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借貸案例經典案例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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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間借貸案例經典案例范文

P2P是Peer-to-Peer lending的英文簡稱，P2P網絡借貸是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一種依托網絡形成的新型金融服務模式，屬于小額民間借貸，作為一種獨立于正規金融機構體系之外的個體借貸行為，P2P網絡借貸以其手續簡便、方式靈活的貸款服務特點，為個人的融資開拓了新的渠道來源。

一、國內高校P2P網絡借貸市場的發展現狀和前景

2007年，在上海市成立了首家國內P2P網絡貸款公司，2008年以后，國內P2P網貸平臺開始迅速發展，呈現出蓬勃增長的規模和勢頭，宜信、搜好貸、紅嶺創投等一系列網貸平臺相繼成立，根據《中國P2P借貸服務行業白皮書2013》的調查，2009年時，國內的網貸平臺還不到10家，而僅僅三年時間，到2012年末，平臺數量已增加至近150家。今天，整個P2P網貸行業平臺總量增長速度依然很快，不論是在企業增長的數量方面還是網貸交易總額方面，P2P網絡借貸平臺整體上以爆發式增長的態勢發展壯大。

從2012年開始，網絡借貸平臺漸漸發生了變化，一些關注網絡且具有民間線下相關經營經驗的創業者開始致力于創建網貸平臺。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國家對互聯網金融創新的大力支持，越來越多的以前擔心政策隱患的企業家開始進軍互聯網金融領域，P2P網貸行業借著這個東風在全國市場特別是大多數高校之間跑馬圈地，獲得了長足發展。

顯而易見，P2P網絡借貸作為一種新型互聯網金融創新模式，其在互聯網經濟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在當前經濟新常態的形勢下，P2P網絡借貸行業的發展也是大勢所趨，有著極為廣闊的市場前景。隨著相關法律法規的不斷建立和完善，行業發展秩序的不斷整飭和規范，在未來社會，P2P網絡借貸市場將呈現出平臺化、微型化、大眾化、社區化和去擔保化的發展趨勢。在高校里，大學生群體已經成為推動校園P2P網貸市場發展的重要力量。作為互聯網時代網絡發展的見證者和受益者，當代大學生的消費理財觀念越來越受到平等、便捷、開放、共享的互聯網思維的影響，大學生群體愈加旺盛的消費需求和愈發超前的消費觀念使得高校領域的P2P網貸市場大有可為，發展前景廣闊，市場潛力巨大。

二、當前高校P2P網絡借貸平臺運營模式

自2007年國內第一家P2P網貸平臺拍拍貸在上海成立以來，經過近十年的發展，P2P網貸平臺已經與歐美國家網貸的最初面貌和運營模式有了較大的不同，P2P網貸在中國發生了較大變化，其模式被賦予了更多的“中國特色”，比如有的平臺引入了無抵押有擔保、線下交易的模式，有的采用無抵押無擔保、純線上交易的運營模式，有的平臺甚至已經直接參與到了借貸雙方在借貸過程中產生的債權債務關系中去。而對于專門針對高校學生開創的P2P模式則在具體的業務形態上有所調整，當前主打高校市場的P2P網絡借貸模式主要分為三類：

（一）純中介模式

純中介模式與早期階段的P2P網絡借貸在本質上最為相符，其基本保留了P2P平臺的最初形態，即財產出借者根據自身的相關需求通過平臺自主選擇交易對象，P2P公司只是作為相關網貸信息的者和借貸雙方交易平臺的提供者，始終扮演者獨立的第三者角色，僅僅負責交易過程中的信用審核及招標等流程，而不直接介入雙方借貸，對于交易中可能出現的風險則由借貸雙方自行承擔。

（二）債權轉讓模式

債權轉讓模式也被稱為“多對多”模式，是中國特有的P2P網絡借貸模式。在該模式下，P2P網貸平臺突破了具有傳統意味的中介角色，開始直接介入到雙方的交易過程。在交易中，借貸雙方并不直接簽訂債權債務合同，而是在公司完成申請的初步審核后，首先通過某特定個人放款給借款人，然后將第三方（該特定個人）的債權向投資者進行轉讓，平臺則擔任了交易雙方的債務轉移人。

（三）分期消費模式

分期消費模式是近幾年比較熱門的網絡借貸平臺的衍生形態。定義上，分期付款實?H上是賣方向買方提供的一種貸款，賣方是債權人，買方是債務人。對于高校學生而言，分期付款一般適用于電子產品等一些成本費用較高的消費行為。在校大學生的購買力相對有限，對于無法一次性支付完所有貨款的交易，買方可以先支付一小部分資金就能夠獲得所需的產品，初期支付壓力較小，但該方式的不足之處在于，獲得商品以后每個階段中的分期付款將附帶利息，因此，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同一產品，其最終所支付的總貨款要比一次性付清的資金高昂。現在也有一些網貸平臺針對高校學生市場實施零首付或零利息的分期消費政策，一般由平臺先替學生墊付，交易實現后，學生再按照成交時約定的日期和金額將款項交付給平臺，同時網貸平臺收取一定的服務費用。

三、當前高校P2P網絡貸款中存在的風險和問題

（一）高校P2P網貸平臺質量參差不齊

目前，伴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在網貸行業中的內部競爭也日趨激烈，在高校網貸平臺如雨后春筍般瘋狂生長、數量急劇增長的同時，也有許許多多的網貸機構因喪失市場份額而宣布倒閉，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借網貸之名、行詐騙之實的網絡詐騙平臺也層出不窮。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政府監管方面缺失滯后，對于網絡借貸，我國還沒有設立專門的對網貸的監管部門，網貸平臺未經審核，只在有關部門完成注冊就能投入運營，過低的行業進入門檻和進入要求導致該行業的運營發展脫離監管，表現出一種整體上失控失序的存在狀態。第二，平臺運營資金不足，有的網貸公司棋走險招，通過詐騙的手段等獲得資金來源。據統計，在我國現有的幾千家線上小額貸款公司中只有占極少數的幾十家是中國小微金融協會的會員。相較而言，大多數網貸平臺的業務規模都比較小，導致很多銀行不愿意為這些公司提供資金托管服務，因此，有的不良平臺就轉而通過財務管理松散、審核監督不嚴的資金托管機構來騙取出借人的資金。

（二）客戶違約的風險

銀行信貸時常會面臨客戶違約而造成銀行資金損失的風險，與之相似，P2P網貸平臺也存在著這類常見的問題。在運營過程中不斷降低違約比例、盡力減少壞賬損失也是需要各類網絡貸款公司經常關注和思考的重大問題。而跟銀行的客戶相比較，作為大學生的高校P2P網貸平臺客戶的信用質量就差了很多，他們中間大部分人的經濟能力極為有限，也缺乏通過銀行成功貸款的經歷，大學生們留在央行征信系統內的可供參考的有效信息量極少。因此，為了降低這種來自學生的違約風險，網貸平臺往往規定相對較高的年化利率，這樣導致作為網貸平臺客戶的高校學生被迫擔負高額的資金成本。顯而易見，用于維持企業正常運轉的畸高的資金成本，僅僅依靠經營利潤來承擔是遠遠不夠的，這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客戶的違約風險。

（三）網絡安全的風險

伴隨著經濟和網絡的快速發展，互聯網無疑已經成為個人信息和隱私安全的重要威脅。高校P2P網貸在網絡安全方面容易產生以下風險：第一，大學生的個人信息數據和個人隱私遭到泄露。網貸平臺大多要求實名認證，貸款和借款雙方的各項信息如姓名、手機號碼、身份證號等重要的身份信息和相關資料都會通過網絡留存，這就為學生個人信息的安全埋下了巨大隱患，一旦有黑客通過相關技術和渠道破解了網站的保密技術，那么本來為保證交易雙方信息的真實性而提供的個人姓名、資產狀況、手機號碼和身份證號等重要的個人信息就會遭到泄露，從而給學生帶來很大的麻煩乃至損失。第二，有的網貸平臺為了防止學生違約或者不能如期還款，針對一些女大學生實行“裸持”來抵押借款，這已經成為近幾年來高校網貸市場中司空見慣的現象，頻頻見諸報端。雖然以“裸持”的方式能夠獲得更高的貸款額度，但如果學生逾期未還貸款則會面臨其和隱私被公開曝光的威脅。更有甚者，有一些不正規的校園網貸機構將數據庫中收集的學生信息集中兜售，從中牟利，致使學生的大量個人信息被泄露，隱私被曝光。

四、高校P2P網絡借貸存在問題的對策建議

目前，隨著各種媒體上關于P2P網貸特別是高校大學生網絡借貸的一系列極端案例的不斷曝光，關于高校的網貸平臺的發展已經引起了政府、社會、企業、教育機構、金融和法律行業等各個方面的極大關注，校園網貸一次次地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引發了社會的廣泛討論。

（一）高校要加強宣傳和教育，積極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

高校要將網絡安全教育納入學生的校園安全教育體系之中，在教育和引導高校學生防止網絡詐騙的同時，將高校網絡借貸板塊也作為網絡安全教育的重要一環。學校要系統地整理、匯總和剖析近幾年來發生在全國各地的校園網貸案例，理清其中的各種關系和相關糾紛，通過新生入學教育、主題班會和安全教育講座等形式加強宣傳教育，向同學們介紹經典案例，厘清盲目網貸隱含的風險和存在的問?}，不斷加強學生對校園網貸的了解和認識，教育和引導學生堅持正確、理性、科學的文明消費觀念，幫助學生趨利避害。

（二）政府要建立和完善相關的監管和法律法規體系，使各項網貸行為都有法可依

P2P網絡貸款的本質是民間借貸，近年來，在網絡借貸這個行業的出現和發展過程中，其運營模式下隱藏的風險和凸顯的問題充分暴露了當前網貸行業發展的不成熟、自身的不完善、監管的不到位以及尚待填補的法律漏洞。這要求我們首先要盡快建立和完善針對網貸市場的有關監管制度和法律規范體系，政府要加快網貸平臺有關監管辦法的出臺，以法律的形式正式明確高校P2P網貸平臺的法律主體地位，通過法律明確對網貸平臺的利率范圍、金額和貸款期限等方面的規定，保證網貸行業的各項經濟行為都有法可依。

（三）不斷完善高校P2P網絡貸款平臺的自律監管

2011年，中國小額信貸服務中介機構聯席會成立，P2P行業開始主動謀求行業的規范與約束。成立聯席會的目的在于不斷加強本行業的自凈和自律，通過建立數據共享機制等一系列措施，使P2P行業的發展亂象問題得到改善。《小額信貸服務中介機構行業自律公約》的，將進一步增強該行業的規范性和自律性，必然對P2P行業的良性健康發展起到積極作用。但是，P2P自律組織對網貸公司的規范力和約束力畢竟有限，因此，自律組織在管理好自有機構的同時，還要不斷擴大影響力和號召力，吸收更多的企業加入，還要制定相關的自律條例和市場規范，以更好地發揮其自律的作用。

第2篇：民間借貸案例經典案例范文

關鍵詞：小額信貸 國際案例 典型模式 發展方向

一、引言

20世紀 80 年代開始我國便創設有“小額貸款”這種扶貧性的金融服務方式，最初是為引導資金流向農村和欠發達地區，以改善農村地區金融服務質量。在歷經個別試驗、全面引進、擴大試點等幾個階段，目前已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普遍推廣。小額貸款公司是中國特色的又一創新型小額信貸模式，試點于2005年，主要為解決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發展問題。2008年受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中小微企業的數量銳減，有幸存活的中小企業急需資金救命；與此同時，大企業訂單減少，營運資金周轉速度放慢，資金使用效率降低。為了在不增加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的情況下扶持中小企業度過難關，中央出臺了有關建立小額貸款公司的指導意見，這既能提高大企業剩余資本的使用效率，還可以引導民間資金和地下錢莊陽光化。小額貸款公司等創新型小貸模式與國際信貸的發展有天然的聯系，為使中國微型金融的可持續發展不偏離國際發展趨勢，本文特此對該領域作一梳理，此便為引言部分；文章的第二部分簡要探討國際小額信貸的起源；第三部分介紹國際小額信貸的典型案例；最好一部分是結論與建議。

二、國際小額信貸的起源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小額信貸專題組的研究，各種形式的儲蓄和貸款小組最早出現在中世紀。但上海交通大學沈思瑋副教授在對貨幣起源進行深入考究的時候，有了進一步的發現：大約公元前1100-前600年之間在地中海東部“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一些城邦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手工、商業在經濟中的比重急劇上升”，因而出現了最早的“工具貨幣”。由于地中海沿岸海盜貿易的昌盛及海上貿易下工具貨幣使用的不便，跨地區的貨幣存放及短期借債已經零星出現。在東亞集權制的國家，自耕農、佃農等農民階級適逢天災人禍不能按規定上繳苛捐雜稅及解決一家人的溫飽問題時，通常向地主富豪進行利滾利式的高利率小額借貸。18、19世紀，歐洲工業革命下各行業快速發展，貿易日益活躍，歐洲出現了規模化和正規化的儲蓄信貸機構，愛爾蘭已經有了無抵押小額貸款。到了20世紀早期，擺脫殖民統治謀求獨立發展的拉美部分地區出現了小額信貸模式的信貸系統。

20世紀50、60年代，福利主義者通過國際扶貧基金、金融機構及其他非政府組織或直接向處于社會邊緣的貧苦農民提供小額資助或有償借貸，但這些活動沒能改善他們的貧困狀況，一些特許貸款也大量違約，這嚴重挫傷了救世主們的信心。20世紀70年代前后，一些個人或團體開始試驗向貧困婦女或貧困組織提供小額貸款幫助其生產自救，由于各環節處理得當，一些模式獲得了極大成功。

三、國際小額信貸的典型模式

目前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幾種小額信貸模式包括印度尼西亞印尼人民銀行小貸業務分離的個人貸款模式，孟加拉國格萊珉鄉村銀行小組聯保貸款模式，烏干達村或鎮整體信用擔保模式，以及玻利維亞非政府扶貧組織轉制商業銀行的相互擔保模式。

（一）BRI模式

印尼人民銀行（Bank Rakyat Indonesia，BRI） 是印度尼西亞主要的國有商業銀行之一，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開始探索扶貧減困的金融改革舉措，1968年肩負雙重職能，一方面按照普通銀行標準向中產階級和中小企業發放商業貸款，另一方面由政府補貼，向小農和小企業家發放特許優惠貸款。1969年BRI正式開展小額信貸業務，向農村提供金融服務，貸款資金由中央銀行以3%的利率提供，而農民支付的利率為12%，這個利率低于年通貨膨脹率和小額儲蓄的利率，因而BRI的小額貸款項目前幾年接連虧損，只能依靠財政部補貼維持。貸款違約率也一直上升，至1984年違約率超過50%，3600多家鄉村信貸部無一盈利，年營運損失超過200億盾（崔德強等，2008）。

而后，BRI在體制機制止進行改革，在內部建立農村銀行事業部，并繼續下設基層機構和獨立營業中心，并使之成為獨立的盈利中心。首先，獨立營業中心是基本經營單位，獨立核算，可以自主決定貸款規模、期限和抵押，執行貸款發放與回收；其次，機構內部建立激勵機制，每年經營利潤的10%在第二年分配給員工；第三，實行商業貸款利率以覆蓋成本（年利率32%），如果借款者在6個月內都按時還款，銀行將每月返回本金的5%作為獎勵；第四，在吸收存款方面制訂存款越多利率越高的政策，以吸引儲蓄；第五，嚴格分離銀行的社會服務職能和盈利職能。銀行可以酌情對農戶進行培訓，但并非必須去做的義務。經過改革后，BRI扭虧為盈，2003年11月在印尼成功上市，并同時在美國證券柜臺交易市場（OTC）掛牌交易（趙小晶等，2009）。

（二）GB模式

由于孟加拉國的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模式在一個極度貧窮的國家取得了高達96%的還貸率，且長年實現贏利，因而該模式最被世人稱道，小額信貸也因而被認為是格萊珉銀行模式的創始人?尤努斯教授（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首創于1976年。

格萊珉銀行傳統的“經典模式”有幾大特點：一，期限控制，僅為一年；二，小組放貸，先后有序（“2+2+1”，即根據貧困程度，優先貸款最貧窮的2個人，再貸給另2個人，最后貸給小組長）；三，必須分批還款，不能一次還清；四，單一借款人借款上限控制嚴格。2001年到2004年，格萊珉完成向二代轉型。到2003年末，格萊珉已經擁有1195個營業所、1.2萬名員工，并覆蓋了312萬貧困農戶，存款余額2.27億美元，貸款余額2.74億美元，基本貸款年利率20%，貸款回收率99.06%，凈利潤1100萬美元（徐忠，2006）。今天，格萊珉銀行以保持了9年的盈利記錄成為兼顧公益與效率的標桿。而依靠無抵押的小額貸款，該銀行加639萬個借款人中有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經成功脫離了貧窮線。通過格萊珉信托公司，“格萊珉銀行”還將其模式復制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目前格萊珉信托已在中國開展了16個項目，向5.35萬人提供了共163萬美元（折合人民幣1304萬元）的貸款。

（三）村銀行模式

1984年，烏干達成立了一家由國際社會基金資助的非營利機構（FINCA），致力于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小額信貸服務。其創造性的特點是：服務對象縮小為一個村或一個小鎮。“村銀行（Village Banking）”獨特的區域運營模式可以有效利用社區信息和團體壓力來解決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的問題。“目前該模式已被世界各國大約3000個組織廣泛采用，成為國際小額信貸運動中的一種主要模式”（諸寧瑜，2012）。

（四）陽光銀行模式

1987年，玻利維亞也成立一家以捐款為資金來源的非營利性組織（PRODEM），與FINCA不同的是，PRODEM主要為城市小企業及自我雇傭者提供小額貸款，依靠的是相互擔保人制度，即如果貸款人拖欠不還，所有相關的擔保人將聯合承擔償還責任。比印尼BRI模式更為干脆的是，PRODEM在1992年進行模塊分組，將商業化運作的部分單獨分離，成立了正規的銀行業金融機構――玻利維亞陽光銀行（BancoSol），這成為國際上第一個轉變為正規商業銀行的非政府組織。“為此，玻利維亞還專門頒布了有關資本充足率、資產風險加權、壞賬準備金及信息等方面的專門法規，使它具有合法地位，可以辦理全部銀行業務，能夠確定合意利率來彌補成本”（趙小晶等，2009）。

四、結論與建議

國際小額信貸發展方興未艾，總體朝制度主義邁進。這給中國小額貸款公司等創新型小貸模式提供了戰略發展方向。以小額貸款公司為例，結合中國國情，我們認為小額貸款公司在國際主流的制度主義的框架內可以有三大發展方向：一是培育民營企業、民間資本參與的小額貸款公司發展成村鎮銀行，逐步使其以“正規軍”的態勢參與中國金融業的市場競爭，以此倒逼中國金融加快改革步伐；二是發展成互助基金，便于與小額貸款公司有緊密聯系的企業之間進行資金調劑和周轉，以提高企業聯合應對資金困境；三是堅守純粹的企業性質的金融服務機構，在國家有關優惠政策的指導和激勵下，切實服務好農村、農業和農民的發展問題。

參考文獻：

[1]崔德強，謝欣，有特色的BRI模式――印尼人民銀行小額信貸模式剖析[J]，中國農村金融，2008年第07期

第3篇：民間借貸案例經典案例范文

經濟學的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都是對于市場經濟運行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況，實際上可以稱為市場經濟學。它揭示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的基本機理和規律，并總結各個微觀主體之間以及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聯系，在數百年的時間里形成了一套很完善精密的理論架構和分析方法。由于經濟學是建立在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基礎上的理論總結和眾多經濟學家的智慧結晶，因而可以用來解釋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和微觀經濟現象，可以為進行經濟管理方式提供思路，可以為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依據。[1]中國，對源自于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實現了由排斥到選擇性接受，再到越來越推崇的態度改變，這個過程在高校的教學過程中表現的尤為明顯。作為一門專業基礎理論課程，經濟學目前基本上我國的大部分高校都受到重視，成為財經類各專業的主干基礎課程之一。無論是課程的教學量還是被開設的廣泛程度來看，都超過了以往必開的政治經濟學，在事實上成為我國高校財經類基礎理論教學的主要內容。這些年來經濟學課程的廣泛普及，對于我國經濟學基礎知識的推廣和提高，對于改變學生的經濟學知識結構，提高我國整體經濟學認識水準，推動經濟學教學水平的整體提高和經濟研究內容的擴展，都有著明顯的積極意義。作為中國對外開放所引進的新思想和新理論，作為一種完全舶來的事物，經濟學沒有中國土生土長的土壤和環境，在中國的高校進行課程教學和理論傳播需要注意一些問題，尤其是如何確定正確的教學目標，并以相應合理恰當的過程和方式去實現顯得非常重要。

二、經濟學教學過程要教會學生經濟學思維方式

（一）經濟學教學目標的設立要避免兩個極端

作為一門在高校廣泛開設的財經類基礎課程，開始課程之初要明確和設定恰當的教學目標，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結合經濟學思想體系產生的大環境來考慮。傳統中國社會重農抑商思想影響極為深遠，沒有產生經濟學思想和理論的土壤，目前我們講授的經濟學理論完全來自于歐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其數百年的市場經濟政策和實踐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理論總結和理性分析，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歐美意識形態、經濟學基本原理和經濟學分析研究方法的綜合體。我們的教學目標應該如何設定呢？是將來自歐美的經濟學意識形態、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這樣的綜合體系不加分析鑒別和盤托出？還是有所取舍，擇優錄用呢？我認為應該注意避免兩種極端。作為東方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高校開設來自歐美的經濟學綜合思想體系，我們毫無疑問應該充分意識到經濟學思想中的意識形態色彩。在改革開放之前以及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高校都曾經開設有一些不多的經濟學課程，但是當時講授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強調這是一種為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合理性進行辯護的思想體系，被認為是充滿辯護性的庸俗的學科，也正是在這種教學思想的指引下，經濟學的教學目標成了深刻認識經濟學本質，避免被西方腐朽思想侵蝕和演變的批判課，教學過程也變成了對于經濟學思想的多角度的批判過程。[3]這種極端156做法顯然是應該否定并被擯棄的。如果把經濟學僅僅是看成只有經濟學基本原理和分析研究方法的純粹的科學，忽視其包含的意識形態色彩，顯然又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有些人認為經濟學中的很多微觀和宏觀理論，描述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經濟主體行為總體特點和經濟現象的內在一般規律，這些理論就如同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和數學規律，是沒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純粹的科學理論，沒有國家界限，沒有社會制度界限，雖然產生于歐美，但是在中國一樣的有效的。經濟學的教學目標的設定應該是教給學生一整套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關系、基本理念和基本分析方法，在這個過程中，不要過多的去批判其不合理的方面和有別于中國實際的情況。過多的對于經濟學基本觀點和理解的批判會困擾學生的學習，使其對于經濟學學習的目的產生懷疑和迷惑。相比較現代宏觀經濟學而言，經濟學微觀部分的基本原理還是沒有太多意識形態色彩，對于所研究對象的分析也是比較客觀比較科學。

（二）經濟學教學要以培養學生經濟學思維方式為目標

經濟學教學的目標設定需要避免過多受意識形態干擾，同時也不能完全忽視中西方經濟環境的不同，因此經濟學教學目標不在于具體的經濟學概念、觀點、理論、結論的識記和背誦，而在于培養學生分析經濟社會現象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的掌握，教會學生以經濟學思維方式去思考社會經濟現象和個體經濟行為。經濟學如同其他學科一樣，有著自己的獨特的學科語言和思考方式。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思考社會經濟現象和個體經濟行為，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需要用經濟學的視角去觀察和體驗經濟社會，按照科學的分析方法抽象出理論，然后運用這些理論去對經濟現實進行驗證和考察。第二，運用之前從經濟社會現實中抽象出來的經濟學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論對于經濟社會中的現象提出建議，通過相應渠道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用經濟學的原理和理論服務于社會。第三，立足于經濟原理和理論，明晰不同經濟學派別之間存在分歧的原因。不同經濟學派對于相同經濟現象會產生有差別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經濟理解，并提出可能會相反的經濟政策，這些都是完全正常的。教會學生用經濟學思維方式去思考社會經濟現象，能夠使學生知道如何去看待經濟現實，知道立足經濟現象按照什么邏輯得出結論，知道經濟現象背后的經濟規律和產生原因，也促使學生敢于對經濟政策提出不同看法，使得學生能夠應用經濟原理和經濟理論去分析和解決工作生活中的具體經濟問題，避免教條式的理解和運用經濟理論。[4]教會學生經濟學思維方式，既有利于學生對于經濟學的學以致用，也有利于經濟學思維方式在全社會的推廣和普及，有利于全社會經濟學素質的提高。

三、經濟學思維方式的教學過程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目前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普遍存在一種重視具體教學內容輕視對于內容的分析的現象，講解教材上的內容多，聯系具體實踐少，尤其是聯系具體經濟實際情況的中國要素更少，大多數案例都是來自于歐美國家。有些教師照本宣科，就教材論教材，甚至完全不做具體分析，純粹抽象講解經濟學理論，脫離中國經濟實際情況。這種情況的存在使得學生沒有經濟學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切身體會，不利于培養學生對于經濟學的學習興趣，不利于在興趣的指引下不斷鉆研經濟學原理及對其實際運用。

（一）結合中國實際添加中國要素的重要性

拋開中西方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不同，經濟學也是根據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現實總結提煉而成的，其產生和成熟的大背景是歐美國家的經濟條件和發展軌跡。而現階段的中國和西方在很多經濟條件方面有所不同。第一，中國屬于東方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是遵循科學發展觀奮力實現中國夢的初級階段，這與歐美發達國家在社會基本制度和發展水平上就有著巨大的差異。第二，中國目前正處于市場經濟的轉軌的過程中，原有的經濟制度中的元素還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并發揮著不同程度的影響，由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在某些領域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新舊不同經濟體制的矛盾還將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繼續存在著。第三，中國人口眾多生態環境脆弱，經濟發展起點較低。[5]這就意味著在較長時期內，人口與資源、環境與發展的矛盾都將會持續不斷影響著中國的發展模式和道路。有鑒于此我們不能原封不動將產生于歐美的經濟學照搬到中國，而必須將其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才能使之更好運用于中國。在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這一點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否則經濟學教學極有可能成為脫離中國實際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在經濟學的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有些內容可以直接采用，而有些內容因為與中國經濟現實出入較大，需要經過改造或者放棄暫時不用。對于利率形成機制的不同造成的影響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經濟學中常常將利率設定為一個市場決定的經濟變量，由資本市場的賣方和買方根據市場供求共同決定，而中國目前的利率是由央行高度管制的，民間借貸形成的市場利率雖然也有，但是還沒有到影響經濟發展全局的地步。由于利率形成機制的不同，建立在利率市場化基礎上的一些理論就不能用于解釋說明中國的現實經濟。[6]

（二）結合中國實際添加中國要素的方法和思路

第4篇：民間借貸案例經典案例范文

關鍵詞：創業；金融市場；創業金融；創業政策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2-19

作者簡介：譚福河（1975-），男，山東萊州人，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創業教育中心副教授，武漢理工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創業教育、創業金融；酈瞻（1973-），男，哈爾濱人，杭州師范大學電子商務系教師，哈爾濱商業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 一、引言

創業金融是一種可以獨立的金融組織方式與金融制度安排。國內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的創業投資之所以難以有大的起色，主要原因就在于寄居在傳統金融體系之下的安排難以為資本特性的充分表達提供空間。創業金融是建立在以潛在收入流量為評估基礎的金融制度安排，它摒棄了傳統商業金融和現代金融的低風險、高流動性和穩定收益的“三角定律”，進而以可控風險下的高收益回報為理念展開金融活動（房漢廷，2005）[1]。創業金融關注創業者和早期企業。創業金融同一般的公司金融有8個重要區別，包括投資和融資決策的關系不同、分散風險在決定投資價值時起的作用不同、外部投資者參與管理的程度不同、開發新項目能力的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影響不同、簽訂合約對解決激勵問題的作用不同、期權決定的價值對企業重要性程度不同、回報作為估值和投資決策考慮因素的重要性程度不同、追求的目標不同等（理查德，2011）[2]。

創業金融行為存在的基點是資本，而站在資本身后的則是企圖通過創業導向的行動獲取更多財富或謀求自我價值實現的社會主體。伴隨后工業化社會的進程，社會結構多元化的特征更為突出，由此而產生金融多元化趨勢，創業金融是其主流。堅持社會公平正義，為每個人的發展提供發展機會，發揮每一個個體創新創業的主動性，為每個個人主體力量的發揮創造機會、創造條件，這是現代社會秩序建立的基本導向，也是創業文化的本體含義。資本是創業文化的載體，資本對價值的追尋過程即為創業金融，豐富多彩的創業活動則是創業資本金融行為生動的社會表達形式。

政府借助金融的手段影響創業行為是社會創業政策的一種類型，發達國家直接支持創業的金融基本政策包括三種：政府金融機構提供貸款，政府金融機構提供信用擔保，政府直接設立或鼓勵設立進行股權投資的投資公司。金融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性會造成資本供求之間的矛盾被認為是創業金融政策具有存在必要性的基本理由，但不同國家對究竟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存在不同的選擇。美國、英國等國家主流的看法是金融機構應該努力提高獲取信息的能力，反對政府直接以金融手段參與創業過程，這些國家創業金融的發展規模都比較小，而且以信用擔保為主。日本、法國等國家創業金融的規模則比較大，手段更豐富，因為這些國家認為金融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性是很難消除的，政府有直接介入的必要[3]。

金融市場供給的一元化與需求的多元化之間的矛盾是透視我國創業金融政策的窗口。科學技術部2012年12月20日的《科技統計報告》揭示，2011年，中國創業風險投資機構的投資重心進一步后移，對種子期和起步期的投資項目占比僅為324%，創歷史新低，尤其是對種子期的投資項目占比低至97%，投資金額僅占43%，項目退出平均時間為385年，明顯小于2010年的437年。天使投資的發展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一個經濟體資本創業的活躍程度。來自NBT新智庫的《2012年中國創業投資統計報告》給出的數據相當不容樂觀，在2012年中國創投市場披露的案例中，天使投資僅占4%。在美國，每年天使投資的資金規模與風險投資的投資規模基本相當，但天使投資投資的項目數量要多于風險投資的10倍以上。在信貸領域，銀行放貸以企業的短期貸款為主，對個人的貸款占比只有15%左右，而且集中于房貸領域，所以說銀行對創業只能“錦上添花”。從世界范圍來看，真正對創業有幫助的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及資本市場。但我國資本市場建設一直是一個短板，而非銀行金融機構同銀行的依附關系又比較強，有專家估計中國所有非銀行融資活動的70%左右，事實上只是傳統銀行的表外活動。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當前金融體系的供給是一元化的。國家在關于金融業發展的“十二五”規劃中也明確承認多元化金融機構體系和多元化金融市場體系是有待完善的，真正體現創業特質的中小微型創業主體在這里難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總第437期

譚福河：創業金融政策多樣化與碎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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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業 研 究

2013/09一元化的金融供給與多元化的創業金融需求之間的矛盾存在已有時日，公共政策早在20年前就已經關注到這一矛盾，并提出了總體改革框架，但遺憾的是最近10年的改革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本文探討的不是這一矛盾，而是與此相關的公共政策。如今創業金融政策的發展呈現出新的態勢：一方面，政府參與創業金融的活動日益積極，相關政策越來越多樣化；另一方面，各種政策之間的不協調性更加突出，政策體系結構碎片化特征日益明顯。多樣性與碎片化的具體表現是什么？為什么在政府主導的金融體系下會出現碎片化的情況？政策碎片化是來自于價值層面，還是來自事實或行動層面？實現創業金融政策協同發展的出路何在？國內從本世紀開始關注創業金融問題，但是相關研究對上述問題還沒有清晰的解釋，本文以廣州市番禺區為一個樣本對象，試圖對上述問題作進一步的解析，為相關決策部門提供參考。關于番禺區金融業及企業融資需求方面的數據均來自筆者承擔的課題調研。

二、多樣化：趨勢與背離

（一）趨勢：創業金融政策的多樣化導向

創業金融政策多樣化不是新的題目，但卻從未像2012年這樣引人關注。2005年《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05]3號）明確提出允許非公資本進入公用事業、金融服務、國防科技工業建設等領域，在加大信貸投資力度、拓寬直接融資渠道、鼓勵金融服務創新等方面向非公資本開啟了一扇門，這是金融多元化的真正開端。2010年《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13號），即“新36條”進一步強調要完善創業投資機制。但上述文件提出的一系列推動金融多元化的措施因為缺少實施細則和相應的保障條件，其實施效果并不理想，多元化雖然有了一些勢頭，但距離創業發展的需求相去甚遠。2012年《關于進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業健康發展的意見》（國發[2012]14號）在財稅政策方面有具體的安排，在商業銀行支持小微企業創新創業發展方面也有相對具體的規定，例如明確了商業銀行在定價方面的自由度和對不良貸款的容忍度，但是對于小微企業創業所期盼的股權交易市場、債券融資、場外交易、創業投資等領域卻依然沒有什么大的起色，相關表達實際上是對原有文件內容的再次強調。2012年3月溫州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獲批，4個月以后，珠江三角洲金融綜合改革創新試驗區獲批。規劃文件特別強調要構建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多元金融體系，鼓勵在地方金融組織體系方面先行先試，原本處于灰色地帶的民間金融迎來了歷史機遇。改革的一大亮點是賦予民間金融取得平等參與資本市場的資格，通俗的表述就是允許其進入體制內活動。于是，在官方的積極促進下，地方銀行、擔保機構、小貸公司、投資基金等金融機構大有久旱逢甘霖的勢頭，金融領域由銀行獨領的格局由此產生改變的可能。

央行統計調查司2012年9月的數據，從宏觀上說明了金融多元化的趨勢特征。2002年到2011年間，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由2萬億元擴大到1283萬億元，年均增長229%。2002年除人民幣貸款外的其他融資占比很小，僅為81%。但是到了2010年，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下降至60%以下。2011年新增人民幣貸款747萬億元，是2002年的404倍；除人民幣貸款外的其他方式融資為536萬億元，是2002年的327倍，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418%，比2002年上升337個百分點。數據顯示，2011年企業債券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合計融資180萬億元，是2002年的181倍，2011年小額貸款公司新增貸款1 934億元，比2009年增長15倍。

金融多元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引導資本合理流動、優化經濟結構、建立可持續的發展方式是金融多元化最終的落腳點，這也是創業金融同傳統金融在內涵上的重要差異。創業金融體現的是一種社會秩序，這種以民間創富意愿和生產要素資本化為基礎的秩序使金融資本能夠自由流動，從而實現產業與金融的深度對接，達到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目的。國家宏觀層面的政策導向已經很明確，就是要通過發展創業金融，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推動創新創業型企業快速成長，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然而理論研究的主要觀點及來自微觀層面的表現同宏觀政策表達之間呈現出明顯反差。蔡紅艷和閻慶民（2004）、吳劍雄（2012）等對該問題的理論研究得出的基本判斷是：我國金融市場結構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相比于政府的非市場力量，資本市場力量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差強人意[4-6]。這種不盡如人意的效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為政策時滯嗎？如果是政策時滯的問題，似乎只需耐心一些就可以了，但如果不是呢？為了更直觀的分析創業金融政策多樣化的運行效果，以下選擇廣州番禺區作為典型案例，通過對企業融資需求及區域金融發展情況的分析來概括微觀層面的具體情況。

（二）背離：微觀層面的不同感受

本次調研的對象包括金融服務單位、企業、政府相關部門等三方面機構。數據收集主要采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相結合的方式。訪談從2012年1月5日開始，調研人員先后走訪了中國銀行番禺支行、中信銀行番禺分行、銀達科技擔保公司等6家金融服務機構，珠江燈光、標卓公司、華創動漫產業園等12家行業代表性企業，與上市辦、金融辦、廠商會等部門進行了深度交流。調研問卷在區廠商會的幫助下發給行業內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回收有效問卷63份。在樣本中， 100萬元以下的企業有43家，占到68%；50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13家，占到20%。問卷調查對象主要來自電子電器、燈光音響、機床機械、家居用品等生產制造類行業，商業服務和旅游餐飲類企業僅有5家，這樣的分布符合番禺產業結構的特征。被調查對象中民營企業52家，占8253%；外資企業7家，占1111%。此外，還有3家國有企業，1家集體企業。樣本中近83%的企業是面向國內市場，17%的企業面向國際市場提品與服務，其中有159%的企業兼顧國內外市場。樣本企業從業人員在300人以下的占到94%，按照國家對企業的劃分標準，被調查者基本屬于小型企業。

1. 企業對金融服務總體滿意度偏低。番禺區金融服務體系的基本結構較為完備，全區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外資銀行等銀行分支機構30家，金融機構網點350多家，村鎮銀行1家，擔保機構1家，小額貸款公司1家，保險機構分支機構20家，政府引導基金1支。上市辦、融促會及相關行業協會在企業金融服務方面都發揮了一定作用。從金融服務的內容來看，銀行及擔保公司能夠兼顧不同規模企業的需求，配合政策導向完成對中小微型企業的服務工作。但企業對金融服務機構提供服務的反饋中，表示一般的有619%，較滿意和很滿意 2. 企業資金緊張的情況突出。被調查企業普遍反映資金壓力較大，有2381%的企業感到資金緊張， 619%的企業資金需求量較去年上升。與去年同期相比，有381%的企業出現產品庫存增加，3016%的企業出現應收賬款增加。關于融資的用途，從圖2可以發現，補充流動資金是主要目的，購置固定資產的安排并不是考慮的重點。從這些數據可以判斷，企業感到資金緊張主要是由于流動資金不足。形成這種壓力的原因，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原材料價格上漲過快、勞動力成本上升、生產投資規模擴張過快、銷售不暢與應收款回款困難、人民幣升值壓力過大等。企業缺口資金額度的情況如圖3所示。

3. 創業型投融資渠道阻滯。番禺企業總體上處于創業轉型期，訪談過程中接觸的一個案例能夠給出直觀的解釋。博仕機電工貿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公司目前主營飲料包裝機械，是國內許多大型飲料企業的配套供應商，在國際市場也有所突破。在訪談過程中，我們了解到該企業是典型的技術創新型企業，在業內有良好的聲譽和技術研發實力。公司僅有50余人，年營業收入幾千萬元。公司負責人非常希望能實現二次創業，帶領公司實現新的跨越，但憑借本身的資金積累，公司難以進行大幅度的戰略運作。公司近10年來從未使用過銀行貸款，曾經因為要引入一項新技術向銀行申請2-3百萬元的貸款，但銀行對這么小的額度不感興趣。在被調查企業中，類似于博仕機電這樣處于再創業階段、急需創業資本注入的企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資本的天性是逐利。如果說流動性資金需求是顯性特征，是為了解決一時之需，那么，創業投融資需求則是能夠體現番禺企業資本運動趨向的內涵特征。但來自銀行方面的反饋表明，企業用款意愿相比以往有明顯下降，表明企業資金使用的審慎態度，同時也釋放出資本流動受到阻滯的信號，銀行提供的金融產品不能適應企業轉型對長期資金使用的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整體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部分傳統企業的經營者撤出了原有投資領域，據業內人士的經驗判斷，比例大概有30%，這就形成了頗具規模的民間游資，加上其他尋找投資機會的資金，番禺民間資本相當豐厚。

4.企業融資成本高。企業普遍反映融資成本比較高，利率高被認為是阻礙企業向銀行貸款的首要原因。銀行對小微企業的貸款利率最高可以上浮到基準利率的70%，對此，57%的受訪企業表示難以承受（見圖4）。此外，向銀行融資的程序太復雜是另一個重要原因，47%的受訪企業反映復雜的銀行程序增加了使用資金的成本。

5. 融資方式以借貸為主。從企業融資的途徑看，向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貸款、向親戚朋友借款、向股東或其他企業借款等債務性融資占據主流，股權融資占1587%（見圖5）。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企業對債務性融資較為熟悉，另一方面則是在資金市場可以獲得的融資服務產品比較單一。聯保聯貸、貿易鏈融資、知識產權抵押等方式雖有所發展，但應用并不廣泛。銀行方面給出的解釋是這類貸款業務的核貸成本高、風險大。

綜上所述，番禺區金融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匹配，創業型金融服務需求在目前金融產業組織結構下難以得到滿足。番禺區地處改革開放前沿，區域創新創業文化濃厚，民營經濟活躍，目前進入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番禺區面臨的金融問題在全國具有典型性，番禺企業投融資環節的困境可以說是我國創業金融發展到今天所遭遇問題的生動典型。

一方面，番禺將近90%的企業屬于小微企業，企業缺口資金額度（參見圖3）的分布情況也表明小微企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是主流。另一方面，商業銀行是地方金融推動政策金融的主體力量，非銀行金融服務機構的發展相對滯后。上文提到的博仕機電公司的例子充分反映了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的尷尬。對銀行的訪談了解到，各個銀行都很重視開發這類企業客戶，80%的銀行都成立了面向此類客戶的工作機構，但限于目前的銀行管理制度及該類群體自身管理方面的問題，供需雙方信息不對性的問題依然突出，銀行開發這類企業是不經濟的，這就是為什么小微企業去銀行貸款受到冷遇的原因。沒有正規的金融機構提供服務，當這些企業急需資金時，就只能求助民間金融市場，有的可能嘗試高利貸這種非法的途徑。

創業金融體系的主體是產業投資基金和產業銀團組織。番禺民間資本雖然豐富，而且擁有卓越的創業文化環境，但卻缺少推動資本積聚與流動的媒介。現有金融服務類機構直接從事股權投資業務的不足1%，適應創業投資發展的金融組織、金融工具與金融產品都非常欠缺，技術認證機構、產權估值機構、企業上市督導機構、針對創業型企業的專業擔保機構、規范行業運行的行業組織等發展相對落后，導致創業資本難以聚集，更難以流動，產業金融的發展難以有跨越式發展。企業在這方面的呼聲很高，有7302%的被訪者認為應該加快發展中小企業資本市場。銀行、保險公司、擔保公司等機構也普遍意識到企業融資需求的變化，但在沒有社會公共服務平臺支撐的情況下，金融創新的成本和風險完全由金融機構自身承擔，出于對投入產出效率及規避風險的要求，其金融創新的投入都相當謹慎。譬如知識產權抵押貸款，這種產品需要銀行對知識產權的價值進行估值，但目前缺少類似的社會服務機構，銀行自身也不具備這方面的專業能力。再如對初創企業的融資服務，在缺少抵押物的情況下，需要對初創企業的未來價值及企業信用作出判斷，能提供這類服務的機構同樣是空白。如此則造成資本供給與需求雙方溝通的巨大障礙。所以，如何通過社會平臺建設，降低個別金融機構的成本，貫通供需雙方的溝通渠道，是一個關鍵問題。

推動商業銀行服務中小微企業，健全資本市場體系，通過政策金融直接引導投融資，完善創業投資服務平臺，這是近十年來形成的創業金融政策的基本架構，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微觀表現與宏觀政策要求之間的差距并不是問題，問題在于微觀層面對宏觀政策的理解與反應同政策原本的價值定位存在嚴重的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弱化了多樣化創業金融政策的效果，并造成政策的碎片化。

三、碎片化：路徑鎖定下的必然結果

（一）碎片化的表現

創業金融政策只有遵循創業發展規律形成體系，才能產生推動社會創業蓬勃發展的正能量。《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在民營資本行業準入方面規定要貫徹平等準入、公平待遇原則；在金融扶持政策上鼓勵政策性銀行依托地方商業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和擔保機構，開展以非公有制中小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的轉貸款、擔保貸款等業務；在金融市場建設方面提出要規范和發展產權交易市場，推動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鼓勵非公有制經濟以股權融資、項目融資等方式籌集資金，建立健全創業投資機制，支持中小投資公司的發展。《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第三十一條提出：各類金融機構要在防范風險的基礎上，創新和靈活運用多種金融工具，加大對民間投資的融資支持，加強對民間投資的金融服務；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監管部門要不斷完善民間投資的融資擔保制度，健全創業投資機制，發展股權投資基金，繼續支持民營企業通過股票、債券市場進行融資。第三十四條提出：充分發揮商會、行業協會等自律性組織的作用，積極培育和發展為民間投資提供法律、政策、咨詢、財務、金融、技術、管理和市場信息等服務的中介組織。上述政策具有很強的系統性和包容性，但地方政府政策執行中過于聚焦創業的個別環節，沒有形成基于創業規律的系統，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是成長期與成熟期的創業活動得到特別眷顧，其他階段的創業金融政策缺位，造成創業活力難以持續的問題。圖6概括了創業活動從創意產生到市場退出的基本過程，只有各個階段的創業活動能夠前后相繼，整體社會創業活力才是可持續的。但當前的情況是，成長期與成熟期的企業不僅是民間資本追逐的寵兒，而且是政策性金融照顧的重點，創意產生階段（預孵化階段）、種子期、導入期及退出階段的創業活動則被冷落。本來政策性金融設立的初衷是彌補市場失靈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在金融市場處于劣勢的弱小企業提供支持，如今的創業金融政策不僅沒有起到彌補市場失靈的作用，反倒是強化了金融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格局。

其二是商業銀行貸款融資成為政策金融的主導手段，創業金融名實不符。限于中小微企業的經營特點，商業銀行與企業之間存在非常高的信息不對稱性，所以銀行會惜貸，這是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現象。因此，通過商業銀行支持中小微企業創業僅僅能解決部分企業的短期用款需求，難以發揮創業金融的作用。所以，發達國家大都建立了以政策金融為主體的多層次、多元化金融服務體系。例如：日本中小企業創業在融資支援方面以政府金融機構為主，其中國民金融公庫是以小型企業為主，中小企業金融公庫的申貸對象是以中小企業中較大型企業為主，重點以零售業放貸為主，商工組合金融公庫則以同業公會為主要放貸對象；在信用保證方面，以信用保證協會的信用保證為主，輔以中小企業事業團的融資信用保險；在資本形成方面，以中小企業投資育成公司對中小企業投資支持為主[8]。國內創業金融政策雖然在多年之前就提出要發展多層次的金融支援體系，但著力點仍然是放在商業銀行對企業的貸款方面，其它層面雖有起色，但難以擔當支撐創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而商業銀行的性質決定了其“持幣觀望”的姿態，如此就造成了創業金融的散亂之態。

（二）碎片化的成因

多樣化的政策設計為何步入碎片化的階段呢？通過金融業結構調整促進創業資本的形成與流動是我國創業金融政策的基本路徑，筆者認為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利益集團推動形成了政策的路徑依賴，發展至今已經形成“鎖定效應”，由此造成新生金融元素及非金融企業資本活動被邊緣化，這是碎片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中肯定了金融機構對資源配置的作用，認為金融機構的介入使投資和儲蓄的總量超出了儲蓄者和投資者在不存在金融機構時的直接融資總量，而且金融機構能更有效率地在潛在投資項目之間進行資金分配，以提高邊際收益率。但他也明確了金融機構發揮作用的條件是能夠保證金融工具的有效供給和金融機制的正常運行[9]。因此，分析金融產業政策問題應基于金融產業運行的核心機制，而不能僅僅局限于金融機構數量的增減變化。產業組織是市場結構和企業行為的總和，合理的產業組織可以激發企業競爭活力，促進專業化和規模經濟發展，有利于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是產業組織理論中經典SCP范式的主要思想。產業結構（S）轉換是否能引致企業行為（C）的變化，并進而促進經濟績效（P）的提升，取決于結構變化是否能形成相應的價格機制，建立新的市場秩序。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環境中，企業融資方式有很大差異，金融工具的結構也是各有特色。譬如，日本企業間接融資的比重比較大，而美國企業直接融資的比重比較大，很難簡單評說哪一種融資方式是好或是壞。所以，對金融產業組織結構政策的分析，雖然要關注提供不同金融工具的不同類型金融機構的分布，但更為重要的是探析什么樣的結構更有利于保證金融業提供適合區域發展的金融產品，即金融工具的供給問題。

在國家提出的推動民營資本及中小微企業發展的多元化金融構想中，商業銀行被置于首要位置。限于金融機構垂直管理體系，地方政府難以深度介入商業銀行的運作，基于產業發展的金融創新不能協同開展，造成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政策與金融發展的隔離狀態。地方政府對金融創新的期望更多寄于非金融資本的市場化改革。但是政策留給民間資本流動的渠道一直以來較為單一，“十一五”期間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比年均只有1108%。2012年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進一步明確要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但相關規劃同1998年通過的《商業銀行法》有所抵觸。此外，民間金融原本是彌補商業銀行不足的重要力量，如今引導其進入銀行業，一旦合法化、組織化以后，無非是進一步強化商業銀行的壟斷格局，直接帶來營運成本的上升，民間資本原本的靈活性和低成本優勢就會喪失，其推出的金融產品只會價格更高。原本被地方政府寄予厚望的小貸公司、擔保機構、中介服務等環節，因為同商業銀行利益的高度關聯，也難以供給符合創業企業成長規律的產品。因為結構難以轉換，從而形成“S（結構）”與“C（行為）”之間的割裂。所以，基于金融系統內部的產業組織結構政策難以產生建立新價格機制的效果。

四、結論與反思

總而言之，創業金融政策多樣化格局初步形成，但政策被鎖定在借助商業銀行提供融資支持的路徑之上，創業金融政策缺少協同，宏觀設計與微觀表現相沖突，碎片化特征更加突出，創業金融需求的有效供給嚴重不足。創富不同于融資，融資是技術問題，創富則是制度問題。對創業金融政策問題的界定應當圍繞創富展開，但近20多年的選擇始終是基于融資，其背后是政府“父愛主義”思想對市場秩序的干擾，是計劃導向的金融系統凌駕于創業資本的不平等。金融生態系統既需要金融生態內部系統的平衡，也需要金融生態內部系統與金融生態外部環境之間保持協調。中國要成為創新型國家，需要建立與商業銀行評價標準不同的新金融機制，形成包括創業金融體系在內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通過完善技術認證機構、產權估值機構、行業協會、企業戰略聯盟、資信評估機構等非銀行金融服務機構，通過多層次政策性創業金融機構的建立與完善，通過進一步完備非金融企業資本交易平臺，培育資本創富能力與健康的金融市場價格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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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民間借貸案例經典案例范文

關鍵字： 合同 原因 約因 合同效力

一、 問題的提出

人們常常提出這樣一個疑問：一個沒有“交易”的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或者更直接一點說：一個沒有對價的合同是否應當賦予法律效力？德國學者指出：“具有行為能力的雙方當事人每一次訂立的、沒有被錯誤、欺詐或者脅迫玷污的協議，是否都應產生或者引起可履行的合同義務呢？沒有一個法律制度這樣認為。他們都承認只有在比單純的同意這樣的事實多一點什么時，某種允諾才是無效或者可履行的。這種‘多一點什么’的東西是什么呢？”[1]（P 77）這只能從市民社會中的合同之本質來考察。

在市民社會中，每一個“市民”都是利己的主體，因此，合同之任何一方當事人的允諾一般是為了得到某種回報[1]（P 81）。因此，從立法及學理上看，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均認識到，契約的目的是為了設立、變更或消滅權利義務關系，即為正當的交易。既然人們的合意是為了利益的交換，就會得出兩個必然結論∶（1）將非財產性的約定從契約法上排除出去；（2）當事人的意志并非純粹的意志，而是“物化了的意志”，即具有交易因素的意志，受到“物”的約束。于是，在英美法系就創造出了“約因”理論，即僅有當事人的合意是不夠的，必須在合意上面加上一個物質性的因素-約因，使意志“物化”。而在大陸法系的許多國家，則在合意以外加上了一個“合法的原因”。特別是，大陸法系的民事立法（合同法）中，規定有同時履行抗辯權、不安抗辯權制度，即即使有雙方當事人的合意，但在一方當事人不能對待給付時，另一方可以提出抗辯。這也充分證明了意志的物化。

二、 英美法上的約因理論

約因理論對英美法系的合同法理論與實踐影響至深，英美契約法發展變化的蛛絲馬跡無一不與約因相聯系；法和經濟學派的功利主義、富勒的信賴利益理論、丹寧的“約定上禁反言”規則均是圍繞著約因理論展開的。霍姆斯說，契約的全部意義在于其正式性和外在性，約因在支持契約效力方面的說明，正是從當事人合意的外在視點去尋找契約的效力根源的。

約因這一概念萌芽于英國，發展完善于美國。約因在英國的出現最初是為了對抗其固有的令狀程式。眾所周知，中世紀的英國法極端重視形式，每一實體糾紛都有一種對應的訴訟程式。契約法領域的訴訟程式是包括那些具備法定書面形式及加蓋印章的合同，而大量的非正式合同不能采取令狀形式進行訴訟。因此，英國法院的法官最終發明了約因理論，從而使各種契約糾紛都能夠有一個統一的度量標準，使之能夠在一種共同的訴訟形式下進行訴訟[2]（P 64）。英國的法官是如何創造出約因這一武器的呢？在以令狀為基礎的訴訟程式為傳統的普通法系中，始終沒有關于允諾在什么情況下發生效力的統一規范，而面對越來越多的超出令狀訴訟程式的爭議的出現，法官必須重新發明一種程式，以容納所有的非令狀訴訟。在舊有令狀訴訟中，所爭議的合同是先天存在的，法官的首要任務只是照章判決。而在新的訴訟程式中，法官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所爭議的合同是否合法存在的問題。但沒有現成的法律可循，只能靠法官的分析得出結論。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約因是法官用以判斷在什么情況下作出的允諾應當產生合同性質的法律效力的一系列思維過程的完整化的總結[2]（P 66）。

雖然說約因產生的初始動機是為了使那些因令狀的限制而得不到法律救濟的契約糾紛獲得救濟，但其產生后的實際作用卻是限制約定的效力，即哪些允諾應賦予法律的效力，哪些不使其產生法律效力，約因就是一個判斷的標準，沒有約因的允諾是不能被強制執行的。所以，在英美法系，契約的成立必須是合意+約因。那么，約因是什么呢？普通法系國家關于約因的傳統理論認為：約因（對價）是指一方得到的某項權利、利益、利潤、利得或者另一方作出的容忍，即不行使權利、遭受的損失或者承擔的義務[3]（P 64）。其基本思想是：允諾在法律上的履行，只有在允諾是作為一種交換條件做出時才是合理的，即作為回報，要求對待履行，其中允諾人允諾具有利益，且想從受諾人那里得到這種利益。如果不是這樣，則允諾是不可履行的[1]（P 83）。也就是說，只有在被告的允諾具有良好的、充分的或者足夠的對價時，才允許提起違約所受損害的賠償訴訟。

與侵權行為法及財產法不同，契約責任僅存在于特定的當事人之間，源于當事人的約定。吉爾默指出∶“契約理論想捍衛這樣一種理想和主張，即任何人皆不必然地對某人某事負責。由于這種理想難以實現，于是折衷的辦法就是將責任限制在一個狹窄的范圍內，于此范圍，責任才是絕對而無條件的。”[4]（P 207）根據霍姆斯的論述，約因就是一種限制契約責任的工具。他指出，契約的全部意義在于其正式性和外在性，除非契約的形式-約因已經存在，否則不存在契約，也不存在契約責任。吉爾默稱之為“契約機器的平衡輪”[4]（P 210）。關于約因的作用，日本學者內田貴認為∶“約定要獲得法律約束力，必須具備哪些條件呢？在此出現了英美法上特有的概念‘約因（consideration）’，即原則上約定只有滿足了稱為‘約因’的要件時方可成為契約……故并不是所有的情形均適合給予法的約束力，在普通法區別適于給予法的約束力的約定和不適于者，而對后者以‘無約因’來否定其約束力。”[5]（P 299）作為對約定效力的判斷標準-約因的說明的最好的案例，也是在英美法上最有爭議的案例之一，就是1809年的斯迪克訴馬利克一案（StickV.Myrick1809）。船方雇傭一批海員作一次往返于倫敦和波羅的海的航行，途中有兩名船員開小差。為使順利返航，船主答應將開小差的兩名船員的工資分發給其他船員。但事后船主食言，船員們提出訴訟。法院認為，船主的諾言不能執行，因為缺少約因。理由是∶船員們在開船時就承擔了這樣的義務，即答應在航行中遇到一般普通的意外情況將盡力而為。有兩名船員開小差屬于這種意外情況，余下的船員應根據開始答應的義務盡力把船開回目的港，故原先存在的義務不能作為一項新的諾言的約因[6]（P 11）。對于這一案件，威靈斯頓教授評述道∶“如果A和B已經達成了一項雙務協議，經常發生的情況一般是∶一方當事人事后對契約感到不滿，并拒絕履行契約義務，除非另一方答應給他大大超過契約原來約定的數目的一筆補償。……在原則上第二個協議是無效的。因為，無論額外補償是否實際支付，違約方履行原契約義務并未產生合法損害，況且在達成第二個協議之時，違約方就已經受到了契約義務的約束而必須完成工作；而對于承諾方來說，第二個協議的履行，也不會給他帶來額外的合法收益，因為他已經擁有了要求對方履行契約義務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這一結論在原則上將得到國家權威的有力支持。”[4]（P 213）這是對 約因作用的經典性說明。約因理論也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

1 “獲益-受損”式的約因理論。1840年伊斯烏德訴肯揚案（EastwoodV.Kenyon1840）確立了“獲益-受損”公式。其大致的內容是∶如果要約人從交易中獲得利益，那么，這種獲益就是其作出允諾的充分的約因；另一方面，如果承諾人因立約而受損，那么這種損失也是其作出允諾的充分約因。簡言之，獲益或受損均為允諾的約因[4]（P 210）。但是，這一約因公式在實踐中具體運用時暴露出了自己的弱點，最直接的是它未能說明契約效力的全部問題，尤其是未能說清楚，從法律的觀點看，獲益與受損意味著什么，因此，招致了學者的批評。

2 霍姆斯的互惠約因理論。霍姆斯是在對“獲益-受損”公式的批評中提出自己的約因理論的∶所謂約因的本質不過是根據合意的內容，作為該約定的動機和誘因而賦予其約因或被接受之。反過來，作為引起提供約因的一般動機和約定，其根本在于，在習慣上彼此對他方而言處于互為誘因的關系[4]（P 300）。霍姆斯理論的革命意義在于將約定和約因的相互誘因關系加以特別的強調，從客觀上看，兩者構成交易。霍姆斯理論的法哲學思想的中心原則是這樣的∶法律發展的必然過程遵循下列軌跡∶最初，作為法律規則基礎或淵源的是那些對具有主觀道德錯誤或應受責備的案件的判決；最后，法律規則所具有的原始的道德內容將會完全消失，而被告意志的主觀狀態也會變得無關大體。法律就是這樣從“主觀”到“客觀”、從“內部”到“外部”、從“非正式”到“正式”的運動[4]（P 236）。這就是霍姆斯所說的，契約法的全部意義就是其正式性和外在性的意義。威靈斯頓對此作了這樣的說明∶毫無疑問，法律通常是通過主觀的意向性術語表達的，而遠遠不是客觀的表述，但后者被認為是前者的證據……但是，當法律被確定時，我們見到的是實質的法律規則而非任何“證據規則”。此時，整個主觀理論便告失敗-這種主觀理論有時又極其荒謬地濃縮為一句古怪而久已盛行的詞語-“意志的合意”。通過“意志的合意”這種偽裝，我們發現，在主觀理論下無法精確地表述我們所確立的契約規則，除非我們堅持主張構成契約的必需要素只能是完全外在的（客觀的）[4]（P 238）。這個外在的客觀的因素就是約因。根據這一理論，單純的約定不足以產生法的約束力，還需要交易性的外觀-約因。

霍姆斯的理論顯然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具有空前的影響，至少在美國成為得以維持壓倒一切的力量。依吉爾默的觀點，由霍姆斯確立的古典契約理論的本質特征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由于約因理論的重組，使契約責任的入口變得非常狹窄；第二，在契約責任成立的范圍內實施絕對責任；第三，對大額的損害賠償的限制乃至否定的態度[5]（P 300）。雖然，我們很難就霍姆斯的理論對契約法的影響和貢獻作出全面得當的評價，但就其對英美契約法的歷史性貢獻作下面的評價實不為過∶首先，霍姆斯的理論以約因這一外在的客觀的標準限制了契約責任的范圍，創立了內在邏輯緊密的理論體系，使英美契約法第一次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理論體系，并以第一次契約法重述的肯定為標志對英美合同法進行了成功的整合。雖然英美法在契約法方面總的趨勢是抵制法典化，但這種自成一體的理論體系本身就是法典化的一部分。其次，霍姆斯的約因理論真正體現了“自由的交易”這一在當時條件下社會的真正需要。因為，在這一理論框架內，“過去的約因不是約因”，例如，B贈與A價值10美元的書，其后A向B允諾支付10美元的價錢，A的允諾就會因缺乏約因而無約束力。因為，在A允諾之前B的贈與已經存在，現在，作為A的允諾，B無任何對應的交換物，即雙方無相互誘因關系；道德上的義務不能作為約因。但是，約因的價值不必與允諾的價值相等，因為某人愿意為一個允諾支付過高的代價，或者自愿接受低于其代價的許諾，那是當事人自己的問題，這完全是契約自由的內容，故在英美契約法上有這樣的法諺∶一把胡椒面就足以滿足法律對約因的要求。所有這些均充分體現了交換自由和契約自由的內容。在霍姆斯那里，巧妙地完好地揉和在一起。其理論獲得了空前的認同和影響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隨著“約定禁止翻供原則”的創立，約因理論面臨巨大挑戰。“約定不得翻供”原則是由英國法官丹寧勛爵于1946年7月的“中央倫敦財產信托有限公司訴海伊？特利斯房產有限公司案”中創立的。①在該案中，丹寧第一次在英國歷史上正式地使得沒有約因的允諾產生法律約束力。在該案的判決中，丹寧法官說∶“在每一個案件中，法庭認為某一承諾對于作出承諾的人是有約束力的，即使按照過去的習慣法，要找出它的任何約因也是困難的。法庭還沒有走到為由于違背這種承諾而要求損害賠償金的訴訟提出理由的程度，但是，他們不允許承諾的一方作出與其諾言不一致的行動。在這個意義上也僅僅在這個意義上，這種承諾才提出了禁止翻供的問題。”[7]（P 177）丹寧法官因這一判決而流芳百世，其判例所創造的規則在英國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但這是否意味著約因的廢除？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其在中央倫敦財產信托有限公司訴海伊？特利斯房產有限公司案的判決中我們已經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不得翻供不能作為提出賠償訴訟的訴因。在隨后的“庫姆訴庫姆”（be）一案②中，丹寧法官重申了這一點∶“我雖然贊成在海伊？特利斯婭中所宣布的原則，但有一點是重要的，即不應把它擴展得太遠，免得造成危害。這條原則不是制造出從前沒有的訴因。當雙方進行一筆交易時，在由于一方堅持自己嚴格的法律權利會產生不公正的情況下，這條原則僅僅是防止他堅持這種權利”。“照我的理解，這條原則是∶一方以自己的言論或行為對另一方作了一個用來影響他們之間的法律關系并且要照著去做的承諾或保證，那么另一方一旦迅速接受了這個承諾或保證并按此辦事，以后就不允許作出承諾或保證的人回復到以前的法律關系上來，好像他沒有作過這種承諾和保證。不過由于他自己把自己帶進了這個限定的條件中，他必須接受他們的法律關系，即使就法律而言這種關系沒有任何約因而只有他的話作為根據”。“考慮到這條原則從來不能孤立地作為訴訟本身的一個訴因而成立，那么當它是訴因的主要部分的時候，它決不能放棄約因的必要性。約因主義已被牢固地固定下來了，不能被一種間接的原因所。雖然近年來它的一些惡果在很大程度上有所緩和，但是它仍然是合同成立的基本必要條件，因此，沒有必要對它進行修改或廢除。我擔心我不能把這一點弄清楚，從而把本案的法官引入歧途。”[7]（P 181）

由此可見，公平的禁止翻供原則在丹寧法官那里，僅僅是作為衡平法避免不公正結果的手段，即是“盾”而不是“劍”。也就是說，受諾人可以在抗辯中使用，而不能直接據此提出訴訟請求。具體地說，當債權人允諾放棄債權時，債務人可以以其免除的允諾不得翻供對抗之；但在贈與的允諾中卻不能使用。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約因理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只要法官愿意，任何時候都能找出約因的存在，從而支持允諾的可執行性。卡多佐（BenjaminNathanCardozo）法官甚至在贈與的允諾中也找出了約因。甚至有許多學者和法院要求廢除約因。但是，約因的傳統作用并未消失，依然對約定起著制約作用。

三、 大陸法上的原因理論

《法國民法典》誕生之時，正是唯意志論思潮蔓延和泛濫的時代，意思自治和契約自由是私法的基本精神，但令人不解的是《法國民法典》第1108條卻出人意料地規定了“合法的原因”作為合同生效的要件，從而成為限制意思自治的工具。《法國民法典》第1108、1131-1133條明確將“合法的原因”作為合同生效的條件，而第1131條規定：“無原因的債，基于錯誤原因或者不法原因的債，不發生任何效力。”

法國法使用“原因”這一概念，來源于羅馬法與宗教法規。雖然約定必須遵守，但是，如果合同沒有特定原因，就如一個案件中沒有合理的或者適當的動機，這一合同 是不可控告的。所以，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就得出了這樣的公式：“無原因的合同無義務”[1]（P 75、77）。但是，由于法國民法典中并沒有規定原因的定義，也未指明無原因、錯誤原因或不法原因是如何產生的，而羅馬法中沒有經典性注釋，所以，債權制度中的“原因”便成為法國民法典中最不確定的概念之一[8]（P 152）。為此，法國法上原因的定義以及原因的具體作用等問題就成為法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并成為困擾司法的問題之一。

1 客觀原因說。一般說來，任何人進行交易均有直接目的與最終目的。直接目的是欲通過契約取得的利益或物，例如在不動產買賣契約中，一方的目的在于取得不動產，而另一方是為取得價金。最終目的是直接目的的目標，例如，買房子是為居住，賣房子得到金錢是為購買汽車。前者稱為“近因”，后者稱為“遠因”。近因在所有相同類型的合同中均是一致的、客觀的，而遠因則因人而異。因而，在法律上，只有近因才具有意義。法國學者博利亞（Berlier）指出∶“什么是原因呢？恩惠契約的原因就是恩惠本身；在利己契約中，原因就是利益，也就是說，當事人簽訂契約所追求的好處。在買賣契約中，這種利益對賣者而言是取得代表出賣物的價金本身；對買者而言，是獲得該物而不是代表該物價值的金額。”③由此可見，傳統的原因理論區分目的和動機，雖然是從“當事人為何進行交易”這樣的主觀心理出發，但卻拒絕對當事人的心理狀態進行個別分析研究，并以經濟因素即交換的理念作為根據，因而具有客觀性，可稱為“客觀原因論”。在這一點上，頗似英美法擴大了的約因概念。

2 主觀原因論。與19世紀的理論不同，現代原因理論賦予原因以主觀性，將之納入決定當事人表意行為的“個人理由”的范疇，即納入決定當事人訂立合同的“動機”的范疇。根據現代原因理論，原因不僅包括近因，也包括遠因。換言之，傳統的理論是將原因與動機截然分開，而在現論那里，原因和動機至少是部分加以混同，故稱為“主觀原因論”[8]（P 158）。傳統理論學者之所以對動機的研究持敵視態度，并將原因與動機截然分開，首先是擔心這種研究會導致合同關系不穩定。在他們看來，決定當事人表示同意的動機多種多樣，無法進行辨別；同時，從社會哲學的角度說，任何對動機的研究，都將違背意思自治原則。因為，如果當事人真正有創設法律關系的自由，那么，法律就不應當去考慮當事人實施某種行為的理由。總之，對動機的探究與個人主義思想是背道而弛的，故傳統理論認為，法官的權利僅限于對訂立合同的客觀因素進行審查，而這些客觀因素對相同類型的合同的任何當事人來說，是沒有任何區別的。但在現代法國學者眼中，隨著個人主義和意思自治原則的衰落，人們不再將合同視為合同本身的目的。認為當事人只有在追求合法目的的限度內，才有權享受意志自由。而所謂契約自由絕不意味著可以自由地開設妓院。因此，在法國現代學者看來，原因應當成為審查當事人運用契約自由欲達到的目的的方法，成為淳化合同關系的手段……。簡言之，在傳統理論中，原因是保護個人的工具；而在現論中，原因成為保護社會利益的工具[8]（P 159）。在這里，主觀的因素摻雜其中了，加劇了其不確定性。

至此，我們不必再去作深入的探討就已得知，原因從一個客觀的標準變成了一個主觀的標準，經濟因素被意志因素所淡化，顯然，這是判例的法律解釋的功勞。這樣，原因就被理所當然地歸為動機之類的屬于誠實信用原則的范疇中去了。結果是擴大了司法對個人契約審查的權力。到此，大陸法上的原因與英美法上的約因真的是越走越遠了。

3 對原因性質的界定。原因究竟為客觀的，還是主觀的？德國學者指出：在合同因缺少原因而被視為無效的情況下，該詞（原因）有不同的含義。這里的原因即是指對待履行。如果發現允諾之對待履行不存在或缺乏任何可能的經濟價值，那么，接受允諾的一方可以指責該合同因缺乏原因而無效，并可逃避履行[1]（P 79）。

法國學者萊尼？達維認為，原因學說給予一個非常簡單的觀念以影響。這個觀念就是，在沒有考慮當事人為什么作出這種許諾的理由和許諾者的目的時，你不能對一個許諾賦予法律的效力。不仔細研究這種理由和目的，不應該認為一項許諾具有約束力，一個契約也不應加以強制執行。這一點在英國也得到承認，但卻是根據另外一種不同的學說，……在這里，原因學說包含了英國的契約取消和受挫失效規則的基礎，它也包括了英國法學家所說的“約因失效”的情況。毫無疑問，這里所使用的“約因”一詞，除了在“約因”學說中出現外，其含義是與原因近似的。……原因學說是法國法的基本學說，……它強調在一個契約中當事人的許諾不應該看作是彼此孤立的。另一方當事人對他的許諾的履行是對當事人的許諾的約束力的必要支持∶假如契約不能按照雙方當事人在締結契約時所希望的那樣履行，契約將失去其價值，法律將不允許它有效。④伯利亞說∶“法律中最確定的是∶無原因即無義務。”⑤這多像霍姆斯的聲音。如果法國法的原因學說到此處為止的話，與英美法上的約因理論就不會離得太遠。

由此可見，早期的法國法之“客觀原因說”是以個人之間的自由交換為基點的，并力圖在法典中反映這一特征。拿破侖在民法典起草時說∶“當沒有就取得所為的等價時，就沒有買賣契約。”伯利亞也說∶“既然承認買賣契約是交易契約，也就是說，契約任何一方只是為了獲取等價而付出代價，或者，在其愿意情況下，獲取他們所轉讓物的價值的一部分價金。因此當物的等價沒有被支付時，契約被取消是契約自身的本質。”⑥雖然說，法國學理對原因效力的分析是從主觀出發的，但卻得出了客觀的結論，嚴格地說，也是一個外在的視點∶即契約效力的根源在于其物的交換性。這種物的交換性是當事人自律的根本動力，也是法律保護的目標。但是，如果我們據此認為，原因理論僅存于法國民法典中，那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德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雖然沒有明確規定把合法原因作為合同成立的條件，但德國學理在法律行為方面確曾深入討論過原因這個概念，其司法判例也承認之。德意志法的原因概念與法國法的正統原因概念相符合。就是說，原因不是指當事人心目中要達到的各種各樣的目的，而是指所承擔的義務的近前的典型的“目的”。每一類合同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即雷納爾（LENEL）所謂典型的交易目的，不因為當事人的不同而不同。原因具有普遍性、典型性，所以，德意志學理與法國正統派一樣認為每一類合同只能有一種債的原因，即取得債權的原因、清償原因或贈與原因[3]（P 67）。而《意大利民法典》第1325條與《西班牙民法典》第1261條仿照《法國民法典》都將“原因”作為合同生效的條件。由此可見，法國法的原因理論在大陸法系各國立法和司法中均有較大影響。

四、 小結

僅僅有合同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表示一致且真實，就承認市民社會中的合同的有效性是遠遠不夠的，合同之交易的本質是不容忽視的，就像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雙方當事人之間訂立具有約束的合同，他們的一致同意是必要的，但僅此一項經常又是不充分的[1]（P 108）。必須注重對價（原因）對合同效力的影響，而這一點在我國司法實踐和學理上甚至被忽視了。我們不能認為下列合同有效：1 甲因害怕或者擔心乙會破壞自己的店鋪，就與乙商定：只要乙不破壞其店鋪，甲每年支付給乙1萬元，乙對此表示完全同意。在這種合同中，雙方意思表示雖然一致且真實，但不能生效。因為乙對甲的店鋪不進行破壞是其應有的法定義務而非是對自己不利的容忍，甲支付給乙1萬元，乙沒有支付任何對價。2 甲與某派出所訂立合同，約定：如果在甲的人身或者財產受到損害時，派出所能夠及時到場并進行保護，甲每年向其支付10萬元。這種合同也是沒有必要效力的，因為派出所及時保護公民的人身或者財產安全是其法定義務。甲支付了10萬元，而派出所沒有支付任何對價。3 甲與乙訂立 買賣合同，約定甲應當在2003年5月1日交付貨物。乙擔心甲不能及時交貨，就與其協商：如果甲能夠及時交貨，乙在價款之外另行付給甲10萬元。

筆者認為，這種合同也沒有效力，因為及時交貨是甲的應盡義務，而不是合同外的另外負擔。

而對于一些無償合同，即沒有對價的合同，大陸法系許多國家的法律將其作為例外處理。例如，贈與合同要求：必須保證是贈與人的真正意思表示。故大陸法系的許多國家都要求贈與合同必須采取公證形式才具有法律效力。①我國《合同法》雖然沒有規定贈與合同的生效以公證為條件，但卻規定：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前可以撤銷贈與。但公證的贈與合同除外（《合同法》第186條）。民間借貸合同被規定為實踐性合同（《合同法》第210條）。

① 該案的案情大體是∶原告將其位于/:請記住我站域名/倫敦的一層公寓以每年2500英鎊的租金出租給被告99年。二戰開始后，由于人們害怕轟炸，許多公寓都空了。為了留住承租人，原告同意將房租減到一半，只收1250英鎊。戰爭結束后，房客回來了，公寓重又客滿。原告被告知從現在開始每年按2500英鎊支付，并應補交自戰爭開始到結束期間每年少交的1250英鎊，理由是原告允諾的減少1250英鎊房租的諾言無約因（轉引自[英]丹寧勛爵：《法律的訓戒》，丁建等譯，群眾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頁）。

② 該案案情大致是∶庫姆夫婦于1915年結婚，但于1939年分居。此后妻子提出離婚。1943年，法院作出了中期判決。丈夫同意付給妻子每年100英鎊的免稅撫養費。法院作出了終期判決，而丈夫卻沒有支付撫養費。1950年，妻子提出訴訟要求丈夫支付600英鎊撫養費。一審法院按照中央倫敦財產信托有限公司訴海伊？特利斯房產有限公司案確立的規則判決丈夫支付該費用。然而，在上訴時，丹寧法官卻又以“無約因”而否定了妻子的請求（轉引自[英]丹寧勛爵：《法律的訓戒》，丁建等譯，群眾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頁）。

③ 轉引自[美]詹姆斯·高得利：《法國民法典的奧秘》，張曉軍譯，載于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68頁。

④ [法]萊尼·達維，《英國法和法國法》，潘華仿等譯，中國政法大學校內用書，1984年8月，第103頁。

⑤ 轉引自[美]詹姆斯·高得利：《法國民法典的奧秘》，張曉軍譯，載于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68頁。

⑥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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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GrandGilmore 契約的死亡[A] 梁慧星，主編 民商法論叢（第3卷）[C]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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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文博，等 英美合同法指南[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

第6篇：民間借貸案例經典案例范文

[關鍵詞]社會資本；經濟發展；非正式制度；信任

[中圖分類號]F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09)05-0019-06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資助項目《基于特殊雙重委托問題的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研究》(08JC790092)。

社會資本理論是近20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之一，該理論一經社會學家提出，就引起了政治學和經濟學等學科的關注。經濟學對于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上。盡管經濟學領域對于社會資本的概念界定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但總體而言，社會資本被認為是影響經濟行為和經濟績效的諸如信任、規范和網絡等要素的綜合體。在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關系問題上，眾多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開展了大量研究，這一研究領域文獻的出現也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通過將信任、規范和網絡等歷史文化因素納入經濟學研究框架，人們發現社會資本在促成合作和交易、保證交易制度良好運轉、降低交易成本和契約的實施成本、提高資本運行效率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從而有利于提高經濟績效。

一、社會資本在經濟學研究中的興起

(一)

“資本”概念的擴展

“社會資本”在概念表述形式上就體現出鮮明的經濟學色彩。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資本是在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行動中被投資和動員的資源，資本的本質屬性在于它可以通過投資實現增值，是一種生產性資源。古典經濟學將生產要素分為三類：土地、勞動和資本，這里的“資本”是指以機器、設備等實物形態和以貨幣形態表現的物質資本。長期以來，物質資本作為主流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和終點，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性因素。20世紀60年代，以Schuhz和Becker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創立了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理論突破了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同質性的假設，將“資本”的范疇從實體性概念過渡到了非物質性概念。

循著“資本”與“人”相結合的思路繼續前進，經濟學家研究發現，人力資本價值的實現受制于諸多因素的影響，特別是社會因素的影響。Loury在經濟學領域首次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他在研究種族間收入不平等問題時提出，存在于家庭關系和社區組織之間的社會資本也是一種重要的資源。到了20世紀80-90年代，以Bourdieu、Coleman和Putnam等為代表的社會學家正式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盡管對于社會資本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在廣義資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現了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劃分。資本概念的擴展反映了人們對資本認識的不斷深化，也表明人們對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要素的理解更加全面。

(二)對經濟增長解釋的完善

經濟學對于“資本”的理解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對于經濟增長的解釋同樣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古典經濟學將有形的物質資本當作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強調資本積累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人力資本理論的產生。使得經濟增長理論進一步完善。人們開始認識到，以教育、培訓、健康、遷徙等形式表現出來的，附著在勞動者身上的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逐漸將注意力集中在束縛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的政策上，即為什么不同國家積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速度不同。

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表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技術知識和組織知識的巨大進步還需要依賴有利于資本積累和市場交易的制度。因此，以信任、規則和網絡等形式表現出來的社會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研究的核心問題，經濟學家開始將社會資本的貢獻作為經濟增長的因素加以研究①。在微觀層面上，主要考慮社會資本在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方面發揮的作用；在宏觀層面上，主要探討非正式制度、社會網絡等是如何影響宏觀經濟績效的。Putnam認為“社會資本增加了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利益”。

(三)“東亞奇跡”的啟示

在對經濟增長的考察中，“東亞奇跡”成為社會資本推動經濟發展的典型案例。“東亞奇跡”打破了西方國家通過長期的經濟微增長實現工業化的傳統經驗，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早在20世紀初就斷言，東方古老民族(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缺乏類似新教這樣的宗教倫理，不能生成資本主義；相反，儒教所主導的東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會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東亞奇跡”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韋伯的預言。Krugman通過分析也認為，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來自于勞動力與資本投資的增加，而非與技術進步相聯系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因此，他認為這種增長是難以持久的。然而歷經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東亞地區仍然表現出持續的經濟活力。

對于東亞經濟發展的奇跡，理論界較權威的一種觀點認為，

“東亞奇跡”只能部分地由人力資本、物質資本投資和技術進步等傳統因素解釋，和諧的人際關系及儒家文化道德規范相結合所表現出來的社會資本，是東亞經濟發展的特殊動力和深層原因。東亞社會在經濟發展目標上的共識、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倫理觀念和社會關系結構、政府與社會間較為和諧的關系、以制度安排和組織設計為特征的政府政策，所有這些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增強了經濟效率，促進了信息交流以及政府和企業間的合作。

二、經濟制度中的社會資本：概念和類型

(一)社會資本的概念界定

“社會資本”概念繼經濟學家Loury首次引入經濟學研究之中，社會學家Bourdieu對其進行系統界定后，Coleman、Putnam、Portes、Fukuyama、Butt和Stiglitz等學者都對其進行了多角度的定義。作為一種具有經濟屬性的資源，盡管大部分學者都認為社會資本涉及到一系列準則、規范、網絡和組織等，并且對于其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加以肯定，但是對于社會資本的內涵和外延至今沒有達成一致共識。

綜觀各種對社會資本的理論界定。筆者認為

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三種觀點。第一種是Putnam的界定，他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第二種觀點來自Coleman，他將社會資本看成是“一系列擁有兩個共同要素的不同實體所構成，這些要素均由社會結構的一些方面構成，而且它們促進了參加者的某些行動”。Coleman將社會資本區分為三種形式：義務和期望、信息渠道、社會規范。第三種觀點來自North和Olson的研究，他們提出的觀點更為寬泛，認為社會資本還應包括使標準規范得以發展及決定社會結構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例如政治制度、法律規則、立法體系和公民政治自由等正式制度關系和結構。

關于社會資本概念的三種觀點雖然表述各異。但都強調了社會關系與經濟結果的相互影響，并且關注經濟人之間的關系，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組織提高經濟效率的途徑。三者的區別在于，Putnam的界定強調了個體之間的“橫向聯系”，并肯定了社會資本具有的經濟學意義。Coleman特別強調了社會網絡的“閉合(closure)”對于社會資本生成的重要性，在他的界定中，社會資本不僅包括個體之間的橫向聯系，還包括縱向科層組織。而North和Olson的定義則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理解社會資本，甚至將某些正式制度也納入其中。

(二)社會資本的類型

在對社會資本外延的界定上。部分學者對其進行了類型劃分(見表1)。Collier區分了“政府社會資本”和“民間社會資本”。Krishna根據集體行動產生的不同途徑，提出了社會資本的兩種類型：“制度資本”和“關系資本”。Uphoff依據社會資本的來源及表現、存在的領域、動力因素等角度將社會資本分為“結構型社會資本”和“認知型社會資本”。Collier、Krishna和Uphoff劃分社會資本類型的標準各不一樣，但是他們區分的社會資本的兩種類型卻分別具備某種共性。“政府社會資本”、

“制度資本”和“結構型社會資本”主要體現了社會資本的制度屬性，它們以外在的形式表現出來，進而提高市場交易的效率。而“民間社會資本”、“關系資本”和“認知型社會資本”則主要體現了社會資本的非制度屬性，它們以內隱的方式存在于群體中，以此影響組織中的個體行為。關于這兩組社會資本，Coleman所研究的“開羅Kahn El Khalili市場”和“紐約鉆石批發市場”分別提供了兩個很好的例證。

雖然對社會資本的內涵和外延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但是社會資本所具有的非個體屬性得到了學者們的認同。在傳統的經濟學假設中，每個市場上的經濟個體都擁有獨立的效用函數，而在社會資本范式下，個體的效用函數還受到來自他人和組織的影響。按照經濟學的觀點，社會資本的產生來源于重復的囚徒困境博弈，通過重復博弈產生合作解，并使交易雙方形成對于聲譽進行投資的動機。Uphoff就對社會資本的這種非個體屬性進行了精辟的闡釋。他提出社會資本的“社會”是指“一定程度的相互關系、一定程度的共同身份、某種程度的相互間而不是個人利益的合作。Coleman也認為”人力資本隸屬于人，而社會資本則存在于人們的關系之中。

三、社會資本的經濟效應：實證研究

關于社會資本的經濟效應，經濟學的研究中其實早有涉及。由于市場機制中信息的不對稱和交易的不確定性，經濟交往中存在著“社會成本”，尤其是在市場上搜集信息的時間和資金成本，以及保證契約執行的成本。因此，Coase和Williamson等在新古典框架下強調經濟制度對于市場效率的重要性，他們將制度看成是減少社會成本和獲得信息的正式機制④。North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認為，決定著經濟行為和交換的路徑、規則和規范同樣重要。在有關經濟史的研究中他提出，在一個缺乏規范和信任的地方，企業家不可能造就持續的經濟增長，他們要完全依賴經濟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要依賴支撐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North關于制度變遷的理論中其實已經包含了社會資本的思想。Greif在研究中世紀地中海地區交易模式時，通過對馬格里布和熱那亞兩種貿易商的對比，用預期的差異解釋了兩種交易模式在關系上的差異。North和Greif的研究中雖然沒有直接用“社會資本”的概念，但是已經涉及到經濟發展中非市場制度的重要性。

Serageldin和Crootaert在綜合不同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社會資本的經濟作用歸納為“共享信息、協調行動和集體決策”。而對于社會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更多的學者通過實證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在宏觀層面，主要關注社會資本對宏觀經濟增長的貢獻，以及在解決貧困問題中的作用；在微觀層面，主要研究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的關系，以及社會資本對于金融發展的影響。

(一)社會資本與宏觀經濟增長

社會資本被逐漸認為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索，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是學者最為感興趣的研究內容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兩個典型的區域發展案例的影響，一個是東亞的經濟增長，一個是意大利的區域發展差異。

東亞地區持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被稱為是“東亞奇跡”，在探究“東亞奇跡”的特殊動力和深層原因時，人們最后總會將目光聚集在其豐富的社會資本上。甚至有學者將中國獨特的經濟制度形式概括為“網絡資本主義(Network Capital-ism)”，認為以家族或聯系密切的種族社群為基礎的網絡，在很大程度上培養了信任，降低了市場交易成本，并加速了信息的流動和創新。意大利的區域發展差異也是一個典型的案例，Putnam用了20年時間對意大利行政區政府進行了調查研究，發現以公民參與傳統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社會資本是決定意大利南北區域之間發展差距的關鍵因素。意大利北部地區之所以經濟發展水平高于南部地區，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合作傳統、互惠性規范和市民參與性網絡。為了進一步驗證這一假設，Helliwell和Putnam選取“市民團體”、“制度績效”和“公民滿意度”這三個指標來衡量社會資本，用人均GDP作為因變量，通過實證分析研究了意大利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意大利北部地區的社會資本水平高于南部地區，同時經濟增長率也高于南部地區，從而進一步驗證了Putnam關于“社會資本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的理論假設。

在衡量社會資本水平時，大多數學者都選擇將信任作為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進行測度。按照Fukuyama的觀點，信任是社會資本的基礎，一個社會的經濟繁榮程度，取決于該社會普遍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的高低決定現代私營大企業的發展狀況，從而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LLSV從組織的角度出發，運用世界價值規調查(WVS)的數據來衡量社會的信任水平，研究發現

信任水平與司法效率、稅收服從度、官僚機構效率、市民參與和大企業成功率等因素存在正相關。Knack和Keefer同樣利用WVS數據進行研究，得出了“信任水平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的結論。張維迎和柯榮柱以中國跨省調查數據為基礎，研究了信任與經濟績效的關系，其中的一些結果表明，良好的信任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企業利潤，就中國而言，還有助于吸引外資。

有關信任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檢驗了Fukuyama的理論假說，揭示了社會資本對宏觀經濟增長的作用。將信任等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納入經濟學分析框架，是對經濟增長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它證明除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之外，社會資本也是決定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變量。然而此類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對于社會資本的定量測度尚無統一標準。不同學者對社會資本的界定不同，采用的量化指標也存在差異，因此得出的結論缺乏統一的可比性。二是在研究中忽視了信任的標準問題，即沒有嚴格區分“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對經濟增長的不同影響。

(二)社會資本與貧困問題

除了關注社會資本對宏觀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多學者還將研究焦點集中到貧困問題上。現有文獻關于社會資本在解決貧困問題中作用的論述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家庭層面和社區(組織)層面。家庭層面的社會資本主要表現為家庭的社會網絡，家庭通過它擁有的社會網絡來獲取資源，從而影響就業、家庭福利和貧困的改善。

然而更多的學者還是從社區(組織)層面對貧困地區公共資源管理系統中的社會資本問題進行了研究。其中最具代表的是Ostorm的研究。她運用博弈論分析了自組織資源治理系統中的社會資本。通過對尼泊爾灌溉系統的案例研究發現，依靠合適的激勵機制和有效的參與合作，可以解決集體行動問題并提高公共資源的管理效率。Uphoff對斯里蘭卡“合作性水資源管理”案例的研究也表明，通過非正式的組織網絡和有效的合作，可以提高灌溉系統水資源的管理效率，實現帕累托最優。Narayan和Pritehett對坦桑尼亞鄉村社會的調查研究還發現，鄉村社會資本存量的增加會引起鄉村全部家庭收入的相應增長㈣。

社會資本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作用受到了學者的關注，構建貧困者的社會資本網絡、增加貧困者的社會資本存量已成為很多國家和地區反貧困治理的目標。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社會資本提供了一種組織信息共享、合作以及集體決策的非正式制度框架，對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和緩解貧困起著明顯的作用。在我國當前二元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反貧困治理要由目前的物質資本范式和人力資本范式轉向社會資本范式，應當通過構建貧困群體的社會支持網絡、促進貧困群體的社會合作來增加其社會資本存量，從而有效解決貧困問題。

(三)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的關系

Coleman在經典文獻“Social Capital in theCreation 0f Human Capital”中首次分析了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二者的關系。他把通常的“家庭背景”變量劃分為財務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三個方面，將家庭的社會資本看成是孩子與父母之間的關系，認為存在于家庭和社區中的社會資本對于下一代的人力資本產生具有重要影響。在Coleman看來，由于社會資本的公共物品屬性，導致人們向社會資本投資不足。在Coleman的開創性研究之后，部分學者就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內在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Boxman等發現，人力資本對收入的影響會隨著社會資本的增加而變小。Flap和Boxman通過進一步對荷蘭企業高管人員的研究發現，無論人力資本處于什么層次，社會資本和收入都存在正相關；但當社會資本處于較高層次時，人力資本的回報將下降。

揭示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雖然現有研究已經認識到社會資本是和人力資本一樣重要的生產要素，但是對二者之間的關系及其轉化還缺乏深入的分析。個體或組織擁有的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存在何種內在關系，個體社會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存量對于收入決定的影響是否存在差別，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

(四)社會資本與金融發展

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之一，但是對于金融發展的區域差異卻有不同的解釋。部分學者將社會資本概念運用于區域金融發展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Guiso等人的著名研究。Guiso、Sapienza和Zingales以意大利為例分析了社會資本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他們利用獻血率和選舉參與這兩個指標來衡量社會資本。研究發現，社會資本水平與家庭現金持有率呈負相關，而與家庭證券持有率呈正相關，即在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地區，居民對金融工具的選擇更偏向證券，企業更容易獲得信貸，意味著金融發展水平較高㈣。Guiso等人的研究具有開創意義，它解釋了影響金融發展的社會文化因素，但是沒有就社會資本影響金融發展的內在作用機制進行說明。

社會資本在微觀金融制度中的積極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加拉國的“鄉村銀行⑥”。鄉村銀行主要面向農村貧困群體開展小額信貸，這一模式獲得了極大成功。Van Bastelaer考察了社會資本如何降低小額信貸固有的信息不對稱的成本，他認為鄉村銀行主要的社會資本是員工和成員之間持續的關系，是信貸官員與借貸者之間庇護人和受庇護人的關系等。對于這種微觀金融制度的成功，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社會資本促進了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良好的信息流，并且降低了信貸市場上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四、社會資本的理論困境和非均衡分布

社會資本作為一個分析概念和理論模型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和興趣，而且在理論建構和經驗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時也面臨著理論發展的困境。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Arrow就建議放棄社會資本這個概念，他認為社會資本理論的三個重要概念：信任、規則和網絡都不是新東西，博弈論中的“聲譽理論”早已涉及，在他看來，社會資本概念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測度性和定義的模糊性㈣。此外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Solow也認為，討論社會資本與經濟運作的關系是難解、復雜的，

“社會資本”概念完全可以代之以“行為模式”一詞。

在肯定社會資本的積極作用時，也有學者注意到了社會資本的非均衡分布問題。Portes和Lan-dolt首次提出了“消極的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將社會資本的消極因素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圈內信任導致的封閉性和排他性；第二是對團體內個人成員形成限制；第三就是社會資本具有負外部性，黑手黨家族、集團和青少年犯罪集團就是例證。正因為社會資本的非均衡分布，很多學者認為它可能為腐敗、裙帶關系和尋租行為提供基礎，而在經濟領域還可能造成資源的壟斷和市場的分割。

同樣，Fukuyama也注意到了社會資本的這種非均衡分布問題。他在《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一書中曾將不同的文化區分為“低信任度的文化”和“高信任度的文化”，他認為中國、意大利南部地區、法國等屬于“低信任度的文化”，而日本、德國、美國等屬于“高信任度的文化”。前者的信任只存在于血親關系上的社會，后者是指信任超越血親關系的社會。Fukuyama因此得出結論，中國社會缺乏超越家族關系的普遍性信任，強勢的家族主義使得難以創建大規模的經濟組織，而規模的限制終將阻礙家族企業的進一步成長㈣。他認為社會資本的非均衡問題表現為以社會的“特殊信任”替代了“普遍信任”，而這對于經濟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Fukuyama的推斷仍有待商榷，但是他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五、總結和簡評

社會資本理論將社會網絡、共同規范和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納入經濟學分析框架，進一步拓寬了經濟學的研究思路，為解釋經濟發展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經濟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很多研究具有開創性的理論意義。

第7篇：民間借貸案例經典案例范文

關鍵詞 電影產業；金融資本；產業資本；轉型

中圖分類號J94 文獻標識碼A

2014年，中國電影年度票房接近300億人民幣，而這個數字在十年之前的2004年才剛過15億。2015年的票房增長更是快得驚人，僅7月份一個月全國電影票房就54.9億。超過了2002至2005年全國票房的總和。與此同時，影視產業的并購潮更是炙手可熱，2014年的并購案例中，平均每6天就會在行業內發生一起影視類的產業并購案，1600億元的資本如猛虎下山般撲向包括電影產業在內的大文化產業。

事實上，無論是電影票房的高速增長，還是電影產業的并購升溫，金融資本在這個過程中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金融資本與全球經濟金融化

對于包括電影產業在內的幾乎任何一個產業而言，都存在著產業資本（或稱“生產資本”）和金融資本這兩種非常重要的資本表現形式。需要明確的是，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都不是就資本的存在形式來進行區分的，而是就利用資本的行為者及其目的來進行區分的。

關于這一點，卡蘿塔?佩蕾絲在其經典著作《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一書中進行了非常明確的表述：“金融資本代表了以貨幣或者其它賬面資產持有財富的那些當事人的標準和行為。他們可能獲得利息、紅利或者資本利得，但是無論通過何種手段，最終他們的目的仍然致力于以貨幣的形式擁有財富，并使其增殖。從本質上講，金融資本正是重新配置與重新分配財富的行為者。相比之下，生產資本則體現了那些通過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而創造新財富的那些當事人的動機和行為。這些當事人向金融資本借入貨幣，進行生產或提供服務，然后與其分享所創造的財富。如果他們使用自己的貨幣，那么他們事實上要執行兩種職能（筆者注：即金融資本和生產資本兩種職能）。作為生產資本，其目的在于為生產而生產。他們在本質上是建設者。”簡而言之，產業資本通過從事實際生產而賺取利潤，金融資本通過從事借貸或投資等非實物資金運作，即錢生錢，來實現資本增殖。

金融資本具有極強的流動性和天生的逐利性，它們在本質上是無根基的，哪里有利潤，它們就會迅速的流向哪里，它們會廣泛投資于大量的產業、企業或者產品以趨利避害達到風險最小化、利潤最大化的目的。雖然產業資本也以盈利為目的，但它卻會較長時期地專注并扎根于某一自身所能勝任的產業、地域、企業或者具體產品，經歷產業的形成、成長、成熟乃至衰退，并在這個過程中直面風險、探索創新或尋求轉型。

金融資本或者金融部門雖然不創造價值，但它一方面可以投資于實體經濟促進產業快速發展而獲利，另一方面也可以依靠吸收更多金融資本投入金融市場形成泡沫而獲利，因此，金融資本在各國都受到高度重視。在一個現代經濟體中，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都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當金融資本的比重不斷上升并對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層面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的時候，人們把這一過程稱為經濟金融化。事實上，在這一過程中，“不僅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經濟部門不斷擴張，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而且在非金融企業擁有的資本中，金融業資本相對于產業資本的比重也在上升，金融部門在國內利潤中所占比重、來自金融業的利潤在企業利潤中所占的比重均在不斷上升。”在全球領域，這一進程發端于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得到發展，90年代加劇并異軍突起。

在中國，經濟金融化的趨勢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金融體制改革也表現得日益明顯，這也是資本積累的必然結果。隨著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資本積累程度的提高，以及近年來中國制造業、房地產業、出口外貿業等實體經濟的利潤率下降，相比之下，金融領域仍然有著較高的預期利潤，這就使得很多產業資本不愿意參與到生產活動中去，反而從產業部門中游離出來轉向流動性和利潤率都較高的金融領域進而形成金融資本，并最終擺脫了物質形態的束縛，可以更為自由靈活的根據自身對于利潤預期的判斷選擇到底是流向純粹的資本市場還是流向新興產業領域，或者流向更為復雜的全球資本市場。

這樣，經濟金融化的趨勢在世界范圍內逐步蔓延，“金融資本作為一種隱遁的決定性力量，其擴張性的邏輯突破了民族國家邊界、超越空間領土范圍，全面控制著人們的社會生活以及意識形態領域，主導著當今全球化的進程，就某種意義而言，全球化的展開方式是金融資本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經濟金融化趨勢使得金融資本相對于產業資本而言獲得了更大話語權甚至是支配性力量，進而憑借其強大的流動性和滲透性在全球任何地域、任何產業或者任何一家具體的企業長驅直入，影響著區域的政治經濟、產業的興起與衰退以及企業橫向縱向的重組整合。

二、中國電影從產業經營到資本運營的轉型

通常情況下，文化產業的發展存在一定的“反經濟周期”特征，在經濟進入新一輪下行周期時，文化產業的發展與整個經濟周期在時間上常常是不同步的，有時甚至出現逆勢上揚的情況。事實也的確如此，近年來全球經濟的低迷卻沒有影響到電影產業的發展，反而帶來了這個產業的極大繁榮。美國經濟學家將這種因經濟簫條而導致低價產品（口紅）熱賣的經濟現象叫做“口紅效應”。事實上，經濟不景氣會使得人們的消費就轉向購買廉價商品，電影票也是類似于口紅的一種廉價商品，它雖非生活必需品，卻兼具廉價和粉飾的作用，能給消費者帶來一定的心理慰藉。因此，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下行周期轉型過程中，中國的電影產業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相應地，傳統實體經濟的利潤降低使得大量閑置資本從那些領域游離出來形成金融資本，并迅速流向價值被低估的電影產業等新興領域。

與此同時，在經歷了多年快速成長之后，雖然跟國外比起來還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畢竟中國的電影產業在內容生產方面的模式已經基本形成，無論在內容創作、拍攝手段、特效制作，還是在演員陣容、營銷發行等方面，都已經具備了生產出質量上乘的電影作品的能力。也就是說，電影產品在市場方面存在著同質化激烈競爭的事實和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性。而就產業鏈各個環節上的不同類型的電影企業而言，經過數年甚至數十年的發展，它們也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行業經驗和一定的產業資本。產業競爭已經從成長期的電影作品競爭進入到產業整合的轉型階段。電影產業的整合沿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方向，不同的企業存在不同的整合路徑。從國內外的經驗來看，電影集團的整合普遍趨向于大資本、大融合的集團化模式，資本運營是國際大型電影集團的常規戰略手段。“總的來看，電影產業的集團化是多元資本在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分別展開并互相滲透的”，而在集團化過程中，需要大量資本的投入才能將電影企業做大做強，僅憑借產業資本的緩慢積累則難以快速實現這一目標。電影領域的產業資本也恰恰需要借助更強大的金融資本以面對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可以說，當電影產業和產業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由于內在的擴張動機而導致產業對金融資本需求的不斷增大。

因此，通過資本運營擴大規模、整合資源，成為中國產業進一步發展的必由之路。“所謂傳媒資本運營，就是將傳媒所擁有的可經營性資產，都視為有經營價值的資本，通過價值成本的流動、兼并、重組、參股、控股、交易、轉讓、租賃等途徑進行運作，優化傳媒資源配置，擴張傳媒資本規模，進行有效經營，以實現最大限度增值目標的一種經營管理方式。”電影產業鏈上的不同企業可以通過利用資本運營的手段進行融資、兼并和結構調整，實現自身的幾何級數增長。而資本運營模式與產業經營模式最關鍵的差異就在于金融資本的介入，金融資本的介入使得電影產業或企業的發展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圖1）。圖1中A企業通過資本運營在第二階段取得了快速的發展，而B企業沒有采取資本運營的方式，仍然按照產業經營的思維緩慢的進行著資本的積累。對于電影產業而言，產業經營階段的電影企業經營重心放在了電影作品本身上面，而電影產業的資本運營突破了單純的電影作品生產銷售的限制，它的運營中心不是電影產品本身，而是資本，這就使得企業能夠在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上實現利潤的最大化。電影企業可以通過上市、并購等多種方式實現資本和資源的集聚與整合，并通過規模化、多元化、一體化等多種方式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實現企業的發展以及資本的保值增殖。這對于我國的電影產業和企業而言都具有重大的變革意義。

于是，我們發現，電影產業中部分較有實力的企業，除了繼續通過電影制作發行等產業經營的方式進行資本積累之外，還開始通過資本運營的手段實現規模經濟或范圍經濟。例如2009年華誼兄弟的上市、2013年開始的電影產業并購潮等，而企業要達到這一目的需要更多的借助金融資本的力量。關于這一點，希法亭開宗明義直截了當地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的特點是集中過程，這些過程一方面表現為由于卡特爾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揚棄自由競爭，另一方面表現為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越來越密切的關系。由于這種關系，資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現形式，即金融資本形式。”這樣，電影產業的發展對金融資本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依賴性，產業資本創造的利潤越來越多地被金融資本所占有。當然，電影產業也在金融資本的大力支持下顯示了其未來發展的巨大潛力。

三、金融資本進入中國電影產業的主要表現

2015年的中國電影票房，首先用了不到100天的時間就站上了百億大關，之后在暑期檔的整個7月就高達54.9億元，此外，《捉妖記》創下了國產單片電影22億元的票房神話……一系列中國電影市場快速擴容的表現，背后都與金融資本對電影產業的支持有著巨大的聯系。“金融資本能夠推動產業資本運動更快更好地發展，能夠提高產業資本的利用率，能夠促使大量的閑散資金集中在一起，從而更加有利地推動產業資本規模的擴張。”隨著經濟金融化以及金融機構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閑置資金集中到了金融機構形成了金融資本，然后再分配給電影產業中的產業資本家使用。無論是銀行貸款、基金投資還是電影眾籌等，實際上都是金融資本的重要形式。具體而言，金融資本在電影作品的投資、電影企業的資本運作和電影產業的并購整合方面對中國電影產業的快速發展和轉型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電影項目投資

2014年，7部委聯合下發《關于支持電影發展若干經濟政策的通知》提出要“鼓勵銀行金融機構，為電影信貸提供支持；引導私募股權投資、創投基金投資電影產業”。事實上，在電影作品的拍攝制作方面，除了電影產業自身積累的產業資本之外，包括銀行（債權）、投資基金、民間資本、互聯網金融等在內的多層次金融資本也已經全面介入中國電影產業的生產和宣發環節，與產業資本結合在一起，共同創造了當前中國電影作品在數量和質量上的極大提升。在銀行貸款方面，隨著文化產業被確立為國家戰略新興支柱產業以及傳統制造產業和房地產業近兩年的持續走低，銀行也加大了對電影產業的貸款扶持力度。早在2006年招商銀行就曾經向《集結號》投入了5000萬元的無擔保貸款，近年來張藝謀導演的《金陵十三釵》和徐克導演的《龍門飛甲》也曾分別獲民生銀行1.5億元和北京銀行1億元的貸款，以往電影項目很難獲得銀行貸款的狀況正在發生改變，銀行貸款支持電影的案例越來越多。

在電影產業投資基金方面，近幾年來幾乎每一部票房較高的國產電影背后都活躍著電影產業投資基金的身影。2013年8月博納影業聯手諾亞控股、紅杉資本發起的博納諾亞影視基金（第一期）投資的影片中，共有5部上映，分別是《澳門風云》《竊聽風云3》《盜馬記》《白發魔女》《智取威虎山》，累計票房17.36億，電影項目層面的平均收益率在30%以上，基金所代表的金融資本的收益也超過了20%。在互聯網金融方面，最典型的莫過于阿里巴巴集團推出的娛樂寶。網民出資100元（1000元封頂）即可投資熱門電影作品，預期年化收益率7%，首期募集資金大約在7300萬元左右，投資于阿里參與的4部電影《小時代3》《小時代4》《狼圖騰》《非法操作》和1個游戲《魔范學院》。此外，《大圣歸來》則嘗試了電影眾籌的方式，獲得了來自89位投資人780萬元的金融資本的支持，這項投資預計將獲得本息約3000萬元的回報，平均每位投資人可獲得25萬元左右的收益。

（二）電影企業上市

中國的電影產業以前對金融資本和資本市場并沒有深刻的認識，更少有人懂得上市對一個企業所產生的發展模式的重大轉變。直到華誼兄弟在創業板掛牌成為內地第一家上市的影視企業之后，很多電影產業的從業者才開始意識到，上市為企業帶來的不僅僅是首次公開發行的融資機會，更重要的是企業通過上市將電影產業與資本市場之間的通道打通，進而獲得了持續資本運營的能力。這樣，如何以產業經營為基礎，有效地運用資本運營的手段，使企業獲得新一輪快速增長的發動機，成為很多電影企業開始重點思考的問題。借助于資本市場，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融合互相轉化，資本市場為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的滲透提供了更加直接和便利的場所。2009年上市之前的華誼兄弟僅僅擁有6家全資或控股公司，但是上市之后通過短短五年的資本運營，借助更強大的金融資本的力量，它在電影作品本身的產量和規模方面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并以電影為核心逐漸向多元化和一體化方向發展，成長為擁有電影、電視劇、藝人經紀、電影公社、文化城、主題樂園、游戲、新媒體等集影視娛樂、實景娛樂、主題公園、品牌授權、電商平臺于一體的大型傳媒集團。可以說，上市為電影企業提供了一個更方便獲得金融資本的融資平臺或資本工具，上市之后的企業可以獲得更多的金融資本用于企業的發展和擴張。在華誼兄弟之后，華策影視、保利博納、光線傳媒、華錄百納、新文化、中影集團、上影集團、萬達院線、保利文化、唐德影視、天馬影視、幸福藍海影視、金逸影視等電影產業鏈上下游不同環節的企業陸續在主板、創業板和中小板上市。隨著新三板的改革，越來越多的影視企業將會獲得更多的機會搭上行業大發展的“資本快車”。

（三）電影產業整合

產業整合是電影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的內在要求，在產業加速發展和快速整合過程中，金融資本為電影產業提供大量的貨幣資金，實現電影產業的集中與整合。而電影產業則通過自身創造的剩余價值和利潤，并將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給金融資本，從而實現金融資本的增殖。無論對于傳統產業還是電影產業，并購都是產業整合的重要手段，當前電影產業的并購主要有橫向兼并、垂直整合及跨界收購等三種表現形式。

1.橫向并購。當電影產業競爭日趨激烈，同時“互聯網+”帶來新的技術沖擊和轉型機遇的時候，電影企業迫切需要通過并購擴張、加固主業等手段來贏得新的發展機遇。華策影視收購克頓傳媒，華誼兄弟收購常升影視，光線傳媒入股新麗傳媒等并購案例，就是通過橫向并購的方式來提升產業集中度的。

2.縱向并購。打通電影產業的上下游進而形成完整的電影產業鏈是很多影視企業發展的客觀需求，尤其是一些影視類的上市公司，希望通過縱向并購整合電影上下游的產業鏈，確立并鞏固自身在電影產業中的地位和話語權。雖然阿里影業在2015年上半年凈虧高達1.5億，但該公司仍計劃在未來一年投入至少20億元進行產業鏈上下游的并購整合。如此充足的資金主要是來自于阿里巴巴集團注入的大量金融資本，使得阿里影業有機會在內容創新、投資、研發、制作和發行等環節不斷探索互聯網元素和傳統影視行業的深度融合和創新應用，并有望在未來幾年內成為融合互聯網基因的全產業鏈影視娛樂巨頭。

3.跨界并購。很多傳統領域的上市公司由于經濟下行帶來的經營壓力以及自身轉型的內在需求，會選擇跨界并購一些新興的高成長性產業中表現良好的企業。例如電影公司等，以期獲得更大的資本效應和媒體效應，進而迎合金融資本通過資本市場獲得盈利的需求。中南重工10億元收購大唐輝煌100%的股權，皇氏乳業7.8億元收購盛世驕陽100%股權，喜臨門作價7.2億元收購綠城傳媒100%股權等，都是典型的跨界并購的案例。但是也有質疑認為這些傳統產業的上市公司跨界并購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尋求轉型和重生，而是在于借助影視的概念助推其二級市場的股價飆升進而達到管理市值的目的，這無疑也是金融資本逐利性的重要體現。

四、結語：中國電影產業，文化金融論抑或文化資本論

電影產業與金融資本的結合，骨子里是一場你情我愿的公平交易。金融資本要借助電影產業的實體實現錢生錢、利滾利的價值增殖，電影產業要利用金融資本的手段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發展目標。二者都希望能夠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但是這場“戀愛”是由電影產業主導的呢，還是金融資本主導的呢？通常的回答都是產業為本，金融為器。也就是說，資本也好，金融也好，只是發展和繁榮電影產業的工具罷了。無論對于政府政策而言，還是對于產業資本而言，金融是現代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助推器，沒有金融資本的支持，電影產業的發展和繁榮也都僅僅是一個美好的圖景而已，于是關于金融支持電影產業的文化金融政策密集出臺。我們將這種觀點和立場稱為文化金融論。它將電影產業與金融資本的結合放在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框架內進行探討，核心是要通過借助資本的力量，多快好省的實現文化資源資產化、產業化和金融化，并形成金融支持電影產業發展的文化金融新業態，為電影產業整個生命周期提供成體系的金融支持。

然而，在當前電影產業轉型的過程中，新舊模式相互交織、相互矛盾、漏洞百出的情況下，金融資本來勢兇猛，它是否真正能夠按照政府和產業所希望和設計的那樣，充分發揮其金融支持產業的功能而不對電影產業造成傷害呢？還是它將充分利用轉型過程的空當，不顧一切地展現出金融資本最本質的逐利面容，使電影徹底淪為一種經濟附屬呢？這樣，將會是金融為本，產業為器，“產業公司由凱恩斯和熊彼特所描繪的經濟的發動機轉變為其首要任務是以犧牲其他利益相關者（即工人、消費者和管理者）來增加大股東的報酬及決策影響力，服務于大股東和金融機構為代表的食利者”，這樣，電影產業就演變成了金融資本的獲利手段。我們將這種觀點和立場稱為文化資本論。由于包括電影在內的我國的文化產業都還相對的處于成長期，尚未形成強大的傳媒集團和產業資本，在此時大量的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進入。一方面由于資本的投機性和對電影產業的過度熱捧會在很大程度上形成產業泡沫，另一方面隨著電影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張會造成產業資本對業外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的越來越多的依賴。從這個角度來講，資本之于產業，可以是淡水，但卻更可能是海水，越喝越渴，越壯大越依賴，甚至使得原本積累的大量產業資本轉而流向資本運營領域成為金融資本，企業家不是苦心經營自身的事業，而是熱衷于按照金融資本的邏輯一味浮躁地追求規模和利潤。