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證券投資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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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短期證券投資范文

關鍵詞：長期股權投資；準則；差異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1-0188-001

1　新會計準則長期股權投資核算概述

長期股權投資是指通過投資取得被投資企業股權且不準備隨時出售的投資，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長遠利益而影響、控制其他在經濟業務上相關聯的企業。新會計準則按照投資企業對被投資企業的影響程度，將投資企業與被投資企業的關系分為四類：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響、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但是在活躍市場中沒有報價，因而不能可靠計量公允價值的長期股權投資。按照影響程度的不同，新準則對長期股權投資核算方法分為兩類：成本法和權益法。當投資企業能夠對被投資企業實施控制或投資企業對被投資單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并且在活躍市場中沒有報價、公允價值不能可靠計量時，以上情況的長期股權投資核算應該采用成本法。采用成本法核算，長期股權投資應按照初始投資成本計價，除了投資企業追加投資或收回投資等情形外，長期股權投資的賬面價值一般不予變更。權益法適用于投資企業對被投資企業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且在活躍市場中有報價、公允價值能可靠計量的長期股權投資的核算。權益法強調投資企業的長期股權投資的賬面價值應該與應享有的被投資企業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保持一致，因此投資企業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適時調整長期股權投資的賬面價值。

2　新舊會計準則下長期股權投資核算方法主要差異

因為引入了金融工具的概念，新準則僅規范長期股權投資，將短期投資修改為交易性證券投資，長期債權投資修改為持有至到期投資，均納入《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規范，《企業會計準則第2號――長期股權投資》未予規范的長期股權投資(如投資企業對被投資單位無控制、無共同控制且無重大影響，但在活躍市場中有報價、公允價值能夠可靠計量的長期股權投資)也適用《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2.1　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計量不同。表現按在三個方面

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合并方以支付現金、轉讓非現金資產或承擔債務方式作為合并對價的，應當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權益賬面價值的份額作為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長期股權投資初始投資成本與支付的現金、轉讓的非現金資產以及所承擔債務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應當調整資本公積；資本公積不足沖減的，調整留存收益。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取得的股權投資，初始投資成本為投資方在購買日為取得對被購買方的控制權而付出的資產、發生或承擔的負債以及發行的權益性證券的公允價值。

除企業合并形成的長期股權投資以外，以支付現金取得的長期股權投資，應當按照實際支付的購買價款作為初始投資成本；以發行權益性證券取得的長期股權投資，應當按照發行權益性證券的公允價值作為初始投資成本；投資者投入的長期股權投資，應當按照投資合同或協議約定的價值作為初始投資成本，但合同或協議約定價值不公允的除外，這些原則確定其初始投資成本。

2.2　成本法和權益法應用范圍有所變化

新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取消了投資企業能夠對被投資單位實施控制的長期股權投資按照權益法核算的規定，改為采用成本法核算，只是在編制合并財務報表時，應當按照權益法進行調整；投資企業對被投資單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并且在活躍市場中沒有報價、公允價值不能可靠計量的長期股權投資采用成木法核算；短期投資和投資企業對被投資單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公允價值能可靠計量的長期股權投資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規定核算。另外，長期股權投資權益法的初始確認和減值的處理差別很大。

3　新會計準則下長期股權投資會計核算的影響及建議

執行“新準則”后，企業長期股權投資的分類和核算方法上變化都較大，產生的影響也很大。從單個報表來看，對子公司的投資如果由權益法改按成本法核算，在被投資企業取得盈利情況下，投資企業的資產和權益將減少。在舊準則中，對股權投資差額要進行攤銷，將影響損益；新準則下的股權投資差額相當于商譽，不攤銷，但可能計提減值，這種不同處理，也會對企業財務狀況產生影響。長期投資計提減值準備后，舊準則在價值回升時可以轉回；新準則規定不能轉回，這將使企業利潤減少。企業執行新準則后，應對原有投資進行重新分類和計量，并在財務系統中對會計科目重新設置，以滿足新準則對長期股權投資核算規范的需要。首次執行新準則時，對于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產生的長期股權投資，尚未攤銷完畢的長期股權投資差額應全額沖銷，并調整留存收益。企業在二級市場上進行短期證券投資時，新準則將短期證券投資修改為交易性證券投資，按公允價值人賬，賬面盈利就能肢解計人當期收益，反映在報表上，增加當期利潤。執行新準則后，企業采用權益法核算的長期股權投資，因被投資單位除凈損益以外所有者權益的其他變動而計入所有者權益的，處置該項投資時應當將原計人所有者權益的部分按相應比例轉入當期損益，將增加處置長期股權投資當期的損益。

參考文獻

第2篇：短期證券投資范文

“環球薈萃”計劃有3只基金以供選擇：匯豐中國股票基金、匯豐環球趨勢基金和美林環球資產配置基金。這3只基金分別具有不同的風險水平和不同市場的投資組合，涵蓋了亞洲、歐洲、美國、環球新興市場的股票和環球債券等。

貝萊德美林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投資目標：

該產品募集的資金投資于英國匯豐銀行發行并掛鉤海外公募基金的結構性票據。票據以美元計價，掛鉤的基金為貝萊德美林環球資產配置基金。該基金投資于全球企業和政府發行的債券以及估值較低的證券，截至目前，該基金今年的回報為12.2％，自成立以來的總回報為123.5％。

收益直接取決于掛鉤基金的表現，掛鉤基金表現越好，收益越高；反之，若掛鉤基金表現不佳，產品收益也會隨之下降，甚至有可能損失本金。該產品是非保本型理財產品，當掛鉤基金的表現不佳時，投資者有可能出現本金損失的風險，因此該產品較適合有一定風險承受能力的投資者購買。

風險系數：

該產品為非保本型理財產品，認購起點金額為3萬美元或等值人民幣，投資期限為兩年；理財計劃將投資于英國匯豐銀行有限公司發行并掛鉤貝萊德美林環球資產配置基金的結構性票據，產品的潛在回報取決于所掛鉤基金在投資期內及投資期末的市場情況，投資者有機會分享掛鉤的海外基金的上升潛力帶來的收益，但同時須全面承擔掛鉤基金的下跌風險。

美林環球資產配置基金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基金投資于全球企業和政府所發行的股權證券、債券及短期證券而不受既定限制。在正常市況下，基金將總資產凈值至少70％投資于企業及政府所發行的證券。基金一般尋求投資于投資顧問認為估價偏低的證券，亦會投資于小型及新興增長的公司的股權證券。基金亦可將其債券組合的一部分投資于高利息定息可轉讓證券投資組合。貨幣風險將靈活管理。

理財計劃貨幣：人民幣

第3篇：短期證券投資范文

當我我國證券市場的交易成本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固定的、雙向征收的3.5‰傭金成本；二是固定的、雙向征收的2‰的證券交易印花稅。于是，在此種體系下，一筆交易的完成所需費用為5.5‰；與國際上傭金制度和稅收政策的變革趨勢相比較，我國證券市場交易成本明顯偏高。分析現行稅制的特點，我們發現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首先，過高的交易成本損害了投資者對我國證券市場的信心，而如我們所知，證券市場是虛擬資本市場，維護投資者的信心和利益對于這個市場的穩定發展至關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競爭機制的培育；固定的高傭金制度實際上是對目前尚相當落后的證券行業的保護，不利于我國證券業的行業重組和業務創新，難以實現優勝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滯了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成本和難度；這不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競爭力，影響了現有企業的低成本重組，而且加速了我國資本的外逃。第四，現行稅制對交易活動本身征稅，而不論該筆交易的盈虧，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常常會起到拉大目前市場上已經十分懸殊的貧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稅收理論中的量能原則和公平原則。

與現行稅制相比較，資本利得稅的優越性是比較明顯的。

所謂資本利得稅，簡單而言就是對投資者證券買賣所獲取的價差收益（資本利得）征稅。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證券市場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極低的印花稅，代之以對資本利得征稅。在這樣的稅收體系下，一般能起到“多獲利者多交稅”的效果，對資本市場的貧富兩極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發抑制作用。不僅如此，當市場活躍時，由于獲利者的絕對數量和獲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稅收收入將隨之有一個較大的增幅，從而對正日漸升溫的市場起到持續自發“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場理性的維持和千衡發展的實現；當市場低迷時，獲利者給予數量（通常會）下降，但由于做空機制的存在，市場上仍不乏投機獲利者，此時對資本利得進行征稅，在客觀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機獲利空間、減輕（甚至免除）多方稅收負擔的作用，有利于市場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簡言之，資本利得稅體系及其內在的自發調節市場起落的機制有利于市場的穩健發展；當然，西方發達國家證券市場也是經常起伏動蕩著的，那是因為決定市場升降趨勢的因素為數甚多，而稅收對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也有其客觀上的局限性。另外，資本利得稅制度下“多獲利者多交稅”的具體實施效果比之印花稅也更好地體現了稅收征管的量能原則和公平原則。

在我國，以資本利得稅代替印花稅作為資本市場的主體稅種，還具有特別的意義。

如我們所知，我國股票一、二級市場在實際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當大的價格差；并且一級市場資本利得收益具有明顯的短期性和單純性特點，因此單對一級市場的資本利得征稅，不但在現實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對解決目前市場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將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如果按20%的比例稅率計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漲幅在50%以上，則征收資本利得稅所得就會超過按10%籌資額減持國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現實意義是非常明顯的：通過對一級市場征收資本利得稅所獲取的新增收益補充社保基金，就可順勢降低國有股減持售價，從而為有關利益方在定價問題上達成共識創造關鍵性的條件。其合理性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其一，一、二級市場的割裂主要體現在二級市場價格水平遠高于一級市場，由此造成絕大多數新股上市都有相當可觀的漲幅，一些析股的漲幅甚至超過100%，一級市場普遍存在的這種超額收益與其所對應的風險是極不相稱的，也是非市場化取向的。從公平稅賦的角度看，應該對一級市場存在的這種低風險高收益征收資本利得稅，這有助于維護投資者財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國有股暫不流通導致了兩個市場的割裂，那么對于由此在一級市場產生的超額收益，理應通過征收資本利得稅的形式來“彌補”國有股暫不流通的“損失”。在一級市場引入資本利得稅不僅是解開國有股流通難題的鑰匙，而且它將對整個資本市場的規范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首先，它實際上降低了一級市場的收益水平，對于申購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資者來說，征稅以后仍然能夠保證獲得較好的投資收益；但對于申購成本較高的融資申購來說，征稅將可能使其面臨虧損；因此，征稅將遏制融資申購行為，提高申購中簽率，從而保護一級市場投資者的利益。其次，根據所得稅制的超額累進原則，對于漲幅過大（往往是小盤股）的還可以在20%的基礎上實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擊“惡炒”小盤股的行為，加強價值型投資的市場主導地位。再次，它可以促進新股發行市場化的改革，為一、二級市場的接軌創造條件，最后，先行在一級市場試點資本利得稅可以為我國全面推行資本利得稅政策積累經驗；畢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來說新興證券市場征收印花稅，成熟的市場則以所得稅為資本市場主體稅種；免征印花稅、改征資本利得稅隨著各國證券市場的日漸成熟日益發展，將成為全球證券交易稅制演變的長期趨勢；從我國證券市場的長遠發展來看，以資本利得稅代替證券交易印花稅，也是大勢所趨。二、我國二級市場推行資本利得稅的可行性分析

盡管單就理論分析，以資本利得稅替代印花稅作為我國證券市場（二級市場）的主體稅種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觀情況看，筆者認為立即推行這一稅收體系的替代時機尚未成熟。過去數年中，證券市場對開征資本利得稅時有議論，但最后都未能實施，2001年11月間，為扭轉股市連續數月的低迷態勢，財政部還調低了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而資本利得稅的推行則仍被排除在政府的決策選擇之外，足見政府對開征此稅的謹慎。就客觀情況看，目前在二級市場推行這一稅種存在如下困難；

1.技術方面的困難，也即“利潤確定”的困難性。是按當筆交易課征或是按當月累計交易所得課征？如果出現當期虧損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進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體的規定。同時，開征此稅需要有先進的稅務電子化系統和科學的稽查技術，才能對利潤進行及時準確的確定，而目前我國顯然還不完全具備這樣的科學技術條件。

2.就監管方面要求看，顯然對利得征稅有其合理性，但因為利得稅遠較交易印花稅復雜，核算利得困難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開來會對證券市場產生不利影響；從世界范圍來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稅的國家，均對交易的損失補償作了相應的規定，使得交易所得稅是在凈所得的基礎上進行征收，而這一環節的完善不但需要技術上的配套，同時還需要監管體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資者通過資產的轉移以規避交易所得稅。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的監管機構要想做到這一步，短期內是有一定難度的。

3.開征資本利得稅必須充分估計到其對證券市場的沖擊力。我國曾于1994年底盛傳將開征證券交易稅和股票轉讓所得稅，引起軒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蕩。而同期臺灣證券市場也因擬開征資本利得稅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臺灣證券管理當局不得不宣布無限期擱置對資本利得稅的課征。因此在國內設立資本利得稅應持相當謹慎的態度，特別是在目前印花稅率本已較高的情況下，設立該稅種可能會使投資者產生增稅的印象，從而引發市場大幅振蕩。

第4篇：短期證券投資范文

（一）經濟高速發展奠定了海外證券投資發展的基礎戰后日本經濟經歷了長期的高速增長，如圖2所示。盡管1965年日本經歷了短暫的經濟衰退，但在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前的1956-1973年這17年里，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實際增長7.4%。1968年，日本名義GDP超過西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在這個位置上保持了42年。根據鄧寧（Dunning，1981，1988）的投資發展路徑理論，隨著一國經濟增長，對外投資能力逐漸具備，對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二）資本項目開放創造了海外證券投資發展的條件如果不放松外匯管制，尤其是不放松對資本項目的管制，即使經濟以更高速度發展，有再多的財富也只能局限在國內。1964年4月，日本成為IMF第八條款國，取消經常項目外匯管制，承諾開放資本項目，并修改《外資法》,從開放直接投資開始，啟動了資本項目開放的進程。1970年4月，日本允許證券機構投資海外證券，正式開始放松對海外證券投資的管制。1971年，日本相繼放松對信托機構、保險機構和普通投資者投資海外證券的管制，并放松對投資海外房地產的限制。1970-1971年日本政府放松管制的措施，開啟了日本海外證券投資大幕，直接催生了1972-1973年日本海外證券投資的第一次。但是，日本資本項目開放的進程并非一帆風順。1973年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發了第一次石油危機。由于日本經濟增長嚴重依賴石油進口，油價飛漲導致石油進口金額激增，1973年日本的經常項目一改多年順差局面，連續3年經常項目逆差。1973-1975年日本經常項目逆差分別為1.36億美元、46.93億美元和6.82億美元。為扭轉資金非正常流出、影響經濟增長的局面，日本暫停了資本項目開放的進程。1974年1月，日本宣布禁止本國居民購買外匯短期證券，并要求銀行、證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險公司不得增加其凈購入海外證券的余額，導致1974-1975年日本海外證券投資萎縮。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影響逐漸消散，從1975年6月到1977年6月，日本逐步取消了之前限制海外證券投資的管制措施，日本迎來了1977-1978年的第二次海外證券投資。1980年12月，日本頒布了新外匯法，將原先的“原則禁止，例外許可”變為“原則自由，例外控制”，資本項目方面，國內外證券投資原則上可以自由進行。此后，日本總體保持了放松海外金融投資的政策方向，使日本的海外證券投資有了穩定寬松的政策環境。（三）浮動匯率制和日元升值進一步推動日本海外投資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停止按照35美元每盎司的價格兌換非儲備貨幣國家的美元，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此崩潰。隨之，日元固定匯率制度結束，日元兌美元開始升值。1971年12月18日，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十國集團簽署了《斯密森協議》（SmithsonianAgreement），日元再次升值16.88%，達到1美元兌308日元，日元匯率浮動區間由±1%擴大到±2.5%。1985年9月簽署的《廣場協議》（PlazaAgreement），日本承諾加快外匯市場自由化進程，日元匯率從此急速升值。日元匯率形成機制的兩次調整之后都伴隨著日本海外投資的大幅增長。1972年日本海外資本輸出比1971年增長125%，1985-1986年日本海外證券投資的年增長幅度分別為98%和74%。（四）國內資產價格泡沫推動日本投資者擴大海外投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日本出現了明顯脫離實體經濟發展的資產價格暴漲。1989年末日經225指數收盤價比1985年末上漲了97%，最高沖到38957.44的歷史頂點。地價在1987-1988年的兩年里上漲超過1倍。與此同時，日本經濟增長速度遠低于第一次石油危機前年均7.4%的水平。面對國內資產價格虛高的形勢，1986-1989年日本擴大海外證券投資，年均投資額達到1034.31億美元，遠高于之前任何一個時期。1990年日本國內投機泡沫開始破裂，當年日經225指數暴跌38.7%，并且連續3年下跌，累計下跌56.5%，日本地價也從1992年開始連續數年下跌。泡沫經濟破裂也影響了日本海外證券投資。日本股市開始大幅下跌的1990年，日本海外證券投資比上年急劇萎縮66.9%；日本地價開始下跌的1992年，日本海外證券投資再次大幅萎縮58.4%。（五）模型檢驗：基于1977-2008年的數據IMF的國際金融統計（IFS）有關日本的國際收支統計連續時間序列數據始于1977年。因此，這里用于模型檢驗的數據均是1977-2008年IMF的IFS關于日本的有關數據。模型構建方程如下：ln（PLAt）=α1•ln（GDPt）+α2•ln（EXRATEt）+β1•EXRATE_REFORMt+β2•CAPITAL_CONTROLt+β3•BUNNLEt+εt其中，ln（PLAt）表示t期日本海外證券投資的對數值ln（GDPt）表示t期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數值，ln（EXRATEt）表示t期日元兌美元年內平均匯率的對數值。此外，模型還引入了3個控制變量，分別是表示1985年廣場協議的匯率改革變量EXRATE_REFORMt，表示1981年正式實施《新外匯法》的資本管制變量CAPITAL_CONTROLt，表示1990年泡沫經濟破裂的控制變量BUBBLEt。表3所示的P值表明，上述2個內生變量和3個控制變量對日本海外證券投資都具有顯著影響，5個變量合計能夠解釋日本海外證券投資接近90%的變化。分項來看，各解釋變量的系數結果與前文的分析結論都是一致的。首先，日本海外證券投資對日本GDP的彈性系數為0.8355，表明GDP每增長1%，日本海外證券投資增加0.8355%。第二，日本海外證券投資對日元匯率的彈性系數為-1.6402，表明日元兌美元每升值1%，日本海外證券投資增加1.6402%。第三，1981年正式實施《新外匯法》和1985年的廣場協議這兩個事件對日本海外證券投資都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證明了外匯管制和匯率改革是影響海外證券投資的重要因素。第四，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對日本海外證券投資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

日本海外金融投資的結構特點

根據IMF的國際收支統計制度，一國國際收支資本項下的金融賬戶主要包括海外直接投資（DirectInvestmentAbroad）、證券投資（PortfolioInvestmen）t、金融衍生品投資（FinancialDerivatives）和其他投資（OtherInvestmen）t。嚴格地講，按照IMF的國際收支統計規則。金融賬戶凈額=海外直接投資凈額+證券投資凈額+金融衍生品投資凈額+其他投資凈額（1）公式（1）稍作調整后可變為：金融賬戶凈額=海外直接投資凈額+海外金融投資（資產方）-海外金融投資（負債方）（2）其中，海外金融投資（資產方）=證券投資（資產方）+金融衍生品投資（資產方）+其他投資（資產方）（3）海外金融投資（負債方）=證券投資（負債方）+金融衍生品投資（負債方）+其他投資（負債方）（4）公式（3）在這里定義為廣義的海外金融投資，其中包括證券投資，既是本文主要研究對象的狹義海外金融投資，也是我們上述討論中一直使用的海外證券投資的概念。海外證券投資主要包括兩個部分：股權證券投資和債權證券投資。從圖4可以看出，1977年以來，在日本的海外證券投資中，債權證券投資始終占絕大多數。反觀同為海外證券投資大國的美國，總體而言，其股權證券投資的占比明顯高于日本，在很多年份甚至超過了債權證券投資占比。盡管與美國相比，在海外證券投資結構方面日本的股權證券投資占比仍然較低，但是從時間維度來看，日本債權證券投資的占比總體已經呈現下降趨勢，股權證券投資的占比較上世紀80年代已經明顯上升。這種情況一方面顯示了海外證券投資受各國海外投資傳統、國民風險偏好等制度因素的影響，也受到全球金融市場發展的外部環境影響，甚至這種外部環境的變化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海外投資傳統和國民風險偏好，從而在長期中使制度因素發生系統性變化。

對中國發展海外證券投資的啟示

第5篇：短期證券投資范文

自去年以來A股市場風格差異達到極致，大盤藍籌股股價嚴重低估，而小盤股被捧上天堂，很多股票被嚴重高估。

央行在最新《2010年國際金融市場報告》中提出，要深入推進證券公司、基金公司香港子公司在境外募集資金進行境內證券投資業務試點，也就是市場所稱“小QFII”。小QFII表述由以往“穩步”變為去年“加快”和目前“深入”， 指允許符合條件境外機構投資者經批準匯入一定額度人民幣資金，通過專用賬戶投資我國長期或短期證券市場，其投資本金、資本利得、股息收入等資金經批準后，直接以人民幣形式匯出的一種資本市場開放模式。

為此，香港人民幣證券買賣產品推出呼聲越來越高，相關方面準備工作加緊進行，港交所日前結束了一輪為期4天的人民幣股票交易系統測試工作，主要是讓前期未能達標券商再次參與測試，港交所測試主要包括交易所參與者人民幣資金過戶、人民幣計價證券模擬交易(包括電子認購首次公開招股、交易、結算及交收)等。經過此次測試后，向香港交易所確認準備就緒的券商，將允許處理人民幣計價上市證券交易。

據港交所統計，香港共有486家券商開業經營。另據香港證監會和港交所日前公布數據，截至3月7日，全港約380家券商開設了人民幣賬戶，占比超過70%，市場占有率86%。吸引海外公司發行人民幣計價股票和內地資本流入，人民幣計價產品重要性大幅提升，港交所市值和平均日成交額都將會大幅上升，這將是推動港交所中長期利潤增長，人民幣計價產品將推動香港市場大發展。香港在人民幣投資產品推出之前，將推出小QFII作過渡性產品，人民幣投資產品推出后就不再需要小QFII，屆時可能取消這個品種。目前香港人民幣存款并不夠進行人民幣“展”業務，而港交所即將推出人證港幣交易通，只能視為一種后備措施，若要在香港發展人民幣計價股票業務，不能光靠港交所小型資金池，還需更大的人民幣“資金”池。所以，香港有望建成境外人民幣收付、結算、投資平臺，成為區域人民幣綜合性多功能的貨幣中心。由于內地資本市場不會很快完全開放，香港可將人民幣離岸市場從容量、產品、覆蓋區域，以及人民幣資產定價等方面實現長足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服務于國家經濟建設和金融安全，提升自身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可以說是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大好時機。

上述因素必然影響境內機構配置資產的思維方式，價格圍繞價值波動是證券市場規律，雖然股價偏離內在價值是一種常態，但當價值長期被嚴重低估或高估后都將向價值中樞回歸。A股波動性遠高于境外成熟市場，導致股價常常大幅度偏離內在價值，如創業板和藍籌股板塊，所以，當前A股市場正在進行估值修復性行情的演繹格局，豈不是正常之舉嗎？

第6篇：短期證券投資范文

倘若啟動融資融券，將為市場輸入資金，提高市場流動性，對市場產生積極作用，尤其對于市場中的存量資金，融資融券業務有效提高流動性，放大資金使用效率。而信用交易制度也為銀行流動性釋放到股市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

“融資融券”又稱“證券信用交易”，是指投資者向機構借入資金買入上市證券，或借入上市證券并賣出的行為。包括券商對投資者的融資、融券和金融機構對券商，融資、融券。其中，融資是借錢買證券，證券公司借款給客戶購買證券，客戶到期償還本息；而融券是借證券來賣，然后以證券歸還，證券公司出借，證券給客戶出售，客戶到期返還相同種類和數量的證券并支付利息。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范福春在兩會期間對“融資融券業務今年有希望推出”的表態，把已停歇一年多對融資融券的猜想，再次推到市場話題的中心，市場關于中信、海通和中投等3家券商即將成為融資融券業務首批試點企業的猜測，加重了股票市場對融資融券即將推出的預期。

倘若啟動融資融券，將為市場輸入資金，提高市場流動性，對市場產生積極作用，尤其對于市場中的存量資金，融資融券業務有效提高流動性，放大資金使用效率。而信用交易制度也為銀行流動性釋放到股市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從對股市成交量影響來看，引入融資融券這種信用交易機制，可以增加股市資金流通性，對提升現貨交易量有所幫助。根據我國臺灣1991年至2000年融資融券量與股市成交量相關性關系表明，融資融券量與股市成交量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對當前我國A股市場引入融資融券能夠進一步刺激交易量上升。

然而，隨著信用交易規模逐步發展和擴大，在股市資金中所占的比重將越來越大，已成為一種主要資金渠道。在資本市場發達國家，信用交易資金量在市場中占有很大比例。拓展證券公司業務空間，推進券商產品創新和盈利模式多元化轉型。鑒于融資融券，尤其是融券賣空機制，是以后實施股指期貨等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礎，融資融券業務推行不僅可以拓寬證券公司融資渠道，多元化證券公司融資框架，還可以衍生出很多產品創新機會，并為自營業務降低成本和套期保值提供了可能。歐美等資本市場成熟國家發展經歷證明，融資融券者往往是市場中最為活躍的交易者，對市場機會的把握，信息的快速反應，和對股價的合理定位，都起到非常好的促進作用。融資融券者成為價格發行功能實現的主要推動力量。目前，在我國證券制度還有待于完善，如果融資融券推出，市場伴隨著信用交易量擴大，融資融券者將活躍市場交易且強化價值發現功能。

融資融券是指兩個相反方向的交易。融資是指在市場持續走強時候，投資者可以通過融入資金購買股票而放大獲利倍數；而融券是指投資者可以在市場持續下跌過程中，賣空股票再于低位平倉補回即可。這樣將為投資者提供一種新的獲利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有在市場上漲的時候才能夠獲利。這種雙向交易機制建立，加上機構博弈時代到來，也有效降低了單邊投機市場走勢出現的概率，維護市場穩定提供更多的投資手段。

推出融資融券，無疑給參與相關中介機構（券商），提供一個新的業務領域，如在香港券商融資融券所帶來利息收入是券商經紀收入中最主要一塊。因此融資融券一旦推出，券商板塊利好最為直接。在這一業務中，由于投資者融資和融券有證券擔保，券商賺取利息收入風險幾乎為零。利率大概與銀行一年期貸款利率持平或稍高，保守估計，券商融資融券業務利潤率會超過6%。除直接利息收入外，融資融券業務會進一步刺激交投量活躍，從而提高券商經紀業務收入。

顯然，這一業務推出，對券商行業整體發展無疑是一個特大利好，與此同時，也加速券商分化格局。由于融資融券本身許可證制度和規則，首先，目前我國最有可能采取將是許可證制度，而這一制度無疑將使得規模實力較好的券商能夠優先開展這一業務，中小券商則只能望而興嘆；其次，融資融券的規模和券商本身凈資本是緊密相關，這就決定凈資本大券商能夠提供更大的融資額，這將促使很多機構等大客戶考慮到自身融資融券需求而逐步流向大券商。以上兩點將促使券商之間發生分化，券商行業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局面將出現。

自2007年11月以來，滬深300指數跌幅37%。就滬深300成份股，也包括上證50成份股將是券商樂于接受的抵押品，成分股將吸引更多投資者增持的品種，這就會為這一板塊吸引大量資金流入。在向投資者提供融券業務之前，券商必須事先購買一定量的股票，但也須承受股票下跌的風險。為將風險降到最低，券商會選擇下跌空間較小、股價波動較小、業績比較穩定的股票長期持有。經過長時間調整已處于平穩期，長期業績穩定的大盤藍籌股，可能最先進入券商的股票池。融資融券業務對大盤藍籌股，特別是占滬深300最大權重的銀行股形成間接利好。這次滬深300指數中的銀行股跌幅較深，市場將更傾向于增持銀行股，銀行股占據滬深300板塊單一最大權重，會直接受益這一聯動，而在業務層面，銀行股也將受益。

第7篇：短期證券投資范文

論文摘要：證券稅制包含證券流轉稅、證券投資所得稅和證券交易利得稅等稅種。國外的證券流轉稅正朝寬稅基低稅率方向發展，其作用日漸淡化；證券投資所得稅的稅率不斷下調，計稅方法不斷優化以處理股息重復征稅；證券交易利得稅正逐步推廣，稅負普遍從輕。我國現行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和證券投資所得稅的稅負偏重，調控功能較弱，證券交易利得稅也不完整。我國的證券稅制政策調整，應以寬稅基低稅率來改革證券流轉稅，運用一體化方法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并合理設計計稅依據和稅率以健全證券交易利得稅。

一、導言

證券市場是現代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稱為現代經濟的“晴雨表”。稅收作為政府調控證券市場的重要政策工具，對證券市場的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證券稅制是由多稅種、多征稅對象、多稅率組成的稅制體系。它主要涉及的稅種有三種。一是證券流轉稅。這是對證券的發行和流通課征的稅，包括證券印花稅和證券交易稅等。二是證券投資所得稅。這是對證券投資所產生的股息、紅利、利息所得課征的稅，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稅和利息稅，它們經常列入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范疇。三是證券交易利得稅。這是對證券買賣差價收益課征的稅，理論上應歸屬于資本利得稅范疇，許多國家未單獨開征資本利得稅，就把證券交易利得歸入普通所得稅計征。總體而言，國外證券稅制模式的發展表現為初期以流轉稅為主體稅種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模式，稅制目標經歷了“效率優先——公平為主——效率與公平兼顧”的調整過程，具體制度設計也體現出“簡單——復雜——簡單”的特點。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國之間經濟競爭的加劇，各國政府都在積極調整各自的證券稅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勵投資的增長，維護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因此，研究各國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借鑒它們的成功經驗，然后結合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狀況，做出適當的證券稅制政策調整，可以更好地規范和調節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貫徹社會公平政策。

二、國外證券稅制的發展動態

(一)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

理論上認為，證券流轉稅會降低證券價格水平，遲滯資本的流動，縮減市場成交量，影響證券市場效率，總體的消極效應較大。所以，證券流轉稅通常適用于發展初期的證券市場。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已不再征收證券流轉稅，現在仍舊征收該稅的部分國家，也在積極調整相關的稅收政策。

證券流轉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流轉稅改革朝寬稅基、低稅率方向發展。隨著各種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產品層出不窮，因而各國證券流轉稅征稅范圍也從傳統的股票市場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衍生金融產品，涵蓋整個資本市場。同時，證券流轉稅的稅率呈現不斷下調趨勢，甚至許多國家已完全廢止證券流轉稅。(2)證券流轉稅普遍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市場結構。通常，股票交易稅率較高，公司債券和政府債券稅率依次降低，基金稅率更低甚至免稅，而各種衍生金融產品稅率也各不相同。同時，不同的投資主體也實行不同稅率，短期投機者適用的稅率要高于長期投資者適用稅率。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調整投資結構，促進證券市場的平穩發展。(3)證券流轉稅主要采用單向征收方式。因為雙向征收無差別地對待買賣雙方，抑制投機效果較差。如果僅對賣方征稅，那么僅增加賣方成本，促使其延長證券持有期，這樣可以鼓勵投資抑制投機，促進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同時，單向征收稅負遠低于雙向征收，也符合證券流轉稅率不斷下調趨勢。因此，絕大多數國家的證券流轉稅僅對賣方征收，只有極少數國家仍采用雙向征收方式。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發展動態

證券投資所得稅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稅，關于股息稅的理論爭辯很激烈。傳統論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認為股息稅對新股投資和留利投資均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解決股息的重復征稅具有重要意義。而新論代表Auerbach等認為，股息稅會對新股投資產生重要影響，但并不影響留利投資。經驗論證中，支持股息稅傳統論和新論的實證證據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國分別根據各自的經濟特點采納不同的股息稅理論，并積極調整股息稅政策。

股息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證券投資所得稅稅率呈不斷下調趨勢。OECD國家在1980—2000年之間，平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67％下調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稅率在1996—2002年之間從37.6％下調到31.4％。這些持續的輕稅政策強有力地刺激了投資需求，推動了證券市場的發展。(2)妥善處理股息稅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問題。現實中，美國等極少數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實行古典制所得稅，對股息重復征收公司和個人兩個層次的所得稅。而歐洲發達國家和多數發展中國家則實行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采取各種措施減輕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復征稅現象。目前，這兩種所得稅制度呈現不斷融合的趨勢。因此，根據各國實際情況，設計合理可行的所得稅方案已成為完善證券投資所得稅的核心任務。(3)稅制設計兼顧公平與效率，體現簡化原則。發達國家為貫徹稅收公平，常采用一體化所得稅制度，并且稅制往往設計得很復雜，這在20世紀下半期已經成為股息稅改革的主流趨勢。然而，過于復雜的制度設計，使得實踐中的稅收遵從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發達國家也正在考慮簡化股息稅制，以更好地提高稅收的效率。2000年，德國對實行了數十年的極其復雜的分劈稅率和歸集抵免制度進行改革，重新實行簡便的古典制所得稅，這充分體現了稅制簡化原則的回歸。

(三)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

證券交易利得稅會產生“資本緊鎖”效應，妨礙資本流動，也會影響證券投資需求，調節證券市場規模和價格水平，經濟效應較復雜。總體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不適用于初期的證券市場而更適用于成熟的證券市場，證券所得稅代替證券流轉稅是證券稅制發展的大趨勢。

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發展動態主要表現為：(1)長遠來看，各國都逐步將證券交易利得納入征稅范圍，以貫徹稅收公平政策。由于證券交易利得稅會改變證券市場的分配狀況，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會遭到激烈的反對。例如，英國稅法就將證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圍之外長達250年，澳大利亞也是在開征所得稅后80年才對證券交易利得征稅。但是，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證券交易利得逐步成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來源，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能對這部分非勤勞所得做出適度合理的調節，是稅收公平政策的重要體現，所以是證券稅制發展的主流趨勢。現在，發達國家已大都將證券交易利得納入征稅范圍，并適時調整各自的證券交易利得稅政策。(2)各國都很謹慎地處理證券交易利得稅，認真研究恰當的開征時機。證券交易利得稅“雙刃劍”效應很強烈，它在成熟的證券市場上發揮“自動穩定器”作用，防止證券價格暴漲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證券市場中，卻起到“震蕩

器”作用，產生了強烈的壓抑市場上揚和促使市場下挫的效應。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擬開征證券交易利得稅的消息傳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價指數就暴跌了25％。證券交易利得稅的重要影響體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各國都會認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證券市場環境，做好各項評估預測，才會做出征收證券交易利得稅與否的重大決策。證券交易利得稅開征時機的把握是至關重要的。(3)證券交易利得稅實行稅負從輕原則。各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間。同時，還充分運用差別稅率，來調整證券的品種結構和期限結構，以貫徹鼓勵投資、抑制投機等政策意圖。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證券投資利虧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實現政策目標。相對于證券流轉稅而言，證券交易利得稅更容易實現公平目標。它根據能力負擔原則，多得多稅，少得少稅，再輔之于起征點、免稅額等方法，充分發揮了稅收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狀況的功能，實現公平收入的目標。

三、我國證券稅制的運行現狀分析

我國的證券市場從90年代初起步，經歷十多年的風雨坎坷，已經取得了巨大發展。證券稅制也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而不斷調整。總體來說，我國形成了以證券流轉稅為主體，證券所得稅為輔助的證券稅制模式。它對證券市場初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調控作用。然而，隨著證券市場的逐漸發展成熟，也暴露出許多問題與不足，需要加以仔細研究并及時調整完善。

(一)證券交易印花稅的現狀分析

1．在財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在90年代基本處于持續增長狀態，增長速度較快。它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從1995年的0.42％增長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隨著2001年后的證券市場持續低迷，證券交易印花稅收人大幅萎縮，其占財政收入比重也相應下降。

(2)稅率偏高，稅基偏窄。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90年代初起征時設為6‰，這是個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稅率仍維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續走低，政府才調低稅率至2‰，2005年1月后調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到3‰，而世界上征收證券流轉稅的國家的稅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實行單向征收，實際稅率遠低于我國。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實際上僅對股票交易征收，并沒有將債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納入征稅范圍，稅基相對較窄。

(3)調控功能不顯著，股市投機很活躍。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曾多次進行調整，試圖調節股市的運行。但事實證明它對股市的調節大多為短期影響，并不能使股市進入理性運行狀態。例如1998年6月調低印花稅率后，雖然當日成交量漲幅達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漲，印花稅也未能抑制過度投機。2005年1月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率，試圖挽救過度頹廢的股市，而結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數不升反降，跌幅達1.69％。而2007年5月30日證券交易印花稅率從1‰上調至3‰后，當日股指重挫下跌6.5％，連續三日內股指累計暴跌近14％，市值蒸發12873億元人民幣。印花稅的巨大震蕩影響已遠遠超出決策層的預料。種種現象表明，印花稅顯然不是調控股市的優良稅種。另外，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對買賣雙方征收，它對抑制我國股市過高的換手率作用甚微。

(二)證券投資所得稅的現狀分析

(1)股息的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征收，不利于較好地貫徹公平原則。我國稅法將個人所得分為11類，股息利息所得屬于單獨的一類，不論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稅率單獨征收。而世界上多數國家實行綜合的個人所得稅，將股息利息并入個人全部所得，再按適用的累進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隨著我國股份經濟的蓬勃發展，股息收入已成為富裕群體的一項較重要的收入。如果繼續給予富裕群體股息收入以單獨課征的稅收優惠，就無助于縮小社會正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

(2)我國的股息稅名義稅率較低，但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稅率要普遍高于多數發展中國家。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33％，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20％，因為古典制重復征稅，100元企業稅前所得，先要承擔33元企業所得稅，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還要承擔20％的個人所得稅，所以最終要繳納合計46.4元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雖然2005年6月政府為刺激過度低迷的股市，暫時將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調低至10％，但股息的聯合的企業與個人所得稅率仍然達到39.7％的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國家因實行一體化所得稅制度，聯合的公司與個人所得稅率并不高，如發展中國家巴西為33％、阿根廷為33％、墨西哥為34％，新興工業化國家如韓國為40％、新加坡為28％。發達國家平均的聯合的公司和個人所得稅率稍高，理論上能達到51.1％，但這是按各國最高的個人所得稅率計算的，實踐中大多數股東適用的個人所得稅率要低很多，其實際的股息聯合稅率要低于我國股息46.4％的名義稅率，而發達國家證券市場的成熟完善程度卻是我國無法比擬的。所以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制度可能對股份經濟的長遠發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響。

(3)我國的股息稅未能對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發揮積極的調控功能。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獨特的股權結構，這直接導致中小股東表決權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機制失效。廣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發甚至不發股息，股東無從了解公司經營信息，且沒有很大的投資選擇余地，“以腳投票”治理機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非但不能懲罰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譽公司，還對國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稅，加劇股權結構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稅收政策來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合理調控證券市場已成為越來越值得關注的問題。

(三)證券交易利得稅的現狀分析

證券交易利得稅理論上應列入資本利得稅范疇，而我國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證券交易利得稅體系。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從事證券買賣所獲得的差價收益列入企業所得范疇，統一征收企業所得稅，這與多數國家相關稅法規定一致。而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人從事證券買賣所取得的差價收入應列入財產轉讓所得，按20％的稅率征收個人所得稅。但我國相關稅收法規又規定，對個人買賣股票取得的差價收入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所以，事實上我國并沒有征收個人的證券交易利得稅。隨著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成熟，以流轉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轉變為以所得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這是大勢所趨。所以完善證券交易利得稅體系將是今后證券稅制建設的重要任務。

四、我國證券稅制的政策調整

綜合考慮國際上證券稅制的發展趨勢和我國證券市場實際狀況，我們認為，我國證券稅制調整的總體思路應為：改革流轉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逐步過渡到以所得稅為主體的證券稅制模式。具體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國的證券流轉稅

1．增設發行環節的證券印花稅，運用稅收調節證券初級市場的運行。初級市場的證券發行是

資源配置的重要環節，英國和日本等國也都在證券發行環節征收相關的印花稅或者注冊稅。我國應開征初級市場的證券印花稅，根據產業政策設計既公平統一又兼顧特殊的稅目稅率，以更好地對進入股市的資源進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稅收收入，也可適度調節初級市場的投機活動。

2．根據“寬稅基、低稅率”原則，調整證券交易稅。建議首先將證券交易印花稅改名為證券交易稅，奠定其應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擴大證券交易稅的征稅范圍，從股票擴展到債券、基金以及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成為真正的證券交易稅而不是單純的股票交易印花稅。最后，仍要根據市場發展情況，繼續調低證券交易稅率，同時按照股票最高、債券居次、基金較低甚至免稅的順序制訂差別稅率，以合理調節證券結構。

3．實行單向征收方式，充分發揮證券交易稅的調節功能。我國的證券市場投機氣氛濃厚，股票平均年換手率在300％左右，遠高于西方國家成熟證券市場年平均換手率60％的水平。因此，應改變現在向買賣雙方征收的方式，實行僅向賣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對證券市場的投機活動起到積極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實現證券市場的理性平穩運行。

(二)改革我國的證券投資所得稅

1．擴大證券投資所得稅稅基，設計合理的稅制模式。首先，要將股票、債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資收益均列入證券投資所得稅征稅范圍，公平稅收待遇，減少各種稅收優惠待遇。其次，統一國有股、法人股和個人股的證券投資所得稅待遇，取消給予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稅收優惠。最后，待時機成熟時，將證券投資所得列入個人的綜合所得，按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率征稅。

2．降低證券投資所得的實際稅率，權衡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制度。我們一方面要考慮適度調低企業所得稅稅率，2008年開始實施的統一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已將稅率確定為25％，這是個較理想的稅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適度減輕股息的重復征稅問題，考慮實施一體化的所得稅方案。這個改革過程的相關的測算和設計比較復雜，所以要做得謹慎詳細。作為過渡措施，相關部門可以確定宣布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10％，取消“暫按10％”字樣，增強投資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積極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稅優惠力度，降低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率至5％，以更強有力地促進股份經濟及證券市場的持續發展。

3．所得稅一體化方案中優先考慮分劈稅率法，再結合歸集抵免制度，以充分發揮稅收對股市的調控作用，改善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可以將公司的稅前所得分為兩部分，對未分配利潤征收相對較高的企業所得稅，而對作為股息分配的利潤則征收較低的企業所得稅，這樣可以促使公司積極分配股息，以便股東掌握公司較多的經營信息，從而對公司經營者產生較好的約束。另外，可以在股東層次實行股息稅的歸集抵免制，這樣可以減輕甚至徹底消除重復征稅現象。這樣，稅收對公司治理結構的調控作用就得到了較好的發揮。

(三)健全我國的證券交易利得稅

1．明確劃分投資期限，抑制投機活動。證券持有期限劃分為：1年以下為短期，1－5年為中期，5年以上為長期。短期證券交易應繳納法定全額的交易利得稅，而中期證券交易可獲得減半征稅的優惠，長期證券交易則全部免稅。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證券市場的短期投機活動，促使證券市場長期平穩運行。

2．合理設計計稅依據，保證投資者稅負適度。原則上，證券交易利得稅的計稅依據是證券賣出價減去買入價以及相關合理費用后的差額。為減輕中小個人股東的稅收負擔，應考慮設計免征額，例如每次交易允許1000元的免征額，每月最多允許運用一次交易免征額，這樣可以避免大幅度增加中小股東的稅收負擔。另外，證券投資虧損實行特別抵扣，企業證券投資虧損只允許用投資利得抵扣，不能用普通經營所得抵扣；個人證券投資虧損也只能用投資利得抵扣，抵扣剩余部分可無限期結轉至以后年度再加以利用。

第8篇：短期證券投資范文

[關鍵詞]會計準則；經濟后果；啟示

一、新會計準則體系的特點分析

與舊準則比，新準則體系不但體現了“國際趨同”還保持了“中國特色”。

1、新會計準則體系的“國際趨同”

首先在內容體系方面，新會計準則基本實現了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趨同；再者在會計基本準則、會計要素計量和會計政策選擇等方面做了大膽借鑒。新基本準則中的會計基本原則，繼續保留了重要性原則、謹慎原則、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等，也強調了可比性、一致性、明晰性等原則。但權責發生制和歷史成本不再作為會計核算的基本原則。

2、新會計準則體系的“中國特色”

新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趨同不等于相同。新會計準則保持了“中國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新準則和新制度與我國的法律環境和法規體系相適應。二是繼續保留了“會計制度”這種形式制定會計規范，符合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習慣，便于理解和實際操作。三是新準則、新制度在債務重組、非貨幣易、以放棄非現金資產方式取得的長期股權投資等很多方面也體現了會計的中國特色，這是由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現狀所決定的。四是《企業會計準則》與《企業會計制度》并存，是我國現階段企業會計改革的合理模式。

二、我國新會計準則中經濟后果的表現

我國新頒布的會計準則對舊會計準則作出了重大修改，許多經濟業務的會計處理發生了變更，這些會計政策的變更必然會產生一定的經濟后果，本文分析借款費用、長期股權投資、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和債務重組會計政策變更可能產生的經濟后果。

1、借款費用會計政策變更的經濟后果

新準則規定，借款費用如果可直接歸屬于符合資本化條件的資產購建或者生產的，應當予以資本化；需要經過相當長時間購建或者生產活動才能達到可使用或可銷售狀態的資產可以作為符合資本化條件的資產，包括固定資產和需要相當長時間的購建或者生產活動才能達到可使用或可銷售狀態的存貨、投資性房地產等。存貨的借款費用一定條件下可以資本化對于生產周期長的行業影響較大，如果借款較多，執行新準則后，允許將用于存貨生產的借款費用資本化，這將大大降低這類企業當期的財務費用，提高企業當期的會計利潤。借款費用會計政策的變更，出現的經濟后果是，不僅可以改善企業當期的會計利潤，也有利于改善企業經營者的業績考核指標，提高經營者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

2、長期股權投資會計政策變更的經濟后果

新準則執行后，將對原有投資進行重新分類和計量。首次執行新準則時，尚未攤銷的長期股權投資差額全額沖銷，并調整留存收益，這將導致上市公司2007年年初的留存收益減少。上市公司進行短期證券投資時，按照現行準則，只要報告期末沒有出售，即使賬面實現了盈利也不能體現為當期收益，而新準則將短期證券投資修改為交易性證券投資，按公允價值入賬，賬面盈利就能直接計入當期收益，增加當期利潤，由此引起實施新準則帶來經濟后果。

3、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會計政策變更的經濟后果

新準則中規定，非資幣性資產交換在滿足一定條件時，應以公允價值和應支付的相關稅費作為換入資產的成本，公允價值與換出資產賬面價值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非貨幣性資產交換中引入了公允價值作為計量屬性，更能反映公司資產的真實價值，使交換產生利潤，產生了新的經濟后果。

4、債務重組會計政策變更的經濟后果

新準則中詳細規定了債務重組可能產生損益的幾種情況。第一，債務人應當將重組債務的賬面價值與實際支付現金之間的差額，確認為債務重組利得，計入當期損益；第二，債務人以非現金資產清償債務的，債務人應當將重組債務的賬面價值與轉讓的非現金資產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確認為債務重組利得，計入當期損益；第三，當債務轉為資本，重組債務的賬面價值與股份的公允價值總額之間有差額，也可產生損益；第四，修改其他債務條件，使得重組債務的前后入賬價值之間存在差額，也可產生損益。

三、我國會計準則經濟后果產生的原因

我國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是十分明顯的，大量非公允的會計準則經濟后果是促成會計準則頻繁修訂的主要原因。本文就以下幾個方面深入分析我國新會計準則經濟后果產生的原因。

1、有效市場尚未完全形成

在有效市場中，不影響企業現金流量的會計政策調整，對股票價格的影響較小，投資者可以看透經理人的操縱行為，使其實現財務非公平轉移的目的無法實現。我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大量不能流動的國有股和法人股，這個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制約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證券市場的形成，意味著我國證券市場離有效市場的差距較遠，其結果是價格不能真正反映證券的真實價值，為上市公司操縱會計利潤提供了空間。

2、對報酬契約和債務契約約束過軟

在市場經濟國家中，報酬契約和債務契約對管理者行為有著直接的影響，會計準則對這兩種契約的影響，是導致會計準則經濟后果產生的直接原因。然而，在我國報酬契約和債務契約對管理者的約束、影響相對較小，這與我國企業公司化改造的程度和產權結構有關。我國國有企業盡管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實現了公司化改造，但由于國有股占絕對優勢，公司經營者的任免是由政府相關機構決定，上市公司經理人員的年度報酬由當地政府部門制定，債務契約方面，我國債務契約的行政特色濃厚，國有企業從國有銀行所獲得的債務有些是按照行政程序，通過當地政府的協調獲得的，這就決定了債務契約的軟約束。

3、對資產管理體制上政治因素過重

我國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對立利益集團，為各自集團的利益相互競爭的政治活動并不明顯。然而，在我國會計作為社會經濟調控的工具，有著普遍性，這也是政治因素一種體現，具體主要體現在國有資產的管理上。國有資產的管理主要通過各級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實施，隨著政企分離，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管理相對要少，但為了分清各自管理國有資產的責任，在會計上有著相應的規定，諸如對企業壞賬準備金的提取，制定一種強制性的規則，而不是根據市場情況做出必要調節。雖然新會計準則使會計的相關職能有所減弱，但國有資產管理問題對會計政策的選擇仍有影響。

四、新會計準則經濟后果觀帶來的啟示

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觀給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帶來諸多挑戰同時也有很大啟示。通過不斷總結經驗，在實踐中完善會計準則制定的博弈，提高會計準則的信息質量，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

1、認清經濟環境制定和調整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要與相應的經濟環境相適應，對我國經濟環境的恰當分析和認識十分必要和緊迫。在我國研究和制定會計準則，應該對經濟環境進行全面、充分的調查研究和論證，否則，將會影響到所制定會計準則的科學性、有效性和生命力，并可能導致負面的經濟后果。

2、樹立和協調技術觀和經濟后果觀

技術觀反映了準則制定的理性原則，經濟后果反映了準則制定的可實施性和有效性，二者相輔相成、互相依賴。技術觀從技術的角度出發，認為會計準則是在財務會計理論指導下的、不受各利益階層所左右的、無歧視和無偏見的技術性規范，而經濟后果觀認為，技術上完美的會計準則，因未能充分考慮利益階層的利益需求，未必能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而被執行，所以在會計準則的制定上，應特別注意考慮有關利益相關體各方的經濟利益。事實上，技術觀下的會計準則在執行過程中必然會產生一定的經濟后果，而經濟后果觀下的會計準則也要遵循基本的技術規范。因此，經濟后果觀不是對技術觀的全盤否定，而是要求在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不能單純從技術角度出發把技術性作為唯一標準，還要盡可能的兼顧各方利益，并應側重考慮會計準則對社會相關各方經濟利益的影響，從而達到兩者的統一。

3、反復評估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

制定會計準則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任何人無法準確地預測未來的按照無限理性的方式來制定會計準則。在我國會計準則的制訂過程中，只有樹立程序理性的思想對制訂會計確認、計量、記錄與報告規范，包括會計準則的立項、討論、評估和確定。會計準則的制訂程序應是利益階層各方均能接受，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應對已頒布實施的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進行反復評估，及時評價已實施會計準則在宏觀和微觀層面產生的效果，評價其是否能夠產生預期的經濟后果，及時修正已實施的會計準則中不完善或是不合時宜的規定。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提高會計準則的資源配置效率，并保證會計規范的體系化和一貫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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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短期證券投資范文

一、新增22項具體準則。舊會計準則的涵蓋面較小，規定不夠詳細，可操作性較差，對一些新問題尚未涉及；只了16項會計準則，相對于美國FASB的約150項準則公告和IASC的41項國際會計準則，數量少得多。新準則擴展到橫跨金融、保險、農業等眾多領域的38項準則，涵蓋了各類企業的各項經濟業務，填補了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經濟業務會計處理規定的空白。

二、財務報告目標增加了受托責任觀。財務會計報告基本準則增加了受托責任觀，符合現實需要。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國國有經濟仍占主導地位，國家在多方面對企業實行監督、管理和控制；我國企業會計信息的使用者主要是國家、銀行、企業法人和一般投資人為主的管理型投資人，企業應主要為他們提供真實可靠的經管責任方面的會計信息。因此，2006年會計基本準則增加了受托責任觀，并將其作為首要目標，同時又強化了為職業投資者和社會公眾提供決策有用會計信息的新理念。

三、公允價值的應用。《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第四十二條規定，會計計量屬性主要包括歷史成本、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現值和公允價值等五種。其中，公允價值應用實現了我國會計準則的新突破。由于考慮到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公平交易目前難以實現，公允價值難以獲取合理證據，新會計準則體系對公允價值運用還比較謹慎，規定公允價值主要在金融工具、投資性房地產、非共同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易等方面應用。

四、存貨成本管理更加科學。存貨發出計價，取消“后進先出法”，這將使企業利用變更存貨計價方法來調節當期利潤水平的慣用手段不能再被使用，使當期成本費用更真實，便于對企業的經營業績進行分析和比較，提高了會計信息的使用價值。

五、投資分類方法的變化。舊準則的投資分為短期投資和長期投資；新準則把投資分為交易性證券投資、持有至到期投資、權益性投資三種。其中，交易性證券投資類似于原先的短期證券投資，期末按交易所市價計價（視為公允價值），公允價值的變動計入當期損益，而不再采用現行的成本與市價孰抵法。持有至到期投資即原先的長期債券投資，期限、面值、利率均固定，且持有期限較長，主要為債券。此類投資以歷史成本計量，但如發生減值，則需計提減值準備。權益性投資即長期股權投資，其成本法、權益法核算基本維持與舊準則相同。

六、資產減值準備方法的變化。在舊會計準則下，運用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和沖回操縱企業利潤是一些上市公司經常使用的手段之一。按照新的會計準則，從2007年開始，“存貨跌價準備”、“固定資產減值準備”、“在建工程減值準備”和“無形資產減值準備”等所計提的跌價準備不能沖回，只能在處置相關資產后，再進行會計處理。避免了上市公司在盈利上升時多計提跌價準備；而盈利下滑時，再將跌價準備沖回，利用跌價準備的計提來調節盈利。

七、企業合并報表理論變革。（1）與《合并會計報表暫行規定》相比，新的合并財務報表準則從側重母公司理論轉為側重實體理論。合并報表范圍的確定更注重實質性控制，凡是母公司所能控制的子公司都要納入合并報表范圍，而不一定考慮股權比例，所有者權益為負數的子公司，只要是持續經營的，也應納入合并范圍。（2）從我國資本市場的現狀和市場經濟發育的實際出發。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以賬面價值作為會計處理的基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以公允價值為基礎。前者合并對價形式上是按雙方確認的公允價值確認，而實質上人為操縱因素過多地干擾了公允價值的實現，因此以賬面價值作為會計處理的基礎，以避免利潤操縱，規范企業盈余管理行為；后者可以有雙方的討價還價，是自愿交易的結果，因此有雙方認可的公允價值，并可確認購買商譽。

八、費用資本化。（1）開發費用準予資本化。在舊準則中，對于企業自行研究開發的無形資產，其研究與開發費用都是在發生時確認為當期費用，而只有依法申請取得時發生的注冊費、律師費等才計入無形資產的價值中；新準則將企業的研究與開發費用區別對待，允許開發費用資本化。研究階段的支出應當計入當期損益，即費用化；而開發階段的支出，如果滿足一定的條件可進行資本化處理，計入無形資產。（2）借款費用資本化范圍擴大。新準則擴大了借款費用可以資本化的資產范圍。允許為生產大型機器設備、船舶等生產周期較長的資產借入款項所發生的利息資本化計入存貨價值，而不再直接計入損益，也就是可資本化的資產不再限于使用專門借款購建的固定資產。并且，如果相關資產的購建或生產占用了專項借款之外的一般借款，被占用的一般借款的利息費用也允許資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