識，讓農民嘗到科技致富的甜頭，從而增強受教育者的積極性、主動性與自覺性，使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具有廣泛的生源與發展空間。
五要以就業為導向，增強辦學特色
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需要轉變辦學思想、辦學模式、發展思路，面向社會、面向市場辦學，緊密結合生產服務一線對人才的需求，實施靈活多樣的人才培養模式。農村職業學校要發展，必須根據自身辦學環境、辦學條件、師資力量、人才需求，制定發展目標，形成自己的優勢與特色。
六要多渠道引入教師，加強師資隊伍建設
師資隊伍水平是制約農村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村職業學校應采取多種途徑提高師資隊伍整體水平，建立一支數量充足、結構合理、專兼結合的高素質職業技術教育師資隊伍。為了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原國家教委《關于加強中等職業學校教師隊伍的意見》就提出了四個切實可行的辦法。即首先，依托普通院校建立職業技術教育師資培訓基地；其次，加強職業技術師范學院的建設，合理調整專業結構，開拓專業新領域，拓寬專業口徑，使職業技術師范學院的專業設置更好地適應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的需要；再次，普通高等職業院校畢業生可以成為中等職業學校文化課、專業課教師隊伍的重要來源；最后，可從企業和事業單位符合中等職業學校教師資格條件的專業技術人員和有特殊技能的人員中聘請專職和兼職教師。
第9篇：農村發展的啟示范文
1.1 發展沼氣有利于進一步改善農村環境。據測算，在農村建一個8～10立方米的沼氣池，所產沼氣基本可以滿足農戶日常生活用能，每年節約用柴近2500公斤，相當于封山育林3335平方米(5畝)。發展沼氣既解決了廣大農村糞水橫流、臭氣熏天的惡劣現象，又從根本上促進了村容村貌的明顯改觀。沼氣建設把農村婦女從煙熏火燎中解放出來，同時阻斷了人畜糞便對水源的污染和疾病的傳播，優化了人居環境。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改善了農民精神面貌，促進了農村社會文明進步。
1.2發 展沼氣有利于提高農產品品質，促進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沼液、沼渣是一種完全腐熟的高效無害的有機肥，含有50多種活性微生物，施用后不但增加土壤有機微量元素，改良土壤結構，而且能防止禽畜養殖、肥料農藥、生活垃圾和廢水的污染。同時促使作物生長健壯。增加抗病蟲害能力，從而減少化肥和農藥的施用，提高水果、蔬菜等農副產品質量，達到無公害農產品要求。
1.3 發展沼氣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建一口8～10m3的沼氣池，農戶年可節省燃料和電費500元左右；減少化肥和農藥使用量，節支200元左右，如果每戶年育肥出欄5～6頭商品豬，又將增加效益500～600元，一個四口之家，人均增加純效益300元左右，如果再加上沼液、沼渣的綜合利用，效益還將增加。
2 存在問題
2.1 認識不足。一些部門和領導對沼氣建設的作用還缺乏了解，就能源而能源，在工作部署、項目安排上對沼氣綜合利用技術的配套應用沒有給予足夠重視，影響了沼氣效益的發揮。農戶對沼氣的發展和利用所帶來的綜合效益缺乏認識，或者是不懂得沼氣生產和綜合利用的技術，勢必影響到沼氣的發展。
2.2 投入不足。比如：建一個池容10立方的沼氣池，投資約3500元左右，而中央和省級投資僅有1500元左右。市、縣、及農戶還要投資2000元左右。由于地方財政投入缺乏，沼氣推廣專項工作經費不足，不少市、縣的農業部門、鄉鎮政府推廣使用沼氣是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對農民群眾的迫切要求興嘆不已。
2.3 技工缺乏，且素質有待提高。隨著農業產業結構和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使的大多數年輕人都在外地打工，其中一些經過培訓的沼氣生產工外出打工，造成沼氣從業人員的數量少、質量低、留守兒童和老人對出現的問題不能及時解決，這直接導致沼氣建設的步伐放緩。
2.4 發展不平衡。由于經濟條件和發展水平的差異，從調查看，有的縣市政府非常重視農村沼氣建設，機構健全，技工數量多，投入加大，發展就較快，否則發展就慢。
2.5 原料供給不足。隨著養殖業由過去一家一戶家庭養殖逐步向集約化、規模化方向轉變，不少農戶不再養豬、養牛，造成沼氣原料的日益緊缺。從而使沼氣池出現產氣不穩定，利用率不高，甚至出現閑池、棄池現象。
2.6 后繼管理與服務跟不上。農戶建成沼氣池后由于缺乏對于沼氣設施使用維護的管理和服務，加上服務網點后續服務跟不上如沼氣零配件供應渠道不暢，造成農戶在使用時問題連連，嚴重影響了沼氣建設效益正常發揮和可持續發展。再者由于缺乏對配套技術，如沼渣沼液綜合利用技術的指導，影響了沼氣綜合效益的發揮。
3 推廣沼氣的辦法與建議
3.1 加強宣傳，營造農村沼氣建設的良好氛圍。向干部宣傳，提高各級干部認識；向廣大農民宣傳，增強自覺性和主動性；通過各種媒體向社會宣傳，形成全社會重視、關心、支持的良好氛圍。
3.2 加大扶持，增加投入。制定有關優惠政策，充分調動農民建池積極性，發動社會各方面力量積極參與，大力扶持，建設多層次、多方位、多元化的投入機制，吸引社會資金投入，多渠道籌措建設資金。如：建一個池容10立方的沼氣池，不足部分，除上級補貼外，農戶可以自籌一點、小額貸款扶持一點。因此，發展沼氣可與農村扶貧開發相結合，用扶貧款辦一些農民看得見、摸得著的實事。
3.3 因地制宜，全面發展。在強力推進沼氣建設中，結合各地方實際情況，因地制宜，能大則大，能小則小，繼續堅持新建房戶必須建沼氣池，堅持新上規模養殖場戶必須自建大中型沼氣池，實現糞便無害化處理，真正做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同步進行。
3.4 培訓技術骨干隊伍，為民搞好服務。各縣市農村能源辦公室把加強技術骨干隊伍培養作為基礎，開展技術培訓，嚴格操作規程，強化質量管理。每一個施工技術員必須經過理論和實踐考試取得合格證后才能進行沼氣承包施工，并負責建成后一年內的技術服務指導，確保建成一個、見效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