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的變化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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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傳統文化的變化范文

春節是一年當中最隆重的節日，由古代時每年的“臘祭”演變而來的。每年的歲尾年初，古代先民經過了一年的辛勤勞動后，便要用他們農獵的獲物，來祭祀眾神和他們的祖先，以感謝大自然所給的恩賜。臨近春節，人們采辦年貨，除夕時，全家團聚在一起吃年夜飯，迎接新的一年來臨。在農村，春節的氛圍更加濃烈，然而，隨著社會的急速變遷，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春節習俗也在悄然發生變化。本文立足于江西農村的實際，以江西省永修縣虬津鎮紅橋村為個案，根據調查材料，分析春節習俗變遷與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關系。

一、江西虬津鎮紅橋村的春節習俗

江西省永修縣虬津鎮紅橋村（原云源村）坐落永修縣西南的修河邊，共有村民73戶，188人。其中張姓12戶、周姓4戶、蘇姓4戶、江姓53戶；紅橋村是以江姓人口為主，占全村73戶中的72.57%。江姓萬派公于南宋末年從林塘遷至虬津鎮紅橋村，經歷了700多年的歷史滄桑，但仍保留了不少傳統的春節習俗。

從過年的時間來看，虬津鎮紅橋村江姓過年的日子與眾不同。如臘月為大月，則農歷臘月29過年；如臘月為小月，則農歷臘月28過年。另外，虬津鎮紅橋村江姓同一日過年的時間不同。相傳江姓遷至紅橋村后，育有三子，三子分家后均請長輩到家中過年；為了孝敬老人，三子將過年的時間錯開，長子早上過年、次子中午過年、三子晚上過年。此傳統風俗一直保留至今。

從過年的內容看，首先是對祖先的敬仰。過年前均要祭祀祖先稱添齋飯。祭品（齋飯）中必須要有三牲（豬頭稱豬首、鯉魚稱擺尾子、雞稱鳳凰）；每年正月初七，紅橋村江姓要舉行拜譜儀式，將江氏家譜請出，秉燭、敬香、膜拜、放鞭炮；正月十二接太公牌位到江西，九江地區的江氏九X十八村輪流供奉，每村輪流供奉一年，因永修縣虬津鎮紅橋村地處南北交通要道中間，每年南北接太公牌位均要經過虬津鎮，每年正月十二這天虬津鎮江姓，均會準備八面彩旗、鞭炮，敲鑼打鼓接太公。其次是對當年過世先人的孝敬。年內家中有老人過世的，臘月23家中要設孝堂，孝子在堂屋將孝堂布置好，把靈牌屋放在孝堂內。臘月24，孝子進入孝堂（正月初三以后才能離開），每天要敬香，點長明燈。正月初一，同村人每戶會帶一封爆竹給亡靈拜年，正月初三上午，所有的親戚前來拜亡靈，正月初四孝子出孝堂回拜四方親戚。亡靈的孝堂和靈牌一直放到農歷二月花朝（二月十五）才到亡靈墳前燒掉。

從過年的禁忌看，一是貼對聯。過去要在傍晚貼，不能說貼對聯，而要講沾對聯。二是封開門。過年（除夕）晚12點前要打封鞭炮封門，封門后直到初一早上才能開門（稱開天門），開門后放封鞭炮則不能關門，直到晚上才關門。三是添齋飯。長子早上過年前添齋飯的時間要在寅卯時（4-6點），添齋飯祭祀祖先時外姓及出嫁的女子均要避諱。中午、晚上過年的添齋飯祭祀祖先時則不用避諱。四是吃素食。大年初一早上第一餐不能吃葷腥，必須吃齋（全素食），一般吃青菜、豆腐、菜柳等，表示逢春，一年到頭清清潔潔，以示吉利。中午、晚餐則可吃葷腥。五是語言禁忌。舊時春節期間，虬津鎮紅橋村江姓有不少語言禁忌，如豬頭稱豬首、豬舌頭稱賺頭、豬耳朵稱順風、豬腸稱豬順子、豬血稱豬旺子、豬骨頭稱元寶；吃肉稱吃大菜、吃魚稱吃擺尾子、吃雞稱吃鳳凰；衣服破了只能講發了，打破了碗也只能講發了；走路時不能講走快點，只能說走起些。

從過年的娛樂看，春節期間的主要娛樂為玩龍燈和看丫丫戲。玩龍燈是在正月初八起燈，開始在外村玩龍燈，十五在本村玩，正月十六下龍燈。龍燈舞到每戶，每戶要有一定的迎接儀式。舊時，一般是每戶要送一塊紅布、一些米花糖，放鞭炮；現在一般送一條煙，放鞭炮，有的放三封鞭炮（接龍燈、操龍燈、送龍燈），有的則更多（喝彩就要放封鞭炮）。有時二月花朝會花錢唱戲。丫丫戲名稱的由來，傳說紛紜，但它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原來劇中的女角全由男孩扮演，男扮女裝，頭上都扎著兩個丫丫形的小發髻，身著顏色艷麗的戲服，非常具有娛樂性。如今，女角雖然不再由男孩扮演，但是標志性的丫丫形發髻卻流傳了下來。新年里，在虬津鎮紅橋村江氏祖堂搭臺演出一場精彩的丫丫戲，豐富和活躍春節農民朋友的節日生活。

二、紅橋村年俗的變遷及原因分析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虬津鎮紅橋農村習俗自然也隨之改變。首先，注重家庭團聚。村民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嚴格按照程序來做一些敬拜神的活動，但更加注重人本身心理或氣氛。也就是說村民們更加注重家庭的和諧氣氛，少了很多神話傳說，增加了“人文主義”色彩，更加關注如何舒適的過年。第二，創業是最關注的話題。2009年春節，永修縣城鄉土地充滿了農民工回家過年，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人群比前幾年出現擁擠，因為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大批失業農民工返鄉。現在當他們見面時，聽到最多的是“今年還出去嗎？打算去哪里賺錢？”春節和家人短暫團聚后，去或留，農民工成為最關注的話題。再次，越來越少的人守歲。除夕守歲是最重要的年俗，早在魏晉時期就有記載。除夕晚上，與家老小熬夜守歲，歡聚酣飲，共享天倫之樂，這是中華民族至今仍然很重視的年俗。近年來，村民們守歲的人越來越少，人們或看電視，或睡覺，打牌，上網，幾乎沒有人靜下心來守歲。雖然很多現代人將“網上守歲”、“打牌守歲”等都歸于守歲，然而守歲凈化心靈、讓靈魂通過安靜“回家”的作用似乎正在消逝。

春節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無法避免變遷浪潮的沖刷。現在有不少人，尤其是青年人熱衷于過各種外來洋節日，春節的年味越來越淡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經濟的發展。奧格本認為大多數社會變革都是由物質文化的變革，特別是科學技術的變革引發的；一旦物質文化發生變革，非物質文化的制度文化即價值觀、規范和意義、社會結構等也發生變化。中國的改革開放30年，人們不僅鼓起了錢袋，同時思想也得到解放，文化的發展提高人們的品味。人是社會的主體，人們思想解放也逐漸打破一些古老的習俗，為春節活動的多樣性創造條件。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一些人不再像以前一樣只在意吃穿，更多地追求高品味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對于春晚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以及旅游爬山中所蘊涵的精神享受。其次是環境的變化。克萊德.M.伍茲則認為，變遷一般是由社會文化環境或自然環境的改變引起的。隨著城鎮化的加速，人口流動，現代交通的發展，大眾媒體的溝通，各種現代文化和生活方式與傳統文化碰撞，互相取代、相互同化。第三是外部力量的沖擊。隨著中國開放深度的發展，西方國家借助跨國產品、新型的電子媒體工具、廣告、流行歌曲、網絡小說、影像等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外部力量的潛移默化，使得人們重新塑造社會態度。受上述三者的影響，如今江西鄉村春節習俗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三、從年俗演變看中國的傳統文化

春節習俗的演變，鄉村家族的情感整合儀式正在失去其傳統文化意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日益物化，利益成為人際關系的中軸，生活在現實中的人們越來越感到人際交往中的冷漠、疏遠，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短暫化和功利化。相比較而言，與上述的利益追逐不同，春節期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多地表現為饋贈與分享。流動著的人們也暫時停下來，多數都要“回家看看”。人們還憑著種種活動增進相互間的交流，體會到了個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親屬和鄉鄰、鄉鄰依附社區、社區依附城市或地方、地方屬于中國的情感，并由此產生了新的“團圓”文化。

春節習俗的演變，導致舞龍、舞獅、踩高蹺、跳儺舞、玩龍燈和演丫丫戲等傳統娛樂方式對現在的人們來說沒有多大吸引力，逐漸面臨失傳。但從“非遺”保護角度來說，這些特傳統色文化很值得繼承。因此，不少專家都建議，把傳統的娛樂方式進行創新，一來可使得年味更濃，不至于消失；二來也使得這些傳統文化得到傳承。與此同時，一些村民認為精神需要但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傳統年俗慢慢延續開來。例如，接太公活動逐漸上升。在江西永修縣虬津，武寧縣泉口、魯溪、清江等鄉鎮流傳著“接太公”的習俗。今年春節期間，當地村民以姓氏家族為單位，把本族供奉的太公塑像抬出來，每個家庭敬拜祖先的塑像，祈禱豐收、家庭和諧、健康平安。

春節習俗的演變，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在傳承中不斷異化。例如，倒貼“福”字現象。在民俗傳統中，倒貼“福”字主要在兩個地方：一個地方是在水缸和土塊壘砌的稻倉上，另一個地方是在臥室內的柜子上。至于房屋大門上的“福”字從來都是正貼，大門上的“福”字有“迎福”和“納福”之意，而且大門是家庭的出入口，一種莊重和恭敬的地方，所貼的“福”字須鄭重不阿、端莊大方，故應正貼。馮驥才認為，民俗講求規范。該輕松處便輕松，該莊重處必莊重。應當講究，也應當恪守。規范具有約定俗成的合理性，而且它又表現出一種文化的高貴和尊嚴。

第2篇：傳統文化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傳統媒體；文化傳播；微調；附著化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4）02 — 0094 — 02

[收稿日期]2014 — 01 — 20

[基金項目]本文為齊齊哈爾大學黑龍江省西部文化建設專項課題（項目編號：2012ZSY0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李鳳蓮（1975—），女，黑龍江齊齊哈爾人。教師，研究方向：電視文化。

文化是公認的軟實力，傳播文化是一種文化展示形象及建立溝通、尋求理解的重要方式。文化傳播要實現入耳、入眼，更要實現入心，因此優化傳播策略、實現效果最佳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傳播策略的建構需要考慮環境、主體、內容、渠道、對象等多種因素。隨著科技的發展，移動接收終端幾乎遍及社會的各個角落，受眾接收信息的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微博、微信已經變成很重要的溝通和交流的載體，微視、微電影方興未艾，儼然已經進入了傳播的“微”時代。受眾的注意成為傳播者爭奪的焦點。負有文化傳播重要責任的傳統媒體，亟需順應微時代調整傳播策略，以更好地完成傳播文化的使命。

一、傳播角色的“微調”

微環境不僅改變了媒體傳播文化的行為方式，也推動著媒體調整自身在文化傳播活動中的角色與定位。傳統媒體具備可信度高、資源豐富的優勢。在新的傳播環境下，傳統媒體應充分發揮這樣的優勢，適度“微”調傳播角色，改變長期形成的“喉舌”等刻板形象，做大眾的“貼心人”、“小棉襖”， 打造出平民化的傳播平臺。在傳播文化方面，傳統媒體不僅應堅守傳播者的角色地位，同時也應強化資源整合者、產品開發者的角色，主動承擔文化資源、社會資源、媒介資源整合的任務[t1]。

某一地域的文化是多樣的，每一種文化也呈現出多層次多側面的特點。如齊齊哈爾市有冰雪文化、鶴文化、紅色文化、少數民族文化[2]等。人們對某一文化也會有角度理解，一方面形成了“百家爭鳴”的自由局面，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現眾聲喧嘩、沒有主線的景象，最終削弱文化的影響力和傳播力。因此，具備公信力的傳統媒體應主動承擔起文化資源整合的責任，將政府機構、文化傳承者、藝術創作者、理論研究人員、社會媒體等整合為一體，傳遞出關于文化的認知最強音。齊齊哈爾市鶴文化資源豐富，歷屆政府都著力將“鶴文化”打造成城市名片，曾舉辦“觀鶴節”、“鶴文化藝術節”、“鶴文化與城市發展論壇”等活動。在政府主導下，齊齊哈爾市的傳統媒體也傾力于傳播“鶴文化”。齊齊哈爾電視臺的臺標就是一只飛翔的丹頂鶴，從視覺識別的角度凸顯了鶴文化對于鶴城的標志性意義；電視臺開辦有《鶴城印象》、《直播鶴城》這樣的經典欄目；推出過濕地系列報道等活動；在日常新聞報道中也有意識地強化了“鶴文化”的傳播。很長一段時間，報紙上都開設有以丹頂鶴為摹寫對象的攝影、書法、繪畫、詩歌、散文等專欄。但我們可以發現，以報紙、電視為主體的傳統媒體還沒有充分整合多種資源，如文化研究者發聲不足，缺少普通人展示鶴文化認知的平臺。

傳統媒體不僅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在社會資源的占有和開掘方面也比一般的受眾要更強勢。具有官方色彩的傳統媒體應以包容的心態，充分與私營媒體公司、各種民間團體開展合作，調動社會知名人士、廣大市民群眾的參與積極性，形成以傳統媒體為龍頭的全社會一起傳播城市文化的共識。齊齊哈爾有神鶴、齊博等比較著名的文化傳媒公司，有李代沫、吳莫愁等走出去的娛樂名人，有數量眾多的民間文藝團體，有來自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大學生、留學生，他們擁有活力、創意、號召力等方面的資源優勢。傳統媒體應該充分開發這些社會資源的價值，開發與高校、傳媒公司、民間藝術團體、知名藝人的多種合作，吸納更多的普通人參與進來，通過對社會資源的重新整合，傳統媒體更好地實現了傳播城市文化的職責，也提升了媒體自身的吸引力和知名度。

二、傳播產品的“微型”

任何文化的傳播都是以產品的形式來進行的。大制作意味著長周期、高投入，如電影、電視劇、大型舞臺劇、動畫劇集等；“微型”意味著微制作、微投入、微時長，如微劇本、微電影、微視、微雕刻、微語錄、微詩歌等。在開發文化傳播產品時，應該兩者兼顧。以大制作實現大震撼、大影響，形成短期的轟動效應；以“微型”制作吸引普通人參與進來，形成細水長流、潤物無聲的效果，從而打造多層次、立體化的傳播產品。

回顧歷史上展示齊齊哈爾市“鶴文化”的產品，既有“大制作”如《小鶴飛飛》、《鶴舞北疆》、《雛鶴丹丹》等優秀作品，也有微型作品如丹頂鶴攝影配樂短片。在這樣的回顧中，我們發現“微型”產品數量少、群眾參入度低、類型單一，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鶴文化”的傳播，也沒能適應當今的傳播環境。

傳統媒體作為資源整合者、文化傳播者，應該有意識地與本地高校、傳媒公司、社會團體、居民社區等開展合作，充分開發微電影、微視、微劇本、微小說、微創意、微語錄、微雕刻、微書法等相關微型文化產品，產品可以涉及文學、戲劇、舞蹈、繪畫、雕刻等各類文藝領域。各類傳統媒體可結合自身媒體特性，開展相關的微作品征集、展覽、評比等活動，以此來形成人人參與、人人傳播的格局。如紙媒推出微劇本、微小說、微語錄、微書法、微攝影等作品的征集、展覽、評比、獎勵等活動，電視媒體則可以開展微電影、微視、微創意等相關活動，而廣播媒體也可以開展微作品朗誦、微廣播劇展聽等，各類媒體間又可以互相配合、打通合作，共同為各類活動搭建合理的傳播平臺。

齊齊哈爾市為打造“鶴文化”這張城市名片，提出了“創作一批文化精品力作”、“打造一批城市文化景觀”、“建設一批文化產業基地”等構想。傳統媒體可以掌握住這一契機，開展鶴文化主題微雕創作設計、微電影（微視）劇本制作、工藝品創意設計等相關賽事，通過大眾參與、專家點評、百姓投票、作品展覽（映）等相關賽程、環節的設置，吸引普通人和專業人士在一個平臺上比拼。這樣既實現了“鶴文化”的傳播，也塑造了“百姓”媒體的形象。

三、傳播方式的“附著”

有的研究者認為，電視傳播機構可以通過興辦新的電視欄目來傳播城市文化[3]。這樣的點子是好的，但一檔電視欄目的順利播出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過程，如節目創意、市場調查、資金投入、人員配備等，實際操作時會壓力極大。這對于資金、人力、物力都有限的市級電視媒體，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與其開辦一檔前景未知的新欄目，莫不如充分利用已有的欄目，開發附著化文化傳播新路徑。

齊齊哈爾電視臺充分利用現有的自辦欄目，將鶴文化的傳播要素附著于傳播力強的電視欄目中，以微時段傳播來實現電視媒體的文化擔當。這是一個不錯的做法。《齊齊哈爾新聞聯播》是鶴城收視率較好的電視新聞名牌欄目，近期增加了一個小板塊，新聞播報結束與片尾字幕出現間的百秒微時段里，丹頂鶴主題攝影作品配上優美的音樂，極快地抓住受眾的眼球。受眾體驗了一種定格瞬間的攝影之美、輕靈曼妙的音樂之美、鶴姿鶴態的優雅之美，體悟到愛情忠貞、幸福吉祥的鶴文化的內蘊。電視媒體把鶴文化的傳播化解于受眾愉悅的審美體驗中，傳播效果得以最終實現。

這樣的做法是值得推廣開來的。如果前文提及的微電影、微雕刻、微創意設計等相關活動能夠實現，那么這種“附著化”的傳播路徑，不僅為這些微作品提供了展示的平臺，也豐富了傳統媒體的傳播內容。即使是現有的各類藝術作品，如舞蹈、書法、繪畫、詩歌、歌曲、音樂、劇本、電影、動畫等，都可以經二次加工為“微型”產品后，“附著”于已有的廣播電視知名欄目、報紙的副刊等時段、版面上，發揮名牌帶動傳播效能，用以傳播鶴文化。

齊齊哈爾電視臺目前有多個自辦名牌欄目，其中《直播鶴城》、《關注 溝通》、《周日會客廳》、《鶴城印象》更是收視效果不俗；電臺也有受眾吸附力強的文藝廣播、交通廣播；還有《齊齊哈爾日報》、《鶴城晚報》、《魅力周末》等具備區域影響力的紙媒，這些都能成為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

四、傳播渠道的“微擴”

微環境下的受眾還具有閱讀渠道網絡化的特質。隨著wifi網絡的四處延伸及受眾可使用終端的多樣化，隨身、隨時、隨地、隨意成為受眾接受信息的新趨勢，微博、微信是受眾經常接觸的傳播載體。傳統媒體開辦官方微博、微信，成為一種潮流。特別是受傳播范圍限制的地方媒體，借助微博、微信打破地域傳播的魔咒，實現“跨界”傳播的完美“逆襲”，是傳播渠道“微”擴張的典型體現。

齊齊哈爾市的傳統媒體（齊齊哈爾市廣播電視臺）及相關知名電視欄目（《行風現場》、《鶴城直播》、《關注 溝通》等）、報紙版面（《鶴城晚報》的文藝版）相繼開辦官方微博，借助新的傳播渠道來提升與受眾的接觸率。這些官方微博在節目（活動）預告、信息收集、意見反饋、吸引關注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地方傳統媒體開辦官方微博熱情高，但開辦之后的對官方微博的建設和管理卻稍顯滯后。齊齊哈爾廣播電視臺的微博僅有5萬多個關注，《直播鶴城》的官方微博僅了幾條廣播，不能很好地聚攏人氣，也無法更好地完成文化傳播的重任。這就使得我們看到如果沒有后續的建設經營精力的投入，要實現跨區域傳播的“逆襲”是有很大難度的。

地方傳統媒體不缺少本地的各類信息，但缺少借助微博來傳遞信息的意識；不缺少媒體從業者，但缺少管理微博、網站的專門人員。如何經營好地方傳統媒體的官方微博？我想最基本的應該是設置專門的微博管理者，負責日常廣播的和信息反饋的處理。官方微博的各類信息應盡量接近百姓的日常生活，這樣才能引起圍觀、轉發、評論等行為，形成交流狀態，才能真正實現地方傳統媒體開辦官方微博的最初目的。除日常信息外，還可以在形成良好傳播局面后增加調查、討論等內容，通過圍繞城市文化設置相關討論主題來引發圍觀者的思考，實現借助官方微博傳播城市文化的目的。

現在的媒介資源越來越豐富，廣播、電視、報紙、手機、電腦等多種媒介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手機報、微博、網站、電子報紙等實現了人們多終端接收信息的愿望。傳統媒體也應整合已有的媒介資源，開發微博、微信、手機報、電子報紙、在線節目等產品，在多個終端上向用戶推介內容和形象。

第3篇：傳統文化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旗袍；傳統；現代

旗袍是清朝滿族婦女所穿用的一種服裝，兩邊不開權，袖長八寸至一尺，衣服的邊緣繡有彩綠。以后為漢族婦女所接受，并改良為直領，右斜襟開口，緊腰身，衣長至膝下，兩邊開權，袖口收小。

1旗袍的起源與發展

1.1旗袍的起源

旗袍是我國一種富有民族風情的婦女服裝，由滿族婦女的長袍演變而來，由于滿族稱為“旗人”，故將其稱之為“旗袍”。在清代，婦女服飾可謂滿漢并存。清初，滿族婦女以長袍為主，而漢人婦女仍以上衣下裙為時尚。清中期，滿漢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滿族效仿漢族風氣日盛，甚至出現“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截作段衣裳”的狀況，而漢族效仿滿族服飾的風氣也于此時在一些達官貴婦中流行起來。

1.2旗袍的發展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中國近代女裝最光輝燦爛的時期，30年代可以說是這一時期燦爛的頂峰。在此時，旗袍奠定了它在女裝舞臺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為中國女裝的典型代表。被稱作Chinese Dress的旗袍，和加入西式風格的海派旗袍，很快由上海擴展風靡全國各地。旗袍比較適合中國女性清瘦玲瓏的身材特點，尤其受上海女性的歡迎。加上這一時期外國的面料不斷地進入中國，各大報刊雜志上開辟有服裝專欄，各大百貨公司也常常舉行時裝表演及展覽，這些都推動著時裝的產生與流行。

上海是當時全國的時裝中心，歐美的最新款式三四個月就來到到上海，全國各地都以上海為樣板競相模仿。國內外通商交流的機會越來頻繁，歐洲進口的布匹、羽紗、呢絨、蕾絲等紡織品大量涌入，使得人們選擇的范圍廣了，著裝的觀念也改變了。作為海派文化的重要代表，海派旗袍便成了30年代旗袍的主流了。30年代歐美女性服裝收腰的特點也深深影響了旗袍的發展，旗袍的造型變得修長而緊身，這也符合30年代中國女性精致玲瓏、開放活潑的形象。

2現代旗袍的嶄新演繹

旗袍發展至今，樣式花色都逐漸繁多，隨著復古風尚的流行，旗袍重新演繹昔日的精彩。作為中國服飾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旗袍，襯托起東方女性的優雅氣質，至今仍然在樣式上不斷創新，在時尚的舞臺上大放異彩。

旗袍，是一種內與外和諧統一的典型民族服裝，被譽為中華服飾文化的代表。它以其流動的旋律、瀟灑的畫意與濃郁的詩情，表現出中華女性賢淑、典雅、溫柔、清麗的性情與氣質。旗袍追隨著時代，承載著文明，顯露著修養，體現著美德，演化為天地間一道絢麗的彩虹。愿旗袍連接起過去和未來，連接起生活與藝術，將美的憧憬、美的風韻灑滿人間。

2.1傳統旗袍與現代服飾的融合

從旗袍在近現代的發展來看，它在保持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同時，大量吸收了西方的思想觀念和制衣技巧，產生了中西合璧的現代旗袍。不少設計師們選擇以旗袍為載體，融入東西方的文化進行設計，作品中既含有東方的含蓄與內斂，同時又具備了西方的大膽與時尚，賦予了旗袍新的生命。

2.2影視明星展現旗袍獨有的內在文化

在當代的一些影視劇作中，旗袍展現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內涵，它不僅僅強化了女士的著裝，也重視對女士內在氣質的表達。此外，明星們身著旗袍頻頻亮相，出席各種典禮，展現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2.3時代賦予旗袍新的概念

進入21世紀以來，旗袍再次掀起波瀾。北京奧運會期間，身穿旗袍的禮儀小姐，端莊、大方地展現在世界人眼前，讓人為之震撼。旗袍又再次告訴世人，它的委婉與成熟更勝過前期的嫵媚與時尚，展現出一種新的精神理念。

3現代旗袍再次登上世界的舞臺

通過近幾年的會可以看出，現代旗袍已為世界所矚目，歷經了300多年的滄桑變化，它享有“東方奇葩”、“服裝之最”、“Chinese Dress”等諸多美譽。旗袍永久的魅力在于它的變化無窮，在于它的獨特神韻與現代時裝的共通性。在時裝日新月異的今天，旗袍鮮明的民族特色已使它的美具有了一種永恒的意義。

中國旗袍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服飾、一種象征，更是一種標志、一種驕傲。中國人民擁有它，亞洲人民擁有它，世界人民熟悉它，它與和服、韓服等同是東方服飾文化的明珠。在21世紀，中國旗袍必將以更加艷麗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服裝舞臺。

參考文獻：

[1]胡嬪.論旗袍審美造型的民族精神[J].裝飾,2003,(03).

第4篇：傳統文化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 傳承 文化空間的運用

當前，我國正處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面發展的新的歷史階段，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旺盛。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已成為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盼。同時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也被提高到了新的歷史高度，被視為“繼承民族的血脈”、建設“人民的精神家園”。傳統文化的文化價值日益為人們所重視，在當今激烈的市場競爭大潮中，它將如何傳承發展已成為值得研究的課題。

傳統文化的興盛與衰竭

正像世界上所有事物一樣，一切事物無論再強大，都在經歷著一個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發生、發展、消亡”的過程，文化現象尤其如此，“陽春白雪，和者蓋寡”可見其曲的高雅、高深與成熟，“下里巴人，和者數千”可見當時其曲的民間影響力，然而高雅也罷、普及也罷，不管它們經歷了怎樣的艱難歷程和輝煌時代，如今都成已逝煙云。那么既然這些文化現象能夠風行于那個時代，為什么最終都無法逾越消亡的命運呢？翻開歷史的記憶，我們就會發現各種藝術形式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都是受著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制約。

盛唐時期是一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政策開放、國際文化交流、不同民族文化包容的時期，開明豁達的太宗皇帝李世民不拘于傳統儒家的“樂亡國”論的文化包容政策，開創了唐代音樂文化的新紀元；唐明皇更是憑著他音樂的天賦和浪漫的性格，以帝王音樂家的奇特身份成為中國音樂史上一個不朽人物。隋王朝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音樂文化成果，創立了“七部樂”、“九部樂”的宮廷音樂制，主張多民族音樂并存，并朝著東西方文明交融的方向邁進，唐王朝政治開放，經濟繁榮，更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建立了“十部樂”和“坐、立部伎”，異域文化的進入促成了當時文化的交融，形成了典型的“唐代文化”。這種典型的“唐代文化”是魏晉南北朝、隋王朝和外來文化的總和，它是唐帝國的政治、經濟、各種進步哲學觀念在文化上的集中反映。然而，“時尚”一旦走向“成熟”就會變成為“傳統”，而正是“時尚”的產生才使其成為“傳統”的。正像有些史學家描述的那樣：“如果說唐代以其恢弘繁麗的宮廷俗樂最有代表性的話，那么宋代音樂文化最主要的特點，就是這些生氣勃勃的市民音樂的興起和繁榮”，到了宋代因宋廷音樂“與唐朝宮廷音樂之重俗輕雅相反”的政治需要和審美上發生的質的改變，更重要的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的經濟活動的興起與活躍，城市居民成了民間欣賞音樂的主導，因此“市民之樂”從此逐漸替代著傳統的“唐代音樂”而成為新的“時尚”。這些“傳統”與“時尚”的周而復始，就是在這種政治、經濟的變革中互相演化的。

再看近代中國歌壇的演繹：推動了美聲唱法在中國的流行，從而改變了中國人對于聲樂的審美觀念，從“美聲”到中國人認識的“科學的發聲”，到中國的“民族發聲”再到近年來“美聲”、“民聲”、“通俗”、“原生態”的“百花齊放”，不正說明了各種文化的繁榮與衰竭都取決于當代的政治、經濟、生命價值和審美價值觀的變遷嗎？一種文化符合了當代的政治、經濟、生命價值和審美價值觀與新的文化結合而成為“當代文化”得以發展。一種文化不再符合了，就會受到政治、經濟的限制和制約而遭淘汰。歷史證明，越是經歷時期已久，在當代趨于成熟的文化形式，就越具有個性而不容易同新的形式結合而成為新的文化。中國的各種國寶級的劇種，不都是因為成為一種成熟的文化形式反而同時代產生距離而成為“傳統文化遺產”漸漸淡出社會和市場，從而進入需要保護的行列的嗎？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最近一個時期文化領域倍受關注的詞，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也就是說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那些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繼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大的特點是不脫離民族特殊的生活生產方式，是民族個性、民族審美習慣的“活”的顯現。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過程來說，人的傳承尤為重要。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浸透了歷史文化精神的“活態流變”的最可靠載體，“非遺”作品的歷史學價值、文化學價值、人文價值遠遠大于其本身的“物質能力和物質利益”價值，正是因為被淡忘的歲月之久，在相對封閉的緩慢發展中“非遺”才保持了種族高純度的特色，它的歷史學價值、文化學價值、人文價值才變得彌足珍貴。而弘揚傳統文化就成為一種“時尚”而“非遺”恰恰最具備這種“時尚”的潛質。

同時，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國之活動有利。”事實證明，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最能夠保持其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因此也最容易“為別國所注意，打出世界去”，因此它具有的社會價值、人文價值、美學價值和潛在的市場價值也很可能帶有國際性。

文化傳承路在何方

對于傳統文化藝術品，在過去較長的時期里，我們只研究它的意識形態屬性（社會、政治性）、審美屬性（學術性），卻很少有人去揭示它的商品屬性。中國人幾千年來文人“不為斗米折腰”、“視功名利祿為糞土”、視“富”且“貴”為“浮云”的文人風骨和氣概，成為代表中國文人剛直不阿、高風亮節的優良品質的象征，但這些觀念也嚴重障礙了創造文化的人對文藝作品的商業屬性的揭示和認知。

其實關于文化藝術的商業價值并非古人沒有意識到，在中國古代的很多文學藝術創作中經常塑造一些滿腹經綸的文人，在落魄遭難而身無分文時拿出了“殺手锏”—寫出一手好字，立解燃眉之急。從而使我們看到了藝術品的兩重屬性在危難中彰顯出的奇特魅力。

隨著人們文化意識的普遍提高，傳統文化，尤其是“非遺產品”同樣有著現代文化產品無法替代的文化價值和商品價值。例如，曾兩度進京參加國慶大典，被國家文化部命名為“中國龍燈之鄉”的銅梁縣的舞龍，早已沖出國門，活動訂單來自泰國、緬甸，以及山西、廣東、四川等地，一年就掙回5000萬元。浙江寧海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十里紅妝”打造成博物館，成了知名的旅游文化產業品牌；泥金彩漆工藝“鑲嵌”到精美工藝品上，使產品供不應求；清刀木雕產品遠銷日本、韓國、新加坡……浙江省寧波市寧海縣投入重金開發“非遺”，讓“非遺”現產業化曙光，一年就有超過千萬元的“非遺”產品走出國門，暢銷海外。我們還對河南省商丘市區民權王公莊畫虎村、柘城麥秸畫制作、商丘演藝集團、柘城嗩吶村和本市各種“文化節”等文化現象進行了考察。他們的成功經驗啟示我們：傳統文化也只有通過發展產業這條路才有可能使文化傳承在可靠的經濟基礎上得以實現。

作為政府職能部門、文化職能部門應給文化傳承人和團體以支持，這種支持是經濟上、精神上、政策上和指導性的支持。實踐證明，只要思想對路，指導得力，這種對于文化的投資在當地經濟發展戰略中是值得的。

還有一個值得研究的新的概念—文化空間。當人們把自然文化空間“格式化”為一個特定的文化空間時，這種文化空間就含有了特殊的人文涵義，民族、民間存在的各種各樣的祭祀性質的文化空間，而這種文化空間在歷史的長河里起到過增強信仰、改變宇宙觀、改變人生價值觀、增強民族、種族自信心、鼓舞民族斗志的作用，很少有人把它同經濟的發展和物質利益掛鉤研究。

在文化空間的利用上，我們應該深入到人民心中，尊重人民的信仰，在當地人民心中挖掘出傳統文化的精神實質，使文化空間變成真正的民眾愿意自覺參與的文化場所，它肯定能成為一顆耀眼的明珠，在當今經濟市場中得到持久的經濟回報。

第5篇：傳統文化的變化范文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政府出于修改不平等條約和促進社會近代化的雙重目的，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模仿法德等西方國家制定了憲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一系列法典，從而在立法上完全拋棄了以繼受而來的中國律令和日本封建武士統治習慣混合而成的傳統法律制度，建立起完全西化的法律體系。1這些從西方繼受而來的法典規模龐大，內容細密周到，吸收了當時西方法律中先進的原則規定，“使人們讀到這些法典之后，就會感到當時的日本已與最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無異”，“即使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也不得不為起草者聰明的頭腦和豐富的學識而感嘆。”2因此，有人將明治時期西洋化的法典體系稱為“與鹿鳴館3一樣，是文明開化的日本的裝飾，是后進國日本的裝飾”。4一些日本和西方學者還認為日本通過繼受西方法建立近代法律體系是法律繼受方面的成功范例，有的西方學者甚至認為日本法就是遠東的德國法。

然而，法律是在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環境中形成發展起來的一種社會規范。人們之所以可以把世界各國的法律制度分為普通法系、大陸法系、伊斯蘭法系、遠東法系等，正是由于各自的法律文化背景不同，各種法律制度在其根本部分表現出不同于其他的明顯特征。如果進一步將包括法律制度在內的社會規范視為一種文化現象，那么，以簡單借用引進的方式，急功近利地把某種法律制度移植到文化風俗完全不同的地域，則不能不承認是十分困難和非常復雜的。這里特別重要的是，長期形成的法律文化（法律觀念）深深沉淀在人們的意識深處，它的變化并不會單純地與法典的變化同步實現，即使法典繼受相對容易，不同質的法律文化的繼受則非常困難。日本自明治時期繼受西方法律后一百多年的發展情況，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從本質上來說，日本是一個東方國家，其傳統文化屬于東方文化體系，淵源主要是原始固有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在傳統法律文化中，無論是從中國直接引進的儒、道、法家學說，還是通過中國間接繼承的佛教學說都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這些繼受而來的思想經過長期傳播，逐漸與日本的原始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既保持東方本色又帶有日本特點的傳統法律文化。一般認為這種傳統的法律文化（法律觀念）與西方國家“重視法治主義、贊美法、尊重、信任法律家和通過裁判來解決糾紛相比，具有重視德、禮的支配，對法律家不信任，通過調解來解決糾紛”5但大木本人并不贊成此種觀點。的特點。因此，對于繼受而來的西方法律制度來說，日本的傳統法律文化在內與外、公與私等方面都有質的差異，這種差異又必然導致傳統的法律文化與繼受法帶來的西方法律文化發生沖突，這種沖突有時會表現得十分激烈和明顯。事實上，早在日本繼受西洋法的初期，代表傳統法律文化的民法典實施延期派就曾以“新法典破壞倫常”為口號，用傳統的德義主義對抗西洋法中的權利中心主義，兩種觀念激烈斗爭的結果，使民法典中保留了以封建傳統為基礎的家庭法。6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傳統法律觀念也一直頑固地與西方傳來的法律觀念相對抗，并成為軍國主義分子實行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通過對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反省，人們開始意識到盡管通過繼受，建立起外觀完全西洋化的近代法律體系，但是如果剝去外殼，里面到處又都顯露出日本所固有的東西，日本所謂的近代法并沒有發揮出其母體西洋法在西方社會所發揮出的功能。日本著名法社會學家川島武宜在戰敗投降后的第二年發表了《日本社會的家族構成》一文，提出雖然日本的家族制度由封建武士的（儒教的）家族基本原理和庶民的家族基本原理這兩種不同的原理構成，但它們都是以損害個人對自己的行動自主進行判斷、決定為主要特點。由于這種家族關系導致權威與恭順以及協同體的觀念，所以它的存在必然會導致非近代的，即非民主的社會關系，它至今仍強烈阻礙著日本社會的民主化，從而第一次將傳統法律文化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問題提到重要位置。此后，川島武宜又在1967年出版的《日本人的法意識》一書中對這一觀點作出進一步發揮，他從日本的傳統法律觀念出發，認為日本人在傳統上就缺乏權利觀念，日本的傳統規范意識并非西洋的權利本位，而是義務本位，另外再加上日本語所固有的語言習慣，法律規定的內容和規范性都是不明確的，在日本傳統的法律觀念中權利義務似有似無，而且人們在主觀上并不希望將其明確化。7

日本人的這種權利義務觀念以及由此而派生出來的其他一些傳統法律觀念根深蒂固，支配著一般民眾的思想意識，因此，這就使通過繼受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法典建立的近代法律體系與現實的民眾生活之間出現了很大的距離。也就是說，在近現代的日本社會，雖然通過引進繼受建立起“近代化”的法律體系，但除去西洋化的通過國家權力制定的文字上的法律之外，還存在著受到“前近代”法律觀念所支配的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規范，即所謂“活的法”。這種文字上的法與人們觀念中的“活的法”同時并存，形成了近現代日本法的雙層結構。尤為重要的是，除法律專家外，普通人的觀念仍受“活的法”的主宰，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遵循的并不完全是文字上的法律，如果不了解受到傳統法律觀念影響的“活的法”，就很難對現代日本法有一個深刻理解。

二、現代日本的“前近代法律意識”

現代日本社會所存在的“活的法”，也被稱為前近代的法律意識的表現。繼川島武宜之后，許多日本學者及西方的一些學者都對這一問題作過專門探討，雖然每個學者的觀點未必一致，但現代日本在徹底繼受西方法律之后仍然存在著與西方法律觀念完全不同的法律觀念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這種傳統的法律意識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得非常明顯，這里暫且不對所謂的前近代法律意識作出任何價值評判，僅將其主要內容歸納如下。

（一）權利觀

歐洲自文藝復興以后，人們逐漸注意到個人的存在，以往完全淹沒于團體之中的個人開始意識到其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其他個人來說都是自由、自主、平等、獨立的人格者。國家和社會的各種制度也開始轉向注重個人，從各方面解除對個人的束縛，并以個人為中心來考慮各方面的事物。特別是18世紀末法國的《人權宣言》提出個人的財產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以及罪刑法定主義等原則后，其影響遍及歐美各國，尊重個人的生命、身體、名譽及財產成為法律的根本出發點。

而日本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顯著不同。在傳統上，日本人處理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時主要強調群體，強調個人對群體的歸屬。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日本的傳統文化首先把人作為更廣闊體系中的一個局部來認識，把人看成是群體中的一個人而不是單獨的個體。群體是現實存在，也是連接過去和未來的綿長鏈條在現在這一點上的表現形態，而個體只是這根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因此，群體具有崇高意義，是高于個體的存在，而個體只是群體中一個很小的元素，必須屬于群體。第二，日本傳統文化還強調體系，重視體系中的縱向關系，講究體系中的“秩序”和“序列”。認為體系中的縱向關系是促使體系保持穩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個體只能在群體中占有相應的位置，與群體中的其他個體結成序列關系，上下尊卑，歷歷分明。尤其是日本文化接受儒家學說的影響，特別強調“名分”，更加突出了個體縱式序列關系的重要意義，以此作為保持群體和諧統一的重要原則。8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個人的存在必須依賴于群體，個人的行為必須符合群體的要求。日本傳統文化的這種特點自然要表現在傳統法律文化上。明治維新前的法律制度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表現出濃厚的團體主義色彩，村、部落以及家族等團體浮現在法律制度的表面，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并非考慮的中心。由于這種法律文化在縱向上信奉權威，采取恭順的態度，在橫向關系上采取友好親密的協同體關系，結果是個人淹沒于集團之中，不能成為西洋法中獨立自由的主體。因此，明治維新前的日本語中甚至沒有權利一詞，德川幕府時代末期的蘭學家們在翻譯相當于今天的權利一詞的荷蘭語“regt”時，就曾為找不到合適的日本語而絞盡腦汁。

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世界史上少見的急劇變化，通過兩次繼受建立起來的近代法體系中也吸收了西方法律中的權利義務原則。但是，由于西方法律中的權利義務原則與上述日本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權威、恭順、協同體的關系相矛盾，而傳統的法律觀念又一直在支配著日本人的法律行為，因此，日本人在社會生活中處理權利義務關系時，首先考慮的是傳統的行為規范，所遵循的并非作為法律繼受對象的西方法律中的原則。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普通民眾身上，在立法上也不無痕跡。

川島武宜曾就道路交通規則對日美兩國的權利觀念作過生動的對比，結論是與美國人相比，現代生活中的日本人仍然缺乏權利觀念，注重義務觀念。例如，在美國的道路上經常可以看到寫有“Yield Right of Way”或“Yield”等字樣的交通標志，意為給有優先通行權的車輛讓路。即在由支線開往干線的車輛與干線上行駛的車輛相遇時，干線上的車輛對支線上的車輛來說，有優先通行的權利，車輛之間存在權利關系。而日本則不存在這種權利觀念。日本的交通道路法規在規定車輛間的優先順序時則規定“不得妨礙該車輛的行進”。9這里涉及的問題是相同的，目的也是同樣的，但不同的是美日兩國在處理相同的問題時，一個首先考慮的是權利，即法律的出發點是保障權利的實現；而另一個首先考慮的則是義務，法律的出發點在于強制承擔義務。這種文字上的差異不僅表現在形式上，而且反映出日本人沒有從權利出發考慮問題的習慣。如果說前者是權利本位，后者就是義務本位。這種傾向反映在立法上的同時，也體現在法院的審判實踐中。如果在從支線開出的車輛雖然看到干線上開來的車輛卻仍然開上干線，結果發生碰撞事故時，法院仍會認定干線上的車輛因沒有減速作好隨時停車的準備而有過失。

另外，在處理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系上日本人缺乏權利意識的情況也表現得非常明顯。例如在債務到期時，債權人一般不會依照法律毫不留情地要求債務人償還所有借貸的財物，債務人也不急于歸還借貸的財物。因為在債權人看來不留情面地要求債務人償還債務違背義理人情，將會受到社會上的責難，而債務人也理所當然地認為債權人不會也不應該急于強迫自己歸還。無論是債權人、債務人，還是第三者，此時首先考慮的都不是法律規定中的權利義務關系，而是深深扎根在頭腦中的傳統的觀念。

（二）契約觀

遵守契約是人類社會普遍適用的規范。在歐美國家，社會契約論得到廣泛承認，把契約作為聯系近代社會所有社會關系的最基本的形式。這種契約觀認為自由的權利主體相互之間合意成立時，該合意在契約當事人之間具有與法律相同的約束力，并且對違約者還要進行法律上的懲罰。日本在繼受西方法律的同時也繼受了作為歐洲契約法中心的“遵守合意原則”，在繼受時也未曾受到家族法所遭受到的那種日本傳統文化的激烈反對。10從日本繼受而來的法律制度本身來看，有關契約的規定非常詳細，而且理論細密，與西方國家的契約法相比，沒有任何區別。從日本繼受西方法的時候起，法學著作在論述契約時也都以西方的契約觀作為理論基礎。而另一方面，幾乎所有的法學家在談到契約時又都感到日本的契約制度與歐美的契約制度在社會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一致。11與西方人重視契約，將契約作為一個普遍適用的規范相比，日本人對自己簽訂的契約極不關心，從契約成立之初就采取甚為曖昧的態度，既沒有明確的意識又不太考慮契約將會給自己帶來什么樣的后果。總的來看，日本人對待契約的態度仍然受到傳統文化中“以人類自然的情愛或慈愛的感情（人情）為基礎而形成的行為規范”，12即所謂的義理人情13所支配。這種義理人情對日本人的影響十分巨大，“即使在今天，不知道或很少使用義理一詞的年輕人，也不能擺脫義理觀念的影響。他們的行為似乎與上一代非常不同，但在根本上，所有日本人的行為仍然受著義理理念的影響。”14這種日本傳統文化中的義理人情與西方近代契約所要求的權利義務明確化背道而馳，因此，根據義理人情形成的日本人的契約觀與西方國家的契約觀之間不能不產生巨大的差異，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待契約的態度

從日本的傳統觀念出發，日本人認為契約與其說是嚴格的權利義務關系，不如說是個人之間友好的基于信義的依賴關系。當事人之間不是對立關系而是協作關系。因此，建立協作體式的人際關系比討論推敲契約的文字條款更為重要。他們通常把談判契約的時間和精力放到建立親密的人際關系上，如招待對方吃飯，請打高爾夫球等。

（2）對待契約的內容

歐美人希望預防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而日本人則認為未來本來就是不明確的，人們不可能會預見到將來所要發生的一切。因此，為不可預見的將來作準備不是明智之舉，他們希望契約是柔性的，以便可以適應新的情況。

為了預防發生糾紛，歐美人的觀點是契約中不能使用可能帶來解釋問題的不明確的文字，必須注意契約不留缺欠；而日本人則認為詳細制作契約書，明確規定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是不信任對方的表現。他們認為當事人之間一旦建立起友好關系就會很少發生糾紛，即使發生糾紛也會通過雙方之間的協作信義精神得到圓滿解決。因此，日本人的契約書在末尾經常可以發現一項善意條款或圓滿解決條款。如“如果簽約雙方就本契約的權利義務發生爭議，簽約雙方必須善意地共同討論爭議的問題”，或“如果發生糾紛，契約當事人要根據信義和誠實的精神真誠對話，以實現公平合理的解決。”15

（3）對待契約的形式

由于日本人重視信義而不重視契約的文字條款，所以日本人將寫就的契約書只作為樣本或例示來對待。與喜歡在契約書中寫上許多長條條款的歐美人相比，日本人的契約書一般都很簡短，僅包含極少的條款。

（4）對待契約的履行效果

日本人不僅喜歡對自己的義務作柔軟的適用，而且對對方也是如此。如果一旦發生糾紛，雙方當事人總是盡最大努力使糾紛得以在嚴格適用國家法律的法院之外去解決，一方當事人很少起訴另一方當事人，除非他決心徹底斷絕與對方的社會關系。16

顯然，日本人的這種契約觀與日本近代法中所規定的契約原則差異甚大，由于這種契約觀決定了日本人對待契約的態度，致使一些日本企業在剛開始對外貿易時曾因對契約的忽視而蒙受巨大損失。即使在今天，日本人雖然注意了國際契約的文字條款，但對國內契約的態度依然如故。一些公司企業的法律事務部門經常與營業（經營）部門因契約問題發生爭吵，法律工作者們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制作的契約總會受到營業（經營）部門的指責，營業（經營）部門認為法律工作者不了解經營實務，他們起草的契約將使客戶感到反感，破壞雙方的信任關系，而最后總是營業（經營）部門的意見得到決策者的支持和認可。17

（三）法律觀

一般認為與西方國家將法律看做公平與正義的象征不同，遠東國家的傳統法律觀念把法視為陶冶“蠻民”的工具，一提到法總是會聯想到監獄，聯想到嚴酷，認為普通民眾不應與之發生任何聯系。日本自從八世紀繼受中國“出禮入刑”的法律觀念以后，這種傳統的法律觀念一直深深地影響著日本人，他們對法律抱有一種反感，輕視法律的作用。明治時期的著名人物幸德秋水就曾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根本不喜歡法律，我們希望有朝一日法律都成為毫無必要”，18形象、坦率地表明了日本人對待法律的態度。

這種對待法律的態度，使日本人認為上法庭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另外再加上日本人性格中不喜歡黑白分明的因素以及頭腦中義理人情觀念的作用，在日本人的觀念中就形成了在發生糾紛的場合，如果提起訴訟，將糾紛提交法院解決，這將是向對方當事人的公開挑釁，將嚴重破壞當事人之間友好的關系或“協同體”關系的觀念。因此，在西方國家理所當然應該提出訴訟的場合，日本人也會盡量避免提出訴訟，因為如提出訴訟就會被認為“喜歡打杖”，是“怪人”或“訴訟狂”等，從而失去人們的好感。川島武宜50年代末期在東京京都農村調查時就曾遇到一戶人家，村中人都不愿意與之交往，誰家的女兒都不嫁給該戶，其原因僅僅在于該戶的先輩曾因土地邊界問題提出過民事訴訟。

輕視法律的作用在環境訴訟的問題上表現得也非常明顯。例如日本著名的水俁病案件盡管影響很大，受害人較多，但人們在解決這個問題時首先考慮的并不是法律，而是希望通過有權威的第三者來調解。這個第三者以往是傳統區域內的德高望重者，現代則發展為作為行政首長的市長、縣知事或國務大臣。當然，當這種調解不能滿足當事人的要求時，最后也會把問題拿到法院去解決。但這一解決問題的思路已充分表現出日本人重視權威與恭順，輕視和厭惡法律的傾向。另外，即使是通過法院分明黑白后，案件的處理也并未結束。法院判決后雙方當事人還要進行直接交涉，按日本式的方式最終解決問題。如公害訴訟判決后，必然要進行直接交涉，使有責任的一方拿出判決以上數額的錢款，設立基金，改造土壤等，以滿足義理人情的要求。這說明經審判確定“黑白”后，權利義務并沒有完全確立，法律并沒有最終解決問題。

輕視法律作用的傾向在整個訴訟案件的數量和律師的數量上也可以得到間接證明。根據田中英夫70年代的調查，1972年日本民事訴訟案件約為37萬件，如果按人口比例比較，英國是日本的14倍，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是1452倍，馬薩諸塞州是20倍，新澤西州是11倍。1973年日本的律師為9921名，從律師和人口的比例來看，日本每10865人有1名律師，而美國為587人（1970年），英國為1738人（1971），西德為2697人（1970），法國為6037人。19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律和法律工作者在各自社會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也間接反映出各自社會中人們對待法律態度的差異。有的學者認為單純從訴訟件數或律師數量上比較說明不了問題，因為在日本除了通過審判解決的糾紛外，還有許多糾紛是通過其他方法解決的。20但筆者認為日本與西方國家在訴訟件數和律師人數上的差異至少表明了日本人寧愿以其他方法，而不愿通過法院判決的方式來解決糾紛的觀念，在這一點上正表現出日本人與西方人在對待法律態度上的不同。

第6篇：傳統文化的變化范文

一．

引論

自從伽達墨爾提出了關于傳統的多元性和創造性轉化的以來 （Gadamer，1975），對‘傳統’的關注隨著傳統的瓦解和各民族的文化認同 危機而不斷變得強烈起來，被性消解后的‘傳統’彌散在我們日常行為規范 、國際話語、以及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各個角落，成為一切‘在場者’的背景 、歷史、潛意識和‘無’。

換句話說，我們沒有辦法擺脫我們各自的已經‘消解’的傳統（生物的、社 會的、與個人的），傳統是不可能被消解的，它只可以轉化，它從自身內部沖突 著的各種緊張關系當中，要么發生‘突變’的躍遷－－－典型如‘內戰’，要么 發生‘漸變’的邊緣性的沿革－－－貫穿著我們日常生活的每個時刻，這兩類轉 化方式統合起來被稱為‘變革’。

因此，為了理解‘傳統’的演變，我們必須進入‘傳統’，直面這一‘現象 ’，體驗它內部各種沖突著的活生生的緊張關系（所謂‘張力’），將我們自己 的體驗（私人體驗）通過對話和社會交往揭示給我們自己，以這樣一種‘在歷史 中闡釋’的方式，我們獲得對‘傳統’的理解。

本著‘對話的和大眾分享的邏各斯’精神，我在這篇文章里講述我自己對‘ 傳統’的體驗和理解。我把我自己的‘傳統’理解為三個層次：（1）生物學傳統 ，作為物種的‘個人’的生物學和遺傳學條件，這些條件應當被我理解為是我個 人生存的前提，這些條件是我的生存所服從的‘必然律（necessity）’的一部分 。關于人類思維與知識的生物學條件，讀者還可以我寫的其它文章（汪丁丁 ，1997a，1997b，1998a，1999a，2000a，2000b，2000c）；（2）文化傳統，這 是社會性的‘個人’的生存條件，我已經在以前的文章里作了關于這一條件的詳 細闡述（汪丁丁，1992，1993，1994，1995，1996a，1996b，1997c，1998b， 1999b），這些條件構成我生存的‘道德律（morality）’的一部分；（3）個人 史傳統，這是由我的私人生活（物質的和精神的）歷史塑造的傳統，也就是我們 每個人作為‘個性’的特殊的生存條件，這些條件是我以前選擇的結果和未來選 擇的前提，是我能夠享有的落實了的具體的‘自由（liberty）’的一部分。關于 這一類生存條件，我也在其它文章中闡述過（汪丁丁，1997d，1999c，1999d， 2000d）。

但是上面論述的傳統的三個層次，只有當它們被我理解以后才構成我的‘傳 統’，有效的歷史，如伽達墨爾所論，只能是被主體理解了的歷史。那些尚未被 主體意識到的東西，它們只作為‘物自體（things-themselves）’存在著，盡管 它們仍然以律的方式約束著處于現象界的主體，而處于這一狀況中的主體只 能是‘自在的’（being-in-itself，頁34，Hegel，1807）。換句話說，失去了 ‘理解（understanding，Verstand）’，傳統與主體之間的關系便回歸到‘物的 關系（the order of things）’，而‘理解’提供了傳統對于主體的‘意義’， 從而使傳統與主體之間的關系落實為‘自由（freedom，Geist）’。

被理解的傳統，叫做‘知識傳統’。這是因為，如叔本華最為清楚地論證過 的，知識（knowledge）是作為知者（the knower）的主體與作為客體的傳統 （the known）之間經由‘理解’而確立的知的關系（Schopenhauer，1813），知 識傳統也就是被理解了的傳統。

另一方面，也如叔本華在批評康德時指出過的，‘理解’不是概念抽象，不 應當被理解為靜態的完備的柏拉圖式的‘共相（Idea）’，正相反，與‘概念 （conception）’不同，‘理解’的結果是達到直覺的、活生生的、基于切實感 受的統覺（perception）。因此，‘理解’是隨著主體在生活世界的體驗而演變 的過程，是康德所論的動態的‘經驗的綜合’（empirical synthesis，參閱Kant ，1800，《邏輯學》），是我所謂的“知識過程”（汪丁丁，1998c）。

這樣，我下面所討論的‘傳統’將是基于理解的演變的知識傳統，這一演變 的知識傳統包含生物的、社會的、與個人的三個層次。在這三個層次之間存在交 互，例如，簡單的動物行為學的‘條件反射’原理可以影響大腦皮層與這一 條件反射相關的‘概念’的神經的結構（各神經元的傳導能力的差異）。又 例如，文化和精神層次關于日常生活的行為導向（減肥及鍛煉身體）可以改變遺 傳特征（降低以致完全消除體內的某些酶和增加其它種類的酶，并經由‘疾病’ 和‘死亡’機制的選擇遺傳給后代），而我評論美國‘新精神運動’的那篇 文章提供了一個更加極端的例子（汪丁丁，1998d）。

最后在這一‘引言’的結尾處應當探究的是：‘知識傳統’、‘歷史’、和 通常所說的‘文化傳統’，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呢？假如讀者接受我上面 表述的看法，那么我們通常說的‘歷史’其實必須作為伽達墨爾的‘有效歷史’ 才可以對我們發生作用。同樣，文化傳統不是一個抽象的語詞，我們的心靈必須 對之有所共鳴而不是無動于衷，因此，當我們說自己的‘文化傳統’時，其實是 指每個人自己的心靈與之發生共鳴的并且被我們理解的歷史。

這樣，我不妨將所論的這三個概念排列如下：（1）歷史，這是一個無所不包 的概念。如我曾考察過的（汪丁丁2000c），古代希臘人把一切知識只劃分為兩類 －－－物理世界的和心理世界的，然后他們加上‘歷史’－－－即關于物理過程 和心理過程的全部記錄；（2）文化傳統，這是‘歷史’的一個‘子概念’。它指 稱那些與特定人群的感情、理智、精神和物質生活有密切的交互作用的‘歷史’ ，盡管這里使用的語詞‘密切’意味著一切文化都可以按不同的密切程度而與所 論特定人群發生‘交互作用’；（3）知識傳統，這是‘歷史’的另一個‘子概念 ’，它與‘文化傳統’的交集絕不是空集，但也絕不重合。在文化傳統中存在大 量不被我們理解的東西，諸如‘圖騰’和‘上帝’，而在知識傳統中存在大量不 會引起文化感情的東西，諸如建造游泳池的知識和‘三權分立’的知識對于 文化而言。

第7篇：傳統文化的變化范文

關鍵詞：民族文化；文化產業；風樂（Pung’Ak）

中圖分類號：F12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1-0-01

一、福建客家人十番音樂發展和傳承文化產業的措施

1.閩西客家十番音樂保護傳承存在的問題

閩西客家十番音樂是中國傳統音樂的組成部分，和其它傳統音樂、傳統舞蹈、民間文學、民間戲劇、民間曲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樣，是“活態”資源，并非靜止的文化形態；是具有“再生”功能并可在不斷“再生”中蓬勃發展的文化遺產。但是，由于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發生重大變革、與其相依存的民俗活動不斷被替代改變、老藝人年事已高而年輕人又不愿從事此項活動等原因，導致十番音樂曲目及樂器不但沒有“再生”，反而流失嚴重，瀕臨失傳。

2.閩西客家十番音樂保護傳承的對策

2005年12月，國務院發出了《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進一步全面闡述了保護我國物質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指導思想、基本方針和總體目標。在這個通知里提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16字方針：“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這些為十番音樂的搶救、保護、傳承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據。閩西地區為十番音樂的未來做出了一系列舉措：

（1）以民俗活動為載體，促進十番音樂的發展，同時帶動閩西地區以民俗傳統文化為基點的文化產業。閩西客家各地都有民俗活動的傳統，且質量上乘，有良好的觀賞性。根據這種特征，權威人士們就提出了以這些民族活動為平臺的十番音樂“擂臺賽”，通過各種十番樂器和樂譜及演奏的較量來吸引更多的觀眾；同時以這種比賽為媒介，發展當地的旅游項目，吸引更多的游客，為當地創收；進一步通過比賽，將優秀的曲目甄別出來并匯總刊印，從而為十番音樂等文化遺產提供良好的生存發展環境。

（2）重視專業人才培養，加大鄉土音樂進課堂的力度，組織專家編寫音樂教材，為十番等民間音樂的傳承發展提供人才保障。鑒于掌握十番特藝的藝人普遍老齡化，培養年輕一代的呼聲越來越高、需求迫在眉睫。近幾年，龍巖市教育局開展了鄉土音樂進中小學課堂的教學試點與研究，受到師生的普遍歡迎和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收到了良好效果。

（3）發揮傳承人的作用，成立交流、研究的組織，將十番音樂帶往全國各個地方，從而促進樂器生產等輔助產業的發展。目前，龍巖學院藝術系音樂學專業每年為龍巖市培養30名該專業學生，畢業后到縣、鄉（鎮）的文化館等單位從事民間音樂的搶救、保護、傳承、發展、研究和推廣等工作，并由部分傳承人到全國各地開辦十番音樂業余學校，將十番音樂等民俗音樂帶往全國各地，同時帶動樂器生產、樂譜刊印等輔助產業的發展。

（4）在福州的郊區建設了十番音樂體驗基地，大力開發以文化為基底的文化旅游產業。古老的民俗有它傳承的文化價值，它需要保護、需要傳承，政府政策的支持和民眾清晰地意識是保護古老民俗的強大后盾。

二、朝鮮族“風樂（Pung’Ak）”的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風樂藝術以口口相傳、手把手教習為主要傳承方式，在掌握技藝的藝人老齡化日趨嚴重、愿意習得傳統樂器演奏技藝的人數銳減等因素的影響下，風樂藝術家們開始擔憂這種獨特文化的存活以及發展前景。

（2）風樂表演一直以民間小團體為表演單位存在，基本不存在交集，交流合作無法積極展開，導致了樂風難以統一，曲目繁多雜亂、條理不清晰。

（3）風樂表演一年下來真正意義上的大型表演最多2次，觀眾鮮少能在大型活動中看到風樂表演從而漸漸對其失去了關注，團隊收入也處于低迷狀態，表演人員為了生計離開團隊從而放棄風樂藝術。

（4）各方投入過少，文化事業無法轉型文化產業。

（5）市場競爭者實力不容忽視。自韓流風潮席卷亞洲甚至全世界開始，除了電視劇和現代音樂的瘋狂流行，古典的民間音樂也開始受到廣泛的關注。而朝鮮族風樂藝術本就來自朝鮮半島，在很多方面極為類似。

三、借鑒福建客家人的經驗，促進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文化產業發展

1.改變傳統觀念，實現從文化事業到文化產業的過渡

要有針對性地發展延邊地區的文化產業，使之成為延邊地區經濟發展中占極大優勢的主導產業。我們應積極借鑒福建客家人保護十番音樂的措施，由政府帶頭，帶動民間資本和優秀藝術家，盡快地在高質量高保真的前提下收集、整理、刊印、普及、發售傳統歌舞的樂譜和樂器。

2.制定積極的文化產業政策

政府應制定積極的文化產業政策，加強法制建設，保護文化產業的順利發展。我們大可以借鑒福建客家人和上海龍泊地區的方法，由延邊政府和藝術家團體共同協力，制定可以長期執行的、可以大力宣傳民族藝術的、可以有效保護和傳承民族藝術的政策，如義務教育中添加民族文化課程等。

3.培養適應文化產業發展的多方位人才，用優惠條件吸引更多人才入駐

首先，要突破傳統的用人觀念，拓展人才渠道，真正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其次，建立健全人才運用機制。要想推出高水準的文化產品，并產生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必須有大批高水準的、高素質的經營、管理、策劃、銷售人才。應借鑒客家人的措施，將民間藝術帶進教室、帶進課堂，成立專門的學校，招收專向學員，學成后由政府和民間組織統一分配，使其成為真正的民間藝術的傳承者和傳播人。

4.大力開拓延邊地區文化產業市場，將民間文藝帶入市場經濟體制下精煉

我們應積極學習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自我宣傳方式，如以風樂等民間獨特藝術為主要內容，附加朝鮮族傳統飲食、傳統娛樂、傳統服飾等要素。這種文化體驗項目不僅可以對內對外宣傳我們朝鮮族的傳統文化，同時也可以帶動延邊的旅游產業、飲食產業等附加產業的快速發展，最主要的是可以將古老的文藝項目從事業轉化為產業，如歌舞音像制品進入市場、歌舞團外出演出等。

參考文獻：

第8篇：傳統文化的變化范文

作者簡介：朱尉，男，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碩士，主要從事新聞業務，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艾伊，女，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編導專業，主要從事新聞編導研究；秦文攀，男，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編導專業，主要從事新聞編導研究。

摘 要：在新形勢下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實為重要，黨的十報告中也把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提出了文化關乎人的幸福，文化是一種力量的論斷。尤其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這一問題已成為現階段關注的焦點，文化是強國的必要力量，亦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既面臨挑戰，同時也有很多機遇。因此筆者 將從傳統文化在傳播過程的新路徑和新變化等方面探尋傳統文化的繼承保護與未來的發展。

關鍵詞：傳統文化；新形式；新變化；繼承創新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10-0166-03

黨的十上對于文化建設層面提出了新要求，這反映了中央對文化建設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前人傳承下來的寶貴財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深厚土壤，又立足于當今時展特征。其中蘊含著許多優秀的德育思想和人文精神，強化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有助于大學生形成正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因此，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育人功能符合當今時展特征，進而要充分傳播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有益元素，通過多種途徑運用到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中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依托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兩者需要在互動的過程中使得中華傳統文化得以更好的繼承傳播，在繼承中得以更多的發展與創新。

一、傳統文化發展現狀

（一）文化源遠流長，缺乏文化繼承人

我國傳統文化發展歷史悠久，在發展中歷經了諸多階段，傳統文化得以延續至今。傳統文化對于國家整體文化建設及綜合國力建設都具有重要作用，提升文化軟實力的一大關鍵在于更好的保護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在文化下鄉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得不到合理的傳承，人們的意識淡薄，對于傳統文化繼承方面缺失概念，無法從心深入到對傳統文化的切實繼承中去。其實，要想優秀的文化得以流傳下來，需要的是每個中華兒女從自身做起，樹立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意識，攜手共進，從源頭上將文化傳承下去。實踐過程中，我們在寶雞眉縣橫渠書院做新聞人物專訪中，其中的講解員邵春燕女士在對傳統文化的弘揚傳播中做到了切實、切身、切心。多年來，由書院環衛工人蛻變到講解員，這其中對于文化的傳播歷經了多層階段，層層傳播，一代又一代，從而在她的引領下讓更多來當地的人對張載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文化傳播繼承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之處眾多，時至今日，社會的日益發展令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失去了意識與理念，經濟建設日新月異卻忽略了積淀的文化建設對國家的重要性，因此倡導更多青年人從文化傳播的點滴做起，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二）文化博大精深，缺乏文化保護人

我國傳統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特點，這得益于數千年來的發展和演變，然而在這種過程中傳統文化卻面臨著一點一點的流失、破壞、甚至是消逝。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們的不良行為，這一點意味著并不是所謂的燒算是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其實不去關注、保護同樣是對文化發展的不管不顧。現階段我們缺少對于文化的保護人，或許還不夠。我們需要宣傳并動員更多的有心人發起對傳統文化保護的行動。

實踐過程中在寶雞眉縣張載祠里面有很多賦有文化內涵的事物，無論是歷史的碑文還是張載的生平思想等。古人張載強調“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他有志于“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古人的思想精華在今天仍舊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對于青年的求學，對于國家太平的建設，對于今天十強調的文化建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系中都有諸多借鑒意義。弘揚和保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立足當今，從小范圍做起，發展更多的群體投身到傳統文化的繼承保護工作中來。

二、傳統文化傳播的新路徑

（一）文化講授制度的開展是文化繼承創新的重要途徑

傳統文化的保護并不能從單一的學習和效仿上入手，而是要創新文化傳播的途徑和形式，文化的建設需要人，需要發揮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正是在這種雙向循環的聯系中建立了文化講授制度。利用口頭傳播與這一基本的方式逐步演變為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聯絡網。在網狀體系下形成對傳統文化的傳播的新機制。這一新的形式貫徹了文化先繼承后創新的理念，在傳播中發展傳統文化，在發展中創新文化形式。尤其注意在文化傳播過程中堅持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堅持用辯證的態度創新文化，在文化突圍路徑中尋找新的實踐點。

得益于實踐過程中的發現，現階段在文化遺產景區中安排了更多的講解員，而這些人恰恰是在文化繼承創新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們，他們用切身的文化積累為更多的人講解當地文化形成演變的現狀，這種“講授制度”的創新性在于用口述的傳統形式讓傳統文化得以更廣闊的人為與地域性的傳播。作為文化創新的重要途徑，應大力發展和培養更多的有識之士投身到傳統文化的創新與保護中來。優秀的傳統文化需要創新，而前提是精髓的傳統文化需要永久的傳承和保護下去。

（二）科技力量的融入成為傳統文化創新的新紀元

科教興國表明科學與教育并重，兩者不分家。而“教”也包含著文化。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傳播面臨很多問題，其中包括人員缺失、社會環境變化、經濟與文教發展間不平衡等等。將科學的創新力量融入對傳統文化的傳播上，有助于傳統文化的持久保存，并且這種傳播過程本身帶有科技性，趣味性，更利于傳播與創新。將新近的科學元素加入對傳統文化的介紹和推廣中，讓原本晦澀的傳統文化充溢著生動性，從而拓展傳統文化傳播的性質和渠道。

發揮科技的帶動作用，運用科學技術例如三維立體效果等對傳統文化的遺跡進行全方位的效果展示等，或開發數字展館等還原傳統文化的真實面貌。探尋文化多元發展模式，規避更多商業化發展模式，還原傳統文化其真實內涵，因此這就需要社會各界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共同為保護和創新傳統文化貢獻多方面的力量。

（三）堅持和樹立正確的方針政策是文化傳播的助推劑

文化的發展是一個雙向過程，不能任其文化的自由發展，“文化”雖然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其發展卻是實在的，所以在傳播過程中，要堅持黨的方針政策，堅持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推進繼承和創新。良好的文化環境和氛圍為傳統文化的傳播帶來了新的契機。在正確方針的指引下，傳統文化尋根沿著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前行。當前，傳統文化的發展容易被一些不良因素引向不良的發展之中，因此，規范傳統文化正確的方向和內容是創新的前提。

良好的文化發展戰略作為傳統文化傳播新形式的重要一環，應立足于當地的文化實際當中，不可盲目順應其他地區的文化發展方式，要規范文化的發展范疇，順應文化的正確發展方向。積極鼓勵傳統文化朝著有利的方向發展，帶動更多人投身到對傳統文化的創新建設中來。

在文化傳承的實踐過程中，應堅持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設。一是要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宣傳和引導，從源頭上杜絕對傳統文化引導有不良企圖的人群，建立健全相關文化保護政策和策略。二是要靈活的并多元的傳播傳統文化，在傳播過程中運用傳播學的相關知識，正確引導人際傳播傳統文化等。三是要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加入對文化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的行列之中來。用文化法規的作用從根本上推進對傳統文化的創新建設。

（四）文化綜合傳播是文化創新的未來發展源泉

文化發展不分國界，中華傳統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傳統文化具有一定的世界地位。現如今，世界也建起多所孔子學院，中外文化交流與傳播越來越密切。衡量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文化是其中一支必不可少的因素，重視文化的國界性傳播有助于中華傳統優秀文化走向世界。文化是一種力量，是一種傳承的力量，在創新過程中文化傳播與發展有挑戰也有機遇，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久不衰，博大精深，有自己獨特的風格特點，但與他國文化相比之下，文化自身也有其發展的不足，所以需要在與世界文化聯系交流中，棄其糟粕，形成更好的文化創新源頭。

創新是各國現階段都非常重視的項目，多國也在積極進行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遺項目。以寶雞省為例，有眾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2014年將在寶雞法門寺舉辦第27屆世界佛教徒聯誼大會，這項世界性的佛教徒盛會為法門寺帶來了新的傳播途徑和良好的機遇。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范疇的一部分，利用傳統文化與人際傳播的良好結合，開拓了文化發展新的方向，組織多種愛國主義教育宣傳活動，通過組織傳播的形式拓展了傳統文化的發展源泉。在發展寶雞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方面上，寶雞將發展旅游服務業作為申遺的基礎前提，積極開發第三產業，通過大眾傳媒等進行傳播與宣傳，例如借助大眾媒體進行宣傳報道，通過紀錄片的方式對外界進行宣傳，從而將傳統文化的發展引進世界。在新近社會中，同時通過自媒體傳播這一途徑，加快了傳統文化傳播的新方向，大眾通過手機軟件等進行自媒體的互動，開拓了傳統文化發展的新路徑，彰顯了文化傳承與創新間密不可分的程度。

因此，傳統文化傳播過程中形式多樣，但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使之得以不斷發展創新，文化創新過程需要有良好的制度支撐，良好的文化傳播氛圍，更需要人與人之間切實地投身到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之中來，從而增強文化的競爭力，提高我國文化的綜合國力，在傳播過程中探尋更多的新發現。

三、傳統文化發展的新變化

（一）傳統文化發展過程中趨于集聚性

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演變，形成了諸多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范疇。地域性這一特點類似于“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一說法。發展過程中具有相同特色的文化有一定歸依感，從而形成了文化特色相交融的新變化。也正是這種新變化，使得傳統文化在發掘方面有了更多可探尋的依據。例如寶雞非物質文化遺產過程中，寶雞眉縣的旅游發展逐步呈現出聚集性的特點，景點與景點之間距離拉近，在集聚的過程中逐漸將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讓更多人來宣傳與帶動。

（二）傳統文化發展過程中趨于開放性

傳統文化在幾千年里之所以保護的妥當，其中有一個不可否認的原因是它的封閉性，不為人知，不被開發利用。當今，傳統文化在傳播過程中為人所知，為人所用，有利有弊，雖然開放性的利用中也會使傳統文化遭到一定的破壞，但這種逐步的開放性卻讓文化得到更廣闊的傳播與弘揚，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這兩者的發展都需要文化作為一個開放的范疇從而通過更多的人或是宣傳等進行文化的取精華棄糟粕。

（三）傳統文化發展過程中趨于全球化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傳統文化的發展中需要立足自身，同時也需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中，全球化發展中給傳統文化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傳統文化發展中應借鑒其他民族有益的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本民族傳統文化傳播中帶來新的機會，與他民族優秀文化進行好的融合。從未讓更多優秀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帶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例如寶雞的旅游服務業發展過程中有更多的外國友人參與其中，這無形中就帶動了傳統文化走向世界的腳步。

四、結 語

傳統文化在傳承過程中存在不足，要從各個方面把關對于傳統文化的建設。在現實性這一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不斷建設和發現傳統文化新的源泉，把握立足點。堅持正確的基本方向不變，繼承傳統文化有益方面是文化創新的基礎，建立健全文化制度是保障，多元的發展傳統文化走向世界是目標。傳統文化應遵循科學的發展規律進行創新，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

傳統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國家給予了相關政策支持，挑戰與機遇并存的局勢之下，更加需要理性客觀的分析傳統文化面臨的現狀與危機，唯有客觀準確的分析傳統文化發展的現實環境和未來方向，才能更好的把握文化發展的新方向。

傳統文化在傳播過程中有了新的形式和新發展，在此基礎上有助于傳統文化的傳承，探尋與傳承傳統文化的思想內涵，創新傳統文化的發展形式，是每位中華兒女義不容辭的鐵肩道義。

參考文獻：

[1]劉守華.文化學通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2]譚家健.中國文化史概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第9篇：傳統文化的變化范文

我們要挖掘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藝術中的寶貴財富，在現代容器造型設計中，我們從這些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獲得靈感來開拓我們的思維，引發我們的聯想，立意于民族傳統文化，然后對民族傳統文化事物進行模仿設計，在模仿的過程中不能簡單地照搬某一個民族傳統的服飾，照搬一個圖案或修改傳統的造型[2]，而是要讓民族傳統思想文化內涵和審美追求巧妙地揉入自己的設計風格中，使作品注入民族性的靈魂和精神。另外在模仿的過程中要對民族傳統事物美的特點以及最富有感染力的部分進行綜合、歸納、提煉、加工而使設計達到容器造型功能性要求、工藝性要求。同時，結合現代的設計觀念、豐富的材料以及現代科學技術、精湛的制作技藝，從而設計創作出具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歷史韻味、文化內涵及哲學思想和美學追求的獨特藝術魅力的同時又與現代設計相融合的現代容器造型設計。圖1，運用幾何形體構建形體是青銅器最常見的造型，這是方形青銅器造型，方方正正的幾何形形體然后分割成三段，打破整體方形的平板，造型富有莊重、嚴肅、冷峻、神圣之美的藝術魅力。圖2酒瓶造型設計是以圖1青銅器造型獲得啟示，取青銅器的一半形成長方體造型、然后也分割成三段，且三段之間進行了漸變的變化，使造型又具有一種現代漸變節奏與韻律的形式美感。裝飾也可以采用青銅器上的裝飾紋樣，整個造型富有青銅器民族傳統的厚重、典雅、古樸、冷峻、神圣、剛勁挺拔、穩重安定的文化內涵，使造型設計不僅具有使用功能，而且具有很強的文化價值和珍藏價值。

香水模仿圖3清代青花瓷器而設計，造型線條柔和、圓潤、古色古香，與圖3相比造型口部變化了，肩上附件的裝飾也作了一點改動，使得造型在風格上有了一點變化，比圖3模仿對象顯得更精巧一點，適合香水的特點。裝飾紋樣也可以采用青花，整體造型設計學習模仿了我國清代陶瓷造型清新、素雅、古樸、巧密、秀麗而珍貴的造型藝術風格。圖5香水造型設計沒有對民族傳統具體事物的模仿，但卻神似于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特別是那些鉚釘的裝飾肌理設計，使人聯想到故宮、皇宮、古代帝王官宦的大門，鉚釘設計既鞏固門板又起到建筑裝飾作用，使人回味著中國的古代造型藝術。蓋子的設計也是古色古香的，跟下面部分的裝飾肌理以及造型形體配合得非常協調，風格非常統一。色彩用黃色，使造型更增添了古典高貴的美感。整體香水造型設計風格似古代皇宮的金碧輝煌，豪華、奢侈、高貴、典雅，盡顯宮廷特色。

酒瓶容器造型設計運用了中國紅，紅色象征、幸福、威嚴、神圣，也給人以熱烈、積極、向上、團圓的色彩感覺，紅色代表著喜慶、吉祥和節日，中國民間文化對紅色有著特別的崇敬和熱愛的情意。裝飾也采用民族傳統圖案。整體造型設計民族感很強。圖7，旗袍是中華民族女人美的象征，旗袍用于香水設計的構思天人合一，完美結合，集色、香、美融為一體，創意很好。造型在突出女人線條美的特征上，進行了夸張、省略、概括的藝術處理。整個造型線條從上而下既流暢又富有變化，以及各部分長短的比例都處理得很美。特別是臀部以下的直線造型，使得形體既端莊又優雅。色彩用藍色，高雅、富麗、幽深而富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